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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9 10: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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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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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止朦胧的多面林彪

行止朦胧的多面林彪试读:

内容简介

1971年9月13日凌晨,乘坐“三叉戟”飞机匆忙起飞的林彪、叶群与林立果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毁,随着陨落不仅是林彪一家三口的生命,还有对林彪的政治评价。一夜之间,本来的副统帅变成了“林贼”、“阴谋家”,他在历史上的贡献甚至被一概抹杀,留下来的只是一个骂名滚滚的“反革命”。本书作者为您解答在政治的烟云中,林彪的形象十分模糊,让人真假难辨。真实的林彪究竟什么样?是见风使舵的投机者还是才能超群的天才?是脾气古怪的坏上司还是带有民主作风的好领导?抑或就是一个神态安详的平常老人?人们回忆往事时,也免不了带有个人色彩,因此回忆中的林彪免不了失真。撇开具体的历史大环境,将林彪作为“人”来看,他也有多面,至于那一面才是真的林彪,恐怕不能仅仅依据回忆录中的只言片语,还需要更多历史资料,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与探索。

第一章 林彪的生平

林彪,军事家,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参加南昌起义、湘南武装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师长,取得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联合,意图夺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被中国共产党粉碎。林彪和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乘飞机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史称“九·一三”事件。1973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主犯。1966年9月9日,时任国防部长林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封面右上角写着:中国人的噩梦。

姓名:林彪

原名:柞大

字:阳春

曾用名:育蓉育荣

生卒: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

描述:军事家,共和国元帅

籍贯:湖北黄冈回龙山区林家大湾

一、简介

林彪唯一一次中枪

1925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

1927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后随军进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的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过位于江西东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同聂荣臻等在山西东北部指挥过平型关战役。1938年赴苏联就医,1942年1月回国。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第四野战军、华中军区司令员等职,参与指挥辽沈、平津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组织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联合,意图夺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他下达武装政变手令,意欲杀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粉碎了这次政变。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和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乘飞机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二、职业生涯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改名林彪,入黄埔军校四期,在校转为共产党员。

1926年11月,从第四期毕业后,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曾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中讨伐孙传劳和进军河南的战斗。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在工农革命军(后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营长、团长。

1929年初,随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任第一纵队司令员。

1930年6月,任红四军军长。

1932年3月任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率部作为红军主力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

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与聂荣臻指挥平型关战斗,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8年3月2日行军路过山西隰县千客庄,被阎锡山的晋绥军哨兵误伤,返回延安。同年冬赴苏联就医。

1942年1月回国。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赴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1946年1月,部队改称东北民主联军。2月,指挥所部在辽宁彰武和法库之间的秀水河子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一部。这是民主联军在东北反击国民党军的第一个歼灭战,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

1946年7月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七决议”),强调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指挥在北满的民主联军进行三下江南(指第二松花江以南)战役,和南满的民主联军组织的四保临江(在吉林南部)战役南北呼应,使国民党军首尾不能兼顾,疲于奔命,陷入被动。

林彪和罗荣桓、刘亚楼在东野指挥部

1947年后,与罗荣桓等指挥夏、秋、冬攻势,大量歼灭敌人,迫使国民党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互不相连的大城市中。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在中央军委的指导下,与罗荣桓等指挥辽沈战役,解放全东北。

1948年11月,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等指挥平津战役,攻克天津,和平解放北平(今北京)。

1949年春,指挥所部进军中南。

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12月改称中南局)书记、华中军区(12月改称中南军区)司令员。

至1950年4月,指挥所部,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的配合和华南游击队的策应下,先后进行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解放海南岛等战役,解放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五省。

1951年任军委副主席。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5年4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元帅军衔。

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1959年9月任国防部长,随即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务工作。

林彪任国防部长“文化大革命”后,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勾结,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又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互相争斗。

1971年9月13日,在其妄图策划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主犯。

三、个人荣誉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人物评价

蒋介石说:“林彪是战争魔鬼。”

斯大林说:“林彪是无敌元帅。”

毛泽东说:“1949年以前,林彪对于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

林彪说:“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谨慎。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

四、军事才能

林彪1907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户地主家庭。少年时期沉稳内向,善动脑筋。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各种进步思潮的兴起,林彪逐步接受了新的思想。他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只有十六岁。十八岁时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阀战争开始后,林彪奉命参战,北伐军打到武汉后,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排长。大革命失败之后,在血雨腥风的恶劣环境中,林彪选择了革命。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下途中失败,队伍多被打散。随后,林彪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并随着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林彪初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团长,因指挥作战有方,提升很快,到1929年春,红四军主力转战于赣南、闽西时,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员。随着红军的发展和编制的扩大,1930年6月,林彪升任红军第四军军长,时年二十三岁。

林彪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参加了中央红军的多次重大战役。在征战中其军事才能进步很快,到1932年3月,他升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来改称为军团长。林彪在指挥作战时,善于打突击。当一切布置停当,基本条件具备之后,就组织几股部队来个猛打猛冲,这种方式屡屡奏效。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杂牌军和地主武装,因其战斗力不强,官兵贪生怕死,遇到力量较强的部队一冲就乱,一乱就败。所以,林彪的突袭战术经常得手。他本人也随着胜仗的增多名声渐大并迅速提升。他任军团总指挥时,年仅二十五岁。

林彪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其思想也发生过动摇。曾经发出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议论。对革命的前途持悲观态度。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批评这种思想。尽管发生过动摇,但他还是在高级指挥员的位置上把武装斗争坚持了下来。

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到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林彪始终在第一线坚持指挥战争。他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红军长征。他率领的红一军团是长征的主力部队之一。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遵义会议后红军初战失利,再加上许多干部对红军绕着圈子走表示不理解,对此,林彪曾给中央写信,建议由彭德怀出来接替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此事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

林彪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从排长逐步升为军团长,并以此奠定了他一生的重要领导地位。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为了培养抗日军政干部,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成立抗日红军大学,林彪出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全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林彪任115师师长,是三位师长中最年轻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以师为单位分头开赴抗日前线。115师奉命东渡黄河,到雁北地区阻击日军的进攻。

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之后,沿平汉、平绥、津浦铁路长驱直入。9月中旬,西进日军占据大同,其主力继续南下。进占蔚县、广灵、灵丘的日军第五师团主力企图夺取平型关。为了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军队作战,八路军115师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进驻平型关东南的上寨、下关地区,待机歼敌。

到达预定地点之后,林彪反复研究了雁北的地形和双方的力量对比,认为只能寻找有利地势打伏击战,不能找阵地战。经过对平型关一带的地形侦察,最后确定利用日军疯狂而轻敌的弱点,占据有利地势,设伏待敌,打较大规模的伏击战。

1937年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由灵丘进占平型关北部的东跑池地区。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于二十三日命令115五师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115师接到命令后,林彪决定,利用关沟至东河南镇之间公路修在山谷中间的有利地形设伏待敌。决心下定之后,部队于二十三日隐蔽进入平型关以东冉庄和东长城村待机。与此同时,派出骑兵营和独立团向灵丘方向活动,钳制日军,以便保障主力的翼侧安全。

9月24日,115师组织了营以上指挥员进行现场勘察,并作出了具体部署。是日夜晚,各部队冒大雨向指定位置开进。25日拂晓,部队全部进入设伏位置,完成了各项战斗准备。

9月25日晨,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携带大批辎重,沿灵丘至平型关的公路开进。日军大摇大摆,根本不以为有中国军队敢于阻击。上午七时左右,日军全部进入115师设伏地区。指挥员当机立断发起进攻命令。一阵伏击的枪弹,给日军大量杀伤。随后,各团利用有利地势发起冲击。六八五团经激战歼敌一部。六八七团切断了日军的退路。六八六团第一、三营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日军虽遭突然打击,战斗力仍非常强大,还能组织起强大的火力进攻。

八路军对日军进行分割包围,多次打退日军突围。东跑池方向的日军回援被围,被六八五团打退。战斗进行到十三时左右,被115师围住的日军全部被歼。但驻守团城的国民党军队临阵脱逃,给东路池一带的被围日军留下了机会,使这部分日军得以突围逃走。此战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缴获步枪一千余支,轻重机枪二十余支。掷弹筒二十九余具,火炮一门,战马五十三匹,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二百余辆。

有评论称,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中国人抗战的决心,打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此战在全国的舆论工具中成了重大新闻,被各报刊登载。林彪作为作战的指挥官,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很大,在全国也成了知名人物。

平型关大捷之后,林彪继续率115师战斗在抗日前线。1938年3月2日,林彪率部行军途经山西隰县时,被阎锡山的晋绥军哨兵误伤。伤后护送延安休养治疗,冬天赴苏联就医,直到1942年初才回国。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从华北和华东抽调十余万军队和地方干部出关,扩展东北根据地。林彪受命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中共东北局书记等职。就在中国共产党向东北地区调集干部和军队的同时,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分海、陆、空三个层次向东北派遣军队。国军在很短时间内就向东北调集了三十万全部美式装备的军队,后来军队数量增加到六十余万人。

中共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放弃大中城市,下到农村搞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政权,发动人民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在形成稳定格局之后,东北野战军从北向南展开进攻。通过“四保临江”扼制住了东北国军的进攻势头,又经过1947年的夏季和秋季攻势,开始大量地消灭国军的有生力量。再经过1947年冬和1948年春两个强大攻势,国民党军队退守到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和十来个小城市。此时东北野战军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国军。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较充分地显示出他的指挥才能。他总结出“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等战术原则。“一点两面”就是在进攻敌人时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得手之后迅速扩大战果,正面进攻与侧面迂回包围、分割、穿插相配合;“三三制”即每班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每个战斗小组三至四人,进攻时以小组为单位,队形疏散可减少伤亡,容易聚拢便于形成战斗力;“三猛”即猛打、猛冲、猛追。林彪把复杂的战术问题用几个字简练地概括,好学好记,便于推广,这些战术原则,在东北野战军中推广很普通,应用也很广泛。

林彪带兵只管打仗,别的事几乎不问。在指挥东北战场的各战役、战斗的过程中,林彪差不多终日倒骑着椅子面对墙上的地图,长时间不许别人打扰,一个人面朝地图观察和思考。他不善于与别人交流和讨论,而喜欢一个人默默地想。一旦他开口布置任务,那就是命令,别人只能是听命和执行。

他对战场兵力的计算,可以精确到一个营甚至一个连。他不打无把握之仗,每仗都留有余地。在进攻时,他要计算到有全胜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还要留出退路。在辽沈战役中打锦州,尽管毛泽东发了数十封电报,但在没有充分把握时林彪就是不下决心。有一次终于下了打锦州的决心,但当他听说国军又增调五个师的兵力增援锦州时,又把部队撤了下来。

在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高级将领的指挥下,围困长春,迫使国军起义或投降,和平解放长春;强攻锦州,堵住东北国军的退路;攻占沈阳,全歼东北蒋军。东北野战军发动的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以伤亡六万九千余人的代价,换取了全歼东北国军四十六万人和解放东北全境的重大胜利。

辽沈战役结束,林彪与罗荣桓率部入关。进驻华北之后,与聂荣臻等共同指挥了平津战役。林彪调集东北野战军的三十四万人,由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莅临天津统一指挥。1949年1月14日发起总攻,激战二十九小时,全歼天津守军十三万人,解放天津。切断了傅作义的南逃之路,经过政治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宣告胜利结束。以伤亡三万九千人的代价,获取了消灭和改编敌军五区,使国民党军队驻华北主力基本丧尽。

平津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率领这支部队继续南下,一直打到中南地区,并在那里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

在解放战争的五年征战中,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其战争规模最大时可集结数十万人。在数十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中,几乎是每战必胜。

林彪曾三下黑手陷害聂荣臻毛泽东暗中救聂一命。林彪与聂荣臻的故事要从他们的相识说起,两人曾经是师生、搭档。具体矛盾的由来是相处的过程中渐渐产生的,林彪最终痛下毒手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

五、师生搭档

林彪与聂荣臻有缘。战争年代,他们曾经三次合作共事,为共和国诞生立下了战功。

林、聂初次相识是在1925年冬。那年,年仅18岁的林彪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叫回龙山的小山村来到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编入步兵第二团第三连学习。给他上第一堂政治课的老师便是聂荣臻。当时,聂荣臻在该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

聂荣臻对林彪的印象是:“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

林彪、聂荣臻结成搭档是在1932年春。几年阔别,两人都有了很大变化。林彪已非吴下阿蒙,经过毛泽东的悉心培养和提拔,他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成了红军中最年轻、最能干的战将之一。

1932年3月,中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调整红军编制序列,重新设置红一军团,任命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军团政委。聂荣臻的四川老乡朱德、陈毅告诉聂荣臻:“林彪这个人,军事上有自己的一套,但是独断专行,喜欢排挤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非常不好相处。”就是在老乡们的警告声中,聂荣臻与林彪搭起了班子。

聂荣臻上任没几天,看到林彪随身总带着一个神秘的小本子,经常独自一人躲开大家在上面添添画画。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一天,聂荣臻碰到林彪拿着本子向机要科的同志要数字:“快说说看,这次作战,一军团共毙、俘敌人多少?缴获多少?一军团自己的伤亡情况如何?三军团在这三方面的情况怎样?”“你在记什么?”聂荣臻想看个究竟。林彪一时高兴,将本子递了过来。聂荣臻看到本子上记的尽是历次战斗歼敌和缴获的数字。这些数字两个特点,一是记的全是胜仗,没有败仗;二是自有一、三军团后,林彪不仅记下了自己的战绩,还把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的数字也记了下来,进行比较。聂荣臻很偶然地发现了林彪隐藏在心中的最大秘密:他要与被誉为“红军之狮”的猛将彭德怀展开全面的竞争。

聂荣臻十分赞许林彪军事指挥才能和他勇于钻研战术问题的精神,愿意尽量配合他把部队带好。但他们共事不到40天,聂荣臻就与这位比自己年轻八岁的军团长发生了争执。

那是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占了福建的第二大城市、着名的侨乡漳州。林彪高兴得直搓手:“这里的人富得流油,随便抓一个都是土豪。我们在这里可以好好地补充一次了!”在他的感染下,其他红军官兵也磨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一天,军团部外面传来吵嚷声。通讯员向聂荣臻报告,说外面有几个老乡一定要见政委。聂荣臻到外面一看,几个老乡光着身子站在门口,身上被抽打得青一道紫一道的,有的人脸上还淌着鲜血;不远处有个战士正在用皮带抽打一个商人。他赶紧跑过去,厉声喝斥道:“谁叫你们打人的?”

那个战士开始还有点胆怯,后来看见林彪也走出门来,又梗起脖子,理直气壮地说:“报告政委,这些老财不肯交款,军团长说……”“谁说也不准打人!”聂荣臻转身对站在一边的军团长说:“林彪同志,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予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们怎么能这样拷打他们呢?”“政委同志,请问,我们还要不要钱?”林彪阴沉着脸反问道。

聂荣臻被林彪这副轻蔑的神情激怒了,他大声地说:“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如果我们把政治影响搞坏了,你筹到再多的钱,也是没有意义的。”林彪不再吭声,两人在沉默中结束了第一次争论。

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漳州也开了一座大商店,进城的红军也派了这家商店的款,谁知商店老板拒绝交款,说店里的财产是陈先生的,交纳一分一厘都需要陈先生许可。附近几家商店看见“陈”字号的大商店不交款,便开始观望起来。

一位营长找到林彪,问如何处理。“找政委去。”林彪把这道难题推给聂荣臻。聂荣臻想了一下,吩咐这位营长:“你再到这家商店去,把派款的道理再讲一遍。如果他还不交,你们就拿走相当于所派款子的胶鞋等实物。记住,不能影响商店的正常营业。”后来营长认真地做了工作。二十多年后,陈嘉庚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聂荣臻,谈起往事,他心悦诚服地说:“当年,你们在漳州是既讲政策,又讲信用。”这是后话。

林彪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十分自负。一次,当他的老部下吴法宪请教作战要诀时,他说:“我有‘常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了。”但奇怪的是,他居然会为遭致一连串失败的“短促突击”战术大唱赞歌。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走下坡路,连打败仗。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根本不懂军事,便把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提出了“短促突击”的新战术,遭到红军将领的普遍反对。

林彪、聂荣臻也对这种新战术感到恼火。李德坐在瑞金指挥红一军团进攻南丰,连迫击炮放在地图的哪一根曲线上都规定死了,结果险些造成全军团的覆没。两人商量后联名给中央军委发电,明确建议:“诱敌和放敌大踏步前进,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结果,遭到军委严厉批评。军委告诫林、聂要坚决服从命令,不要脱离中央的轨道从而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接到回电后,林彪的态度变了,他开始专心钻研新战术,提出了27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从而获得了李德的赞赏。广昌战役打了不到18天,一军团就损失了五千五百余人,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聂荣臻多次看见林彪捧着人员伤亡统计表愁眉苦脸。但他没想到,饱受新战术之苦的林彪却在广昌战役之后发表了鼓吹李德战术的《论短促突击》。

彭德怀与林彪同是军团长,他无法忍受军团战士无辜送死,就找到李德说:“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大骂彭德怀“封建”,威胁要撤他的职。在李德面前,彭德怀宁可上军事法庭,去坐牢,被枪毙,也不愿低头,而林彪则弯下了脊梁。对此,被罢黜闲居的毛泽东十分伤心,他感叹道:“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嫩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

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中央常委进行重新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领导小组。与聂荣臻在会上态度鲜明、积极发言相比,林彪基本上一言不发。因为会上受到大家集中抨击的短促突击战术,正是林彪一度热心鼓吹过的理论。

遵义会议后,军事顾问李德由“太上皇”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想起了曾经信奉过新战术的林彪,于是要求跟随红一军团行动。用他的话说,就是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泽东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的战术”。李德拉着驮满特殊食品的马匹,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谁知林彪对他冷若冰霜。

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长负责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伍修权曾是李德的翻译,遵义会议后不久到一军团看望李德。李德一肚子气无处发泄,见伍修权拿了他桌上的一个核桃,便勃然大怒:“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伍修权不明就里,聂荣臻告诉他:“李德被林彪气昏了头,见谁咬谁。”

六、林彪下了黑手

新中国成立后,林彪与聂荣臻的境遇大相径庭。由于称病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毛泽东让他专心养病,林彪退到了政治舞台边角,成为清闲的旁观者。而聂荣臻则代理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彭德怀筹划抗美援朝战争,成为当时最忙碌的人。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十年。随着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彭德怀被罢官,林彪趁势而上,担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到了“文革”中间,林彪对聂荣臻下手了。

1968年3月22日,林彪下发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了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他宠信的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有意封锁,如此重大的人员变动,身为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事前竟毫无所闻。杨成武是聂荣臻指挥华北野战军时的主要战将,林彪和康生要挖出杨成武的“黑后台”,其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4月6日,聂荣臻觉得有必要把事情搞清楚,便打电话找林彪。电话是叶群接的。“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是谁?”聂荣臻直截了当地问。“并没有点名嘛。”叶群回答得很艺术,反正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厉害,让群众去轰,轰倒谁就是谁。

聂荣臻感到事态严重,便于4月7日直接给毛泽东上书,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四天后,毛泽东在聂荣臻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安慰聂荣臻:“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六个月后,林彪第二次将黑手伸向聂荣臻,理由是他参加了“二月逆流”。1968年10月26日,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和李富春等老同志说成是反党集团,并分成两个摊子,说聂荣臻与叶剑英、徐向前是一个团伙。

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聂荣臻忧怒交加,因病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叶剑英打电话给聂荣臻的夫人,说:“你转告聂老总,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

1969年10月18日,林彪又使出了第三招。他借口中苏边界关系紧张,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发布紧急指示,即所谓“第一个号令”。根据这个号令,聂荣臻被疏散到郑州,林彪特地为郑州方面规定了八个字的接待原则:“不冷不热,偏重于冷。”在郑州,聂荣臻患上了皮肤病,全身奇痒,坐不安,睡不宁,身体急剧衰弱。他只得求救于周恩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让聂荣臻回京治病,并安排他在五一节与毛泽东见面。“荣臻同志,身体还好吧?”毛泽东关切地问。毛泽东身边照例跟着“亲密战友”,但林彪没有任何表情。“皮肤病,顽固呀。”聂荣臻感谢主席对他的关心。“荣臻同志,你不要回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林彪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

可以说,是毛泽东救了聂荣臻一命。否则即使林彪不再使阴招,聂荣臻极度虚弱的身体一定难以支撑下去。

在得知“九一三”事件和林彪走向毁灭结局后,聂荣臻百感交集,他总结了三条:“首先,对于个人主义严重,特别是伸手要官要权的人,我们不应该予以重用,尤其是决不能让他们进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第二,我们必须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识别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两面派;第三,我们要警惕像林彪那样极力鼓吹个人迷信的人。”他为自己的“搭档”加上了最后的注脚。(摘自《中共著名搭档大结局》作者:少华)

七、与毛泽东

林彪与毛泽东,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师生到战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过许多这样那样的意见,择其要者就有下面这九次——第一次: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提出了“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没过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之见。”但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

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语调温和、观点鲜明、文字精妙的回信。毛泽东温和地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以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农村中心理论”,大大地发展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二次:在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林彪曾多次批评“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但后来却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左,表态支持“短促突击”。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

1933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埋头钻研战术,指挥战斗。

林彪作为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在实战中一直坚持毛泽东的战法,同“左”倾路线的瞎指挥进行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从1934年2月5日初,林彪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难能可贵的。

不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讲了一天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林彪的态度和观点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7日,他在《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一改往态,大赞“短促出击”战法,说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林彪对“短促突击”作了26条洋洋五千言的发挥,俨然成了这一战术的专家。

林彪的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背。当时,许多红军将领表示不解。伍修权称林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一文收编进文件汇编,显然是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

第三次: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昆明城,然后北袭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抵达会理城区,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到了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后又向中央写信,再次提出他的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了电报,反映了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彪的信后,引起很大警觉。他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必须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有作正面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枉了彭德怀。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终于说出了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

第四次:毛泽东领导红军奠基西北,而林彪却闹着要到陕南打游击;在随后进行的东征中,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发生争论。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由林彪统率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主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一胜利为中央的这一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可是林彪却另有想法,他三番五次地闹着“去陕南打游击”。

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在向各军团首长征求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时,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12月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有不移之心,一周来虽然数次向军委请求,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唯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助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随后又于12月12日、15日、18日连电中央,坚持己见。

12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发电给彭德怀,请彭德怀给林彪做思想工作,打消他“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此电称:“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在过去以及最近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对中国革命,对于党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是有着中国及国际的荣誉的。”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工作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出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但他心中存在着问题,他来中央一个时期,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志交换,对他的不安心的问题,并且使他对于政治问题能够更好研究一番。他的职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过了两天,毛泽东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示:“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的。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林彪接电后,于12月21日、23日两次复电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说:“中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并辩解说:“我从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此时,中央已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并部署东征。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林彪等人,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电报还关切问及“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可是,林彪于12月26日回电中央说:“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鉴于林彪这种软磨硬施的态度,中央于12月29日23时电令他:“接电立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林彪这才于1936年1月1日回电中央:“决明日动身去中央。”

林彪到中央住了半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说服教育下,不再闹着到陕南打游击了。2月下旬,他率红一军团东渡黄河。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东征。

在东征过程中,毛、林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红一军团作战方向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指示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右路军)的作战方向是晋西南地区,以确保黄河渡口,依托陕北,伺机向南向东发展。而林彪则于3月27日、30日、31日连发数电,坚持其主力应向晋东南挺进。林彪甚至提出让毛泽东回到陕北,说:“彭、毛两同志及方面军机关移至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诸同志在一起工作为好,以便集中人力、精力、时间,充分冷静考虑指导全部政治、军事、外交大计。彭、毛随部作游击战争,今日至此,明日至彼,必有碍指挥。”

4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向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封近两千言的长电,指出林彪“存在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观点”。电报详尽阐明,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任务是扩大红军,在陕西与华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首先在陕西创造更大根据地。没有这些,就没有什么“外交、政治大计”。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林彪让他回陕北的“建议”,说:“中央不能同意如此重大任务,可以不要一个中央委员直接参加而能顺利完成的。”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了林彪瞧不起晋西南(因为那里经济条件差)。指出,要把山西和陕北联系起来考虑,不能因晋东南经济条件好而要晋东南,其他地区经济条件差,就看轻其重要性。

第五次:在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力主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林彪却热衷于大兵团的运动战。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获得大胜,毛泽东完备地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为研究党和军队参加抗战的问题,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从八路军的实际出发,并且考虑了打败日本之后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突出运动战和阵地战,不能与敌人拼消耗,只能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战。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以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问题时,出现了各种见解和争论。据聂荣臻的回忆,林彪的意见与毛泽东是不同的:“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团地消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

9月14日,已率部到达山西平型关前线的林彪,电告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以一个多旅之兵力在平型关袭击日军,以配合阎锡山的正面作战。此电当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于16日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此方针。”17日,毛泽东再电嘱彭、任、林、聂等人,指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地区,主要是在陕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18日,林彪依据前方战局向毛泽东回电,提出:“在敌目前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随后又致电毛泽东,主张以一一五师两个多旅的兵力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他强调:“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显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分歧:林彪是从一一五师所处的前方实际出发,时间、地点均对我有利,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力主在平型关打一仗;毛泽东则是从八路军本身实际情况和战略全局出发,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建敌后根据地上,尽量避免以主力和日军正面作战,因为那样既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进攻,也不利八路军的发展和壮大。

9月21日,作为主帅的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前线将领林彪等人一再坚持的意见,发电给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不是整个一一五师)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寻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11月26日,锦州失守,辽西走廊东门洞开,毛泽东和中央所定的“独占东北”计划落空了。

下步怎么办?在11月22日林彪的“根本意见”电报中,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放弃在辽西决战的企图,我军撤往辽宁腹地,把铁路沿线让开;二是整训部队,待机再战。

几天之后,即11月25日,东北局重要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经过认真研究,也向中央提出了。陈云等人的意见与林彪的意见基本相同,只是更系统了。与此同时,黄克诚、李富春、罗荣桓等人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

正在延安养病的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林彪等人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林彪、陈云等人的积极建议下,毛泽东和中央终于把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改成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方针,为东北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七次:在争夺四平的战役中,毛泽东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估计,东北地区经过谈判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毛泽东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后)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的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1月5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提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东北部队目前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分散建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1月15日,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林彪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但是,林彪还是服从了毛泽东、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部署。林彪统率东北民主联军,依据中央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全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据内线迎击大举北进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态势。

中共拿下四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是为了在东北实现停战的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在实际上却激起了蒋介石更大的贪欲和报复之心。蒋介石到处鼓动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在四平的决战难以避免。”

4月18日,蒋军发起对四平的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在此前后,毛泽东连连电命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阻滞敌人北进,要“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甚至提出“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该城军民在1936年至1939年浴血奋战,顽强抗击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世界。

毛泽东的这些决策,实际上暂时改变了他原来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从“两厢”又回到了“大路”,在“大路”上与蒋军殊死争夺。

开始,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在四平保卫战前夕,即4月11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就防守四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并不能消灭敌人。

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

然而在战斗打响以后,林彪于4月18日向中央致电:“敌已开始直接进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四平之役血战1个月,打得十分残酷。蒋军伤亡万余人,民主联军也伤亡8000多人。5月18日,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如实报告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他陈述了理由,并于当日下午组织部队撤出四平。

毛泽东没有因林彪没有“死守”住四平而责怪他。相反,复电林彪称:“四平我军坚守一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什么“历史意义”呢?实践作出了回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如果不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其结果必然是人地两失。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黄克诚就四平之役责任问题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则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第八次:毛泽东决策发动了辽沈战役,但先从那里打起?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毛泽东后来曾感叹:“战锦方为大问题。”

东北战场的决战,主要是消灭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中的蒋军力量。但是,仗先从哪里打起呢?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曾电问林彪:“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并以商量口吻说:“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涞地带(即锦州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关内)是否更有利?”

林彪则担心主力从北满南下,远道攻打锦州,如攻不下,敌援军一到,将陷我军于被动地位。所以,他再三提议先打长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但是,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发现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攻下,遂改用围困之策。7月20日,林彪、罗荣桓报告军委说:“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同意,并指示他们加紧政治动员和准备军粮,以使战役在8月打响。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于8月3日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和杨成武,组建华北第三兵团,命其完成“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

可是,8月8日和11日,林彪、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迟早才能确定,后又提出南进所需粮食无法解决,难定出动时间。毛泽东接电后,颇为不满,8月9日和12日回电说:杨部已确定21日出动,“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关于粮食问题,“两个月前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只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至现在部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毛泽东质问道:“你们这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林彪终于作出决定: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南下攻打锦州北宁线。

9月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命令发电给林、罗,明确指示: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泽东指示的关键和要害是:拿下锦州,关死东北向关内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9月10日,林、罗态度明确地电告了具体部署和战役发展的前景,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林彪的这一部署和分析,与毛泽东的意图相吻合,使毛泽东十分高兴。毛泽东于9月30日复电说:“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按照这一部署,林彪亲率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在北宁线发起攻击,切断锦州与关内和沈阳之间的联系,形成对锦州的包围态势。蒋军没有想到林彪有此行动,眼看切断其通往关内的大门,立时慌了手脚,内部争吵不休。蒋介石亲飞北平,调集5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三十九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组成援锦东进兵团。10月2日,蒋又飞沈阳,命廖耀湘兵团西进援锦。

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想“预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因此,攻锦决心再次动摇。

10月2日深夜,林口授一封向军委的电报,经罗、刘阅读后发出。该电提出,由于援敌新情况的出现,下步行动有两个方案:一是“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实现这一方案有许多困难,没有把握。二是回师打长春,打长春获胜“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多天时间”。最后说:“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电报虽然提出了两个方案,但其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即:放弃战锦,仍回师打长春。罗荣恒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说服林彪撤回了这个电报。因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恒便亲拟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线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

毛泽东10月3日清晨4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封电报,十分不安。他当即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说:“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锦州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条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

意犹未尽,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发一电,反复讲明现在战锦比发后战锦的种种有利条件,指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10月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后一封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于晨6时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其后的情况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10月14日只用了31个小时就打下了锦州。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解放沈阳。11月9日收复锦西、葫芦岛,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毛泽东在悼念罗帅时还想起了当年决策战锦的事。他感慨地说:“长征不是艰难日,战锦方为大问题。”70年代,他又讲过:当时这个仗真是难打!发了这么多电报,他(林彪)就是不敢打。

第九次:党中央决策抗美援朝时,林彪反对出兵参战,免得引火烧身。毛泽东则力主出兵援朝,指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主力被切断在南朝鲜。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美军也随之悍然北进,向空虚的北朝鲜大举进攻,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在危急关头,朝鲜政府首相、人民军最高司令长官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请求援助。10月1日,毛泽东收到了金日成派特使送来的求援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们作战。”

毛泽东当即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明确表态: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更猖狂,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与会者的意见不尽一致。大家主要是担心在装备和火力方面我军与美军悬殊太大。

10月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希望大家摆一摆出兵的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作出冷静的决策。当然,毛泽东期望的是与会者能够支持他出兵的意见。但在会议开始时,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援朝持怀疑或反对态度,尤其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报握。林彪的发言及态度,则更便他失望。

林彪发言的大意是反对出兵。他说:主席让我们摆摆我们出兵的不利情况,我很赞成。我们刚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仗。特别是我们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我们打蒋介石,用小米加步枪就可以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优劣还不那么悬殊,而美军就大不一样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美军一个师拥有几百门炮,而我军的一个师才有几十门炮,坦克更少了。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空军和海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我们出兵参战,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如若贸然出兵,倘若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反而把战火引到我们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

10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议气氛仍然沉闷而凝重,多数人还是主张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听了这些,毛泽东讲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从西安紧急应毛泽东之召乘飞机抵京,急赴中南海参加会议。

在10月5日继续举行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彭德怀的发言和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使会议气氛转变,很快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关于志愿军司令人选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曾考虑请林彪担任。因为林彪当时是同级军事将领中最年轻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参战部队又多是原东北野战军即林彪的老部下。大出毛泽东所料的是,林彪称病拒受此任。他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难以胜任。林彪上述病症确实存在,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他反对出兵。在此情况正下,毛泽东才把帅印授予彭德怀,由彭德怀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发电给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商的周恩来,说在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掩护我志愿军的条件下,“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据说斯大林得知此电后,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对于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我们认为似可作如下评说:

林彪并非“一贯紧跟”毛泽东,也不是“一贯反对”毛泽东?林彪不是自称“一贯紧跟”吗?仅就拙文所列就有九次他没有紧跟。“一贯反对”吗?上述九次分歧的性质没有一件可构成所谓的“路线斗争”,更构不成敌我矛盾。

八、林彪之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林彪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在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林彪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不仅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而且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陈伯达、江青等人联合,排斥异已。意图夺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

1971年3月间,林彪、叶群让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订《“571工程”纪要》,准备趁毛泽东巡视上海等地期间组织杀害。林立果等按照这个计划,在上海、杭州、南京、北戴河等地进行了部署。毛泽东对其有所觉察。见事将败露,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政变的手令。

11日,毛泽东乘坐的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意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计划破灭。12日,林彪集团又计划南逃广州,打算另立中央,实行割据。12日晚,他们将256号飞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以供当时还在北戴河的林彪使用。当晚,周恩来追查飞机的突然去向。林彪、叶群、林立果等见事情业已败露,遂于13日凌晨乘飞机外逃,途经蒙古的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史称“九·一三”事件。

中国官方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九、家庭成员

叶群(1917—1971)福建闽侯人。早年在北平读书,曾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到延安,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后期与林彪结婚。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的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林立衡(1944年—),小名豆豆,又称林豆豆,林彪之女。曾担任过《空军报》的副总编,在郑州一家汽车厂工作,后来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9年参与发起了一个名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机构,后来在这个学会下面设立一个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和一个林立果,林彪之子。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1945年出生。1970年10月,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组成“联合舰队”。1971年3月,林立果主持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谋杀阴谋失败后,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也随之败露,9月13日凌晨,林立果同林彪、叶群在山海关机场强行驾机外逃,飞机坠毁,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

第二章 才能超拔的天才

一、王明:在会上说林彪几句好话都会引来毛泽东不快

毛泽东慧眼识英雄:“林彪这个娃娃不仅有能力,而且是一代天才。像他这样的人,不仅能打巧仗,还能把整个局势都装在脑子里,将来我们的军队就需要这样的人来指挥。”王明后来说:毛泽东在军事上十分依赖林彪,那时王明在会议上说林彪几句好话,都会引来毛泽东的不快,甚至大吵大闹,说王明是有意挖他身边的人。

四十一岁的毛泽东是在一九三四年秋长征前夕突然患上恶性疟疾的。虽打针吃药,仍时好时坏,这一病便是数月,不得已只能躺在担架上随大军行进。

林彪目送着毛泽东的担架渐渐远去,最后消逝在匆匆行进的大军人流中,顿感眼眶湿润,心中怅然若失。

林彪忽然想起六年前的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江西砻市砻溪河的河滩上,视察林彪担任营长的二十八团一营后,临走时对他那深情的一瞥。

毛泽东的目光里充满了信任和期望。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胜利会师了,两双巨手握在了一起。

一位文学家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道:“地球一阵轻抖,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五月四日,阳光灿烂,山媚水娇,两支革命武装举行了盛大的会师庆祝大会。

庆祝大会一结束,红二十八团通讯员匆匆忙忙赶来对林彪说:“毛委员马上要来视察你们的部队,你们快做好迎接准备。”

林彪精神一振,马上通知部队在河滩上集合。

林彪站在队列前提高嗓门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委员马上要来看我们。毛委员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们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我们即将要去的井冈山根据地,就是他亲手创建的。为了迎接毛委员,请大家把武器擦一擦,衣服整一整,使毛委员对我们部队有个好印象。”

队伍中立即响起了掌声、欢呼声。

林彪挥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言犹未尽地说:“毛委员曾经说过,我们这支队伍,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队伍,但是,不管是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说得好,我们红军也能坐天下!”林彪说得正起劲,忽听得身后传来掌声和喝彩声,忙扭头一望,只见朱德和陈毅陪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笑容满面地步上前来。

那位中年人头上戴有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军帽,身穿一套很普通的旧蓝布衣裤,腰间系一根棕色皮带,背上还挂着斗笠和一个旧皮包,给人一种刚毅、朴素之感。

林彪忙不迭地转过身来,“啪”的一声,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报告毛委员,二十八团一营集合完毕,请毛委员指示!”

陈毅忙在一旁介绍说:“他就是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

毛泽东爽朗一笑道:“小水铺、敖山庙、耒阳城三战三捷的大英雄,谁人不识!”

毛泽东吮吮下唇,然后一言不发地迈着大步从队伍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见战士们一个个精神抖擞、仪容整齐,连连夸赞道:“不错,的确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好部队!”

随后,毛泽东又与林彪单独谈了一阵。

当毛泽东得知林彪是林育英、林育南的堂弟时,兴奋地在他肩上轻轻拍了两下,两眼炯炯有神地望着林彪说:“好几年前,我就在武汉利群书社认识你那两位堂哥,他们很不错啊!”

目光中充满着信任和期望。

这是林彪与毛泽东第一次相识。

毛泽东慧眼识英雄:“林彪这个娃娃不仅有能力,而且是一代天才。像他这样的人,不仅能打巧仗,还能把整个局势都装在脑子里,将来我们的军队就需要这样的人来指挥。”

从此,林彪成了毛泽东偏宠的心腹爱将。

从此,林彪在毛泽东的精心调教和悉心栽培下,将人生演绎得淋漓尽致,弹奏出一曲人生的辉煌乐章。

从此,林彪在毛泽东的麾下,挥戈恣意驰骋于神州大地,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终成一代旷古名将。

老师?兄长?年长十四岁的毛泽东与林彪结成了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一岁的林彪升任二十八团团长。

一九二九年春,二十二岁的林彪升任整编后的红四军主力纵队,即第一纵队的司令,与第二纵队司令伍中豪、第三纵队司令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

一九三〇年六月,年仅二十三岁的林彪接替朱德升任红一军团第四军军长,毛泽东把自己亲手缔造的这支部队交给了他。

一九三二年三月,年仅二十五岁的林彪升任第一军团总指挥,次年一月改称军团长。

林彪并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多年的征战中,超常规地发挥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使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更加完善和丰富。

在毛泽东的麾下,林彪从未担任过任何副职,青云直上,一跃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高级将领。

毛泽东对林彪的偏爱,在于林彪不但是他革命事业的追随者,还是他能最终掌握中国革命命运的不可多得的左膀右臂。

在后来长期的战争岁月中,每当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几次大起大落紧要关头,林彪都毫不犹豫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有时甚至不顾后果,不顾个人的得失,成为毛泽东革命事业上的坚定支持者和追随者。

毛泽东对林彪偏爱的程度,从三十年代末党内争权的老对手王明回到延安后,发生的一件事就可以看出。

王明后来说:毛泽东在军事上十分依赖林彪,那时王明在会议上说林彪几句好话,都会引来毛泽东的不快,甚至大吵大闹,说王明是有意挖他身边的人。

美国新闻记者斯诺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中,举例说明共产党领导人时,仅列举了三个人:第一个是毛泽东,第二个是朱德,第三个便是林彪,并称“林彪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

二、1929年林彪劝毛泽东:党内的错误你应毅然去纠正

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回了封信,系统地对红四军内的争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说:“你的信给我以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曾收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该文下面的注释写道:“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那么,这个注释所讲述的,到底是怎样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林彪给毛泽东写信,问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大革命失败后,红四军内部争论十分激烈,思想十分混乱。1929年6月8日,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表示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林彪专门给毛泽东写信说:“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对于林彪的这番诚恳劝告,毛泽东心里十分感激。因为从派别来看,林彪并不属于毛泽东这边的,而是从南昌起义队伍中来的。林彪如此拥护毛泽东,而当时一些曾跟随毛泽东的人却反对他,这是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产生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

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回了封信,系统地对红四军内的争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说:“你的信给我以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然而,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这严重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在敌人的不断围剿中,红军屡战失利。为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就在这次撤离中,红军合计损失一千多人,这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林彪率领的纵队在撤退中自作主张地打了一仗,尽管打赢了,但却暴露了目标,因此被朱德给予记过处分。

部队接二连三的失败以及本人受到的处分,使林彪一直郁郁寡欢。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书记的职位上,林彪这才精神振作起来。1930年元旦,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林彪在信中流露出悲观情绪,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缺乏信心,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并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力。

那么,林彪这时为什么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呢?其实,大革命失败后一系列的挫折,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暴动,使得党内和红军内始终笼罩着一种悲观情绪。自从跟随朱德上井冈山不久,林彪的悲观情绪就开始流露出来,且越来越严重。林彪经常说些“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之类的牢骚话。与林彪同时战斗在井冈山的肖克后来回忆说:“在井冈山,林彪曾提出‘井冈山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林彪这种言行的影响很恶劣,但毛泽东当时并未在意。在毛泽东眼中,林彪还是个“娃娃”,他曾对何长工说:“林彪的说法是小孩子之见。”

早在上一年的5月18日,在瑞金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计划时,林彪就在会上发表悲观言论,主张红军在粤赣边界区域流动游击。林彪的发言遭到毛泽东的批评。红军攻占福建上杭县城后,林彪居然几次向前委写信,提出要去上海工作或去苏联学习。当时红四军高层因为建军问题争论不休,林彪的言行仍没有引起毛泽东的足够关注。一直到古田会议结束,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才得以休止,毛泽东才有时间和精力,来针对红四军内部弥漫的悲观情绪进行一次系统的批评,而林彪的元旦来信,正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毛泽东专门回信,借机教育全党全军

林彪的这种悲观情绪,在当时的红军中比较普遍。因此,毛泽东决定用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说服”对象有两个原因:一是林彪的悲观情绪存在时间很长,而且不断反复,经常会出现苗头,尤其在革命暂时遭受挫折的时候;二是基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特殊关系,林彪拥护毛泽东,毛泽东也欣赏林彪的军事才能。为此,批评、说服林彪,体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爱护和帮助,并可借此教育所有持这种情绪的其他同志,而不至于影响党内团结。

1月5日,利用难得的短暂战斗间隙,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毛泽东秉烛夜书,写下这封六七千字的长信。

针对林彪信中的观点,毛泽东直奔主题批评道:

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你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的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对于林彪悲观主义思想的根源,毛泽东认为是因为他没有认清中国的政治形势。毛泽东要求党内同志和红军指战员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要认清下面几点: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二、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本质。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毛泽东在回信中,恰到好处地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他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情况,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不远了。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热的语言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的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把信写完后,不仅把信送给林彪,还要求红四军政治部把这封信公开印发,供全军阅读和学习,以教育红四军所有党员和指战员。

回信被收入党内文献,历经波折恢复原貌

历史斗转星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问世以后,随即经历了颇不平常的命运。

1941年12月延安整风运动中,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延安编印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书中收录了毛泽东写给林彪的这封信,作为整风的重要文献,供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学习。此后,1942年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文献》,194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编印的《抗战以前选集》,1945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编印的《党的路线问题选集》,1947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续编》,均选用了这封信。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封信的价值非常看重。

1947年秋天,解放战争中的东北战局已趋于稳定,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酝酿筹划把过去陆续发表和延安整风时期编印的《两条路线》等文献,再集中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加以整理、汇编,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主持这项工作的是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由于毛泽东这封信的特殊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编选毛泽东文集时,要收入给林彪的这封信。了解这一情况后,林彪于1948年2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他本人同意向党内外公布,但同时表示:“为不致在群众中引起误会起见,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以免对中央内情不了解的人发生种种无谓的猜测。”这份电报由中宣部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随即做出指示: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定一、胡乔木负责将这部选集的书稿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地方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显然,出于对林彪的爱护与关怀,毛泽东才做出以上批示。因此,1948年出版的东北书店版和晋察冀版《毛泽东选集》中,就没有收入这封信。

然而,这封信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中央统一编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亲自主持其事,这封信再次入选。不过,为不引起党内同志对林彪的误解,毛泽东将信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明显可以看出是批评林彪的地方也作了删改,公开发表时通篇文章没有出现林彪的名字。按理说,林彪应知道毛泽东对自己的宽容与爱护,可建国后变得异常敏感的林彪,总觉得这封信及其有关的历史背景对他是个影响,因此耿耿于怀。随着野心的膨胀和权势的增大,林彪更是对这段历史感到心虚,于是千方百计想要掩盖历史的真相。

1969年9月,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被写进九大《党章》后,便兴致勃勃回到井冈山故地重游。由于心情不错,一向身体虚弱的林彪居然爬山涉水,登黄洋界观云,临小井龙潭听瀑,到七溪岭追忆往昔。然后,由叶群找来的一个文人捉刀,填写了一首《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词写道:

繁茂三湾竹树,茫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名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从这首词中,哪里可以看出井冈山斗争时期林彪的悲观主义情绪?显然,林彪是想一笔勾掉历史的旧账。但这种伎俩难以得逞,因为当时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包括毛泽东都还健在。

199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修订《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的报告。1991年7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纪念日正式出版发行,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被收入其中,标题仍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过在篇目首页添加了那个恢复历史原貌的注释。

三、1935年林彪: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

1935年5月上旬,红军攻占会理县城。部队在会理附近休整几天。在此期间,在红军高级领导层中泛起了一股波澜,流传说毛泽东指挥红军不行,要求撤换领导。凯丰甚至指着毛泽东的鼻子嘲讽他:“你懂什么军事?至多读了几遍《孙子兵法》!”林彪也是要求撤换毛泽东领导权中的一个。

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虽然忠实地执行了军委命令,但他对毛泽东朝令夕变的指挥作风十分不满,对翻来覆去走路的行军方式尤为恼火。行军途中,他对聂荣臻抱怨道:“尽走弓背!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聂荣臻和林彪共事有一条原则:大事不含糊,小事装糊涂。只要涉及到原则问题,宽厚随和的政委立即变得严肃认真起来。他对林彪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如何出得去?”

林彪看聂荣臻不同意他的观点,在会理休整期间,便给彭德怀打电话:“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至于我,则更不适当。”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

林彪有些气馁,他苦笑了一下,对聂荣臻、左权和朱瑞说:“彭德怀真倔。”

聂荣臻没想到林彪胆子这么大,竟擅自煽动撤换中央领导。他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这位二十九岁的军团长:“你不要乱来。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

林彪清楚这话的份量。在红一军团中,政委和军团长的威望一样高,从某种程度上讲,师团级干部和政委在感情上更亲近一些。林彪固然不敢擅动部队,但也没有就此罢休。几天后,他写了一封给中央三人指挥小组的信,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指挥作战,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很明显,这封信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毛泽东下台。林彪把信交给聂荣臻看后,请他签名。

聂荣臻看完信,拒绝签名。他十分严肃诚恳地对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这个态度是很错误的,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我不能签这个名,我也坚决反对你签名上送这封信。”“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林彪没把聂荣臻的劝告记在心里,他最终还是发出了这封信件。

接到林彪的信件,阅毕全文,毛泽东吃了一惊,但很快便镇定下来。他又一次宽恕了林彪。毛泽东断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是在比他年长八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成这封信的。

于是,5月12日,毛泽东在会理城外一个铁匠铺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彭德怀对这飞来之祸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他当时不会想到,毛泽东对此事却是耿耿于怀,在以后的二十四年之中讲了四次,并在庐山会议上成了罪状之一。

林彪对此却缄口不语,俨然是一个受害者。毛泽东批评林彪的口气并没有批评彭德怀那么严厉。他对林彪说:“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毋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的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了。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作,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个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林彪闷坐在条凳上,斜瞄了毛泽东一眼,“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没等林彪继续讲下去,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在毛泽东面前,林彪的确是个娃娃!

1935年5月,在国民党围追堵截我中央红军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凭藉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胆略,接连下了几着险棋,把长征史诗般地推向高峰。

四、1971年林彪:不承认自己有错不公开站出来检讨

林彪对中央批陈整风运动采取“不表态、不参加、不讲话”的姿态。这三个“不”,加剧了毛泽东与他之间的矛盾。

1971年初,北戴河的海边寒风呼啸,这块度假胜地一片肃杀。夏日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海岸线,此时显得格外空寂而辽阔。

中央领导人用来消夏避暑的别墅区里,除了一些工作人员看管空房子外,很少再见首长们的身影。但是林彪却在最为清淡的季节里住进自己远离海边,也远离其它领导人的北戴河东联峰山莲花石旁的别墅。此别墅也叫莲花石别墅,又因在北戴河直管理处别墅楼中排序96号,亦名96号楼。可它与毛泽东的95号别墅相距甚远。因为林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故而别墅也被亲密地连了号。不过当地老百姓还是喜欢直呼其“林彪楼”。

这座楼是林彪如日中天之时修建的,按照林彪提出住得离热闹的地方远点,离其他首长远点,离海边远点的“三远点”要求,最后选址在原莲花石公园内,一处被大火烧毁的“松涛草堂”旧址上,1969年完工。

这个青灰色工字型二层小楼,外观很普通。但内部设施颇具匠心。室内墙壁极为宽厚,木质门窗非常坚硬,窗户全部用厚重的红色落地窗帘遮掩,密不透风。一楼分别有林彪和叶群的卧室、盥洗室和办公室,林彪卧室可以放映电影。在一楼转角处有一室内游泳池,是专门为叶群设计建造的。林彪因为战争年代负伤,伤到了中枢神经,从此怕风怕水。所以在他的别墅可以看见一处特殊的设施——一个带有屋顶天窗的日光浴室。

林彪经常躺在天窗下的大躺椅上闭目养神,既享用了温暖的阳光,又躲开了风雨侵袭。这个天窗下的咫尺寸方世界不仅是林彪修复伤病的地方,也是思考问题的地方。去年离开庐山是非之地之后,他需要一个地方“疗伤”,那么,这个天窗下便是他的心灵理疗站,太阳再次给予了他温暖的安抚。

然而,这个世上并不是阳光下的一切都是光亮的。阳光投在林彪干枯的身体上,他内心却心灰意冷,温度降到冰点。

自从在庐山他与毛泽东之间关系陷于僵局后,冰冷的气氛就一直挥之不去,笼罩在他们的周围。即使1971年新年的钟声也没能让林彪的心情好起来。

新年一过,中央又开始了“文山会海”的日子。

从1月15日到2月5日,周恩来一连主持了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各地传达贯彻批林整风问题。

2月1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近日工作安排;当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注1)

毛泽东这个批示可谓是语词严厉,谁也不敢再走和风细雨、以维护团结为大局的泛泛批判之路了。第二天,即20日,周恩来就根据毛泽东19日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这样一来,中央进行的“批陈整风”运动,大有层层推进,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态势。

陈伯达为何倒台?毛泽东要整谁的风?林彪应该比谁都心知肚明。

按照战争年代的习惯,林彪总是喜欢计算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场仗能打还是不能打?都在他计算后得以决定。这次与毛泽东较量,肯定是难胜算的……可是林彪为人个性极强,从不服软,曾在疆场上征战厮杀了大半生的他说什么也不承认自己有错。不管毛泽东如何旁敲侧击,他都一概装聋作哑,绝不公开站出来检讨。

林彪读史时总结出来的“与其坐待而亡,不如起而伐之”的体会,他打算付之于实践,并且依靠自己的儿子林立果作为他手中与毛泽东最后摊牌时的“杀手锏”。

实际上,林彪早就开始开始培养林立果。还在“文革”之初天下大乱的时候,林立果就被送到吴法宪所掌管的空军“锻炼”,随后又迅速入党提干,并且在空军内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很快就形成了以他为头的名为“调研小组”的小圈子,发号施令,权力极大,俨然成为整个空军的太上皇。庐山会议期间,林彪还特意把林立果带上山,要他在政治斗争中磨练。让年轻的“革命后代”亲眼目睹了一场“大有炸平庐山,地球停转之势”的党内路线斗争。

庐山会议一结束,身处险境的林彪就想到了林立果这颗“棋子”,而林立果几乎不需要问为什么,就迅速进入角色。在毛泽东着手发动批陈整风运动之际,林立果决定把空军司令部的“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开始加紧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地设立了秘密据点,搜集情报,训练骨干。

二月下旬,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林彪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在迫下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手段来捍卫他本人的接班人地位——他授意林立果“先搞个计划”。

林彪望着这个酷似他容貌的儿子,一字一顿地告诫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注2)

此时林立果28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岂能眼见父亲落到如此境地而坐视不管!他根据林彪的意图,3月23日在上海召开“联合舰队”骨干成员开会,研究制定出了《“571工程”纪要》。《“571工程”纪要》能否帮助自己度过历史少有的政治难关,恐怕花了一辈子时间都在计算胜败的林彪,此时都没有算胜的把握!

怎么办?林彪还需要一段时间“隐其形”。他决定在羽翼丰满之前,继续表面上维持“主席划圈我划圈”的“紧跟”姿态。但是他已经留出了自己的底线,那就是绝不公开认错!他认为江青、张春桥一伙现在正苦于找不到废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开认错,那就正好落入圈套。林彪干脆采用了缄默其口的方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离开北京,避开风头。

同林彪心思相反的是周恩来。

周认为,只要林彪向毛泽东低头认个错,服个软,事情也许就了结了。而这种硬顶的做法只会使情况更糟。但由于林彪是党内的二把手,性子又很倔。周恩来不便直言明示,只好尽可能地从旁缓和僵局。

毛泽东似乎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林彪表态,这一等就是半年之久。这半年里,毛泽东对陈伯达和林彪及其同伙们是区别对待的。尽管林彪始终不公开作自我批评,根本不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毛泽东却不能因为林彪“不表态、不参加和不讲话”而把他拉下“副统帅”的交椅。

毛泽东的耐心与威望受到空前的挑战与考验!

失望一天天地加码。

失望与希望交替中,毛泽东还在用各种方法促使林彪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从下面一组日程安排可以看出毛泽东期待“浪子回头”的良苦用心。

——3月23日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

——23日下午,周恩来与康生、江青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24日,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作批示,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24日下午,毛泽东约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和汪东兴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检讨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事情(指1970年的庐山会议)就出在没有调查。同时提出,吴法宪、叶群二人也需要重新写检讨。(注3)

——2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同日,约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修改黄永胜等三人的检讨问题。

有了毛泽东的明确态度,周恩来从中周旋,协调关系,修复裂缝就显得比较从容。

——26日,周恩来派专人将黄、李、邱三人检讨送到了北戴河林彪住处。

中央准备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其实就是一个划清界限会,一个表态是否与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的会。这个会议暗含的几个方面的内容都关乎每一个在任领导的党性大节。一直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协调关系的周恩来决定亲自前往北戴河,与林彪好好沟通一下,请他在春暖花开时回北京参会,给他一个正本清源,扶正形象,修复与毛泽东的关系的机缘。

眼看僵局可能打破,有了再次“团结起来”的希望,偏偏这个时候,事情发生了令人意外的变化。

周恩来在北戴河碰了林彪一个“钉子”,由此也标志着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容忍达到了极限。

北京方面紧锣密鼓张罗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而躲在北戴河的林彪却依然沉默不语。

林彪始终像一块飘浮不定的云,谁也琢磨不透云朵里包藏的是春雨还是冰雹。对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要搞个明白。

周恩来将此行告知毛泽东:他准备在3月30日和31日两天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

毛泽东点头同意了。他批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目的就是想打探林彪的动静。

周恩来这次去海边探访林彪,成为毛泽东非常关注与期待的焦点。可以说,这是他等待林彪“幡然醒悟”的最后一道心理底线。

周恩来和黄永胜等六人在北戴河林彪处谈话,主要汇报了批陈整风几次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拟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等。同时,周也介绍了叶剑英带领专案组在广东调查陈伯达的情况和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问题。林彪阴沉着脸听罢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自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很震惊地表示:绝没想到陈伯达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胜利”,“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谈话中,林彪对自己的问题避重就轻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也“犯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脱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林彪还为其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作了辩解。(注4)

谈话到最后,林彪一脸苦相,诉说自己身体诸多不适,不能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感到很意外,许久没有说出话来。

林彪拒不出席会议。周恩来既焦急又无奈。

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由此转向,结束了“等待”。

——4月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与林彪谈话情况,汇报时他尽量为林彪说些好话,但是林彪不回京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事实却无法回避,尽管周恩来小心翼翼地选词择句说明林彪不来参会的理由。

周恩来汇报一结束,毛泽东一改先前对林彪下属所持比较温和的态度,横眉冷对在场一同听汇报的黄、吴、李、邱:“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所有在场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惊惧不已。(注5)

——4月11日,毛泽东又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书与吴法宪、叶群重新写的自我批评材料一同批给政治局,建议政治局“作适当处理”。

毛泽东的容忍达到了极限。

——4月14日,毛泽东决定在1971年1月改组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北京军区之后,再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了由林彪亲信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并且决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及毛泽东相关的全部批语在会上散发给大家。

毛泽东的举措,陡然升高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前的紧张气氛;那几个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同伙,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向林彪频频告急。

林彪依然躺在日光浴中迎着刺目的日光与窗外灿然的春意,苦思冥想……想到最后,终于横下一条心——硬顶到底,以求绝境逢生!

他一方面给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吃定心丸,要他们稳住;另一方面又不加掩饰地对调子越来越高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公开表示不满。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这次会议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后,林彪一改以往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让秘书写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的字样。

到此为止,毛泽东与林彪“正副统帅”不仅神离,貌也离了。

第三章 见风使舵的小人

一、林彪笔记: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得一人而得天下

1月29日上午,是七千人大会开幕十九天以来的第二次全体大会,由林彪讲话。

林彪是中共中央六个副主席之一、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之一(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十大元帅当中,其名次仅次于朱德、彭德怀,排在第三位。林彪还兼任国防部长,负责军队工作。可见林彪在中共党内地位之高,在军内也享有极高的威望。大会上,在座的不少官员都曾是他的属下,今天亲聆老首长讲话,大家自有一种企盼的心情。

然而,人们未必曾想到,今日的林彪已非昔日驰骋疆场的英明统帅,他已蜕变为不讲原则而攻于心计之人。他现在所关心的不是如何尽快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找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使国家繁荣富强,而是想办法要抓住和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从后来搜交出来的林彪、叶群的“笔记”上看,上述判断并不是我们强加于人,而是有所根据的。这一时期的林彪,对如何迎合毛泽东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他的笔记里,凡提到毛泽东时,都用“一号”、“姨毫”、“老东”等字样代替。林彪对自己,也用“一零一”、“老巴”之类的代称。在叶群记录的林彪谈话中曾这样记载:“黑格尔说:何谓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就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一零一说: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

如果读者觉得这一则笔记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在另一则笔记中,就可以看到林彪的真面目了,他说:“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林彪也学习理论,也很注意总结历史经验,但他钻研的,是“登龙术”(作者注:林彪自己的话),是如何成为“当代伟大人物”,并且大有收获:即处处要顺着毛泽东讲话,同时说话做事还要处处维护和代表毛泽东的“利益”。至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则通通不在考虑之列。

林彪悟到了“真经”。现在,机会来了,林彪的表现果然不凡。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当林彪被告知,毛泽东让中央常委都在会上讲一讲时,他就吩咐中央军委办公厅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为他起草讲话稿。

从林彪在大会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积极参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起草工作。书面报告第一稿出来后,曾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其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未见林彪有什么说法。此外中央重新成立的二十一人起草报告委员会,从人员的构成来看,应该有林彪参加,但始终未见林彪的踪影,更谈不上他发表什么意见了。

表面看来,林彪超然于事外,但看他的讲话,却并非如此。人虽然没有参加起草报告委员会会议,但每天都在密切关注着大会的动向,每天通过会议简报及其部下的汇报来了解会议动态,侦察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

二、林彪:我只有一种才能绝不把打赢战役的机会搞砸

自1930年至1932年,在三年时间内,林彪率领的红四军纵横驰骋,战功卓著,声名鹊起。林彪的声望也已超过一般军事将领,与号称为“红军之狮”的彭德怀齐名,并驾齐驱,双峰对峙。

林彪和彭德怀是中央红军中的两员名将。一位外国友人在仔细比较了他俩的性格特征、处世风格和指挥才能之后,写了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

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词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长,言词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他和革命结了婚”。面对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捶着桌子,厉声斥责他们,响声震动牢房的墙壁。“我什么都不怕”,他大声吼着,“你们可以枪毙我,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林彪看上去不像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八岁,长得十分瘦削,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找不到称颂他对部下热情和爱护的故事。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

毛手下的高级指挥官虽然性格各异,但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了任何人。不过,据说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时才出战。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算打好了仗。

事实上,从1932年春开始,林彪就暗自憋劲与彭德怀一试高低,一心要超过这位敦厚朴实的军团长。这是一场灵鹰与雄狮之间的、同志式的较量与竞争。

1932年春,聂荣臻走马上任,担任了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

聂荣臻上任没几天,发现林彪有一个神秘的小本子,经常随身装在口袋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指挥的历次战役和战役中歼敌、俘虏、缴获战利品的数字。而一旦谈论到这些数字,林彪便立刻变得神采飞扬,他掏出小本子一页页往下念,平素木讷古板的脸上顿时容光焕发,他的部下便知道,“军团长又活了”。

1933年春,林彪在他的小本子上,又写上了这样一行文字,“1933年2月,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林彪为何对这次战役如此重视呢?

黄陂、草台岗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打的最大的一次伏击战。战役的全胜,使林彪善于组织大部队、大兵团作战的传闻更加为人们所折服,“常胜将军”的美名也不胫而走。有一次,当他的老部下吴法宪向他请教作战要诀时,林彪不无得意地引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例,对吴法宪传授道:

我有“常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

黄陂、草台岗战役的关键,是红军极其准确地把握住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稍纵即逝的一线机会。

1932年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已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逐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位置,剥夺了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决策权。前线指挥由朱德、周恩来担任。“围剿”一开始,敌人主力即由西北向东南齐头并进,步步紧逼。到1933年2月初,敌中路军以十个师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前进。12日,红军进攻南丰,示形于敌。敌军为救援南丰,与红军主力决战,以第一纵队之五十二、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向宜黄南部急进,将整个左翼裸露于红军的面前。

这时,红军总部当机立断,迅速命令红军主力自南丰撤退,隐蔽集中四五万优势兵力于黄陂以北地区,然后从两翼包抄北上。

按照总部的部署,红军部队兵分左、右两翼。左翼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线设伏,整个左翼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翼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红军右侧。

林彪作为此次战役战场指挥,在与彭德怀、董振堂等人商量后,决定左翼采取平行路线,隐蔽接敌,准备以伏击、侧击、兜击等手段,从左至右逐次消灭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大家约定,以林彪打响的枪声作为总攻信号。

2月下旬,适逢连日阴雨,白天山野昏暗,浓雾笼罩山头,不见人影,入夜则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加之道路泥泞,又粘又滑,给部队进入设伏阵地带来了很多困难。27日拂晓前,徐彦刚、罗瑞卿率七、九两个师和炮兵连在右,林彪、聂荣臻率十、十一两个师在左,同时进入阵地。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并进,在红一军团之后依次摆开。各师、团、营迅速展开,隐蔽于丛山密林之中。

红一军团的军团部和红十一师指挥所设在一道山沟里。山沟东口便是大路,相距仅一千余米。由于红十一师位于谷口,很容易被敌人突破,林彪不放心。他亲自检查了十一师的阵地,要求他们加强西面火力。

清晨,四周群山幽静,山泉淙淙。八九点钟,太阳升起,浓雾逐渐消散。不一会,雾散天清,敌人也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火力射程之内。

首先过来的,是敌五十二师。全师二个旅四个团毫无戒备地从指挥所前走过。“打不打?”参谋请示林彪。

林彪冷静地说:“等辎重部队。”他判断,敌人大部队行动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不出林彪所料,敌人辎重部队过来了。“打吧?”参谋人员又请示。

林彪仍是冷静地说:“等护卫团。”这样,等敌人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后,林彪才发出总攻信号。顿时,平素僻静的山谷里,枪炮声震耳欲聋,数万大军将敌人团团围住,使其动弹不得。经过三小时战斗,全歼敌五十二师。

黄陂大捷后,林彪、聂荣臻又率红一军团和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二军及独立第五师进攻草台岗。战斗最激烈时,敌人派出飞机狂轰滥炸,一颗炸弹落到前沿指挥所,“轰”的一声,林彪被爆炸的气浪掀倒在地。但是,林彪没有受伤。

攻占草台岗必须先占领黄柏岭。黄柏岭是紧靠草台岗南面的制高点,山坡陡峭,易守难攻。红四军十、十一师强攻多次,都被敌人居高临下地挡回。红一军团中,有三位师长负伤。战斗至下午三时,黄柏岭还未得手。这时,林彪决定使用预备队。他对红九师师长李聚奎说道:“从拂晓打到现在,还没拿下来。现在命令你们九师从正面山垭口突过去,限你们在两个小时内把它拿下来。”

李聚奎想了想,对林彪说:“敌人只要两挺机枪就可以把口子封住,我们攻不上去。”“那怎么办?”林彪问。

李聚奎建议以一个团正面强攻,以两个团从垭口左翼山梁攻上去。林彪听了这话,把李聚奎了一句:“你怎么不早说?”

按照这一部署,李聚奎率红九师迅速拿下了黄柏岭,然后又冲向草台岗。

草台岗战斗,红一军团获得全胜,歼灭和俘虏敌军近四千人。

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林彪麾下的红一军团又立殊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认为,“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林彪听到这话,十分高兴,他把整个战役的成果全部记入了他的“功劳簿”。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结束后,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侯赶编了一出《庐山雪》的剧本,内容是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俘虏蒋介石的故事,寓意国民党反动统治就像庐山上的春雪,很快就会消融、瓦解。

这个剧本亦正亦谑,着重表现红军战士的豪迈精神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罗瑞卿饰演蒋介石,童小鹏扮作宋美龄,两人在戏中极尽调侃嘲弄之能事。如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红一军团眼看要杀上庐山,蒋氏夫妻慌作一团。“蒋介石”色厉内茬地吹牛皮,说:“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的钢盔,我怕什么!”“亲爱的,给你钢盔。”“宋美龄”忙中出错,递给“蒋介石”一个痰盂。“蒋介石”把痰盂往头上一戴,觉得不妥,摘下来,气得破口大骂:“娘希匹!怎么把痰盂扣到我脑袋上了?”

剧本在彩排时,效果极好。周恩来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李卓侯请他提意见。周恩来想了一下,说:“戏中敌方主角是蒋介石,我方的主角是一个军长,好像不太搭配,是不是应该换成军团一级?”

李卓侯苦笑道:“至少应该是军团一级,但是林军团长那么内向,谁有这大的本事让他上台表演?要不你帮助做做工作?”

周恩来摇摇头,也没有把握。

这时,罗瑞卿站出来说:“我来试试。”

次日,军团开会前,罗瑞卿故意神吹自己演起戏来如何神形兼备,现在当军人埋没了表演天赋。“别吹你那两下子了,真正的师傅还没开腔呢!”林彪说:“我在中学那时候,也演过老太爷,拄一根文明棍,一步三摇,还是蛮有味道的。”

罗瑞卿见鱼咬钩,忙说:“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演呢?”

林彪说:“现在不方便。”

罗瑞卿使出激将法:“恐怕还是不会吧?聂政委那次上台,有板有眼,一看就是行家,什么方便不方便。”

不提聂荣臻还好,一提他,林彪忍不住奚落起政委来:“他那哪叫演戏,一口四川辣子味,吓得死人。”

聂荣臻也帮助做工作,说:“咱们别学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真有本领咱俩上台亮亮。”

聂荣臻的一席话,激起来了林彪好胜心:“那咱俩就比一比。你们赶快把我和政委安排到戏里去。”

等李卓侯把剧本改好时,林彪又反悔了,说:“说几句笑话,哪个真的上台。”

罗瑞卿不干了,说:“军团长向来是说一不二的,怎么能反悔呢?”

林彪搔搔头皮,问:“在戏里,我跟哪个打?”

罗瑞卿知道林彪好胜心强,故意先说:“跟王金钰打。”“王金钰,手下败将,跟他打有么意思?”林彪不干。

罗瑞卿又说:“跟何应钦打怎么样?他是军政部长。”“他算老几?”林彪说:“你要我演也行,但要把对方换成蒋介石,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这不是很好吗?”

罗瑞卿心中暗喜,口里却说:“换成蒋介石太大了吧,人家可是总司令?”

林彪说:“我打的就是总司令!”

剧本开演的那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都来观看。

林彪,这个公认为性情古怪的人这次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本来,大伙都还挺担心他过于拘谨、呆板,谁知一上台就出人意料,不断抖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包袱”。

戏演到最后一幕,达到高潮。台上正是军团司令部,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机。突然,铃声响了。“喂,我是军团长,有什么事?”林彪煞有介事地拿起电话。“现在山上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用船装回来。”林彪答复得很干脆。“山上怎么走船。”台下一阵大哗,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中央领导人笑成一团。

电话里继续有人请示,“俘虏怎么办?”“请罗主任回答。”林彪向来不管属于政治工作的事。这是政治部主任的职责范围,可是他忘了,罗荣桓正在害疟疾,事先说好不上台的。林彪这一嚷不要紧,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把罗荣桓推上台。

好容易处理了俘虏的问题,蒋介石又被押到。“你是蒋介石?”林彪问。“是”,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回答。这些都是台词,可是,往下,林彪就脱离剧本,随心所欲地跑调。“你为什么这样瘦?”

罗瑞卿一怔,忙急着补台,“我满脑子只想到剥削人民,所以胖不起来。”“那为什么不吃补药?”林彪又冒一句。“补药?”罗瑞卿答不上,“什么补药?”“补药可多,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林彪越说越带劲。

罗瑞卿灵机一动,临场编排道:“什么补药都不中用,我心肠坏了,吃红肉拉白水,不可救药。”

……

一个乱编,一个巧补,自然浑成,天衣无缝,将士们反响极好,林彪几十年后还时时不忘向部下提起这件轶事,炫耀自己特殊的演出才能。

三、林彪总结让自己战无不胜的“九条经验”

林彪对自己作战经验的总结,我们讲林彪毫无疑问是我们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工农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中最杰出的指挥将领。林彪他给别人讲怎么样当好师长他总结出这样9条。

在成功中总结经验,在失败中吸取教训,林彪在战争的洗礼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作战风格,这些“林彪式”的作战方法显著提高了红军的作战效能,形成了红军军团独特的作战方略。

林彪对自己作战经验的总结,我们讲林彪毫无疑问是我们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工农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中最杰出的指挥将领。林彪他给别人讲怎么样当好师长他总结出这样9条,第一条要勤快,他说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更不能当指挥员,凡是自己能亲手干的事,一定要亲自过目,亲自动手,他说指挥员切忌懒。因为懒会带来危险,会带来失败。第二条要摸清上级意图,他说你只有真正摸清上级的意图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打破框框,才能有大用,才能决心强,决心狠,敢于彻底胜利。第三点要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部队要做到心中有数,他讲要天天琢磨不能间断。

第四点他说要有一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必须熟记地图,要经常的读地图,最好的办法把地图挂起来,搬个凳子坐下来对着地图看,从大的方向到活动地区,从地形全貌到某一个地段地形特点,从粗读到细读,最后用红蓝铅笔把主要山脉、河流、城镇、村庄全部标下来,边标边画,边画边记,他说把战场的情景和地形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去,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第五点要把各方面的问题都想够想透,就是每一次战役战斗组织要让大家提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要让大家来找答案,而且从最坏的、最严重的情况下来找答案这样打起仗来才不会犯大错。第六点要及时下达决心,他讲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下决心打呢?林彪讲不打无准备之仗,但是任何一次战斗都不可能有完全具备各种条件,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林彪讲,一旦有70%左右的把握就是很不错了,就要坚决的打,放手的打,主观努力来创造条件,化冒险性为创造性,取得胜利。

第七点,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领导班子思想一致,行动才能协调合拍,如果领导班子不好,人多不但无用,反而有害。他讲的第八点,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有好的战斗作风的部队才能打好仗,打胜仗,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不叫苦,抢着担负最艰巨的任务,义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第9点,他说要重视政治,要亲自做政治工作,他说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靠平时坚强的党的领导,坚强的政治工作,连队的支部一定要建立好,建立好支部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觉悟,有了坚强的党支部的领导,有了坚强的政治工作就会做到一呼百应,争先恐后,不怕牺牲。

第四章 仗义执言的同僚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林彪曾是陈毅手下的一名连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同时被授予元帅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陈毅在病中接受有关人员的采访,披露了林彪历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陈毅:林彪曾经是个逃兵

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历史事实。

1927年南昌起义后,8月10日左右,周恩来同志要我到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

当时七十三团的团长是黄浩声,叶挺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参谋长是余增生,我们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朋友。到团部那天,黄浩声和余增生都在,看到我来了就打招呼说:“你来得正好,我们的政治工作正没人搞啊!”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青年人急忙跑进来说:“报告团长,我们连120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跑了,我连的伙食钱现在发不出去。”黄浩声听后大发脾气:“你怎么搞的?自己为什么不背伙食钱,现在经费这么困难!”他回答说:“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却携款逃跑。”

黄浩声在训他时,余增生对我说:“你这个指导员刚到,这件事情你的意见怎样处理?”我说:“他已经把钱都丢掉了,现在要准备打仗,只好由公家给他补发算了。不然,他到哪儿去搞钱呢?一连人总得吃饭啊!”黄浩声听了我的话后就说:“那好,叫辎重队补发他120块毫洋。”

这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林彪,是七连连长。我就批评说,你既然当连长,以后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伙食钱,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林彪对我的批评感到反感,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不久,我到林彪的连队去抓工作时,看到他和几个人在一起谈私话、打鸡子、吃吃喝喝,就又批评过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对我这个团指导员是很讨厌的。当然,对林彪这个人,我也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三河坝失败后,向大庾方向转移。当时,队伍里湖南人最多,闹起来要回湖南,所以在路上要慢慢整理部队。这个时候,林彪跟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连长来找我。他们要求离开队伍,而且劝我也离开队伍:“队伍不行了,你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我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所以,我还要看一看,不能走。”那几个要走的同志听了我的话后还是留下了,后来都阵亡了。我们进了大庾后,林彪还是开小差跑向梅关,但在当天深夜又跑回来了,对我检讨说:“现在外面老百姓搜腰包打人,有时还要杀人,我还是回队伍里来吧。”我对他说:“你现在不走就好,回来我欢迎,还是把你的七连抓好吧。”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以后到湘南暴动时,队伍就扩大了。打下宜章,我们改编了队伍,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为师长,我为师党代表。林彪任一营二连连长。因为林彪开过小差,不重视政治工作,平时搞私人小圈子——因此,在湘南暴动提营长时没有林彪;成立工农革命军,师党委也没有提他。他当时是很不高兴的,总说他当连长太久了。

最初提出的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前委开会时,林彪提出来加两项。可是他自己却不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到井冈山以后,毛主席决定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以井冈山为依托,向湖南、江西机动。

这时,湖南省委的代表杜修经来了。他趁毛主席不在的时候,带领队伍脱离井冈山,冒险攻打郴州。郴州打开了,部队进城了。但敌人在黄昏时反攻,我们又被打出来了。部队退出郴州后到了资兴,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等人叛变,把团长王尔琢打死了。

我们到桂东后的第二天下午遭到敌人袭击,打了一个恶仗。林彪在这个战斗中是起了作用的,如果他不打这个仗,三十一团可能退不出来——三十一团住城里,他住城外。结果,三十一团安全撤出。毛主席在桂东城外等队伍,林彪也退下来了。那时,毛主席对林彪不熟悉,他就向毛主席报告敌人已被打退了。后来毛主席问我这是哪一个?我说这是林彪,现在准备提升他当二十八团团长。后来,回到井冈山,林彪就当了二十八团团长。

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最初提出的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前委开会时,林彪提出来加两项,毛主席同意了,所以正式形成文件时变成八项注意,这也是林彪有点好的表现。那时,毛主席对我说,看来你还是要回二十八团去,你当军委书记抓这个队伍。我回到二十八团后发现,林彪尽管提出六项注意加两项,可是他自己却不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任何地方都要打一个鸡子吃,所以我们政治工作很不好做。我批评他说这怎么行,如果打土豪,分腊肉、鸡子,也要师里分,不是由我们团来分,你每到一地都要打一个鸡子吃,这是不行的。他对我很不满意,认为破坏了他的威信。我说你这个威信,我就要破坏。因为他是从连长、营长提起来的,我当然对他不客气了。我说,你这样做怎么能当好这个团长?他很不高兴,也不听。

林彪擅自把后卫队伍撤掉,敌人一下打到军部。朱德把虎皮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争着抢钱,他才脱身井冈山第三次反“围剿”时,为了更好地机动,我们放弃井冈山,向赣江以东进军。

占领大庾后,我们要二十八团派一个营去占领新城,向南康、赣州警戒。团主力在大庾城北门外高地集结,三十一团占领梅关,防止南雄方向的敌人。二纵队和军委就在城里边。我们准备在大庾城住一夜,估计敌人不会来,哪晓得到下午4点多,新城方面打起来了,而且枪声越来越近。

毛主席对我说,我们到外面看看去。毛主席在山上看到二十八团队伍退下来就说:“无论如何要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毛主席说完话就和我坐在田埂上说:“无论如何这一仗要打好,打不好,一退下去我们就很不好办了!”正说着,林彪退下来了,毛主席说:“你的部队为什么不抵抗,想跑到哪儿去?”林彪说:“还有什么好抵抗的?”我就站起来说:“总要打几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不然收不拢队伍啊!”林彪此时根本不理睬,带着几个人从主席和我之间一下子就走了。我说:“林彪,你怎么跑了,毛委员还没有走,你为什么走?”他不听,跑到安全地方休息去了。毛主席就问:“你有什么办法?”我就去抓住一个排长说:“你无论如何要把这小堡守住,掩护大队撤退。毛委员还在这里,你退下来,枪毙你!”这样才把敌人阻击住了。

毛主席看到天已黄昏,敌人也未追击,便随队到杨梅与全军会合。当时,毛主席说:“林彪怎么会这样子?”我还替林彪打圆场,说:“这也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总想三天以后敌人才能赶来,哪晓得我们到的当天他们就赶来了,一定是我们从井冈山下来,路上土豪劣绅去报告的。”这件事证明了林彪当时就对党内的领导同志根本不负保护责任,临阵退却,只顾自己。

到了杨梅,已快深夜12点了,又决定马上转移,因为明天拂晓前可能发生战斗。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很重。晚上,我把这件事报告毛主席,主席要我到团部跟林彪讲,何挺颖从三十一团调到二十八团没有多久就负伤,无论如何要用担架把他抬着走,这对两个团的团结有很大的关系。我对林彪说:“你要对何挺颖负责任,这是毛委员的指示。”他口头说是,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样办,结果就把何挺颖丢在路上了,何挺颖从此没有下落。

后来我问林彪:“何党代表怎么不在了?”他回答说丢了。我再问:“你怎么把党代表给丢了?”他说:“哪个管得了那么多?”还对我发了脾气。我气愤地说:“你是团长,对团党代表都不帮助,还有什么阶级友爱?”这是林彪本质上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表现。实践证明,他在危险的时候不是很勇敢的,在困难的时候不是挺身而出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掩护别人,帮助别人。

以后,队伍到了瑞金,在大柏地打了一仗,把敌人击退,队伍才稳定下来。我们到了罗浮嶂脚下的圳下过夜,准备明天一早上罗浮嶂,让三十一团先占领罗浮嶂,二十八团做后卫掩护军部。哪晓得到了拂晓,林彪把后卫队伍撤掉了,敌人一下子打到军部。那一次的战斗非常危险,朱军长把虎皮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争着抢钱,他才跑脱。他和毛主席两个人是一起在炮火中跑脱的。朱老总的老婆伍若兰就是这次被敌人活捉去的,后来在赣州牺牲了。林彪当后卫的任务是掩护军部,但是他不负责任。他打仗有一个特点,就是先跑到安全地方再说。以后,我责问林彪:“为什么不掩护军部?”林彪说:“我得到军部的命令是占领罗浮嶂,没有掩护军部和前委的任务。”我说:“你把队伍开走应通知一下军部,应留下一营掩护或你自己担任掩护。你一撤,敌人冲到军部来了。幸喜圳下的地方是旱田,如果是水田,军部、前委就要被歼灭,是没有办法跑掉的。”此事已过去43年了,回想当时情景,如果毛主席身陷不测,还不知以后中国革命会怎样发展,怎样才能胜利,每念及此,令人不寒而栗。(张明金)

杨成武将军早年曾在林彪领导下征战,还写过一篇《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的文章;“文革”中,又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身陷囹圄长达6年之久。他眼中的林彪充满了多面性……

杨成武:林彪是个阴谋家

林彪讲战术理论课,深入浅出;毛主席叫他找我谈话,教我怎样当师长。

我认识林彪是在1929年早春。在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中,在长征中,在到陕北后的东征中,在“红大”学习期间,直到初上抗日前线时,林彪历任军长、军团长、“红大”校长、师长,一直是我的主要领导之一。1937年入冬后,我们各奔华北不同的抗日战场,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平津战役期间,我们才再次见面。

应该说,那段时间里,林彪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1931年底,部队整训中,林彪给我们师团指挥员讲了一堂战术理论课。他让几个战士做示范动作,讲解什么叫“迂回包围”和“中间突破”,他深入浅出,仅用一个多小时,大家很快就搞明白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军事理论课,从此引起我学习研究战略战术的浓厚兴趣。不久,在攻取漳州,以及仙人桥战斗、草台冈战斗中,我们都成功地运用了“迂回包围”和“中间突破”等战术,取得作战的胜利。

在长征中,林彪不只是给我们下达作战命令,还经常告诉我们要认真分析敌情、地形,并作一些具体指示。在飞夺泸定桥途中,林彪和聂荣臻派骑兵通信员给我们送来一昼夜强行240里的死命令,同时鼓励我们说:“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在我们快走出茫茫草地的时候,由于不了解敌情,有所不安。恰在这时,林彪和聂荣臻给我们发来《敌情通报》,使我们了解到草地外面的敌情,做到心中有数。在攻打腊子口之前,林彪也亲临战场,和聂荣臻、陈光一起察看地形,进行部署,保证了我团战斗的顺利进行。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率独立团到达晋东北的大营镇。在这里,林彪进行了平型关战斗前的部署,我团的任务是隐蔽地插到腰站地区,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保证平型关主战场歼敌任务的实现。林彪还特别叮嘱我:“如果不能把日军的援兵挡住,平型关战斗就胜负难料。所以,你们必须全力以赴,死死地顶住敌人,绝不能放过来一兵一卒。”结果,我们在腰站地区毙伤日军四百余人,迟滞了敌人的增援行动,保证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

从平型关分别后,林彪即率八路军一一五师赴晋西南作战。1938年9月他被阎锡山部误伤后,经延安到苏联治病去了。

早在1936年12月,在我由“红大”毕业、即将奔赴前线之际,突然听说中革军委准备让我回到红1师当师长。当时,我想自己过去一直当政委,还是干老本行吧。林彪和罗荣桓向中央反映了我的要求。但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是确定我改任师长。林彪回来后,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决定,并说:毛主席要我和你谈一次话,让我讲一下怎样当好师长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林彪是经过认真思考和准备的,我也很认真地作了记录。

他共讲了九个问题,主要是讲当好指挥员的要诀:一要勤快,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三要调查研究,四要心中有个活地图,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六要及时下决心,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指挥班子,八要有很好的战斗作风,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这次谈话,对我改任师长,以及在抗日战争初期任团长、司令员,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例如,林彪说,指挥员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决心和信心。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进行实地勘察,核正地图,把战场地形和敌我双方的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景,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从此,我逐步养成了读地图的习惯,只要有时间,我不是看地图,就是去勘察地形,在作战中获益匪浅。

我的“代总长”的“代”字就是林彪加上去的,因为他还需要时间来考验我对他的“忠心”;拒绝为叶群写证明使他对我彻底失望,我被列入要拔除的“黑名单”

建国后,我仍在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工作,与林彪接触很少。1958年我调到总参谋部,主管作战,长期在叶剑英元帅直接领导下工作。“文革”开始后,才又与林彪有所接触,然而更多的时候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逐渐对林彪有了某种感觉,也难免有所表现。因此,我也逐步成为他的眼中钉,并被列入要拔除的“黑名单”。

当时,林彪的党羽周宇驰、刘沛丰和林立果炮制了一篇《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文章。空军政委余立金觉得还没有人这样提过,就把文章送给我看。我也认为不妥,并请他转告吴法宪能不能换个题目。结果不但题目没有变,还署名吴法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当时,我和余立金都不知道,这篇文章早已送叶群、林彪审定过了。

时隔不久,余立金又找到我,说吴法宪在空军提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口号。我说:“你告诉吴司令,这种提法中央从来没用过,要慎重,搞不好要犯错误的。”吴法宪很快把我的话报告了叶群,并说我反对宣传林副主席。第二天,吴法宪又让余立金转告我说:“这种提法没有什么问题,林副主席都同意了。”

几个月后,我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离开北京。林彪借口我不在,军队日常工作没人抓,擅自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成员为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企图架空军委及各位老帅,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是一次悄悄的夺权演习。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在9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不要这个军委办事组?如果要的话,让杨成武当组长。会后,周恩来又专门对我讲:“有个军委办事组,你回来了,你当组长。”林彪听到此事后,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说:吴法宪不当组长可以,但要当第一副组长,而且要当副总参谋长。“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我陪同毛泽东从武汉飞往上海。一个月后,毛泽东提出处理“王、关、戚”的问题。我飞回北京,报告周恩来后,他让我再去向林彪汇报。我又飞到北戴河,还未向林彪汇报时,叶群就再次问我(在北京时,曾问过我一次):“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指对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的评价)?讲没讲过林总的什么话?讲没讲到过我呢?”我只能告诉她,毛泽东没有讲过。叶群脸上立刻露出不悦之色。实际上,毛泽东在上海不仅讲了对其他老帅的看法,也讲到对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看法。可是,毛泽东没有授权我向她转达,我怎么好说呢?这次林彪对我的态度十分冷淡。

年底,叶群对我大发了一次脾气。那是在京西宾馆礼堂的一次文艺演出,我没有通知向来不参加这类活动的林彪。演出结束后,叶群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里,指着我的鼻子斥责道:“这样重要的演出,为什么不通知101(叶对林的习惯称呼)?你杨成武眼里还有林总吗?你没有看到罗瑞卿、萧华的下场吗?你要走罗瑞卿、萧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火呢?问题的实质不一定在是否看演出上,或许跟一次大会呼口号有关。

这次演出前不久,在总参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闭幕时,我讲完话,有意只呼“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去掉了“永远”两个字。这是因为一次毛泽东对我说:什么“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我想,别人怎么喊我不管,但是我不能再那样喊了。于是,激怒了叶群。散会后,她快步走到我面前,说:“杨代总长,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他的身体也没病。”说完,愤愤然走下楼梯。这时,我才意识到,她和她的丈夫,对这两个字是看得很重的。

我想,使林彪最为恼火的当数给叶群写证明材料一事了。那是1968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叶群电话通知我,马上到林彪住地,有要紧的事。来到毛家湾,走进客厅,林彪和叶群非常热情,又让坐,又端茶,我预感到可能是不祥之兆。林彪亲切地说:“成武同志,今天找你来,不是什么大事。”他看了叶群一眼,接着说:“最近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了国民党,这都是造谣诬蔑。现在,不少当事人都写了证明材料,都证明她没有问题。可是,他们的职位不够高,影响不够大。你是军委常委、代总长,所以需要你写个证明,现在就缺个主要领导同志的证明……”我想,建国前,我根本不认识叶群,1960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叫我证明1936年叶群的情况,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我沉思了一会儿,说:“林总,我和叶群同志认识很晚,这你是知道的。当年我们都在‘红大’,她在天津、北平,我写证明不好。别人写了,就行了吧。”林彪站起来,走了几步,说:“吴法宪同志写了,你也写一个吧。”当然,我无法答应这个要求。林彪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随后,便是下逐客令了。

我真不明白,难道一纸假证明,对于他们就那么重要吗?还是他们有别的什么意图?有人说,这是林彪对我的最后“考验”。从我担任代总长以来,林彪就开始观察我、考验我。据说代总长的“代”字,就是林彪决定的,其目的在于他还需要时间来证明我对他的“忠心”。然而,他等到的却是某种冷淡。于是,厄运开始向我步步逼近。

林彪命令以我的名义发表《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事后却再次施展“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故伎,对我栽赃陷害。

1967年下半年,军委办事组给各大单位下达了写学习批判文章的任务。总参总政组织几个人撰写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经李天佑、王新亭多次审定后,由朱欣秘书送到上海交我审阅。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标题也不是“大树特树”。我想,谈领袖权威问题,不是件小事,还是呈送毛泽东阅示比较妥当。三四天后,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从楼上下来,把稿子退给我。毛泽东的批示是: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小吴还悄悄告诉我,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回到北京后,陈伯达打电话给我,说那篇文章他已看过,也修改过了,认为应该用我的名义发表。我没有同意。几天后,叶群又给我来电话,说:“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陈伯达把总参的文章送到我们这里来了。101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我顿时觉得很难办,陈伯达没有与我讲通,又推到林彪那里。而林彪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命令,我是不能直接回绝的。于是,我对叶群说:“不行啊!文章引用了那么多马列的话,我都不懂,请你报告林副主席,还是不要用我的名义发表好。”过了一会儿,叶群又来电话说:“请示了101,101说就这么定了,以杨的名义发表,杨是代总长,身份合适。”接着还讲道:101讲了,党组织有权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文章的提法没有问题。101在讲话中已经讲了,并说历史上这种情况很多,例如曾用谭政的名字,发表过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用江华的名义,发表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过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一次讲话等等。最后,这篇文章再次报送陈伯达、姚文元,由他们直送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

两天之后,即11月5日,毛泽东找康生和我在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说:成武,用你名字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并指指我说:不是你的事。虽然,毛泽东这样说,可是我心里还是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在中央碰头会上,康生和我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后,陈伯达连连拱手,向我表示歉意:“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给你做错了一件事。”

由于毛泽东的话没有向下传达,“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很快在全国流行起来。12月中旬,湖南省关于准备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举行庆典的请示报告中,多次提到上述词句。为此,毛泽东于17日明确作了6点批示。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中央碰头会上,再次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他说:书越读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嘛!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的辩证法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嘛!

四天后,在怀仁堂参加中央文革“天天读”时,汪东兴又传达了毛泽东有关此事的一些指示。毛泽东说:不怪湖南嘛!湖南是个引子,也不是杨成武同志的问题,特别不是成武同志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多次批示,使我越发感到那篇文章错误的严重性,心情也更加沉重。22日晚,经周恩来同意,我在京西宾馆向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及军报主要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的几次批示。散会后,我的心情平静多了。然而,这件事到这里并没有完,在三个月后的所谓“杨余傅事件”中,又被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作为我的一条罪状重提了出来,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

我“被捕”之后,在“3。24”大会上,陈伯达大撒其谎:“‘大树特树’那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居然能发表……这篇文章其实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在军队中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

林彪也玄而又玄地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二版上,他还不满意。当天一版上登的是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这里,林彪再次施展了“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故伎。

林彪策划了“杨余傅事件”,终于对我下毒手了;我给毛主席写了二十多封信,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1968年3月22日夜晚,林彪的魔爪终于伸向了我。那天晚上,我家被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起来。凌晨2时许,邱会作、李作鹏带人冲上楼,闯入卧室。邱会作对我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我说:“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并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想问问周总理是怎么回事。可是,电话线已被切断。

我心想,莫非吴法宪搞政变了?我一边跟他们向外走,一边怒气冲冲地对他们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也得有点良心!”下楼梯的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几天前,我的父亲刚刚去世,77岁高龄的母亲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她经受得起再次沉重的打击吗?我尽量稳定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事情是可以搞清楚的。”母亲大声呼号:“我儿子从小跟着毛主席,不反对毛主席啊!”在儿女们的哭喊声中,我被押上一辆黑色吉姆车,坐在邱会作和李作鹏中间,驶向人民大会堂。

我被带到林彪办公的会议厅。林彪见我进来了,立即声嘶力竭地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整江青的黑材料,3次命令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林彪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接着说:“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的话音刚落,江青跳起来吼道:“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

紧接着,吴法宪大声呵斥:“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也阴阳怪气地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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