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霍普·爱德曼（Hope Edelman）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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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的失落(原书第2版·20周年纪念版)试读：
序言
[1]20年前，《母爱的失落》的第1版出版了。这对我来说是漫长的寻觅之旅的最后一步，我数年寻找的就是这样一本书。在我的母亲死于乳腺癌的时候，我17岁。那时的我不是个孩子了，但也不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人。我已经到了能开车的年龄。在送葬者散去之后，我开车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当地的图书馆。1981年我住在纽约的市郊，附近既没有互助小组，也没有悲伤治疗机构，能治愈我的只有阅读。我想要知道其他女孩在17岁的年龄，她的母亲刚过世时她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想要知道该如何思考和谈论这件事情。我想要知道是否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再次快乐起来。
我没有找到一本符合我心意的书，当年没有找到，之后的一年也没有找到，后来在4个我定居过的州的书店、大学图书馆和计算机信息库里都没有找到。我浏览过的每本关于母女关系的书都假设，母亲是在女儿已经到了中年或者更成熟一些的年龄时过世的。我那时十七八岁，那些书不是写给我看的。我找到的学术文章也一样，虽然有些谈到了早期失去父母对儿童的短期影响，但是没有特别提到失去母亲的女孩，以及丧亲之痛对她们的长期影响。我知道我身上有特别的情绪障碍，还有与我的朋友们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当时我找不到任何涉及这些内容的文章。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和书店里的书架之间便回荡着寂寥的空气。我并不知道有数千名与我们姐妹俩一样的女孩存在。在我心里，我们所经历的是奇怪、少有并且有违常规的事情，这件事情甚至不应该被提起。
当我在大学读大二的时候，我的男朋友给我看了一篇安娜·昆德兰（Anna Quindlen）在《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专栏上发表的文章。“我的母亲在我19岁的时候去世了，”昆德兰在文章中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只能了解到我情绪特征的一种外在表现：‘10分钟后我们在大厅里见——我留着棕色长发，个头不算高，穿红色外套。’”那天下午当我坐着高架列车去兼职的地方时，我读了4次这篇文章，并且把它从报纸上剪下来，放在钱包里带在身边长达数年。在那之后，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在美国有许许多多同样失去母亲的女性保存着这篇文章，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人感到仿佛有人发现了她们思想最深处的秘密入口。
失去母亲不仅仅是有关我的一个事实，更是我的身份的核心所在。在写作本书之前，我不知道有多少女性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很快我就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多。在第1版出版两个月之内，它就登上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畅销书榜单。书中留有我的电话号码，当我完成一天的工作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电话留言里有关于失去母亲的、真诚的、长长的故事等着我。我那时住在纽约，每个星期当地的邮递员都会交给我一个灰色的邮袋，里面装的是读者寄给出版商而后转到我这里的信件。有一次邮递员问我：“姑娘，你是做什么的？我也希望像你一样。”
信件里写满女性的失落和她们被抛弃的故事，以及她们为了安抚情绪所采用的应对策略。这些来信的女性往往会在信中感谢在丧亲之痛中给予她们支持的某些人，她们最终得到了理解自身经历的倾诉对象。数百名女性参加了书友会和研讨会，急切地与其他理解自己的人们共聚一堂。“这就好像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秘密的握手礼。”一个女士说。另一个女士对小组里的人直言：“我感到仿佛外星人找到了母舰。”
母亲去世后，女儿的哀悼永远不会终结。失去母亲的女性在直觉上一直明白这一点，尽管在1994年，这还不是一个能被人广为接受的事情。多年前，普罗大众还深信悲伤应该遵从一套可预测的程序，否则就是进展有误。悲伤（有时仍旧）被看作是必须克服的事情，而不是一个适应和接受的终身过程。悲伤可能是循环往复的、松散的、不确定的，这一想法仍被那些悲伤社团之外的人认为是新奇的观点。
当我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所在的镇子没有给失去亲人的家庭提供帮助的机构。那时我们那里还没有临终关怀医院，只有一个好心的医院社工，可我觉得她爱管闲事的做法让人不悦，每次我看到她从大厅那头走来，我都会躲进护士休息室。葬礼之后，我的父亲参加了一个单亲家长团体的活动，这是我们所在的纽约郊区对单亲家长的唯一慰藉，然而他却发现自己是其中唯一的鳏夫，而且是唯一的男性，那个房间里满是因为离婚而成为单亲家长的女性。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参加过那类活动。至于针对孩子的悲伤治疗课程，多年之后才在美国出现。道奇悲伤儿童中心（Dougy Center for Grieving Children，以下简称道奇中心）创建了美国悲伤儿童课程，成立一年后才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对外开放，又过了六七年的时间才影响到东海岸。在此之前，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常在困境中自己挣扎前行。
当第1版于1994年发行之时，这种情况已经大为好转。那时，道奇中心已经在其他州培训了辅导员7年之久。若干团体已经开始为失去母亲的儿童举办周末聚会，临终关怀活动已经在国际上传播开来。人们也达成了一种共识，即悲伤的儿童需要帮助。社会已经建构出了提供这种帮助的更好的方式。
不可否认这些都对失去母亲的家庭有帮助，但是对10年、20年甚至40年之前失去母亲的女性来说帮助甚微。这些女性在僵化的悲伤观念中长大。她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谈论丧亲之痛的勇气。很多年之后，她们仍然处在失去至亲的悲伤的余波之中——不仅是死亡带来的余波，还有她们的家庭和所属的社区对她们的回应（或者毫无回应）的余波。
作为在儿童时期经历了丧亲之痛的成年人，她们没有受到悲伤支持机构的切实帮助。她们给当地的临终关怀医院打电话，寻找能帮助她们的团体，得到的回答却是因为失去亲人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所以她们不符合资格，或者她们加入了悲伤团体，然后发现其他成员都是最近失去至亲的，处在急性期。其他成员无法切身体会一个女儿在母亲去世10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仍处在哀伤的情绪中。
所幸，从那以后发生了很多改变。“失去母亲的女儿”（Motherless Daughters）和“失去母亲的妈妈”（Motherless Mothers）的团队致力于帮助失去母亲的女性，已经在全世界超过24个地点建立起来，其中包括洛杉矶、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旧金山、伦敦和迪拜等，它们都是由志愿者运营的。互联网论坛和群组网页连接了世界各地无数名失去母亲的女性。在线悼念去世的母亲已经十分普遍，一个心理学家小组甚至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在过去的12年中，儿童悲伤社团的数量激增。道奇中心的网站上列出了世界超过500个儿童悲伤中心。全美悲伤儿童联盟为处在悲伤之中的孩子和家庭提供教育和资源帮助，在美国各处都有专业的悲伤辅导人员。除此之外，1997年成立的Family Lives On Foundation已经帮助超过1000个家庭继续保持他们与已经过世的父母所共同珍视的传统。在13岁时失去了双亲的林恩·休斯（Lynne Hughes）创立的丧亲之痛营（Comfort Zone Camp）在美国的5个州于周末的时间举办悲伤营活动（每年有超过2500个孩子参加），并且运营网站www.hellogrief.org，为失去至亲的孩子及其照料者和朋友服务。
菲利斯·西尔弗曼（Phyllis Silverman）博士是治疗悲伤情绪方面的专家，并且是《求知要趁早》（Never Too Young to Know）的作者。随着死亡和悲伤方面报道的深入（大部分关于失去家人的事件报道来自电视节目和纸质媒体），她写的“死亡体系”（death system）在改变着美国的文化。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电视节目对悲伤之情铺天盖地的报道，以及报纸对每个遇难者的悼念之词鲜明地体现了“死亡体系”的影响。“9·11”事件或许是过去的30年中让美国民众显著意识到悲伤和失去父母等问题的一次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在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至少有2990个儿童和青少年在那一天失去了一个至亲，其中有340人失去了母亲。1995年，在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中，200多名儿童失去[2]了双亲之一，预计30名儿童失去了双亲。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两次袭击，突然失去家长的儿童和青少年的特殊需要受到广泛的关注，“创恸”（traumatic bereavement）成了儿童悲伤咨询中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暴力成了广为人知的悲伤因素。
儿童失去母亲的方式在可预期和不可预期的两种方式上都已经发生了改变。意外和癌症仍旧是18～54岁女性的首要死亡原因。不[3]过，在过去20年里，美国女性的患癌率在缓慢下降。截至1991年，艾滋病的流行导致了18500个孩子失去母亲，到2000年该数字没有达到预计中的80000人。然而，在非洲和亚洲，艾滋病产生了数以百万的孤儿，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社会危机。在美国历史上有些身为人母的女性作为战争的受难者而死亡。到2013年4月为止，在阿富汗和伊朗的美军中，超过25位母亲在服役期间死亡，死后留下超过30个儿童，其中一位母亲在临行前和孩子拉钩发誓，保证自己不会在战争中死去。
我们对这类失去母亲的孩子比以前知道得要多，我们也知道这些孩子可能会在失去母亲时不知所措。1996年哈佛儿童悲伤研究的结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菲利斯·西尔弗曼博士和J.威廉·沃登（J.William Worden）博士在波士顿对失去至亲的孩子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研究，他们发现：
1.总体而言，对孩子来说失去母亲相比于失去父亲更为艰难，主要是因为前者会导致孩子更多的日常生活变化。在大多数家庭中，母亲去世还意味着情感关爱的缺失，孩子不得不适应由此带来的更深远的影响。
2.在失去至亲的两年后，失去母亲的孩子出现情感和行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相对于那些失去父亲的孩子，失去母亲的孩子更焦虑、哭闹得更夸张、自尊心不足，以及自身能力不济等。
3.相对于去世的父亲，孩子对去世的母亲保持着更强的情感联结。
4.还在世的家长应对家庭变故的能力是孩子适应长期变化的首要指标。相对于得到可靠家长的情感支持的孩子，那些有着不称职的单亲家长的孩子更容易焦虑、抑郁，也更容易出现睡眠和健康问题。
5.在失去至亲的两年后，表现最好的孩子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依然积极面对痛失至亲的事实。
然而，似乎我们对孩子的悲伤了解得越多，对失去母亲的实际经历就越记忆深刻。不久之前，我接到了一个大学新生发给我的电子邮件。她的母亲在5年前去世了，在她所居住的小镇里，整个高中时期她都是大家口中“那个没有妈妈的女孩”。现在她去了另一个州上大学，那里没有人认识她，她感到十分孤立无援和孤独。那里没有人认识她的母亲，她的新朋友们也不理解失去母亲对她的深远影响。当有人问起她的父母时，她试图避开使用“母亲”或者“死去”这些词。她已经明白，如果这两个词一起出现，就无法继续聊下去了。没人想谈论母亲去世的事情，也没有人想要听这些。有的人甚至声称对此不理解。“我没有妈妈了。”有一次她对一个同学小声说。这个同学用不可思议的语气重复道：“你没有妈妈？你是说，你的父母离婚了吗？”
谁能责怪一个人对我们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做出这样的反应呢？母亲是永生不灭的。母亲不会英年早逝。母亲从不会抛下深爱的孩子。“我的父亲甚至没有对母亲的死感到悲伤，”34岁的李说，当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才3岁，“父亲对母亲的死措手不及。在他对人生的设想之中没有这一部分。父亲认为母亲不应该死去，抛下5个孩子。他告诉自己不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这样的事情真的出现了。”克里斯汀在24岁谈起她失去母亲的事情时仍会语塞：“如果你10年前问我，我是否觉得妈妈会死去，我会说‘我？绝对不会。我妈妈？绝不可能’，我从未想过这件事。在我们所居住的僻静的小镇上，据我所知没有谁的妈妈去世了。我想这件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们是那么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母亲的去世彻底撼动了我的世界。”
父亲的去世也同样让人悲恸，不过通常不会激起这样的愤慨之情或者吃惊之状。这多少动摇了我们对于世界的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一般预设，父亲会先于母亲去世。依照一般人的观点，女性比男性长寿。过去100年中，在美国，男性被认为会比女性更早离世。如今普通20岁的美国男性的期望寿命是77岁，而普通20岁的美国女性活到82岁的可能性更大。美国男性在15～55岁死亡的可能性比美国女性高50%以上。
不过，这并不表示女性就不会英年早逝。恰恰相反，在2011年，25～54岁的美国女性死亡人数为111000个。在2006年，有676000个不满18岁的美国孩子失去了母亲，其中33000人为女孩，将近25000个女孩失去了双亲。据估计，在美国每年有1100000个不到60岁的女性在童年或者青少年时期遭遇母亲死亡——这是一个极为保守的数字，因为这其中没有包括在18～25岁之前母亲去世的女性，也没有包括因父母离婚、母亲酗酒或受到监禁、孩子具有心理或[4]者身体上的长期疾病而被母亲遗弃的女孩。
然而，从人们的内心来说，没有人愿意相信世上还存在没有母亲的孩子。我们从心里拒绝承认失去母亲的事实，无论我们处于什么年纪，在我们心里母亲都代表着舒适和安全。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纽带根蒂相连，我们将这一纽带的作用与孩子情感的消失联系在一起。因为每个人都把童年时期对走失和孤单一人的恐惧带入了成年时期，所以没有母亲的孩子形成了更为黑暗和不幸缠身的自我形象。母亲的离世是每个人的梦魇，是人们无法想象又无法忽视的事。然而，接受失去母亲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或长久悲伤，意味着认识到自己将来有同样的结果。我记得在我母亲去世几个月之后，我和高中最要好的朋友打电话。我对她说了我最近遇到的困难和事情，我直接就把这些事情与我母亲刚刚去世的事情联系在一起。“霍普，”她坚定又不失温柔地说道，“你不能再有这种想法了。你不能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不好的事情都怪到你母亲去世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对你的生活的影响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呢？”
我知道她说的有道理。我一直在寻找不存在的关系，把没有正当理由联系的事连接在一起，试图为意料之外的行为找原因、找借口。有时，甚至我在做出这种举动的时候都会感到不可思议。与此同时，毫无疑问的是，我知道母亲去世这件事永远地改变了我和我的未来。马克辛·哈里斯（Maxine Harris）博士在《永远的损失》（The Lost That Is Forever）一书中指出，当双亲之一英年早逝的时候，孩子直面死亡，这会改变孩子在接下来的人生之中看待世界的方式。“有的时候，有些事件如此重大，以至于不可能不对与之有牵连的一切产生影响。”她写道。我所有的想法和感受怎么可能不追溯到那条导致了我的人生曲折重重的分界线（将我的人生分为“之前”和“之后”两部分的那个事件）上呢？
当我15岁时，母亲被诊断患有癌症。她去世的那年，我刚满17岁。不像那些经历过失去亲人、有相对完整的个性的成年人，在儿童或者青少年时期失去母亲的女孩会把丧亲之痛纳入她正在形成的个性之中，并成为主导性的、有决定性的个人特征。失去母亲的女孩在年少时就了解到依恋关系可能并不持久，并且家庭能够被重新定义，她们在还是孩子的阶段就发展出成年人的洞察力。不过在帮助她们应对危机的时候，她们具备的仅仅是青少年阶段积累的经验。
年少时丧失至亲能让人变得成熟。对于女孩来说，或许比同龄人成熟得更快——无论是在认知方面，还是在行为方面。正如马克辛·哈里斯指出的那样，失去双亲比其他事件更容易终结童年。因此接下来的这个结果就不奇怪了——当丧亲之痛营在对全美各地408名20岁之前就失去了双亲之一的成年人做调查时，其中有72%的人认为，如[5]果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没有去世，那么他们的人生会“好很多”。
年仅十几岁的女孩可能不得不在母亲离世后筹备一场葬礼，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或者要照顾家庭和家中体弱多病的老人。然而，这时这个女孩还没有高中毕业。母亲离世还意味着失去家里一直以来的家庭支撑，曾经为她提供安全港湾的家被动摇了，她不得不以其他的方式发展出自信和自尊，没有了母亲或者像母亲一样的人物的引导，女儿不得不自己拼凑一个女性的自我形象。大多数女孩会在青少年时期与母亲分开，发展出个人的特征，然后尝试作为一个自主的成年人回到母亲身边，然而没有母亲的女孩则只能独自前行。
早年丧母的女性在成年、结婚和为人母等方面的经历是非比寻常的。“你不得不自己摸索如何成为一个母亲。”凯伦说。她29岁，在9年前她的母亲去世了。“你会听到别人对你说，别担心，你做得挺好，你在尽全力做到最好。当然，你可以给你的朋友打电话，朋友会对你说这样的话，或者你可以给关系亲近的亲戚打电话，亲戚也可能会说这样的话。事实上，你期望说这番话的是当你磕破膝盖时给你上药的人、在你拿着只写了及格的成绩单回家后安慰你的人、帮你准备你人生中的第一个柠檬水摊位的人。那个人（母亲）看着你迈出每一步，并且真的了解你，至少在你看来真的了解你——她才是你一直寻找的人。”
我们多久才会回忆过去并且修正一次记忆？为人母给了我这样的机会。与两个女儿的日常琐事不断地让我回忆起我的童年时光，那时我的母亲正担任着我现在的角色。如今我对她的看法已经和以前大为不同了。我现在慢慢明白了，她是那么有办法、有耐心、毫无保留，又是那么生涩和无所适从，而且还那么年轻。
这是许多背景各异的失去母亲的女性分享的经历之一。无论本书在书架上待多少年，无论我在旅途中遇到多少失去母亲的女性，我总会为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惊讶不已——无论在什么年纪失去母亲，无论因为什么而失去了母亲，无论种族、宗教、社会经济构成以及我们现在的年龄如何，失去母亲这件事为我们抹上同样的颜色。核心身份问题跨越了原本可能会阻隔我们的障碍。作为失去了母亲的女性，我们有普通女性朋友没有的特点：对孤独的敏锐感觉；对自己生命有限的犀利意识；一种“陷在”情绪发展之中的总体感觉，仿佛自从母亲去世我们就不再长大，不再变成熟了；在恋爱关系中寻找一种对方无法给予的高要求的照顾；想要把我们失去或者从未有过的母爱给自己的孩子；对失去其他所爱之人感到焦虑；对每天生活中的“小欢愉”感激不已，以及很早就失去至亲而得到磨炼、强化，甚至解放自己，让我们能够做出原本可能做不到的改变和决定。
第1版中的大多数原始采访被收录在这个20周年纪念版中，此外我加入了一些新的素材，还有1994年未发表的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本书包含99个失去母亲的女性的采访内容（亲身接受采访或者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调查资料（参见附录A）、2002年10月～2005年6月关于1322个失去母亲的女性的互联网调查。尽管这些女性自愿接受访问调查，不具有随机样本的代表性，她们却背景各异，具有不同的种族、宗教和社会经济背景。从年龄跨度上来说，当她们的母亲离世或者离开家的时候，她们从婴儿到30多岁都有。接受访问的年龄最小的女性是17岁，最年长的女性是82岁。书中所有的人员姓名和地点都做了改变，仅在个别的情况下，在得到明确许可之下，该女士的职业才出现在文中。
自从本书面世以来，我的人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你能找到第1版，你会读出作者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女性，住在纽约的一个小公寓里，事业刚刚起步，在想她将来是否会结婚生子。她的书充满探究和疑惑，还未凝练成经验和洞见。如今，我从中年母亲和妻子的角度来写作，我与两个女儿和丈夫一起住在洛杉矶圣莫尼卡山中的房子里。我打包好孩子们的午餐，开车带孩子们去上钢琴课，去参加足球训练，校阅英文论文。从许多方面来说，我已经成了我曾经失去的那个人。
不过，还是有很多没有改变的事。我的人生之中还是有一个巨大的遗憾，我本该有一个母亲，现在孩子们本该有一个充满母性的外祖母。我仍然在有好事情发生、坏事情发生或者没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希望能打电话给我的母亲，和她说说话，说说这一天我是怎么过的。我仍然顽强地依靠自己，我还是会在秩序良好、可预测的环境中感到自在。尽管我已经对自己英年早逝的担心减少了，我仍然害怕我所爱的人死去。如今更甚，可以说现在我的赌注更大了。每天，我看着我的女儿们，祈祷我能看到她们上完高中还有接下来的人生之路。
有时候，我会想再给我的那个高中时期的好朋友打电话，就是那个问我母亲逝世对我生活的影响什么时候是个头儿的朋友。经过多年，我仍会告诉她，“一直都有影响”。这件事影响一切。当母亲离世，女儿陷入悲伤。然后，女儿继续生活。她会再感受到幸福，这真好。然而，那个失去了母亲的女儿、那个想要母亲的女儿、那个希望母亲还在身边的女儿依然存在。余波永无尽头。[1] 本书为《母爱的失落》的20周年纪念版，本书英文版于2014年出版。本书中的“今年”“现在”“如今”以及相关时间推算等均以2014年为基准。——译者注[2] 在那一天中，168人遇难，其中87人是成年女性，没有数据表明她们之中有多少人已为人母。[3] 某些癌症的死亡率在急剧下降。不过，非裔美国女性的癌症死亡率有所上升。[4] 据估计，有114000个不满18岁的女孩居住在寄养家庭里，还有超过1000000的女孩在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家里生活。到2007年为止，147000个孩子的母亲被关押在监狱里，这一数字比1991年翻了一番。这些孩子大多数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抚养。[5] 这项2009年的调查是由New York Life Foundation资助、民意测验公司Matthew Greenwald and Associate协助完成的。这项调查还发现，在美国2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每9个人中就有1个人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
致谢
感谢为本书的出版发行做出贡献的人：我的经纪人伊丽莎白·卡普兰（Elizabeth Kaplan），我在艾奥瓦大学早期的导师卡尔·克劳斯（Carl Klaus）、玛丽·斯旺德（Mary Swander），曾经的编辑伊丽莎白·波尔（Elizabeth Perle）、杰基·康托尔（Jackie Cantor）、玛尔妮·科克伦（Marnie Cochran），现在的编辑蕾妮·塞丽尔（Renee Sedliar），以及阿迪森-韦斯利出版社、戴尔出版社、达卡普出版社的销售部门、市场部门和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你们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女性找到她们经历的轨迹。
从过去到现在，本书在世界各地的书友群不断扩大。我要感谢在美国的凯米·布莱克（Cami Black）、凯西·安达（Casey Enda）、劳丽·卢卡斯（Laurie Lucas）、玛丽安·麦考特（MaryAnn McCourt）、维姬·沃尔德伦（Vicki Waldron）、戴·卡明斯（Day Cummings）、瑞甜·格里高勒（Ruta Grigola）、道恩·克兰克（Dawn Klancic），我还要特别感谢科琳·罗素（Colleen Russell）和在伦敦运营Butterflies书友群的玛丽莲·保罗（Marilyn Paul）、在迪拜运营首个书友群的乔安娜·艾斯库（Joanna Askew）、在加拿大的艾伯塔家中管理本书Facebook群组页面的艾丽卡·凯斯（Erica Keyes）。
我要特别感谢艾琳·鲁伯姆-凯勒（Irene Rubaum-Keller），她是洛杉矶书友群的创始人，并且与我在2014年合作举办了本书的图书交流会。我要特别感谢《无父母的父母》（Parentless Parents）一书的作者艾莉森·吉尔伯特（Allison Gilbert），她还是一个勇敢无畏的徒步登山者。我要特别感谢《黑鸟》（Blackbird）一书的作者、我的知心好姐妹詹尼弗·劳克（Jennifer Lauck）。时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你们三人总能带给我惊喜和启发。
多年前，当在HBO电视网上首次播出的纪录片《逝世母亲俱乐部》（The Dead Mother’s Club）开始拍摄的时候，烟和苹果电影公司（Smoke and Apple Films）的卡丽·鲁宾（Carlye Rubin）和凯蒂·格林（Katie Green）找到了我。能看着她们的电影逐步成片并且认识她们，我深感荣幸。
我永远衷心地感谢书中自愿接受采访并且倾诉心中故事的99名女士。她们的诚实和勇气触动了多年来的读者，并且会继续打动更多的人。我十分感谢本书的研究助理温迪·赫德森（Wendy Hudson），她对本书的材料如数家珍。
我感谢Family Lives On Foundation的菲利斯·西尔弗曼、J.威廉·沃登、马克辛·哈里斯以及劳拉·蒙兹（Laura Munts）为本书所做的工作。我还要感谢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道奇中心以及洛杉矶Our House的每位工作人员给我的不断指引。十分感谢你们的慷慨和你们的研究。
多年前，一个女人站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今夜秀》（Today）录音棚外，拿着一个写着“谢谢你，霍普”的手写标语牌。我给了她一个纽约市帮助小组的宣传手册。她后来成了儿童悲伤社区中有史以来颇有奉献精神的志愿者（现在则成了治疗师），同时也成了我不可多得的可信赖的朋友。请米歇尔·科菲尔德（Michele Cofield）接受我对你深深的敬意。
多年前，阿奇漫画公司（Archie Comics）笔友服务项目帮我和明尼苏达的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孩成了笔友。我们在8年的时间中，几乎每个星期都会通信联系，我们一起经历了我母亲患癌症过世和在此两年之后她母亲过世。多年以来，她是我唯一可以交流丧母之痛的和我一样失去了母亲的女孩。西尔维娅（Sylvia），无论你如今身在何处，我想让你知道，在我最需要朋友的时候，你的友谊对我有多么重要！
感谢我的兄弟姐妹一直以来对本书的支持，即使在我对事情的看法与他们不同的时候也一如既往地给予我支持。我的父亲在2005年去世了。如果他能知道本书的生命力如此持久，他会为此而感到骄傲。还有我的母亲的生活和死亡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也是我写的第一个故事——她是本书真正的女主角。
最后，如果在1994年没有纽约市的那群具有奉献精神的女性，那么就不会有书友群；如果没有书友群，那么我就永远不可能遇到我的丈夫乌兹（Uzi）；如果没有乌兹，那么就不会有玛雅（Maya）和伊登（Eden）。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中分别含有一部分我母亲的名字，因为她们我才相信永生不灭，通过她们我母亲的生命得以延续长存。第一部分 失去
女儿失去母亲，母亲失去女儿，本质上都是女性悲剧。——艾德丽安·里奇，《女人所生》（Of Woman Born）第1章 悲伤的季节：悲痛需要时间
我母亲在风华正茂的盛夏之时去世了。在她去世16个月前的一个下午，她从医生办公室回来，告诉我们她得了乳腺癌。整整16个月的化疗、CAT扫描，她拼命坚持，多么期望能通过这些常规治疗回归正常生活。每天早上我们一起拿出橙汁和维生素，但是她还要吃下那些阻止癌细胞扩散的白色椭圆形药丸。放学后我会开车带她穿过城区去进行肿瘤治疗，回家的路上她跟我保证她肯定会活下去。我是那么相信她的承诺，真的。虽然我亲眼看着她一点点地掉头发，一点点地丧失尊严，直至最后没有了希望，我还是相信她会活下去。一切结束得很突然，我们都毫无准备。1981年7月1日，她在后院晒太阳时发病了。12日拂晓前，她离开了我们。
母亲去世时年仅42岁，刚刚度过她人生的中点，而我刚满17岁，妹妹14岁，弟弟9岁。父亲失去了终身伴侣，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安慰我们这些孩子和他破碎的心。在癌症将我们一家五口变成四口之前，我一直以为我的家是纽约市郊最典型的美好家庭：父亲在城里上班，母亲在家带孩子，我们有一栋带着精心修葺的院落的房子、一条狗、一只猫、两辆轿车、三台电视。悲剧似乎应当远离我们这样的家庭，不应当破门而入。
与其他失去母亲的家庭一样，我们对此处理得很好，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避免谈论这件事，假装振作。我们家本来就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悲痛。我们身边没有朋友或是亲戚有着相似的经历，也没有可以参照的样本，得不到坚定的扶持。母亲去世后的第一年，我们照常上学、度假，依旧每两个月理一次发。好像失去一位核心家庭成员是根本无关紧要的，只需要将家里的各种事项重新调整一下就可以了。愤怒、罪恶感、伤心、悲痛——所有的情感都被压抑着，只有当我们实在承受不了时才如同炸弹般突然爆发。
1982年秋天我离开家，前往中西部去上大学。我渴望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坚定地希望自己去体验母亲从未经历的生活。母亲在1960年大学毕业，获得了音乐学位，同时也戴上了结婚戒指。然后她的活动领域很快就仅限于那栋郊区农场的错层小房子了。我决意自己的生活将要走向世界。母亲去世后的那些年，我驾车横穿美国，研究卡夫卡（Kafka）和波伏娃（Beauvoir）的思想，与不同种族背景的男生约会，还自己背包到欧洲去旅游。不论旅行到哪里，我的内心总是有着无法抹去的忧伤——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某个人死去，你伤心地哭了，然后你继续前进。对我而言，这并不难以理解，最让人迷惘的是这个人的离去竟会时断时续地影响着我后来的生活。1981年7月的一天凌晨，癌症夺走了我母亲的生命。过了13年我才开始认识到她的死是如何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我所做出的选择、我的交友以及我的发展方向的。
我用了7年的时间才开始明白关于悲伤的一条核心真理：你越是想避免悲恸，悲恸就越是不离你的左右。让悲伤释然的唯一办法是咬紧牙关，感受痛苦。
大学毕业后的那几年，我住在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在一座12层的红砖楼里办公，那里以前是一个旅馆，据说汉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和艾丽丝·库帕（Alice Cooper）的大蟒蛇在去世前的几个晚上都是在这儿度过的。这栋楼坐落在市中心的一条主干道上，紧挨着一栋已经被送进监狱的臭名昭著的布彻兄弟建造的大厦。大厦是高科技设计，多数办公室空着，楼体几乎由玻璃构成。把我办公的地方说得这么详细是因为这个位置很重要。在布彻大楼前有一个交通信号灯，还有一条人行道，每天我都从那里穿过欢乐大道。
那年我就要24岁了，那片街区有种叛逆的历史，也不知道那个秋天我经历的事情和这有没有关系。那年根本就不是我的幸运年。那年5月我深爱的男友突然和我提出分手，我的内心世界瞬间崩塌。于是我通过同另一个男孩频频约会来安慰自己，但他后来醒悟我并不爱他并在夏末离开了我。两周后，我又卷入一场酒吧混战，害得自己躺在急诊室里，嘴唇裂了，脑袋上被砸了个高尔夫球大的包。可以说，我的生活有点失控。那时我住在一间小小的白色房子里，就要付不起房租了，满脑子只剩下逃避的念头。邻居都当我是研究生、和平队员、俄勒冈中心一个素食协会的会员，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我怕自己会不停地和朋友唠叨诉苦，就深居简出，经常向不会表态的小猫征求意见。孤独时，我就在傍晚溜出去到街对面采野花，与邻居的山羊和绵羊玩儿。这日子听起来像隐居田园，实际上我很害怕。除了我自己，没人来照顾我，而且对工作我也觉得力不从心。
10月中旬，我每天早上很晚才去上班，中午午餐休息两个小时，每天要穿过欢乐大道好几趟。在一个特别的下午，我从邮局回来，走在人行道的中间，抬头望了望天，正好有一片乌云飘过，我看见阳光从布彻大楼的玻璃上反射回来。这种感觉怎么说呢？这就好像我被一只46号大的工作靴一脚踢在肚子上，胃部痉挛，无法呼吸。信号灯变为绿灯，汽车开始鸣笛，几辆车开过我的身旁，还有人摇下车窗，冲我大喊：“哎！不要命了？”
我说不出话来，也动不了。那时我站在那里，满脑子想的都是：“我想要母亲！我想要母亲！现在我想要母亲。”
这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呐喊。自从7年前母亲去世，我从不允许自己想念她。相反，我一直说服自己不再需要母爱了。虽然因丧母而过早获得自由和独立很不幸，但这些也是值得我珍惜的财富。拥有这种情绪的人通常不是太过年轻就是太过天真。24岁的我认为自己已经驶离了所谓的悲伤五步骤——那是母亲躺在太平间时一位社会工作者塞给我的小册子上罗列的。
自我否定、愤怒、博弈、崩溃、接受。那时这5个步骤听上去简单极了，就是对常规生命直白的5个反应步骤。母亲去世前的那个晚上，我很崩溃，不停地祷告，我祈求上帝或是任何存在的神灵能接受我的简单交易。虽然在此之前我从未考虑过死亡，但是那天晚上我恳求代替母亲在睡梦中死去。我知道我们这个家更需要她。我错失了全部中间步骤，我本可以向上帝祈祷，请求上帝让我的妈妈身体健康，我保证再也不和她顶嘴了，那时我并不知道她就快不行了，而现在，我相信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只有无私的行为可以救她。清晨的阳光告诉我奇迹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后来我发现自己的这次尝试将我定位于博弈这个阶段，这使得我有了些许安慰。在悲痛的情感标尺中，我已经位于中点了。
7年后，每次提起母亲我都不会再哭了。当有人听到我母亲已经去世而说“我很抱歉”时，我会回应恭敬的微笑，毫不反感地点点头。时间治愈伤痛的魔法已经奏效。每个人都说时间会治愈一切，而我证明自己没有母亲也能生存下去。我认为自己做得还不错，也认为自己某种程度上已经取得了胜利。一直到那天站在人行道的中央，我很困惑，那种自豪感没有了，难道自己过去的一切都错了吗？从那以后我对悲伤的理解是：悲伤不是线性的，是无法预测的，是平复和自我控制的。有人严重误导了我们，暗示我们悲伤有着明确的开端、中期和结尾。那是虚构的，并不是真正的生活。
悲伤是循环往复的，与四季交替变换、月亮阴晴圆缺是一样的。没有人能比女人更了解悲伤，因为女人的大半生都要经历生理上的月经周期。几个世纪以来，了解悲伤节奏的作家也用季节隐喻来形容悲伤的过程——由悲痛的低谷走向重生的巅峰，然后又回到起点。
悲恸的历程和任何循环一样：周而复始，只是每个循环的步骤稍有不同，但基调是相同的。一位失去母亲的女儿的确在情感上要经历自我否定、愤怒、困惑和重新定位的过程，但是新的发展任务会不断地再次唤醒她对母亲的渴求，使其对悲恸的反应不断重复呈现。比如说一个13岁的女儿遭遇母亲心脏病突发去世，在最初的打击和震惊后，她会竭力做到战胜悲痛，但是5年后，当她高中毕业时，会发现自己痛苦地思念母亲，再一次伤心欲绝。在这之后的不同成长阶段，她都会重新回归到悲痛者的位置——筹划婚礼时、生育第一个孩子时、被诊断身患重病时，或是到达母亲去世的年龄时。在女儿生命的每个重要时刻，她要在没有母亲支持的情况下迎接自己害怕面对的新挑战，但是当她成功的时候，母亲却不在那里。女儿原有的失落和被抛弃的感觉就卷土重来，并就此循环往复。
悲伤迟来7年也不算是迟到太久。在我收到的信中，有些女性说她们的悲伤迟到了20年、30年，甚至更长时间。“有些人到成年中期时才意识到这种缺失的影响，”以色列心理学家，《没有你》（Without You）一书的作者塔玛·格纳特（Tamar Granot）说，“有的时候，这种迟来的意识会在他们的生活出现改变的时候被激发，尤其是在成年危机觉醒的时候。”她说，对职业选择的不确定、维持一段关系的困难，或者自己孩子的问题，这些能够突然让一个女性意识到她如今的行为和她还是个孩子时的创伤之间的关联。
我们通常很没有耐心，总是习惯于很快满足所有需要，但是悲伤需要顺从时间的力量。伊丽莎白·K.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的哀伤五阶段颇为流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丧亲之痛模型，最初是为了疾病晚期的病人接受严峻的诊断消息而发展出来的，而不是为了他们离世后留下的家人（一个悲伤咨询网站现在建议将其改名为“接受灾难性消息的五个阶段”，并且因其对悲恸的人的害处大于益处而不再将其当作一种丧亲之痛模型）。我更喜欢J.威廉·沃登的悲恸的四个任务：接受损失（第一个任务）、应对损失的现实（第二个任务）、适应新环境（第三个任务），以及从情绪上给失去的至爱重新定位（第四个任务）。不过其实，我发现对于大多数悲恸的人来说只有两个阶段与他们有关：你感到非常糟糕的阶段，还有接下来你感到好受一些的阶段。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程是缓慢、混乱而且情绪化的，也没有严格的规律可言。
希望悲伤是稍纵即逝、可预测的过程的想法使得我们过于病态化这个过程，把正常的反应看作异常痛苦的标志。要是一位妇女每年圣诞节都因为思念母亲而哭泣，我们就认为她无法从过去走出来，即便所有人都希望她的人生能按计划不断推进。数数看身边有多少朋友和同事希望我们能在6个月之内战胜悲伤，就如那些书上所宣称的神奇6个月之限？我们自己又有多少人希望如此呢？夏天人们还不断提起母亲去世的事情，到了秋天就少有人再提及，而冬天下雪时就缄口不提了。那时我就责备自己：已经6个月了，继续自己的生活吧。
一切该过去了，我努力了，我真的努力了！然而，将同母亲朝夕相处的15年或20年用几个月的时间释怀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将一个生命带到人世间要9个月的时间，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会用更短的时间忘记一个鲜活的生命呢？无论你是否准备好，悲伤来了
关于儿童和青少年是否有能力悼念至亲的死亡，心理学家已经争论多年了。成年人有多种感情倾诉的渠道（配偶、情人、孩子、密友以及他们自己），孩子却通常将感情指向一位家长或是双亲。一个女儿说：“母亲的早逝彻底掀翻了我头上的保护伞。”她的说法并不夸张。
接受至亲的死亡需要多数孩子所不具有的能力：对死亡的全权理解；探讨他们感情的语言和鼓励；能否意识到这种剧痛不会永远持续；将对逝去家长的情感依赖在和其他人发展亲密关系之前转嫁到自己的身上。这些能力的发展和积累是通过孩子成长获得的，就像一列火车在每一站都承载一位新乘客，但是到某位家长逝去的时候，车上只剩下几个人了。
这并不是说孩子没有能力悼念家长。只是他们的悼念方式与成人大不相同。随着他们的认知和情感能力的成熟，他们悼念的过程非常漫长甚至延续至整个发展过程。一个5岁的女孩也许认为死亡就是睡着了；在其11岁时，她才明白母亲去世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于是她不得不应对失去母亲的悲痛，并为这新的觉醒而愤怒，虽然这时距离她真正失去母亲已经6年了。珍妮弗今年20岁，她4岁的时候母亲自杀了。她知道母亲死亡这件事，但是无法理解其深层的含义。一直等到其认知能力和情感能力完善后，她才接受了这个事实。“母亲是在车库里自杀的，一氧化碳中毒，”她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是汽车漏油导致了她的死亡。这很荒谬，但这的确是我脑子里猜想的事。多年以后，直到我上了初中，我才意识到她是自杀的。当时我正和别人说起这件事，讲到一半的时候，我想：‘我真是太愚蠢了。这怎么可能是漏油呢？’”母亲去世10年后，珍妮弗才开始新一轮的悲伤，因为她说自己还在努力疗伤。
成人通常是在失去之后马上开始悲伤，而孩子则是一点一滴地悼念，在被长时间地显著忽视之后，整个过程被一段段的愤怒和伤心分隔开来。成年人常常误解孩子这段时期的需要而封锁悲伤，认为他们还不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即使事实上孩子知道母亲已经去世了。随着时光流逝，孩子无法忍受严重的情感痛苦，尤其是无法从他们信任的成人那里得到支持。与公开地表示悲痛相反，孩子通常是通过玩耍说明内心的想法。刚从母亲葬礼上回来的女孩也许直接就奔向自己的玩具箱，好像对白天发生的事情表现得无动于衷，但是她的玩耍可能在告诉我们什么：如果她将四块积木排成一排，而另一块却在稍远的地方单独摆放，她可能是在演示自己失去至亲的经历。
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巴尔·哈瑞斯童年分离与失去父母研究中心的治疗专家发现，孩子的悲痛反应是受活着的父亲或母亲行为的直接影响的。“如果活着的父亲或是母亲的康复过程很缓慢，比如异常消沉，或是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或是面对杂乱无章的事情而身心疲惫，那么孩子接受失去亲人的事实就更困难。”南·伯恩鲍姆（Nan Birnbaum）说。她是社会科学硕士，于20世纪90年代在巴尔·哈瑞斯中心为失去亲人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咨询。“我们注意到如果孩子身边的家长能很好地应对亲人死亡，那么孩子通常在亲人事实死亡后的6～9个月开始感知丧亲之痛，他们需要安全和心理保障才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痛苦。孩子身边的家长必须在孩子能够放松、感觉能安全地伤心之前就重拾生活的碎片，将一切打理得舒适些。有时有的家长做好这些铺垫需要一年之久，那么孩子就不会马上为失去亲人而悲痛，而是在一年半后爆发强烈的情绪反应。”通常，孩子不太可能不受在世亲人情绪的影响，如果他的亲人持续陷在某个悲伤的情绪阶段，那么孩子也会如此。
研究人员发现，失去亲人的孩子能继续茁壮成长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稳定的、健在的家长或是其他能迎合其感情需求的关爱者，二是有释放情感的机会。单单心理关爱是不够的。能表达悲伤的孩子以及在自身环境内能够感觉安全的孩子最有可能消融丧亲之痛，并避免日后更为严重的痛苦，但是这类孩子还是会继续面临困难——无法停止悲痛的父亲、嫌弃她的继母、不稳定的家庭生活，这些都能随时中断她的安全感，把她打回原形。
由于有和同龄人的密切交往以及抽象思维的能力，青少年能从“母亲去世了”直接跳跃到“我的生活还将继续”——这和成年人悼念的步骤相似，但是他们的经验仍受自身发展的局限。有的专家认为青春期自身就是一种悼念的类型（为失去的童年、为过去的全能偶像、为保护型的父母），认为直到十几岁或20岁出头才能完成这种悼念过程，我们才不会突然地为失去某个深爱的人而伤心。青春期由于其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也许是我们学会放手的准备过程。
在青春期失去母亲的女性通常会说自己从那时起丧失了哭泣的能力，甚或若干个月后或若干年后都无法恢复。在其成年后回忆并讨论母亲的逝去时，哭泣能力的丧失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人过去的污点，是自我指责的要点：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哭不出来？我到底有什么问题？
桑迪的母亲在20年前患癌症去世，34岁的她仍然记得自己那时候的困惑。“我在母亲的葬礼上一直没哭，”她说，“14岁时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很伤心。我记得从葬礼接待室回来的路上，我和朋友坐在一起，就是待着——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知道的，我不想站着，好像这事令我很心烦。我不知道如何去伪装。那儿有大片林地，我下车独自坐在一个原木桩上，伤心地大哭，但不曾泪洒葬礼。”
作为对重创的回应，年纪稍大的孩子和青少年不会像成人那样纵情哭泣。尤其是十几岁的孩子，常常对自己潜在的情感回应的强度感到恐惧。几岁的小孩可能会冲动地大哭，不考虑情感爆发是否会结束；十几岁的孩子也许会认为她会“失去”，从而认为悼念是一种威胁。社会福利学硕士丽塔·洛夫（Rita Love）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对学生中的丧亲群体进行调查，和被调查者第一次会面时，她会给出一份表格，列出和这个群体相关的期望和焦虑。“通常，他们最初的恐惧是害怕自己会在情感上永远失去亲人，”她说，“他们害怕自己来到这里会哭泣，然后大概有10%的人会走出门，回到自己的宿舍或班级。他们害怕由于自己过于伤心而不能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但是那种情况基本上从未发生过。6个学期以后，我重新发给他们一样的调查问卷，他们都说的确很害怕，而且从未停止过。”
如果失去亲人恰好出现在一个女孩正和家庭抗争、征求独立的时候，她也许会将哭泣和其他的情感爆发形式同依赖性的退化联系起来，认为那是孩子的行为。因为她将“哭泣”等同于“幼稚”，从而避免任何公开表达情感的方式。母亲去世使她感受到的被抛弃感因为其他正常青少年的疏远而加剧，于是她感觉自己被隔离了，也就更不敢表达自己的悲伤情绪。
要说明的是，我的家庭是交流感情的安全论坛，我们讨论母亲的死和她的生活，每个孩子都发现有人给他提供必需的情感支持。事实并非如此，面对突然降临的、对3个他不怎么了解的孩子要承担的责任时，我的父亲无法兼顾自己悼念爱人的情感需求，而且他也不是一个习惯求助于人的男人。我不认为他那时候和谁讨论过母亲的死，至少他肯定没有和我们讨论过这个，而且就算提一下母亲的名字他都会热泪盈眶，甚至是躲进自己的小屋里，而我的妹妹、弟弟和我静静地看着盛满丰盛晚餐的盘子干坐在桌前。看到自己挚爱的父亲这样逼近崩溃的边缘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决定无论如何不让这种事情再发生。我们学会绕弯子说话以免让父亲情绪激动，沉默笼罩着我们，就像挥之不去的浓雾。母亲去世后两个月左右，我们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沉默和压抑使我变成一个情绪化的冷面模特，冷冰冰的、如假人一般的完美存在。母亲去世的那天晚上，我走进粉饰感情的幸存怪圈：没有眼泪，没有伤心，只有精心粉饰的微笑和强烈维持现状的愿望。如果我无法控制外部的混乱局面，我就会尽力通过自我克制去平衡。我怎么能向内心的强烈情感妥协呢？我的父亲后来在家里同来参加葬礼的亲戚说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他说：“要不是霍普，我们都得崩溃。”然后亲戚点头称是。
当然，他们的称赞只是进一步激励我维持自己轮廓分明的大理石面具。那些年我从未被击垮。在我们家，母亲是孩子哭泣寻求安慰的安全地带，而父亲则总是板起面孔，不赞成情感的随意释放。我需要有人来告诉我感到愤怒和绝望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我各方面的成熟、负责任的行为，我得到的只有鼓励。也许，对一个17岁的女孩来说，希望获准表达感情有点孩子气。如果我没有遭遇这种情况，我也会这么想。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并不少见，许多家庭甚至认为最无害的悲伤表达方式是对逝去者的回忆，而且还羞于面对痛苦。我们的文化鼓励女性表达情感，而要求男性抑制自己的情感，于是和父亲在一起的女儿就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父亲也许会感觉很悲伤，相对于其他家庭成员甚至更加强烈，但是他已经社会化了，能抑制自己的情感，而解决问题常常会令他们感觉窒息，或是耻于情感表达。“我父亲的意思，对我表示得非常明确：‘你哭什么哭？是不是我们都要完蛋了？’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伤心、悲痛和哭泣在我们家就是灾难。他不允许我们这样。我真希望那时我能反击他：‘这不是真的，父亲！’然后我就哭个不停。最后我抬起头跟他说：‘看，什么事儿也没有，没有电闪雷鸣。’然后他也哭了，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哭泣为什么那么危险？我在治疗中心哭得够多了。我对治疗专家很不满意，治疗毫无效果。我想也许我的情感表达对我们家而言有着某种否定的力量。我还真以为自己有那么大的能量，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莱斯莉的母亲在11年前去世，28岁的她回忆说。
悲伤不会因为我们努力把它锁在封印的抽屉里就消失。相反，那是鼓励我们去努力应对的方式：忽视痛苦，它就会溜走。任何尝试过这种方法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虚伪的事实。“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母亲去世这件事令你疯狂，”29岁的雷切尔说，母亲去世时她14岁，“而是你不能谈论它，不能让自己老想着这件事。”沉默的声音，没有任何回应，这些都比事实的言语更让人难以释怀。对悲伤缄口不提只意味着它会另寻出路，从眼睛、耳朵甚至每个毛孔渗透出去。感知还是不去感知
虽然不愿相信，但我们终究无法逃避一个不幸的事实——悼念令人心碎。“比如看到你的手或是她的东西这样的小事儿都让人抓狂，内心的伤痛一触即发，就想快点儿逃离这儿，”26岁的多恩说，她母亲3年前自杀了，“但是你不知道该逃到哪里去，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你会给父亲打电话和他倾诉，他只是说：‘给你买张飞机票，你就能离开这儿了。’但是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你还是要和自己脑子里的这种想法打架。”《继承的规则》（The Rules of Inheritance）一书的作者克莱尔·比德维尔·史密斯（Claire Bidwell Smith）在这本回忆录中述说自己在刚上大学时如何应对母亲去世，在10年之后应对她父亲离世，以及在她母亲去世后她回忆自己在麻木中过了3年。她写道，悲伤袭来，比她想的更为猛烈，在20岁的时候，她辍学离开了大学校园，到了纽约端盘子。
我的悲伤充满了房间的每个角落。悲伤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吞噬了空气，没给别人留下任何空隙。
悲伤和我常常相依相伴。我们一起抽烟，一起哭泣。我们一起望向窗外远处的克莱斯勒大厦，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穿过公寓中又黑又空洞的一个个房间，就像是矿工在地下漫无目标地寻找出去的路……
悲伤是个占有欲极强的家伙，我无论去哪里都得带上它。
我拖着悲伤出门，去餐厅和酒吧，我们一起在角落里闷闷不乐地坐着，看着人们在我们周围来来往往。我带着悲伤去购物，我们在超市中逛来逛去，我们都空虚到买不了任何东西。悲伤和我一起沐浴，我们的泪水和肥皂水混在一起，悲伤和我一起入睡，它温暖的怀抱就像是镇静剂，让我无意义地长时间不醒。
悲伤是一股力量，我被这股力量所包围。
悲伤蕴涵着风险：我们不得不向情感妥协，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保持对情感的控制给我们以正常的假象，但那是以什么为代价，又能持续多久呢？43岁的丽塔，其16岁时母亲因癌症去世，丽塔说刻意地避免悲伤使得她表面上看起来很坚强，没有摧毁自己的情感核心。
我害怕如果让自己感知到内心的剧痛，我就会马上崩溃了。我不能这样做。理智地说，我知道这不真实，但是我不打算尝试。我接受过各种治疗，成百上千种治疗方法，而且总是下意识地妥善处理母亲去世带来的悲伤情绪。我知道自己需要抚平伤痛，但是我做不到。对于陌生人，我也从未展露过脆弱的一面。
我痛恨自己对真实情感的否定，也不愿意承认我的力量源泉就是因为不能感受到深深的情感。尽管这种说法很怪异，但是从某些层面上来讲，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得以幸存。我工作出色，像母亲一样从秘书起步，现在也拿到了学位。我社交能力强，同成百上千的各色人等打交道。我觉得自己之所以能胜任正是因为逼着自己必须是个女强人。我不得不平衡自己的两面性，一面是女强人，另一面就是一个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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