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纲要(近代部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圣铭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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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史纲要(近代部分)试读：

前言

立国于世界，就必须了解这个世界；而要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从学习世界历史入手。

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有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欲求中华之振兴，不能没有历史知识。在当前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要面向世界，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明辨是非，世界史的学习尤其重要！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世界史工作者的队伍不断扩大，世界史方面的著作和翻译作品日益增多，成绩是显著的。但比较说来，世界史这门学科在我国还相当薄弱。无论在提高的方面还是普及的方面，我们都还做得很不够。

历史理应成为公民教育的基础课。历史书除了科学性、思想性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以外，还应当文情并茂，便于普及。但目前我国知识界有很多人反映：时下的一些历史书难读，世界史方面的书尤其难读，广大读者深以为苦。这种情况，不利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不利于我国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著者不才，久拟撰写一部既有一定科学水平而又通俗易懂的世界史著作。然而兹事体大，深愧力不从心。这部《世界文明史纲要》，是在我历年来在大专院校历史系授课讲义的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全书分三卷：第一卷为古代部分；第二卷为中古部分；第三卷为近代部分。始自远古，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近年以来，西方学者提倡用整体观点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多称其通史著作为文明史。本书题名为《世界文明史纲要》，也是这个意思。当然，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一般说来，文明系对野蛮而言，它的涵义比文化（culture）要来得广。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它包括人类古往今来所积累起来的一切有用的知识。文明史是把人类社会历史当作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来观察，检阅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校其总成绩，总结经验教训，俾今人有所借鉴，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著者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作一综合的叙述，说明我们当前这个世界是怎样发展过来的。盖亦欲探究人类历史演进之迹，通古今之变，明当世之务，用以教育自己，嘉惠方来。

本书所异于其他世界史教材的地方，就在它比较重视文化史：除了着重叙述那些“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以外，还用适当篇幅来叙述科技、医药、宗教、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历史创获。区区之意，在打开人类的知识宝库，展示人类创造力的伟大，以增强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信心和力量。

这部《世界文明史纲要》近代部分专门讲述世界近代史。世界近代史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直到19世纪60年代之末，这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和美洲各先进国家中胜利和确立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第一个时期之内，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76年美国的建立，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奠定了资本主义在欧美先进国家内的统治地位。当时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它依靠着人民群众的力量向封建制度作革命的冲击。在经济方面，那由工业革命所开始的资本主义大制造业，正由英国广布到欧洲大陆各国和北美洲。使用机器来进行生产的大工厂，远涉重洋的汽船，速度和载重量都大大增加了的火车，迅速地改变着全世界的面貌。

近代史初期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运动。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是具有欧洲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猛烈地清除了西欧各地的封建藩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美国的南北战争，俄国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一系列的事件在历史上都标志着巨大的进步。

然而，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中，无产阶级逐渐由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开始为实现本身的历史任务而斗争。

1871—1914年，是近代史的第二个时期。这时，原先那种以个别企业家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逐渐发展为高度垄断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具有了新的特征。

著者是从中国来看世界，用中国人的观点来写世界文明史。综观史乘，中国文明源远流长，从古到今一直发展了下来，从未中断，而且在历史上有个很长的时期是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蔚为东亚文明中心，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在世界各国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居世界之半，讲世界文明史，当然离不开中国。但目前在我国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史和世界史分为两个专业。本书有其课程范围的限制，因此著者除了仅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交通往来、文化交流的事迹加以叙述以外，就没有独辟章节来专讲中国文明史。

外国专门名词的译名，目前在我国尚难做到完全统一。本书中所出现的专门名词，凡属约定俗成、沿用已久者，均从其通译；有些则是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另铸新词。在本书中，译名是前后一致的。凡属重要的专名，均于其第一次出现或紧要处加注外文，以便读者查考。

著者撰写此书，不敢有名山传世之想，只是准备给莘莘学子和广大世界史读者提供一部简明扼要的世界史著作。不当之处，敬希读者多多指教。郭圣铭

第一章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一、革命前夕英国的经济和政治，议会与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斗争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初是在英国取得优势的。远在14世纪之末，英国的农奴制就已经开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佃农制、租赁制和雇佣劳动制。15世纪末期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大大地促进了欧洲人的商业活动和殖民活动，因而也就急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英国殖民者步着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后尘，用海盗、走私、贩卖奴隶、屠杀土著人民等手段从世界各地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在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英国的贵族和商人相继成立了对俄国进行贸易的莫斯科公司、对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进行掠夺的东印度公司以及开发北美洲殖民地的各种特许公司。当时英国的首都伦敦（图1-1）已经成为一个工商业奢华的、拥有约30万居民的大都市，并且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商港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育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美洲以及环绕非洲航路的发现，给兴起着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工具以及一般商品的增加，给予了商业、航海事业和工业一种空前未有的刺激，因而也就使崩毁着的封建社会里所产生的革命元素迅速地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9-10页）

英国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是因为它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是深入到农业中的。在14世纪中期即已开始的圈地运动，到了近代初期进行得更为激烈，成为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这时英国贵族里面有一部分所谓富于进取心的人，改用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他们的庄园。他们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将农田或荒地圈起来养羊，或种植经济作物，并且开设手工作坊。这些从贵族阶级里面分化出来的分子被称为新贵族，他们的生存条件与那些专靠地租来过活的旧贵族迥然不同，而与资产阶级却是一致的。图1-1　7世纪初期的伦敦和泰晤士河

不过，英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个别的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17世纪中期，英格兰的东南部已经出现了用先进耕作方法来经营的农业和相当庞大的手工业作坊，商业和航海业也在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占有优势。然而，英格兰的西部和北部，以及整个苏格兰，却仍旧是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区域，那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工商业甚为幼稚，至于爱尔兰，那只是英国的殖民地，有很大一部分爱尔兰人是英国地主贵族的佃农。他们仍用落后的方法耕种着土地，遭受着苛酷的剥削——这样复杂的经济情况，就决定了英国的阶级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也就决定了英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在革命前夕，英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两个阵营：一方面是那些一向拥有特权的封建贵族，他们主张保存旧有的封建秩序；另一方面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城市平民、手工业者和自由农民，他们要求革命。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而那自宗教改革以来的英国在宗教问题上的纷争，更使这种冲突趋于尖锐化。结果，英国各阶层的人就在宗教问题的外衣下，展开了长期的、复杂的斗争。

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英国政治发展的情况。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原为两个独立的王国，分别由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统治。1603年，英格兰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女王死后无嗣，由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六世以表亲的身份入承大统，改称詹姆士一世（James I）。于是，英格兰与苏格兰便共戴一君。不过当时这两个王国还各有它本邦的议会，各有它本邦的制度，尚未完全合并。

詹姆士一世（图1-2）以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而继承英格兰的王位，他与英格兰人格格不入，迅即发生龃龉。詹姆士一世是个愚暗而又多言的人，他坚持君权神授说，认为上帝立君以统治万民，君主只在良心上对上帝负责，而绝对不能受人民或议会的约束。如果人民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那便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的行为。他常常爱说这样两句拉丁文的口头禅：“上帝创造了君主，君主创造了法律”，人民惟有俯首帖耳地遵命而已。图1-2　詹姆士一世不过，英国人民却早就享有某些宪法上的权利，便起来反对这种君权神授的谬论。远在1215年，英国的诸侯、贵族和高级僧侣就以武力要挟，强迫国王约翰承认了《大宪章》（Magna Carta）。《大宪章》虽然是一个封建时代的约法，然而它的存在，却经常使英国人回想到他们的祖先曾经对专制君主进行过反抗，曾经用斗争的方式逼使国王让步。而《大宪章》中的某些条文，如规定国王若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就不能征收额外的捐税，规定国王不得徇情枉法，等等，实为君主立宪制的嚆矢。英国是议会制之母，自13世纪末叶以来，英国议会即分为众议院（也称议会下院）与贵族院（也称议会上院），成为两院制的代议机关。从15世纪起，英国在习惯上就规定：凡是关于财政的法案，必须先由众议院讨论通过，经贵族院核准，然后由国王签署执行。控制着财政权，这一点极为重要，它是英国议会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这时，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一部分的贵族就利用这个法宝，来反抗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

当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她曾经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内政上对各派新教徒都比较宽容，在外交上则专门打击西班牙。可是，詹姆士一世却反其道而行，他在内政方面强调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严厉镇压其他的新教徒；在外交方面则企图与当时英国商业上最大的劲敌西班牙联合。他这两项政策都激起了人民的义愤。

英国人民反抗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表现为清教徒运动。原先在宗教改革之后，英国存在着3个主要的教派，英国国教、天主教和加尔文派的长老会教。之后，从英国国教和长老会教里面又分化出一些激进分子，他们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当詹姆士一世在位时，清教徒一词还没有什么十分肯定的意义，而系泛指那些各种不同的在宗教上要求改革的人。清教徒的左翼是英国国教中倾向于改革的一派，他们反对英国国教中所保留下来的那些天主教的仪式，主张在礼拜、服装、言语和生活态度各方面都保持一种端庄肃穆的精神，并且要求在英国国教之外另行成立一个独立的教会，所以被称为独立派（Independents）。清教徒的右翼是一部分长老会教的信徒，他们企图取消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而代之以长老会教。此外，清教徒里面还包括许多主张信仰自由的激进人士。

在政党尚未形成的时候，宗教上的派别在一定程度上就起到了政党的作用。清教徒多为新兴资产阶级分子、新贵族、手工业者和自由农民。他们用宗教信仰作为政治斗争的旗帜。

1625年，詹姆士一世在人民的诅咒中去世，其子查理一世（Charles I）即位。这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第二代君主，是一个狡黠善变而又阴险狠毒的人。他最初尚与议会和人民保持着相当和睦的关系，但不久就显露出专制暴君的真面目。他不但不改变其父所施行的暴政，反而变本加厉地坚持君权神授说。在拒绝通过增税法案时，查理一世便用卖官鬻爵、强迫捐献、出售专利权等非法手段来聚敛钱财。有些贵族和资本家拒绝贷款给他，他便把那些人投入监狱，于是英国人民的义愤便无法抑制了，他们要求限制国王的权力。

1628年，英国议会向查理一世（图1-3）提出了一项法案，叫作《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s），其中主要的内容是：（1）国王若不得到议会的同意，不得向人民增税或摊派公债；（2）军队不得住入民房；（3）国王在平时不得施用军事法令；（4）非依照法律手续，国王不得拘捕或处罚任何臣民，当时查理一世急于要议会允许他增税，便不得不在这项法案上签了字。在英国历史上，图1-3　查理一世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实比1215年的《大宪章》更为重要，它保障了人民某些基本的权利。

在《权利请愿书》成为法案以后，国王与议会之间的龃龉并未稍减。相反，查理一世仍旧专制自为，而议会则代表人民的意志要求限制王权，冲突已经不是寻常的舌辩所能解决的了，1629年，查理一世蛮暴地解散了议会。在此后的11年中，他就完全不受任何宪法上的约束，实行个人独裁。他任用佞臣斯特拉福伯爵（1st Earl of Strafford），对政治上的异己分子进行毒怨报复。他擢拔英国国教的高级僧侣威廉·劳德（William Laud）为大主教，一方面放宽对于天主教的禁令；另一方面却加紧对于清教徒的迫害。查理一世利用高级法院（Court of High Commission）、星室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等特务性的司法机关，用严刑峻法来处置政治和宗教上的反对者。

在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暴政下，有许多英国人因为要避免迫害，便离乡背井，移民到海外去谋生。其中有一部分定居在北美洲，开辟了英国人在北美洲的殖民地，单在1628—1640年那12年间，从英国移往北美洲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为数就达2万人。

英国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化，必然要导致革命。查理一世专制统治最严厉的时期，也就是英国革命酝酿成熟的时期，到了1642年，那郁积在英国人民胸中的义愤便爆发为革命战争了。

二、革命战争的爆发，查理一世的就刑

在社会发展史上有一条基本的、贯穿在所有社会经济形态中的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英国的某些地区发展得相当成熟，它要求突破束缚着它的封建制的外壳。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所靠着形成起来的生产和交换工具，是在封建社会里面造成的。当这种生产和交换工具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那种关系，封建制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复适合于业已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不是促进生产而是阻碍着生产。它们已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们不免要被打破，而它们果然被打破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3-14页）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形势，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联盟，依靠小市民、手工业者和自由农民的力量，向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君主、封建贵族以及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作革命的冲击。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线，是苏格兰人的起义。原来，苏格兰的封建贵族想维持固有的特权，而苏格兰的资产阶级也惟恐英格兰的资产阶级会来抢夺苏格兰的经济利益，于是他们就在长老会教的外衣之下，要求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查理一世要扩张王权，他强迫苏格兰人放弃长老会教而改信英国国教。企图借此来加强对于苏格兰的统治。这种高压政策，当然激起了苏格兰人的反抗。1638年，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联合一致，宣言誓死要保卫他们的自治权和宗教信仰。他们赶走了查理一世所任命在苏格兰的英国国教的僧侣，掀起了武装斗争，苏格兰人击败了查理一世所派去镇压他们的军队，并且约有2万名苏格兰人的武装部队冲进英格兰的北部。

查理一世为了募集军队来镇压苏格兰人的起义，又伸手向人民要钱。1640年4月，查理一世召集那停闭了11年的议会。然而，这一届议会的议员大部分都是反对君主专制的，他们不支持国王对苏格兰人的战争，而要求国王必须首先废除历来所行的暴政，然后才可以商议其他的问题。议会与国王争持不下，结果只开了3星期的会就又被查理一世强迫解散了。这一届议会因为存在的时期甚短，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短期议会。

然而，苏格兰人陈兵英格兰境内，这种紧急的军事形势逼着国王必须向人民让步。查理一世迫于财政困难，复于1640年11月重新召集议会。这一届议会从1640年一直延续到1653年，为时达13年之久，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长期议会。

当长期议会开幕之际，英国各地的人民已经风起云涌，纷纷发动反封建的斗争。在长期议会的众议院中有几个杰出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其中最露头角的是约翰·毕姆（John Pym）、约翰·汉普顿（John Hampden）和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这些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且利用国王的每一个弱点来争取民主权利。他们公开主张：众议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可以不顾贵族院和国王的意志而决定政策。议会首先是清君侧，逮捕了查理一世的佞臣斯特拉福伯爵和大主教威廉·劳德，并废除高级法院和星室法庭等迫害人民的机构。1641年5月，议会通过了划时代的《三年制法案》（Triennial Act），规定：如果国王隔3年不召集议会，那么议会就有权自行召开，不必得到国王同意。这样，就把国王可以停开议会或解散议会的特权根本取消了。

1641年5月，议会组织了特别法庭，把助纣为虐的斯特拉福伯爵判处死刑，枭首示众。后来在1645年，大主教威廉·劳德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1641年12月，议会的众议院向查理一世提出了《大抗议书》（The Grand Remonstrance），列举204项事实，详述人民在暴政统治下所遭受的种种痛苦，要求改革，接着又把《大抗议书》印刷出来，散布到民间去。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无比昂扬，推动着议会前进。而爱尔兰人则揭竿而起，爆发了反英的民族起义。

国王与议会之间积不相能，终于要诉诸武力了。1642年1月4日，查理一世亲自率领数百名近卫军，气势汹汹地冲入议会众议院要拘捕约翰·毕姆、约翰·汉普顿等5位最激进的议员。然而，那5位议员却早已事先闻讯逃往伦敦市议会，靠着许多市民和海军士兵的庇护躲过了这场灾难。而这时约有5 000名伦敦近郊的中小地主和农民手执武器涌入了市区，作为议会的后盾。查理一世在议会中扑了一场空，结果在群众的哄笑和怒骂中悻悻退出。经过这次的冲突，国王与议会便最后决裂了。接着，查理一世看到伦敦的政治氛围不利于己，便离开了首都而到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去，准备在那里纠集力量来使议会屈服。于是议会便直接向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募集军队以保卫议会。1642年7月，议会组成了自己的武装，起初约有步兵2万人，骑兵4 000人。而查理一世则在诺丁汉（Nottingham）地方竖起了王室的军旗，搜罗那些忠于王室的人来镇压议会和人民。这时英国已经分裂为两个敌对的，各自拥有武装力量的集团：一为拥护国王的，其中多为封建贵族、英国国教的上层分子、天主教徒以及一部分被胁迫的农民；一为拥护议会的，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农民，他们多为清教徒。王党大部分是贵族骑士，他们穿着华丽的服装，戴着垂长而又鬈曲的假发（图1-4），所以被称为骑士党（Cavaliers）；图1-4　典型的骑士党议会党多系来自民间，他们衣饰比较朴素，头发剪得很短，所以诨名为圆颅党（Roundhead）。1642年8月，骑士党与圆颅党之间爆发了内战。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那训练有素的王党军队曾屡屡击败那仓促组成的议会党军队。然而不久，形势就倒转了过来。议会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逐渐转败为胜。这时在议会党中涌现出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那便是威名赫赫的克伦威尔。奥利弗·克伦威尔（图1-5）原为乡村里的一个中小地主，他在宗教信仰上属于清教徒中最激烈的一派——独立派，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和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在1640年所召集的长期议会中，克伦威尔迅即以众议院中激进派的领袖而受到世人的注意。他身着一套乡下缝工所裁制的朴质的服装，说话的音调尖锐而不悦耳。可是，他那坚定有力的神情和他那洞识机先的见解，却使同伙的议员们佩服不已。及至内战爆发，议会任命贵族出身的费尔法克斯图1-5　奥利弗·克伦威尔（Thomas Fairfax）为主将，克伦威尔为副将，统率议会的军队与国王作战。

克伦威尔着手从小自耕农、佃农和手工业者中组织了一支具有革命热忱的部队，作为议会党的主力军。他开始在军队中实行论功行赏的办法，不论是贵族或平民，一律以军功作为升黜的标准，这样就使许多平民出身的人得以被擢任为军官。克伦威尔所亲自带领的这一支部队因为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具有民主的政治意识和自觉的军事纪律，所以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就特别勇猛。克伦威尔曾经称他自己的部队“都是虔诚的、正直的、敬畏上帝的，并且是由于良心的要求而拥护自己的事业”。这支部队把革命热忱和宗教情绪结合在一起，他们经常引用《圣经》中的文句，甚至在冲锋陷阵时也唱着赞美诗。当其他的友军在战争中屡遭失败时，克伦威尔的部队却迭获胜利，因此它被称为铁军（Ironsides）。

1644年7月，克伦威尔指挥下的铁军击败王党的主力部队于英格兰北部的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于是议会党的军威为之一振，形势急转直下，革命便迅速地走向胜利了。

在马斯顿荒原战役胜利以后，议会迫于人民群众的要求，乃接受克伦威尔的建议，按照铁军的体制来改组其他部队，称为新模范军（The New Model Army）。1645年6月，克伦威尔统率新模范军与王党的军队决战于英格兰中部的纳斯比（Naseby）地方，结果完全击溃了王党。在这次决定性的胜利中，议会党俘虏了王党的士兵约5 000人，夺取了王党所有的大炮和辎重，并且缴获了国王的机密文件。从那些文件中可以证明，查理一世曾经想引用外援，来格杀本国的革命人民。

查理一世在兵败之后狼狈北窜，向苏格兰人投降，希望苏格兰人能以胞泽之谊而收容他。然而，查理一世却没有从失败中得到任何教训，他野心不死，暗中挑拨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之间的、新模范军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企图东山再起。这样，逮捕查理一世便成为革命人民政治上的必要。1647年年初，苏格兰人从英国议会方面领得40万英镑巨额的欠饷，乃将查理一世引渡给英国议会。于是，查理一世便成了议会党手中的俘虏。

不过，当议会党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英国革命阵营的内部却开始分裂。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觉得革命已经进行得太过火，应当早日结束了。而人民群众对革命却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要求改善经济生活，要求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和宗教自由。原来，在革命内战的过程中，那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所控制的长期议会即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改革法案。它没收了国王、教会和封建贵族的土地，这些土地有绝大部分都是转入到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名下，只有一小部分是以高价出售给农民。它取消了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而建立了长老会教的正统地位，把宗教事务的管辖权从国王手中转入到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手中。它废除了地主对国王的封建义务，然而却规定农民必须照旧向地主交纳地租，并向教会缴纳中世纪所遗留下来的什一税（Tithe，即以收成的1/10捐献给教会）。总之一句话，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攘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他们是满足了。而对人民群众说起来，当时政权性质的改变则仅仅是从一种剥削制度转换到另一种剥削制度罢了。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证明了一个事实，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资产阶级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推翻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因此它就不得不假惺惺地采纳一些民主性的措施；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并巩固其统治地位以后，便以新的锁链加在人民群众身上，转过来压迫人民群众。

由于革命形势之深入的发展，议会与新模范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这时议会众议院中的议员多为长老会派，他们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贵族的利益，在政治上转趋保守。而新模范军的骨干分子则为清教徒的独立派，他们要求把革命引导到彻底的胜利。那些长老会派的议员与囚禁中的查理一世暗通声息，甚且通过议案，要求解散新模范军。可是，那具有革命信念的新模范军则拒绝解散，并且坚决反对与国王作任何妥协。1647年6月，新模范军把查理一世从议会手中递解了过来，置于军事管制之下，以杜绝他与议会的勾结。接着，新模范军又进驻伦敦，以武力胁迫议会听命于己。然而，新模范军的内部也决不是一致的。那些以克伦威尔为首的高级军官虽然反对国王，反对议会中的长老会派妥协分子，但却更反对真正的人民政权。而一般来自民间的士兵，则在先进思想家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的学说中找到了革命的信条。约翰·李尔本（图1-6）自称为“生而自由的约翰”，他主张削减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国、实行普选制、肃清封建势力、改革税制，给图1-6　约翰·李尔本予工商业以充分发展的自由，并主张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所以他和他的信徒们被称为平等派（Levelers）。平等派讨论并且通过了《人民公约》（Agreement of thePeople），作为斗争的纲领。《人民公约》是英国历史上一篇极重要的文献，它反映了平等派的政治要求。这公约前后经过好多次的修订，直到1647年10月才成为定型的文件。首先，《人民公约》揭橥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认为人民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权利（Native Rights），政府的权力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之同意的基础上。它主张：议会的选举必须每两年举行一次，由各地按照居民人数多寡的比例产生议员。凡系年满21岁及以上的男子，均应自由无碍地参加选举，但那些完全没有财产的，受雇佣的人（指雇佣工人、雇农、仆役等）则不得参加选举。《人民公约》主张把雇佣劳动者排斥在选民的范围以外，这正说明了平等派的阶级性质。平等派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富农和独立手工业者的利益，而不是代表雇佣工人和农村贫民的利益。当时英国的雇佣劳动者在人数上虽已占总人口的一半，然而他们只可以说是近代无产阶级的前身，在政治上还远未成熟。此外，《人民公约》又主张宗教信仰须完全自由，主张法律对无论何人须有同等的约束力，不得有任何例外。在某些方面，《人民公约》所提出的要求实为后来19世纪4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的先导。

1647年年末，查理一世越禁逃往英国北部，纠集了骑士党的残余部队，准备向圆颅党进行反攻倒算，于是英国的内战又起。1648年8月，圆颅党再度击溃了骑士党，再一次逮捕了查理一世。

长老会派的议员控制着议会众议院，他们与王党勾勾搭搭，只求在适当的条件下与国王达成妥协，以叛卖革命。所以，扫清这批政治上的垃圾，便成为革命人民最迫切的任务。1648年12月，新模范军的激进军官布赖德上校（Sir Thomas Pride）率兵清洗议会，把其中150名主张妥协的长老会派的议员全部赶了出去。只留下60名清教徒独立派的议员继续在那里掌握立法大权，从此以后，长期议会就因为所剩下来的议员很少，被称为残缺议会（Rump Parliament）

1649年1月4日，残缺议会中的清教徒独立派通过一项决议案，宣称：“上帝庇佑下的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源泉。英国议会的众议院系由人民所选举并代表人民的意志，因此在本国就享有最高的权力。凡属议会众议院所制定或宣布的法令，就具有法律的效力。尽管那上面并没有国王或贵族院的同意，本国全体人民均须一律遵行毋违。”这样，清教徒独立派就通过众议院的立法程序，对王党分子进行革命的制裁。

斗争进一步的发展，便把英国革命推向了高潮。

残缺议会组织了一个包有135名审判员的特别法庭来审判国王，以他为“暴君、叛逆、杀人犯、国家的公敌”而判处死刑。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上斩首（图1-7）。在历史上，暴君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明正典刑，以此为第一次。图1-7　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上斩首

查理一世的被斩，是出于人民群众的要求。列宁曾经指出：“正是城市‘平民’……和有民主倾向的农民的联盟，才使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法国革命有这样的规模和力量。”（《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俄文第四版，第33页）

三、克伦威尔独裁——共和国时期（1649—1660年），英国的内政和外交，掘土派的原始“共产主义运动”

从1642年至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走的是上升的、发展的道路。在那一段时期之内，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曾经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向封建制度、专制主义以及居于支配地位的英国国教展开轰轰烈烈的斗争，而最后则执行人民群众的意志，把国王判处了死刑。然而，在这以后，英国便开始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时期。

在查理一世受戮之后，残缺议会即宣布英国为共和国（Commonwealth），废除了国王和贵族院，规定以众议院作为唯一的立法机关，而以行政权委之于一个由41人所组成的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

本来，在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君主专制的斗争中，苏格兰与英格兰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及至查理一世被杀，共和制成立，苏格兰人迅即借端公然与英格兰立于敌对的地位。1649年2月5日，苏格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拥立查理一世之子，斯图亚特王朝的合法继承人查理二世（Charles II）为王。而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也宣誓拥护查理二世，他们是企图通过这种反对共和制的斗争来推翻英格兰人在爱尔兰的统治。这样，苏格兰、爱尔兰与英格兰公开分裂，战争又不可避免了。

新模范军原为英国共和制政体的武力支柱，而这时候，它的领袖克伦威尔就成了政治上举足重轻的人物。关于克伦威尔在17世纪中期英国革命中的地位，各派的历史学家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或谓其属于左派，或谓其属于右派，那都是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转变，克伦威尔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前后互异的。起初，在革命战争进行之际，克伦威尔曾经作为议会党的领袖，指挥着革命军队取得了马斯顿荒原战役与纳斯比战役的胜利，并且对王党分子以及长老会派的妥协分子进行过坚决的斗争，那时他所起的是革命的作用。然而，在共和制政体成立以后，克伦威尔就越来越右倾，成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理人。他凶恶地镇压新模范军中的进步分子，转而把这一支具有革命传统的军队当作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工具。恩格斯说得好，这时的克伦威尔已经是“从英国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转变为英国革命中的拿破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351页）

首先，克伦威尔的刀锋是指向爱尔兰。自1641年以来，爱尔兰都是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这时克伦威尔决定用兵于爱尔兰，实具有两重目的：一方面，他是要用武力为英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开路，把爱尔兰囊括过来作为剥削的对象；另一方面，他是要借此把新模范军中的激进分子调出去，让他们战死或定居在爱尔兰。1649年8月，克伦威尔率兵12 000人在爱尔兰登陆，旋即以骇人听闻的残暴对爱尔兰人进行屠杀。他在攻陷爱尔兰人的要塞德罗赫达城（Drogheda）和韦克斯福德城（Wexford）时，几乎把所有的守军和居民都屠戮一空。克伦威尔把爱尔兰人大部分的土地抢夺了过来，交给英国的地主和土地投机商，或分配给他自己的将校和士兵作为欠饷的补偿。爱尔兰人在这次战争中死亡枕藉，余下的大部分沦为英国地主的佃农，或移民到美洲去做苦工。在1641年，爱尔兰的人口约为150万，但是到了1652年，爱尔兰的人口就减为85万，其中还包括15 000名从英格兰和苏格兰去的移民。克伦威尔重新征服爱尔兰，这在英国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动作用。资产阶级和地主在爱尔兰肆行剥削，从而加强了他在英国的统治地位。而新模范军里面有一部分人成了爱尔兰的地主，他们也根本蜕化变质了。所以马克思写道：“克伦威尔当政时的英吉利共和国，实际上是在爱尔兰撞沉了的。”马克思又说：“英国的反动政治……导源于奴役爱尔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4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29-231页）

克伦威尔在镇压了爱尔兰人的反抗以后，接着便用兵于苏格兰。1650年9月，他完全击溃了苏格兰王党分子的部队，迫使查理二世逃亡到法国。于是，在克伦威尔的铁腕之下，不列颠群岛在政治上又归于统一。

在克伦威尔当政的第三年，即1651年，英国为了打击当时荷兰的商业霸权，特制定了重商主义的、保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的《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规定只有英国的船舶或货物出产地本邦的船舶，才可以装载货物输入英国以及英国的殖民地。这样，就冲破了当时荷兰垄断国际贸易的局面。从1652年起，英国与荷兰为了商业上的冲突，两国之间进行了两年猛烈的海战。这些战争并没有决定性的胜负，不过一般地却使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为之上升，而荷兰的商业霸权则为之衰落了。

由于战争频仍，这时克伦威尔已经成为大权独揽的军事独裁者。那些在革命进程中窃取了胜利果实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也乐于倚靠这种军事独裁来镇压人民群众。1653年4月，克伦威尔解散了在革命期间经过了许多变化的长期议会（图1-8），并改组原有的国务委员会。他另行召集了一个小型议会（Little Parliament），其中绝大部分议员都是他个人的亲信。同年12月，克伦威尔的党羽便制定了一项法案，名为《施政法规》（The Instrument of Government），把一切政权都归之于克伦威尔，以护国主（Lord protector）的名义总揽万机。克伦威尔虽然拒绝用国王的称号，然而他那专制自为的程度却比英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君主都要来得厉害。

克伦威尔代表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积极向海外扩展商业市场和殖民地。从1656年至1659年，英国与西班牙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西印度群岛中的牙买加岛（Jamaica）以及英吉利海峡对岸、欧洲大陆上的敦刻尔克（Dunkirk）港。图1-8　克伦威尔解散长期议会

就在克伦威尔专政期间，英国产生了原始的“共产主义运动”。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原为议会党军队中的基本力量，然而在革命胜利以后，他们的经济地位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那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急剧地排斥着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生产中的地位，使他们陷于破产。资产阶级革命不能真正地解决农民问题，而只能把农民引向痛苦的深渊。恩格斯在论尼德兰、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写道：“这是特别的现象，在这三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是战斗的部队；而偏偏是农民成为这样的一个阶级，它在获得胜利以后，由于这个胜利的经济后果，它是不可避免地破产了。克伦威尔死后一百年，英国的自耕农几乎完全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分册，第297页）正因为如此，贫无所依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便要求平均分配土地财产，平均享用劳动果实。他们主张：“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一块儿做工，一块儿吃面包。”当时在英国乡村有许多极端贫苦的人掘土垦荒，希望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过公社的生活，他们被称为掘土派（Digger）。掘土派比我们在上节所说过的平等派更为激烈，他们自命为“真平等派”。

掘土派在思想上的代言人是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他认为土地私有制是社会上一切罪恶的根源。温斯坦利为当时的英国革命在历史上找到了一项理论根据，他说：11世纪时的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征服了英国，剥夺了英国人民的土地和权利，而这一次的革命，就是英国人民要把他们的土地和权利从剥夺者手中拿回来。温斯坦利著有《正义法典》和《自由法典》，其中他主张：“人类的尊严与平等，必须是，也只能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的社会基础上。”不过他却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大地主们肯自动把土地拿出来与农民均分，那么就可以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共和国。温斯坦利曾经把他的著作呈献给克伦威尔，希望那位军事独裁者能以他的权力自上而下地来实现土地共有制。当然，他这种天真的想法完全成了泡影。

17世纪中期英国的原始“共产主义者”和18世纪末期法国的原始“共产主义者”都是平均主义者。他们都是从个体农民要求平均分配一切财富的心理出发的，那与后来科学的共产主义者实在毫无共同之处。但尽管如此，列宁在所著的关于旧的但永远是新的真理一文中对原始“共产主义者”仍然作过这样肯定的论断：“……虽然他们有历史上的局限性，虽然他们当时那些关于摆脱一切灾难的方法的概念还常常是天真幼稚的，但他们在许许多多世纪中间，仍不失为明灯和导师。”（《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俄文第四版，第183页）

掘土派的原始“共产主义运动”震惊了英国的统治集团，克伦威尔如临大敌，他调遣了骑兵对掘土派和平等派进行逮捕和惨杀。据说克伦威尔曾经对他的将校们说过这样的话：“平等派的宗旨，不过就是要使佃农和地主平等，拥有同样多的财产。我生下来就是一位贵族，你们必须把那些人剁为齑粉，否则的话，他们就会把你们剁为齑粉！”结果有多人被捕，其中包括平等派的领袖约翰·李尔本，因为他在所著的《英国的新锁链》中曾经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只是给人民带来了新的桎梏。

1658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去世，其子理查·克伦威尔（Richard Cromwell）继为护国主。但不久英国的共和制政体便遭遇到深刻的危机。

四、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

资产阶级革命系以一种剥削制度来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因此，它就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完全肃清旧势力。由于革命继续深入发展，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已慑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倾向于和旧势力妥协，要求废除共和制以恢复君主制，这便替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造成了前提。

在奥利弗·克伦威尔死后，军队中的分化日益激烈，号令不统一。理查·克伦威尔只做了9个月的护国主就被迫辞职，于是政权落到一批倾向于君主复辟的军人手里。1660年2月，拥有强大实力的军人乔治·蒙克（George Monck）自苏格兰引兵进驻伦敦，他搜罗过去长期议会所遗留下来的渣滓，把那些在1648年被清洗出去而还活着的长老会派的议员都找回来开会，充任立法者，最后决定迎立当时匿住在荷兰的查理二世回国复位。

1660年4月，查理二世（图1-9）在荷兰的布雷达（Breda）地方发表宣言，承认英国今后必须“按照自古以来的根本大法，国事由国王、贵族院和众议院共同治理”。他答应将遵守《大宪章》和《权利请愿书》，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对于在革命期间已经易手的土地也免于追究，一概以当前的情况为准，他说他自己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嫌怨，除了国会图1-9　查理二世所要追索的人以外，余皆不咎已往。当然，这些诺言都正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向往的。同年5月，查理二世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拥戴中回至伦敦，登上了国王的宝座。这样，英国那延续了11年的共和制政体就此结束，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了。

查理二世是一个工于权术而又诡谲无信的人。虽然他从肉体到灵魂都是一个专制主义者，但他也知道得很清楚，英国人民经过了这20年来惊天动地的革命斗争，是决不能再容忍君主专制的。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便宣布凡为长期议会所通过而经其父查理一世所承认的法案都一概有效，于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既得利益就得到了保障。很明显，查理二世所复辟的并不是过去那种坚持君权神授说的君主专制，而是比较宽容的君主立宪制，它适合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要求。不过，查理二世在即位后便毁弃诺言，对自己的政敌进行恶毒的报复，他把反对王政的人都列入黑名单，到处拘捕杀害。他把克伦威尔等死者的尸体从墓中掘出，挂上绞刑架，然后戮为数段，投入地窖中。

1661年5月，查理二世召集王政复辟后的首次议会，恢复了贵族院的地位，这一届议会中的议员多为拥护君主制度的骑士党，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骑士议会。

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也复辟了。1662年骑士议会制定了《宗教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要求所有的牧师、教授、教员和公务人员必须宗信英国国教，违者免职。在这个法案之下，清教徒、长老会教徒都受到严峻的排斥。查理二世自食其言，他并没有尊重英国人民的信仰自由。

查理二世在即位的初期，确实曾经笼络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想仰仗他们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实现了一项重要的措施，即豁免一切中世纪所残留下来的、地主贵族对于国王的封建义务，承认土地完全为地主个人所私有。然而在不久之后，查理二世便转而实行旨在维护大封建贵族利益的政策，并且在宗教方面企图以天主教来代替英国国教。

查理二世及其弟詹姆士亲王在母系方面都是法王路易十四的表兄弟。他们自幼生长在法国的宫廷中，沾染了以天主教与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王权思想。起先，查理二世因为要博取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青睐，曾不得不伪装开明。及至获得王位以后，他便故态复萌，不甘愿受制于议会。查理二世所向往的君主政体，是像当时路易十四那样的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他为了要实现自己的野心，便不惜出卖英国的利益给法国，以换取法国的援助。1662年，查理二世把克伦威尔时代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所取得的敦刻尔克港售予法国。1670年，查理二世又与法王路易十四订立了秘密的《多佛条约》（Treaty of Dover），其中规定：查理二世及其弟詹姆士亲王将于最早可能的时机改信天主教，他们将支持法国对荷兰、西班牙的战争；路易十四则承认每年以20万英镑的款项津贴查理二世，如遇英国发生叛乱，法国即派兵帮助查理二世进行镇压。1672年，詹姆士亲王果然公开地皈依了天主教。

詹姆士亲王原为查理二世的合法继承人。他之改信天主教，便意味着天主教将重新在英国取得正统地位，而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各种新教徒从天主教手中所没收过来的土地都必须归还，那将是一场无比激烈的反攻倒算。于是英国民情沸腾，群起反对斯图亚特王朝改信天主教，1679年，议会提出了《王位排斥法案》（The Exclusion Bill），要求把詹姆士亲王排除于王位继承的序列之外，这法案在众议院中获得了通过，但却被贵族院中的封建贵族否决了。

就是在讨论王位排斥法案的激烈争辩中，英国的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为两个党派：一派是反对詹姆士亲王继承王位的，其中多数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绍承圆颅党的衣钵，被称为辉格党（Whig，这个字出自苏格兰方言，原意为狂热的新教徒）；一派是要求维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的政治现状，不主张剥夺詹姆士亲王的王位继承权，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过去骑士党的化身，被称为托利党（Tory，这个字出自爱尔兰土语，原系指天主教的亡命者）。这两个彼此互相用来讥嘲的诨名，竟成了这两个政党的通称。以后，辉格党和托利党在英国交替执政，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就演化为自由党和保守党。

也就是在讨论《王位排斥法案》的过程中，英国议会为了防范国王的非法拘捕和监禁，特于1679年5月制定了《人身保护法》（The Habeas Corpus Act），其中规定：非依照法院手续，不得对任何人进行拘捕；被捕之人，必须于24小时之内送法院审判；犯人经法院结案释放后，即不得再因其所犯的前案而遭拘捕。这样，英国人民的人身自由便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法律的保证。不过在资本主义的政体下，此项法律的效用是很有限的。

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其弟詹姆士亲王继位，称詹姆士二世（James II）。詹姆士二世（图1-10）酷肖其祖父詹姆士一世，也是一个愚暗而又多言的人。他在即位之后就明目张胆地擢用天主教徒为近臣，执行旨在恢复天主教正统地位的政策。起初，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这种情形倒还容忍，以为詹姆士二世已经年逾50，将来只等他一死，王位传给其元配所生的两个公主，图1-10　詹姆士二世信仰新教的玛丽（Mary）和安妮（Anne），形势便将转变过来。然而在1687年，詹姆士二世所继娶的王后却生了一个男孩，他受洗为天主教徒，并将以男性的子嗣而优先地继承王位。慑于这样一个阴暗的政治远景，于是托利党与辉格党便联合一致，起来推翻詹姆士二世的统治。

复辟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对内是企图以天主教来代替英国国教，对外是牺牲本国的商业利益以博取法国的援助，这两项政策都激怒了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因为，如果英国复辟成为天主教的国家，那些新教徒的大地主就务必要把他们从天主教徒手中所抢夺过来的土地归还原主，结果英国全境就有70%的土地须得易手。而当时英国与法国在商业利益和殖民利益上是处处立于冲突的地位，英国的资产阶级也决不能允许有一个亲法的国王来统治他们。

五、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资产阶级代议制政体的最后确立

1688年，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迎立詹姆士二世的长女玛丽及其夫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两人共为君主。玛丽是信仰英国国教的，而奥兰治的威廉则原为荷兰的执政者，也是一个新教徒。

奥兰治的威廉带领了一支荷兰军队渡过海峡来英国即位，他因为得到英国军民的内应，结果只经过一些轻微的战斗就占领了伦敦。詹姆士二世见大势已去，便将英国的国玺投入泰晤士河，狼狈地逃往法国。奥兰治的威廉登上英王的宝座，称威廉三世。这一次的政变与其他一切的政变一样，也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达成的，不过因为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流血，于是有些历史学家就渲染其词，称之为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把玛丽和威廉三世捧上王位以后，便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来立法（图1-11）。1689年，英国议会制定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其中规定：（1）从此以后，国王必须是英国国教的信徒；（2）国王不得滥用权力，不得干犯法令；（3）如果不得到议会的许可，国王不得征税或招募军队；（4）议会议员的选择，必须在自由无碍的情况下进行；（5）议会议员在讨论政事时有言论自由，国王不得干涉；图1-11　玛丽和威廉三世（6）臣民犯法，必须用陪审官制度，经过合法的审判，始能判罪。这部《权利法案》比过去的《大宪章》和《权利请愿书》都更为具体明确，它进一步保障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于是英国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体便最后确立了。

也是在1689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宗教宽容法》（Toleration Act），使英国国教以外的新教徒得享有信仰自由。从此以后，那自从宗教改革以来英国宗教上的纷争就大致结束了。

威廉三世以英国国王而兼荷兰的执政者，在他在位期间，英国与荷兰在外交上经常是联合一致，合力去阻遏法国的扩张。

玛丽女王在1694年就去世了，她没有子嗣。1701年，英国议会制定《王位继承法》进一步确定了王位必须由新教徒继承的办法，规定：俟威廉三世死后，王位就传给詹姆士二世的次女安妮，如果安妮也没有子女，以后王位就传给她的表亲，德意志境内信仰新教的汉诺威（Hanover）侯国的统治者。1702年，威廉三世去世，于是王冠就落在安妮头上。

1707年，当安妮女王在位的时候，英格兰与苏格兰正式完全合并，苏格兰的议会被并入设立在伦敦的英格兰议会，而把两国政府以前各自所用的十字旗交叉地叠在一起，作为共同的国旗。从此以后，英格兰与苏格兰就合称为不列颠王国，或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s）。

1714年，安妮女王死后无嗣，于是，德意志境内汉诺威侯国的选侯乔治被迎立为英国国王，称乔治一世（George I），那便是今日仍旧君临着英国的汉诺威王朝（Hanoverian dynasty）的始祖。

趁着这一次改朝换代的机会，英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又进一步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他们通过议会和内阁来行使政权，国王只是御而不治。汉诺威王朝以德意志人而入主英国，它最初的几个君主连英语都不会说。他们的心魂仍旧萦绕在祖籍的土地上，而他们在英国则有作客之感。因此，英国便确立了虚君制的政体。

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权的性质便决定了。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互相结合在一起，组成英国的统治集团，对千百万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关于英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马克思写道：“……英国革命的保守性之谜，可由资产阶级和绝大部分大地主之间的长期合作这一点上得到解释。而这一点也就使英国革命与那用分配土地的方法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在性质上有所差异。这个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大地主阶级……是与1789年法国的封建地主不同的。它不但不与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相矛盾，反而与之充分地协调着。这个阶级占有土地，但事实上并不是封建的私有制，而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这些地主一方面供给工业资产阶级在手工业制造上所必需的劳工，而在另一方面，则使农业朝着适合于工商业情况的方向去发展。地主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什么是共同的，可以由这一点得到解答；这两个阶级为什么能够合作，也可以由这一点得到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278-279页）

六、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17世纪英国的文化概况

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近代历史的开端。它的历史意义可分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

在英国本国方面，它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束缚，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从而就替英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铺平了道路，替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随着资产阶级代议制政体的确立，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日千里。在17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的手工制造业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就替后来的大机器工业提供了条件。

在国际方面，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在当时整个的封建体系中打开了一个裂口，树立了新的资产阶级的政权。英国革命给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前例和理论上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7世纪的英国革命实为后来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先导。

马克思在1848年《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资产阶级与反革命》一文中论道：17世纪中期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末期的法国革命都是具有欧洲规模的革命，它们为欧洲宣告了新的社会体制。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都赢得了胜利，那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战胜了封建制的生产方式，民族观念战胜了地域观念，自由竞争战胜了行会制度的束缚，财产分配制战胜了长子优先继承制，土地属于所有者的现象战胜了所有者属于土地的现象，启蒙思想战胜了迷信，“企业精神”战胜了骑士式的游惰，资产阶级的法权战胜了封建贵族的特权。

在17世纪中，英国出现了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科学家，现略举如下：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年）。莎士比亚主要是16世纪后半期的人，然而他有些不朽的杰作却是成于17世纪初期。莎士比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天才之一，他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代表者。莎士比亚生活在从封建社会转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剧变的时代，他的作品（图1-12）具有深厚的人民性。他所著的悲剧如《哈姆雷特》（Hamlet）、《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奥赛罗》（Othello），喜剧如《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皆大欢图1-12　1623年出版的《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喜》（As You Like It），历史剧如《朱利悲剧》扉页叶斯·凯撒》（Julius Caesar）、《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等，都足以永垂千古。莎士比亚是古典的，也是近代的；是属于英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他的片言只字，都为全人类所喜爱。

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年）。在英国文学史上，弥尔顿的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弥尔顿在宗教信仰上是一个清教徒，他曾经热情地站在圆颅党方面对君主专制政体进行斗争。他所著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是近代资产阶级要求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挑战书。弥尔顿晚年双目失明，但却完成了表现清教徒革命精神的伟大诗篇图1-13　弗朗西斯·培根《失乐园》（Paradise Lost）和《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弗朗西斯·培根（图1-13）出身于英国的贵族世家，他在早年求学时，即反对经院学派的繁琐说教，主张以实验的、求真理的精神来进行科学研究。1605年，弗朗西斯·培根写成《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试图把当时知识界的成果作一个总结。1620年，他发表了用拉丁文所写的哲学巨著《新工具》（Novum Organum），创立了思想方法上的归纳法。弗朗西斯·培根是唯物主义者，他认识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的，人类只有服从自然，然后才能支配自然。不过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仍旧是机械的，不彻底的。马克思曾经称弗朗西斯·培根为“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和近代一般的实验科学的祖师”，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他那学说中的“神学的不彻底性”。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霍布斯（图1-14）是英国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言人，他最初曾经站在查理一世方面来反对革命，但后来却又拥护克伦威尔的专政。在哲学方面霍布斯把弗朗西斯·培根的唯物主义思想进一步系统化了。然而，他与弗朗西斯·培根一样，也是一个机械唯物主义者。1651年，霍布斯写成了他那政治理论的图1-14　霍布斯著作《利维坦》（Leviathan，原意是指洪荒时代一种强大无比的巨兽）。他说在洪荒时代，即在国家的组织未形成以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和野兽一样，是弱肉强食的。后来大家为了不致在自然状态的竞争中灭亡，所以订立契约，建立了国家组织。国家既是社会契约的产物，那么其目的只是在保护个人自私的利益。霍布斯认为君主制是最理想的政体，他敌视民主思想。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洛克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为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最有力的辩护。恩格斯曾经指出：洛克是“1688年英国阶级妥协的产儿”。洛克发展了社会契约说，他在所著的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里面，说一切人都具有一些天赋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人民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所以才设立政府。如果任何政府不能克图1-15　洛克尽厥职，那么人民就当然有权利起来推翻这个政府，即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洛克（图1-15）的政治主张，以后一直影响到美国和欧洲大陆诸国。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其中有不少的文句都是从洛克的著作里面演绎而来的。

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年）。牛顿出身于英国乡村中一个不甚富裕的贵族之家。他早年在剑桥大学读书，即以卓越的数学天才闻知于师友。他27岁时就受聘为剑桥大学的教授，毕生致力于科学的钻研。1687年，牛顿完成万有引力的理论，说明宇宙间一切的物质都在互相吸引，而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的大小，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例，而与其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例，这样，宇宙之间星球运行的秘密便被揭示了出来。此外，牛顿与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同时但却是各自单独地创立了微积分法。牛顿奠定了近代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的基础，然而，他自己在临终时却说道：“我不知道世人对我将作怎样的估价，不过我自己只觉得是像在海滩上游玩的小孩子，偶尔拾到几片美丽的贝壳，真理的大海，我还没有摸着呢！”

第二章 从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期的法国

一、波旁王朝专制政体的确立——黎塞留与马扎然

在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法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法国原为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的坚强的堡垒。然而，在宗教改革的狂澜怒潮中，有一部分法国的贵族、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改信了加尔文宗，他们被称为胡格诺派（Huguenots这个字系从德文的Eidgenossen一词转化而来，指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创立的教派）。与其他各国的新教徒一样，法国的胡格诺派也是以新教信仰作为旗帜来进行政治斗争的。在16世纪后半期，法国发生胡格诺战争。一些觊觎王位的大贵族，在宗教的旗号下进行了30多年的恶斗。最后在1589年，波旁（Bourbon）家族的亨利四世（Henry IV）取得了王位，是为波旁王朝统治法国之始（图2-1）。

亨利四世在宗教信仰上原属于胡格诺派，而他也只是倚靠胡格诺派的拥护才得以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但他在即位时因鉴于绝大部分的法国臣民都是天主教徒，便狡狯地放弃了他原先的新教信仰而改宗天主教，以笼络人心。不过在1598年，亨利四世却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特敕令》（Edict ofNantes），规定图2-1　594年3月22日，亨利四世进入巴黎胡格诺派可在法国境内保持其新教信仰，与天主教徒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并得控制一些设防的城市以自卫。这样，天主教虽仍为正统的宗教，但加尔文教也得到了宽容，于是法国宗教上的纷争便暂时告一段落。

法国的代议制政体也萌芽得很早。远在1302年，法国就成立了由僧侣、贵族和平民这3个阶层的代表所组成的三级会议（States General）。然而，法国的三级会议却只是一个咨议性的团体，它并不如英国议会那样是一个常设的机构。而且由于僧侣、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三级会议在开会时也决难有什么一致的意见。1610年，亨利四世遇刺身死，其子路易十三（Louis XIII）继立，由母后玛丽（Marie De Médicis）担任摄政。当时玛丽皇后因为财政困难，曾于1614年召开三级会议。但那一届的三级会议只开了3个星期，全无结果，便被强迫解散了。以后隔了175年，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前夕，法国的三级会议才重新召集。

在路易十三在位期间，法国的政权实际上是操控在枢机主教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手里。黎塞留出身于法国的豪门，以天主教的枢机主教而担任国王的首辅。他的施政方针，对内是要镇压新教徒和大贵族，以提高波旁王朝的君主集权，对外是要削弱德意志与西班牙，以扩张法国的疆界。他自己曾经这样谄媚地对路易十三说道：“我将鞠躬尽瘁，用陛下所乐意授予我的一切权力，去摧毁‘胡格诺派’的反抗，折抑大贵族们的傲慢，使陛下的臣民各安其分，并且使陛下的荣名驾乎其他各国的君主之上。”黎塞留（图2-2）首先是着手打击信仰加尔文宗的胡格诺派。他解除了那些新教徒的武装，使他们只能享受有限度的信仰自由，但不得继续占有设防的城市。接着，黎塞留便转过来对付那些封建割据的大贵族，于1626年下令：法国境内的城堡除非是因为国防上的需要而必须保留者外，其余的一概拆毁。此外，黎塞留更把法国全境分为30个行政区，以国王所派的流官去代替当地的贵图2-2　黎塞留族，统辖军政、财政和民政。这些措施都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局面。

黎塞留实际上是一个披着袈裟的纵横捭阖的政客。他身为天主教的枢机主教，在国内肆力镇压新教徒。然而，在对外关系上，他却为了法国自私的利益，在三十年战争中多方帮助德意志境内的新教徒去反对天主教徒。1635年，黎塞留直接出兵站在德意志的新教徒方面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战。他虽然没有能够活着看到这场战争的结果，但后来依据1648年所订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法国获得了德意志境内的阿尔萨斯（Alsace）省以及梅斯（Metz）、凡尔登（Verdun）、图勒（Toul）等要城。

1642年，黎塞留病死。次年，路易十三也去世了。波旁王朝的王冠落在一个5岁的幼儿头上，那便是后来统治法国达72年之久的路易十四（Louis XIV）。路易十四以冲龄即位，在最初的18年之中，国事概由枢机主教马扎然（Cardinal Mazarin）代为执行。马扎然（图2-3）原先是意大利人，曾代表罗马教皇驻节在巴黎，后来他因为攀附黎塞留的关系，爬上了法国统治集团的最上层。在政治上，马扎然完全是绍承黎塞留的遗绪，他是萧规曹随，亦步亦趋地模仿他的前任者。图2-3　马扎然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受到革命思想的感染，也渴望像英国那样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体。1648年，法国发生政治上的骚动，那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投石党运动，或译为福隆德运动（La Fronde，这个词的法文原意是指巴黎儿童们在街头上违犯警章所玩的一种石丸，转有破坏秩序、反抗当局的意思）。

福隆德运动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648—1649年，这时是法国人民以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 de Paris）为中心，对封建专制政体进行斗争，所以被称为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Fronde of the Parlement）。原来，巴黎高等法院是设立在首都的最高司法机关，它除了审判案件以外，历来还享有一项特权，即登记国王的上谕，使国内的臣民得以一体周知。如果巴黎高等法院认为国王的某项上谕不恰当，或与其他的法令有冲突，它可以拒绝登记，请国王收回成命，或另行修改。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巴黎高等法院就具有宪政机关的职能。1648年5月，巴黎高等法院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方案。它宣布高等法院本身的地位须不受国王的干预；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反对非法拘捕人民；并且宣布：各项有关财政的法案，必须在法院中经过自由无碍的讨论和批准，方才可以生效。这些改革方案得到人民群众热烈的拥护，成为政治斗争的纲领。然而，波旁王朝的统治集团却顽强地反对改革。马扎然对人民群众肆行镇压，并且逮捕了两名为首的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于是，巴黎市民就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街头上筑起1 200多个战垒，与王室的军队进行搏斗。当时三十年战争尚在进行，波旁王朝大部分的军队仍在德意志境内作战。马扎然慑于人民群众的力量，乃假意地一一承认了巴黎高等法院所提出的要求。但及至三十年战争结束，马扎然立即自食其言，调集了大批的军队来反攻巴黎。结果在1649年3月，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便失败了。

福隆德运动的第二个阶段是1650—1653年，这时是一部分封建王公利用高等法院福隆台德运动的余波，起来反对波旁王朝的君主集权制，所以被称为亲王福隆德运动（Fronde of the Princes）。这次运动的中心人物是那在三十年战争中立了大功的外号大孔代（the Great Condé）的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图2-4）和枢机主教莱兹（Cardinal de Retz）等，他们断断续续地与马扎然的图2-4　路易二世·德·波旁党羽进行了3年的内战。亲王福隆德运动与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迥然不同，它代表一部分封建贵族企图在政治上复辟的要求，那在本质上是反动的。1653年，波旁王朝的统治集团用贿赂和收买的方法平息了亲王福隆德运动的骚动。

在福隆德运动失败以后，巴黎市民被解除了武装，巴黎高等法院被剥夺了过问政治的权力，而有些大贵族也丧失了原来所享有的地位。这样，法国的君主集权制就更加巩固了。

法国君主集权制的极盛，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造成的：当时法国的封建贵族已开始没落，但新兴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取得政权。于是，君主集权制便作为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表面上的调停人，一方面抑制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有时又摧辱封建贵族。然而在本质上，它仍旧是封建贵族的政权。

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内政

1661年，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亲自掌握政事。在这以后的54年里面，路易十四不仅是法国的专制君主，而且是欧洲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他的专制统治给法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而他的扩张政策则使其他国家的人民连年不断地遭受到战争的惨祸。

路易十四迷信君权神授说，坚持“一个上帝、一个宗教、一个法律、一个国王”的君主集权制。他万机决于一身，把一切的臣民都视为草芥。路易十四曾经骄矜地对那些要求民权的人斥责道：“朕即国家。”这句话很恰当地代表了他那专制自为的王权思想。

路易十四对于巴黎市民的政治要求感到厌烦。他为了离开巴黎那座“叛乱的巢穴”，于是就滥用民力，另外在巴黎西南的18公里的凡尔赛（Versailles）地方营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图2-5）。那里面有宏大的议事所、奢华的舞场、精致的寝宫、美丽的喷泉、人工的湖山以及可供狩猎的林园。路易十四和他的嬖宠们在那里逍遥享受，而那些奴颜婢膝的贵族也以得能在宫中侍奉国王为无上的殊荣。路易十四迁都于凡尔赛，这在法国政治生活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为从此以后，法国宫廷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就愈来愈远了。图2-5　凡尔赛宫

路易十四的时代是法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法国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在文学上鲜明地反映了出来，在那些蜚声艺林的文学家中，显然有两个不同的倾向：一方面，高乃依（Corneille）和拉辛（Racine）取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故事，用典丽的雕琢的白文诗写成戏剧，借古代英雄人物的形象来谄媚路易十四及他所眷宠的权贵，塞维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用纤细的笔调来记述宫廷中的政事，描写路易十四琐屑的私生活。他们都是宫廷文学的代表者。但在另一方面，莫里哀（Molière）则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立场，用充满了机智的喜剧，来嘲笑那些在没落中的封建贵族，斥责天主教会的贪婪和伪善。莫里哀的作品深为法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爱，但同时也深为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所憎恨，以致后来当他在临死弥留之际，牧师们竟拒绝替他做祷告，并且不许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教会的坟地上。当路易十四在位时，法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路易十四要利用这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来为波旁王朝自私的利益服务，所以擢用资产阶级出身的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为大臣，以填补马扎然的遗缺。柯尔贝尔自1661年开始用事，直至1683年他本人去世为止，在22年中主持过各部的部务，只有军政部算是例外。这位资产阶级的代表者以王室的忠仆自图2-6　柯尔贝尔居，据说他终身都不曾有过娱乐，也从来不曾露过笑容，而是整天刻板地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柯尔贝尔（图2-6）为着王室的利益，施行了以下一系列重要的新政：（1）改革财政。柯尔贝尔首先是整理税收制度，削减贵族和僧侣们过去所享有的“豁免权”，提高消费税和关税，以增加王室的财政收入。同时，他征用民工修筑道路，开凿运河，以促进城乡之间的交流。（2）奖励工商业。柯尔贝尔打破那中世纪所遗留下来的行会制度，厘定了许多鼓励自由竞争的新条例，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他兴办实业，奖励工艺上的发明，并且诱致外籍的工匠到法国来做工。在他的擘划之下，法国的丝织业、瓷器业、制糖业和造纸业都蒸蒸日盛。当时法国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在亚眠（Amiens）有一所织造军用布匹的纺织厂，所雇用的职工为数竟达5 000人以上。（3）执行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柯尔贝尔本着重商主义的原则，一方面抬高关税壁垒，限制外国货物的输入，借此来保护本国的工商业；另一方面又用政府津贴的办法鼓励出口贸易，借此使外国的金银财富流入法国，以充实波旁王朝的财库。（4）发展海军。柯尔贝尔为了使法国能向海外肆行侵略，乃着手扩充海军。他改建了土伦（Toulon）港的海军设备，并且在沿海各要港增设造船厂，他的目的，是要使法国的海军在实力上得与西班牙、荷兰或英国的海军相抗衡。（5）加紧向海外掠夺商业市场和殖民地。柯尔贝尔把大批的法国人移殖到北美洲、西印度群岛、非洲和印度等地去开拓殖民地。这时法国在北美洲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殖民地，特以路易十四的名字命名为路易斯安那（Louisiana）。1664年，柯尔贝尔又把那原先在1642年所建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予以扩充，俾能与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相竞争，以加紧掠夺印度和其他的东方国家。（6）奖励科学研究。柯尔贝尔扩充了原先黎塞留所创设的法兰西学院（French Academy），并且厘定制度，使之成为法国最高的科学研究机关（图2-7）。此外，柯尔贝尔又在巴黎建造了一座设备完善的天文台和一座宏大的皇家图书馆（Royal Library）。从这以后，巴黎就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各地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都麇集于此。图2-7　柯尔贝尔向路易十四介绍新成立的巴黎科学院院士

柯尔贝尔的政策虽然使法国的工商业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不过，这些政策的中心目的，却只是为了充实波旁王朝的财政，使它能够维持大量的军队来从事于侵略战争。路易十四不是以波旁王朝的利益来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要求以资产阶级的利益来服从波旁王朝的利益。柯尔贝尔所创立的那些实业，都带有官僚资本的性质。

同时，资本主义的成长是以掠夺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而实现的。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法国广大的农民却破产了。关于农民赤贫的情形，当时曾有人叹息着说：“这些不幸的人们，除了仍保有自己的灵魂以外，便一无所有了。”连路易十四的重臣、军事工程家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元帅（Marshal Vauban）也忧慌地指出，在当时法国的总人口中，约有1/10的人实际上已沦为乞丐；5/10的人是处在悲惨的境地，衣食不周，3/10的人生活困难，负债累累，经常为纠缠不清的讼务所困扰；其余1/10的人包括各式各样的僧俗贵族、文武官员、富商、有财产的市民等，总数还不到10万家。关于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马克思曾经写道：“……财政、商业和工业等社会外表的建筑，或者确切点说，社会建筑的门面……对生产的主要部门（农业）的落后停滞状况，对生产者的啼饥号寒，显出是个讽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第34页）

路易十四之所以奖励工商业，原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因素来巩固他的封建专制的统治。当他发现工商业的发展正在侵蚀着、危害着旧有的封建体系时，便转过来对工商业者采取压制的政策。1685年，路易十四宣布取消那自从1598年以来保护法国境内新教徒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对胡格诺派进行残酷的迫害，结果逼着30多万信仰加尔文宗的企业家、手工业者以及知识分子逃出国境，流亡到德意志、荷兰、英国或美洲去。法国丧失了这一批社会上比较勤恳的生产者，经济力便为之削弱了。

随着君主集权制的加强，法国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和苦难更为深重了。然而，人民群众决不是消极地听受宰制，他们前仆后继地对剥削者展开了决死的斗争。在路易十四的时代，法国人民经常掀起反封建的起义。

1674—1675年，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Bretagne）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军焚毁了地主贵族的邸宅和政府的官署，宣布废除一切封建性的剥削，并且要求平分土地。他们攻陷了几座城市，声势颇为浩大，以致当地的政府竟不得不坐下来和他们进行谈判。不过到后来，这次的起义终于在政府军的反攻下失败了，有无数的农民惨遭屠戮。

1702—1705年，即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期间，法国西南部的塞文山区（Cévennes）爆发了白衫党的起义。原来，在《南特敕令》被取消以后，有些胡格诺派的人逃入塞文山区，在那里继续保持新教的信仰。及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发生，这个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就趁机以争取信仰自由作为旗帜，起来反对波旁王朝的封建制主义。起义者经常是在夜间集合，穿着白衣以资别识，所以他们被称为白衫党。起初，白衫党的武装部队采用游击战术，曾经迭次打败国王所派去讨伐他们的军团。但在最后，由于农民本身的保守性和涣散性以及领导者的变节，这次的起义又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三、路易十四的对外战争

路易十四在领土方面的野心，是要完成法国的所谓自然边界。他认为，法国应当恢复古代高卢的疆域，把东北部的边界一直扩展到莱茵河岸。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狂妄的企图，路易十四向邻邦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

路易十四为了对外肆行侵略，便极力扩充军备。他擢用杰出的军事家卢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为国政大臣，训练了一支拥有55万人的陆军；他命令军事工程家沃邦（图2-8）在边境之地建造了许多坚固的要塞，作为攻守的据点；他把军队的指挥权委之于蒂雷纳子爵（Vicomte de Turenne，又译为杜伦尼）和孔代亲王等猛将，经常驱使着法国人民为波旁王朝的利益去流血牺牲。图2-8　路易十四的重臣、军事当时法国的军事力量在欧洲是最强的，工程家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而路易十四就用战争来作为贯彻其外交雷·德·沃邦元帅政策的工具。

路易十四在位期间，除了曾参加三十年战争以外，还发动了下列4次掠夺性的战争。（1）侵略西属尼德兰所引起的战争。

在16世纪的尼德兰革命之后，尼德兰被分为两部分：北部独立为荷兰；南部仍旧属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称西属尼德兰（Spanish Netherlands），那便是现今的比利时之地。

1665年，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Philip IV）去世，王位传给他的后妻所生之子卡洛斯二世（Charles II）。然而，路易十四因他的王后玛利亚·特丽萨（Maria Theresa）原为腓力四世前妻所生的长女，这时就根据尼德兰某些地区的一种特殊风俗，认为前妻所生的子女有优先继承财产的权利，以其王后的名义要求把西属尼德兰并入法国。当然，尼德兰的特殊风俗只适用于财产关系而不适用于王位继承，路易十四完全是无端诿诈。卡洛斯二世拒绝了这个要求，路易十四便于1667年出兵侵入西属尼德兰。

那在实力上占有优势的法国军队很快就占领了西属尼德兰边境上的要塞。不过，路易十四的胜利却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恐慌，于是荷兰与英国、瑞典组织同盟，联合出面干涉。1668年，路易十四被迫签订《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即《亚琛和约》，承认西班牙仍保有尼德兰大部分的土地，但法国则取得了尼德兰境内的里尔（Lille）等要城。（2）侵略荷兰所引起的战争。

路易十四认为荷兰是阻挠他合并西属尼德兰的主要障碍。再者，在国际贸易上，荷兰是法国的劲敌。于是路易十四便决定侵略荷兰。

1672年，路易十四与蒂雷纳子爵、孔代亲王亲率大军10万人循莱茵河谷侵入荷兰，并企图利用荷兰人在政治上的不团结来进行分化。然而，这时荷兰人却敌忾同仇，英勇地起来保卫祖国的独立和自由。他们团结在执政者奥兰治的威廉周围竭力抗战，最后则掘开了沿海的堤堰，引水堵止法军的前进。

当荷兰人英勇抗战之际，奥地利的君主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因怵于路易十四的野心，便联合西班牙和德意志境内的勃兰登堡（Brandenburg）侯国出兵援助荷兰。于是，战火便蔓延到德意志，以及法国东北部、当时属于西班牙的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省等地。

这一次战争延续了6年，有关各国于1678年订立《奈梅亨和约》（Treaties of Nijmegen）。结果荷兰光复故土，但法国却从西班牙手里获得了它那100多年来所想望的弗朗什－孔泰省以及西属尼德兰的几个城垒。

从前的国际条约都是用拉丁文写的，但《奈梅亨和约》所用的却是法文，这时法文已被认为是外交上通用的文字。（3）侵略普法尔茨侯国所引起的战争（也称奥格斯堡同盟之战）。

1680年，路易十四成立了一个新奇的组织，叫作土地合并研究院（Chambers of Reunion）。他豢养了一批御用的法官和学者，专门在历史上找证据，指定哪些土地应当由法国重新合并过来。1681年，法国就用这种方法合并了莱茵河边的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并且把它营建为坚固的要塞。

路易十四这些狂妄的侵略计划，使欧洲各国惴惴不安。法国所企图合并的土地多在德意志境内，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就联合西班牙、瑞典以及德意志境内的诸小邦组织奥格斯堡同盟（League of Augsburg），以求自保。

1688年，路易十四派大军侵入德意志境内、莱茵河边的普法尔茨侯国（Electoral Palatinate），于是奥格斯堡同盟诸国联合一致，出兵阻遏法国的扩张政策。这时，由于英国光荣革命的结果，荷兰的执政者奥兰治的威廉入主英国。英国与荷兰在外交政策上趋于一致，也共同出兵参加到奥格斯堡同盟方面对法国作战。

这时，英国与法国在殖民地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除了在欧洲战场上的战斗以外，英国的殖民者与法国的殖民者在北美洲和印度也发生了战争。因为当时英国在位的君主是威廉三世，所以那在北美洲殖民地所进行的战争就被称为威廉王之战（King William’s War）。

这一次的战争延续了8年，结果法国被迫媾和。根据1697年所签订的《里斯维克和约》（Treaty of Rijswijk），法国退出普法尔茨侯国，并收回土地合并研究院所提出来的一切要求，但却保留了过去已经合并了的要塞斯特拉斯堡。（4）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在17世纪末叶，西班牙的国势日益式微，但却仍旧拥有广大的领土，当时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除了领有西班牙本土之外，尚领有西属尼德兰，意大利的两西西里王国、米兰公国、萨丁尼亚岛，以及美洲广大的殖民地和太平洋上的菲律宾群岛。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既无子女，亦无兄弟。他的王位，可能传给与他同族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某个亲王，也可能传给与他有姻亲关系的法国波旁王朝的某个亲王。不过，这两种情形都将使欧洲列强均势的局面为之激变。因为，如果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入主西班牙，那将是16世纪时查理五世（Charles V）神圣罗马帝国的复活；如果法国的波旁王朝入主西班牙，使法国与西班牙合而为一，那也决不是其他国家所能容忍的。于是西班牙的王位继承问题便成了欧洲国际政治上的中心问题。

1700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去世，遗命把王位传给路易十四的孙子，波旁王朝的安茹公爵腓力（Philip of Anjou）。路易十四在得悉此事时，曾经忖度到奥地利和英国一定会出兵干涉，战争是决不可避免的。然而，他却为了波旁王朝的利益，不顾一切地承受了这个遗命。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中当众宣布其孙腓力为波旁王朝在西班牙的第一代君主，称腓力五世。同时，法国的权贵们则喧嚷着说：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疆界“比利牛斯山已不复存在了”！

果然，奥地利迅即与英国、荷兰以及德意志境内的勃兰登堡、汉诺威、普法尔茨等侯国组织了大同盟，反对法国与西班牙在政治上的接近，而要求改以奥地利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次子卡尔大公（Archduke Charles）去继承西班牙的王位，1702年，大同盟诸国与法国之间开始进行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规模之大，实超过了以前欧洲历史上任何一次的战争。战争的烽火遍及于西班牙、尼德兰、德意志、意大利以及大西洋彼岸的北美洲。英国的名将约翰·丘吉尔，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1st Duke of Marlborough）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统帅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率领着大同盟诸国的军队在战场上追奔逐北，接连获图2-9　神圣罗马帝国的统帅欧得胜利，而后来则踏进了法国的土地根亲王（图2-9）。1704年，英军占领了地中海的门户、西班牙的要塞直布罗陀（Gibraltar）。

除了在欧洲战场上的战斗以外，英国的殖民者与法国的殖民者在北美洲也进行着酷烈的战争。因为当时英国在位的君主是安妮女王，所以这个战争在美洲历史上被称为安妮女王之战（Queen Anne’s War）。这时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竞争中逐渐占有优势。

大同盟诸国原是在战争中获胜的，眼见着法国就要完全溃败。然而在1711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卡尔大公却因其兄约瑟夫一世去世，继承了奥地利的王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即查理六世。这时英国便觉得，如果让奥地利与西班牙在政治上联为一体，那对于它也将是不利的。于是，英国就退出了大同盟而开始与法国议和。

1713年，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有关各国签订了《乌得勒支和约》（Treaties of Utrecht），其要点是：（1）承认法国波旁王朝的腓力五世为西班牙国王，但规定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西班牙均不得与法国合并。（2）奥地利从西班牙手里取得意大利境内的米兰、那不勒斯和萨丁尼亚岛，以及西属尼德兰。从这以后，西属尼德兰就改称为奥属尼德兰，直到1797年才改变地位。（3）英国从西班牙手里取得了直布罗陀要塞和地中海西部的梅诺卡岛（Minorca），从法国手里取得了在北美洲的殖民地纽芬兰（Newfoundland）、新斯科舍（Nova Scotia）和哈德逊湾（Hudson Bay）。此外，英国又取得了一项血腥的专利权，叫作“阿西恩托”（Asiento），规定英国得从非洲把黑人贩卖到西属美洲殖民地为奴。（4）承认勃兰登堡选侯为普鲁士国王。（5）意大利境内的萨伏依公国（Duchy of Savoy）取得了西西里岛。后来在1720年，萨伏依公国以西西里岛从奥地利手中换取萨丁尼亚岛，并且从此改称萨丁尼亚王国。

普鲁士王国和萨丁尼亚王国的成立，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以后在19世纪中期，德意志的民族统一便是以普鲁士王国为中心而达成的，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便是以萨丁尼亚王国为中心而达成的。

总之，在路易十四在位的那72年期间，法国和欧洲经常是处在战争的烽火之中。路易十四连年对外肆行侵略，把法国弄得民穷财尽。他驱使着千百万的壮丁暴尸沙场，而更多的妇孺则成了孀妇和孤儿。法国人民苦于兵役和苛捐杂税，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生灵涂炭，庐舍为墟，那便是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结果呵！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即1715年，路易十四（图2-10）终于在万民嗟怨中病死了。当他的尸体从凡尔赛宫被移往陵墓埋葬时，法国人民多聚集在沿途的酒吧间里长啸咒骂，高举着酒杯来庆祝他的死亡。那些咒骂，便是法国人民从心灵深处所迸发出来的怨艾。

四、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

路易十四去世后，王位传给图2-10　路易十四他的重孙路易十五（Louis XV）。路易十五即位时，尚系一个年仅5岁的小儿，国事概由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éans）以摄政王的身份代为执行。

奥尔良公爵原为波旁王朝的宗支，是一个华而不实、缺乏一定的政治主张的人。他在摄政的初期，曾经采取过某些开明的措施，以笼络一部分开明贵族和资产阶级。例如，他曾经一度恢复巴黎高等法院在福隆德运动失败之后所被剥夺了的政治权利，宣布大赦，并且禁止迫害胡格诺派的新教徒。不过到后来，他又在一些保守成性的宫廷权贵的影响下，颁布了许多新的苛例，变本加厉地来镇压人民，这样，宫廷与人民之间的对立状态就更加尖锐了。

当时波旁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国用不足，府库空虚，财政上有巨大的赤字。恰巧这时有一个苏格兰籍的大投机商人，名叫约翰·劳（John Law），自称能用一种妙计来解决波旁王朝的财政问题。约翰·劳的妙计是：金银硬币之所以能够作为流通手段，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价值。不过在一定的限度以内，政府也可以用它的信用来保证货币的价值。金和银的储存量总是有限的，这就限制了硬币的发行额，如果政府把贵金属集中在自己手里做准备金，不发行硬币而发行纸币，那么，货币的数额就可以大量增加，而财政上的赤字也就一下子可以消灭了。法国宫廷对于约翰·劳的主张感到极大的兴趣，认为那简直是摆脱财政困难的不二法门。1716年，约翰·劳在法国设立通用银行，发行纸币。此外，他又以开发法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路易斯安那为名，成立了拓殖公司，发行股票。1720年，约翰·劳被擢任为法国的财务大臣。他的那些财政措施暂时地刺激了法国的金融活动，一时法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都沉浸在金融投机的狂热之中。然而，利用通货膨胀来解决财政问题，实际上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约翰·劳所建立的那些银行和拓殖公司因为准备金不足，不久就倒闭了，发行的纸币和股票都成了废纸。结果法国的财政情况便越发不可收拾，而许多正当的工商业者都遭受到破产。1723年，奥尔良公爵摄政的时期终结，路易十五（图2-11）开始亲政。他并没有从路易十四那些穷兵黩武的对外战争中取得什么教训，仍旧是把武力当作贯彻国家政策的工具。在路易十五在位期间，法国又参加了3次重要的战争，即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路易十五的王后是波兰大贵族斯坦尼斯瓦夫（Stanisšaw Leszczyński）之图2-11　路易十五女。斯坦尼斯瓦夫以前曾经做过波兰国王，被推翻后即流寓法国。1733年，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Augustus II）去世，于是斯坦尼斯瓦夫趁机赶回华沙，又重新当选为波兰国王。然而，俄国和奥地利为了防范法国的势力会因此而扩张到东欧，即出面干涉，强迫斯坦尼斯瓦夫去位，而把波兰的王冠授予奥古斯特二世之子，称奥古斯特三世（Augustus III）。此时，路易十五为了援助他的岳丈，就出兵到波兰与俄国、奥地利作战。而西班牙的波旁王朝为了要收回在《乌得勒支和约》中所丧失给奥地利的土地，也迅即出兵援助法国。于是，一方面是法国和西班牙，另一方面是俄国和奥地利，这两个敌对的集团进行了两年的战斗，最后在1735年10月，双方订立了《维也纳和约》（Treaty of Vienna），规定：（1）承认奥古斯特三世为波兰国王；（2）把洛林（Lorraine）公国交由斯坦尼斯瓦夫统治，俟其死后，洛林即归并于法国；（3）奥地利把在意大利境内的两西西里和帕尔马（Parma）交还给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在此以后，西班牙的波旁王朝便又分出两支，去统治两西西里王国和帕尔马公国。

路易十五是一个骄奢淫逸的惰君，他终日耽于逸乐，国事多由一些宫廷嬖妇去决定。路易十五的情妇先后有沙托鲁夫人（Madame de Châteauroux）、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和杜巴丽夫人（Madame du Barry）等。其中尤其是蓬帕杜夫人（图2-12），凭着个人的好恶主宰政事达20年之久。她控制着国家的财库和大臣们的命运，挥霍无图2-12　蓬帕杜夫人度，而她所进行的宫廷外交，则把法国推向了战争。恩格斯曾经指出：路易十五与蓬帕杜夫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是私人性质的，但其影响所及，则使整个的法国蒙受到灾难。

在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是参加到普鲁士方面对奥地利作战，而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又转而参加到奥地利方面对普鲁士作战。关于这些战争的经过和结果，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加以叙述。在这里我们只要知道：这些战争都给法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而法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下降了。

就是在七年战争的期间，法国的殖民者与英国的殖民者在北美洲和印度进行了长期的、惨烈的搏斗。最后，法国几乎完全丧失了它那原先在北美洲和印度所抢到的殖民地，它在殖民事业的竞争中是被英国打败了。

不过，在路易十五的时代，法国本部的领土仍有扩张。1766年，斯坦尼斯瓦夫去世，法国随即将洛林省正式并入版图。1769年，法国又从意大利的城邦热那亚手中将科西嘉岛（Corsica）购买了过来。

在18世纪中期，法国的基本情况是：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已开始解体，地主贵族日益没落，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也已逐渐动摇；资本主义的因素正在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打破封建制的藩篱，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广大的人民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要求改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要求摆脱极端贫困的生活状况，这些因素汇合在一起，便造成了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

1774年，路易十五去世。他在生前曾经自解自嘲地说过这样的话：“得欢乐时且欢乐，哪管我生后洪水决堤。”果然，在他死后的第十五年，那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便轰然爆发了。

五、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梅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百科全书派、马布利、摩莱里

在18世纪中，法国出现了许多代表先进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的理论在群众中产生了绝大的影响，促进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些启蒙思想家是：

让·梅叶（Jean Meslier）。梅叶约生于1664年，卒于1729年，他出身于贫苦的乡村牧师，因看到封建地主和教会压迫农民，心中极为不平，便号召农民拿起武器来进行斗争，去驱逐那些恶霸和神父。他所领导的起义不幸失败，结果他就愤而自杀了。在政治思想上，梅叶是一个代表贫雇农和小手工业者的原始“共产主义者”。他认为人类最初原是平等的，后来社会上之所以有那样多的罪恶，就是由于财富的分配不平均。为了要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就必须废除私有财产制，让大家在公社的基础上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梅叶是无神论者，他说：一切的宗教，其中尤其是基督教，只是统治阶级所捏造出来的谎言，其目的仅在钳制人民。梅叶留下一部遗言录，这部书的手稿是在他去世后约30年才由伏尔泰整理发表的，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已被删去。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已经被改变了面貌的著作里，也还是充满着犀利的批评和革命的热情。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年）。孟德斯鸠（图2-13）出身于贵族，曾经担任过波尔多（Bordeaux）地方法院的院长，他向往于当时英国的政治制度，主张君主立宪制。1721年，孟德斯鸠发表了一部讽刺性的著作，题为《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巧妙地用一个波斯观光者在法国的见闻，揭露出当时法国的政体与东方式的专制政体并无二致，也许还更为横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他那集毕生心力之图2-13　孟德斯鸠所萃的著作《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主张三权分立说。他认为，立法权应当属于由人民代表所组成的议会，行政权应当属于国王，司法权应当属于不受行政干涉而独立的法院。只有在这样三权鼎立的国家里，人民的自由才可以得到保障。实质上，孟德斯鸠只是要把英国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体搬到法国，来保护法国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开明贵族的权利。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伏尔泰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之一。他早年因为反对封建贵族的暴戾恣睢，曾经两度被关进巴士底（Bastille）监狱，获释后即流亡国外，从事于考察和著述。伏尔泰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生平所写的论文、信札、戏剧、历史、诗歌等总计不下100卷，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幼稚的，足以永垂不朽的作品很少。正如俄国19世纪中期的启蒙思想家赫尔岑（Aleksandr Ivanovich Herzen）所说，伏尔泰曾经像“闪雷一样地打击着、焚烧着”当时的封建政体和天主教会。然而，伏尔泰反对宗教的态度是不彻底的。他曾经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那么为了社会秩序的缘故也应当假造一个上帝出来。在政治方面，伏尔泰所期待的不是人民革命，而是开明君主的改良。他曾经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常常通信，并且做他们宫廷食客。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卢梭出生于瑞士的日内瓦，其父是一个钟表制造匠。在政治思想上，卢梭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他于1753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指出人类不平等之真正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自从出现了私有财产制，社会上就出现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现象，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罪恶。1762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出版，那本书是以这样激昂慷慨的语句开始的：“人生而自由，但现在则到处是在桎梏之中。”卢梭（图2-14）把英国政治理论家洛克的话说加以引申，用社会契约说来驳倒封建专制的君权神授说。此外，卢梭又于1762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部小说，题为《爱弥尔》（Émile），主张实行尊重个性自由发展的教育制度。百科全书派（Encyclopédists）。在18世纪中期，法国杰出的科学家、唯物主义者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达朗贝尔（Jean-Baptiste le Rond d’Alembert）等编纂科学、美术、工艺百科全书，把当时各门学科中最新的成就都总结起来，使之成为有系统的知识。百科全书的撰稿人被称为百科全书派，他们几乎全是当时法国第一流的学者。他们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达到了唯物主义图2-14　卢梭的结论。其中尤其是霍尔巴赫（d’Holbach），更提出了彻底的无神论来反对一切的宗教。列宁曾经写道：“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18世纪末叶在法兰西发生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机关与农奴制思想的决战时期，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的学说，仇视迷信和虚伪习气等等……”（《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1953年北京中文版，第70页）虽然百科全书派都还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然而他们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秩序，主张尊重理性，提倡科学，宣扬工业上和农业上最新的成就，这些先进思想在当时就具有革命的作用。

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1709—1785年）。马布利是空想“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历史学家。他生平著作甚富，主要的作品有《弗基昂谈话集》、《疑问》、《论历史研究》等。马布利痛恨当时的社会制度，他揭露出：在那种制度之下，对于富人和贫人，司法有两个标准和两种尺度，马布利在思想上与梅叶、卢梭有共同之处，也认为私有财产制是社会上一切罪恶的根源。不过，在如何消灭私有制而建立公有制的问题上，马布利却带有空想的成分。他还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误以为只要通过宣传教育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就可以完成这个目的。

摩莱里（Morellet，1717—1778年）。摩莱里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摩莱里的社会哲学系从自然权利和正义的观念出发，他于1755年发表所著的《自然法典》，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制，在共同劳动和共同享有劳动果实的基础上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说：“在没有任何私有制的地方，就不会有任何由私有制所引起的有害的后果。”在思想上，摩莱里对于后来法国的原始“共产主义者”巴贝夫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具有很大的影响。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曾经指出：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学说“简直是共产主义的理论”。

第三章 17—18世纪的德意志、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

一、三十年战争后神圣罗马帝国的衰微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一定是世袭的，那须经过布兰登堡（Brandenburg）、普法尔茨（Palatinate）、萨克森（Saxony）、波希米亚（Bohemia）、美因茨（Mainz）、科隆（Cologne）、特里尔（Trier）等7邦的统治者，即所谓七大选侯（图3-1）的选举。但自中世纪末期以来，选侯们照例是选举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兼任皇帝。神圣罗马帝国设有帝国议会（Diet），由七大选侯和其他各小邦的统治者所组成。然而，这个帝国议会却不是立法机关，而只是各邦之间进行外交谈判的场所。神圣罗马帝国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财库或军队，遇事则各邦进行磋商，各自按照自愿的原则来行事。

经过16世纪上半期的宗教改革和德意志的农民战争，神圣罗马帝国就更为削弱了。在那以后，德意志境内的那些小邦有一半仍旧是信仰天主教，另外一半则改信了新教。而在新教之中又分为路德宗与加尔文宗这两大支。各小邦的统治者各以宗教信仰作为斗争的旗帜，进行兼并和掠夺，结果酿成了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

在中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德意志境内已经开始萌芽了。当时德意志各商业城市所组成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曾经垄断过欧洲中部和北部的贸易，而德意志境内的银行曾经一度是欧洲金融业的中心。但是，经过了那漫长的、惨烈的三十年战争，德意志境内丧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口，许多乡村都渺无人烟，农奴制又全面恢复，工商业凋敝，城市衰落，连汉萨同盟都瓦解了。图3-1　七大选侯，由左至右：科隆、美因茨、特里尔大主教、莱茵—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藩侯与波希米亚国王

三十年战争所加于德意志的创伤是极巨的。恩格斯说道：“在德意志的整整一代的时期中间，到处都是历史上所仅见的最肆无忌惮的军人在统治着。到处征收军税，到处是掳掠和焚烧，到处是奸淫和凶杀。除开大军以外，还有许多小股各自独立、出没无定的游兵散勇，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掠夺队。在那两者同时活动的地方，农民受害最大。蹂躏与破坏是没有限度的。当和平到来时，德意志已被蹂躏，被割裂，流血过多，软弱无力地倒下来了；但最倒霉的还是农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642页）由于这些情形，德意志在17、18世纪这两个世纪中的经济发展就非常缓慢。

根据1648年所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图3-2），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各小邦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得以自由宣战或媾和，不受皇帝的任何约束。这样，神圣罗马帝国就更成了死灰槁木的空壳子了。此外，法国和瑞典皆取得德意志境内一部分土地，从而也就得以干预神圣罗马帝国的政事。在这以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仍旧是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兼任，但在以前的七大选侯之外。巴伐利亚（Bavaria）和汉诺威（Hanover）的统治者也已经被列为选侯，合称九大选侯。以后到了1778年，普法尔茨合并于巴伐利亚，选侯的数目又减为8人。图3-2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仪式

在17世纪中期以后，神圣罗马帝国所包括的区域就大致上只限于德意志以及那为捷克人所居住的波希米亚。然而在那样一个空壳子的范围以内，却存在着将近300个大小不等的小邦和独立城市。其中奥地利本身是一个帝国；勃兰登堡（后改称普鲁士王国）、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等是强邦；余者多为弹丸之地，其中最小的小邦只包括几个村落。然而，不论领土面积的大小，各邦的统治者都俨然是上帝所恩赐的君主。他们各自设有小朝廷，拥有常备军（最小的一支只有12名士兵），把全部的财政负担都压在人民身上。在近代历史的初期，德意志经常是国际战争的战场，并且是出售雇佣兵最多的地方。

关于当时德意志境内这种政治上的分裂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政治组织的分散性……是和经济利益的分散性相适应的。在这为创造政治的集中所必需的一切经济条件都不具备的国家里面，怎能谈得上政治的集中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75页）

以后在1806年，由于拿破仑帝国的扩张，神圣罗马帝国的名号才最后被取消。然而直到那时候，“罗马”一词在欧洲政治上仍具有相当的魔力，拿破仑曾经封其子为“罗马王”。

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

远在1273年，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就取得了奥地利的统治权。从那时候起，它以继承和盗窃的方式，不断地向外扩张领土。

在16世纪20年代，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统治集团派兵从巴尔干半岛向欧洲内陆推进，侵入匈牙利。在1526年8月的第一次摩哈赤战役（The Battle of Mohács）中，匈牙利人和捷克人的联军被土耳其人所击败，形势十分危急。于是，匈牙利的贵族和捷克的贵族便推戴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斐迪南（Ferdinand）为王，以与土耳其人相抗。此后哈布斯堡王朝即领有匈牙利和波希米亚。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虽然兼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因神圣罗马帝国既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东西，他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直属的领土上。哈布斯堡王朝以维也纳为中心，统治着它那疆土辽阔而在民族组成上又极为复杂的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位于欧洲的东南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基督教国家防御土耳其人入侵欧洲内陆的前哨站。1682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Mohammed IV）（图3-3）率军寇掠匈牙利，接着又席卷奥地利，进围维也纳。这时幸有波兰国王约翰三世·梭毕也斯基（John III Sobieski）领兵来救，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才得以转危图3-3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为安。1684年，教皇英诺森十一世默德四世（Innocent XI）发起组织欧洲基督教国家反土耳其人的大同盟，那在宗教的意义上实为历史上最后的一次十字军，奥地利、波兰、法国、俄国以及意大利境内的威尼斯城邦都参加了。结果经过16年的战斗，主要是依靠俄国的力量，基督教国家终于阻遏了土耳其人的攻势。根据1699年所签订的《卡尔洛夫奇条约》（Treaty of Carlowitz），奥斯曼帝国退出多瑙河中游一带，匈牙利又重新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又有扩张。根据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它取得了西属尼德兰以及意大利境内的两西西里和伦巴底（包括主要的城市米兰）。后来经过1733—1735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哈布斯堡王朝将两西西里交还给西班牙的波旁王朝，但它却仍旧保有尼德兰以及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

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只有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其余匈牙利、尼德兰和伦巴底则都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外。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是一个不稳固的、多民族的国家。在它那七拼八凑的领土之内居住着德意志人、捷克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Magyars）、罗马尼亚人（Romanians）以及各族的斯拉夫人。在这多民族的帝国内，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德意志人中的地主贵族和官僚集团，而其他各民族的人民则力求从这种民族压迫的羁轭下解放出来。帝国境内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颇不一致，而且互相间的联系也很少。在帝国绝大部分的地区，都还保留着农奴制。

在这里，我们应当理解一个问题，即在17、18世纪中，当西欧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已经成为民族国家时，在东欧则出现了一些多民族的国家。关于这一个历史现象，大概可以这样来解释，在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得比较早。资产阶级在兴起以后，便要求在民族的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国家，以统一并扩大商业市场。所以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欧各国就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而在东欧各国，情形则有所不同。在这一广大的地区内，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得比较慢，当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尚居于统治地位的时期，某些强国的中央集权制已经由于对外防御的需要（防御土耳其人、蒙古人等）而加速地形成了起来，而有些弱小的民族，有时也不得不依附这种中央集权制以求自保。于是，这些强国便以中央集权制作为杠杆，聚合为多民族的国家，奥地利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们都是由一个强大的统治民族和几个弱小的附庸民族所组成的多民族国家。

三、普鲁士的兴起

1415年，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的腓特烈六世（Frederick VI）受封为布兰登堡侯国的统治者，称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布兰登堡侯国位于德意志的东北部，只包括以柏林为中心的一小片土地。不过，他因为是德意志人向东方进行侵略的一个前哨站，在战略地位上却颇为重要。在这以后，霍亨索伦王朝就以勃兰登堡为根据地，不断地向外扩张，逐渐成为德意志境内一个重要的政治势力。

在16世纪宗教改革期间，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改信了路德宗，它乘机从天主教会那里掠夺了许多土地。

1614年，霍亨索伦王朝取得了莱茵河流域的克里维斯公国（Duchy of Cleves）和马克（Mark）等地方。1618年，它又取得了波罗的海南岸，维斯瓦河（Vistula River）以东的一大片土地，叫作东普鲁士（East Prussia）。原先，普鲁士之地是13世纪时德意志人的殖民组织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用暴力从斯拉夫人手中夺取过来的。在16世纪中，霍亨索伦王朝的一个近亲做了条顿骑士团的首领，他把普鲁士改为由他的家族来世袭的公国。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战争，普鲁士被分为两部分：维斯瓦河以西的西普鲁士被波兰王国所合并，但东普鲁士仍旧保持着独立的状态。这时，东普鲁士公国的王统中绝，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便以亲戚关系而继承了这一块土地。在这以后，霍亨索伦王朝的领土就合称为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霍亨索伦王朝是站在新教徒集团方面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领导的天主教集团作战。根据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它又取得了奥得河以东濒临波罗的海的东波美拉尼亚（Farther Pomerania），得到了出海港。此外，它又合并了德意志西部的明登（Minden）等地方。在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1640—1688年在位）统治时期，勃兰登堡—普鲁士逐渐成为波罗的海区域的强国。腓特烈·威廉（图3-4）历行君主集权制，他对内把勃兰登堡、克里维斯、马克、东普鲁士、东波美拉尼亚、明登等不相连接的领土用政治力量聚合在一起，对外则利用瑞典与波兰之间的冲突，不断地再向外扩张。腓特烈·威廉兴修水利，提高农业生产，并以政府的力图3-4　腓特烈·威廉量来发展工商业。当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时，法国有许多信仰加尔文宗的企业家和手工业者被迫流亡，腓特烈·威廉就招致了2万多名法国中产阶级的人定居在柏林，替勃兰登堡发展工商业。从那以后，柏林近郊就陆续出现了不少的手工工场，制造毛织品、棉布、皮革、纸张、玻璃、钟表以及枪炮火器。那沟通奥得河（Oder）与易北河（Elbe）的大运河，也是在腓特烈·威廉的时代开凿的。

1701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为了争取勃兰登堡—普鲁士站在他那边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乃允许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为普鲁士王国首任国王，1701—1713年在位）在普鲁士称王。当时的情形是：在霍亨索伦王朝所统辖的那些零散的领土里面，只有普鲁士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外，而其他的各部分则都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因此，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在勃兰登堡只能称为选侯，而在普鲁士则可以称王。1713年，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各国订立《乌得勒支和约》，正式追认这一个既成的事实。从此以后。霍亨索伦王朝的领土就合称为普鲁士王国。实际上，普鲁士是一个处于德意志范围之外的边缘之地，但后来在19世纪中期，德意志却是在普鲁士王国的名义之下造成统一的。

在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I，1688—1740年）在位时期，普鲁士王国的君主集权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腓特烈·威廉一世（图3-5）对待他的王国，就像一个刻薄成性的吝啬地主对待他自己的庄园一样。他在经济建设方面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异常吝啬，只有军队才是他的命根子。腓特烈·威廉一世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者，他经常用鞭子抽打自己的臣民，而总是不许被伤害者作任何的分辩。他提倡蒙昧主义，敌图3-5　腓特烈·威廉一世视学术和文明。他甚至侮蔑地把当时德意志伟大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看作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腓特烈·威廉一世迷信武力万能，他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创始者。当时就人口而论，普鲁士王国在欧洲各国中仅居第十三位，就领土面积而论，它仅居第十位；然而在军队数量上，它却列于第四位。腓特烈·威廉一世把全部财政收入的70%都用在军事方面，而他的军队的训练和配备在当时说来都是最优良的。

腓特烈·威廉一世去世后，其次子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1712—1786年）继立，即腓特烈大帝。起初，腓特烈大帝在青年时代原为一个爱好文学和艺术的人，他惯会附庸风雅，用法文写些感伤的抒情诗，吹笛子尤称能手。他的父王对于他那种生活上的倾向深恶痛绝，以为他大不类己，曾经把他派在军队中充任最低级的军曹，塞在政府机关中充任最低级的职员，用种种的苦役来改变他的习性。当腓特烈大帝（图3-6）执政图3-6　腓特烈大帝之时，果然就成了一个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化身。腓特烈大帝认为，“君主之于国家，正如头脑之于人身。君主的责任就在观察、思索、发号施令，捉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来为本国谋利益”。他又常常爱说这样的话：“如果你看中了邻邦的土地，那么把它夺取过来好了，法律家总能找到理由来证明这种夺取是合法的。”腓特烈大帝认为军队是贯彻国家政策的工具，乃把普鲁士的兵额扩充到将近30万人。他蓄养着这一支强大的武力，来对邻邦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在对外关系上，腓特烈大帝惯于背信弃义，他一切的允诺都是欺骗性的谎言。

霍亨索伦王朝代表普鲁士地主贵族容克（Junker）阶级的利益，它对内镇压广大的人民，对外肆行侵略。马克思指出：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是“暴政、官僚政治和封建制度的混合物”。普鲁士的国王“……永远只有三种典型的人物，他们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地交替着……那就是伪善者、军曹和小丑”。（《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俄文版，第91页）那种专制的普鲁士制度，实为后来极端反动的、泯灭人性的纳粹主义之历史的根源。

普鲁士专制主义之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便是容克阶级的大土地所有制。直到18世纪中期，在普鲁士尤其是在易北河以东的地区，农奴制仍旧顽强地存留着。容克地主在所领有的土地上几乎享有无限的权力，他们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对农奴进行着极残酷的剥削。关于普鲁士农民受压迫的苦况，恩格斯曾经感慨地说道：“甚至在俄国都不曾有过这样可怕的生活条件……在俄国，农民究竟还有自己的公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一分册，第243页）但恩格斯同时也指出：“在农奴农民劳役劳动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这便是资本主义时期在乡村中预告本身之到来时所采取的形式。”（同前书，第十五卷，第642页）

就是在腓特烈大帝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在普鲁士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过去衰落了的城市也在逐渐转向繁荣。柏林的居民，在1661年仅有6 500人，到了1760年就增加到了12万人，而到了1777年则又增为14万人。不过在那14万人里面，军人和官僚集团以及他们的家属就占到57 000人。

四、奥地利王位战争和七年战争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君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六世（Charles VI）没有男性的子嗣，只生有一女，名叫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按照过去古老的惯例，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是不能由女儿来继承的。查理六世因为怕列强在他死后会来争夺他的领土和尊号，乃于1713年颁布《国本诏书》（Pragmatic Sanction），宣称：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是永远不可分割的；如果他这一生都没有男性的子嗣，王位就传给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以后再由她的子女按照长子优先继承制世袭下去。查理六世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要求列强同意这《国本诏书》，后来普鲁士、法国、英国、俄国、波兰、荷兰、西班牙以及德意志境内的其他各邦都分别提出了同意的保证，但有些国家的保证却是缺乏诚意的。

1740年，查理六世去世，其女玛丽亚·特蕾西亚继位。这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就与法国、巴伐利亚、西班牙缔结同盟，乘机来抢夺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和尊号。在这同盟里面，普鲁士是要夺取德意志东南部原属于奥地利的富饶地区西里西亚（Silesia），法国是想兼并奥属尼德兰，巴伐利亚的选侯是想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尊号，而西班牙则是想从奥地利手里夺回意大利境内的伦巴底。

腓特烈大帝未经宣战即派兵占领了西里西亚，法国和巴伐利亚的联军则侵入到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结果玛丽亚·特蕾西亚被迫逃往匈牙利，在那里纠集了部队来进行反攻。这时，英国和荷兰因为不能让法国兼并奥属尼德兰，便出兵援助奥地利，并且乘机夺取法国和西班牙在海外的商业市场和殖民地。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一共延续了8年，最后有关各国于1748年订立了《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规定：（1）承认玛丽亚·特蕾西亚为奥地利的君主，并承认她的丈夫弗朗茨一世（Francis I）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2）承认普鲁士占有西里西亚，其余的一概恢复到战前的状态。

由于兼并了西里西亚，这时普鲁士王国的领土就增加了1/3，而人口则几乎增加了一倍。从此以后，普鲁士王国就成为欧洲第一流的强国。

法国、巴伐利亚和西班牙在这次战争中丧师糜饷，但结果都是一无所获。

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期间，英国的殖民者与法国的殖民者在北美洲和印度也进行了战争。因为当时英国的君主是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二世，所以那些在北美洲的战争被称为乔治王之战（King George’s War）。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局面是不稳固的。在1756—1763年之间，欧洲各国又进行了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七年战争实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延续，但它在规模上则远比上一次的战争来得大。那在欧洲，主要的是普鲁士与奥地利争夺在德意志境内的霸权；而在北美洲和印度，则为英国的殖民者与法国的殖民者进行最后的决战。王朝战争与殖民战争交互错综在一起，情形非常复杂。

奥地利的君主玛丽亚·特蕾西亚（图3-7）为了要从普鲁士手里夺回西里西亚，早就与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罗曼诺娃（Elizabeth）缔结了反普鲁士的同盟。接着，她又转过来拉拢法国。这时，由于普鲁士的崛起，欧洲大陆上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普鲁士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使普法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法图3-7　玛丽亚·特蕾西亚奥之间的矛盾反而降到次要的地位去了。于是，法国便与奥地利捐弃了过去200年来的嫌怨，合力来阻遏普鲁士的扩张。1756年5月，法国与奥地利缔结了攻守同盟。

英国原本是站在奥地利方面反对普鲁士的。然而，英国因与法国在殖民利益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时看到法国站在奥地利的一边，于是它就转过去站在普鲁士的一边。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时，是法国与普鲁士同盟，英国与奥地利同盟；但是七年战争时，则是法国与奥地利同盟，而英国与普鲁士同盟。这两次的战争在时间上仅相距8年，而同盟的关系却颠倒了过来，所以历史学家就把这种激变称之为“外交上的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

1756年8月，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不待宣战即率兵7万人猛犯奥地利的盟邦萨克森，接连地打败了奥地利和法国的军队。然而，俄国的参战，却改变了整个的局势。1759年，强大的俄国军队进入到普鲁士，并于1760年10月攻陷了它的首都柏林。当年柏林城门上的一柄钥匙，至今还陈列在圣彼得堡的博物馆中。但由于一个极偶然的变故，竟使普鲁士王国得以转危为安。1762年，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去世，王位传给她的姨侄、原为德意志境内荷尔斯泰因（Holstein）公国的公爵而神经失常的彼得三世（Peter III）。彼得三世盲目地崇拜腓特烈大帝，他在即位后就背弃了与奥地利的同盟，而转过来帮助普鲁士。这样，普鲁士便又在战争中居于优势。

1763年2月，战争结束，根据《胡贝图斯堡和约》（Treaty of Hubertusburg），奥地利正式把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

七年战争标志着英法两国殖民势力的消长。这时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竞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根据1763年处理北美洲殖民地问题的《巴黎和约》，英国从法国手中获得了北美洲的加拿大和整个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并且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北美洲东南部的佛罗里达（Florida）半岛。而在印度，英国的殖民者克莱武（Robert Clive）则彻底打败了法国的殖民者。从此以后，那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就不幸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宰制下的殖民地。

此外，1763年的《巴黎和约》又规定：法国将它在北美洲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殖民地，即路易斯安那的西部，让与西班牙。

五、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

在中世纪末叶，波兰原为欧洲东部的泱泱大国。然而到了近代史的初期，它却急剧地衰落下去了。波兰的式微，是由以下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波兰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非常复杂，它境内居住着波兰人、德意志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其中波兰人是信仰天主教，德意志人多数是信仰新教，俄罗斯人是信仰东正教（即希腊正教），而犹太人则是信仰犹太教。这些民族间的隔阂和宗教上的冲突，使波兰不能聚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第二，波兰是一个落后的、封建的、农奴制的国家，它的社会是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拥有封建采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堵塞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波兰的工商业是极为幼稚的。

第三，波兰有一项极独特的制度，即贵族享有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在那由大封建贵族所组成的国会（Diet）中，一切议案都必须得到全体一致的通过，方可付诸实施。只要有一人表示反对，议案便不能成立。当然，贵族内部的意见是极为分歧的，任何议案都很难取得全体一致的同意。于是波兰就完全陷于无政府的状态。

第四，波兰没有什么严格的君主世袭制。自16世纪以来，它的国王都是由选举产生的。而在选举之际，那些自私自利的大封建贵族都是乘机牟利，扩张本身的权力，这便更增加了混乱。

第五，波兰在地理上是一个大平原，它四境没有可资防守的天然疆界。这便易于受到敌国的侵略。

关于18世纪中期的波兰，恩格斯曾经写道：“统治阶级的贵族，其道德日趋沦替，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加之那些使国家残破荒凉的长期战乱，终于斲丧了波兰的元气。国家顽固地维持着社会上的封建制度，当其四邻各国已经向前迈进，形成了资产阶级，发展了工商业，并且建立了大城市时……这样的国家舍毁灭一途以外，实别无其他的出路。无疑是贵族断送了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一分册，第159页）

当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已经成为中央集权制的强国并且向外扩张领土时，波兰便遭受到瓜分的惨祸。

1772年8月，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奥地利君主玛丽亚·特蕾西亚缔结同盟，第一次瓜分波兰。俄国取得了德维纳河（Dvina River）和第聂伯河（Dnieper River）以东，原为俄罗斯人所居住的土地，居民约180万人；普鲁士取得了它那久想合并的维斯瓦河以西的西普鲁士（West Prussia），居民约416 000人；奥地利则取得了加利西亚（Galicia）和克拉科夫（Cracow）的一部分，居民约270万人。这一次瓜分的结果，波兰就丧失了约1/3的土地和半数的人口。瓜分的惨祸促进了波兰人的民族觉醒。1791年，当法国大革命的狂澜怒潮正在冲击着整个欧洲时，波兰的革命志士也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他们树立了世袭的君主制，公布了一项相当开明的宪法，成立了两院制的议会，并且废除了那荒谬的大封建贵族所享有的自由否决权。这时波兰涌现出一位热情澎湃的图3-8　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革命领袖，那便是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柯斯丘什科（图3-8）原为一个酷爱自由的战士，他曾经参加过美国的独立战争，在华盛顿的麾下屡建奇功，英名卓著。此刻他回到祖国，号召波兰人团结一致，起来救亡图存。

然而，俄、普、奥三国却决不愿看着波兰自强起来。俄国借口要保护波兰旧日的政治制度，派兵侵入波兰，接着普鲁士也踵起效尤。1793年1月，俄国与普鲁士约定第二次瓜分波兰。在这一次的瓜分中，俄国所得的是波兰东部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居民约300万人；普鲁士所得的是波兰西部的但泽（Danzig）、波森（Posen）等要城，居民约110万人。这时柯斯丘什科曾经率领着波兰的爱国志士英勇抗战，终因实力悬殊太远，不幸兵败被俘。在柯斯丘什科失败后，波兰的命运便决定了。

1795年10月，俄、普、奥三国第三次瓜分波兰。俄国所得的是在第二次瓜分后所剩余的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全部，居民约120人；普鲁士所得的是华沙一带地方，居民约100万人；奥地利所得的是在第一次瓜分后所剩余的加利西亚和克拉科夫地区的全部，居民约100万人。在这以后，波兰王国便暂时从地图上消失了。然而，波兰人民的复国运动却是前赴后继，再接再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第四章 17—18世纪的俄罗斯

一、近代俄罗斯的形成

在伊凡三世（Ivan III Vasilyevich，1462—1505年在位）时代，莫斯科大公国最后挣脱了蒙古人的羁轭，并且向外扩张领土。它征服了附近的一些小邦和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等要城，把国境向北拓展到白海，向东拓展到乌拉尔山脉一带，俨然成为东欧的大国。

伊凡三世的夫人苏菲亚原为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因此，他就自命是古罗马和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而称俄罗斯为“第三罗马”。莫斯科大公国的统治者袭用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尊号和威仪，并且把保护东正教作为政治上的工具。

在伊凡四世（Ivan IV Vasilyevich，1530—1584年）时代，即所谓伊凡雷帝时代，莫斯科大公国的中央集权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1547年，伊凡四世（图4-1）正式加冕为全俄罗斯的沙皇（Tsar，这个字是从古罗马的军事独裁者恺撒的名字变来的，意为大王）。他对内削减封建贵族的权力，以加强政治上的统一；对外则从蒙古人手中夺取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等坚固的堡垒，掩有整个的伏尔加河流域。在历史上，伊凡四世图4-1　伊凡四世实为近代俄罗斯的奠基者。

一般说来，俄罗斯在17世纪时仍旧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这种落后性，是由以下的这些原因造成的：（1）在历史上，俄罗斯曾经被蒙古的军事封建贵族宰制了240多年（1237—1480年）。蒙古金帐汗国野蛮的统治，阻塞了俄罗斯的进步。（2）俄罗斯曾经长期是一个内陆国家，没有出海港。在近代史的初期，瑞典领有波罗的海东岸的土地，土耳其帝国领有黑海北岸的土地，它们封锁着俄罗斯与西欧各国之间的交通。因此，在西欧所发生的那些政治变革和科学技术上的进步，一时就没有能够影响到俄罗斯。（3）当时俄罗斯封建贵族的权力依然很大，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制。在伊凡四世去世以后，封建贵族又一度起来拥兵自为，互相攻伐，而瑞典和波兰的军事贵族则乘机入寇，造成了俄国历史上所谓的混乱时代。（4）落后的农奴制在俄罗斯居于绝对支配的地位。在17世纪中期，当英国的农奴制已经最后绝迹时，俄罗斯的农奴制却更加巩固了起来。原因是：当时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因素正在发展，俄国逐渐被卷入了资本主义商业的世界市场。俄国的地主贵族为了要把粮食输出到西欧以换取日用品或奢侈品，于是就更加深对于农民的剥削。这种情形，就使俄国成为典型的农奴制国家。（5）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大俄罗斯人中的军事贵族。民族压迫造成了民族之间的仇视和残杀，因而也就削弱了整个俄罗斯的力量。

不过，就是在17世纪中期，俄罗斯开始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当时俄罗斯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从前那些局限于一隅之地的市场已经汇聚为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在同时，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也发展了。它经由白海的港口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与英国、荷兰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商，并且经由伏尔加河口的阿斯特拉罕城和里海，与东方各国进行着繁盛的贸易（图4-2）。图4-2　19世纪末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

这时俄国政治史上最大的事件，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合并。1654年，乌克兰人起来反抗波兰贵族的统治，重新并入俄罗斯。从此以后，乌克兰就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从16世纪后半期起，大俄罗斯人中的军事贵族和一部分要求向外寻找生活之源的农民就组织了武装性质的垦殖队，不断地向顿河流域和伏尔加河流域移殖。他们因为是居住在新开辟的边境之地，除了从事于农业和畜牧业以外，还从事于掠夺和战争，所以就形成为一种特殊的半独立性的军事集团，称为哥萨克人。哥萨克的军事贵族从沙皇那边接受到封号，他们也宣誓效忠于沙皇。

当西欧各国正在向海外发展时，俄罗斯则向中央亚细亚和西伯利亚进行拓殖。1587年，俄罗斯人的垦殖队就已经越过了乌拉尔山脉，建造了托波尔斯克城；1604年，他们建造了托姆斯克城；1632年，他们建造了雅库茨克城；1652年，他们在贝加尔湖畔建造了伊尔库茨克城。接着，俄罗斯人的垦殖队更向黑龙江流域推进。1689年，俄罗斯与中国的清朝政府订立《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以外兴安岭为界。在17世纪末年，俄罗斯人的垦殖队就到了太平洋岸的堪察加半岛。1728年，俄国政府所雇用的一个丹麦籍的航海家，名叫白令（Bering），发现了亚洲与北美洲之间的海峡，以后这海峡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接着，俄罗斯人的垦殖队就占领了北美洲西北角的阿拉斯加（Alaska），并且沿着落基山脉南下，一直定居于现今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一带。

随着俄罗斯人的移殖，整个辽阔的西伯利亚都俄罗斯化了。

二、彼得大帝的改革

1613年，俄国的大贵族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Mikhail I Fyodorovich）被选为沙皇，那就是统治俄罗斯帝国达304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始祖。

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四个君主，便是那被称为近代俄罗斯创造者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年）。在彼得大帝时代，俄罗斯才真正从一个落后的、中世纪的国家改变为一个强大的、近代化的国家。彼得大帝（图4-3）自幼即热爱军事训练和科学技术，对于造船业尤感兴趣。他曾经把童年时代的游伴组成两支部队，从事于进攻和防御的演习。他也曾经亲手制造了一艘海船，在白海岸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下水航行。他与当时居留在莫斯科的西欧各国的侨民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从他们那里吸取新的知识。彼得大帝身材魁伟，性情暴躁，经常都是穿着肮脏油腻的衣服，怒气冲冲图4-3　彼得大帝地呵斥着一切。然而在这粗暴的外表下面，他却具有一个政治家的头脑、坚定不移的信心和百折不回的毅力。他锐意改革，要使俄罗斯迎头赶上西欧那些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1695年，彼得大帝率兵3万人南下，攻打土耳其帝国控制下的亚速海北岸的亚速要塞，以求取得出黑海以通地中海的孔道。起初，他因为没有海军辅助，无法取胜，不得不暂时退兵。但是，他迅即亲手建造了一支小型的舰队，复于1696年的夏天分水陆两路进军，终于占领了亚速要塞。不过，亚速要塞之战还只是俄国与土耳其帝国争夺黑海霸权的开始。

彼得大帝为了要联合西欧各国的力量来与土耳其帝国以及瑞典争衡，并且学习西欧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特于1697年组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考察团，赴国外游历。他本人是这个考察团的主脑，但却降贵纡尊，化装作名叫彼得·米哈伊洛夫的海员，以避免世人的注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像是一个寻师问道的小学生，要虚心学习各国的优长。他在普鲁士考察军政，吸取改建军队的方法。他在荷兰考察造船业和商务，并且以一个普通木匠的身份在船坞中见习了4个月。他在英国考察工商业和宪政，曾经亲自在英国议会中列席旁听；接着，他便转往奥地利。当时西欧正处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前夕，各国对于缔结反土耳其帝国的同盟多不感兴趣。然而，彼得大帝在缔结反瑞典的同盟这件事上，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此外，彼得大帝还在西欧延聘许多专门技术人员，把他们带回俄国来帮助他进行近代化的工作。

1698年，就是在彼得大帝出国游历的期间，俄国的旧贵族煽动王室的近卫军叛变，想推翻彼得大帝而拥立其同父异母的姊姊苏菲亚为女王。彼得大帝闻讯赶回，镇压了这次旧贵族的叛乱，把苏菲亚打入修道院为尼。这次被镇压的近卫军的叛乱分子，为数约有五六千人。

彼得大帝回国以后，便开始进行了以下一系列重要的改革。（1）在军事方面的改革。彼得大帝解散了那为旧贵族所掌握的、易于滋事的近卫军，另行利用外籍客卿的帮助，建立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常备军。当西欧各国仍在利用雇佣兵作战时，彼得大帝首先在俄国实行了征兵制，规定各地必须提供一定数额的兵员。所以俄国军队的番号，都冠有某省或某城的名字。彼得大帝发展了以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协同作战的战术，他设立了许多专门的军官学校，以造就各种不同的具有近代军事知识的干部。此外，他鉴于物质资源是近代国家武力的基础，着重发展采矿业和冶金工业，以利军火制造。在对瑞典作战的过程中，彼得大帝就以芬兰湾内的喀琅施塔得港为基地，建立波罗的海舰队。彼得大帝在位的末期，俄国已拥有装备精良的陆军20万人，战船48艘，成为欧洲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之一。（2）在行政方面的改革。彼得大帝厉行中央集权制，褫夺了由大封建贵族组成的杜马（意为参政会）的职权，另外任命一个由9人组成的国务院，作为直属于沙皇的最高的行政机构。接着，彼得大帝又设立12个部，以分别掌握外交、陆军、海军、财政、贸易、工矿等各部门的行政事务。在地方行政方面，彼得大帝起初是把全国分为8个总督区，后来又划分为50个行省，由沙皇直接指派总督或将军去治理。这些措施，都进一步巩固了政治上的统一。（3）在宗教事务方面的改革。俄国的东正教会，原是由莫斯科的大主教管辖，不受沙皇节制。彼得大帝为了要使东正教会隶属于国家，便取消了莫斯科大主教的特权，而另外设立一个由沙皇直接控制的神圣委员会，作为教会行政的最高机关。从此以后，东正教会就成了沙皇所御用的驯良工具，成了俄国专制政体之主要的支持者。（4）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当时俄国的工商业还比较幼稚，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军事和国内市场的需要，于是彼得大帝就用政治的力量，来竭力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他设立了许多国营的矿场和手工工厂，并且诱致外国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来俄国设厂制造。当时由于农奴制的束缚，工场中不能获得足够的劳动力，彼得大帝乃发布诏令，规定工场主人可以用购买的方式去“占有”整个村庄中的农奴，使他们永久地隶属于工场，以从事于工业生产劳动。在对外贸易方面，彼得大帝是采用重商主义的政策，提高关税壁垒，以保护本国新兴的工商业。经过这样大力的提倡，俄国的纺织业、钢铁业、军火工业和造船业都比以前增加了好几倍，并为以后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5）分封新贵族。俄国的旧贵族都是反对改革的。彼得大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策，乃不得不倚靠新的力量。他把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都分封给那些出身寒微而忠于他自己的军人和官吏，使之成为新贵族。在彼得大帝改革以前，俄国旧有的贵族还不到3 000家。而在改革以后，新贵族则陡增至10万家，男女合计不下100万人。这样一个庞大的寄生的贵族阶级，完全是靠农奴胝手胼足的劳动来供养的。所以，在彼得大帝时代，俄国的农奴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普遍了。（6）吸收西欧先进的科学知识，发展教育事业。彼得大帝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设立了几所新型的学校，强迫贵族子弟入学，钻研西欧各国先进的科学知识。1700年，彼得大帝下诏废除旧日的历法，改用古罗马时代恺撒所颁行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其实，那在1582年由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所颁布的更为精确的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当时俄国的知识界也已经知道了，但因俄国系信奉东正教，不受天主教教皇的管辖，所以彼得大帝就不采用格列高利历而采用儒略历。以后俄历的日期比公历迟13天，原因即在于此。1703年，俄国最初有报纸出现。此外，彼得大帝更把旧有的俄文字母予以简化，使之适合于文化的传播，那便是目前所沿用的俄文字母。彼得大帝并筹设俄罗斯学院，作为最高的学术机关。（7）改革俄罗斯人的生活习惯。当时俄国人在生活习惯上还是东方式的，男子们留着胡须，穿着臃肿的长袍，妇女们则深居闺阁，甚至带着面罩。彼得大帝痛恨这种落后的生活状态，他有时亲自用大剪刀剪去贵族们的长髯（图4-4），鼓励他们改穿短装和长靴，他常常举行跳舞会，要贵族妇女们出来参加社交活动。巴黎、伦敦和维也纳的生活图4-4　彼得大帝亲自用大剪刀习惯，被搬进了闭塞的俄罗斯。剪去贵族的长髯彼得大帝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许多阻碍，然而，他却毅然不顾一切，决心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底。他的太子阿列克谢（Alexis）反对改革，并且受到旧贵族的拥戴，阴谋鼓动士兵进行政变。彼得大帝即将阿列克谢逮捕起来，交付特别法庭审讯，判处死刑。不久之后，阿列克谢毙于狱中。列宁写道：“……彼得促进了野蛮的俄罗斯对于西方文化的模仿，而他在反对野蛮主义的斗争中，也不惜采用蛮暴的方式。”（《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俄文第四版，第307页）

彼得大帝的改革，是按照俄国地主贵族和商人阶级的利益来进行的。经过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俄国终于脱离了落后的状态，跃为欧洲的强国。然而与此同时，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遭受到比从前更为惨重的剥削。在历史上，彼得大帝的改革确实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如果与人民的解放事业的领袖比较起来，彼得大帝便难以比肩了。

三、彼得大帝对瑞典和土耳其帝国的战争，圣彼得堡的建立

在17世纪时，瑞典是北欧最强大的国家。当时瑞典的王室除了统治瑞典本土以外，还领有现今的芬兰，波罗的海东岸的卡累利阿、英格里亚、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德意志境内的西波美拉尼亚以及奥得河和易北河的出海口。当时整个的波罗的海，几乎就是瑞典王国的内湖。

然而，17世纪时瑞典王国的强盛是很表面的，它本土的资源多未开发，人口稀少，农民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工商业也不发达。而它境内的芬兰人、爱沙尼亚人、立特人、俄罗斯人、波兰人、德意志人和丹麦人等，则都要求从它的羁轭下解放出来。

瑞典阻遏着俄罗斯的发展。俄罗斯要收复以前所丧失的波罗的海东岸的土地，并获得出海的港口，那么势必要与瑞典进行一战。

1699年，彼得大帝在游历西欧的归途中，与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订立反瑞典的同盟，丹麦国王也参加了。在这同盟之中，俄罗斯是要从瑞典手里收复卡累利阿（Karelia）、英格里亚（Ingria）一带的土地。波兰是要从瑞典手里合并爱沙尼亚（Estonia）和利沃尼亚（Livonia），丹麦则是想削弱瑞典的势力，以便乘机取得德意志境内的荷尔斯泰因公国和易北河的出海口。盟约成立以后，三国的军队即分别出动，准备对瑞典作战。这个以俄罗斯为首的反瑞典的战争在历史上叫作大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战争延续的时期是从1700年至1721年。大北方战争与西欧各国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但却延续得更久。

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Charles XII）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狂热的黩武主义者。他不让俄罗斯、波兰、丹麦三国的军队有集中的机会，即先发制人，领兵在丹麦登陆。1700年8月，丹麦屈服，退出了三国同盟。接着，卡尔十二世就转过来寇掠俄罗斯和波兰。

战争刚爆发时，彼得大帝即派兵围攻瑞典设在芬兰湾南岸的要塞纳尔瓦（Narva）。1700年11月，卡尔十二世率领着瑞典的侵略军8 000人在纳尔瓦附近登陆，对彼得大帝的部队进行反包围，结果彼得大帝的部队背腹受敌，损失惨重（图4-5）。卡尔十二世错误地以为俄军已经无力再战，于是他移师去蹂躏波兰。在那以后的6年中，他都是在波兰追奔逐北，没有立即侵犯俄罗斯。图4-5　纳尔瓦战役

由于纳尔瓦战役失败的教训，彼得大帝认识到必须改建俄罗斯的军队，才能抵御瑞典的侵略。他用惊人的速度在民间征集了一支新的兵团，以代替过去那些由贵族所掌握的近卫军。他为了要弥补军械方面的损失，甚至下令销毁教堂的大钟，以便有更多的青铜来铸造大炮。爱国的热忱弥漫在整个的俄罗斯，于是不到一年，俄国就又可以出阵交战了。当卡尔十二世被牵制在波兰时，彼得大帝乘机率领着他的新军迭次击败瑞典的部队，占领了卡累利阿和英格里亚。1703年，彼得大帝在芬兰湾的东岸，涅瓦河口的沼泽地带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并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圣彼得堡。同时，彼得大帝又以圣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得要塞为基地，开始建立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1704年，彼得大帝终于攻下了纳尔瓦。

1708年，卡尔十二世率军侵入俄罗斯的西南部，当时乌克兰有一个民族叛徒，是哥萨克人的军事首领，名叫马塞巴，曾经勾结卡尔十二世谋叛，想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而独立。然而，绝大部分的乌克兰人民则反对这种阴谋，他们忠贞不二地誓死维护俄罗斯，并且组织了游击队来截击瑞典的侵略军。结果卡尔十二世孤军深入，兵员和粮饷都无法补充，陷于极其狼狈的境地（图4-6）。图4-6　卡尔十二世（左）会见1709年7月，卡尔十二世围攻俄军的要塞斯坦尼斯瓦夫一世波尔塔瓦（Poltava），企图直接威胁莫斯科，彼得大帝亲自带领了他的主力部队前来堵截，于是俄罗斯与瑞典之间的决战便在波尔塔瓦附近展开了。

在波尔塔瓦大战的前夕，彼得大帝向全军战士呼吁道：“战士们！决定我们祖国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了，所以，你们不要认为是在替我彼得个人而战，你们是为了托付给彼得的王国，为了你们自己的妻子儿女和你们自己的家乡而战。不要被号称为无敌的敌人的空名所吓倒，因为你们自己所获得的各次胜利已经一再证明那是一句谎言。至于我彼得，你们要知道：只要俄罗斯是生活在光荣和欢乐之中，国富民康，我个人是不惜牺牲生命的……”

为祖国而战的俄罗斯健儿，人人争先效力，以百倍勇敢的精神聚歼瑞典的侵略军。这次波尔塔瓦战役的结果，俄军获得了全胜，单单被俘虏的瑞典官兵就共达2万人。那仓皇败退的卡尔十二世只带了一小队人马逃出俄国国境，流亡到土耳其帝国去了。

在历史上，波尔塔瓦战役标志着俄罗斯与瑞典两国势力的兴替。经过这一次的决战，瑞典的强国地位就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波尔塔瓦战役的胜利，大大地提高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这时波兰国王和丹麦国王再与彼得大帝缔结同盟，而普鲁士和汉诺威也参加到这个同盟方面来，乘势夺取瑞典在德意志境内的土地。

卡尔十二世煽动土耳其帝国的苏丹对俄罗斯作战。1711年，彼得大帝率兵4万人南下，抵御土耳其帝国的攻势。然而，他在普鲁特河畔（Prut River）被优势的土耳其军队约20万人所包围，结果不得不罢战言和。根据该年所签订的《普鲁特和约》，俄国又把1696年所获得的亚速要塞划归土耳其帝国。终彼得大帝之世，俄国想收复黑海地区的愿望均未能实现。

1712年，彼得大帝正式把圣彼得堡定为首都。俄国在波罗的海上开了一个天窗，它与西欧各国的接触就更频繁了。从此以后直到1917年10月革命时，圣彼得堡（1914年改称彼得格勒）都是俄国的政治中心（图4-7）。图4-7　17世纪的圣彼得堡

1714年，俄国舰队在芬兰的汉果乌得峡附近击败了瑞典的海军。这样，俄国便开始掌握波罗的海的霸权。

1718年，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在侵略挪威的战争中被杀，于是参战各国开始议和。根据1720年所签订的《斯德哥尔摩条约》（Treaties of Stockholm），丹麦取得了荷尔斯泰因公国和赔款，普鲁士取得西波美拉尼亚（West Pomerania）的大部分和奥得河口之地，其中包括要港什切青（Stettin）；汉诺威则取得了易北河口的土地。从此瑞典王国在波罗的海南岸只保有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一港，其余在德意志境内的领土都一概丧失了。

1720年，俄国舰队在格伦加姆岛附近又一次击溃了瑞典的海军，于是瑞典门户洞开，俄国的战斗部队得以一直打到它的首都斯德哥尔摩附近。

1721年，俄国与瑞典订立《尼斯塔德条约》（Treaty of Nystad）。瑞典正式承认俄国占有卡累利阿、英格里亚、爱沙尼亚、利沃尼亚以及芬兰南端的一块土地，其中包括维堡要塞。

在《尼斯塔德条约》订立以后，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地位便巩固了，这时俄罗斯正式被称为俄罗斯帝国。

四、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俄罗斯，俄土战争，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1725年，彼得大帝去世，继位的是他的第二个皇后，同情改革但却缺乏毅力的叶卡捷琳娜一世。1727年，叶卡捷琳娜一世去世，皇位传给阿列克谢之子，彼得大帝之孙，称彼得二世。彼得二世即位时年仅12岁，国事概由宫廷权贵决定。1730年，彼得二世病死，一部分的宫廷权贵拥立彼得大帝的侄女、曾经嫁给库尔兰（Courland）公爵为妻的安娜·伊凡诺芙娜·罗曼诺娃为帝。在安娜女皇的时代，俄国的政事多操控在一些德意志的客卿手里。1740年，安娜女皇去世，俄国的贵族乃乘机举行政变，褫夺了德意志客卿的权力，拥立彼得大帝的幼女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罗曼诺娃为女皇，伊丽莎白于1741年因宫廷政变推翻伊凡六世而即位。

彼得大帝的几个继承人都很愚昧无能。在那一段时期内，俄罗斯的宫廷政治腐败已极，然而俄罗斯的国力却仍旧在不断发展。

1733—1735年，俄国参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56—1763年，俄国又参加了七年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之中，俄国都是以强国的地位来干预欧洲的政事，确立了它在东欧的霸权。伊丽莎白女皇没有子嗣，她在位时就抚养她姊姊安娜的儿子、德意志境内荷尔斯泰因公国（Holstein）的公爵彼得为继承人，那就是后来的彼得三世（Peter III）。彼得三世之妻，便是那出身于德意志一个小邦的破落贵族，而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图4-8）作伐送来俄国的叶卡捷琳娜（Catherine，1729—1796年）。图4-8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1762年1月，伊丽莎白女皇去世，彼得三世即位。彼得三世在心理倾向上完全是一个德意志人，而且是一个神经失常的白痴。他对于俄罗斯的一切都感到格格不入，常常咒骂“俄罗斯是一个天杀的国家”。然而，他的皇后叶卡捷琳娜却遇事随和，她学习俄文，并且改信了东正教，深得皇室权贵和朝廷大臣们的拥戴。当时俄国在七年战争中大获胜利，俄军已经攻陷了普鲁士的首都柏林，但彼得三世却因其个人崇拜普王腓特烈大帝的关系，突然放弃了一切胜利的成果，转过来帮助普鲁士。这件事深深地触怒了俄国的贵族阶级，他们不能容忍由这样一个倒行逆施的蠢汉来掌握国家的命运。在同一年的7月，俄国宫廷发生政变，彼得三世被迫去位，而且不久之后就被谋害了。叶卡捷琳娜被拥立为女皇，是为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

在私人生活上，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女王。不过在政治方面，她却能绍承彼得大帝的遗绪，代表俄国地主贵族和商人阶级的利益，对内巩固中央集权的政体，对外肆行扩张。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于当时欧洲先进的政治思想也很注意，她曾经常常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通信，并且邀请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中坚人物、科学家狄德罗担任她的宫廷教师。她虚伪地装作开明，但实际上却是个极端专制的暴君。

从1766年起，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派兵侵入波兰，在那里培植了亲俄的傀儡政权。这种干涉，终于引导到波兰的灭亡。在1772年、1793年、1795年3次瓜分波兰的过程中，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是积极的参加者。

叶卡捷琳娜二世（图4-9）对波兰的野心引起了土耳其帝国的妒忌。1768年，土耳其帝国在法国的怂恿下向沙皇政府提出牒文，要求俄国撤退派往波兰的军队。叶卡捷琳娜二世复文拒绝，并想乘势击败土耳其帝国以打通出黑海的门户，于是俄土战争（Russo-Turkish War）便爆发了。

从1768年到1774年，俄国与土耳其帝国进行了6年恶战。那由鲁缅采夫和苏图4-9　叶卡捷琳娜二世沃洛夫等名将所统率的俄国兵团，击溃了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的土耳其军队，创造了许多战略上的奇迹。同时俄国的海军统帅斯皮里多夫率领波罗的海舰队，绕过欧洲西部，驶抵黑海区域，击败了土耳其帝国的海军。最后，土耳其帝国被迫与俄国订立《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其中重要的内容是：（1）土耳其帝国完全放弃在黑海以北的土地，俄国获得了亚速要塞及其邻近的地区；（2）俄国的商船得在土耳其帝国的领海内自由航行，从黑海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出地中海；（3）俄国对于土耳其帝国境内信仰东正教的居民享有保护权；（4）土耳其帝国保有希腊、摩尔达维亚（Moldavia）、瓦拉几亚（Walachia）等地，但须改善其行政。

这样，那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想在黑海上开一个天窗的炽烈愿望，这时便实现了。再者，此后俄国可以用保护东正教为借口，随时来干涉土耳其帝国的内政。

就是在这一次俄土战争期间，俄国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农民大起义。由于沙皇专制的压迫和农奴制的束缚，俄国农民的生活状况是极为凄苦的。在18世纪60年代，俄国的农民起义已经是风起云涌，单在俄国中部一带就发生过将近40次的武装暴动。然而规模最大、影响最远的，则为1773—1775年普加乔夫（Pugachov）所领导的农民起义。

普加乔夫出生于顿河流域一个哥萨克人的村庄里，那也是17世纪中期俄国杰出的农民革命的领袖斯切潘·拉辛的故乡。普加乔夫原为沙皇军队中的士兵，曾经参加过七年战争以及对土耳其帝国的战争。他后来因病退伍，即漂泊于顿河流域和伏尔加河流域各地，到处访贫问苦，结交了许多有革命热忱的志士。1773年9月，普加乔夫聚众起义。当时俄国有一项无稽的谣言，说沙皇彼得三世并没有死，只是因为想改善农民的处境而受到贵族的迫害，结果流落在民间。封建时代的农民很自然地都具有皇权思想，因此，普加乔夫就冒充为彼得三世，并且用彼得三世的名义来发布诏令：允许把农民从奴隶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使他们重新得到土地和自由；凡属贵族所霸占的耕地、森林、牧场、矿山和水源，一概都交还给人民共同享用。这一号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各地的农民、牧者、矿工和冶金工人都揭竿而起，像万流归海一样来参加普加乔夫的队伍。同时，伏尔加河下游和黑海北岸一带的哥萨克人、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和巴什基尔人等，也都闻风响应。普加乔夫率领着起义者转战于俄国中部各地，声势极为浩大。然而，由于农民本身的保守性和分散性，以及各个民族之间的隔阂，他所获得的那些胜利都是不巩固的。1774年8月，普加乔夫被沙皇的军队所击败，最后他被一群哥萨克的贵族所拘捕，解送到莫斯科。1775年1月，普加乔夫在绞刑台上壮烈牺牲。可是，当年农民大起义的英勇事迹，却永远活在人民的心坎中。普加乔夫（图4-10）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与过去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一样，虽然曾经对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冲击，从而也就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但结果却是失败的。这种失败，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叶卡捷琳娜二世在镇压了普加乔夫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之后，更厉行贵族专制统治。她颁布了一系列改革地方行政的法案，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图4-10　普加乔夫1783年，俄国正式合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并且开始把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营建为要塞和海军基地。

1787年，俄国又与土耳其帝国启衅，这一次的战争延续了5年，结果土耳其帝国海陆两军皆败。在杰出的海军将领乌沙科夫的指挥下，俄国海军歼灭了土耳其帝国的舰队，取得了黑海的控制权。根据1792年所订立的《雅西和约》，俄国把南面的疆界扩张到德涅斯特河。

在18世纪时，俄罗斯已经产生了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科学家，其中最伟大的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Mikhail Vasilyevich Lomonosov，1711—1765年）。

罗蒙诺索夫出生于白海边上，离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不远的一个渔村里，家境极为清贫。然而，他却自幼就养成勤学的习惯，并且排除万难，前往当时莫斯科唯一的高等学校读书。他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被派遣到国外去深造。他在西欧留学4年，研习数学、化学、地质学和冶金学。他回国后被任命为教授，并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罗蒙诺索夫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有些创造性的发现，决定了以后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科学研究的方向。他首倡热能说，他是发现物质不灭定律的第一人，他又著了一部相当完备的俄文文法。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写道：“罗蒙诺索夫兼备着非凡的意志力和非凡的理智力，他总结了一切教育部门的成果。对于知识的渴望，便是他那充满着热情的心灵中压倒一切的热情。他是历史学家、修辞学家、工程师、化学家、矿冶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他精娴各门学问，并且把这一切都融会贯通了。”

罗蒙诺索夫对于科学知识的传播和祖国青年一代的教育事业极为关怀。1755年，他倡议创立莫斯科大学，后来从这里产生了许多卓越的科学家和文学家。目前俄罗斯的最高学府、为全世界所景仰的莫斯科大学，还是以罗蒙诺索夫（图4-11）这一光荣的名字来命名的。图4-11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

第五章 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美国的成立

一、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概况

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是在距今约15 000年以前由亚洲的东北部移殖过来的。他们散居在北美、中美和南美，分为许许多多的氏族、大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在共有土地的基础上经营着畜牧业和农业。自那历史上不可记忆的年代以来，印第安人就发展了自己的优美的文化。他们精于纺织和雕刻，能制造精美的陶器，并且也有“金字塔”和“木乃伊”。他们创造了以象形为主的文字，制定了很精确的历法。他们已在使用青铜器，但还不知道炼铁的方法。印第安人在农业上对世界人类有巨大的贡献，马铃薯、玉蜀黍、落花生、西红柿和烟草等农作物就是首先由他们育种栽培出来的。这些农作物，其中尤其是马铃薯和玉蜀黍，以后被移植到世界各地，就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的食物。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印第安人正处在由氏族过渡到国家的阶段，即约相当于希腊人在英雄史诗时代的阶段。可是，欧洲各国殖民者的入侵，却把印第安人社会发展的进程打断了。

欧洲的殖民者抢夺新大陆，是用极残暴的方式来进行的。历史学家福斯特（William Foster）在《美洲政治史纲要》一书中写道：“美洲的征服，给印第安人的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无情的毁灭，屠杀了千百万的人民，就其明目张胆的野蛮性、荼毒生灵以及对于历史文物和可贵的社会制度之破坏等方面说来，这个征服在近代史上是没有其他的例子可以比拟的。这是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建立而来的规模最大而性质最烈的浴血斗争之一。”（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要》，1951年纽约英文版，第41页）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开始于17世纪初期。当时由于英国本土圈地运动的扩展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动统治，一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以及一些政治和宗教上受迫害的人，相率渡海移往北美的东岸，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同时，英国的贵族和资本家也组织了各式各样的特许公司，借移民事业来榨取超额的利润。从1607年至1733年那120多年之内，英国的殖民者先后在北美的东岸建立了下列13个殖民地：弗吉尼亚（Virginia）、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马里兰（Maryland）、罗得岛（Rhode Island）、康涅狄格（Connecticut）、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纽约（New York）、新泽西（New Jersey）、特拉华（Delaware）、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和佐治亚（Georgia）。这些殖民地便是美国最初的13州。

与英国人同时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还有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西班牙人所占领的是北美的西南部以及佛罗里达（Florida）半岛；法国人所占领的是加拿大和整个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从17世纪中期直到18世纪中期，每逢欧洲发生什么战争，英国的殖民者与法国的殖民者即在北美洲进行搏斗。经过威廉王之战、安妮女王之战、乔治王之战以及七年战争，英国的殖民者终于在北美获得了压倒的优势。根据1763年的《巴黎和约》，加拿大和整个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以及佛罗里达都改属于英国。

欧洲的殖民者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了北美洲。然而在最初，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同时存在的还有奴隶占有制、债奴制和封建制。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交织在一起，便决定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在阶级组成上的复杂性。

当时的北美洲并非“自由”的摇篮，而是奴隶制的温床。在这新开发的土地上，欧洲的殖民者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复活了古代的奴隶制，他们不单使用黑奴，并且广泛地使用白种人的债奴。在最初，那些白种人的债奴为数甚众，几乎占到北美殖民地人口的一半左右。

在18世纪中期，英属北美的13个殖民地在经济上还是以农业生产占支配的地位。一般说来，各地的农业人口均在90%以上。但在某些地区，纺织、矿冶、造船等工业部门的手工工场也已经兴起，并且发展得很快。在1775年，英国新建的船舶约有1/3是在北美殖民地的船坞中建造的。就经济形态而言，这13个殖民地可以粗略地分为以下的3个类型：

属于第一个类型的是新英格兰（New England）一带的殖民地，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和罗得岛。这一带的居民虽然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但也从事于捕鱼、采矿、伐木、炼铁、造船、制革、纺织以及其他的手工工艺。新英格兰的工商业比较发达，在这里已经出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属于第二个类型的是南方一带的殖民地，其中包括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这一带的土地多为大地主所占有，形成种植园（Plantation）经济。种植园主（图5-1）是以地主而兼资本家，他们使用黑奴劳动，在广阔的土地上种植烟草、甘蔗、蓝靛、稻米和棉花等经济性的作物，出售给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市场。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第三个类型的图5-1　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殖民地，其中包括纽约、宾夕法尼亚、马里兰、新泽西和特拉华。这一带除了小农经济以外，尚有把土地出租给农民以榨取地租的贵族地主。这一带的工商业也比较繁盛，铁器制造业尤为发达。

原先，这些英属北美的13个殖民地在政治上的联系是很脆弱的。每一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议会，都有一个由英王所任命或由本地居民所选举出来的总督。由于17世纪中期英国本土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这些殖民地也都已经确立了代议制的政体。总督与议会之间的关系，正同英王与英国议会之间的关系一样。一切有关于财政或民事的法令，如果不得到议会的同意，总督是不能付诸实施的。

英国政府是按照重商主义的原则来统治北美殖民地的。第一，它认为殖民地应当以英国本土所不能出产的原料供给英国的制造商；第二，它认为殖民地不得自行发展工商业，以免与英国的资本家有所竞争；第三，它认为殖民地的人民应当纳税，以分担英国的军事费用。根据克伦威尔时代所颁布的《航海条例》，英国政府限定北美殖民地所出产的烟草、甘蔗、蓝靛、稻米和棉花等原料必须用英国船舶先运往英国，然后再销售各地。北美殖民地人民所需用的工业品，也必须单从英国输入。英国政府禁止把新的生产设备输往北美殖民地，甚至不许北美殖民地人民把当地出产的皮毛制成帽子，而必须先把皮毛出售给英国的资本家，在英国制成了帽子再运销到北美来。在18世纪中期，瑞典的学者彼得·葛尔模教授在旅行北美之后写道：“实际上，英属各殖民地的财富和人口增加得那样快，它们不久就会成为英国的竞争者。为了维护宗主国的商业和富强，英国就禁止殖民地设立可能会与英国竞争的手工工场。除了少数特殊规定的地区以外，殖民地的通商范围，不能超出不列颠的领土。外国人也不许和美洲各殖民地通商，诸如此类的限制还多得很。”

除了对于工商业的限制以外，英国政府更限制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向西部的自由土地上移殖。1763年，英国政府为了维护英国商人与印第安人的贸易以及地主阶级对于自由佃农剥削，特下令限定殖民地的人民只能在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 Mountains）以东的地区居住，不得向西部的土地上拓殖。这一项禁令激起了北美殖民地广大人民的反对，他们要求向西移殖以获得土地。

在独立战争的前夕，英属北美的13个殖民地共有居民约近300万人（其中约有50万人是黑奴）。都市人口也正在增加：当时北美最大的都市、宾夕法尼亚的首府费城（Philadelphia）已拥有居民约近4万人；纽约城已拥有居民约近3万人；麻萨诸塞的首府波士顿（Boston）则拥有居民约2万人。尽管北美13个殖民地在政治上还宛如13个自治的小邦，但它们的居民却因为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正在发展中的内部经济联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而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了。殖民地的人民生活在远离宗主国的大西洋彼岸，他们在民族情绪上已不同于英国本土的人了。

18世纪中期，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政治自觉性逐渐增长了起来。当时新英格兰的牧师乔纳森·梅修（Jonathan Mayhew）从自然权利的哲学观点出发，主张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梅修认为，如果统治者一味地压迫人民、掠夺人民，那种统治者根本就不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而只是魔鬼的爪牙。那么，人民唯一自救的道路就是起来革命。这种思想在殖民地人民中传播得很广。

伴随着新民族的形成和人民政治自觉性的提高，北美殖民地涌现出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家，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富兰克林（图5-2）的一生是极丰富的，他是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而兼科学家。富兰克林早年曾做过印刷所的学徒，他以勤奋的自学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学识的人。1732年，富兰克林发表所著的《贫穷人理查德的格言录》（Poor Richard’s Almanac）。那些格言都体现着资产阶级的庸俗的道德观，例如，“囊空如洗的人在社会上是不能立足的”；“省下来的一个小钱，比赚得来的两个小图5-2　本杰明·富兰克林钱要好”；“有财产的人才有后代”，诸如此类，这些格言后来就成了实利主义者之精神上的信条。富兰克林提倡在各地设立公共图书馆并改善城市的居住条件，而他在担任北美殖民地邮政总监的任期内，又大大地改进了邮政的设施。从1746年起，富兰克林开始研究电学，他在理论上认识到可以利用电力来为人类服务。早在1754年，富兰克林就发起邀请各个殖民地的代表在纽约的奥尔巴尼城（Albany）开会，商讨如何使13个殖民地在政治和军事上联合一致的方案。尽管奥尔巴尼会议未能达成预期的结果，然而它的召开，实为后来大陆会议的端倪。富兰克林晚年多从事于政治活动和外交活动，他所留下来的那部文情并茂的自传，是世界文库中的古典著作之一。杰斐逊出身于弗吉尼亚的地主之家，早年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思想上，杰斐逊代表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他服膺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尊重理性，认为天赋人权是不容剥夺的，政府的设立，目的就在保障天赋的人权。1773年，杰斐逊发起组织各个殖民地之间的通讯委员会，呼吁各地的人民起来反抗英国的暴政。杰斐逊主张把土地划分为较小的片块，使一切愿图5-3　托马斯·杰斐逊意在土地上耕种的人都可以得到耕地。在这种小农制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杰斐逊（图5-3）把民主理想的实现寄托在人民群众身上，他曾经指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我们的民主，自由之永恒的支柱。富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杰斐逊主张进行暴力革命，他曾经说道：“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者和暴君们的鲜血来灌溉。”及至1776年，杰斐逊就用他那沉雄典丽的文笔写成了近代史上一篇极重要的文献——《美国独立宣言》。

总之，在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那里的居民已经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他们孕育着自由、民主的思想，渴望能脱离宗主国而独立。但英国政府的政策，则在阻遏着这种发展。北美殖民地的人民要摆脱掉英国政府所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于是独立战争就必然要爆发了。

二、独立战争的爆发——大陆会议的召开和独立宣言的发表

在七年战争以前，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因为要防御法国和西班牙的入侵，还必须仰赖于宗主国的保护。然而就是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武装协助英国的正规军，进行反法战争，结果把法国殖民者的势力完全赶出了北美大陆，于是形势就改变了。在七年战争之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已经不必再戒惧法国的侵略，因而也就不必再依靠宗主国的保护。再者，根据1763年的《巴黎和约》，英国从法国手里获得了加拿大和整个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从西班牙手中取得了佛罗里达。这些新获得的土地，究竟是供殖民地的人民去开发呢？还是供英国的统治集团去利用呢？由于这些原因，殖民地人民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就加深了。

原先，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并不为英国政府负担任何财政上的义务。后来英国政府因为在七年战争中军费开支浩大，财政亏空高达1.4亿英镑之巨。它想把这一笔债务转嫁到殖民地人民的身上来，于是巧立名目，开始在北美殖民地征收捐税。1764年，英国政府在北美殖民地征收糖税。它为了杜绝糖品的走私，特别重申《航海条例》的禁例。1765年，英国政府又在北美殖民地实施《印花税法》（Stamp Act），规定一切的公文、契约、合同、遗嘱、文凭、报纸、杂志都必须贴上印花，方才可以生效或流通。当时受这印花税法影响最大的是一些律师、银行老板、商人和出版家，于是他们就群起反对。在塞缪尔·亚图5-4　波士顿人民把英国政府出售印花的当斯（Samuel Adams）的领导官员捉来，给他们脸上涂了柏油，身上贴了鸡毛，拖到大街上去游行示众之下，波士顿的工人、手工业者、农民、渔民以及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士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叫作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他们公开地宣称：英国议会中并没有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代表，因此，它就没有权力制定法案来向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征税。英国政府不得到殖民地人民的同意而擅行聚敛钱财，那就是暴政。1765年10月，北美殖民地各主要城市的代表集议于纽约城，宣言反对《印花税法》，并向英国政府要求其他的民主权利。这时反英的潮浪弥漫在各地，波士顿的人民举行集会，把英国政府出售印花的官员捉来，给他们脸上涂了柏油，身上贴了鸡毛，拖到大街上去游行示众（图5-4），而最后则把那些尚未出售的印花税票付之一炬。在这一次反《印花税法》的斗争中，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已经用实际行动来否认英国的宗主国权。英国政府迫于殖民地人民的舆情，终于在1766年废除了那万人怨恨的《印花税法》。不过，它却发表了一项宣言，说英国议会有权为殖民地制定法案，接着便又颁布了一些征税的条例，并且派遣了一支部队来进行镇压。但这时殖民地的人民对英国政府已经由痛恨转为藐视，当那些穿着红色制服的英国军队在波士顿街头出现时，波士顿人则嘲谑地呼之龙虾兵（Lobsterbacks）。图5-5　波士顿惨案1770年3月5日，英军造成了波士顿惨案（图5-5），枪杀无辜平民5人，于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就知道流血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波士顿惨案发生之后，英国托利党的领袖诺斯勋爵（Lord North）上台组阁。他主张用怀柔政策来平息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怨怼，所以废除了一切征税的条例，只留下一项不重要的茶税，以表示英国政府还是有权向殖民地人民征税的。然而，即使是这样一项零星的茶税，在殖民地人民的心目中仍为英国政府暴政的象征。1773年12月，在一个严寒的冬夜里，有一批波士顿的志士乔装作印第安人，潜入一艘停泊在港内的英国茶船上，把它所装的茶叶全部抛入海中。殖民地的人民痛恨英国的统治，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来宣泄心中的义愤。

波士顿倾茶事件使英国的统治集团老羞成怒。接着，英国政府便公布了5项所谓《不可容忍法令》（Intolerable Acts）。第一，封锁波士顿海港；第二，取消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自治权；第三，扩大英军在殖民地的活动范围；第四，规定如英国官员在殖民地犯罪，必须送回英国审判，不受当地法律的制裁；第五，把西部边疆上广大的土地划归加拿大的魁北克省（Quebec）管辖，并允许在加拿大的法国人得保持天主教的信仰，以阻止13个殖民地的人民向西部地区移殖。

英国政府这5项所谓《不可容忍法令》，完全暴露了它那狰狞的面目。在殖民地的人民看来，英国的统治才真正是不可容忍的！1774年9月5日，由于马萨诸塞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塞缪尔·亚当斯的提议，北美的13个殖民地各派代表集议于费城，以商讨共同对付英国的办法，这便是历史上第一届的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在这以前，北美的13个殖民地从来不曾有过共同的议会、共同的财库或共同的军队。第一届大陆会议（图5-6）是基于殖民地人民的图5-6　第一届大陆会议共同愿望而产生的，它给后来美国联邦政府的组织提供了一个雏形。参加这一届大陆会议的有许多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其中最露头角的是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等。他们通过了决议案，谴责英国的暴政，并且号召殖民地的人民起来彻底抵制英货。这种抵制收效甚巨。在1774年，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总额约为250万英镑。而在1775年，这个数字就陡降到20万英镑。

不过，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政府的态度也决不是一致的。这时他们分为两派：一派是亲英的，其中多为英王所任命的官吏、享有特权的商人、贵族地主以及英国国教的牧师，他们被称为王党（Loyalist）或托利党（Tories）；另一派是主张独立的，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是新英格兰一带的资产阶级，而基本群众则为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他们被称为爱国者（Patriots）或辉格党（Whigs）。在整个独立运动的进程中，这两派都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的过程，也就是北美殖民地内部阶级斗争的过程。

这时，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已经开始组织民兵。这些民兵被称为一分钟人（Minute Men），意为遇有事变，在一分钟之内即须迅速集合。1775年4月19日，驻屯在波士顿的一支英国军队约800人下乡搜索民兵的军火，并企图逮捕爱国者的领袖。这一个挑衅的行为事先被民兵所侦悉，于是他们就埋伏在波士顿近郊的莱克星顿（Lexington）和康科德（Concord）一带的丛林中窥视动静。在英国军队逼近之际，双方开枪射击。结果民兵有8人当场毙命，10人受伤；而英军死伤较多，800人中生还的仅约2/3。这莱克星顿和康科德地方的武装冲突，揭开了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序幕。

1775年5月，北美13个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举行第二届大陆会议，号召各地的人民拿起武器来进行自卫，并推举弗吉尼亚州的豪绅、曾经参加过北美殖民地的反法战争而富有军事经验的乔治·华盛顿为各地民兵的总司令，以与英军作战（图5-7）。华盛顿在政治上属于温和的民主派，但他却具有炽烈的爱国热情和卓越的组织天才。

1775年6月，民兵进攻英军在波士顿附近的重要据点邦克山（Bunker Hill），双方在这里进行了猛烈的战斗。尽管民兵在这一次的争夺战中并未得手，但却使英军蒙受到很大的损失。邦克山之战向殖民地的人民指明了一点：民兵的士气极为昂扬，他们只要有适当的军火配备，是不难把英军驱逐出去的。同年7月，华盛顿将军即率兵包围波士顿，切断陆上的供应线，使之成为一个死港。1776年3月，英国的统帅威廉·豪将军（General Howe）被迫率众撤离波士顿，随着他撤退的还有数百名英国的官员和王党分子。

大陆会议曾经致书于加拿大的人民，呼吁他们同心协力，一致起来反抗英国的暴政；然而那封信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大陆会议乃派遣两支部队进攻加拿大，一支由理查德·蒙哥马利将军（Richard Montgomery）统率，另一支由贝内迪克特·阿诺德将军（Benedict Arnold）统率。1775年11月，蒙哥马利的部队攻陷了加拿大的要城蒙特利尔（Montreal）。但在同年12月，理查德·蒙哥马利将军在会攻魁北克的战役中阵亡，贝内迪克特·阿诺德将军也无功而退，完全撤离加拿大。这样，加拿大就没有参加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它仍旧属于英国。图5-7　第二届大陆会议于1775年6月15日通过组织大陆军和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的决议

直到此时为止，北美殖民地的人民虽然希望脱离英国的统治而独立，但还没有公开提出独立的口号。1776年1月，有一位移居到北美来的英国激进民主派的战士，名叫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出版了一本用如火如荼的文笔所写成的题为《常识》（Common Sense）的书，竭力鼓动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宣布独立。托马斯·潘恩的论点是：国王都是一些“戴着王冠的匪徒”，英国政府在北美的统治完全是从自私的利益出发的。如果北美的人民要想从英国政府方面取得什么让步，那实际上只是虚妄的梦想。只有宣布独立，才可以把13个殖民地的人民团结起来，去争取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常识》一书成了北美人民政治上的“圣经”，在3个月内就行销了10多万册。于是北起马萨诸塞，南至佐治亚，各地的人民都高呼着独立！图5-8　杰斐逊、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等5人组成的委员会于1776年6月28日将起草的《独立宣言》上呈大陆会议

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与其说是由大陆会议自上而下领导着各地的人民群众来进行的，倒不如说是由各地的人民群众自下而上推动着大陆会议来进行的。1776年4月13日，北卡罗来纳的地方议会即通过决议案，使其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享有全权，得与其他各殖民地的代表联合一致，宣布独立。同年5月15日，弗吉尼亚的地方议会训令其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正式提议独立。于是在6月7日，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就以弗吉尼亚代表的身份在大陆会议中发言，提出如下的议案：“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理应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合众国。”当时大陆会议中有些所谓老成持重的温和派，还不敢贸然赞成这个议案，结果只任命杰斐逊、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等5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一篇宣言，向世界人士宣布要求独立的理由（图5-8）。直到7月2日，大陆会议才迫于人民群众的要求，一致通过了宣布独立的议案。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杰斐逊所起草并由富兰克林等人所润色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是以这样激昂慷慨的文词开始的：“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庶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促进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美国历史文选》第四十三卷，哈佛古典丛书，1910年纽约版，第160页）最后，《独立宣言》向全世界昭告：北美的13个殖民地与英国断绝一切政治上的附属关系，成为完全独立自由的北美合众国。接着，纽约城的人民就打碎了英王乔治三世的铜像，以之铸造子弹。

一般地说，美国《独立宣言》中所揭橥的那些原则大致上是从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家洛克的著作中引申而来的。不过在这里面，杰斐逊却以更明白、更坚定的语气提出了下列的主张：（1）一切的人都是生而平等；（2）天赋的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容剥夺的；（3）政府的正当权力必须是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人民有革命的权利；（4）政府的设立，必须是以促进人民的安全和幸福为目的。在杰斐逊所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初稿中，原来有一段是反对黑奴制的，但后因南方种植园主的反对，结果被删掉了。所以，《独立宣言》中所指的那些权利，实际上只有少数白种人中的资产阶级才可以享受。

美国的《独立宣言》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一篇极重要的文献。虽然这个文件是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所囿束，它所提出来的那些政治原则都是旨在保障私有财产，要使资产阶级自私的利益成为合法化的和不可侵犯的东西，但它在当时却具有进步的作用。《独立宣言》是反对殖民地压迫和反对封建压迫的挑战书，并且成为后来法国大革命期间所发表的《人权宣言》的范本。

三、独立战争的进程，欧洲各国对于美国的援助，1783年的《巴黎和约》

在1775年4月的莱克星顿和康科德地方的武装冲突之后，反英的独立战争便以如火燎原之势在北美13州蔓延开来。

北美13州的独立战争是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13州在政治上的团结并不巩固，与其说那领导独立运动的大陆会议是一个具有立法权的中央政府，倒不如说它只是各州的代表进行外交谈判的场所。大陆会议不能直接向各州征兵征税，而只能通过各州的州议会，要求它们分担一定数额的兵员和粮饷。同时，在13州还有许多公开的或潜藏的王党，他们组织了反动的武装力量，与英国军队勾结在一起，到处破坏独立运动。13州的部队主要系由民兵所组成，他们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有一度纪律性也很差。华盛顿将军统率下的部队以及其他各地民兵的总数，在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9万人，而且军械和给养都很缺乏。华盛顿将军在写给大陆会议的报告中说道：“全军中约有1/4或1/5的人都没有靴子……约有1/3的人都没有衬衣。”由于当时物资缺乏，加上投机商人的操纵，军需供应不正常，士兵们时时在挨饿。

但就战争的性质来说，那在英国方面是反革命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在北美13州方面则是革命的正义的解放战争。英国是孤立无援的，而北美13州则得到国际上广泛的同情和帮助。英国的军队有不少是从德意志各小邦所收买得来的雇佣兵，他们根本就不愿意为英国作战，而只想开小差，并且乐于能居留在美洲以获得土地。可是，北美13州的军队则为人民的武装，他们具有自发的积极性和革命性。这种性质上的不同，便使北美13州得以劣势的地位而在战争中荣获最后的胜利。

关于当年北美13州人民在独立战争中的正义性，及其所表现的英勇气概，我们可以从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所发表的演讲中想象出来。亨利曾经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想得到自由，如果我们要保卫那些我们为之长期争取的珍贵无比的权利，使其不受侵犯，那么我们就必须战斗！先生们，我重复地说一句，我们必须战斗！为保卫神圣的自由事业而武装起来的300万人民，在我们所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土上，是任凭敌人派遣多大的兵力来都不能征服的……大人先生们也许要空喊，和平、和平、和平——但现在却没有和平。实际上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不知道其他的人将选择怎样的道路；但就我自己来说，如果不让我自由而生，那么就让我战斗而死！”（摩拉斯：《美国争取自由的斗争》，1944年纽约英文版，第151页）

独立战争历时6年，它的进程是极为崎岖曲折的。在这里，我们只能把几次比较重要的战役略加叙述。

1776年7月，英军统帅威廉·豪将军驱使海陆军向驻屯在纽约城和长岛（Long Island）一带的华盛顿将军进行攻击。豪将军所带领的兵力约为35 000人，而华盛顿所指挥下的部队约为18 000人，那还是他生平所直接统率的军队的最高数字。结果因为寡不敌众，华盛顿被迫放弃纽约城，退往新泽西州一带，而最后则渡过特拉华河（Delaware），以期保存有生力量。但在1776年的圣诞节，华盛顿趁黑夜突然回兵反攻，复渡过冬季结冰的特拉华河（图5-9），夺回新泽西州的要镇特伦顿（Trenton），擒获德意志小邦黑森籍的英国雇佣军1 000人。接着在1777年1月3日，华盛顿又夺回要镇普林斯顿（Princeton），取得了煊赫的战果。不过这些胜利都没有决定性，在这之后，华盛顿复被英军驱逐至福吉谷（Valley Forge），情形非常危殆。在严寒的冬日，华盛顿的部队没有毛毯，许多人甚至是赤着脚。士兵脚上的血迹，把白雪都染红了。图5-9　华盛顿率军渡过冬季结冰的特拉华河

北美13州的民兵和游击队，在独立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777年的秋天，英国将军约翰·伯戈因（General Burgoyne）率军8 000人自加拿大南下，企图与威廉·豪将军会师，以钳形的攻势来切断新英格兰与其他各州的联系。于是新英格兰一带的民兵奋起截击，配合着正规军，把约翰·伯戈因将军包围在纽约州北部的萨拉托加城（Saratoga）。1777年10月17日，约翰·伯戈因将军终于被迫以残余的部队5 000人投降，这萨拉托加之战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北美13州人民的信心，并且扭转了整个战争的局势。

北美13州想取得欧洲各国的援助。早在1775年，大陆会议就派遣西拉斯·迪恩（Silas Deane）赴法国活动。在宣布独立以后，大陆会议又增派博学多能、享有国际声誉的富兰克林为特使，衔命往巴黎协助西拉斯·迪恩的工作。富兰克林那学术上的造诣、谦谦君子的风度以及他那雅而不谑的诙谐，在欧洲人士中博得极大的好感。当时欧洲大陆各国都和英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暗中多同情北美13州的独立运动，尤其是法国因为怀恨英国在七年战争中抢夺了它的殖民地，更是跃跃欲试，想对英国进行报复，甚至企图乘机夺回加拿大。当时法王路易十六曾经说道：“我们是在追求我们自己的目的。英国的威力将会因为殖民地之获得解放而被削弱！”不过，法国因为对战争的胜负没有把握，所以起初还举棋不定。及至闻知北美军队在萨拉托加大获胜利的消息之后，法国才决定加入战争。1778年2月，法国与北美合众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规定法国以海陆军和金钱援助美国独立，而美国则承认与法国通商，并保障法国在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完整。1779年，西班牙因为想收复它所丧失给英国的直布罗陀、梅诺卡岛以及在北美洲的殖民地佛罗里达，也参加到法国方面对英国作战。

这时，战争已经扩大为世界性的了，除了在北美13州的战斗以外，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军与英国的海军在大西洋各地也发生了战斗。由于英国舰队在海上阻拦并搜查中立国的商船，于是俄国便联合普鲁士、丹麦、瑞典诸国组织武装中立同盟（The first 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以实力保护中立国的航运。俄国的这项政策，对于北美合众国是有利的。1781年，荷兰也因为商业利益受到损害，参加到法国和西班牙方面对英国作战。这样，英国便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整个世界都在反对它。

北美合众国巧妙地利用了当时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把它当作一种策略来达成独立战争的胜利。关于这件事，列宁曾经写道：“当美国进行反抗英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时，曾经遇着法国和西班牙侵略者。它们都占有现今美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争取自由独立的艰苦斗争中，美国人民曾经和一部分的侵略者订立‘同盟’，以反抗另一部分的侵略者……美国人民利用法国、西班牙与英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有时甚至与法国、西班牙侵略者并肩作战，以反抗英国侵略者。美国人民首先把英国压迫者打败了，然后再从法国和西班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有一部分的土地是用购买的方式取得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83页）

除了欧洲各国政府的支持以外，北美合众国更得到了欧洲革命人士和自由主义者的援助。在独立战争掀起后，法国贵族出身而倾向于民主的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 Fayette）和罗蕾侯爵（Marquis de la Rouërie）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波兰的志士卡齐米日·普瓦斯基（Kazimierz Pušaski）和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等，都曾前往北图5-10　国际友人的援助，提高了北美军队的素质美洲，投效在华盛顿将军的麾下为自由而战。而德意志的军事专家施托伊本男爵（Friedrich Wilhelm von Steuben），则帮助华盛顿改组北美军队，使它成为一支有纪律的合于近代标准的武装力量。总计在独立战争期间，先后前往北美参战的欧洲志士为数不下7 000人。这些国际友人的援助，不仅提高了北美军队的士气，并且也改进了北美军队的素质（图5-10）。

就在独立战争进行期间，北美合众国开始向西部扩张。1778—1779年，乔治·克拉克（George Rogers Clark）率领着一支由弗吉尼亚的农民所组成的队伍，越过俄亥俄河（Ohio）向西北地区徂进。他们击败了驻屯在那里的英军，开拓了现今美国中西部的土地。

在法国和西班牙参战以后，北美军队就逐渐对英军占有优势。英国部队在陆上困于北美军队的狙击，在海上又遭受到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的骚扰，军心疲惫，士气沮落，他们自己也知道大势已去了。

在独立战争的后一阶段，战事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英军原想利用南方种植园主的帮助来挽回颓势，然而，南方各州的民兵和游击队却到处出击，使英军疲于奔命。1781年的秋天，英将查尔斯·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1st Marquess Cornwallis）被迫退守弗吉尼亚州滨海的要地约克镇（Yorktown）。这时，华盛顿将军便指挥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并且配合着格拉斯伯爵（François Joseph Paul de Grasse）和罗尚博伯爵（Jean-Baptiste Donatien de Vimeur，comte de Rochambeau）所统率的法国海陆军到约克镇来进行决战。结果查尔斯·康沃利斯被包围在孤城之中，弹尽援绝，终于在1781年10月19日以残余的部队7 000人投降（图5-11）。英军唱着悲凉的哀歌，说“世界天翻地覆”了，逐一放下了武器。在约克镇之战以后，美国的独立战争大致上就胜利结束了。图5-11　英将查尔斯·康沃利斯率部投降

1783年9月，英国与北美合众国签订《巴黎和约》。在这和约里面，英国正式承认北美合众国为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并且把阿勒格尼山脉（Allegheny Mountain）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割让给它。这新建立的北美合众国的边界是：北起加拿大，东濒大西洋，南接佛罗里达，西至密西西比河东岸。

另外，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签订和约。在那和约里面，英国承认西班牙占有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并收回以前所丧失的佛罗里达和地中海西部的梅诺卡岛。法国丧师糜饷，结果只从英国手里取得一些微小的补偿，收回它原先在西印度群岛所领有的殖民地多巴哥岛（Tobago）以及非洲西岸的塞内加尔（Senegal）一隅之地。

荷兰在这次战争中反而丧失了一些东西。1784年5月，英国另与荷兰签订和约。根据此项和约，英国从荷兰手里接管了印度东南角的商埠纳加帕蒂南（Nagapattinam），并且取得了在荷属东印度摩鹿加群岛（Moluccas）的自由航行之权。

四、独立战争结束后的美国，谢斯起义，1787年宪法

美国独立战争的过程就是美国社会内部斗争的过程。在独立战争期间，北美13州的社会面貌起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英国军队的败退，英王所任命的大小官吏、享有特权的商人、拥有大农场的贵族地主以及正统教会的高级僧侣等王党分子都狼狈地逃走了。总计前后离开北美13州的王党分子及其家属总数不下10万人。他们的土地都被没收了过来，并被分为较小的地段，标价出售给美国公民。

由于殖民地时代的结束，原先北美13州所存留着的那些封建制的残余便被肃清了。在某些州内，选举权是比以前较为普及了；一切贵族的爵位和称号都被取消；长子继承制被废止，法律规定兄弟姊妹可以同样地继承遗产；正统教会的特权被取消，各州都相继承认了信仰自由的原则；白种人的债奴制遭受到普遍的禁止，而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岛等北方诸州则相继废除了黑奴制。但各州的情形是各不相同的，这时南方诸州的种植园主却正在扩大黑奴制。

土地问题原为独立战争中一项最重要的问题。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大陆会议便通过了一系列的土地法令，宣布把西部的自由土地归为国有，分段出售给农民去屯垦。根据1787年的《西北条例》（Northwest Ordinances），凡西部的某一特定地区居有5 000名男性的自由民，即可在联邦官员的监督下享有自治权；以后发展到有自由民6万人，即可取得州的资格而加入联邦，其政治地位与原来的13州完全平等。《西北条例》中又规定：在新成立的地区中，居民享有信仰自由和人身自由，法庭中必须实行陪审制。此外更规定：“在西北地区，除了是惩治罪犯而由当事人正式认罪者外，一律不得实行奴隶制或其他强迫性的奴役。”不过，这项规定后来并没有严格地被遵守。垦殖事业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原先居住在13州境内的美国公民或新自欧洲各地前来的移民，便像怒潮一样地涌向西方。但《西北条例》却有一项极不合理的限制，它规定任何人购买土地，必须以640英亩为最小的单位，每一单位的售价是1 280美元。这一笔款项，决不是一般的自由佃农或工人所能筹集的。所以，《西北条例》并不是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大农场主和富裕农民的利益出发。它没有能按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却相反地鼓励了土地投机。

独立战争有其阴暗的一面：它给13州的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经济上的苦难。长期的战争使生产事业陷于荒废，随之而来的便是物价腾贵和恶性的通货膨胀。在1780年，美元的购买力便跌到仅合1776年美元购买力的1/40以下，各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暴涨。千百万的人民困于饥饿，而工商业者和大农场主则乘机牟利，大发横财。

在整个独立战争的进程中，美国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原为革命的基本动力，他们负担了生产任务和战斗任务。然而在独立战争结束时，工商业者和大农场主掠夺了胜利的果实，广大的劳动人民都已经破产或濒于破产了。英国的压迫刚刚解除，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奴役制，又沉重地落在美国人民的身上。当时美国的工商业者和农场主利用债权人的地位，残酷地剥削着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致使他们不得不向外逃亡。1786年，马萨诸塞州某一区的农民向本州的议员们呼吁道：“如果你们在最短期内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活，那么据我们看来，我们一半的居民都要破产了。确实，我们每天都在低价出卖我们的动产和不动产——例如我们的土地只按1/3价格，我们的牲口只按半价被法官所没收——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破产以外，还有什么出路呢？”当然，其他各地的情形也都是如此。

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迅即激化了起来。关于此种情形，连美国开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独立宣言》的签字者之一本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都是看得很清楚的。拉什在1787年曾经说道：“……人们往往把美国革命与过去的美国独立战争混为一谈，那是最常见的误解。美国独立战争是结束了，但美国革命却远非如此。实际上刚刚相反，结束的只不过是那伟大历史剧的第一幕罢了。”的确，美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还长呢！

美国人民要求把革命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以挣脱资本主义的奴役制。当时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和弗吉尼亚等州的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迭次掀起武装斗争，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远的则为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1747—1825年）所领导的起义。

谢斯原为美国军队中的兽医，他在独立战争中曾经参加过邦克山之战和其他几次重要的战役，卓著劳绩，因功获升为上尉。他因忿于贫富的悬殊、司法的黑暗、政府的横征暴敛以及选举制度的不平等，乃于1786年的秋天在马萨诸塞州的西部举行起义，聚众达12 000—15 000人。谢斯的基本立场是：“美国的财富是由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才不致受到英国的劫掠，因此，这些财富就应当成为全体人民所公有的财富……”（摩拉斯：《美国争取自由的斗争》，1944年纽约英文版，第244页）简单地说，他要求把土地和其他一切的资源交由全体人民共同享用。谢斯所领导下的贫苦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捣毁法院，围攻军械库，声势甚威。其他各州的人民，也纷纷闻风响应。当时华盛顿写道：“引火的材料在各州都是有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美国政府对谢斯所领导的起义如临大敌，急忙派了一支精良的军队来镇压。谢斯坚持了几个月，最后失败被捕，美国政府起初把谢斯和他的13个同志判处死刑，但后来终于因为怕激起人民群众的反对，又把他们赦免了。

谢斯的起义震动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于是他们急于要用宪法的形式，把他们在独立战争中所得到的权利巩固起来。

原先，第二届大陆会议在通过《独立宣言》以后，复于1777年11月制定了《联邦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规定：“各州为了它们共同的防务，为了它们自由权的安全，为了它们之间相互的和一般的福利，组成为一个巩固的友好的联盟……”不过，在这联邦里面，各州仍旧保持独立的主权、自由以及其他一切没有明白托付给联邦政府的权力。《联邦条例》所造成的13州的联合是比较脆弱的，它后来已经不适合于客观形势的要求。这时美国的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利益。1786年10月，有5个州的代表集议于安那波利斯城（Annapolis），商讨各州之间的税务问题和贸易问题。就在那次的安那波利斯会议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代表纽约州，提议于次年5月另行召开各州代表大会，讨论合众国当前的形势，修改《联邦条例》，并且进一步来拟具合众国的《宪法》，使联邦政府能“有充分的权力来应付迫切的任务”。当然，此项建议得到了各州代表热烈的赞许。

1787年5月各州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的代表55人集议于费城，开始为北美合众国制定《宪法》。当时各州代表所争论的中心问题，就是联邦政府权力的问题。纽约州的代表汉密尔顿维护工商业大资本家的利益，主张建立高度集中的联邦制，甚至认为应建立像英国一样的君主制，即使万不得已而实行共和，总统也必须是终身职。而南方各州的代表，则认为美国是先有州而后才有联邦，所以联邦应为各州之自愿的联合。他们主张保持各州过去所享有的各自独立的地位。同时，大州与小州之间的土地面积和居民人数都相距甚远，代表们关于应如何使各州在国会中取得恰如其分的代表权的问题，争执得也很激烈。最后经过4个月的折冲，各州的代表终于在该年的9月17日商定了《宪法》的草案（图5-12）。这宪法是按照联邦制以及所谓三权鼎立、互相制约的原则来制定的。联邦政府为各州的中央政府，但各州对于本州的地方行政，仍旧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联邦政府包括下列三部分：（1）国会。它分为参议院（Senate）和众议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握有最高的立法权。参议员系由各州的州议会分别选出，每州两人，任期为6年；众议员系由各州的居民按照人口多寡的比例选出，任期为两年。（2）总统。他是行政的元首，兼任一切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得咨询国会的同意，对外缔结条约，并任命各部门的高级官吏。总统系由各州的人民用间接的方法所选出，任期为4年。（3）最高法院。它系由一定数目的、任期终身的法官所组成，握有最高的司法权。最高法院能解释宪法。一切的法案以及总统的行政措施，只要经最高法院宣判那是与美国宪法的精神相抵触的，便必须废止。这3个部门在表面上是互相制约的，但实际上却可能是狼狈为奸，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图5-12　美国宪法草案签署时的情景

1787年的美国宪法显示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对立性。它规定总统和参议院的议员都是由间接的选举所产生，那在事实上就保障了少数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在选举中的垄断地位。更难容忍的是，这宪法原先并没有人民的权利那一章，它对于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等基本的民权竟然只字未提。那倒不是由于制宪者的无知或疏忽，而是由于他们存心不让人民享有那些基本的权利。那参加制定宪法的弗吉尼亚州的代表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说道：“……我们的政府应当保障国家之永久的利益，以防止新的变革。地主们应当在政府中据有地位……以制约并控制其他的人。他们应当用这样的方式来组织政府，俾能保护少数富裕的人去对付那些多数的人。”（哈克尔：《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1940年纽约英文版，第187页）

在1787年《宪法》草案公布后，美国各阶层的人即围绕着《宪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一方面，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的代表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汉密尔顿、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John Jay），主张迅即采用这个《宪法》，他们被称为联邦派；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杰斐逊和帕特里克·亨利，则对这部《宪法》表示不满并主张必须将人民所应享的权利列进去，他们被称为反联邦派。事实上，当各州的州议会在投票表决此项《宪法》草案时，赞成的票数仅略多于反对的票数。例如，弗吉尼亚州议会投票的结果是89票对79票；纽约州议会投票的结果是30票对27票；麻萨诸塞州议会投票的结果是187票对168票。而有许多个州议会在批准这部《宪法》草案时都提出附带条件，要求日后把人民的权利那一章补充进去。

1788年6月，美国13州里面已经有9个州批准了这部《宪法》，于是它正式生效。1789年3月4日，依照这部《宪法》所产生出来的美国国会在纽约开幕。同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及至1791年，由于人民群众的要求，法国大革命的激荡，美国国会才在《宪法》中增加了10条修正案，把人民所应享的基本权利列举了出来。

1787年《宪法》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宪法。《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实际上是很狭隘的。几乎所有各州的法令，对于公民的选举权都有财产和居住年限上的限制。这样，贫穷的人和新到的移民便被剥夺了选举权。甚至占全人口一半的妇女，最初也没有选举权。当时美国的白种人居民已达300万人，但实际上享有选举权的还不到12万人。直到1920年，美国的妇女才被赋予选举权。

1787年《宪法》并没有明文禁止黑奴制，这实际上就是保留了黑奴制。而南方的种植园主，则把黑奴制当作是各州自己的事。那便为日后的南北战争埋下了伏线。

依据1787年《宪法》，印第安人不算是美国公民，他们被剥夺了领有土地的权利。印第安人被驱逐到西部贫瘠的山区里去，在那里逐渐绝灭。在18世纪末期，北美洲西部的印第安人为数尚有200万，但到了19世纪末期，他们的人数就只剩有24万，以后更继续在下降。

在美国的独立战争胜利结束之际，当时俄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拉吉舍夫曾经予以热情的歌颂。但是，拉吉舍夫同时也指出：美国的白种人把国家建立在对于黑人的奴役劳动上，“以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鲜血灌肥了土地”。在美国，“少数暴戾恣睢的富翁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千百万人缺衣乏食，没有防寒御暑的住所，那难道可以称为幸福的国土吗”？

在1793年，美国著名的诗人菲利普·弗伦诺（Philip Freneau）就这样愤怒地斥责道：千百万人一无所有，在绝望中流泪，寄生虫喝着他们的鲜血，我们怎么能称这种政府是公正的政府！

五、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意义

在本质上，美国的独立战争是反殖民地制度、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

美国的独立战争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在18世纪中期，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已经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当时他们要求建立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英国的统治集团却企图把殖民地的奴役制永久束缚在他们身上。北美的人民为了要扫清这一重障碍，最后终于拿起武器来进行搏斗。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进程中，居于领导地位的虽为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但基本的群众则为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动力，他们不仅反对英国的统治，并且要求把革命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以反对北美13州本身所存在着的剥削制度。谢斯所领导的起义，便是美国广大人民对于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武装反抗。

独立战争的胜利，使北美13州脱离了英国的羁绊，成为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的共和国（图5-13）。过去英国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的禁令都成了废纸，过去殖民地时代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也已经改变。13州在政治上聚合为一体，原先所存在的内地关卡都被撤消了。那新建立起来的政权是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的政权，这就保障了并且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当时在北方诸州所发展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而在南方诸州所发展的则为以黑奴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还留待到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去解决。图5-13　民众庆祝美国独立

美国的独立战争惊醒了欧洲的资产阶级，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都使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为之钦慕不置。当时驻节在巴黎的美国特使富兰克林写道：“那些生活在专制暴力之下的人们，当然在赞许自由，并且冀求着自由，他们因为在欧洲找不到自由而焦急失望，他们带着狂喜的心情来阅读我们个别各州的宪法的译文……这里一般的看法是：我们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读我们为保卫我们的自由而战，同时也就是为了保卫他们的自由而战。”那些远涉北美洲参加独立战争的欧洲各国的志土，如拉法夷特、圣西门、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等，都把革命的种子带回到欧洲。

美国的独立战争促进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曾经写道：“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是向欧洲的资产阶级敲响了警钟……”

列宁在1918年所写给美国工人的信里面，曾经用这样的语句来肯定美国独立战争进步的革命的作用：“近代的、文明的美国，其历史是从一次伟大的、真正求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那一次的战争，是美国人民对于压迫美国而使其沦于殖民地的奴隶状态（正如现今英国‘文明的’吸血鬼还在压迫着印度、埃及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千百万人民而使其沦于奴隶状态的情形一样）的英国掠夺者的战争。”然而在同时，列宁又指出：美国实为“一方面是一小撮赤裸裸地沉湎于荒淫无耻中的亿万富翁和另一方面是永远在饥饿线的边缘上挣扎的千百万劳动人民这两者之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78—179页）

第六章 17—18世纪的印度和日本

一、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莫卧儿王朝未建立以前，葡萄牙人的势力就已经侵入印度了。1498年，葡萄牙国王所雇用的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着一支探险队经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驶进印度西南端卡利卡特（Calicut）港，开辟了从欧洲到东方来的新航路。1510年，葡萄牙的殖民者用海盗劫掠的方式强占了印度西海岸的良港果阿（Goa），在那里建造了炮垒和宫殿，作为侵略东方的根据地。接着，葡萄牙的殖民者更在印度西海岸的孟买（Bombay），第乌（Diu）、达曼（Damān）等地建立了商站，并且侵入印度东海岸的孟加拉省和锡兰岛。几乎在整个16世纪那100年间，葡萄牙人总是垄断着印度的对外贸易。他们把印度所出产的棉布、蓝靛、胡椒、肉桂、香料、药材和珍珠宝石等贵重商品贩运到欧洲市场上，经常以高于原价七八倍的价格出售，从中赚得巨额的利润。不过到了16世纪末叶，英国的殖民者和荷兰的殖民者便加入竞争，来抢夺葡萄牙人在东方贸易中的垄断利润了。

英国的统治集团和商人早就垂涎于印度那神话般的财富。1585年，在伊丽莎白女王在位的时代，英国的商人就组织了一个使团，取道小亚细亚从陆路来到印度的首都阿格拉，要求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予以通商的权利。1600年，英国的商人、贵族和殖民者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成立东印度公司以垄断对东方的贸易。1612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用炮舰示威，获得在印度西海岸苏拉特港（Surat）设立商站的权利。1640年，英国的殖民者以巧取豪夺的方式租得了印度东海岸的马德拉斯港（Madras），把它营建为一座要塞和商埠（图6-1）。1661年，英王查理二世娶葡萄牙王室的公主凯瑟琳为后，葡萄牙王室把印度的孟买港作为公主的妆奁转让给英国王室，而查理二世又把它租借给东印度公司。从此以后，孟买港就代替了苏拉特港而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西海岸上最重要的据点。1690年，英国的殖民者在印度孟加拉省的滨海之地、恒河的出海口上建立了加尔各答（Calcutta）商站，以后它发展成为印度的第一大都市。图6-1　马德拉斯圣乔治堡

1602年，荷兰的统治集团和商人步随英国殖民者之后，组织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来掠夺东方的财富。不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主要是奴役并剥削东印度群岛（现今的印度尼西亚）和锡兰岛，它在印度大陆上的势力比较小。

当英国的殖民者在印度肆行掠夺时，法国的统治集团看得眼红，也踵起参加这种掠夺。1664年，那为法王路易十四所重用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柯尔贝尔改组了法国的东印度公司，使它能与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相竞争。1672年，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孟加拉省的金德讷格尔（Chandernagore）建立了要塞和商站。1674年，它又攫取了印度东海岸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作为主要的根据地。法属的金德讷格尔在地理上接近于英属的加尔各答，法属的本地治里距离英属的马德拉斯也仅有百哩之遥。法国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竞争便带有拼命的性质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看看印度内部的情况：究竟是哪些内在的原因，使印度这样一个拥有广土众民的大国被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呢？印度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都非常复杂，印度社会上那种严峻的、阶级判然的种姓制度，使其成员经常是处于互相仇视、互相排斥的状态之中。在印度，那种半文明半未开化的、为民族制度所遗留的农村公社仍旧到处广泛地存在着。每一个农村公社都单独形成一个具体而微的经济整体，其中，人们把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依照世代相传的社会分工各执一业，过着最简单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印度人的政治组织是建筑在这样一个静止而又脆弱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们就很难对侵略者作任何有效的抵抗。在17世纪后半期，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已经是日益衰微，濒于土崩瓦解了。各地的藩王（Rajas）和总督（Nawāb）拥兵自为，各据一方，中南区的马拉塔人（Mahrattas），在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外衣下团结了起来，迭次兴兵反抗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不断地向四周扩大领土疆界。在18世纪之初，马拉塔人的声势极为浩大。那觳觫在京城里的莫卧儿王朝的皇帝，实际上已不具有任何权力了。而在这时候，阿富汗人的铁骑又侵入了印度。

所有这一切，均有利于英国人在印度推行罪恶的殖民政策。关于印度之所以被征服的原因，马克思曾经痛切地写道：“……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推翻了，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塔人推翻了，马拉塔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推翻了，而当大家正在互相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突然闯了进来，并把大家都征服了。既然一个国家里不但有回教徒与印度教徒互相争执，而且各个部落互相隔绝，各个种姓互相隔绝；既然一个社会完全是建立一种由其一切成员普遍互相排斥和永恒隔离状态所制约的均势上，——难道这样一个国家和这样一个社会不是注定要成为侵略者的俘获品吗？”（《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29页）

英国的殖民者在确立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地位之前，曾经与法国的殖民者进行过长期的激烈的竞争。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印度组织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和雇佣军，他们各自狡狯地利用印度内部民族和宗教上的冲突，利用印度各地封建统治者的内讧，采取种种为文明人类所不齿的欺诈和威逼利诱的手段，分别地攫夺在印度政治上的支配权。在这种竞争之中，英国和法国都出现了许多唯利是图的、残忍成性的殖民主义者。那种以掠夺为生涯的殖民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在法国方面是杜布雷（Joseph-François Dupleix），而在英国方面则是那历史上著名的冒险家克莱武（Robert Clive）。

在18世纪中期，英国的殖民者与法国的殖民者在印度进行了最后的决斗。当时每逢欧洲发生什么战事，英国总是乘机启衅，与法国站在敌对的方面作战，以抢夺殖民地。在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是站在奥地利那一边对法国作战；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又转而站在普鲁士那一边对法国作战。就是在七年战争的期间，英国的殖民者攻陷了法国人在印度的据点金德讷格尔和本地治里，并将之完全夷为平地。其后根据1763年的《巴黎和约》，法国人虽然还在印度保有本地治里等几个商站，但势力已经不足以与英国人相竞争了。1769年，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宣布解散。1757年，即在七年战争的第二年，英国殖民者克莱武（图6-2）夸大其词地把加尔各答城所发生的黑屋惨案予以渲染，借此领兵攻打印度最富庶的孟加拉。当时孟加拉王公西拉杰·乌德·达乌拉（Siraj ud-Daulah）是一个轻浮而又胆怯的29岁的纨绔子弟，他虽然兴师抵抗，但却没有足够的威望和将才来统驭部下。而克莱武事先就买通了孟加拉的大图6-2　英国殖民者克莱武臣米尔·贾法尔（Mīr Jafar），叫他背叛祖国，做英军的内应。该年的6月23日，西拉杰·乌德·达乌拉的部队与克莱武的雇佣军遇于距加尔各答城约70里的普拉西（Plassey）地方。在数量上，两军悬殊甚远：西拉杰·乌德·达乌拉拥有步兵约5万人，骑兵18 000人，大炮53门；克莱武的雇佣军却只有3 000人（其中英兵约900名，印度土兵约2 100名）和9门大炮。但是，印度统治阶级的腐化无能和军队纪律的涣散，早就决定了战局。实际的战斗一开始，叛徒米尔·贾法尔即带着孟加拉的骑兵部队投降克莱武，而西拉杰·乌德·达乌拉本人竟弃阵而逃。那时适逢大雨滂沱，那些因为不见了自己的统帅而在泥泞中感到进退失措的孟加拉步兵，也丧失了斗志。结果，克莱武的雇佣军仅有20人阵亡，50人受伤，就在普拉西战役中获得了全胜。在世界史上，像孟加拉部队在普拉西战役中这样的失败实为罕见。不过，印度内部的矛盾为英国殖民者所利用，打败印度人的还是印度人自己，这是最可痛心的！

由于普拉西战役的结果，克莱武即封印度的卖国贼米尔·贾法尔为孟加拉省的总督，并且勒索了150万英镑以上的巨额赔款。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把富饶的孟加拉等地置于自己的管辖权之下，更变本加厉地在这里肆行剥削。

英国殖民者的横征暴敛，激起了印度各阶层人士的义愤。1764年，印度东北部的封建贵族奉莫卧儿王朝沙·阿拉姆二世（Shah Alam）为首，兴兵约5万人起来驱逐英国殖民者。在恒河中游的布克萨尔（Buxar）地方，印度封建王公的部队与英国图6-3　莫卧儿王朝沙·阿拉姆二世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佣军进行了一次东印度公司手中的傀儡恶战，但不幸又失败了。从此以后，英国殖民者就确立了自己在印度政治上的支配权。那蛰居在德里城深宫中的莫卧儿王朝的沙·阿拉姆二世，竟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的傀儡（图6-3）。

1772年，英国政府任命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为第一任驻印总督，正式在印度建立了统治机构。沃伦·黑斯廷斯和克莱武同样，也是一个阴险狡狯、不择手段的殖民主义的老手。他采用毒辣的分而治之的办法，使印度各地的封建王公互相不睦，而将他们的命运寄托在英国政府的保护上。此外，沃伦·黑斯廷斯又逐渐把英国的政治支配权扩展到印度的南部。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英国丧失了在北美洲的那一大片殖民地。于是，英国的殖民主义者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印度，加紧地掠夺印度以抵偿自己在北美洲的损失。1784年，英国政府颁布印度行政法案，规定由英王任命一个管理委员会，以监督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一切行政措施。这个法案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所攫取到的政治支配权，移交给英国内阁来掌握。

1786年，英国政府任命查尔斯·康沃利斯（Cornwallis）为驻印总督，以接替沃伦·黑斯廷斯。查尔斯·康沃利斯原是带领英兵镇压美国的独立运动而在约克镇之战中被迫投降的败军之将，但这时却恬然无耻地来到印度，用高压政策以凌虐印度的人民。

印度被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了。英国的殖民者在印度掠夺着，虐杀着，破坏着，统治着，给印度人民带来了难以尽述的苦难。关于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所犯下的那些滔天罪行，近代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曾经说道：“……那‘摇钱树’一而再地被摇动着，一直到最可怕的饥馑使孟加拉成为一片荒凉。这种掠夺过程后来被美其名为贸易，但是那没有什么两样。政府就是这所谓的贸易，而贸易也就是劫掠。历史上很少有和它类似的事例。而且必须记住，这种掠夺过程是在各种各样的名称和不同的形式之下进行的，不是经历了几年，而是继续了数代之久。公然的掠夺逐渐变成合法化的剥削形式，它虽然表面上不那么明显，实际上则更为恶劣……一个印度文的名词‘劫掠物’（Loot）竟变成了英文单词，这是很有意义的……”（尼赫鲁：《印度的发现》，1956年北京中文版，第385-386页，译文略有改动）

然而，当英国人在为其自私的利益而残酷地进行剥削时，他们却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马克思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亚细亚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30页）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英国工业品对印度的倾销，破坏了印度那种半文明半未开化的农村公社；另一方面，英国殖民者在印度设立商业中心、敷设铁道和电讯交通、开办工厂，这些事势必要激起印度人民的自觉，并且使印度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起来，这就为印度的革命和大英帝国本身的灭亡制造了条件。而这些结果，却是英国殖民者当初所意料不到的。

对于殖民地所进行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英国的殖民者在印度掠夺了盈千累万的财富，投入英国本土的工业生产，这就大大地加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主要是用掠夺殖民地（尤其是掠夺印度）的方式来达成的。

二、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在地理上，日本是东亚大陆外延的一列群岛。那些岛屿中最大的是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日本诸岛的总面积约为37万平方公里，约与我国的四川一省相埒。

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日本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曾经受到中国文化深厚的影响。在过去的2 000年间，举凡中国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乃至文字、儒学、美术、建筑、典章制度、衣冠文物，一概被日本移植了去。日本在文化上实为中国的外府，这种密切的关系，应该成为今后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往来的基础。

在新航路和新大陆发现以后，欧洲各国的商人和殖民者相继涌向东方，他们的势力也侵入到日本。1517年，葡萄牙的商人已开始来中国贸易。在1542年左右，葡萄牙人搭了中国的商船东航到九州岛，是为欧洲人与日本直接交通之始。1549年，耶稣会的修士圣方济·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首先把基督教传图6-4　圣方济·沙勿略播到日本（图6-4）。到了16世纪末期，日本人皈依基督教的已有20万之众。1602年，西班牙人从菲律宾来日本通商。1609年，荷兰人在日本九州岛的平户设立了商站，其后英国人也接踵而至。随着欧洲人的侵入，西方的枪炮火器被输入到日本，那使日本的战术为之一变。

1600年，日本大军阀德川家康在美浓国关原之战中击败了他的敌党，成为日本唯一的霸主。接着在1603年，德川家康开府江户（今东京），以将军的名义总揽政权，那便是统治日本达264年之久的德川幕府的开端。

德川家康颁布条文，规定了天皇与幕府之间的关系。那上面说道：“……根据与日月运行同样的常理，‘天皇’必须保持自己的心地不为外物所动。因此，他必须像居在天上似地居在宫中……幕府指划一切国家大事，它在推行政务时不必得到‘天皇’的允诺。当四海之内大地不宁时，那就是幕府之罪……”这样，天皇就绝对无权过问政治，他实际上只是仰承幕府将军的鼻息，过着尸位素餐的生活。

在德川幕府（1603—1867年）的初期，日本成了一个典型的封建制的国家。当时日本全国的土地约有3/4都是属于幕府将军和大名（即每年所收的地租在6万石以上的大封建贵族，总数约有250—300人，其中每年所收的地租在100万石以上的有27人）。此外，天皇和寺院也领有相当多的土地。幕府将军为了有效地维持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乃把大名分为三类：（1）亲藩大名，即那些与德川氏同族的诸侯；（2）谱代大名，即那些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以前就忠于德川氏的封建领主，他们被认为是幕府将军的基干和亲信；（3）外样大名，即那些与德川氏的关系较为疏远的大封建领主，其中最大的是西南方面萨摩、长州、肥前和土佐那四大强藩。幕府将军在分封这三类大名时，故意使他们的领地犬牙交错，以收互相钳制之效。幕府将军并且订立了参觐交代的制度，规定大名必须按时来江户觐见，事后大名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还必须把妻子儿女留在江户作为人质。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能够长久地防止在封建社会中那种地方割据的倾向。

幕府将军和大名都各自蓄养着武士，作为他们私人的爪牙。武士是封建主的家臣，他们被列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在社会上享有特权。武士从主人那里领得口粮田或禄米，他们唯一的义务就是供主人驱使，直至为主人效死。“食君之禄，报君之恩”，那便是所谓武士道精神。武士完全是一个寄生的阶层，他们优游终日，不从事于任何生产劳动，而腰间经常挂着刀剑，酗酒滋事，鱼肉人民。不过，武士里面的等级很多，而且分化得也很激烈。后来有许多武士都丧失了生活上的凭借，沦为像乞丐一样的浪人了。日本的封建社会好像一座金字塔，在顶端的是天皇、幕府将军和大名，其次是武士和僧侣，而在底层的则为广大的农民。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是农奴或佃农，他们被束缚在封建贵族的土地上，遭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农民每年必须把一半以上的谷物用地租的形式缴纳给地主，此外还必须向地主提供力役劳动，并且不时地用礼物去孝敬地主。日本的封建主认为“农民像芝麻，愈榨愈出图6-5　德川家康油”。他们想方设法在农民身上榨取最大数量的地租，“不使之生，亦不使之死”。德川家康（图6-5）的谋臣本多正信曾经在他的献策中说道：“统治农民的方法，在仅给他们留下一年所必需的粮食，而取其全部的剩余品为年贡，使他们手边既没有多余的资财，但亦不致饿死。”本多正信所建议的这种剥削方法，实为德川幕府在整个统治时期总的施政方针。日本的封建主不准农民骑马乘舆，不准农民穿比较像样的衣服，甚至认为农民吃他们自己所耕耘种植出来的稻米都是一种僭越，而规定他们平常只能吃粗粝的杂粮。

日本的农民遭受着超经济的剥削，他们的生活是极为凄苦的。日本的儒者田中丘隅（1662—1729年）在所著的《民间省要》一书中曾经说道：“所谓农民，是和牛马一样的，他们受着苛重赋税的压迫……以致丧失财产、出卖妻子或受辱而死者不可胜数。”（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1955年北京中文版，第31页）

日本的农民曾经对封建主进行过猛烈的斗争。仅仅在德川幕府统治期间，日本的农民就先后掀起过1 200多次起义。但由于农民本身的保守性和涣散性，这些起义都被封建主用极野蛮的方式镇压下去了。然而，正如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在历史上，农民起义是日本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它冲击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因而也就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欧洲各国的商业势力侵入到日本，逐渐地腐蚀着日本封建秩序之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同时，基督教在日本也形成了一种政治的力量。奇特的是，在整个的中世纪和近代史的初期，基督教在欧洲都是封建势力之最有力的支柱，然而它传播到日本，却起了一种相反的作用。当日本的农民从基督教的教义里面理解到土地是受之于上帝，而不是受之于封建贵族时，他们就用基督教作为精神上的信条来反对封建制度。在17世纪初期，德川幕府即屡次下令限制对外贸易，并且大批地杀戮基督教徒。1637年，日本九州岛的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历史上所称的岛原暴动。起义的农民在基督教信仰的外衣之下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反封建的斗争，他们与德川幕府的大军约20万人搏战达5个月，最后因为寡不敌众，全数都壮烈地牺牲了。德川幕府认为岛原暴动是由外国人和基督教所引起的，它从此以后就厉行锁国政策，驱逐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并严禁其本国人出海，只让中国人与荷兰人每年以少数的货物来长崎港外的出岛贸易一两次。从17世纪40年代直至19世纪50年代那200多年中，日本几乎是与外界完全隔绝的。

从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日本在锁国政策之下暂时地躲过了世界的风暴。然而就是在这一段时期里面，日本的社会面貌也经历了比较显著的改变。这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在日本萌芽成长，江户、大阪、长崎、伏见、名古屋等城市已经日趋繁荣，成为工商业荟萃的大都市。而新兴的工商业者，即所谓町人阶级已逐渐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后来到了19世纪60年代，日本这种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受到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的震荡，就激发为明治维新那样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第七章 英国的工业革命

一、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原始积累

所谓工业革命，便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从手工制造业的阶段跃进到大机器制造业的阶段。工业革命系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产生，而工业革命的结果，则又飞快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工业革命决不限于某些技术上的革新或发明，它给整个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了极广泛、极深刻的改变。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先决的条件：第一是自由劳工的出现，即这时的雇佣劳动者已经脱离了封建义务的束缚，具有人身自由，得以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第二是资本家已经用原始积累的方法掠夺了大量的资金，能以之投入到工业生产里面去。在18世纪中期，这两个条件在英国都已经很成熟了。英国的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崩解了。从那时候起，英国就一直在经历着像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图7-1）在《乌托邦》一书中所说的“羊吃人”的惨剧：地主贵族用圈地或清洗庄园等残酷的办法，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而将农田改变为牧场，于是，因为地主贵族要养羊，农民就被迫流亡或竟冻饿而死了。在17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际，英国尚拥有图7-1　托马斯·莫尔为数众多的自耕农。克伦威尔所统率的新模范军，主力即由自耕农所组成。不过到了18世纪70年代，英国进行了最后的圈地运动，自耕农就几乎完全绝迹了。单在1760—1781年那21年之内，英国议会就通过了1 470多项关于圈地的法案。那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成了一无所有的像飞鸟一样自由的人，被抛掷到劳动市场上来。当时英国的经济学家阿瑟·杨（Arthur Young）曾经这样叹息地写道：“对于所谓自耕农的这一类人的消灭，我实深为惋惜。我们国家之所以能保持自己的自由，乃是他们的功绩。”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终于把这一部分对国家最有功绩的人的生产资料完全剥夺了。

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英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掠夺本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并且同时是用更残酷的方法去掠夺殖民地广大的人民。在18世纪中期，英国已经在世界各地领有广大的殖民地。它在殖民竞争中击败了法国，夺取了在北美洲和印度最富饶的区域，并且凌驾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殖民国家之上而成为最大的殖民帝国。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血腥的方式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隶化，被埋于矿坑，正在开始的东印度的征服与劫掠，非洲被转化为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都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要素。紧随此等过程而起的，是欧洲诸国以地球为舞台而展开的商战。那种商战，是以尼德兰对西班牙的叛乱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取得了广大的范围，而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等等中，继续发生作用。”

自16世纪中期以来，英国的商人和殖民者就用海盗劫掠、武装走私、贩卖黑奴等血腥的方法从殖民地抢夺了大量的资金。在17世纪末叶，伦敦就在金融业方面逐渐超过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1694年，英国银行正式成立；1698年，伦敦股票交易所成立；在1750年左右，伦敦又成立了国际清算银行。于是伦敦便成为国际金融业的中心了。

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所进行的掠夺，对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具有特殊重大的作用。历史的事实很显著：普拉西之战是发生在1757年，从那以后，孟加拉的财富被劫掠到伦敦，使英国的产业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接着而来的就是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革新和发明。印度财富的流入，不仅大大地增加了英国的现金资本，并且也大大地刺激了它的运转率，这就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到来。

二、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手工工场中的分工、纺织业和矿冶业方面的技术发明

17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中的胜利，破产农民之转化为雇佣劳动者，对于殖民地所进行的疯狂的掠夺，资金的积累，贸易的扩展，所有这些条件都促成了英国的工业革命。然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即在18世纪中期，英国的手工工场已经是建立在严密的分工的基础之上，那是其他各国的手工工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在手工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中，除了分工的形式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更高的技术上的进步。当时在英国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内，每一个工人都是专门掌握某一项特殊的工作。他不必懂得生产的全部过程，但却必须娴熟他自己所担任的那一部门的工作。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始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图7-2）曾经把当时英国一个制扣针的手工工场内分工的情形描写如下：“……一个工人抽铁丝，另一个工人把它弄得笔直，第三个工人把它切断，第四个工人把图7-2　亚当·斯密它磨尖，第五个工人镟光它的尖端，作为装置针头之用；单是针头的制造，又分为两个或3个独立的手续；装置针头成为一个特别的手续；磨光扣针又是另一种手续；甚至把扣针包在纸内也成为一种完全特殊独立的工作。这样一来，制造一个扣针的主要作业约分为18道不同的手续，在有些工场内，每一道手续都是由不同的工人来执行的……我看见一个这样的小型工场，只雇用10个工人，而且其中还有人要执行两道或3道不同的手续……但如果他们加紧工作，他们每天就能制造扣针约12磅，每磅有中等长短的扣针4 000多个。因此，10个工人每天就能制成扣针48 000多个。这也就是说，每人以1/10计算，即每人每天能制成4 800多个扣针。但是，倘若这些工人各自独立，互不配合，那么，在他们之中当然就没有一个人能在一个工作日做出20个扣针，甚至连一个扣针也做不好……”（亚当·斯密：《国富论》，1812年伦敦英文版，第20页）亚当·斯密的结论是：愈有合理的分工，生产量就愈高。

这样，每一个工人的工作只是那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人工可以用机器来代替，这就替技术的革新和机器的发明提供了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手工制造业，在初发生时，是一种自然发生的产物。但当其存在已取得某种坚固性和广泛性时，它便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有意识的计划的系统的形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39页）

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总是先发展轻工业，然后把轻工业所累积起来的资金去投入重工业。英国的工业革命，首先是在棉织业方面开始的。因为在当时，毛织业、麻织业和丝织业都是旧有的企业，那里面有许多行会的限制，只有在新兴的棉织业中可以引用新的技术发明。

1733年，英国织工约翰·凯（John Kay）发明了织布的飞梭，使织布的速率增加了数倍。在这以后，飞梭在织布业中逐渐得到广泛的应用。

需要为发明之母。当时飞梭既加速了织布的速度，而棉纱一时供应不上，于是就发生了纱荒。这种形势，引导到纺纱机的发明。在1764年左右，织工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因妻子珍妮（Jenny）的启示，发明了一台纺纱机，能利用纺轮转动纺锤，同时纺出8支细纱，以后又增加了1倍。哈格里夫斯就用他妻子的名字，称之为珍妮纺纱机。1770年，哈格里夫斯以珍妮纺纱机向政府注册，取得了专利权。这种纺纱机轻巧适用，但纺出来的纱的韧性却不强。

1769年，理发匠出身的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利用了他人的劳动成果，设置水力纺纱机。这水力纺纱机是很笨重的，然而它纺出来的纱却比较坚牢，并且适合于大规模的生产。阿克莱特（图7-3）是近代工厂制度的创始人，他曾经因此在1786年被英王乔治三世封为贵族。

1779年，年轻织工克隆普顿（Samuel Crompton）又结合了珍妮纺纱图7-3　阿克莱特机与水力纺纱机这两者的优长，制成一种新型的纺纱机，取马与驴交配而生骡的意思，命名为骡机，它能纺出既细致而又韧性较强的纱。在这以后，工厂中多采用骡机。

这纺纱速率与织布速率之间的竞赛，又引导到自动织布机的发明。1785年，牧师出身而具有实利主义思想的卡特莱特（Edmund Cartwright）利用工匠的帮助，制成了一架织布机，可用畜力或蒸汽机推动，提高了织布的速率，卡特莱特所发明的织布机最初并不受到欢迎，后来迭经改良，到1820年左右才得到广泛的应用。从那时候起，英国的机器纺织业就代替了手工纺织业。

英国棉织业方面的这些技术发明，以后又逐渐被引用到毛织业、麻织业和丝织业方面去。于是英国乃成为当时全世界纺织业最发达的国家。

1793年，美国人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轧棉机。这一项发明，大大地减少了把棉籽从棉花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因而就促进了美国南方各州的棉花种植业。美国的棉花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英国，英国的棉织业就发展得更快了。

与纺织业同时在发展的是矿冶业。在18世纪以前，英国人多以木材为燃料，还不大用煤炭。后来英国境内的森林几乎都被砍光了，人们才开始挖掘那富饶的地下宝藏。当时采煤业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排除矿穴中积水。1712年，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制成了最初的蒸汽机，可以用较少的耗费来抽干煤矿中的积水，这就促进了英国采煤业的发展。英国的煤产量在1700年只有260万吨，但在1750年就上升到500万吨左右，而在1790年则超过了1 000万吨。以后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英国的煤产量与日俱增。

在冶铁方面，这时英国也产生了技术上的革新。原先，英国人是以木材或原煤作为燃料来炼铁，耗费大而火力不强，炼出来的铁质量甚差。在18世纪中期，铁工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及其家族发明了用煤焦来炼铁的方法，成本低而质量高，炼铁业的面貌乃为之一变。1760年，机械技师约翰·斯密顿（John Smeaton）完成了鼓风炉的改造。1784年，工程师亨利·科特（Henry Cort）更改进了炼铁的方法，于是铁的生产量与日俱增。英国的生铁产量在1740年约为17 350吨，在1788年就上升到68 300吨，而在1796年则上升到125 000多吨，但这还仅仅是大规模生产的开始。

冶铁业的进步，替机器制造业提供了条件。

三、瓦特改良蒸汽机，火车和汽船的发明，电力的最初应用

蒸汽机的理论，很早便有人知道了。但世界上第一架较为有用的蒸汽机，则为英国人纽科门在1712年所制成。然而，纽科门所制成的蒸汽机非常笨重，它的效率很有限。蒸汽机经过了瓦特（James Watt）的改良，才真正成为动力的源泉。

瓦特（图7-4）原为格拉斯哥大学实验室中的助理员，经常做些修理仪器的工作。1764年，有人请他安装一架纽科门式的蒸汽机，他在装设的过程中仔细地考察了那一架蒸汽机的构造，觉得它最大的缺点便是活塞在汽缸中不能自动来回，耗费燃料而效果很差。瓦特研究蒸汽的性能，恍悟到如果在活塞上安置两个活瓣，就可以利用蒸汽本身的压力使活塞在汽缸中自动来回，形成连续不图7-4　瓦特断的运动。瓦特迭经试验，终于在1769年第一次成功地制成了一架可以连续运动的蒸汽机，并向政府注册，取得了专利权。1782年，瓦特更进一步改进了蒸汽机的构造，效能更著。以后他就利用企业家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的资金，设厂制造这种新型的蒸汽机，以供给采矿业和制造业方面的需要。1785年，英国出现了第一个用蒸汽机作为动力源泉来进行生产的纺织厂。

瓦特完成蒸汽机的改良，在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这以前，人类只是单纯地利用自己的体力、畜力、风力和水力，而在这以后，人类就可以利用蒸汽机这一庞大的动力源泉，从事于工业制造和交通工具的革新。蒸汽机千百倍地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它使世界上的事物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不过，在蒸汽机的发明史上，瓦特也不能独享一切的荣誉。约比瓦特早20年，俄国乌拉尔山区的矿工波尔左诺夫（Evan Polzynof）就制成了一架蒸汽机。但在农奴制的俄国，并不迫切地感觉到有以机器代替人工的必要，所以那一项发明就被湮没了。蒸汽机的发明，替火车和汽船的发明提供了必要的前提。1804年，英国发明家理查·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利用蒸汽机制成了火车头，能在公路上连续驶行90英里。1814年，英国机械工程师、发明家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更根据特里维西克的经验，制成了一架效率较大的火车头，取名布鲁克号。斯蒂芬森（图7-5）认识到：火车头在普通的公路上驶行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倘若在铁轨上驶图7-5　乔治·斯蒂芬森行，则它的安全性和速率都可以大大提高。1822年，他策划建造从斯托克顿（Stockton）到达林顿（Darlington）的运煤轻便铁路。次年，他集资建立了第一座火车制造厂。1830年，英国曼彻斯特（Manchester）与利物浦（Liverpool）之间的铁路正式通车，全程40英里，一小时半可达。在这以后，铁路运输业便开始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了。在1790年左右，就有人试验把蒸汽机安置在船上，用以代替帆和桨。但第一个试验成功的，则为美国著名工程师富尔顿（Robert Fulton）。富尔顿早年负笈英国，原本是学绘画的。他在留学期间因为结识了英国的一些实业家，乃抛弃艺术而转过来研究航运和造船学。接着，富尔顿转往法国巴黎，曾于1803年制成一艘小型的用蒸汽机来推进的船，在塞纳河（Seine River）下水航行。此外，图7-6　美国著名工程师富尔顿他又制造了一种最初的潜水艇的模型，呈献给拿破仑，请求采用。但拿破仑并不知道这种科学利器的价值，竟置之不理。后来富尔顿回到美国，于1807年制成了第一艘用蒸汽机来鼓浪前进的客船，来往于哈德逊河中，担负纽约州的航运。1815年，富尔顿（图7-6）替美国政府制造了第一艘用蒸汽机来推进的军舰。1819年，有一艘美国轮船胜利地横渡大西洋，一直开到俄国的圣彼得堡。在这以后，汽船的使用渐广，航运业迅速发展。从1838年起，就有大型的汽船定期来往于欧洲和美洲之间。

电力的应用，在历史上还是比较近的事。1752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美洲作了一次有名的实验。他在大雷雨的时候将风筝放飞，把空中的电引导到地下，富兰克林曾经预言过电力将给人类带来莫大的福利，但那还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预告。后来，意大利的科学家路易吉·伽伐尼（Luigi Galvani）和伏特（Alessandro Volta），法国的科学家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德意志的科学家欧姆（Georg Simon Ohm），相继在电磁学领域发现了许多极重要的定律，于是电便成为人类可以控制的自然力。

1802年，俄国科学家彼得罗夫（V. V. Petrol）发明了弧光灯。接着不久，英国科学家戴维（Humphry Davy）又作了同样的发明。在19世纪初期，伦敦、巴黎等大都市已开始采用弧光灯做照明的工具。我们目前所用的白炽电灯，最初系由俄国科学家罗狄金（Lodygin）于1872年设计的。而到了1879年，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完成了白炽灯的制造。

1831年，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试制发电机成功。不过，那种发电机还只能供实验之用，所发的电力甚小。以后经过迭次的改良，尤其是经过德国西门子兄弟（William and Werner Siemens）的改良，发电机才成为巨大的动力的源泉。

1837年，美国人莫尔斯（Samuel Morse）（图7-7）发明了有线电报，于是人类就有了便捷的通讯工具。在这以后，世界各主要城市相继架设电报线。1851年，伦敦与巴黎之间的电报线敷设成功。1866年，沟通欧洲与美洲的大西洋海底电线也敷设好了。随着电报的使用，通讯业和报纸业日益发达，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四、工业革命的影响

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影图7-7　莫尔斯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可以把它分下列5点来说明。（1）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

由于机器的发明和采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便产生了。原先的手工工场，逐渐让位于新型的、使用机器来进行生产的大工厂。而那些在生产事业中受到排斥的手工业者，则转化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1771年，英国出现了由阿克莱特所创立的、第一座使用水力纺纱机来进行生产的纺纱厂。在瓦特的改良蒸汽机出现以后，英国的工厂便像雨后春笋一样地繁兴了起来。在19世纪初期，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里兹、纽卡斯尔和格拉斯哥等城市就都成了工业制造的中心。那些高入云表的烟囱，昼夜不停的机器喧嚣声，熙熙攘攘的人流，堆积如山的货物，都标志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胜利。

马克思写道：“机器经营在一个产业部门牺牲旧有的手工业或手工制造业而扩大时，它的结果是这样确实的，好比一个持新式枪炮的军队，一定会把一个用弓箭作武器的军队打败一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48页）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急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机器生产排斥了手工生产，大企业并吞了小企业，这时资本主义工业便以突跃的方式向前发展；以致只有原料和销路市场的缺乏才可以成为它的限制。就英国来说，在1750年，它国内的资金仅约有5亿英镑；在1800年，它国内的资金就上升到15亿英镑，即在50年内增加了3倍；而到了1865年，这个数字又陡升到60亿英镑。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加速了财富的集中。一方面，少数的大工业资本家掠夺了一切；另一方面，千百万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奴役都日益加深了。

机器的采用，改变了劳动者在生产中的性质和作用。马克思写道：“在手工制造业及手工业，是劳动者利用工具；在工厂，则是劳动者服侍机器。在前者，劳动手段的运动，是由他出发；在后者，他就必须追随在机器运动后面。在手工制造业，劳动者是一个活机构的构成部分。在工厂，则有一个死机构独立于劳动者外，把劳动者当作活的附属物来合并……”（同前书，第513页）

机器生产大大地简化了劳动的过程，使资本家可以利用工资较为低廉的女工和童工来代替男工。社会中的失业者，即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后备军，人数急剧增加了。（2）人口的激增和都市的发展。

由于工业革命的结果，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迅速上升了。

在1770年，英国的人口仅约有750万，以后逐年增加，到了1871年便达到2 300万。即在100年之内，英国的人口增加了3倍多。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使人口日益集中于都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已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它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颇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愚昧的乡村生活……”（《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13页）

在当时，英国成了全世界的工厂。它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就正如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一样。（3）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机器生产品泛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破坏了那些落后国家的手工业，而使它们沦为原料出产地和商品销售地。从先进的到落后的，一切国家里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既将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使交通工具极臻便利，于是就把所有一切以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进文明的漩涡了。它那种商品的低廉价格，便是它用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自己那里施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为资产者。简言之，它按照自己的形象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同前书，第13页）

工业革命的结果，使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疯狂地向东方各国肆行侵略。那种侵略改变了东方各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初所料想不到的。（4）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家的出现——亚当·斯密。

随着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和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便产生了。

在18世纪中期，以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年）为首的法国重农学派（physiocrats）便反对重商主义，说只有农业的劳动才是国家财富之真正的源泉，主张政府不必对工商业加以任何的限制，以免影响农业生产。他们提出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口号，要求政府让工商业者自行其是，勿加阻碍。重农学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拥护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是自然的、合理的。然而，资产阶级最杰出的经济理论家，则为英国学者亚当·斯密（1723—1790年）。亚当·斯密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他于1776年出版《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奠定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在思想上，亚当·斯密受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但他却远远地超过了魁奈（图7-8）等人，提出了劳动价值说和经济分工的理论。他指出：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同样地创造了社会财富，只有经济上的分图7-8　魁奈工，才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亚当·斯密反对政府用立法的手段去干涉工商业，说只要让工商业者去自由竞争，那么他们就会被个人各自的利益所引导，以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被资产阶级奉为圭臬，成了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之精神上的信条。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的。不过，他的劳动价值说和经济分工的理论，在当时却具有科学的进步的意义。（5）产业工人（近代无产阶级）的出现。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便是近代产业工人的出现。这时社会上的阶级关系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两大互相对抗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创造了它本身的对立面和掘墓人——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增加起来；它集合成为广大的群众，它的力量日益增加，而它也就越发觉察到自己这种力量。机器使各种劳动间的差别愈益消失，使工资差不多到处都降到同样低微的水平，因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就愈益趋于一致了。由于资产者中间日益加厉的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危机，遂使工人的工资越发动摇不定；由于机器愈益迅速发展和继续不断改良，遂使无产者的生活状况越发没有保障；个别工人与个别资产者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间的冲突。工人们开始是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共同发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起经常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时使自己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往往转变为公开的起义。”（同前书，第1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一般说来，旧社会内部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着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进行着不断的斗争：起初是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资产阶级中那些利益与工业进步相抵触的部分，并且还经常反对一切外国资产阶级。它在所有这一切战斗中都不免要向无产阶级呼吁，不免要向无产阶级求援，因而也就不免要把无产阶级卷到政治运动中来。所以，资产阶级自己将自己的知识原素授给无产阶级，即将反对资产阶级自身的武器授给无产阶级。”（同前书，第18页）“在现时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趋于衰落和灭亡，而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同前书，第19页）

无产阶级是新时代的主人，它肩负着打碎一切的剥削制度、改造世界的巨大历史任务。

第八章 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一、革命形势的酝酿成熟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它猛烈地摧毁了古老的旧制度，飞速地带动着社会前进。人类社会平常在千百年内所不能达成的改变，在革命时期只要几个月甚至几天就可以达成了。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18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由于法国社会中那种长期郁积着的阶级矛盾激化起来的结果。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腐朽透顶，它不可能再依照原先的方式来钳制人民；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的法国人民困于苛捐杂税，他们的痛苦如水日深，如火日烈。而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则要求解除封建制的束缚而向前发展。列宁写道：“……如果没有革命的形势，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也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足以引起革命。概括地说，革命形势的征象是怎样的呢？……（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老样子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造成了裂缝，被压迫阶级的不满和愤恨在裂缝中爆发出来。单是‘下层不愿意’照旧生活，通常还不足以使革命发生，还需要‘上层不能够’照旧生活，革命才能发生。（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达于极点。（3）由于上述的各种原因，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89-190页）

以下，我们从三方面来说明法国大革命的形势。（1）革命前夕法国的经济情况。

在18世纪末期，法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制的农业国家。当时法国的人口总数约为2 500万，其中农民约为2 300万，即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

当时法国的农奴制已经消失，不过它的残迹却到处都顽强地存留着。农民尽管在法律上已经取得了人身自由，但由于担负着繁重的封建义务，实则仍旧是被束缚在土地上。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都操在地主贵族和寺院手里，农民为了要耕种它，就必须以半奴隶的身份充当佃农。

农民遭受着地主、教会和国王的三重剥削。首先，农民必须把收获物的一部分（普通约为1/4）缴纳给地主，并向地主提供义务劳役。每逢过年过节，农民必须向地主致送礼物。此外，农民借用地主的碾磨、炉灶或其他的生产工具，甚至走一段路，过一道桥，都必须纳税。当时有人这样说：在乡村生活中，几乎没有一个行动不使农民负有缴纳某种租税的义务。

农民必须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即以收获物的1/10去供养僧侣。

农民必须向国王缴纳土地税、人头税和所得税，并提供义务劳役，为国家建造公路或运河。此外在某些省份，竟规定每个农民每年必须从政府所经营的盐场里以高于成本10倍的官价购买7磅官盐，以充实政府的税收。

所有那些繁重的封建义务：“就像错综交织的丛林古树的根那样，到处阻碍和摧残年青的树苗。”（曼佛列德：《18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955年北京中文版，第16-17页）

整个社会的重担都压在农民的头上。当时法国农民所缴纳的地租和各种捐税的总额，常占全部收入的4/5，以致他们经常是啼饥号寒，不得不抛弃了土地向外逃亡，或沦为乞丐。在1787年，英国的经济学家阿瑟·杨（Arthur Young）在法国游历。他在所著的《法国旅行记》一书中描绘法国的农民衣不蔽体，面有菜色，耕作的方式也极为落后。阿瑟·杨曾经遇到一个28岁的农妇，她被艰苦的劳动折磨得看起来就像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妪一样。她说道：“一定会有事情发生的，来解救这些可怜的人们……土地税和其他的租税把我们都压死了。”（斯蒂因：《欧洲近代史资料》，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376-377页）

法国的手工业一向颇为发达，它的丝织业、毛织业、服装业、酿酒业、造纸业和其他的精巧工艺都是世界闻名的。然而直到18世纪末期，法国还存在着行会制度。这种中世纪制度的遗留，束缚着手工业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法国在18世纪末期也已经出现了使用机器来进行生产的大企业。例如昂赞（Anzin）地方的煤矿，在1789年就雇有工人4 000名，使用蒸汽机12座；而克莱索（Krezo）地方的冶金工厂，则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在那里工作的工人有数万名之众。

当时法国在工商业方面仅次于英国而列于全世界的第二位。不过，由于国内关卡林立，各地的度量衡制度和币制均不统一，法律也是因地而异，这就阻碍了商品的流通。据说当时如果从法国南部运货物到法国北部去销售，竟不如远涉重洋，从中国输入货物反而来得便宜。

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法国的经济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它虽然基本上仍是一个封建制的农业国家，但那自从16世纪以来即已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逐渐在封建制的母胎内成熟了。由于国王、教会和地主之繁重的剥削，绝大部分的法国人民都无法再照旧生活下去；而正在发展中的资产阶级，也到处受着封建制的束缚。因此，整个法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形势要求取消封建制。（2）革命前夕法国社会的等级制度。在18世纪末期，法国社会上仍旧分为3个不平等的等级：第一等级是僧侣；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平民，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在全国2 500万人口中，僧侣约有13万人，贵族约有14万人，即合计约为1%。而99%的人口，则一概为平民（图8-1）。就王室看来，这3个等级是各有其用的。“僧侣以祈祷为国王服务，贵族以宝剑为国王服图8-1　第三等级背上驮着僧侣和贵族务，而第三等级则以财产为国王服务”。僧侣和贵族是特权等级，他们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他们领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完全靠劳动人民来供养。僧侣和贵族享有豁免权，他们几乎不向国王缴纳任何租税。

然而，在特权等级的内部，财富的分配是极不平均的。无论在僧侣里面或在贵族里面，都已经起了激烈的分化。

在经济地位上，高级僧侣与低级僧侣判若天壤。例如，当时斯特拉斯堡城的大主教罗汉（Cardinal de Rohan）每年有250万里弗尔（Livre法国的货币单位）的收入，富埒王侯。他那衣饰的豪华和起居的排场，连凡尔赛宫中的贵族都为之惊羡。然而，一个普通的低级僧侣，每年的薪金却仅约有500里弗尔，与一般农民的生活相距不远。因此，低级僧侣的政治倾向是与平民一致的，他们主张革命。

法国贵族阶级的内部可以粗略地分为世袭贵族和袍服贵族（当时法国的法官皆穿一定格式的长袍，故有此称）这两个集团：世袭贵族出身于那些拥有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等禄位的阀阅之家，为数仅约有4 000人，他们担任朝廷的大臣、军队中的高级将领或教会中的主教；袍服贵族多系平民出身，他们是把做官当作阶梯而爬上去的。袍服贵族的人数较多，他们控制着各地的行政机关和法院。

贵族与贵族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悬殊极远的。当时法国还保存着长子优先继承制，长子可以独得遗产的2/3，而幼子们则分配其余的1/3。因此就有许多出身于阀阅之家的贵族幼子，把从军和担任僧侣当作生活上的出路。

贵族阶级完全是一个腐朽堕落的寄生集团。那里面的上层贵族麇集在凡尔赛，他们周旋于国王和宫廷权贵之间，胁肩谄笑，曲意承欢。他们穿着绣金的华服，举止也是彬彬有礼，然而那些金玉其外的仪表却不能掩饰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没落感。跳舞、调情、赌博和打猎，便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切。

不过，在18世纪中期，法国的贵族阶级中也有一部分的人是倾向于改革的。他们与英国的新贵族一样，希望建立君主立宪制。

在第三等级里面，居于领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但它的基本群众则为占全国人口96%以上的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当时法国的工人还没有形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独立的阶级，他们只可以说是近代无产阶级的前身。资产阶级为了反对特权等级的专横，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于是人民群众便拥护这种要求，与资产阶级结成了反封建的统一战线。（3）波旁王朝封建专制政体的危机。

在近代史的初期，君主集权制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它扫清了封建割据的局面，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集权制曾经削弱过贵族的势力，把法国聚合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但到了18世纪中期，它就成为专制的象征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桎梏了。

法国大革命的种子，是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时代早就播下的。路易十五驱使着法国参加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结果弄得民穷财尽，府库空虚，并且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加上国事多由他的那些宫廷嬖妇决定，政治的腐败更不堪闻问。当路易十五去世时，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政体已经是摇摇欲坠，濒于崩溃了。1774年，路易十六（Louis XVI）即位。在私人品德方面，路易十六（图8-2）稍优于以前的几个君主。他不像路易十四那样的穷兵黩武，也不像路易十五那样的耽于逸乐。然而，路易十六却是一个智力鲁钝、意志软弱而且懒惰的人。他因循坐废，只是听从王后和宫廷权贵的摆布。他说他受不了政治上的纷扰，对于任何重要的问题都拿不出一定的主张。图8-2　路易十六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是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女儿。她酷肖其母，美丽、轻佻、泼辣，遇事敢作敢为。那优柔寡断的路易十六，实际上只是她手中的傀儡。当时有人说，她是法国王室中“唯一的男人”。玛丽·安托瓦内特挥霍无度，用年金和恩赐蓄养着一大批倖佞之徒。她习惯于穷奢极欲的生活，经常举行豪华的宴会，歌舞通宵达旦。玛丽·安托瓦内特造成财政上很大的赤字，所以法国人民就给她取了一个诨名叫作“赤字夫人”（Madame Deficit）。更有甚者，玛丽·安托瓦内特是那使法国在七年战争中丧师失地的法奥同盟之活的象征，因此她在法国人民心目中就特别受到憎恨。

当时法国波旁王朝最急迫的问题，便是用什么方法来弥补财政上的亏空？路易十六在即位的那一年，就擢用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杜尔哥（Turgot）为财政大臣，进行改革。杜尔哥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理财家，并且具有当时法国政界中所稀有的严正不苟的品质。他大刀阔斧地颁布了一系列新的财政法令：取消僧侣和贵族的豁免权，规定他们须缴纳国图8-3　杜尔哥税；采用自由放任政策，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取消内地的关卡，使粮食和其他的商品可以自由流通；适当地降低农业税，以减轻农民的负担。杜尔哥（图8-3）的改革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但同时也招致了僧侣和贵族的反对。结果他只在任两年（1774—1776年）就被免职，他的那些新政也被废除了。杜尔哥在离职时曾经愤慨地说道：“先生们，请不要忘记：正是这一类的罪恶，结果使英王查理一世在断头台上被杀的！”这句话竟成了路易十六的谶语。

在解除杜尔哥的职务以后，路易十六又擢用瑞士籍的银行家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为财政大臣。内克尔（图8-4）是当时巴黎金融界的巨擘，他缺乏大政治家的才干，但却会精打细算。他采取两种措施来挽救法国的财政危机：一是节省王室的开支；二是发行公债。内克尔为了要使法国人民明白国家收支的情况，特地发表了一册财政报告书。那财政报告书中所举的一些数字图8-4　雅克·内克尔并不正确，然而，就是那样一些被缩小了的数字，也使法国人民大吃一惊，知道他们的血汗是怎样被王室和特权阶级靡费了的。内克尔遭受到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宫廷权贵的嫉恨，他于1781年被迫去职。

从1778年至1783年法国竭全国之力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当年法国兴师动众，所花的军费达20亿里弗尔之巨。然而，结果是美国独立了，而法国的财政却破产了。

1786年，法国为了一部分酒商和奢侈品制造商的利益，与英国缔结新的商约，降低了两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关税。当时英国已经采用机器来进行生产，它的商品成本是比较低廉的。这样，廉价的英国商品便大量涌入法国市场，使法国的手工业受到重大的打击。在1787年，法国失业的工人已达20万人。

路易十六迫于财政的困难，特于1787年2月召集所谓名人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在出席这次会议的144个名人之中，绝大部分都是大主教、世袭贵族或高级的行政官吏，只有五六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十六原想使那些享有特权的人同意纳税，以充实府库。不过，那些名人却一毛不拔，拒绝了国王的要求。他们说财政问题应当拿到三级会议上去讨论。

这时，郁积在法国人民胸臆中的义愤已经爆发为公开的抗争。以巴黎高等法院为首，各地的人民都要求改革。巴黎高等法院发表了一项权利宣言，拒绝登记国王的增税法令，并且主张：凡是有关于财政的法案，必须经过人民代议机关的讨论和通过，始能生效。此项宣言的内容，实际上已是反对封建君主集权制、要求建立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体了。路易十六采取高压手段，下令封闭巴黎高等法院，并逮捕法官。然而，人民群众则誓为巴黎高等法院的后盾，并要求立即召开三级会议，连军警也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结果路易十六无可奈何，终于在1788年8月重新起用内克尔为财政大臣，并宣布将于次年召开三级会议。

总之，这时法国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政体已经遭遇到深刻的危机。一方面，统治阶级的上层里面已经造成了裂缝，不可能再按照旧有的方法来维持统治；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的人民已经被驱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贫苦不堪，急切地要求改变现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都给法国人民提供了斗争的榜样。而梅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百科全书派以及马布利、摩莱里等人的启蒙思想，则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广大的传播，鼓动了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便成为物质的力量”。这时法国的革命形势完全酝酿成熟，而三级会议的召开，就成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二、法国大革命的开端——三级会议转变为国民议会，巴士底狱的攻陷，各地的反封建斗争

在法国历史上，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并不是什么新异的东西。它是中世纪历史上的产物，系由僧侣、贵族和平民这3个等级的代表所组成，作为国王的咨询机关。从1302年到1614年（图8-5），三级会议断断续续地存在了300多年。但它自从在1614年被路易十三的母后玛丽解散以后，一直隔了175年都没有召集过。这时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法国人民就想利用这一古老的代议制的机构来进行政治斗争。

在1788年的冬天，法国便开始了三级会议的选举。资产阶级对于这一次的选举抱着极大的希望，他们把自己的利益表现为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在事先就做了许多宣传工作。有一位出身于僧侣等级但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教士，名叫西哀士（Emmanuel-Joseph Sieyès），写了一本鼓动人心的小册子（图8-6）。他说道：“什么是第三等级？那就是整个受压迫受奴役的国民。它迄今在政治上有没有地位呢？什么也没有！他希望达成一些什么呢？那确实是很多很多的！”这时法国各地的人民风起云涌，纷纷要求政治上的权利。路易十六为了顺应舆情，特允许第三等级可以选出600名代表，而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则各自选出300名代表。换句话说，即平民代表的人数，相当于僧侣和贵族那两个等级的代表人数的总和。不过，在那当选的600名平民代表之中，绝大多数都是银行家、大商人、律师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小部分则为转化了的僧侣和贵族，真正出身于劳动人民的人却一个也没有。

在选举的过程中，第三等级的选民拟具了许多意见书，委托代表们带到凡尔赛转给国王。这些意见书大部分都是要求废除封建特权，减轻租税，革新司法制度，取缔官吏的贪暴，保障私有财产，并制定宪法。这些文件反映着法国广大人民诚挚而又热烈的愿望，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全国人民的期待中正式在凡尔赛开幕。路易十图8-6　西哀士六亲临致词，他说召集三级会议的用意只在解决财政困难，并且警告到会的代表们须提防“危险的思想和革新的企图”，不要越出范围。这种限制，迅即引起了第三等级代表的抗议。会议一开始，马上就发生了如何投票表决的问题。旧日的惯例是：僧侣、贵族和平民各按等级来进行表决，只要有两个等级的意见一致，议案便算成立。在那种情形下，特权等级总是压倒了平民。然而现在：在到会的1 200人之中，特权等级的代表和平民的代表各占一半，而有许多低级僧侣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贵族，实际上是站在平民这边的（图8-7）。于是平民的代表便坚决主张不依照等级来表决，而依照人数来表决。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特权等级的代表不肯让步。在6月17日那一天，第三等级的代表便说道：“我们代表着96%（实际上是99%——著者注）的国民，特权等级愿意同我们合作与否，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于是，他们就冲破了三级会议的限制，宣布自己为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的代表。接着，有许多低级僧侣和贵族也公开转变了立场，参加到平民这边来。图8-7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开幕

第三等级的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这件事的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抗。路易十六受到保守派的怂恿，开始用卑劣的手段来进行干涉。1789年6月20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在大雨滂沱中赶来凡尔赛开会。然而，他们原先所用的那个会场却已经被国王封闭了，门口站着卫兵，说里面正在修理。这时，第三等级的代表愤慨已极，他们发现会场附近有一个雨天网球场，随即蜂拥到那里面去开会。带着极度亢奋的心情，那600名平民的代表一致举手宣誓：他们是国民议会的议员，在没有为法国制定一部宪法以前，他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都将继续开会，决不中止。这有名的《网球场宣言》（Tennis Court Oath），便是法国大革命真正的开端。因为，以前的三级会议原本是一个咨询性的机关，它可以由国王任意召集或解散（图8-8）。但在这时候，第三等级的代表却公开反抗国王的命令，自行集会，宣誓一定要把君主专制的政体改变为立宪的政体，这不是革命还是什么呢！图8-8　《网球场宣言》6月23日，路易十六在三级会议的联席会议上致词。他宣布国民议会是非法的，命令僧侣、贵族和平民仍旧分3个会场开会，仍旧按照等级制度来进行表决。当时那些高级僧侣和大贵族都笑逐颜开，分别集合到自己的会场里去，但第三等级的代表则抗命不从。当一个宫廷大臣进入议场来执行国王的命令时，那舌辩滔滔、出身于贵族但却当选为平民代表的米拉波伯爵（Comte de 图8-9　米拉波伯爵Mirabeau）（图8-9）便在愤怒中跃起说道：“请你去告诉你的主人，我们是代表人民的意志在此开会，除非是受到枪刺的威逼，我们是决不退出议席的！”人民的意志一词，便是对于君主专制的一个最有力的回答呵！结果路易十六被迫让步，最后他收回成命，同意僧侣、贵族和平民这3个等级的代表在一起开会，并且按照人数来进行表决。这样，三级会议就正式地转变为国民议会。

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宪法，所以从1789年7月9日起，它又称为制宪议会（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

然而，封建统治者决不甘心放弃特权。路易十六表面上虽然对第三等级的代表曲示宽容，但暗中却企图用武力来解散制宪议会。他调集了2万多名从瑞士和德意志招募得来的雇佣兵驻屯在首都镇压人民，并且在7月11日宣布把那颇孚众望的财政大臣内克尔免职。眼看着一个阴谋就要到来，制宪议会的议员随时都有被捕入狱的危险，但就在这紧急的关头，巴黎的人民爆发了起义。

自三级会议召开以来，法国各地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即空前高涨。在巴黎，群众经常举行政治性的集会，倾听革命宣传家的演说，当时旅居在巴黎的阿瑟·扬记载道：“每天每点钟都有新的小册子出现，人心的激动出乎任何想象之外。”实际上，正是由于法国人民这种汹涌澎湃的革命热情的支持，第三等级的代表图8-10　卡米尔·德穆兰才敢于正面向国王以及特权等级进行斗争。与其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着人民群众在前进，倒不如说是人民群众推动着资产阶级在前进。这时，巴黎的人民得悉了国王的阴谋，便决定用他们自己的胸膛来保卫革命。在内克尔被免职的那一天，杰出的革命宣传家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首先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来进行斗争（图8-10）。接着，巴黎各区的人民就开始组织自卫队，并且冲破了政府的军械库，取得了28 000支步枪和少数的大炮。有一部分驻屯在巴黎的正规军也同情革命，参加了人民的队伍。在1789年7月14日那一天，巴黎人民的武装就像狂澜怒潮一样涌向圣安东区，去攻打那万人憎恨的、历来被视为封建专制主义之象征的巴士底狱（Bastille）。图8-11　巴士底狱

巴士底狱是一座坚固的碉堡（图8-11）。自从14世纪以来，它就是一个囚禁政治犯的地方。关于这一座阴森的吃人的魔窟，流传着种种极凄惨的故事。伏尔泰自己曾经被关入过巴士底狱，他说那里面有一个无名无姓的铁面人，脸上被蒙上铁罩子，不能与任何人说话，在酷刑中度过了一生。而自三级会议召开以来，巴士底狱碉楼上的炮口则时时对着巴黎的平民区，威胁着巴黎人民的生命安全。但清算的日子终于到了，巴黎人民经过整整一天激烈的战斗，最后攻陷了这一座魔窟，并且随即把它付之一炬，踏为平地。后来，巴士底狱的故址被改建成一个美丽的广场，中间立着一块大理石的纪念碑，那上面刻着这样的字句：“让我们在这里欢乐歌舞吧！”巴士底狱的攻陷是巴黎人民起义的胜利，是法国封建专制主义崩溃的开始。所以直至今日，法国仍是把7月14日作为国庆节。在攻陷巴士底狱之后，巴黎人民便驱逐国王所任命的官吏，而代之以由他们自己所选举出来的市政府。资产阶级的学者、著名的天文学家让·西尔万·巴伊（Jean-Sylvain Bailly），此刻也为革命的热情所鼓舞，出来从事政治活动，当选为第一任的民选市长（图8-12）。图8-12　让·西尔万·巴伊这时巴黎的自卫队已经扩建为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s），人数约有5万。那曾经参加过美国的独立战争，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拉法耶特侯爵，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的统帅。这样，巴黎就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武装力量，站在全法国人民的前面来领导革命。

不过，国民自卫军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分子所组成的。资产阶级为了防范人民群众拥有武装，特规定凡属国民自卫军的士兵都必须自备一套华贵的制服。这样，一般的劳动人民便被排斥在外面，而只有那些比较富裕的人才可以参加国民自卫军。

巴士底狱的攻陷是全法国人民大起义的信号，从1789年的7月中旬起，紧随着巴黎人民之后，法国各地的人民都纷纷起来驱逐国王所任命的官吏，组织民选政府和国民自卫军。在巴黎所发生的革命斗争，在其他各郡也同样地发生着。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机构，在全国各地都瓦解了。那占法国人口90%、许多世纪以来一向困于封建压迫的农民，这时都纷纷揭竿而起。他们拿着斧头、刀子、叉耙和火炬，冲进地主贵族的城堡或高级僧侣的邸宅，把所有的契据和税册都予以焚毁。这种反封建的斗争，弥漫在每一个乡区，深入到每一个农村，于是那千百年来束缚在法国人民身上的封建的锁链，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大致被粉碎了。农民革命震撼了全国，以致制宪议会竟不得不把制宪问题暂时搁置，而首先来讨论农民问题。在8月4日的晚上，制宪议会彻夜开会，有许多贵族和僧侣都迫于形势，抢着走上讲台，声明“为了祖国的原故而自己忍受牺牲”，放弃自己过去所享有的一切封建特权。但在实际上，这只是追认那些由农民革命所已经造成的事实而已。

1789年8月11日，制宪议会发表公告，宣布完全废除封建制度。它规定：凡属由于不动产和人身奴役制所造成的封建权利和封建义务，一律无补偿地予以废除；取消地主贵族的狩猎权以及在农地上畜养野兽的权利；取消地主贵族庄园中的法庭；废除各种各样的什一税，但用以救济穷人或用以维持各级学校和医院者不在此限；禁止卖官鬻爵；永远取消豁免权，一切的公民和一切的财产，均须按照同样的方式缴纳赋税；永远废除各个地区所特有的法律，制定适用于一切法兰西人的共同的法律；一切的公民，不论出身如何，均得担任各种教会的、民政的和军队的公职。

经过1789年7—8月农村中那种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法国社会面貌的改变是极深刻的。一般地说来，封建制度在基本上已被扫清，这是法国大革命中一项最重要的成就。

农民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巩固了巴黎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接着，革命政权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起来。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法国的大贵族即相继向国外流亡。同时，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图8-13）也企图逃亡到国外去，引用外援来扑灭革命。于是巴黎的人民便觉得最好是把国王从凡尔赛迁到巴黎来，置于人民的监视之下，以防止意外的事变。

在所有这些动乱的日子里，巴黎的粮食都是极为缺乏的。人图8-13　玛丽·安托瓦内特们从早到晚排队站在面包店的门口，但有时整天就买不到一片面包。可是，在1789年10月1日，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却为了欢迎新近调来的法兰德斯（Flanders）联队，特地在凡尔赛宫举行盛大的宴会。在那宴会上，军官们酒醉饭饱，唱着祝福国王的歌词，预先为镇压人民革命的胜利而举杯庆祝。当这项消息传至巴黎时，巴黎人民的义愤便再也不能抑制了。10月5日的早晨，有无数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浩浩荡荡从巴黎涌往凡尔赛，向国王要求“面包！面包！面包”！这时在群众的行列中，第一次出现了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小帽。拉法夷特也率领着国民自卫军，紧紧地尾随在群众的后头。在当天的晚上，群众冲散了凡尔赛宫中的卫队，一直进入到国王和王后的内寝。一时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惊惶无措，但拉法夷特却出面来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群众要求国王迁至巴黎居住，国王也只得服从。于是在10月6日，群众便簇拥着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以及他们的儿女回到巴黎，把他们安顿在旧日的杜伊勒里宫（Tuileries Palace）里。从此以后，国王实际上就成了革命人民监视下的俘虏。

随着国王之后，制宪议会也从凡尔赛迁至巴黎。

三、《人权宣言》的发表，1791年的宪法，革命期间的主要党派

在人民起义胜利以后，法国的政权便落在大资产阶级手里。1789年8月26日，制宪议会发表《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作为革命的政治纲领。《人权宣言》（图8-14）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革命要求，它是在洛克、卢梭等人的哲学思想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之下写成的。《人权宣言》中最重要的文句如下：“国民议会中的法国人民的代表，因坚信人权之横遭漠视、遗忘或侮蔑，实为一切社会不幸与政治腐败之唯一的根源，图8-14　《人权宣言》所以决定用庄严的宣言，把那些天赋的、不可让与的、神圣的人权列举出来……第一，人人都是生来自由而且在权利上是平等的……第二，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其目的均在保护天赋的、不可任意支配的人权，那便是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反抗压迫的权利。第三，一切的主权在本质上是属于人民。如果不是经过人民之明白表示的同意，任何团体或个人均不得行使政权。第四，自由权的范围，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为限……第六，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一切公民均有权由本人或经由其代表，参加法律的制定……第十七，私有财产是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斯蒂因：《欧洲近代史资料》，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391-392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人权宣言》具有很大的进步作用。它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则，使当时正在进行的反抗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具备了精神上的信条，因而也就鼓舞了整个欧洲的人民。我们试把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与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相比较，便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英国，资产阶级只是用法律的条文来限制国王的权力；而在法国，资产阶级则是站在全世界的前列，来向整个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搏斗。无怪乎在《人权宣言》发表以后，它里面所昭告的那些原则就成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进步分子的福音，使资产阶级革命向着更广阔的规模发展。然而，《人权宣言》只是要以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来代替封建主义的剥削制度。它说“私有财产是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这就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作了有力的辩护。法国的《人权宣言》有其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制宪议会为了要解决财政困难，特于1789年11月2日发布命令，把一切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都收归国有，标价出售，将所得的钱充作准备金来发行纸币。原先教会所领有的土地约合法国全国耕地面积的1/5，这一笔出售所得的钱是为数极巨的。因此，过去杜尔哥、内克尔等理财专家尽心竭力所不能解决的财政问题，这时倒用革命方法适当地解决了。不过到后来，由于纸币的发行量太大，又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的腾贵。

制宪议会在没收了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以后，便实行宗教国家化的政策。在过去，法国的天主教会是受制于罗马教皇的。然而，制宪议会于1790年7月公布僧侣公职制，规定从此以后，僧侣改由人民选举，并由政府给以薪俸；僧侣在就职时不得宣誓效忠于教皇，而必须宣誓效忠于本国的人民和宪法。僧侣公职制的目的，是要使天主教会成为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这在当时也还具有进步的作用。不过，这项措施却遭受到教皇和一些保守成性的僧侣之强烈的阻挠。随后法国的天主教僧侣分裂为两个集团：一派是宣誓效忠于新政权的，称为宣誓派（Jurors）；另一派是反对新政权的，称为不宣誓派（Non-Jurors）。不宣誓派的僧侣煽动落后地区的农民起来反抗新政权，在布列塔尼、旺代（La Vendée）一带爆发了武装骚动。

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制宪议会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它废除了原先封建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那些行政单位，把法国分为83个差不多大小相等的省，各以当地山岳或河流的名称来命名。在省之下，又分设374个区或市。这种地方行政上的划分，以后只经过很少的改变，一直被沿用了下来。

大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立即用立法手段来钳制劳动人民。1791年6月14日，制宪议会制定《霞不列法》来剥夺劳动人民的集会结社权，那上面规定：“经营同一职业技艺或手工业的市民，如果为了要拒绝劳动，或为了要有一定价格才肯劳动，而互相集议，互相协定，那就是违背宪法，应视为是反抗自由与人权宣言的企图”，除了剥夺公民权一年外，还要课以500里弗尔的罚金。马克思痛切地说道：“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暴风雨初期，就敢把劳动者刚刚获得的集会结社权取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937页）

当制宪议会在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各项改革时，封建势力则在阴谋策划复辟。那些逃亡出国的大贵族多聚集在德意志境内的科布伦兹城（Coblenz），在那里纠集势力，蠢蠢欲动。1791年6月21日，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乔装作仆人的模样，带着他们的儿女和近亲，坐了一辆大马车潜逃出巴黎，向东北方加鞭前进，显然是要到科布伦兹城去与那些叛国的流亡者会合。在次日的傍晚，他们已经走到离边境不远的瓦伦镇（Varennes），但在换马时被驿站的站长所察觉。那站长迅即报告当地的民选政府，登时鸣钟击鼓，召集全城的居民起来阻挡。结果，瓦伦镇的人民拦截了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马车，又用武装把他们押解到巴黎（图8-15）。这次路易十六企图逃亡，更使法国人民深信不疑：国王是革命的死敌，他将引用外援来屠戮本国的人民。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尤其遭受到痛恨，人民都轻蔑地呼之为“那个奥地利的泼妇”。图8-15　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押解回巴黎

在路易十六的本质被识穿了以后，法国人民便主张废除国王，以实行共和制。1791年7月17日，巴黎有数千人集会于马尔斯校场，举行签名运动，准备向制宪议会提出要求建立共和国的申请书，然而，制宪议会中的大资产阶级却维护国王。而拉法耶特侯爵竟事先不予警告，突然下令国民自卫军向马尔斯校场上的人民群众开枪扫射，结果死伤多人。这马尔斯广场的惨杀，具体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具有两面性。在法国大革命的初期，大资产阶级就已经公开地与人民为敌了。

1791年9月，制宪议会最后完成了制宪的手续。这宪法规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它采用孟德斯鸠的学说，使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行政权属于国王，立法权属于由人民用间接方法所选举出来的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司法权则属于独立的法院，这时路易十六由“受上帝所恩赐”的国王变为“受法国人民所恩赐”的国王，他对于立法议会所通过的法案享有一定限度内的否决权，但已不能直接掌握军队和地方行政。1791年的宪法是保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宪法，它违背了《人权宣言》中所标榜的“人人都是生来自由平等”的原则，把法国人民分为两种：即所谓积极的公民与消极的公民。凡年满25岁的男子，有不动产，每年所缴纳的直接税不少于其本人3天的收入者，就算作是积极的公民，得享有政治上的权利。而全体的妇女和贫穷的人，则都被列为消极的公民，被剥夺了选举权。过去的封建等级制度刚刚被废除，一个新的、以财产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又产生了。在法国2 500万人口中，所谓积极的公民仅有400万人，即尚不及全体国民的1/6。

在这里，我们必须趁势说一说法国大革命期间一些主要的政治党派，在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政治俱乐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三级会议最初在凡尔赛召开时，就有一些在政治上气味相投的人分别地聚集在一起用餐，借此交换意见，及至制宪议会迁至巴黎，这种俱乐部越发增多，并且扩展为群众性的组织。当时巴黎几乎每一家咖啡馆和每一座修道院都成了政治集会的场所，群众的积极性昂扬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这些政治俱乐部还不是有组织的政党，然而，它们分别地把一些政治见解相同的人团结在一起，实际上就起到了政党的作用，在1791年左右，法国有下列3个主要的政治党派。（1）斐扬派（Club of the Feuillants）。斐扬派以经常在斐扬修道院（图8-16）举行集会而得名，他们代表最上层的资产阶级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贵族，主张君主立宪，斐扬派的领袖是米拉波、拉法夷特和大资本家拉梅特兄弟。米拉波原为国民议会中的中坚人物，但他实际上早就把自己出卖给路易十六，成了王室的谋臣了。他于1791年4月病逝，并没有能亲自看到君主立宪政体的实现。图8-16　斐扬修道院（2）吉伦特派（Girondists）。这一派里面有些领袖人物是来自吉伦特（Gironde）省，所以被称为吉伦特派。他们主要是代表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认为革命已经进行得非常充分了，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权。吉伦特派里面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有法学家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哲学家孔多塞（Condorcet）、诡谲善辩的韦尼奥（Vergniaud）、野心勃勃的军事家杜穆里埃（Dumouriez）和那富有才华的罗兰夫人（Jeanne-Marie Roland）等。图8-17　雅各宾派集会（3）雅各宾派（Jacobin）。雅各宾派以经常在圣雅各（St. Jacob）修道院举行集会（图8-17）而得名，他们的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雅各宾派里面有一些工商业资本家的代表，但多数则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在全国各地都设有支部，与农民、工人、手工业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雅各宾派里面最杰出的领袖是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这3人的生平约略如下。

马拉（Jean-Paul Marat，1742—1793年）。马拉（图8-18）原是一位卓越的医生，他曾经因为在科学方面有创造性的贡献而获得英国政府的奖金和英国大学的荣誉学位。如果他不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而使后世的人怀念不忘，他的名字也会在科学史上传留下来的。马拉在英国居留过好几年，对于当时英国的所图8-18　马拉谓宪政深为不满。他认为政府应当为大多数的人民谋福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进行革命。巴黎的人民起义一爆发，马拉就抛弃了自己的科学业务，来参加实际的斗争。他于1789年8月开始出版一种鼓动性的报纸，叫作《人民之友报》（Ami du Peuple）。马拉用那充满着革命热情的笔锋，对国王、僧侣、贵族以至大资产阶级进行猛烈的攻击。他遭受到反动分子之严峻的迫害，有时竟不得不躲在地窖或下隧道里藏身，但却始终不懈地坚持着工作。马拉是统治阶级的死敌，同时也是人民群众所热爱的领袖，他写道：“能够完成革命的，只有社会的下属阶级，如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农民，一言以蔽之，就是富人们称之为‘恶汉’的那些下层人民，那些贫民。”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1759—1794年）。丹东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曾经做过律师，早年即在法学界享有盛名。他躯体魁梧，声如洪钟，惯能以暴风雨一般的演说来煽动群众的热情。丹东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他在废除国王、改建共和以及击退列强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的斗争中曾经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不过后来由于革图8-19　丹东命进一步的深入发展，丹东（图8-19）就转为保守了。

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年）。与丹东一样，罗伯斯庇尔原先也是一个律师。他曾经被任命为地方法院的审判官，但因不忍经常对犯人判决死刑，就辞去了那个职务。1789年年初，罗伯斯庇尔当选为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他以后就头角峥嵘，成为民主派的领袖人物。罗伯斯庇尔服膺卢梭的学说，主张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他是雅各宾派的组织者与鼓舞者。

1791年9月30日，制宪议会因任务完毕，正式宣告结束。在第二天，那新的依照宪法所选举出来的立法议会随即成立。在立法议会的745名议员之中，斐扬派和其他的君主立宪派占去了600多席，而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合计仅占135席。

四、列强的武装干涉，革命战争的开始，路易十六的就刑

法国大革命在欧洲激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响：一方面，各国进步的思想家和劳动人民都额手称庆，把这个革命当作人类的新希望，当作光明灿烂的白日之破晓，当作自由、真理和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各国的封建君主和反动势力则把这个革命视为洪水猛兽，他们阴谋着联合起来进行武装干涉。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奥属尼德兰（即现今的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德意志境内的一些小邦都发生了人民的起义。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巴士底狱的毁灭是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最伟大的事件，而1789年7月14日也就是历史上最美丽的一天。德意志的大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颂扬法国大革命是“理性的胜利”，德意志的学者和政治家、柏林大学的创办人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则去法国呼吸自由的空气。从伦敦到圣彼得堡，从柏林到罗马，人们都传播着法国《人权宣言》中所揭示的革命思想。

可是，各国的封建君主、贵族和教会看到法国封建专制政体的崩溃，却都感到兔死狐悲。在1789年10月，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就宣布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她像预防传染病一样，阻止俄国人民与法国有任何往来。此外，叶卡捷琳娜二世更为了要趁西欧多事之秋再度瓜分波兰，乃施用外交手腕，鼓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君主直接出兵援助法国的王室以镇压革命。

在各国君主之中，对法国大革命最怀有敌意的是奥地利的君主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原因是：第一，奥属尼德兰毗连着法国，那里的人民已经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要求脱离奥地利的统治；第二，他以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而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因此他就自视为欧洲大陆上封建秩序的保护者；第三，法国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原为他同胞的姊妹，他看在姻亲的关系上也要援助法国的王室。1791年8月27日，利奥波德二世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在匹尔尼茨（Pillniotz）地方举行会议，发表联合宣言，说他们认为：“法国君主政体之恢复，乃是欧洲各国君主共同一致的要求。”这《皮尔尼茨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便是列强的反动势力向法国人民挑战的信号。1792年2月7日，奥地利与普鲁士成立反法同盟。接着，荷兰、西班牙和萨丁尼亚王国的统治者也表示要参加干涉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这时，战争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在法国内部，各种党派的人对于这行将到来的战争所抱的态度是不同的。当然，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是渴望着战争，他们巴不得借列强的胜利来造成君主专制政体的复辟；吉伦特派也欢迎战争，因为他们想借对外战争来转移人民的视线，好让他们来巩固工商业资本家在国内的统治；野心的军人也欢迎战争，因为他们想借赫赫的战功来造成

图8-20　罗伯斯庇尔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只有那接近人民群众的雅各宾派，起初倒是反对战争的。罗伯斯庇尔（图8-20）说道：“谁需要战争？亡命者、宫廷阴谋家们希望战争……谁也不喜欢武装的说教者，反革命阴谋的根源、中心和罪魁就存在于我们当中。为什么要使社会的注意力离开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而引诱我们走进我们的敌人所安排下的罗网中去呢？”但及至战争爆发，雅各宾派便改变原来所持的态度，转过来积极地领导人民群众来保卫祖国。

1792年4月20日，法国抢先对奥地利宣战。那华而不实、在政治上属于斐扬派的拉法耶特侯爵被任命为总司令，率军共约14万人进攻奥属尼德兰。这时，奥地利的君主利奥波德二世已死，其子弗朗茨二世（Francis II）继位。弗朗茨二世与腓特烈·威廉二世迅即命令普鲁士的将领布伦瑞克公爵（Duke of Brunswick）率联军8万人集中于法国边境，与法国流亡在外的那些贵族的武装力量结合在一起，准备直取巴黎。这样，那延续达23年之久的法国与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法国的形势是极为不利的。那由拉法夷特所统率的法军尽管在数量上对奥普联军占有优势，但是，那些贵族出身的将领们却因心怀贰志，个个畏缩不前，而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则暗中通敌，把法军的机密和作战计划都泄密给奥普联军的司令部。实际的战斗一开始，法军就节节败退。奥普联军几乎没有遇着什么阻碍，便一直踏入了法国的土地。

前线军事的失利激励了法国广大的人民，他们没有在困难之前沮丧失望，却相反地用百倍亢奋的心情来迎接战斗。法国的人民认识到：国王和将军们都是些卖国贼，只有人民自己武装起来，才可以打退列强的干涉，保卫社会的安全，并使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一种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在沸腾，志士们都觉得：为了祖国和自由，牺牲就是无上的光荣。1792年7月11日，立法议会向人民宣告：“祖国在危殆中……”接着，各地的人民都自动地组织了义勇军，像万流归海一样来增援巴黎。他们带着象征自由的红色小帽，有枪的就拿枪，没有枪的就只荷着铲子和斧头，奔往前线去抵御敌人。就在这时候，克洛德·约瑟夫·鲁日·德·李尔（Rouget de Lisle）所作的《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开始为法国人民所咏唱（图8-21）：图8-21　李尔高唱《马赛曲》起来，祖国的儿女们，光荣的日子已经来临！暴君向我们举起了血染的战旗，你们曾否听到那些凶猛的士兵在战场上咆哮？他们正在逼近我们的胸膛，扼杀着我们的子女，扼杀着我们的同胞！武装起来，公民们！组成你们的队伍！前进，前进，让那些污秽不洁的血液，洒满在我们的土地上。……用对于祖国的神圣的爱，行动起来，举起我们的臂膀来复仇！为了自由，为了亲爱的自由，参加到祖国的保卫者里面来战斗！

这激昂慷慨的《马赛曲》，以后就成了法国的国歌，并且成了鼓舞全世界人民起来反抗专制压迫的革命热情的声音。

1792年7月25日，奥普联军的统帅布伦瑞克公爵对法国人民发表了一篇充满了恫吓性的宣言。这宣言系由法国那些流亡在外的贵族授意所写成，它说奥普两国出兵的目的在“中止法国境内的无政府状态，防遏对于国王和神坛的逆行，恢复合法的政权，使国王得以重新享有安全和自由……”宣言中并且提到：如果法国人民对王室中的任何人有所侵害，那么，奥普联军即将把整个的巴黎城夷为平地，使它片瓦不存，以作报复。然而，法国人民却没有被这些狂言呓语所吓倒，他们的行动比以前更坚决了。

这时法国人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王室与列强的反动势力完全是一致的。人民为了要能够胜利地抵御外国的干涉并拯救祖国，首先就必须惩治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两个罪魁，推翻君主政体以改建共和。1792年8月9日，巴黎四十八区的居民代表组织了革命的公社（Commune），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的领袖被推为公社的委员。8月10日清晨，巴黎人民以鸣钟为号，蜂拥到杜伊勒里宫去逮捕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当时保护王宫的国民自卫军已经反正到人民这边来，但国王所雇佣的瑞士籍的卫队则负隅顽抗，经过数小时的战斗，人民群众死伤达500人，但终于冲进了王宫。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逃到立法议会里面去请求庇护，后来他们被人民解往旦普尔（Temple）古堡中予以监禁。由于人民群众的坚持，立法议会乃不得不宣布暂时停止国王的职权，并决定迅即召集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来另行制定法国的宪法，这样，千百年来的法国君主政体就第一次被推翻了。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的胜利，使那些主张君主立宪的斐扬派惊恐万状。那在前线上担任统帅的拉法耶特侯爵原先早已不稳，这时他就丧心病狂地背叛祖国，无耻地投降了奥普联军。

这时法国的军事形势是极为急迫的。9月2日，法国东北部的屏障凡尔登（Verdum）要塞失守，奥普联军离巴黎只有100多公里了，于是巴黎的公社向人民发出紧急呼吁，要求所有的成年男子一律动员起来保卫祖国，拯救革命。丹东在立法议会上大声疾呼地说道：“当祖国在危急的时候，任何人都必须起来为祖国效命，否则他就要蒙受奇耻大辱，获得卖国贼的恶名。为了战胜敌人，我们需要勇敢！勇敢！再勇敢！而法国就会得救！”丹东的保卫祖国的口号，获得了千百万人民竭诚的拥护。吉伦特派的军事家杜穆里埃被任命为新的统帅，率领着新的、充满着革命热情的军队驰往战场。

然而，正当革命人民在组织战斗力量以抗击敌军时，那些被逮捕的王党分子却企图越狱暴动，想与列强的干涉军里应外合，以造成君主专制政体的复辟，此项反革命的阴谋，遭受到人民群众之严峻的镇压。在9月2—7日那5天之内，巴黎人民把所有的王党分子都从监狱中提解出来，交付审判，然后处以极刑。在这次的9月流血事件中，被镇压的王党分子共计约有2 000人。

1792年9月21日，杜穆里埃统率下的法国健儿与奥普联军战于距凡尔登不远的瓦尔密（Valmy）原野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接着，奥普联军就狼狈地逃退出法国国境，法军又收复了凡尔登要塞。瓦尔密战役的胜利是法国人民首次用自己的力量击退列强反动势力的干涉，它拯救了革命，使法国转危为安。而这次胜利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影响，对于革命人民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德意志的伟大诗人歌德（Goethe）在论及瓦尔密战役时说道：“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天，开始了世界史上的新纪元。这是人民对国王们的第一次胜利。”而后来列宁则写道：“那时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被压迫阶级，都充满着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而且事实上也真是这样的战争。革命的法国防御了反动君主欧洲的侵犯。”（《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1954年北京中文版，第132页）

自巴黎人民在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中逮捕了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以后，尤其是在9月流血事件以后，主张君主立宪的斐扬派立即噤若寒蝉，完全与反革命的势力合流了。8月下旬，法国开始了国民公会选举。这时，所谓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界限已因革命之进一步发展而被取消，所有一切成年的男性公民都享有选举权。结果在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的750人里面，吉伦特派占165人，其中包括布里索、维尼奥、孔多塞等；雅各宾派约占100人左右，他们因为坐在议厅的最高处，所以又被称为山岳党（The Mountain），其中最著名的是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拉扎尔·卡诺（Carnot）和圣鞠斯特（St. Just）等；温和的民主派实占大多数，他们摆动于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之间，被称为平原派（The Plain），或被轻蔑地呼为沼泽派（The Marsh），斐扬派则遭受到人民的唾弃，他们没有一个人被选进国民公会。

恰巧就在瓦尔密战役发生的那一天，国民公会举行首次会议。当前线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巴黎举市若狂，要求废除国王。雅各宾派分子说道：“宫廷是罪恶的制造所，是淫荡的渊蔽，暴君的魔窟，国王的历史就是人民受难的历史！”国民公会随即在人民群众的欢呼中一致通过议案：废除君主政体，改建共和国。从1792年9月22日起，法国改称“自由第四年，共和元年”。这便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共和。

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关在旦普尔古堡中，等待着人民意志的处决。这时，由于一位铜匠出面检举，革命人民在杜伊勒里宫中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壁橱，那里面藏着路易十六与欧洲其他各国君主来往的书信，这些文件确定了一个早已昭然若揭的事实：即路易十六曾经不断地向其他各国的君主恳求援助，想借列强的兵力来镇压本国的人民。1792年12月，国民公会公审路易十六，肯定他犯有阴谋危害国民自由和破坏国家安全的叛国罪，结果以387票对334票的多数宣布处以死刑。在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人里面，有一名是路易十六的堂兄弟，奥尔良公爵而自号为“平等者”的菲利普，即平等菲利普。法国人民不愿意看到千百万革命者的人头落地，所以决定用国王的流血来防止那更大的流血。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斩于巴黎革命广场的断头台上（图8-22）。当时丹东说道：“欧洲的君主们向我们挑战，我们就把国王的头颅掷给他们看！”图8-22　路易十六被斩于巴黎革命广场的断头台上

五、革命直线上升的发展，忿激派的兴起，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的斗争，吉伦特派的被清洗

马克思和列宁都曾经指出：18世纪末期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直线上升发展的。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基本动力，他们推动着革命不断地从低级发展到高级，使它的性质愈来愈深入，范围愈来愈广泛。

在瓦尔密战役之后，杜穆里埃统率下的法国部队就把奥普联军赶过了莱茵河，并且迅即把奥属尼德兰完全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1792年11月19日，国民公会发表宣言，说法国将援助一切国家的人民来反抗他们的暴君，使他们获得自由、平等和民主性质的政府。国民公会的立场是：“……各国政府是我们的敌人，各国人民是我们的同盟者；或者是我们被消灭，或者是人类得到自由。”这样，革命的法国就自居为自由的保卫者，向欧洲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号召。

可是在另一方面，欧洲的反动势力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对法国人民进行反扑。当路易十六被戮之际，英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对于法国大革命就感到痛心疾首，决定出面来干涉，在17世纪中期，英国的资产阶级曾经轰轰烈烈地进行过革命斗争，他们自己就曾经首先杀了一个国王。但在这时候，英国的资产阶级已变为保守的了，他们企图站在反动势力的前列来扼杀人民革命。加上英国为了要垄断欧洲大陆的贸易，它对于法军占领奥属尼德兰这件事也深怀敌意。从1793年2月1日起，英国、荷兰、西班牙以及萨丁尼亚王国都正式加入奥地利、普鲁士的反法同盟方面，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在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大同盟里面，英国扮演着领导的角色。

在法国内部，反革命的势力也非常猖獗。受到了僧侣、贵族、大资产阶级以及外国侦探们的煽惑和接济，旺代省的武装骚动日益扩大，整个法国西部和南部以及里昂等地区都被反动分子所劫持，在1793年的夏季，在法国全境83省里面，拥护国民公会的只有23省，而反对国民公会的则有60省。

这时法国经济方面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投机商人囤积居奇，而人民群众则无衣无食。在1792年与1793年之交，巴黎开始出现了真正代表城市贫民的忿激派（Enragé，也译为疯人派），他们主张采取非常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利益，对投机商人进行严厉的制裁。

忿激派的领袖、牧师出身的雅克·鲁（Jacques Roux）愤慨地指责道：“再也没有比那些靠人民的灾难而发财以及那些靠人民的眼泪和破产而放高利贷的勾当更为重大的罪恶了。已经摆脱了暴君统治的人民，应该起来打击资产贵族残暴的阴谋。”后来，雅克·鲁又向雅各宾派呼吁道：“山岳党的代表们，为什么你们不在革命上更提高一步呢？他们也应该为极大多数居民的眼泪和呻吟所感动的，他们既没有面包，又没有衣服，他们被投机囤积弄到了贫困和不幸的顶点了。”雅克·鲁提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问题，他认为人民仅仅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经济地位的平等。忿激派要求改变社会上的财产关系，从根本上来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一点就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而带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当然，忿激派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运动已经揭示出了共产主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147页）

当国内的斗争愈益激烈时，法国在对外防御方面又重新遭遇到极大的困难。1793年3月，那在政治上属于吉伦特派、曾经率领法国健儿取得瓦尔密战役胜利的军事统帅杜穆里埃，竟因他本身的阶级利益而企图回兵至巴黎以造成反革命的政变。当他的这项阴谋被粉碎时，他就背叛祖国，向奥地利投降了。杜穆里埃的叛变使法国北部的防线濒于崩溃，于是奥地利、普鲁士与荷兰的部队便又踏入了法国的土地。同时，西班牙的部队越过了比利牛斯山侵入到法国西南部，萨丁尼亚王国的部队侵入到法国东南部，而英国的海军则占领了法国在地中海上的海军基地土伦港。

列强反动势力的干涉，国内反革命分子的骚动，那威胁着城市居民的粮食危机，以及由于这些形势所造成的人心的浮动，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权来领导人民进行搏斗。而在这危急的关头，雅各宾派就在人民群众的热情拥戴中，担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列宁写道：“真正的‘雅各宾派’，1793年的雅各宾派之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性，就在于他们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雅各宾派’，他们是和人民中革命的多数站在一起的，是和当时革命的先进阶级站在一起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俄文第三版，第435页）

1793年4月6日，国民公会采取紧急措施，宣布成立由9人（后增为12人）所组成的公安委员会，总揽最高的行政权。最初，在公安委员会里面，吉伦特派的委员仍占多数，但它的领导人则为代表雅各宾派右翼的丹东。同时，国民公会又根据丹东的建议，组织革命法庭，用革命手段来镇压反革命。

由于革命形势进一步的发展，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之间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了。吉伦特派早已用“自由、平等、私有财产”的口号来代替“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们在国民公会中得到沼泽派的支持，经常想把雅各宾派排挤出来。当1792年的9月流血事件发生时，吉伦特派曾经百般诬蔑，硬说雅各宾派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要求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去调查那次的惨案。吉伦特派公开否认巴黎人民在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他们主张加强南方各省在政治上的地位，而“巴黎应该与其他各省一样，只能有1/83的影响”。及至杜穆里埃叛国投降，吉伦特派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于是他们就更加倒行逆施了。1793年4月，吉伦特派大兴冤狱，把“人民之友”、雅各宾派杰出的领袖马拉褫职，交付革命法庭审判。可是，人民群众迅即起来营救马拉，革命法庭只好宣布他无罪。结果马拉被戴上象征胜利的桂冠，由10万人民簇拥着重新回到国民公会的议席上。这次的斗争表明了一个事实：人民群众拥护雅各宾派，而吉伦特派则是孤立的。

在1793年5月底，吉伦特派与王党分子勾结起来，在里昂等城市发动了反革命的骚动，被残杀的雅各宾派达数百人。当这一消息传至巴黎时，巴黎的人民群众怒不可遏，决心向吉伦特派进行清算。6月2日的清晨，马拉亲自登上市政厅的钟楼，敲动警钟，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战斗，雅各宾派的军人昂里奥（François Hanriot）率领着炮队和国民自卫军包围国民公会，将布里索、维尼奥等31名吉伦特派的议员予以逮捕。

革命沿着直线上升的路线在发展。以前，在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中，巴黎人民逮捕了国王和王后，推翻了那主张君主立宪的裴扬派；而在1793年6月2日的起义中，巴黎人民又清洗了那代表工商业资本家的吉伦特派。在这以后，雅各宾派就完全掌握了国民公会。

这时，那由丹东所领导的公安委员会已经不适于革命形势的需要。1793年7月，国民公会改组公安委员会，将丹东免职，而把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图8-23）、库东（Georges Couthon）等比较激进的人补充进去，于是公安委员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同年8月，雅各宾派最优秀的军事家拉扎尔·卡诺也参加了公安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革命的武装力量。图8-23　圣鞠斯特

与此同时，巴黎的革命公社也经过了改组，雅各宾派左翼的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Pierre-Gaspard Chaumette）和雅克·埃贝尔（Jacques Hébert）等被推举为领导人。他们代表巴黎的小市民、手工业者和工人，即普通所称的无套裤汉（Sans-culotte，又称长裤汉，原来是指穷汉，以后转为劳动人民的通称）。

六、雅各宾派的民主专政，封建残余的肃清，革命的恐怖主义，雅各宾派的分裂，热月9日的反革命政变

从1793年6月2日巴黎起义的胜利直至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遇害，这14个月是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时期，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发展最高的时期。法国的无套裤汉和劳动农民推动着雅各宾派前进，使它在国民公会中执行人民的意志。列宁写道：在1793—1794年中，“国民公会正是下层分子的专政，即城市的和乡村的贫民中最低阶层的专政”。当时雅各宾派所代表的，“不是大资产阶级或中等资产阶级，而是普通人民、贫民，也正是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完全地和整个地统治着”。（《列宁全集》第九卷，俄文第三版，第217页）

在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时期，法国的阶级斗争是极为尖锐、极为复杂的。革命真正地起了“历史的火车头”的作用，它使整个的社会飞速发展。现在我们为了叙述的方便，把雅各宾派民主专政期间的大事分下列6项来说明。但不要忘记：这些事实都是同时发生，而且是互相关联着的。（1）制定1793年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宪法。

雅各宾派在掌握政权以后，即于1793年6月22日制定了一部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宪法。这宪法规定法国为民主共和国，对全体人民保障了平等权、人身自由权、安全权、财产所有权、享受义务教育权、信仰自由权、出版自由权、请愿权和集会权，等等。凡是《人权宣言》中所列举出来的那些原则，此时都用法律的条文予以规定了。这宪法把选举权赋予每一个年龄在21岁以上的法国公民，其中有一条说道：“如果社会上有一个成员受着压迫，那么，就有对全社会总体的压迫存在。”

与1791年君主立宪制的宪法比较起来，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当然是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它也有其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它规定一切公民都有权依照本人的意志来处理自己的财产和劳动成果，因此就承认了私有财产制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

在所有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宪法之中，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算是最民主的。然而，它与社会主义的宪法仍有本质上的不同。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就使它所规定的平等权、自由权等都成了空洞的具文。那正如忿激派的领袖雅克·鲁所指出：“……例如人们中间还有一个阶级能迫使另一个阶级陷于饥饿，那么，这是什么自由呢？假如富人依靠垄断而享有生死予夺之权，那么，这是什么平等呢？自由、平等、共和国……在现在都只是空话罢了！”并且，由于当时法国正处于紧急期间，这宪法也没有能够付诸实施。（2）扫清封建制的残余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

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即在资产阶级中的激进分子与农民联合在一起，向封建势力进行冲击，以解决土地问题作为主要的目标。经过1789年7—8月各地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法国的封建制大致上已经瓦解了。然而，在那以后的四五年间，封建制的残余仍旧是存在的。直到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时期，法国的土地问题才得到最后的解决。

1793年6月3日，雅各宾派颁布第一个土地法令，宣布没收一切亡命者的土地，将之划分为小块的地段，廉价出售给农民去耕种。接着在6月10日，雅各宾派公布第二个土地法令，规定把所有农村中的公有土地按照人口来平均分配，所有的居民，包括贫雇农和雇佣工人，只要在农村居住一年以上，就有权分得一份土地。1793年7月17日，雅各宾派又颁布关于土地法令的补充条款，规定：凡属农民过去所负担的封建义务，无论何种形式，一概永远取消。一切封建性的契约或其他文据，必须呈缴官方，当众焚毁，藏匿者即按律处以5年的徒刑。此外，凡属过去因为封建关系而引起的诉讼案，一概撤销勿论。经过这样彻底的改变，什么封建制的残余都一扫而空了。

按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这在法国历史上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从此以后，占有全国人口90%的农民都免除了封建制的束缚，获得了土地，成为自由的小私有者，而这个被解放出来的社会力量，是无从估计的。列宁写道：“人们常常援引法国人在1792—1793年时的英勇爱国精神和军事义勇奇迹。可是他们常常忘记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的，历史经济的条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那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用真正革命民主主义的速度，坚决手段、毅力和忠诚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这就是那些以‘神奇’速度挽救了法国，而把它的经济基础改造革新了的物质经济条件。”（《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1954年北京中文版，第132页）（3）反对教会的斗争。

法国原为天主教会的坚堡。但在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时期，法国人民掀起了一系列的反宗教运动。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都已不参加礼拜，婚丧大事也不请牧师做祷告。1793年11月，由于革命公社的建议，法国人民在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创立无神论的理性宗，以对于理性的崇拜来代替对于上帝的崇拜。但到了1794年6月，因为罗伯斯庇尔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反对无神论，国民公会又下令以最高主宰的崇拜来代替理性的崇拜，这就重新恢复了对于上帝的信仰。不过在这时候，法国已经承认了信仰自由的原则，宗教和政治分离了。目前全世界所通用的公历纪元，假定是从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年算起的。法国的革命人民为了要破除关于耶稣教的迷信，并纪念革命的胜利，乃决定改订历法。1793年11月，国民公会制定新的共和历。这共和历是从1792年9月22日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算起，以10日为1周，3周为1月，每年最后的那5天叫作无套裤汉节，作为劳动人民享宴休息的日子。国民公会采用诗人法布尔·代格朗汀图8-24　诗人法布尔·代格朗汀（Fabre d’Églantine）的建议（图8-24），分别地用“萌芽”、“花”、“牧地”、“耕穑”、“热”、“果熟”、“葡萄”、“雾”、“霜”、“雪”、“雨”、“风”等气候季节的名称作为12个月的名称。

这共和历一直使用到1805年年底，才被拿破仑所废除。（4）实施普遍的最高限价。

为了打击资产阶级的囤积居奇以保障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忿激派在1792年与1793年之交就主张：1）制定粮食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价；2）实行累进制的税率；3）建立国家的粮食管理制度；4）用革命的方法来取缔投机商人的活动。

在忿激派提出了关于最高限价的要求以后，各个党派就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最初，不仅那代表工商业资本家利益的吉伦特派拼命反对最高限价，就连雅各宾派的上层领导者马拉和罗伯斯庇尔也认为最高限价会更加妨害到货物的自由流通。只有那代表巴黎劳动人民的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和雅克·埃贝尔等雅各宾派的左翼分子，才积极支持忿激派那些正义的要求。肖梅特曾经建议由巴黎的公社组织革命的征粮队，到乡间去征购粮食并打击富人的操纵。他说道：每一支征粮队的后面都应当带一架断头台，用死刑的恐怖来消灭投机。

在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初期，它的上层领导者在实施最高限价的问题上仍旧是犹豫不决的。在1793年的8—9月，巴黎的粮食危机严重已极，急待采取紧急的措施，但公安委员会却将忿激派的领袖雅克·鲁等人予以逮捕，结果雅克·鲁因无辜陷于罗之中，便愤而自杀了。可是，在9月4—5日，巴黎的劳动人民掀起了斗争，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和雅克·埃贝尔率领着无套裤汉向国民公会请愿，要求把革命的恐怖政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立即实施普遍的最高限价。在人民群众这样强大的压力之下，雅各宾派的上层领导者才同意实施关于最高限价的主张。

1793年9月29日，国民公会制定法令，规定了粮食以及其他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价，同时也把工资限定在一定的水平上。各项物品的价格系以该项物品在1790年的市价加33%计算，而各级人员的工资则按照1790年的工资水平加50%。凡触犯限价法令的人，轻则予以监禁，重则处以死刑。这样，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危机便暂时得到了缓和。不过，关于最高限价的法令只涉及生产品的分配方面，而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由于资产阶级的阴谋破坏，这些法令并没有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久之后，物价又猛烈上涨，而工资却是冻结着的，于是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就又趋于恶化了。（5）实行革命的恐怖主义，镇压反革命。

在1793年的夏季，法国外受列强的武装干涉，内有反革命分子的叛乱，革命正遭遇到严重的危机。雅各宾派为了巩固人民的政权，乃不得不实行革命的恐怖主义。

1793年7月13日，那为人民群众所热爱的、雅各宾派的领袖马拉突被吉伦特派的女凶手夏绿蒂·科黛（Marie-Anne-Charlotte Corday d’Armont）所刺杀。马拉的遇难，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痛恨。他们要求以恐怖回答恐怖，对一切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无情的镇压。

公安委员会隶属下的革命法庭专门负责镇压反革命的工作。1793年9月17日，雅各宾派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公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规定：凡属在行动、言论、写作等方面证明是拥护封建专制主义而反对革命的人，凡属贵族豪门出身而敌视革命的人、与亡命者保持着联系的奸细以及未能取得公民证的可疑分子，均在逮捕之列。政府鼓励人民自动地出来检举，把所有危害共和国的敌人都彻底干净地肃清掉。

1793年10月，革命法庭把过去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过去的巴黎市长让·西尔万·巴伊、吉伦特派的领袖布里索、维尼奥、罗兰夫人以及奥尔良公爵平等菲利普等都送上了断头台。同时，公安委员会又分别派遣特派员率领着革命的军队驰往里昂、南特、波尔多等要城戡定叛乱，肃清反革命分子。总计起来，巴黎以及其他各地被戮的罪犯当在2万名以上。

在实行革命恐怖主义的期间，每天巴黎的街道上都有辚辚的囚车经过，断头台上的铡刀不断地在下落。所有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在《资产阶级与反革命》一文中说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打破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打破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手段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44页）（6）组织国防力量，击溃列强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

为了要打退列强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公安委员会责成拉扎尔·卡诺和圣鞠斯特用革命的方法来组织新的军队。卡诺是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军事行政家之一，而在革命热忱方面，圣鞠斯特又补充了卡诺的不足。

1793年8月23日，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遍的征兵制，规定凡为18—25岁的男子皆有服兵役的义务。国民公会向人民呼吁：“从现在起，直至敌人被赶出共和国领土以外时止，全体法国人都应经常担任兵役。青年男子要赴前线作战；有妻室的男子应制造武器，运送军需品；妇女要缝制衣服、帐篷，并在医院中服务；少年儿童应当用旧布制成绷带；老年人应当到公共场所去演讲，以鼓励战士们的勇气，宣传对于君主们的仇恨，并加强共和国内部的团结。”公安委员会发动全国最杰出的科学人才，请他们来参加军火制造。结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法国军火工业的生产量就提高了数十倍，而大炮、枪械和弹药的质量都提高了。这时，无套裤汉（图8-25）和取得了土地的农民都积极地响应了从军的号召。在1793年年底，法国的武装部队已达77万人左右，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拥护雅各宾派的。这些真正来自民间的军队，唱着激昂慷慨的《马赛曲》，举着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排山倒海一样奔赴战场。他们的口号是：“给茅屋以和平，给宫廷以战争！”“如果剑嫌短的话，那就必须再向前跃进一步”！“若非战胜，即须战死”！图8-25　无套裤汉由于士兵素质的改变，法国新军的战术也起了根本的改变。本来，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在独立战争中就已经使用散兵线来打击敌人，但直至18世纪末期，欧洲诸国的军队却仍旧是排列成一行行密集的队形来作战的，行动迟缓而灵活性很小。当时，列强的干涉军多由雇佣兵所组成，他们缺乏自发的战争精神；而法国的新军则主要地系由志愿兵所组成，他们洋溢着革命的热情。拉扎尔·卡诺和圣鞠斯特因看出那种古老的战术阻碍着士兵们发挥主观的能动性，乃命令将军们广泛地使用散兵线作战，用猛攻和突袭的方法来摧敌制胜。这种战术上的改变大大地增加了法国新军的机动性和战斗力量，它立即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法国人民在革命战争期间所发展出来的这种战术，以后为拿破仑所承袭，并且一直影响到整个欧洲。

当人民自己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危境并且自觉地起来为保卫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斗争时，他们是能创造奇迹的。在革命热情的鼓舞之下，法国的新军对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展开了猛烈的扫荡。在1793年10—11月的战斗里，他们镇压了国内各地的叛乱。12月，他们把奥地利、普鲁士、荷兰的干涉军赶过了莱茵河，把西班牙的干涉军压缩到比利牛斯山以南，把萨丁尼亚的干涉军逐回老家，而最后则从英国人手里收复了地中海上的要塞土伦港。当1794年的元旦来临时，法国人民已经可以欣喜地宣告：他们的国境之内已经没有列强干涉军的踪迹了。

拉扎尔·卡诺在军队中贯彻论功行赏的办法。他倾听士兵们的意见，把那些庸庸碌碌作战不力的将领予以革职，而代之以那些功勋卓著、享有群众威信的人。结果法国涌现出一批新的，智勇兼备的青年将领，其中最著名的是路易·拉扎尔·奥什（Lazare Hoche）、让·维克多·莫罗（Victor Moreau）、皮什格鲁（Jean-Charles Pichegru）、让-巴普蒂斯·儒尔当（Jean-Baptiste Count Jourdan）和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

经过以上这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斗争，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叛乱已被肃清，列强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也已被击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大体上已经完成了。但就在此时，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却随之激化，雅各宾派的内部分裂了。

雅各宾派原为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手工业者所联合组成的一个激进民主主义的集团，它里面存在着3个派别。（1）丹东所代表的右派。丹东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主张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推翻君主政体和封建制度，但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而人民群众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时，他就转向反动。在国民公会的第一次大会上，丹东就跟在吉伦特派后面，主张制定法案，使“一切土地财产、个人财产和工业财产都永远受到保护”。丹东反对限价政策，主张自由贸易。他要求停止革命的恐怖主义，甚至公开主张与英国议和，以结束战争。某些历史学家说丹东在革命的初期与革命的后一阶段前后判若两人，实则丹东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前后一致的。马克思对于丹东作了非常恰当的评断：“虽然他站在‘山岳党’的顶峰，然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却是‘沼泽派’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609页）（2）罗伯斯庇尔所代表的中派。罗伯斯庇尔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富农的利益，他在经济方面的政策是畏首畏尾、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要求取缔投机商人的囤积居奇，而最后也同意实施普遍的最高限价以安定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又根本不敢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认为限价政策只是临时性的措施，在长远的过程中还是要让工商业自由发展。因此，罗伯斯庇尔感到最困难的是：“将来怎么办？在封建法国的废墟上，需要建设怎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他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3）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和雅克·埃贝尔所代表的左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社会上除了资产阶级和工人以外，还广泛地存在着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者，即城市中的小市民、手工业者以及乡村中的小自耕农和贫雇农等。在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这些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者曾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断地推动着革命前进。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和雅克·埃贝尔所代表的无套裤汉，即近代无产阶级的前身，实为雅各宾派中最先进的一部分。

这3个派别之间的倾轧，最后终于引导到流血斗争。首先，罗伯斯庇尔所代表的中派与丹东所代表的右派合作，对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和雅克·埃贝尔所代表的左派进行残害。1794年3月24日，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雅克·埃贝尔等无套裤汉的领袖惨遭杀戮。这样，雅各宾派便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接着，罗伯斯庇尔派便回过来收拾丹东派。1794年4月6日，丹东和那最初领导攻陷巴士底狱的卡米尔·德穆兰等都被斩于断头台上。

罗伯斯庇尔翦除异己，这就大大地削弱了雅各宾派的群众基础，因而也就使大资产阶级得以趁机篡夺政权。在1794年的7月初，国民公会中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沼泽派、残剩的丹东派分子以及少数不择手段以求报复的左派分子就布置下一个阴谋的罗网，准备逮捕罗伯斯庇尔并推翻雅各宾派的民主专政。罗伯斯庇尔预先得悉了这个阴谋，他决定在国民公会中再来一次血的清洗。但在这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感到无能为力了。

1794年7月27日，也就是共和历的热月9日，罗伯斯庇尔来到国民公会，原想逮捕那些反动分子，但他自己却反而被沼泽派和残余的丹东派分子所逮捕。当罗伯斯庇尔被宪兵押走时，他悲痛地叹息道：“共和国灭亡了！强盗们的统治开始了！”

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的革命公社在闻知国民公会中反动分子政变的消息后，立刻发出警报，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拯救革命，拯救罗伯斯庇尔。巴黎的革命公社曾经一度把罗伯斯庇尔从狱中劫出。然而，反动分子迅即调集了大批的军队来包围公社。这时因为人民群众所给予雅各宾派的援助太少，于是罗伯斯庇尔在当天晚上便又重新陷入了虎口。次日，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的战友圣鞠斯特等18人被杀于断头台上（图8-26）。图8-26　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的战友圣鞠斯特等18人被杀于断头台上

热月9日的政变标志着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终结。法国大革命的最高潮已经消逝，接着来的便是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七、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

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一向被视为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与过去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美国的独立战争比较起来，它在性质上更深入、在规模上更巨大、在影响上更久远。这个革命所产生出来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结果，不仅支配着现代的法国，并且影响了整个的欧洲。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列宁曾经写道：“它替自己的阶级……替资产阶级作出了这样多的事业，以致使得整个19世纪……所作的，不过就是进行了、部分实现了、完成了那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已经创造的事业。”（《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俄文第三版，第304页）

法国大革命根本扫清了法国境内的封建制度，因而也就替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列宁写道：“在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扫除、摒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一完成了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它所应当作的一切；它加强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俄文第三版，第315页）

法国大革命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在整个的革命过程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自觉地、坚决地、热情澎湃地参加了这一反封建制度、反君主专制的斗争。尤其是在1793年6月—1794年7月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时期，这个革命已经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当时忿激派所代表的城市贫民和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雅克·埃贝尔等人所代表的无套裤汉，即近代无产阶级的前身，已经超过了资产阶级革命所能允许的范围，而提出了主张经济平等的纲领，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忿激派和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雅克·埃贝尔等人已经觉得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应当消灭。以后由于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这个思想就发展为新的世界秩序的思想，即共产主义的思想。

然而，法国大革命有其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在18世纪末期，大工业还刚刚兴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尚未具备。恩格斯写道：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从一般无产群众中分离出来，那时它还只是新的阶级的萌芽，它还不能作独立的政治行动”。（恩格斯：《反杜林论》，1953年北京中文版，第329-330页）所以，千百万人民英勇奋斗，流血牺牲，而结果却只是把资产阶级推上了胜利的顶峰。法国大革命所做到的，只不过使在当时是进步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了陈旧的封建主义剥削制度（图8-27）。图8-27　攻打巴士底狱

在所有一切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参加斗争的领袖和人民群众对于革命的性质、规律、动力和目的都还没有科学的认识。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从过去的历史上去找理论的根据。17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们曾经利用从《旧约·圣经》中所假借得来的形象和幻想，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革命斗争；18世纪末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们缅怀往昔，把古罗马共和时代的传说当作革命的信条。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未来的发展中来吸取思想的源泉。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革命在没有把那些一切关于过去的迷信观念完全清除以前，它本身是无法开始前进的。以前的那些革命曾经需要从过去的世界史中追忆往事，为的是要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而19世纪革命（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著者注）则必须让那些死者把他们那些死亡了的东西埋葬掉，为的是要使自己弄清楚自己的内容。以前的那些革命是词藻胜过了内容，而现在的革命则是内容胜过了词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325页。）

在所有一切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革命者所怀的希望与那些革命造成的实际结果决非符合一致的。18世纪末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那些思想家，曾经把那个革命憧憬为真理、正义、自由、平等、博爱之实现，说它将给千百万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和富裕。然而，在那个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秩序里面，自由变成了资本家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自由，平等变成了富裕者与饥饿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所谓的平等，而博爱则变成了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的那种不可调和的阶级仇恨。

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在历史上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然而，在这一次大革命以后，法国人民虽然打碎了旧的封建制度的束缚，但却迅即又被套上了新的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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