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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冷绣锦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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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图书馆研究试读：

作者简介

冷绣锦，曾先后毕业于大连大学艺术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现任职于大连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兼民盟大连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基层委员会副主委、民盟图书馆支部主委。1997年10月曾被公派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中心研修。1998年回国后致力于“满铁”文献研究开发至今。2005年晋升为副研究馆员。在大连图书馆工作近20年中，曾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2项、国家基金课题12项、社会科学院课题1项、省课题4项、市课题3项、独立承担省课题1项，参编著作5部，发表于国家级和省级刊物的论文有28篇（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3篇），多次被邀请参加中外国际学术交流会。在社会兼职方面连续多年被授予省级或市级参政议政和盟务工作荣誉称号。

参著有《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四十年史》、《大连近百年风云图录》、《西岗区志》、《西岗史话》。发表过的重要论文有《黄海海战“松岛”舰被击初探——从木村浩吉的回忆分析“松岛”舰被击真相》、《试述后藤新平“文装的武备”论》、《简析“民族协和”与“王道统治”》、《浅析日本殖民时期的“文化渗透”策略》、《大连近代华商油坊业的初步考察》、《大连顺兴铁工厂探析》、《大连图书馆的特藏文献“大谷文库”探究》、《〈书香〉与满铁图书馆》、《满铁大连图书馆的使命与藏书之价值》、《试述“满铁”与图书馆之经营》等。译文《黄海海战松岛舰内状况》、《镇元子和太上老君——齐天大圣为何变做土地庙》等。

序一

冷绣锦女士在大连图书馆工作多年，最近完成《“满铁”图书馆研究》大著。其内容，包括它的历史、藏书、分类、保管、阅览、外借以及“满铁”附属地各图书馆等都有极其详细的介绍，有学术价值、参考价值和利用价值。特别是“满铁”与其经营东北的殖民文化、图书馆学三者关系的论述与研究，以及附录的设置等不是一般人所为之。今年是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所以此书之问世更具有很特别的意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特聘教授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陈鹏仁2011．7.31于台北序二兼论日据中国东北期间的文化侵略一

承蒙冷绣锦同志盛意，先睹《“满铁”图书馆研究》一书的书稿，颇感快慰。认识冷绣锦同志是在1999年8月大连民族学院举行的“近百年中日关系与21世纪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她在会上发表《中日文化的历史渊源看日本女性道德观的形成》一文，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是因为文章从日本古代的国民道德、中国儒家伦理的传入和日本女性教育方面分析了日本女性追求男女平等艰难漫长的历史根源，可谓通俗透彻；还因为文章用了中日文资料，可谓史料丰富翔实。其后，由于我研究甲午中日战争、甲辰日俄战争等问题，要到大连图书馆查阅资料，每次都受到她热情的接待，故而我们就更熟悉了。同时也拜读过绣锦同志发表的一些文章，诸如《黄海海战“松岛”舰受击初探——从木村浩吉的回忆分析“松岛”舰被击真相》、《试述后藤新平“文装的武备”论》、《简析“民族协和”与“王道统治”》等多篇论文，她还参与撰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项目《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四十年史》之书稿，均体现了她治学态度严谨，用功甚勤。何况这些写作还都是在她很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进行的，显然只能利用节假日了，这种刻苦追求、孜孜不倦的精神更值得赞扬。二

日本帝国主义在1905年打败了占领大连地区7年的俄国，开始以“租借”为名占据大连地区40年。在这40年中，日本通过关东都督府与关东军的统治、侵犯，成立了执行日本国策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日本取得了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南段（长春至大连）的权益和财产，于次年筹设。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全东北，炮制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很快把中国东北变成了殖民地。1937年又制造七七事变进犯全国，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日本统治大连40年，奴役东北14年，罪恶滔天，给东北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使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特别是日本通过“满铁”，除经营长春—大连、安东（今丹东）—沈阳等各线铁路及抚顺煤矿外，还攫取了管理码头、仓库、铁矿、电力、煤矿、农场等权益，所辖事业单位约80个，与之相关的子公司和机关还有很多。“满铁”在大连设有调查部，沈、吉、哈、京、沪等地设事务所，从事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情报。“满铁”既是掠夺中国财富的机关，又是搜集情报供制订军事计划的特务大本营，还是文化侵略的后台老板。三

文化侵略，是侵略的一种形式。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是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四位一体的侵略，而文化侵略又是它们的急先锋，既是以文学、文艺、教育、宗教等手段，为“军事侵犯”、“政治统治”、“经济掠夺”制造公开的或隐性的舆论。

然而侵略者从不承认有“文化侵略”，它们往往为“文化侵略”披上“文化措施”、“文化政策”、“宣传战”等华丽的外衣，散布兜售“渗透合情”、“侵略有理”的舆论。翻开日本思想史、文化史，肯定看不到文化侵略的字样，然而贯穿在日本一些文人学士著述中却是充满了侵略意图的记载。18世纪初日本武士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编写并上演的历史剧《国姓爷合战》，剧中贬低中国士兵，颂扬日本的神力无边，要把“大明江山”变成日本江山。19世纪20年代日本一个私塾先生佐藤信渊（1767—1850）炮制侵华方略——《宇内混同密策》，说穿了就是要把中国纳入“世界万国之根本”——“星大御国”。明治维新的先驱吉田松阴（1830—1859）在《幽囚录》中主张修武备，造舰炮，然后“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群岛”，可见侵华方略由来已久。明治维新后，号称日本第一个军国主义理论家的福泽谕吉（1834—1901）在20年中写了40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露骨地提出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后要让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头“迎着晨风飘扬”（《直冲北京可也》）。这一侵华构想被他的后辈付诸实践了。

上述事实，说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从方针、方略、政策到途径和方式，全面而完备，所制造的“支那分割论”、“大东亚合邦论”、“大亚细亚主义论”、“大东亚共荣圈”等蛊惑人心的法西斯主义谬论，使一些战争狂人走上了侵华、灭华的罪恶道路。这些谬论的炮制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

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后，立即有人鼓噪“满洲事变的世界史的意义”，在于挫败“白人在世界上的支配权”，意味着“有色人种的勃兴和上进，意味着白人文明权威的失坠。”（川武治《满洲事变的世界史的意义》）。1937年日军在卢沟桥通过制造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又有随军记者毫不掩饰地说：“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杉山平助《论支那人》）言外之意，就是日本应该用笔→文章、书籍→思想战，即文化侵略打败“内心瞧不起日本人”的人。“满铁”利用日军凭借武力，在中国东北土地进行扫荡、侵略，占领各城市后，又利用当局的通讯社、报社、杂志社、学校、图书馆和伪满洲国的宣传媒体，制造军事占领和奴化统治的舆论。《“满铁”图书馆研究》是个相当重要而又被我国学者长期忽略的研究课题。绣锦同志在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在统治大连40年、东北14年期间，通过满铁图书馆掠夺了大量中华文物古籍，搜集了许多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宣扬了军国主义政策和炮制奴化中国人民的文化作品。这一切与日本帝国主义整体战略密切相关。为了深入地研究这一课题，她多方搜集了中外有关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资料，数个寒暑笔耕不止，终于完成了这部近30万字的专著，扩大了满铁史、图书馆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领域，填补了学术研究的一个空白。四

拜读《“满铁”图书馆研究》之后，受益良多，欣喜之余，谨将读后所得写出几点，献给读书的读者。

第一，中外文献并重，资料丰富而翔实。资料是研究的基础，是优秀著述的生命，离开丰富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任何结论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满铁图书馆必须充分地占有中日文的有关资料，有的还必须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撷采其精华，梳理出线索，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要做到这一点，却非轻而易举之事，作者对资料鉴别方面，下了一番辩证和考证的功夫，对于不同的记载，追根寻源，直到弄清事实真相，对此类问题多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了。

第二，该书不是简单地、孤立地叙述满铁图书馆的创立、管理、结束的历史，而是把各图书馆的全过程与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日两国政治的背景结合起来考察，指出俄、日、美等国为各自的利益，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明争暗斗，尤其俄、日间的矛盾和斗争，或合谋和瓜分；不仅严重地危害中国利益，而且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这对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东北地区的中外关系史，政治、经济与文化史，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书中对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主张，作者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考察、分析，如对后藤新平（1857—1929）的“文装的武备”论的探索，指出满铁在华通过媒体、学校、图书馆、神社等实施“文装的武备”，先行制造武备侵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论证舆论；武备进犯后，文化侵略立即成为战争的一部分，利用文化而进行的“攻心战”，为侵略服务，为长期占领和奴役中国人民服务。至此，人们会看到日本的“文装的武备”论就是文化侵略，决不亚于战场上的刺刀残杀。

第四，结构合理。首先叙述满铁图书馆与日本侵略的政策、殖民政策的关系，论述了日本文化侵略的渊源与文化渗透的表现，还论述了满铁与图书馆的关系。指出“满铁”在推行大陆政策，制造侵华舆论，展开了“思想战”和“宣传战”，向中国人民进行妖言惑众的侵略宣传，灌输了侵华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伪满洲国是“世界政治模范”, “大东亚共荣圈会带给人民幸福”等舆论，日本就是将本国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设施、本国的语言文学等强加于中国。诸如：办学校、开报馆、建神社、设图书馆，都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其次是对满铁图书馆的叙述是从事实出发，以大连图书馆及奉天图书馆为重点，尤以大连图书馆与大连各满铁图书馆为重中之重，对其他图书馆逐一加以叙述；再次，书中附录了满铁图书馆职员表、大事纪年以及参考书目，有助于读者了解和进一步研究满铁图书馆。

第五，观点明确，议论透彻。书中把满铁图书馆定位为日本文化侵略的一个方面，揭示了日本以保存中华文化为名，搜集、劫掠中国文物典籍；披露满铁调查部为侵略中国东北所搜集的大量情报文献（囊括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等，有的是蜡刻非卖的调查资料），指出了日本将满铁图书馆作为制定侵华方针、经济掠夺计划的资料库，宣传侵华政策、以“五族协和”、“王道乐土”之类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奴役中国人的工具。作者在对满铁图书馆的全面叙述与研究中，如实地介绍了图书馆管理模式，建立社会书库、研究会及举办与图书文化有关的展览等，这在客观上也会对人们有所启发，有的或许可能成为今天的借鉴，看到和指出这一点也是符合事实的。

以上各点只是初读《满铁图书馆研究》后的感想，不足以概括全书的优点与特点。作者年富力强，才思敏捷，又通晓日语，应该是出成果的旺盛时期，我衷心地希望，能不断地看到她有更多更好的论著面世。关捷庚寅年孟冬于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自序

图书馆古代称之为“藏书楼”，到了近代称为“社会教育机关”，虽称谓不同，但是都体现了其学术和社会价值。1905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以租界名义占领大连40年，侵占东北14年期间，图书馆成为殖民政府进行文化侵略的平台，以图书馆为中心成为搜集、保存中国文献的重要场所，也成为日本利用其文献资料，制定进一步侵华方案，掠夺资源的基地。1907年4月1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为“满铁”）在大连建立后，在东北各铁路沿线除垄断经营外，还传播殖民政策，各图书馆就成为日本殖民文化渗透的场所之一。满铁图书馆的建立、运营等方面的论述，在国内外有些研究成果，但都不够系统。我之所以写《满铁图书馆研究》一书，是因在大连图书馆工作近二十年，特别是在“满铁”文献的学术研究方面发表了诸多论文。运用得天独厚的日语功底以及所学的图书馆专业，作为写作《“满铁”图书馆研究》一书的重要条件。《“满铁”图书馆研究》从日本的殖民、史料两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于前者，首先从宏观角度阐述了日本殖民时期对东北的文化渗透，日本殖民统治“满蒙”是运用后藤新平的“文装的武备”论阴谋侵略；其次，又从整体到具体全面地论证日本殖民的文化渗透，指出日本盗用儒家王道思想对“满蒙”实行统治。

不管是文化渗透政策方面的论述，还是“满铁”图书馆方面的论证，均通过翻译大量的原始资料、满铁规程以及原“满铁”人员的回忆录、公文、文书、有关满铁人物传记等并将之运用到书中。之所以说《“满铁”图书馆研究》一书具有史学文献参考价值，还因为对“满铁”图书馆的沿革、建筑、经费、职员，以及馆内外业务活动等都逐一详细叙述；从“满铁”图书馆创立初期，到1937年“满铁”附属地行政权的转让，以及1945年前后的历史记录，甚至从“满铁”会社、“满铁”图书馆、《书香》创刊等，都逐一诠释。本书运用确凿有力的大量史料，论证了殖民时期日本利用“满铁”图书馆对中国文化典籍掠夺，阐述日本殖民社会教育的文化渗透与文化侵略历史，进一步证实了殖民时期的“满铁”图书馆为日本侵略阵地之一。这也是《“满铁”图书馆研究》一书具有学术研究和史学、史料方面价值的原因。

总之，《“满铁”图书馆研究》以新的视角论述“满铁”大连图书馆和奉天图书馆，以及“满铁”各图书馆成为殖民时期为日本侵略制造舆论的阵地，可以使人们更迅速地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至于各图书馆收藏了部分中国文化典籍仅是客观上的作用。《“满铁”图书馆研究》一书，对满铁图书馆以及殖民时期的各图书馆的研究是填补空白性质的著述，对今后研究日本殖民时期的文化侵略应该具有一定的参考学术价值，同时，将为深入研究满铁图书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绪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及亚洲实行大规模军事侵略的同时，也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和阴险的文化侵略。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人们很容易理解其含义，而文化侵略容易迷惑一些人。比如，何谓文化侵略？图书馆与文化侵略又有什么关联，等等。其实文化侵略包含了日本侵华的奴化教育、思想控制，诸如在华建立的新闻报纸、杂志等出版机构，设置各图书馆、博物馆、调查部、研究所等文献搜集、掠夺、控制场所等，以及日本宗教文化向中国宗教文化“渗透”等。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简称“满铁”图书馆），便是他们进行文化侵略的“大本营”和“桥头堡”。今天，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揭开其深藏不露的内幕与奥秘，就能对日本殖民者进行文化侵略的本质、目的、手段及其罪恶有个理性的认识，从中获得多方面的启示。第一节追溯日本侵略思潮的产生与军国主义的形成

日本的侵略思潮最初形成的原因是有其根源性的。首先应从日本的民族性来看其“武士道”精神的发展过程。它是构成日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因素，这种因素在千年日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中生根发芽，极其坚固地存活在日本的民族性中。如同“鱼的鳍，鸟的喙，食肉动物的牙齿等，与其种属不可分离的要素”。有关“武士道”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也曾在欧洲的诸多著述中被描绘过。日本的“武士道”的特性是属于日本的“专有的遗产”，被称为“日本独有的集团意识和集团阶层构成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其次，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的一系列改革，迅速地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踏上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列，疯狂地向亚洲进行扩张侵略。日本明治维新时的一系列改革是促使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派形成的主要因素，改革中提出侵略邻邦国家是为了“世界和平”与“民族融和”，侵略中国东北是建立伪满洲的“乐土家园”。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外推行的扩张政策之渊源很深。早在幕府末期，即出现向外扩张的“海外雄飞论”和“攘夷论”。当时日本尚处于锁国状态下，日本与亚洲的中国和西方的荷兰有贸易往来，受到荷兰人传入日本的西方学术感染，就把此思想称为“洋学”或“兰学”。“江户时代从事西学移植等研究者，即为洋学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子平、工藤平助、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

当时在日本，大肆鼓吹侵略扩张的代表人物的言论和著作纷纷出笼，喧嚣一时。如本多利明（1744—1821）以《经世秘策》、《经济要略》、《西域物语》、《经济方言》等著作，阐述其核心为“海外雄飞”论的主张。佐藤信渊（1769—1850）先后著有《西洋列国史略》、《海防策》、《混同秘策》、《天柱记》、《垂统秘录》等书，提倡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思想——“征服中国论”。吉田松阴（1830—1859）为“尊王攘夷”派的志士，思想核心是“尊王攘夷”，后期受“水户学”思想的影响，在国家危机时刻，倡导国家独自性的防守，确保国家的独立与尊严，主张万世一系的观点。吉田松阴的国家观点是一君万民的国家，后期提出“小国者侯，大国者王”的对外扩张主义的论调。因此，在日本“幕末西洋来迫，民族危机凸显之际……为了抵制自由民权思想的深化，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变质，明治政府的指导思想逐渐进入了军国主义之途”，在1882年1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布《军人敕谕》，以儒学思想为核心，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特别是日本的一些儒学家们，在明治维新以来，开始借助西方文化思想及科学知识，积极提倡海防论调，提出效仿西方殖民者进行对外扩张称霸亚洲的主张，成为那些持侵略政策的日本思想家、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等派别代表者滋生的土壤。

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认为“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以中国为主题所形成的世界关系，于是为了实现这种关系，最重要的前提，是不断与中国以及和中国相关的列国进行交涉的关系。”实际上，日本为了称霸亚洲而侵略周边邻国，主要是向中国和朝鲜进行侵略扩张。日本所推行的“大陆政策”，共分五个步骤：第一，征服中国台湾；第二，征服朝鲜；第三，征服中国的“满蒙”地方（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征服中国内地；第五，征服世界。后藤新平的“大陆经营”在中国东北的具体目标有四：经营“满蒙”和西比利亚（即西伯利亚）开发敷设的铁路；开发煤矿；策划农业移民；建立“满铁”机构，掠夺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土特产，以及对商业、贸易、金融和文化等进行垄断。

再次，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的法西斯侵略思潮，在日本的侵略扩张思想的土壤中迅速生长。在此情况下，日本适逢经济危机、资源缺乏、人口与粮食的矛盾不断地涌现，更加促使日本对中国实施疯狂地侵略。如日本政府在1899—1925年对人口增长和所需粮食之不足进行了一个统计。

1899年日本人口为44270（千人），比上一年增长507000人，粮食消费48697（千石），粮食生产39590（千石），粮食不足为9107（千石）;1905年人口为47678（千人），比上一年增长459000人，粮食消费52445（千石），粮食生产38172（千石），粮食不足为14273（千石）;1912年人口为52522（千人），比上一年增长769000人，粮食消费57774（千石），粮食生产50222（千石），粮食不足为7552（千石）;1913年人口为53363（千人），比上一年增长840000人，粮食消费53362（千石），粮食生产50259（千石），粮食不足为9439（千石）;1918年人口为56667（千人），比上一年增长332000人，粮食消费62333（千石），粮食生产54702（千石），粮食不足为7631（千石）;1921年人口为58697（千人），比上一年增长779000，粮食消费64566（千石），粮食生产55182（千石），粮食不足为9384（千石）;1923年人口为60258（千人），比上一年增长797000人，粮食消费66283（千石），粮食生产55466（千石），粮食不足为10817（千石）。我们根据数字显示，在明治30年间，日本人口增长约50万人，在明治40年间，人口增长约60万人，到1912年增加数约70万人，1923年已近80万人，而到1926年时则约90万人。伴随人口的增长，日本每年平均从国外输入七八百万石粮食。1912年后，平均每年从国外输入1000万石粮食，从国外输入粮食的资金约3亿元。

另外，日本的轻工业产品更是短缺。日本只能出产蚕丝以及蚕丝绢织品，而木棉和棉花、羊毛等则毫无生产能力，因而“每年从朝鲜输入棉花只占1%，而日本年投入9亿元从国外输入棉花，投入2亿元输入羊毛以及毛纺织品”。在此情景下，日本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若干个比较有争议且能解决人口增长和粮食问题的办法。“（一）限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二）转移过剩人口，奖励移民到巴西、秘鲁、阿根廷；（三）奖励朝鲜和台湾增加粮食生产，填补不足问题；（四）进行耕地方法指导，希望每平方米土地都增加粮食产量；（五）开垦助成法，从北海道到奥羽地方的山林原野进行开垦的方法；（六）对一些湖泊如琵琶湖、印幡沼以及对海岸干泻等地方进行填埋变成水田。”

由此可见，日本明治、昭和时期所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即粮食的严重不足，导致日本人民面临着生存危机，失业率不断地上升。据当时社会局发表数字显示：

在1921年推算工人劳动失业数大体倾向是20万人（失业率8%）,1929年统计数字短缺。推算1930年至1933年每个月失业数（从社会局发表上看），最低34万人（失业率4.9%），最高是51万人（失业率7.2%）。工业劳动者失业数最低13万人（失业率3.3%），最高22万人（失业率5.9%）。

佐藤清胜在《满蒙问题与我大陆政策》中提出对外侵略主张者的结论是：第一种方法，认为控制人口增长，将会形成后患；第二种方法是消极的；第三、四种方法是姑息法；第五及第六种方法需要投资数亿资金才能做到。他们认为与其投资大量资金进行填埋湖泊，还不如收买“满蒙”以及西伯利亚的土地。宣称这一切的进行都是为了“世界和平”和日本的百年大计。所以，日本明治时期的政客们，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以及福泽谕吉等人开始设计日本的重大规划，提出了“脱亚入欧”的荒谬主张；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的评论家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和《帝国文学》杂志、新闻评论家德富苏峰等在日本掀起了入侵亚洲邻国的侵略思潮，主张走向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把日本推向罪恶的深渊。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的主张就成为明治维新改革的根本意图。永井亨在他的《新日本论》中分析，明治时期的日本已完成了从资本主义进入军国主义的殖民帝国主义转型。

明治初期以来日本已成为商业的国家，从西南战争到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伴随着国民经济的确立，逐步走向资本主义。日英同盟结成后，日本经过日俄战争就已逐渐成为一等的国家，具备了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面性，在国际上提高了地位。特别是在获得了南满洲和东南亚殖民权吞并韩国后，日本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构成了日本殖民帝国主义。

日本最初占领台湾时，就标志日本踏上了“从军国主义乃至帝国主义到东亚的第一门罗主义”，所以说日本在甲午战争获胜后，其目标是成为太平洋一大强国。因此，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从最初就带有鲜明的军国主义特征，打着在亚洲实施所谓的“博爱”奉献对外侵略的幌子。日本的第一个侵略目标指向中国东北，夺取中国东北的丰富宝藏成为他们的狂妄野心，东北最终成为日本侵略者刀下之牺牲品。日本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驱动军国主义的高速战车，对中国及亚洲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第二节后藤新平与日本殖民统治政策的形成一 后藤新平与“文装的武备”论的产生

后藤新平（1857—1929）是日本侵华政策出台的核心思想人物之一。他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先后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和首任“满铁”总裁，既为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和中国东北政策形成的制定者，也是“文明”统治台湾和“文事”统治东北提出“文装的武备”论的倡导者。这一政策运营贯穿统治东北14年，大连近40年之久。我们分析后藤新平“文装的武备”论的思想，对于揭露其在“文事”伪装统治之下推行的殖民统治罪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文装的武备”论的炮制与运营，我们还要追溯到后藤新平在台湾的统治思想产生。1898年至1906年，后藤新平深得参谋总长台湾总督府长官儿玉源太郎（1852—1906）的欣赏，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两人携手统治台湾八年并共同提出“文明”统治台湾的思想，这一经历为后藤新平成为后来统治东北所提出的“文装的武备”论方针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满洲问题协议会”与提出后藤新平“文装”统治东北的历史背景

在日俄战争开战之初，后藤新平的“文装的武备”思想就已开始萌芽。后藤追随日本满洲军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到中国东北辽阳，受儿玉源太郎之命，开始对“满铁”创建进行了具体规划，并提交《满洲经营策梗概》:“战后经营满洲的唯一秘诀，借经营铁路为名，暗地里则要充实百般设施”、“假借铁道机关，实行铁道以外与政治和军事相关系之事”、“开矿采掘、奖励移民、改良农工”等。“梗概”全面阐述后藤对东北经营的总策略，集中体现了后藤新平的“文装”思想的经营谋略。他策划在大连建立“满铁公司”，寻求的是战场上所未得到的权利，以“文装”去统治东北。

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代表在美国朴茨茅斯市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俄和平条约》），日本从俄国手中“取得经营东清铁路南部线的长春至旅顺口间的铁道以及其他支线的权利，同时原俄国从中国所获之包括一切权利、财产、煤矿等全部无偿转让给日本（《朴茨茅斯和约》的第六条）”。战后日本就设置了关东总督府施行军政管理，“这招致清政府的抗议，经济活动受到了英国与美国的限制，于1906年3月相继迫使日本开放满洲的门户”。如何经营“满洲”，就成为日本殖民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人才任用到经营理念，以“文装”统治，还是以“武装”统治，日本政府内出现了两派不同意见。1906年4月14日，西园寺公望首相以非正式身份对“满洲”等地实行考察，5月22日，伊藤博文召集山县有朋、大山岩、儿玉源太郎等众位元老以及政府军队首脑在首相官邸举行的“满洲问题协议会”，研究“是否应当从满洲尽早撤兵和废止军政署等问题。文治派在这次会议上陈述了设置军政署和实行军事占领政策的利弊，力主采取较为温和的统治方式，以便更有利于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长远占领”,极力“抑制陆军方面的不同意见，并确认了废除军政和开放满洲的方针”。最终，文治派获胜。首相西园寺提出决议案，废除满洲军政管理，成立一个中心组织关东都督府。同时，内阁决定建立“满铁”作为代行日本国策的殖民机构，满铁总裁人选必须具备能代表新国体，能够实现新大陆政策的重要人物。同年6月28日，后藤新平在台湾收到友人杉山茂丸的电报：“后藤的宏大规模的诸多建设提案，成为天下一品”告知在各元老重臣的一致推荐下，后藤新平成为满铁总裁的最佳人选。

随之东北就成为以“满铁”为中心的殖民国策的“大陆经营”之地。1906年后藤获男爵爵位，同年11月3日，日本明治天皇任命后藤新平为“满铁”首任总裁。这表明日本政府最终采纳了曾经营台湾殖民地的后藤新平和儿玉源太郎的理念和模式，即在伪满洲借经营“满铁”之名，实行军事武备阴谋方略。

1907年4月1日“满铁”正式开始在大连营业。后藤新平在任期间儿玉源太郎总揽了日本在东北统治的大权，同时任命“满铁”副总裁为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当月后藤新平以“满铁”总裁的身份参加了在东京小石川后乐园举行万国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其在演讲中说：“我既代表个人也代表政府，对满洲甚感兴趣，满洲不但是交通要道，也是东西两洋文明的聚集处，今天到会的各位也有同感。在满洲文明聚集的方式，既争斗又亲密交往，但我们竭尽苦心的根本之意应不在此……满洲之地域赋予得天独厚的宝藏，我等在此地是干戈相阋，还是将转为利源开发，抉择问题虽很艰难，但更是不应轻视的一个重大事业”。

同时强调要“迅速振兴置产兴业的武备”去完成日本殖民统治的大业。日本在做出上述决策时，在国际上也迫于英、法、美、俄的形势压力，这成为“满洲”实施文治管理的主要原因。中国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是各国列强争夺的主要目标，又因旅顺和大连港都是军事战略的要冲。后藤新平在后乐园演讲中说，“满洲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集中的激战点，又是世界主动力的会合点”。日本在日俄战争胜利之后，“满洲问题成为列强间讨价还价时使用的筹码”亚洲问题成为了欧洲各国的政治焦点。1905年8月，日英签署第二次同盟协约，“承认和维护日本对韩国的统治和英国在印度的防卫，期限定为10年”。随即于1907年6月至8月又相继缔结了日法、日俄和英俄等协约，确认各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这一系列的条约“同‘俄法同盟’、‘日英同盟’、《英法协约》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德国际联合。于是，‘满洲’问题成立列强间讨价还价时使用的筹码”，另外日美双方对立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在处理伪满洲问题上出现了争执。后藤新平称“满洲”是日、中、俄三国武力相争激化集中之地，相搏交锋的活舞台。“我虽在日俄战争中战胜，获得关东州的租借权和南满洲铁道的所有经营权，但北方仍是俄国的势力……如果大陆经营走错一步，我们将无法忽视俄、中两国再次席卷全满”。日本殖民当局认为，日俄战争胜利后的防守需要有坚强的后盾，应是“和平之战”。所以，在此情境下日本殖民政府就采用了后藤新平的“文装的武备”思想作为日本殖民政府统治东北的方针策略。（二）解析“文装的武备”论

何为“文装的武备”，后藤新平在一次演讲中对“满铁”的经营性质以及“文装的武备”论作了说明：“南满经营是都督府所称谓的，在租借地全权由政府管理营运的商店，其真正主体应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当时总理大臣和其他议员都采纳了我的意见，施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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