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实践与推进策略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德瑞 孔雪梅 主编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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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实践与推进策略研究试读：

前言

第一章由付秋雨女士执笔。本章对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内涵进行界定，全面梳理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概况，阐明传播动因与条件，从政治、文化、经济三方面对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价值进行评估。

第二章由邱丽媛女士执笔。本章阐明了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基础。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语言学基础即普通语言学、汉语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基础；基于传播要素与原则作出分析的传播学基础；基于交际环境的跨文化交际学基础以及教育学与教育心理学基础。

第三章由姜向荣女士执笔。本章从实践方面阐释目的语与非目的语环境下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主体、形式、特点，以及依托传播、自然传播、合作传播三种模式，最后以澳大利亚、泰国个案为例进行实践性分析。

第四章由王琳女士执笔。本章以英国英语推广机制及成功经验为例，阐明汉语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框架的构建已形成对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与发展契机，并基于决策与组织者、施教与受教者以及传播媒介视角对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有利因素进行全面分析。

第五章由张锦玉女士执笔。本章从当前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语言环境与背景入手，重点分析汉语的国际地位与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从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宏观主客体即政府决策层面，微观主客体即教师与学习者，以及传播媒介即教材、教法三方面，全面梳理了当今汉语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第六章由孔雪梅女士和贾涵女士共同执笔。本章针对前面章节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对策分析，从宏观主客体与微观主客体优化策略等多方面入手，提出国家的语言和文化推广政策与措施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总体战略布局有着重大影响。今后仍需从增强国家“硬实力”出发，体现尊重，寻求认同，处理好语言文化建设内外关系，整合海外汉语推广资源，加强“三教”建设，加强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推广机构自我运转能力，从根本上帮助海外汉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向着健康、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作为北京市语委研究基地——北京华文学院汉语言文化传播中心的工作人员，付秋雨女士承担了本课题的前期论证初稿的起草工作，特别是在经费预算方面，经过与课题发布方多次沟通才得以确定；贾涵女士负责了本课题结题报告论证的初稿写作工作，与各位作者日常联系和研究进度的催促工作，特别是在后期课题经费报销方面，她与各位作者进行了大量非常琐碎的但必需的研究经费计算和分配工作；孔雪梅女士除承担了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外，还负责了全书文稿的审核与润色工作；北京市语委贺宏志处长，作为语言文化方面的著名专家，无偿地指导了本课题的申报与结题工作；北京华文学院原副院长、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郭熙教授，在百忙之中拨冗为本书作序。“得众君所助，青云如闲步”，在此，我作为这一项目的负责人，对上述各位女士与先生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并期待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张德瑞丁酉仲春于京华

—————————————————(1) 下述本书编者付秋雨、邱丽媛、姜向荣、王琳、张锦玉、孔雪梅、贾涵均为北京华文学院在职教师。第一章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内涵与价值评估第一节　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内涵一、语言传播的内涵

目前，对于如何定义语言传播，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所谓语言传播，通常是指一种语言的使用区域的扩大。社会语言学通常把语言传播分为两类，一是自然传播，一是对某种语言有意识的传播，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即强势语言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范围在缩小。（郭熙，2006）李宇明认为：“语言传播，指A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A民族（语(1)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B民族（语言接纳者）。”从社会实践这一角度来理解语言传播，虽然不够全面，但也大致概括了语言传播的基本内涵。

语言传播是亘古普存之现象，是民族间接触、交流乃至碰撞的方式之一，也是民族间接触、交流乃至碰撞的先导与结果。语言在传播中发展或蜕变，社会在语言传播中争斗与进步。国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实体，若引入国家的概念，会看到语言传播也在国家间进行。语言在多民族的国家内传播，与国际传播有同有异。语言传播研究，需区分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分而研究寻特点，合而研究看共性，本书所研究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是指汉语文化的国际传播。

国际上关于语言传播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在“语言扩散”（language spread）的意义上探讨语言传播的过程、规律及结果；（Gumperz，1962；Fish-man，1991；Ferguson，1993；Nichols，1997，2008）另一条是在“语言交际”（linguistic communication）的意义上将语言传播置于人际面对面互动的框架下考察语言在社会互动中的功能和作用。（Mead，1972；Goffman，1974；Blumer，1986）前一条线索旨在探讨语言在地理上的扩散结果，即一定的语言从甲地扩散到乙地，是否完全替代了乙地原先通行的语言，或两种语言仅仅并存于一定的社会场域，或两种语言以社会语体的有序分布，流行于不同的社会群体，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社会活动。后一条线索旨在考察社会成员如何在日常生活的互动过程中以语言建构出对话的意义世界，并通过对话者内在经验的语言外化过程实现对话者相互间经验和意义的共享，由此透视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的成立条件。这两条线索并非完全平行，而是相互影响，使得语言传播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卢德平认为：“语言扩散”以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际”为最高目标，使之构成语言传播的最终形态，但在母语之外，一种外部植入的语言变体如要实现这一传播目标，在传播策略上则不可回避其“殖民”或“霸权”模式，从而在语言传播过程中卷入除语言外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即使就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际而言，语言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构成进入对话和交际的社会成员展示其主体人格、分享彼此经验和情感的社会行动过程本身，而不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工具。（卢德平，2016）二、语言文化传播的内涵

语言传播是通过语言学习来实现的，多数是通过第二语言学习（当然也包括第N语言学习）来实现的。语言传播不仅仅是语言的推广和传播，更重要的是以语言为载体，传播文化和价值观，使本国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借以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曹叠峰，2014）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自20世纪初美国的鲍阿斯和萨丕尔的语言学理论问世以来，人类语言学家都强调语言的社会属性，认为语言和它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因此必须把语言学看作一门社会科学，把语言置于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研究。人类语言学的研究传统引发了文化语言学的出现和兴起。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的交际过程，语言学家们发现人们的语言交际过程不仅涉及语言系统，而且涉及同语言系统紧密关联并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语言和文化是同步发生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语言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有了语言，人类就有了文化。人类的语言是人类社会文化中的语言，它与人类社会、人类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承载(2)着文化，同时语言亦为广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任何一种语言符号系统都能够将语言共同体的各种情境化的实践经验类型化、范畴化，并形成语言的语义场系统，从而在传播语言符号体系的时候，同步传播相关的语义场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掌握了一门语言就相当于掌握了一种文化，掌握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经验系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一方面，语言本身是构成文化的要素之一；另一方面，文化的其他要素都必须由语言来传达，从而得到演进和发展。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和文化传播的媒介，语言具有双重性质，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两者不可分割。法国著名思想家和符号学家(3)罗兰·巴特说：“无论从哪方面看，文化都离不开语言。”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也指出：“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

因此，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语言传播和推广，将其纳入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甚至通过专门的法案，组建专门的机构，不遗余力地从国家财政层面对其进行保障。英国文化委员会、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经过多则百余年，少则几十年的发展，在保护本民族语言安全，推广本国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曹叠峰，2014）三、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内涵

目前汉语文化国际传播这一概念具有多声部的特点，不同的行动主体都在参与其内涵的建构，表达着自身的立场，而各种声音和立场产生的回声，使得汉语文化国际传播这一概念被多重映射之后不仅产生了内涵的歧义、界定的困难，而且最关键的是，许多以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名义阐释的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范畴，甚至超出了一般传播的范畴。在此情况下，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无论是概念还是行动，均存在真相和假象叠加的问题。（卢德平，2016）中国目前所推行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实质上是一种政府和民间合作实施的传播运动，其出发点是推介中国的传统和现状，凸显了传播主体的意志。其基本传播出发点不是传播对象需要听什么，而是传播主体想讲什么，或者说，是传播主体通过传播手段和传播过程去吸引传播对象来听。这样一种以传播主体为主导的议程设置方式，不能说不是一种有效的传播，但确实和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对话性互动过程有着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在目前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中，推力因素远远大于拉力因素。

从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的思考，到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实践的认识，反映了关于语言本质特性的两个认识阶段。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说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代表了前一种认识的高峰；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奥斯汀（J．L．Austin）、塞尔（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米德（Herbert H．Mead）之后所形成的哲学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则代表了后一种认识的高峰。但是，以上述任何一种认识为唯一的理论出发点来界定汉语传播概念，制定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政策，实施汉语文化国际传播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带来认识和实践的双重偏差。以前一种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为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基础，则必然认为汉语本身形义兼备，是自足的系统，由此认为只要将汉语这套符号系统输出到不通行汉语的地区或国家，汉语所承载的中国人的集体意识、文化记忆、社会制度、传统习俗就能同步输出，进而认为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任务大功告成了。不可否认，这样的认识和实践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合理性，即立足于汉语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理论思路，解决了汉语传播的语言符号地位问题，但无法确立汉语进入对象国日常社会生活的理论依据，也无法回答汉语文化国际传播限度的问题，以及汉语传播实践中的悬置性问题。以后一种理论思路为汉语传播的唯一理论依据，也会带来这样一些问题：日常社会生活对于交际者置身于具体的语言互动语境的现实性要求，在作为母语使用者的中国人不能大规模出现于对象国日常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对于跨越国境，且以外语状态出现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构成了几乎难以逾越的实践障碍，并且在理论上存在过于倚重语境变异性、缺乏对宏观背景规则有效指涉的问题。但关于语言和语言传播的后一种理论思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重要启示：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应从传播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包括从具体生动的语言交流者的当下现实出发，才谈得上是关于传统、历史、文化等宏观背景的历时维度的传播。关于语言和语言传播本质特性的上述两种重要理论思路的结合，意味着规则和过程、背景和现实、个体和社会的有机整合，这可能才是确立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理论基础的正确方法。（卢德平，2016）

关于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研究的主要领域，吴应辉（2010）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①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战略研究，其中包括对中国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总体战略、国别战略、孔子学院布局战略等方面的研究，同时还应包括各国关于自己国家汉语推广战略的研究。②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国别问题研究，包括国别教育体制、国别语言策略、国别文化与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等相关问题以及国别汉语教学需求研究。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成功程度，主要体现在汉语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程度。③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体制、机制与科学发展研究。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是新生事物，其管理体制与这项事业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项目的运行也直接关系到具体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如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的发展问题研究、汉语教学志愿者项目、公派汉语教师项目的管理机制研究等。④汉语教学的本土化问题研究。国别、语言和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对汉语教材、教师和教学法的要求不同。随着不同国家汉语需求的增长，本土化汉语教材、教师及相关教学法与教学模式等领域的研究必将成为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⑤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与国家软实力建设研究。语言传播会对提升国家软实力起积极作用，但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力如何测定等都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一领域的量化研究成果对争取国家对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事业的投入将产生积极作用。⑥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典型个案研究。⑦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有关标准研究，包括开展适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教学相关标准的研究，如汉语教师标准、汉语能力标准、汉语教学大纲等方面的研究。⑧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项目评估体系研究，项目评估有利于确保项目效益，汉语文化国际传播项目众多，有必要研发相应的指标体系，用于有关项目的评估，以确保汉语文化国际传播项目的效益。⑨现代教育技术与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研究。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必须与现代教育技术紧密结合，汉语和中华文化教学的多媒体化已经非常普及，中国汉语教学技术产品的本土化、网络汉语教学等相关课题非常有研究和应用价值，将对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二节　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概况与传播动因一、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概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了文字，统一的文字体系在华夏文化圈各族之间的传播和使用，最终使得汉语文化传统得以历经几千年的传承。汉代确立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地位，恢复了以孔子的“圣人之道”治理国家的根本政策，使其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最基础的部分。从我们现在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传播机构所采用的名称“孔子学院”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确立对后代的中华文化以及西方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文化昌明，实行的“遣唐使”制度吸引了大批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汉语传播称作“文化吸引式”汉语传播。“遣唐使”制度为当时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营造了极其有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汉字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在东亚地区形成了“汉字文化圈”。（董海樱，2011）

两宋的经济文化是当时人类最先进的，它的传播对世界人类历史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宋朝同样大力支持对外经贸和文化传播，这对宋朝的经济和文化以及儒学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大大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联系与交流。（吕振梁，1984）

元朝的统治者在占据了中原后，不断向西发动扩展疆域的远征，在残酷的扩疆征战途中，中华文化也随之传播，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这一时期，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已经不是从西亚的阿拉伯商人的传闻中得来的，而是从那些亲自到中国游历和生活过的旅行家、商人、传教士们的见闻记录中得来的。中国人熟悉的马可·波罗就是以商人的身份来华的，他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久（1275—1292）。宋、元时期，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兴起，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渐渐褪去。海上贸易成为拉动汉语传播的关键因素。由于宋、元王朝对中国商人在海外拓展贸易给予积极扶持和支持，汉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在异域永久地扎下了根。因此，这一时期的汉语传播可称作“贸易拉动式”汉语传播。（齐涛，2011）

清朝时期，新航路开辟和新大陆被发现以后，西方迅速向海外扩张，整个世界被连成了一片，人类的文明和文化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开始了世界文化的时代。当时中国的语言文化海外传播出现了大规模、多渠道、多层次地向西方传播的特征。但是清朝末年，国力衰微，国难不断，内忧外患，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步伐停滞不前。

通过对中国近三千年来的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进行梳理和回顾，我们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轮廓和发展线索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理解。对于研究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工作者来说，必须把视野放宽到历史和世界的角度去看待中国语言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这样才能对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内涵有更全面和更深刻的认识。

近现代，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生来华的对外汉语教学阶段，这一阶段以“请进来”为主。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育机构——“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成立。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对象是东欧、越南等国家的学生，那时汉语传播的动因主要是政治，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李宇明，2011）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阶段，这一阶段强调“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这是汉语真正再次有规模地向世界传播的时期。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再次明确“积极拓展国际文化市场，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创新对外宣传的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2014年5月，刘奇葆在《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讲话中再次提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把内容建设放在第一位，突出思想内涵和价值观念。要积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充分展示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国外民众触摸中华文化脉搏，感知当代中国发展活力，使中国的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要多措并举、多方发力，广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与投资，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方式，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走出去格局，不断增强(4)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由此可见，中国的跨文化交流已从“走出去”的外宣概念逐步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由政府主导向鼓励走市场化道路转型。二、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动因和条件

某个民族的语言向另一民族、另一地区的传播，是被某种力量推动着的。（王建勤，2016）语言往往不是通过语言本身来传播的，而是以宗教、文化、贸易等因素为依托，并通过这些因素的拉动而广泛传播，不同的传播方式反映不同的拉动因素。语言传播的条件和动因是复杂的，不同时代不同语言的传播，有着不同的动因。有的是单一动因起作用，多数情况下是多种动因复合起作用。（张西平，2016）有些语言是通过军事或者殖民和移民来实现传播的，例如早期的英语就是伴随着英国殖民者强大的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而向全世界传播的；有些语言是通过宗教来实现传播的，例如阿拉伯语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和伊斯兰教的传播不断向外传播。语言传播的条件和动因会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各种变化，如不同动因作用强弱的变化，动因的增减变换等。18世纪中叶，为配合早期殖民扩张的基本外交政策，英国曾把掌握英语看作“教化属地内有色人种最重要的方式”；“二战”后，旧的殖民体系被打破，英国改以“文化交流”“援助”等比较间接、隐蔽的方式来推广英语。

各国语言推广机构都将本国语言文化传播作为宗旨和核心任务。从更广视域和更深层面看，各语言推广机构均服从、服务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国家利益和整体外交政策，并且推广的方式方法随之不断发展变化。各国语言推广机构发展到今天，虽然宗旨和核心任务大致相同，但由于各国在国情、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各不相同，他们的组织管理各具特色，推广的手段和方法也各不相同。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世界交往和人口流动以级数的形式增频加速，语言传播在传播规模、传播速度、传播方式和种类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了新的特点和动因。汉语文化国际传播虽然存在着一般语言传播的规律性特征，但又不同于母语共同体内部的语言传播，更多体现出跨民族、跨国界的跨文化传播的典型特征。（李宇明，2011）

历史上汉语传播的动因主要是文化和移民，例如上文提到的汉语自汉唐以来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形成了影响至今的东洋汉学。历史悠久的汉文化，特别是汉唐文明，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他们纷纷学习汉语和汉字，用汉字记录他们的语言文化，或者通过借鉴汉字、演绎汉字来创制本民族文字。明代以后，通过传教士和旅行者，汉语传到西洋，形成了至今犹存的西洋汉学。西洋汉学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西方对中华文化的兴趣。继利玛窦之后，许多传教士来到东方传教，马可·波罗等旅行家及一些商人也来到中国，他们把汉语和汉文化传到了西方。南洋华语的形成主要是移民因素。当年，华侨背井离乡，辗转来到南洋各地，在当地扎下了根，还有一些华侨则走得更远。不管是老移民还是新移民，他们都是把汉语带向世界各地的一支力量。汉语伴随着劳工和移民漂洋过海传播到东南亚，形成当今东南亚华人的华语。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唐人街，唐人街上的汉语，也是移民动因形成的。

当代，汉语真正再次有规模地向世界传播，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5年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召开之后。这一时期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动因中，包含文化动因和移民动因，但最主要的动因应该是经济。（李宇明，2011）近些年，中国经济稳步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排名世界第二，而且发展前途非常乐观，是“金砖五国”之一。对个人来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掌握了汉语可以为自己谋一份有前景的职业，方便与中国人做生意，进行贸易往来。很多国家关于学习汉语的宣传就是掌握了汉语就能够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如果这个判断正确的话，那么就应当充分利用经济因素去推动汉语传播。比如：在汉语传播的对外宣传上，应以“汉语学习的经济价值”作为基本口径；在海外办学机构的设置上，应当充分考虑受中国经济影响较大的区域，应当更多地听取我国经济部门的意见；在国内办学上，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专业，应该较多介入，提供宏观策划和课程、师资等方面的具体援助；在课程设置上，除了语言课程之外，应当充分向学生介绍现代中国，特别注意培养学生从事涉华工作的能力，甚至是培养学生在中国工作的能力；中国各有关企事业单位，在推荐吸纳人才时，应当尽量为海外的汉语学习者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学好汉语以后，有可能谋到一份职业，甚至是较好的职业，从而给汉语学习更大的推力。

当然，当下汉语传播还有文化动因和其他动因，在注重经济动因的同时，也要兼顾不同国家、不同学生的其他学习动机，比如对于华裔华侨子弟来说，中华文化是华侨子弟的“母文化”，学习母文化是其“族裔义务”；对于日、韩、越等国的学习者来说，在注意经济动因之时也要重视文化动因，因为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通融到了日、韩、越等国的文化中，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对于理解他们自身的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节　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价值评估

语言不仅是人类用于表达思想、陈述事实的方式，而且直接反映了人类的价值取向和认识态度。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作为一种表达形式，毫无疑问地传递着丰富的命题态度和价值含义。语言本身并不产生价值，但是语言使用具有选择性，从而体现了该种语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价值。增加汉语的传播价值为第一要事，比如：利用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发展中的科技、教育，增加汉语的文化价值；利用产品进出口等经贸往来、国内外旅游业的拓展、在我国举办的大型会议及活动等，增加汉语的经济价值；利用我国在世界组织中的地位和与世界各国各区域的各种合作，增加汉语的外交价值。（张西平，2009）语言传播的价值体现在传达信息和获取信息方面，语言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智慧，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语言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语言服务于经济的发展，实现了使用者的经济利益，体现了语言在经济方面的价值。一、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政治价值评估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这是当前我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既符合我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也符合维护世界多样化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具有传播中华文化的优势，具备推广“和谐世界”理念、实现世界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有利条件。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向世界传播“和谐”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项伟大而长远的事业。我国应该以当前全球“汉语热”为契机，加强汉语文化国际传播，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普及承载着中国和谐观念、价值和思维方式的语言文化，促使世界各国及其广大人民理解并接受中国在治国、外交等方面的理念，从而为促进和谐世界的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董于雯，2013）

语言文化传播已成为各国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及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途径。公共外交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确立正当性和认同度的一项重要战略。其目的是增强外国民众对本国的认可度及美誉度，树立正面的国家形象，提高本国在国际公众中的认同度，进而增强该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作为一种新型外交方式，与传统的政治干预、经济或军事制裁等强硬的外交手段相比，公共外交借助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等柔性手段来提升国家形象、实现国家利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逐步发展成为各国实现外交目标的战略手段及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外交注重通过文化、教育、体育、媒体等交流方式，与外国民众建立起沟通和交流的渠道，并影响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以争取其对本国的了解、理解和好感，进而通过这种民意影响该国政府外交决策的制定朝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赵启正，2012）在英、法、德、日等国的公共外交举措中，一项核心内容就是推广本国语言，以及附于其上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语言文化的传播，并辐射到政治、经济、教育、人文、传媒、科技、体育、军事等多个领域，促进外国公众对本国历史、文化、政治、社会、价值体系和内外政策等方面的了解，培养好感。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具有典型的公共外交属性，与公共外交的“沟通、对话、信任、和谐”的理念相契合，已经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实践方式之一。在进行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应以公共外交相关理论作为指导，继续以双向交流、平等对话的态度进行汉语及中华文化的传播。通过这种缓和的、富有亲和力的推广方式，能够进一步增强与国外公众的互动、交流及沟通效果，促进其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逐渐获得理解与信任，消除误解及误判，进而达到提升自身美誉度、改善国际舆论环境、塑造国家正面形象的目标。（吴建民，2012）

汉语文化国际传播能够以缓和友好的方式化解各国民众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担忧及恐慌，否定“中国威胁论”等不实言论，从而营造积极有利的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随着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腾飞，一些国家难免产生担忧情绪，“国强必霸”“国盛必侵”等论调依然存在，强国担心自身的世界领导权受到中国的挑战，弱国担心自身的国家安全受到中国的威胁。因此，这种猜忌的态度逐渐转化为对中国的各种偏见，使得这些国家忽略了中国谋求合作与发展的诚意与愿望，一些国家开始从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对中国横加指责，对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抱有很深的成见。如诋毁中国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及文化传播活动，指责其是在进行文化侵略及价值观输出，将中华文化与他国文化之间正常的相互交流看作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因此，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倡导“和谐世界”理念的大国，如何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诋毁、污蔑和攻击，已成为我国政府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有助于增强国际话语权，通过其对汉语及中华文化的无形、缓慢、稳健的推广，逐渐形成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被动局面。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应该抓住中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有利时机，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阐释我国的价值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外交政策等，让世界人民了解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从而维护并巩固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有效地争取民心，获得外国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改善国际舆论环境，增强本国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通过加强中华文化与国外公众的交流，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出中国和平崛起所必需的软实力和国际舆论环境，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及国际地位。（李智，2005）

在全球民主浪潮发展、信息全球化加速、国际关系领域日益强调文化因素的背景下，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把他国公众作为行为对象，并以公开的方式进行活动，这本身就显示了其对现代社会公众参与政治的重视，适应并促进了民主化进程，展现了中国开放、包容、和谐的大国形象。因此，汉语文化国际传播通过其发展过程中与别国民众的沟通与互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对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外国民众了解中国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有助于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信任，从而降低矛盾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更好地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但西方国家质疑、反对甚至诋毁中国的声音从未停止。中国急需借助公共外交手段积极引导国际社会客观公正地认识中国，更多地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道路、治国理念、内外政策等，树立和维护我国和平、发展、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而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确保国家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的顺利实施。语言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相应地会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发展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随之而来的则是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而国家实力的增强反过来也会为语言的继续推广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消除偏见、增进认同。

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价值体现在它增进了我国同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全球华人同宗同祖、同根同源，而现在海外华侨华人为了融入当地社会，民族意识越来越淡薄，我们与华侨华人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有利于加深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维护国家和平统一。

语言文化传播能够消除误解，促进各民族和地区之间的理解和交流，进而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的感情。通过汉语文化的传播，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及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等，从而营造更好的国际氛围，促进经济发展，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但在国外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也创造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和他国敌意，建立互信互谅，有效防止各种危机的产生，从而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二、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文化价值评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两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因此，传播民族语言就是传播民族文化，语言文化传播是增强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不仅影响语言本身的发展，它所带来的文化传播价值更为人们所关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防部前部长助理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1990年在一系列论著中概括出“软实力”(5)（soft power）这一概念，“软实力”这一概念被提出后，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很多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本国文化的发展传播，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本国重要的发展战略。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吸引力等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集中归纳为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文化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当中，显示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各个国家都试图通过提升文化软实力而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取决于该国在国际社会所获得的文化认同感和影响力的大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播能力是体现国家整体实力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之一。能否抓住机遇、主动出击，传播自己的文化，既是民族文化发展与推进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一个国家通过其优秀文化展示自身文明成果的重要机会。因此，当今世界各国，无不注意其民族文化的传播，努力开拓和丰富其文化传播途径。（张西平，2007）

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文化因素在实现国家公共外交战略及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的影响力。有的甚至把推广本国语言和文化列入国家的外交政策和文化政策之中，如法国主要语言推广机构——法语联盟在语言推广中将文化作为最主要的语言推广特征，其主要宗旨是传播法语，弘扬法国文化，并在138个国家设立了1140余个分支机构；英国文化委员会目前在全球有230个分支机构和138个教学中心，其宗旨是推广对外英语教学，增进外国对英国文化的了解，推广英国的价值观念；德国的歌德学院在76个国家设立了分校，是德国最大的德语传播和推广机构，其宗旨与目标是促进国外的德语语言教学，增进与各国的文化交流。

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及前所未有的挑战，越过文化障碍，加强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人的一个重大命题。中国在经历了公共外交的不断探索之后，也逐渐体会到其重要性。在当前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语言推广与文化传播相互渗透，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汉语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为满足世界人民学习汉语的需求，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我国在借鉴欧洲国家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从2004年开始便逐步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孔子学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并已经成为欧洲汉语言推广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对外文化战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孔子学院在推广过程中，充分利用了文化传播的渠道和机会，在官方和民间都营造了良好的交流环境，在鼓励“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过程中，提高了国际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西平，2007）孔子学院在短期内取得的成绩，当然值得我们称赞和骄傲，但是与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和英国的英国文化委员会相比，我们的孔子学院还不够成熟和稳健，我们应当吸取他们的发展经验。

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不仅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和重要表现，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效工具。汉语文化“传播力”的提升(6)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有助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央多次提出“进行国家软实力建设”及“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等战略命题。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一直延绵传承着，中国是唯一没有发生文化断层的国家。而汉语作为承载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要素和载体，是中华五千年文化最核心的向心力。因此，伴随着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汉语的历史也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化虽然经历了兴衰荣辱，却没有发生文化断层的主要原因或者说伟大之处就在于其始终能够一方面打破内向、封闭的状态，敞开怀抱接受新的文化；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进行新的文化融合，而经融合后形成的文化又对原有的汉语文化进行着新陈代谢。汉语正是通过传播中不断的文化融合，为世界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文化价值还体现在它能够激发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促进对本民族文化的群体认同，提高民族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从而提高民族凝聚力。语言是通向文化核心的钥匙，它能够保持国家和民族的身份，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符号。通过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来提升民族文化的自信，是国家“软实力”的另一项核心内容。文化自信也是文化传播的基础，对中华文化(7)核心价值理念的传承与弘扬，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

相比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因素具体而形象的特点，语言文化因素往往隐含在人的行为背后，沉淀成一种精神存在。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以一种缓和的、间接的方式赢得了本国文化在另一国的认同与美誉。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历程，虽然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歪曲乃至抹黑的现象依然存在，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崩溃论”再到“中国傲慢论”等，甚至把“国强必霸”的标签都往中国身上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吴思科，2011）全球化在带来了更多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互动的同时也增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共识，增加了它们的共性，使得多元文化之间的融合出现了更多的可能，为文化融合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路径并加深了融合的程度。“文化融合”主张“和而不同”，融合不等同于同化，通过文化融合和交流使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更为多元化，更加富有活力和生命力。在当前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时期，各国对文化多元化发展基本达成了共识。全球化发展也带来了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家、民族之间的往来越来越频繁和密切，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无论是从其规模和广泛性来说，还是从其基本态势和发展水平来说，也都日趋深入。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了解，各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使作为整体的人类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有了共同的价值基础，因而文化的普适性和融合性更为突出。通过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来实现中华文化强国的诉求，进而弥补一个大国文化软实力的缺陷，是和平发展的当务之急。只有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才能使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之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当今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中，我们在传播语言的同时，也必然传播着中华文化，但传播的中华文化并不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思考清楚，什么样的中华文化既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能体现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真正的软实力。作为一个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传统文化对汉语传播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他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闭上眼睛不看世界。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转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了我们的民族特色。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误解不少，“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不绝于耳，一些西方媒体仍然在“唱衰”中国。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的中国。在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中，要把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要把“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与“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的现代精神相结合，在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发掘、认识和梳理的同时，必须给予现代的解读，这样才能让世界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汉语及中华文化。（程曼丽，2006）

学习一种语言的过程，也是掌握一种文化的过程。陆俭明教授曾说：“语言的学习会加强文化认同感。语言永远只是载体，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才是汉语教学的目的。”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推广不可避免地进行着文化的传播，借助民族语言来推广本国文化，已成为很多国家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不二选择，语言文化软实力能够于无形中影响他国意愿和决策，因此，当今世界各国才会不遗余力地对外推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语言文化传播的事实也表明：语言文化的推广程度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是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得以广泛传播，首先要以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发展为前提，而当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得以使用和接受后，又会对这个国家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并且持续不断、长期存在。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各国的文化沟通，有助于增进世界各国对我们的了解，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同时，还能提升我国语言文化软实力，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我们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在语言的推广中自觉传播中华文化，以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为支撑，保持和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价值，使千古厚积的东方智慧在人类文明中保持自己的一份精彩。也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和满足世界各国急速增长的汉语需求和学习热情，加强和增进与各(9)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合作和文化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语的文化传播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举措和标尺。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力量，它是一种内隐的文化竞争力。当中国成为世界发展越来越强大的参与力量，在国际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时候，汉语已成为展示中国悠久文化和当代发展成就的重要媒介，它以其特有的魅力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中国正以其良好的发展态势和独特的历史文化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这样的时代发展背景下，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大力支持汉语走向世界，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为中国的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将汉语的推广与中华文化的传播有机融合，适时调整语言推广策略，建立以语言知识掌握和语用能力提升为浅层目标、以文化传播为深层目标的发展机制，大力提升汉语在世界语言体系中的国际竞争力，培养欣赏和认同中华文化并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力量。文化价值在汉语推广中的彰显，能使汉语获得更深入、更持久的发展动力。我们理应为广大汉语学习者搭建一个语言和文化交流的平台，展现中华文化的深度内涵和文化精髓，增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提高他们对中华文化的鉴赏能力。这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重估中华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高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地位，这不仅仅是文化教育领域的事情，更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大计。然而遗憾的是，汉语推广和中华文化的传播还远未达到应有的地步。汉语虽是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之一，但它在国际重要交际领域的使用还十分有限，真正使用汉语的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会议并不多。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情况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不少外国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陌生和误解也让我们感到痛心。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是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树立我国良好国际形象的基础工程。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语言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将是中国扩大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有力保证。（沈玲，2011）

汉语文化国际传播能够清除文化障碍，化解跨文化传播和交际的冲突与误解。当我们以无比包容的心态了解和熟悉外国文化时，却发现很多国家的人民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还知之甚少。另外，作为汉语使用的主体，汉语在中国的状况也让人担忧。国内全民对英语的追捧和对母语的漠视形成了鲜明对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传播语言、输出文化产品等方式，对中国本土文化造成了严重冲击，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民心理，汉语和汉文化可以说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在汉语国际推广这样一个跨文化的特殊场合中，文化对话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充盈着理解、尊重、包容、平等和自由的对话，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任何一种能够在世界上长期发展的文化必有其独特的优点和长处，都能为人类提供有价值的资源。各种文化都应该在和其他文化的交往中，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在吸收、改造中创新文化，以适应全球化发展和文化多元的需求。以理解尊重为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话和交流，在比较中加以鉴别，在互动中得以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三、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经济价值评估

语言的经济价值是指为了满足人们提高语言能力的要求而产生的经济活动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收益。1965年美国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Jacob Marschak提出：语言的使用体现了经济价值，语言成为经济生活中具有市场价值的特殊社会资源。语言被认为是一种人力资源，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同种语言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会因其语言地位、使用频率的变化、人们对该语言的评价以及相关的语言政策等的不同而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语言是生产力的载体，已经成为增加收益的工具。多掌握一门语言，就意味着资本的增加。所以说，汉语文化的传播实际上就是在发展和推广先进的生产力，将会产生极大的经济价值。（姜红，2009）在当今世界，一种语言被广泛使用意味着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已经被广泛地了解和接受，该语言的输出国在国际上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广泛的参与权，相应地也会降低与其他国家的交易成本，增加本国的贸易机会，从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借助语言文化的影响力，充分发掘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潜在的经济价值，必将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理解和信任。从这个角度来看，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正成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资源安全及金融安全，以及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影响力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手段。

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不仅是一项语言文化事业，还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经济意义。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有利于促进和推动中国经济在国际贸易中进一步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要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进提出了“语言通”的需求。汉语文化国际传播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合型以及高端汉语人才的培养，提升了企业的语言能力和竞争力，必将促进产业和经贸合作。目前，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的形势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健康良好的发展势头，使得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商业价值和经济价值不断攀升。人们学习外语的动机很多，但功利性是学习外语最基本的动力。据统计，人们学习汉语最强烈的动机是获得商业和就业机会。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经济价值，成为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最重要的动因，而通过汉语文化的广泛传播，中国的语言文化被世界所接受，这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事业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语言文化产业，直接推动了中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世界上上百个国家已经把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美、英、法等国已经将中国语言文化列入了大学课程甚至是学位课程。

随着汉语文化应用价值的提高，对汉语教师等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推动了相关专业的就业，对教材、教学设备的需求也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开拓和研发。此外，随着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生到中国留学，形成了巨大的汉语培训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中国汉语培训市场非学历教育每年收入约20亿元人民币，而且在翻倍地增长，作为一种产业，业内人士估计，中国汉语培训市场至少有5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语言是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技能，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作为一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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