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走近毛主席（上）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揭秘毛泽东
毛泽东与清华大学
毛泽东与清华大学的关系，是清华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90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关系既凸现出1949年后清华大学自身跳动着的时代精神的脉搏，又凝聚了毛泽东领导的党和国家与清华大学之间关系的特定内涵。
文革前
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最早关心，是在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挺进北平北郊以后。当时，清华园遭炮击的误传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十分关切，三次电告东北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指示保护清华大学和名胜古迹。
进入1949年，清华大学开始了其历史新的篇章。从此之后，清华大学成为毛泽东时常高度关注的大学之一。
1950年6月，毛泽东应张奚若教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转达清华师生员工的请求，为清华大学题写了校名，他一连写了六个“清华大学”，谦逊地自荐“右下草书似较好些”。
毛泽东在50年代经常关注清华大学的动向。例如，在1957年1月18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大家关注学生思想动向，并且表扬了邓小平到清华给学生作报告一事。6月11日在“反右”斗争进入关键之时，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前往清华大学，并致信党委主要负责人，了解有关动态。
7月8日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到了清华党委内的斗争。7月17日在青岛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时，还举例说清华大学党团员占80%，“但党的领导权并不巩固”。在1958年1月12日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到了清华几个党支部所谓“叛变”的问题。这些都表明了毛泽东对清华“反右”斗争的关注和了解。
1958年底，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清华大学材料上的批示，对于遏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做法及倾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年12月22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1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65期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材料，致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教育、文学艺术、科研单位的党组织成员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
中宣部的这份材料可谓在“反右”斗争之后对知识分子“左”的政策的一次纠正，它主要报道了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出现的几点认识：一是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二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三是学校提群众路线不妥，应当走阶级路线；四是党员可以取代教师、党支部可以取代教研组的工作。清华大学党委纠正了这些错误。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及这个材料。
60年代，毛泽东则把清华大学视为实践其“教育革命”思想的一所重点大学。1964年2月13日春节，毛泽东召开了著名的“春节教育座谈会”，有5位中央领导人陪同，请了11位民主人士和文教部门负责人参加。毛泽东对教育工作作了建国以来第一次集中而又严厉的批评。出席座谈会的蒋南翔校长只隔3天就主持清华党委学习、讨论和贯彻。
同年8月29日接见外国教育人士时，毛泽东继续强调他的教育思想，并说：“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
与一批清华人物关系非同一般
毛泽东与清华大学一些师生员工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毛泽东与清华人物的关系同样体现出清华大学的非凡历史。1948年11月，毛泽东与刚到解放区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晗长谈，中心话题是吴晗著的《朱元璋》一书。毛泽东在读了此书的原稿后，11月24日致信吴晗：“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处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吴晗50年代和1964年把毛泽东的批评采纳到《朱元璋传》一书的修订本中。谁能料想，吴晗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底所遭的厄运，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爆发的导火线。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他热情赞颂了清华大学两位教授闻一多、朱自清，认为“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如今，闻一多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的纪念塑像坐落在水木清华风景地带，为世人敬仰和怀念。
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复函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表示欢迎冯先生的进步，告知冯先生改正错误“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先生当时接到此信，“心中有一点反感”，经过30多年的锻炼，冯先生才懂得了此信的意义。
1950年8月8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对清华3位毕业生来信反映工作中学用不一的问题给以关心。
1954年秋冬之际，毛泽东多次来清华体育馆游泳池游泳。毛泽东向清华接待的干部称赞蒋南翔校长的工作，并对他本人由警卫人员陪同而“和群众隔离开来”表示了无奈。
50年代，毛泽东曾邀请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刘仙洲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在接到梁思成教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后，毛泽东于1956年2月24日把此信转交给刘少奇、彭真，支持梁先生的入党要求。1959年全国第一届运动会期间，毛泽东接见清华大学体育教研组教授马约翰，称赞这位著名的体育教育家是“中国最健康的人”。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对老知识分子的关怀。
1957年5月，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发表了《花丛小语》。借助于当时的鸣放形势，黄先生以散文的形式，通过中国与美国城市的市政建设比较，批评了北京市政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同时，他还谈了有关人民内部矛盾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事后，毛泽东听取有关汇报并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既指责黄先生“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又称赞“黄万里的诗词写得不错，我要看”。在1964年春节教育座谈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向黄万里之父黄炎培先生表达了类似的指责和称赞。
1959年9月，毛泽东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在听取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等专家的汇报后，称赞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负责密云水库设计，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能理论联系实际，又能向工人农民学习，真正提高了教育质量，提高了教师水平，方向正确，要坚持下去，是高等教育工作的好经验。
即使是在文革时期，毛泽东也给予清华老教授一定的关注。例如，他同意清华工宣队提出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等“给以出路”的建议，并把这一“经验”批转全国。这多多少少缓解了当时全国众多著名老教授的苦境。文革时期，对于蒋南翔这位教育界被打倒的“最大对象”，毛泽东也在文革进行到所谓整党建党的后期，指名“保护”蒋南翔。在1970年8月22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当时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未能付诸实施，是因为尚处在“劳动改造”中的蒋南翔，在清华工宣队炮制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的刊物上，理直气壮地写下了批评意见并送交给工宣队，使他的所谓“被解放出来”拖延数年。
文革初作为前沿阵地
概述毛泽东与清华大学的关系，无法回避文革时期。显而易见，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清华大学的格外重视和直接影响，不但超过了对其他任何单位的重视和影响，而且毛泽东几乎始终是把清华大学作为他发动、领导和实施文革的一块“样板”。清华大学的文革及其历史，高度凝聚并折射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与实践的特色。
1966年6月初，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通过北京市新市委，向清华等高校派出了工作组。一支由528人组成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稍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参加了该工作组）进驻清华，接管了各级领导权，使清华原有干部几乎全部“靠边站”。力图以过去政治运动模式来进行文革的工作组，不但很快与更加激进的群众发生抵牾和对立，而且还与工作组不明白的毛泽东文革策略和步骤相背离。
毛泽东似乎同意对干部的冲击，例如，在这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他说，文革作为“打倒右派”和“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但是，毛泽东7月中旬回京后却对工作组“压制”群众的做法大加斥责。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严厉批评工作组不但没有发动而且压制了“革命师生”，破坏了文革的进行，“有的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毛泽东还对贴出“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的清华一教师被抓之事，指示放人。在次日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抨击了工作组阻碍文革的做法。毛泽东7月底指示周恩来亲自过问并关注清华大学文革运动，明确显示出毛泽东对刘少奇及王光美在清华文革问题上的不满。
7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有关成员来清华调查工作组问题，直接找受工作组打击最甚的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谈话，并把有关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通过这几个成员，点名让还未摘掉工作组所扣“反革命分子”帽子的蒯大富本人参加7月29日举行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等人作了检查，毛泽东在会议结束之际，示威性地出来接见了与会师生。这给了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反工作组的学生很大的鼓舞。难怪乎，这些学生当时就已切身地感受到毛泽东让“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周恩来）代替“另一位常委”（指刘少奇）来过问清华文革那耐人寻味的影响了，因而，他们不难得出结论：刘少奇在文革问题上的做法有悖于毛泽东的主张和打算。这就不免在这些学生中产生对刘少奇的不满。例如，清华校内8月下旬就有人贴出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而到了10月，有人借批所谓“资反路线”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
实际上，清华工作组问题是所谓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司令部”与刘少奇、邓小平等斗争的一个重大回合，它映现出以清华文革为前沿阵地，毛泽东反击刘少奇、邓小平对文革所作的部署。以清华少数激进学生反工作组为突破口，经过10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所谓“资反路线”，到12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授意并操纵以“清华大学井冈山”为主的5000多名师生员工进城大游行，把反刘少奇、邓小平的斗争公之于社会，再到1966年底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数次拒绝了清华红卫兵要求把王光美带回清华批判的要求，再到1967年4月10日经“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意，召开数十万人参加的、旨在丑化刘少奇的批斗王光美大会，都表明了通过清华大学这一“前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革头十个月的分歧直至“分手”。
红卫兵
相比较于北京大学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启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文革群众运动先河，清华反工作组的斗争最后演变为文革的矛头直指身居中共中央领导职位的刘少奇、邓小平。同时，更重要的是，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为发源地，文革有了一支为其席卷全国的突击队——红卫兵。
文革前夕的清华附中己孕育了红卫兵形成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一带有“血统论”色彩的活动中。1966年5月，该校预科班651班的一些学生，因几件事情与校方发生分歧，争执不下，引起全校关注。5月29日，十余位高年级学生在圆明园遗址处讨论形势和商量对策，决定今后使用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曾用过的笔名“红卫兵”来一致署名所写的大字报。“红卫兵”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6月2日，他们贴出了有100多人在“红卫兵”后签字的大字报，表示“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很快，北京许多中学学生前来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以各自学校的“红卫兵”署名来表示声援。“红卫兵”这一名称不胫而走，迅速成为文革初期青年学生使用最早也最广的组织名称。
清华附中红卫兵为自己的初步“战果”而鼓舞，6月24日至7月27日先后写出了3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3篇文章，一经同年8月《红旗》杂志第11期以及《人民日报》等全文刊出，就成为以“造反”为真谛的红卫兵运动全线出击的进军号。
前两篇大字报经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8月1日亲笔复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地支持”红卫兵运动。
这封信和上述大字报也成为当时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文件之一。由于来自毛泽东的首肯，红卫兵运动于8月下旬从校园冲向全社会。
红卫兵运动对于文革的作用主要有3点：一是它所造就的“红海洋”活动即把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和迷信推向了空前的高潮，这为文革的推行提供了信仰支柱；二是它所进行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为文革的全盘展开既创造了特定的社会氛围，又提供了最初的斗争模式；三是它所掀起的大串联活动给文革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的每一角落提供了群众运动的力量和途径。无疑，没有红卫兵运动，文革是难以有其声势和规模的。
尽管毛泽东在1966年10月24、25日的中央会议上数次讲道：“我还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这么大的事”，但是，红卫兵的产生及红卫兵运动的出现完全符合毛泽东从事文革的谋略和发动文革的动机，这种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的互动是文革得以进行的一个必然条件。工宣队进驻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中按照中央文革小组旨意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其诞生不到3天，就出现了分裂的倾向。文革进行到第十个月，如何解决受工作组冲击的清华数百名原中、基层干部的问题浮出水面。
进入1967年春天，“无产阶级司令部”出于加紧打击刘少奇的策略，把这些干部遭受的冲击统统归为刘少奇及工作组的迫害。为此，1967年3月《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以及调查员调查报告，以清华工作组为例，批判刘少奇在干部问题上的所谓“资反路线”。
这些文章是毛泽东在文革进入夺权阶段时试图保护广大中、基层干部策略的某种体现。然而，在清华园，广大的干部却以这些文章的发表为契机，力图对他们过去10个月来所受的冲击或迫害进行清算。而暂时执掌清华文革大权的群众造反派决不甘心让原有的干部势力东山再起。因此，围绕着以干部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如何看待文革和如何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等重大问题的论战，井冈山兵团于1967年4月14日分裂成兵团总部（团派）和四一四总部（四派）。
1967年夏秋，毛泽东号召群众两派大联合，清华两派表面上也不得不联合。1967年底，清华两派的冲突已不可调和，到了次年4月，毛泽东刚发表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这一“最新指示”，团派大加利用，来向四派决战，双方进行了震惊全国的“百日大武斗”（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7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了有关方面汇报之后，派宣传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毛泽东要通过清华这个典型，来遏制并结束全国众多地区和单位的群众武斗。次日工宣队开进清华园，遭到事先根本不知毛泽东此决定的团派的大力抵抗。这一天从正午到子夜的12个小时里，工宣队5人牺牲，731人受伤。
毛泽东没有料到工宣队的进驻遇到如此残酷的抵抗。7月28日凌晨，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7·27事件电话的第一个反应：“造反派，真的反了？！”随即前往人民大会堂，先听取有关方面的汇报，然后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红卫兵领袖谈话。
毛泽东对清华百日大武斗的处置引发了文革历史的重大转折，这一点在8月及之后进一步显现和确定下来。在对8月25日发表的、毛泽东决定以姚文元署名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阅中，毛泽东已明确把文革初期造反派学生及红卫兵在内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列入文革的对象，他绝不允许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搞什么“独立王国”，绝不容忍高等院校的造反派们搞所谓“多中心论”。
毛泽东派遣工宣队进驻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等，不仅没有解决这些领域的文革矛盾和危机，而且使这些矛盾和危机更加复杂和深重。从1968年底开始，当年曾为文革开路小将的一代青年学生奔赴农村、农场，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在此意义上，清华百日大武斗敲响了红卫兵运动的丧钟！
工宣队进驻清华，给清华文革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使1968年7月之后的清华文革类似工作组时期那样，已不是由清华人自己所能摆布的。来自毛泽东身边警卫部队的工宣队领导人常常强调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兵”，“清华大学是毛主席的点”，着重显示出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特别关注。这主要表现在1968年开始的斗、批、改阶段和1973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都把清华大学的若干经验作为典型，以示全国。例如，毛泽东把工宣队炮制的《清华大学关于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报告》转发给全国，并把它作为“六厂二校”经验之一，树立为斗、批、改的一个典型。这种斗、批、改的具体个案之一就是“教育革命”。“教育革命”是文革理论时间最久、范围最广和规模最大的乌托邦实践，清华大学成为这一乌托邦实践的主要基地。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证明：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是一场反知识、反科学、反理性、反现代化的运动。它以打乱正常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秩序、整治知识分子、制造师生关系对立等为其主要内容，它几乎是伴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的。“刘冰惹的祸”
文革进入到1975年，随着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他对文革的积年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关系到否定还是肯定、抛弃还是坚持文革的斗争也在悄然进行。1975年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4人致信毛泽东一事，拉开了这场斗争决战的帷幕。
刘冰等之所以写信，是他们一致厌恶迟群这位当时清华第一把手兼“通天人物”的跋扈作风和恶劣品质；他们写信的目的在于：把迟群从清华“搬掉”。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此事只有通过毛泽东的首肯方可实现；也真切地意识到：写给毛泽东的信，唯有通过邓小平的转交方可达到。第一封信旨在抨击迟群，第二封信则把迟群和时为清华第二把手的谢静宜联在一起加以抨击。从这两封信里，丝毫看不出有反对毛泽东或不满意毛泽东的迹象。
毛泽东愈是接近生命尽头，愈是担心他自己生平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在他身后的命运。面对邓小平的整顿形势以及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毛泽东相信了“四人帮”的谗言，再加上邓小平明智地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由邓小平本人来主持起草一个关于文革的决议文件的要求，毛泽东决定开展“批邓”斗争。
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标明了月份，没有标明日期，并且最早是在1975年11月3日下午有53人参加的清华党委扩大会上作了部分传达（批评邓小平的那一段暂未传达），后在11月18日才向清华万余名师生（北京大学有600人参加会议）作了全文传达。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来信看成是矛头对着他本人的，他认为邓小平偏袒刘冰等人。类似于以往毛泽东看待清华出现的问题决不限于清华一样，毛泽东把刘冰等人写信一事说成“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直至次年4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泽东都认为是“刘冰惹的祸”。
从清华园滥觞的“批邓”斗争，并没有使文革取得决战性的最后胜利，而是更加凸现出一个严峻的问题：毛泽东身后的文革将何去何从？实际上，由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所带来的文革最后一场运动恰恰表明了文革已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1976年发生的“四五事件”证实了这一点。同年10月，在毛泽东去世后不到28天，“四人帮”被一举粉碎，迟群等人在“四人帮”被擒不到两小时就被一网扫尽，清华大学乃至整个中国从此获得了新生。
毛泽东与炮击金门
1958年8月20日，蒋介石巡视金门；22日，台“国防部长”俞大维赴金门视察；2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10月5日，毛泽东指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日、七日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6日，我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中说，炮击暂停一周。蒋介石拿到文稿后，连读数遍说了句：这不是彭德怀写的。中共那里，毛泽东才会这样做文章。
13日，新华社公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炮击再停二周。
但是，事态发展应了军营里的一句常用语：计划赶不上变化。毛泽东的“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未能如愿实现，“暂停”刚刚延续了一个星期，他便重作部署，恢复开炮。
毛泽东中道收回成命，事出有因。
将《国防部命令》抛出，第一个要听的就是蒋介石的反应。遗憾，他的表现确实不够好。14日，蒋介石接受澳大利亚记者华尔纳采访时说：“有一切理由相信，我们收复大陆的努力将会成功。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从沿海岛屿撤军的问题。我们决心不撤退，不姑息，随时准备以更大的武力来对付武力。”17日，他在接见《纽约时报》记者麦克雷戈时又说了一番大意相同的话。
美国新闻发言人则宣称，由于美国政府的强硬政策才带来了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并妄议：中国再次停止炮击，将会变成“永久停火”。从中美华沙非官方秘密会谈我方传回的信息也说，美国谈判代表又将“永久停火案”摆上了桌面，开出的条件还是美国将说服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或减少驻军。18日，美国宣布，国务卿杜勒斯将于21日赴台，与蒋介石会谈。
19日23时30分，美国海军登陆舰“橡树山”号在驱逐舰“麦克凯恩”号、“汤马逊”号、“科格斯威尔”号环卫下，驶达金门料罗湾6海里处与国民党运输船队会合，并于20日凌晨5时一道返台。此举触犯了中方关于“美舰不得护航”的禁令，也违反了美方关于“美舰暂停护航”的诺言。事后，驻台美军发言人勒姆普金中校矢口否认美国海军进行了护航，却又承认确有1艘美国登陆舰担任了接送台湾船队的工作。北京判断，美国的故意越轨，显系杜勒斯访台前夕以此安抚一下蒋介石，捎带试探解放军的停止炮击是否会变为长久。
毛泽东已经获得了恢复炮击的充足理由。
10月20日下午3时，毛泽东发布了亲笔起草的第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台湾当局从19日夜到20日晨在金门海域引进美军护航，我军停止炮击金门命令，宣布无效……《命令》向全世界播发1小时后，16时整，厦门前线解放军32个炮兵营又5个海岸炮兵连422门各式火炮开始轰击。
发炮时间经过精心择定，据测算，此刻，杜勒斯的专机已经升空，毛泽东就是要用火炮为远道而来的杜勒斯助兴。
美联社记者海托华写道：毛泽东突然间恢复炮击“直接打了杜勒斯一记耳光”。掌灯时分，蒋介石接获金门当日战况详报。虽然对毛泽东突然恢复炮击也觉意外，但已全然没有了“八二三”那天的忐忑心悸。同毛泽东近两个月的真打实练棍棒切磋，他对毛泽东的战略底牌也算摸到了一二。毛的所作所为主要是冲着美国人去的，此次不会登陆金门，更遑论台湾了，他还愈渐明了地意会到，毛泽东实际上是要他守牢了金门的。他浏览一遍“战报”，鼻子里“嗯”了两声，随手放在一旁。随毛泽东怎样打，金门不会有大事。
胡琏司令长官请示，明天他是否组织强有力的报复炮击？侍从副官恭立询问。
他摆摆手。本来，明天与杜勒斯的会谈困难重重，有了今天毛泽东这顿打，反而好谈多了。他吩咐：告胡长官，不可盲动。
20日，在飞行途中，杜勒斯接到报告，毛泽东已于东半球的下午、西半球的凌晨突然恢复了炮击。国务卿为此感到失望和懊丧，甚至产生了取消此行的念头，他始终不解的是：一向精明的毛泽东为何选择不合时宜的时间增加蒋的外交谈判筹码？他认为，毛现在打炮，只会对自己的宿敌蒋介石更有利。
华盛顿时间凌晨5时30分，杜勒斯决定让座机在阿拉斯加临时降落，一个电话找到了正在美国西海岸作竞选旅行的艾森豪威尔，将总统从睡梦中唤醒，两人就毛泽东恢复炮击后的局势商谈了10分钟。最后，艾森豪威尔指示杜勒斯应继续飞往台北，“虽然会谈时蒋的态度可能会趋向强硬，但眼前的局面也更加说明，关于那几个惹麻烦的小岛确应有一劳永逸的符合美国利益的解决办法。”
1小时后，杜勒斯重返天空。
他始终认为，如果没有炮击，美国要蒋从金门撤退或减少驻军肯定会容易一些，而这样的结局客观上应该对毛的中国有利。
台北时间21日9时20分，“行政院长”陈诚办公室第二次给阳明山“总统”官邸打来电话，报告陈院长的叨扰恳请：盼总统劳动大驾即刻起程，亲到机场迎候杜勒斯，以示中美亲善，杜绝外界妄测，不与中共话柄……
蒋介石不耐烦地对侍从摆手：我早已说过了，不去！不去！他陈院长去怎么就是不给面子？
这之前，杜勒斯曾有过4次降落台湾的经历，每一次，蒋“总统”都笑容可掬地站在停机坪一侧迎送。而此次故意破“例”，再清楚不过地传达了“总统”对国务卿最近关于金门前途讲话的不满。
下午，蒋、杜见面。
杜勒斯直言金门岛对台湾防备无用，建议蒋果断撤军……
蒋不作承允，反要美国提供更多军援。
杜勒斯拒绝。
双方言词冲撞，蒋站起来大声说：在我活着的时候决不会撤军！
当日见面不欢而散。
第二天，蒋搬出了“救星”毛泽东。他说：毛泽东现在正在炮击，在此状况下我们宣布撤退，等于示弱，助长共产阵营气焰。阁下以为如何？
杜勒斯一时没了话讲，只好同意“在当前情况下，金门、马祖与台湾、澎湖在防卫上有密切之关连”的提法，不再逼蒋撤军。
蒋亦知趣，知道不能使杜勒斯空手而返，一百个不情愿地应允了“将适当减少金、马驻军”和“不再以武力反攻大陆”。
23日，蒋、杜签署联合公报。下午，杜勒斯飞走了。蒋“总统”仍端着架子不到机场送行。还有，如此尊贵的客人在台活动三天，台湾所有报刊均不见一张蒋、杜在一起的合影照。
1958年10月的蒋、杜会谈，是金厦炮战中一件各方都关注的重要大事，会谈结果对台湾走向和两岸关系影响久远，并促使毛泽东结束了对金门的激烈炮击和围困封锁。
名文的诞生
许多中年以上的人，对《为人民服务》可以说是耳熟能详。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纪念张思德，弘扬张思德的精神，号召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树立这种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道德观。此后党的“七大”又第一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到了党的根本宗旨的高度并写进了党章。从此，为人民服务就作为我们党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和党战胜一切敌人的重要法宝。60年后的今天，我们追寻历史的脚步，回顾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诞生的始末，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贯彻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即兴演讲整理而成的
走进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师的营区大院，一座高大的半身铜像在五星红旗的辉映下格外醒目，他，就是60年前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著名演讲中的主人公——张思德。
张思德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加入了红四方面军，此后当过通讯员、交通员，参加过长征，曾三次走过草地。他在战斗中浑身是胆，屡立战功，被战友们亲切地誉为“小老虎”。参军11年，同期入伍的同志有的已当上了团长甚至旅长，张思德却从不计较职务的高低，1937年他在陕北任警卫班副班长，后调到延安任中央警卫营的通讯班长，1942年进行“精兵简政”，中央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卫团，领导决定他由班长改任战士，张思德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为了解决部队的取暖问题，1944年上级组织一个小分队去安塞烧炭，这是一项艰苦而危险的工作，张思德第一个报了名。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在修整新挖成的炭窑时，突然发现窑顶有掉落的土块，他抬头一看，窑顶裂开了一条缝，在危急关头，他奋力把身边的战友推出窑口，自己则因炭窑坍塌而不幸牺牲，当时他年仅29岁。
张思德身遭不测的消息使毛泽东非常难过，他在详细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悲痛地说：张思德是好战士，站岗放哨，还陪我外出过，你们要在枣园机关里为他举行一个追悼会，我要去参加。9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举行了“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毛泽东参加了大会，并亲自将一个花圈放到张思德遗像前，花圈的挽联上有他亲笔题写的“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也就是在这个追悼会上，当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张廷桢致完悼词后，毛泽东即兴作出了这个后来在整理时命名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全场在沉痛的气氛中鸦雀无声，毛泽东打着手势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还引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一文中的话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他进而要求全党：“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毛泽东的讲话，是深知张思德的经历有感而发的，其中他对为人民服务的意义阐述至详，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崇高的价值追求。
一名普通警卫战士何以深深打动党的领袖
毛泽东为一个普通的警卫战士写悼念文章，而且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如人所说，能享此殊荣的，大概仅张思德一人。所以如此，是张思德给毛泽东的良好印象：吃苦耐劳、甘于奉献，而又机智灵活、细心周全。
烧木炭的活又苦又累，张思德却从无怨言，而且干得非常出色，为了烧好炭，他吃住都在窑边，晚上还要爬上窑顶几次去观察烟色和火候。张思德不仅炭烧得好，编草鞋也是一绝，在给毛泽东做警卫时，为了让习惯于晚上工作的毛泽东能多睡一会儿，他发明了“控绳拉铃”的通讯方法，即在毛泽东窑洞院子的树上系一根细绳，绳子的一端通向警卫班宿舍，里面挂一个小铃铛，如有情况，只要哨兵一拉绳子，警卫班就可以立即出动，又不会打搅毛泽东休息，使毛泽东尽量不受外界的干扰。
有时毛泽东外出开会，张思德就在他身边执行警卫任务，他总是把冲锋枪和马灯擦得锃亮，提上水壶，早早地等候在车子旁。毛泽东乘坐的黑色轿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赠送的，车身宽大，能坐十个警卫，军尾则有专供警卫站立的踏板，以防有人背后偷袭。张思德每次都借口“我喜欢冷风吹”而“抢占”这个位置。冬天天气寒冷，按规定执勤时可以放下棉帽的帽耳，但他担心会因此影响视线和听力，有情况不能及时反应，总是不肯放下，以致耳朵上长了冻疮。毛泽东多次关切地劝他注意保暖，他总是憨憨一笑，这位朴素的战士认为，做好毛主席的警卫工作就是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
毛泽东也十分感念张思德的忠勇。当他得知牺牲后的张思德被压在炭窑里还没被挖出来时，十分着急又很生气地说，打仗死人没办法，搞生产死人不应该。他吩咐警卫团的领导说，要尽快挖出来；放哨看好，山里狼多，要是被狼吃了，你这个队长就不要当了。他还数着指头下了三个指示：“第一，给张思德身上洗干净，换上新衣服；第二，搞口好棺材；第三，要开个追悼会，我要去讲话。”
这是一个“群众的道理”
1944年9月21日，《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以新闻稿的形式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头版；1945年4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被鲜明地概括为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并写进“七大”报告；1945年9月，毛泽东给《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1953年，《为人民服务》正式成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和要求政治进步的人们的必读文献。
60年来，《为人民服务》影响了我国几代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家媒体到街上找了100个普通人进行随机访问，问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最有现实意义的，结果有60%的中年以上的群众回答，最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他们说这个为人民服务是“群众的道理”。这个回答有力地证明了为人民服务思想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因为它是为着群众的，而且是每一个群众都能够拿起来运用的武器，所以受到群众的欢迎。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根据时代发展和历史任务的需要，对为人民服务思想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果。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的高低，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为人民服务，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于此，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持续也必将于此。
毛泽东趣谈民族宗教
1935年遵义会议后，5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强渡大渡河先遣队，由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开辟北上道路。临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先遣队向四川大凉山彝民区进发，当部队行进到大桥镇北的袁居海子（今彝海子）时，忽然一声螺号长鸣，成群结队的彝民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弓箭等武器，从四面八方涌来，占领了周围的山头，红军队伍被围在中间。刘伯承沉着应对，在布置自卫阵地的同时，派人向对方喊话，说明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帮助人民的，经过彝民区仅仅是借路，绝不久住。经过喊话，老伍家族表示中立；沽基家族表示愿意谈判，但要求红军按照他们的传统风俗，歃血为盟。刘伯承当即表示：“我们和彝族不结盟是兄弟，结盟了更是兄弟。”结盟时，小叶丹首先起誓：“刘司令和小叶丹，在海子塘边结为弟兄，以后变心，像鸡一样地死！”刘伯承也郑重宣誓：“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当晚，二人彻夜长谈，亲如弟兄。第二天，刘伯承要带领部队出发了，依依不舍的小叶丹掉下了眼泪。刘伯承送给他一支手枪几支步枪，小叶丹则以自己最心爱的马相赠，又派了许多彝民作向导，沿途疏通关系。从此，源源不断的红军大部队平平安安地通过了彝民区。
毛泽东对彝海结盟甚为赞赏。5月26日，毛泽东专程赶到大渡河畔刘伯承的先遣队司令部，端起大碗米酒，向先遣队司令和广大指战员祝贺胜利。毛泽东接着向刘伯承详细询问彝海结盟的情况：“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谦虚地说：“主要的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答道：“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毛泽东打破砂锅问到底：“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可把刘伯承给问住了。周恩来插话说：“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的旗帜出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
毛泽东建议许士友改名许世友：你是少数民族之友，还要做世界之友
1935年8月，松潘县沙窝的毛儿盖会议上，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许世友多次参加敢死队，以不怕死著称。毛泽东问许世友：“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没有看到你这个人。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呀？”许世友回答说：“我的幼名叫友德，姓是言午许。家谱上是”仕“字辈，父母给取名叫许仕友。”他望着毛泽东和蔼的目光，接着说，“参加红军后，我有空就学识字，才发觉‘仕’是做官的意思，便把‘仕’改为‘士’。那个时候想，这一字改后，当了红军战士就名副其实了。”说完，许世友憨厚地笑了。毛泽东也笑了。毛泽东又问：“士友呀，你在少林寺学了几年武功？”“不算在家学的，光在寺里跟师父学武艺，就有8年。”“嗬，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怪不得连那个少数民族寨主都打不过你呀！”“怎么，主席，你连这件事儿都知道？”
原来，红军长征时路过一个少数民族村寨，那个寨主摆擂台夸海口：“红军要能打下擂台，我就让路。”几位会武的战士被寨主三拳两脚打败，许世友决定亲自出马，一套十八罗汉拳使寨主俯首认输，并在寨里大摆酒席宴请许世友。席间，寨主又与许世友斗酒，许世友连喝三大碗面不改色，寨主更为佩服……
许世友说完事件的经过，毛泽东朗朗地笑了：“士友呀，你做得对！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子弟兵，不是军阀、土匪，也不是行侠仗义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我们讲话办事都要想一想，注重政策和策略。为各族人民谋取幸福，人民就会真正拥护我们。”毛泽东稍停了一下，接着说，“士友同志，你现在不仅是我们红军的士兵之友，而且还是我们少数民族之友呢！《水浒传》里，人道是三碗酒不过景阳冈，你士友打擂台，显身手，施礼仪，三碗酒过村寨啊！”毛泽东说起许世友的传奇故事来如数家珍：“听说在万源城下，你那一把鬼头大刀，削铁如泥，威震敌胆。你打的是国民党这只虎，你不愧是真正的打虎英雄啊！”毛泽东话锋一转，“士友啊，你现在已是军长了，我觉得你这个‘士’字还显得标准低了点。我看，你这个‘士’字还可以再加上几笔，改为‘世’字，怎么样？我们红军战士，不光要解放全中国，还要放眼世界哟！‘士’改为‘世’，你不就成了‘世界之友’吗？”说罢，毛泽东放声大笑。
从此，“许世友”这个名字就一直伴随着这位勇将出生入死，“活着尽忠，忠于毛主席；死后尽孝，替老母守坟”。
毛泽东以“七擒孟获”为鉴：放掉陈大嫂
毛泽东关心少数民族，注意维护民族团结，同时对历史上那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也十分推崇。毛泽东认为诸葛亮独具慧眼，会处理民族关系，多次谈到诸葛亮“七擒孟获”，很是欣赏，赞叹道：“这是他的高明处。”
1953年3月，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向毛泽东汇报大西南的剿匪工作，谈到对布依族女匪首陈莲珍（通称“陈大嫂”）的处理意见时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毛泽东听到这里，突然语气肯定地打断李达的话：“不能杀！”稍顷，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幽默语气说道，“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主席的意思是……”“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于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毛泽东考虑到贵州的剿匪斗争虽已接近尾声，但情况仍很复杂，尤其是有些地方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情况，因而对陈莲珍作出了将功赎罪教育改造的处理。果然，这位当代的“女孟获”只是一擒一纵就感激涕零，幡然悔悟，走上了新生之路，在以后的清匪反霸斗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与沩山古寺方丈交谈：几个宗教和谐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1914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也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1917年毕业的前一年暑假期间，24岁的毛泽东邀约好友萧子升从省城长沙出发，开始“游学”，步行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行程近千里。一天，他们来到了宁乡的沩山。沩山曾是佛教史上的名山，山上有个自唐代起就很有名气的佛寺——密印寺。该寺方丈会见了他们。交谈中，方丈深为毛泽东的远大志向以及为此甘于吃苦的精神所叹服。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论了近一个小时，从沩山寺院的历史讲到全国佛教的现状，从古典经籍讲到寺院的经济。“毛施主，贫僧敢有一问，”方丈盯住毛泽东，“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自然是有人信它了。”“简单了。”方丈摇了摇头说，“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完满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阐扬。第二，历史上的帝王都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倾向。”
毛泽东不以为然：“我以为不是天性，是维护其统治之需要。”“帝王有宗教的天性，”方丈坚持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唐代的帝王，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儒教、道教和佛教便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是的，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毛泽东说，“几个宗教能够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阿弥陀佛！”方丈望着毛泽东，“只望毛施主记住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
岂知，这位与方丈面对面交谈、叫花子一般穿着的人，日后竟成为对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深广影响的时代巨人。
白云古寺、五台山庙，诙谐趣语有深意
1947年3月，毛泽东主动撤离了他住了整整十年的延安，在陕北指挥着我军反击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0月21日，他到达了白云山脚下的南河底村时，听说这里有座远近闻名的古刹，不禁自言自语地感叹道：“古代灿烂的文化，都是和宗教紧密相连哟！”并表示明天要去看看。
第二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早晨，天朗气清。毛泽东拄着根柳木棍，顺着盘山的松柏林荫道去参观陕甘宁边区葭县（现为佳县）的白云山庙。县委书记张俊贤闻讯赶来陪同上山。抵达山顶，毛泽东俯瞰大地，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他深深地吸了口清新空气，笑了：“今天我们真成了遁世的神仙口罗！可惜没有云，否则我们倒可以腾云驾雾了。”
一个老和尚上前合掌施礼，引毛泽东来到方丈室。毛泽东关心地问起他们的生活情况，方丈回答说，过去靠布施，现在靠生产劳动。
毛泽东听了，微笑着说：“这不错呀，这是一大改变！这些年一直打仗，就是政府和人民群众生活也有很大困难。打倒了反动派，我们重新搞建设，生活会渐渐好起来的。”方丈说：“是的，这两年打的粮食够吃，其他穿衣、治病、修寺庙等费用政府一概包了，加上一些布施香火，生活蛮好的。”毛泽东笑着看看左右，掰起手指头说：“过去么，和尚是一不生产粮食，二不生产人口。现在呢，劳动才是生活出路。边区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说了话就要算数。但是，新社会里一切要靠自己劳动。”他说着说着笑出了声，“和尚不生产人口可以，不劳动不行，自己生产粮食就好。今天我在你这里‘取经’了。”
参观寺庙时，毛泽东对雕刻、塑像、石碑、牌匾很感兴趣，感慨地说：“这些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要好好保护，不要毁坏。”并指示张俊贤，“县里要拨点经费，把庙修一修，这样才对得起祖先，对得起人民呀！”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前往华北，开始指挥席卷千里的战略反攻。4月10日，毛泽东经由山西繁峙县伯强村，冒雪翻过五台山主峰，到达台怀镇，夜宿塔院寺（该寺的白塔为五台山的标志）。4月12日上午，毛泽东游览了各处，参观了不少寺庙。
在山上一座大庙的后面，杂草丛生的草地里堆放着不少菩萨。忽然，毛泽东停下了脚步，指着中间的一尊胸前被挖了个大洞的菩萨，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回答是：“这是土改时翻身农民同寺庙清算，听人说神像胸腔里藏有黄金，就挖开它找金子。”“哦，原来是菩萨得了心脏病，群众来给他施行手术医疗的。”毛泽东的幽默劲又上来了，“你们要把它好好保护起来，原封不动，以便对日后来参观的群众作解释，说它害了什么病，为什么给它施行手术哟。”
到了台怀镇附近的一座龙王庙前，只见庙内灯火辉煌，香烟缭绕，较之其它颇为萧条的庙宇来，似乎甚是隆盛。毛泽东觉得奇怪：“怎么这里没被破坏呢？”“是啊，这里不但没被破坏，而且群众还曾派专人护庙呢！”毛泽东风趣地笑了，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站着的人群说：“你们看，从这里得到的结论是多么明显。群众对山上的菩萨和山下的龙王的态度是多么不同。山上的那位菩萨同群众的利益距离太远了，而这位龙王管着下雨，与农民的关系太密切了。群众就是这样认为，这样对待问题的。”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大笑，连庙内的住持也跑了出来，跟着大家笑呢。
做宗教工作要懂得宗教、研究经典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的任务。对此，毛泽东抓紧时间阅读一些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连《金刚经》、《华严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等也读过；对于禅宗的学说，其六世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其它如《道德经》、《圣经》、《古兰经》等也有所涉猎；美国人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中这样写道：“从1959年开始，佛教思想又重新回到了毛的谈话和想象之中。”
毛泽东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宗教，并把它作为群众工作方法来看待。1952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重申：“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宗教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西藏宗教界领袖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首次提出在宗教问题领域，要正确区分和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指出“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民不信教”。1961年1月23日，他与班禅大师谈话时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说，研究哲学，“不出入佛教，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
毛泽东阅读宗教典籍，既作为哲学的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在谈到有关宗教问题时，他也总能将宗教故事和教义信手拈来，妙语连珠，幽默含蓄。
第二章 揭秘毛泽东的生活
毛泽东的决定
基辛格曾说，中国人最了不起的才能之一是使经过精心策划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临时决定的。这话可真是说错了，比如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不是看起来像是临时决定的，而确实是临时决定的。
1971年初，毛泽东有一个批示，放松对美国人来华的限制。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尽快研究美国人来华的问题。在中国乒乓球队去名古屋前，2月17日，外交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美国人来华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说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两年来已约有830名美国人通过各种途径申请访华。此外，尼克松通过几个途径私下向我表示愿意派代表来北京谈判。
3月21日，中国乒乓球队刚走，因白内障视力渐衰只能靠工作人员读文件的毛泽东对护士长吴旭君说，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我们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对我讲。在乒乓球锦标赛期间，毛泽东特别关注乒乓球队的有关消息。3月22日，毛泽东在床上三四个小时没睡着，到早晨6时，干脆不睡了，一反常态，马马虎虎洗漱完就要听文件。这时当天上午版的《参考资料》还没来，吴旭君念的是头一天的。毛泽东不耐烦地说，告诉徐秘书，催催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一出来就立即送来，我等着看。机要秘书徐业夫是长征干部，平时话不多。他已经好几夜都没睡好，红肿着眼睛一进值班室就说，好家伙，主席怎么还不睡觉？你们怎么了？打了差不多一夜电话，一个劲催文件，催清样，主席怎么这么急？吴旭君说，主席说这件事关系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他要采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
4月6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退外交部后，当晚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想早点睡。晚上11时多，他吃着饭，安眠药就起了作用，趴在桌上似乎睡了。突然，毛泽东说起话，护士长吴旭君听了半天才听清毛泽东含含糊糊地说要打电话给王海容，邀请美国队访华。吴旭君事后回忆，如果跟主席不熟悉的人，根本听不懂。吴旭君听懂了，却愣了，这跟白天批的那份文件的意思相反。而且毛泽东交待过，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这次算不算数？看毛泽东沉沉欲睡的样子，吴旭君实在是进退两难。
想来想去，吴旭君只能硬着头皮让毛泽东再说一遍。想好了，她就继续坐着慢慢吃饭。毛泽东抬起头，说小吴，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吴旭君故意说，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了？我尽顾吃饭没听清，你再说一遍。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重复了一遍。吴旭君还不放心，又问了一句，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是你亲自圈阅的，怎么现在又邀请了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毛泽东一挥手，果断地说，算！赶快办，要不来不及了。吴旭君拔腿就往值班室跑，给王海容打电话。
王海容说，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画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就是变了。他吃过安眠药，说话算不算数？吴旭君底气十足地说，算！王海容还不相信，你怎么证明真算数？我反复问过，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好，我马上办。王海容一看表，唉呀，现在都快12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
毛泽东听完汇报，上床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毛泽东按铃，吴旭君第一个跑进去，急急地问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毛泽东说，记得清清楚楚。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你瞧你紧张的样子。你快说呀。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吴旭君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主席，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敢合眼。毛泽东笑出了声，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主席情动伍家婆姨
1941年6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二版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3日下午，边区政府县长联席会正在进行之际，突然天空阴雨，电光闪闪，一声巨响，雷电从东西屋角穿入会议室内，所有到会人员受到巨雷声震动，头脑皆错，纷纷逃出室外。这时，会议室内突然传出“救命”呼声，林伯渠当即派人入室，将触电人员扶出。延川县四科科长（代县长）李彩荣因触电过重，经多方治疗无效，遂以殒命。延安市高市长、志丹县赵县长、延长县白县长也受电击，经有效救护，已脱险境……西北中央局及边区机关全体人员，定于今日午后在南门外广场开会，以示追悼。
雷电击人，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是这次雷电击中的地方和击中的人，却引起了许多老百姓的纷纷议论，有的人甚至联系当前的困难形势，认为这是老天爷对政府官员的惩罚。陕北清涧县有一个叫伍家婆姨的寡妇，竟然要让雷电劈死毛泽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伍家婆姨的男人，支援前线时死在黄河上，家中留下1个瘫痪的老母亲，3个幼小的娃娃。按陕北风俗，婆姨是不下地干活的。可是，伍家有五六亩耕地，家里有5张嘴巴，男人死了，女人不下地，吃什么呢？她一年忙到头，仍然不够一家人吃饱肚子。家里的两孔土窑，大雨大漏，小雨小漏。村干部又赶来催交公粮：“去年免了你一年的公粮，今年还不交，你让咱这干部咋当？”
村干部催了一次又一次，不管怎么说，她总不吱声。村里没办法，报告了乡政府。乡干部走了几十里路，来对她进行说服教育。一说共产党好，毛主席是穷人的大救星；二说国民党有40万军队封锁陕甘宁边区，造成边区经济困难；三说八路军生活困难，需要大家来分担；四说陕北人民要有志气，干啥事都要争个脸面。
伍家婆姨越听越不是滋味，忍不住就大声问：“咋？你说咋了？欠着公粮，就是没志气，就是不要脸面？”
说着，把家中留下的一小口袋粮食和几斤种子，全部扔到了窑洞外，大声吼着：“你们看呀，这就叫志气！这就叫脸面！除了脸面，你们还有良心没有？俺交了公粮，这地咋种？这人咋活？你们良心被狗吃了？”
乡干部看见她扔出来的是粮食，以为她这是打掩护，很可能藏起来的比扔出来的要多，便叫陪同的村干部去取。瘫痪在床的老母亲，立即连滚带爬地扑了出去，死死地抱住粮袋。
村干部大声呵斥：“老不死的！你还想吃？你松不松手，滚不滚开？”
伍家婆姨见老娘受欺负，不觉怒气填胸：“天啦！黑暗啦！共产党不该这么黑呵！大白天来抢粮，咱老百姓怎么活哟？”“好，你骂共产党！”乡干部不依了。“骂了怎样？老娘骂了！”伍家婆姨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乡干部说：“你们这些毛泽东委任的官啊，都是些没有良心的东西！老天爷，你不开眼！咋不打雷，咋不把毛泽东劈死？”
乡干部不由怒火冲天：“你骂了共产党，又骂毛主席，是你自己找死，怪不得我们！”
伍家婆姨被抓起来了，很快被送到清涧县公安局，县里又把她押送到延安，交给了中央社会部。社会部长康生亲自审问，认为她拒交公粮，已属犯法，又敢辱骂共产党，辱骂毛泽东，构成了反革命罪，应立即送中央审批，就地枪决。
伍家婆姨事件传到毛泽东耳里，他几乎跳了起来。老百姓怨气这么深，事情严重啊！
他叫来社会部的人，仔细询问。他对他们的回答很不满意：“你们不能这样做嘛！打骂之事，民间常有，大都因为气盛所致。为什么生气？人家没饭吃，要饿死人嘛！”
他觉得这还不够，又更加严厉地批评他们说：“中央设社会部，不是设几个官位。不作调查，不作分析研究，随随便便抓人、捆人，甚至还要杀人，这是国民党的做法，你们怎么可以照搬照用？这正好说明，人家骂得有理嘛！”
他又要中央保卫部把伍家婆姨带到他的住处。
毛泽东请她吃红枣，吃花生，跟她聊家常：“我是湖南人，我家也种地，种的是水田。你们这里是旱田，听说每亩只能收三四十斤，陕北的人怎么不苦呢？”
伍家婆姨死死地盯着他，不大相信地问：“你家也种地？不会吧？”
毛泽东心平气和地说：“共产党的干部，红军、八路军，种田出身的多呀。不是种田人，也要为种田人办事。我说的对不对？”
伍家婆姨不得不点头。“南方人你不晓得，陕北的刘志丹、谢子长，你听说过吗？”“不瞒你说，我娘家在瓦窑堡，我也姓谢，我还见过刘志丹呢。他是个能为老百姓着想的好人。”说着说着，她好像从梦里醒来似的，嗫嗫嚅嚅地说：“你这个长官——啊！看咱多糊心！你就是毛主席吧？看你下巴有颗黑痣，咱家长辈常说，那是一颗福星哩！”
毛泽东不由得对伍家婆姨说：“要是真像你说的，那不是灾星，是福星，我就求之不得了。这么一来，我可以多想点办法，多为你们做些事情。”
伍家婆姨一听，不禁失声痛哭起来：“毛主席，咱不好哩！咱不该骂共产党，不该骂你。咱犯下了大罪，你就枪毙咱吧！”
她讲到她的婆母，讲到她的孩子，她希望她死以后，政府能够养活他们。
面对这样一位赤诚的农村妇女，毛泽东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他派专人把伍家婆姨送回清涧，并且叮嘱护送的干部说，一定要带上边区政府的公文，告诉当地的干部和农民：伍家婆姨是个好人，是个敢讲真话、敢对政府提意见的好农民。像这样的农村妇女，大家不但不应当怪罪她，当地政府还应该加以照顾……
毛泽东认为，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每一个人都在接受历史的考验。在人们心目中，究竟什么是最神圣的东西，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在否定了社会部的意见，放走伍家婆姨后，就下大力抓起大生产运动，抓起精兵简政来。
毛泽东趣谈统战
“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此为经典表述，但并不是第一次提出。
这年7月7日，纪念抗战两周年时，华北联合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给师生们作报告。当时，党中央决定，华北联大即将迁到抗日根据地去办校。出发在即，毛泽东讲话时就号召大家“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讲演中，他饶有趣味地引用了《封神演义》里的一段故事，勉励同学们上前线，他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会场上顿时热闹起来，笑声一片。
从《封神演义》中的法宝“一物降一物”，毛泽东还引申出只要依靠人民，没有攻不破的“法宝”。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样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1937年9月，根据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北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辖23个县，首府在延安，党中央机关也设在延安。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却故意让国民党延安县党部赖在延安城内，充当特务机关。有一天晚上，毛泽东与西北青年救国会主任冯文斌商谈工作，负责给他们送茶倒水的警卫员翟作军不知不觉睡着了。等到醒来时，翟作军却发现毛泽东不见了。他十分着急，一口气在延安城跑了一大圈，最后在国民党县党部看到毛泽东正在和罗县长谈话，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毛泽东临走时，引用《诗经·小雅·常棣》中的话对罗县长说：“有句话说得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民族兴亡，匹夫有责嘛，务请三思。”罗县长连连点头说：“诚然，诚然。”稍停，毛泽东又笑着说：“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嘛！即使成不了朋友，也不至于变成仇人嘛！”这位罗县长双手扪胸躬着身子说：“主席之言极是，兄弟我高攀了，敝人一定言必信，行必果。”他一直送毛泽东到门口。
回来后，翟作军与其他几个警卫员议论纷纷，并对毛泽东说：“主席，像罗县长这种人，本性难改，干脆把他抓起来。”毛泽东笑了笑，对大家说：“有兄弟俩在吵嘴，恰好一个小偷来抢他们的东西，你们说，这兄弟俩是继续吵下去呢，还是去抓小偷？”翟作军说：“当然去抓小偷。”毛泽东说：“这就对了。这兄弟俩一道去对付小偷，保卫全家的财产，目标是一致的，维护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国民党讲团结，讲统一战线，也是这个道理。”毛泽东走了几步，又对大家说：“实行国共合作，不容易呀！要有诚心诚意，还要有耐心。我们要用一切办法去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和揭露亲日的投降派。一只公鸡四两力嘛，多一分力量就多一分胜利。”
打那以后，这个国民党县党部显然老实多了。后来，他们的上司发了火，把县党部撤走了。“今天统统吃素”
著名学者、民主党派人士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庚，他为探索救国之路，提出过“乡村建设理论”。毛泽东评价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从延安窑洞到北京中南海，梁漱溟作为座上宾，与毛泽东过从甚密。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从重庆来到北京。其时毛泽东、周恩来皆在莫斯科。3月10日，毛、周由莫斯科返抵北京，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中央统战部把梁漱溟排在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队伍中的头一个。毛泽东下火车后，立刻发现了他，并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作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面对毛泽东这种老朋友般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梁漱溟只是紧紧握手，激动得答不上话来。11日晚公宴，梁漱溟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走到梁漱溟的席前，见他吃素，又不饮酒，便笑着说：“梁先生坚持素食，清心寡欲，定长寿也！”约他于次日晚去中南海颐年堂作客。12日下午5点钟左右，毛泽东派汽车到西城辟才胡同将梁漱溟接到中南海。交谈中毛泽东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漱溟随口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呵。”毛主席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呵！”毛泽东抽了一口烟，又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说话间已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传话开饭，梁漱溟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成，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泽东接过话头，笑着大声说：“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毛泽东的休闲生活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大书法家。他认为，练习书法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健身之法。战争年代，行军所到之处，凡有书法碑文的地方，他都要前去悉心揣摩。建国后，他广为搜求名家碑帖，曾请秘书把能够找到的历代名人字帖、墨迹都买来揣摩研究。在众多的书体中，毛泽东尤其喜爱草书，东晋以来各代书法家的草书作品，他都研习过。
有一次，他向黄炎培先生借了一本王羲之的真迹，说好借期一个月，由于作品太珍贵，借期未到，黄炎培便多次催讨，毛泽东生气地说：“讲好是一个月，一个月未到便催讨，是他失信，一个月到了未还是我失信。谁失信都不好。”转念一想，又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毛泽东最喜欢怀素的草书，秘书田家英找来的一本怀素碑帖册页，毛泽东爱不释手，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由于翻看次数太多，书页很多地方都破损了。身边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偏爱这本帖，他开玩笑地说：“此人是鄙人同乡。”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书法家，而且也是一位颇有个性的戏剧鉴赏家。他喜欢听戏，每到一个地方视察或开会，都乐于欣赏当地的地方戏曲，并随兴进行一番点评。毛泽东看过并喜爱的戏剧剧目，几乎都有相应的磁带和唱片，常常是一个剧目，既有磁带又有唱片，既有不同流派的演唱又有同一流派不同个人的演唱。工作之余，便会听上一曲，有时听着听着，便跟着哼唱起来，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如果工作人员跟着哼，他会显得不高兴，只有在忘了唱词时，才会想起询问身旁人员。
在众多地方戏种中，毛泽东最喜爱京剧，不仅爱听、爱唱，而且对京剧的历史、流派、唱腔、程式都很熟悉。他认为京剧是在安徽的徽班二黄和湖北汉剧西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唱腔主要有两个：二黄、反二黄；西皮、反西皮。京剧有流派是件好事，梅派、程派、高派、谭派都有其独到之处。说到个人爱好，毛泽东承认自己“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
他平时看戏，很注意一些格式、板式、乃至唱词和戏剧冲突的设计。晚年，他直接倡导了一场“京剧革命”，主张以现实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代替传统京剧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但对京剧形式，如台步、韵白、唱腔、水袖、脸谱乃至锣鼓点、京胡声等要“基本保留”。毛泽东是一位彻底的革命者，但在“京剧革命”中，他却不主张革京剧形式的命，由此可见他对京剧这一艺术形式的喜爱。
毛泽东看戏，既有普通人的普遍爱好，如不喜欢看单纯的悲剧，喜欢在激烈的冲突后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在谈到现代京剧时他曾说：我原想李玉和一家3口都不要死，否则看了太悲，但改掉了又不符合历史，《沙家浜》就好，讲斗争但未死人。同时，毛泽东又有自己独特的欣赏个性，喜则乐，悲则泣，怒则骂，一如童稚未开的孩子，一任自我情绪流泻，全然不顾周围环境。
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观看京剧《白蛇传》就留下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
那一天，毛泽东来到礼堂一坐下，卫士长李银桥便照惯例帮他松了腰带，因为毛泽东腰围较粗，坐下后皮带勒腰。当演到白娘子和许仙生离死别时，毛泽东的鼻翼开始翕动，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淌下。随着剧情的发展，毛泽东由嘶嘶的抽泣变成哭泣，并且旁若无人地擦泪水，擤鼻涕。坐在附近的上海市委领导的目光朝他这边稍触即逝，李银桥觉得有责任维护毛泽东的“领袖风度”，便轻咳一声，不想没有唤醒毛泽东，却招来了更多的目光。就在法海将白娘子收钵镇压在雷峰塔下的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毛泽东突然用手猛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愤怒地说道：“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就在他起身的一刹那，外裤一下子脱落了下来，李银桥慌忙扑身向前，抓住裤子，一把提了上来。毛泽东似乎没有觉得裤子掉了，他还沉浸在剧情中。只有当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时，他才回到现实中来。同演员见面时，毛泽东用双手同“青蛇”握，用一只手同“白娘子”和“许仙”握，而对“法海”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他的爱憎观在此也可见一斑。
体育运动也是毛泽东喜爱的休闲方式。在众多的体育项目中，他最喜欢游泳。古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从韶山冲里走出来的毛泽东爱好游泳，这或许与他的仁智兼备有关。毛泽东爱游泳，所以在中南海，以及湖南、湖北、浙江、广东等招待所都建有游泳池，但毛泽东不喜欢在游泳池和风平浪静的地方游泳，他向往的是大江大河的风吹浪打，每次外出巡视，他总是抽空到江河或水库劈波斩浪一番，北戴河、长江、珠江、钱塘江、湘江以及韶山水库、庐山水库都留下了他搏击风浪的身姿。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自己亦身体力行，频繁外出视察。
1959年10月23日至1960年3月26日，毛泽东视察了天津、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湖南等省市，一路上不停地开会、找人谈话，到工厂、农村、部队了解情况，还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审定毛选，接见外宾，即使行程如此紧张，他还是要抽空游泳，据记载，在这次外出巡历中，他共游泳14次。这是在最不适合游泳的冬季，如果在其他季节呢？毛泽东虽然贵为领袖，但也不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有些时候，为了能够在江河中畅游，他甚至要与负责其安全的同志作一番“斗争”呢。
1956年5月，毛泽东在视察途中畅游了珠江、湘江后，意犹未尽，提出要游长江。当时长江正涨水，风浪大，流速快，漩涡多，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力劝毛泽东不要游，并拿出了最能说服毛泽东的理由：他的安全关乎党和国家，决不是他个人的事。通常情况下，毛泽东会退让，在党和国家利益面前，他个人只有服从。但这一次，也许是珠江、湘江激起了他的兴致，他坚持要游长江。他生气地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你们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吓出一身冷汗，他怎么敢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呢？他急忙辩解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不同意你冒风险。”毛泽东冷笑一声：“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坐在家里，房子还会塌呢。”事已至此，罗瑞卿只好告退，他知道只要拖延时间，毛泽东就游不成。罗瑞卿稳坐泰山，毛泽东可着急了，他的行程有限，如果一拖，游泳就泡汤了。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叫中央警卫团的同志去长江游一趟，他们说能游，我毛泽东就可以游。通过这个办法，毛泽东实现了“万里长江横渡”的目的。从5月31日至6月3日的4天时间，毛泽东3次畅游长江。游过之后，他兴奋地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反映了他游泳时的悠闲自得，更是在经历了许多政治风云后，毛泽东对人生的感悟。
除了游泳，毛泽东喜爱的另一个体育项目就是打乒乓球。在中南海，毛泽东每周都要打二至三次，在打之前，他总是在衣袋里装满两袋子球，陪打的工作人员也装满两衣袋，打球时不捡球，这样既省了麻烦又节约了时间，当4衣袋的球打完时，运动也就结束了。毛泽东年轻时是直握球拍，后来改成横握，有时扣上一个好球，他会像小孩一样，高兴了老半天。
毛泽东的乒乓球技不算很好，但他却导演了一场精彩的“乒乓外交”。
1971年3月，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4月6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和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圈阅，表示同意外交部和体委的意见。晚上11点多，毛泽东吃过安眠药，趴在桌上昏昏欲睡，突然他用低沉的声音要护士长给外交部打电话，“邀请美国队访华”。毛泽东曾说吃了安眠药后讲的话不算数，这么重大的事不能马虎，护士长于是又问了一句：“您都吃过安眠药了，说的话算数吗？”毛泽东把手一挥：“算！赶快办！”由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为发端，中美两国长期对峙的坚冰被打破，终于在1972年签署了《上海联合公报》。事后，毛泽东曾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
在云诡波谲、风云多变的政治舞台上，只有战略家的慧眼才能抓住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瞬间。
毛泽东临终前的日子
1976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
周恩来逝世毛泽东失声痛哭
就在这个时候，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于1月8日在北京病逝。这天上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几乎通宵未眠的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他听后沉默很久，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我曾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一只手拍拍略微跷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14日下午，工作人员向毛泽东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
张玉凤回忆道：“1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工作人员支撑着他才能走几步，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你办事，我放心”的真实由来
1976年2月至5月，毛泽东仍抱病在他日常起居的书房里勉强会见几批外国客人。5月27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来访，成为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宾。6月，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华国锋是陪同毛泽东最后那几次会见外宾的唯一中央领导人。4月30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了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生前写下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要注意”
除了少量的外事活动，毛泽东这时能够做的工作仍是批阅一些文件、看书和听读报纸。晚年生活的疲惫、郁闷和孤寂，并没有停止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和思维。这年2月初春，毛泽东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答复他上一年8月3日的来信：“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这成为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这年6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
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病情加重
7月6日，毛泽东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得知这个不幸消息，毛泽东嘱咐要办好后事。9日和10日，在首都北京为朱德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等送了花圈。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来到毛泽东住处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所“游泳池”，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这时，毛泽东大多时间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他用手势表示同意“搬家”。这样，就用软担架把他迁移到中南海内新建的平房“202”号。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8月18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毛泽东最后抓住叶剑英的手，但已说不出话来了
9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中央政治局成员们轮流在毛泽东的住地值班。从9月7日到8日下午，已在病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8日下午4时37分。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30分钟，这离他去世只有8个多小时了。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叶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说。但已说不出话来了。
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4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第三章 揭秘毛泽东历史
毛泽东讨厌黑色服装
1949年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周恩来根据国际惯例，指示为毛泽东制作黑色中山装和黑色皮鞋，但是毛泽东不知为什么不喜欢黑色服装而喜欢灰色中山装，周恩来知道后便指示叶子龙等为主席制作黑色和灰色各两套，共四套礼服。毛泽东不安地说：“做新衣服太多了，如果在西柏坡就不会做这么多。花钱不少啊！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你们记住今后不能再做衣服了，这些衣服够我穿一辈子的了。”
1957年，毛泽东应邀出席苏共二十四大，穿着黑色中山装和赫鲁晓夫多次交锋，归国以后就再也不穿黑色中山装了。一次某国领导人来访，外交部礼宾司某负责人大约不了解毛泽东在服装颜色方面的好恶，擅自为毛泽东又制作了一套黑色中山装，让毛泽东试穿，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毛泽东坚决不穿这套服装，恼火地说：“为什么又做黑色的？我不穿！”
工作人员解释说，外交部说是按照国际惯例应该穿黑色的……毛泽东大声说：“为什么听外国人的？我是中国人，按中国习惯穿。谁做的谁穿，反正我是不穿！”说完扭头就走，只留下工作人员在那里发呆。
以后毛泽东规定，不经过他同意不得再做衣服，理由是衣服已经够多了，上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的一套灰色中山装已经很破了，裤子臀部也磨破了，工作人员说，主席你看，再穿就要现丑了。毛泽东听了笑笑说：“谁会注意看屁股？再说，我就坐着不起来，怎么会现丑？”
工作人员听了哭笑不得。
首次乘坐军舰的毛泽东
1953年2月，雪后的武汉三镇银装素裹，显得格外雄伟壮丽。牵挂着初建的人民海军的毛泽东在沿长江中下游省市视察时，决定乘坐自己的海军军舰。
19日中午，毛主席健步登上趸船。随着一声长哨，全体舰员立正。“长江”舰副舰长王内修（当时尚未配舰长）跑步上前向毛主席敬礼、报告。
毛主席微笑着挥手答礼，向列队的舰员环视了一遍，便登上了“长江”舰。他走到前甲板，看着仍在列队站坡的水兵们，关切地问陪同的马冠三：“他们冷吧？什么时候解散？”马冠三回答说：“马上解散。”
11时30分，“长江”舰汽笛长鸣，离开码头，在“洛阳”舰的伴随护航下，编队启航。
毛主席第一次坐自己海军的军舰，显得十分兴奋。他顾不上进舱休息，径直走向舰首，迎着寒风向江面远眺。接着，他来到前主炮旁，枪炮长贾荣轩向毛主席介绍了该炮的性能和各种部件。然后，毛主席走遍了“长江”舰的各个战位，从机舱到25炮，从战士们的打靶训练到生活、学习，毛主席与战士们是无所不谈。在甲板上，毛主席对战士们说：“海军还不够强大，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干！”
毛主席最能理解水兵的心愿，当“洛阳”舰全体官兵请求他乘坐该舰时，他对陪同的领导同志说：“哪家要我哪家去。”于是，20日中午，毛主席换乘“洛阳”舰从九江继续顺流航行。
在“洛阳”舰上，毛主席观看战士们的操练。水兵们个个精神抖擞，像小老虎一样认真操练着。操练完毕，水兵们下了炮位，向毛主席围了过来。毛主席向他们寻问了“洛阳”舰的吨位以及他们的团结、生活情况。毛主席得知他们是从陆军转来时，对他们说道：“过去你们在陆地上，那时要求你们爱山爱土，今天你们在水上，大家就要爱舰、爱岛、爱海洋。”
20日晚上，毛主席回到了“长江”舰，与秘书和卫士谈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从鸦片战争谈到甲午海战，从清朝北洋水师谈到国民党海军。毛主席显得十分激动，他说：历史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百年的近代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是如何从海上欺负我们的，旧中国是有海无防。最后，他走到桌前，提笔凝思，写下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为斯大林祝寿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诞辰。不仅苏联，而且各兄弟党和友好国家都将派政要参加祝寿活动。
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主席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祝寿活动。关于所带寿礼的问题，也作了研究。毛泽东主席亲自致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嘱咐他们将“山东出产的大白菜、大萝卜、大葱、梨子”“选最好的”，“每样5000斤共2万斤”“作为寿礼”。经中苏双方协商，毛泽东主席的专列于1949年12月上旬从北京出发，前往莫斯科，12月16日中午驶达莫斯科雅拉斯拉夫火车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前来迎接，并在火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由于长时间火车旅途的劳顿，毛泽东主席身体不适，在欢迎仪式上只发表了简短的书面演说，其中说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期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衅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之后，毛泽东主席一行被送往名为“姐妹河”的斯大林的一个别墅下榻。
当天下午6时，毛泽东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会客厅举行首次会谈。作为惯例，斯大林一般是不到门口迎接外宾的。但毛泽东主席一行到达会谈地点时，厅门一打开，只见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以及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已站成一排在门口迎接。这一破例，是苏方对中国领袖表示的敬意和给予的特殊礼遇。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局势、废除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问题和签订中苏贸易协定等。但在废除中苏不平等条约等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斯大林的态度令毛泽东主席更加生气。直到1950年1月2日晚斯大林委派莫洛托夫、米高扬两部长会议副主席前往毛泽东下榻处看望，毛泽东主席详细陈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当即得到莫洛托夫关于废除旧条约、签订中苏新条约的承诺，毛泽东主席方露出笑容。
一个伟大题词的由来
毛泽东著名的光辉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家喻户晓，但是，知道毛泽东题词由来的人并不多。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0年经毛泽东提议校址迁到延安东门外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1年将毕业的军医十四期也就成为更名后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在将要毕业的前夕，同学们都热切地希望毛主席能题词留念。当时的十四期的期长林春芳将同学们的要求向校长王斌汇报，王校长很快接通了毛主席的电话，请毛主席在百忙中给十四期毕业同学题词，毛主席立即答应了王校长的请求。不久，毛主席就指派工作人员送来了题词。
当王校长小心地打开纸卷，只见在一张白纸上用毛笔写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十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得知毛主席为十四期题词的消息后，全体同学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1941年7月15日，十四期的61名毕业同学得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毕业证书，因为毕业证书上用鲜红的字体印有毛主席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从此，毛主席的题词不但印在十四期同学的毕业证书上，也深深地印在了医大全体师生的心坎上，成为一代又一代医大人的行动指南，并最终成为全国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和指路明灯。
中美会晤中的意外事件
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在尼克松到达的当天下午，就在中南海会见了他。当美国客人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寓所后，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今天谈话的范畴是你定的，吹哲学。”于是，双方海阔天空。当尼克松把话题拉到越南和台湾等具体问题时，毛泽东当即制止：“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他指了指周恩来说：“那是他跟你谈的事。”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敌对了20多年的美国首脑的第一次会面，竟然谈得那样无拘无束，而且一谈就谈了1小时又10分钟。毛泽东的纵横捭阖，和美国人的充分准备，使交谈的气氛一直很轻松融洽。就在这时，美方一个在场人员的口袋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他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摆弄了几下，却依然无法使声响停下来，只得无奈地从口袋里把发出声响的东西拿了出来。
原来，他在衣服的口袋里悄悄地装了一个微型录音机。也许是带子到头了，或出了什么故障，所以发出了声响。此人本想在口袋中操作，把声响制止住，但没有做到，只好把录音机拿出来，尴尬地当众关上。
偷偷摸摸地录音这种行为，毛泽东历来是比较反感的，但此番哲学泛论也没什么秘不可宣的内容，美国人已经非常狼狈了，他也就失去了再加揶揄的兴致，便大度地继续着原来的话题，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毛泽东与文化界人士
党的领袖们对有声望的文化界人士非常尊重，1949年5月，上海尚未解放，中央就决定聘张元济、黄炎培、陈叔通、颜惠庆等十四人为新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这些人都是上海以至全国的文化界泰斗。其中张元济老先生，是清末进士，曾参加戊戌变法，被革职后便将毕生精力奉献于我国教育与出版事业。他倾全力创办、经营的商务印书馆，在远东享有盛名，是近现代中国建馆最早、持续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出版企业，在传播近代知识和保存我国传统文化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在六十年岁月中，张元济先生提携同僚，培养青年，为几代学人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提高殚思极虑。他“不但是一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一生著述不多，却被冰心称作是“传播知识的大师”。他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出版事业默默勤奋耕耘了一生，在中国文化史、出版史上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同志对这位年高德劭的老人非常推崇与尊敬。1949年9月，张元济先生被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与会期间，毛主席邀请他同游天坛，谈古论今，又一同前往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1953年初，张老先生收到了毛主席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的通知书。同年，文史研究馆在毛主席倡导下成立，是于北京、上海等地先后设立的统一战线和文化学术机构。当时我国有不少从旧中国来的知识分子，由于连年战乱、经济凋敝，不少人处于年迈贫病的困难境地。50年代初国民经济稍有起色时，毛主席就考虑到这些人，创设文史研究馆，安排文、贫、老的知识分子，使他们生活有保障，又能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发挥所长，这一举措在国内外影响很大。毛泽东同志在确定上海馆馆长人选时，执意推举张老先生：“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其莫属。”张老先生一开始得悉任命时，因自己的身体状况坚决不就。推辞了几次以后，他的好友陈叔通先生从北京给他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说上海文史研究馆长一职的人选是毛主席提名的。这才使张老先生打消辞意，接受任命。
上海文史研究馆聘请清末民初、五四以来，学术造诣闻名于世、政海浮沉、艺坛有名、名门世家眷属后裔、前清翰林、举人秀才及老上海文人为馆员。首批馆员有江恒源、徐森玉、周予同、颜福庆、蒋维乔、余云岫、秉志、丰子恺、沈尹默、周善培、吴蕴初、姚虞琴等人，确实可以说是老知识分子集中之地，带动了上海敬老崇文的风气。
毛泽东同志在五、六十年代多次接见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们，与他们讨论学术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支持他们的研究，更鼓励他们努力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1956年1月9日晚，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接见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在陈毅同志介绍后，毛主席就伸出大手握住了苏步青教授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毛泽东同志如此重视数学，看重数学工作者，令苏步青教授万分激动。此后，他一直将这一幕铭刻在心，每每想起，就觉得自己有股使不完的劲。此后几年，他加快步伐，向微分几何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专著《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现代微分几何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相继出版，不断推动着数学研究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繁荣文化科学事业，倡导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并且亲自过问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
在“双百”方针制订之前，我国的遗传学界受苏联的影响，错误地把从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遗传学说成是“资产阶级遗传学”，而把苏联李森科的遗传学理论，封为“无产阶级遗传学”，从而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理论，打击压制摩尔根遗传学说和遗传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的谈家桢教授便首当其冲地成了批判对象，一度在大学里无法开设遗传学课程。
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点名接见了谈家桢教授。当陆定一同志把谈家桢教授介绍给毛主席后，毛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简短的一句话，已使谈教授激动不已。毛主席在询问了遗传学界研究的一些情况后，说道：“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1958年1月6日，毛主席在西湖刘庄与赵超构、周谷城、谈家桢的一夜长谈中，又问起了遗传学研究：“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谈家桢教授实言相告。毛主席再次坚定地说：“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
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有上海市委的大力支持，复旦大学在1961年底把遗传研究室扩大，建立了遗产研究所，按照国家的规划，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到1965年，研究所发表了50多篇科学研究论文，并出版了16种专著、译作和讨论集，在推动遗传学发展及促进国际性学术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章 回忆毛泽东
毛泽东给大家行脱帽礼
当年曾经在延安工作过的一些老通信战士，每当回忆起三十多年以前，毛泽东同志为军委三局受打击的同志脱帽鞠躬的情景，至今仍然禁不住热泪盈眶。
那是1945年的春节，纷扬的瑞雪覆盖了延河两岸的山峦。一天，王诤局长兴高采烈地从枣园回到局部，带给大家一条好消息：明天要到枣园去给毛泽东同志拜年，各电台、总机除了当班的同志以外都去，毛泽东同志要亲自给大家讲话。消息一传开，同志们奔走相告，有些人激动得一夜都没有睡稳觉。
次日拂晓，分散在西川里的通信战士，陆续从四面八方朝着局部裴庄汇拢而来。队伍在延河畔集合好，王诤同志亲自带队，秧歌队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通信材料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军委总台的报务员、调配员、通校的教员、学员，新华广播电台的机务员，以及有线电大队的电话员，恰似一条蜿蜒的长龙，迎着朝霞向枣园出发了。
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后方和敌占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七，七事变”后，他们激于民族的危难，怀着一腔热血，跋山涉水，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革命的中心——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动整风运动，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树立了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以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但是，在审干工作中，那个参加中央总学委领导的负责人，却背离了整风精神，继续推行王明的一套，搞了个所谓“抢救运动”，把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大批青年干部，都打成了“派进来的特务”或“红旗党分子”。他们有的被关禁闭，有的遭受轮番围攻，有的还被送往中央社会部拘留审查。幸亏毛泽东同志及时发现了这一严重错误，提出反对逼供信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才挽救了一大批革命同志。之后，尽管党组织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仍有许多同志终始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忧郁沉闷，有的怨气重重，好像初春的禾苗遭到一场冰雪的袭击，多么需要春风的抚慰和阳光的照耀啊！
队伍来到枣园崖畔下的场坪上停下来，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儿。不一会儿，毛泽东同志头戴灰棉帽，身穿旧灰棉制服，微笑着健步走到场中央。他高声说道：“三局的同志今天到这里来给我拜年，现在我先给你们拜年！你们辛苦了！”话音未落，激起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同志首先强调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赞誉通信战士是“无名英雄”，勉励大家要安心和热爱技术工作。然后，渐渐把话题转到了“抢救运动”方面。
毛泽东同志说：你们当中有不少同志在运动中受了委屈，一些同志被戴错了帽子，大家有些怨气是不是？毛主席亲切的目光扫视着群众，他接着说：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印拍掉，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你了！”毛泽东同志顿了顿，语气沉重地说：这个错误的责任不在哪个本单位的领导，责任要由中央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我是发号施令的。同志们，我这里给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行个脱帽礼，向大家赔礼道歉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摘下帽子，伸出胳膊，环顾了一下大家，恭恭正正地行了个鞠躬礼。啊，领袖给战士脱帽鞠躬了，这是多么平凡的形象，多么磊落的胸怀，多么伟大的风度。此时此景，那些在“抢救运动”中受了打击和冤枉的同志，一个个热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
毛泽东同志接着幽默地说：现在我把帽子拿下来了，赔一个不是，敬一个礼。那么受委屈的同志你怎么办呢？你应该还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的帽子就只好老拿在手里……
听着毛泽东同志这诙谐风趣的话语，场上的情绪立刻活跃起来，许多同志不由得会心地笑了。这时一股寒风吹来，拂起毛主席蓬松的头发，卷起场上的阵阵雪粉。许多同志不约而同地说：“请主席把帽子戴好吧！”
随着大家轻松的情绪，毛泽东同志戴好帽子，转而语调深沉地说：我们在整风审干工作中，得到了两条经验，一条经验就是取得了成绩，另一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九万发展到一百多万，有些坏人混了进来，不纯的分子混了进来。一方面确有特务，应采取严肃态度，从思想、组织上加以纯洁；另一方面，不是特务如麻，要实事求是，采取谨慎态度。不谨慎就要出乱子，就要冤枉自己的同志。我们党有一条规矩，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凡是做对了的，就要坚持；凡是做错了的，就要纠正。对所有戴错帽子的同志，都要向他们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中国革命要胜利，就要采取这种态度……
毛泽东同志左手反叉着腰，右手有力地挥动着，那洪亮清楚的声音，像洪钟一样扣动着每个人的心弦。此时，一些从中央苏区长征过来的老通信战士，不禁回忆起在苏区肃反期间，王明推行一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路线，致使许多忠实勇敢的共产党员身陷囹圄，倒在自己队伍的旗帜之下，淹入冤屈悲忿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船舵，才使党转危为安，沿着马列主义的航道前进。1943年整风审干阶段，毛泽东同志及时纠正了“抢救运动”扩大化的错误，才避免了重蹈王明路线的覆辙。现在，毛泽东同志又主动承担责任，对错误的本身作了中肯的分析，这是在革命道路上，以多少同志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真理啊！
毛泽东同志环视了一下大家，往前踱了几步，又和蔼亲切地说：许多被错戴帽子的同志，最后证明没有什么问题，是经过锻炼考验的好干部。所有这些同志，你手中有理，理在你手里，你手里拿的东西叫做理。所以，你就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大敌当前，日本鬼子包围我们，胡宗南进攻我们，我们不能背着包袱跟敌人拼。因为背着包袱，手脚就很不灵便，跟敌人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反过来，如果把包袱放下来，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就会打胜仗……
毛泽东同志那生动形象的比喻和深入浅出的道理，就像温馨的春风，融化着枣园坡上的冰雪，驱散了积压在人们胸中的阴云。那些曾被错戴过帽子的同志，萎缩的心房里顿然像照进了和煦的阳光，长期埋在心底的忧郁、疑怨、彷徨的情绪，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
秧歌扭起来了，高跷踩起来了，旱船跑起来了，悠扬的唢呐声划破了天空。当演到秧歌剧《夫妻识字》时，王诤同志告诉毛主席，那个扮演婆姨的女演员，就是从大后方来的知识青年，在运动中也曾成了被‘抢救’的对象，你看她今天表演得多好咧！毛泽东同志听了，微笑着不住地点头，时而报以热烈的鼓掌。
节目演完了，毛泽东同志站在崖畔上，挥动着那宽厚的大手，豪迈有力地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共同为了革命的胜利而奋斗！这声音，像初春的雷鸣，震动着皑皑的山岗，回响在平坦的川野，鼓荡着每个人的心。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毛泽东尊重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但不迷信苏联的经验，并且和这种迷信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思想。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以及中国党内受他们支持的“左”倾分子对毛泽东的观点怀疑、否定，乃至排斥。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坚持从实际出发，坚决抵制国内外教条主义的影响，从挫折和失败中取得经验，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达到胜利，主要应该归功于毛泽东。这是毛泽东一生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1956年，毛泽东明确地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找出自己的道路，不要照抄苏联模式，不要重复苏联的缺点和错误。后来在他领导下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但他是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道路进行探索而误入歧路。虽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受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但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毕竟没有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而是坚决顶住了苏联大国主义的指挥棒。这是1989年后，在东欧苏联的风波前，社会主义的中国屹立不动的历史原因。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过去的经验，终于弄清楚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找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十几年来的改革，是以正确的方法继续进行毛泽东所开始的探索，实现了他的避免苏联的错误，走上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毛泽东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在自己手里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但他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伟大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这是他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
毛泽东同志从来十分重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存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十分重视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下面一段话是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所写的几乎人人都知道的话：“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二版1470—1471页）
在十分尊重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强加在中国革命头上、要求一切照办的倾向，坚决反对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头上挥舞的指挥棒。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的道路，从而取得胜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也已经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果不拒绝和抵制那时的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在1943年以前还有共产国际的指挥棒，或者说是苏联领导人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如果把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模式看成是不可逾越的、唯一应当遵循的模式，那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正因为毛泽东既尊重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又不迷信苏联的主张和经验，并且和这种迷信进行坚决的斗争，所以他成为创造性地找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且领导这个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领导人。他又是首先倡议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道路的伟大领导人。
1942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其目的主要在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针对30年代前期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绝不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字句当成教条，而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提出整风，当然只是对中国党内来说的。但他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却不能不具有较广的涵义。30年代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是把从莫斯科传来的任何意见，不管它是如何违反中国的实际，一律看作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除此以外不可以考虑别的。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语句当作教条，也是从他们在莫斯科的老师传授来的。
发起整风运动前的1938年，毛泽东就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534页）
中国的革命当然与别的国家也有共同性。在共同性方面，苏联和共产国际曾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以有益的帮助。这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和在它的幼年时期。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十分缺乏经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例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附属国一样，当时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的认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苏联和共产国际学来的。这样的认识虽然十分重要，但是仅靠这种一般性的理论，而不真正懂得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不足以指导中国革命的。1927年中国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其原因固然在于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社会力量对比形势，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同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在遥遥的远方，只凭抽象的观念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有关。他们派驻中国的代表，虽然自居于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但由于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越到复杂的关键时刻，越是只能瞎指挥。
在30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及其官员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危害。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比较有了独立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这时没有能力抵抗从莫斯科来的指挥棒。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个官员的指挥下，几个毫无经验的年轻的留苏学生（以王明即陈绍禹为首）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按照他们的师傅的旨意，在中国党内推行一整套的“左”倾的路线。在军事上他们也抛弃了毛泽东等同志领导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而把红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经验的外国军官。结果是在1927年的惨败后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所创立起来的可观的基础（包括红军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几乎全部覆灭。如果不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左”倾路线，更换了党的领导，扭转了局势，那么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显然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局面。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问题的划时代的标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中国革命又一次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扰乱。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任要职的王明被派回国，他带来了一套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拉向右转的思想和措施。由于王明有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后台，所以党很不容易地才克服了他的这种错误倾向的影响。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证明：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但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定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和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这样才能保持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
如果放弃斗争，一味乞求团结，统一战线必败。王明企图在中国党内推行右倾路线虽然失败了，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所执行的全套策略，始终不能理解并表示怀疑。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西方各国相对而言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必然出现许多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从来没有的新奇的事情。最显著的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到经济上很落后的农村中，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以对中国的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为依据，毛泽东得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思想。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是不可能提出并坚持这样的新观点、新思想的。一般地说，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总要冲破一些旧的传统观念，所以要有理论勇气。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点教条化，以至成为束缚人们的头脑，限制人们的实践的框框的人就是当时举世公认为对解释马克思主义最有权威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敢于并能够冲破这种束缚是很难做到的。
由此可见，为什么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总是把毛泽东在40年代初发起的整风运动看成是可疑的异端。虽然毛泽东在整风中说的只是中国党内的问题，并不涉及其他。但是第一，整风运动中主要受到批评的是王明这个苏联和共产国际视为宠儿的人；第二，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有一些死守马列书本，依据俄国经验的现成的公式。例如，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就要以城市为中心，解决中国问题似乎也只需并只能依照这个公式。而毛泽东发动的整风，实际上就是向这种公式挑战，否认这种公式。
毛泽东在1941年5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是说明整风运动的基本思想的第一篇文献。这篇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内有些“言必称希腊”的人，说他们“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二版799页）这里所说的“希腊”，实际上恐怕就是指苏联。固然在这篇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斯大林主持编撰的《联共（布）党史》，这种评价是否适当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同上，803页）可见他并不把苏联的经验当成普遍适用的经验。他所重视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278页）如果中国革命不是走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国的权威判定的天经地义来进行，抗日战争就不可能持久进行，1949年的胜利也完全不能想象。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在解散前的几年中，它对中国党的干涉越来越少。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周恩来选集》下卷312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做法至少是有怀疑的。他们不大能理解农村游击战争的意义，不大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如同他们不大能理解在统一战线中又斗争又团结的策略一样。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彻底胜利，而且认为中国革命不宜取得彻底胜利，这和他们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也与他们一贯不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有关。毛泽东在指出对斯大林应作“三七开”的评价（“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时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41页）周恩来曾说，斯大林虽然有时对中国党有不恰当的怀疑，但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周恩来选集》下卷302页）这都是说，直到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胜利时，斯大林还对中国共产党抱着很深的怀疑。这种怀疑显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最具有理论创造能力的领导人毛泽东的身上。邓小平同志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7页）中国党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顶住国外来的压力，主要应该归功于毛泽东。
邓小平同志十分恰当地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304页）对这个功绩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中国革命是经历多次失败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才能取得1949年的胜利的。
所以邓小平同志又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同上，303—304页）
1956年，人民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这以前，从1953年起，一方面进行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已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的。这虽然是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分得土地的农民实行组织起来的经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政策的经验，都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采取苏联的经验。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所得到的一些经验，显然是不够用的；而中国旧社会在这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经验。
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20—744页）的讲话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里所说的过去少走了一些弯路，可能是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可能包括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应该接受苏联的哪些教训呢？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和苏联不同呢？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具体提到下列几点：第一，“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第二，“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第三，“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在这篇讲话中还提到，“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第四，“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第五，“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第六，“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指”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的问题——引者）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经常在党内告诫，绝不要学苏联那样建立一个从上到下，垂直系统，脱离各级党的领导的“安全”机关。第七，“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里所说的“有些国家”指谁是明显的。这篇文章还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基本方针的提出，是和接受苏联的教训有关的。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出那种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那种也是过分偏于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其他部分隔离开来的倾向，不足以动员国内外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因而是不可取的。由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在那时可以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意见。那时和那时以后，苏联的领导人和理论界都把苏联的模式看成唯一可以设想的模式。世界上反对社会主义和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几乎无不是这样以为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把苏联模式的弊病，看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弊病，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一般都以为，要搞社会主义就得照苏联的模式做。
当然，知道要避免苏联的缺点和错误，企图走另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等于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相当长的曲折道路，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和失败，由于总结了自己的经验，特别是挫折和失败的经验，才能够终于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道路，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毛泽东在上述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到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还说到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等等。这些是突破苏联模式的新的思想的萌芽。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当时也有种种新的想法。例如陈云同志在1956年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见《陈云文选》（1956—1985年）13页）。但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想法，要发展成为足以代替旧的体制的新的体制，还必须经过一个实践的过程。
1980年邓小平同志曾接见一位意大利记者。这个记者在问到毛泽东是否犯过错误时说：“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抄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小平同志精辟地从原则上做了答复。但没有具体提到“照抄苏联模式”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是相当严重的影响。但毛泽东恰恰是最明确地主张不要照抄苏联模式的一个领袖。在毛泽东领导下，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拒绝苏联领导人所肯定的“天经地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个经验使毛泽东确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找出自己的道路。事实上，他是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苏联模式的错误。他是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道路进行探索，在探索中走入歧路。正因为走入歧路，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也就不可能使中国摆脱苏联的模式。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这话也应该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在利用前一时期的经验的时候，当然必须区别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情况。在建设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法，和以往的革命时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把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不加分析地套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以为这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在民主革命时期，通过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阶级斗争观念，动员和凝聚了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并且在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发动起来以后，就产生无穷无尽的摧毁敌人的力量。但是这种经验不能简单地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只用政治方法来动员群众，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就造成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些错误。这些错误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了许多弯路，受到许多损失。
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社会主义时期从错误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在1976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20年的经验，特别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危险局面的“左”倾错误的经验，纠正了这些错误，终于弄清楚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找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套方针政策。
现在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从1957年开始的20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犯了许多错误，其发端在于不按照苏联的模式走完全一样的路，而要另辟蹊径。那么我们在评论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认为本来不应该怀疑苏联的模式，本来可以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做，那就可以避免我们曾经犯过的这些错误。我以为，如果进行这样的评论，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1956年，在中国面前可以说是有两条路好走。一条路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这20多年里走过的路，另一条路就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认为中国应该走这另一条路的至少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如果走这条路意味着什么呢？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在建设中遵循苏联的样板和成为它的“卫星国”，虽然并不是一回事，但的确是密切联系的。历史表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已经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指挥一切。斯大林的后继人并没有对斯大林的正确和错误进行科学的分析，他们在一笔抹杀斯大林的时候，继承了斯大林的许多错误的作风和做法，而且变本加厉。其中也包括自居“老子党”的地位，以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干预和支配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中国才没有沦为苏联的“卫星国”。
从50年代后期起，毛泽东不顾苏联方面来的异议，坚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警惕地注视着苏联领导人日益加剧的对中国的敌视。赫鲁晓夫以逐出教门相威胁，直接向中国提出了侵犯中国主权、控制中国命运的要求，毛泽东领导全党对此作出了毫不妥协的答复。我们现在不来评论60年代初期中国和苏联两党的大论战中的细节。应当说，中国共产党方面在这次论战中提出的有些论点并不完全正确。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维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按照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的权利，是完全正确的。把运用一切手段直至武力来维护自己的指挥棒的权威的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也并不过分。由于赫鲁晓夫和他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坚持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由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维护党和国家应有的独立和主权的态度毫不含糊，中苏两党的决裂成为不可避免，并且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毛泽东在60年代初期做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不惜和苏联决裂的决策，是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的。当时的苏联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他的指挥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很能生效。所以作出上述决定不但要准备遇到从北方来的侵略势力，而且要准备在世界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就中国国内来说，要转变向来普遍存在的对苏联的崇敬，也不是容易的事。毛泽东一生曾遇到许多艰难复杂的局势，要求他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有长远历史影响的、足以表现出他用远大的眼光解决最难解决的问题的才能的伟大决策之一。在1989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完全正确和必要，但是经过了1989年到1991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30年前毛泽东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作出的决策。如果那时不作出这样的决策，如果中国在那时走上上述两条路的第二条路，以至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那么后来的结果会是怎样？对这样的问题要是进行讨论，大概很多人会做出同样的答复。至于在苏联解体前不久，由于各种情况已和30年前不同，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正常化当然是必要的，这为今日中国和原属苏联的各国保持正常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的确，中国在30年前走上上述的第一条路之后，由于独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党和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面临着危亡的局势。现在来讨论这些曲折和错误是否不可避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这两条路都不可取，最好在1957年直接走上1978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错误。我们正是从总结这些曲折和错误，才找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道路。之所以能这样做，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传统。这种可贵的传统的形成，是和毛泽东分不开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党所反复犯过的多次错误为借鉴，确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曾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缺点，试图加以纠正。但因为对错误的认识还不透彻，因而未能有效地纠正。在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虽然他已开始感到，这场所谓革命，至少不像他原先所设想的那么完满，但是他已来不及进行总结，只能把这个任务遗交给后人。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基本思想。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以后，立刻就出现了这样一代新的领导人呢？这一代其实就是毛泽东自己所培育出来的。他们是在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邓小平同志，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1979年起的十几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想望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他的想望就是中国能够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以符合中国情况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些。他还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像苏联那样只有国家的一个积极性，而应该把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在国际上，也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8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发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谈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4月30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这是指台湾——引者）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做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前半生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达到了完全的胜利。他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
综合本文的论述，毛泽东一生是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成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
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