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辉煌——丝绸之路的盛大开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09 16: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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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汉辉煌》编委会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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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辉煌——丝绸之路的盛大开拓

大汉辉煌——丝绸之路的盛大开拓试读:

前言

在张骞踏上向西部探险的征程之前,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尽管秦始皇用赫赫武功统一六国,建立了版图广大的中原王朝,但是当时中国人的脚步,向西只到达今天陕甘交界的陇山。地理的隔绝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在大山的那边有什么景色?有什么人居住?这些未知引发了人们的种种好奇和幻想。

难道在张骞之前,就没有一个中国人跋涉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登上白雪皑皑的帕米尔高原吗?

自汉朝开始,丝绸之路的盛名就已经传于天下。无数的商队沿着这条古老的行径,连接东西,互通有无。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条贸易大动脉,也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蕴含了最多财富的黄金之路。

在张骞通西域前,于丝绸之路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商队从这里经过,将东方的丝绸、瓷器等运到西方,再将西方的毛皮、玉石、珠宝、香料等贵重物品运回来。这一来一回可能长达数年,但获利却是以十倍百倍计算的,就算这条路全是沙漠戈壁,渺无人烟,也有人甘于冒险。

然而在当时的世界,汉朝毕竟不是一家独大,北方的匈奴就一直是他们的心腹大患。因为匈奴的存在,汉朝与西域的联系时断时续。历史上,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曾经三次中断又三次畅通,史称“三绝三通”。西汉武帝时期北伐匈奴,才算是较好地解决了匈奴的威胁。

张骞先后两次出使两域,耗时20余年,行程数万里,最卓著的贡献是以其亲身实践,沟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丝绸之路。它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司马迁誉称这一贡献为“凿空”,以昭示张骞的开拓之功。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地区和外界的联系,也为中国和中亚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新纪元。

汉朝是丝绸之路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即奠定于这一时期。西汉时的丝绸之路走向大致为东起长安,向西穿越河西走廊,经由敦煌境内的阳关或玉门关后西行至楼兰。此后便分为两条支线:一条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至莎车,西越葱岭到大月氏、安息等国,称为南路;另一条则沿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至大宛、康居等国,称为北路。至东汉明帝时,汉军攻取伊吾,一条经此西行的新北道得以开辟。这样一来,三条主线基本齐备,敦煌也因为是三线汇聚之地而成了总绾东西的交通枢纽,被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细细考量,张骞通西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其必然性在于客观上,秦、汉两朝之大帝国,与欧洲之罗马帝国东西对峙,为世界中古史初期无上光荣之大国。中原文化之盛,武力之雄,至西汉中叶达于极点。汉武帝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继续休养生息,从而具备了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军事上厉兵秣马,最终击败匈奴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为沟通西域,保障与西域的贸易安全提供了保障。丝绸之路的开通虽说得之于偶然,但偶然中亦有必然,如果没有西汉王朝的强盛,没有雄厚的经济做后盾,要完成这一对外沟通的历史使命也是断然不可能的。故而,丝绸之路的开辟,不只是大汉外交能力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汉朝的综合国力。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凿空”崇山峻岭和广袤沙漠,皆出于军事目的。张骞出使西域最大的成果在于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以及建立了与各民族的友好关系,扩大了汉朝的影响,沟通了西汉与西域各国,为丝绸之路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这是在必然中蕴藏的偶然。而历代人都在谈论丝绸之路,这足以引发后人的无尽思考。

西汉前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民族亲和力极强。当时,西汉王朝与北方最强悍的游牧民族匈奴建立了姻亲关系,与东南沿海的百越特别是岭南的南越国建立了臣属关系,张骞通西域后又与西域各民族建立了良好的兄弟关系。此时的汉族与周边各民族保持了和平、友好、稳定的联盟关系。民族向心力、亲和力支撑民族吸引力,民族亲和力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就会大大增强。一个民族,如果其经济萧条、政治动荡、文化衰落,是很难具有吸引力的,也很难具有凝聚力。

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使西域诸国摆脱了匈奴的统治,转向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汉王朝,从而加强了与内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这无疑也是复兴丝绸之路的重要启迪。

古代丝绸之路促进了欧亚地区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在那个古朴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沿着丝绸之路,伴着有节奏的驼铃声,缓慢地相互沟通和交流。当时没有“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军事威胁”这些问题,也没有“国际恐怖主义”,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地区是相对安宁的。几千年的实践表明,丝绸之路是人类的宝贵遗产,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极为丰富。第1章 强盛的西汉王朝

华夏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发展5000多年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以国家、阶级、城市等因素作为文明兴起的标志,华夏文明在世界古文明中是年轻却最长寿的,是古文明仅存的硕果。秦汉时期是奴隶社会结束、封建社会初步发展的时期。到西汉时,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曾出现“文景之治”的良好局面。民族关系的发展和初步繁荣,为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武帝的奋发进取精神推动了强盛的西汉王朝走向世界的步伐,“丝绸之路”使得汉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走向统一的中原王朝

中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四大中心之一。早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黄河流域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第一个强大的王朝——夏王朝。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这个重大的转变无疑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开端。

夏代开始向王权制度的国家迈进。夏代有都城,有保障国家各项事务顺利进行的职官制度,还有刑法、赋税和保卫夏王朝的军队等,具有了作为国家的主要功能。较之以前的具备早期国家形态的部落,夏代在组织上、管理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部落林立的政治格局逐渐走向政权统一的道路。

自商周至秦汉,是中华古代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商王朝的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商、周两朝,不仅承袭了夏的王权和疆域,而且随着王权的不断强化和服事制统治秩序的完善,出现了与王权紧密结合的“中国”概念。最迟在西周时期,“中国”的概念已经出现,“中国,京师也”,这已经明确说明了“中国”所具有的鲜明政治含义,即“中国”在古人天下观中位居中央,是 “天子”施政的核心区域。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长达5个半世纪的分裂状态并没有遏止人们对“大一统”的期盼。“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演变最终促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而秦王嬴政在公元前221年也终于实现了人们的愿望,建立起了第一个以早期汉族为主体的、号令“天下”的“大一统”国家,完成了统一大业。原来的中原王朝就被新的中央集权国家取代,各诸侯国合并为一个中华帝国。从那时起,受到“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国。

秦汉王朝对中原地区的长期统治,使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凝聚为一体,高度发达的文明成为中国疆域进一步凝聚、发展的核心。随后,秦北逐匈奴,南降南越,并在今四川南部及贵州、云南被称为西南夷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管理机构,将蒙古大沙漠以南,东、南至海,西及今甘肃、四川、云南的广大地区,囊括进秦朝的统治之下。

西汉沿袭了秦朝的统治区域。汉武帝时,经过多年战争,击败了战国末年兴起于蒙古草原并向南进犯的匈奴帝国,收复了漠南地区,并将河西走廊纳入汉朝版图,进而征服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诸小国。至汉宣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实施统治。汉武帝还平南越、闽越,将秦末脱离中央政府的东南沿海地区重新纳入统一国家的版图,并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进行直接统治。今东北松花江流域的扶余及乌苏里江流域及其以东地区的肃慎等部族成为汉朝的附庸,北方的匈奴及今青海、西藏、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地区的羌族也臣服于汉王朝。这为后来中原王朝的基本疆域及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

不过,历史上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则是1759年清朝乾隆帝平定天山南北路。此后,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范围,第一次完全归属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统辖之下,“中国”和“中原王朝”这两个概念自此合而为一,边疆政权不复存在。原始氏族社会的民主制和国家雏形的产生

据文献传说可知,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族类群体,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有巢、燧人、神农等,可能就是早期比较有名的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团的首领。

原始公社氏族制度分两个阶段,即母权制时代和父权制时代。进入父权制时代,这些古代部族形成了三大集团。

一是华夏集团,地处西北方,又分为三个亚集团:黄帝与炎帝两大支,黄帝支居北,炎帝支居南;近东方的,又有混合华夏、东夷两集团文化,自成一体的高阳氏(帝颛顼)、有虞氏(帝舜)、商族;接近南方的,又有出自北方的华夏集团,一部分深入南方,与苗蛮集团发生极深关系的祝融等族。其范围西起陇山,东至太行山东麓,南至伏牛山以南,北达燕山。

二是东夷集团,主要是太皞与少皞两大部落集团,由太皞、少皞、蚩尤等部族组成。其领域在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地域。

三是苗蛮集团,由三苗、楚、伏羲、女娲、 兜等部族组成。生活在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

这三大集团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时而争斗,时而和平共处,最终完全同化,渐次形成后来的汉族,并在黄河流域形成了以黄帝部落为核心的、比较巩固的大联盟。在此基础上,经过几百年,又形成了陶唐氏、有虞氏、有夏氏的部落联盟,尧、舜、禹相继为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在部落联盟首领统率之下,专门从事管理的部门和人员也逐渐产生,并且日益增多,出现了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形成了国家的统治机构。禹在位时,已将原来的部落联盟建立为国家,并将他的势力范围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州,这就是“九州大地”的来历。

尧、舜、禹时期正值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社会氏族制阶段。原始社会恶劣的自然条件、低下的生产水平,使得原始人只能以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群居方式求得生存,并以禅让制度来确保权力公有化。禅让制的核心是“传贤”而非“传亲”,更不是“传子”。关于尧、舜、禹禅让的传说,《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社会“选贤与能”

的表述,都说明了当时实行的是氏族社会民主推举的部落首领制。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

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物质资财私人占有现象。物质的强烈诱惑力引发了人类的占有欲,而能满足统治者这一占有欲并使之有效满足的唯一方式,便是实行王权世袭制,亦即对权力实行绝对垄断并且世代相传。

1.夏朝的建立和兴亡

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夺取大禹按照禅让制选定的继承人伯益的王位(一说伯益自愿让位于启),继承了权位。启的即位,打破了禅让制,成了历史上王位世袭继承制的开端,“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从启开始,由部落首领推选联盟首领的原始社会传统,转变为一姓世袭、父兄死后由子弟继承的君主制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中国的王权、奴隶主阶级及奴隶制专政国家开始出现了。

从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来说,启是夏朝的开国国君。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历来被作为百行之首,加上启的王位承袭自父亲禹,如果把这些与夏朝的开国统一起来,那就必须从夏禹时开始算起。此外,大禹帝率领军队征服三苗,在涂山大会天下部落领袖,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涂山之会”,自此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基础和格局,从这个角度来说,大禹被视作夏王朝的开国之君,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文献记载,夏朝约建立于公元前21世纪,夏族主要活动于今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在这一带先后发现了多处介于晚期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与文献所载夏朝年代和地域符合。

启在建立了夏朝以后,饮酒、打猎、歌舞无度。到晚年更是怠于政事,社会矛盾日益突显。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太康从小便深受父亲影响,腐败堕落的程度更胜于启。他整日“盘于油田,不恤民事,疏于朝政”,民间怨声载道,而他却不闻不问。人们的反叛情绪逐渐滋长,各个部落都想废除太康,取而代之。这个时候,东夷酋长后羿趁机崛起并壮大。

后羿是有穷氏的首领,因箭法超群、体恤民众而受到族人的拥戴。他时常教族人习武学剑,亦游走于民间体察民情,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愿意追随他。

整天只知享乐的太康,在一次外出打猎时,3个月未回朝。于是后羿趁机带领族人一举占领了夏都,正式接管了天下。而孤身在外的太康自知势穷力单,无力复国,于是,便在其狩猎的山林中郁郁而终了。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帝太康失国”。

但是,后羿也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夺取权力后他也开始不修民事而淫于色。他把政事交给一个名叫寒浞的亲信,寒浞对后羿极尽谄媚之能事,获得了后羿的信任;同时,又骗取同僚和一部分庶民的支持,在条件成熟之后,寒浞勾结后羿的亲信随从,杀死后羿,并霸占了后羿的妻妾和财产,夺得了最高统治权。

太康失国不久,其弟仲康在部分臣僚、贵族的保护下,在斟(今河南巩县西)附近建立了一个小政权。由于其实力一时还无法与后羿匹敌,遂决定先慢慢蓄积力量。仲康死后,其子相在帝丘,依靠斟灌、斟等地诸侯和亲夏势力的支持,积蓄力量。不料后羿王朝此时发生了政局倾覆,寒浞杀后羿窃国,并展开了消灭亲夏势力的大屠杀。很快寒浞的军队就攻陷了斟灌、斟二地,又向相所驻之地帝丘发起攻击。相被杀。当时相妻已身怀六甲,情急之下,从墙洞逃脱,回到母家有仍,生子少康。

少康出世后,相妻对他管教极其严格,不但每日要求少康习武练剑,还要他研习兵法。其目的就是要将少康培养为雄杰,为父报仇,夺回夏国。少康长大后,在有仍充当牧正。寒浞之子浇派人追杀少康,为了躲避浇的追杀,少康逃至有虞。有虞君主虞思任少康为庖正,为他娶妻,还封以纶邑十里的土地,以五百之众供其使用。少康施恩布德,积极招纳夏之余众。与此同时,寒浞的暴虐统治令国内民怨四起,都城安邑陷入慌乱之中。

少康见复国时机已到,便联合夏臣伯靡灭掉了浇。之后,他一路势如破竹攻克安邑,斩杀寒浞,重新夺回了王位,恢复了夏朝的统治。少康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之理,因此在复国后,勤于政事,关心生产,治理水患。在他的治理下,社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天下安定,百姓康乐,夏朝达到了鼎盛,史称“少康中兴”。

少康是夏王朝第六代君主。少康之子季杼继位后,也是一位能干的君主,他发明了甲和矛,夏因此拥有一支比较强大的武装,彻底肃清了寒浞的残余势力,又大力征伐东夷各部,一直打到东海,使夏王朝得以继续发展。“掩有中国,天下莫不归心。”

少康之后,夏朝还有几位君王都擅长控制东方少数民族,或与东方少数民族友好相处,从而使夏朝的政权得以延续了400多年。夏王朝到孔甲时,开始走向衰落。孔甲是夏王朝少康之后的第八代君主。孔甲三传至夏桀,夏桀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讨伐边国,还重用奸佞小人,残害忠臣和百姓,结果引起了诸侯们的极度不满,逐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此时的商族已发展起来,最后,夏桀的部队在鸣条之战中被商汤的军队击垮,夏王朝至此覆灭。

2.夏朝时的民族和民族关系

因夏朝而得名的夏族是现在所知我国第一个具有民族族称和具备狭义民族特征的民族。夏族和与夏族文化接近的民族,共同构成夏民族集团或称华夏民族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集团逐渐融合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商人、周人、秦人都认为自己是夏族或华夏族的一部分,故有“诸夏”之称。据史籍记载,夏朝时在东南西北四方都存在不同于夏族的族称,被称为四夷。

夏朝与四方民族的关系,总的说来属于“要服”“荒服”之列。夏朝时,“要服”即只要承认夏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不规定向夏王朝贡纳什么东西,只是随意贡些方物;“荒服”是来之不拒,去之不禁。这种关系就构成了夏王朝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

夏朝境内的主要少数民族为南方的三苗族和东方的夷族;被后世称为西戎、北狄的西方民族和北方民族,当时尚未进入历史舞台。三苗被禹征服后即销声匿迹,传说资料也很少再提到它。而夏朝同东夷的关系,始终是夏朝最紧迫最重要的内政问题之一。夏朝同东夷的关系,不仅贯穿夏朝始终,而且对夏朝的盛衰兴亡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确保东夷诸氏族部落的归附,夏朝从禹至帝发(桀父)都十分注重同东夷大姓有仍氏、有莘氏保持姻亲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同有仍氏由姻亲关系结成的联盟才解决了夏朝的危机。

夏朝时行政区划的单位,是在原始公社部落基础上形成的“小邦”或“方国”,如有姒氏、有穷氏、有易氏等。据《史记》记载:夏代姒姓国有10个,最著名的为昆吾国。方国是比部落文明程度略高的原始国家。夏时存在的方国有有仍、有莘、有鬲、有缗、有虞、有扈、过、寒、商、缯、亳、葛、斟灌、三朡、昆吾、韦、顾、涂山、防风、英、六、巢等,周围的其他民族有莱夷、九夷、鬻、三苗等。

对于有莘、有仍之外的东夷氏族部落,只要他们表示顺从,夏朝亦采取笼络、怀柔政策。夏朝为巩固对广大夷族人民的统治,对于夷族诸氏族部落酋长曾用赐爵和物的方式来加强他们同夏后氏的关系,以达到羁縻的目的。

就现有的传说资料看,夏朝的民族关系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为夷夏纷争时期;中期为诸夷归附夏朝、夷夏相安无事时期;后期为商汤联合东夷灭夏时期。

夷夏纷争时期主要表现为东夷两次大规模的反夏斗争。第一次是由启废除禅让制而引起的。启杀伯益夺取政权的行为,引起了嬴姓东夷族氏族部落的强烈反抗。首先举起反抗大旗的是有扈氏。第二次大规模的反夏斗争是后羿、寒浞领导的,史称“后羿寒浞之乱”。此后的后羿及寒浞的反复斗争,已经具有明显的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性质。在这次长达百年的民族纷争中,东夷族中的太昊后裔有仍氏、有鬲氏等始终同夏后氏站在一起,少康及季杼之所以很快消灭寒浞势力,将夏朝的统治范围重新扩展至东海(即整个东夷地区),是与他们的强大支援分不开的。

夏朝中期,东夷族全部归属夏朝,夷夏之间呈现一派和睦相处频繁交往的局面。“后羿寒浞之乱”以后,东夷诸部重新组合为九部,又称“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总之,夏朝中期的夷夏关系是平静的,出现了少有的和平往来局面。这对华夏和东夷人民的生产发展和生活的安定无疑是有好处的。

夏朝末年,夏国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从孔甲起,夏朝进入衰落时期,诸侯纷纷叛乱,帝桀更加暴虐。帝桀统治时期,夷夏矛盾又尖锐起来。《后汉书•东夷传》述:“桀为暴虐,诸夷内侵。”当东夷大规模反抗夏朝时,起源于我国东方的商族趁机崛起。商汤联合东夷势力,在鸣条击败夏军,夏朝灭亡。刻在甲骨上的文明王朝:商朝

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也是奴隶制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时期。从商的始祖契始,至汤灭夏时,所经历的相当于整个夏代,有400多年历史,连同商朝建立后约600年的统治,商族的历史长达千年。

如果说夏朝的历史还是朦朦胧胧、带有很多传说成分的话,商朝的历史就要可信多了,因为,我们发现了商朝的文字——甲骨文。

1.商族的兴起及商朝的建立

早在汤灭夏之前,商部落就生活在黄河下游地区。商族的始祖名叫契,《史记•殷本纪》说契的母亲简狄,在郊外洗澡时看见了“玄鸟”(燕子)卵,便吞食而生了契。《诗经•商颂》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些神话传说表明了商族在契之前还处于只知母不识父的母系氏族阶段,契以后才逐渐进入父系氏族阶段。

据《殷本纪》记载:契曾助禹治水有功,帝舜便封契于商,即今河南商丘一带。可见商祖契和夏祖禹为同一时代的传说人物。商族是夏朝东邻的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并也在向奴隶制过渡。

契之后,商人在夏朝的东部不断发展,商部落一直臣服于夏,夏桀曾把汤召到都城并囚禁在夏台,后来又把他释放。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商部落逐渐强大起来,便不断向外扩张。到了契的孙子相土当部落首领时,便以商丘为中心把势力扩张到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甚至达到渤海之滨。到契的14世孙汤时,附近的其他部落都来归顺,商的势力日益强大,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部族,建立了早期的国家,以伊尹为相。

夏桀统治时期,政治黑暗腐朽,诸侯互相攻伐。契的14世后裔汤先后灭了葛、韦、顾、昆吾等亲夏的诸侯国,举兵西向伐夏,在鸣条摧毁夏的主力,将夏桀放逐到南巢,正式建立商王朝,都城在亳。许多诸侯、部落都来朝会,表示臣服,商朝成为黄河流域的主要统治势力。之后各代商王又不断向四周征战,统治区域不断扩大,其范围以豫北和鲁西为中心,西到陕西,北到冀北,南抵长江流域,东达海滨,疆域空前辽阔。

商时期,出现了屡次迁都的现象。从汤至阳甲时,迁都5次,“乃五迁,无定处”。

这样频繁迁都,原因是商王室内部众兄弟间争夺王位,另建新都,又因黄、淮水患的威胁,不得不屡次迁移。商都经常迁变,国力一度衰弱。直至盘庚迁都,才挽救了商朝灭国的危险,使殷商再次兴旺发达起来,所以盘庚迁都,历来学者对其评价都很高。盘庚迁殷以后,“行汤之政”,加强了商王室的统治。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史称盘庚为商朝的“中兴贤王”。

商朝被称作殷或殷商,但在商代,商人自己始终称商而不称殷,“殷”是西周对商的称呼。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2年,是商代后期的极盛时期。商王朝经过对函北和北面的土方、鬼方等方国的长期征伐,最终平服了上述地区,对西面的羌方和南面的虎方用兵,也都获胜。此时商的疆域西到陕西西部,南到湖北、湖南之界,北到河北北部,东到海滨。

商朝后期,渭水流域的周族已建国,而且日益强大,其趁商国内空虚之机,发兵进攻商的别都朝歌。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纣王大败,自焚而死。商朝至此灭亡。

2.甲骨文的发现

商朝已有文字,现在已发现的文字资料都是商代后期的遗物,因主要保存在龟甲和牛肩胛骨上,今人称之为甲骨文。1899年,因偶然的机会被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把湮埋了3 000余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甲骨文的发现,使商朝的存在无可争议,并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安阳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的卜辞中,记录了商代发生的许多事情。几代人经过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商代历史开拓了重要的途径。

甲骨文除了记载商代的历史,其本身的美,也让后代的书法家着迷。不同时代,甲骨文的字体不同,有的雄伟,有的规整,有的秀丽,有的豪放,总之是变化多端,自然生动。

3.商和诸方国的关系

商朝时,甲骨文中记载的羌方、鬼方等诸“方”数以百计,而且“天下一统”思想也在这个时期萌芽。

商本来就是一个臣服于夏朝的夷人方国,商朝建立后,在处理同周围诸多部族的关系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夏的方式。商朝把它的统治地区分为邦畿和方国两大部分。邦畿又叫王畿,是商王室直接统治的地方,“邦畿千里”近似中央直辖区。方国以周围原有的部落为单位构成,也称作邑或方,各部落的首领为方伯,统治该方国。当时周边的方国和戎狄很多,主要的方国有淮夷、虎方、群舒、有熊氏、越戏氏、祭方、犬方、邢方、基方、余无戎、燕京戎、翳徒戎、西落鬼戎、龙方、辔方、羌方、熏育、土方、危方、 方、鬼方、羌方、周、盂方、人方等。这些方国大都地处北方和西方,只有人方地处东南。较远的还有在今东北和境外的肃慎,西北的氐、羌,长江中游的濮,四川盆地的巴、蜀,浙东的越等族。

邦畿之内除王都外,有不少城邑是王室诸子及其他贵族的封地。封地和方国在性质上虽然不同,但都要接受商王的封号,成为王室的臣属。凡是臣服于商朝的方国,都要定期向王室朝贡、奉命征伐,为臣属之邦。这些方邦有相对的独立性,保持着自己的社会组织。分散在边远地区的部族,也被称为方国,虽然与商朝有经济、文化的联系,但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例如,商西北方的土方、鬼方、羌方,东南方的人方、虎方,就是这样。

在商和各部族的关系中,仍以和诸夷的关系最为重要。仲丁以后,商朝一度衰落。王室内部连续发生王位之争,原来臣服于商的一些夷人方国部落乘机摆脱控制,向商朝进攻。仲丁伐兰夷,其弟河亶甲先征兰夷,后征班方。到祖乙时,才解除了来自东南夷人的威胁。帝乙时,多次用兵夷方,主要是同岛夷和淮夷作战。纣继位后,继续对东夷用兵,俘获大量东夷人。纣用兵东夷,目的则是为了掠夺人口和财富,转移国内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虽取得胜利,国力也因此而虚耗,最终导致商朝的全面崩溃。

商朝和西北方、南方各部族的战争,大多发生在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处于比较强盛的时期。盘庚的侄子武丁在位时,用兵十分频繁,重点是西北方的 方、土方和鬼方。 方和土方是今山西、陕西北部和内蒙古河套以北地区的游牧部落,鬼方是在 方、土方之北的辽阔地区。武丁用兵西北方,主要是为了防御游牧部落的侵袭。武丁北伐鬼方、羌方,南征荆蛮,势力达到长江流域。这些游牧部落遭到商朝的沉重打击,被迫西移。武丁还对荆楚之地的方国部落和江淮流域的虎方发动战争,征服南方广大地区。

商朝末年,江、淮之间的夷人又强盛起来。至武乙在位时,东夷逐渐强大,迁至淮河流域,进而向中原扩展。《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武乙时,夷人“分迁淮岱,渐居中土”,给商朝造成严重威胁。商朝对西部和西南部方国部落的搜刮和奴役,招致激烈反抗。西方的周族兴起,至文王时已受到大多数诸侯的拥戴,至其子武王时在孟津与八百诸侯和各族首领结盟,联合伐纣,牧野一战奠定了灭商的胜局。中国历史上发出过金子般光彩的朝代:西周

在商朝最后的100年间,于渭水的流域,兴起了一个强国,号为周。

1.周的先世

传说周族原居于今陕西渭水中游以北,舜封弃于邰,周的先祖是后稷,后稷本名弃。弃为西戎大姓姜姓女子姜嫄所生,姜嫄是有邰氏部族的女子,她的丈夫就是帝喾。此时周族可能以熊为图腾,并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

弃善于经营农业,很受尧的器重,被任命为农师,掌管天下的农事。后来称“后稷”,别姓“姬”,后被人认为是种植稷和麦的创始者。

夏、商时期,周一直是西方一个重要的邦国。商朝初年,周人在公刘率领下迁于豳,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武丁时期,周人参加了武丁的征伐,因功而得封赏。

约公元前12世纪,周人在古公亶父时,为了躲避薰育戎狄的侵扰,由豳迁到岐山之南,在这里定居下来。这里后来被称为周原。这时的岐周,作为一个擅长农业的民族,迁居岐山后,饱经忧患,勤奋图存,数十年间,发展成一个富强之国,从此开始了周人的“翦商”事业。周人因此尊古公亶父为“太王”。《诗经•鲁颂•宫》称颂说:“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古公亶父死后,其子季历继位。季历在位时,先后打败西北诸戎,巩固了周人在渭水中游的统治。

季历死后,其子姬昌继位,是为周文王。周文王敬老慈少,礼贤下士,得到贵族和平民的支持。姜尚就是文王招纳的贤才之一。一些殷臣和贤士,如太颠、闳夭、散宜生等相继奔周,成为周的重要辅臣。

周文王在太王和季历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联合各方国和部族,把周族的势力向东扩展。周文王时,周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很迅速,武力也日益强大。文王首先进攻西北方的犬戎、昆夷,消灭泾水上游的密、阮、共,然后东向攻打黎、于等邻近许多小国或戎狄部落,灭崇,使商失去在渭水流域的一个据点。

这时的周族虽在名义上尚臣服于商,季历及姬昌皆受商“西伯”的封号,即西方诸侯之长,但由于势力日益强大,与商也有矛盾,成为一股使商朝不安的强大势力。

文王在位50年,40余国归附于周,许多蛮、夷、戎、狄的部落也来归顺,渐渐对商形成钳制包围之势。文王因成功地调解了虞、芮间的争端,得到两国的归附,又打败了戎人,灭密须、黎、邘、崇等国,占据渭南,完全控制了关中平原,后又将国都自岐下迁至崇,在沣水西岸建立丰邑。

2.西周的建立与武王伐纣

文王死后,太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武王即位后,在沣水东岸建立新都镐京,积极准备伐商。这时,商的败亡已成定局。文王死后两年,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会兵孟津的,有八百诸侯,这是一次集中兵力的演习,也是对商朝的试探。两年后,武王发动了灭商的战争。他联合庸、蜀、羌、髦、微、垆、彭、濮等方国部落,从孟津渡过黄河,沿河东进,直抵商郊牧野。武王誓师牧野,纣王仓促应战,结果,商兵倒戈,导引周军攻入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武王攻克殷都,又分兵四出,基本上控制了商王朝统治的主要地区。同年四月,周武王胜利班师,回到镐京,正式建立周王朝。

周朝以平王东迁洛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史称西周,属于奴隶制,国家政权基本统一;后期史称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从奴隶制逐渐过渡到封建制,国家政权也由基本统一而走向诸侯国林立的局面。

周武王灭商两年后,因病去世。其子成王继位,年龄很小,由武王之弟周公旦辅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篡权,便与东方夷族一起发动大规模的叛乱。周公率兵东征,用了3年时间才平定了这次叛乱,将统治范围扩大到东方。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王朝又在洛水北岸修建洛邑,作为周的东都。从此以后,周对黄河下游的控制比较牢固。

这样,西起岐阳,东到圃田,所有渭、泾、河、洛地带,都成为周的王畿。西边的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是周人兴起的根据地,称为“宗周”;东面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是保卫宗周和镇抚东方的重镇,称为“成周”。“成周”与丰镐的“宗周”成为周朝东、西两个政治中心。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王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有显著的增强,成为控制全国的基地。

西周中期以后,周王朝逐渐趋于衰落。周厉王任命荣夷公为卿士,推行“专利”政策,即将原来公有的社会财富资源——山林川泽等收归王室所有,由国家统一管理,不准一般贵族和平民使用。为压制舆论的不满情绪,厉王又专门派人“监谤”,发现有异议者则杀之,结果人人自危,不敢议论,道路以目。至公元前841年,国人发动暴动,厉王逃到彘,朝政由召公和周公等代管,史称“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我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国人暴动沉重打击了西周王朝,动摇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它的崩溃过程。

公元前828年,周宣王即位。周宣王时期,局势虽然略为稳定,但各种社会矛盾无法从根本上得以缓和,西周王朝的统治已经接近尾声。周宣王死后,子宫涅继立,是为幽王。幽王荒淫无道,宠爱褒姒,又废申后和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为后。公元前771年,申后之父申侯引缯与犬戎发兵进攻宗周,攻占镐京。幽王急忙逃到骊山,被骊山之戎所杀,西周灭亡。

武王灭商和周公东征后,为巩固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都曾大规模分封同姓、异姓诸侯,以册封的形式将原本已存在的方国部族变成自己名义上的诸侯国。若与后世之郡县制比较,西周诸侯国的平均大小,大体是一个县的面积。西周时的大国有鲁、齐、丰、薄姑、邶、鄘、卫、东、晋、宋、陈、蔡、许、楚、庸、吴、徐等。

除很多小国外,戎狄诸族的分布范围也很广。如齐国东有莱夷,北有长翟;晋国南有条戎,北有隗、狐氏、燕京戎、北戎、鬼方;宗周西有陆浑戎,北有玁狁、太原、翟;江淮间有淮夷、虎方、群舒;楚国的西南有百濮与扬越;秦国之西有羌;燕国之东北有肃慎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周武王克商以后,肃慎来献“措矢石磐”致贺。所以《左传》中记周时四境:“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将肃慎计入周的疆土,实际只是臣服关系而已。王室衰微和大国争霸:东周

西周灭亡后,周前太子宜臼逃到申国,诸侯等共立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这时镐京已被严重破坏,加之防备外患不力,于是平王东迁都洛邑,成为东周历史的开始。

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前者因鲁国编年史《春秋》而得名,后者名称来源于西汉刘向所编《战国策》,目前史学界一般以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以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争霸、群雄割据的战乱年代,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全面过渡、变革最激烈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是由量变逐渐发展到质变的。

春秋初期,社会制度的变革就开始了,奴隶制渐渐瓦解,封建制渐渐出现,到春秋末年则达到了质变的阶段,战国时期封建制度便确立了。

1.周王室的衰微和大国争霸战争

东周伊始,周王室日益衰微。周天子所直接辖制的地盘越来越小,有的赐给诸侯,有的被大国夺去,有的被戎族占据,最后仅剩下洛邑附近方圆一二百里的地方,周天子本身的军力和财力以及对诸侯的控制力也在日益丧失。这时周天子虽然在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实际上已经沦落到一个小小诸侯的地位,在经济上日趋贫困,以至不得不仰赖诸侯的资助。

周平王死后,周桓王把政权从郑庄公手里夺过来,授给虢公。郑庄公为报复起见,夏、秋两季派军队到王畿之内抢割庄稼,进而发展为武装冲突。周桓王亲自率军讨伐郑国,郑庄公公然出师对抗,击败了周桓王的军队,桓王的肩上也中了一箭,郑庄公在胜利之后派人探视桓王的病情。从此周天子的威严一落千丈。

此时的周天子,只有“共主”的虚名,诸侯专政,大国先后称霸。春秋时见于记载的大小诸侯有140多个,其中主要的13个是: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经过激烈的争夺兼吞,大小诸侯国到春秋末年仅剩30个。

各国诸侯为了争夺土地和财物,不断地相互发动战争。特别是在一些大国之间,更是出现了长期而频繁的争霸战争。因为争夺霸权有许多好处,一方面可以吞并一些小国,另一方面可以在诸侯中树立领导地位,号令诸侯都来服从自己,向自己贡献财物,所以一些大国都致力于争霸战争。在此过程中,大国的疆域一般都不断扩大,但由于争战不休,疆域都不稳定。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大致上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最初是齐国称霸的阶段;接着是楚、晋两国南北对峙、互争霸权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还有秦国在西方称霸,只是因为未进入中原,所以影响较小;最后是吴、越两国崛起于东南,先后称霸的阶段。

大致说来,前后获得霸主地位的有郑庄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郑庄公率先直接挑战了周王的权威。其后,齐桓公为了争霸,任命管仲为相,在齐国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使齐国富强称霸,而且成为后来各国制度改革的先声。齐桓公的霸业并不以挑战周王为旗帜,而是会合诸侯“尊王攘夷”——维护周王名义和礼仪上的权威,抗击周边部族的侵扰,维护弱小诸侯国的生存与和平环境。

齐桓公之后,宋襄公也试图称霸。宋是殷商遗民国家,都城商丘为各国往来要冲之地。当时被中原诸侯看作“蛮夷”的南方诸侯国楚国开始向北方推进,宋襄公即联合诸侯,与楚军开战。宋军战败,霸业未成,实际继承齐桓公建立霸业的是晋文公。晋以山西南部为中心,通过兼并,疆域扩充到整个汾水流域。公元前636年,曾因权位冲突流亡在外19年的晋国公子重耳得秦国军队护送,回国夺取君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通过“勤王”举措,取得了周王的支持,建立了威信。这时楚国及其盟军攻宋,宋求于晋。公元前632年,晋军在城濮与楚军决战,大获全胜。随后,晋文公大会诸侯,周襄王承认了他的霸主地位。

这时,秦国也很强大,但因其东边的晋国势头正盛,遂向西方的戎狄部族推进,很快成为西部地区的霸主。其后,秦晋有所衰退,楚国不断向北推进。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将军队开到洛邑附近炫耀武力,甚至派人打听周王室所藏九鼎的重量,公开显示觊觎王权的意向。公元前597年,楚军大胜晋军。中原诸侯既然无法依赖晋国保护,遂纷纷依附楚国,楚庄王终于建立了霸业。

春秋争霸的最后一幕发生在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之间。春秋中期晋楚争霸时,吴的国力也日渐强大。吴王阖闾采纳楚国逃亡之臣伍子胥的建议,向楚国发动了连续的进攻,五战五胜。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即位,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结果大败,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继位,立志要为父复仇。公元前494年,吴国打败了越国,越国投降。吴国乘胜北上征服中原诸国,俨然以霸主自居。越国降吴以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进行了长期的复仇准备工作。公元前482年,吴国北上会盟,内部空虚,越国乘机大举伐吴,经过近10年的激烈战争,最终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越国也北上会盟诸侯,号称霸主。吴越争霸已经是春秋争霸的尾声,战国七雄混战的局面即将来临。

2.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

三家分晋是春秋、战国的分界点。晋国开展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公室与卿大夫争权的斗争,经过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卿之间的兼并,公元前453年,三家大夫魏斯、赵籍、韩虔势力强大后联手驱逐晋国国君,分割了晋国土地,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三晋常常联合兵力进攻其他国家。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策命三晋为诸侯。“三家分晋”后,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

战国初期,齐国的实力暂时弱于三晋。楚国虽向东方掠地扩展,但其北上与三晋争夺郑,却遭受失败。越国灭吴后曾强盛一时,进入战国后,因长期内乱,于公元前306年,被楚国灭亡。战国中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格局逐渐形成。历史上把秦统一前的“七雄”并据的时期,称为“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战国是我国古代历史大变革的时期。七国连年争战,弱肉强食。在这期间,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已不复存在,往往是大国之间直接相邻,生死存亡的竞争更加残酷。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有大小战争200多次,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动辄便投入十几万、几十万人的军队。另外,各国在外交上纷纷寻求政治联盟,以求共同遏制对手。这其中的两条主线便是秦相张仪的“连横”(分化六国)和六国宰相苏秦的“合纵”(六国联合抗秦)。

历经254年的战国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356年,是魏国强盛的时期。在这期间,魏国任用李悝实行变法,从而强大起来。但是,魏国的强大,引起了周围赵、韩等国的不安。他们邀集秦国和齐国介入斗争。公元前362年,魏国被秦国打败,被迫迁都。在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和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中魏国两次败给齐国,从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365年—公元前241年,是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两国对峙的时期。这时,齐、秦实力旗鼓相当,双方在不断兼并周围弱国、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又进行着“合纵”“连横”的外交斗争。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在外交斗争中十分活跃。最终,“合纵”因六国不同心而失败,秦国基本占据上风,先后制服韩、魏,重创楚国,攻灭巴、蜀。

齐国因未与秦直接交锋,仍保持东方霸主地位。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命乐毅为将,联合燕、秦、韩、赵、魏五国攻齐,占领齐国长达5年。公元前279年,齐将田单组织反攻,收复失地。齐虽复国,但元气大伤,从此无力与秦抗衡。

公元前241年,最后一次“合纵”攻秦战争以失败而告终,从此,东方六国联盟不复存在。从公元前241年开始,秦国以绝对优势向东方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秦国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于公元前230年—公元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完成了“扫六合”的统一大业,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统一国家,秦国成为最后的赢家。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王朝——秦朝,中国自此走入了“大一统”的封建社会。

3.春秋战国的改革浪潮和统一趋势

春秋战国的大规模竞争促使各国自强图存,从而推进了社会变革。这个时代,“礼崩乐坏”,统一的秩序原则失去约束力,上下皆以实力相权衡,各国为了富强和生存,都进行了一些改革,改革的普遍倾向是削弱国家内部的分权势力,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从而更有效地调动全国的力量以面对外部的挑战。

改革内容涉及简化土地所有权中的贵族多层级占有成分,向国有与私有结合的两重土地权利结构发展,并由此实现国家对人民的直接控制,国家统一赋税体制以及普及兵役制度。这样,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与国家权力的增强一起发展。各种法律的颁布,是国家统一权力的直接体现。军功爵秩制度、非世袭的官僚制度和郡县制度等,都为社会等级结构的开放提供了通道。

齐国于公元前685年在管仲策划下推行根据土地产量高低征收赋税的制度,称为“相地而衰征”。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收税的“初税亩”。公元前548年,楚国把全国土地分为九等,按面积和质量好坏“量入修赋”,称为“书土田”。公元前543年,郑国按百姓居住单位“丘”来征收军赋,称为“作丘赋”。这些改革增加了各国的财政收入,也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私有化发展后,占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开始采用租佃方式经营土地,蜕变为贵族地主;村社成员则尽量确立自己对原有“私田”的所有权,开垦荒地,从而转化为个体农民。土地买卖出现后,部分村社成员失去土地,沦为各级地主的依附民。这时铁制农具和牛耕开始普遍使用,各国兴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私营手工业和货币交换关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形成了一个更为高涨的时代浪潮。各诸侯国除了加强对外战争外,还纷纷对内招贤纳士,乃至引进国外人才,同时实施变法以富国强兵。其中著名的有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等实行的变法。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任命李悝为相进行变法。第一是总结当时的农业知识向农民传播,称“尽地力之教”;第二是由政府贮积一定数量的粮食,用来平抑市场粮价,称“平籴”法;第三是参考当时各国法律,制定并颁布《法经》,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完备法规;第四是严格赏功罚过,使四方贤能为魏国所用。

公元前391年前后,楚国吴起主持变法。吴起大力削弱贵族世袭特权,削减百官俸禄,开发边远地区,精简政府机构,重用贤能,奖励有功,整顿吏治,移风易俗,使楚国一度富强。

从公元前356年开始,秦孝公任用商鞅先后主持两次变法。商鞅首先大力推行奖励耕战、强化基层社会控制、遏制宗族势力、限制贵族特权之法,使秦国国势为之一振。第二次变法时,则废除井田,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按人口征收军赋;杜绝官场请托;焚烧《诗》《书》,统一民众意识。秦国由此一步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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