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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0 14: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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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亚当·约翰逊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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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事实

有趣的事实试读:

有趣的事实

作者:[美]亚当·约翰逊排版:昷一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时间:2019-01-01ISBN:9787508682266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谨以此书纪念托马斯·曼纳里诺(1964—2007)和埃里克·罗杰斯(1970—2012) Interesting Facts 有趣的事实

有趣的事实:犀鸟谷物床罩到我的冲下并投递。

如果你没有搞懂这句话的意思,没关系。我想了又想,也没搞明白。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往往连自己都隐瞒。

事实上,关于亡妻的话题我和丈夫不久前曾经讨论过,我们是从读书会离开后,在回家的路上讨论的。我们住在旧金山,这里冬天经常下雨。我们刚刚参加完一场读书会,阅读的篇目选自一位当地作家的短篇小说集。那位作家二十来岁,很性感,双臂紧致,头发乌黑发亮。如你所想,接下来我要谈论我见过的所有女人的乳房了。她穿着白色的绸缎衣服,既不刻意藏匿双乳也不炫耀,中规中矩,正常得让我厌恶。她朗读了自己的小说,是一个丧妻男人决定重新约会的故事。丧妻的原因无外乎动脉瘤、车祸或是与癌症的漫长斗争。对于一位虚构的妻子而言,因癌症去世是最糟糕的死法。不管怎样,故事的主人公在丧妻之后等了足够长的时间——足足十六个月——才决定重新开始约会。在经受了太多的悲伤后,他开始兴致勃勃、欢欢喜喜地追求另一个女人了。他搭讪的第一个妞儿颇具冒险精神。在漫长的等待后,他肯定是亢奋的,做起爱来也异乎神勇。于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鳏夫将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按在了他那艘底朝天的玻璃纤维划艇上。这故事甚至还传达了一种微妙而含蓄的寓意:当爱情盛放时,那些通过直接体验,痛苦地发现了生命之脆弱的人,对生命会有更丰富的理解。好吧,他通过的是间接体验,他妻子则是直接体验。

鼓掌,问答,再鼓掌。

我说过,外面正在下雨,而我们刚好这时离开了位于海特街的史密斯书屋。人行道上到处都是淋湿的乞丐。我们是浑蛋,从来不给钱。“你觉得那故事怎么样?”我丈夫问。

看得出来他喜欢那个故事。他什么故事都喜欢。

我说:“我同情他死去的老婆。”

我的头号大傻瓜丈夫——昔日的普利策奖得主——听到后说:“可是……她甚至不能算故事里的人物。”

这是我经历诊断、手术、化疗,以及各种各样的介入、注射、屈辱和治疗后的第二年。我生病后,小女儿变得如马儿一样沉默且难以驯服。现在,她只会嘶叫。在此之前,她经历过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有趣的事实”阶段。“有趣的事实”,她会郑重地说出这几个字,然后与我们分享一个奇迹:杀人鲸在野生环境中从不杀人;昆虫富含蛋白质;蜂鸟有感情,还经常伤心。

以下是我发现的一些有趣的事实:抑那通除了可以终止排卵,还被用来化学阉割性侵者;长春花碱可阻断细胞分裂,它是从紫色的长春花中提取的毒性生物碱;他莫昔芬会令髋骨关节嘎吱作响;化疗结束一年后,我的眉毛脱落了;乳房切除很长时间后,它们的幻影还在,它们会变冷,运动时会疼痛,洗澡后会感到潮湿,哪怕你发疯似的用毛巾擦,它们还是会往下滴水。

在我丈夫获得普利策奖之前,我们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我会爱慕他,尽管他有些发胖;他也会爱慕我,尽管我做了双乳切除术。除了彼此,谁还会需要我们呢?是啊,还能有谁?如今,他的读书会上挤满了年轻的桃乐丝·帕克们,她们聚集在他周围。最糟糕的是,他写的小说是以朝鲜为背景的,因此,那些充斥着朝鲜社会名流、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作家以及各类社会栋梁的宴会,都会邀请他参加。

我是否漏掉了“漂亮的”和“女人”这两个词?“您对朝鲜人的感受竟如此敏锐。”漂亮的朝鲜女名流对我丈夫说。

嗯,他对此感同身受。他总会介绍:“这是我可爱的妻子。”

那位漂亮的朝鲜女名流对我视而不见,她继续说道:“您一定要来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呀。”

要是每当有人开口说这句话时,我能按下按钮让时间停止该有多好。

可我累了。我一累,思绪就会飘到这些事上:这里距离我家有四个街区,孩子们都长大了,不需要请临时保姆了。在这样的夜晚,我们十一岁的儿子常常在画有关蒙古人入侵和民权运动的漫画——他的历史老师允许他以图画的形式写作业(旧金山真是不同凡响)。我们九岁的女儿是位面包师。她把头发束成马尾,满身沾着面粉,揉起面来。那个七岁的“马孩子”在练习花式骑术,她是一匹不许人骑的马。

谈到孩子,要说的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我现在几乎记不住他们的模样了。他们小小的轮廓,切割得犹如黑色浮雕,细节太丰富了,以至我无法勾勒。

我和丈夫走在雨中,没有牵手。我仍然能感受甲床处长春花碱引发的瘙痒。事实上,甲床是人体毒素的储存场之一。你是否曾迫切地渴望掀起指甲盖,挠挠下面的甲床?猛拉住指甲盖挠个不停,直至它们复位?

我弯曲着手指,用皮带上的装饰钉摩擦指甲。

我知道最好不问,却还是忍不住开口:“你会等多久?”“等什么?”“我去世后,你会等几个月再和二十多岁的姑娘去皮划艇上缠绵?”

我知道我不该说这些鬼话。他并不清楚我脑子里那些疯狂的念头。

他想了一会儿。“依据法律,”他说,“我很可能需要拿到一份死亡证明,否则就会犯重婚罪。所以我会等到验尸、葬礼,以及官僚机构慢慢地开好死亡证明以后。我打赌得有十二到十六周。”“拿到死亡证明,”我说,“这是件麻烦事儿。等等,你在市政厅有个熟人,叫基思什么的。”“是的,基思,”他说,“基思肯定很快就能帮我开好死亡证明。那哥们儿欠我人情。他能拿着死亡证明,去找各个负责人签字,没准儿七到十四天就搞定了。”“所以你的答案是七到十四天?”“当然,得允许有点儿误差,世事皆有变数。这件事有可能会脱离基思的掌控,要是进展太快或操之过急,他会有麻烦的。他甚至会被解雇。”“可怜的基思。现在我同情他,世间的一切他都做不了主。他不过想帮助一个痛苦的哥们儿解决生理需求而已。”

丈夫关切地望着我。

尽管家里堆满了避孕套,我们还是去“弗兰克酒廊”买了一些。他以这种微妙的方式向我表达:“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少做些爱吧。”

我丈夫讨厌所有的避孕套,不过他对某个牌子的避孕套恨意少些。我不能服用避孕药,因为我患的是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医生说:“尽管他莫昔芬会引起类更年期综合征,但你仍然能够怀孕。”可我丈夫不相信他的话。他已经四十六岁,我也四十五岁了。他觉得我四十多岁,患了癌症,经过化疗和诱导绝经后,不可能再度受孕,可姐妹们,我了解我的子宫,它经得起考验。“你觉得他们会验尸吗?”他扫视陈列柜时,我问,“一想到会被切割,我就受不了。”

他看着我:“我们只是在说笑,对吧?通过‘幽默和异想天开的谈话疗法’,来缓解你的焦虑。”“当然。”

他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你年轻又健康,验尸官们肯定想剖开你的尸体,看看是什么把你击垮的。”

我轻轻地哈了口气,柑橘味。我还没笨到口无遮拦的地步。

他说:“而且,要是我在七到十四天后约会——”“大约七到十四天。”“是的,大约——人们就很难排除谋杀的可能性了。”“你肯定会清清白白的,”我说,“没有人想拿丧偶去玷污一段新感情,这对新女友不公平。”“我觉得聊这些对你的健康没有益处。”他边挑选避孕套边说。

有趣的事实:他莫昔芬造成畸胎的风险非常高。

有趣的事实:我丈夫拒绝去做结扎手术。

收银员是一个老妇人。她下垂的双乳在衣服里晃动着,她拉开收银机的抽屉时还碰到了它们。

朋友们说总有一天我会感到庆幸,因为我侥幸避免了乳房下垂的命运。切除双乳后,我决定不做乳房重建手术,所以我胸前除了两条歪斜的“拉链”外,空无一物。

我们朝南边的科尔街走去。

让避孕套发挥作用简直是痴心妄想,我俩都清楚回到家后我就会睡觉。

有趣的事实:我每晚要睡十二三个小时。

有趣的事实:泰索帝会让你的尿液变成粉色。

有趣的事实:环磷酰胺是与芥子气同类的糜烂性毒剂,它从血液中滤出后,会损伤膀胱,这就是我醒来的原因,我会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一夜接一夜地起来小便。

你能明白为什么我很难区分自己是醒是睡了吧?睡眠与清醒怎么会是对立的?但我想告诉你我无法区分它们,你听到了吗?“你们原住民的那套规矩呢?”我问他,“你不用等上几个月圆之夜什么的?”

他默不作声。我为自己的话感到难堪。“对不起,”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你只是累了。”他说。

此刻,雨下得更像薄雾了。我讨厌今晚朗读的那个女人;我讨厌参加读书会的人们;我讨厌人群里那些渴望成为作家的失败者;我憎恨所有渴望成为作家的失败者,尤其是我。

我问:“你有没有想过永远都不?”“不什么?”“不去找另一个女人。”“你为什么这么说?”他问道,“你很久不说这种话了。”“没有女人也可以的,”我说,“顽强地生活下去就行。”“你这些念头真让我不舒服。”他说。

有趣的事实:查尔斯·曼森曾经住在我们家附近的科尔街636号。

曼森的房子在前方若隐若现。我总会停下来盯着它看一会儿。它现在是浅棕色的,可很久以前,曼森在这里招收杀人不眨眼的年轻姑娘时,它被漆成了蓝色。在上一本小说中,我将这座房子设定成故事的发生地之一,不过没有人会出版那本书。那些创作的岁月哪儿去了?那本书现在在哪里?我凝视着曼森的房子。我现在觉得自己充满活力,尽管透过薄纱窗帘向漆黑的内室望去时,我不确定看到了什么。在搜集小说素材的过程中,我无意看到了曼森凶杀案中最著名的受害者莎朗·塔特在凶杀现场的照片。她的乳房又重又圆,由于怀孕,里面盈满了乳汁,乳头又大又黑。

我抬头看着丈夫。他身材魁梧,像一个橄榄球运动员:不是球迷挂历上敏捷的接球员,而是球衣后面垂着肚子的笨拙的中后卫。“我必须知道,”我说,“就告诉我你会等多久吧。”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捕捉到我的目光,这样一来转移视线就不可能了。“你哪儿也不会去,”他说,“我不会让你撇下我们的。我们做什么都要在一起,死也一起死。我们会死于波音777失去舱压,或者更好——死亡来临时,我们正开着家用客车去帕西菲卡,驶向‘魔鬼坡’的转弯处,然后突然冲出护栏——全家人一起,你,我,孩子们,甚至还有狗。来不及恐惧,不做任何停顿,我们横冲直撞,飞一般地驶向锯齿状的海岸,”他捏紧我的肩膀,几乎用力过度,“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明白吗?死亡来临的时候,是我们所有人在一起。”

内心深处有些东西融化了。这样的谈话,正是我生活的寄托。

丈夫和孩子陪我去医院做了第一次化疗,如今已时隔一年了吗?还是三年?时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一根拨响的竖琴琴弦?音叉敲出的该死的哆来咪?病房里有十二个静脉注射化疗隔间,可我们的小女儿不喜欢这里的“有趣的事实”。就在这一天,她沉默起来,变成了“马孩子”,在护士站到处跑,用嗒嗒的“蹄声”表达内心的渴望。儿子认出了他们初中的一个男生,我也认出来了。我在学校的才艺展示大会上见过他,当时他穿着一款软底鞋,连说带演地讲了一堆老笑话。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他现在和妈妈在一起。他妈妈躺在树一样的输液架下,饱受折磨、憔悴不堪。她一定接受了后期深度化疗,可连我都能看出来她熬不过去了。我没有跟她说话。谁会跟一个快死的女人打招呼?谁会同死亡本身闲聊?我没有将目光转向她,即使我们同样承受着泰索帝肆虐着滴入静脉的痛苦。

以后人们也会这么对待我。我今天回到家时,看到丈夫和女儿一位同学的家长坐在沙发上,她叫惠,她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他们俩坐在从凸窗射进来的雾一般氤氲的光线中聊天,咖啡桌上放着盛在耐热玻璃盘中的炸鸡排。惠穿着一件很有弹性的紧身上衣,一只手搭在我丈夫的肩膀上。虽然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她的乳房却还坚挺得如少女一般,呼之欲出,乳头除了不会嚼口香糖以及哺育凯蒂猫外,无所不能。“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他们厚颜无耻——厚颜无耻地对我视而不见。

我是在操场的长椅上和惠相识的。我们边看着各自的女儿荡秋千边聊了起来。我喜欢她的日本新宿风格,她热爱一切美式复古风的东西。我们都喜欢淘奇多奇和佩茜·克莱恩。“我喜欢你的裙子。”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那是一件饰以玫瑰花图案的暗绿色吊带裙。“有趣的事实,”我对她说,“我来自佛罗里达。复古服饰就是从那里引爆的。有钱的女人从纽约和新泽西退休后就去了佛罗里达,把她们这辈子的漂亮裙子都带了过去,然后死在那里。”“我喜欢这类衣服,”她说话时略显拘谨,“在东京,没有人会穿一个死去女人的裙子。”随后她向我道歉,担心自己可能在无意中冒犯了我。“搬来美国后,我总是说一些很奇怪的话。”她承认。

我丈夫的书在日本出版时,我们其实是打算举家前往东京的。接下来的几周里,惠用棍子在沙盘里教我日本汉字,告诉我怎么乘坐成田机场、新干线和丸之内的地铁线路。她询问我丈夫以及他那本书的情况。“作家在日本很受尊崇。”她对我说。“我也是作家。”我说。

她不再看日本汉字,重新打量起我来。“可没有人会出版我的书。”我补充说。

或许因为我的坦白,她随后向我吐露了些小秘密。那是个寒冷有雾的下午,我们注视着一位父亲将秋千上的女儿高高荡起,羡慕他听到女儿荡到最高处后,在失重的瞬间快乐地尖叫时,是何等享受。“如果我的生活是一部小说,”惠突然对我说,“我势必会离开我丈夫。文学作品都这样写,不是吗?你必须遵从自己的内心。我的丈夫冷漠无情,”她宣布道,“到这儿以后我才发现他是这样的人。美国教我认清了他。”

我本该安慰她,提醒她:她的丈夫只是工作很忙,得一天到晚地伐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我没这么做,而是问:“那你的孩子们怎么办?”

惠沉默以对。

现在,我发现她就坐在我的沙发上,手竟然搭在我丈夫的肩膀上!

是我介绍他俩认识的。你能相信吗?是我送了她一本他的日文版小说。我眼睁睁地看着惠将他纳入她黑色的大眼睛中。我也知道我丈夫全身心关注某个人时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讨论的不只是小说。

别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箭。到处都是成筒的箭:箭尾装饰着红羽毛、黄羽毛或白羽毛。

厨房里有一只用铝箔包着的烤盘。不,是两只烤盘。

我发现自己的手腕上戴着医院的手环。它是我保留下来的荣誉徽章?还是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配饰?这是某种预示吗?

有趣的事实:我学会了,日文汉字中,“荒谬”一词是“女人”和“死亡”的组合。

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事,我必须将它归为昼夜颠倒的原因。我当时在医院。一切都很正常,最美妙的是我的家人都在——我们站在某张病床边,大家围绕着我。病房里满是星巴克咖啡杯,我的兄弟姐妹、父母,还有其他人都像以前一样聊个不停。他们聊的是战争期间发生的事情。叔祖父讲到与隆美尔的军队打完一场坦克战后,在北非的沙丘中打橄榄球的事。父亲讲了在越南古芝地道附近,试图帮一名“越共”接生的悲伤故事。

我兄弟看上去要崩溃了,他说:“我觉得那一刻要来了。”

我们朝床上望去。也就是这时,我看到了那个垂死的女人,她的呼吸慢下来,带着喘息。眼前的她似乎变轻了。我必须承认,我和她有些相似之处,不过很少——那个女人骨瘦如柴、眼睛低垂,头发也掉光了。

我姐姐问:“我们应该叫护士吗?”

我想象着急救推车满载针管、除颤器和插管破门而入的画面。这不关我的事。“别管这个可怜的女人了”,我心想,“让她去吧。”

我们都指望父亲拿主意。他是医生,见多了死亡。

他来自佐治亚州,眼睛沧桑湿润,永远闪耀着光芒。

他朝垂泪的母亲望去。她摇了摇头。

你可能听说过“灵魂出窍”。嗯,站在医院的病房中,我产生了一种“灵魂附体”的感觉。当那个奇怪的女人的瞳孔失去了焦点、嘴唇变得松弛时,我强烈地感受到我在离开真实世界,进入她的身体。我立刻感受到了她体内的吗啡正沿着霓虹灯鱼似的光晕,追踪着所有东西。我进入了注射吗啡后的漆黑隧道,在那里,过去、现在和将来同时出现在眼前,我又变成了骑着黄色自行车的小女孩。不久,我就会进入金门公园,看着弓箭手射出的箭穿过迷雾。我看到整整一周,我父母都来看这个女人,给她读我最喜欢的“神探南茜”系列小说。我的眼睛里全是《隐蔽的楼梯》《低语的雕像》和《日记中的线索》的黄色封面。

你知道心脏的短暂停跳会导致脉搏间歇吗?我感受到了这种虚无状态下的低音共鸣。体内的氧气被耗尽时,你能看到的只有黑色的震颤,你觉得自己仿佛深陷池底。我突然看到了这个女人的身体内部,这是癌症教会我的:这里是注射了蓝色颜料的块状淋巴结链,那里是饥渴的肿瘤在子宫内膜上长出的卷须。跳跳糖般的钙化肿瘤无孔不入地扩散。这时,你最好的朋友基蒂默默地出现了。十二年前,她身患癌症告别了这个世界。她把一根手指竖到嘴唇前,“嘘。”她说。你突然想起自己的灵魂正附在一个垂死的女人身上,你正在被活埋。“将被活埋”变成了“正在被活埋”,最后变成了“已经被活埋”。你再也辨认不出母亲的圣约翰牌夹克上那片共和党一般的红,再也听不到姐姐呼吸时的声带颤动。除了寂静,除了这盈满在你附体的女人周围的寂静,一片空虚。

你“砰”的一声出来了!不知为何,你幸运地抽离出来了。你又自由了,回到了满是星巴克咖啡杯的地方,回到了按小时收费的停车场中。

这是一件严肃而费脑子的事,是一种幻觉。在幻觉中,我附在了那个死去的女人身上。可癌症就是这么强大,它能将你的脑子搅得一团糟,甚至现在你都还没摆脱那种时间幻觉:怎么能再次区分出哪些事是过去发生的、哪些事是将来发生的?更别说现在发生的事了。

我的丈夫和孩子们并不知道这场噩梦。他们正在楼下喝汤。

有趣的事实:我是在吉里街的恺撒永久医院做的双乳切除术。医院自助餐厅里的鸡蛋面馄饨汤特别好喝。馄饨是手工制作的,里面包着蒸白菜和白胡椒。凯撒医院的化疗中心在特克街。地下自助餐厅的特色菜是大碗的越南河粉。河粉是用牛踝骨熬制的,上面覆着一层紫罗勒。吃的时候可别忘了放是拉差辣椒酱。医院的临终关怀部位于迪维萨德罗街。那里放了猪颊肉的盐味拉面简直是人间美味,而且餐厅通宵开放。

我和死亡之间如瓦肯人似的心灵融合对我们家产生了奇怪的影响。最奇怪的是,我发现自己不知该如何正视孩子们。我唯一的使命就是去引导他们,可他们的未来生活中没有我,这让我难以接受。想到他们幼小的心灵即将被摧残,我的双臂就会发抖。想到他们要在这世间独自生活,我就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木棍,然后挥着一把短柄小斧,将看到的一切都削成引火物。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砍过东西,事实上我也不是能干之人,所以我知道举起斧柄后我的胳膊一定会落偏,在砍到恶魔的同时,也会伤及无辜。

有趣的事实:我最好的朋友基蒂死于癌症。在多年的治疗中,医生截去了她的左腿、乳房、喉咙和卵巢。作为回报,他们为她做了两次免费骨髓移植。在她生命的尽头,我不敢去看她。去了又能说什么?“再见”到底是什么意思?最后,在她弥留之际,我鼓起勇气去看她。为了省钱,我坐飞机到了亚特兰大,然后改乘汽车。可我上错了车!我坐到北卡罗来纳州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基蒂死在了佛罗里达。

丈夫不辞辛苦,任劳任怨。他留给我空间,自己开始早起给孩子们准备午餐,送他们去学校,孩子们也慌乱起来。他们和爸爸一起睡在大床上,拥挤得实在伸展不开手脚。他们都闷闷不乐。我理解他们:快要失去某个人时,确实不轻松。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金门公园游荡,在那里,我的感官变得更敏锐了。我能看到一只海鸥高高飞过,并清楚地知道它会落在哪里。我渐渐有了一种神奇的感知能力,能感受出天气会怎样变化。只需凝视,我就能说出某种植物对人体有着怎样的影响。

有趣的事实:距离公园不远处的植物园中有蓝升麻。它的浆果很容易被磨成膏状物,从中提取出的紫色油状物会引起子宫收缩。沿海的米沃克部落用它来堕胎。

这一切都让丈夫难以应对,可他并没有因此重开酒戒。我为他感到骄傲,当然,即便他再度饮酒,我也能够理解,那表明我即将离世一事让他很伤感。如果他喝了波旁威士忌,我就会知道他有多么需要我。可他并没有喝,而是买了一副壶铃。孩子们睡着后,他就到地下室,听着关于弓箭狩猎、巴西柔术和印第安人民间传说的播客节目,摆动好几个小时的壶铃。

他体重减轻,这让我心烦。他的体重真的开始下降了。

他带着孩子们去上音乐课和武术课,为他们预约牙医。麻烦的是学校,爱讲闲话的妈妈们会在那里消磨自己的早晨:周四早上有咖啡会,送完孩子后会一起在幻想咖啡馆享用法式甜甜圈,还有扎伊餐厅的读书会。这些妈妈要么单身,要么近乎单身。米特·利迪是一对双胞胎的妈妈,因“设计”和“销售”装了两张瑜伽垫的瑜伽包而闻名科尔谷。她全身上下没有一块赘肉,可在她的A罩杯乳房上,却清晰地凸显着两只非常醒目的乳头。热爱摇滚的妈妈莎宾娜,对文身和蒸汽朋克风格非常感兴趣,章鱼的腕足在她的双乳间召唤着。别忘了萨利玛——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授。她用层层衣物掩盖住D罩杯乳房,可这骗不了人。萨利玛不会提到她丈夫,无论他是死是活——她在拉合尔离开了他。“你的日子怎么过呀?”她们问我丈夫。“需要什么就告诉我们。”她们提议道。

她们让我的孩子们搭便车去参加生日派对、观看客场比赛,她们的烤箱永远处于预热模式。没想到经常敲门的是惠,登门入室的是惠。

有趣的事实:查克·诺里斯在《越战先锋3》中一口气解决了十七个坏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不可饶恕》中再次拿起了枪;乔治·克鲁尼在《后人》中脆弱得令人难忘。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妻子都死了。

有趣的事实:有一位没死掉的妻子是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我的艺术专业硕士论文罗列了蒙塔古夫人不顾苛求的孩子们、著名的丈夫以及病痛的折磨,通过努力成为一位作家的各种事迹。论文的主题没什么可讲的。我就是觉得她很了不起。没有一个人去花时间读我的论文,甚至指导我写论文的女教授也没有。“写你知道的东西。”她不断地对我说,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一天下午,我路过了嬉皮山公园中的毒贩和笛杨美术馆铁锈色的瞭望塔,漫步至金门公园深处。我甚至走过了水牛圈栏。在太平洋附近的宽阔草地上,我偶然发现,我的丈夫和孩子们在射箭场中。他们在这里干什么?他们来了多久?他们拉好弓,一言不发,一脸郑重地射着箭,一支接一支地射在重重的捆包上。“马孩子”拉开了一把反曲弓;与此同时,九岁的大女儿表现得像个奥运会选手一样;儿子则用他纤细漂亮的双臂拉开了一把长弓;我丈夫竭尽全力拉开一张复合弓,在重压下,复合弓的滑轮和凸轮发出嘎吱声。他买了几百支箭,所以他们几乎不用停下来去捡箭。当黄昏的雾气涌来时,他们毫不迟疑地将箭射入厚厚的白雾中。夜幕降临了,他们将气球固定在靶子上,这样瞄得很准时就能听到爆破声了。我能强烈地感受到黑暗的轨迹。我站在丈夫旁边,他用力拉了一个满弓,对准目标后,我低声说“放箭”,箭应声而出。我不需要和他穿过黑暗,就知道那些箭正中黄色靶心。

后来,孩子们睡觉前不再听他读书了,而是挤在我们的加州大床上,听他复述拉科塔人讲过的故事,那是他从播客上听来的。我丈夫从来不提他的苏族血统,他甚至没有去过苏族人的保留地。那些能将他和那个地方联系起来的人,很多年前就因酒精、车祸、身体长期受损或自我流放离开了人世。

他讲了一匹幽灵马的故事。因为是幽灵马,它在战场上不会被射死,所以备受勇士们青睐。这匹小马驹无所畏惧,它高高地跳起,数着自己的战利品。在这场战役的最后,勇士们才意识到有一名幽灵战士在他们身边,他骑在没有马鞍的幽灵马上,操控着它的一举一动。就这样,勇士们得以像幽灵般急速飞驰,却没有性命之忧。“马孩子”问:“为什么这匹幽灵马不直接去天堂呢?”

我意识到这是“马孩子”首次开口,距离她上次说话过了多久?

女儿回答了她:“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是幽灵战士。”“马孩子”又问:“那为什么幽灵战士不去天堂呢?”

女儿说:“因为幽灵们还有未完成的事情。这谁都知道。”

儿子问:“妈妈有未完成的事情吗?”

我丈夫告诉他们:“妈妈的事情永远做不完。”

家里有个病人挺艰难的,他们聊起天来好像已视我为逝者,这让我很伤心。如果我确实死了,我的坟墓在哪儿?为什么壁炉架上没有装满骨灰的瓮?不,这只说明我和家人太疏远了,我得恢复理智,如果我不想再让他们把我当死人,我就不能表现得像个死人。

有趣的事实:在电视电影中,幽灵母亲的义务是帮助丈夫找到合适的替代品。这是一个古老的戏剧传统,希罗多德、欧里庇得斯和维吉尔的作品中不乏此类情形。近期的例子,可参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天赋秉异》,全美广播公司播出的《异度觉醒》以及特纳经典电影频道反复播放的《爱情避风港》。电视上的幽灵母亲能够看穿淘金女和恶毒后妈的真面目,找到心地善良的女人帮助孩子们抚平心中的伤口。她们找来的新妻子会在钢琴独奏会上为孩子鼓掌,拿出孩子急需的纸杯蛋糕为他补充体力,说着“你妈妈会为你骄傲的”之类的话。

我确定无疑地告诉你,这种如糖果般甜蜜的女人是不存在的。没有哪个新妻子会关心旧妻子的孩子,他们只是新妻子未来的家庭生活中免除不了的麻烦而已。专注于输精管吻合术的医院和瑞士寄宿学校持有的就是这种观点。如果我是一个幽灵母亲,我会刺瞎这些新妻子,还要把她们全部刺死。刺,刺,刺。

不过事实上,你不必死去就能知道做幽灵是什么感受。医生打电话告知我诊断结果时,我们正在纽约参加一场聚会。去那里是为了见一位年轻的《每日秀》制片人,她正在考虑制作一段关于我丈夫的短片。她又高又瘦,穿着一件特别紧的黑色连衣裙,一对曾经可能很完美的乳房,因为减肥已变得平平无奇。她一见到我丈夫,立刻亲吻了他的面颊,礼貌地笑了笑,然后敞开喉咙跟他说话。我就在旁边站着!可他们说起话来却当我不存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恺撒永久医院打来电话告知我活检结果。我张开嘴却说不出话来。我敷衍了事地处理完事情后,发现自己竟在洗手间里洗脸。随后,我下了二十层楼,来到五十七街。我发誓我没有坐电梯。我就那么出现了。接着,我坐在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公共汽车上,让一个有酒瘾的牧师帮我按摩肩膀,与此同时,我的朋友正在佛罗里达州离开人世。现在轮到我了。我看到了自己的追悼会:父母家门前的草坪上停满了汽车;他们必须买一台冷柜来保存为葬礼准备的蜜汁火腿;我的家人和朋友聚在河边;河水缓缓地从我父母家门口流过;人们依次发言,讲着与我有关的故事。

叔祖父讲到我小时候下定决心要嫁给隔壁的小男孩,家人为此准备了蛋糕和鲜花,让法官穿着长袍在街边主持了婚礼。邻居们都出来看了,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严肃的时刻来了——他们不得不告诉我这场婚礼是无效的。

哥哥讲的是我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家过圣诞节的事,讲述我是如何带着一堆帆布回到家,向所有人展示美术专业的男生们给我画的裸体画。

母亲努力着,想讲一个故事,看得出来她打算讲圣诞节时鬈毛狗的事,可是她扛不住了。她慢慢地弯下腰,像一件罩在衣服外面的塑料套似的瘫在了地上,这可把孩子们吓坏了。为了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父亲决定带他们乘独木舟玩。对孩子们来说,这永远是一件乐事。穿上橘色的救生衣乘船离岸时,他们的眼中涌出了泪水。“马孩子”立刻尖叫着说她怕水,我们以前从没听她说过自己怕水。儿子在船头,试图掩饰自己慌张的喘息,紧接着,我看到女儿的肩膀在颤抖。她的头转来转去,拼命地四处张望,我知道她在找我。父亲惊呆了,加上失去了亲人,他伤心欲绝,连船桨也抬不起来了。他在岘港附近做过一千五百多场野战外科手术,在新奥尔良慈善医院里做手术时遇到停电也毫不畏缩,可面对此情此景,也只得慢慢地闭上那双珍珠灰色的眼睛。他们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漂着,船太不平稳了,他们没办法安慰彼此。我们在岸上也只能干着急,无法够着他们。

当我重新回到纽约的聚会中时,意识到时间已经停止流逝了:我丈夫和制片人笑得同我离开前一模一样,空气中依然弥漫着他们呼出的刺鼻的酸橙味气体。我看到未来也会是这样的情景,会充斥着这些冷漠的女人,她们都有着能将铁块锉平的锋利眼睛和宣纸般柔软的心。她们想要一些真实、实在的东西。她们想要我手中的东西:一个愿意陪你跳崖的男人。我突然明白了,等我不在了,就没人能阻拦她们了,她们就会乘虚而入——我没有歇斯底里症,这也并非凭空想象,因为此时此刻,其中一个就和我共处一室。她就在这儿,用完美的牙齿勾勒出一个冷淡的微笑,腰部的曲线像日本清酒瓶似的。“那个故事太搞笑了,”制片人说,“现在先别讲,留到节目中再讲!”

我丈夫假装谦虚地耸了耸肩,随意地大口喝着苏打水。“好吧,”他说,“只要你觉得对节目有帮助就行。”

我把手放在了制片人的胳膊上。她吓了一跳,扭过头看到了我。

我握紧她的胳膊去感知她的灵魂。我感受到了它的渴求,我计算着它的匮乏。蒙塔古夫人用同样的方法绘制出了天花脓疱中的微观世界,伏尔泰用同样的方法学会了计算蒸汽的重量。

告诉我谁他妈的是幽灵。

有人在敲门,是惠!

我丈夫去开门,他们两人近乎悲伤地对望了一会儿。

他们清楚地承认,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

他们一起朝楼上走去,我突然意识到,那里到处都是好市多仓储超市专卖的盒装避孕套,有的在水池下,有的在医药柜里,有的被捆扎起来,放在床头柜下,还有的藏在会说话的跳跳虎玩偶的电池槽中!

惠和我丈夫进入了我们的卧室。顷刻间,最糟糕的事发生了:他们正好经过了这些放避孕套的地方,但他们根本没有拿走任何避孕套。

阻止惠这种贱女人去引诱伤心的男人是我们幽灵母亲的职责所在。要是我没来得及阻止,我就会在深更半夜找惠。我会趁她在那张破旧的、单亲妈妈用的日式床垫上睡着时,走到她身边,用我的眼药瓶往她的嘴里滴紫色药水,一滴、两滴、三滴……直到将他们共同孕育的胎儿毒死为止。她腹中的胎儿将挣扎着握紧拳头,然后猛然弯腰而亡。

惠和我丈夫没有靠近床铺,而是朝大衣橱走去。衣橱旁边有个衣架,上面挂着我的复古连衣裙。自从切除乳房后,我再也没有穿过那些裙子。虽然我将它们移到了衣架上,却舍不得丢出卧室。

惠的手指滑过那些裙子。

她停了下来,看到了梳妆台上我的那些少女胸罩。

有趣的事实:适应了没有乳头的胸口后,反倒更难摆脱不戴胸罩时那种赤裸裸的感受。你只是习惯了被胸罩裹着的感觉。我建议购买塔吉特商场青少年内衣区的A罩杯胸罩。我买的是上面有五彩和平标识的那种。

惠从衣架上挑了一条裙子研究起来。那是一条赫本风格的土粉色连衣裙:一字领、白镶边,还有带褶的衬裙。我在佛罗里达大学遇见了我丈夫。我在他面前出现了三次后,他终于注意到了我,当时我穿的就是这条裙子。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

惠将衣服按在身上,照了照镜子。裙子随意地垂下来,凸显出她的身材。她转向我丈夫,等待着他的赞美。

有趣的事实:日文汉字中的“身材”含有“下一步”和“女人”两个意思。

我对着镜子审视自己的身材。

有趣的事实:你的胸部并没有因为失去双乳而变得平坦,而是凹成中空状。手术过后你的肚子会鼓起来。外科医生提醒过我这一点,可谁能想象得到?谁愿意把自己想象成那个样子?

惠等待着,我的连衣裙紧贴在她身上。接着,我丈夫伸出了手,眼神飘忽游离。他用指尖东拽拽西扯扯,调整着裙摆垂下的长度,使之与她的体形相称。最后,他点了点头。她接受了连衣裙,将它抱在怀里。

我没有用匕首刺她。我站在那儿,什么也没做。

有趣的事实:我的第一本没人出版的小说写的是斯科茨代尔市的“花瓶妻子”们。她们组成了一个治安维持会,在她们的封闭式社区里巡逻。书中还描写了一起屠杀山猫事件,一场因非法使用高尔夫捡球机而引发的夜间悲剧,及一个性爱场面——女方背着装有苏打枪的双肩包。小说的题目是“米黄色的贝雷帽”。

有趣的事实:我的第二本没人出版的小说讲的是一对年轻的拥有超强感应力的姐妹。她们一个能感知灵气,另一个能看见鬼魂。为了便于从鬼的角度展开叙述,我让她们的父亲住进了查尔斯·曼森的旧公寓;为了让她俩显得脆弱,我决定杀掉她们的母亲,因此我让她患上了癌症;为了让情节变得紧张,我让一个名叫玫瑰先生的性爱狂魔住在了她们隔壁。这个名字是我丈夫起的。事实上,他对这个人物非常着迷,并且在玫瑰先生的背景故事和对话方面对我提供了很多帮助。随后,我丈夫盗用了这个人物,他从玫瑰先生的角度写了一个新故事,名叫“黑暗牧场”。我一提到这个名字就忍不住生气。

我患上癌症后,丈夫没有继续写他之前动笔的小说,而是趁孩子们睡着后,去访问“警惕大奶子”网站。在幻灯片模式下,那些巨乳女郎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和消失。我丈夫准备好了洗手液,却没有进行手淫。他的目光越过电脑屏幕,盯住了某个模糊的地方。我注视着那些女人,从她们茶碟状的乳头和下垂的乳房中,我看到的只有强大的母性力量。她们不该向孤独的男人展示诱人的外表,而应该去给饥饿的婴儿喂奶,去探访收容所,去照顾全世界的众多孤儿。我们应该将这些能撑破胸罩的巨乳女人空投到海啸区域、地震中心,以及偏远省份。

我挨着丈夫,无精打采地跪在他那把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办公椅上。我朝他看的方向看去,却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我们的脸几乎贴在了一起,尽管他怅然若失,我依然能感受到他蠢蠢欲动的意念。“到床上去。”我低声说。他清醒了几分,可并没有抬头看卧室,而是打开了一个空白文档,盯着它看了起来。最后,他打出了“犀鸟谷物”这几个字。“不!”我冲他喊道,“得癌症的人是我,被癌症侵害的人是我。这是我的故事,属于我的故事!”

有趣的事实:癌症教会你看向事情的内在。你看到“非同寻常的”(uncanny)中的“can”或是“事情”(concern)中的“cer”了吗?人们想和你闲聊时——如果他们肯花点儿时间,就会看到你大头巾下的光头,你只需要简单地说:“不好意思,我现在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需要处理。”如果你觉得暴躁易怒,不妨说“我觉得晦涩而尖刻”。谁会感受不到呢?

可有时候,你经过化疗成了光头,机体的平衡也被打破,指甲痒得发疯,你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对此你要有所准备。

第一个人说:“天啊,好久不见了!你最近好吗?”

你说:“犀鸟谷物。”

第二个人说:“嘿,有什么新鲜事吗?我太滞后了。我大概还有十条消息没回你。”

你说:“瓦肯人消音器。”然后面无表情地笑笑。再见。

箭如船尾般穿过了黑夜,浣熊的后腿直立起来,黄色的眼睛注视着它们飞过。春天,被米沃克族人视为激发性欲之物的刺酸模长出了叶子。我看不到孩子们的正脸,就远远地端详着他们。我看到丈夫穿梭在孩子中间,送他们去上学,距离太远,我几乎分辨不出哪些是我的孩子。

比癌症更令人痛苦的是鳏夫的追求者们。她们睁着同情的大眼睛靠近我丈夫,迫使他说出“我们会挺过去的”和“我们会渡过难关的”之类的话。可他不是傻瓜。他将烤盘还给了她们,等着她们再度将它盛满食物。

我们的女儿开始用我的语气说话。我看着她告诫哥哥和“马孩子”不要忘记服用抗哮喘药物,督促他们睡前默读。两个小孩子头虱暴发时,我丈夫被挫折和训斥击垮了,也是她一丝不苟地为他们梳理头发。

我总是对惠怒目而视。她没到家里来,反而更让我心生疑虑。我怀疑我丈夫动用了普利策奖的部分奖金,在附近买了一间“工作室”。你知道的,“工作室”能让你免交图书版税,并“完成一些重要的工作”。我拿起他的钥匙链翻找着,上面除了家里的钥匙、斯坦福大学办公室的钥匙、本田奥德赛的钥匙和五把可利泰自行车锁的钥匙外,并无新增之物。

我发挥自身的洞察力在附近仔细搜查,希望发现那间所谓的“作家工作室”的蛛丝马迹。我努力侦察着丈夫常喝的气泡水的泡泡、闪烁的避孕套包装纸或者惠的胸罩肩带的断裂声。我只感觉到滚滚而来的浓雾,从远处的大街开始,逐个街区地将醒着的世界吞噬。

有趣的事实:米沃克族人相信涌动的雾能够将人带入来世。

有趣的事实:意外地进入来世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为了在浓雾中找到彼此的位置,他们用毒栎燃烧后的灰烬做成颜料,把皮肤涂黑。他们还在乳房上留下当归的香味,并发明了便于识别的独特信号声。

出于某个原因,我们全家今晚都没有去射箭,孩子们上床以后,也没有听到印第安人的民间故事,甚至“警惕大奶子”网站也得往后排。我丈夫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回忆自己的创作,一边继续剽窃我的故事。这一次我没有冲他大喊大叫。他是创作缓慢但富有表现力的作家。他的脸上浮现出正在遣词造句的神情。他喝气泡水,往喝空的塑料瓶里撒尿,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我怀念和他聊天的时光,怀念那种不刻意提醒便丝毫不觉得时间在流逝的感觉。

有趣的事实:我的第三本没有写完的小说讲述的是夏安族勇士——“水牛小牛犊路女人”的故事。她在小巨角河战役中给了卡斯特致命一击。我写她,是因为她的生活让我惊叹。

丈夫将我的调查成果摆在眼前:印第安部落的地图册、野外植物性药物指南、风俗和神话。我想这些对他是有用的。

他最后按下保存键时,我也在场。

我跟着他上楼。孩子们在大床上睡觉。他爬上床,躺到他们横七竖八的四肢中间。我也想躺上去,可是没有地方。我丈夫的头枕到枕头上,眼睛睁着,瞳孔放大了些,调整着焦点,好像在追随着某样消失在黑暗中的东西。

有趣的事实:我丈夫不认为梦具有更高深的含义。

有趣的事实:我做过一个梦。在梦中,我赤裸地站在黑暗中,一个女人向我走来。走近后,我看出她就是我。她对我说(或者,是我对自己说):“那一刻要来了。”接着,她伸出手,抚摸我的左乳。我醒来后发现乳房很温暖,而且还在嗡嗡发麻。然后我在某个位置发现了一个肿块,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位置叫外上象限。早上,我站在镜子前,那个肿块却找不到了。我把这个梦告诉了丈夫。他说:“真吓人。”我对他说我马上要去看医生。“我倒不担心,”他说,“可能是虚惊一场。”

我丈夫终于睡着了。他的一条胳膊搭过了一个孩子,落在了另一个孩子身上。所有的枕头都被夺走了,或是快要被抢走了。他的呼吸缓慢而深沉,夹杂着孩子们混乱的呼吸声。我有句话要对他说。

有趣的事实:我丈夫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一个苏族人的名字。

他对此很尴尬,不喜欢任何人提到它,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它。可是,当我念出那些拉科塔族文字时,他醒了过来。我可以断定,他看见了我,他的眼睛慢慢地与我的对视起来。他没有笑,可脸上却流露着认出了我的神情。

透过凸窗,低谷的雾沿着弗雷德里克街涌动起来。“我想,那一刻要来了。”我对他说。

他点了点头,接着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此后,对他来说,这将不过是一场梦。

我走到床边,注视着我的孩子们。这是我的儿子,他的后背因为拉弓而变得强壮。我还能看到他那充满稚气的脸颊和长长的睫毛;还能看到那个整晚吃奶,喜欢拥抱消防栓,在佛罗里达州光着上身、沿着一条缓慢流动的河流奔跑的长发男孩。如今,他的头发变得浓密了,跟他父亲的一样。他闭着眼,眼珠慢慢地转动着,好像梦到了生活正以平稳柔缓的步调展现在他面前。

我女儿的头发黑得无以比拟。如果家里有人继承了印第安人血统,那就是她了。她皮肤黝黑,疾步如飞,眼神凶狠,眼光长远。她是那种会上战场救兄长的人,做出“水牛小牛犊路女人”那种著名的壮举。她今晚睡觉时抓着我的苹果手机,设置了早起闹钟。看着她的下巴,我就能感受到她得完成哪些待做事项,才能叫哥哥妹妹起床、吃饭、上学。

接下来是“马孩子”。

有趣的事实:我的小女儿对“有趣的事实”的热爱是阶段性的。自从我患上了癌症,她就变成了一匹马,从那时起,她再也没说过“有趣的事实”。

有趣的事实:马不能说人话,也感受不到人类的情感。它们是适应力极强的动物,很快就能从伤痛中恢复。对于马背上的人类的悲伤,它们具有免疫力。

她再次成了小小的人类,成了虚弱又脆弱的物种中的一员。谁能说清楚她是一匹马的时候,错过了什么?谁能抱着她,告诉她我是谁,我经历了什么?要是她没有当过马或是当马的时间再长一些就好了。只要能再次听到她嘶叫出自己的愿望,看到她得到一根胡萝卜或一块方糖时“马蹄”的动作有多轻快,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可一切都结束了。她再也不会四脚着地地飞奔,再也不会往自己的背上画鬃毛了。那个阶段已经过去,只保存在了某个故事中。

我想,我就是那个故事吧,一个从他们小时候起就开始了的故事。 Hurricanes Anonymous 

无名飓风

农克在查克芝士餐厅外停下来,打开了UPS运货车的双闪灯。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市最后一个还在运行的手机信号塔就在附近,为了查收消息,他每天都会在这里停留几次。两岁半的儿子杰罗尼莫正坐在一把被吊货钩固定住的跳跳椅上。农克转过头,试图把手机从儿子手中夺回来。“Eyeball,”杰罗尼莫对着手机说,“eyeball。”

杰罗尼莫会说的词并不多,农克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咱俩交换一下?”农克边说边端起一杯巧克力牛奶,“给你‘格拉格拉’?”

杰罗尼莫有着小男孩特有的圆鼓鼓的眼睛、洁白的乳牙,还有不幸被晒伤的皮肤。

他嘴里一个劲儿地说着“eyeball”。

接着,农克挥了挥他的DIAD——顾客签收包裹时用的平板电脑。DIAD具有全球定位系统、无线局域网络连接、移动电话和蓝牙功能,不过飓风过后,大部分功能已丧失。宝宝想要抓它,可农克下了车,走进停车场。所谓停车场,就是一块搭着蓝色帐篷的棋盘状绿地。

隔壁已经停业的澳拜客牛排店外停满了联邦应急管理局的露营车,没有灯光的AMC影院是绝佳的城市露营场所。这很疯狂,几周前人们刚刚失去一切,可如今他们拥有的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多,而且全是你想丢掉的那些破烂玩意儿——不粘锅、旧毛巾以及镀银咖啡罐。怎么区分你和你邻居的薄床单?你能从一大堆泛黄的、不匹配的塑料容器中找到你自己的吗?地上是堆积如山的垃圾,露营车外是亮紫色的脏衣桶、塑料门廊椅和使用后变得黑乎乎的威焙牌烤架——灾难发生后,如果最先响应救灾号召的是沃尔玛,你得到的就会是这些。

比萨店里挤满了穿着捐赠T恤和臀部宽松的运动服的人。他们的脸都被晒伤了,一个个面无表情。农克朝厕所走去,打开门后,一股臭气滚滚而来,很明显,上百人刚刚在此大便过。即便是农克这种最近把急救纱布、袖珍版《新约》,以及查克芝士餐厅的比萨外皮当临时厕纸用的人,目睹此状后,也只得退了出来。

农克偷了所有的塑料勺和餐巾纸,然后检查了语音信箱。他尽量不去注意周围的人们——他们太茫然,也太可悲,终日无所事事地坐在查克芝士餐厅中,而这家餐厅之所以开门,只因为它是一家基督教组织。当然,农克不该对别人指指点点,他最近常被蚊虫叮咬,而且由于戴着弧形墨镜,眼睛周围留下了一圈晒痕,看起来像头浣熊。再说,去年县治安官把他驱逐出辖区、将他的财产悉数拍卖后,可没有人给他捐赠过衣物和手机预付卡。

有一条消息来自他的女朋友赖莱:“我有信号了,吻你。”

还有一条语音短信是老板发给他的,有关一名义工的事。给这种人送包裹最让人头疼,因为他们每天都去不同的地方,一天中有一半时间都找不到人。他们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和阿肯色州,“卡特里娜”飓风过后,他们报名参加了拯救新奥尔良的工作,“丽塔”飓风过后,他们被困在了莱克查尔斯,再也高兴不起来。

最后一条短信是洛杉矶的一名医生发来的,内容与农克的父亲有关。他父亲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恶棍,放到渣爹堆里,也只能算中等。可由于他写起便利贴来恶毒且毫不留情,所以成了整个莱克查尔斯市最让人避之不及的人物之一,直到有一天他偷了农克的汽车,离开了小镇。农克的父亲是个哑巴,所以一年当中有那么一两次,农克会接到一通电话——有人被他父亲骗去,给他读了一连串便利贴。

医生的短信是这样的:“你父亲病得很重,没有希望康复了。”

农克的父亲之前得了癌症,所以这次的诊断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不过,有一点他讲对了—— 一个人“没有希望”地熬日子——结局不正该如此吗?

农克站到了一辆摇摇车上,那是一辆“警车”,由一只会唱歌的老鼠驾驶。站在这个高度,他看到撤离者们都戴着联邦应急管理局分发的橘色手环,穿着一模一样的廉价白色运动鞋。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吃比萨、看电视。这些家伙确实倒霉透了:先是受到“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撤离到莱克查尔斯,三周后又被“丽塔”飓风袭击。不过,“丽塔”飓风已经过去了,该适应了,得有人告诉他们,没有咖啡桌和相册比有这些东西要好得多;得有人向他们指出,他们原先的公寓并不大,而且与一半亲戚失去联系或许是一桩好事。这种话虽然有些不中听,可你得为自己打算。

农克举起一只手。“有人认识玛妮·布鲁萨尔吗?”他又问了一遍,“一个白人姑娘,从新奥尔良的特雷姆区来的。她是我孩子的母亲。”

不久,农克的UPS运货车嘎吱作响地朝莱克查尔斯桥的最高处驶去。这座桥把城市一分为二,用这种怪异的方式让人们忘掉一切。农克每天要从桥上经过十来趟,给石化企业送零件,给轮船上的赌场送球形小糖果,给机场送数百万只装着小龙虾的泡沫冷藏箱,尽管如此,他却从未好好想过这座桥的“遗忘”能力,直到飓风来袭。今天早上,农克负责给拉卡西恩市的养猪场送香肠肠衣,并给卡尔克苏县监狱送泰瑟枪的电池。当车驶上桥时,突然,他听不到猪的尖叫声了,衣服上的虱子粉味和监狱里的秋葵味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清新气味,那是载有大米的驳船、阳光下覆满牡蛎的页岩,以及南面三十千米处如三明治酱料般的海洋的味道。

如果你想要发挥桥的“遗忘”能力,只有一件事不能去想——上周,一位来自新奥尔良的女士是如何从桥上将孩子们抛下去的。她让他们站成一排,然后把他们一一扔了下去,可轮到她自己时,她胆怯了。这座桥上不乏轻生者。农克已经驶过了放置着枯萎变黑的花环和喷涂着诸如“我们想念你”的留言的栏杆。让他恼火的是,根据他的经验,父母会慢慢地、一点点地遗弃你,这个过程会贯穿你的整个青春,甚至在你熬过来后,他们还会不断打电话提醒你。一举摆脱掉孩子的想法既新颖又令人不安,农克非常清楚那是怎么回事:人们会将此归咎于飓风,然后将那位母亲安顿到过渡住所中住上一年,接着她会搬去拉斯维加斯或其他地方,吃1.99美元的便宜牛排度过余生。

农克让车沿坡滑下桥,随后拐入了湖滨大道,那里是富人聚居地,有着长长的船坞和船库。有钱人无论撤离到哪儿,都会把那里装扮得很华丽,因此这是镇上最不可能恢复电力的区域。橡树被刮倒时,断掉的枝干像旧轮胎般滚过沟渠,砖制烟囱也倒塌了,农克的运货车在粉尘中缓慢碾过,使得杰罗尼莫的黄色手提小音箱也跟着颠簸起来。“格罗——格罗。”杰罗尼莫叫喊着。“放松点儿,小机灵鬼。”农克说着,向唱片曲目看过去,上面有厄尼和伯特唱的《活动空间》,还有吸血鬼木偶唱的《古怪的蝙蝠》。格罗佛开始说唱字母歌时,他调高了音量。

他花了一周时间才弄明白杰罗尼莫想说的是格罗佛。“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的第二天,农克拥有了对这个男孩的“监护权”。新奥尔良成了疏散所,公共汽车一辆辆涌进来,整个城市中都是从海上钻井中跑出来的一身是泥的人。农克正在派送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一个包裹,这意味着他必须费力挤进一个聚集了几千人的赌场停车场,寻找一个戴着领带的人。等到他从人群中挤出来时才发现杰罗尼莫在他的运货车里,旁边还有一台黄色小音箱和一包衣服。

玛妮连张便条都没留。需要给孩子刷牙吗?孩子整晚盯着车顶的时候,该做些什么?农克愿意付出一切去换取一张能解释孩子究竟说了些什么的词汇表。“bway”是什么意思?“M-O”是什么的缩写?目前为止农克弄清了十几个诸如“回来”“床”“脏”“破产”之类的词语的意思,“格拉格拉”指的是巧克力牛奶,杰罗尼莫需要帮助时,会说“上——上”。还有“eyeball”,他说得如同钟声一样洪亮,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赖莱教会了孩子“抱抱”和“亲亲”,因此你可以对他说“宝宝亲亲车车”——看得出来,他虽然不想这么做,可还是会像机器人似的走过去,把嘴唇贴在布满灰尘的挡泥板上。赖莱总是说“宝宝抱抱椅子”,而杰罗尼莫的反应可爱极了,让她笑得不能自已:他迫不及待地寻找着离他最近的高脚凳,然后极其亲热地抱住凳子蹭来蹭去。也是赖莱觉得,这孩子应该管他叫农克,而不是他的真实姓名——兰德尔。

杰罗尼莫不懂自己全名的意思,更别提说出来了,所以农克和赖莱就用“小鬼”“小G”“杰罗”“尼莫”之类的名字称呼他。当玛妮告诉农克自己怀孕的消息时,他以“见鬼”的方式说出了“杰罗尼莫”这个名字,好像刚从飞机上跳下来似的。他并没有以初为人父的姿态郑重其事地说出来,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然后玛妮搬去了新奥尔良,在那儿生下了杰罗尼莫,在她弄明白了如何扣押农克的工资后,也就没多大必要再与他交谈了。如今他们在这儿,在一个吝啬的送货团队里,农克将孩子的高脚椅系到折叠式座位上,换尿布的台案折在后车门边。已经五周了,他没有被打倒,但玛妮不能一直对孩子不管不顾。无论有没有飓风,莱克查尔斯可藏身的地方就那么多。

义工们已经沿着湖滨大道开辟出了一条新的路径。灌木丛已经被飞溅的玻璃片削得七零八落,树上挂满了棉花糖般的隔热棉。破坏不是最奇怪的——你也许还会看到被淹没的如尸体般肿胀起来的床垫或是已经爆炸的冰箱。让人难受的是树枝上挂着的衣服,余光望去,就好像正有人在那儿窥视着你。这很恐怖:并非是你在沿途房屋的窗户里看到了自己,而是你的影子映入了幽暗的房间。

正前方是塔尔萨市的卡车和一辆指挥车。线路工人正沿着街道、顶着锯末和二冲程发动机的浓烟奋力工作,电工们则把T恤套在头上,坐着折叠式钓鱼椅,在旁边帆船的阴影中乘凉。可以看出他们一直都在傍着卡车过日子——牛奶箱四处可见,洗了一半的衣服在起重车的悬臂支架上摆动着。他们很可能在五加仑的空水桶中排便,一个煎锅脏了,就从垃圾堆中翻拣出另一个。不过,这样的生活并不难,一旦你接受现状,很快就适应了。

他正在派送的这只包裹并不是进口工程零件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农克把箱子从货架上取下来时,看到标签上写着“亚马逊”三个字。农克拿着它爬下了车,杰罗尼莫拿着DIAD跟在他身后——他负责让顾客签名。一个戴着可翻起的电焊面罩的电工从车载式升降台上下来,带他们朝仅存的码头走去,那里有个人正在读设计图。

他上了年纪,大约五十来岁,戴着一顶绿色奔尼帽,举着一副双筒望远镜,镜片是橙色的,看起来有些严肃。走近后,农克念出了标签上的地址信息:“鲍勃·沃尔曼,塔尔萨公共事业公司,由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市转交。”“是我的,”沃尔曼说,“为亚马逊网站感谢上帝,当然,还有UPS。”他拿出折叠刀,拆开了《斯奈德海湾湿地鸟类指南》的包装。“人们通常在这附近打鸟。”农克说。

杰罗尼莫举起DIAD。工程师注意到了他,然后摘下了帽子,把手伸进去,像玩手偶似的,让松软的帽子像尤达一样说话。“需要签名,嗯?”帽子问道,“我们这里有个,嗯,孩子,一个小男孩,对吗?”

杰罗尼莫靠近帽子,盯着它的褶痕,似乎想弄明白它到底想干吗。“尤达”缩紧了脸庞。“最严重,这一场,动乱灾难见多了。”为了证实这一点,工程师瞥了农克一眼,“周围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手偶打量着街道,不过杰罗尼莫并没有追随它的目光。“很多东西,都遭到了破坏,是的,都乱了套。”沃尔曼操纵着手偶拿起触笔,在DIAD上签下了名字。他嘟哝着,好像嘴里塞满了东西似的,说不出话来,那模样着实惹人发笑。“我家亨利也这么大了,”沃尔曼说,“两个孩子去上大学后,就有了他。”“卡津人管这种情况叫‘得到免费赠品’,”农克说,“意思是你得到的比预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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