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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0 15: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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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玉梅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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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以农振兴经济

农业:以农振兴经济试读:

前言

中华文化也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总称,是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物态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方面的总体表现。

中华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而内涵博大精深的传统优良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流传非常广泛,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最直接的源头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千百年来,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是世界上唯一五千年绵延不绝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

中华文化主要包括文明悠久的历史形态、持续发展的古代经济、特色鲜明的书法绘画、美轮美奂的古典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欢乐祥和的歌舞娱乐、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匠心独运的国宝器物、辉煌灿烂的科技发明、得天独厚的壮丽河山,等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风华独具,自成一体,规模宏大,底蕴悠远,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传世价值。

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继承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令人自豪的文化遗产,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中国文化百科》。本套书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作品根据中华文化形态的结构模式,共分为10套,每套冠以具有丰富内涵的套书名。再以归类细分的形式或约定俗成的说法,每套分为10册,每册冠以别具深意的主标题书名和明确直观的副标题书名。每套自成体系,每册相互补充,横向开拓,纵向深入,全景式反映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博大规模,凝聚性体现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厚重精深,可以说是全面展现中华文化的大博览。因此,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珍藏,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和陈列。

井田之制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上古时期。这一时期,农作物品种的增多和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为精耕细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是人们想方设法从选种、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施肥一直到最后的收获都给农作物创造最好的生长条件,也就是通过精耕细作,来实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的。而这一优良传统,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已经逐渐形成了。

随着井田制度的解体和土地私有制度的确立,我国的农业历史又跨入了新的阶段。

夏代农业与井田制雏形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的农业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夏朝对农业非常重视,其农耕技术水平较以前有了显著提高。夏朝发明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工具,农作物品种也比以前增多了,还发明了用以指导人们生产活动的历法。此外,还出现了畜牧业和手工业。夏朝出现了井田制的雏形。夏代的农业发展,开创了我国农业历史的先河,奠定了我国古代农业的良好基础。

夏朝的中心地区位于黄河中游,气候适宜。当时的农作物是谷、黍、粟、稷、稻等。主食是将黍、粟、稷、稻煮成稀粥、浓粥食用,社会上层则多食干饭。

在对多处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都发现了黍壳、稻壳的遗存。证明了夏代农作物品种已经很多。

夏代的农作物以“畎亩法”进行种植,就是在两垄之间留一条沟,庄稼种于垄上。这种耕作技术,使农作物产量迅速提高。

这时的主要收割工具有石刀、石镰和蚌镰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石刀正面呈梯形,上有两面对穿的圆孔,一面刃,样式很像后世北方掐谷穗用的农具“铁爪镰”。

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些弯月形的石镰和蚌镰,这也是那个时候的主要收割工具。石镰和蚌镰不仅能收割谷穗,而且连谷物的杆也可以收回来,可见那时的农业已脱离了原始状态。

夏代翻地的工具主要是木耒和石铲。在二里头遗址的房基、灰坑和墓葬的壁土上能看出木耒留下的痕迹。耒是木质的,从壁土上遗留的痕迹来看,它的形状大体是在木柄的一端分成双叉,主要用来掘土。古书上也有大禹“身执耒亩”的记载。

在夏代,水利技术有了发展。《论语·泰伯》载禹“尽力乎沟洫”,变水灾为水利,服务农耕。夏代水利技术主要表现在水井的使用比以前有所增多。在河南省洛阳锤李、二里头遗址都发现了水井。锤李遗址的水井是圆形的,口径1.6米,深6米多,在这口古井中发现有高领罐、直领罐等遗物,可能是当时汲水落井遗留的器物。二里头遗址有一口井,它是长方形的,长1.95米,宽1.5米,井深4米以上,井筒是光滑的直壁,证明它不是窑穴。壁上有对称的脚窝,那是为了掏井和捞拾落井器具而挖的。在当时,水井的使用可以改变那种追逐水源、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人们有可能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而定居生活又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水井还可以浇地,不过,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水浇地。

夏代先进的历法《夏小正》,是指导当时人们进行农业生产的重要依据。在先秦古籍中,往往提到“夏时”,指的就是夏代历法。夏代历法按月记录了时令物候,用以指导农业生产活动。

夏代历法是根据尧舜时代“观象授时”的原则,在观察天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根据北斗七星斗柄旋转的规律,确定一年12个月,以斗柄指向寅的正月为一年开始的第一个月。

以建寅之月为岁首。夏朝已经开始使用干支记日,夏朝最后几个国王如孔甲、履癸等便是以天干来命名的。《夏小正》按月记录了时令物候,对农业生产的安排有密切关系。后代的历法,从形式到内容,都承袭《夏小正》而加以发展。

如《吕氏春秋》中的十二月纪,即收在《礼记》中的《月令》,就是承袭《夏小正》的。汉朝崔的《四民月令》,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夏小正》。历代的历法都和《夏小正》有承袭关系。

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独立的行业。只有农业的相当发展,制作大型容器才成为必要。

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口尊、瓮以及大陶罐等,与龙山文化早期、中期的器物相比,它们确实成了庞然大物。这些大型器物,有一些应是贮存食物的用具。

至于青铜器,我国已经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铜刀。如果二里头遗址文化被认为是夏朝时期的文化,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夏朝时期的。

夏代青铜器的形式非常接近陶器。夏代铸造青铜的历史不长,青铜器没有形成一个好的规范,所以它有点像陶器的样子,跟夏代出土的陶器样式差不多,比较原始,它没有好多花纹,有小圆点,刻画简单的线条。

在二里头遗址的一些墓葬中,还发现有细长的觚、有带管状流的盉,以及那种3个空足、有耳有流的鬹等专用酒器,足见当时饮酒风气十分盛行。

有的文献上记载说,古时候用黄米做“酒”是夏朝第六个国王少康发明的。酿酒的主要原料是粮食,没有相当多的粮食收获,大量酿酒是不可能的。从考古发掘佐证的夏代专用酒器的普遍出现,就可以推测当时粮食产量的概况。

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酿造酒,夏后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新石器时代后期中原文化中的龙山文化就有了酿酒的习惯,到了生产力更强的夏代,酿好酒、饮好酒变成了一种权力和财力的象征。

古文献中记载到的“杜康造酒”、“仪狄作酒”、“太康造秫酒”、“少康作秫酒”等传说都可以佐证酒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性。

夏代还出现了畜牧业,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如有扈氏在甘这个地方战败后,被贬为牧奴从事畜牧工作。马的饲养得到很大重视。

夏代存在着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是大多数史学家的一致看法。此外,有很多史料表明,夏代确已出现了“井田”的格局。《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在“太康失国”后投奔有虞氏,“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来夺回了夏的权位。这里所说的“一成”,当是《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说的“方十里为成”的“成”。一井就是一里,“方十里为成”的“成”,就是百井。《汉书·刑法志》又说:

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

这段话虽然说的是殷周之制,但从这里所说的“成方十里”、“成十为终”是区划土地的单位名称看来,使我们可以肯定,《左传·哀公元年》中的“有田一成”的“成”,反映了夏代井田制的存在。其他古代文献中也多谓井田之制,“实始于禹”,这也是个证明。

由以上考证可知,后世的井田制度在夏代就已经存在,只是当时还没有大规模推广而已。拓展阅读杜康是黄帝手下管理粮食的大臣。因连年丰收,粮食越打越多,于是,杜康把打下的粮食全部装进树林中的枯树洞里。粮食在树洞里慢慢发酵。一年后,杜康上山查看粮食,发现那些树洞裂开了缝并往外渗水,还有一股清香的气味,就不由得尝了几口。还用尖底罐装回一些,想让皇帝也尝尝。黄帝仔细品尝了杜康带来的味道浓香的水,命仓颉给这种香味很浓的水取个名字。仓颉随口造了一个“酒”字。后世人为了纪念杜康,便将他尊为“造酒始祖”。

商代农业及其管理形式

商朝又称殷、殷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朝代。商代的农业生产很发达,从商代甲骨文卜辞中反映的情况来看,农业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要部门,在生产和生活中占有十分主导的地位。

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历法、酒业、园艺业和蚕桑业、畜牧业及渔猎都有一定的发展。

商代的土地制度,已经形成了以商王为奴隶主贵族代表的土地私有制度。商朝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甲骨文卜辞中大量记载了商朝人的农事活动,几乎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卜辞中有大量“受年”、“受黍年”、“受稻年”等类词句。由卜辞可知,商代的主要农作物有禾、黍、稻、麦等。在卜辞中,粮食作物的总称为“禾”。其中最主要的是“黍”,也就是现在的“大黄米”。商代的麦就是今天的大麦。

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具主要还是木器、石器和蚌器。木器包括“耒”和“耜”,这两种工具,都是用树枝加工而成。甲骨文中的“藉”字像人手持耒柄而用足踏耒端之形,说明耒耜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

石制农器当时还在大量应用,如石铲、石镰等。至于谷物加工工具石磨、石碾、石碓,更是普遍存在。蚌器、骨器非常多,如骨铲、蚌镰等。

商代盛行火耕,用火来烧荒。在商代,在荒林茂草之中,野兽到处出没,除了使用这种放火烧光的方式,当时恐怕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农夫们等大火熄灭之后,把土地稍加平整,在灰土中,播下种子,变荒田为可耕地。

这种焚田的方法表明,即便商朝人定居于某处,他们的耕种地点也不是永远固定于一处的。他们今年焚田及耕种于此,明年则焚田及耕种于彼,也就是要经常性地“抛荒”。在卜辞中,关于改换耕作地点的记载是随处可见的:“甲辰卜,商受年。”“庚子卜,雀受年。”“口寅卜,万受年。”这里所说的某地受年,是卜问应该在某地耕作才能得到丰收的回答,这种卜问大多于耕作之前进行。

此外,卜辞中还经常出现询问方位,而不是卜问固定地点的卜辞:“癸卯贞,东受禾。”“西方受禾。”“北方受禾?”“西方受禾?”所谓某方受禾,是卜问在什么方位耕作始获丰收的意思。这证明,每年的耕作地点都有变化,这是一种“抛荒”农业。

有人根据卜辞的内容进行研究,认为商代已在农田里施用农肥,并已有贮存人粪、畜粪以及造厩肥的方法。加之能清除杂草,使农作物的产量得以提高。收获的粮食被贮藏起来,所以卜辞中出现了“廪”字。

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当时的窑穴,其中的一部分是用来储存粮食的。这种窑穴的底与壁多用草拌泥涂抹,底部还残留绿灰色的谷物的遗骸。有理由认为: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商王朝时期已经形成,

历法主要是为农业服务的。商朝人的历法发达。在甲骨文中,有世界上最早的日食、月食的记载。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一条:“庚申,月有食。”经天文学家推断,公元前1311年10月24日这一天的凌晨,确实发生了一次月食,可见这条记载是有根据的。用六十干支记日是从商代开始的。自商的先祖王亥起,商朝人开始用干支命名。在殷墟甲骨文中,发现了六十干支表。商朝人以10日为一旬,每旬的最后一日,要进行卜旬。在商朝人的历法中,以月亮盈亏一次为一个月,月份已经有大小之分。商朝人以12个月为一年,并且出现了闰月。

商代的历法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太阴历,而是一种阴阳合历。太阴历以月亮盈亏一次为一月;太阳历以地球绕日一周为一年。这样,一年如果仅有12个月的话,每年要差出10天左右。

商朝人解决的办法,就是过一定的年份,就设置一个闰月,闰月放在年底。商朝人置闰,先是3年一闰,5年两闰,最后,使用17年七闰的办法。

卜辞中把一年的时间称为一祀,这是因为商朝人迷信,每年都有一次祭祀。甲骨文中的“年”字,跟现在的“季”字差不多,上面是个“禾”字,下半部是个“人”字,好像是人背着一捆禾,象征着每年收获一次。

商代酿酒业发达,甲骨文中有很多关于酒的字。商代的酒有很多品种。如“醴”,是用稻制作的甜酒;“鬯”,是用黍制作的香酒。《尚书·酒诰》记载,人民嗜酒,田逸,以致亡国,可见嗜酒风气之盛。现已出土的商代酒器种类繁多。这反映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空前发达。酿酒业及酒器铸造技术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代农业生产的发达。

商代园艺和蚕桑业亦有发展。卜辞中有“圃”字,即苗圃;有“囿”字,即苑囿。当时的果树有杏、栗等。

卜辞中又有“蚕、桑、丝、帛”等字,商代遗址中还出土有玉蚕及铜针、陶纺轮等物。在出土的青铜器上有用丝织物包扎过的痕迹,从出土的玉人像上也可看到其衣服上的花纹。可见商代的蚕桑业及丝织业已较发达。

商朝人在农业发展的同时,畜牧业也越来越兴旺了。在已经驯养的马、牛、羊、猪、狗、鸡这“六畜”中,马、牛、羊的数量有了惊人的增长。马是商王室及其贵族、官吏在战争与狩猎时使用的重要工具,因而受到特别重视。它有专职的小臣管理,驱使成批的奴隶饲养。从商代甲骨文中看到,武丁以后至纣王时期,商代的战争是非常频繁的,规模也是很大的,最大的一次可动用一万余名士卒。马是作战与运输的工具,每次动用的数量也是很大的。

当时还用奴隶饲养成群的牛羊,主要供食用和祭祀。商王和大贵族每次祭祀,用牲的数目都相当惊人,少则几头,多则几十、几百,甚至达到上千头。

此外,还大量饲养猪、狗、鸡等动物。它们既是当时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来源,也是祭祀用的供品。另外还有鹿、象等,商代遗址中已发现象的遗骸。据记载“商朝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说明在征伐东夷的战争中,商朝人一度还使用象队。

商代时的黄河下游中原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并有广大的森林、草原、沼泽、湖泊,故作为农业、畜牧业补充的渔猎也很发达。

卜辞中有“王鱼”、“获鱼”的记载,商代遗址中也出土过许多鱼类、蚌类的遗骸。捕鱼的方法主要有网罟、钩钓、矢射等。卜辞中又有“王田”、“王狩”、“获鹿”、“获麋”、“获虎”、“获兕”及“获象”的记载。狩猎方法主要有犬逐、车攻、矢射、布网设陷甚至焚山等,猎获野兽的种类和数量相当惊人。商王一次田猎获鹿可多达348头,获麋最多的是451头,足见其规模之大。

在卜辞中,与土地有关的文字非常多,如“田”字,就很常见。“田”字表明在广平的原野上整治得整齐规则的大片方块土地。“疆”字象征丈量和划出疆界的田地。至于“畴”字,“田”与“寿”联合起来表示“长期归属农家耕作的田地”。田间按行垄犁耕,往返转折,这样的田畴当然不会耕作得很粗放。每个小方块代表一定的亩积,也是奴隶们的耕作单位。当时的农田已有规整的沟洫,构成了原始的灌溉系统。这些方块田,就是后来的井田。

商朝的土地归王所有,一部分土地由商王分赐给其他奴隶主作“封邑”,供臣下享用,就是商代奴隶制度下形成的土地制度。拓展阅读伊尹在商汤手下主持国政,致力于发展经济。他建议商汤减轻征赋、鼓励生产。商汤采纳了他的意见,使生产得以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伊尹认为商业对经济的发展很重要,他建议商汤要尽可能地促进商品的流通。商汤接受了他的意见,商朝呈现出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局面。伊尹在辅佐商汤灭夏建国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乱纷起。各路诸侯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一些诸侯国提出了“耕战”的口号,并通过一些政策,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支援战争。在当时,铁农具逐渐代替青铜工具而广泛使用,兴修了众多水利工程,传统的精耕细作技术已初步形成,大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在土地制度方面,封建土地私有制度战国末期已经逐渐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粮食作物最主要的有:粟、黍、稻、麦、梁、菽、麻等。农作物产量有了提高。在一般年景下,一市亩的田地约可产粟9斗6升多,最好的年成,可以产3石8斗5升。

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农具,最初只是在木工具上镶铁刃,但因冶炼技术水平所限,多为白口铁,铁中的碳以极脆硬的碳化铁形式存在,农具易断裂。后来,随着铸铁柔化技术的出现,白口铁可退火处理成韧性铸铁,农具强度逐渐提高。《山海经》中记载,有明确地点的铁山共37处。考古材料说明,北自辽东半岛,东至海滨,南至广东,西到陕西、四川,包括当时七国的主要地区,都有战国时期的铁器出土。

春秋战国时期,犁逐渐代替了耒耜,牛耕逐渐代替了人耕。牛耕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解放了劳动人手,牛耕的逐步推广是耕作技术的巨大进步,是我国古代耕作技术史上的一次革命。

春秋战国时期的精耕细作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吕氏春秋》中的《任地》等篇是先秦文献中讲述农业科技最为集中和最为深入的一组论文,论述了从耕地、整地、播种、定苗、中耕除草、收获以及农时等一整套具体的农业技术和原则,内容十分丰富。《任地》等篇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精耕细作技术已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的精耕细作主要有以下的一些技术特征:

一是提倡深耕。由于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出现,为农业生产中实现精耕细作准备了条件。到了战国时期,深耕得到广泛提倡。

在《任地》中提出:刚硬的土壤要使它柔软些,柔软的土壤要使它刚硬些;休闲过的土地要开耕,耕作多年的土地要休闲;瘦瘠的土地要使它肥起来,过肥的土地要使它瘦一些;过于着实的土地要使它疏松一些,过于疏松的土地要使它着实一些;过于潮湿的土地要使它干爽些,过于干燥的土地要使它湿润些。

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土壤耕作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二是实行垄亩法。就是在高田里,将作物种在沟里,而不种在垄上,这样就有利于抗旱保墒。垄应该宽而平,沟应该窄而深。对于垄的内部构造,则要创造一个“上虚下实”的耕层结构,为农作物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三是消灭“苗窃”。就是消灭由于播种过密,又不分行而造成的苗欺苗,彼此相妨现象。为此,播种量要适当,不要太密,也不要太稀。而且要因地制宜地确定播种密度。这是有关合理密植原则的最早论述。

在株距和行距上,要求纵横成行,以保证田地通风,即使是大田的中间,也能吹到和风,而不致郁闭。这表明当时已有等距全苗的观念。

在覆土要求上,覆土厚度要适当,既不要过多,也不要大少。在间苗除草上,间苗时要求间去弱苗,并与除草同时进行。

四是审时。农业生产的一大特点是强烈的季节性。以耕期而言,土质不同,耕作期也有先后,土质黏重的“垆土”,应当先耕,而土质轻松的“靹土”,即使耕得晚些,也还来得及。

为了确定适耕期,《吕氏春秋》中总结了看物候定耕期的经验,指出:“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这是以菖蒲出生这个物候特征,作为适耕期开始的标志。

除了上述特点之外,春秋战国的农业技术还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如多粪肥田、连种制、防治害虫等,尽管当时还处于雏形阶段,但却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各大诸侯国都很注意水利工程的兴修,或修筑堤防,或开凿运河,或兴建灌溉、排涝工程。这些工程的修建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业、交通的发展。

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在长江至淮河间开凿运河邗沟,这是我国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运河。邗沟便利了农业灌溉和南北交通。

战国时期,地势较低的齐国沿黄河修筑长堤,以防雨季河水泛滥。堤成后,齐国境内得保无虞。对岸的赵、魏两国由于面临洪水的威胁,也筑长堤以防洪水,这就使黄河下游两岸人民生产、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在这一时期兴修的水利灌溉工程中,最著名的是蜀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和秦王政时候修建的郑国渠。都江堰位于岷江中游的灌县。李冰组织修建了防洪、灌溉和有利于航运的都江堰,可以灌溉农田300万亩,使成都平原成为丰产地区。郑国是韩国的著名水工,后来到秦。在他的主持下用了十几年时间,组织了数十万民工兴修了引泾水入洛河的水利灌溉工程。干渠长达300余里,灌溉面积4万顷,既便于交通,又使关中成了肥壤沃野。

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牛耕的推行,以及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各诸侯国实行变法改革,“废井田、开阡陌”,开垦新荒地,利用撂荒地,成为各诸侯国变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大量新荒地被开垦出来,撂荒地被充分利用起来,井田以外的私田不断增加,奴隶们的反抗也在不断加剧,作为奴隶制土地制度基本特征的井田制,逐渐趋向瓦解,土地私有制度迅速发展起来。

西周末期,周宣王宣布“不籍千亩”成为西周王畿内的井田趋向崩溃的标志。在古代农业被看做国之本,天子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在春耕的第一犁的开犁仪式必亲身而为,这就是籍千亩的来历,也叫“籍田”。周宣王对于只要耕一垅土这样的事也不愿去做去完成,导致民心离散。

魏国是变法改革较早的诸侯国,李悝变法时,将“废沟洫”作为变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加速了井田制的崩溃。秦国是变法改革比较彻底的诸侯国,商鞅变法时,“废井田,开阡陌”,促进了井田制的瓦解。楚国在吴起变法时,以政治强制手段变革土地制度,强令奴隶主贵族离开世袭领地,迁徙到边远地区从事开荒,彻底破坏了井田制。

春秋时期,土地私有制的初步发展,很多土地转为私有,包括采邑或赐田,贵族之间互相劫夺的土地以及开垦的荒地等。

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地主在斗争中的胜利,他们利用所掌握的政治权力,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手段来巩固土地私有制。官府把土地赏赐给官吏和有军功的人,他们可以自由买卖土地而成为地主,工商业者以其所获得的利润购置土地而成为地主。到了战国末期,土地私有制就已经确立了。拓展阅读李冰受到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的秦昭襄王的重用,被派到蜀郡去做太守。李冰到蜀郡后,立即着手了解民情。他看到成都平原广阔无边,土地肥沃,却人烟稀少,非常贫穷。原来是岷江年年泛滥所致。李冰决心要征服这条河流,为当地的老百姓谋福。经过对岷江流域进行了全面考察和周密策划,李冰决定修筑一个免遭水淹的系统工程,后来,终于修成了名垂千古的都江堰。李冰一心为民,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四川人民的崇敬,被尊称为“川主”。

均田流变

秦汉至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中古时期。

这一时期,耕地面积、农作物品种及农业人口的增加,为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犁耕的普及,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历法的编订与完善,服务了农业生产;灌溉水网的修建与完善,在抗旱排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精耕细作传统的形成,保障了农作物的产量;农牧业格局的调整,体现出农业经济的多样性。

另外,各个朝代的土地制度,也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秦代农业生产和土地制度

秦朝是由战国后期一个诸侯王国发展起来的统一大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统一王朝。秦代在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生产产量两个方面都超过了以前。在土地制度方面,秦初承认土地私有,同时保留一定数量的休耕地,以法律形式在全国确认土地私有,并制订了相应的赋税制度。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在当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秦代土地制度的逐步完善,体现了封建土地制度初建时的特点。

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历代国君都把农业作为治国之本,非常重视水利建设,推广铁器和牛耕。战国时代所修建的都江堰灌溉系统、郑国渠,以及其他数以万计的陂池沟渠,直到秦统一后仍在发挥作用。

秦代配合水陆交通建设,又在陇西、关中、黔中、会稽等郡修建了大批新的水利设施,使更多的农田得到灌溉,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铁农具在战国已普遍使用,秦代的铁农具又有发展。近年考古发现大量秦时期的铁犁铧、铁臿、铁锄、铁镰等,不但分布广泛,而且器形有所改进。

秦政府设置有“左采铁”、“右采铁”等专管铁器生产和使用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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