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三个春天(中国新农村建设书系·乡村建设随笔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君

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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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三个春天(中国新农村建设书系·乡村建设随笔系列)试读：

内容简介

堰河村是汉江边上一个极普通的小村，可是这个小村在村支书闽洪彦的带领下，用三年的时间创造了今天人们熟悉的“五山模式”。

2003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画家孙君，带领“北京绿十字”团队进入堰河村，在镇委书记余宝军的支持下，开展了一场生态文明与乡村建设，孙君以画家的视角、平民化的语言与村民一起用三年的时间铸就了一个人们熟悉与梦想的小村。

垃圾分类、联产联地股份合作制、汉江特点的民居建造、村污水净化、百日山的真武山门、农民家庭卫生环境的改造等，以“先生活后生产”的理论探索一条全新的中国新农村建设之路。

财力有限，民力无限，是堰河村的核心文化。堰河村在三年间用每户出260多个义务工，自立自强，走出一条符合传统农民精神又具有画家孙君朴素美学思想的新道路。

孙君与堰河人一道创作了一幅当代乡村建设的行为艺术作品，他们把绘画从画布转移到大地，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堰河村作品。《给我三个春天》由此得名。

其他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苗,二年树,三年材,有三个春天就可以收获了。我对村里的干部说,只要你给我三个春天,我就还你们一个“春天”!

卷首语

在任何一个乡村项目点上,我都不敢轻易地做规划、搞建设,不敢随意地栽树、建坝、修路,更不会在石头上请书法家刻字。因为我知道这里的每一块土壤、每一片植被、每一个堰塘都有独立的生命,不同的“血型”、生活习惯与个性,我们必须尊重它;如果我们违背了它的意愿,它就会反抗我们,这种反抗有时是很残酷的:世界上四大文明的发源地,几千年来一个个衰败,都是我们人类自作聪明的“杰作”。所以人类不能太自以为是,不要以科学与技术为万能,更不能把沉重的历史视为传说。决不能!

2003年我与“北京绿十字”的朋友们在中国的中原开始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名称是“五山模式”,地点就在湖北谷城县五山镇的堰河村。

三个春天后,到2006年,这里已成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的美丽山村。自然开始回馈这个村的农民了。农民笑了,土壤笑了,鸟语花香了……

村民说:你这娃子怎么和城里人一样,垃圾到处乱扔!

村干部说: 垃圾分类就是招商引资。

闵书记说: 我没有水平，可我也没有水分。

镇干部说: 财力有限，民力无限。

孙君说: 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老师们说:关起门是家,打开门就是国。

专家说:孙君只是一个画家。

值此书出版之际,我最想向“北京绿十字”的志愿者们致敬!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今天五山堰河村的新生活!

《给我三个春天》:为将来的回忆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崇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说来,孙君的要求实在是“海口无边”。他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农民做了许多事,却从来没有“夸下海口”,说要如何如何。可是这一次,也就是现在,呈现在我眼前这些文字分明告诉我,他是一个具有至大心胸、至高追求的人。他所要求的看似平淡:只有三个春天。然而回看历史,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总共也只有这三个春天。除了这三个春天,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今天的世界,绚丽多彩,纷繁熙攘。因此我常常在想,关于这个世界,孙君存在的意义何在?他有时像是举着长矛与风车宣战的堂吉诃德,有时亦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孤独行客。曾有朋友问我:你如何评价孙君和他的作为?我的回答是:至真至实。也有朋友对孙君的某些做法略有微辞。但我回答说:有如孙君者,是农民之福,是农村之福,是中国之福;有如孙君之坚持者,无独伟大,堪称楷模。

这些年来,孙君早已名声在外,知者甚众,我只能望其项背。但我始终视孙君为朋友,淡淡之交,清明若水。他要我给《给我三个春天》作序,其实是我的荣幸。“历史总是当事人写的”,我始终抱持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位由农民兄弟命名的“孙君子”,是以画家的审美投入生活,所以能够在纷纷攘攘的平凡中发现“身边原来有如此多诗人”。画家的眼光,毕竟厉害,他能够把生活诗化,又能给无形的诗以可以敷彩落墨的形象。究其根底,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拥有诗化的生活。正像西方有人说,如果大黄牛也信上帝的话,那么上帝一定是头牛。上帝给孙君找到了一块巨大的画布,真山真水真情趣,可以泼墨抒怀,好写大块文章。

真正的好书,应该是在若干年之后仍然为人们所寻找、给人以启迪、可以令人感动,甚至感悟的。我不知道多少年以后,《给我三个春天》是否仍然能为人类社会增加福祉,但是这本书中所记录的真实,至少,是当今我们这个社会之所需。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得很有些“虚化”,飘渺不实。能多一些脚踏实地,可以使人心安,回归本真。孙君《给我三个春天》的真正意义,在于以素描的手法记录历史,是在远及未来的那一日,当我们回忆时,还能坦然于“想当年”,让斑驳的历史告诉未来:“原来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给这些文字加上一个标题:“为将来的回忆”的理由。

魏武帝曹孟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所见者“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感慨于“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于是乎“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今有孙君下襄阳,上五山,看“五山有机茶新绿”,赏“一海无边薤正白”,其功至伟,不输阿瞒!正值拂晓,天光初亮。粗茶伴酒,权称为序。

龚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自说自话

2006年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第一时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五山乡村日记》系列丛书。六年后,“五山模式”已在很多地区复制和推广,此时再回头看2006年出版的书,明显留下不完整的“五山模式”过程,还缺少必要的总结和反思。绿十字作为公益性的民间环保组织,在进行公益项目时也有自己的“利润”。一个项目中有政府、农民和绿十字,三方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政府需要的是政绩和稳定,农民需要的是收入和致富,而绿十字需要的是理论和模式的复制。这次再次编辑这本书就是对绿十字的“五山模式”给以很完整的理论思想整理和完善。

我是项目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志愿者。项目第一个阶段是三年,三年后农民、村干部和县市政府不让绿十字走,于是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又开始了第二个三年。之后又开始第三个三年,前后一起就是近十年。在十年多的乡村工作生活中,我每天写下一些体会和感想,没想到就写了近百万文字,后又压缩到三十八万字的《五山乡村日记》,拍了三万多张乡村实践照片。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李檀说:“这是研究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转型期最真实的写照,极有价值。”正因为真实、有价值,我就想一条路走到底,坚持写完这篇长长的随笔。

同时,我给自己记录了一篇当代个人的跨界——行为美术实践史,我的愿望是把艺术还给农民。艺术来自于土地,来自于农耕文明,经过了几千年,最后落到城市,停留在学院、美术馆和展览馆,最后进入博物馆,艺术寿终正寝。我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困惑,艺术就这样结束了?艺术还有目标?艺术还为谁服务?艺术的价值在哪里?这与我到中央美院去读书有关,因为只有到了这里才会思考到这些问题,也只有到了北京可能才会产生这样的思维方式。

在这里,我有幸成为著名油画家曹立和民间美术系吕胜中的学生,我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感受到艺术再次与生活那么贴近,在他们的作品中体会到土壤与艺术之间的“血缘”关系。我以为艺术来源于乡村就要还给乡村,艺术来自土地也应该再次服务于土地,艺术源于真实的农民就更加应该归还于真实的农民。此时我想的更多的是怎么把贵族式的艺术再服务于普通农民,并能为农民的生活中融入艺术呢?

经过的十几年的经历和实践,我终于让艺术可以服务于建房、乡村规划、旧村保护、新农村建设和乡村生活和生产。农民接受了,农村变美了,关键是农民的精神也变得“美丽”了。

一个艺术家以志愿者的理想和观念,带着一群充满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事着乡村实践这个中国大地上最广大的行为艺术;也记录着绿十字的专家学者们是怎样按照心中的美来遵从自然、改变生活、净化农民心灵的历程。它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兴趣,它的确也是这个社会的需求。我只是通过这样的“行为”来素描乡村的今天、明天与后天。

经济之上是政治,政治之上是哲学,哲学之上是宗教,宗教之上是艺术。艺术(绘画)在普通人看了是花花草草的,可在社会学和哲学理解中,艺术与宗教距离最近。

而我,只是一个艺术家。我在做事时,会带着艺术的理想,从艺术的思维出发,用艺术的手法去做。很多人在问我,孙君你这样做为了什么?

七八年前我还不太清楚想做什么,现在越来越清晰了:一是想告诉城市人,三十年后中国农村将是这个国度最美、最能可持续发展、最接近现代化的地方;二是中国农村要按照城市的模式发展必死无疑,农村其实是另外一个世界,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我们最后的精神家园;三是艺术来源于乡村,本该还原到农民的衣食住行中。

贺雪峰在《新乡村中国》中说:《黄河边的中国》走好了乡村研究的第一步,愿更多的人来走第二步。

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陈桂林夫妇的《农民调查》、《县委书记》等,都揭示了中国农村的现象,也暗示了中国农民的不幸。《给我三个春天是把中央对农民的关心、城市人对农民的同情、知识分子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未来的担心、五山农民真实的生活状态等呈现出来。一个又一个春天,绿十字的朋友们扎在农村中,把这些关心、同情、担忧和关注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共同创造了一个“五山模式”。我们所做的就是贺雪峰先生所说的第二步。第二步中还有志愿者精神,有杞人忧天的浪漫情怀,也有城市人对农民歉意的补偿。

晏阳初创造的“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梁漱溟创造的“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和卢作孚创造的“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被社会称为民国时期的三大乡村建设模式。

相隔七十年后,温铁军教授提出“新乡村建设”和“新乡村建设实验”,以区别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我同意他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分析和对现代化的解构。他提出“新乡村建设”,既有历史感,又有国际视野。这些乡村建设模式的不同是年代、文化、思想和背景的不同,有各自相关的使命、步骤、内容及动机的基本理论,但都对“五山模式”项目有了很好的参照。前辈的实践经验留给了我们,而“五山模式”的现实思想、生态理念、艺术视角和实践路径也自然会留下来。“五山模式”其意义就是有较好的复制性与推广性,为当下的新乡村建设和解决当代的“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中国农村与绿十字同时在田间地头实践的还有很多人,杜润生、杨勋、张晓山、茅于轼、贺雪峰、温铁军、李昌平、何慧丽、贾建友、陈文胜、胡晓芹、杨云峰、邓仪、樊英、、廖星臣、邱建生、孙晓阳、王佛全等,他们都以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在乡村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行走这条路上的不仅是几个人,而是几十个、几百个人。

这本书是我的乡村生活随笔,也是我的艺术作品。我记得有人说过,重读一次日记,就好像人生再来一次。重看一次作品,又比别人多了一些自豪,多了一点感动,感动自己是感性的。感性的文字是真实的,是自己的心声。真的不一定是美的,但美的就应该是真的。本书中涉及的所有事都已经过去了,百年的人生不会有第二回。有得罪之处,朋友们请原谅!

2005年8月18日修改于北京阳光画室

2008年12月20日修改于王台三组

2009年4月21日修改于什邡地震灾区

2011年4月3日修改于河南信阳

2013年1月8日修改于北京呼家楼

2013年7月2日修改于雅安灾区

《给我三个春天》人物

闵洪彦:堰河村书记

余宝军:原五山镇书记、现任襄阳市鱼梁洲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龚益: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陈炜波:原五山镇党委书记、现襄阳市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局局长

王佛全:原北京《绿色家园》记者、北京绿十字宣传主管

马黎:原襄阳市委宣传部部长、现国家广电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

薛斌:襄阳市“绿色汉江”志愿者、襄阳市摄影协会秘书长

孙光玥:北京绿十字发起人、现移民瑞士

叶榄:中国十大青年杰出志愿者、绿色行者

尤帮立:五山镇“玉皇剑”茶叶公司总经理

陈启合:原谷城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现襄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宋真真:原国家领导人宋任穷之女,现移居美国,北京绿十字志愿者

荣尊堂:北京绿十字行政主管

方洪军:五山镇堰河村村民、北京绿十字工作人员,现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工程技术员

陶康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上海长三角人类科技发展中心理事长、北京绿十字专家组成员

周霁:原谷城县委书记、现湖北十堰市委书记

宋庆华:原北京地球村副主任、现北京社区参与服务中心主任

孙晓阳:北京绿十字执行主任

田承忠:原襄阳市委书记、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俞正声:原湖北省省委书记、上海市市委书记,现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运建立:襄樊市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汉江”会长

李治和:襄樊市政协常委、“绿色汉江”秘书长

刘显庭:茶叶专家、著名评茶师

曾玉平:原宜昌市市委书记、现襄阳市副市长

龙小红:原宜城市板桥店镇人大主席,现谷城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王远华:原宜城市板桥店镇书记、现宜城市城建局局长

胡海洋:原谷城县五山镇党委书记、现谷城县副县长

胡晓芹:原任职于襄阳市新农村办公室、现任职于襄阳市委政研室

木棉:安徽省马鞍山市作家,2012年发表长篇小说《汉水谣》

艾文金:谷城县县委书记

陈学斌:原襄阳市襄城区副区长、现襄阳市人大副秘书长

陈家学:襄阳市襄城区尹集乡党委书记

司炳强:制片人

陶义军:《襄阳日报》记者、摄影部主任

褚春明:谷城县五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周云:原谷城县城关镇党委书记,现谷城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沈迟: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院长、总规划师

梁河桥:原谷城县庙滩镇党委书记、镇长

李兵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原司长

温铁军:著名“三农问题”专家

李昌平: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乡建院院长

廖晓义: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

张志新: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保护接触贡献者”、“福特汽车环保奖”、“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获得者,北京绿十字志愿者

第一次 因水，从北京来到襄阳 2003年8月26日

五山第一次创业是陈炜波时代(1988—1999年),我们称为“创业五山”;第二次是周霁、李传寨与余宝军、闵洪彦及绿十字时代,我们称为“生态五山”(2003—2006年);第三次是李传寨、艾文金、胡海洋、闵洪彦与绿十字时代,我们称为“精(产业)五山”(2006—2009年);现在进入第四次,创业的是年轻的70后和80后干部,书记唐萍(女)、镇长褚春明、闵洪彦及绿十字时代,我们称之为“生活五山”(2009—2013年),前后历时24年。其中绿十字与五山合作的9年就成就了现在的“五山模式”。这9年中,我已不记得自己多少次踏上了这片充满灵气的土地,直至有一天,我已分不清哪里是五山,哪里是故乡。

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来自襄阳的汉江。因水,我走近襄阳。

襄樊(现更名为襄阳)即古襄阳,古老的城墙写满了历史。这是一座具有2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漫漫的历史长河出了两位皇帝和无数名人与英雄,这让襄阳人引以自豪。

刘表、司马徽、王粲、诸葛亮、关羽、刘备、张飞、赵云、羊祜、杜预、刘弘、王叔和、山简、释道安、朱序、萧统、欧阳修、岳飞、李曾伯、李自成、张献忠、萧楚女、张自忠、李宗仁等,这些声名赫赫之人都与襄阳有关。还有两位唐代大诗人与一位宋代大书画家更是为襄阳人增光添彩。

张继一首《枫桥夜泊》成就了今天苏州的一景: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孟浩然,唐代著名诗人,大诗人李白的挚友。他一生未曾为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漫游和隐居中度过。他的一首《春晓》流芳千古: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米芾号襄阳漫士,北宋书画家。世居太原(今属山西),后迁襄阳,而定居润(今镇江),宋徽宗召为书画学博士,曾官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因 举止“癫狂”,人称“米癫”,后创立中国画中的“米点画”。

所以我有幸能在襄阳做项目,那真是一种造化,同时我也想成为襄阳英雄城中的又一条好汉。

这些名家还只是襄阳历史的冰山一角,还有宋玉、卞和、王逸、庞德公、伍子胥、王聪儿、杨洪胜、高如松、陈荒煤、张光年、黄火青……

中国二十四孝中的第十二孝“丁兰刻木思亲”也发生在这里。南漳县九集镇泉水堰村,解放初还保留着的丁兰桥、丁兰祠、丁兰墓……现在已经什么也没有了,仅留下凌乱的村落和遍地的垃圾。

汉水孕育了这片古老而又辉煌的土地,于是我走进了这长长的、远远的、有着历史厚重感的襄阳。“情系南水北调京津襄‘手拉手’活动”,原本没有我,是北京市灿雨石社区参与行动主任宋庆华和“绿家园”召集人汪永晨商议,带我去看看。后在汉江的游船上和时任襄樊市委宣传部长的马黎聊天,说到社区建设时马部长说:“孙君,‘君’很好听,那我们就来个君子之约,来襄樊好吗?”我说:“好!”一句话就让我与五山有了不解之缘。“手拉手” 活动的宗旨是加强三地爱水护水经验的交流，反对在襄樊的崔家营建坝,更反对因中线丹江口调水之后，在汉水的九级梯级开发。“绿色汉江” 是襄樊的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会长运建立是位和蔼的老大姐。运大姐一听反对崔家营建坝，就连忙劝说:“不行啊，那样会给 ‘绿色汉江’ 带来负面影响。” 别看汪永晨铁面无私，当她看到运大姐为难的样子，就没有去和当地政府辩论对与错了。不过“绿色汉江” 还有一位不给运大姐面子的人，就是李治和秘书长。他凭着执着和责任写下了《南水北调襄樊人民十个不知道》。运大姐不同意他用“绿色汉江” 的名义发表，只能用他个人的名义,可李治和一纸就寄给了温总理，温总理又批示转发，这一下市领导就来责怪“绿色汉江”，弄得运大姐两头受气。2003年8月参加南水北调京津襄真情互动活动 第一排左一运建立，左二汪永晨，左四宋庆华，左五薛文武，左六孙君，左十马军

中国的民间组织很是不易，运大姐是否坚决反对中线调水，我不敢说。原因我想不仅仅考虑的是她个人，更多的考虑是刚刚成立的“绿色汉江” 的未来。她说，中线调水已成定局，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汉江是长江第一大支流，有“中国莱茵河” 之称。2003年底，南水北调中线(汉江段)工程已经启动，这是为解决北京、天津及中国北部地区越来越严重的水资源缺乏问题而规划的，是中国本世纪最大的水利工程。

汉江与襄樊市的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以及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全市580万人口中95%生活在汉江流域。

近年，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汉江已经出现宽窄长短不同的污染带，五大支流水质均为Ⅵ类以下的严重污染状态。南水北调中线的调水量大约为汉江常年水量的三分之一，两岸地下水下降0． 25～0． 41米，导致沿江21座水厂、39座泵站、1680眼机井取水困难或报废，沿江70万亩肥沃的土地减产，原本就缺水的唐白河东灌区180 万亩耕地更是雪上加霜。汉江及其支流将因为水量的减少而承受污染的加剧。南水北调对水资源已经相对缺乏的襄樊来讲，无疑是对该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一次严峻考验。襄樊计委负责人透露: 其直接经济损失106． 36亿。

面对如此损失怎么办?

我知道运大姐对家乡母亲河的关爱超过了普通襄樊人，60多岁的老人，整天与汉江为伴，徒步考察唐白河，费心保护母亲河，她每天都在为汉江的未来担忧。我与她交往不多，可被她的精神感动，她常常因头晕靠在门边，闭口无言，调整过后又开始了她的事业。

李治和是“绿色汉江” 的副会长，是一位很真实、有血性、敢说真话的老人。我常对朋友说，什么是爱国?什么是文明?他就是!我也常笑着对他说，您是退休了，可您这颗爱国的心永远不退休呀!老人的笑很纯真，像个孩子。

他是一名教师，也是市政协委员，他的《南水北调襄樊人民十个不知道》 是这样说的:

我是退休的中学历史特级教师。教学时，我注意对学生进行乡土知识教育。1996年春，我把学生带到汉江边，我向学生说，李白曾把汉水当酒喝，现在汉水又将南水北调，我要喝的是一碗赞美汉江的水。舀起一碗汉江水，我一饮而尽。此后我每年喝一碗水。但是，随着我对汉江水质了解增多，我的心情开始有了变化。今年4月，我在襄阳城下和宜城市岛口下首汉江与蛮河交汇处，各喝一碗汉江水，已经感到变味了。我认为，今年喝的两碗是忧虑水。

近一两年来，有关南水北调的报道多了。但是，只要是中线调水有关襄樊的消息,没有一则是令襄樊民众高兴的。本人不是水环境问题的专业人士。在现今体制下，我不可能看到许多相关材料，也不可能与较多的人交谈此事，许多时候往往只能一个人冥思苦想。在我和接触不多的襄樊民众交谈中，他们大多对南水北调一知半解，因为至今还没有出现一篇文章，让襄樊民众全面了解中线调水工程对襄樊的影响程度、如何对策、怎样让襄樊民众放心等。由于不知情，襄樊民众对这事的反映差别很大。有的说:“我们汉水调往北京，支援首都，迎接奥运，我们水质变坏一点，能忍受就忍受。” 有的说:“要贡献就有损失，只要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我们就不怕没水喝。” 还有的说:“清华大学潘家铮教授最近在《光明日报》 发表文章说，水利工程不能只言利不言弊。如果解决不好襄樊民众今后的饮水问题，调水应该慎重些。” 更有人说:“现在有的官员是上届不管下届，下台后，就走人，我们老百姓可不会走。吃水的事是群众大事，一定要先让百姓放心，然后再调水。” 襄樊民众对此事，一是了解少，二是忧虑多。

……

这篇文章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也把我们引到了襄樊。

我与我的同仁都反对南水北调，我认为我们缺少的不仅仅是水，更是缺少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缺少对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关系的认识。政府大多只是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落实在文件、会议以及亡羊补牢的工作上了。

人类会因建坝而收获文明，也一定会因建坝而走向衰亡，因为全世界所有建坝的国家，只要超过500年，所建之处就会变成沙漠和荒地，这就应了美国作家汤姆·戴尔所言: 只要人类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沙漠的脚印。

……

在襄樊建不建水坝我们想管，可管不着，可是有幸遇到了薛斌，是一件开心的事。没有想到薛斌的照片拍得那么好，他话不多，看人时的眼睛有一点点可怕，直直地不眨眼，像一个没有快门儿的相机，可话说得很有道理。说真的，没有薛斌我会失去来五山的兴趣，我相信人与人是有缘分的!

薛斌不是“绿色汉江” 的会员，我看他忙前忙后，为什么不入会呢?他总是笑笑,也不说，我也就不问了。

第二次 堰河村出现了 2003年9月27日

我从2002年6月离开民政部的中国公益委员会之后,一直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期间我的重心放在北京,因为北京对中国的影响会更加大一些。对北京之外的试点,没有特别的机遇不会考虑,襄樊到底能不能做,仍是未知数。

运大姐是个热心、有心、认真做公益的人,她的那份热情让我觉得在襄樊做事有了依托。襄樊市文明办郭主任和市委宣传部都很关心这事的进展,每天有酒宴,有车跟……我这几天手也总叉在腰上,像个大领导!我自己也笑了,才几天,就养成了干部派头。看来环境确实能改变一个人,没办法!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说话、做事理想主义色彩太浓,因此大家都说:玄!在路上好几个人和我说五山镇的书记很有想法,想做事,他应该能听懂我的理念,建议我去看看。北京地球村给我的经验就是,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人比任何条件都重要!

中国有一个地球村,廖晓义是创始人。她在北京延庆县井庄镇堆臼石村设立了一个环境教育培训基地,被称为“地球村”,我是那里的项目实施人。离开地球村时,我就想再做一个地球村。我带着这样的想法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我的家乡安徽马鞍山以及江苏南京、上海华经、北京等地寻找试点,很难，难的是找不到能接受我理念的人!

我对地球村很有感情,曾在一篇散文《回家在深秋》中写到:在地球村我有三个收获,一是绘画达到专业水准;二是让我的生活与艺术更有责任感;三是绘画不再是事业,而环保成了我的追求。是的,从那以后画画成了业余,也成了我的梦想;再做一个“地球村”成了我的目标。

应该说地球村给了我乡村实践的平台,成功和失败我不想去评说。社科院的龚益先生说得好:“地球村是失败中的成功,也是成功中的失败。”更多的媒体说我建立了一个属于孙君的“乌托邦世界”。正是在这个平台上,我与地球村同仁们的努力,有廖晓义和宋庆华二位女士的全力支持,成功地在农村实施垃圾分类,并将其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村里民选的前提变为不搞垃圾分类的人不能当干部。我们的行为深深影响着这个村的村民,非政府组织(NGO)推动村民共同建设自己的村庄。

严格地说,地球村在延庆县井庄镇堆臼石村的实践就是一场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实践,现在想想我的工作还是有很多不足。我成了非村民选举的村长,每天要安排村民工作。当村书记和村长之间的观点不同时,需要我协调,他们的权力才能平衡。我和井庄镇党委书记张书坡说这样不行!这些不是NGO要做的事。可是张书记说,村书记是党委任命的,村长是民选的,我会尽量协调、支持的。你们的工作不能列入他们的工作计划。你们做的是好事,我全力支持,可是环保和生态并没有列入我的工作范围之列,但是我和魏镇长觉得你们做的事很重要,这就是现在管理体制成为阻碍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

村民要收入,政府要效益、要政绩,地球村要宣传环保理念,三者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矛盾,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我们身上,要不停地做各方面的协调,有时候晚上回来,觉得累得都快撑不下去了,可还是找不到好方法。

我觉得这种状态不行,但哪里不行我说不清,我对农村的管理完全摸不着门啊!当时,我没有长期在地球村工作的想法,我只是为了艺术来体验生活,所以也就不想那么多了。

而湖北谷城县五山镇田河村给了我一次机会,弥补在地球村实践过程中的不足。五山镇将是一个以政府为主体的实践,首先有市委宣传部马黎部长的支持,而其又是市精神文明办的试点,还有“绿色汉江”在支持,我想这里就不会像地球村,因为这里的环保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村镇干部的工作和职责,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我的理念!

28日到五山考察。之所以选定田河村作为试点,主要是因为谷城县五山镇党委书记余宝军。他当过8年老师,还在组织部工作过8年,他知道温铁军(中国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和李昌平(2003年曾向朱镕基总理上书《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而引发中国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他在农村五六年了,对“三农问题”同样有很多感触,有很深的理解。他很担忧农村的未来,是一个有文化又很有思想的基层党委书记。在与他的交谈中,能体会到他是一个感性和理智相结合的官,是想做事、做好事的官。我喜欢以为民做事来谋取官位的人,那样他的官越大,对农民就越有利,遇到这样的官是农民的幸事。

我总是这样想,做总比不做好,想总比不想好,说总比不说好,有总比没有好。选试点就是选人,因为人是决定因素。

余书记对我说堰河村有一个书记很想来见见你,可以吗?我说好啊!这次闵洪彦书记真的来了,来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后来的几天我又考察了谷城的风景区。那里有个南河水库,建于20世纪70年代,水库原来最深处达100多米,30年之后水库最深之处仅有30米,也就是说每10年淤泥达二三十米!我问当地政府为何淤泥这么严重?他们说这是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把山上的树全部伐完,导致水土流失非常严重。不过现在不要紧了,土已流失完了,不会再有新的淤泥了……

一回到县委,我就与县委四大领导进行了座谈。我说到南河水库时,大家很长时间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他们说,没有想到30年就淤了70米,环境破坏得太严重了。我想今天的座谈一定会让县委的每个人,在今后的工作中多多少少考虑到环境破坏的因素，这种现实中的环境问题，他们的感受也很真切。

说到水就不得不说土壤。土壤是什么?我们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土壤对城市来说只是泥土，而对农民来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对国家来说就是发展的希望。

今天说的发展就是可持续，就是政治。然而遗憾的是，环境保护和生态价值的概念丝毫没有进入到政府的经济体系之中，更没有进入价格体系核算之中。

科学并没有使我们文明,相反我们从简单的农耕文明又误入了一个“愚蠢的”现代文明。就身边的土地而言,我们忽略了它的生命、价值与作用,我们甚至忘了文明丢失了土地就如同失去了国家的基石。有人听了说,你说的也太严重了,这就说明他一点都不了解文明与土地、生命与绿色之间的关系。

1992年我看过一本美国作者卡特(CarterV．)著的《表土与人类文明》。书中说到:“为了国家的未来,1925年他们开始治理因农药和石化农业带来的污染,做到今天收效很小。”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和希望98%是建立在土地文明之上。

他还认为一个人爱不爱国,要看他对土地关爱的程度。这些话、这些理念我第一次听说,我认为有道理。后来我又仔细看了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的衰亡,都与土地有关,这让我很震惊。书中说“本书从人类与表土间的关系出发,对人类历史上20多个古代文明地区的兴衰过程进行了探讨,从中得出了历史上绝大多数地区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表土状况恶化这一结论”。

土地与人一样有生命,它的生命期一般在800～1200年。

原来是这样的!

联想今天中国的土壤破坏和污染是可怕的。

土壤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许多有机化学物质的污染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消除。

土壤污染一旦发生,要靠换土、淋洗土壤等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因此,治理污染土壤通常成本较高、周期较长。鉴于土壤污染难于治理,而土壤污染问题的产生又具有明显的隐蔽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因此土壤污染问题一般都不太容易受到重视。

考察结束之后在市人大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的恭维话,听了总让我出汗。这方面我喜欢“自然之友”的会长梁从诫(梁启超之孙,自然之友创始人)先生的态度,你可以批评他,可你不能过分地恭维他。有一次“绿色行者”叶榄在公开场合赞誉他,我认为说的也很客观,梁先生当场就说了叶榄,让叶榄下不了台。

很多人叫我教授,我说我不是教授,因为没有人给我评定教授。这次来襄樊,带着地球村成功的经验,也带着地球村的教训,我不敢说这次一定能成功。再说成不成功不在于我,而在你们,你们做成功了,才能算成功!

座谈会上,有个老师说了六个字印象很深:知情、明理、得利。说得好!我又加了“参与”二字。“知情、明理、参与、得利”是农村教育的关键。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儿童需要兴趣、少年需要引导、成人需要道理、农民需要温饱、工人需要岗位、商人需要银元、干部需要前途、社会需要持续!

基层政府做事常常没有谱,这我见多了。前几次我都是把方案做好了,向他们汇报,他们说:你是谁啊?或者说这事还要过一阵子,这过一阵子就是有日无期了。因为经验多了,也熟悉政府做事的方法,就懂得如何处理了。

过了很久,薛斌和运大姐告诉我,有一个村,叫堰河村,比田河感觉还要好!那我们下次就先看看堰河,我相信他们的感觉。

11月24日,运大姐告诉我,这事政府很重视,你赶快做个五山方案!我在农村做了很多年,只有政府真的想做,我才会有动力。做方案我很熟练,就像画画前创作,我设计好这里的每一项内容,调整好污染很严重的环境,勾画出这里四季变化的色彩,很快我就把大体上的艺术方案做好了,并发给“绿色汉江”的运会长。

五山镇很有代表性:年人均收入在2300～2600元,在中国农民中这个收入人群占总数的73%以上,有很强的推广和复制性。

靠近汉水的村庄,因为日后北京和五山将同饮一江之水,有文章可做。

我们在农村做项目也是一种扶贫。扶贫有两种:一种是资金的帮扶,另一种是观念和理念的扶贫。我们选择后者。比如一个人喜欢吃鱼,你是给钱让他到市场去买鱼,还是给他一根鱼竿,或者教他怎样学会养鱼?我们想应该教他学会养鱼。

我们在农村做项目,目的是培养地方人才。人才也有三种:一是创造型;二是职业型;三是被动型。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尽量寻找具有创造精神的人,培养具有职业精神的人,改变被动工作的人。

我们选择项目的空间很大,只要条件成熟就做。那什么是成熟呢?

我认为人是第一因素!这包括组、村、镇三级。一般来说,乡镇政府这一级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在做好事,也是政府想做的事,关键是村与组。

一个地方的条件好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条件好就做快点,条件差就按差的方法做。我们是在转变人的思想和观念,提高他们的环境意识,而建房、产业、农家乐等都是后话,前面部分做好了,后面的工作村民自然就跟上了,那是不用我们教的。现在政府正好相反,是先做建房、产业、农家乐,而人的思想和观念他们并不在意。

社会上很多人对发展经济概念的理解很不正确,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他们认为,钱就是经济。他们对GDP的认识也是这样,产值、人均收入、高楼大厦就是经济。

五山项目想用绿色经济来推动乡村建设,把经济提升为生态经济。我们认为钱有六种表现形式:人的精神、公众参与、协作和互助、文化与科教、生态与环境、历史与民俗，当然这六种之外还有银行里的钱。精神文明建设会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在健康之路上发展。

当一个社会是以物质作为社会价值标准时，人民币就不代表人民，人民币的多少就会变成评判的标准，造成道德与道义相悖。

12日16日运大姐对我说,方案先不要发,很多提法欠妥。比如“五山模式”,还没开始做,就称模式,不合适,应该叫“五山试点”。你的很多想法我都不理解,五山的领导能理解吗?还是先不要给领导看。

运大姐对我已经有看法了,说我的方案做得太大了。她老人家想得太多了,“五山模式”为什么不能说?过去都是政府推出什么模式,然后组织推广。换一种思维,为什么不能推出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已经在我的心中了,就是要按照这种模式来实现我的理想。我有一般人没有的执着和特有的艺术直觉,只要给我一点机会我就会营造一个“春天”。我只不过是一个不太会沟通的人,不爱把一个不完善的方案给别人征求意见罢了。

NGO的专业知识必须要跟上甚至要超越社会,这一点我受国外NGO影响很深。今天我们NGO的队伍更应该朝专业化和本土化发展。要学会与政府打交道,因为中国最好的人才与精英几乎都在政府工作。NGO仅凭热情和感动是不够的,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不仅思想要有前瞻性,还要具备实践和操作能力。NGO与政府之间是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互补关系,一个是结构完整的社会组织,一个是草根组织,草根就应该落到最基层基层不需要理论而需要专业和实践。只有在最基层,NGO才有它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知道公众想什么和需要什么,社会能为他们做什么。

离开地球村后,有一个人给我的帮助特别大,他就是中国社科院的郑易生老师。离开地球村谁还会相信我?我只是个画家而己。我告诉郑老师,我想做事。郑老师说回去和领导商议一下,你就用我们单位的名义,用课题组的身份对外联系。2002年10月,我正式受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研究组”负责人。大家对这个称谓是信任的,郑老师还给我推荐了中国社科院龚益研究员。

我所以能坚信我做的事,就是在地球村时,郑老师说过我做的事和当年的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一样了不起。当时我还不知道梁漱溟、晏阳初是何许人,只知道陶行知是教育家。

在地球村时听到的多数是批判,内心很痛苦。可是我的同仁们很支持,因为农村喜欢,作为专家的郑老师对我的肯定,还是第一次!

可能郑老师不知道他的一句话,对我未来的选择有多么大的意义。

我给薛斌的信。

薛斌,你好!

谢谢你的提醒,很多事我不爱说,可我心里非常明白。你我是男人,是男人就做男人该做的事!地球村已给了我教训,襄樊的事我也有心理准备,只是心里还是有点不适。伙计，农村的事不好做呀!我现在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只出策划,那样就不会有问题,你说呢?我现在把五山的计划发给你,你帮我看看。你做一些调整(用红字),不要告之别人,计划还不完善,好吗?

中国社科院设立了一个中国可持续发展项目部,可能会聘我做项目部部长,这对我的农村工作计划和NGO非常重要。办公室在落实,是封宁老师提供的7平米办公室。孙光玥在起草组织框架,延庆的樊维亚在跑手续,一切都在向前走!

我也回马鞍山了,一切很好!

薛斌的回信。

孙君,你好!

我已经告诉运会长,让她通知所有的人,今天还和“绿色家园”的记者王佛全通了电话。

这里的情况你要估计得充分一些,我觉得有一些细节需要好好商谈。因为我非常了解这里的情况,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我有准备,你也应该有。

前天运会长和我谈到这个事情,她说要以协会(绿色汉江)的名义去做。我说你有个绿色通道(绿十字),可不可以以这个名义做,她说那不行。当时,我就感觉事情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一些复杂了。这两天我很失望,也很担心。其实,我是为环境这个大题目才进入NGO的,并不是谁感动了我,我是那种不需要偶像的人,我只关心自己所做的事。

我们都决定为环境去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有目标的时候不会在意是谁站在领奖台上。达到目的是关键,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对不对。

什么时候大家能够少一点功利,多一些奉献。纯洁自己,纯洁别人,纯洁这个世界。这可能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来了再谈。

第三次 触摸堰河村之源 2003年12月19日

坐了一夜的火车,时空从北京穿越到了襄樊。

我们一行人中有中国社科院龚益研究员、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博士后仝志辉、《绿色家园》杂志记者王佛全、清华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谢蕾博士、襄樊环保协会会长运大姐、环保志愿者薛斌。大家很开心,一心想在五山做一番事业。这次上海师范大学陶康华教授、国际友谊旅行社富康、中国社科院郑易生先生原本要来,可惜因为都有事,不能同行。

下了车,我们直奔堰河村,路程好像很长,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开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到,大批人马安顿下来后就开始对村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进行调研。

为什么总是说人文环境?就是因为在地球村时,书记张瑞军和主任王长江的关系不好,弄得我们的工作都没办法开展。在我们离开后,这个项目就基本停止了,这个教训一直像针一样深深刺在心里,让我真正明白人才是项目中的重点,也明白了人文的基本内涵。

现在做项目,最关心的是这个地方的人文情况,历史环境,而不是经济环境和被污染的生态环境。人文和历史环境是源头,不解决源头的问题,生态和经济就不可能齐头并进。

所谓历史环境,就是这里的历史和文化,村庄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地区的生命线,就像我们见到一个新朋友,总要问他是哪里人?属什么?学什么专业的?父母做什么?就是想找到与他的共同语言,做项目也是如此。

一个地方的生活和生产环境会折射出当地人的某种特点,反映出这个地方的某种特性,特点与特性就是我们在考察中要寻找的项目路径,堰河的一草一木都能反馈给我某种信息。

来乡村调研第一件事就是,先要了解地方的村长和书记。农村与城市完全不同,乡村靠自治,村长和书记一定是地方的核心,而了解这些人才是进入这个村的最好的“绿色通道”。

堰河村: 农会主席(第一任)张广亮1949年

第二任: 农会主席黄裕昌、张虾子　1950—1952年

第三任: 李居林书记　1953—1958年　大队长: 熊学华

第四任: 闵代珍书记　1958年　大队长: 熊学华

第四任: 熊学华书记　1958—1972年　大队长: 王民银

第五任: 季发怀书记　1972—1982年　大队长: 王民银、任家应

第六任: 恭升喜书记　1983—1992年　村主任: 夏顺明

第七任: 闵洪彦书记　1992—1998年　村主任: 夏顺明

第八任: 夏顺民书记　1999—2001年　村主任: 李光明

第九任: 闵洪彦书记　2002—2008年　村主任: 熊修江

第十任: 闵洪彦书记　2008—至今　村主任: 李光明

这些村里的老干部是我研究的对象，只要了解他们，就能走进村庄。

堰河村换的最少的是会计，第一任是乐绪良(33年)，第二任是乐成立(2年),第三任是李益同(14年)，第四任是任安强(16年)。

村里近50年维持在900人。50年中堰河村有5例离婚。

在人们记忆中，村里最严重的一件事是: 1972年田河村的一个青年村民偷了堰河三组养的猪，被堰河村村民抓到，被吊起来，脚下放了辣面子(用辣椒磨成的面)，点上火，用烟熏，结果一个晚上年轻人就死了。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年轻人偷猪是极为严重的事，属于阶级敌人，是反革命，所以并未过多追究。

村里书记和主任每年有500 元的补助，副职(会计、文书、妇女主任、民兵连长等)连续工作10年以上补助400元。村里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

50多年来，当干部、做主任一直没有特别强烈的竞争，谁担任大家并不是很在意,因为那时谁当村干部谁就会牺牲的多一些。大家还会你推我、我推你，因为在村民眼里当干部是一个吃亏的事，大家更希望出门打个工或做个小生意，最好能到镇里做干部。大家都认为闵洪彦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的人。在农村，一个有能力的人，就会得到村民的尊重和信赖。农村就是这样，信誉好，就可能会做很长时间的干部。

村干部如果不停地换，就会有很多不稳定因素，矛盾也会很多。大多数情况下，村里出问题就是因为村里没有一个有能力的干部造成的。

古代的“保甲” 制度是村民自治的一种形式。村是没有法定地位的，因为这些功能性和地域性群体并行存在，是一个行政体制，它强加于村组织之上，我称之为事实上的体制与法定体制。“保甲” 是早在宋代(960—1276年)就恢复的一种古老的行政体制，1929年6月5日，根据孙中山先生地方自治原则，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个《县组织法》。之后1932年8月，在华中的剿共司令部发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在军事行动区的人民要在保甲制之下，组织起统一的自卫战，按照此制度，每十户为一甲，每十甲为一保(摘自费孝通《江村经济》)。目前韩国还基本保留着中国乡村建制的称谓。

堰河村的历届村干部绝大多数还健在，他们对村子比对自己的身体还了解，村如何改良，问题在哪，路径在哪，他们太清楚了。假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堰河村的项目就很好做了。

堰河村、田河村20世纪80年代后以茶为经济主体。此时已进入冬季，山上光秃秃的，村里没有多少树，家家门前都堆着从山上砍来的树，听说这些树是用来做木炭和种木耳的。每家门前都有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粪坑与猪圈连在一起，村里的厕所就是一个用破塑料布围起来的粪坑，厕所的门就是一个布帘子。第一次进去，我的头就撞到上面的木头，那个“痛” 到今天还记得。上到一半，突然一个妇女跑进来，我慌了,“腾” 的一下站了起来，笑着说:“你是流氓还是我是流氓啊?”

这种厕所在中西部是普遍存在的，农民兄弟这样形容村里的粪坑: 内赶蚊子外哄狗，上挡太阳下遮丑。

虽说这里是茶乡，可是一点没感觉出茶乡的意境。问村民这里有茶道吗?村干部笑着说:“没有，只有倒茶。” 没看到一户人家有茶具，他们都是用一次性杯子沏茶，开水一冲，全是塑料的味道。这些杯子是从地摊上买来的，卫生情况很让人担心，每次喝茶时眉头总要皱一下。可是农村招待最尊贵的客人一定是用一次性的杯子。

家门前、村路边、小沟、小堰到处是垃圾和污水，堰河?简直是一条污水向东流呀!村民的手指甲里是黑黑的，小孩和大人脸上是木讷的表情。我在心里苦笑，茶乡、茶人难道就是这样?

农村的污染不仅是农民自己造成的，更多的是来自城市的工业污染，来自城市为农村生产的石化产品。五山主要生产黄姜，其对土壤和水的污染可以说是灭绝性的，河流看上去是很可怕的。在近40年间，我们对环境的敏感性在降低，心在麻木，习惯于一天天经济超常规发展，忽视环境对人心灵深处的污染。

五山已经很冷了。我们住在镇政府招待所。招待所很安静，里面有两棵很大的桂花树，感觉这里的主人还是很雅致的。我们都冷得不行了，晚上就用毯子裹在身上和头上，看上去很像阿富汗人。

这些日子大家不停地与农民、干部、老人、妇女、外出打过工的和在村里做生意的人进行交流，对河流、群山、土地、茶场及现在村里的资源都做了最大努力的调查。在这个过程中，心里经常会说:“哦，他这么想的，我知道了。” 我们在做一次很深层次的调研，这基于在这以前看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了解什么是调研，什么是深入,什么是实践，同时也明白该怎么做!

几天的调研，对乡村有了一些感悟，这些感悟渐渐地打破了我原来对乡村的感觉和认识，也对乡村这个名词有了另一种诠释。

乡村自治: 在农村，自治不是法制，更不是民主。自治本质上是家长式管理，是以血缘和亲情混合为一体的管理方式。可是今天我们把民主与自治联系在一起，来解决乡村基层管理问题，忽略了乡村的实际情况。我的理解，民主是城市概念，自治是乡村概念，两者有很大的区别。这样说，绝非指民主制度只适应于城市而不能适应于乡村。我的意思是说，民主是在公民社会下推行的一种制度，而乡村目前还不是公民社会，而是宗族社会、熟人社会。只是在道德层面上来看，还是很有公民意识。

自治是中国几千来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历来就是皇权不下县，农村就是村民自治。现在之所以上访很多，是因为村集体事业瘫痪，村干部自治能力下降，基层政权瘫痪所致。现在我们运用城市管理模式来管理农村，就会遇到很多解不开的扣。

与农村干部一起出差，都用酒店里的洗漱用品，农民反而不用，他们认为很不卫生，这个我没想到。他们出门时媳妇总是要交待不要在饭店里吃，城里的东西太脏、太不可靠。他们认为冬天就应该吃冬天的物产，夏天就吃夏天的，人是大自然生的，要顺天顺地，脚要站在土地上，那样就踏实了。现在城市什么怪病都有，就是因为城市人黑白颠倒，四季不分，没有戒律。很多农民在笑话城市的教授与官员没有文化，什么四季见绿、四季有花，人一年四季生活在空调下，科学家们培育的四个月的猪，三个月的鸡……堰河村的村民忙于种植香菇木耳，这时的堰河村砍树很厉害

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城市化是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化城市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同城市现代化实际上就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从量上看，城市化表现为农村比重下降，非农村比重上升;从本质上看,城市化则是农村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过程。牺牲农业推进城市化是传统的封闭型城市化特点，它必然会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拉大，会阻碍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化绝不能意味着农业的萧条和败落，相反，只有农业与农村的现代化才能真正为城市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农村，人力资源丰富，应该走开放式的城市化道路,谋求农业、农村和城市化共同发展，最终达到城乡一体，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

未来的城乡发展应该追求诗意的生活。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他们吃的是自己产的粮菜，住的是自己建造的房屋，所有生存状态均注入了自己的劳动，这一点与城里人有绝大的不同，这也会让农民在日常劳作中注入他们对家乡山山水水和自然环境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本身是诗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其中的“采” 就是劳动，也是诗意的感受;而城市是“买” 的过程，完全与自己的工作无关，是单纯的商品交换,自然也就缺少诗意了。

说到农村的贫富差距，从社会的多样性来看，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贫富差别都可能存在，也是合理的。农村的弱势群体一般占全村的1% ～2%,这些人群大约有四种情况: 一是天生生理上问题的占37%，二是无儿无女的占16%,三是天灾人祸的占13%，四是游手好闲的占34%。这个数字当然是指一般农村，不包括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其中占34%的人能说会道，村里闹事上访的大多数是这些人，很多扶贫机构帮助的也是这些人，可这些人越扶越贫。

农民只要勤奋、人品好，一般日子都还不错。解决这些贫困人群的事就是政府的事，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也是短期的。

草根组织的优势是能获取第一手资料。现在很多的项目数据都来自政府，来自一个地区性的综合数据，这对我们单个项目来说就不好用了。

现在NGO和基金会用的数据一般来自政府和学术机构，而绿十字的数据大都是自己调研来的，有的是请专业的评估机构提供的。比如政府数据中北京延庆农民的人均收入在5500元左右，实际农民收入在3500 元;襄樊五山镇堰河村的收入2004年是2600元左右，政府数据是3600 元;安徽省芜湖市大桥乡农村收入是2600 元，政府数据是4100元;浙江温州那里农民的收入是11000元，政府数据是8000元……

所以我们的项目如果是按政府的数据就会有问题，可是收集数据又需要政府的支持，还需要基金会的支持。这部分工作的重要性，基金会一般不认同，所以在资金支持上往往不包括这一块。可是前期调研恰恰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下很大功夫的。前期调研不到位，后期做项目的过程中就一定会有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减少城乡差别。说到城乡差别，我认为先要搞清楚城乡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七点:

1． 农民的生活与生产是不分离的，他们一面做饭还可以在菜地里干活;而在城市只要回到家了，就不会管工厂、公司的事了。

2． 城市工厂只要有水、电、厂房和倒班的工人，就可以24小时生产;可是农村的生产周期是以年为单位，过了春天就不可以再种植，所谓“过了芒种不可强种”，一个生产周期就算过去了。

3． 城市是法制社会，是靠法律和警察来维护社会治安;而农村是靠人与人的关系来维护村庄的和谐。城市一天没有警察、环卫工人和红绿灯就会乱套。

4． 城市人生活中需要的东西都到市场去购买，一天没有钱，没有超市就活不了;而农民有地就能生存。

5． 城市是靠银行做经济运行，而农村是靠可怜的一点种田收入来维持发展，这是天壤之别。银行是为富人开的，农民贷款非常之难。

6． 城市是靠银行与国家的政策在发展(富城弃农);而农村是靠农民自己生产出来的一斤米一斤油换来的钱在维持。

7． 教育的差别也很大。30年前考上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占53%，成绩优秀的又占其中的73%，现在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11%，其中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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