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迈考特：纽约，我来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弗兰克·迈考特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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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迈考特：纽约，我来了！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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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你们现在的梦。

小时候在爱尔兰，母亲就这么对我们说；现在这个梦想我们已经实现了。我老是梦见自己乘船驶入纽约港，眼前的摩天大楼让我望而生畏。要是告诉弟弟们，他们会忌妒我在美国度过的这一夜，然后便声称他们也做了同样的梦。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尽管我会跟他们争辩，告诉他们我是老大，那是我的梦，他们最好不要插手，不然会有麻烦。他们告诉我，我没有权利独占那个梦，每个人都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梦到美国，对此，我无能为力。我对他们说，我可以阻止他们，让他们整夜睡不着觉，根本做不了梦。迈克尔只有六岁，一想到我从一个人这儿跑到另一个人那儿，试图阻止他们做关于纽约摩天大楼的梦，就笑了。马拉奇说我不能阻止他做梦，因为他出生在布鲁克林区，可以整晚梦到美国，要是喜欢，他可以做一整天的梦。我向母亲呼吁，告诉她，全家人都侵占了我的梦，这不公平。她说，啊，看在上帝的分上，喝杯茶，上学去吧，不要拿你的梦来折磨我们了。我弟弟阿非只有两岁，正在学说话，在桌子上砰砰敲着勺子，反复喊着：折嘛人的梦，折嘛人的梦。大家都笑了。我知道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他分享我的梦。那么，为什么不是和迈克尔？为什么不是和马拉奇呢？1

一九四九年十月，“爱尔兰橡树”号内燃机船驶离科克港，本应在一星期后到达纽约市。然而出海刚两天，我们就被告知船正驶向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我对大副说我只有五十美元，爱尔兰船运公司能替我支付从蒙特利尔到纽约的火车票钱吗？他说：不，公司对此不负责。他说货船是公海上的妓女，可以为任何人做任何事。你可以说货船就像墨菲的灵魂狗，会陪任何一个流浪汉走上一段路。

两天后，爱尔兰船运公司改变了主意，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驶往纽约市。但是又过了两天，船长被告知：驶往奥尔巴尼。

大副跟我说奥尔巴尼是哈德逊河上游的一座城市，是纽约州的首府。他说奥尔巴尼拥有利默里克的所有魅力，哈哈，那是个养老的好去处，却不是结婚养孩子的地方。他是都柏林人，知道我从利默里克来。当他嘲讽利默里克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用机敏的话语击败他，可我照镜子看了看自己的模样：长满丘疹的脸、疼痛的双眼，还有糟糕的牙齿。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勇敢地面对任何人，特别是一个穿着制服、将来会拥有自己的轮船的大副。我对自己说：为什么要在意别人怎么谈论利默里克呢？在那儿，我拥有的只是痛苦。

后来就发生了那件奇怪的事。十月美丽的阳光下，我坐在甲板的躺椅上，努力幻想着纽约的样子，湛蓝色的大西洋环绕四周。我要去看看第五大道或者中央公园或者格林威治村，在那儿每个人都长得像电影明星，有着深褐色的皮肤，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但是利默里克将我推回到过去。我没有在第五大道和深褐色皮肤、闪亮牙齿们闲庭信步，而是回到了利默里克的街巷：女人将披巾裹到肩上，站在门旁闲聊天；孩子们玩耍、嬉笑，哭着找妈妈，脏兮兮的脸上沾满面包屑和果酱。我看到人们参加周日上午的弥撒，当某个饿得全身疲软的人从长椅上倒下，不得不被教堂后面的男人们抬出去时，窃窃私语声就会传遍整个教堂。那些男人对众人说：让开，让开，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难道没看见她喘不过气来了吗？我想成为那么一个叫大家让开的人，因为那样就有权待在教堂外面，直到弥撒结束，然后还可以到小酒馆去，而这就是要和男人们站在后面的原因。不喝酒的男人总是笔直地跪在圣坛边，显示他们是多么好，又是多么不在意世界末日来临之前酒馆是否关闭。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弥撒的应答。他们祝福自己，一会儿站一会儿跪，在祈祷时不停地叹息，好像比其他教徒更深刻地体会到上帝的痛苦。有些人彻底戒了酒，可他们是最坏的，总是宣讲酒的害处，瞧不起那些依赖于酒精的人，好像他们走在通往天堂的正道上。每个人都知道讲坛上的神甫很少谴责酒或喝酒者，而他们的行为却好像上帝会抛弃喝酒者似的。想喝酒的男人们待在教堂后部，一听到神甫说“礼毕，会众散去，走吧，解散了”，他们就作好溜出门的准备。他们待在后面是因为口干舌燥，而且觉得自己太卑微了，不能和那些严肃的人在一起。我待在门边，可以听到他们小声议论那乏味的弥撒，但如果你不去，就是道德犯罪，尽管你不清楚和旁边的人开玩笑说“这个神甫不快点你就会当场渴死”是不是更严重的道德犯罪。如果怀特神甫出来布道，他们就会坐立不安，不停呻吟：世界上最乏味的布道。而怀特神甫双眼转向天堂，宣布我们都在劫难逃，除非改正错误，把全部身心都献给圣母马利亚。我的姨父帕·基廷会说：

如果圣母马利亚给我一杯可爱的奶油黑啤酒，我就会把全部身心都献给她。他的话让男人们发出阵阵窃笑。我想和已经长大成人、穿着长裤的帕·基廷姨父一起，和那些口干舌燥的男人站在一起窃笑。

我坐在甲板的躺椅上，脑海里浮现出自己骑车沿着利默里克市到乡村送电报的情形。我看见自己一大早骑行在乡村公路上。雾气从田野里升起，奶牛时不时冲我哞哞几声，狗朝我跑来，我用石头将它们赶跑。我听见农舍里婴儿哭着叫妈妈，农夫们挤完奶后将奶牛赶回田里。

躺在甲板躺椅上，湛蓝色的大西洋环绕着我。前面就是纽约，我梦想的城市，我可以拥有深褐色皮肤、令人目眩的洁白牙齿的地方。可是我开始暗自落泪。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竟然会怀念利默里克，那座有着灰色记忆的城市，那座我梦想着要逃离的城市。我听到了母亲的警告：你熟悉的魔鬼比你不熟悉的魔鬼强。

船上原定有十四名乘客，但有一人取消了行程，因此我们只好带着不吉利的数字出发。出海的第一个晚上，船长在晚餐时起立欢迎我们。他笑着说，虽然他对乘客的数字并不迷信，但是既然我们当中有一位神甫，如果尊敬的阁下能祈祷我们免遭危难，那就再好不过了。神甫是个胖乎乎的小个儿男人，出生在爱尔兰，但在洛杉矶堂区待得太久了，没有一点爱尔兰口音。他站起来祈神保佑时，有四名乘客将手放在大腿上。那动作告诉我，他们是新教徒。我母亲曾经说过：新教徒矜持的样子，让你可以在一英里之外就发现他们。神甫请上帝用怜悯和爱俯视我们；在风暴频仍的海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准备好永远投入他神圣的怀抱。一名上了年纪的新教徒伸出手，想要握住妻子的手。她笑了笑，冲他摇了摇头。他也笑了笑，好像在说：别担心。

晚餐时，神甫坐在我旁边。他小声说那两个上了年纪的新教徒在肯塔基州饲养纯种赛马，很有钱。如果我还有点常识，就该对他们表示友善。世事难料。

我想问对饲养赛马的有钱的新教徒表示友善的好方法是什么，但是我不能问，因为担心神甫会认为我是个傻瓜。我听到新教徒们说爱尔兰人是那么迷人，他们的孩子是那么可爱，以至于你几乎注意不到他们是多么贫穷。我知道，如果想和有钱的新教徒交谈，就得微笑，就得露出我那糟糕的牙齿，那就完了。等我在美国赚到钱，一定冲到牙医那儿将我的微笑修缮一番。你可以从杂志和电影上见到微笑是怎样攻城略地，让女孩发狂的。如果没有那种微笑，我还不如回到利默里克，找一份在邮局的黑暗后屋里分拣信件的工作。在那儿，他们不关心你是否有牙齿。

睡觉前，服务员在娱乐室提供茶水和饼干。神甫说：我要杯双份的苏格兰威士忌。忘了茶吧，迈克尔，威士忌有助我入睡。他喝着威士忌，又小声问我：你和那有钱的肯塔基人谈过了吗？

没有。

该死！你怎么搞的？你不想在世上取得成功吗？

想。

那么，你为什么不跟那有钱的肯塔基人谈谈呢？他们也许会喜欢你，给你一份马夫之类的活儿。你的地位会得到提升，而不用去纽约。那里是犯罪的发源地，邪恶的渊薮，天主教徒得日夜抗争才能保持信仰。所以，为什么你不跟那有钱的肯塔基人谈谈，让自己有所成就呢？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提到有钱的肯塔基人，他总是会窃窃私语，而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果弟弟马拉奇在，他就会径直走到那有钱人跟前，让他们着迷。他们也许会收养他，留给他上百万美元，还有马厩、赛马、一幢大房子和打扫房子的女佣。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和有钱人说过话，除了说过：夫人，电报。而后我会被告知绕到佣人专用门：这里是前门，你不知道吗？

这就是我想跟神甫说的话，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对神甫所有的认识就是他们用拉丁语讲弥撒和其他事情。他们听我用英语忏悔我的罪孽，代表我们的主，就是上帝，用拉丁语宽恕我。当神甫一定是件很奇怪的事：早上醒来躺在床上，知道自己有权根据心情决定是否宽恕别人。当你懂得拉丁语并能宽恕罪孽时，你就很有权，而人们也就难以和你交谈，因为你知道世上黑暗的秘密。和神甫交谈就像和上帝本人交谈一样。如果你说错了话那就死定了。

船上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怎样和有钱的新教徒，以及要求严格的神甫交谈。我姨父帕·基廷能告诉我，可他远在利默里克。在那儿，他把任何事情都搅得一团糟。如果在这儿，他一定会拒绝和有钱人谈话，还会叫神甫去亲吻他那高贵的爱尔兰屁股。我希望自己也能那样，但是当你的牙齿和眼睛都被毁了，你永远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了。

船上的图书室有一本《罪与罚》。我想这也许是本很好的推理小说，尽管里面全是些让人看不懂的俄国名字。我坐在躺椅上翻看，这个故事让我感到很奇怪。讲的是一位名叫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俄国学生杀死了一名放债的老妇人，然后努力让自己相信，他有权拥有老妇人的钱，因为她对世界无益，而她的钱可以支付他上大学的费用，这样他就能成为一名律师，替像他这样为钱杀死老妇人的人辩护。这故事让我感到很奇怪，在利默里克，我曾经有过一份为有钱的放债老妇人菲奴肯太太写威胁信的活儿。当她坐在椅子上死去后，我拿了她的一些钱，用来支付到美国的费用。我没有杀死菲奴肯太太，但是拿了她的钱，这让我觉得自己几乎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坏。如果我现在死去，他一定会是我在地狱里遇到的第一个人。我可以向神甫忏悔，以拯救自己的灵魂，即使神甫一旦宽恕了你，就应该忘掉你的罪孽，即使他会因此而控制我，会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让我去诱哄那有钱的肯塔基人。

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一名水手叫醒了我：先生，你的书被雨淋湿了。

先生。我来自利默里克的街巷，可是一个满头灰发的人却称呼我为先生，尽管按照规定他不应该和我说话。大副告诉过我，水手除了说声“你好”或“晚安”以外，绝不允许和乘客说话。他说这名满头灰发的特殊水手曾经是“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船长，但是被发现和一名头等舱的乘客待在她的船舱里，所以被解雇了。他们的行为引发了一场忏悔。这个人名叫欧文。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看书上，显得与众不同。当船靠岸，他会带着一本书上岸，在咖啡馆里阅读，而其他船员则喝得酩酊大醉，得由出租车拖回船上。我们的船长对欧文很敬重，甚至把欧文叫到他的船舱里一起喝茶，谈论在英国驱逐舰上共同服役的日子。那艘驱逐舰被鱼雷击中，他们俩抓着救生筏在大西洋上漂浮，浑身发冷地谈论着回到爱尔兰后的日子。他们要好好地喝上一顿，要吃山一样多的熏肉和卷心菜。

第二天，欧文和我交谈。他说知道自己没有遵守规定，但还是忍不住要和这艘船上任何一位读《罪与罚》的人说话。船员中无疑有些名副其实的读者，但他们读的不外乎埃德加·华莱士或者赞恩·格雷。若能和人谈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他想知道我是否看过《群魔》或者《卡拉马佐夫兄弟》。当我说从来没听说过的时候，他显得很伤心，建议我一到纽约就冲到书店买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那样就不会再孤独了。他说不论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哪一本书，他都会给你一些值得回味的东西，你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便宜货了。这就是欧文跟我说的话，尽管我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神甫来到甲板上，欧文走开了。神甫说：你在跟那人说话吗？我知道你在和他说话。嗯，我跟你说，他不是个好伙伴。你明白，是吧？我听说了他所有的事。他顶着一头灰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在擦洗甲板。很奇怪，你竟然会和一个毫无道德的普通水手说话，可是我让你和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说话，你却连一分钟时间也没有。

我们只是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的，那会给你在纽约带来很多好处。你看不到多少需要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招聘广告。没办法让你和有钱的肯塔基人交谈，你却在这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和水手们废话连篇。离老水手远点，你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东西。跟那些对你有用的人交谈吧。看看圣徒的人生故事吧。

沿哈德逊河靠新泽西州的这一侧，上百艘船密密麻麻地停靠在一起。水手欧文说，那都是战时和战后给欧洲运送给养的自由轮。想到它们总有一天会被拖到造船厂拆解，真是让人感到伤心。但世界就是这样，他说，轮船的寿命比妓女的呻吟还要短。2

神甫问有没有人来接我。我告诉他没有。他说我可以和他一起坐火车到纽约，他会照顾我。船靠岸后，我们坐出租车来到奥尔巴尼巨大的中央车站。等火车时，我们喝了用大厚杯装的咖啡，吃了用厚盘子盛的派。这是我第一次吃柠檬蛋白派。如果在美国，人们总这样吃饭，我就不会再挨饿了。我会很好，很胖，就像他们在利默里克说的那样。孤独时，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饥饿时，我有派。

美国的火车和爱尔兰的不一样。在爱尔兰的火车上，你和五位乘客分享一个车厢。而这列火车车厢很长，里面太拥挤了，坐了好几十人，还有些人得站着。我们一上车就有人给神甫让座。他说谢谢，并指了指旁边的座位。当我坐下来的时候，让座的人们好像并不开心，因为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我什么也不是。

车厢的远处，人们在唱歌、嬉笑，喊着要开罐器。神甫说他们是回家过周末的大学生，开罐器就是用来开听装啤酒的工具，也许他们是好孩子，但不应该喝那么多酒，希望我到纽约后不会变成那样。他说我应该将自己置于圣母马利亚的保护之下，请她向她的儿子求情，让我保持纯洁、节制，并且不变坏。他会在洛杉矶为我祈祷，会在十二月八日圣母无沾成胎节那天为我做特别的弥撒。我想问他为什么选那一天，但我什么也没说，怕他又用有钱的肯塔基人来烦我。

他告诉我这些事，可我却梦想着在美国某个地方、在电影里的某个大学里成为一名大学生的样子。那里总是有白色的教堂尖塔，没有属于新教徒的十字架。男孩和女孩在校园里漫步，手里拿着大部头的书，互相微笑着，牙齿像雪一样白。

到达纽约中央车站后，我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母亲说过我可以去找一位叫丹·麦克阿杜雷的老朋友。神甫告诉我怎样用电话，但是丹那儿没人接听。好吧，神甫说，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中央车站。他对出租车司机说，我们去纽约人酒店。

我们把包拿进一个只有一张床的房间。神甫说，放下包，我们到楼下的咖啡店吃点东西，你喜欢汉堡包吗？

我不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汉堡包。

他转了转眼睛，让女招待给我一份带薯条的汉堡包。汉堡包要烤透，因为我是爱尔兰人，而我们对任何东西都蒸煮过度。爱尔兰人对蔬菜的所作所为真是奇耻大辱。如果你能猜出爱尔兰餐馆里的蔬菜是什么，就可以获得门票对号奖。女招待笑着说她明白，她母亲就是爱尔兰人，是世上最糟糕的厨师。她丈夫是意大利人，真的通晓厨艺，可是她在战争中失去了他。

瓦乌。她就是这么说的。其实说的是“战争”，但她和所有不喜欢发词尾r音的美国人没什么两样。他们说“鸦叫声”而不是“汽车”，你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不能按照上帝创造的发音方式去念单词。

我喜欢柠檬蛋白派，但是不喜欢美国人遗漏词尾r音的说话方式。

吃汉堡包的时候，神甫说，我得和他一起过夜，明天我们再看看怎么办。在神甫面前脱衣服是件奇怪的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双膝跪地，假装祈祷。他说，如果我愿意，可以去冲个澡。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用那么多热水冲澡。洗浴用品也不缺，一块香皂洗身子，一瓶洗发液洗头发。

洗完澡后，我用挂在浴缸上的厚毛巾擦干身子。回屋之前，我穿上了内衣内裤。神甫正躺在床上和人通电话，一条毛巾裹着他那胖肚子。他放下电话，瞪着我：我的天，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这长内裤？

利默里克的罗奇商店。

如果你把长内裤挂到酒店窗外，人们就会举手投降。一点建议，不要让美国人见到你穿这种长内裤，他们会认为你刚从埃利斯岛上下来。要穿三角裤，你知道什么是三角裤吗？

我不知道。

不管怎样，你需要三角裤。像你这样的孩子应该穿三角裤。你现在是在美国。好了，跳上床吧。这让我很困惑，因为没有要做祈祷的迹象，而我认为这是神甫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他下床，进了浴室，但是没过一会儿，又探出脑袋来，问我是否擦过身子。

我擦过了。

你的毛巾没动过，你用什么擦的身子？

浴缸旁边的那块毛巾。

什么？那不是毛巾，那是浴室地垫，是让你洗完澡后站在上面的。

我能从书桌上的镜子中看到自己的模样，脸色发红，不知该向神甫说声对不起，还是保持沉默。在美国的第一晚就犯了错，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相信不久之后，我会是个正常的美国佬，做什么都不会犯错。我会自己点汉堡包，要薯条，和女招待开玩笑，也绝不会用浴室地垫擦身子。有朝一日，我在说“战争”和“汽车”时会不发结尾的r，但如果回利默里克就不会那么做了。如果带着美国口音回到利默里克，他们会说我是在装腔作势，像所有美国佬一样有个大屁股。

神甫身上裹着毛巾从浴室里出来，用手拍打着脸，空气中有股香水的味道。他说再没有比须后润肤露更提神的了。如果我喜欢，也可以搽一些，那东西就在浴室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是说“不，谢谢”呢，还是应该下床走到浴室，抹一些须后润肤露呢？我在利默里克从没听说过有人在剃完胡子后往脸上抹东西，但我想美国不一样。我后悔没有找一本讲解如何与神甫在酒店共度纽约第一夜的书。在酒店里，你时时刻刻都会因干蠢事而出丑。他说：啊？我说：噢，不，谢谢。他说：你自便吧。我不和有钱的肯塔基人说话时，就能看出他有点不耐烦。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叫我走开，那样我就得带着自己棕色的小提箱露宿纽约街头，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不想冒那种风险，因此对他说，我还是想抹点。他摇了摇头，让我去抹了。

从浴室的镜子里，我看见自己正在往身上抹须后润肤露。我冲自己摇了摇头，如果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那我真后悔离开爱尔兰。神甫责怪你不和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友好相处，对浴室地垫一无所知，穿那样的内衣裤，还怀疑须后润肤露。即使没发生这一切，能来到这儿也已经很不易了。

神甫已经上床了。我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他对我说：好吧，上床吧，明天还有漫长的一天呢。

他掀起被子让我进来。看到他一丝不挂，我吃了一惊。他说晚安，然后关灯，开始打呼噜，入睡前甚至没有说声“万福马利亚”，也没有祈祷。我一直认为神甫睡觉前会跪上几个小时做祈祷。这个人一定天恩眷顾，而且对死亡毫无畏惧。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神甫都像他那样，在床上一丝不挂。和一个一丝不挂打着呼噜的神甫同床共眠，想入睡也难。我不知道教皇本人是否也这样上床睡觉，还是叫一名修女送来带有教皇绶带和徽章的睡衣。他又是如何脱掉身上的那件白色长袍的？是从头上脱掉呢，还是让长袍滑落在地，然后一步跨出去？上了年纪的教皇恐怕无法自己将长袍从头上脱掉，也许会叫一名经过的红衣主教来帮忙，除非那名红衣主教自己也上了岁数，不得不叫来一名修女，除非教皇在白袍底下什么也没穿。红衣主教知道教皇的白袍，世上没有一名红衣主教不知道教皇穿什么，因为他们自己都想当教皇，巴不得这位教皇早日归天。如果修女被叫进来，她就得将白袍送到梵蒂冈热气腾腾的洗衣房去洗。其他修女和见习修女们唱着圣歌，感谢上帝让她们获得为教皇和红衣主教团洗衣服（内衣裤除外）的特权。内衣裤由双目失明、不会因手里拿的东西而产生罪恶念头的老修女们来洗。我手里拿着的东西是不应该在床上当着神甫的面拿的。我平生第一次抑制住罪恶的诱惑，转身朝向自己这一边，开始睡觉。

第二天，神甫在报纸上找到一间备有家具的出租屋的广告，租金为一星期六美元。他想知道我在找到工作前是否有能力支付租金。我们来到东第六十八大街，房东奥斯丁夫人带我上楼去看房间。房间位于楼道尽头，用隔板和门隔开，有一扇临街的窗户。床、一个带镜子的小衣柜和一张桌子将屋子塞得满满的。伸开双臂，我就能碰到两边的墙壁。奥斯丁夫人说这是间不错的屋子，我很走运，它没有被人抢先一步租了。她是瑞典人，说能看出来我是爱尔兰人，希望我不要喝酒。如果喝酒，无论喝醉与否，我都不能带女孩到房间里来。不能有女孩，不能有食物，不能有酒。蟑螂在一英里之外就能闻到食物的味道，一旦它们进来，你永远无法赶走。她说：当然，你在爱尔兰是绝不会见到蟑螂的，那儿没有食物，只能喝酒。蟑螂要么饿死，要么变成酒鬼。不用说什么，我知道。我姐姐嫁给了一个爱尔兰人，这是她做的最糟糕的事。爱尔兰男人是很棒的约会对象，但不能嫁给他们。

她收下了六美元，说还需要六美元做押金，然后给了我收据，告诉我当天什么时候搬进来都行。她相信我，因为我是和那位不错的神甫一起来的，尽管她不是天主教徒，尽管她姐姐嫁给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就够了。上帝帮帮她，她正为此遭罪呢。

神甫叫了一辆出租车将我们送到巴尔的摩酒店。穿过酒店门前的马路，就是中央车站。他说这家酒店很有名，我们要去民主党总部，如果他们不能帮一个爱尔兰孩子找到工作，就没有人能了。

楼道里，有个人从我们身边经过。神甫小声说：知道他是谁吗？

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如果不知道毛巾和浴室地垫的区别，你怎么能知道他是来自布朗克斯区的伟大的博斯·弗林，全美仅次于杜鲁门总统的最有权势的人！

伟大的博斯按下电梯按钮。在等电梯的时候，他将一根手指插进鼻孔挖了挖，看了看指尖上的东西，将它弹到地毯上。我母亲将那动作称为挖金子。在美国就是这样。我想告诉神甫，我相信德·瓦勒拉绝不会这样掏鼻孔，人们也绝不会发现利默里克的主教一丝不挂地上床睡觉。我想告诉神甫我对世界的总体看法：上帝折磨你，让你的眼睛和牙齿坏掉。但是我不能这么说，我担心他会没完没了地讲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讲我如何错过了一生中的好机会。

神甫和民主党总部办公桌旁的一名妇女说了些话，她拿起电话，对着话筒说：这儿有个孩子……刚下船……你有高中文凭吗？……没，没有文凭……好的，你有什么期望？……旧国还是个穷国……好吧，我送他过去。

我得在星期一早上到二十二楼的凯里先生那儿报到，他会安排我在巴尔的摩酒店工作。刚下船就找到工作，我难道不是个幸运的孩子吗？她就是这么说的。神甫告诉她：这是个伟大的国家，爱尔兰人的一切都得益于民主党，莫林。如果这孩子能投票，你就又为民主党争取到了一张选票。哈，哈，哈。

神甫叫我回酒店，他过一会儿和我一起吃晚饭。告诉我可以步行回去，东西向的马路叫大街，南北向的叫大道。我不会有麻烦的。穿过第四十二大街来到第八大道，一直往南，我就能到达纽约人酒店。我可以看看报，看看书，或者冲个澡，如果我答应远离浴室地垫的话。哈，哈。他说，如果我们运气好，也许会遇到伟大的杰克·登姆普西。我对他说，我情愿遇到乔·路易斯。他训斥我说：你最好学会跟着自己人。

晚上，登姆普西酒吧的服务生笑着对神甫说：杰克不在这儿，神甫，他到园子里去考查一名新泽西州的中量级选手了。

园子。泽西。这是我在纽约的第一天，人们就已经像我在利默里克看的电影里那些匪徒们一样说话了。

神甫说，我这位小朋友从旧国来，他想见乔·路易斯，然后笑了。服务生也笑了，说：啊，新移民才会这么说，神甫。别担心，在这个国家待上六个月，再看到黑鬼，他就会拼命跑的。要点什么，神甫？晚饭前来点小东西？

我要双份的干马提尼酒，不加冰，加削成卷儿的柠檬皮。

新移民呢？

他要……嘿，你要点什么？

请来一杯啤酒。

你十八了吗，小子？

十九。

看上去不像，但只要你和神甫在一起，就一点问题也没有。是吧，神甫？

是的，我会看着他的。他在纽约一个人也不认识。我会在走之前把他安顿好。

神甫喝完了双份的马提尼酒，又要了一份就着牛排喝。他对我说，我应该考虑当一名神甫。他会帮我在洛杉矶找份工作。那样，我会过上舒适的生活。寡妇们去世后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我，包括她们的女儿。哈，哈，这就是该死的马提尼酒。抱歉，说脏话了。他吃了大半牛排后，让服务生上两个冰激凌苹果派还要一杯双份轩尼诗酒将牛排送下。结果，他只吃了冰激凌，喝了半杯轩尼诗酒，就睡着了。下巴垂在胸口，一上一下地晃动着。

服务生没了笑容。该死！他还没付钱呢。他那该死的钱包在哪儿？把口袋翻过来，小子。把它递给我。

我不能抢劫神甫。

你不是在抢劫。他得付该死的饭钱。你需要辆出租车送他回家。

两名服务生帮着他上了出租车，纽约人酒店的两名年轻服务生又把他拖过大厅，拉上电梯，再把他扔在床上。他们对我说：一块钱的小费就够了，一人一块，小子。

他们走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一个喝醉了酒的神甫。我按照电影里的做法把他的鞋子脱了，但是他坐起来，跑到浴室吐了很久。出来时，他拽着自己的衣服，把领圈、衬衫、裤子、内衣裤扔到地上，然后仰面瘫倒在床上。看得出他很兴奋，双手放在自己身上。到我这儿来，他说。我后退了几步：噢，不，神甫。他滚下床，嘴角流着口水，身上带着酒和呕吐物的恶臭。他试图抓住我的手，放到他身上。我退得更远了。我退出门，退到走廊上，而他站在门口。这个胖胖的小个子神甫冲着我喊：哦，回来，孩子，回来吧，这都是喝酒惹的，上帝，对不起。

但电梯门是开着的，我不能对里面那些正看着我的正派人士说，我改变主意了，要回到这个神甫身边。他最初想让我对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态度友善，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份扫马厩的工作，可现在却向我摇晃他的阳具。这显然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大罪。倒不是我自己受天恩眷顾，不，我没有，只是期待着神甫树立一个好榜样，而不是在我到美国的第二个晚上大出洋相。我不得不走进电梯，假装听不见神甫在房门口光着身子流着口水叫喊。

酒店一楼有一个打扮得像海军上将的人。他说：先生，要出租车吗？我告诉他：不，谢谢。他说：你从哪儿来？哦，利默里克。我从罗斯康芒郡来，到这儿四年了。

我只好问这个罗斯康芒郡人，怎样才能到东第六十八大街。他告诉我沿着第三十四街向东走。那条街很宽，照明也很好。一直走到第三大道。我可以坐高架铁。如果精力充沛，也可以一路走到那条大街。他对我说：祝你好运，跟着自己人，小心波多黎各人，他们身上都带着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他们性情急躁。沿着人行道的边儿在路灯下走，要不然，他们会从黑黑的门洞里捅你。

第二天早上，神甫给奥斯丁夫人打来电话，说我该过去拿我的小提箱。我到了酒店的房间门口，他说：进来，门没关。他穿着黑西服，背对着我，坐在床的那一边。我的小提箱就在门边。把它拿走吧，他说，我要到弗吉尼亚州的一所静修院待几个月。我不想看见你，也不想再见到你，因为昨晚发生的事太可怕了。如果你动动脑子，和那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走，那事儿就不会发生了。再见。

对着情绪不佳、背对着你、将一切都归罪于你的神甫，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能提上自己的小提箱坐着电梯下楼，不明白这样一个宽恕他人罪孽的人，怎么会在自己犯了罪孽后却来责备我。要是我做了那样的事儿，喝醉了酒还让人把手放到我身上，我会说是我干的。没别的，就是我干的。他怎么能因为我拒绝和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说话，就责备我呢？也许神甫就是那样接受培训的。也许在自己也想犯些罪孽时，却要日复一日地倾听他人的罪孽真是挺不容易的。喝了点酒，曾经听过的那些罪孽在体内膨胀，你就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了。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整天聆听那些罪孽的神甫。我会经常处于亢奋状态，被主教送上驶往弗吉尼亚州静修院的轮船时，一定已经精疲力竭了。

3

我是爱尔兰人，在纽约举目无亲，正沿着第三大道向前走，列车在头顶的高架铁道上哐啷哐啷地行进。这时，我很欣慰地发现几乎每个街区都有爱尔兰酒吧：科斯特洛酒吧、巧言石酒吧、巧言玫瑰酒吧、P.J.克拉克酒吧、布兰夫尼酒吧、利特里姆屋酒吧、斯莱戈小屋酒吧、香农酒吧、爱尔兰三十二郡酒吧、全爱尔兰酒吧。满十六岁的前一天，我在利默里克喝了平生第一杯酒，结果吐了。父亲因为喝酒几乎毁了我们这个家和他自己，可我在纽约很孤独，被自动唱机里唱着“戈尔韦湾”的平·克罗斯贝和在爱尔兰绝不会见到的闪烁的绿色三叶草图案吸引，走进了酒吧。

科斯特洛酒吧吧台的尽头，有个满脸怒气的人正在对客人说：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拥有十个博士学位。我对塞缪尔·约翰逊的了解比你对自己双手的了解还多。如果你举止不妥，就滚到街上去。我的话到此为止。

那客人说：但是——

出去！那个生气的人说。出去，这儿不卖酒给你了。

那客人拍了拍帽子，昂首阔步地走出了酒吧。那个生气的人转身冲着我。你，你十八了吗？

是的，先生，我十九了。

我怎么知道呢？

我有护照，先生。

一个爱尔兰人拿着本美国护照做什么？

我生在这儿，先生。

他允许我喝两杯十五美分的啤酒，告诉我，最好到图书馆去，而不是像其他可怜的爱尔兰人那样在酒吧间里虚度时光。他告诉我，约翰逊博士每天喝四十杯茶，到最后头脑都很清醒。我问他谁是约翰逊博士。他惊讶地看着我，将我的杯子拿走，对我说：出了这酒吧，沿第四十二街向西走，直到第五大道，你就会看见两个巨大的石狮子。沿着石狮子间的台阶向上走，给自己办张图书卡。不要像其他刚下船、喝得糊里糊涂的爱尔兰乡巴佬一样成了傻子。读读你的约翰逊，读读你的蒲柏，远离那些爱做白日梦的爱尔兰人。我想问他怎么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他手指向门外：在你看完《诗人列传》之前不要回到这儿来。快点，出去。

那是十月里温暖的一天。除了他让我做的事儿，我无事可干。一路溜达着来到有石狮子的第五大道又有何妨呢？图书管理员态度很友善。当然，我可以拥有一张图书卡。真高兴见到年轻的移民利用图书馆。如果我愿意，可以借四本书，只要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归还。我问他们是否有一本塞缪尔·约翰逊写的《诗人列传》。他们说：哎呀！你看约翰逊的书哪！我想告诉他们，我从来没看过约翰逊的书，又不想让他们不再崇拜我。他们对我说：不要紧张，你可以四处走走，到三层的主阅览室看看。他们一点也不像爱尔兰的图书管理员。那些人时刻警惕着，防止图书被像我这样的人偷窃。

南北走向的主阅览室让我觉得双脚无力。我不知道是那两杯啤酒，还是自己到纽约第二天的激动心情的缘故。但看着绵延几英里的书架，明白到这个世纪末都不可能看完那些书时，我几乎落泪了。有许多擦得锃亮的桌子，各种各样的人坐在那儿。只要愿意，他们可以一周七天在那儿看书，没有人打搅他们，除非睡着了打呼噜。有英国、爱尔兰、美国图书区，文学、历史、宗教分门别类。一想到可以在喜欢的任何时间来这儿，只要不打呼噜就可以看任何书，想看多长时间就看多长时间，我就满心激动。

我胳膊下夹着四本书溜达回科斯特洛酒吧，想向那个生气的人显示一下《诗人列传》，可他不在。酒吧男招待说，喋喋不休谈论约翰逊的一定是蒂姆·科斯特洛先生。正说着，那个生气的人从厨房里出来，说：你回来了。

我有《诗人列传》了，科斯特洛先生。

你把《诗人列传》夹在腋下，年轻人。但是你没有记在脑子里，所以，回家看书吧。

那是个星期四。星期一开始工作前，我无事可做。因为没有椅子，我坐在那间出租屋的床上看书，一直到奥斯丁夫人在十一点时敲门，告诉我她不是百万富翁。租房合同规定十一点关灯，以减少她的电费开支。我关了灯，躺在床上听纽约的声音。人们说着笑着。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在外面谈笑风生。

又有敲门声。一个满头红发、爱尔兰口音的年轻人告诉我，他叫汤姆·克利福德，问我是否愿意去喝杯啤酒。他在东区的一幢大楼里工作，得在一小时内赶到那儿。不，他不去爱尔兰酒吧，不想和爱尔兰人有任何关系，因此我们走到第八十六大街的莱茵兰德酒吧。在那儿，汤姆告诉我他如何在美国出生，如何被带到爱尔兰的科克市，如何想尽快离开那儿所以参加了美军，又如何在德国度过三年美好的时光。在那三年里，你可以为了一条香烟或者一磅咖啡和人上床。莱茵兰德酒吧后面有舞池和乐队。汤姆请一张桌子旁的一个女孩跳舞，然后对我说：来吧，请她的朋友跳舞。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跳，也不知道怎么请女孩跳舞。我对女孩一无所知。在利默里克长大，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呢？汤姆请另一个女孩和我跳舞。那女孩领着我来到舞池，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汤姆正在轻快地行进着，旋转着，而我怀里搂着女孩，却不知道该向后还是向前。她说我踩了她的鞋子，我赶紧道歉，她说：噢，别在意。我并不想笨拙地四处挪动。她回到自己的桌旁。我满脸通红地跟着她，不知道该坐到她旁边，还是回到吧台那儿，直到她说：你把啤酒落在吧台上了。我很高兴有个借口可以离开，否则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果告诉她我花好几个小时看约翰逊的《诗人列传》或者第四十二大街图书馆让我兴奋，她一定不会感兴趣。或许我应该到图书馆找本如何和女孩交谈的书，或者问问那个会跳舞、会说笑、会和女孩聊天的汤姆。他回到吧台，说要请病假，也就是说不去上班了。那个女孩喜欢他，愿意跟他回家。他小声告诉我，或许会做爱，也就是和她上床。唯一的问题是另一个女孩。他叫她“我的女孩”。去吧，他说，问问她愿不愿意跟你回家，我们坐到她们那张桌子边去吧，你可以问问她。

啤酒在体内发挥作用，我觉得自己勇敢些了，就算坐到女孩桌旁跟她们说说蒂姆·科斯特洛和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也不觉得害羞了。汤姆用胳膊肘轻轻推了推我，小声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说塞缪尔·约翰逊之类的事儿，就请她回家。当我看着她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两个人影。我不知道该请哪一个回家。但是盯着两个人中间看，我就看到了一个人，我要邀请的人。

回家？她说，别开玩笑了。一阵笑声。我是个秘书，一个私人秘书，而你甚至连高中文凭都没有。你最近照没照过镜子？她笑了笑，我的脸又红了。汤姆喝了一大杯啤酒，而我知道自己对这些女孩而言一无是处。因此我走了，沿着第三大道向南走。诧异地看着商店橱窗里自己的影子，我很失望。4

星期一早上，老板凯里先生让我做勤杂工。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我要在大堂里除尘、扫地、倒烟灰缸，而人们就是通过大堂来评判一家酒店的。他说我们拥有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堂。它叫棕榈庭，举世闻名。有身份的人都知道棕榈庭和巴尔的摩大钟。看在上帝的分上，书里和短篇小说里都提到过它。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之类的人都到过这儿。重要人物都说：我们在巴尔的摩酒店的大钟下见面。要是他们进来而酒店却满是灰尘，垃圾遍地，那该多么糟糕啊。我的工作就是保持巴尔的摩酒店的声望。我要打扫卫生，不能和客人说话，甚至不能看他们。如果他们跟我说话，我只能说：是，先生/女士，或者，不，先生/女士，然后继续工作。凯里先生说我应该是个隐形人，说到这儿，他笑了。想想看，嗯，你是个打扫大堂的隐形人。他说这是份重要工作，如果不是在那个加州神甫的请求下由民主党派来的，我绝不会得到。前一个干这活儿的小伙子就是因为在大钟下和女大学生攀谈而被解雇的，但他是个意大利人，你又能指望什么呢？他告诉我：要机灵、小心，要记得每天洗澡。这是美国。要头脑清醒，跟着自己人。不要和爱尔兰人误入歧途，少喝点酒。一年之内，我就可能升到行李搬运工或者餐厅勤杂工的职位，可以有小费，说不准还会升为服务生。到那时，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他说在美国什么事都是可能的，看看我，我就有四套西服。

大堂服务生的头儿被称作服务生总管。他对我说只要清理所有掉到地板上的东西就行了。不能碰桌上的任何东西，如果钱或珠宝之类的掉到地上，得交给他——服务生总管本人。他决定该怎么处理。如果烟灰缸满了，得等餐厅勤杂工或服务生来叫我才能倒。有时候，烟灰缸里有些需要看管的东西。一位女士或许会因为耳朵疼而摘了耳环，却忘了自己将它放到烟灰缸里了。有些耳环值好几千美金，而我刚下船不会知道这些事。保管所有的耳环并将它们归还耳朵疼的女士是服务生总管的工作。

有两个服务生在大堂工作。他们来回穿梭，撞到一起，用希腊语互相吆喝。他们叫我：你，爱尔兰人，过来，打扫干净，打扫干净，把这该死的烟灰缸倒了，把垃圾拿走，快点，快点，磨磨蹭蹭的，你喝醉了还是怎么着？他们在一群星期四和星期五涌进酒店的大学生面前冲我大喊大叫。我不介意希腊人冲我大喊大叫，如果不在优秀的女大学生面前的话。她们甩甩头发，微笑时露出只有在美国才能见到的洁白而完美的牙齿，每个人都有晒成棕褐色的电影明星般的大腿。男生们留着惹人注目的平头，有着洁白完美的牙齿和美式橄榄球运动员的肩膀，潇洒自如地和女生交往，交谈，欢笑。女生们摘掉眼镜，双眸发亮，冲着男生微笑。他们可能和我年纪相仿，而我却穿梭其间，因为自己的制服、手中的簸箕和笤帚而羞愧难当。我希望自己是个隐形人，但当服务生用希腊语、英语和介乎其间的某种语言冲我大喊大叫，或者餐厅勤杂工指责我没经允许就把有东西的烟灰缸倒了的时候，我就不可能是个隐形人了。

有时候，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说什么。一个留着平头的男大学生说：你现在能否不打扫这里？我正在和这位女士谈话呢。如果那个女生看看我，然后转过头去，我就会觉得自己脸发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时候，女大学生会笑着向我打招呼，“嘿”，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酒店里地位比我高的人告诉我，不该和客人说一句话，尽管我压根不知道该怎么说“嘿”，我们在利默里克从来不说这个词。如果我这么说了，就可能丢了这份新工作，流落街头，没有神甫会为我再找另一份工作了。我想说“嘿”，想成为那个可爱世界的一分子，哪怕一分钟也好，只是平头男生可能会认为我是在傻兮兮地盯着他的女友，会向服务生总管告发我。今晚回家，我可以坐在床上，练习微笑着说“嘿”。如果坚持练习，我一定会掌握。但是我不能微笑着这么说，如果我咧开大嘴，会把巴尔的摩酒店大钟下招人喜欢的女孩们吓得魂不附体。

有些时候，女孩们会脱掉外套。她们身穿毛衣和短上衣的样子是那么容易引人犯罪，我不得不把自己锁在厕所的隔间里手淫。我得注意不弄出声音来，以防波多黎各餐厅勤杂工或者希腊服务生发现。他们会跑到服务生总管那儿告发，说大堂的勤杂工正在厕所里手淫。

5

第六十八大街剧场外贴了张海报，上面写着：《哈姆雷特》，劳伦斯·奥利弗主演，下周上映。我正计划着带瓶干姜水和一块酒店面包房做的柠檬蛋白派出来玩一个晚上，好好款待一下自己。那柠檬蛋白派很像我在奥尔巴尼和神甫一起吃的那种，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在剧场里，我会在屏幕上看到哈姆雷特折磨自己和每一个人，将会体会着干姜水的酸味和蛋白派的甜味在嘴里碰撞。去剧场之前，我会坐在自己的屋子里看《哈姆雷特》，好弄清楚他们用那古英语说了些什么。我从爱尔兰带来的唯一的书是在奥马霍尼书店花十三先令六便士（我在邮局送电报半周的薪水）买的《莎士比亚作品全集》。哈姆雷特在母亲和叔叔克劳迪亚斯发生不正当关系时不得不忍受一切。在利默里克，我母亲也和她的表哥拉曼·格里芬发生了不正当关系。这使得我对《哈姆雷特》情有独钟。我能理解哈姆雷特冲着母亲发火，就像我第一次喝完酒醉醺醺地回家扇了母亲一巴掌那样。到死我都会后悔自己那么做，可我仍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利默里克，在小酒馆里找到拉曼·格里芬，把他叫到外面，大打出手，直到他讨饶为止。我知道这么说说没有用，等我回到利默里克，拉曼·格里芬一定已经死于酗酒了。在我为他祈祷或点燃蜡烛之前，他早已身在地狱了。上帝说我们应该宽恕敌人，甘受侮辱。不，即使上帝重回世界，命令我宽恕拉曼·格里芬，我也不会那么做，否则我将受到处罚，脖子拴上一块磨石被扔进大海（我最害怕的事）。我会说：对不起，上帝，我决不会宽恕那个人对我母亲和我们家所做的一切。在虚构的故事里，哈姆雷特都没有在赫尔辛格宽恕他人，那么，现实生活中的我为什么要宽恕？

上一次去第六十八大街剧场时，引座员不让我拿着好时巧克力进去，说不能带食物或饮料入场，得在外面把它消费完才能进去。消费。他不说吃。世上让我困惑的一件事就是引座员和穿制服的人总喜欢用大词儿。第六十八大街剧场一点也不像利默里克的抒情诗电影院。在那儿，如果够幽默，你可以带鱼和薯片或者一顿猪腿大餐和一瓶浓烈的黑啤酒进去。而那晚，我不得不站在外面大口大口地吞吃巧克力。引座员则对我怒目而视，不关心我正错过“马克斯兄弟”的精彩表演。现在，我得把从爱尔兰带来的黑雨衣搭在胳膊上，引座员不会发现藏在口袋里的装着柠檬蛋白派和干姜水瓶的袋子。

电影一开演，我就开始吃派。但是盒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人们对我说：嘘，我们正看电影呢！我知道他们不是看盗匪片或音乐剧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是大学毕业、住在派克大街并熟悉《哈姆雷特》每一句台词的人，说“电影”这个词时从来不用movies而只用films。可我不可能不发出一点声音就把盒子打开，而我正饿得直流口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旁边的一个男子说“嘿”，然后把他的雨衣搭到我腿上。他的手在雨衣下移动。他说：打搅你了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个声音叫我拿起派离开。我跟他说对不起，然后从他身旁走过，沿着过道走出放映厅，来到男厕所。在那儿，没有住在派克大街的人嘘我，我可以从容地打开盒子。错过一段《哈姆雷特》，我觉得很遗憾，但他们在屏幕上也只是围着个幽灵跳来跳去，为了个幽灵大喊大叫。

男厕所里没有人，但我不想被人发现在吃派，所以就坐在隔间的马桶上狼吞虎咽。这样，我可以回去接着看《哈姆雷特》，只要不坐在那个腿上搭件雨衣、手动来动去的男子旁边就行。派让人口干，我想好好喝点干姜水了，这才意识到得有个开瓶器才行。去找引座员没用，因为他们总是吼着：即使你们从派克大街来，也不应该带食品或饮料进来。我把派放到地上，想把瓶子放到洗手池边，用手背狠狠地敲一下，盖子就该开了。但我一敲，瓶颈碎了，干姜水一下子喷到我脸上。瓶子割破了我的手，洗手池上血迹斑斑。地上的派沾满了血和干姜水。我伤心不已，闹出了这么多麻烦，还能回去看《哈姆雷特》吗？就在这时，一个一脸绝望的灰发男子冲了进来，几乎撞到我身上，一脚踩在装着派的盒子上，把它踩得稀巴烂。他站在小便池旁喋喋不休地说开了，试图将黏在鞋上的盒子甩开，还怒气冲冲地冲我吼道：妈的，妈的，见鬼，见鬼。他站到一旁，甩了甩腿。装着派的盒子从他的鞋底飞了出去，打到墙上。盒子和派都摔烂了，没法吃了。那个人说：这儿到底怎么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似乎说来话长，得从我几星期前如何兴冲冲地想看《哈姆雷特》讲到我如何觉得同时这么做——吃着派、喝着干姜水、看着《哈姆雷特》、听着令人愉快的台词——是如此美妙，以至于一天都没吃东西。那个人两条腿轮流甩着，跟我说厕所不是他妈的饭店，我不该他妈的在公共厕所吃喝，最好从这儿滚出去。我知道他心情不佳，对他说我在开干姜水瓶时出了点意外。他说：你没听说过开瓶器吗？还是你刚从他妈的船上下来？他离开了厕所。我正用卫生纸包扎伤口的时候，引座员进来了，说有一个观众向他投诉我在厕所里的所作所为。他像那个灰发男子一样，说着他妈的，见鬼。我向他解释刚才发生的事情后，他说：滚出去。我说我花钱看《哈姆雷特》，到厕所里来是为了不打搅周围那些对《哈姆雷特》了如指掌、住在派克大街的人。但是他说：我才不管呢，在我叫经理或警察之前离开这儿，他们一定对这个地方的血迹感兴趣。

然后，他指着我那挂在洗手池边的黑雨衣说：把那该死的雨衣拿走。万里无云的天气带着雨衣干什么？我们知道雨衣这个把戏，知道整个雨衣帮，我们都看着呢，对你的小鬼把戏一清二楚。坐在那儿，看似无辜，可接下来你的手就会在无辜的孩子身上动来动去。所以，在我叫警察之前，把你的雨衣拿走，伙计。你这该死的变态。

我拿着还剩了点干姜水的破瓶子，沿着第六十八大街往回走，坐在住所前的台阶上。奥斯丁夫人从地下室的窗户向外喊：坐在台阶上不会有吃的喝的；蟑螂会四处爬；人们会说我们是一群不关心吃喝和睡觉场所的波多黎各人。

街上没有一个可以坐的地方，女房东都盯着呢。我只有到东河边的公园逛逛，想想美国的生活怎么那么艰难和复杂，以至于带柠檬蛋白派和干姜水看《哈姆雷特》都有问题，除此之外，我无事可做。

6

在纽约，最影响我起床干活的就是双眼感染严重，我甚至得用大拇指和食指将眼睑扒开，恨不得抠掉那硬硬的黄眼屎，但如果这样做，眼睫毛也会被弄掉，眼睑会又红又疼，比以前更糟糕。可以站在淋浴喷头下，让热水冲洗双眼，直到感觉双眼既暖和又干净，可它们还是红得扎眼。我试图用冰冷的水消除红肿，但一直没能见效，冷水只会让眼球疼。眼球不疼的时候走进巴尔的摩酒店大堂就够糟糕了，更别说眼球疼的时候了。

如果眼睛不发炎不红也没有黄眼屎，我可以忍受眼球的疼痛。至少人们不会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好像看着个麻风病人。

穿着勤杂工的黑色制服在棕榈庭走来走去就够丢人的了，这意味着在世人眼中，我仅比波多黎各洗碗工级别高一点，就连行李搬运工的制服上都有少许金饰品，而看门人看上去就像海军上将。工会商店服务员埃迪·吉利根说我应该庆幸自己是爱尔兰人，否则就得到下面厨房和“湿背”们共处了。这是个新词，“湿背”。从他说这个词的神情来看，他不喜欢波多黎各人。他告诉我凯里先生很照顾自己人，所以我是个穿制服的勤杂工，而不是系着围裙整天在下面和波多黎各人一起唱歌、喊着“看哪，看哪”的洗碗工。我想问他，洗碗时唱歌，觉得好玩儿时喊“看哪，看哪”有什么不对。但我对问问题很谨慎，担心自己犯傻。至少波多黎各人在下面敲着锅碗瓢盆唱歌，陶醉在自己的音乐中。他们还在厨房里跳舞，直到领班叫他们停下来。有时候，我到下面厨房去，他们会给我一些残羹剩菜，叫我弗兰基：弗兰基，爱尔兰男孩，我们教你西班牙语。埃迪·吉利根说我一星期比洗碗工多挣两美元五十美分，有获得提升的机会。可他们永远不会有，因为他们不想学英语、赚够钱回到波多黎各、坐在树下喝啤酒、拥有一个大家庭，他们只擅长喝酒骂人，直到妻子精疲力竭，死在他们前头。他们的孩子在街上撒野，时刻准备着到纽约来洗碗，又重复一遍该死的人生。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我们就得支援他们，你和我。这样，他们就可以坐在东哈莱姆区的门廊里弹该死的吉他，从纸袋里掏出啤酒来喝。那就是“湿背”们，孩子。你可千万记住。离厨房远点，因为他们想都不想就会在你的咖啡里撒尿。他说曾亲眼见过他们在咖啡壶里撒尿，而那咖啡壶是要送到为“大英帝国的女儿”这家慈善机构召开的盛大午宴上的。那些大英帝国的女儿们永远都不会想到她们喝了波多黎各人的尿。

埃迪先是微笑，然后大笑，最后被烟呛到，因为他是爱尔兰裔美国人。他认为波多黎各人对大英帝国女儿们的所作所为很了不起。现在他称他们为波多黎各人，而不是“湿背”，因为他们采取了爱尔兰人应该先想到的爱国行动。明年，他也会在咖啡壶里撒尿。看到那些大英帝国的女儿们喝着掺了波多黎各人和爱尔兰人的尿的咖啡，他都要笑死了。他说很遗憾，大英帝国的女儿们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一切。他想爬到十九层舞厅的阳台上，公开宣布：大英帝国的女儿们，你们刚才喝的是掺了西班牙人和爱尔兰人尿的咖啡。在你们对爱尔兰人作威作福八百年后，那种滋味怎么样啊？哦，那一定是个滑稽可笑的场面：那些大英帝国的女儿们互相搀扶着，在舞厅里吐得一塌糊涂，而爱尔兰爱国者们神情严肃地在他们的坟墓里跳着吉格舞。那一定很好玩，埃迪说，真的，那一定很好玩。

现在，埃迪说波多黎各人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么坏。他不希望他们娶自己的女儿，也不希望他们搬到自己家附近住，但是你得承认他们有音乐天赋，输送了许多优秀的棒球选手。你得承认这些。你下到厨房里，就会发现他们总是像孩子般快乐。他说：他们像黑人，对什么都无所谓。不像爱尔兰人，我们对什么都有所谓。

大堂里，最糟糕的日子就是星期四和星期五，这两天男孩和女孩彼此见面、喝酒谈笑。他们的脑海里除了大学和浪漫故事（夏天航海，冬天滑雪，结婚，将来孩子也会来巴尔的摩酒店做同样的事），就没有其他东西。我知道，他们甚至没有看见身穿勤杂工制服、手拿簸箕和笤帚的我。我很高兴他们没看见，因为有些日子我的眼睛红得厉害，看上去血乎乎的。而我很害怕有女孩说：请问，洗手间在哪儿？你很难用笤帚指着方向，却将头扭到一边说：过了电梯就是。我试过这样和一个女孩说话，但她向服务生总管投诉，说我很无礼。现在，我得正视每一个问问题的人。当他们盯着我看时，我的脸红得很厉害，和眼睛一样红。有时候，脸红纯粹是因为生气。我很想冲那些盯着我看的人大吼一声，但是如果那样，我就会被当场开除。

他们不应该盯着我看。父母花钱让他们接受教育，他们应该懂得更多。如果无知到要盯着刚下船、眼睛红红的人看，那些教育又有什么用？我本以为教授们会站在学生面前告诉他们，如果到巴尔的摩或任何一家酒店的大堂，都不应该盯着红眼睛或只有一条腿或有任何缺陷的人看。

但是，女孩们还是盯着我看。男孩们看我的表情更恶劣。他们微笑着，推搡着，传递着一些让大家发笑的话。我真想用簸箕和笤帚打他们的头，直到鲜血喷涌而出，他们乞求我住手，并保证再也不议论别人红肿的眼睛。

有一天，一个女大学生一声尖叫。服务生总管冲了过来。她哭了，总管动了动她面前桌子上的东西，看了看桌子下面，然后摇了摇头。他隔着大堂喊道：迈考特，马上过来。你收拾过这张桌子吗？

我想是的。

你想是的？该死！对不起，小姐。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先生。

你拿了一张餐巾纸？

我打扫干净了。我把烟灰缸倒了。

在这儿的一张餐巾纸，你拿了吗？

我不知道。

好吧，让我告诉你，迈考特，这位年轻女士是在我们酒店租了一个大场子的交通俱乐部主席的女儿。她有一张餐巾纸，上面写着一个普林斯顿男孩的电话号码。如果找不到那张纸，你的屁股就要当心了。对不起，小姐。你把那些垃圾扔哪儿去了？

倒进厨房边的大垃圾桶了。

好吧。快去找那张餐巾纸。找不到就别回来。

丢了餐巾纸的女生呜咽着告诉我，她的父亲在这儿很有影响力。如果我找不到那张餐巾纸，她就不活了。她的朋友们看着我，我觉得自己的脸和眼睛都火辣辣的。

总管又在斥责：快去找，迈考特，然后回来汇报。

厨房边的垃圾桶里堆满了垃圾。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从那一堆咖啡渣、面包屑、鱼骨头、鸡蛋壳、葡萄皮里找到一张小纸条。我跪在地上，拿着厨房里的叉子扒拉着、分拣着。波多黎各人正在厨房里唱歌、大笑、敲罐子，这让我弄不明白自己跪在地上干什么。

所以，我站了起来，走进厨房。波多黎各人冲我喊道：弗兰基，弗兰基，爱尔兰男孩，我们教你西班牙语。我没理他们，找到一张干净的餐巾纸，在上面胡乱写了个电话号码，沾了沾咖啡，把它交给了服务生总管。服务生总管交给女孩。女孩的朋友在她周围欢呼。她谢了谢服务生总管，还给了他小费，整整一美元。而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她拨打那个电话号码的时候我不在场。

7

母亲来了封信，说家里的日子不好过，知道我的薪水不丰厚，每星期能有十美元，她已经很感激了，但能不能再省个几美元为迈克尔和阿非买双鞋子？她找了份照看老人的活儿，原以为可以撑到新年，这样就有几先令可以买鞋子和圣诞晚餐（火腿或者其他体面一点的东西）了，可那老人却出人意料地死了，真是让人失望之极。她说病人不应该在明知自己遭受病痛折磨时雇人来照看自己，给人工作的幻想。现在除了我寄去的钱，家里已经没有进项了。看来，可怜的迈克尔在明年满十四岁时就得辍学去找工作了。真丢人哪！她想知道，半数的爱尔兰儿童衣不蔽体地在街道、田野和小巷里游荡，我们和英国人打仗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吗？

我在巴尔的摩酒店挣了三十二美元。扣除社会保险金和个人所得税后，我的收入才二十六美元多点儿。交完房租，还剩二十美元。我已经从中拿出十美元寄给了母亲，自己留了十美元当伙食费和下雨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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