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军事战略(上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乐后圣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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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军事战略(上册)试读：

前言

人类以农业时代的封建王权、工业时代的民主政权、信息时代的文化主权沿袭着文明的基本走势，当我一次次为版图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的国家主权战略转型观照静虑时，我发现人类的文化军事文明正在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影响着人类的命运。人类改天换地的习性不仅充分展示着自身的智慧力量，而且力求成为大千世界的主宰，以人类生活界面承载的全球一体化所努力的地球村运动恰恰是人类春秋战国历史文明的轮回往复，无论世界的变革浪潮如何汹涌澎湃，但人类临近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基本属性还是没有任何改变，那么军队、和平人士还有其他人物究竟该如何思考、观察、传导、防止、限制、结束或平息器械、生物、信息、核、太空战争所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挑战呢？人类不会因为器物世界文明的张扬而彻底改变生物世界关怀生命的文化终极属性，由此，地球村运动背后的战国风云时代所带给人类的军事文明变迁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种变迁就需要我们对战争形式所处的这个战国风云时代的人类地球村运动有所真实的理解。人类被抛弃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任何明确的理由，却始终在为自己寻找新的解释，然而，我相信在一个人类永远不可能知晓的地方，有一团东西在看着我们发笑，宗教将这个东西叫做：归宿。一个人如果能在金钱与享乐中获得最终满足的话，无须信仰宗教与从事战争，当然，死亡却是不得不尊崇的，这是取消一切问题的最终圆满方式。人类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战争都是以意识形态为理由而发起的，但是，所有以意识形态为名义的战争，都将是以经济利益为终极目的，似乎人类战争发起者大多习惯于用意识形态作为外表来掩盖藏之于内的经济目的。一切战争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一切为了意义而发生的战争，终将在时间消磨下，磨蚀了意义，仅仅剩下了对于战争的记忆。战争的意义就在于人要在战争中死去。至于发动战争的理由，不论是为着意识形态或是为着经济利益，皆可看作是等而次之的理由，战争的本质意义就是灭亡，战争是一种运转功能，运转的结果就是产生灭亡，至于这架机器，可以有很多种类，唯独产生出来的产品仅有一种，即：灭亡。当人类传统的国家要素在地球村运动中被文化符号、商标符号、货币符号所影响并产生新的革命战争形式；人类便开始期待文化军事战略为地球村运动提供一个和平发展的基本保障。在战国风云时代干预战争的行动不应该再是消防队员似的外交官员，更不应该是事后诸葛亮似的政治、经济、军事干预，而是在未来战争形态理解基础上发展着眼未来的预防性军事措施。东方军事文明中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及兵不见血刃的兵道境界是人类文化军事战略厚重的历史皈依，人类文化军事文明的觉醒是世界理性的回归，当文化战争伴随人类地球村运动在无边际的战场硝烟弥漫，仅凭传统意义上的军队和器械装备已经无法实现大战略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也无法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地区安全、全球安全。显然，人类的战争正在超出军人、军队、军事的范畴，越来越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宗教领袖、文化领袖、科学家、企业家甚至银行家们未来殚精竭虑的伟大事业。

在全球化浪潮正席卷社会生活各领域的21世纪有种种迹象表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碰撞、摩擦乃至对立、冲突将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文化是某个社会和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慧与情感方面不同特点的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生存方式、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确认在相互信任和理解的气氛下，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承认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文化的多样性，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发展文化间交流的基础上开展更广泛的团结互助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走势，文化尽管受到由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所积极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文化多样性是一种挑战，但也为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进行新的对话创造了条件。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各群体和各社会之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在日益走向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中，必须确保具有多元、不同和发展之文化特性的个人和群体的和睦共处，主张所有公民融入和参与的政策是增强社会凝聚力、民间社会活力及维护和平的可靠保障。因此，这种文化多元化是与文化多样性这一客观现实相应的一套政策。文化多元化与民主制度密不可分，它有利于文化交流和能够充实公众生活的创作能力之发挥。文化多样性增加了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它是发展的源泉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享有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捍卫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军事革命的迫切需求，它与尊重人的尊严密不可分，人类的军事革命总是比武器革命先行一步，当人类革命性的军事到来之后，革命性武器的到来就是必然的事了。随着人类信息时代伴随文化多样性与全球世界文化一体化矛盾序幕的拉开，在全球信息化文化主权时代丧失独立文化坐标的国家就会造成社会庸俗、劣质、僵化、腐败、没生机、无内涵、无后劲、缺创造的根源。文化正在决定民族、国家、世界、文明和整个人类的命运，人类文化的自觉所造成的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无论是宁静还是狂欢，一切的发生发展都是由人们的文化主观愿望所留下的直接后果，文化直觉所带来的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最易生成变化的力量。人类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和革命都是由于文化观念和文化方式被深刻地自觉后的结果，如果人类没有对战争或革命普遍深刻的文化认同，任何一场战争或革命都是艰难的幻觉，人类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构建最终体现的是人类绝对的文化自觉。和谐世界构建与构建和谐社会并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文化主权国家从人文视野和文化军事战略上重建内在生命最根本的动力源泉，文化军事战略是揭示人类文化军事革命新走势而进行创新的战略理论探索，对开启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的人类文化军事文明具有前沿战略价值，文化军事战略同体现战斗力的伤害性暴力战争暨革命武装军事战略最本质的区别是渗透力、震慑力、分化力、组合力、磨合力、整合力、构建力的军事战略的集中体现。

人类自20世纪末以来对文化重新定义和认识无异于人类发现了一个内在的世界，其意义不亚于人类对自然和宇宙的发现，不亚于人类对科学体系的发现。我对文化军事的关注，缘起于人类工业文明时期日本军事变革消纳吸收中国佛教与日本神道，而最后以文化军事面目出现的日本武士道精神真实的击溃了当时亚太地区海军装备超级大国清朝北洋水师的心灵震撼；我对文化军事的认真思想，缘起于毛泽东、邓小平的警防和平演变方略；当我1995年著作出版《投资银行整合资本市场》时，我便深刻的认识到兵不见血刃的投资银行业务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最终会走向主营国家的破产与重组；当我1999年著作出版《文化产业浪潮》以全新的视角关注文化国土资源时，我便意识到人类传统的国家要素将被文化符号、商标符号、货币符号所取代并产生新的国家变革力量。我对人类和平发展时期文化军事建构的坚信，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亚洲金融危机；持续不断威胁人类安全的地震、海啸、飓风、瘟疫等突发事件以及世界超级大国布什总统宣布创建的白宫信仰与社区行动倡议办公室；世界超级大国“9·11”事件以及世界正在蔓延的雪松革命、天鹅绒革命、玫瑰革命、橙色革命、日本首相朝拜靖国神社、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前军事大国苏联向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出售飞机、卫星、航空母舰用于民用事业和军事旅游事业；世界超级大国中央情报局(CIA)推翻伊朗总理摩萨台的阴谋、大石油公司的傀儡——伊朗国王重新执政时所做的种种残暴事件、沙特阿拉伯国家的洗钱事件、厄瓜多尔总统杰米·罗尔多斯和巴拿马总统奥马尔·图勒何的惨遭暗杀、亚马逊河上石油公司和传教机构相互勾结的辩解、柏克德(Bechtel)与哈利伯顿(Halli-burton)和其他世界超级大国资本主义的重要支持者在国际上的倒行逆施、世界超级大国单方面无故侵犯巴拿马并逮捕了巴拿马独裁者曼纽尔·诺列加、缅甸国父昂山将军遇刺身亡所留下的民主斗争后遗症、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被害、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的政变等重大系列事件让我陷入深深沉思的结果。当我2004年著作出版《国家和平发展战略》、《和谐社会构建论》时，受世界超级大国大电影《后天》的影响又使我陷入人类已经进入气象战争、环境战争的深刻思考，由此引发了我思想和平发展时期中国军事变革的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当今人类社会还有什么比文化军事建设实现和平国防与和平军事建设更加重要呢？我们确实处在一种世界重组的萌芽阶段，特殊的文化成为人类社会创新的源泉，这个世界不存在一个文化中心决定论，今天的世界演变已经非常复杂，世界的全球化模式是文化大国根据人类的文化资源所选择的必然模式，在这个时代人类最根本的变化是不再用分离的观点来看待欧洲、美洲、亚洲、非洲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今天的世界必须要求我们用宇宙全息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全球化是世界变化的一个真实现象，八国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会议、上海合作组织高峰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世界社会论坛、中非论坛、亚欧论坛、博鳌论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全球万人气候大会等等人类的新生事物正在挑战传统意义上的神秘、神圣、权威而正在走向透明、平等、娱乐的时代，这就是世界的变化。由此文化军事战略所告知人们的是人类在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的发展趋势以及遏制暴力伤害性战争的希望。从而也使我更坚定的相信，在人类对文明集体失忆后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中，未来人类的世界战争是由主导人类意识形态的文明而发起，最终也只有建构人类文明的文化才能遏制并终结未来人类的世界战争。文化作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其起源依赖于人的超越精神——超越自然界或动物界的生活方式，超越囿于个体或囿于自我的生活方式。所以小我来自大我的超越精神乃是文化之树的根基，而哲学、科学、艺术、道德、法律、政治等各种文化形式，则是文化之树的花果。文化的发展，也依赖于超越精神——超越既往的个体和群体已经获得的成果，但又不脱离其根基。人类的超越精神在各大文明中均集中体现为宗教，而宗教则成为它们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称为“道教文明、儒教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犹太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神道教文明”、“印度锡克教文明”等等的原因，宗教依其本质是一种动态的力量，永远在变化和自我更新。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们发现宗教精神对文化发展有决定作用，而我们现代人则发现世俗化的文化会日益肤浅或平面化，甚至衰败而背离文化本质的原因。信仰、革命与权力就是构成人类社会的此类象征性结构以及权力象征性实践基础的基本动力。权力的象征性结构实为其中的核心。而权力“共谋”或信仰共享的精神性概念则是权力象征结构的内核。权力、信仰、秩序构成了人类未来社会的象征性结构及其权力象征性实践的基础和基本动力。相对于当代全球化的人类社会的改革与变迁而言，个人精神权利的独立，制度宗教的专业化、社会化(与世界相对而言的社会化)，必将促成这个象征性权力结构的转型，而世俗权力亦将围绕这两种因素的独立形式，改变自己的存在结构，特别是改变自己的合法性证明方式。改变了固有的权力秩序所包含的宗教信仰意义，权力不再需要信仰了，但是，秩序却需要信仰和宗教及法律一道参与其中。当宗教、信仰成为个人精神权利的时候，国家权力理性化以及世界宗教真实性的过程就可以基本告一段落了。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或多或少体现在人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了。倘若个人的精神权利正以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得以关注并被建构，那么曾以精神建构为价值核心的政治革命亦可能被分解为若干不同的社会层次。在此情形之下，人类即使再度发生信仰危机，那也会超越精神建构层面的公私、正邪之间的冲突，只局限于某个宗教社团内部，而不会危及整个世界并转换成为所有人类的信仰危机了。

历史作为人类生活的过程正在逐步加速。社会作为人类生活的群体正在日益混乱。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方式正在急剧变化。历史的这种加速已经到了极其重大的事件很快就被新的事件冲淡，以致来不及认真总结经验的地步；已经到了程度极小的走向错误，就可以带来程度极大的苦难灾祸的地步；已经到了使人习惯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因而听之任之、麻木消极，甚至醉生梦死的地步。社会的这种混乱已经延伸到从政治到经济，从观念到形象，从群体到家庭的每一个领域；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由于对外界绝望而更加以自我中心，由更多的自我中心又导致了更多的混乱；已经使许多人为了“以毒攻毒”而忘记了想要使用的毒药——铁板一块的强制秩序在根本上的无效与祸害。文化的这种变化，正在使自然资源枯竭，使自然环境恶化，正在毒化生命离不开的水、空气和土地，正在毁灭人类在宇宙中唯一的家园；正在使社会结构解体，使社会环境恶化，正在毒化人生离不开的家庭、亲友和人际关系，正在破坏人生注定要依托的社会；正在使贫富(不但是财产的贫富，更是权力和资源占有的多寡)空前悬殊，正在使人远离正义原则，正在使人禽兽化，正在使人心石如铁，正在毒化人性本身。人生，是生命的过程；人类生活，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的生命过程，也是有别于一切物性的人性的实现过程。这个过程正在受到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巨大的威胁。自我中心主义不但会导致人在物质意义上的死亡，而且会导致人在精神意义上的死亡，即人的物化或非人化。自我中心主义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群体的。个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使个人与自然疏离，与他人疏离，与自己的人性疏离，导致个人的罪恶或非人化；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使本群体与自然疏离，与其他群体疏离，与本群体的人性疏离，导致群体的罪恶或非人化。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把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对立起来，把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对立起来，把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对立起来。它通过把自己群体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视为中心、优越甚至绝对，撕裂了整体人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为本群体和人类整体带来灾难。然而群体自我中心主义的种种表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阶级斗争主义、文化上或宗教上的绝对论或唯我独尊论等等，完全可能毁灭自己的和别人的民族、阶级、国家中的千百万个人，或者把他们变成野兽；完全可能导致摧毁自己的和别人的(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甚至完全可能毁灭地球和人类本身。群体自我中心主义正在威胁着人性，正在威胁着生命。所有这一切，是作为整体的人类之分裂，是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之非理性，是作为有智慧者的人类之愚蠢。人类相互依存性正在日益加强，同时却滞留于个体自我中心主义和群体自我中心主义，因而彼此对立的人类，需要一种顾及整体的全球主义。面对科学主义的主客对立日益加深，个体尊崇理智而整体陷于愚蠢的人类，需要一种对超越主客对立、超越工具理性的大智慧的热爱。人类生活面临巨大威胁，因此迫切需要为了生存需要行动；行动之前，需要思想。这就是文化军事战略所透释的哲学意义。

我们所处的文明时代鼓励公平正义、和谐和平合作等价值观念。我们的社会教育是谦恭忍让的教育。这些和善和谐和平的价值理念以各种方式被确定给我们的族群社会，我们的族群社会缺乏迎接真实世界中必须面对竞争、斗争与战争的教育。我们的文明也许会否认这个事实而呈现出更加祥和的远景幻想；但我们能够真实的感受到我们的族群社会在客观的生存世界中充满着战争的挑战与印痕。这样不是说我们辜负了和善和谐和平的努力，而是说我们自己无法改变人类自身的习性。我们作为动物有攻击的冲动，面对同类的功击我们不能置之不理，阻止攻击和反抗攻击是我们面对同类动物挑战的生存法则。人类一直依赖国家、家族、组织机构来照顾个体，当人类面对全球化的文明，现在所需要的是切实有效的智慧帮助我们处理冲突，应对每天都会面临的竞争、斗争与战争。这种智慧不是教导我们如何强悍地获得想要的东西或者如何保护自己，而是引导我们如何更加理智、更有策略地应对冲突，通过灵巧机智的行动处理各种复杂困难的局势。战争不是与其他社会活动毫无牵涉的独立领域，它不是肢体的博弈，更不是装备与装备最后的竞争，它是最终以人与人、人群与人群、族群与族群的心智对抗，这其中有人性中最完美也有人性中最肮脏的动物本性。人类的战争文明反映了人类社会几乎无所不能挑战自身的社会趋向，在全球化的文化主权时代，恐怖战争是使人类失去抵抗意志、摧毁战略谋划能力最根本的战争方式。恐怖主义者让不定时的暴力行动弥漫于整个公众领域而使大众感受恐慌、恐惧、恐怖，恐怖战争的目标不是取得战场上的胜利，而是要引起最大的族群混乱并刺激对方进行过度地反击。挑战全球化社会的恐怖战争为人类的文化主权时代制造出无所不为的媒体传播假象，这种神经化的战争造成的恐怖主义伤害效果就是为了使受害的族群屈服于恐慌、恐惧、恐怖。人类要谋划出最有效的反恐怖战争战略，那就是让受威胁的人群、族群、人类面对恐怖行为、行动时具备认识大千世界物竞天择的心智觉醒的文化环境。人类的精英领袖们要采取可能的措施阻止更多的恐怖战争袭击，面对恐怖主义者随机的行动往往可靠的心智比军事力量更具有价值，精英领袖们通过威慑人类的各种事件争取世界的看法或者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孤立恐怖主义者散发伤害大众确又是使大众感到恐惧、恐慌、恐怖的各种文化、科学、疫情、灾害等资讯是文化军事战略所提供的战略思维模式。当然，在一个联系密切开放的世界里从来就不会有绝对的安全，关键是我们能够容忍自己的生活中有多少威胁存在，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一种威慑的力量可以遏止人类的超常规战争，而这种力量正是对人类战争文明原始形式的回归，相互面对坦诚交战，一种力量与力量的简单较量，在这样的文明战争形态中，保存国家的力量和能量并把它们集中在最有力的焦点上是构建文化军事战略的动态格局。那就是找到国家文明与文化的资源并深入挖掘，深度和强度要胜过宽度和广度，当我们以文化军事战略资源的整合来提升国家力量的希望时，文化军事战略的杠杆效应就会保障人类可持续的和善和谐和平。如今的时代是虚假与真实、新闻与娱乐之间的界线比人类的任何一个文明的时代更加模糊，这为世界的野心家推销温柔的恐怖主义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媒体急不可待的寻找有娱乐价值、有戏剧特色的事件来满足大众的需求，大众对于那些略似真实又荒谬虚幻的事情根本无从抗拒，这就是一种真实与虚幻相融合的文化战争在伤害大众的本质。人类是一种习惯性的好奇动物，总是希望通过别人的行动来揣测出某些娱乐性的东西，这样大众往往会心慌意乱的受到威吓恐慑。世界在文明转型中虽然充满危险，但堡垒的作用似乎还是最安全，孤立会使你暴露在更多的危险中。所以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手段就是周旋在盟友中，这就是我们要选择操控、掌控、制控文化军事文明的根本意义。

随着人类地球村运动使世界秩序剧激变革的新趋势，人类对文化符号、货币符号、商标符号重新建构全球化体系的革命性认识越来越清晰，人类生存规则的本能告诉我们的天性，我们有责任为这个透明、平等、娱乐的人类新时代勾勒出一种战争与反战争的智慧规则，用这种规则服务人类期盼的和平与和谐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上最严酷最认真的策划、组织和执行，人类的战争规则发生了变化，而我们的军事战略性思维必须发生变化，因为战略是战争的根本，战争是对组织者全方位的考验和不折不扣的执行。人类从热兵器时代走向冷战的终结、软边界国家的兴起、高科技园区在全球的泛滥、跨国公司与宗教在全球的纵横捭阖、跨国协会与组织在全球的施横合纵、国与国互存关系在全球的长短权变、人类的生存需求与时空趋向太空化发展，这一切的新变化都由不得我们乌托邦式的僵守持旧，人类面对这一切的变化所产生的焦虑、暴力、恐惧、绝望、贪得无厌的倾向、永无停歇的竞争，已经制造出了我们所谓的社会结构，包括它的道德及暴力。因此，身为一个人，你必须为世上正在发生的战争、混乱、内心与外在世界的冲突负责。我们的知见和心智应该从这种人类的新变化中觉察自己并为这个世界负责，如果我们想宁静地活着而退缩到寺庙、修道院、军营、校园、工厂、办公室、家庭以及我们自我封闭的精神意识已经无法实现，在人类处于这样的水深火热的时候我们必须创造一种非暴力的文化军事训练、规则、运动来为人类的幸福服务。这就是我理想中的文化军事战略，它应该适应于各种宗教信仰以及各种民族文化精神信仰的人们。我试图以修道、悟道、证道的方式学习禅宗祖师达摩的心法，以达摩智慧从人类文明根脉的中国文化精神开始梳理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朱熹理学、佛教、道教、禅宗、儒教、医道、瑜伽、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及日本的神道、武士道、日本国祭文化、美第奇家族操纵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等灵性脉络启迪建构文化军事战略的信心。文化军事战略在人类社会丢失文化后集体失忆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黑暗时代，也许会成为人类未来的一种重要的智慧力量，但愿它可以启迪众生学会祈祷感恩忏悔欢喜祝愿来关心关爱自己的生命、启迪人类社会中的精英学会拯救正在危险和灾难中的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启迪人类社会中的领袖学会处理人类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时临危不惧的动静一如般的禅定状态。当然，大众智慧对文化军事的认同并不断地丰富文化军事战略服务人类的幸福事业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和谐世界最重要的因缘，因为人类毕竟已经走进了透明、平等、娱乐的时代，文化军事战略向人类揭示了传统的武力、权力、势力逐步让位给操纵力量、整合格局和执行符号的精英领袖的客观规律，苍茫宇宙，大千世界，展望未来，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清醒认识世界局势中诸多矛盾和危机，实事求是地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才是人类在新的历史文明时期最基本的生存价值观和努力方向。《文化军事战略》是人类积极和平运动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文明进步摈弃暴力战争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类在暴力战争以外运用自身的力量进行和平努力的平衡砝码。当然人类的有序和平竞争，实现力量均衡，没有人能够否定暴力战争的作用，因为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反和平的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和利益而使用暴力战争。《文化军事战略》的积极意义是为了控制和遏制伤害性暴力战争不能任其发展，促使伤害性暴力战争回到和平发展的框架以内通过和平文明手段的角逐获取国家最大利益。古今中外个人影响集体的战争从来都不曾间断，世界也并没有因为革命和反叛得到改善，所有改变人类的运动都是从星火而成燎原开始，但是制度永远无法改变人类，人类却在永远改变制度，社会运动和政治改革乃至军事革命都无法彻底改变这个世界，因为人类的自我感知与其他生命的关系创造了世界和宇宙的秩序，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万物如云水般流逝，无论我们多么渴望，时间永远不会为某个人驻留，每个有思想的人都不愿意自己在世界上庸庸碌碌的无所作为，而是希望能在短暂的人生中尽其所能不断发展提高和完善自己，这种提高和完善的能力是在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过程中通过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而改变自己的行动来实现生命的存在状态。改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激发自己的创造性或如何进行创造性的改变？而创造性正是世间万物发展的动力所在，人类不断地思考和求索是深入事物内部的规律激发人类的潜能从而发展完善人类自身的真理。人类的发展始于每一次的尝试，不论是成功的尝试还是失败的尝试。因此思想的力量仍是目前世界中最被尊重的力量，人类只要能够很好地运用这种力量就能够在曲折中不断前进，不断完善自我并不断改善我们的世界。文化军事战略就是探索人类如何掌握这种力量，如何恰当地运用这种力量，如何建设性地、创造性地使用这种力量的战略规则。《文化军事战略》是推动人类适应宇宙全息观、科学发展观、东方文明天人合一哲学观为基础的军事战略理论创新，它涉猎了国际政治、国家安全、国际关系、文化哲学、国家哲学、文化人类学、军事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事指挥学、军事装备学、军事管理学、军事传媒学、军事运筹学、军事思维学、信息作战学、边防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法学、军事后勤学、军事运筹学、军事社会学、战争暴力论、战争形态论、战争时空论、战争力量论、战争动员论、战争思维论、战争效益论、战略道德论、战争控制论等学科，建构《文化军事战略》的目的是为了国家间角逐对抗方式要进行有限控制，不仅对伤害暴力战争的手段强度要进行有限控制，而且对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和平手段的使用也要进行控制，为彻底摆脱人类伤害性暴力战争走向和善、和谐、和平文明导引方向。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消纳吸收了古今中外大量的历史文献和中外学者的著述，尤其受到兵家的《武经七书》、医家的《黄帝内经》、儒家的《论语》、道家的《太平经》、《道德经》、佛家的《华严经》、《楞伽经》、《金刚经》、宫本武藏的《地、水、火、风、空五轮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约翰·托什的《史学导论》、恩斯特·布莱萨赫的《西方史学史》、迈克·本特利的《现代西方史学史导论》、布莱恩·蒂尔尼等的《西欧中世纪史》、杰克逊·斯皮瓦格尔的《西方文明简史》、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杰里·本特利等的《新全球史》、德尼兹·加亚尔等的《欧洲史》、罗兹·墨菲的《亚洲史》、罗伯特·E.勒纳等的《西方文明史》、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自传》、普普尔·贾亚卡尔的《克里希那穆提传》、索福罗尼的《俄罗斯精神巨匠——长老西拉》、莱尔的《英国复兴领袖传》、穆罕默德·胡泽里的《穆罕默德传》、艾克敏的《布什总统的信仰历程》、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等智慧的重大影响，在反复阅读吸收这些经典的基础上奠定了建构《文化军事战略》的信心和勇气，由此我怀着对大千世界深深的慈悲、爱与责任建构了《文化军事战略》，我深信《文化军事战略》是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我只是对这个神圣的命题进行了比较完整、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在此，特别对上述图书的作者、出版人、出版社及本书标注的参考资料作者的智慧表示感谢!并对古今中外那些为人类的军事文明做出贡献补益了我的思想的前辈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我也对为人类军事文明正在奋斗努力的同辈及后学表示最诚挚的祝愿!人类只是大千世界中的匆匆过客，我们所有的努力在宇宙时空浩瀚中都显得如此苍茫，但文化和文明就是通过人类与宇宙共同律动的点滴积累与沉淀，建构着人类的灵魂和未来的生命发展方向，我诚愿向所有努力和努力着的人类以及生命界致敬!更向生养我们的父母致敬!拙作《文化军事战略》所期待的是引领人类在有限的文明时空中融合和平发展的主旋律，推动人口资源大国与文化资源大国成为主导地区安全和世界未来的责任大国，推动和谐世界建构运动成为全球性的浪潮，推动可持续的和善、和谐、和平文明成为全人类的超级力量，其实这一切所述才刚刚开始……乐后圣2007年12月12日于京西香山云居山房

Postscript

The culture of the human being has been following the essential stream as feudalistic diadem in the Agriculture Age, democratic regime in the Industry Age and cultural sovereign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When thinking over the stratagem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sovereignty, which includes territory, economy and culture sovereignties, I've discovered that human's civilization on cultural military is inevitably affecting human's destiny.Man's propensity to change the world not only shows their strength and wisdom, but makes them try to act as the dominator of the world.The Global Village Movement(GVM), which aims to turn the earth as a whole, is exactly a repeating palingenesis of the historical culture dating back to Ancient China.No matter how great the world's change is, the law of the jungle still remains.Then how should the army, people spark-plugging peace and others think over, observe, relieve, prevent, limit, end or subside human's survival crisis and challenges caused by weapons, biological warfare, information, nuclear, and aerial warfare.Fortunately, even with material civilization developing so rapidly, human will never completely change their virtue of caring for lives.Therefore, flux on human's military civilization brought by the global competition is being carried through like a raging fire.The flux requires us of well understanding the EVM in such a competitive world.Human exists in this world with some uncertain reason, and we are trying to find out some other explanations.I am sure in some place unknown,there's something laughing at us, which is called“end-result”in religion.If one could satisfy himself with fortune and enjoyment,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him to believe in religion and undertake warfare.Indeed, he has to honor death, which is the best way to rid himself of all the problems.The most famous wars in history were all declared with a reason of ideology, but actually, all these wars aimed at economic benefits.It seems that war declarers were attempting to conceal their economic purpose with a reason of ideology.All wars are meaningless and all wars with so-called meanings will turn out to be meaningless.They can only be remembered-as wars.The“meaning”of wars, in a world, is to cause casualty.As to the reason, whether ideology or economic benefit, it is not persuasive.The major“meaning”of wars is to bring perdition.Wars are a kind of mechanical operation, which results in extinction.The machine can be various, but the product is the same-extinction.When the traditional elements of a state are influenced by symbols of culture, industry and currency in the GVM, human is expecting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to provide the movement with a basic guarantee for peaceful development.Nowadays, it should not be the diplomats or the means of politics,economy and military, but the defensive military equipmentthat intervenes in the warfare.To win a war without blooding and sacrificing was considered the greatest victory among eastern military civilization, which is the convert in the history of human's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The awakening of human's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can be seen as rational regression of the world.When cultural warfare, in the times of the GVM, appear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earth, human can no longer keep them safe with traditionalarmy and military equipment, nor can they maintain a state's benefits and sovereignty, regional and global safety.Obviously, warfare is beyond the concepts of soldiers, armies and military.It has become a great career of politicians, philosophers, religion and culture leaders,scientists, entrepreneurs, and even bankers.

In 21st century,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various fields of social life, there are many signs show that the impact, attrition, and even the opposi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s, cultures and religions, will be an important factor to influence the world's situation.Culture is the summation of spirit and material, wisdom and emotion, of some certain society and some certain social community.In addition to literature and art, culture also includes lifestyles, survival styles, value system,traditions and beliefs.In the atmosphere of mutual trust and understanding, respecting the cultural varieties, toleration, dialogues and cooperation are the best guarantee of global peace and safety.To acknowledgethe culture varieties, be aware that human is a unitive macrocosm and help one another in a wider range are a main trend in human's development.Though globalization is a challenge to the variety of culture, it also creates chances for new dialogue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Culture bears different forms in different times and in different places.Its variety incarnates uniqueness and variety of forming human colonies and societies.The varietyof culture is the source of communication, reformation and creation.It's necessary to human as the variety of creature is important to the maintenance of eco-balance.In terms of this, the variety of culture is human's common heritage and it must be confessed and ascertained on half of ourselves and our offspring.In a society of more and more diversification, we must insure that individuals and group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get along well, and claim that policies involving all citizens in are dependable guarantee to increase social agglomeration, civilian social energy and maintain peace.Therefore, multi-cultures are a set of policies relevant to the variety of culture.multi cultures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democratic systems.It is good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an enrich people in creation.Culture diversity give us more chances;it's one of the source of development.It is not only a factor promoting economy increase, but a means for people to have satisfactory talent,emotion and moral spiritual life.To protect culture diversity is an exigent need of human's military revolution.It can't be separated from the respect for man's dignity.A military revolution is always ahead of a weapon revolution.When a revolution military affair comes out, revolutional weapons are to come out.As the contravention between culture diversity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ppearsin this information age, countries losing their own cultures will turn to be vulgar, tin-pot, rigescent,unwholesome, unanimated, exanimate and short of creativity.Culture determines the fate of a people,a country, the world, the civilization and the whole human.The results brought by culture consciousness, happiness or distress, war or peace, serenity or revel, are all direct aftereffects left by people's subjective wishes.They are the most effective, easily changeable strength and cost least.Every large-scale war and revolution in history was the result of cultural notion and style being profoundly awakening.If human didn't have the culture identification on war and revolution, any war or revolution is a hard hallucination.Human'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world will finally incarnated absolute culture consciousness.For a cultural sovereignty,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world and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steadfastly follow a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from perspectives of humanity and culture military stratagem, is the most essential power and headspring in to rebuilding her inner life.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is a creative research into discovering the new trends of human's culture military revolution, which has advancedstrategic value to start human's cultural military civilization of the limited age of Globalized developing earth.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is different from the armed revolution military stratagem of harmful and violent wars, which incarnate battle effectiveness, in that the former is the centralized embodiment of penetrability, eterrence,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constructive abilities.

Since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the re-definition and re-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is just like that human has found another inner world.Its significance is nothing less than the discovery of nature and universe, as well as the discovery of the scientific system.My focus on cultural military arose from the shock in my soul brought by Japanese military innovation, which absorbed the essence of China' s Buddhism and Japan's Shintoism, formed into Japan's Bushido spirits, and finally beat Beiyang Navy of the Qing Dynasty-the superpower in that time in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s.My philosophizing thoughts about cultural military arose from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s defensive strategy againstpeaceful evolution.When in 1995 I wrote the book Investment Bank Conforming Leading Capital Market,I realizedthat investment bank service would result in a country's bankruptcy and recombination without battles;when I published Cultural Industry Tide in 1999, which focuses on cultural territorial resources in a brand-new view, I realized that a nation's traditional element's will be taken placed by the signs of culture, brand and currency, and then bring new innovation strength to it.My confidence in the cultural military construction in the period of human's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the result of my thinking about the serious events like Korean War, Vietnamese War, East Europe 's Upheaval, the Soviet Union's collapse, Gulf War, Kosovo War, Afghan war, Iraqi War,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constantly threatening disasters like earthquake, tsunami, hurricane, plague,White House Belief and Community Action Promoting Office created by American president Bush,the September 11, the world-widely pervading Cedar Revolution, Velvet Revolution, Rose Revolution,Orange Revolution, Japanese Premiers'visit to Yasukuni Shrine, South Korean's Application of Gangneung Dan-o Je Festival as World's Heritage, former military superpower Soviet Union's selling Chinese individually-run enterprise owners aircraft, satellites, aircraft carrier for civil use and military travel, CIA's uncovering Iranian premier Mohammad Mossadegh's polt, the inhumanity committed by big oil companies'puppet-King of Iran, Money Laundering in Saudi Arab, the assassinations of Ecuadorian President Jaime Roldós Aguilera and Panaman President Omar Torrijos,the defensive answer of act in collusion of oil companies and missionary organizationon Amazon River, the retroaction of Bechtel, Halli-burton and other supporter's superpower capitalism, the invasion of Panama by superpowers, which lead to the catch of Panaman's dictator Manuel Antonio Noriega, the squeal left by the assassination of Burman founder Aung San, the murder of Philippine President Corazon Aquino and the coup by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 etc.When my books A Nation's Peaceful Development Stratagem,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came out in 2004, affected by the grand movi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 was encouraged to think over the problem-what the strategic goal of Chinese military innovation should be in the perio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wha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militar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peaceful national defence and peaceful military construction.We are sure in a rebuilding world in swaddlingclothes.Special culture has become the source of social creativity.There is no determinism of cultural center in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has been evolved to be quite complex.The world's globalization mode is a necessary mode of a great cultural country's choice on the basis of human's cultural resource.In the present era, the most essential change of the human lies in that we are now looking on affairs in Europe, America, Asia and Africa as a whole.The world today requires us of looking on all the matters in a point of universal holographicalism.Globalization is a real phenomenon.New organizations like G8 summit, ASEAN Regional Forum APEC, SCO, World Economic Review, Society Global Forum, Central African Forum, Asia-European Forum, Boao Forum for Asia(BFA), the Six-Party North Korea Talks, Bali Island's Weather Conference, etc.are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mystery, sanctity and authority, which would lead to a transparent, equal and recreational age.This is the change of the world.In this way,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lets us into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globalized development of the earth in the limited age, and the hope of preventing violent wars.It also make me believe, when people are suffering from a civilization amnesia and insane, the world war in the future will be launched by the civilization of ideology and eventually, only the culture based on human's civilization can prevent and end the war.as human's lifestyle, Culture's origin relies on human's spirit of exceeding-a lifestyle exceeding nature or animality and a lifestyle exceeding individual or self.Therefore, the exceeding spirit that a small self comes from a greater self is the root of the tree of culture, and all kinds of cultural forms, such as philosophy, science, art, morality, law, and politics, are the flowers and fruits of the tree.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depends on the exceeding spirit too-exceeding the achievements reached by previous individuals and groups, but it doesn't break away from its root.Human's exceeding spirit is incarnated as religions in various civilizations, and religionsare their soul.This can explain us why they are called Taoism Civilization, Confucianism Civilization, Buddhism Civilization, Christianism Civilization, Islamism Civilization, Judaism Civilization, orthodox Church Civilization, Shintoism Civilization and Sikhism Civilization.Religions in nature are a kind of dynamic strength, which change and renew constantly.This is why historians and litterateurs found religionary spirit determine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while we have just found that secularized culture is of superficialness and comlanation, and even fall down to lapse from the essence of culture.Beliefs,revolution and power are the basic motives making up the token structure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token practice base of power, and the latter is the core.And the spiritual concept of power complot or belief share is the kernel of the token structure of power.Power, belief and order form the base and basic motive of the tokenstructure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token practice base of power.Compared to the globalized innovation and variance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present age, the independence of individuals'spiritual power, and the special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of systematic religions will definitely help to the trans-conformation of the token structure of power.And mundance power will change its existing structure due to the two factors-especially change the way of proving its validity.Once the religionary sense included in the connatural power order has changed, power won't need belief any longer.But order still needs belief, religion and law.When religion and belief become individuals'spiritual power, the process of a national power's rationalisation and world's religions'discarding the false and retaining the true can be brought to an end.Actually, this process can be seen, more or les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since the World WarⅡ.If individuals'spiritual power is being paid attention to and constructed as franchise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n political revolution, which once considered spiritual construction as the core of value, can also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ocial levels.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even if human encounters another belief crisis, we will avoid the conflict betweenpublic and private, justice and evil.The conflict can be controled within some certain religious group and will not threaten the whole world, and then become a belief crisis of human being.

As a process of human's life, history is accelerating.As the group of human's life, socie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nfusing.And as the way of human's life, culture is changing acutely.The speedup of history reaches so high that it has now been diluted by newborn things and that it's too late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It also reaches to the degree where a tiny mistake will bring a huge tribulation and disaster;to the degree where people are used to the sense of uncertainty towards the future and to the degree where people let matters slide, sackless and negative, and even lead a befuddled life.The confusion of the society has been extended from politics to economy,concept to image, from groups to families.It has made more and more people become depressed about the nonego, more and more people unaware of the invalidation and bane of the use of the monolithism order.This kind of change of culture is now drying up the natural resources, worsening the environment, envenoming water, air and land people can't part from, and destroying human's unique homestead;it's now disjoint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worsen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envenom the family, relatives and relationship life can't part from, and destroying the society life is bound to relying on;it's now enlarging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keeping people away from justice principle, dehumanizingpeople, making people become cold hearted, and envenoming the humanity itself.Life is a process of being alive.Human's life is a process different from other animals'living process, and also a process of humanity realizationdifferent from other creatures'.This process is threatened seriously by human's autism, which can not only result in death in the sense of material, but in death in the sense of spirit.Autism can be involved in both individuals and groups.Individual autism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from nature, other people and his own humanity, and eventually results in evil or inhuman.Group autism leads to alienation from nature, other groups and its own humanity, and has the same result as individual autism.Group autism sets one part of human 's history opposite to other parts of the history, one part of the human's society opposite to other parts of the society.Considering its own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as the center, superiority and absoluteness, It laniates the whole human's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which brings disastersto the group and the whole human being.However, the forms of group autism-nationalism, racism,absolutismor egoisticism of culture of religion-can ruin its own and other peoples, classes, millions of civilians, or turn them into beasts.It can also destroy its own and others'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even the earth and human.Group autism is threatening humanity and life.Human should co-exist in the world, but we are detained in the individual and group autism, so human opposite to one another needs globalism that consider the whole human being.Human, facing the deeper and deeper antinomy of the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and sanctifying mind so much as to fall into stupidity, needs a sapiential love exceeding the antinomy of the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and a sapiential love exceeding tool sense.Human's life is facing a big threat, so we cry for actions in order to survive.And we need thoughts before actions.This is the philosophy meaning shown by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The age we live in accord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value and concept of equity, justice,harmony, peace and cooperation, etc.The education we receive is the education of courtesy and selfsurrender.These kind, harmonious and peaceful values and concepts are taught to our ethnic group in different ways, and thus provide us with education not teaching us how to accept the world's competition, struggle and war.Our civilization may deny such a reality and create a more peaceful perspective and fantasy.But we can truly sense that the world is filled with challenges and moulages of war.Saying so does mean that we haven't made efforts to get to know kindness, harmony and peace, but mean that we are not able to change our own nature.As creatures, we have the actuation of attack, and we can't disregardtotally when attacked.To prevent and resist attacks is the rule to meet challenges.Human has been relying on nations, families and organizations to take care of individuals.When facing the civilization of globalization, what we need is tangible and effective wisdom which can help us to deal with conflicts and meet every competition, struggle and war.The wisdom is not to teach us how to get intrepidly what we want or how to protect up, but to guide us how to deal with conflicts and complex situations more cleverly and strategically.War is not a separated field with no relationto other social activities.It's not a game of flesh;it is much more than the competition of equipment.It's the mind counterwork of individuals, groups and races.In the counterwork, human shows its perfection of humanity and dirtiness of animal instinct.Wars reflect the social trend that human challenges himself ominpotently.In the age of culturesovereignty, terrorism is the most basic form of war that makes people lose resistance will and destroy strategic planning abilities.Terrorists fill public places with sporadic violence and get people panic and frightened.They don't aim to win in the battlefield, but to arouse confusion and stimulate their enemy to retort unduly.Terror wars challengingthe globalized society produce psendophase for the age of human's culture sovereignty.The consequence caused by the neuralized war is to bring the victim panic, fear and terror.Human have to plan the most effective strategyfor the anti-terrorism war and create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victim can be awakened to know about natural selection when encountering terror actions.Elites of human being should take every possible measure to prevent terror attacks.Dependable mind is more valuable than forces when retorting terrorists'stochastic actions.Isolating the information of culture, science, epidemic situation and disaster that makes people panic and frightened is a strategic thinking mode shown in this book.Certainly, in an intimate and open world, there is no absolute security.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can stand threat existing in our life.I believe there is a power that can hold back transnormal wars, and the power is a return of the origin form of human's war civilization.In such a form of war, to save a nation's force and energy, and focus the force and energy 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s to construct a dynamic situation of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When we use the resource conformity of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to upgrade the hope of a nation's power, the leverage effect of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will guarantee human's constant kindness, harmony and peace.In the age today, the sideline of falsity and truth, news and recreation is more vague than any other age.This gives career men golden chances to promote their tender terrorism.Media is extremely anxious to hunt for recreationaland dramatic events to satisfy the mass 'need, who cannot dispute those seemingly-true but absurd events.That is the essence of cultural wars in which truth and falsity syncretize together to hurt the mass.Human is a kind of strange animal, who always hope to see some recreational things through others'acts, so they are usually threatened.Though the world during transformation is filled with danger, fort still seems to be the safest.Isolation will expose you to more danger.So moving with allies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eans of national security.It's the major sense for us to take control of cultural military civilization.

With the new trend that the GVM causes the world order to change greatly, human get better know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lobalization system rebuilt and constructed by the signs of culture, currency and brand.The instinctof human's survival rule tells us that we are responsible to outline a wise rule of war and anti-war for the transparent, equal and recreational age, and create a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world with such a rule.Wars are the most rigorous and serious plan,organization, and execution.The rule of war has changed, so our thoughts about militarystratagem should be changed because strategies are the root of wars and wars are the all-round trial to the organizers.The ending of cold war from shooting, the rise of soft boundary countries, the overflow of high-tech parks, the maneuver among various MNC and religions in the world, the maneuver of multi-national associ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the contingenc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ies and countries, human's survival needs and specialized development of time and place, all the new changes urge us to get rid of the Utopian fogyism.The trend of anxiety, violence,fear, desperation and avarice, and unending competitions have produced a so-called social structure,including its morality and violence.Therefore, as an individual, you hav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nflicts of your inside and outside world.We should know us in our mind and become responsible for the world.If we are just thinking about moving back to temples, abbeys, barbacks, campuses,factories, offices and families, and when our self-closed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can't be realized and human is in extreme misery, we must create a kind of non-violent cultural military drill, rule and sport to serve people.That is my ideal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people believing in different religion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I try to practise dhyana by learning the zen founder Dharma's mental cultivation methods and with Darma's wisdom I started to hackle Lu Jiuyuan&Wang Yangming's Theory of Heart, Zhu Xi's Theory of Truth, Buddhism, Taoism, Zen,Confucianism, Medical Knowledge, Yoga, Catholicism, Christianism, Islamism, Orthodox Church,Japanese Shinto, Bushido and fete culture, Medicean controlled Renaissance, Martin Luther King's religion innovation movement to build confidence in creating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may become a kind of important wise strength in an abnormal age.I hope that it can enlighten all flesh to learn to pray, be grateful, repent, enjoy, bless, and to care for and love our lives.I hope that it can edify elites of the society to learn to save all flesh in danger and disaster.I hope that it can edify leaders of the society to learn to be calm when dealing with human's belief,morality,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ses.Surely, the mass'identifying and enriching the culturalmilitary stratag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o create a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world,for human has already experienced a transparent, equal and recreational age.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discovered the objective rule that traditionalforce and power abdicate to the elites and leaders who take control of and assemble the situation.Lookinginto the future, comprehensively scanning the world's developing trend, we should clearly understand the inconsistencyand crisis of the world, be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and steadfastly follows a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We must be aware that trying our best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world and society is human's most basic survival value and direction of our efforts in the new period of historic civilization.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is a milestone in human's active movements for peace.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ymbol of human's discarding violent wars, a poise of balance used to make efforts to achieve peace.Of course, no one can deny the role violent wars play in the human's orderly and peaceful competi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trength balance, because there are always some antipeace forces launch wars to maintain their supremacy and benefits.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is to control and prevent violent wars and not to let them take their course.It also aims to urge violent wars to return to the frame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be benefited with means of peacefulcivilization.

Wars were never interrupted, whether in history or nowadays, home or abroad, but the world has not been improved with revolution or rebel.All movements changing human began with a spark and then set the prairie ablaze, but rules has never changed human.On the contrary, human has been changing rules.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innovation, even military revolution could not change the world becau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self-consciousnessand other creature determine the world's and the universe's order.In the long history, every thing goes like water.No matter how we desire, time will never stop for an individual.Everyone of thoughts is not willing to be third-class,but hopes to improve and perfect himself by changing his own way of thinking and changing his action.The key to changing lies in how to inspire one's own creativity or how to make creative changes.Creativity is the power of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 thing.Human's endless thinking and researching is the truth to explode our potential and develop and improve ourselves.Human's development starts with every single attempt, no matter it is successful or frustrated.Therefore, the strength of thinking is still the most honorable strength in today's world.If human can use the strength properly, we can advance, improve ourselves and the world.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is strategic rules exploding this kind of strength, how to use it properly, constructively and creatively.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is a creative theory of military stratagem based on universe holographicalism,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human life being in a highly harmony with nature.It involve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cultural philosophy, cultural anthropology, science of military stratagem, science of campaigns, science of tactics, science of military command, science of military equipment, military managerialics, military media, military operationalresearch, military thinking science, information military operations, science of frontier defense, military politics, military law, military logistic, military sociology, warfare morphology,theory of space-time warfare, theory of military forces, theory of war mobilization, theory of war thoughts, theory of war efficiency, theory of strategy moralism, war cybernetics.The purpose of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is to control the means of competitionbetween countries and countries-not only control the intensity, but varieties of peaceful means like politics, economy,diplomatism and culture, and so on.It lighten the way to kind, harmonious and peaceful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writing of the book, the writer referred a great many documents and literature as following:Seven Books of Forces(military strategist),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Medicine), Analects of Confucius(Confucianism), The Tai Ping Classic, Dao De Classic(Taoism), The Hua-yen Sutra, Lanka Sutra, Vajracchedika-sutra(Buddhism), Book of Five Rings(Zoku Miyamoto Musashi), Falldown of the East(OswaldSpen-gler), A GlobalHistory(L·s·stavrianos), The Pursuit of History(John Tosh),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Ernst Breisaeh),Western Civilization, a Brief History(Jackson J.Spielvogel), A World History(McNeil), A Global Perspectiveon the Past(Jerry Bentley), The History of Europe, History of Asia(Murphey Rhoads),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Franklin(Benjamin Franklin), J.Krishnamurti:A Biography(Pupul Jayakar), The Christian Leaders of Last Century(J.C.Ryle), Mohammed:ABiography(Mohammed Huzouli), A Man of Faith:The Spiritual Journey of George W.Bush(David Aikman), MAO:A Biography(Ross Terrill).These books are filled with wisdom and have affected me greatly.Repeating reading them established my confidence and courage to compose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When creating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I am always filled with mercy, love and responsibility.I have every confidence that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is a crystal of wisdom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what I did was just to induce and sum up the sacred proposition completely and systematically.So, I'd like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the authors, publishers, presses of the writings mentioned above, and other authors from whose writings I have referredto.I'd like also to extend my gratitude to predecessors who have attributed to human's military civilization and benefited my thoughts.Here, I would like to give my earnest wishes to my compeers and followers who are working hard at human's military civilization!Human is a passing traveler in the world.All our efforts seems so indistinct, but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are droppings of accumulation and precipitation through the mutual rhythms of human and universe.They make up human's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soul and life.I sincerely salute those who have working hard and are making efforts, and all the living things.I salute parents bringing us up.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is looking forward to directing people to syncrete the major rhythm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n the limited civilization time and space, promote China-a country with rich population and culture resource to be a responsible great country in dominating regional security and the world's future,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world to be a global tide, and promote the continuable civilization of kindness, harmony and peace to be a super strength of all human beings.As a matter of fact, all this has just got started...Le HoushengDec.12th,2007Cloud-Mountain Study,Fragrance Hill, East of Beijing

文化军事战略绪论

当我们走进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周游世界时，谁人不惊讶于社会的丰富与壮丽；当我们在群星闪烁间发现人造卫星的美丽轨迹时，谁人不折服于人类的进步与奇迹。当我们静心感受自然史与社会史的跌宕流转时，谁人又能不一次次地由衷赞叹造物主的伟大与美丽。当我们面对世界潮流的浩荡激扬时，我们又怎能不在群星流转中思索和探究？在读书中梳理、在静思中觉悟的我，集爱与责任鼎力将《文化军事战略》奉献给那些为了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而精进努力的伟大读者群，因为我相信，科学发展观的小康文明中国急切需要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大战略思想，如同李聃、庄周、孔丘、苏格拉底、叔本华、尼采一样将灵魂的甘露栉沐天下的精神动力。我们在承继大中华“匹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中，固守良知、良心、良智，开启人类未来文明视野。于是乎，在我们坦然面对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似的战略家时，作为中华子民的我们有责任向全球化的多元时代提供一些可供人类选择的战略科学发展观。

经大自然造化的神奇所赐，使人类由发源时起走过了漫长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经人类的智慧与梦想所赐，我们学会了模仿、加工、发现与创新，并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一阶段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社会载体——国家形态；经社会的进步所赐，我们在经历了血腥的奴隶制国家、天授神权的封建制国家、疯狂掠夺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后，进入了以民主、共和为共同诉求的现代主权国家。当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孰优孰劣的争执从人类社会的表层隐退之后，和平、发展、人权和多样化成了当今世界最响亮的口号，经济、科技、民主成了真正的社会主流。今天各国政府都在为消除对方的贸易壁垒而争吵得口干舌燥；青少年为可以从互联网上快速低廉地点播各种娱乐资讯而欢呼雀跃；工商业巨头们为尽可能多地占有世界市场份额而忙于组建新的跨国公司；科学家为探寻新的物质世界的门径而携手攻关；全世界的平头百姓为解决环境问题而奔走呼吁；新闻传媒则喋喋不休地醉心于全球精英们的宏图大略和所谓“知识经济”的种种神奇……所有这一切，同时又都被归结为一个正在不断深化中的概念——和平时代的全球化。以至于几十亿的人们都以为全球化就是我们全部的未来。集合着众多科学、文化、伦理、体制、规则、模式的颠覆与重建的现实和趋势，已经初步显露出人类社会在21世纪的混沌中，正逐渐孕育着一个新文明阶段的朦胧胚胎。

文化军事战略是人类分享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构建的文明目标的捷径。和谐与和平是人类塑造以和平与合作、和平与发展的模式为蓝图的国际社会的理想精神。在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认识不到发展与和平才是国家根本利益是十分愚蠢的。合作的世界就能保证全球的和平。当代和平理想主义者相信，随着合作在全球的不断传播，它将减少战争，拓展全球商贸，并将发展出一个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全球观。当今世界已经摆脱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今天，全球出现了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好机会。实际上，人们在人类发展问题上正拥有着前所未有的共识。面对共同的议题，全球出现了不少人类的共同实践和共同价值观，我们倾向于认为世界正在进步，不断从冲突走向合作。我们特别希望知道，国际系统是否已经从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模式过渡到了更为和平与合作的和平模式。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由于各行为角色都看到许多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得到解决，通过管理而产生的权威可能因此得到强化。由于各主要国家已经摆脱了深刻的意识形态鸿沟和激烈的集团军事竞争，也由于各国间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我们可以期待全球在国际规则制度和规则坚守上更进一步的合作。我们知道，国家通过集中原则与规则形成体制，体制通常由国际政府组织运行。国际法认定，在所有行为角色之中，国际政府组织和个人与国家一样，都是国际法的主体。多种行为角色的出现是对各国人民不断提高的要求和需要的健康回应。当国家受限于司法管辖权而无法单独解决问题时，非国家行为角色可以有效地填补相应的空当，以民间个人为主，各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组成了国际公民社团，国际公民社团中的个人的言行是“全球公民”式的。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大力推动关乎人类安全的事业，它们有自己的全球通讯网络和资金网络，足以对国家和国际政府组织产生影响，并加入到国际会议的辩论中去。非国家行为角色丰富了国际社会，并使其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整个世界都纳入到一个交织联结的网络之中，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难以置身其外。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科技成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信息技术极大地突破了人类活动的时空局限，为世界的联系和交往提供了便捷的手段；各种竞争空前激烈，异军突起和昙花一现的事例屡见不鲜；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形成。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各个领域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瞬息万变通常只是一种形容，如今许多已经成为现实。在这种形势下，任何闭关自守、试图封闭起来求发展，任何唯我独尊、企图称霸天下，任何故步自封、陶醉于以往成绩，任何因循守旧、拘泥于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做法，都必将被时代潮流所淘汰。在这种形势下，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必须面向世界、研究世界、融入世界，都必须面向未来、研究未来、筹划未来。能不能既立足本国、坚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又具有世界眼光、加强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能不能既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有效抵御各种外来冲击，又趋利避害、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能不能既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的事情、不急于求成，又高瞻远瞩、准确地把握世界的发展变化；能不能既保持优秀传统、继承和发扬前人留下的好的东西，又与时俱进、大胆地进行改革和创新……过去的一个世纪是人类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世纪，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过去的一个世纪也是人类社会蒙受巨大灾难的世纪，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连绵40余年的冷战和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给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和心灵伤害。在新世纪刚刚开端之际，我们应当对过去作一番冷静深入的思考，汲取历史教训，继承、发扬好的方面，抛弃、克服不好的方面，不断地向上、向前，向着更加文明、更加进步的方向发展。但是，历史在前进的过程中，总会有曲折、反复甚至倒退，一些反动势力总想依仗武力，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给前进造成障碍，给人类带来痛苦，因此，人类社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团结起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我们坚信，真理定能克服谬误，正义总会战胜邪恶，光明终将驱散黑暗。人类创造的巨大文明必然为人类造福，而不会用来毁灭人类自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些置人民的愿望于不顾、逆潮流而动的行径是注定不能持久、注定要失败的，历史最终也会作出公正的评判。

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它五彩缤纷；我们面对的世界又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它中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纷繁复杂的现象，有着相互关联的、彼此冲突的众多因素；我们面对的世界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如果想成事，想有所作为，就必须从这纷繁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中找出头绪，找出其内部的必然联系，找到事物的本质。这就是正确地分析形势，认清形势。正确地分析形势就是要认清客观现实中敌我双方的基本状况及构成这一状况的诸多因素，认清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敌人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劣势是什么，敌人的劣势是什么，如何扬长避短，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只有正确地分析形势，才能认清时代特征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做到应时而动，与时俱进，在时代大潮中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应该说，对时代特征和历史潮流的审时度势是审势的最高境界，它不同于对一时、一事的审势，而是要超越纷繁复杂的具体事件，站在更高的高度，以大历史、大时代的眼光去看待、分析客观世界，从中找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显然是更加困难的，也对分析形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存在一个方向问题。一般来说，历史的发展总是有其自身的规律，沿着一定的方向不断前进。“历史走向”是指历史根据其内在的本质的规律性，有规律地向前发展。一个国家历史走向不可避免地受本国环境、民众力量、领导者决策的影响，但它亦有自身特有的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顺历史者昌，逆历史者亡，古今中外，概莫能跳出这一规律。

人类的当前形势相当严峻，构成其基础历史上的失败足以为我们所主张的观点之合理性辩护。我们必须对人类实际的历史经验作出判断。历史在人类文明中存在着或已存在什么，使它把战争作为一种制度创造出来？我们如何信任诸国平均每年花三万美元在每个士兵身上而花五百美元在每个学生身上的人类社会文明差别？生活作为我们的导师，不仅要我们从历史事件中吸取特别的教训，更在总体上让我们明白向历史的神话挑战的时刻已经来临。问题在于关于历史的神话：历史是否构造了人类的全部。这不是因为有什么超越历史的东西，世界处境敦促我们进行文化建军，不然，我们面对的将是人类万劫不复的灾难。这是我们时代文明所选择的文化转变，由于民族文化是基本的文化单位，当我们对世界的知觉仅仅被限制在一个村落、一个乡镇或一个城市时，很多人一生中只能看到一种民族文化。但当我们的视野扩展到世界各地时，我们就会看到民族文化的种种不同。全球化为我们感知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框架和条件，它使我们感觉像在一个村落里观察和思考着这个世界发生的种种大事一样集中和方便。当一个重大的事件在第一时间(或即时)传遍世界各个角落时，当全球不同的文化对此不同的观察、分析和评价，并采取全然不同的行动时，我们看到了人们是如此的不同，各文化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文化开始被人类世界所真正重视，而且我们还发现一个由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文化主导的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

中国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迅猛发展，使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和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位置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进程中，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和谐世界，面临着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科技等方面整体优势的压力，尤其是全球化环境中的金融风险甚至可能大于让美国的所有航母编队开到中国临近海域。因为军事攻击最多摧毁建筑设施、消灭人体，以中国的疆域之广，常规战争几乎不可能造成中国经济命脉的彻底损伤。而金融战争的隐蔽性和无战例借鉴、无实战演练的残酷性，对中国的国家防务是一个巨大挑战。一旦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遭到金融战打击，会迅速造成国内局势动荡，由外患引发内乱。历史和现实同样严峻：苏联的解体、卢布的贬值；亚洲金融风暴、四小龙们偃旗息鼓；日本经济仿佛被灌了迷魂药似的一蹶不振。我们是否仔细想过：这一切难道只是偶然或者巧合？如果不是，谁是幕后发力的真正推手？谁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暗算的目标？2006年以来前苏联的特工和能源大亨、欧洲的银行家接二连三被暗杀，这和前苏联的垮台有没有联系呢？决定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因素是政治改革还是金融打击？这不能不令人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防御能力担忧，进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前途担忧。即便暂且搁置人民币汇率和1万亿外汇储备不谈，那么国家层面的、国与国之间游离于正常金融秩序视线之外的政治热钱的博弈，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态势，这不能不成为关注的重中之重。中华文明的善良隐忍，中国反复表达的和平发展的理念，能够抵御一贯具有颠覆性和攻击性的新罗马帝国的金融入侵吗？在现实层面，中国目前是否具有这样的专业人才储备，足以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效防范潜在的金融攻击呢？在全球化环境中中国还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环境、科技、信息等整体安全威胁的挑战，面临着分裂势力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衅，还面临着战略机遇期的稳定、把握、维护和延长。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大战略的视野，以新的思维方法及行动，谋求在国家角逐竞争中赢得主动地位。当前世界主要大国受两种战略思维所支配。一种是以日益明显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为基础逐步实现政治管理的一体化。突出的事例是持续冲突了几千年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成立了共同体，并引发了世界许多地区建立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强烈呼声。另一种是大国霸权战略思维的存在，依然延续着几千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下的传统战略思维。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国在全球化发展的战略环境中提出了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战略选择，是基于中国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理解和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脉搏的把握。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构建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特殊的标签符号。中国的真正发展应该是各个领域的整体发展或全方位发展，既是中国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上的整体发展，也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全面现代化。邓小平曾经讲过，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就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从国家大战略来看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的国家文化发展是中国整体发展的重要杠杆，文化、经济、政治互相联系、相互作用，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一个追求光荣与伟大的民族必须有一个令人崇敬的价值体系，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理想必须要有一套与理想和价值相一致的道德规范。在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构建中国家要充分利用文化的特殊力量建构开放的、健康的、国际化的大国抱负、大国气概、大国意识、大国风范。从容直面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才能让我们处变不惊、举重若轻，以平常的心态，开放的心态，向前看的心态，去逐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剪不断、理还乱的国际纠纷。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人口资源与文化大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和谐世界的构建，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机遇就是世界的机遇，中国的安全隐患就是世界的安全隐患，这是时代或世界选择的宏大的历史背景。在数百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甚至是头号大国，但却不构成世界问题，因为古代世界的各个地区虽有交往，但远不像现在这样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尽管古代也有各种交往和冲突，但从来都不把各地的整个生活画面卷入在一个共同运动之中。可以说，在古代，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种文化都只以体表或外围在与他者进行交往和冲突，而各个实体的体内或内部都仍然能够保持各自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今天的这个世界共同运动和共同生活画面就是所谓的全球化。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们都不得不参与全球化，就是因为全球化是个使所有事情全方位卷入的运动，再也没有能够逍遥在外的存在了。因此，今天中国正在重新成为大国决不是重温古代模式的大国之梦，而是在进入一种新的政治经验。今天，属于中国的就是属于世界的，这是一个事实。大国人口资源与文化安全的重量决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重量，文化安全问题带动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问题。当中国成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就必须讨论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对于世界的意义。人口规模通常与经济规模成正比，或一个文明的人口数量越大，其经济规模也越大。人口规模不仅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极重要的文明要素，而且是经济规模、疆域规模、政治整合性和文化科技创造力等要素的前提。也不妨说，基于合理价值理念的巨大人口规模一定能转化成深厚、巨大的文明能量。人口规模更多应当指具有相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人口的数量，或者说以特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界定其身份的人口的数量，而非一个政治体所暂时控制的，具有不同文化认同的人口的数量。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文明要素，一个文明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规模，是具有共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凝聚力的人口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文化同质性是以地理条件为前提，以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一体化为基础的。具备了基于文化同质性的大量人口与否，是能否支配大量物质-精神资源和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的前提，最终也是能否形成文明规模的前提。一个文明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人口规模通常与经济规模成正比，或一个文明的人口数量越大，其经济规模也越大。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的对应性相当强。大体说来，有多大的人口规模便有多大的经济规模。除了人口规模，劳动生产率与经济规模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或者说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对于维系以至扩大经济规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明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成正比，人口规模越大，经济规模越大，反之亦然。

经济规模又与其他方面科技、政治、思想、文化的发达程度紧密关联。配之以巨大的经济规模，较高的农业剩余率和劳动生产率使政治形态、科技和思想文化的发达成为可能，使巨大的文明能量成为可能，巨大的经济规模意味着巨大的文明能量。当然，文明能量的最突出表现还是人口规模。在前现代农业文明中，人口规模越大，经济规模便越大，其所意味的文明规模和能量也就越大。文明的规模和能量一直在那里，且正在迅速扩大和增长，不会因那以一贯之的道义形象、那和平发展的历史实践而消失。种种迹象表明，基于规模的文明能量在21世纪将得到更有效的释放。如果中国的文明与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的文明与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因此产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识体系，不能成为文化知识生产大国，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但同时也是文化安全脆弱大国。当13亿多人口资源的中国要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要对世界负责任，就不能对世界无话可说，就必须能够给出关于世界的思想，中国世界观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中国威胁论起始于20世纪末谁来养活中国的人口威胁论。目前仍然在流行的中国威胁和中国发展的说法仍然是代表着关于13亿多人口资源中国这个概念的典型世界思潮。我们通过文化军事战略需要思考和讨论的是中国13亿多人口对世界的可能创造和对世界的责任，简单地说，要讨论的是13亿多人口资源中国的积极意义。对于世界来说，13亿多人口资源的中国所能够贡献的积极意义是成为一个新型大国，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有别于世界历史上各种帝国的大国。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有全新的可能性，即以天下作为关于军事、文化、政治、经济利益的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新秩序。世界新理念和世界新秩序就是这个世界在历史上一直缺乏的价值观和秩序。也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构建和谐世界，我们从和善、和谐、和平的视角去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在关于世界军事、文化、经济、政治的问题上，中国的世界观，即天下理论是唯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在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因此，在文化军事战略中是要真正解决13亿多人口的中国对世界准备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准备为世界创造什么样的理念的核心价值观问题。

文化军事战略立足于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构建的人类文明时代，是预防、治疗或减轻世界性疾病即战争杀戮的军事干预战略。人类欲避免伤害性战争的危害则需要应对伤害战争的军事干预战略。人类唯有了解和平发展时代与和谐世界构建的文明走势对战争本质所造成的影响，便能决定正确的干预伤害性战争的军事战略，文化军事战略就像医道一样是一种关爱人类的文明，医道的目的是预防、治疗或减轻人类身体上的疾病；所以文化军事战略的目的同医道一样应该是预防、治疗或减轻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世界国际身体上的疾病，那就是干预伤害性战争。很不幸的是，这种道理却很少有人知道，到了今天医道的文明已经被定位在一种科学化的基础上，可是军事文明的发展仍停留在炼金术的阶段中，更坏的是在目前这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它已经退步到一种毁灭和屠杀的野蛮形式。文化军事作为军事领域的必然发展趋势，是社会军事现象努力干预伤害性战争的奋斗方向。文化军事战略将文化军事的基本观念与原则作了澄清的解释和客观的分析，它将科学研究的精神与方法带入这个一向被认为不能精神化的神秘领域，使人们认清智慧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文化军事战略必将构成未来人类军事文明系统的基础和环境，同时在人类历史和人类军事文明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军事是军事学的基本范畴，由于各国学者多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军事环境以及思维方式作为依据来把握文化军事的含义，赋予其特殊的内容，因而关于文化军事的含义存在着多种意见和看法。应该说一些关于文化军事的观点和方法，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新领域、新视角，有助于军事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化军事是军事生活与军事活动在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的战略动态方向，是人们在特定社会形态下的军事态度、军事情感、军事认知、军事信念、军事习俗、军事价值的复合存在形式。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军事，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军事环境。这种文化军事环境的差异性主要是由于文化军事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不受社会相关因素制约的纯粹的文化军事是不存在的，文化军事不仅反映其现实情况，而且反映其发展变化过程。世界新军事变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要深刻认识新军事变革，最重要的是把握其时代性。只有占在人类社会时代发展的高度，才能看清新军事变革的本质及发展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新军事变革是世界文明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的产物，新军事变革发生的根本条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主要动因是人类技术社会形态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可以这样说，没有信息时代和信息社会的来临，就没有新军事变革。历史上的两次全面军事变革都是由人类时代形态的转型引起的。由游牧时代向农业时代的转型导致了冷兵器军事变革的发生，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变又引发了热兵器或机械化军事变革。现在，人类文明时代形态正在发生第三次大变动，世界正处于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过渡时期。尽管世界各国向信息时代转变的起步时间有早有晚，起点有高有低，速度有快有慢，但都处于这一转变过程中，都没有进入完全成熟的信息时代。因此，也就必然发生第三次全面军事变革即文化军事变革。

军事形态的主体是军队。新军事变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改造成信息时代适应文化战争的国防军队。这就是说构成军队的要素要实现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质变：人们的军事思维要完成从机械化思维向信息化及文化战略思维的过渡；各国的机械化军事理论要让位于文化军事理论；军事技术革命要走到从军事工程革命到文化军事革命的过程；各国军队的机械化武器装备体系要被文化武器装备体系所代替；适于打机械化战争的层级型军队体制编制要过渡到适于打文化战争的、便于信息快速流动与使用的扁平型军队体制编制；军事人员要完成从技能型到智能型的转变，新军事变革的深刻性是对工业时代的军事形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之成为以信息化文化军队为核心的信息时代的军事形态即机械化军事形态转变为文化军事形态。文化军事变革是军事领域里发生的根本性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变革，它既不同于一般性的军事改革，也不同于军事领域某个阶段的进步，是军事领域及制约军事领域发展的各个方面在旧质的基础上向新质的一次突变，是对旧军事形态的一次彻底的否定。新的军事形态从国防与军队建设到武器装备发展、体制编制调整、军事教育训练、后勤保障、后备力量建设、兵役制度、国防经济、民防建设、国防教育、战争动员、军事法规等等，所有这些构成军事形态的要素都要实现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文化军事跨时代跳跃。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伴随科学技术的重大群体性突破，曾发生过冷兵器军队形态向热兵器军队形态、热兵器军队形态向机械化军队形态等几次重大军事形态转型。每次重大军事形态的时代转型，都直接导演了一幕幕强者衰败、弱者和平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话剧。人类进入现代文明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军事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呈现出以现代化为表征的基本形态，然而，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在工业时代的大规模机械化战争中，现代化的内涵是机械化，军事领域现代化的主体特征是机械化军队，军事领域的主要关注点都集中在机械化军队建设的程度上，机械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从事现代战争的能力，决定着一支军队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群体出现重大突破性进展，直接导致人类社会技术形态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型，与这一重大时代转型相对应人类战争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向文化战争转型，军事领域也发生一系列革命性变革，军事形态也必然由机械化形态向信息化形态转型。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军事转型浪潮席卷世界军事领域，生存于这一时代大潮中的任何国家任何组织的军事力量，都无法回避这种历史性的挑战和时代性的选择。

中国军事领域同样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路口，同样行进在这种时代转型的滚滚浪潮之中。人类军事形态的时代转型向中国军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能否抓住这种转型的机遇实现军事形态的更新换代，直接关系到中国军队能否在未来军事斗争或战争中有效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于是，适应人类军事的时代转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中国军事又快又好地完成时代转型，必然成为当代中国军事领域理论与实践的主线。站在历史与时代的交汇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的军队建设，特指中国军队建设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整体转型，其基本使命是迎接世界新一轮军队形态转型的严峻挑战，立足中国的国情和军情，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重要指导方针，坚持可行的发展方式，努力完成中国军事领域诸要素的整体转型，逐步形成信息时代的军事体系，具备有效地遏止伤害性战争并发展文化军事的能力，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科学的军事保证。文化军事革新是军事领域中一个多技术、多军种、多层次、多作战形式、多活动类型的军事领域，文化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各个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运动状态。尤其面对新军事革命的实践，这种发展变化的广度、深度、精度乃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人们在认识与研究这一领域新出现的问题时，仅仅会运用某一种军事方法是不够的，而必须从选定军事科研课题、获取军事科学事实、提出军事科学假说、确立军事科学理论和形成军事科研成果等各个环节，都注意把军事哲学方法、军事基础方法、军事思维方法、军事系统方法以及军事预测、决策方法等，不断地加以选择、综合与优化，尤其是把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理性与非理性、定性与定量等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科学的、有机的、高效率的文化军事方法体系，从而更有效地推动文化军事的变革。

改革创新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强大动力。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创新步伐，着力解决体制机制上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体制机制保证，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的改革创新特别关注，作了十分重要的论述，提出要“适应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中国发展新要求，推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军事管理创新“，并部署了重大任务：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逐步形成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科学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和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军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上不适应不合理的问题日益显现。虽然长期以来我军在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调整改革上作了不懈努力，但进一步调整改革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这项任务鲜明地突出地摆在全军面前，反映了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国及中国人民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要求，对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进行科学的总体设计，有计划有步骤地、既积极又稳妥地加以推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总的方向，是逐步建立起适应武器装备现代化发展水平和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方式变化的新型体制编制。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实行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相结合，建立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联合训练体制和联合保障体制，优化力量结构特别是军兵种内部结构，完善部队编成。在深化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同时，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制度调整改革的趋势，进一步抓好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尤其要注意解决那些关系广大官兵切身利益的问题，以利于进一步集聚人才、凝聚军心和保持部队稳定。

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提高武器装备研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质量效益。这些年来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国防科技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但总的来说，中国及中国人民武器装备研制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质量效益还不够高。这里面有中国工业和科技水平一下子还上不去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受到一些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的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抓住了影响我军武器装备建设的主要矛盾。这方面调整改革的实质，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竞争、评价、监督和激励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武器装备建设，与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有很大不同。中国及中国人民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又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充分发挥市场在国防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与装备建设客观规律相适应的装备发展体制机制。达成这样的调整改革目标，需要军地双方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努力。

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提供了新的更为有利的条件。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要求中国及中国人民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新途径新方法，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全面推进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民融合。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总结中国及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推进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经验，根据经济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要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队人才培养和军队保障3个方面建立起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这是对中国及中国人民党关于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是一个重大创造。建立和完善这3个体系，是一篇大文章。做好这篇大文章，对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在这3个方面军民分割，势必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在这3个方面实现军民结合，则会带来资源的巨大节约。建立和完善这3个体系，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的体系中，可以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丰厚的资源和持续发展的后劲，也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深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建军治军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繁荣和发展军事科学。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一切创新发展的前提和先导。新的历史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理论与时俱进的结果。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军事理论创新置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创新的首位，着意于以军事理论创新引导和推动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军事管理创新。中国及中国人民务必要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在创新军事理论、繁荣和发展军事科学上下一番苦功夫。要着眼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建设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进一步把军队建设的基础和现状搞清楚，把影响和制约军队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搞清楚，把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搞清楚，继续探索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的问题；密切关注世界安全形势和世界军事发展趋势，认真研究现代战争的制胜规律，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发展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继续探索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的问题。

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始终依靠人民建设国防、建设军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国防和军队部分包含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国及中国人民要广泛开展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加强国防动员建设，提高预备役部队和民兵建设质量，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生动局面。要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设，更好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要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积极开展军民共建，巩固和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关系。军队要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热爱人民群众，尊重地方政府，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积极贡献力量。各级党组织、政府和人民群众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认真落实拥军优属的各项政策法规，妥善安置军队转业干部、退伍军人和离退休干部，积极配合军队完成教育训练、战略执勤等各项任务。总之，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的部署，把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共同为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国家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无论从权威、财富还是军事实力上看，它仍然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行为角色。国家的主导地位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有别的行为角色取而代之。在其国民与国际社会之间，国家仍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执行机构的中介角色。但关于国家系统有一些有趣的变化。国家的数量急剧上升，目前已达大约二百多个。各国在文化、军事实力、经济状况、地理位置、面积、人口规模，以及其他等方面迥然不同。随着国家数量的增多，国际系统的权力分配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及其两极权力结构的结束使世界进入新的多极结构的时期。尽管这个新的权力结构正在形成，但权力分散于各个国家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平均分配。随着人类从新世纪的全球观出发，致力于打造全球公民社团以满足不断出现的新的需要，全球行为角色的数量和多样性都将进一步增加。国家已从占统治地位的行为角色退而成为首要的行为角色，但因其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执行能力，它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美国所谓的领导权能否延续很难肯定，21世纪，随着世界转向多极结构，会有其他国家在某些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如果有一个最佳标准评判国际关系的变化，这个标准就是定位的变化，即从以冲突为主转向以合作为主。现实主义者告诉我们，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标签，它在历史上以致命战争的形式反复出现。现实主义者同意，国家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也会进行合作。但对现实主义者来说，这种合作的行为是偶然的、短暂的。而在跨国主义者看来，合作正越来越普遍。近年来，国际上战争减少，主要国家间不再进行战争，这使得许多学者重新考虑有关尖锐的冲突和战争的问题。今天的大多数战争都以内战或者革命的形式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而在国际层面上，大多数国家都能和平共处，并且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经常性的合作。冷战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给世界提供了深化以及扩大国际合作的好机会。在国际关系中，冲突已经越来越让位于合作，随着各个行为角色越来越意识到合作能够带来的好处，我们可以期待在进入21世纪之际，合作的格局将越来越普遍。过去国家信奉“力量即正义”，“强权即公理”，任意使用其权力。强权可以指从经济施压到武力攻击。根据许多现实主义者的说法，只有权力结构的平衡才能限制军事力的使用。在平衡的权力结构之下，当各国实力相差无几，或者不值得以战争为代价去实现国家目标时，各国就会谨慎考虑是否使用武力。冷战期间的平衡是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恐怖的平衡”。幸运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笼罩在全球人民头上半个世纪之久的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总算基本消失了。不过，虽然今天主要国家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大大减小了，但核武器在激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蔓延仍然令人担心。

跨国主义者对国际相互依赖关系谈得很多，但他们注意到，和在其他领域一样，相互依赖关系也出现在国家安全领域。各国都意识到一味追求本国安全只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担心。一国为了自卫进行武装，而在另一国看来，这可能是为了攻击的武装。各国开始意识到本国的安全与他国的安全密不可分。各国开始就双边裁军进行谈判，执行和平使命，以及支持打击侵略者的集体安全行动，这都说明它们看到了国家安全的相互依赖性。但是战争和其他有限的强权使用依然在目前的国家实践中存在。除了革命和内战，仍然存在可能引发战争的国际冲突。在中东和亚洲，针对导弹和致命武器的军备竞赛正在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值得引起国际武器体制的高度重视。将致命的国家强权从历史中抹去的最好方法是“忘掉”战争。对人类来说，利用国家实力有系统地杀害同类是不自然的行为，因而也是可以避免的行为。毕竟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才会自相残杀。当然，对战争的起因还存在争论。但目前为止，从日本、澳大利亚穿过北美，贯穿整个西欧，存在着主要国家间的不利用强权的和平地带。历史上，国家一贯信奉力量即正义，强权即公理。但当代许多国家发现，单靠强权已经无法满足包括安全在内的多重国家利益。同时，放逐战争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在我们这个新的世纪，武力与战争可能成为只针对恐怖分子的武器。

现实主义者将国家间的互动比作台球的运动。它们在桌子上滚来滚去，互不干扰，但一旦碰上，则立刻发生撞击和冲突。这个比喻并没有确切地描绘出国家社会的发展情况。今天的国际社会越来越认为各国是相互依赖的，因此国家间的关系也绝非台球的碰撞那么简单。过去国家死守着独立主权不放，但现在它们必须对国际关系相互依赖的事实做出反应。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了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进行合作。全球相互依赖关系的不断加深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合作的不断加深已经成为跨国主义者们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心内容。相互依赖的互动导致了在许多议题上的联合行动，各国基于共同的原则和规则建立起各种合作体制。重要的是，这些体制在不断的学习和摸索中逐步完善。也就是说，决策者通过体制相互协调，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以促进进一步的合作。如由于意识到保护主义会损害国家经济，而自由贸易则推动经济发展，各国领袖开始致力于通过关贸总协定回合谈判来消除贸易壁垒。但是国际互动的性质也有所变化。亚洲、欧洲和北美的经济一体化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但有战争危险的冲突仍然在某些地方顽固地存在着。欧盟的成功代表了人类对相互依赖关系积极响应的最高境界。欧盟在其十五个成员国内实行经济一体化，这种一体化要求一定程度的超国家的政治协调。欧盟甚至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文化一体化，成员国认同国际共同体的概念。尽管使用的语言不同，欧盟各国在许多方面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不过，尽管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欧盟看来不太可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实现通用货币和银行。而它们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争执，比如英国的疯牛病就在欧洲引起了一阵混乱。

21世纪一个重要的并且还在不断加深的趋势是不断增强的国际相互依赖关系，它驱使各国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各行为角色正意识到，为了我们能得到和平，得到更多财富、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就必须使所有人都认同人类的利益不可侵害的理念。最近几十年来，除了安全之外的多重议题进入国际议程，现在全球议程的重要内容还包括尖锐的国际贸易竞争、生物圈的生态环境破坏、艾滋病、武器扩散以及毒品走私等。许多行为角色将以上问题视为全球性问题，并大力推动国际合作解决这些问题。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认识有助于将世界从国家主义推向国际主义，有助于全球公民社团的发展，也有助于学者们提出超国家的解决方案。不过，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态度并不是一往无前和始终如一的，谁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解决结果如何。最棘手的可能是人口的过度膨胀，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不断增长的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相互作用带来的问题。不幸的是，不断增加的人口削弱了自然环境支持必要的经济发展的能力。21世纪末全球人口可能达到一百亿、甚至一百四十亿，所有人都需要健康医疗、教育、足够的食物、房屋以及工作等等，如果不能满足这些不断增加的需求，人类就会面临困境。世界有产者和无产者业已存在的两极分化将更加明显。大规模的社会不公极易引发政治动荡，对正在形成中的国际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在保护自然环境和增加财富的同时，设法控制人口增长。为了促进和平和全人类的福利，国际社会正在政策制定上进行合作。这些合作的努力说明，各国正在超越过去的以国家安全为核心，以战争为导向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这种努力将伴随我们走过21世纪，但世界财富和福利分配不公的状况恐怕还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多边基础上的问题解决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不可缺少的内容，毫无疑问它将继续在21世纪发挥作用。这种多边层次上的解决总是将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角色都纳入了许多议题的政策制定过程。但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上，各主要国家仍将一如既往地享有特权。现实主义者对权力和战争的关注延缓了人们对国际价值观认同的理解。这些价值发源于欧洲，然后传播到世界其他角落。但是世界并没有发展成一个全球化了的欧洲国际社会。随着殖民帝国的结束，欧洲不再有能力向别国强加它的价值观，但世界其他地区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近似的有利于国际社会形成的价值观。欧洲殖民帝国从二战以后开始倒塌，新独立的国家可以分享早已确立的国际法和民主价值观，但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新的价值观。由于科技的发展，通过发达的电信和交通，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一个全球社会已经浮现。它的副产品则是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在全世界的流行和全球消费文化的发展。世界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转折，亚洲社会的价值观扩散到全世界，与其他地区一起为全球文明做出贡献。随着自由贸易与和平、合作、发展深入人心，在新世纪它们有机会延伸到更多的国家，在全世界人民心中树立起未来人类文明的新观念。

虽然现在无人清楚这种新文明的面貌与特征，也没人知道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以及何时会清晰显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以和平为主题的全球化将是这一新文明初始时期的重要表现内容和催化因素之一。由于许多变化，都是在与以和平为主题的全球化进程的密切关联和因果互动中展开的，因此以和平为主题的全球化也就成了我们这个崇尚变革的时代最为突出的代表和最为重要的综合特征。当以和平为主题的全球化的概念与实践被各国新一代社会精英捧为圭臬并在全世界迅速传播之际，让政府与民众始料不及的是，以和平为主题的全球化在这个至今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新生事物与其他重大变化趋势联系在一起，孕育了对传统国家概念强大的冲击与解构力量。现代国家的主权概念、民族国家的各种权利、国家社会的经济文化内涵、地缘政治与军事安全的原则等，许多一向被我们视为神圣、伟大和不可动摇的事物，都在面对着数百年来最强烈的挑战。以往那些为一国国民所普遍奉行不渝的共同价值观开始变得迷茫混乱。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现实世界的发展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生活在不断地分离、脱节、远去。各国人民和政治家们随时面对着一个比一个更复杂的新问题，而显示新生的重大趋势的窗口也正在被越来越多地打开。以人类的智慧与梦想为动力，加速发展的生产力革新，牵引着以和平为主题的全球化的高速列车风驰电掣地驶过一片又一片神圣的国土，穿行于每一颗或宁静或躁动的心灵。就像数千年前农业文明和数百年前工业文明来临之际那样，再次发生飞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使人类社会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并促使我们必须开始做出新一轮的历史选择与决断。不论这种新生活的前景真正清晰地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时间是今后二十年、五十年或一百年，我们都应当相信，通向新文明的未来之门已徐徐开启。在以国家体系为根本政治实体所组成的国际社会上，不同民族及群体的生存与发展，一向仰赖于国家主权的基本保障。今天以和平为主题的全球化为重要特征之一的社会变革如潮水般汹涌世界。在它的波峰荡漾之间，每个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在发生转移，传统国家有形无形的疆界，已不再能保证它的人民免受影响和冲击。民族国家的最高权威——主权的基本特征正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实质并不简单地来自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治寡头，而是来自于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及其所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由于它关乎我们赖以依存的最大政治实体——国家在未来岁月中的变化趋势，因此我们不得不有所思想，有所探究。如果让我们简单地描述现阶段的全球化进程，是否可以这样考虑：全球化是以不断扩大的经济利益需求为基础，在社会交流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和催化下，导致全球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变化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是非国别性的变化。物质文明的变化是基础，带动精神文明范畴中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变化，进而引发整个人类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变迁。稳固的疆界足以抵御外来侵犯的军队，充满民族自豪的社会意识，经济自给的独立，为国家利益一呼百应的人民，再加上一个政令畅通、管理有效的政府体系，一直是所有主权国家理想的生存发展状态。如今这种传统的国家理想与实践，正逐渐被以全球化为重要特征的新社会浪潮打扫到历史的卷册中。新生的力量正在超越传统的结构而成为新的国家战略能力要义。在一个愈加趋向统一的全球社会中，领土、资源、利益、观念等国家权利要素概念都被赋予了新内涵。争夺国家生存利益的手段已从绝对化的战争方式转向多样化的竞争内容。寒光闪烁的陆战队匕首依然悬在军人腰间，武装到牙齿的航空母舰依然游弋在各大洋水面，但未来社会国家间较量的主战场已然分师而去。社会前进最重要、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它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是推动人类由愚昧走向文明的第一动力。在文明演化史上任何一次飞跃，都源于生产力的长足突进，是它成就了人类文明的一个又一个台阶。如今生产力同时在信息、生物和太空探索等多方面取得革命性突破。这种生产力的大跨度飞跃，自然要引发出一系列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那些基于现有生产关系中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经济自主、文化凝聚等国家主权的构成要素和理论，自然也就面对着无法回避的冲击与解构，而我们的生活也必将因之深受震撼。

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全球化。仅仅是社会形态变迁与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它最终究竟会把人类社会带向何方？又会迎来怎样的新文明？现有的国家形态将如何演化？国家主权将归向何方？人们又会构建怎样的世界体系来维系新的全球社会？面对于此，无人能给出确切答案。现有的任何描绘与论断固然都会有着先验论和经验论的固有弊端，但我们也必须清楚的是，历史前进的步伐已越走越快，且出人意表。如同从渔猎游牧时代进入农业时代、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时人类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在21世纪人类社会的演化将又一次完成量变的累积，正在向新的质变临界。今天的我们正全速冲向以全球化为重要特征的新文明时代，全新的社会格局已在孕育，且端倪初显。维系我们生存与发展、荣耀与骄傲的社会机制、国家体系、权力地位、利益取向，正在沧桑巨变的前夜，正在焕发新生的前夜。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颠覆性的过程中，国家体系直接承受了几乎全部变化的压力与结果。其结构性的、历史性的变迁，首先是从经济生活内容与形式的变迁展开的。紧随其后，同时展开的是技术因素挑战性的超越、国家安全格局的嬗变、社会文化的分野与更迭。当我们最终发现现有国家体系构成不再能全面客载与调适新的社会需求时，这些新生事物便开始与国家体系一起，渐渐构筑出新世界的轮廓。当我们面对历史，有太多的经验要汲取；面对现实有太多的疑问需解答；面对未来有太多的迷茫亟待澄清。唯一确定的是，我们有幸置身于又一个革命性历史进程之中，我们已站在人类社会又一个新的起点之上。在这个新的起点上，中华民族应当何去何从，我们如何能够在浩荡的时代潮流中重新和平发展，找到本应属于我们的位置；如何能够让本应辉煌的中华文明再次复兴，成为世界文化中最为闪耀的明珠之一，我们这一代人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胡锦涛主席指出：“科学发展观揭示的是发展的普遍规律，对全国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落实。”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总结古今中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既是治国安邦之策，也是兴军强武之道。一个民族要登上时代的高峰，一刻都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思维。一支军队要走在世界军事发展的前列，一刻也离不开理论创新的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和国家适应时代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理论指导军事实践，是中国军事的光荣传统，是中国军事不断创新发展、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科学指南。胡锦涛主席要求全军部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来，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全面加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自觉为维护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做出新的贡献。我们只有从国防和军队建设战略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深远历史意义，才能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变成推进军队建设与发展中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

科学发展观为新世纪新阶段加速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供了重要遵循。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处环境和面临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在国际形态复杂多变，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特别是“台独”分裂势力严重威胁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背景下，更发地履行党和人民赋予军队的神圣使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稳定。如何在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推进，争夺国际军事竞争战略主动权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不断增强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如何在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迈上新的台阶，等等，这些都是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解决的时代性课题。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深刻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回答和解决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事业包括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进一步拓展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视野，更加自觉地从国家利益全局筹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观坚持强调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来谋划，放在国际战略全局和国家发展大局中来运筹，以国家发展大局的需求来牵引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大思路，是从政治高度观察和思考军事问题，把现代科学方法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首要的问题是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胡锦涛主席根据国家发展对国家安全提出的新要求，深刻把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内在规律，明确提出，从国家讲，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国防投入，保障和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从军队讲，要坚决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自觉在大局下行动。这一重要论述，坚持了江泽民同志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指明了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正确途径。21世纪头20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国防和军队建设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一支同中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才能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我们只有这样认识和实践，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意义。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与时俱进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世界眼光与中国特色的统一、创新品格与科学态度的统一，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以及事物发展的开放性。科学发展观关于事物发展规律性的揭示，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发展中同样存在。用科学发展观所揭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思考和谋划国防和军队建设就能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可以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发展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大目标相适应。如果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不能科学发展，就不能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也就不能有力地支撑国家经济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把握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时代要求，自觉地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军事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主席根据时代发展要求和中国安全形势的新变化，明确提出了军队要履行新的历史使命，即：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对中国军事职能任务的新概括，对中国军事地位作用的新拓展，对军队性质宗旨的新要求，对军队发展目标的新定位。军队新的历史使命的确立，使军队建设与发展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对运筹和谋划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把握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时代特点，自觉地肩负起党和国防赋予中国军事的新的神圣历史使命。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进一步明确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实现途径，科学谋划国防和军队建设。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正面临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整体转型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与发展的任务非常繁重，许多矛盾需要化解，许多结构需要调整，许多关系需要理顺，许多工作需要统筹。只有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国防和军队建设，才能把各个方面的建设统一起来，把各个方面的力量协调好，把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适应新军事变革发展的潮流，不断缩小中国军事与西方强国军队之间的差距，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跨越式发展，真正解决好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性课题。科学发展观为新世纪新阶段把握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规律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军事领域是最具创新活力的领域，必须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不断探索特点规律，指导和推动新的实践。科学发展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是我们党关于新形势下发展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不仅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为我们把握国防和军队建设新的特点规律开启了认知之门。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的任务极其艰巨复杂，能不能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关系到中国军事能否抓住新机遇、解决新问题、实现新发展的战略目标。胡锦涛主席在论及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明确指出，必须按照“五句话”总要求，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使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建设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进步；必须下工夫解决军队内部存在的某些结构失调、关系不顺的问题，进一步优化结构，理论关系，加强体系建设，提高整体效能；必须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与军事斗争、机械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当前建设与长远建设统一起来，为建设一支同中国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创造持续发展的条件；必须大力加强科学管理，切实转变传统的管理模式，不断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路子。这些重要论述，是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实现这些新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就能不断打开新局面，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坚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正确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各种关系。50多年来，中国军事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面对不同时期各种复杂情况和严峻考验，正确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如何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重大关系。如，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关系，人与武器的关系，军队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常备军与国防后备力量的关系、继承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的关系，学习外军有益经验与保持中国军事特色的关系，机械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的关系，重点部队与一般部队建设的关系，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关系，等等。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思想，要求照顾到方方面面，平衡各种关系，协调并处理好各种矛盾，为我们统筹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各种重大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我们只有坚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够正确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各种问题，有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思路，选择适合中国特色军队建设的发展途径，加快实现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坚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够抓住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核心与关键，提高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关键是不断提高战斗力，中国军事的一切建设也都是为了提高战斗力。战斗力标准是检验中国军事建设成果的唯一标准。军队是为战争和进行战争准备而存在的。军队打赢战争靠的是战斗力。而提高战斗力与提高军队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密切相关。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发展，是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我们只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军队质量效益建设，才能在军队建设的各个领域强化质量效益观念，转变传统管理模式，引进先进适用的管理方法、技术和手段，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和战斗力。也就是要通过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确立科学可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思路，掌握好各种资源的投向和投量，防止重复建设和分散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快速高效地推进军队建设，使有限的资源最大化地转化为国防实力和战斗力。坚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够准确把握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体和动力源泉。科学发展观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抓住了社会发展中的主体。这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创新发展，是唯物史观在现时代的生动运用，集中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胡锦涛主席深刻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对军队来说，就是要始终坚持人民军队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军队建设中，必须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心系基层、情系官兵，切实维护官兵权益，不断改善官兵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这一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军事建设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赋予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和本色作风新的时代内涵。贯彻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始终把促进官兵全面发展作为军队建设的主体工程。不仅要实现官兵素质的全面发展，还要实现维护官兵权益，改善官兵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目标。就是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始终把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民军队存在的价值。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国防和军队建设为什么发展以及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只有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切实做好以人为本的工作，把上上下下的思想统一起来，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切实使全军官兵的意志、智慧和力量真正凝聚到履行新使命、完成新任务的伟大实践中去。坚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有效地探索中国特色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组织模式、政策制度及其运行方式。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组织模式和政策制度及其运行方式是实现军事战略目标的组织保证、制度保障和行为规范。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需求和现实军事斗争准备需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编制新模式，并使之法制化、规范化是中国军事改革中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改革政策制度，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国防和军队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军事新世纪新阶段需要解决的重大战略课题。科学发展观始终贯彻以改革创新的观念和思路发展经济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强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通过体制结构的改革，政策制度的创新来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效益，并把这一发展思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蕴涵体制结构、制度创新的思想及其所显示的建设效益，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组织模式、政策制度创新的思想基础，为军队组织模式和政策制度改革提供了榜样。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军事要实现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一切不利于转型的组织形式、政策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都应该进行调整改革。我们只有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对未来战争进行科学预测，科学合理地确定国防和军队的层次结构和编组，探索出中国特色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运行机制。

科学发展观为新世纪新阶段凝聚全军官兵的意志和力量，提供了重要思想和理论基础。科学真理的巨大力量在于说服群众、动员群众、凝聚群众为共同目标而不懈奋斗。科学的理论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为巨大的力量，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军事最新科学理论成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新世纪新阶段凝聚全军官兵意志和力量提供了重要思想和理论武器。坚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将进一步强化全军官兵的军魂意识。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胡锦涛主席强调，中国军事是党缔造和直接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地听中国共产党的话、跟党走，高度自觉地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和纲领，是党对军队的根本要求，是人民军队性质的根本体现，是中国军事永远不变的军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理论创新成果，胡锦涛主席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科学发展观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郑重地提到全军面前。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就是军队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军队的任务。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是军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落实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要求。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用中国共产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官兵头脑，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体现。

坚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将进一步增强官兵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坚定信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新世纪新阶段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两大战略任务。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而繁重的建设任务，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与阻挠。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强调无论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发展中，都要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国家社会和军队转型时期建设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思路、主要原则和重要理论依据，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包括国防建设在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能不断开辟新的局面，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坚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将进一步激发官兵聚精会神干事业、一心一意谋打赢的创造精神和高昂热情。新世纪新阶段，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具有新的表现形式；中国周边还存在不稳定因素，传统安全因素并未消失，非传统安全因素不断发展，太空领域的安全、电磁空间的安全、海洋通道的安全、海外公民与市场的安全，以及核安全、毒品走私、跨国犯罪、自然灾害、流行病、生态环境破坏，等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台海形势复杂多变，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呈升级扩大趋势，中国军事捍卫国家安全的任务更重，推进祖国统一的责任更大，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更高。因此，努力提高中国军事应对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已经成为全军官兵的共识。全军上下正在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不渝地坚持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理想，以现实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聚精会神干事业、一心一意谋打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进一步开拓了视野，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不仅是我们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认识和方法论，而且，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创新精神，必将进一步激发全军官兵的创造热情。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指导性，还在于科学理论的创新精神会不断激励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伟大的实践活动中去创新、谋发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战争的伟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其实，理论创新的伟力同样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坚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将进一步激发官兵聚精会神干事业、一心一意谋打赢的创造精神和高昂热情。坚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军官兵必将不断创造出适应未来战争特点规律的体制编制、武器装备、作战理论与作战方法，不断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信息化水平，不断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推向前进。

坚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将进一步强化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中的求真务实精神。科学发展观提倡全党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首先就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不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就不可能落实正确的政绩观；不坚持正确的政绩观，也不可能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求真务实，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防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真抓实干，狠抓落实；正确的政绩观，就是在创造政绩的过程中把握规律性，提高科学性、减少盲目性、克服片面性，扎扎实实地推进发展，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指导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对于解决官兵的实际问题和衡量检验工作成效，对于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贯彻从严治军方针、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就能不断弘扬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注重实际，干实事，求实效，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主席重大战略决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科学发展观揭示的是发展的普遍规律，对全国都有重要指导意义，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协调发展的思想，把社会和经济发展看做是一个协调的发展过程，通过统筹城乡、区域、人和自然、经济和社会、国内国外等方面的关系，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统筹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相互关系，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2004年7月24日，胡锦涛主席主持了以“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国防建设”，使二者“相互促进”。今年上半年，胡锦涛主席又明确指出，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首要的问题是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国家安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是强国强军的必然选择，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加快军队整体转型的要求。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富国强兵的必然选择。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是强国之策，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被统治的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它拥有政治权力(公共权力)以及构成这种权力的武装力量。拥有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的雄厚的国家综合国力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通过国防建设达到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社会稳定的目标，通过经济建设把国家的综合国力搞上去，两个方面统一于强大国家目标之中。从国策上来看，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现代化建设既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国防建设；祖国统一既有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强大的国防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要靠包括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强大。因此，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两者必须协调发展，不可偏废。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并把这一方针放到了国策的重要位置。从实践上看，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与否事关国家的强盛与安危。两者协调，则国强；两者失调，则国危。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得再好，如果国防建设搞不好，仍然不能成为强国。同样，只重视国防建设，不发展经济，国防建设最终会成为空中楼阁，失去支撑和基础，国家最终也强大不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和作用，现代国家，无不高度重视国防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冷战”结束后，世界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大国间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以军事为后盾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特别是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国都在进行战后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军事战略调整，力图增强军事实力，强化军事力量在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中的职能作用，谋求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占据优势，争夺在21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这表明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是强军之道，强大的军队，离不开高素质的人、先进的武器装备、合理的结构及科学的理论。强大的国防，不仅要对武装力量、边海防和战场进行全面建设，而且要在国防科技工业、国防动员、国防教育，以及与国防相关的交通、邮电、能源、水利、气象、航空航天等方面进行全面建设。要实现强大国防的目标，必须通过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才能够实现。一方面国防建设是建设强大军队的主要途径，而经济建设又是国防建设的基础，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就无法建设好国防，建设强大军队目标也就难以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通过战争建起了一支现代化的强大军队，但是，由于“冷战”中美苏进行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苏联没能很好地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最终不但没有实现强军的目标，还落得个亡国的下场。因此，强军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另一方面，加强经济建设能够为军队建设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科技不断创新，社会不断进步，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利益空间不断拓展，会对军队提出新的任务需求，同时，也会为军队建设提供新的机遇和动力。在世界历史上，大国的和平发展，特别是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都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既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也提供了重要机遇。英国为了控制海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建立了以海军为支柱的世界级军队。美国为了本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也建立了一支称霸全球的军事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有所作为，既要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要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在着力完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胡锦涛主席提出新世纪新阶段军队的历史使命，对建设强大军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发展、世界军事强国已进入军队信息化阶段的新形势下，中国军事仍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发展阶段，亟待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信息化条件下防卫作战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快国防建设，势必会进一步拉大中国军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旦发生战争就可能陷于被动，就难以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建设的进程也将被打断。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对于建设强大军队的极端重要性，紧密结合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增强坚持这一方针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驾驭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能力，加速推进军队建设的进程，在富国的过程中，实现强军的目标。

第一节 文化军事战略是和谐中国的科学发展选择

2005年2月19日中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国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作了重要讲话。胡锦涛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要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扎扎实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胡锦涛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中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可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和谐是生命世界的永恒主题。建立多元兼容、和谐有续的社会既是人类发展实践的需要，也是人类理想的奋斗目标。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是几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长期以来人类对发展的理解使得和谐的生命世界遭受严重破坏。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一般集中在经济领域的产值增长、速度加快、规模扩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等意义上。这种纯粹从经济利益出发的工具性界定视自然界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认为发展生产力的活动是也仅仅是人类向自然单向索取的运动。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千百年来人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展开了对自然界的作战攻势。一部人类发展史，实际上不过是一部悲壮的天人斗争史。这种错误的发展理念将人类文明导入了死胡同，人类在饱尝了大自然的报复以后方才如梦初醒。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受当时的发展观所支配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现代社会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的最大危机就是价值观的危机，它只关心如何发展，而对于为了什么发展这一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却漠不关心。其后果不仅加剧了人同外部自然的冲突，而且也造成和加剧了人类自身的冲突，使人类在地球上无法持续地生存下去。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世界性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和人口问题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人们普遍认识到要解决这些危及全人类生存的重大而又迫切的问题仅从经济的和政治的视角出发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综合地来寻求人类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发展社会学、发展文化学、发展战略学、发展哲学、未来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纷纷兴起。和谐社会理论也是在这种历史潮流中开始萌芽。但为什么和谐社会理论会在当代凸显为一个时代的亮点呢？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和谐社会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代，全球化空前地改善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全球化问题。所谓全球化问题，就是决定人类的共同命运，而且只有靠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当今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一经产生就严重地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的有效解决无疑需要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各国政府的通力合作，否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将人类引向毁灭。各国人民也都广泛关注全球化问题。这样，严重威胁人类的全球化问题就以否定的形式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内在动因，并因此使和谐社会的理论需要成为现实。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不断增长，谋求共同发展的呼声日益强烈。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既是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2004年5月20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给各国人民既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又带来了新的严峻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是各国人民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是正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来说，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十分珍惜和切实用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加快发展，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的问题是发展必须有新思路，必须更好地把握和运用现代化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已经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了出来，而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明确提出来，这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曾庆红同志在阐述《决定》精神时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位一体，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格局。这一新概念和新观点的提出，反映出党、国家和全社会对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社会生活变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互融、人与经济协调发展、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以及人与发展之间相互和谐的社会。即“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我们党从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而确立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哲人都有“大同社会”和“理想国”的构想。中国文化自古贵和，西方近代最早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的是19世纪初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他认为，在自然体系内存在和谐的秩序，那么在社会体系内也同样应当有和谐的秩序。必须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残酷和不公，构建工业与农业、家务与教育、生产与消费的联合体，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各阶级的融合。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有益思想，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和谐社会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或者“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的表述，无疑是指高级的和谐社会。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逐步变成现实，它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共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由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既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未来利益。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保持先进性、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努力实现人民群众期盼社会稳定、和谐的愿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不断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现在，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改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任何一项大的改革举动都可能带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集群效应。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进入黄金发展期，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一是进入矛盾凸显期，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差距扩大。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巩固改革成果，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当把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努力实现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鉴于“十年动乱”的深刻教训，反复强调保持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也搞不成，要保持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继续发展的繁重任务，就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人民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在实现社会稳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看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利益冲突、矛盾纠纷不断增多。特别是腐败现象的滋长和各种犯罪活动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对党和人民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需要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民主，畅通广大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和其他社会事务的渠道，依法调解各种社会关系，合理地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及时将不安定因素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要健全法治，严厉惩治腐败，狠狠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安居乐业，整个社会才能和谐稳定，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的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的对象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的实质是对方方面面利益关系的协调。我们党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始终注意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从而使改革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重大成果。当然，以协调各方面利益为实质的改革，不可能在同一时间照顾到所有人的利益，更不能用传统计划经济的方法，采用平均主义的方式保障公平。但是在改革中出现的某些方面差距过大甚至越来越大的问题，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表现在利益关系上，主要是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有所扩大，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惯例尚有差距，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待业和失业人口与就业岗位间的差距较大、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间的差距较大，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等等。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认真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以有效地推进改革的深入，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说使中国社会僵化，使中国人民麻木；也不是追求表面上的一种思想、一个声音、一种行动；也不是说一个党、一个国家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没有差别、没有矛盾。如果这样整个民族就会窒息，整个国家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活力。况且这样绝对的整齐划一、协调和谐，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压抑全党全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而是要通过党对社会的整合，既使各种差别和矛盾处于一种正常的、有序发展的状态，又使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使每个人聪明才智都充分挖掘和发挥出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

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加强军队全面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统一的整体，必须全面加强、协调推进。”这是在军队建设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革命化是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现代化是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正规化是军队建设的重要基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军队全面建设的基本内容。中国及中国人民必须全面加强、协调推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推动军事、政治、后勤、装备等各领域的工作密切配合、共同进步。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大力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我军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始终把革命化建设放在第一位。思想政治建设是革命化建设的核心。在时代条件深刻变化、社会环境日益复杂、使命任务艰巨繁重的情况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我军革命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抓住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点，就是“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论述，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我军始终做到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听党指挥是我军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服务人民是我军必须永远坚持的根本宗旨，英勇善战是我军履行职能使命的根本要求。中国及中国人民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军，大力加强军队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入进行军队历史使命、理想信念、战斗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不断增强广大官兵的军魂意识、宗旨意识和使命意识，确保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确保军队有效履行历史使命。

坚持科技强军，切实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国家现代化建设来说，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于军队现代化建设来说，就是要切实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之所以强调要切实转变军队的战斗力生成模式，是因为中国及中国人民是在世界科技革命蓬勃进行、高新技术不断发生新突破的历史背景下搞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着战斗力要素的内涵，从而深刻改变着战斗力生成模式。中国及中国人民必须继续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把军队战斗力生成模式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高新技术进步上来。要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加快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充分发挥信息能力在战斗力生成中的主导作用。军事训练是军队和平时期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促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重要着力点。要切实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地位，坚持走科技兴训之路，不断改革训练内容、方式和手段，积极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后勤现代化的发展，是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必须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要求，加紧推进后勤建设和改革。要加大实施人才战略工程的力度，下工夫提高官兵科技素质，努力把广大官兵培养成适应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要求的军人，造就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完善军事法规，加强科学管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军队建设的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抓紧抓好。要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统一起来，加强军事法规建设，把军队建设进一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强科学管理，对于中国及中国人民在新形势下建军治军，意义特别重大。我军建设现在面临着世界新军事变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世界新军事变革不仅是一场军事技术和军队组织体制的革命，也是一场军事管理的革命。科学高效的管理，对于降低军队建设成本、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率、增强部队战斗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部队组织结构和编成越来越复杂，遂行军事任务的领域不断拓宽，军费投入也不断增加，这对加强科学管理提出了紧迫要求。同时，我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也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中国及中国人民研究如何对军队的建设和工作加强科学管理。因此，要切实把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更新管理观念，加强现代管理知识学习，积极引入先进适用的管理方法、技术和手段，健全科学的管理机制，积极探索具有我军特色的科学管理模式，通过加强科学管理推动我军正规化建设向更高阶段发展。

在中国军事文明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是伴随国家的发展转型，随着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军事的新的历史使命，极大地拓展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视野，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军事建设的发展方向。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军事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简单说，就是“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在新形势下，牢固树立与履行历史使命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对于我们跟上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步伐，更好地肩负起历史使命，把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局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贯彻和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当前，学习贯彻胡锦涛主席关于中国军事历史使命的重要论述，就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新的实践，牢固树立以下几个观念。“中坚力量”观念。新世纪新阶段，党正在领导人民加速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军队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是其历史使命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在当前和今后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的情势下，军队尤其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发挥无可替代的中坚力量的作用。要从“中坚力量”观念出发，自觉做到以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为方向，深入贯彻江泽民同志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认真落实胡锦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确保中国军事建设发展的正确方向；坚决抵御“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的影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主席的指挥；大力加强军队党组织先进性建设，加强高级干部队伍建设，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中国共产党的可靠的人手里。

战略全局观念。抓住21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制定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必须看到，由于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和遏制政策，由于中国周边存在种种影响地区稳定的因素，由于台湾岛内分裂主义势力及其活动有新的发展，由于境内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势力有所抬头，国家总体发展战略面临着现实威胁。作为军队来说，必须树立和强化战略全局观念，坚持军事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用战略全局观念筹划军队建设、指导军事行动，使军队现代化建设、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力量运用始终着眼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要求，着眼于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努力实现应对危机与维护和平的统一、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的统一，从而为举国上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

综合安全观念。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国家安全越来越呈现出综合安全的鲜明特征。从国家安全的内容看，既包括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也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和环境安全等。从国家安全涉及的范围看，安全利益从传统的领土、领海、领空不断向海洋、太空、电磁空间拓展。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看，单一的手段已难以维护国家整体安全，需要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中国军事要有效履行历史使命，必须确立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念，既要关注军事安全，又要关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和环境安全；既要着眼于维护国防安全，又要着眼于维护政权安全；既要重视维护领土、领海、领空等传统领域的安全，又要重视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要在综合安全观念的牵引下，全面提升军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并积极参与包括双边、双边安全合作在内的国际安全合作，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以平等求稳定，在促进世界和平中维护国家安全。

统筹协调观念。有效履行中国军事历史使命，必须建设一支与中国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全方位提升军队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和强化统筹协调观念，促进军队建设的全面进步和部队战斗力的整体跃升。要把统筹协调观念贯彻于军队建设特别是战斗力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做到在总体上统筹协调好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标准，把“五句话”总要求落实到位；统筹协调好机械化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坚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推动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统筹协调好军事斗争准备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坚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不断深化军事变革，着力解决制约中国军事建设和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统筹协调好重点项目建设与体系建设，在着重搞好作战力量建设、“撒手锏”武器装备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战场建设的同时，努力促进各系统、各层次的整体协调发展。

质量效益观念。质量效益是军队现代化的生命。注重质量、讲求效益，是关系未来战争胜负和军队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是有效履行历史使命的客观要求。牢固树立质量效益的观念，把整个军队建设纳入讲质量、求效益的范畴，把提高质量效益的要求全方位地贯彻于整个军队现代化建设，以使军队的一切工作和资源都在提高战斗力上充分发挥效益。要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尤其注重完善科学决策、民主政策、依法决策的制度和机制，不断增强战略筹划指导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把艰苦奋斗、勤俭建军贯穿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把有限的资源和经费用在重点关键处，最大化地提高国防实力和战斗力；不断完善质量效益监督体系，建立严格有效的责任制，强化军队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监控，不断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质量效益。

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世界大国，成为什么样的世界大国，通过什么途径成为世界大国，除了这个国家是否具备主要的基本条件外，首先取决于该国国民的努力、认同和辛勤的劳动。没有全体国民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努力，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国。但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大国之路，通过什么方式成为世界大国，如何面对国家成长过程中的挑战，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关键的因素还是国家领导者本身的意志、决心和素质。在世界大国的成长的历史中，这几乎是一条规律。英国学者汤因比指出，一个文明能否接受和战胜外来的挑战，其根本和关键在于这个文明的领导者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如果领袖们失去了创造力，那么这个文明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就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成长可以根据这个社会领导者的自主力量是否在不断增大来加以解释。我认为，一个文明的未来命运掌握在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手中。”大国的成长也是一样的道理。大国成长中的大国领导人的素质、意志、能力、信仰、对世界发展潮流的领悟程度等都具有重要作用。不管这是法治国家还是人治国家，是民主自由国家还是专制集权国家，都有相同的因素。美国1776年革命后，选择了法治的社会制度，确定了民主、自由的宪法原则，但这一制度一开始并不是由众多的民众制定的，而是由一小批精英制定的，其中华盛顿本人在这一过程中起的作用是特别重大的。他本人以自己在革命和战争中树立起来的崇高声望，坚决维护美国的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实行民主宪政和自由原则，这为美国后来的强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是美国后来政治上基本平稳发展的重要原因。法国大革命本来以其人权、民主、自由的原则的实践而在欧洲各国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拿破仑却把这种威望用于个人权力和野心的实现，并以战争和侵略征服欧洲，导致法国最后的失败，使法国失去了成为当时欧洲一个伟大国家的机会。日本19世纪末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关键就是由于当时的日本明治天皇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果断地实行改革，学习西方，同时也维护了天皇的特权。德国于19世纪70～90年代成长为世界大国，与俾斯麦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苏联的兴衰更是个人作用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没有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一批精英的领导，当时的俄罗斯也不会创造出苏联的模式，不会很快成长为世界大国。这些都说明领导者在一个国家的成长、变革的时期，对一个国家的成败，起着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作用。战略选择的决定权直接掌握在领导者手中。这些战略选择也将决定着有潜力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国家成长的速度、规模、方向、范围与质量。文化军事战略属于广义大战略范畴。对一个国家来说，大战略既适用于战时，又适用于平时；既管国家安全，又管国家发展；既有对外的一面，又有对内的一面。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实际执行的总体战略属于广义大战略的范畴。在这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列。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幅员辽阔，国境线长，周边情况复杂，统一祖国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又面临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因此维护国家安全和保证国家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任务很重。同时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为了避免时间和国力的浪费，必须把安全和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利于这样做。文化军事战略思想是国家意志、治国者的判断与决心、国内各阶层利益与要求的集中体现。文化军事战略思想是国家战略能力思维的最高层次，它对国家战略能力的制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战略筹划和指导总是要根据新形势、新要求确定新目标、新任务，拿出新思路、新方案，制定新计划、新措施，以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由此决定了战略思维必须带有创造性，创新是战略的动力。

战略思维方式从本质上来说是创新的，创造性是战略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战略思维方式没有妨碍战略的创造性，而恰恰是为新的创造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从人类认识史来看，现代辩证思维方式的产生就是一个划时代的创造，是创新的产物。同时这种思维方式又是思维创新的基础，为理论创造开辟了无限宽广的道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正是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理论品质，是其强大生命力所在。“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战略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活动，离开了创造性的战略只能是一种纯粹的机械重复，对实现新的战略目的毫无意义，从本质上说也就根本不成其战略。战略思维方式离开了创造性，也就变得毫无意义。战略思维方式的创造性不是脱离实际的生编乱造，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臆想，而是指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表现为思维的创造性。而战略性创造思维是人类理性思维的高层次思维活动，是带有全面性的创新思维，是超前于战略实践的进取思维。

战略思维方式的创造性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突出地表现为敢于突破已有不合时宜的框框、模式和限制，大胆开拓创新。在对待科学理论上，战略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要求既要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又要破除迷信，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在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的现代社会尤为剧烈和深刻。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具体化，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人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所以只有在创新中才能得到它的表现形式。毛泽东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把坚持原则同独创精神结合起来。1958年他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坚决反对那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是蒙昧无知的人。邓小平则指出，一些人思想僵化，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传。“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邓小平大力提倡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江泽民强调要与时俱进，他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党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在对待国外和其他间接经验上，战略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要求既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又不能照搬照抄，坚决反对经验主义。国外和别人的经验是经过那部分人的实践检验在人们头脑中抽象概括而产生的，具有一定的真理性，是十分宝贵的认识成果，应当认真吸收。特别是国外也有许多典型的战略事例和战略实践经验，是我们没有实践过或将要进行实践的，有着重要价值。纵使是失败的教训也可以使我们避免犯类似的错误和少走弯路。但任何经验的产生都具有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现实的主客观条件，机械地照搬照抄是不行的。正确的态度是认真学习，大胆吸收为我所用。在借鉴别人经验的同时，还要根据自己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大胆创新，创造出适合自己战略环境与要求的思路、方法、措施来。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坚持独立自主，把学习、借鉴同创造结合起来。这样，国外的和其他的间接经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总之要有分析地借鉴，不能盲目地机械搬用。学习是创新的条件，创新是学习的目的。在对待历史传统上，战略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要求把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既要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又不能拘泥于前人，坚决反对食古不化的复古主义。毛泽东曾经强调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特别是传统战略思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积淀下来独特的战略思考方式，是历史文化和经验的升华。思维的特点本来就带有延续性。战略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不同的民族起源、历史发展、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等条件下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和思维特征。它不仅蕴涵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历久不衰的秘密，而且也是战略思维创新的民族根基。因而战略创新思维不可能完全抛开民族传统文化，不能够数典忘祖。但显然只能吸取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抛弃其糟粕，决不能在历史早已发生巨变的今天还对古人的一切奉若神明，完全迷信，食古不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在发扬的同时进行创新，这是战略思维创新的正确态度。

现代文明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既往的文明积累与现实的重新创造相融合的结果。传统文化秉承地理与历史的客观环境，领受长久的人文熏陶，以及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活动中的创造而来，又在客观规律和主观作用下向着现代化潮流而去。这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着极其深厚的内涵、流转、延伸的自然与社会过程。揭示这一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哲学作为人类认识工具的任务，更是在世界的现代化潮流中，如何面对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明而提出的共同性课题。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不是生活在大变动时代的人们，是体会不到的；而当代世界与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又把我们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所以，文化军事战略是一个深厚的认识和实践课题。文化作为一种本原性的要素，对军事理论的发展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作为探索和制定军事理论的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军事理论也都必然带有深刻的文化印记，并构成了军事理论的内在品质。正如有专家学者指出的，“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最重要的是大脑皮层——部分是在与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没有有意义的符号体系提供的指导，它就不能指引我们的行为或组织我们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对军事理论起着一种广义上的控制作用，既“文化控制”。这种控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力量，而是来自于内在的非强制性的力量。具体说，这种力量或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引导军事理论的发展方向，形象地说，文化是军事理论发展的“导航仪”。正如人们已知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重点，而战略重点来自该国早期的或已经形成的经验，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国家或精英们的哲学、政治、文化和认识特性的影响。因此说，文化作为“导航仪”引导着世界各国军事理论航行的方向。比如，在变幻莫测的复杂国际环境中，各国的领导阶层及军方观察世界和做出决定总是通过自身的文化棱镜来进行的。文化为他们提供了自己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强烈地影响着他们对军事理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看法。在制定军事政策的过程中，他们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其文化观念作为选择坐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推进军事理论的强大力量。布热津斯基曾说，美国“帝国”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占优势的组织制度，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巨大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能力，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布热津斯基所说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在各国军事理论的发展中显然起着无形却又重大的作用，它是推动军事理论发展的一股强大力量。约瑟夫·奈把文化的这种作用表述得更为透彻。他把这种力量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同化力的获得，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它对军事理论的发展变化，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赋予军事理论以鲜明个性。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的比较优势必然能动地对异质文化的挑战做出回应。比如，在当代，美国的文化扩张势头强盛，这就必然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抗争，即使在同一文化范畴的西方国家之间，由于他们的文化差异也会引发矛盾和冲突。西方文明同源异流，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基本一致，但在不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待不同的问题也往往出现歧见。它们在制定军事理论时，也因不同对象、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和不同利益驱动而形成不同的理论。但是，将其文化中的特质部分注入到军事理论中，确是不争的事实，这点仅从美国军事理论所显现出的进攻性、强制性等中即可明确。文化军事变革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萌发、海湾战争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场世界性军事革命。这场革命将会深刻改变军事活动的各个方面，从根本上动摇机械化战争的军事体系，给21世纪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军事建设及其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而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成为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军事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在研究文化军事变革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更多地从技术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战争因素等方面，分析和认识文化军事变革的形成及发展，提示其本质及规律，而对文化因素则关注较少。信息化军事变革是继冷兵器军事变革、热兵器军事变革、机械化军事变革之后的又一次军事革命。作为人类军事变革整个过程的最新阶段，它与前三次军事变革之间既存在着质的区别，又有许多割不断的联系和共同点。考察和分析文化在历次军事变革中的作用及特点，将会对我们认识中国文化军事变革与当代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诸多启示。历史孕育着现实，现实蕴涵着历史。文化在前三次军事变革中的作用及其特点，为我们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诸多启示，主要有：

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健康快速发展，需要认清文化的地位与作用。历史表明：前三次军事变革的形成、发展与成熟，都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战争等综合因素作用的产物。在这些因素中，文化的作用与影响，是军事变革形成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全面性，即文化对军事变革的作用与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广泛渗透于军事变革的各个方面，特别突出地体现和反映在影响武器装备的发明与改进，影响军事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影响军事变革中人们的思想状态及军事变革的精神动力等诸方面。二是全程性，即文化对军事变革的作用与影响不是时有时无、断续相间的，而是贯通在军事变革的整个过程。三是趋强性，即文化作用的大小不是僵化固定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军事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作用的趋强性，一方面体现和反映在文化和军事变革相互作用的时间及过程越来越短，效果显现越来越快；另一方面体现和反映在文化不仅直接作用于军事变革诸要素及其过程，而且还渗透于社会生产、经济、政治因素之中，并通过它们间接影响军事变革的性质及发展进程。文化作用的全面性、全程性、趋强性，标志着文化已越来越成为影响军事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内在要求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中，要确立文化视野和文化眼光，认清文化的地位、作用及价值，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

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健康快速发展，需要以先进文化为指导。历史表明：军事变革中文化作用的大小、方向与文化的性质紧密相关。简单地说，文化的性质，既取决于它是推动还是抑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也取决于文化的阶级属性，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凡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并与推动社会前进的阶级相联系的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反之亦然。用先进文化或落后文化甚至反动文化来指导军事变革，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用落后文化来指导军事变革，往往会产生两方面结果：一是延缓或抑制军事变革的发展进程，有的甚至导致其失败。如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方针，仍坚持用封建主义的农耕文化，来指导与资本主义及近代工业等因素紧密相连的洋务运动，拉开了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序幕。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建立了总吨位排名世界第7位的强大海军舰队。然而正是这支舰队，却在自己的国门前被排名世界第21位的日本海军所打败，洋务运动及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宣告流产。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军队的武器装备虽然取得了巨大发展，达到或接近当时世界先进军事水平，但由于落后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在组织编制、教育训练、军事理论、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仍停留于封建军队的水平，不仅没有形成军事变革的整体推进与整体效能，而且这些因素还严重抑制了武器装备先进性能的发挥。二是把军事变革引向错误的政治方向。如帝国主义文化把机械化军事变革成果，引向为争夺殖民地及世界霸权的战争服务便是如此。与此不同，用先进文化来指导军事变革，一是能够有力地推动军事变革的发展进程。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化，之所以能够全面促进和推动冷兵器、热兵器军事变革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文化是它们那个时代的先进文化。二是从思想上影响和规范军事变革的正确政治方向。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把冷兵器军事变革的成果，引向为反对奴隶主统治以及统一中国的战争服务。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化，把热兵器军事变革的成果，引向为反对封建主义统治的战争服务，这些都具有推动社会及历史前进的积极意义。上述情形表明，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在军事变革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它内在要求我们，认清不同性质的文化对军事变革的不同影响，坚持用先进文化来指导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有力推动其发展，并保持其前进的正确方向。

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健康快速发展，需要大力推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创新，培育和强化科技意识。历史表明：新的技术发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新的武器装备的出现与发展，既是历次军事变革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又是其重要内容。金属兵器、火药和火器的发明与改进，主要依赖生产与军事实践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技术知识的积累、传播与运用；火药和火器的改进与完善，除了依赖丰富技术知识的支持外，还取决于化学、物理学等近代科学知识的发展与进步。同样，蒸汽机、内燃机、电机、无线电等技术的发明，以及飞机、坦克、潜艇等机械化武器装备的出现，也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创新与发展。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科学知识创新，对于推动技术发明及武器装备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没有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经典电磁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内燃机、电机、无线电等技术发明以及一系列机械化武器装备的形成与发展，是难以想象的。历史还表明：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创新与发展，不仅对技术发明及武器装备的发展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而且它还通过提供新的知识及思维方法，推动军事理论创新，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军事变革的发展进程。上述情形表明，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创新、积累、传播与运用，在推动军事变革发展中具有先导性、全面性、基础性作用。它内在要求我们，要把大力推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创新，着力培育和强化科技意识，并通过科技进步来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放在一个突出位置。

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健康快速发展，需要加强理论研究与创新，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历史表明：在构成文化整体的诸内容中，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对于军事变革的发展与成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希腊文化与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都是那个时代的先进文化。不同的是，古希腊文化的先进性，在内容上是通过艺术、神话、戏剧、自然哲学的发达体现和反映出来的，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先进性，在内容上则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社会科学理论的创立、发展与成熟。这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能够发展起来，进而超越西方冷兵器军事变革的发展水平，使中国冷兵器军事变革达到世界发展高峰和成熟形态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科学理论之所以在军事理论创新以及整个军事变革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根本在于，军事理论创新及军事变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需要认识和处理诸多因素、事物、现象、过程之间关系的思想和实践活动，需要一系列新的范畴、思想观点、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的支撑、引导的规范。而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恰恰为这种需要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当然，社会科学理论不仅在内容上有一个丰富不丰富、发达不发达的问题，同时在性质上也有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先进的、丰富的社会科学理论，为军事理论创新及军事变革提供科学的知识基础、价值观念及思维方法，有力地推动其发展，反之亦然。可见，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军事变革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内在要求我们，要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并努力实现其成果转换，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科学思想手段和强劲精神动力。世界文化军事变革是当代世界军事领域正在发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首先在美国萌发、兴起并获得快速发展，继而扩散至西方发达国家，并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世界文化军事变革的潮流。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军事变革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化因素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文化分析是考察和认识文化军事变革的本质及规律的一个重要视角。文化军事变革是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因素综合使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军事战略是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与国家间角逐的重要手段。文化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资源，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有着强大能量的战略资源。文化也是一种战略武器，它既可以用于进攻，也可以用于防御。文化这种无形的力量，可以支撑、强化、塑造、创造国家其他战略能力，转化为有形的力量，支持着国家的生存，加快国家发展的进程。文化是一个国家生存的精神命脉和发展的精神动力。整体战从文化竞争和较量的意义上说，是处于潜在冲突或冲突的国家间不同文化的进攻与防御、征服与反征服。文化在国际竞争乃至战争中，是作为一种战略武器来使用的。在文化全球传播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播，可以影响甚至部分改变其他国家的文化体系。如果这种传播是蓄意的、敌意的，就属于发动了一场以侵略为目的的“文化战争”。发动“文化战争”进攻的一方，力图在对方国家获得更大程度上的文化认同，使该国的民众特别是精英层接受、偏好、向往他国的价值观念、思想理念、生活方式以至社会制度，逐步地放松戒备，消除敌意，削弱其民族凝聚力，甚至造成一个国家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民族精神、社会道德的全面崩溃。认识和把握文化军事变革的本质及规律，既需要对文化军事变革进行政治分析、经济分析、技术分析以及综合分析，同时也要对其进行文化分析。离开了文化分析，我们难以清晰地把握文化军事变革形成和发展的精神条件和思想基础，对其本质及规律的认识也就缺少了一个基本方面。

文化是影响文化军事变革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从理论上看，文化与经济、政治一样，既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层面，又是人类活动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平台。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不能离开这个平台而存在，只能在这个平台提供的知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思想精神条件的基础上书写和创造自己的历史，文化军事变革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人类文化与军事变革在发展进程上总是保持着大致相同，相近的变化曲线。古埃及、古西亚地区是人类文化最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也是冷兵器军事变革首先孕育、萌发之地；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春秋战国文化、汉唐文化、近代西方文化等，是人类文化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而这也恰恰是这一地区军事变革快速发展时期。这些从历史层面证明和揭示着文化是影响军事变革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从现实看，世界文化军事变革之所以首先萌发、兴起于美国，并在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获得快速发展，并不是偶然的，除了政治、经济、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外，当代美国文化特别是发达的科学技术文化的作用与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基本方面。

文化军事变革中的文化作用具有三种具体形式。文化是知识体系、价值观念体系和思维方法体系的有机统一，文化的作用主要通过这三个方面的作用体现和反映出来，表现为三种具体作用形式。一是文化作为知识体系，为文化军事变革提供知识基础和智力支持，表现为知识作用形式。二是文化作为价值观念体系，为文化军事变革提供思想导向和精神动力，表现为价值观作用形式。三是文化作为思维方法体系，为文化军事变革提供思想手段和逻辑工具，表现为思维方法作用形式。这三种不同的作用形式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制约和影响着军事变革的发展水平、发展方向及过程。

文化军事变革中的文化作用具有双重性质。所谓文化作用的双重性质，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在社会文化体系中，有的文化或文化因素在文化军事变革中起积极推动作用，有的则相反，起抑制和阻碍作用。如在当代中国文化格局中，既有社会主义文化，也存在着封建主义残余文化思想，两者对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文化在文化军事变革中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关键取决于文化的性质及内容。一般而言，与先进的科学文化水平及技术知识紧密相连、体现和反映先进的经济力量及阶段力量的意志和要求的文化是先进文化，它在文化军事变革中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亦然。二是指在同一种文化体系中，由于文化构成的多样性及文化作用的复杂性，有的文化要素在文化军事变革中起积极作用，有的则相反。如从美国文化来看，其发达的科学技术知识，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军事变革的发展进程，而其以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则把文化军事变革引向了错误的政治目标和方向。

文化在文化军事变革中的作用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间接作用来看，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技术相互交融，在这些因素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及技术的进步，为文化军事变革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二是从直接作用来看，知识特别是现当代科学知识成为推动技术及武器装备发展的关键因素，成为文化军事变革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基础，价值观念的思想引导和精神动力作用、思维方法的思想工具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发展，文化在推动文化军事变革诸要素的发展及其整合与集成中，其作用越来越明显、突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文化基础，在军事变革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知识和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现当代科学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道德、政治法律思想、哲学等要素构成，中心内容和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主要思想观念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论原则；“以人民群众为本”的根本价值观念；科学发展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先进的现代性、民族性、开放性等基本特征。作为文化基础，它不仅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和智力支持，而且还提供了认识及实践的科学方法论和价值观指导，发挥着知识与智力支持功能，科学方法论功能，价值指导、凝聚和激励功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发展进程。

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面临着严峻的文化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应当看到，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一些落后的文化因素。如科学文化还不发达，科技知识创新和教育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封建主义残余文化思想以及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因素仍然存在并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都从不同方面抑制和阻碍着军事变革的发展进程，给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顺利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文化挑战。认清这些文化因素的表现形式、存在根源及危害，努力消除其不良影响，是打牢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文化基础，不断推进其健康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

通过建设先进文化来促进军事变革，这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发展进程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基础，这些基础的存在及发展状况从根本上影响着军事变革的性质及发展进程。因此，通过加强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基础的建设，来促进军事变革，这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顺利发展的根本途径。而认清和迎接文化挑战，大力推进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强化和巩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文化基础，为其提供科学的、强大的智力支持、思想工具、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则是其中一个基本方面。建设先进文化，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增强文化认识及文化反省，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是推进这一系统工程的逻辑与认识前提；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大胆进行文化创新，并用其成果指导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促进武器装备信息化发展，推进军事理论创新、编制体制改革以及军事变革诸方面的整合与集成，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是这一系统工程的主要任务；强化学习观念和学习活动，创建和完善“学习型军营”，是推进这一系统工程的环境保证。上述诸方面是有机联系的，只有在认识及实践中把它们统一起来，才能顺利完成建设先进文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

文化军事创新是国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时代课题。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的新要求，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针对当今世界军事变革和国际斗争的新形势，确立的实现中国军事现代化目标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文化军事是军事建设的灵魂和巨大精神动力，也是军队战斗力形成的文化根基。只有加强文化军事建设，积极进行文化军事创新，才能实现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因此，进行文化军事创新就成为当前中国军事跨越式发展中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

文化军事创新是实现中国军事跨越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是一项紧紧围绕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构想的系统工程，这也给作为指导思想的文化军事建设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军事建设的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军队向前进，必然会推动文化军事的创新和提升；文化军事的创新和提升，又反过来加速和推动军事建设的发展。文化军事的创新必将为实现军事建设发展过程中质的跨越，进入信息化阶段注入新的活力，文化军事的创新因而势在必行。文化军事创新是迎接世界新军事革命挑战的必然要求。中国军事的现代化建设是在世界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是对世界新军事革命挑战做出的应答。文化军事为新军事革命的产生和完成提供了以前一切军事革命都无法比拟的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新军事变革实质上是一场观念的革命、思想的本革命亦即文化军事的革命。新军事变革的深入进行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信息化文化军事。构建新文化军事形态，必须首先从转变观念开始，要求更新适应原有文化军事形态的军事认识和军事思想，实现整个军事理论体系的重塑。从文化军事的承载者——军事主体的角度来看，要求军事主体树立与文化战争形态相适应的军事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文化心理，军事主体文化观念的转变是构建新的文化军事形态的前提。当然，在对机械化文化军事创新的基础上构建信息化的文化军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将随着军事形态的转变而处于不断的构建之中。构建信息化的文化军事，将是新世纪文化军事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文化军事创新是新时期提高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旨在快速提高军队信息化水平，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核心是提高军队战斗力。军队战斗力是文化军事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文化军事是军事实践活动的生动反映，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着巨大作用。先进文化军事具有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与宗旨的奠基功能；具有增强人民军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激励功能；具有提高广大官兵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引导功能；具有陶冶官兵情操、培养高尚品德的塑造功能。先进文化军事还通过政治思想、法律制度、科学文化等途径作用于军队战斗力，实现由精神成果向物质力量的转化：它可以通过思想政治的途径弘扬时代主旋律，强化革命军人的精神支柱；可以通过法律制度的途径规范军人行为，强化从严治军、依法办事的意识；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途径作用于战斗力，实现“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战略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努力摈弃那些不适合的内容、形式、体制和做法，研究和解决部队建设中出现的新增况、新问题，理出新思路，拿出新举措，不断适应军队战斗力发展的时代要求，积极探索运用文化军事来提高战斗力的有效形式和途径，促进军队的建设与发展，使其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最大的效能。

文化军事创新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中国军事的文化军事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军事，具有不可替代的先进性。进行中国军事现代化跨越式发展中的文化军事创新，影响因素多、涉及面宽、波及面广，因而决定了进行军享文化创新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方法，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坚持创新的正确方向。进行跨越式发展中的文化军事建设创新，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江泽民曾指出：“中国军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中国军队的性质不同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现代化。必须把革命化建设放在第一位，这决定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同时为实现中国军队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一论述，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实现中国军事现代化跨越式发展中的文化军事创新，更要突出强调革命化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军事文化建设的本质特点，也是文化军事建设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在先进文化军事中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选择，是创新先进文化军事进程中判断是非、去伪存真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军队文化建设的主导地位，才能掌握科学的军事思维方法，正确把握战争规律和军事建设规律，才能保证文化军事创新的方向。当代中国文化军事的创新，就在于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军事建设的指导地位，当前最重要的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官兵头脑，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广大官兵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自觉行动，并切实解决好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研究新情况，找出新办法，大力推进新时期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继承优秀的民族品格。任何先进文化都是对以往文明成果在批判基础上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中国军事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与中国革命和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批判地汲取和辩证地融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成果的产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军事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民族性是中国先进文化军事之所以具有中国品格和华夏内涵的根本特性。“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体系不管怎样庞大、复杂，总有它的基本的文化精神及其历史个性，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和历史个性才赋予了一个国家的文化性格，并且才使他们保持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特色”。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昭示我们一条真理：只有民族的才能真正是世界的。文化军事的民族独特性是文化军事超越和创新的历史前提。中国军事文化建设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先进文化精华的积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和发扬。发扬这一传统，结合中国现实，形成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军事，是文化军事创新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保障文化军事发展的必然要求。发扬中国军事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必须着眼于新的实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不断吸取新的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总结部队创造的新鲜经验，使中国军事文化建设不断开拓新的局面，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思维。我们的文化军事是在无产阶级军事实践的推动下，在开放中不断发展自己，自觉运用扬弃与创新相统一原则的文化军事。先进文化军事所具有的吸收人类文明精华、反映时代发展潮流的本质，决定着先进文化军事要确立和保持先进的地位，就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思维。江泽民指出：“我们还必须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铸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之中。”这一思想既体现了中国军事先进文化军事的形成过程，也是对中国文化军事创新所提出的具体要求。中国军事先进文化军事，不仅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吸收和继承，而且借鉴和应用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在不断地进行文化整合、创造、提升中发展起来的。在新军事变革波及世界各国的情况下，关起门来搞军事建设是不行的。中国军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就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根据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借鉴世界主要国家军事战略的调整而制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开放性思维的结晶。我们要适应新军事变革的要求进行跨越式发展中的文化军事创新，就必须树立这种思维方式。这就要求我们思维要开放些，眼界要开阔些，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敏锐地把握世界军事发展的最新趋势，大胆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最新军事文化成果，搞好中国军事的文化军事创新。

实现中国军事现代化跨越式发展中文化军事创新的途径探索。探索中国军事现代化跨越式发展中文化军事创新的途径，必须在认清文化军事创新所具备的现实基础及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本着有利于发挥中国军事特有的文化军事优势，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原则，与当前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进程，与实现“双重历史任务”建设目标的实际结合起来。

大力加强军事理论创新，充分发挥先进理论的先导作用。军事理论创新是文化军事创新的典型和高级形式，军事理论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牵引”和“导向”的作用。江泽民曾指出，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事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战争制胜的重要因素。为了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军队，就要突出军事理论的超前性研究，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高新技术武器不断武装部队，这种情况，迫切需要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而理论要适应时代的呼唤，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先导作用，就必须具备大跨度的超越性。越是复杂的技术系统，就越需要超前性很强的理论来牵引和指导。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更需要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都很强的军事理论来指导。否则，跨越式发展就不可能朝着规范、有序、正确的方向迈进。可见，理论创新是推动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这要求广大军事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紧密结合世界军事发展和中国国防、军事建设的实际，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深入研究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深入研究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战略指导和作战方法，深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拿出深入的、系统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来，为解决国防和军事建设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寻求新思路、新途径、新办法，把军事理论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我们要大力倡导军事理论的创新，尤其要重视用理论上的突破作牵引，带动和促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践上的跨越式发展。只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才能使中国军事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真正实现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进入90年代后，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世界军事领域的革命性变革的展开中国军事开始重新审视战略指导方针和作战理论。深化对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基点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加强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系统研究，是当前中国军事军事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这包括：深入研究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军事特点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以联合作战为主要形态的墓本作战形式和作战样式，努力实现战略指导、作战指挥和作战方法上的创新等等。

积极进行军事制度建设，为文化军事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文化军事区别于其他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制度文化置于比较突出的位置，这是由军事建设与作战的特殊性要求所决定的。军事制度是为保障军事建设顺利进行和提高战斗力而制定的一系列有关军事力量的组织、管理、训练、储备、征募的法规系统，它通过国家法令和军队条令、条例的形式确定下来。科学完备的军事法律制度体系是军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保持和发挥军队战斗力的先决条件。中国军事历来十分重视依法治军，中央军委明确提出了“从严治军、依法治军”的方针。依法治军是适应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适应中国军事“三化”建设尤其是正规化建设、适应军事斗争准备的迫切需要。实施依法治军的方针，既需要科学完备的军事法规体系，更需要贯彻落实军事法规体系的意识、知识、精神和程序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支持。否则，军事法规体系只能是本本上的东西，并不能真正成为部队建设的重大方略和广大官兵的行为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军事制度文化是依法治军的灵魂、基石和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法制的作用，强化了依法治军的方针，指出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修改、充实、完善军事法规和条令条例，不断提高中国军事的正规化水平。新情况要求进行制度建设，依法治军是江泽民反复思考并着重强调的一个问题。他从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运用邓小平理论解决部队思想政治建设中的新问题，把依法治军与以德治军有机结合起来，并明确指出：“要把加强制度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凡是思想教育坚持和倡导的原则，应当从法规制度上给予鼓励和支持；凡是思想教育反对的东西，必须用法规制度加以约束和惩罚。完善军事制度文化，贯彻落实依法治军方略，一方面要建立完备的军事法律制度体系，把国防和军事建设事业纳入法制轨道；另一方面就是要遵循依法治军的规律，加强军事制度文化建设，提高官兵军事法制素质，深化军事法制教育，打牢依法治军的思想理论基础。认清军队法制建设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增强依法治军的自觉性，要把普及军事法律知识与增强军事法制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军事权利和军事义务观念深入人心，激发广大官兵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注重军事执法实践，提高干部执法能力，使他们能够正确行使法定职权，依法解决各种问题，保证工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还要优化依法治军的舆论环境，为依法治军创造良好的氛围。

按照跨越式发展的思路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提高文化军事创新主体的素质创新，就是解放思想，由已知创造新知。这样一种探索活动需要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军队现代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是要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没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就无法掌握新的武器装备，无法创造和运用新的战法，也就不可能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必须把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人才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大计来抓。要真正培养与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就必须坚持人才发展战略，建立相应的人才培养制度，最终实现对人才的超前性培养。实现人才的超前性培养。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我们必须牢固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提高对人才培养先行战略重要性的认识，努力树立军事人才培养的新观念，这包括树立超前培养的观念、素质教育的观念、开放培养的观念等等；其次，要坚持标准，严格人才培养质量。必须妥善处理好“四个关系”，坚持人才培养的高标准：要认清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突出人才培养的质量意识；认清“高学历”与高素质的关系，突出注重素质能力培养意识；认清结构与系统的关系，突出增强急需人才培养意识；再次，要完善机制，增强活力。改善和调整军事人才培养的内部运行机制是解决人才培养先行问题的关键环节。要依托国民教育培养新型军事人才，与国民教育接轨，从而获得最佳的军事人才开发效益；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要逐步创造一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环境，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风气。通过军事人才培养制度的建立与落实，全面推动军事人才培养的选拔、任用、管理、交流、监督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使中国军事军事人才发展走上科学的轨道，使先行培养出来的人才，真正能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发挥其效用。人类社会已进入了21世纪。在新的世纪里，人们祈盼的自然是“和平与发展”，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冲突与战争亦会依然存在。这种客观情势，从根本上决定了继续考察和推动新军事革命的重要性。如果说新军事革命发轫于20世纪中后期的话，那么这一革命在新的世纪里将得到进一步的展开与深化，并成为未来军事领域的主导潮流。其中，虽说新军事革命的演进主要体现在军事技术、军事制度、作战方式和教育训练等方面的不断变革上，然而决不可忽视随之而引发、并起积极反作用的文化军事变革。研究、探讨文化军事变革的机制作用、基本内容和应对之策，不仅是繁荣新世纪军事科学的需要，而且对于全面促进新军事革命和自学进行各项军事活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忠实履行中国军事历史使命。中央军委胡锦涛主席“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重要论述，抓住了新形势下军事建设中具有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事建设的本质和规律，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军事建设的发展方向、奋斗目标和指导原则。我们必须把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胡锦涛主席的重要论述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努力在掌握精神实质、明确基本要求、抓好贯彻落实上下工夫，切实把广大官兵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实现新进步上来。深刻认识“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重大指导意义，切实增强履行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军事历史使命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着眼时代发展要求和国家战略能力全局，鲜明提出并集中回答了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事力量、如何运用军事力量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推进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和军事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胡锦涛主席这一战略思想，对进一步认清新形势下中国军事部队的发展方向、地位作用和职能任务，具有更加重要的指导意义。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军事历史使命科学规定了军事力量建设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指明了中国军事的发展方向，中央军委胡锦涛主席科学判断中国和军队所处的历史方位，从最高战略层面思考谋划军事建设问题，明确提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军事肩负的历史使命，其本质要求是建设一支与中国地位相称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重要论述，高度概括了军事力量建设的政治属性和本质要求，体现了军事建设性质的规定性、目的的规定性和能力的规定性。我们一定要拓宽战略视野，提升思维层次，以时代的、世界的和战略的眼光来审视和谋划中国军事建设。要以世界发展大势为参照系，认清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复杂形势，认清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深远影响，认清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战略走向。要以国家现代化建设历史阶段为参照系，认清国家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特征对中国军事战略控制能力的新需求。要以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进程为参照系，认清中国军事信息化转型对中国军事建设发展的新要求，以“相称”和“相适应”为标准，搞好总体筹划和顶层设计，积极推进中国军事建设跨越式发展。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军事历史使命突出强调了军事力量建设的特殊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军事的地位和作用。中央军委胡锦涛主席“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重要论述，围绕国家安全利益和国家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不同方面深刻揭示了军事力量的功能和作用。我们一定要从国家发展和军事建设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军事战略地位和特殊作用的认识。一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要求中国军事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与和平发展的战略需求，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军事在体现中国大国地位中的重要作用。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等展开的激烈竞争中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的发言权，就必须有与中国大国地位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加强中国军事建设，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树立大国形象、发挥大国作用、履行大国责任、维护大国利益，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作出应有的贡献。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军事历史使命深刻揭示了军事力量运用的时代内涵，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军事的职能任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发展空间不断扩大，战略利益不断拓展，国家利益日益呈现广泛性、多元化趋势。履行新的使命，对中国军事的职能任务赋予了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一是战略控制的功能更加广泛。在战略目的上，由以维护传统安全利益为主，向维护非传统安全利益延伸。二是战略控制的方式更加多样。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将使实施战略控制的方式和手段更趋灵活。三是战略控制的空间更加广阔。就物理空间来说，由以地为主逐步向海、空、天、电延伸；就社会空间来说，由以维护军事安全为主向维护政治、经济等综合利益延伸。

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军事历史使命对军队提出的新要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部队全面建设。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关于历史使命的重要论述，贯穿着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集中回答了新形势下国防和军事建设与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仅为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如何建设发展这支力量，提供了科学指导和基本原则。必须把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作为根本政治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执政的环境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际上讲，我们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优势的压力，特别是中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和实施“和平演变”的重点。从国内看，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尤其是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突飞猛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这些都使得意识形态领域日益呈现出斗争方向更加集中、斗争形式更加多样、斗争程度更加激烈、斗争过程更加长期的特点。在复杂的国际战略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考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是中央军委胡锦涛主席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统领国防和军事建设的重要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胡锦涛主席的重要讲话和“十一五”规划建议，核心思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定要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的高度，充分认清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国防和军事建设履行新的历史使命，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军事历史使命，首先强调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坚强的力量保证，深刻揭示了我们军队的政治属性和党性原则，体现了军事服从政治的根本要求。中国军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专政柱石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我们军队高度关注、寄予厚望。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力量保证的根本要求，始终把科学发展观作为重要指导原则，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及军事建设全面协调发展，不断提高防卫作战能力。特别是要不断强化政治意识、政权意识和军魂意识，始终做到在政治上特别坚定、特别过硬、特别可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真正把中国军事建设成为可信、可用、可胜之师，更好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必须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国家利益至上是执政党必须遵循的原则。新世纪新阶段，谋求国家利益拓展是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发展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我们履行新的历史使命，就要牢牢把握中国军事性质宗旨的时代内涵，认真履行维护国家利益的职能，自觉做到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军队的职能使命就延伸到哪里。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必须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根本原则。国家利益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能掌握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钥匙，正确处理国家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等重大关系。国家安全利益既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国家其他利益的重要保证。无论是国家的生存，还是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的安全。军队始终是国家安全利益的保障力量，我们一定要用科学发展观蕴涵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安全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内在联系，强化职能意识，履行好维护国家利益的神圣使命。

必须把推进文化军事战略转型作为提高有效慑战能力的基本途径。文化军事战略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面临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统筹协调、整体转型的观念，以信息化为主导，坚持走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式发展道路，以有效慑战为目的，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才兴军。军队转型建设关键在人才，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各级要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完善人才管理机制，营造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官兵投身变革、履行使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坚持突出重点、统筹发展。紧紧抓住事关战斗力提高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突出作战力量、武器装备、人才队伍和战场设施四大战略重点，科学统筹部队各项建设和改革，全面提高部队建设的质量和水平。要坚持局部跃升、整体推进。要坚持科技先行、综合集成。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倍增器”作用，使信息优势成为战斗力提升的主导因素，把建设重心由作战单元、武器平台转到作战体系建设上来，全面推进主战武器与保障手段、核与常规作战力量、威慑与实践能力的一体化建设，努力达成战斗力诸要素的最佳集成。

文化军事变革是新军事革命实践的需要。当代的文化军事变革，作为系统化军事理性认识的一次巨大变革，并非由谁突发奇想所致，也不是游离于新军事革命之外的事情。它的发生与发展，既是新军事变革实践推动的结果，属于新军事革命的题中之义，又对新军事革命的实践起引导的作用，指导着军事技术、军事制度、作战方式和教育训练等的革命性变化。

文化军事变革根基于新军事革命的实践活动。新的世界军事革命，乃是人类社会继金属化军事革命、火药化军事革命与机械化军事革命之后，所发生的一次极其广泛而深刻的智能化军事革命。它的发生和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演进与斗争在军事领域的综合反映。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不仅普遍采用新技术改造与改进现有武器系统，而且涌现出大量的新一代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系统意味着要出现断代性飞跃；二是军队不断注入新的物资、能量与信息，新的军兵种和其他特种部队先后加入军队行列，指挥与保障体系出现了崭新的变化，为此各国加紧调整与优化军队编制体制，军事制度将逐渐实现彻底变革；三是产生了高技术战争这种新的战争形态，作战行动、亚战争行动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作战的方式、方法正在和将要发生根本性改观；四是随着新的科学方法与模拟手段的运用，教育训练的内容与形式出现了全新的变化，既愈来愈接近实战的要求，又有利于培养大量的高素质军事人才，等等。上述这些根本性的变革，在新的世纪里无疑会得到更迅速的发展，从而最终导致以智能化军事形态取代机械化军事形态的结果。正是在新军事革命实践飞跃发展的背景与条件下，革新文化军事的问题摆到了人们的面前。由于文化军事乃是人们在军事实践的基础上对军事事物及其本质、规律的反映，它以军事实践为自己的源泉与动力，始终随着军事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当新军事革命实践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而原有的文化军事不仅难以作出圆满的解释，甚至还经常与之发生冲突与矛盾时，就不能不呼唤人们对新军事实践提供的新科学事实材料，作出新的分析、概括与抽象，以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来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这样，革新文化军事终成了当然之举。可以说，没有新军事革命所造成的军事建设与作战实践的巨大变革，也就不会有当代文化军事的发展、突破与革新。比如信息战理论，先是随着信息技术在军事活动中的运用而开始萌发的，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中电磁斗争明显加剧之后，美国、中国、俄国等才逐渐形成了信息战问题研究的热潮，既拓宽了信息战理论的内容，又对信息战的表现形式等作了全面的探讨。这种热潮，经过科索沃战争全面展开信息斗争的实践后再度掀起，使得信息战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信息战理论是如此，当代新的战略理论、建军理论、作战理论等概莫能外，无一不是基于新军事革命实践的必然产物。

文化军事变革是主体在新军事革命中的能动表现。尽管文化军事变革离不开新军事革命实践这一根本基础，并始终要为其服务，但它并非被动地、消极地反映新军事革命的实际状态，而是主体在新军事革命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性活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军事革命并非自发的客观物质运动，乃是由一定的军事主体根据敌我对抗的需要和经济、技术提供的可能，去发动和推动的结果。正如军事史所表明的那样，军事主体作为从事军事活动的个体或群体，不仅是各种军事活动的有思维载体，而且是各种军事活动的发起者、遂行者和主导者，他们从主观上左右着军事运动的方向、过程与结果。新军事革命作为一种特殊的军事运动，尽管表现出对抗性、整体性、过程性与质变性等特点，同样不能不自始至终受到军事主体的制约与作用。为什么一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技术等条件大体相同的情况下，有的在新军事革命中走到了前头，而有的却落在后面呢？究其原因，无不与主体对新军事革命的认识、态度和采取的应对之策是否正确有关。正因为这样，也就决定了体现军事主体认识水平的文化军事，决不能满足于是否跟得上新军事革命实践的发展，还要看能不能随着这种发展能动地进行变革。而只有做到了这点，才可能在理论上高敌一筹、争得新军事革命的主动权。由此亦可以看出，文化军事变革并非凌驾于新军事革命之上，或孤立于这种革命之外的东西，而是新军事革命内在的能动组成部分。那种把文化军事变革视为新军事革命发展过程中独立阶段的看法，显然割裂了文化军事变革与新军事革命实践的有机联系。作为新军事革命的一个整体来说，绝不仅仅是指实践方面，还必须包括以这种革命的实践为基础、能动地反映实践的理论方面。文化军事的革新，同新军事技术的研制、运用活动，新军事制度的调整、变革活动、高素质军事人才的培养与教育训练活动，以及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活动与其他军事行动等，共同交织成了新军事革命的壮丽全景。

文化军事变革对新军事革命的实践起引导作用。新军事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尽管不长，却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事实：文化军事变革不仅源于新军事革命实践，能动反映新军事革命实践，而且还积极指导着新军事革命实践。这种势头，在新世纪的新军事革命及其文化军事变革过程中，预期只会增强不会减弱。正如历史上一切正确的文化军事，总是对军事实践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甚至像独具特色的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成了引导中国人民胜利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指南那样，新的文化军事对当代军事领域的事物及其本质、规律反映得愈全面、愈正确、愈深刻，其对新军事革命实践所起的指导作用就愈大，就愈能正确地指导未来的军事建设和未来的作战活动等。文化军事不断革新的意义，也正强烈地表现在这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说以往主要通过军事实践来获得一般性军事原理、原则，反过去再指导军事实践的话，那么在新军事革命的过程中，还增加了预军事实践的新形式，可以通过获得科学预见的军事原理、原则，来前瞻性地引导新军事实践。具体点说，这种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化军事的革新首先影响到与更新着军事主体的思想观念，使之成为自觉的发起者、遂行者和指导者，内在地作用于新军事革命实践；新的文化军事架构能够转化为具体的设想、预案、计划等，直接指引现在与未来的军事建设和作战方式方法的变革等；文化军事变革的成果可以潜移默化地淀积在各种军事“软件”上，不断地控制、优化各种各样新一代军事“硬件”的研制与运用。这方面，美国的一些做法很能说明问题，它不仅先提出了“第三次浪潮”战争理论与“空地一体作战”理论等，指导其海湾战争之前新武器装备的研制和部队编制的变革，而且在此后还通过实践与“预实践”的研究、论证，提出了诸如《2010年联合设想》、《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以及建设数字化部队、数字化战场的方案、计划等，有力地推动着美国下一步的新军事革命。

文化军事变革的内容极其广泛而又深刻。由于新的军事革命既涉及整个军事领域和世界各个国家的军事活动，又是军事领域的一次根本性的大变革，因而决定了文化军事变革内容的广泛性与深刻性。亦即这种革新，不仅关系到军事上各个层面与方面理论的重新认识和思考，而且可能意味着军事科学理论各分支体系与整个体系的重构。

战争、和平与安全理论的变革。战争、和平、安全问题，始终是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及其形成的战略格局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以信息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展开，人类社会生产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此逐渐造成了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世界贸易与跨国资本的迅速增长，以及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作用与相互竞争的日益增强上。而政治多极化则主要表现在由个别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状态，逐渐向着由多个大国(或联盟)和愈来愈多国家共同决定世界事务这种体制的形成上。很显然，在新的世纪里这种发展势头将会继续下去。由于此种缘故，也就决定了“和平与发展”愈来愈成为新时代的主要潮流，同时矛盾、冲突、威胁与局部战争又会依然此起彼伏地存在着。这种客观形势，使得人们对传统的战争、和平与安全理论不能不作重新的思考。比方说，战争的动因与表现形式趋于复杂化，除了因政治、经济、领土的利益之争外，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宗教矛盾、文化传统等引发冲突会有所凸显，不仅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联盟与联盟之间可能发生各种局部性战争，而且各种走私贩毒集团、恐怖组织、海盗组织、黑社会分子等也会挑起各种武装冲突，从而使得亚战争的军事行动有增强的趋势；和平作为人类社会以及各个国家生存与发展，尤其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愈来愈受到重视与青眯，呼声愈来愈高，即使爆发了战争，无不受到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条件的制约与遏制，并通常依靠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迅速达到有限目标，维和行动等举措运用得更加频繁与广泛；安全不仅仅指国防安全，还包括了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环境安全等，因此如何对付经济上的封锁与制裁、文化上的渗透与侵略、科技上的窃取与滥用、环境上的污染与破坏等，都须依靠军事力量作后盾加以通盘的研究和寻求对策；革新有关国际法与国际机构势在必行，不仅愈来愈多的全球性、地区性事务需要各国共同商定，而且随着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展开，“先进”与“落后”的技术差进一步加大，霸权主义有可能更加肆无忌惮，以争夺军事高技术优势为重心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将会形成新的威胁，都要求加强相应理论的研究。这也就是说，战争、和平与安全愈来愈融为一体，共同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未来文化军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首要课题。

国防与军事建设理论的变革。为了适应新军事革命的需要，关于国防与军事建设的理论，必然发生巨大的变革。首要的问题，自然是怎样建设一支新型的智能化军队的问题。在新军事革命的初期，由于智能化军队不可能突然由天而降，因此如何实现机械化军队向智能化军队的转变，使两者既有机地结合又早日促成这种转变，乃是新的文化军事必须研究的难题。而且，随着电子技术、网络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隐形技术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及其在军事上的运用，各种新一代武器装备甚至新概念武器以及诸如天军、深海部队、机器人部队、微型特种部队等新军、兵种的不断涌现，军队与战场数字化、网络化的逐步实现，将使得军队的小型化、一体化与高效能化成为指日可待之事，这对军事建设理论的革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如何建构新的军事物资、能量、信息系统，军事制度应作哪些根本变革，以及怎样通过新的教育训练形式把可能战斗力变成可用战斗力等方面，更迫切需要正确地加以回答。再就是，未来的国防力量并不仅仅指军队力量，还有赖于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国防工程建设、后备力量建设和军事外交的运用等许多方面。在新军事革命的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军事建设与国防建设、国防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使国防与军事建设不仅有取之不尽的源泉，而且能更有效地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服务，实是新世纪文化军事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为此，就不仅要革新武器装备发展理论、人才成长理论和编制体制理论，而且要革新国防动员理论与建构新的综合国力运用理论。其中，尤要仔细考察、研究综合国力的平时与战时运用问题，看一看新军事革命对此带来了哪些新特点、新要求，如何才能使国防力量成为一个信息化、智能化、系统化、高效化的完整体系等。

军事战略与作战理论的变革。新军事革命的的实践，对军事战略与作战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与新要求。首先是战争与作战的目的发生了明显变化，“攻城略地”、“全歼敌人”尽管仍是某些战争或作战的重要目标，但主要的将是如何主导战场，瘫痪对手的军事力量及其基础，使之屈从自己的意志，实现既定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在科索沃战争中已初见端倪。很显然，由于侦察监视技术、自动化指挥系统与精确制导武器愈来愈广泛地运用，未来战场逐呈透明之势，精确打击将作为基本手段，因而势必使得有所选择、严格区别和更加高效的军事行动，成为完全现实的事情。基于此，人们对战略与政略、全局与局部、目的与手段、技术与战术、主动与被动、胜利与失败、效益与耗费等关系，必然要作出新的思考与评价。其次是战争与作战样式、形式明显增多。新一代作战工具的运用与新军、兵种的不断涌现，不仅使得在机械化战争时期的各种各样作战样式、形式发生变异，而且出现了一系列的新作战样式、形式，如电子战、网络战、空间战、深海战、非线性作战、超视距作战、远程奔袭战、全纵深打击战、外科手术式作战、非对称作战、机器人作战以及微型化作战，等等。在这些作战中，人们为了主导战场和夺取胜利，不仅要争夺制空权、制海权与制天权，而且还要争夺制物流权与制电磁权，为此往往都是攻、防一体化，很难严格区分是一次战争还是一次战役、战斗，战略性作战行动将愈来愈多。这样，有关战略、战役、战术等学科理论，就可能发生相互间的渗透与结合，尤其是关于如何指导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理论，更要凸显出来。再则，作战的系统性明显增强，无论是哪个层次的作战，敌对双方只能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对抗。从行动上说，单一的军种或兵种很难独立作战，必须由诸有关军、兵种与特种部队，通过系统集成的方法，形成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整体力量实施联合作战。从指挥上说，逐层下达指令与逐级控制的方式已不合时宜，要求实现纵、横交错的“扁平网络化”指挥，达到实时、准确与不间断的程度，由此C4ISR系统成了不可或缺的手段。从保障上说，平面的、延时的、分散的后勤与技术保障，不可能满足未来作战的需要，只有立体的、实时的、聚焦式的保障，才能为作战提供物质与能量的支援、补充。而这一切，不革新以往的作战、指挥与保障的原理原则，是无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的。

军事科学理论体系的变革。文化军事变革的成熟性，除了表现在有效指导新军事革命的具体实践之外，还表现在军事科学理论体系的重构上。现有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主要是反映机械化军事革命时期战争与军队的实际情况，随着新的智能化军事革命时期的到来，这种理论体系必须在各个文化军事分支体系变革的基础上，加以重新改造与革新才行。新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预期将朝着四个“结合”方向变革：一是技术、军制、作战的结合趋势。由于军事技术、军事制度与作战活动紧紧连在一起，新技术决定新体制与新作战原则，体制的变革影响作战方法的变革，新的作战方法又反过来作用于军事技术与军事制度，因此有关三方面的理论愈来愈融合在一起。二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结合趋势。研究历史旨在鉴古观今、总结规律，现实的军事问题是文化军事研究的主战场，只有预见性强的文化军事才富有生命力，因此新文化军事体系的构成必须反映这种全纵深关系。三是基础、应用与反思的结合趋势。既要重视军事基础理论研究，又要重视其成果的应用与对策研究，还应对这一切不断进行理性的反思，只有这样的文化军事体系才具有全面性和科学性。四是渗透、交叉和综合的结合趋势。未来的军事科学不仅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思维科学之间愈来愈相互渗透的交叉，而且自身还随着新军事革命的展开呈现出分化与综合的对立统一，从而使得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在新的理论体系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当然，由上述四个“结合”共同促成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重构，并不是一朝之事、一日之功，有个不断发展与深化的过程。随着新军事革命的基本完成，这个新体系才能真正确立起来。

以革命的精神对待和参与文化军事变革。尽管文化军事变革具有时代的必然性，但这一切并不是自发的。要想在此过程中争得主动，就必须不断提高对革新问题的认识，增强革新的意识与紧迫感，加大军事科研的改革力度。尤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紧密结合世界军事发展和中国军事建设的实践，以革命的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对文化军事的革新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世纪里不断促使这一革新朝着广度、深度与精度进军。

实事求是是科学对待文化军事变革的思想基础。坚持实事求是和从实际情况出发是我们科学认识与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指导原则。显然，要搞好文化军事变革，同样离不开这一原则。并且还应进一步看到，这种实际是多层次的和多方面的，从层次上说有世界的军事革命状况、中国的军事改革状况、部队与院校的各项革新活动情况等，从方面上来说有武器装备研制与进展的状况、军事制度调整与革新的状态、教育训练改革的状况以及作战等军事行动的状况等。离开了这些实际情况，或只是片面地、表面地把握了某些实际情况，文化军事的革新既成无源之水，又是无的放矢之举。为了真正做到从新军事革命的实际出发，就要一靠注重调查研究，真正弄清国内外、军内外的有关情况；二靠加强信息交流，随时注意新军事革命情况的发展变化；三靠理论联系实际，真正把握新军事革命的性质、规律与主要问题。只有坚持从当代世情、国情与军情出发，文化军事的革新才会具有中国军事的特色和充分体现立足中国与现实、面向世界与未来的要求。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乃是保证文化军事变革能扎扎实实展开的重要条件。文化军事的革新，始终离不开军事主体的实践与能动性的高度发挥，不脚踏实地地下番苦工夫，很难得到有真知灼见的成果。毫无疑问，仅仅满足于造舆论，搞花架子，或是做些表面文章，文化军事的革新不可能深入下去。而那种浮躁的情绪、急功近利的追求和凭空假设搞研究的做法，以及把外国、外军一些根本不成熟的东西照搬过来津津乐道的风气，不但不能促进文化军事的革新，甚至可能将这种革新引入歧途。另外还要看到，文化军事变革与整个新军事革命一样，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期间会遇到许多的矛盾、困难与曲折，只有发扬攻关不畏难与不断求“真”的精神，在深入而全面地获取军事科学事实材料的基础上，经过严格、认真、求精的军事科研过程，才能获得能经得起现在与未来军事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而也只有由这一系列新结论所形成的军事原理、原则及其体系，才可能逐渐取代旧的文化军事，并最终实现体系的革新。

不断创新是积极参与文化军事变革的奋斗目标。文化军事的革新，目标是一个“新”字，关键在于一个“创”字。没有创新，军事科研就会变得毫无价值。所谓理论上“创新”，并非一味地赶时髦、标新立异，而是指要从新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解放思想，对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与回答。毫无疑问，这决不是随意提几个“新概念”或是无事实根据地进行“新推理”所能办到的。为此，一定要处理好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既要继承和借鉴历代优秀的文化军事成果，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军事成果，又要以革新军事思维方式与观念为前导大胆地创新。在革新军事思维方式与观念方面主要有：一是提倡开放的思维方式，树立大军事科学观念。要把军事问题置于社会大背景与一定条件下来考察，当代与未来的军事科学应该是研究以军事为中心及其相关领域的科学。二是提倡辩证的思维方式，树立敌我对抗的军事观念。要运用矛盾的与敌我对抗的观点来考察各种军事问题，充分认识军事领域，尤其是新军事革命的发展变化。三是提倡综合的思维方式，树立系统变革的军事观念。要看到军事体系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系统，只有技术、制度、方法以及理论都变革了才能引起整个军事形态的质变。为了促进与实现文化军事的创新，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从历代文化军事的演变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及大致同期的古希腊马其顿时期、古罗马时期、印度孔雀王朝时期，在文化军事史上可说是繁荣昌盛的时期，然而过后的中世纪世界各国，这种发展趋势却明显地缓慢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说与当时的思想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繁荣昌盛始终同“百家争鸣”相联系，缓慢演进却与“思想禁锢”分不开。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吸取，要想实现文化军事的革新，就必须打破学术禁区和提倡“百花齐放”，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破除唯书、唯上、唯权威的各种迷信，鼓励人们不断提出论之有据、道之有理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与新学说，尤其是关于如何建设21世纪军队和打赢智能化战争的理论构想、方法原则与对策思路，真正开创一种锐意创新、褒扬创新的新局面。

第二节 文化军事战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民族的出路，即文化的出路；民族的重振，首要的是文化价值的确定。文化价值飘浮不定，那么，民族的重振事业就不可能具有它的思想根底。一切都是茫然无定向的。日本人确定了自己的文化价值，所以有今天的经济腾飞和今天的井然秩序；中国人百年来一直在文化价值问题上争论不已，难以定断，所以至今还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多少个世纪以来，历史女神给了中国人辉煌的文化传统和无须困惑的文化条件，后来给予的却是更为沉重的心理负担和更大的精神困惑。国粹论、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西体中用等多种选择、多种困惑，到头来均无力引导中华民族走出落后，走出中世纪。在今天，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危机依在，困惑依在。在东方社会发展史上，绝大部分时间各民族是在几乎完全封闭的天地里发展着自己的文明。只是随着西方文明大潮大浪的冲击，东方各民族才开始走出自己封闭的小圈子，开眼看邻国和放眼看世界。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传入，东方各民族既失去了原有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调，同时又失去了他们引以为荣的国粹和传统。于是在现代的东方人面前，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两难抉择的困惑：他们既需要西方文明，并希望借之而帮助他们摆脱落后的窘境，同时又对西方文明抱着一种本能的敌视情绪。因为不管怎么说，西方文明终归是一种外域文明与异质文明。它的传入，无疑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蔑视和挑战。正因为这样，他们反对全盘西化，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洋奴人格。但另一方面是，如果不借用西方文明的肯定成果，东方文明就难以自新。如果不让西方文明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安家落户，东方各国就难以达到自强自主的目的，而且反过来还会受西方文明更为严酷的摧残和凌辱。

为了走出这一困难境地，百余年来，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思想界，都不同程度地展开过有关东西文化的论争。尽管论争中不乏调和的中间派，但归根到底总不外乎东方文化派与西方文化派的对立。此种论争在中国表现得最为激烈，延续的时间也最为长久。从英国的大炮轰开国门之日起，中国人就开始考虑到如何对付西方文明和如何保存国粹的问题。中国文明的传统深厚，有一份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文化遗产，连某些西方人都为之赞不绝口。如果一朝全然抛掉，谁都会觉得心疼。但是中国文明的悲剧在于，正因为它的传统深厚和遗产珍贵，才决定着它的发展维艰。中国人要想在新的世界形势下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忍痛割爱，让西方文明来进行一次全面的洗刷，从而创立起一种新的文明体系。但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全然把传统抛掉，让西方文明毫无遮拦地涌进来。那么西方文明是否就可以给中华民族带来福音，又是大可值得怀疑的事情。而历史事实也一再表明，从鸦片战争以后的百余年里，西方人给予中国人民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不是友善而是欺凌。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主权国家的尊严之所以至今还保持着，就在于中国人民对西方文明的有效抵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国人骄傲的几页。所以人们在写近百年的历史时，总是大书特书像义和团运动那样的爱国主义壮举，而对洋务派或洋务运动的进步作用则始终抱有几分怀疑的态度。如果不信任西方文明能给东方社会带来福音，那么东方人就必须从自己的文明里寻找出路。而在东方各民族里，最有资格从本土文明里寻找希望的只有中国人。因为在东方世界，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民族的文明能比得上中国文明的优越。日本人虽然曾一度有过文化论争，并试图用本土文明抵御西方文明，但却没能奏效；印度人在20世纪初以泰戈尔为旗手，也曾打出过东方文化派的旗帜，但因受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时间太久，也未能形成大的气候。唯有中国例外。中国人向来对自己的文明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相信它不仅可以抵御异质文明的侵犯，而且可以将各种异质文明同化在自己的文明体系里面。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有世界上最美最善的东西，这就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思想不仅在古代是好的，在现代社会同样有它的实用价值。

中国的文化军事战略意味着一个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民族再度辉煌。因而不可能不对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文化军事战略将有利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从而更有力地促进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近代以来，即使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国弱民贫，因而成为西方列强掠夺的对象，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留有自己的烙印。随着中国通过实施文化军事战略而再次成为世界性强国，中国传统文化必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加快传播，更加深刻地影响未来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对此李约瑟早在70年代就明确断言，“今天保留下来的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务，在许多方面将为指引人类世界做出十分重要的贡献。现在是基督徒认识到他们的某些最高的价值观可能要从远在基督世界以外的文化那里传回来的时候了……我再说一遍，要按照东方见解行事”。80年代以来，国际针灸热、中医中药热和气功热的兴起，使不少学者认识到，中国传统医学和气功不仅有助于现代医学、现代人体科学和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而且对自然科学广泛的前沿学科领域有重要的启发作用。目前“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现代化”的话题业已成为国内外的学术热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观将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灯塔，中国传统文化很可能在21世纪科学前沿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的文化军事战略必将伴随着中国文化艺术的进一步更新、创新和繁荣，从而使世界文明的园地更加绚丽多彩。文化发展源于并受制于经济的发展。经济越发展，文化越繁荣。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拥有其独特的文化艺术传统，因而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必将在各民族优秀儿女中激起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与灵感，从而使中国文化艺术这块百花园地更加生机盎然，成为世界文化艺术殿堂中一颗更加璀璨的明珠。中国在政治上推动文化军事战略，必将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追求与文化艺术欣赏品位，从而推动包括文化艺术创作和中国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伴随着中国的文化军事战略的发展，中国与外部的全方位文化交流也将步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的文化军事战略将有助于国际交往行为规范的更加合理化，促进世界各文明分支间的交流与融合。中国乃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佛、道等于一体的完整体系，其中蕴涵着深厚的伦理道德思想和优秀行为规范。如儒家的仁爱思想。儒学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教则有“众生平等”之说。再如中庸思想。儒学主张凡事须循礼，“和为贵”，“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与此相适应，佛教有道谛说，道家主张“不争之德”。最为独特的则是重义思想，即儒学所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上下交征利而国危”。这些思想结合在一起，展现出宽厚与雍容的特有气质。随着科技革命特别是全球信息化的发展，不同文明之间既相互排斥又彼此交融的情形将更加突出。在这个过程中，伴随中国的文化军事战略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中国文化本身所固有的上述特性将不仅广泛地影响未来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而且还将深刻地影响未来世界文明的内在关系，大大降低所谓的文明冲突，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从而使世界文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

第三节 文化军事在现代化国家建构战略中的意义

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的各种国际思潮无一例外地融入到了全球化的滚滚洪流中，将汇成文化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进入21世纪人类的精神生活注定要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丰富、复杂，因为人类浸淫于其中的文化日益清晰地表现出流动性、整体性和体系化的特征。在文化体系化的推动下，全球文化这个概念越来越具体而生动地向我们走来。全球各个角落的文化被带到一个统一的“全球场”内，成为世界文化全球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各种文化的生成、发展与演变都在这个一体化的文化场内展现着，人们由此交互作用，相互了解、理解、影响和感染，进行着自日常交往至心灵深处的碰撞与沟通。不同文化的这种全球互动性和高度相关性就是所谓的“文化全球化”。可以预见随着国际思潮的全球化，全球思潮、全球文化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一定能够与这种国际思潮和全球文化磨合，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全球文化的核心无疑是全球价值，在全世界人类都认为值得追求的价值有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尊严、宪政、法治，以及宽容、和平等等。而且各国、各民族的价值也将跨越国界和地界趋于全球化，变成全球普遍适用的普世价值。“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对以和平为主题的全球化契机，我们只有虚怀若谷、真心实意地认同和接纳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的国际思潮，以国家和平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机制、战略体系去融合全球文化价值，才能不失时机地融入到世界文明的主流中。

世界只有一种力量促使一切生命发育生长，只有一种力量使生命从单细胞，从太古时代生长在暖洋中的微小蛋白团逐渐发展成脊椎动物，直至发展成人，那就是“生命需求”(里别尔特)的强烈愿望，就是“饥饿和爱”。从那时起，“哲学”也进入了力量的角逐，进入了直立行走者的因果欲望之中，以便用“饥饿和爱去建设人类的世界”。当然，按照叔本华的“设想”，哲学归根结底不外乎是他称之为“意想”的生命需求的产物，是判断世界的工具，是生存斗争的武器。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将看到，因果欲望是社会事件的一个独立的力量，是社会学演变过程的指导因素之一。最初，这种欲望表现为常常是十分怪僻的“迷信”思想，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这种表现非常强有力。根据对空气与水、土地与火、动物与植物不充分的观察中所得出的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人们以为它们都伴有许多善良的或凶恶的精灵。经过很长时间，到了只有少数几个民族已经进入的文明时代，才产生了因果欲望的较新的成果——科学，即从对事实的充分观察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科学的任务是：铲除根深蒂固、与人的整个心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迷信思想。社会是从生命需求的原始欲望中产生出来的人类的三个主要欲望——自我保存的欲望、传宗接代的欲望和因果欲望——的产物，并且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完全占统治地位的第三级的欲望，即在社会上得到高度的、尽可能是最高的自我表现的欲望，这种欲望乃是一切社会事件的真正动力。伊利亚斯曾把这种欲望称为“永远优于他人，比他人更著名”。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即只有当社会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时，由于科学、艺术、公民道德以及在竞争中拥有强健的体质等方面的成就，这种欲望才有可能直接得到满足。但是，一般说来，如果事先不经过一个确定的中间目标，那么，这种欲望要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是不可能的，这个中间目标就是财富，因为财富可以赋予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财富就是权力。自古以来，权力这个词意味着对人的支配，而富裕则意味着对物的支配。由于这个原因，对于结合为社会的人来说，追求财富几乎成了他们的唯一目的。我们说几乎，是因为只要有了财富，自然也就可以更充分地、用更高贵的手段来满足“饥饿和爱”的欲望，甚至来满足自己的因果欲望。但是，如果认为人的最终目标仅仅是为了获取财富，以便尽情地享乐，那就是对人的侮辱和诽谤。因为财富只是一种中间目标，仅仅是为了实现真正的、高尚得多的最终目标，即在社会上得到高度的自我表现的一种手段。毫无疑问，财富是中间目标。这表明，几乎一切政治，一切经济首先都是为了获取财富，犹如许多铁路线会合于一个大的交通枢纽那样。因此，用社会学(也就是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观察历史大概不可能不先借用经济史观(来观察历史)。即研究人们获取财富的方法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的变迁过程。只是不可忘记，这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标。

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手段，这就是：劳动和掠夺，自己劳动和用暴力侵占他人的劳动。那些被相同的生命需求的欲望所驱使的人们，可以用这两种手段获取必要的生存条件。“掠夺!暴力侵占!”这两个词让我们这些具有先进文明认为财产不可侵犯的人听起来简直是犯罪，简直应当坐牢。即使是我们相信，在原始生活条件下，陆地以及海上的掠夺就像战争一样——长期以来这也只能说是一种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掠夺——是一种极受尊崇的行为，那我们也无法摆脱这种看法。由于这种原因，同时也为了在后面的研究中对这一非常重要的对立有一个简单、明确而且不易混淆的术语，我建议将自己劳动以及用自己的劳动与他人的劳动所进行的等价交换叫做“经济手段”，而把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称做为“政治手段”。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见解，历史哲学家们早就意识到了这种对立，并试图对其进行阐述。但是还没有人能将这种想法透彻地表达出来，也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和阐明过，这种对立仅仅在于手段。人们用这些手段去实现相同的目的，即获取经济上可供享受的财富，而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从卡尔·马克思这样著名的思想家的著作中，人们可以看到，如果不把经济目的和经济手段严格区分开来，就会导致何等的混乱。使伟大的理论最终如此远离真理的种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把为满足经济需要的目的和手段严格区分开来，这就导致了将奴隶制看作是一种“经济范畴”，而将暴力看作是一种“经济力量”。半截子真理比谬误更危险，因为它不易被发现，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严格区分为达到相同的目的而采取的两种手段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混乱，它将是我们了解国家的产生、本质及特性的关键。因为迄今为止的一切世界史都不外乎是国家史，所以它又是我们了解世界史的兴趣。迄今为止的一切世界史，包括我们引以自豪的文化，现在和将来——在我们通过努力奋斗到达自由民联合体以前——都只有一个内容，即：文化军事后面的文化战争。我们在这里试图就最主要的特征来讨论国家的发展，从它遥远的过去一直到现今，就像科学家们研究地球那样，从其起源开始，一直论述到地平面的出现。它卷着滚滚巨浪向前进，直到它从地平线的薄雾中消失，消失在尚未研究出来的，对它来说也是无法研究出来的未知数之中。

历史的——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都是国家的历史——浪潮也是这样从我们身边滚滚而过，并且同样从我们面前消失，消失在未来的迷雾之中。我们可不可以大胆地预测一下它今后的过程呢？我们可不可以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作出一个科学的、有根据的预测呢？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单就国家的本质来讲，毋庸置疑的是，国家发展的趋势，就是它必将走向消亡：它将不再作为“和平发展的政治手段”，而将变成“自由民联合体”。这就是说，它的外部形态基本上依旧保留着立宪国家所造就的形式，即通过一个官员阶层来进行管理。但是，迄今为止的国家生活的内容，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经济剥削的现象将不再存在了，这样，也就不再有阶级和阶级的利益。因此，未来国家的官员阶层将可以真正达到作为非党派的公众利益的保卫者这样一种理想，这正是令人所竭力追求的愿望。未来的“国家”将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关于国家与社会这二者在概念上的区别，人们早有论述。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国家”是通过政治手段而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社会”则是通过经济手段而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但是，迄今为止，国家和社会始终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可是在未来的“自由民联合体”社会中将不再有“国家”而只有“社会”。这种对国家发展的预测是综合了各种杰出的思想的结果，那伟大的历史哲学家们都试图用他们的思想来预测世界历史的“结局”，其中包括像西蒙的“由战争行动向和平劳动进步”的观点；此外还有像黑格尔的“由不自由向自由发展”的观点；赫德尔的“仁爱的发展”的观点以及像施莱尔马赫的“自然理智渗透”的观点等等。我们的时代早就把古典作家和人道主义者的令人愉快的乐观主义给毁掉了，笼罩在思想家们身上的是社会学的悲观主义。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所提出来的这种预测，无论如何是找不到支持者的。不仅是统治阶级，这个既得利益者，由于自己的阶级意识，决定了他们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就是这些被统治阶级的成员们，也是以一种极为怀疑的态度来对待这种观点的。尽管无产阶级的理论，从根本上看也是预言这种相同的最终结局的，即最后必然是一个没有阶级的、摆脱一切剥削的社会，但是，他们认为这不是进化的结果，而必须通过革命才有可能的，并且把这种“社会”形态描绘成与历史进化完全不同的一种“社会”，即经济手段组织的形态：没有市场的经济制度，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认为，“国家”的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的。就好像一枚硬币，一面是图案，另一面就必然是文字。他们的论点是：没有无剥削的政府，因此，他们要摧毁国家的形式以及内容，实行无政府状态，即便这样做，会损害大规模劳动分工的大众经济的所有的经济优势也在所不惜。——甚至连最初曾为这里所提出的国家学说奠定了基础的卓越思想家路德维希·古姆帕劳维茨，也是一位社会学的悲观主义者，并且还如同他经常与之斗争的无政府主义者们的一个样，出于相同的原因，也认为形式与内容、政府与阶级剥削是永远不可分的。但是，因为他——有理由——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用强制的力量组成的政府，那么，众多人共同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把阶级国家解释为“固有的”，而不单纯是一个历史范畴。只有极少数的社会自由主义者或者是自由社会主义者相信，除了有保证个人的政治运动的自由之外，还会有保证个人的经济运动的自由(当然是在经济手段界限之内)的没有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社会进化。这些都是一些陈旧的、自由贸易兴起之前的社会自由主义，如同奎斯内以及阿达姆·施密斯所宣称的，而且在最近还为亨利·乔治、欧根·杜林，还有如特奥多尔·赫尔茨卡所接受的那样。

这种看法有着历史哲学以及国民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理由，作为国家发展的趋势和经济发展的趋势，这两者明显地是走到一点上去了。国家发展的趋势，其表现形式为一种经济手段对政治手段的斗争，这是一场持续的、胜利的斗争。我们看到，经济手段的法律、平等与和平的法律，最初只是局限在具有血统亲缘关系的部落里这样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的，可以说是一个来自猿人社会的嫁妆；政治手段和它的法律，则像大海一样，围绕着这个和平的岛屿怒吼着。但是，渐渐地我们就看到，其范围在缩小了，和平的法律把它的对手从这个范围中排挤了出去。另外，我们还看到，和平的法律的推进，到处都与经济手段的推进以及相应的集团的更迭相互联系在一起。最初，大概是通过交换火种，后来便是通过交换妇女，最后则是通过交换货物，而使得和平的法律的范围逐渐扩大。它保护着市场，保护着通向市场的道路以及在这些道路上的商人。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家”是怎样把这个和平组织化为己有并且对它进行改造，以及如何在国家中逐渐抑制暴力法律的。商人的法律变成了城市的法律；手工业城市，和平发展的经济手段通过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瓦解着封建国家——和平发展的政治手段。最后，城市市民在公开的战斗中消灭了封建国家的政治残余，并且使国家的全部居民重新获得自由与平等的权利。城市的法律变成了国家的法律，最终变成了公民的法律。现在，人们再也找不到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过去一直在产生影响的趋势了，相反，原来的阻力也明显地减弱了。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关系，在国际上逐渐赢得了压倒军事——政治关系的重要意义!流动资本——和平法律的杰作通过与经济发展相同的过程，在国际上逐渐压倒了大地产，战争法律的杰作!同时，迷信也逐渐失去了它的影响。因此可以肯定，这种发展趋势必将一直持续到政治手段及其杰作的完全消亡，经济手段的完全胜利。但是，人们可能会这样说，这个胜利已经取得了。在现代立宪国家中，陈旧的战争法律差不多全部的残余都已经消除了。不!不是全部，还有这样一个残余尚未清除，但是，它已经从经济上进行了伪装：从外表上看，并非是什么法律上的特权，只不过是一种经济财富，那就是大地产。它是政治手段的第一个杰作，同时也是它的最后一个壁垒。从前它的伪装曾经保护了其他的封建主义杰作免遭厄运。战争法律的这个最后的残余，无疑是人类发展道路上的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障碍，并且，毫无疑问，经济的发展现在正准备去将它消灭。我已经在我的一些著作中——我将说明是哪一些著作——对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作了论证。在这个地方，由于篇幅的关系，就不允许我作过多的论述了，因此，我只罗列下面几个主要的论点：在立宪国家中，给各个阶级的经济手段的全部产品的分配，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分配”，从根本上来说，是与封建主义的分配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按照所有的著名的国民经济教材中一致的观点来看，其原因仅仅在于“自由的”(按照卡尔·马克思的观点，就是在政治上自由而在经济上无资本的)工人的数量总是大于需求，亦即“资本关系”的存在。一个企业家的后面总是有两个工人在出售自己，剩余价值留归资产阶级所有，而工人自己则永远也不会拥有资本并成为企业家。那么，多余的自由工人又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按照资产阶级的理论来解释，这种剩余劳动力是由于过多的无产者的孩子参加劳动而形成的。这种解释，从逻辑上看，完全是以一种错误结论为基础的，并且是和所有众所周知的事实相矛盾的。无产阶级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本身，通过“释放”不断地产生出足够数量的“自由工人”。这种解释，从逻辑上看，也完全是以一种错误的结论为基础的，并且也是和所有众所周知的事实相矛盾的。

各种事实充分表明，大量的剩余“自由工人”是来自大地产，迁徙和移居是资本主义分配的起因，这是一个真正的社会规律，特奥多尔·封·戈尔茨在1893年，亦即约翰·斯图阿尔特·密尔死后二十年，马克思死后十年之际，首先揭示并描述了这个规律：“这种移居的发展与大地产的规模相平行，而与农民财富的规模却恰好是相反。”毫无疑问，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大地产的瓦解。这就注定了佃农必然会从法律上获得解放，进一步从而使城市得到发展。迁徙自由导致了农民逃离乡村，移居又造成了“海外竞争”和产品价格的下降；迁徙使得雇工费用不断地上升。这就从两个方面造成了地租的减少，并且必定会逐渐减少到零，而且，我们还看不到有什么相反的力量能够改变这个过程。这样，大地产就必定要走向毁灭。但是，如果真的完全消失了，那也就不会有多余的自由工人，势必会造成“一个工人后面跟着两个企业家且还在自相竞争”的局面了，也就不会再有什么“剩余价值”留给资产阶级了，那么工人也就可以自己拥有资本，并且——通过合作社的道路——成为企业家。政治手段的最后一个杰作也被消灭了，而经济手段则实现了单独统治。这个社会的内容将是货物对货物，或者是劳动力对货物的等价交换这样一种“单纯的经济”，这个社会的政治形式将是“自由民”。这一个理论推导已经通过历史经验得到了证实。在那些大地产未曾导致地租上升的地方，曾经有过“单纯的经济”，并且，其国家的形式也颇接近于“自由民”形式。德国过去曾经有四百多年的时间就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的，大约是在从公元1000年的克里斯之后，当时私人的大地产已经转变成对社会无害的大领主土地所有制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1400年。当时，通过政治手段、掠夺战争，在斯拉夫国家内重新形成的大地产阻止了来自故土的农民进入殖民地。摩门教国家乌塔，当时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并且直到现在都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那个地方制定了一项较为明智的对中小土地所有者比较有利的土地制度。在美国的依阿华，那里的伯爵领地和文兰城中，长期以来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就像是各个殖民地区一样，一直可以保持不增加赋税。现在，还处于这种情况的，首先是新西兰，它的政府全力促进中小地产的发展，同时还采用各种方式，限制和瓦解大地产的发展。顺便提一下，在那些地方，就像没有地租一样地严重缺少自由工人。

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地方，到处可以看到令人惊异的、在很大程度上均匀分布、但又不是机械平均的富有，可是却没有财富。因为富有是对消费品的控制，而财富却是对人的控制。在这些地方，没有人将“资本”作为生产手段，它不产生任何剩余价值，简直就没有“自由”工人，也没有“资本关系”。这种政治形式到处都与自由民非常之接近，并且还是越来越接近，只要依照战争法律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环境允许的话，“国家”瓦解了，或者是在新的土地上萌芽发展，就像乌塔或新西兰那样；根本不懂阶级斗争的自由的人们的自决权利则得到了越发有力的贯彻，例如在德意志帝国，手工业者(当时还包括着全部城市的“平民”)的解放和贵族家庭的衰落，造成了城市政治地位的上升和封建国家的瓦解，两者以相同的速度同时发生着。只是由于在东部边界地区建立了新的原始国家，才打断了这一有益的发展并且切断了它的经济命脉。相信历史命运的人可能会说，人类在它可以被宣告无罪之前，还必须经受一次新的磨难才行。中世纪形成了自由劳动体系，但未能使其发挥出充分的劳动生产率。为了使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成为宇宙的主宰，资本主义的新奴隶制度发现和造就了无比有效的合作劳动体系以及工场中的劳动分工，古希腊和资本主义的奴隶制度都曾经是必要的，但是，现在它们都过时了。如果说，当年每个雅典的自由市民拥有5个奴隶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已经为我们社会的每个市民都提供了数倍的奴隶、钢铁的奴隶、不会损坏的奴隶。直到现在，我们才在文化上变得成熟起来了。这种变化，将高高地站在以往时代的文化之上，如同我们帝国的人口数量、实力和财富都远远超过阿提卡那样一个小国一样。

雅典必定走向灭亡——由于奴隶经济，由于政治手段。从这里出发，没有通向未来的道路，就只能走向灭亡。而我们的道路则通向生活!观察国家发展趋势的历史哲学观点和观察经济发展趋势的国民经济观点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那就是：经济手段将在各个方面获胜，政治手段将在社会生活的最古老的、生命力最顽强的杰作中消失，资本主义将同大地产和地租一起灭亡。对于人类来说，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也是一个解放的过程。经过苦难和复兴，我们将走向永恒的王国：从战争走向和平；从部落的敌对分裂走向人类的和平与统一；从兽性走向仁爱；从掠夺性质的国家走向自由民联合体。世界的文明发展一直在从政治趋势上弱化国家概念。这一趋势尤其在近三十年发展更为突出，这种趋势出现的原因既有规范上的，也有经济上的。在20世纪中，许多国家过于强势，它们暴虐人民、侵犯邻国。这些国家尽管没有实行独裁，但由于国家职能范围过广而阻碍了经济发展，功能失常及效率低下现象泛滥。因此，精简国家机构并重新审视过去一直被不适当地扭曲的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功能，便成为一种趋势。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的增长让信息、资本和人力(程度稍低)的流动性不断提高，这正侵蚀着主权民族国家的自主性。这些变化都朝好的方向发展。削减民族国家职能范围在世界上许多地区仍被视为要务。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不前以及在许多欧洲福利国家进入21世纪后面临的社会保障危机，都与这些国家在经济中过度的政府管制和国家干预有关。对于后“9·11”时代来说，全球政治的首要问题将不是如何淡化国家概念而是如何重建这个概念。对单独一个社会以及对国际社会来说，国家的衰亡并不是通往理想国而是灾难的前兆。贫困国家之所以无法发展经济，关键是它们的制度发展水平不适当。它们不需要什么都管的国家，但它们确实需要在有限范围之内具有必要功能的、强有力并且有效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国家概念已受到挑战并被真正地侵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整个欠发达地区的国家都是弱国，冷战的结束导致从欧洲到南亚地区又出现了一批失败的和动荡的国家。这些弱国由于已经成为可以打击发达国家的新一类恐怖主义潜在的繁殖土壤，目前正是军事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的策源地。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构建”来强化这些国家，是一项与国际安全有关的重要任务，但很少有发达国家有能力担当此重任，学会如何更好地进行国家构建因而成为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虽然我们不想回到强权争霸的世界里，但我们确实需要充分认识权力的必要性。集聚合法的权力并运用于特定目标，这是只有国家和国家集团才能做到的事情。这种权力既对于在本国实行法治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在国际上维护世界秩序所必需的。那些赞成“主权末日”的学者，无论他们是右翼自由市场派还是左翼多边主义派，都不得不对当代世界中用什么来取代主权民族国家的权力作出解释。迄今为止，真正能填补这项权力真空的，是各种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犯罪集团和恐怖分子团伙等等，它们也许有某种程度的权力或有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但两者均有的却很罕见。在没有明确的答案之前，我们毫无选择地只能回身去寻找主权民族国家，并且试图再次理解如何让国家强大、有效。

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那种传统的军事力量，如今显然不足以满足它们的需要。欧洲人所言极是，有许多软实力也很重要，比如国家构建。有些国家必须有能力不仅在本国国内而且在其他更混乱、更危险的国家构建国家制度。在过去的数年中，它们也许仅仅采取直接入侵这些国家并实行代管的方式来进行外国的国家构建。如今，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正在推行民主、自治和人权，任何统治其他国民的努力都属于过渡性的，我们没有帝国野心。欧洲人在此方面是否比美国人更有能力，世界还只能拭目以待。但无论如何，国家构建的艺术将成为国家力量的关键要素，其重要程度决不逊于动用传统的军事力量来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文化军事战略研究的主题就是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的确定问题，也就是国家防务安全利益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进程确定的。这一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足够重视，国际关系学界目前对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研究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概念的争论、属性的探讨以及根据既定的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研究如何制定国家的内外战略，而没有对国家防务安全利益本身的确定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没有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分析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的确定问题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同时，研究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的确定问题，有利于认识、把握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确定的国际、国内因素，有利于决策者科学判定国家防务安全利益，更好地维护、发展国家防务安全利益，所以它同样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包括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在内的理性主义方法实际上回避了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确定问题的研究。理性主义之所以没有把国家防务安全利益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议程，这是由理性主义关于国际政治最基本的假定前提决定的，这些假定包括：国际体系的本质是无政治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只有一个逻辑——“自助”逻辑，也就是霍布斯自然状态下的逻辑；国家是单一性的、理性的行为体；承认国家行为的动机是国家防务安全利益。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是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出发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根据它的假定前提，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只存在由物质能力分配不同而导致的“极”的变化，而“自助”逻辑没有变化，所以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防务安全利益只能是维护自我安全利益，“极”的不同改变的只是国家的行为，没有改变国家防务安全利益。其基本示意图是：逻辑不变、结构“极”的变化——(利益性质不变)——行为变化。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国际体系中引进了“制度”变量，并且把制度定义为国际进程的基本特征，认为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无政府状态的不确定性，但是制度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同时它也承认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单一性和理性假定，这样在新自由主义理论视角下，国家防务安全利益仍然是给定的，外生于国际体系而存在的，国际制度与国家防务安全利益一起影响国家的行为，但不能对国家防务安全利益本身产生利用。其基本示意图是：逻辑不变、进程“制度”变化——(利益性质不变)——行为变化。因此，两大主流理论都没有研究国家防务安全利益如何确定的问题。

主流理论没有研究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的确定问题，其本质原因还是关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是单一性和理性行为体的假定。以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体系理论对主流理论关于无政府状态只存在单一逻辑的假定提出质疑。温特以“结构——施动者”为讨论的核心，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并不只是国家之间物质能力的分配，而是共有知识的分配，它的形成是国家间互动的结果，不同的互动方式和互动逻辑会产生不同的无政府逻辑，“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温特区别了三种不同逻辑导致的三种无政府结构或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单一逻辑的质疑实际上为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的确定提供了动力。这样温特的社会建构体系理论可以作为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确定的重要理论工具。但是，由于温特的目标是要建立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所以它没有对理性主义的国家单一性、整体性的假定提出质疑，他仍然把国家作为给定因素，没有分析国家的内部建构，所以也就没有考虑国家防务安全利益形成的内部动力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温特的工作议程是要建立挑战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理论，而不是建立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确定的理想模型。其他国家建构主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是温特体系理论的不足。国家建构主义的其他学者在实证研究中讨论了国内的政治进程如何改变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通过个案分析研究了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的国内建构问题。这实际上是国家建构主义内部区别于温特体系层次研究方法的另一个层次研究方法——国内层次方法。《文化军事战略》利用国家建构主义这两种研究方法，建立了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确定的分析框架。国家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新的范式，为国家的确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因此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黑格尔曾经十分形象地谈到了哲学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在他的视野里，国家哲学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何等显赫。国家哲学通过观念和思想为现存的国家行为的方向、任务、内容和方法提供指导原则，而国家行为则是哲学思想和理论的体现和贯彻。一般地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思想的上层建筑规定着政治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例如国家政权总是在以哲学为核心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建立的。国家政权机构是上层建筑能够见之于形体的东西，它是实行国家哲学的物质手段。恩格斯曾经把国家看作是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他认为国家支配人的这种物质力量是思想的物质附属物，这种物质附属物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得以实现的手段和工具，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它是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把国家看成是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就上述意义而言，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哲学得以贯彻的工具。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哲学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根本性的指导方针和系统性的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和发展目的的认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一脉相承。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的国家防务战略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发展问题。以文化军事战略作为国家防务的科学发展观，是人类的军事文明变革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化军事战略本身就是面向世界的、开放的科学。它不断汲取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精髓，不断吸收世界各国军事理论与观念的精华，在世界军事知识的海洋中捕捞一切有益的东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使自身不断充实、不断完善。文化军事战略作为军事科学体系的一门学科，其使命就是研究世界军事、把握世界军事发展的脉络。军事科学院老院长叶剑英元帅当年曾对外军研究工作提出：要按地球的脉搏跳动。这就是对军事科学体系研究人员提出的基本要求。当前，中国军事建设正面临着更加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市场经济逐步形成的新条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应对文化军事战略形势的变化，如何借鉴外军的有益经验，是文化军事战略研究必须解决的一个切重大课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当今世界，任何一支军队，如果关起门来搞建设，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军事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跟上世界军事变革和发展的潮流，积极借鉴各国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这就是新时期摆在文化军事战略研究工作者面前的新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汲取外军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对于外军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也不能简单地拿来，而应结合中国军事实际加以消化、吸收和创新。研究文化军事战略，尤其是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必须与中国、中国军事的实际相适应，兼收并蓄，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取有所不取。故步自封、闭门造车、自我陶醉不行，邯郸学步、照搬照抄、超越现实也不行。只有立足现实，在借鉴、融合上下工夫，方能真正为我所用。

马克思主义承认变化是永恒的，不承认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一切都表现为过程。重视实践，着眼发展，这是两个最基本的观点，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认识、理论也应该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极大地影响着对社会的认识。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深化，已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见过飞机，更没有见过电脑、人造卫星、互联网、生命克隆。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对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提供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和服务于实践。文化军事战略是军事实践的产物，受军事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军事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文化军事战略是文化战争实践的产物，受文化战争实践的检验，并随着文化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文化军事战略，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把目光始终放在解决军事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上。一方面，军事实践是文化军事战略问题研究与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文化军事战略研究只有同文化战争的实际相结合，才能不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概念，揭示新规律，创造新理论。另一方面，军事实践又是检验理论创新成果的唯一标准。文化军事战略研究的理论成果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真伪，及时修正与完善，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体现出对现实军事斗争实践的指导价值。在纷繁复杂的文化战争中，各国处在不同的战略地位，面对不同的安全环境，需要采取不同的战略选择，以争得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主动权。文化军事战略研究必须在这种斗争实践中发现问题、探讨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现实文化战争的需要。一是为国家和军队领导机关的战略决策服务；二是为国防建设和军事建设服务；三是为部队作战和训练服务；四是为科研机构和军事院校的科研与教学服务。然而，文化战争的实践也有很多的局限性。国际安全环境，包括竞争、危机、冲突与战争，带有很大的盖然性，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战争是不可重复的，危机也是不能复制的。如果想简单地从以往战争和危机的实践经验中得出符合未来战争和危机实际的正确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深入细致地分析以往军事实践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并根据不断变化的新环境、新情况、新特点，结合现实文化战争的实际情况，才能得出符合文化军事战略发展新趋势的正确研究结论。

文化军事战略是在不断批判地继承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军事理论的许多原理、原则，是不分阶级、不分社会发展时期而普遍适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共同财富。如封建社会文化军事战略是在批判地继承奴隶社会文化军事战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文化军事战略是在批判地继承封建社会文化军事战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军事战略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及其以前的文化军事战略的所有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文化军事战略发展的普遍规律。文化军事战略的形成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在国际交往中对军事斗争知识的积累过程。它既不能离开人类社会军事斗争发展的历史轨迹，也不能不以过去的文化战争知识作为自身理论发展的借鉴；它不是凭空出现的理论，而是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军事知识遗产。凡是前人或外国流传下来的文化战争经验和理论知识，只要有利于当前文化战争的实践需要，都会被文化军事战略汲取和继承下来，作为丰富和发展自身理论的原料。文化军事战略知识既有直接经验的升华，也有间接经验的借鉴，是在继承和发展以往文化军事战略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军事战略研究不能割断历史。任何文化战争的现实，都包含着过去的遗迹。只有研究过去，才能把握现在；只有研究过去和现在，才能预测未来。只有通过对某一国际事物和现象的历史研究，追本溯源，了解其来龙去脉，揭示其发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才能从历史积淀中更深刻地了解其现在和未来，把握其发生螺旋式历史回归的必然逻辑。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源泉和不竭动力。军事理论创新是一支军队克敌制胜、战无不胜、不断发展强大的法定，是新时期实现军事变革的必由之路。在当今世界，谁具有最彻底的创新精神，谁能最敏锐地捕捉和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观念、理论和技术，谁将最终成为军事变革时代的胜利者。反之，谁停滞不前，拒绝创新，无论他在历史上有过何种辉煌，都必将被历史淘汰。文化军事战略本身就是一个创新性的学科。其基本任务就是要及时了解和反映世界各国军事领域发生的最新情况、最新动态，深入研究世界军事理论的新观点、新思想和新发展，有针对性地提出适合本国国防和军事建设的新建议、新对策。当今世界军事理论正处在一个大变化、大发展的时期。许多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如雨后春笋般地层出不穷。在军事安全理论方面，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新思想正在冲击着相对安全和绝对安全的传统观念；在战略理论方面，战略文化、战略思维等新理念正在更加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战略调整；在作战理论方面，知识、信息、网络等新概念正在改变着传统的作战原则、作战样式和作战手段；在军事建设理论方面，信息化、军事变革、军事转型等新做法正在推动着机械化半机械化军队向信息化军队转型，等等。在这种理论创新的时代，文化军事战略研究必须摒弃僵化思维观念，要以世界军事的大视野，以信息化思维观念、前瞻性思维观念、综合性思维观念，按照信息化时代的要求，不断创新军事理论，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同时也促使自身的理论体系得到新的升华。

科学是为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利益服务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文化军事战略，本身都是无国界的，本身并不带有政治性质和意识形态色彩。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客观反映事物本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先进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当今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和竞争，甚至对抗和冲突。因此，不同国家的社会科学和文化军事战略，是为本国统治集团利益服务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文化军事战略，是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是为本国参与文化战争与竞争服务的，必然打下了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那些奉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对外干涉主义政策的国家，无论打着多么冠冕堂皇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其军事理论必然带有进攻性、冒险性和侵略性。其文化军事战略理论研究必然会以冷战思维，拿着意识形态的放大镜，在国际上到处寻找敌人，制造威胁，提出诸如霸权稳定论、新帝国论、强制和平等理论，为其扩张政策寻找和制造理论依据。而那些坚持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国家，其军事理论必然是防御性的，其文化军事战略理论研究必然应遵循以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倡导国际政治民主化、世界多极化、多样化，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单边主义和干涉主义。因此，从事文化军事战略问题研究的人员必然以本国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为重，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善于斗争，以清醒的头脑审视世界，以批判的眼光鉴别世界，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研究导向。否则，就会敌我不分，真伪难辨，甚至误入对方圈套，替谬误做宣传。文化军事战略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不同时代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战争方式和军事形态发展变化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推动着军事上的变革，这个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谁要忽视或无视这种引起军事变革的物质基础的发展变化，谁就有可能输掉当前的军事竞争，输掉未来的战争。文化军事战略包括文化军事战略的发展不能超越时代的发展，但也不能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落后于时代，必将使自己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顺应时代变革潮流，彻底转变思想观念，是文化军事战略理论研究创新的首要前提。当今世界军事领域正在发生着一场迄今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刻、波及范围最广泛的新军事变革。在这场变革大潮中，文化军事战略理论研究的创新及新军事变革相伴而行，起到了前所未有的牵引、先导和推动作用。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各国军队更加重视军事理论研究，不断推出有关国际安全、国家安全、军事战略、国防建设、军事建设、作战训练等方面的一系列新的军事理论研究成果。世界军事理论研究正在酝酿着新的重大的理论突破，并呈现出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中，文化军事战略不仅应当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历史潮流，而且应当始终站在推动这场变革的理论战线的最前沿。

文化军事战略作为国家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先验理论基础严格的说是依循中国文化或东方的宗教哲学所提供的，即把人看成是天、道、神、理的创造物，看成是一个需要外部力量推动的机器，只有赋予他一种思想、灵魂、观念、理念，人的机器才能运动起来，其价值实现不过是按照天、道、神、理的启示不断地运动。为了使人运动起来，先验论、唯理论的思想家们制造了各种神秘的宗教教义、天启哲学、天命义理、伦理纲常以及先验的道德命令、绝对精神、普遍理性，也制造了各种高深莫测的梵天境界、理想王国、乌托邦世界及种种抽象的社会历史法则、规律或必然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吸引人、激励人、鼓舞人、启发人运动起来，行动起来，去追求一个抽象、绝对的价值。它曾给了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并且作为信仰，作为理想，作为伦理道德精神，作为美好的思想、精神境界，在人类历史上起过巨大的精神作用，而且产生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伟大人格。如果没有这些信仰、理论、道德精神和美好思想境界，没有这些哲学的曙光，人类在黑暗、漫长的历史隧道里也许还不知道该怎样哀声叹声和萎缩不前呢!直到今天，它比那些仅仅从自我生命吸取价值力量并建立人生哲学的理论仍然要伟大得多、也有力得多!但是，在这里，问题不在于人是否应该有信仰、理想和道德精神，也不在于这些信仰、理想、道德精神是否应以抽象的理念、普遍的理性等等为依据。而在于它是否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否与某种法则、必然性有真正的联系，是不是由天、道、神、理一类神秘的精神实体赋予人的？先验论、唯理论以及宗教哲学家的天、道、神、理的观念作为人类对外部世界自然法则和秩序的认识，是有合理性的，以此建立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也不失为一种大气象的哲学思想。但是，他们不是把天、道、神、理看成是人类对外部世界法则、秩序作价值思维肯定所产生的文化观念，也没有看到这些文化观念包含着非理性的价值思维悖谬，包含着神秘主义的虚假成分，而是把它看成是绝对化、神秘化的存在，看成是人的思想、信仰、理想、道德精神的唯一本原，或者说人的一切思想、信仰、理想、道德精神都是由它从外部赋予的。把人性建立在虚假的逻辑推理和神秘思辨的基础上，把人的一切思想、信仰、理想、道德精神都看作是由神秘的天、道、神、理从外面赋予的，并要人服从天、道、神、理的绝对命令，或服从一种虚假的法则、规律和必然性，这样，自然也就否定了人作为认识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存在了。因此，当人们发现那些梵天境界、理想王国及种种法则和必然性不过是虚假的理论假设或乌托邦世界的时候，其神秘感、神圣感及自我使命感也就消失了，并且伴之而来的常常是心灵上的失望与幻灭，因此，这条定理也就不起作用了，人的机器也就或者毁灭、不运动了，或者变成了一部失控的疯狂机器了。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枝有思想的芦苇。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生命像芦苇一样脆弱，宇宙间任何东西都能置人于死地。可是，即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间任何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人有一颗能思想的灵魂。我们当然不能也不该否认肉身生活的必要，但是，人的高贵却在于他有灵魂生活。作为肉身的人，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唯有作为灵魂的人，由于内心世界的巨大差异，人才分出了高贵和平庸，乃至高贵和卑鄙。两千多年前，罗马军队攻进了希腊的一座城市，他们发现一个老人正蹲在沙地上专心研究一个图形。他就是古代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他很快便死在了罗马军人的剑下，当剑朝他劈来时，他只说了一句话：不要踩坏我的圆!在他看来，他画在地上的那个图形是比他的生命更加宝贵的。更早的时候，征服了欧亚大陆的亚历山大大帝视察希腊的另一座城市，遇到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哲学家第欧根尼，便问他：我能替你做些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在他看来，面对他在阳光下的沉思，亚历山大大帝的赫赫战功显得无足轻重。这两则传为千古美谈的小故事表明了古希腊优秀人物对于灵魂生活的珍爱，他们爱思想胜于爱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把灵魂生活看得比任何外在的事物包括显赫的权势更加高贵。

人生而平等这是为大多数人所倡导的一句话，也是为大多数人所信仰的一种观念。然而人并不是平等的，虽然都是由父母带到这个世界上，虽然身体构造是相同的，但是人的思想，人的意识却有很大的差别。虽然这种差别从外表看不出来，但是正是这种差别，才有了成功与失败，富有与贫穷，非凡与平庸。失败的人总是抱怨自己的运气不济，总是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说如果幸运之神站在自己这边就会取得成功。其实非凡与平庸的主要差别不在于是否拥有强健的体魄，而在于人的思想与精神，在于人的心智。否则，那些伟人也一定是体格最健壮的人了。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上，正是心智，使我们能超越环境、战胜困难。如果我们深刻理解了思想的创造力，就可以看出它的功效是非常惊人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如同物质世界中的规律一样，人的精神世界也存在着规律。各种规律一直在控制着我们的道德世界和精神世界。请时刻谨记。我们的思想才是能力和力量的源泉。因为依靠外在的帮助才使我们变得软弱。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强者而不是被帮助的弱者。要迅速调整自己，昂首挺胸，以积极的心态，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自己的想法之中，去创造奇迹。只有了解并遵循这些规律，才能够获得理想的结果；也只有恪守规律，才会得到准确的结果，毫厘不爽。当今社会，科学的精神应用于各个领域，因果关系不再为人们所忽视。人们已懂得事凡有果，势必有因的道理，所以，人们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志向抱负，就得为这一愿望创造出它所必需的特定条件。规律不是显现的，而是隐藏于种种表象和假象之下，只有将大量个别的事例进行对比，直到找出其中的共通之处，才能够发现规律，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归纳推理。规律的发现消弭了人类生活中变幻莫测的因素，代之以原则、推理和确定性。归纳推理是最科学的方法，文明诸邦，繁荣昌盛，学术兴隆，延长寿命，减轻痛苦，跨越江河，拓宽视界，加速运动，消灭距离，促进交流，上翔太空、下探深海——种种结果的产生，都缘自归纳推理的思维方式，而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将结果进行分类。无论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乃至黑种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军事家，无论是文化领袖还是宗教领袖，无论是最上层、最有教养的人群还是最底层的劳动阶级，正在进行的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使命，正在改变所有人的观念。然而有的人对此明察秋毫，有的人却对此麻木不仁。长期被传统的桎梏羁绊的人们已经挣脱了所有的束缚，代表新文明的眼界信念与服务在不知不觉中取代了旧的习俗、教条、残暴等一切陈腐的、不适应时代发展的东西。如今，科学发现浩如烟海，揭示出无尽的资源、无数种可能，展现出那么多不为人知的力量。科学家们越来越难于肯定某种理论，称之为定规定法、不容置疑；同样，也极难彻底否定某些理论，称之为荒谬不经、绝无可能。

运用国家建构主义视角研究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的确定问题，同时包含着重要的实践意义。运用国家建构主义方法研究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的确定问题有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的形成和变化。国家防务安全利益是给定的，还是变化的，一直在国际关系学界引起争论。主流理论由于对国际社会和国家的假定前提，没有发现国家防务安全利益形成和变化的动力，所以没有条件对国家防务安全利益是如何确定的问题进行研究。主流理论只是研究在给定的国家防务安全利益前提下如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问题，对利益本身不提出质疑，因此不能动态地把握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的形成和变化。国家建构主义体系理论认为，体系的结构(文化、规范)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这就在国际体系中获得了国家防务安全利益如何形成及变化的动力。这对在当前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如何确定、维护国家防务安全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地区主义不断兴起的后冷战时代，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出发观察、确定国家防务安全利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每一个国家要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闭关锁国，而应该以全球性视角审视自己，观察世界，塑造自我。国家建构主义把文化、观念、规范等因素引进国际关系，认为国家防务安全利益在国际层次上是由国际规范建构的，有利于国际关系伦理化的进程。自盛行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理想主义破灭后，现实主义一直在国际关系中占有主体地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强调的核心是权力、利益，提倡增强国家实力、扩大国家权力，并且用权力来界定国家防务安全利益。为此导致的国家对外活动就是增强权力、维持权力、显示权力。尽管学者们对现实主义政治理念有各种解读方法，但是现实主义倡导的权力——利益观客观上导致了强权政治，引起国际关系的紧张——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通过建立同盟维持权力均衡，大国之间的相互遏制，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的压制，冷战、热战，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现实主义观念必然导致的国际政治现实。现实主义理论下的国际政治拒绝谈论或者淡化国际文化规范，甚至意识形态这样的观念性因素都作为权力争夺的工具。国家只从国内的需要出发制定内外政策，不受国际规范性因素的合法制约，不考虑别国的合法需求，导致国际关系严重缺乏伦理。国际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它应该具有伦理、道德要求，获得自己的国家防务安全利益不应该以牺牲别国的国家防务安全利益为代价。同时，国家建构主义体系理论从国际体系出发，认为国家防务安全利益部分是由国际体系建构的。国家的身份、利益并非天然固有的，而是在国际体系的进程中确定的。在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确定过程中引入进程因素是国际关系伦理化的表现，温特就认为对互动的关注是出于与实际和伦理相关的问题，在进程中国家相对他者界定自我身份，赋予他者相应的对立身份，并根据这样定位的结果进行互动。这就需要国家在互动过程中，要根据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要根据自我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确定国家防务安全利益，并根据国家防务安全利益采取对外行动。另外，由于国家建构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不只是物质结构，更主要的是观念结构，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的确定要受国际规范的制约。国家对规范的遵守行动是出于“适当性逻辑”，即认为规范是适当的；而不是“结果性逻辑”，把对规范的遵守作为实现自我利益的需要。这样在政治理想主义失势于国际政治、国际规范淡出国际关系以后，国家建构主义使国际规范重新回到国际政治舞台上。与理想主义不同的是，它并没有把国家防务安全利益挤出这个舞台而取而代之，而是把国际规范嵌入到国家防务安全利益之中，对规范的遵守本身就是利益的需求，国家防务安全利益正是在国际规范建构的。这样也就促使了国际政治伦理化的进程。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研究中引进国家建构主义有利于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理性主义国际关系基本上都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主体。但是国家建构主义在确定国家防务安全利益过程中，引入了其他非国家行为主体。根据《文化军事战略》前面的研究，它们既存在于体系层次上，如国际组织、国际社会活动家；也存在于国内层次上，如利益集团、政党、最高决策者。国家关系行为主体的多样化本身就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同时，国家建构主义要求任何大国、强国都应该在国际规范的制约下选择国家防务安全利益，或者根据国际规范的要求确定国家防务安全利益；而不能根据权力的大小来界定自己的国家防务安全利益，这明显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从国际体系出发思考、确定国家防务安全利益，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特殊的意义。目前的国际体系结构——不论是权力结构，还是国际规范结构——都明显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目前国际社会的主流规范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是由它们制定、解释并积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扩张。温特虽然从理论上论证了国际体系结构(规范)是国家间互动造就的观点，但是具体到某一时期、某种国际规范，并非所有国家都参与了规范的建构过程。作为国际社会主导的西方许多规范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作为既定因素存在的。因此在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扩张、建构发展中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就面临着一个拒绝还是接受、是部分还是全部接受的问题。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证，无论从国际关系伦理，还是从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确定的现实需要出发，我们不能回避、拒绝；但是如何我们全部接受西方规范，完全根据西方规范来塑造我们的利益，那么也可能会对国家防务安全利益造成损失。这就需要我们结合国情、选择规范；同时在规范建构我们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的进程中，参与到规范的重构过程。这可能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第四节 文化军事战略的哲学渊源思辨

在讨论了国家建构主义研究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确定问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后，我们最后拟对《文化军事战略》的理论工具及其与理性主义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国家建构主义具有鲜明的反理性主义色彩，认为国际体系不仅仅影响行为体行为，而且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而理性主义则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给定的。温特从方法论、本体论和经验三方面探讨了二者的差别，《文化军事战略》在这里不作更多的考察。但是，根据《文化军事战略》确定的分析框架，理性主义与国家建构主义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在国内层次上，国内各行为主体在建构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的过程中，总是希望尽可能扩大各个行为体自我的利益，使自我利益上升为国家的利益，所以理性的工具在这里同样发生作用。在体系层次上，规范在向国家内部渗透的社会化过程，作为个体的国家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尽可能地了解规范的性质、理解规范扩张者的动机，并且考虑到自己的国情，所有这些过程，都需要借助理性的工具。另外，国家建构主义学者对规范倡导者的经验研究中清楚地表明，这些行为者具有非常高的理性，对手段——目标进行精确计算，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芬尼莫尔称这种活动为“战略社会建构”：这些行为者对手段——目标进行了复杂的计算，以实现其效用最大化，但是，他们希望实现的效用最大化包括改变其他行为者的效用功能，是在规范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一过程的前一部分反映了理性主义的博弈理论框架，后半部分则不是。所以理论的研究应该把这两个过程联系起来。

对于理性主义，长期以来理性主义都将物质主义作为自己的本体论基础，新现实主义将军事实力和经济收益等物质性因素作为自己的目标，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性因素“被缩小到介于物质力量和事物结果之间的干预变量这样一种地位”。这是因为理性选择理论一直成为物质主义的本体论者经常使用的方法，结果这一现象混淆了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并不需要这样的本体论的事实。行为者的目标可以归结为物质的因素，但也可以归结为观念性的、社会性因素。许多学者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了研究。例如，新自由主义关于国际规制的研究就关注共有知识，博弈论者将其称之为“共同知识”。本海姆将对他者地位和意见的关心归结到自我利益中；苏格登考察了社会习俗的演变，并且显示某些“纳什均衡”在多次博弈过程中是稳定的，而另一些则不是，结果产生了某种社会习俗。但是，他的分析发现了“共同经验”在决定焦点时的更大角色，在焦点附近，特定的习俗将会出现。这种观点同国家建构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和规范环境塑造施动者行动的观点相一致，因此也有必要对理性的战略选择和规范环境进行更多的理论研究。学者们的实证研究已经开始探索把二者联系起来的方法，探讨二者对话的可能性。在理论层次上，包括温特和芬尼莫尔在内的学者现在都认为，博弈论者提出的“共同知识”实际上为理性选择论学者和国家建构主义者的对话提供了切入口。共同知识涉及行为体相互之间关于对方理性程度、战略、偏好以及外部世界状态的认知，这种认知不一定是真实的，但只要行为体认为是真实的，并且相信其他人也认为是真实的。博弈论者对共同知识的关注预示着理性主义出现了理念主义转向，但并不表明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结构发生了变化，个体仍然是通过理性选择确定行为，只是这种选择需要将共同知识作为背景，共同知识可以对行为产生因果作用。托马斯·谢林的故事就是共同知识对行为产生因果作用的典型。国家建构主义的“主体间认识”实际上就是共同知识，它存在于互动层次，也就是温特称之为的微观层次。这种在互动层次上产生的知识可以还原到个体，并且一旦互动对象发生变化，共同知识就会产生变化。所以在互动层次上的共同知识不可能影响互动中的个体属性，包括其身份和利益，温特的国家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宏观层次上的集体知识影响(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互动层次上的共同知识只能影响个体的行为，并且是通过建构作用进行的。那么怎样区别理性主义和国家建构主义关于国家对共同知识的遵守？马齐和奥尔森对此提出的“推论逻辑”和“适当性逻辑”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和区分。理性主义遵循的是“推论逻辑”，认为个体对共同知识的遵守是由于共同知识可以满足它们的需求和利益；但是，国家建构主义遵循的是“适当性逻辑”，根据这一逻辑，个体对共同知识的遵守不是作为工具理由，为了得到他们的所需，而是因为他们理解这一行为是好的、理想的、适当的。但无论是哪一种逻辑，二者在经验现象上都趋于一致：根据共同知识确定行为。

我们可以尝试把理性主义和国家建构主义放在一个连续体上作为统一的过程来理解：理性主义的假定最初是从个体国家出发，根据自我意图追求该国利益最大化，并且这种利益是物质的；但是该国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互动过程中产生了共同知识；为了自我利益和需求，它遵守这种共同知识，但它只是把共同知识作为工具，同时共同知识对该国的影响也只是行为，没有改变国家的身份和利益等属性；在这种遵守共同知识过程中，由于种种内外因素作用，国家可能转变对共同知识的态度，认为它本身就是好的、值得遵守的，并非为了某种目的。例如，美苏在1972年签署“反导条约”时，“反导条约”作为美苏双方的共同知识，美国和苏联对它们的遵守是被迫的，为了各自安全需要；但是由于它有利于美苏战略武器的平衡，减少军费开支，美苏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认为遵守它是适当的，这就发生了建构作用。如果对共同知识的遵守经过长时期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不仅是在两个互动国家之间，而且在全球相当多国家，那么这种共同知识就演变为集体知识，同时这种集体知识就内化为国家的属性，改变了它们的身份和利益。例如，现在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大部分国家都认为“反导条约”符合其国家防务安全利益。如果我们把上述过程作为一个建构的全过程——事实上温特、芬尼莫尔都是这样处理的，我的三阶段内化模式也是如此，那么理性主义过程实际上就可以被置于这一过程的某一段。这样我们就从一个新的视角对理性主义和国家建构主义的关系有一个新的理解，而国家防务安全利益的确定也就可以置于这一连续体一端。回溯人类战争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基本规律，每当发生一次技术革命，作战理论和指导思想，作战方法和作战样式都将随之发生变革。今天，当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广泛运用于战场，非接触作战已经演化为基本的战场形态，这便决定了通过战法创新来适应新的战争需求的必要。于是，一种新的作战样式——文化军事——必然地产生出来。未来文化战争中的文化军事，准确地说文化战争文化军事所包含的基本要素，作为散见或蕴涵的非系统的思想性存在形式，作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种思想脉络及其联系，或者作为实践性行为，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命题，截取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史中的任何一段，都可以清晰而又突出地表现出来，抑或折射出来。而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和学科体系，尤其是作为一种以文化战争为背景，为着眼点的特殊的可以独立展开的作战样式，则是一个刚刚产生，并处于发展中的命题。虽然是新生事物，其可把握、可遵循的规律还是清晰地存在着。从战争的一般规律与人的思想、观念、精神和心理变化规律认识问题，所有参战人员、社会民众、国家和政府领导人，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战争的影响，并且随着战争的发展进程产生认知与心态的变化。开展文化军事就是为了加剧这种变化，并且是有利于己方的变化。这既是文化军事的基本任务所在，也是文化军事的主要特点形成所在，还是我们认识分析文化军事特点应遵循的基本思路所在。总体而言，由于战争形态的变化和科技手段的支撑，文化军事已经由从属变为主体，由助攻变为主攻，由人人都是主体到专业力量为主导，由寓于武力战之中，强调以武力打击实现心理瓦解，到地位作用上升，发展成为军队重要的可以独立展开的作战样式，甚至成为国家行为。这就必然的使文化军事由配角变为主角，由后台走上前台。未必不可以说，文化军事在未来军事行动中，将成为作战和外交活动的倍增器，成为作战时间与代价的缩减器。巨大变化决定了大量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产生出来，这里我们先就其中11个方面的问题作出初步认识和分析。

文化军事的本质内涵。科学认识并揭示文化军事的本质内涵，不管是从理论上研究文化军事，科学规定其内涵外延，还是指导部队平时的演练，以探索文化军事的途径、方法和手段，或者着眼未来文化战争中文化军事的开展，都是一个必不可缺的基础性工作。既然揭示文化军事的本质内涵十分重要，那么我们在展开这一工作前，首先需要面对一个不容回避，并且也是需要作出科学解答的问题，即为什么在这里提出的是文化军事的概念，而不是中国军事目前已经确立并展开的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也不是传统的瓦解敌军，更不是借用或套用西方国家运用中的心理战、软实力、软性攻击，诸如此类的概念及其理论简单地说，这是由文化军事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而这种规定性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战略层次的攻击行为，另外一个是针对精神和心理的特定的范围和指向性。从目前我们进行的有关研究来看，文化军事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攻击行为，并且是战略层次的攻击行为，地位作用愈来愈重要。我们来看，当今世界国家和国家集团在政治与利益上的矛盾，虽然有时仍然会激化为战争，因而必然地重视武力手段，但由于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国家间博弈方式的变更，战争已经不再集中于大量人员伤亡和物质毁灭，不再把攻城略地作为主要作战目标，这就决定了利益追求具有相对有限性，进而决定着以有限的军事手段，甚至是以军事手段为背景，以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瓦解敌人，达到“兵不血刃”而获得目的实现为最佳。同时也决定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诸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乃至约束作用愈来愈强大。诸多新变化促成了新的“非传统战争”的作战样式，即以文化军事为代表的新的作战样式的产生。换言之，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国家和民族间的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同时由于军事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战争毁伤力空前增大，获取武力战胜利的代价也大幅度提高，作为战争的发动者，不能不考虑后果，由此人们必然地倾向于选择军事打击与政治、心理攻势相结合，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这也是文化军事地位作用凸显的内在动因，是文化军事由以往战役战术行动中的辅助手段，一跃成为国家战略能力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客观要求。不仅如此，文化军事本身具有的功能和作用就决定了其必然会发展成为地位特殊，且能够独立开展的作战样式，发展成为战略层次的攻击性行为。具体来看：一方面，文化军事不是以消灭敌人的肉体为目标，而是将人的精神和心理作为攻击目标。这既反映和体现出文化军事与武力战的战役战术行动之区别，同时又决定着文化军事的着眼点和着重点所在，决定着文化军事必然地被推升至战略层次。另一方面，在武力战中，战役战术行动一般是由战地指挥官视情况作出决断，而开展文化军事却大多是由统帅部依据国家的战略目标，及其外交斗争的需要作出决断。再一方面，武力战的战役战术行动多依据军事力量决定战役战斗的规模和进程，而文化军事却不仅要着眼部队拥有的专业力量，并且还要着眼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即不仅要挖掘军队拥有开展文化军事的力量，还要借助并挖掘社会中存在的潜在的力量。由国家参与的军事行动无疑是战略层次的，因而文化军事也必然是战略层次的。从美国开展心理作战的情况看，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比如其“心理作战部队是唯一获得授权，直接通过无线电、印刷品和其他媒体影响外国目标受众的国防部专业力量。”既然是唯一的力量，就意味着其有别于其他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同时意味着这是一支战略攻击力量。

强调文化军事的战略攻击性。并不意味着其不存在战役战术层面的攻击。从文化军事的任务和内容来看，一般包括战略与战役战术两个层次，尤其是专业力量开展文化军事时，两个层面的任务缺一不可，只不过更多情况下，或者在侧重点上更强调发挥战略作用，追求战略效果。目前美军就将其心理战区分为战略心理战、战役心理战和战术心理战。但分析各自的任务和内容，显然更多地是反映于战略行动层面。比如，1985年美国国防部制定的《心理作战总计划》中就特别强调，心理战的本质是“有选择地将信息传递给外国民众和军队，以影响他们的情绪、动机、思考和决策能力的行动”，其目的是“引诱或促使外国政府和军队的决策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现行的《美军联合心理作战条令》则规定：“心理作战的目的是诱导外国对象产生或增强有利于实现己方目标的态度。心理作战是指有计划地将特定的信息和征兆传递给外国受众，影响他们的情绪、动机、客观推断，最终影响外国政府、组织、集团和个人行为的行动。心理作战是美国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总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讲，心理作战就是在平时和发生冲突时，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传递旨在告知并发挥影响效果的信息。如运用得当，心理作战可以削弱敌方的作战意志，减少友军和敌军的伤亡。心理作战也可以通过削弱敌军士气、降低其作战效能、挫败敌军攻势行动，在指挥层内部制造分歧和不满，最终导致他们投降。”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家与军队开展的心理战的情况看，其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摧垮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改变国家性质，颠覆政治制度。这不管是通过舆论宣传，还是经济文化领域的渗透，无不凸显这样的本质特征。进一步认识问题，改变精神和心理的作战目标、作战指向，反映了文化军事的攻击性属于软杀伤的范畴。中国军事的作战理论与战争实践早已证明，战争不仅仅是武器的较量，还是人与人的较量，是人的精神、心理的较量，这就决定了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状态，直接影响到作战的效果。而能够作用于人的思想、精神和心理的方面有很多，包括武力打击带来的震慑，等等，但更突出、更直接的还是文化军事。文化军事不像武力战那样采用的是强制手段，即所谓以硬杀伤来征服或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而是通过改变对方的精神和心理，以瓦解敌人的斗志来达成目的，即所谓的软杀伤。美国军事心理学家拉斯韦尔认为：“宣传，从广泛的含义来说，就是以操纵来影响人们行动的技巧”。其目标，“一是激起对敌人的仇恨；二是保持与盟邦的友好关系；三是与中立者保持友好关系，而且尽可能与其达成协作；四是瓦解敌人的斗志。”更有人明确提出，宣传的终极目的，是使别人完全按照我们的愿望去思想或行动。既然文化军事不是通过强制来达成目的，而是借助目标群的政治信念、心理状态的改变来达成目的，比如可以通过正义召唤、情感感化，也可以通过武力威胁、信息误导，甚至还可以通过一首抒情歌曲、一张图文传单改变一个士兵的认知，进而改变其选择和行为指向。所有这些都可以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一方面说明软实力、软杀伤的存在与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说明，文化军事在更多情况下是依托硬实力展开，并且硬实力越强大，其作用越大、效果越好，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不依托硬实力而独立展开。尤其需要倍加关注的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区别，即硬实力突出表现是强者胜，而软攻击却并不一定是强者胜。这既是文化军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也是一个特殊规律。毫无疑问，以上分析，对于我们揭示文化军事的本质内涵，提供了较为广泛的思想基础，但要做到更充分更全面的认识问题，一些相关因素也应作出必要认识和把握。

文化军事与中国军事政治工作具有本质上的关联性和内在的逻辑关系。即平时的政治工作转入战时，尤其是进入作战状态后，便自然而然地化为文化军事，或者说，即使没有进入作战过程中，而是我们目前所讲的军事斗争，只要明确反映出或存在着对抗的成分，表现着对抗的性质，便可视作政治工作被赋予新的任务，确立了新的目标，由此便可认定政治工作已经由平和转化为激烈。如果对此作出界定，无疑可以视作是一种特有的作战形式或作战样式，这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既然如此，必然要求我们将政治工作在新的状态下反映出的新的内涵，表现出的新的职能，以一个明确而又科学的概念予以表述，这便是我们努力分析论证的文化军事。有了文化军事的概念与具体作战方式、方法和手段，必将实现其他方式所不能达成的目的，至少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如此。想想看，在尚未进入武力打击状态下，要求武力存在产生出更大效能是不现实的，而借助文化军事，结果会迥然不同。正如有人在谈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问题时所言，尽管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离不开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未必能够轻易运用这种实力，甚至不能轻易展示这种实力，毕竟今天的世界关联因素有很多，制约因素也有很多。这一点从军事实力无人与其匹敌，却仍然屡屡为军事实力之外的因素所困扰的美国，即可明晓。那么，在不便运用或不便展示军事实力的情况下，要达成军事实力所追求的目标与效果，靠什么？一定程度上是靠文化军事的有效展开。同时，我们还需要认识和把握的是，如果不以文化军事涵盖之，而是使用心理战诸如此类的概念，就未必准确到位，因为心理战的内涵是特定的，指向是明确的，所追求的效用也是清楚的，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强调达成即时效用，比如战斗过程中，通过直接的心理攻击达成的心理震慑和精神瓦解，如果没有达成直接的作战效果，而运用心理战的概念，难免不给人以牵强之感。由此而言，文化军事的表现力更强，涉及时空更广阔。以文化军事的概念来诠释战时政治工作，既符合中国军事的性质、本质要求，满足两者间的内在关系的调整，也易于保证在现有编制体制内，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进行职能转换和角色定位，进而为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找到自己的确切位置，发挥以往战争中曾经发挥的巨大作用提供平台和理论基础。为什么以文化军事来反映战时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更准确、更到位，而以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提法就难以达成相同的效果？此问题不难回答。以专业作战力量建设为例，如果建设的是心理战部队，则难以把舆论战、法律战的内涵及其力量建设很完整地反映并统筹进来，如果冠以文化军事力量，三者都可以居于其中。不仅如此，一些更深层的问题亦可涉及。比如，以心理战部队的编制体制、隶属关系和组织展开为例，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基本上是由军事系统组织开展，如果到了我们这支军队中改由政治系统组织开展，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疑惑，为什么我们不能与别人一样，由军事系统组织开展？由政治系统组织开展心理战，是否容易导致令出多门？政治系统是否存在越位的问题？显然，按此逻辑推理是拿不出更具说服力的理论的，因而也就不能保证政治部门、政治干部拥有扎实的理论支持，进而理直气壮地展开工作。如果以文化军事涵盖之，不管是从中国军事的性质，政治系统的职责和功能，以及现有的体制编制，都可以给予理论支撑，故而统领和展开此项工作，政治系统且不说当仁不让，就是推卸亦不可能。因为在此时，心理战只是整个文化军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手段或战法。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为战时政治工作争得一个名分，寻求一个更重要的地位的问题，而是一个保证中国军事政治工作的传统优势在新的历史阶段，在新的作战方式下功能作用仍能得到发挥和更大发挥的问题。为什么台湾媒体在评论中国军事开展“三战”时讲到，这是“为政工系统永续经营找到理论依据”，恐怕道理即在于此。诚然，只要中国是共产党执政，我们这支军队便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中国军事的政治系统和政治工作者便不会消失，但在一个更强调理性，强调理论支持和法理支撑的时代，不能从更本质意义上阐释问题，显然难以获得更大的作用力。

政治工作作战功能的提出。从一定意义上印证了我们存在着文化军事，因为没有文化军事便不存在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实际上，在《政治工作条例》中关于“政治工作作战功能”的价值判断产生之前，中国军事的政治工作或者说战时政治工作就一直存在着这种功能，只是由于过去更多的是强调“转化为战斗力”，强调“服务保证作用”，从而掩盖了直接的作战功能，因为既然需要转化，既然是一种服务保证性工作，那么直接的作战功能便无从谈起。现在承认并提出了直接的作战功能，所蕴涵的无疑是文化军事的存在。而在此情况下直接提出文化军事的概念，所带来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决定着一个系统、一方面工作的着力点和努力方向，即只有明确提出这一思想，确立这一概念，才能保证一个系统和一批工作者努力建设之，进一步说，只有明确提出文化军事的概念，才能更加有利于政治工作作战功能的有效发挥。只有提出文化军事这一概念，“三战”的归属问题才会得以解决。从目前情况看，“三战”正在发展成为中国军事现实开展和未来应用的基本战法，并成为发挥政治工作作战功能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一般情况下，如果从实践方面认识问题，从事相关工作的人们会很容易弄清“三战”要做什么，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但如果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三战”的性质，尤其是“三战”要表达、要体现的思想及其指向性，并不容易，即没有一个上位概念，没有一个统揽，既不利于理论的确切和科学，也不利于组织展开。这就像军事作战中的空战、海战、陆战，抑或城市进攻作战、登陆作战、反空袭作战、边境反击作战等作战样式一样，尽管这些作战样式都可以独立存在，但综合起来讲，皆属于武力战的范畴。所以，我们要把“三战”切实开展好，就必须明确三者的集合概念是什么，要达成或实现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三战”在理论上真正确立起来的必要条件。根据我们现有的认识，文化军事就是“三战”的集合概念，也是“三战”的本质体现，即“三战”是达成文化军事的具体手段、方式和方法。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军队，使用和不使用文化军事的概念，都在一定意义上证明着中国军事使用这一概念的必要性及其理论基础。我们已经知道，西方国家的军队所开展的心理战，实质上属于文化军事的范畴，他们之所以认定为心理战，而非文化军事，最根本的一点在于，这些国家一直强调或标榜军队乃国家所有，不允许政党在军队中活动，因而其战法只能选取中性的不带有政治意义的词汇。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的情况看，与之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不仅不回避，并且是大力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因而政治因素在军队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和突出，即使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军队，虽然随着共产党退出执政地位，其军队的性质和特征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政治性工作也没有完全按照美国等西方国家军队的模式开展，也还保留了或多或少的原有的内容和方法。至于台湾的军队，之所以明确提出文化军事，并建有相应的机构，也是源于这支军队原本是国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政治性一直很突出，虽然民进党上台后，将军队的政党性质转变为所谓的国家性质，但既有的编成和实施的方法手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所有这些，都印证着文化军事产生与存在的必要性。有了以上分析，便奠定了进一步研究和揭示文化军事本质内涵的基础。客观分析问题，由于对文化军事这一概念和理论的研究刚刚展开，学术积淀尚处于浅层，实践经验更少。因此，依据现有的认识、理解和把握能力，还不敢断言我们已经到了拿出一个足以揭示文化军事本质内涵的成熟而又科学的理论概括的程度。尽管如此，只要我们认真分析，尤其是结合提出这一概念及其理论的最初构想，还是能够并且需要产生一个更接近本质特征的判断，进而归纳概括出该概念的本质内涵。我们认为，文化军事是一种为了达成总体战略目标而采取的非军事行动或武力打击以外的活力对抗形式，一种基本上涵盖了军事打击之外的所有斗争方式、斗争内容的对抗。其中最核心的是强调政治、精神和心理对抗，是一种斗智的行为，即通过无形战力的最大凝聚、整合和发挥，来支持有形战力的最大化，保证部队更好地遂行任务，争取军事目的之有效达成。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军事是一种涉及领域广泛的总体战。如果以一句话来揭示其本质内涵，则可以概括为：文化军事是指围绕国家战略能力目标，由军队主导开展的一种作战样式。它主要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整合，从政治、思想、精神、心理诸领域、诸层面展开对敌攻击，它可以独立遂行任务，也可以依托和配合武力打击进行。文化军事是以战场敌人为主，各社会集团为辅，兼及国际舆论的一种非武力攻击方式。文化军事主要特征是攻击性，展开途径是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

文化军事的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挖掘文化军事的思想渊源，我们完全可以从国家产生作为起始点，如果是针对个别要素，甚至可以追溯至人类战争的起源，尽管其中的许多内容并非今天意义上的文化军事。退一步说，我们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的战争规律分析起，即从战争的起源、战争的性质、战争的目的和战争承载者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的变化规律分析起。即使从我们党创立人民军队作为研究的起点，以马克思主义经典学家的论述作为思想理论的来源，思想内容同样博大精深，同样可以为文化军事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中国文化军事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丰富地存在于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存在于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军事作战实践的全过程之中。

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是瓦解敌军，这也是中国军事战时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十分重视从政治上展开对敌攻势，早在红军时期就态度鲜明并严肃地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要求彻底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包括：“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军事领导政治”，等等。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他先后明确提出过政治仗、政治战、政治战线等概念，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点出了问题的要义所在。其实，毛泽东在此方面的思想，一直反映于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的《政治工作条例》，即1930年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就已经将这种思想反映进去，比如条例明确规范：“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巩固红军的战斗力，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要靠他的阶级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人、农民，瓦解敌人军队，使广大工农群众环绕于红军的周围，在红军中，无论政治的、军事的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都是向这唯一的目的来进行工作。”正是由于我们党和党领导的军队特别重视政治建军，从而保证了这支军队与此前的所有军队皆不相同，保证了中国军事有了灵魂，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进而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过去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并不等同于今天我们提出并将作出深入研究的文化军事的概念，但却完全可以将此作为我们创立新理论的思想根基。换言之，中国军事在以往尚未提出文化军事之概念，更没有形成文化军事理论，没有以文化军事统筹战时政治工作，但强调政治上瓦解敌军的思想却一直是战时政治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这是包含于今天我们提出的文化军事之中的。所以，今天总结和归纳中国军事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不管言及巩固中国军事还是瓦解敌军，都特别强调从政治层面展开，并将其作为战时政治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如果需要回答在有了战时政治工作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出文化军事的概念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世界军事革命带来了许多的新特点，突出表现是军事斗争、武力对抗皆要求政治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要发挥出更强大、更直接的作战功能。而政治工作要在高技术战争特别是文化战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体现更大价值，突破口只能选在开展文化军事上，同时寄希望于文化军事效能的有效发挥上。

从中国文化军事的实践来看，可谓丰富多彩。红军时期，中国军事作为一支主要由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武装起来的军队，在强大敌人的反复“围剿”中，不仅没有消亡，相反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十分弱小的力量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根本原因是这支军队原本就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有着科学的世界观和坚定的信仰信念，这是自身坚强和攻击力强大的缘由所在。在反映文化军事效能方面，比如平津战役采取的三种作战模式就凸显着文化军事的巨大力量，而历史上著名的毛泽东以一篇社论退敌的佳话更是生动地反映了文化军事的魅力，这就是解放战争时期，企图“闪击”我中央首脑机关的傅作义部队，在已经进至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情况下无功而返。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舆论宣传的巨大作用，更进一步则反映和体现着文化军事的直接战斗功能及其威力所在。在淮海战役中，中国军事对政治攻势的强调就十分突出，甚至专门建立起“政治攻势指挥所”。到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政治宣传战”更是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回顾中国军事的历史，政治攻势所带来的瓦解敌军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瓦解敌人的数量也是十分巨大的，有统计数字表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军事共歼敌51万，其中起义和俘虏达20多万；抗日战争时期歼敌171万，其中起义、投诚和俘虏达70余万；解放战争时期歼敌800多万，其中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和俘虏更高达627万。这组数字充分说明，在军事打击之外，瓦解敌军的工作极其重要，同时说明，随着中国军事政治攻势的加强，手段方法的日臻完善，瓦解敌军愈来愈有效。未必不可以说，中国军事之所以能够战胜敌人，所依靠的根本力量，不能不归结到政治工作方面，抑或文化军事上。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中国军事对于从政治上强化部队的战斗力，对敌展开政治攻击，一直给予特别的重视，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也作出了大量的探索，这有效地保证了我们的传统政治优势的继承和发展，有效地保证了在未来高技术战争尤其是文化战争中政治工作作战功能的充分发挥。比如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邓小平就特别要求“加强对敌的文化斗争，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江泽民特别强调“文攻武备”。很显然，“思想战”与文攻武备中的“文攻”，既是文化军事的主体内容和现实任务，也是文化军事研究的重点方向，是文化军事作用发挥的突破口。从目前我们已经作出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来看，突出地表现于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明确地写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这已经引起了全军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引起了海外舆论的关注。在部队开展的演练中，文化军事的三大手段或战法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已经构成为整个作战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初步拿出了一些富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和训练中的经验。如果我们将视野拓宽，会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军事的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具有世界性。这一点既可以从一些论断中，也可以从一些现象中获得证明。比如，利纳托斯在《罗马军事制度》中提出：“引诱敌人的士兵放弃忠诚，鼓励他们投降，这些行动具有特殊的作用。逃跑比杀戮更能使敌人遭受伤害。”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则断言：“在心理战宣传上花一个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能够印证这些判断的，无过于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冷战实质上是以“非传统战争”而达成了传统战争的结果。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没有通过武装冲突和军事进攻改变对方，结果却是意识形态领域、精神心理领域的巨大变化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正因为此，俄罗斯作家瓦西里·别罗夫对冷战做出过一个耐人寻味的判断，他说：在冷战这场特殊的战争中，西方国家硬对抗与软进攻并举，对苏联大搞和平演变，特别强调扰乱苏联的士气民心，为取得胜利不择手段，而俄罗斯人直到现在还将战争仅仅理解为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或是库尔斯克保卫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技术手段正在强力推动文化军事的发展并使之不断走向丰富和完善，进而发挥出愈来愈强大的效能。比如，当年索马里军事强人艾迪德，将19具美军士兵尸体拉到大街上示众，并且将整个过程制成录像带传到美国，当媒体播出该录像带后，美国民众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结果是美国政府被迫从索马里撤军。这就是技术手段产生的巨大作用，即这种镜头中的影像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广泛传播于世界，尤其在美国得到传播后，其影响便以指数级发挥出来。如果没有技术手段和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这种影响便只能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不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随着电子技术、广播电视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文化军事的手段必将大大丰富，文化军事的空间必将大大拓展。包括：运用广播电视和网络信息，可以快速直观地进行大面积覆盖，并使信息传递带有全球性和实时性；运用全息技术、仿形技术可以以假乱真，造成心理错觉；运用激光技术、仿声技术可以制造刺激神经的各种声音，加重心理负荷，紊乱人的视觉和心理；运用现代印刷和投送技术，可以做到短时间内大面积覆盖，等等。目前，美军的第四心理战大队就配备了卫星测向定位、广播信号自动跟踪、计算机网络、虚拟仿真等大量的先进技术装备，这对于增强其心理战的效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军两架飞机在伊军阵地上空画出一幅巨大的伊拉克国旗，伊军为之欢呼，认为是真主的暗喻，然而欢呼声未落，两架飞机又用气尾在伊拉克国旗上打上一个大大的叉号，伊军的抵抗意志便在惊叹中消蚀。以上等等，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的存在，及其我们的着眼点所在。同时可以据此断言，文化军事拥有深厚的思想渊源，有着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确立文化军事理论的意义、价值及其动因。确立文化军事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意义与价值方面看，它丰富了中国军事战时政治工作理论，尤其是创立了未来文化战争中政治工作的理论，甚至有效地丰富、发展和推进了中国军事整个作战理论和军队建设理论。从实践意义与价值方面看，它可以直接影响着中国军事政治工作，特别是战时政治工作的努力和发展方向及其着眼点、着力点。道理不难理解，因为有什么样的理论指导，便产生什么样的军队建设方向，进而产生什么样的战争方式和方法。诚然，到目前为止，中国军事尚未参加过高技术战争尤其是文化战争，但只要有了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就能够注意分析研究，同时借鉴别人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获得军队建设上的巨大成就。如果要对此问题作出更清晰的认识，可以结合现实看问题。

我们认为，文化军事理论的产生，是中国军事战时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拥有更强大的战斗力，发挥更大的效能的突破口和生长点，其发展和成熟程度决定着中国军事政治工作理论的发展完善程度，甚至决定着中国军事整个作战理论的发展完善程度。也可以说，只有确立起文化军事理论，才敢言其作为一种独立的作战样式存在，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只有理论的确立并走向成熟，同时认定其为新的可以独立遂行任务的作战样式，才能以更加有力的工作指导部队加强军事斗争准备阶段的各项建设，才能更好地整合现有资源于文化军事。比如，目前处于建设过程中的心理战，就存在政出多门的问题，军事系统领导专业分队，领导心理战训练，政治系统则从传统的瓦解敌军的角度领导该项工作，后勤系统也从心理卫生、心理防护的角度组织开展工作，虽然都有其必要性，但由于缺少整合，因而不符合效能最大化原则。之所以出现多头领导的状况，主要是理论研究滞后，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更不能满足部队建设的需求。所以，文化军事以独立的作战样式出现后，相应的指挥机构、执行主体皆明确起来，多头领导必然会转换成一家领导，或者一家统筹，多家参与。这也是提出文化军事概念，形成文化军事理论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简言之，只有确立起这一理论，才能更有效地挖掘文化军事的资源，保证传统优势化为现实优势，潜在优势化为显现优势，甚至可以化劣势为优势，保证中国军事在作战中拥有更加充分的获胜条件和更为扎实的基础，保证文化军事发挥出最佳作战效能。文化军事理论之所以在今天被催生出来，是人类文明的进程，国家间博弈方式的变更，高科技战争特别是文化战争的新发展，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人类文明发展对战争手段、战争方式带来的影响为例，从近几场高技术战争的表现看，战争虽然还没有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已经走向“仁慈化”，人类已经进入“文明战争”的时代。但可以肯定的是，文明必然替代野蛮，“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的传统战争方式必然被新的更加文明化的博弈方式所取代。如果需要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认识，则可以说，一方面我们首先应当承认，只要战争的梦魇没有从人类社会消失，战争就是战争，战争自然存在的残酷性并不会出现本质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更应充分认识的是，虽然战争并没有从本质上得到改变，但人类文明的确可以有效地抑制战争，消除野蛮，并且已经从形式到内容迫使战争发生巨大变化，包括战争中无度的杀戮得到节制，通过政治博弈、外交艺术及其战场上的政治瓦解、心理攻击来减少流血成为首选，等等。正是这种转变，自然而然地把文化军事作为一种新的重要的作战样式推向前台。即原有的政治瓦解配合和保证武力打击继续存在的同时，文化军事已开始具备直接的作战功能，运用得当，甚至可以通过自身功能的更大发挥来达成广泛的斗争目的。

重视文化军事的效能，认定其具有不可替代性，西方政要的认识判断中同样富有颇浓的色彩。在2003年中央电视台年终新闻综述中，就引用了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一份备忘录中质疑伊拉克战争胜利的观点，他认为伊拉克战争究竟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现在判断为时尚早，即使是胜利了，也是一个遥远的事情。为什么说美国在占领了伊拉克，摧毁了原有的上层建筑，萨达姆已经成为美国的阶下囚的情况下，却仍然质疑战争的胜利？其实，拉姆斯菲尔德所质疑的，恰是法国外长所讲的：战争实践表明，仅靠军事的力量已经不足以达成战争的全部目的，因为除了武力之外，还涉及宗教信仰、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认同，等等。两个人的观点所反映的无疑涉及解决当今国家民族间的矛盾和纠纷，已经不简单地决定于战争或武力打击能力，必然涉及之外的政治制度、民族感情、宗教信仰等因素。而这些都属于政治工作调整的范围，也是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基本内容的范畴，抑或文化军事的范畴。为了印证文化军事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西方军事专家新近提出的软实力的概念，及其软实力作用的体现。2004年3月3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小约瑟夫·奈的文章，题目是：一点更深层次的美国价值观，副标题是：为什么说软实力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至关重要。其中讲道：“伊拉克战争所展示的美国硬性军事力量令人目不暇接。这种力量推翻了一个暴君，但几乎丝毫没有减轻我们在恐怖主义面前的脆弱性。与此同时，就中国用以吸引他国的软实力而言，这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小约瑟夫进一步就软实力分析认为：“所谓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他国而非威胁它们或付钱给它们来达到目的的能力。它是以我们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为基础的。诱惑总是比胁迫更有效，我们的许多价值观念都极具诱惑力，比如民主、人权和个人机遇。然而，假如我们盛气凌人，那么，吸引力就会变成招人厌恶，从而破坏我们的深层价值观念的本意。”小约瑟夫还断言：“美国如要打赢反恐战争，我们的领导人就必须学会更好地把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形成可观的实力，就跟冷战时一样。”7月29日，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又发表了约瑟夫·奈的文章，题为“在虐囚事件发生后，美国还能再度拥有软实力吗？”他说：“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全球声誉大打折扣。先前推倒暴君萨达姆铜像的‘解放者’形象被美国看守在阿布格里卜监狱虐待囚犯的形象取代。正如那幅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女孩逃避凝固汽油弹袭击的照片在越南战争中取得圣像地位一样，那幅一个戴着头套的囚犯站在箱子上、四肢缠着电线的照片也在伊拉克战争中获得类似地位。”约瑟夫联系到世界上出现的反美情绪引用了有关的数字，比如民意测验显示，欧洲人对美国有好感的数量在2003年下降了30％，在伊斯兰世界也是如此，2000年有近3/4的印度尼西亚人对美国有好感，到了2003年5月份，这个数字下降到15％，而处在反恐最前沿的约旦和巴基斯坦，2004年的民意调查结果是，喜欢本·拉丹者比喜欢布什的人多。这种现象的存在，恰恰印证着文化军事在实践上的巨大意义和价值，既然“占领战争在国家主义时代是不得人心的”，那么赢得人心显然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改造信仰信念，化解心理矛盾，调节心理状态，同时是法理上获得主动，这都属于文化军事的范畴。

从海峡两岸分裂反分裂的情况看，软实力的作用与价值也相当突出。比如，2003年12月17日，新加坡《海峡时报》刊出一篇题为《反分裂的台湾政党变调》的文章，其中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只要台湾人觉得他们受到了中国大陆的欺侮，分裂势力就会变得更加强大。”这同样可以引发我们的深层思考。其中至少有两点很重要，解决统一问题，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还必须深刻把握其政党互动的关系，要把握民众的现实心态和心理变化规律。由此，不能不充分认识和把握，在与台独分子斗争过程中，该确立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并运用何种方法才能赢得台湾民心，这一点显然十分重要。未必不可以说，一段时间来我们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做法就很值得肯定，其中有些经验未必不可以运用到对台斗争上来。2004年7月3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就以“北京利用爱国主义来吸引香港民众”为题作出评述，文章认为“北京明显改变了对香港的策略，正在香港逐渐展开公关攻势”，“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国停止了口头上的抨击，代之以充满爱国主义象征意义的高姿态活动。”“一些观察家说，这种新方法较受欢迎”。这说明改变传统的思维，强化软实力，借助软影响往往可以产生硬打击所不能及的功效。当然，将文化军事推上反台独的主战场，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文化军事原本功能的自然显现。我们来看，2000年我政府披露的“对台政策白皮书”提出，台湾当局不能无限期拖延谈判，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于和武的重要参考指标。2004年中国中共中央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后，香港《大公报》很快报道了我政府今后的反台独方针，在于“争取谈、准备打、不怕拖”，此报道准确与否，不是这里研究的重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二者皆提到的一个时间上的“不怕拖”与“不能拖”的提法，因为这是一个与文化军事关系密切的问题。从目前台海形势和我们的战略方针看，有一点是清楚的，鉴于民族大义和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台湾当局不明确宣布台独，我们就不会使用武力，并且会以足够的耐心，拿出尽可能多的时间来争取和平统一，既然如此，有个问题必然存在并表现出来，这就是台湾当局不去触动所谓的“法理台独”的红线，而是走另外的精神与文化心理的台独，该如何应对？因为只要不出现“法理台独”，武力战就不会展开。而现在台湾当局走的恰恰不是“法理台独”的路子，至少公投未果后表现的是这种情况，而是走的精神和文化心理台独的路子。比如，2004年10月19日香港《太阳报》以“历史教科书台独化，割断两岸血脉——本土史不纳入中国”为题，披露了台湾当局在文化上去中国化的新举动，这就印证了上述判断。既然武力打击不能展开，坐视其发展又过于消极，那么应有的对策似乎唯与台独势力争夺民心为最佳。有关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只要看一下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规律，则不难认清。一般来说，能够割裂一个民族的有政治和军事的强力干预，同时还有一个精神和文化心理上的阻隔，后者更带有根本性。因为政治与军事强力干预下形成的民族分裂，必将随着政治、军事力量的消长而发生变化，比如东西德的分裂与统一，然而文化心理与角色定位却是深及心灵、融于血液之中的，是非强力所能解决的，当一个民族真正出现了文化心理与角色定位上的相互排斥，这时即使不出现法理上的分裂，亦难把一个民族统合起来、凝聚起来。台湾当局恰恰看到了这一点，而大力推行去中国化，搞精神和文化心理台独，以此为法理台独创造条件，打下基础。如海外媒体所言，陈水扁上台后做得更多的在于去中国化，以实现精神和文化心理的台独。毋庸讳言，其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对此如果我们看不清楚，应对不够有力，最终吞下的将是一颗苦果。要开展好与台独分子争夺民心的工作，唯文化军事而难奏效，反过来说，文化军事也恰恰在此找到了自己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

如果我们直接针对目前正处于研究演练中的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认识问题，会更清楚文化军事理论产生之必要。从现有的材料看，“三战”已经引起外军的注意，包括台军的关注。2004年8月2日《参考消息》转载了台湾《中国时报》的文章，题目是“大陆军演所透露的新战略思维”，其中讲到，大陆密集推动的“三战”等相关演练，是一种新的作战形态，它“不仅提供了新的思维，且有可能改变大陆今后对台战略部署。”文章说，“大陆强调‘三战’有适应内部改革和面对外部挑战的双重背景，既有为政工系统永续经营找到理论依据，亦有受伊拉克战争的启发和刺激，其影响已改变大陆对战争的传统看法，开始认同一场战争只实现军事目的而未能达成政治目的不能算是胜利；仅赢得战争本身并非胜利，决定胜负在于能否赢得和平；不计成本追求绝对胜利，到头来反而陷入战争泥淖不能自拔。”文章还从硬杀伤和软杀伤的角度评论说，“‘硬杀’在各种实战中印证费用太高，附带太多负面影响，从现在大陆的眼光来看，以‘三战’所显示的‘软杀’才是上选之策，即使做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起码也能收到‘小战’制胜的效果，有利于战场控制和战后管理。”从这些评论中我们至少可以说，以“三战”为主要作战手段的文化军事，其产生和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确属文化战争的要求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迫使。尤其在对台问题上将发挥出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即相对于台独死硬分子来说，非硬打击而不足扭转其分裂祖国的企图，而相对于广大台湾民众来说，只能靠亲情与大义来拉近距离，靠“一国两制”的政策为他们接受，来实现祖国的统一。这显然离不开对广大台湾民众心理状态及其变化规律的分析研究，离不开有效的舆论宣传和法理争取。简言之，在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和军事变革过程中，确有一个快速提高硬打击能力的问题，包括大力加强装备建设、编制体制调整，等等，同时，还有一个深入研究并有效开展文化军事，以此达成中国军事战斗力的超越式发展。

文化军事的目的、任务和要求。未来高技术战争特别是文化战争中开展的文化军事，其根本目的与中国军事整个作战行动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实现整个作战的胜利。文化军事展开于军事打击之前，贯穿于军事打击之中，继续于军事打击之后，是一种遂行于更大时空中的军事斗争形式，其最高法则是通过政治攻击、心理瓦解和精神削弱，实现小战大胜，甚至是不战而胜。文化军事的任务和要求一般是依据作战阶段而定，同时还应考虑文化军事的本有特点和规律。比如，从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来看，涉及计划安排、信息搜集、分析处理、制作利用、发送投送和评估反馈。以信息和情报搜集为例，搜集的范围和重点既包括作战对象的文化心理和特定目标群的各种情况，也包括第三方或世界范围内的各集团的态度和行为指向。如果从各个阶段的工作重点看，比如在非战争军事行动或威慑阶段，要特别注意开发与作战任务、作战目标相一致的宣传主题和应用信息，以适应特定环境的要求。其中突出的是一些行动和宣传活动要符合目标对象的行为特点和心理需要。另一个是心理战制品的开发和发送方式，要与非战争行动或战争中的文化军事的作战方式相一致，既不能背离，也不能矛盾。从具体要做的工作看，包括改变目标对象针对自己的对抗行为，力争获得更多理解和支持；争取和维持目标群对中国政策的信任和理解；攻击敌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与可信任度；描绘战后国家、民族和民众的美好生活；削弱敌方力量的聚合程度，影响第三方力量的发展走向。进入文化军事主动权的夺取阶段，不管是非战争行动还是战争行动，都应当确立明确可行的目标，包括要部署可以满足任务需要、具有主导信息和舆论环境的文化军事力量；主动创造有利于文化军事开展的各种战机；明确有效地将中国共产党中国军事的政策传达出去；迫使敌对力量按照我们的行动意图进行，以保证主动权；对第三方施加影响；捕捉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为政治瓦解创造条件。进入作战行动的决定性阶段，文化军事的开展，确立的任务和目标将包括：争取民众的支持；保证中国军事的作战行动合法可信，无懈可击，同时削弱和摧毁敌方的合法性基础；破坏敌方领导层的信心；影响敌战役战术行动；削弱敌方官兵的士气与作战效能；减弱第三方对敌方的支持；瓦解敌方各种力量的团结和忠诚度；慑止第三方对中国军事行动的干扰活动；反击敌人的心理攻击；促进战争尽快结束。军事打击结束后的阶段，文化军事主要是进行安抚民心和影响世界舆论走向，尤其是影响世界舆论接受现实；支持中国在当地确定的政策，影响当地尽快进入法制和和平状态，等等。

除了以上的任务和要求，我们还应加强认识的是，文化军事的主要特征虽然表现为攻击性，但由于攻击能力的强弱受自身建设完善与否的影响，即自身建设愈完善，攻击能力便愈强，反之则亦反。如此自身建设的相关内容也都属于文化军事的范畴，同时反映于文化军事的基本任务之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统一思想，凝聚军心，增强精神力量。军心的凝聚和精神力量的强化，涉及的内容、方法和途径有很多，其中最具本质意义，最彻底而持久地影响人的，是政治与精神因素，包括政治信仰和政治信念，价值感与自豪感，革命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等等。因此，通过战前政治动员和战中精神激励，直接或间接地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命令、指示灌注于广大参战官兵的思想深处，保证整个部队拥有坚定的信念和统一的目标；通过对国家、民族及其社会中蕴涵的精神资源的挖掘、凝聚与调动，通过对国家相关物质资源的运用，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参战官兵高昂的士气、顽强的斗志、敢于牺牲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是保证部队一往无前，不达胜利不罢休的精神和心理支撑所在。健全组织，调配干部，强化指挥中枢。巩固和发挥军事装备等物质条件之外的战力，一个首先需要展开和加强的工作是指挥中枢的优化配置，是保证部队拥有严密的组织，尤其是党团组织。这是保证文化军事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依托所在，也是政治或军事集团有别于社会民众的基本表现所在。从实践来看，健全的组织与指挥干部的配备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健全的组织是由人来组成的，而人只有根据才智与优长置于最佳位置，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因此，以指挥中枢的建设为重心的组织建设、干部调配，必然成为保证文化军事和军事行动有效展开的基础条件所在，是工作着眼点和着力点所在。导向舆论，运用法律，营造利我氛围。文化战争除了依靠先进的技术装备打击敌人，还必须依靠强大的政治攻势展开对敌攻击，而政治攻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包含有舆论宣传、法律斗争，进而作用于精神和心理。从近几场高技术战争所反映出的情况看，各国军队都十分重视战场上的心理打击。事实上，心理攻击不仅仅表现于武力威慑和直接打击产生的心理震慑，还应当包含舆论宣传与法律斗争所蕴涵的思想和心理诱导。从舆论宣传来看，它直接作用并达到的效果，是影响作战对手、世界舆论和国内民众的价值判断与走向，而法律斗争，也同样追求相似或相近的效果，即通过法理斗争，向敌我双方明晓战争正义与否，师出有名与否，道义符合与否，有没有与国际法规相冲突，等等。因此，文化军事必须展开新闻宣传与法理斗争，以此保证中国军事作战效能的更大发挥。整合力量，挖掘潜力，展开政治瓦解。既然文化军事是一种全时空的斗争，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活力对抗，那么作战过程中就不能仅仅依靠专业作战力量，甚至不能把依托力量仅仅限定于参战官兵，尽管他们是开展文化军事的中坚，还应当从全社会广大民众中，甚至是敌对一方的民众中，从国际社会中挖掘于我有利的因素，调动更为广泛的力量于政治攻击。从一定意义上讲，进入国家间的武力对抗后，即使作战规模并不很大，仍然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经济活动、社会心理中最重要的事情，因此，军队政治工作可动用的国家和社会力量较平时更广泛，作用力更大，比如对国家新闻宣传力量的借助将更具有刚性。这也是文化军事不同于武力打击的重要方面。这项工作突出强调的是把显现的力量集中起来形成合力，也是把潜在的力量挖掘出来，变成直接运用于作战中的有效力量，一定意义上后者更为关键，也只有更大限度地挖掘潜在力量，才能保证攻击能力的增强。借助武力，把握时机，进行心理攻击。文化军事的两大重点是政治上瓦解和心理上打击，因此在遂行作战任务中，要特别强调把握时机，对敌心理予以强力攻击。从心理学原理中我们可以清楚认识到，人的心理变化具有规律性，这也决定了战场上的心理攻击应当依据人们的心理变化规律，在最佳时机最有利的条件下，追求最大的心理攻击效果。这必然决定着文化军事过程中，要着眼和借助两种情况来营造于我有利的态势，一个是在我对敌进行军事打击并获得初步胜利时，由于此时敌人的心理支撑力处于最薄弱状态，因此发起政治攻击和心理打击的效果会更好。另一个是抓住世界舆论与敌方民众的精神与心理走向展开政治攻击，做到因势利导，同样可以获取好的效果。训用队伍，改善战法，提高作战效能。平时培训，演习中锻炼，战时善于运用，是产生一支专业精、战斗力强、能够应对任何条件、任何环境、任何对象的文化军事队伍的必要条件。这实际上不仅表现于文化军事队伍，因为所有的作战行动与作战方式，都必然依托物质条件与物质力量，而物质力量中最重要的是人，只有人才更带有根本性。研究、演练和创新战法，则是任何一种作战样式所必需的要求。比如传统的瓦解敌军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主要包括传单投送、战场喊话和战地广播等等，随着高技术战争的发展，非接触战争将越来越成为重要的作战样式，这种情况下借助包括网络手段在内的各种传播渠道展开政治和心理攻击，最大限度保证政治和心理攻击效果的产生，是文化军事的基本任务之一。

文化军事的基本原则。所谓文化军事的基本原则，是指我们在开展文化军事过程中，所持有的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准则，这种准则既影响着思想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行为方式。简言之，文化军事的指导原则是规定文化军事方式方法的基本规则。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坚持政治攻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文化军事作为一种新的作战样式，可以配合军事打击，亦可以独立展开，而决定独立展开或是配合军事打击进行的主要因素是需要，是时机与状态。即一般情况下的对敌政治攻击，思想渗透更倾向于独立展开，但进入武力打击过程中，更强调与军事行动密切配合，强调为军事打击提供支持，形成互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加以摧毁”。作战中的政治攻击只有借助硬打击，才会产生更大的作用。我们强调文化军事的作用与独立开展的能力，是从某一侧面而言的，并非认定有了文化军事便可替代军事打击，更不是认定这是一种排斥军事打击的作战方法。实际上，军事力量越强大，政治攻击的效能会越高，没有或失去武力支持的文化军事，虽然价值仍然存在，但体现作用和效能的周期会很长，且效能会大大降低。因此，战时开展的文化军事，如果将其作为主体去遂行作战任务时，要强调借助军事打击来发挥作战功能，如果作为配合力量加以运用，则应强调服务保证作用。唯此，才能保证其价值的最大体现。同时避免产生强调文化军事的重要性，就认为唯文化军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本质上讲，文化军事是建立于“军事是政治的继续”的理论之上，建立于政治先于军事展开，同时政治贯穿于军事行动始终的判断之上。既然如此，文化军事更突出的特征是先于军事打击，同时为军事打击打下基础，创造条件，把军事打击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效能提高到最大限度。

坚持全面攻击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文化军事攻击的全面性反映于两个方面或两个层次。一个是指范围，另一个是指层次。从范围方面讲，它不仅指向敌方参战部队，还指向敌方政府官员与广大民众，甚至要照应到世界舆论、世界民众。从层次方面讲，既包括心理攻击和精神瓦解，还包括政治信仰与政治信念的改变。文化军事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着眼全局，触及全面，并深及不同层次，最大限度地牵动敌方的更多人，使敌方的社会或集团内部变成一个发酵池，将我之作用放大，效能倍增。文化军事重点突破所指的是为作战行动的直接目的服务，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在登陆作战或城市进攻阶段，通过政治攻势来削弱敌方精神和心理支撑，瓦解敌方作战意志，以保证部队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简言之，文化军事所施行的多领域、多层次的攻击与重点突破是相辅相成的，因而决定着从全过程而言，它是不设限，不定范围的作战，但如果进入特定阶段，比如军事打击正式展开后，文化军事的重点便移向战场，重点对准敌参战官兵。以对敌现实力量的有效削弱来保证中国军事作战的胜利。

坚持强力灌输与各方渗透相结合。直接诉之于军事打击过程中的文化军事，需要借助军事打击的威力展开并发挥效力，比如当军事打击的强大震慑效果显现后，文化军事就必须抓住时机将这种效果最大限度地强化、扩展，直至影响到敌方多层面、全社会，甚至是影响世界范围内的舆论走向与价值取向。由于正面展开的文化军事目的明确，指向性强，因而突出表现为强力灌输。所谓各方渗透，主要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各个渠道，以渐进式向敌方渗透，即强调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领域发挥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缓和与渐进的特征，但同样可以影响着文化军事的总体效果。比如，当我们将党、国家的方针政策有效地渗透进作战对象的社会民众之中，并得到广泛认同后，必然会形成一种舆论氛围和社会氛围，这种氛围一定意义上具有传染性，很快会影响到政府层面，并通过不同渠道渗透到战场官兵中去，使其思想、精神和心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于是攻击效果便产生出来。

坚持军队主攻与国家力量支持相结合。如前所述，政治战与文化军事不同，一个是国家主导展开的国家间的政治角力，另一个是军队主导展开的攻击行动。就政治战而言，这是一种永恒的博弈方式，只不过随着国家间状态的变化而时紧时缓而已。就文化军事而言，它是由军队主导，国家、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其中的一种对敌攻击方式。文化军事存在于平时，但更强调和更主要的是表现于战时。从“兵者，国之大事”而言，战争是国家的事，从战争的直接承载者而言，则是军队的事，因此，文化军事是由军队主导，或者军队执行，并依托和借助国家、社会的政治资源，抑或者能够转化为政治资源的各种资源予以展开。这种主导与支持的关系是否处理好了，鉴定的标准在于军队开展文化军事时，是否将国家和社会资源充分运用于政治攻击之中。因此，开展文化军事，在强调军队主导这一角色定位的同时，还必须强调对国家资源、国家力量的最大借助，强调各种力量的广泛参与。

坚持专业队伍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文化战争的最大特点是对参与战争者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即参战者拥有越多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就越大，进而获取的作战效果就会越好。从世界范围内各国军队的情况看，那些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军队，其心理战部队中往往集中有各类专家，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专家，从而决定了其作战能力的增强，这时担负某一作战任务后，一方面是反应速度快，进入状态快，另一方面则是针对性强，能够准确抓住对手的弱点展开攻势。所以，我们在开展文化军事过程中，要做到迅捷高效，必须加强对专业人员，尤其是专门作战队伍的建设和训练，保证其在文化军事中真正起到骨干作用。与此同时还应强调的是广大官兵的参与，这既是中国军事的传统经验，同时也是战争的必然要求，毕竟文化军事是一个全方位、全时空的作战行动，毕竟我与敌发生对抗的部队所展开的攻击性行动效能产生最直接，只有战场上广大官兵的积极参与，政治攻击的效能才会最大化。

文化军事的主要特征。所谓特征，是指某一事物具有的标志性特点。由此，大千世界中任何事物都拥有自己的特征，并且是异于它事物的特征。文化军事作为一种新的发展中的作战样式同样如此。基于前面我们对文化军事相关问题的分析，这里可以就其突出特征作出认识。

政治瓦解，心理打击。文化军事主要是通过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进行，其作用产生于两个层次，一个是以情感变化和心理波动为主要特点的层面，另一个是以价值判断和信仰信念为主要特点的层面。在军事打击进行过程中，文化军事的着力点是敌方的精神和心理，即通过精神削弱和心理打击来达成目的。具体来说是借助战场上的武力打击，来营造一种强大的心理压迫和心理诱导的环境氛围，以此强化政治瓦解的效果，保证作战的胜利。在尚未进入军事打击前，或者在军事压力下的政治角力过程中，文化军事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应当集中到价值判断和信仰信念方面，这更带有根本性，因而改变起来是很困难的。尽管如此，要搞好文化军事，仍然有一个通过长期而又集中的舆论宣传，达到影响甚至改变敌对集团成员的价值判断标准，尤其是达到改变其信仰和信念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保证军事打击展开时，能够以较短的时间，较小的代价实现突破，尤其是对敌方政府与军队上层官员的突破，这也是文化军事的着重点和最具特色的部分。

军民并举，合力制敌。一般来说，在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战争中，军事打击借助民众力量展开，并据此赢得战争的战争样式越来越少，因为高技术战争特别是文化战争并不是以人的数量和热情的高低来决定战力，进而决定胜败，它必须是由大批高素质的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来操纵。大多情况下，拥有专业技能的人员较未经训练者，会有以一当十的效能比。特别是对于高技术战争尤其是文化战争这样的非接触式的战争来说，不能驾驭高技术者，数量再大都于事无补。所以，军事打击在民众参与方面主要是指科技支前与后勤补给上的协助。文化军事与之不同，民众的参与是必不可缺的。因为只有包括人民政府、民间团体和广大群众以各种方式的积极参与，才能保证一种良好的舆论氛围的产生，未必不是这种氛围而直接构成对中国军事官兵的激励，同时构成对敌方官兵、敌方民众以压力，同时对世界舆论以有效影响。因为作战对手与我们对抗，世界各国看待战争，都是把眼光投向整个国家的民众，把价值判断的取向定位于广大民众的态度。当我们以足够的信息给敌方或世界舆论以清晰的印象：中国军事作战有国家和民众的全力支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时对敌方的震慑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缘此，文化军事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参战者与全社会民众的合力展开。

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文化军事既可以以有形的方式展开，也可以以无形的方式渗透，既可以直接感知文化军事的存在，也可以于无声处受到影响，它是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作战样式。讲其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主要是由文化军事的特点和目的性决定的，也是由人的思想和心理变化规律决定的。从文化军事的特点与目的性来讲，既然这种作战样式主要是解决人的心理与精神层面的内容，解决人的价值判断，甚至是信仰信念层面的内容，就不会简单地决定于某一项工作的到位与否。涉及人的价值判断与信仰信念层面的内容，必须依靠持久而又不懈的灌输和强化来实现。从人的心理和思想变化过程来看，同样如此，因为不同人的思想和心理变化过程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因人而异，这决定了文化军事需要多管齐下、多点突破、多内容触及，以此保证某一点对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某个阶层产生影响作用。

战场为主，社会为辅。正因为文化军事被视为一种新的作战样式，而非通常情况下的思想教育、舆论宣传，就是因为其中蕴涵着强烈的对抗性，而其对抗性无疑更突出、更集中地反映于军事打击过程中。由此文化军事的重点放在战时，力量集中在战时，作用发挥在战时，展开方式方法针对战时。战场为主，是指把精兵利器运用于军事打击全过程，因为在高技术战争特别是文化战争中，往往是一战定乾坤，文化军事只有把战力和效能发挥于战场，同时针对敌方直接参战人员施以有效的政治攻击，才会更加有利于中国军事目的的达成。所谓社会为辅，主要指硬打击与软打击更多的是体现于战场上的作战力量，虽然我们强调社会力量对参战者的影响，但从效能来讲，现实的直接的效果更重要，更有效，因此对社会大众的政治影响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性行为展开。当然，如此判断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源失去作用和价值，没有必要借助并展开，恰恰相反，这种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二者侧重点有所区别而已。

专业为主，广泛参与。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高技术战争特别是文化战争，对专业素质的要求很高，一定意义上专业技术水平决定着打击力度与打击效果，同时也反映着一支军队的强大与否。不仅如此，从传统战争中的瓦解敌军发展起来的文化军事，其动因即在于战争手段、战争形态发生了变化，要求有相适应的战法产生，这种新战法必然要求高度专业化人员的支撑。比如，美军中仅第四心理战大队就拥有国际问题、宣传和语言等方面的专家400多名，能够讲35种语言，其中仅精通汉语的就有20多名。虽然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了大量的瓦解敌军的经验，但今天的社会背景，面对的作战对象，及其所能够承受政治瓦解和心理打击的强度，都与以往有很大的区别，在今天这样的社会背景与对象面前，没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很难做到对症下药，更难以有效的工作展开政治瓦解和心理打击。缘此，文化军事必然强调战时的专业队伍的中坚作用和广大官兵、广大民众的共同参与。

直接对抗，间接渗透。文化军事离开了直接对抗便谈不上作战，因而以硬打击为主轴的两军对垒，从战前、战中及至战后一直开展中的直接攻击，是文化军事的任务要求，也是其突出特征。我们在强调这一特点的同时，还必须明确，虽然对抗性是文化军事的基本特点，但要达成目的，所运用的方法手段却并不是单一的，即在强调直接对抗，或以直接对抗为最突出特征的作战特点的同时，还必须清楚间接渗透的重要性。试想，既然文化军事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活力对抗，必然决定了通过间接渗透来强化直接攻击效能的必要性，决定着这是不可缺少的方式方法。我们知道，所谓的渗透，是指流体从细小的缝隙中透过的一种物理现象，如果把它运用到文化军事方面，则表现为通过舆论宣传，将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关于作战的方针、原则等足以影响敌方军民思想和精神的东西传播出去，以此形成于我有利的氛围和态势，进而影响整个作战进程。

平时演变，战时剧变。心理与精神的状态与一定情景和氛围有关，因而来去变化往往很快，但如果涉及更深层的内容，亦即价值判断与信仰信念方面的变化，则因为更具本质意义，而需要长期而又恒久的工作方可产生作用。简言之，要改变一个人或一个集团在战场上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可以通过渲染气氛来实现，而要改变其价值判断与信仰信念，却不是一时的环境氛围的影响所能做到的，尽管这不一定会影响直接目的的达成。如此必然涉及着眼点和着力点的把握。我们强调的文化军事，更大的效能是奠基于平时大量而又持久不懈的工作，如果追求立竿见影式的成效，尤其是到了战时，有针对性地展开强力突破，实现临界点上的剧变更为重要。所以说，两种工作同等重要，只是存在侧重点的区别，即要求把扎实的工作做在平时，及至需要时，则作出关节点上的强力推动，使思想变化进入临界点，越过临界点。

公开透明，超越全程。作战的透明和公开，是文化军事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文化军事与战役战术层面的武力战的区别和体现所在。战役战术层面的武力战对自己的企图是严格保密的，一定意义上保密程度决定着战役战斗的胜败。而文化军事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战役战术层面，基本上都是公开透明的，虽然在进行方法上追求艺术化，追求可接受性，但根本目的并不隐瞒，即我进行的所有宣传，都是为了把敌我友三者的思想和心理引向有利于己的方向，这种努力既不能隐蔽，也没有必要隐蔽。文化军事的整个开展过程中，在内容和方法表现上，都是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以营造更强烈、更有效的舆论氛围。这一点是很能够凸显文化军事的独有特点的。至于超全程的问题，表现也十分突出。即在文化军事中基本上不存在传统的前方与后方，战时与平时之分，甚至没有兵与民之分。如军委一位领导所说，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已经进行着文化军事。这也是文化军事较武力战的一个显著区别或突出特点。一般来说，武力战直接作用于人的肉体，将人毁灭，或者致人失去战斗力，这都属于实现了目的，因而这种方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军事不是这样，其作用的对象是人的思想、精神和心理，需要综合因素起作用，并且需要在较长时间里发动不间断的攻击，方可达成目的。从时间延伸来看。现代战争已经很少是突发性的，并且武力战的持续时间往往较短，而文化军事的时间却越来越长，包括在武力打击之前要进行较长时间的舆论准备，进行舆论造势、法理争夺，武力打击结束后还要进行思想引导、心理安抚，等等。这就如同有人形容说，现代战争是“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兵战已止，舌战不休。”事实上，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就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在开战前的6个多月中，从国家到军队，已经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诸领域进行一体化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战争结束后，美国仍然在平衡各种力量、安抚民心，甚至是寻找战争理由方面进行大量的工作。这种在时间上的前置后延，概括起来说就是超越全程，也就是由于这种时间上的延伸，以至于模糊了平时与战时的界限。

虚实结合，突出功用。强调虚实结合是在不同作战状态下的不同特点决定的。以心理战为例，战役战术层次的心理作战，可以强调和采取心理欺诈，以制造假信息来达成即时的效果，但进入战略心理战层面，尤其是在心理攻击时间较长的情况下，向敌对势力乃至世界宣传我们的政策，帮助受蒙蔽宣传影响的群众弄清事情原本，就显得十分重要。简言之，战略心理战“实”要比“虚”更重要，即尽可能抓住敌人的弱点进行攻击，而非制造假消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认定“谎言说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于是其舆论宣传便建立于重复谎言之上，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比如当时就导致了蔓延全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热，也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德军是不可战胜的”心理，但由于这些皆建立于谎言和恫吓之上，最终难以维持。然而，如果是进入战役战术层面，则隐蔽自己的意图，或艺术地反映自己的意图更显必要。因为，我们虽然是热情的宣传者，但敌人却并非是热心的听众。既然是对手，必然存在着天然的对抗和排斥心理，如果我们不善于隐蔽自己的战役战术层面的意图，就不可能产生好的效果。所以日本宣传战专家池田德真认为，“对敌宣传的诀窍在于忘我。”或者说宣传者把所要宣传的内容隐蔽在自己的心里，站在敌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想事情。或者说确立一个宣传主题后，要着眼敌人会怎么想，怎么看。要多用暗示性的方法展开心理攻击，等等。

以人为本，胜利为本。文化军事是着眼于胜利，围绕着人来进行的，这一点与军事打击有所区别。军事打击既可以以消灭人为目标，也可以以摧毁战争资源、战争潜力为目标，即物质基础和武器。文化军事由于不是以硬摧毁来显示存在，不是以硬打击来体现作用和价值，而是以软杀伤，以敌方或其他目标群的精神和心理的改变为着力点，因此必然紧盯人来展开。以人为本和胜利为本，本质上讲是强调着眼点和着力点置于何处，强调围绕什么去做，或者是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很显然，文化军事不管是对敌、对友和对我，都需要影响人的信念、观念、思维、精神和心理状态，因而只有坚持以人为本，进而解决人的认识、判断及其行为走向，目的达成才会成为合乎逻辑的事情。

文化军事的基本规律。任何一种独立的作战样式，都拥有自己的最一般、最基本的规律，文化军事也同样拥有一些需要认真把握的基本规律。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认识到，舆论战主要是面向公众，通过媒体传播、造势，保证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意志传播出去，为心理战、法律战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心理战则侧重于影响敌情感和意志，削弱其精神与心理支撑。法律战则是面向世界，通过对战争性质与己方参与战争的合法性的判定，为舆论战、心理战提供法理支持。作为统揽“三战”的文化军事，其包含的东西虽然不等同于此，但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削弱敌方力量，增强中国军事制胜的条件。要保证文化军事产生最大程度的政治影响力和精神杀伤力，必须实现三者的最佳结合，做到互为条件，互为辅助，形成合力。由此，认识文化军事的基本规律，依据其规律展开攻击，是开展文化军事不可缺少的基本内容。从主要方面来看，文化军事有以下几个规律。以对目标群的准确把握，保证文化军事的针对性。

从心理学研究可以看出，一个人在不同状态下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映，一支军队在不同状态下也会产生不同的反映。正如有人分析认为：处于优势地位，往往容易产生骄横心理；首战失败，往往会产生挫折感或报复心理；多次获胜，往往易于产生轻敌心理；屡战屡败，往往会产生绝望心理；进入异国境内，往往会产生恐惧心理；进入持久作战，往往会产生厌战心理，等等。这些心理变化规律，对敌我来说大多是一致的。从文化军事的内容与功能来看，其主要是针对人的思想认识与精神心理展开，它不同于武力战具有强制性，只要作用于目标群，就一定会产生效果，许多情况下文化军事即使作用到目标群，亦未必一定有效用，因为人对外部施予的信息往往不是全盘接收，而是依据自己的经验、判断、认知诸因素的作用而确定接受什么和接受多少。即同样的人在不同状态下接受信息是不同的，而不同层次和集团中的人对信息接受更是千差万别，正所谓“人上百，形形色色”。由此而言，开展文化军事，并不是一相情愿的事情，不是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而是要依据规律办事，要对目标群有全面而又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施予科学的对策方法，唯此方可产生良好的效果。这其中蕴涵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从以往中国军事开展瓦解敌军的情况看足以印证这一规律。比如，相比较而言，中国军事瓦解敌军效果最好的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显然这是与对敌方的了解程度有关的，正因为对敌人的思想、精神和心理有了深入的了解，保证了瓦解工作对症下药。这方面，各个国家的经验、做法及其认识大致相同。比如，前苏军入侵阿富汗，阿游击队针对苏军部队中很大一批官兵来自中亚地区，属于穆斯林，因此散发心战宣传品中特别强调穆斯林是一家的思想。有的传单就讲：“苏军士兵们，我们都是穆斯林，穆斯林都是兄弟，穆斯斯林为什么要打穆斯林？”这样的宣传品起了很大的心理瓦解作用，甚至于苏军不得不把穆斯林士兵比例高的部队撤出阿富汗。再比如，1944年2月16日，在日本反战同盟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中，有这样的一段表述：今后对日军工作，以日本人来做最为适当，因为对日本士兵的宣传内容，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因而必须抓住日军内部的具体问题展开，实践来看，能够把这一工作做得好的，是日本士兵出身的反战同盟员。还有，今后宣传的方法，必须逐渐采用和日本士兵直接谈话的方式方法，这方面更能胜任工作的，又非日本人莫属。这同样说明，充分了解作战对手的各种情况，是开展文化军事的基本条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正是由于文化军事存在着这样的规律，决定着其效能建立于对目标群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心理等诸要素的充分了解之上，即占有足够量的信息。不仅如此，这个信息还不能是自然形态的信息，不能认为传播出去即可达成目的，还必须分析作战对象的心理接受特点，把自然的信息转化成能够直接运用于作战的应用信息。这必然涉及对信息的分析提炼，比如政府和军队各种政治力量的构成，社会群体、职业群体、民族群体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可能引起民众强烈反应的各种问题，其中存在的弱点和影响办法。要研究所采用的语言和文字风格，涉及通过哪种艺术形式反映效果更佳，等等。到这里又必然涉及一个把信息开发、制作和传播人员统筹起来，形成互动，力争产生更为良好的作用的问题。进一步说，开展文化军事，只有把敌我友各方都作出深入研究和把握，同时科学运用信息，才能保证切实有效。

以抢占先机，保证文化军事先发制人。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美军将领麦克阿瑟·道格拉斯也曾讲道：“在目前条件下没有公众的支持，谁也无法发动战争，而公众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由新闻媒体和其他宣传方式来塑造的。”这就从两个角度或者两个方面告诉我们，要保证引导或操纵世界或某一特定领域公众的心理活动、价值判断和行为指向，掌握制舆论权十分重要，它是影响敌方、我方、第三方的首要任务。要解决舆论权在手的问题，抢占先机很重要。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认识和感知事物，第一印象很重要，因为第一印象往往是在对某一事物尚不了解的情况下获得，由于此前头脑中该方面是处于空白状态，新事物的进入便更能留下深刻的印象，进而先入为主，并对后来的相关事物起到抑制甚至排斥作用。亦即人们往往是依据先获得的信息形成认知判断，当认知判断确立起来后，会形成心理定式，因而自然而然地形成对与此相反观点的抗拒作用。有一位心理学家曾作过一个心理测试，以证明第一印象的重要性，他将一个人的性格特点以事例的方式进行分段描述，一段描述突出其为性格外向的人，另一段描述突出其为性格内向的人，经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和前后顺序调整，让两组人阅读，结果先读到该人性格外向后读到性格内向者，多认定其性格外向，而先读到性格内向后读到性格外向者，多认定其为性格内向。这就是所谓的人的“先入为主”、“首因效应”心理，即当人们面对未知事物时，首先获得的有关信息更易于占领思想空间，尤其是这些信息化为认知或者形成心理定式后，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哪怕这种认知是建立于错误的基础之上，但要改变仍很困难。也就是说改变一种认知要比新确立一种认知难得多，花的代价大得多。人类这种先入为主的心理定式告诉我们，同样一个自然存在的事物或者说信息，如果由我们首先发布，并且是于我有利的解释和判断，结果往往于我有利，如果与此相反，先由敌方作出于其有利的宣传和解释，此时再作批判并力图改变将很困难。因此，开展文化军事抢占先机很重要，只有先入为主，先声夺人，方可事半功倍。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心理变化规律的存在，各国军队都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心理攻击和法理争夺。比如美国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都突出强调舆论先行，强调心理战唱主角，即武力战开始前，往往是国家和军队的庞大宣传机器同时开动，展开宣传，营造有利自己的氛围。这样做的效果是明显的，比如，尽管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没有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然而在战前却通过制造舆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国民，也影响了世界，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比如，对其出兵的国内民众支持率，就由最初的23％直线上升至正式开战时的55％。这无疑决定了战争对抗中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都必须首先夺取“制信息权”。所以，在舆论战方面把握先入为主的特点，积极主动地展开作战是很重要的。即敌对双方谁能够不失时机地展开心理攻击，谁就能够掌握先机，做到更有效地给对方以心理压力，甚至是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强加于对方。谁就够争取主动，就能够置对方于被动，进而造成心理防卫上的被动。

落实到文化军事实践，就是在对敌进攻实施必要的反击外，还应主动地开展主动出击，要让敌人跟着我们设定的步调走。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做法直接决定着文化军事的效果。举例来看，2004年9月8日《参考消息》转载了此前由香港《成报》刊出的文章，题为《阿扁最怕统一法》。其中讲到，陈水扁上周去南美时总是讲大陆推动统一法是为了吞并台湾，这显示出其对制定统一法的内心紧张和不安。因为统一法将有关的统独意志、和武红线清晰地纳入法律体系，彰显出国家统一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并且由此说明大陆正在调整以往单纯喊话和武力威慑的做法，改用法律框架约束台独势力。相对于阿扁的公投制宪，统一法是介入法理统独之争的积极行为。这使热衷于公投制宪的民进党始料不及的。尤其是统一法具有抗衡和否决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实质意义。一旦美国以国内法界定美台关系的法律地位不复存在，台湾如何生存？《成报》的文章清楚告诉我们，开展文化军事必须积极主动，以求做到先入为主。以对各种参战力量的整合，保证文化军事效能最大化。文化军事效能的最大发挥，需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运筹，因为只有整个系统形成有机体，才能保证更大效能的发挥，如果部分不健全，则无以产生整体的合力。同时，各个部分只有很好的依托整体，才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否则部分虽强，也未必保证作用最大化。由于文化军事本身就是多领域、多层次、多方面展开的作战，处理不好很可能各自为战，甚至出现效能的相互抵消。因此弄清整个系统中各构成部分的特征和功能，努力将各系统的功能发挥好，是保证文化军事成为有机体的基本条件和要求。要实现文化军事的系统科学，一是解决好文化军事的整体定位，二是按照文化军事在不同方面、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开展工作，三是调整好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

从文化军事的定位来看，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其既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构成部分，也是相对独立的斗争形式，既要服从和服务于整个国家战略能力，又要通过作用的发挥来保证国家战略能力的实现。简单地说，文化军事只有真正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能力，才能保证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同时才能保证自身作用的有效发挥。从文化军事在不同方面、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来看。要求与侧重点有所不同。比如从目的上看，文化军事触及的往往是国家政治和战略层，由此决定着其敏感性与复杂性，决定着每一作战行动与作战目标的确定，往往不是战役战术指挥官所能独立作出决断，许多行动的决策权在统帅部。尤其涉及作战目标、作战主题、需要回避的内容与领域、确立的目标群、运用的媒体及其散布的方式，等等。进入作战各个阶段，对目标对象的反映作出评估，即，依据国家目标、军事目标和作战任务进行跟踪评估，并在评估的基础上决定作出何种反应，或通过何种手段作出反应，这些都属于十分重要的工作。因为所有的媒体都具有传播功能，但不是任何情况下运用任何媒体都可以获得相同的效果，这就需要研究受众心理与我们拥有的更强大的传播手段，在此基础上确定使用的媒体。当然，涉及具体的传单、编印的小册子、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广告等内容，可以由战地指挥官确定。

美国大西洋司令部提出的《支持民主行动战后联合报告》就对成功实施心理战提出了5点要求，包括：尽早制定全面心理作战战略；尽早整合心理作战计划人员；取得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的重视，将心理作战纳入当前和未来行动；迅速审批心理作战制品；拥有实施心理作战必需的力量，等等。如果我们从战略、战役、战术不同层次分析文化军事，情况更为明晰。以心理战为例，一般情况下，心理作战分为战略心理作战、战役心理作战和战术心理作战，三个层次的作战虽然着眼点有所不同，但产生的作用却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为了影响所有与作战有关的各种力量的思想、精神和心理，尤其是作战对手的思想、精神和心理。从其突出表现来看，主要是通过有选择地传播指向性信息，影响特定对象，最终使其按照我们确定的作战企图达成目的。如果对三种层次的作战作出区分，战略心理战主要展开和进行于非军事领域，这种心理战一定意义上在作战尚未开始前就一直处于进行之中。战役心理作战主要以配合战役行动为主要任务，其执行任务过程中主要是在战役区域，作战特点以支持和服务于武力打击为主，但也包括战前进行的心理攻击行动。战术心理作战，则更突出表现为各种军事行动过程中，依照战术指挥官的意图配合战术行动展开，其任务和目的更集中、更具体。从文化军事调整的各种关系来看，涉及范围较为广泛。我们知道，军事行动要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因素是能否综合各种国家力量和社会资源，保证相互配合，形成合力。美国联合出版物第3-08号《联合行动中的跨机构协调》第一卷中讲道：“无论在战争还是非战争军事行动中，贯穿所有重大行动的一条主线就是各种机构(许多机构担负着责无旁贷的具体职能和重要法律职责)都要与美国武装力量相互协作。”就文化军事的力量构成看，除了专业力量外，特别强调对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借助和运用，包括国家外交、媒体、民众力量的调动，等等。即这是由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军队专业力量构成的综合力量，只有把这些力量都凝聚到一处来，形成合力，才能视作各种关系的科学有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其中还包括与军事打击的协调一致。一般情况下，文化军事借助武力打击时效果会更明显，比如，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向伊拉克的政府大楼、萨达姆行宫等标志性建筑发射、投掷了大量的巡航导弹、精确制导炸弹，如果从军事意义上看，这些地方已经空无一人，实施摧毁行动没有太大的意义，显然，其目的在于借此获得心理震慑的效果。一定意义上说，与军事打击的协调一致既是战役战术行动的特殊要求，也是战略层次的必然要求。这是由文化军事的根本目的决定的。以强大的信息密度和攻击力度，保证文化军事的更大功效。

由于文化军事展开于人的思想、精神和心理领域，同时面对全方位目标群，因此要保证更大效能的发挥，单向度展开不行，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宗教多向度呈网状展开攻击，同时还要在有重点的基础上区分不同对象、不同层面，力争做到重点突出，尤其实现整体覆盖。所谓整体覆盖，包括针对目标群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敌、我、友等方面；从决策层到普通民众等多层次；通过有形、无形等多维度；借助广播、电视、网络、传单、喊话等多渠道、多手段。换言之，文化军事要发挥更大效能，必须有相当的力度和密度。以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军共向伊投送了3180多万份传单，几乎达到了每个伊拉克人平均两张的程度。据美军调查，伊军战俘中98％的人看过这些传单，58％的人听过美军的无线电广播，34％的人听过战场喊话。如此密度、力度的心战品的攻击，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要实现对敌的整体覆盖，除了作战过程中的资源有效调配，还特别需要弄清自己能够掌握和运用资源，包括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获取多大的信息，有什么样的手段和能力将这些信息投送出去，等等。要弄清楚作战目标群在吸收外部信息方面的兴趣爱好及其方式，弄清楚每个阶段应运用什么样的信息和借助什么样的手段，要弄清楚作战目标群厌恶和回避的事物，最大限度避免由文化性、宗教性对立和冒犯带来的效能消耗。通过综合分析把握，尤其是在实施过程中的正确操作，保证获得文化军事的综合效能。

文化军事的基本战法。文化军事是一种内涵丰富的作战样式，正如军事作战往往是由空战、海战、陆战，或者由登陆作战、反空袭作战、边境反击作战，等不同作战样式构成一样，文化军事也是由若干种具体的战法构成，其中主要的包括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一定意义上说，“三战”开展的成功与否，决定着文化军事的效能是否得到充分发挥，作用是否得到充分体现。而要保证“三战”的正确开展，保证各自拥有的功能与作用得到释放，深刻认识三者要达成的目的，及其三者间存在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认为，“三战”的根本目的还在于为中国军事作战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这不管是舆论战所追求的利我舆论氛围，心理战追求的心理震慑和心理瓦解，还是法律战追求的法理优势，最终都是为了化为精神上的战力，进而促进和保证达成中国共产党中国军事确立的斗争目标和作战目的。由此而言，三者在目的、过程和运用方法上具有一致性、依存性与关联性。简单地说，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舆论战。主要是借助舆论传播系统或传播手段，有计划、有目的地选择所需要的信息予以发布、传播，据此与敌展开信息对抗，并通过对抗获得制舆论权。我们都知道，作战期间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战场上人员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对狭窄，这时能够直接进入其头脑中的信息影响力较以往要大。基辛格博士曾讲道：“一个自由电台的能力相当于20个师。”正因为此，动员一切力量，利用一切手段，以压倒敌人舆论宣传的强大力量展开攻击，往往会达到改变战场上的敌人，甚至是改变各社会集团价值判断，改变世界舆论走向的效果。这种掌握制舆论权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从人的思想发展变化过程，尤其是从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几场高技术战争的实际情况中看出。比如，目前美军在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上领先于世界，力量甚至是排名其后的6个军事大国之合，军费是排名之后的26个大国之合，即便如此，仍不敢完全持武力之强，而是十分重视通过政治手段达成目的。在近几场战争中，美军的作战方法如出一辙，即在武力打击正式展开后，确定的首要攻击目标即为新闻舆论传播系统和传播手段。科索沃战争中，美军对南联盟的6次空中打击，几乎瘫痪了其新闻舆论传播，其广播电视节目播出锐减80％。阿富汗战争开战仅一天，美军几乎摧毁了塔利班的全部媒体传播手段。美军在着力摧毁敌方的新闻舆论传播手段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强化自己的战场舆论宣传的能力，比如他们的心战专业分队可以随时建立战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像伊拉克战争中的“北约联合之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自由伊拉克之声”等都属于其专业分队的“杰作”。正是由于美国及其军队掌握了制舆论权，从而影响了美国民众对出兵作战的支持度。从有关舆论调查获得的民意支持率来看，海湾战争是71％～85％，科索沃战争是60％，阿富汗战争是90％。这充分说明，事实本身固然重要，但掌握信息制导权更重要，因为人们的价值判断往往伴随着信息量、信息流的变化，随着本国及其军队对舆论导向的影响能力而变化。

全面看待舆论战，有效做法并非仅表现在摧毁敌舆论传播系统上，而应着眼于它是一个系统而又科学的工程。比如，如何进行舆论战才会获得更大的效用，就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而这一点是存在着很强的规律性的。我们知道，先入为主的宣传确实起到巨大的影响作用，但是如果这种先入为主一开始就建立于虚假信息基础之上，那么当这种虚假被揭穿后，人们往往为自己被愚弄而产生强烈的反弹，即使后来的信息百分之百真实，人们都会本能地产生怀疑。《美军联合心理作战条令》认为：“心理作战信息传播方式的成效，取决于大家对信息传播者兑现其承诺或实施报复行为能力和信誉的看法。”这就是说，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首先强调的是科学把握说什么和怎么说，说什么是强调事实，怎么说是强调策略。美军第四心理战群指挥官詹姆斯·特雷德维尔上校认为，“真相是最好的宣传”，否则“你就会失掉信誉”，听众就会停止关注。在伊拉克战争中，伊电视上曾出现同一妇女在多个场合哭诉美军暴行的镜头，美军通过一些渠道弄清了这是一个伊拉克政府官员装扮的，当这件事公布后，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伊拉克新闻的真实性开始大打折扣。与此相类似的是伊拉克战争刚开始，美国媒体就报道说萨达姆被炸死，伊军51师师长率8000名官兵投降，此消息对伊拉克军民的心理影响很大，这有力的配合了美军的进攻行动，然而萨达姆很快在“青年电视台”露面，伊军51师师长也在“半岛电视台”露面，谣言不攻自破，主动权又不得不交给了伊拉克。当然，这里需要弄清的是，强调事实、尊重事实不是僵化地照录事实，而是在事实的基础上选择那些于我有利的事实加以运用，因为文化军事根本上是对人而非对事，事实只是为对人服务，因而我们有选择事实的权力，但考虑到人们对诚实信用的重视，一旦出现虚假的事实往往造成大众对相关事物的怀疑，所以抓住为我所用的事实后，尽可能客观，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夸大和扭曲，那样的结果只能与初衷相悖。

我们强调舆论战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还特别强调其策略性，尤其是在战役和战术层面，或者是进入重要的作战阶段。因为特殊情况下的一个重要信息就可能决定整个行动的发展结局，这时强调作战的目的性，尤其不惜制造假信息导向群众，也是舆论战和心理战之必需。比如，1940年，德国完成侵略法国的战争准备后，开始对法国进行心理战和舆论战，当时他们向法国人播出了一则新闻：法国一代表团正起程赴德国进行友好访问，并将在此次访问中签订停战协议。由于这则新闻准确把握了在整个法国弥漫的失败主义情绪与和平幻想，以至于“和平就要来临”的传言在前线官兵中广泛传播，由于警惕性随之弱化，从而为德国的闪电战铺平了道路。再比如，1989年的罗马尼亚事件中，西方国家就曾通过电视卫星，将“罗马尼亚国家安全部队大肆屠杀群众”，造成了无数死难者的电视画面向罗境内转播，结果是政府与民众矛盾的尖锐化，最后是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垮台。后来证明电视画面是西方人借助电视技术进行的画面合成，那些所谓的死难者的尸体是在英国一医院太平间拍摄到的。美军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中，更是采取捕风捉影地发布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什么萨达姆已经把自己的家人送出伊拉克，萨达姆对某某政府官员和军队高级将领不信任，等等，以此离间其与政府和军队高级官员的关系，导向民众的心理。当然，此类战术的运用要讲究艺术，尽量避免授人以柄，比如采取一些渠道上的艺术和语言上的艺术，渠道上的艺术是尽量不要通过代表国家权威性的渠道发出，而是通过小道消息的方式传播；语言上的艺术则可以用“据说”，“来自未经证实的消息”……这种留有余地的方式往往可以保证自己总处于主动而非被动状态。有人说伊拉克战争是透明度最高的战争，是电视前的战争，的确，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美军实时作战的情况，但这只能算是表象，充其量是在美国政府和军队操纵下的透明。实质上美军对有关战争的新闻控制十分严格。比如，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就给记者作出三条规定：不准问美军、英军的伤亡情况，不准问与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计划有关的问题，不准问与今后军事行动计划有关的问题，等等。

在认识了舆论战的方法规律后，还需要从战略层面看一下我们开展舆论战的状况。至少目前为止，西方一些敌对国家和势力之所以在攻击中国时仍有一定的市场，大多情况下不是源自事实本身，而是源自信息霸权。以世界信息传播为例，全球信息发布总数的76％是由发达国家完成，中国所占比例很小。与中国相关的信息发布中，有80％以上的信息原始发布国不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中文信息仅占信息总量的4％，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由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使用中文的国家和地区完成。想想看，自己的信息由别人发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舆论走向易于被误导，进而使我们失去极其重要的话语权。事实上，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世界重大事件发生时，我们没有多少话语权，多数情况下所能做的仅仅是把别人的声音再复制一遍。比如，2004年9月1日至3日，发生于俄罗斯北奥塞梯别斯兰市的人质事件中，凤凰卫视驻俄罗斯首席记者卢宇光在最危险的情况下用手机报道了该事件。后来他说，整个事件世界到场媒体300多家，甚至韩国的一个地方电视台也派了记者，然而大陆却没有一个记者到场。他说：“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在国际上能够发出的声音非常微弱。”“遇到重大事件，你总是用别人通讯社的新闻稿，用别人通讯社的画面”，“太悲哀了”。尤其可怕的是，“中国的媒体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想想看，声音总是别人的，你怎么引导舆论，怎么确立和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一点必须引起广大政治工作者的深切关注。如果将此引入未来高技术战争特别是文化战争思考判断问题，可以肯定，我们要发挥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首先必须打好舆论战，以影响世界人民的价值判断，影响中国国民的支持度，影响官兵的参战热情，并由此确立起良好的国家和民族形象，确立起胜利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换言之，只有从现在起重视并加强政治工作的进攻能力研究，以此强化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才能保证其价值的更大实现。

心理战。所谓心理战，主要是指依据人的心理变化规律，着眼影响人的情感、意志，改变人的认知和行为，而展开的心理对抗、心理打击和精神瓦解。一般来说，舆论宣传、法律斗争的作用过程，最终也都是进入人的情感、人的心理、人的思想、人的行为层面。因此，当心理攻击真正产生作用后，往往影响甚至决定着作战的进程和结果。这方面美军的研究和实践都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由于美军是世界各国军队最早开展现代心理战，最早建设专业部队的主要军队之一，因此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借助美军的一些观点和做法认识问题。美军认为：“心理战作为树立良好形象、争取人心和瓦解敌人的手段，已成为现代战争的一部分。当心理战与军事、政治行动紧密结合时，就会成为一种催化剂，甚至成为影响整个行动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他们一方面加强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以提高硬打击能力，同时也强调软杀伤手段的改进。有人形容说，伊拉克战争是“心战为主，兵战为辅”，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政府与军队高级官员都介入到政治和心理作战中来。比如战争尚未开始，舆论宣传、传单投放、策反活动就已经全面展开。美军通过掌握的伊军部分高级军官的电子信箱，向其发送心战电子邮件，通过掌握的手机号码，向其发送心战短信，甚至直接把电话打到其手机上，进行电话劝降。这些都极大地动摇了伊军官的抵抗意志，使美军在整个作战中几乎没有遇到伊军大规模的抵抗。可以肯定，伊拉克战争中伊军迅速瓦解，原因不仅弱在武器装备上，也弱在政治、精神和心理对抗上。再比如，在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虽然在军事实力上有差距，但在舆论宣传和心理攻击上也做出了许多有效的工作。当南联盟军队打下一架美国的F117A隐身飞机后，便不失时机地开动宣传机器，这不管对鼓舞本国军民，影响世界舆论，还是打击北约官兵的士气，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再比如，当他们俘获3名美军士兵后，立即宣布送交军事法庭进行审判，这也对北约部队产生了很大的心理震撼。此外，南联盟组织的平民音乐会、人体盾牌行动，都反映了本国军民的士气，同时给对手以心理震撼。当时西方军事评论家就认为南联盟军队训练有素，民众士气高昂，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对手”。这进一步说明，许多事件或活动方式，如果运用得好，都可以化为文化军事不可多得的资源。同时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政治、精神和心理因素是关乎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美军重视心理战从其组织的建构和相关工作中也可以看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军就进行了心理作战尝试，“二战”期间正式组建了心理战部队，1942年11月，在北非成立的盟军部队司令部心理战分部，即为战区级心理战机构。1951年6月，美国白宫成立了“国家心理战委员会”，各政府均成立了“心理战协调委员会”，同年将新组建的第一无线广播与传单大队派往朝鲜参战。1952年，美军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雷格堡组建了“心理战中心”，该中心由心理战学校、第六无线广播与播音大队和第十特种作战大队组成。1985年美国防部颁布了《心理战总计划》等等。在人才培养、组织建设上，美国政府和军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1993年建立了国防信息学校，专门培训舆论宣传专业人才。1999年成立了国家级的“国际公共新闻小组”，负责协调外交、安全、情报等部门在海外的舆论宣传事务。目前美军编有规模较大的心理战专业部队，包括第四心理战大队、海军陆战队战术欺骗大队、民事大队和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93特种联队，3个后备役心理战大队，共有12个心理战营、22个心理战连，现役和非现役心理战部队达7万之众。在装备方面，其心理战部队配有大功率无线广播和电视发射设备、大型印刷设备、机动声像处理车、各类航空宣传炸弹，心理战飞机，等等。比如，其广播器材中有单兵便携式移动广播站，这种设备的广播距离为225米，使用提前录制好的磁带或麦克风，一般用于前沿部队向对面之敌进行喊话、劝降。有车载广播站，广播距离为1200～1800米，使用汽车蓄电池作电源。空中广播站，搭载在直升飞机上，广播距离一般在3200～4800米。小型电视台，其转播功率为50千瓦，全方位转播距离为40公里，定向转播距离为60公里，一旦敌方电视信号被切入，观众将别无选择。再比如，其第四心理战群的大型印刷设备，一昼夜就可制作700万份传单。其EC-130心理战飞机能够通过无线电数据链，与地面节目对接，进行自动转播，同时还能够对伊进行广播和电视插播。不仅如此，其心理战部队的技术能力甚至到了运用多媒体音像合成技术，制作“虚拟现实”信息，运用全息技术制造映像的程度。美在对伊作战中就运用全息技术制造了宗教圣像，这对伊官兵的影响是很大的。由此可见，美军的专业力量一直处于发展壮大过程中，同时也有一套不断得到完善的心理战训练方案和作战预案。尤其是其布雷格堡的训练中心，每年都要进行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作战对象的各种联合演习，这保证了其心理战部队拥有大量了解敌国或相关国家地区情况的专业队伍、专业人员，进而能够随时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出现和不同任务的要求。美国的心理战语言专家甚至可以讲一些国家的方言，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借助这些语言专家开设了“提克里特”等6家心理战电台，模仿伊拉克当地电台的播音风格，实施“倒萨”广播，吸引和影响了许多听众。正是专业力量的强大，决定了在近几场战争中，其心理战的效果令世界为之侧目。这些都能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它至少告诉我们，现代心理战与传统的瓦解敌军，对装备和手段的要求是不同。

法律战。法律战一般是指战争中双方运用国际法和国内法对自己参战的支持，对敌方参战的违法认定，来获得法理上的主动。法律战开展的结果，或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双方参战人员对自己作战的法理与道义信心，是双方参战人员的精神和信念支撑。因此，法律战的作用仍然是反映和体现于战斗力上。之所以现代战争中人们越来越重视法理斗争，抑或法律战，同样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解决国家和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差异，有时很难达到妥协，不能妥协的情况下避免武力战，或者通过武力战达成目的时，就有一个如何展开和如何进行的问题。当今时代，战争已经凸显出“文明化”的趋向，包括使用什么手段进行战争和在多大范围内进行战争，已经不全是交战国一相情愿的事情，更不是仅仅决定于单个的人或某个利益集团的愿望，毕竟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曾经有过的国家和民族以实力出霸权，我行我素，而是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活动于一个大的有机体内，并接受到一定的规则与规范的约束和调整。这个规则与规范更多地反映于法的领域，因为国际、国内法一般对战争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包括对国家间的利益关系都作了规范，只有在战争中照顾到通行规范的约束，接受到法律的调控，才有可能赢得武力战的同时，赢得人心，赢得世界人民的理解和接受。否则，即使赢得了武力战，都会因失去人心而备受指责，甚至被世界所抛弃，这一点从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尴尬局面可见端倪。再比如，战争存在着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之分，我们以往一直特别强调战争的正义性，然而战争的正义性的解读，即有人类共性的部分，也有我们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与传统习惯的内容，在今天和将来的国际争端中谈及正义性，除了要坚守我们以往正确的理念和价值体系外，还需要考虑到国际通行规则，例如目前世界上正义性与否的判定已经集中于自卫、联合国授权、国际法和与国际法精神相一致的国内法等方面，如果不能处理好这诸多关系，仅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认定战争的正义性，往往难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所以通过法理斗争来实现自己的优势，已经成为重要的途径，并且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接受的途径，甚至成为了当代人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既然如此，要使自己的军事斗争或作战行动为广大参战人员所接受，必须拥有坚实的法理基础与法律支撑。从美国发动的近几场战争的情况看，重视并运用法律手段赢得主动越来越突出和明确。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比如，海湾战争前后美国十分重视开展法律战。战前，美军就组织军内外的法律专家，针对特定作战对象下的战争法进行研究，并据此对作战方案进行合法性审查。其陆军还专门颁布了参谋长条例，要求军法署长负责检查伊方的战争罪行，同时作出评价。实施过程中，由军法署组成的2个战争法先遣队，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伊拉克政府的违法事实，并通过媒体予以宣传。包括将伊采取的“人质盾牌”行动和军事目标与民用目标、军事人员与平民混杂的战术，视作违反战争法和人道主义法，将伊采取的“石油战”认定为反人类的“环境恐怖主义”，等等。美国还特别强调在国际上进行于自己有利的法律斗争，强调法理攻心。比如，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便促成联合国通过了10余个针对伊拉克的决议，这在一定意义上使自己对伊动武合法化。他们还特别注意利用《日内瓦公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国际法规，来营造法理优势。所有行为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在国际上孤立伊拉克，并为自己出兵赢得主动。至于在后来的科索沃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都是将两国领导人和军政领导人列为战犯予以通缉，同样是为了在敌对阵营中产生心理上的震慑。

发挥法律战的作用，必须认识到法律战本有的特点和作用。可以说，在未来作战中，基本上是“先法后兵、兵以法行、兵止法进”。就现实情况看，我们也开始重视法律战，实施法律战，这一点从国家层面对台独分子展开的法理斗争可以看出。比如，2004年5月9日，温家宝总理访英，对海外侨胞提出的“台独势力猖獗，中国应尽快制定统一法”作出了积极回应，明确认定此建议“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会认真考虑。”5月12日，中新社发布消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表示：“有关促进祖国统一的来自于各个方面人士和团体的建议，包括以法律手段促进祖国统一的建议，中国政府都会认真地考虑并予以采纳。”这些信息在国际国内和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显然，此事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是令人称道的建设性思路。未必不可以说，开展法理斗争，是当前我们争取主动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当务之急。这方面外电亦有评论，比如有人认为，从陈水扁执政后的情况看，他不断抛出独立国家论、去中国化、全民公投、公投制宪等话题刺激大陆，并且每每都有所斩获。以往大陆习惯于向对方喊话，现在来看，喊话已经没有多大的效用，况且政策与说词从世界范围内看问题，并不具有强制力，比如大陆讲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其实在重视法律的美国人看来，这三个联合公报未必会比一个《与台湾关系法》更具强制力。这种评论有其道理，如此必然要求我们改变思维，强调借助法来达成目的。有专家分析认为，制定“国家统一促进法”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让大陆各阶层有迎接战争的心理准备；二是向台湾当局和民众传达大陆坚决收复台湾的信息；三是让美国、日本等与台湾问题关系密切的国家了解到大陆对统一的认真态度。这种信息传递带来的效用，其实就是法律战作用与价值的具体体现。

接受法律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完全表现为被动，更不应表现为僵化。一方面，我们在世界普遍的规则面前要接受约束和调整，另一方面，还要依据法律调整和适用的范围，作出艺术的处理和规避，包括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注意使用词汇的艺术，像“外科手术”、“斩首行动”、“反恐行动”，等等，这些新词汇和新概念往往超出了原有国际法调整的范畴，因而发挥的空间会更大一些。再一方面，还必须认识到，要打好法律战，除了对国际法作出深入了解和分析外，必须及时充实完善国内法，即以国内法支持我们的军事斗争和作战行动。目前世界上新帝国主义突出宣扬的是“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等等，这显然非我们的价值观所能接受，既然不认同，既然需要作出应对，就必须有相应的国内法的支持。包括尽快出台“统一法”及其战时相关的法律，也包括反恐怖主义等法律法规。总之，建设和应用法律法规，为战争发起提供依据，为战中政治军事行动提供必要的空间，为战后行为作辩护和惩治战犯提供必要支持，是十分现实而又十分必要的。唯此，才可谓法律战的成功有效。如果需要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有些判断需要作更多的分析。一般来说，法是客观存在的，其本身有着指向性与客观规定性，但法毕竟是时代的产物，同时有着阶级性和民族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和局限性，尤其存在着非彻底的公正性，包括国际法系列。这种情况下，我们利用国际法，还有一个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理解和把握的问题。至于所有的法都存在着不能穷尽现实，站在不同立场皆可获得不同解释的客观情况，我们更有一个灵活运用法的问题。即面对丰富多彩的现实和发动战争的动因与战争的变化，我们必须从利己的角度去借助法，运用法，切忌僵化。可以肯定，正确运用国际、国内法，对于我们更好地获取战争的主动权，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于作战，都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还应注意的是，法律战主要指对敌开展，但同时也有更广泛的作用和功能，比如海湾战争中美国军政当局就向前线派遣了大量律师，帮助参战官兵解决涉法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在开展文化军事过程中，我们要思考如何把这一内容及其作用拓展到更广阔的空间中去，使其作用最大化。法律战在当前和将来的国家、军队间的对抗中，地位作用愈来愈凸显，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只能认真对待，深入研究，方可有所作为。

第五节 文化军事是现代国防的基础和核心

现代国防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现代化的程度是国防综合力量的体现，它包括国防经济、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国防动员、国防教育和武装力量建设等方面。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要努力实现国防科技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国防人才现代化、国防体制现代化和军事理论现代化。现代国防建设，不但要抓好以武装力量为核心的实力建设，而且要抓好国防工业、国防科技、人才动员、物质储备、战场准备、国防教育和文化国防等方面的潜力建设，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综合国防能力。文化国防是现代国防的基础和核心，这是由信息时代军事科学技术发展和未来战争样式决定的。

非接触战争是未来战争的主要样式。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战争样式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一位外国著名军事专家指出，战争样式从古代发展到今天，一共经历了6代：第一代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第二代是火器时代的战争；第三代是使用线膛武器的战争；第四代是使用飞机、坦克和军舰的机械化战争；第五代是使用热核兵器的战争；第六代是使用精确制导武器的“非接触战争”。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所谓冷兵器，是指直接靠人的体力操作，用于斩击与刺杀的武器，是对人手臂的直接延长或增强，包括石兵器、铜兵器、铁兵器。冷兵器可分为手持兵器(刀、矛、剑等)和投射兵器(弓、箭、弩和抛石机等)。人类在早期的氏族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是作为狩猎和原始农业生产的工具，通常是石刀、石斧和弓箭等。到原始社会后期，兵器逐渐从狩猎和农业生产工具中分离出来，冶金技术的出现使兵器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石兵器逐渐被铜兵器、铁兵器所代替，产生了金属的枪、戟、矛、刀、剑、矢、斧、锏、锤以及匕首等长短兵器。进攻性武器的产生和发展，使防御性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出现了盔、甲、盾等防护器具。冷兵器的制造和使用，形成了古代战争以人力为主，面对面白刃格斗的战争样式。

火器时代的战争。大约在7～8世纪，中国的炼丹家发明了火药。10世纪初，中国唐代开始将火药用于军事。宋代(960—1279年)出现了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竹制的管形火器，发明了利用火药喷气推进的火箭。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使用的长竹竿火枪是最早的管形喷射火器。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中国发明了发射子窠(最早的弹丸)的突火枪。元代(1279—1368年)发明的火铳，是最早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12～13世纪，中国发明的火药和火器先后传入了阿拉伯和欧洲。14世纪中叶，欧洲制成了从枪管后端火门点火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门枪。14世纪末，欧洲出现了前装滑膛枪，15世纪初出现了火绳枪。16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燧石枪，简化了发射步骤，提高了射速和防风雨的能力。14世纪后期，出现了用熟铁条箍制而成的发射石弹的火炮，这是欧洲最早的火炮。15世纪中叶，出现了炮身和药室一体铸造的青铜炮，炮上安装了炮架和瞄准装置，并用铁弹代替了石弹和铅弹。为了提高机动性，还出现了轮式火炮，并采用了颗粒火药。16世纪，火炮已经成为舰船的主要武器。火器的制造和使用，形成了从以人力为主面对面白刃格斗，过渡到脱离身体接触借助火器杀伤的战争样式。

使用线膛武器的战争。19世纪，枪炮的设计出现了一系列重大改进：管身由滑膛改为线膛；装弹方式由前装改为后装；弹药由球形实心弹与发射药分装，发展成为装有弹头、发射药和预压底火的定装式枪弹、炮弹，出现了击针式枪炮。19世纪60年代，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出现了手摇连发的“加特林”枪。1884年，美国人H.S.马克沁发明了利用火药燃气为动力，连续装填射击的机枪，开创了枪炮自动装弹的历史。此后，各种不同结构的机枪、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相继问世。法国科学家P.维埃耶于1884年，瑞典化学家A.B.诺贝尔于1888年，先后研制成功单基和双基无烟火药，促使枪炮结构和性能有了新的改进。20世纪初，出现了梯恩梯炸药，大大提高了炮弹和其他爆破装置的杀伤破坏威力。线膛武器的制造和使用，形成了从脱离身体接触借助火器杀伤，到在较远距离上枪炮对射杀伤的战争样式。

使用飞机、坦克和军舰的机械化战争。随着线膛武器的制造和社会生产机械化的发展进程，军队的武器装备开始向机械化方向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有效突破由堑壕、铁丝网和机枪火力组成的防御阵地，英法等国开始研制将火力、装甲防护能力和机动能力结合为一体的新兵器——坦克。1916年9月，英国研制成功的坦克首次应用于法国索姆河战役。20世纪30年代末期，一些主要工业国的陆军开始实行以坦克为基础的机械化。1903年12月，美国莱特兄弟驾驶自制的第一架动力飞机试飞成功。美、英、法、德、意等国相继开始研制军用飞机，军用飞机的出现使战争范围从地面、水上扩展到空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飞机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兵器，有了侦察机、轰炸机、歼击机和强击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大量装备了各种飞机。19世纪初，蒸汽机用于明轮舰船。19世纪40年代发明螺旋桨推进器后，蒸汽动力战舰迅速发展起来，并开始采用装甲防护，出现了装甲舰。潜艇的发明是军事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成就，19世纪90年代，双推进动力系统的潜艇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海军航空兵和潜艇的广泛使用，航空母舰受到了重视，航空母舰将空中力量与海上力量紧密结合起来，成为海战的主力。飞机、坦克和军舰的制造和使用，形成了以机械力为核心，在陆海空多维战场进行较量的战争样式。

使用热核兵器的战争。19世纪末人们开始研究原子核，20世纪30年代，原子核物理理论趋于成熟。根据这一理论利用重原子核裂变链式反应可以制成威力空前强大的核武器——原子弹。核武器是指利用核裂变或核聚变反应，于瞬间释放巨大的能量，产生爆炸作用并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效应的武器。美国政府根据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建议，于1942年开始实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威力约为2万吨梯恩梯当量。同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空投2颗原子弹，造成20多万人伤亡。战后，苏联、英国、法国、中国也相继研制成功原子弹。1952年11月1日，美国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威力约为1000万吨梯恩梯当量。1953年8月，苏联进行了氢弹试验。美国于1954年2月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英国、中国、法国在此后的十几年间也相继研制成功氢弹。60年代以后，美苏又发展了威力更大、可靠性高和安全性好的第二代核武器。70年代后期，开始研制根据目标性质和作战要求而增强或削弱某种核爆炸效应的第三代核武器。1977年，美国宣布研制成功中子弹(又称为增强辐射弹)。核技术不仅用于杀伤性武器，而且还被用作舰艇尤其是潜艇的动力。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潜艇最先采用核动力。此后，苏、英、法等国也相继开始研制核潜艇。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和发展，形成了战略核威慑的战争样式。

使用精确制导武器的“非接触战争”。所谓“非接触战争”，是指在信息战争时代，进攻者借助于超视距探测和远程精确打击，在战区外对敌方实施攻击，以避免与敌方直接接触，避免发生短兵相接。“非接触战争”是军事侦察技术和军事通信技术强力支撑和作战兵器超视距打击能力显著增强的产物，是现代政治对现代战争的需求和军事理论创新的必然结果，“非接触战争”将极大地影响未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非接触战争”的新颖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作战双方不能通视；二是从对方直瞄火力以外实施打击；三是从对方传感器工作距离以外实施打击；四是从对方防区以外实施打击。在“非接触战争”中，在我方掌握了制信息权和战场主动权的条件下，我方始终处于对方兵器打击范围以外的安全地域，而对方则始终处于我方兵器打击范围之内的危险地域。“非接触战争”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与机械化战争相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打击力量有了重大变化。“非接触战争”的战场主要是在空间，地面起保障或配合作用。在“非接触战争”中，传统的战区概念已不存在，只有战争空间。二是打击目标有了重大变化。“非接触战争”打击的主要目标不是军事目标，不是军队的有生力量，而是经济目标。三是指挥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非接触战争”中的指挥机构，是集战略、战役、战术于一体的指挥机构，能够对遥远的战场进行实时指挥和控制。从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以来，短兵相接的近战、阵地战等传统的战争样式已难觅踪影，而超视距打击、远战、空袭战、导弹战、纵深打击、后方打击、跨洋过海奔袭、远程战略突袭等非接触作战样式，则一举取代了近距离作战样式，跨入了现代战争的殿堂。在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向伊朗5个城市发射了189枚导弹，其中有135枚击中了距伊拉克边界550公里的伊朗首都德黑兰目标。在英阿马岛战争中，阿方军机在距英军“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48公里以外发射“飞鱼”导弹将其击沉。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起空袭，美军舰艇在1000多公里外的距离上发射了54枚“战斧”巡航导弹，B52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在到达距攻击目标约800公里的地中海上空发射了巡航导弹。由于多国部队大量采用非接触打击和超视距打击手段，使远战能力相对较弱的伊军一方鞭长莫及，基本丧失了还手之力。在总计42天的战争中，多国部队有38天进行的是非接触作战，地面作战仅用了100个小时，作战双方几乎没有出现过长时间短兵相接的作战场面。当代战争实践为“非接触战争”开辟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可以预见，“非接触战争”必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样式。目前，美国军队正处于向“非接触战争”过渡阶段。美军现阶段尚不完全具备“非接触作战”能力，但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2001年3月24日，布什在海军学院发表演说，提出“美国武装力量将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实施非接触战争。”当前，美军正在采取以下措施适应“非接触战争”：其一，是美军加紧通过实战来演练“非接触战争”的战法，试验和检验各种武器装备系统。其二，是美军现在每年都花费数十亿美元采购精确制导武器，并计划到2010年仅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与任何一个国家打一场持续30天的战争。其三，是美国加紧研制新型武器装备，美军只采购经过战争检验的武器装备，而不是只在试验场上试验成功的武器装备。其四，是美军正在修改训练和作战条例，把训练的重点放在控制导弹飞行上。美军准备通过上述措施，在世界上率先完全具备“非接触战争”能力。总之，精确制导武器的研制和发展，使“非接触战争”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样式。

新世纪各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趋势。在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军事安全地位更加突出，信息安全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各国更加重视质量建军和信息安全，并根据各国对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作出新的估计，相继在国防战略方针上作出重大调整。美国出台了《2020年联合展望》等一系列指导21世纪初美军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提出美军新世纪的战略目标是：“着眼于同潜在的全球性对手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并在战争中准备动用战略部队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据这一战略目标，要把美军建设成一支凭借全面优势，“平时能威慑，战时能决胜，在任何冲突中都能压倒任何对手”的军队。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美军着手调整现行军事战略。美海军继续强调“海上一陆地”战略，准备更多地参与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行动；美空军强调“全球到达，全球力量，全球警戒”战略。这表明美国的“新干涉主义”正在成为美军未来建设与发展的主要战略指导思想。在作战准备上，美军开始将战略进攻力量靠前部署，以亚太、中东地区为重点，随时准备对全球武装冲突进行军事干涉。“9·11”恐怖事件表明，美国的新军事战略并不能保证美国安全。美国要重新审视其面临威胁的主要来源，确定其国防安全战略。美国已提出新的威胁观念，今后将根据能力而非具体国家来考虑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对象和威胁的性质。美国本土直接受到主要由非国家行为主体发起的袭击，已被确定为需要得到美国优先考虑的现实威胁。美国为了维护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近年来加紧研究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国防部宣布，2002年3月15日晚进行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第六次拦截试验，并获得成功。而1972年美国和前苏联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是推行NMD的主要障碍。为此，美国总统布什不顾国际社会与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于2001年12月13日宣布正式退出《反导条约》。布什政府计划，美国将于2004年即布什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前建立初步的导弹防御系统。“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利用人们对于遭受外来袭击的担忧，大肆宣扬弹道导弹对于美国的威胁，称“9·11”事件凸显了美国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迫切性。2002年3月9日，美国《洛杉矶时报》披露了一条让全世界都有感到震惊的消息，即美国国防部2002年初提交给国会的《核态势评估》机密报告中，布什政府已下令军方制定有关在紧急情况下动用核武器的计划，并且已有7个国家被明确列为核打击目标。目前，美军大力研制能部分替代核武器的特种常规炸弹、研制第四代核武器、发展小型和微小型核武器的目的，就是为了弥补常规武器与大当量核武器之间的空白，使美军既可摧毁一般常规武器无法摧毁的目标，如地下工厂、实验室及加固的地下军事目标(导弹发射井、地下指挥所)等，又不会对地面目标造成过大的破坏，从而在政治上和舆论上占据主动。美国还认为，目前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和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都在积极寻求发展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美国不能坚定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决心，美国的军事力量就不能形成有效的威慑效应，也就不能阻止这些势力或国家有可能对美国发动的大规模攻击。美国军方要尽快调整其核力量实现“全维威慑”，来反击和遏制有可能对美国的军事挑战的威胁。美军更加强调研制新型核武器和发展常规核力量来弥补核力量减少造成的真空。据报道，美国国防部目前正在着手研制一种新型核弹头，装备这种弹头的核弹可以精确打击深藏在地下的重要核心目标，却不会对地表周围的建筑和平民造成附带性破坏和损伤。美国军方专家认为，如果真的研制出这种原子弹的话，那么摧毁敌对国家领导人深藏在地下的掩体或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将易如反掌，其威慑和实战效果都将“极为明显”。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颁布了《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俄联邦军事学说》和《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确立了俄罗斯今后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基本趋向，其核心是实行“现实遏制”战略，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反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

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也在调整各自的战略。日本依据新版《日美联合防卫指针》和《周边事态法》，加紧推进外向型军事战略，将“防御入侵”型的消极防御朝“遏制侵略”型的积极防御方向调整。在2000年《国防白皮书》中，日本宣称中国对日构成威胁，准备在未来几年内，逐步将过去以前苏联为主要对手的“防御北部”调整为应对中国和朝鲜的“侧重西部”，兵力部署重点由北线移至西线地区。同时，日本积极推进“南进战略”，企图在军事上染指东南亚和南亚。印度按照“地区大国安全战略”，以争当地区军事大国为目标，加紧构筑以核威慑为基础的攻势防御战略体系，谋求南亚次大陆的“霸主”地位。韩国正在实施以朝鲜为主要作战对手，同时着眼于周边潜在威胁的“全方位防御战略”，提出建设一支对周边国家具有牵制力，并能在解决地区冲突中发挥中心作用的地区性武装力量，增强在东北亚地区的发言权，在亚太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东盟国家为能在大国竞争格局中确保其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正在走地区联合路线，加快组建地区军事联盟的步伐。为适应新世纪军事战略调整和军队建设发展的需要，世界各主要国家积极调整军队建设方向，将应付地区紧张局势、冲突危机、局部战争和各种恐怖活动作为军队建设的主要目标。美国基于科索沃战争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推动武器装备现代化，更加重视高技术的发展和实际运用，将侦察技术、信息技术、电磁技术、光电技术、激光技术、隐型技术、精确打击技术、无人机技术、非杀伤性武器技术、纳米技术等作为重点开发领域，发展新型武器。同时，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增加国防投入，研发装备高新技术武器，优化构建新型部队结构，培养未来型高素质人才。为打赢21世纪信息战，各国都十分重视提高官兵的信息战能力。

未来国防的重心是文化国防。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面对无所不在的海量信息和看似无疆界的因特网，传统的国防观念必须更新。未来战争的空间将在陆上、海上、空中、太空以及信息领域立体化地展开，这给国防的边界带来许多新的问题。文化战争形态的出现，必然导致信息维疆域的出现，导致“信息边界”、“信息边疆”的产生。信息战场从物理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一种新的国家疆界，即信息边疆正在形成。这种疆界不是以传统的地缘、领土、领空、领海来划分。信息边疆安全关系着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兴亡。世界各国纷纷拓展、保卫自己这条无形的边疆，一场信息边疆的争夺战正激烈地进行着。科索沃战争给我们最大的启迪是，制信息权是赢得战争主动的关键，现代国防的强弱很大程度体现在文化国防能力的强弱上。信息技术对战争进程和结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同等条件下，谁掌握了现代信息技术，谁就掌握了制信息权，谁就能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国防的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国防更加突出。首先，国防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展，除了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之外，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也成为国家安全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国家安全概念的外延正在扩大，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它以不占空间、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为特点，冲击了传统的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讲，因特网使国防内涵在网络空间里得到延伸和发展。其次，国家安全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在变化，从原来的国土、资源、军队等有形的东西为主，转变到信息和知识等无形的东西为重心。国家安全要素中最高层次的安全是信息安全。因特网使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网络中来，使国家安全的潜在的对手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范围，既有敌对国家、国内外的敌对组织，又有经济集团、黑客、黑社会组织、恐怖组织等。信息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石”，信息安全如果得不到保障，国家就可能会面临经济紊乱、政治不稳、军事失效、文化迷失、技术落后的局面，进而影响到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经济信息安全关系到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转；军事信息安全关系到国家军事力量的可靠程度；科技信息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潜力；文化信息安全关系到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和民族价值观的继承。这就是说，未来国防的重心是文化国防。再次，从国家战略能力的高度上讲，文化国防是信息革命成败的关键，是信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信息社会没有文化国防作为免疫系统，就不能保证信息的有效性，无法使信息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战斗力。如果说机械化的战争形态和样式多表现为闪电战、阵地战、运动战、正规战等，海战、空战常作为单独的战争样式来遂行战斗任务，随着制导技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充分应用，以精确制导武器为标志的新一代战争形态已露端倪，外科手术式空中打击作为新型战争样式已经形成。未来战争从指挥、控制作战行动的方式来看，都是属于文化战争的性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指挥、控制网络犹如军队的“大脑”和“神经”，将把各种机械化主战武器，把作战部队的各个部分和各种行动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统一整体，从而使作战行动更加精确、高效、快捷和灵敏。在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战争是以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指挥和控制的战争，即文化战争。战场将是陆、海、空、天、电“五维”。在文化战争中，美军提出“全谱优势”，即美军要求在所有军事行动中能单独或与多国及跨部门伙伴协同，击败任何对手并控制局势。按照全谱优势的要求，美军应能投入按实际需要编组的合成部队遂行紧急、持久及协调一致的行动，应能进入海、地、空、天及信息等领域并自由行动。此外，美军还应能保持海外存在和拥有迅速向世界各地投送兵力的能力。美军认为，获得全谱优势的关键取决于信息优势和创新能力。

文化国防的关键是获取信息优势。信息优势即制信息权，这是指在敌对双方的信息斗争中，在力量或态势对比上的一种优势性。所谓制信息权，就是一种能够保障己方信息活动自由，限制和剥夺对方信息活动能力，从而为保障己方在军事行动中取得主动权与控制权提供有利态势。在未来战争中，制信息权将成为战争双方争夺的制高点。在军事对抗中，一方具有比对方更强的信息获取、利用和对抗能力，占有较多的信息可以为己方的军事行动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援，并且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使对方得不到必要的信息，从而使战场对己方是透明的，对对方则是充满障碍的，为己方夺取和保持在战场上行动的主动权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由此可见信息就是战斗力。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里，人们的论点是“陆权制胜论”、“海权制胜论”、“空权制胜论”，以及近年出现的“制太空权”，这些都只是从空间范围反映战争的内在规律，在信息时代，唯有制信息权才从全局上、本质上体现高技术战争的主要特征。信息的控制权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战争能力的主要标志。发达国家由多种侦察卫星、飞机、舰船和地面设备构成的全方位电子和信号侦察体系，不断将触角伸向世界每一个角落。境外敌对势力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信息情报机构一直在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窃密活动，他们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如地面侦察基地与各种平台的侦察系统相结合，人力情报与技术情报相结合，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相结合等，大肆窃取我政治、经济、军事、贸易、科技情报，以利形成信息优势。信息系统是现代战斗力的基础，未来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信息对抗中占有优势。如果信息系统被破坏，军事信息被截获或篡改，整个军事体系将陷入混乱甚至瘫痪状态，军队将丧失战斗力。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获胜，首先是通过全方位争夺信息优势，使伊军信息系统失去了活力。科索沃战争既是一场空袭战，又是一场包括情报战、电子战、网络战等多种形式的信息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运用多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南斯拉夫军队实施了多层次的情报搜索。在太空，有照相侦察、电子侦察、预警、气象和导航等多颗卫星，日夜监视着南联盟军队的一举一动。在地面，北约在塞浦路斯、土耳其和意大利境内设置监听站，随时侦听南军最高统帅部与科索沃战地指挥官的通信联络，并多方安插“耳目”，扩大情报来源。为全面满足作战需要，北约军队还采用传统的情报方式，在南斯拉夫境内广泛组织间谍网，为北约飞机提供目标情报，并对轰炸效果进行有效评估。科索沃战争还第一次把战火燃进了计算机网络，北约利用网络技术优势，通过在互联网上开设主页和常设链接等方式，对南联盟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在线宣传，大量发布反南联盟政府的材料和图片。美军计算机黑客多次对南联盟军队和政府的指挥控制网络实施攻击，企图瘫痪其指挥控制系统，并将大量计算机病毒和其他欺骗性信息输入南联盟的计算机互联网络和通信系统中，以阻塞南联盟信息传播渠道。在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中，谁拥有信息优势，掌握制信息权，并运用高技术武器装备，谁就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南联盟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化国防处于劣势则是重要原因之一。没有文化国防，就没有战争的主动权，就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直至战争的失败。

文化国防的基本架构。信息时代需要调整国防建设的思路。我们国防建设的目标不能只盯着机械化战争，而要走在确立信息技术、装备和系统的质量优势上。中国军事建设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要用新的国家安全观，构建文化国防体系。

树立文化国防意识，理顺文化国防体制。信息时代国防从政治、军事领域逐步扩展到信息、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多领域，并使信息安全成为渗透和影响其他安全要素的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在全民中普及信息安全知识，强化文化国防观念，构建文化国防的“精神防线”和“技术支撑”。信息时代，要在全民中树立文化国防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当组织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开展国防教育。”信息时代，要开展经常性的文化国防教育，普及文化国防知识，切实增强全民文化国防意识。文化国防要求有高效率的指挥体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传递的中间节点，减少指挥层次，变传统的宝塔式指挥为扁平式指挥。要按照集中统一、分级管理、条块结合、协同制约的原则，建立系统的国防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中国文化国防体系建设的规划、设计，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信息管理人员的信息安全素质，发挥人在文化国防中的基础作用。营造文化国防环境，完善文化国防动员体系。文化国防动员体系是以增强文化国防能力特别是满足信息战争需要为目的，以动员信息资源为重点，依靠信息技术手段建立起快速、高效的动员组织和管理体系。要拓宽动员领域，把动员重点转到信息资源上来。要转变观念，把动员的目光聚集于信息资源密集的部门和行业，加强对这些部门和行业动员机构的设置，强化动员职责，严密组织协调，以信息动员带动其他动员。要把信息资源作为国防潜力调整和动态管理的重点。要加快动员手段的信息化建设。要建立纵向贯通、横向连接的动员指挥管理网络。文化国防的动员系统建设需加强统一领导、系统论证、统一设计、统筹规划、抓紧落实。要特别注意增强动员系统各部门之间、动员系统与军队和政府网络之间的技术通用性和兼容性。要形成适应信息化国防动员要求的运行机制。信息化的动员体制，不仅要求各动员系统之间加强横向沟通，而且动员部门与军队和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之间也要形成顺畅的关系。文化国防是陆、海、空、天、电“五维”并用的实体国防，它要求国家必须随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以便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能够迅速调动各种力量从容应付。完善文化国防动员体系，要营造文化国防环境。文化国防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既要有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的文化国防部队，还要建立起强大的群众性的文化国防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适应文化国防需要，平时依托国家的信息产业，在地方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开发、信息技术人才培养、信息装备生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满足军事需求，以提高信息领域平战转换和信息攻防作战能力，还要进行信息动员。地方在信息数据库建设中考虑军事用途，在信息基础设施中预留军用接口，在信息技术开发和信息人才培养中考虑信息安全需要，在信息装备生产中提高军民兼容程序，都是信息动员建设的主要内容。

迎接挑战，发展文化国防关键技术。江泽民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信息网络化直接导致了军事领域的革命性变革，空前地提高着军队的信息战、网络战能力，数字化部队建设已开始成为发达国家军队建设的重点。”面对挑战，我们必须迎头赶上，实施赶超战略，大力发展文化国防关键技术。一个完善的文化国防体系应该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军民兼用，攻守兼备，平时战时能迅速转换的大系统。该系统在技术上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全方位、立体化的信息探测获取系统。信息探测获取是信息传递、处理、存储、检索和显示的前提，它是以声、光、电、磁等多种手段感知并收集有关信息，为决策者提供实时情报。信息探测获取系统由部署在地面、水面、水下、空中、太空的各种遥感、传感器材及相应设备构成。信息收集技术是运用技术侦察、人员侦察等各种手段及时收集对方的一切有关情报。二是高效、安全、稳定的信息传输系统。信息传输系统即通信系统，主要由传输信息的各种传递、交换设备和通信终端等组成。具有各种功能的通信网，能自动进行信息交换、加密、解密和选择路由，可迅速、准确、保密、不间断地传输各种信息。数据信息可经信道自动进入计算机，书面或口头情报可由人工格式化后从信道直接进入计算机。其基本要求是快速、准确和安全，能实现左右互联、上下贯通，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三是可靠、管用、实时的信息处理系统。该系统能对输入计算机的各种信息自动进行综合、分类、存储、更新、检索、复制和计算等。信息处理一般按四步进行：第一步对获取信息进行分类、编码；第二步对信息进行初步研究，去除其中的重复、虚假和错误，使信息完整一致；三是信息分析，即对所获信息通过计算机进行详细分析，对信息内容的可靠程度、重要性、紧急程度和价值给出评价；四是信息综合，即对信息分析结果进行综合归纳，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性情报，供决策时使用。

上述三部分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只有全面推进三个系统的建设，才能使文化国防在技术上完备。文化国防要靠自己的技术来保障。我们要抓住机遇，大力开发文化国防的关键技术，把文化国防技术工作的侧重点放到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建设和安全保护、安全监测与评估及增强紧急反应能力上来。要从事关国家和军队安危的战略高度出发，在国家主管部门组织下，凝聚国内军内相关优势单位和优秀人才，以“两弹一星”的攻坚精神，有重点地发展文化国防关键技术。发展密码技术和产品。鉴于信息系统的网络化和数据库技术的广泛应用，需要加强和完善安全保密防护功能，要加强研究发展网络加密技术，研究密码算法体制、算法分割、密钥体制、密钥分割，统一加密标准，提高密码强度，加强密钥管理，以确保中国军事秘密信息的安全。同时，要跟踪研究基于物理的量子密码和基于生物的DNA基因密码。发展防御信息攻击的技术和产品。信息时代，要大力发展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早期预防技术，如发现信息武器攻击的技术、病毒认证技术、“黑客”的发现跟踪技术等，形成防御信息攻击、非法入侵的早期预警系统，防止重要信息被破坏、删除、歪曲和拦截。要充分利用这些高技术，开发出相应的文化国防产品。发展计算机网络的安全保护技术和产品。为了尽快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化国防产业，急需重点研究以下关键技术：唯一性身份识别技术、数字签名技术、信息完整性校验检测技术、信息的加解密保护技术、密钥管理技术、安全审计跟踪技术、安全信息系统集成技术、系统的安全评测技术、电磁信息泄露防护技术等。要研究发展为计算机网络系统提供各种安全服务的安全协议技术，如上网控制、进程控制、报文验证、审计跟踪、流向控制等协议；要研究发展信息在网络中传输加密、存储加密的技术与加密屏蔽、保护信息的技术；要研究发展降低计算机网络信息辐射的技术及干扰辐射信息的技术；要研制开发安全服务器、路由器、防火墙、网关、安全网络操作系统、监控软件及专用芯片等；研制低辐射、低泄露的新型军用设备。发展秘密信息防护技术和产品。为对付敌方的信息侦察技术，要大力发展秘密信息防护技术。要积极研制新的隐身材料，吸收雷达波、红外线、紫外线和微波的材料，使敌方雷达、声纳和红外线探测等侦察设备变成“瞎子”和“聋子”。建立信息安全平台，强化文化国防基础工程建设。信息安全平台包括安全产品测评认证、病毒检测和防治、国际出入口监控、关键网络系统灾难恢复、系统攻击与反攻击、信息安全紧急处理、密钥恢复监管、公钥基础设施与监管、信息战防御与遏制等。中国的一些信息安全产品缺乏标准化，产品不兼容。建立统一的信息安全平台，就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标准，建立一组可以被调用的安全函数，为互联网中的各种应用提供统一的安全接口，为用户提供简捷安全的应用支持，满足各种应用的安全需要。警惕技术设备引进中的信息安全风险。由于技术水平等条件的制约，中国相当一部分重要的信息处理设施及办公自动化、指挥自动化设备，还不可避免地从国外引进。发达国家在制造这些产品时，可能会嵌入窃密元件或埋下逻辑炸弹，在设备引进中如果放松警惕，不加检测，盲目引进，就可能造成信息泄露、系统瘫痪、指挥失灵等无可挽回的损失。在引进秘密信息处理设备时，应在启用前请有关部门进行检查、测试，特别是通讯设备和计算机系统设备应列入必检之列，以防有人在原机上埋设窃密元件而形成隐患。充分利用网络操作系统提供的保密措施。一般网络操作系统都有相应的保密措施，如身份认证、访问控制、加密、审计跟踪等，有些用户对网络的这些功能了解不够，基本不用或很少使用，这是很不对的。对网络操作系统提供的这些保密措施，应当在验证确认的基础上，充分予以利用，以利于降低安全风险。

强化管理，健全文化国防法律体系。文化国防要有信息法规保障。为维护国家安全，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和军队最高统帅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就信息安全制定和颁布的法规、法令、条例规则、章程等均系文化国防法规。要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信息安全需要的法律体系，对原有的法律、法令、条例、规则、章程等要依据文化国防的要求，加以充实修改，使之不断丰富、完善。有了法规，还需要制定操作性强、便于检查的制度。为确保秘密信息的安全，要建立和制定各种信息安全的技术标准，如辐射技术标准、防无线电通信侦听技术标准等。要增加对技术安全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逐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有特色的技术防范体系。建立健全信息安全技术法规和技术检查标准，完善办公自动化等电器设备的安全管理制度。

适应需求，建设强大的文化国防力量。文化国防武装力量的构建，要适应信息作战的基本样式的要求。信息时代的基本战争样式主要有：情报作战、电子作战、网络空间作战、精确作战、心理战等。

情报作战是信息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是围绕情报信息的获取与反获取而展开的情报作战，是战争史上最古老的信息对抗形式之一。由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情报作战的形式将更加多样，既有有形空间的间谍战，也有在无形的电磁空间展开的电子情报战，更有在虚拟的信息空间进行争夺的网络情报战。情报作战的手段更加先进，范围更加广阔。所谓电子作战，是指利用电磁能和定向能以控制电磁频谱，为削弱和破坏敌方电子设备的使用效能，同时保护己方电子设备正常发挥效能而采取的措施和行动。电子作战主要包括电子侦察、电子进攻和电子防御三部分。涉及的领域有通信对抗、雷达对抗、导航对抗、红外对抗、可见光对抗、微光对抗、水声对抗等。其作战目标主要集中在：一是获取军事情报；二是削弱敌方高技术兵器的作战效能；三是削弱或瘫痪敌方指挥自动化系统；四是保证己方高技术兵器和指挥自动化系统免遭敌方电子作战的影响。网络空间作战是以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为媒介和目标，以先进信息技术为基本手段，在整个网络空间上所进行的各类信息攻防作战的总称。其最重要的作战手段，一是计算机病毒，二是网络“黑客”。精确作战是在信息的支持下，运用精确制导武器对敌人实施精确打击的一种作战。它是指作战双方通过精确地确定对方的位置，协调控制友军的行动，以精确制导武器精确地攻击敌人的关键力量或能力，同时限制或剥夺敌方精确攻击的能力，以完全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精确侦察、实时传递、精确定位、精确评估是实施精确打击的关键。在信息战争中，精确作战作为战争的有形打击手段，与战争的无形打击手段共同构成了信息战争的基本打击手段。心理作战是一种针对人的意识和情感等心理的作战。它是以特定的信息及其媒体武器进行的作战。其目的是，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从心理上影响、打击和瓦解敌人的精神斗志，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战略目标。其目的是破坏敌人军事力量的政治基础和精神支柱，争取世界媒体舆论的理解和支持，巩固本国军民的心理防线和激励本国军民万众一心的斗志。心理作战将是知识和技术的较量，谋略与宣传是心理作战成功的关键。

以上是信息战争的基本样式。文化国防就是按信息战争样式构建全新的文化国防部队。这支部队应以能“打得赢”为目标，进行构建、组合。要适应文化国防建设的要求，除了在各军兵种加强信息化建设之外要按照“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调整武装力量的编成，组成一支专业化的、任务明确的文化国防武装力量。这是一支完全区别于传统部队的全新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专业化部队，它应由科学家、信息专家和精通信息战的军人组成。它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国家“信息边疆”的安全，反击其他国家、政治团体，甚至个人的信息入侵，防止和打击本国的信息犯罪活动，抢修“网络事故”和“信息事故”，对己方信息实施有效控制，保障有益信息有序传输，防御有害信息的攻击破坏，打击各种信息犯罪活动并在信息空间与看不见的对手进行信息对抗。要根据文化战争的要求，建设适应文化战争的军事力量体系。信息时代的国防，要求改变传统的军队成分。信息时代的军队将由电子信息网络专家、工程师和知识型军人组成，战争在战略层次攻击的首要目标将是联结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整个社会的网络系统。要调整国防建设的思路，建立好信息时代的国防部队。

第六节 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意义与方法

研究文化军事战略学的意义，开展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对于文化军事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对提高军人的文化军事水平，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文化军事战略学，将有利于促进一般文化军事学的发展。任何一门科学的建立，都必须依据不断地抽象过程来实现，那些在科学体系中占有较高层次的科学，必须把较低层次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石，才有可能建立起宏伟壮观的科学宫殿。文化军事战略作为人类文化军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战争条件下军人的文化军事，有着任何其他条件下的文化军事所不可取代的特殊矛盾和性质。对于它的深入研究，必定会给人类文化军事学的最后抽象提供丰富可靠的半成品，从而促进一般文化军事战略的研究和发展。开展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也会有效地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前面已经说过，军人的文化军事是军事心理学、军事哲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对象。其中的任何一门学科同其他学科之间都无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着。由于文化军事战略学以军事文化的整体存在及其运动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都作了充分的展开，因而就为军事心理学和军事哲学关于文化军事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和强有力的后盾。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文化军事战略在整个军事心理结构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有了科学的文化军事战略的指导和调节，军人心理才能处于最佳状态，更好地适应战场或其他军事活动环境的需要。因此，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对于探索其他军事心理现象，弄清各种军事心理过程的有机联系，加强军事心理结构的整体把握，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至于文化军事战略问题在军事哲学中的意义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军事实践是文化军事战略的基础，那么文化军事战略则是军事实践的灵魂。由于文化军事战略学的具体性特点，因此它的深入研究，必将丰富关于文化军事战略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的认识，促进军事哲学基本问题即军事实践与文化军事战略相互关系问题的解决向着精确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提高军事哲学的应用价值也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开展文化军事战略学研究，是积极应对当代世界新军事革命，贯彻落实中国军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加强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建设，准备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需要。具体地说，一是开展文化军事战略学研究，能帮助当代军人确立或加强文化军事的意识。文化军事战略学告诉我们，过去一些指战员那种靠拍脑袋指挥和战斗的习惯已经过时了。今天应强调运用文化军事进行科学决策。一旦确立或加强了这种意识，军人就会更自觉地按文化军事战略规律办事，特别是进行军事观念和文化军事战略方式的更新。当代世界新军事革命实质上就是信息化军事革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双重历史任务，即实现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形态向机械化军事形态的转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实现向信息化军事形态的转变。鉴于中国的国情和军情，这两个转变都只能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而不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和正在经历的道路，这就非常需要运用文化军事战略研究的成果，强化文化军事的意识，推动军事观念和文化军事战略方式的更新，促进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也就是说，文化军事战略的科学化、现代化和信息化是中国军事建设跨越式发展的思想保证。

开展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还将丰富军事教育内容，提高中国军事教育训练的水平。军事教育训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指战员的谋略训练提到应有的位置。曾经有过这样的状况：有的指挥员只注重军兵种知识的学习和某项技术、技能的训练，而对战争的特点、规律和作战方法的运用和探讨却兴味索然，把能以数字统计的训练科目当做“硬指标”，舍得花力气、用时间，并且层层加码，力求刷新纪录，而把培养机动灵活的战斗本领则当成“软指标”，或轻描淡写，或不屑一顾。习惯于沿用顺手易行的旧程式、老套套，而不注重研究现代化战争条件下战术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不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在战术演习中，设置的情况简单，敌情虚假，只重视方法掌握，不重视独立思考、判断和解决问题，不能从严要求。在战术教学中，满足于现成知识的传授，不注意知识灵活运用的诱导，灌之有余，启发不足，只考虑教出去，不考虑学到手，结果把教育训练变成了知识的分发和移库储存。在战术考核中，只考概念，不考应用，只考有形的教过的条条，不考无形的智谋的提高。这就很难提高指战员的智慧或谋略水平。这种状况今后仍然需要避免和继续克服。开展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大力宣扬文化军事在军事活动中的重大作用，推广文化军事战略的科学知识，必将会强化人们的谋略训练意识，促使有关部门和单位在教育训练的内容、形式、方法上做出必要的改革，使军事教育训练的内容、形式、方法，朝着有利于提高军事文化能力的方向发展。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现代军事科技已经成为现代战斗力的主导性因素，而且它又作为一种崭新的综合知识体系和文化军事工具，帮助军人观察分析各种复杂多变的军事现象，作出准确的鉴别、判断和决策。文化军事战略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还在于探讨如何借助这一新的文化军事工具谋求充分有效地发挥军事科技主导作用的制胜之策。这种研究成果必然会给军事谋略教育训练注入全新的活力。开展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有助于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现代战争的突出特点是：战争的突然性增大，作战空间多维化，作战进程加快，作战方法新颖多样，组织指挥更为复杂。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作战，必然要求军人的反应更迅速，视野更开阔，方法更灵活，而集中到一点，就是需要军人的文化军事更科学。一旦实现这一点，中国军事指战员就会个个成为神机妙算的诸葛亮，我们这支早已闻名于世的人民军队，就更加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研究文化军事战略学的方法。文化军事战略学，作为军事科学当中的一个新兴领域，总的来说还是一块刚刚开垦的处女地。许多工作都必须付出创造性的劳动。这就需要有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揭示军事文化的“奥秘”。研究文化军事战略学，应当在紧密联系实际的基础上，运用理论的方法。也就是运用已有的有关理论指导和促进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这里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概括自然、社会和文化军事最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文化军事战略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二是一般文化军事战略对军事文化规律研究的指导作用；三是历史上和现实中所有军事理论成果，特别是那些直接研究谋略或军事文化的理论成果，对于现代文化军事战略学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文化军事最一般规律的正确反映。它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文化军事战略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掌握了这个方法，就像探险家拥有一枝明亮的火把，在陌生的洞穴中很快就会发现闪光的宝石。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在文化军事战略学这块正在开垦的土地上获得一个丰收的秋天。至于一般文化军事学，它是以整个人类文化军事的一般规律为其研究内容的，对于军事文化的研究，当然有着直接的方法论作用。军事理论，特别是文化军事战略的理论，对于我们的借鉴和指导作用更是不可忽视的。关于文化军事战略，尽管过去极少留下系统的著述，但毕竟有很多文献曾有所涉猎，甚至闪现了宝贵的思想火花。就拿中国古代来说，仅就《武经七书》所收入的军事名著来看，不少思想还是很深刻的，其中孙武的见解尤为突出。军事家们看到了将帅有勇无谋是最大的弱点。例如，孙子指出了将帅的五大致命弱点，而列为弱点之首的，就是将帅的有勇无谋，只知道死拼。有了这样的弱点，就可能被敌人诱杀，甚至导致全军覆灭。军事家们论述了正确文化军事的重要意义。用兵打仗是一种需要殚精竭虑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在开战之前，必须有周密的谋划。有周密的作战计划才能战胜敌人，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那就不可能胜过敌人。所以，只要考察一下作战计谋的多少和作战计划的周密程度，就可以预见作战的胜负。这就是孙子兵法上说的：“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还提出了“上兵伐谋”的观点，认为上策是以谋略胜敌，指出：“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军事家们强调文化军事要反映事物的矛盾性。孙子指出：“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也就是说，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利害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事情可能办到；在有利的情况下考虑到不利方面，隐患就可能解除。军事家们还提出了灵活文化军事的思想。大凡作战，多以奇兵取胜。所以，孙子认为：善于出奇制胜的将帅，其战法如天地那样变化无穷，像江河那样奔流不竭。终而复始，就像日月交行一样；死而复生，就像四季更替一般。正所谓：“夫兵形象水，水形避高而走下，兵胜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兵无成势，无恒形，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军事家们还探讨了获得文化军事的途径。孙子认为，要想正确地思考，必须通过侦察，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特别是他主张“作之而知动静之理”，“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就是说挑动敌人，以把握其行动规律；进行侦察性的战斗(即战斗侦察或火力侦察)，以判断对方的长短优劣。这实际上是主张在改变文化军事对象的过程中去认识对象。吴子曾就如何通过改变文化军事对象以求对其正确认识，讲过一番十分精彩的话。魏武侯问吴起说：敌我两军对阵相持，不知敌方将领的情况，我想由其外以窥其内，以了解他的才能，有什么办法呢？吴起回答说：“随便找几个地位低而胆子大的人，率领一些轻捷而善战的小部队，向敌挑战以试探之。这些精锐部队，在贱而勇者率领之下的行为，是以败北后退为任务，并不以什么实际的收获为任务。在这种败北的情况下，观察敌人前来追击的行动，如果是一起一坐之间，他们的步骤、段落，是井然有序的，他们的追捕败北之人的行动是假装做追而不上的，他们看到若干好处(主要是财货兵器之类)却假装根本无所见、不知道，那么，敌方这样的将领乃是智将，就不可当时急于向之求战。如果敌方追逐我假装败北者的部队是吵吵闹闹，旌旗七上八下，他们的兵卒自行自止，毫无节制，他们的阵式或纵或横，毫无章法，追赶而来贸然前进，唯恐追不上，见到好处唯恐不能先抢到手，那么即可断定，统领此部队的是个愚将，即使他的部队再多，也无用处，仍然可以把他俘获。”以上这些思想都是值得认真研究汲取的宝贵遗产。国外不少将领对于智谋也屡有论述。15世纪末，著名将领帕罗·费里提和柯仑就曾指出：要想赢得战争，靠的是思考和计谋，而不是实际的冲杀。1677年，奥尔瑞公爵也说：我们作战时，不是像狮子，而是像狐狸。拿破仑认为：“战争中的成功要靠慧眼，并在战斗中寻找心理性的时机。”“只有拟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才有可能在战争中成功。”而要制定这样的计划，那只有不停歇地思考。有一次，他向罗德黑尔泄露了这个成功的秘密。他说：“如果说，看来我经常对一切都胸有成竹，那是因为我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早就考虑很久了；我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几乎都是预先作过考虑的。我能够在别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知道自己说什么话和采取什么行动。这完全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天才对我突然启示。我总是在工作：吃饭的时候在工作，看戏的时候在工作，夜里醒来也在工作。”克劳塞维茨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是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

以上这些可贵思想，特别是现代和当代国内外涉及文化军事战略的理论成果(后面还将谈到)，都是我们从事文化军事战略研究的既得基础。马克思主义军事家关于文化军事战略的科学论述，更丰富、更精辟，应当成为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直接的理论依据。研究文化军事战略学，还要运用历史的方法。也就是要通过考察军事历史研究文化军事战略。军人的文化军事总是同军人的活动特别是战争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而每一次军事行动，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也总是伴随着军人的各种各样的思考。因此，军事活动的历史，同时也是文化军事战略的历史。在军事实践活动中，正是文化军事不断揭示着关于战争运动和变化的规律，指导人们夺取战争、战役或战斗的胜利。这些战争、战役或战斗，进而在新的基础上给军事文化提出新的要求。在这发展了的军事文化所影响下的军事实践，无论是其规模、速度，还是方式、方法，都较之以前有了新的内容，而这些新的实践内容反过来对军人的文化军事又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推动着军人的文化军事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因此，在考察文化军事战略的历史的过程中，军事文化的全部历史过程和组成全部历史的每一阶段对我们来说都同样重要。因为，只有弄清文化军事战略的全部历史，才能总结概括出军事文化的基本方式、主要特点和总的规律。同样，也只有弄清文化军事战略的每一阶段的历史，才能为文化军事战略全部历史的研究提供切实可靠、全面丰富的材料，从而保证使文化军事战略基本规律得以准确、深刻的概括。而且，也只有在各个阶段的比较中，才能发现文化军事战略的历史进程，确定某一文化军事方式的历史地位、客观价值，亦即它的进步性和科学性程度。军事历史向来是军事家研究战争的实验室，同样也是研究文化军事战略的实验室。纵观自古以来的战争经验，不难发现所有杰出的军事将领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方面继承了前人成功的文化军事经验，另一方面又补充发展了前人的文化军事。拿破仑有一个著名的思想，认为：对于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蒂雷纳、尤金和腓特烈进行过的战例，要认真学习，反复钻研，并以他们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这是成为卓越军事将领和揭开战争艺术之谜的唯一手段。这样你的聪明才智就会得到启发，从而摈弃那些与伟大将领所坚持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军事原则。这是对研究文化军事战略发展历史重要意义的精辟概括。只要我们能够揭示出文化军事战略的这种历史的继承关系，就一定能够发现文化军事战略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

正是以上这个原因，我们在进行历史分析时，必须注意运用个例分析法。所谓个例分析法，就是通过剖析一些典型的事例，分析军人在特定条件下的文化军事特点，进而发现军事文化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注重分析一些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的军事生涯，从中找出军事指挥员应当具有的文化军事品质、文化军事特点和文化军事方法；二是要注意典型战例分析，对于那些能够反映战争全貌和某一侧面的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战例进行分析，总结其胜败的文化军事原因，为文化军事提供参考。在整个军事历史上，有不少著名的军事将领，依靠科学的文化军事，指挥了各种各样的战役或战斗，取得了辉煌战绩，这是我们研究文化军事战略的宝贵财富。中国著名军事指挥家刘伯承元帅就是一个光辉典范。刘伯承元帅智多识广，满腹韬略，在作战指挥上充分显示出兵法家和谋略家的非凡才能，在几十年军事生涯中，指挥部队勇挫强敌，屡建战功。他不仅以骁勇威震四方，尤其以战法多变，用兵出奇，使敌人望而生畏，闻风丧胆，成了中外著名的常胜将军。刘帅善于“造势”，以谋动敌。他常说，同强大的敌人作战，要像蛇盘老鼠一样，盘软了再吃，也就是要调动敌人，促其向不利态势转化。而为了调动敌人，就需“诡诈”之道。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采取大兵团滚进战术，妄图以此摆脱不利态势。可是，在刘帅的运筹之下，敌人的企图始终没有得逞。定陶战役，敌人以十四个整编师，三十二个旅共三十万之众，东西对进，形成钳形攻势，妄图在冀鲁豫交界地区寻歼中国军事主力。刘帅同邓小平同志一起选准了骄横跋扈的整编第三师，采取放开城镇，大步北撤的办法，向敌人“示弱”，诱敌深入。敌师长赵锡田得意忘形，孤军冒进，完全坠入刘帅圈套，仅仅五天时间就被全歼。刘帅还特别擅长机动。他一贯强调“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要求部队不要怕行军，认为行军也是战斗。他还经常引用苏沃洛夫的名言：“脚才是胜利的基本条件，手是辅助的”。他经常告诫部属，战法无非奇正虚实，要注意“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刘帅亲自指挥的几十个著名战役，都体现了他的机动谋略思想。以至日军感到“神出鬼没”，蒋介石的高级将领更觉“莫测高深”。拿破仑的名字是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大陆上的一系列重大战役联系在一起的。在几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流血厮杀中，拿破仑凭借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提供的客观条件和物质手段，以及他的超人的文化军事能力，创造了一系列在资产阶级军事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卓越范例，并且将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术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新的战略战术，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在土伦战役中，拿破仑第一次显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丰富的想象力，竟然使早已定下来的重大战役行动计划得到改变，从而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军官一跃成为众人刮目的风云人物。当时担任围攻部队炮兵指挥官的杜纪尔将军，在战后给巴黎陆军部的报告中曾不无夸张地写道：“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向你们形容波拿巴的功劳。他的知识非常丰富，智力相当发达……”

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法军以损失一万二千人的较小代价，赢得了俄奥联军损失二万七千人和一百五十五门火炮的巨大胜利。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拿破仑准确地判断了敌人的情况，充分发扬了法军的长处；为了诱使联军早日进行决战，他大胆地采取了一系列欺骗措施，故意做出软弱退缩的姿态，暗示自己有害怕交通线被切断的忧虑，甚至主动撤离有利阵地，以掩饰自己的企图，从而使得敌人在判断上发生了一连串的错误；接着他又迅速地洞察了联军的失算，敏锐地抓住实施反击的战机。正是这一战役，使拿破仑赢得了欧洲第一名将的荣誉。在拿破仑指挥取得洛迪战役胜利后，一位年老的匈牙利军官曾在俘虏营里说过：“跟我们交战的是一位年轻的将军，他总是时而在我们前面，时而在我们后面，时而又在我们两侧，而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什么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样配置我们的兵力才好。在战争中这种作战方法是受不了的，它违反一切常规。”这既是对拿破仑指挥艺术的最高赞誉，也是对拿破仑文化军事的灵活性和创造性的生动描述。同样，在战争史上，“谋然后胜”的战例比比皆是。公元前700年，楚王利用不带武器的拾柴人去引诱绞兵，使绞兵中埋伏而大败。战国时，孙膑用减灶法，纵庞涓盲目冒进，一举歼其于马陵之地。公元前260年，秦国使离间之计，诱使赵国换掉久经沙场、经验丰富、威震三军的老将廉颇，而任用有勇无谋的赵括为将，结果赵军四十万人被擒。西汉时，刘邦为了坚守荥阳，实现持久战略，遂派韩信领兵攻魏。韩信侦知魏军部署后，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使魏王豹仓皇迎战，兵败被俘。在一次遭遇战中，汉将李广率一百多人和匈奴数万大军对峙，为了给敌人造成李广之部是诱兵之计的错觉，李广命部下前进于距敌人只两里地处下马卸鞍，迫使敌人害怕中伏而慌忙撤走，李广带骑兵顺利返回大本营。公元208年，雄心勃勃的曹操大军南下，一路横扫千军，势如破竹，直达长江北岸，跟南岸吴军隔江相对。相传吴将周瑜和黄盖使用苦肉计，派谋将说服曹军把战船联结起来，然后导演了一场火烧赤壁的活剧，大败曹军……

在现代战争史上，更不乏用谋略战胜敌手的战例。1943年4月，盟军高级指挥官决定实施“肉馅”行动，他们把身藏“绝密文件”的“马丁少校”送给德军，从而动摇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决心，使其产生错误或错觉，真正达到了克敌制胜的目的。1943年1月，美、英盟军决定进攻西西里岛。由于该岛系地中海要冲，德、意军派重兵把守。总兵力共十三个师，计三十六万人，另有飞机一千四百架。面对这样强大的守军，联军不得不采用谋略来调动敌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肉馅”行动——让尸体送给敌人一个假情报。英国情报机关找到一具死于肺炎、肺中有积水的男尸。这样，即使敌人解剖尸体，也会相信是在海上溺死的。他们给死者命了名：“联合作战司令部参谋，皇家海军上尉(代理少校)威廉·马丁，09560号”。为了说明他刚刚订婚，情报部门还给马丁身上装了一张向一家珠宝商店赊购订婚戒指的账单，并特意安排一个女秘书给尸体写了两封情书。他们还伪造了马丁父亲和家庭律师的信件。所有的信件都仔细签署了日期，而且每封信都证实了其他信中提到的细节。就连尸体的腐烂程度也在考虑之中，设法使他生前签名的收据存根日期与之相吻合。为了使敌人相信联军的确在准备进攻西西里岛，但只是作为进攻撒丁岛和希腊的掩护，情报部门在尸体公文包里装上了巴顿将军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亲笔信，信上谈到两国联合作战的问题。公文包里还有英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写给艾森豪威尔手下指挥官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的信。信上说，为了迷惑敌人，打算利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来掩护对希腊的登陆作战。最后还给敌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就是由巴顿将军出面，亲自给地中海舰队总司令、海军元帅安德鲁·卡宁汉写信，证明携带如此重要文件的马丁少校的身份。信上说：马丁是应用登陆艇的专家，“他起初总是沉默腼腆，但他确实有两下子。他在迪埃普对事态的可能趋势比我们当中一些人预料的更为准确，而且对在苏格兰搞的新式大船和设备做试验时，他也一直表现很好。恳请一俟攻击结束，就立即把他还给我。”巴顿在信中还暗示攻击目标是撒丁岛，说是“他可以带些沙丁鱼回来”。这封信也由马丁“携带”。一切准备就绪，1943年4月19日下午6点，这个“肉馅”行动开始实施，4月30日，载着马丁尸体的潜水艇靠近亲德国的西班牙韦尔瓦沿海，将尸体推向海岸。当马丁少校的尸体被发现后，为了使敌人信以为真，英国驻马德里的海军武官希尔加斯指示英驻韦尔瓦副领事，要注意确保公文包的安全，并小心谨慎地坚持不断向西班牙人施加压力，要求归还公文包。与此同时，在伦敦，海军部公证司伤亡处，把“皇家海军陆战队临时上尉(代理少校)威廉·马丁”的名字与1943年4月29日至30日阵亡的其他死者名字一同公布。6月4日，《泰晤士报》公布的阵亡名单也包括了马丁少校。紧接着，在西班牙的韦尔瓦，英国副领事正式按军事礼仪为马丁少校安葬，还让他的“未婚妻”送来了花圈，并在墓前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一切都像真的一样，以至德军谍报局不得不立即向柏林报告，甚至他们自己还搞了一个小骗局，装着不知道公文包中秘密文件的样子，把信和文件拍照后按原样小心翼翼地放回公文包。但德国统帅部却秘密地将西西里岛的一部分兵力、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器材调往希腊，甚至连陆军元帅隆美尔的大本营也搬到了希腊。结果，1943年7月9日至10日，联军在西西里岛的东南方登陆，顺利地攻占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只要我们认真分析战争史上这种种个例，就一定会从中认识军事文化的本质，揭示文化军事的规律。中外战争史上有不少计谋鲜明地体现了剥削阶级军队的阶级实质。例如，春秋时，郑武公不惜牺牲骨肉，枉杀谋臣，制造与敌友好假象而打败胡国。公元前209年，冒顿把美女(和千里马)送给东湖，纵敌骄横、麻痹，然后突然起兵，灭亡了东湖。这样的计谋，无产阶级军队是绝对不能采用的。但类似的个例也不能忽视。因为研究它，有助于了解剥削阶级的文化军事战略特点，提出相应的对策；同时，这类个例经过批判以后，也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就拿郑武公和冒顿来说，他们考虑到用欺骗的手段麻痹敌人，这又反映了文化军事战略的共同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应当运用现实的和实验的方法研究文化军事战略。所谓现实方法，是一种对现实存在进行考察，从而抽象出军事文化一般规律的方法。它主要包括调查法、情报分析法和观察法。调查法，是通过搜集有关资料，了解军事文化活动的一种方法，其中包括问卷法和谈话法等等。所谓问卷法，就是通过填写事先拟定好的表格、问题等形式来研究军事文化。这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获得范围广泛的材料，我们可以运用“大数规律”确定材料的文化军事学意义。所谓谈话法，则是运用谈话的方式来研究交谈者文化军事活动的一种方法。如果能使交谈者处在无拘无束和轻松愉快的条件下，往往会使我们对事先确定的谈话主题，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资料。谈话当然也可以采取集体座谈的形式，发言者既可以讲自己，也可以介绍和评论他的指挥员和战友的文化军事活动状况。情报分析法。是指在搜集关于敌方活动情报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并由此探测敌方的军事决策意向，考察导致这种意向的文化军事方式和特点。观察法。是在不改变对象客观状态的情况下，用感觉器官或仪器收集观察客体的某些现象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目的在于根据军人的自然活动过程中的各种行为，明确判定军人在某种条件下的客观文化军事过程。通过这种观察，不仅可以搜集军事文化的感性事实材料，为探索、抽象军事文化的共同本质和规律打下基础；而且，通过观察，还可以检验我们对军事文化某一特点的概括的科学程度，推翻或证明某种关于军事文化的理性判断，从而推动文化军事战略研究的发展。观察法不是万能的。由于观察是在不干预观察对象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客观对象没有表露出来的本质，就很难用观察方法认识。因此，我们还必须借助于实验方法来完成对文化军事战略全过程的认识。实验方法，是通过军事演习，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计划，利用实物或模拟手段，在人为控制和变革战场境况的条件下，因而也就是在干预军事文化环境的条件下，获取科学事实的一种研究方法。与观察方法相比，它的最突出特点，是人为地创设军事文化的特殊背景、特殊矛盾和特殊课题，具有更强的计划性和目的性，能为我们研究军事文化的本质提供更典型、更精确的感性事实材料，更有利于发现军人的文化军事机制和文化军事规律。刚才讲到的实验是一种先行性、探索性的实践，而运用模拟手段的实验即是先行性模拟实践；至于运用模拟手段、达成某种熟练和熟习目的的训练，当然也是一种模拟实践。美国陆军自1993年开始组织的面向21世纪的“路易斯安娜演习”以及其他类似的实践，则是一种联结或不联结野外演习的虚拟实践。虚拟实践是凭借分布式交互仿真(DIS)等综合仿真技术实现的模拟实践的最新发展。虚拟实践既可以是一种训练，更可以是一种实验，而且由于采用最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手段，不仅大大提高了模拟逼真的程度，还具有其他许多优点。有关内容，下面还将作进一步说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军事领域虚拟实践的过程当然也是文化军事战略活动和军事文化能力培养的过程，可以说它是军事领域前瞻文化军事和创造性文化军事的一种直接的实践基础。因此，对于这种虚拟实践内容的考察，无疑为文化军事战略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

自省法也是研究文化军事战略的一种方法。自省法也叫内观法、主观法、内省法或反省法。它通过回忆、思考自己的文化军事活动的历史过程，研究军事文化。如果说人类文化军事的研究是对人类认识活动及其历史的反思，那么，我们每个人对自己认识活动及历史的考察，就是对自己的反思，或自省。自省法同其他方法相比，优点在于它能够更细致、更直接地反映主体文化军事的过程，从而帮助我们在同其他途径考察结果的比较鉴别中发现文化军事的规律。在研究文化军事战略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军人对自己文化军事的系统的科学反思还只是刚刚开始，创造性的劳动必然需要更为丰富的智慧。但我们高兴地看到，道路已经开辟，航船已经升帆。只要我们能够运用科学方法，加上我们越来越多的有志者的百倍努力，已经升帆的这艘航船就会迅速起航，顺利到达科学海洋的彼岸。一门崭新的学科——文化军事战略学，就会在中国当代人的手中建成。

第七节 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文化军事战略，作为研究人类文化军事机制和规律的一门科学，对于改进人的文化军事素质，确立科学的文化军事方式，提高文化军事效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随着人类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文化军事战略的进步，将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革命。军人，是生活在特殊环境中的人。特别是战争条件下的军人，其文化军事过程最典型、最简捷、最迅速地体现了人的文化军事方式和文化军事特点。战争既是物质的较量，也是智慧的较量，而且后者是更高层次的较量。在军事历史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每个军人，特别是军事指挥员文化军事的统一性和差异性、科学性和非科学性交织在一起，在战争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动人的活剧。文化军事使战争一方守必固、攻必克，付出较小代价而换取巨大胜利；非文化军事使另一方或者受人摆布、被动挨打，或者一步步走进自己为自己建造的坟墓，也就是自己打败自己。因此，认真总结文化军事战略的经验教训，研究军事文化的一般规律，探索军事文化的方式方法，不仅对于发展一般文化军事战略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提高中国军事指战员的文化军事能力，建设一支能文化军事的现代化人民军队，为未来反侵略战争做好准备，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它必须依据客观存在的一定领域内的事物为自己确定的现实基础，去揭示这一领域事物所特有的内在机制及其发展规律。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领域是什么？它的边界应当怎样确定？这门科学应当研究哪些问题呢？

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对象。文化军事战略学，顾名思义，它是研究军事文化的一门学问。是关于军事文化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文化军事战略学研究的领域首先在于军人。它不是一般地考察人的文化军事机制及其规律，而是具体地考察人在服役过程中，特别是在战争条件下的文化军事机制及其规律的。其次在于文化军事。军人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观精神活动，一类是客观物质活动。二者的关系是客观决定主观，主观见之于客观。所以，我们在考察军人的主观精神活动时，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分析军人的客观物质活动，去揭示起指导作用的主观精神活动规律。但目的却是明确的，即研究军事文化的机制及其规律，而不是客观物质活动本身。这里有人会问，这样一个对象，是否只有文化军事战略学才去研究呢？当然不是。由于人们往往依据不同的标准去确定各种系统的边界，因而同一事物经常可以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内成为多种学科的研究对象。军人的文化军事也不例外。它首先是一般文化军事学的研究对象。关于人类的文化军事机制及其规律的科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般文化军事学。军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军事的一个部分、一个侧面或一种特殊表现，当然包括在这个总体文化军事战略的研究对象之中。它也是军事哲学，特别是军事认识论的研究对象。军事哲学(或军事辩证法)，作为研究军事力量的使用和建设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其主旨所在，就是要人们正确地思考军事力量各要素(或子系统)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实现军事力量使用和建设总系统的整体最优。事实上，中外许多优秀军事哲学著作，无不以军事文化的辩证法为其主要研究内容，从而为人们正确地理解和处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和平、战争中的人与物、进攻与防御等辩证关系，不同程度地提供了科学的文化军事方法。至于军事认识论的对象同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对象更是密切相关。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军事认识论为例，它所揭示的军事实践对军事文化的决定作用，军人对军事实践的认识的产生和发展，军事文化对军事实践的反作用等重要原理，无一不是以文化军事战略为重要内容的。文化军事战略还是军事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军事心理学作为研究人在服役条件下的心理，以及军人集体心理特点的一门科学，它不但要研究军人活动中的感觉、知觉和注意，为提高军人正确感觉周围事物的属性的能力，提高军人对事物总和的分析力，强化军人意识对特定注意对象的指向性提供科学依据。也不但要研究军人的表象、记忆，以及军人的情感和意志，以利于培养军人形象地再现物体和现象的能力，增强对感知或体验过的事物的意识特性，丰富军人创造新形象的能力，加强军人情感的控制力，以及有效地调节自己的行为，动员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能力。而且必须研究军人的文化军事特性及其规律，为提高军事文化的深度、文化军事的灵活性、文化军事的广度、文化军事的速度和文化军事的目的性创造条件。从而完整地在理论上再现军人的心理过程。至于研究如何把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同军人的文化军事结合起来，实现这两种逻辑上的军事应用，更是以军人的文化军事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可见，作为开放在军营里特别是战场上的这朵地球上的最美花朵——文化军事战略，由于它涉及从物质到精神，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应用等十分广泛的领域，必然是一个多学科共同研究的科学对象。这是否意味着没有必要建立一门专门研究军事文化的科学——文化军事战略学呢？不是。从理论上来说，一个科学对象并不因为它曾经或正在被多种学科研究，就说它在总体上或每一方面都考察无遗了。正是这个原因，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心理学、神经生理学、逻辑学等多种学科已经分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面考察了人的文化军事现象，但钱学森同志仍然认为有必要建立独立的文化军事战略，并把它看成是八大科学部门之一。文化军事战略学也同样如此，尽管它不并立于上述部门之列。

以上各门科学对军事文化的考察，并不能代替文化军事战略学。一般文化军事战略不能代替文化军事战略学。一般文化军事战略是研究整个人类文化军事机制及其规律的科学，从本质上来说必然具有抽象性和深刻性的特点。而作为反映军事文化机制及其规律的文化军事战略学，虽然其基本精神已经包含在一般文化军事学中，但由于它同客观对象更接近，所以，它所揭示的发展规律必然比一般文化军事学的规律更实在，更具体，更生动。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军事哲学对军事文化的研究也不能代替文化军事战略学。诚然，军事哲学同其他学科相比，它同文化军事战略学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主要因为作为军事哲学的基本问题，正是军事实践同文化军事战略的关系问题。这同样是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内容。但是，二者之间的区别也还是明显的。军事哲学只考察军事实践同文化军事战略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并不研究或不详细研究军事文化的具体方式和特点以及科学方法等具体问题。文化军事战略学则不同，它以军事文化的具体过程为直接对象，主要任务就是在于揭示军事文化的主要特点和基本方式，确定影响军事文化的各种因素，为军事文化的训练和培养建立现实模型，提供科学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军事哲学是研究军事文化的更高层次的基础学科，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性质，而文化军事战略学则是专门研究军事文化特殊规律的具体科学，因而具有应用科学的性质和特点。应用科学的内容，当然是基础学科或一般研究方法所不能代替的。军事心理学对军事文化的研究也不能代替文化军事战略学。军事心理学是把军事文化作为军人心理的一个特殊部分去认识，以便探讨军人心理活动的全貌。文化军事战略学则不同，它把军事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对象来考察，因此它所研究的问题，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出了文化军事的心理学范围。至于对军事领域中的一个个的具体实例，进行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分析，这种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更不能代替文化军事战略学。因为，严格说来，那还算不上一门完整的科学。进一步说，即便是建立起了军事逻辑学(包括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那也只是文化军事战略学的一部分内容或一个分支，而不可能完全代替文化军事战略学。一般说来，形式逻辑并不强调探讨文化军事本质，只注重研究文化军事形式和结构，而文化军事战略学则是全面研究文化军事的，包括文化军事的本质及文化军事的形式、方法和方式。文化军事战略学研究军人的一切文化军事规律(逻辑的、形象的、社会的、灵感的)，而逻辑学只研究逻辑文化军事规律。文化军事战略学全面研究文化军事战略的方法，而逻辑学侧重研究文化军事的逻辑方法(如归纳、演绎等)。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虽然军人的文化军事可以作为多种学科的研究对象，但这些学科并不能代替文化军事战略学。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作为专门研究军事文化的科学——文化军事战略学，有着区别于其他学科对军事文化研究的重要特点。整体性。它不限于从某一局部、某一方面去考察军人的文化军事，而是对文化军事战略的产生、发展以及文化军事战略体系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综合考察。具体性。它不是停留在对普通文化军事的一般概括上，而是依据军事实践自身的历史和现状，具体揭示文化军事战略的内部机制、发展规律和应用方法。实践性。由于文化军事战略学的具体性特点，决定了它的实践性特点。它比任何一门基础科学对军事文化的研究，都更能被应用于军事实践，更能直接帮助军人提高文化军事水平，顺利地达到预定的军事目的。

文化军事战略学的内容。正是文化军事战略学基于军事文化研究的上述特殊性，决定文化军事战略学作为一门科学，有着区别于其他任何一门相关学科的特殊内容。但是，决不能把这种“特殊性”夸大为“封闭性”。文化军事战略学不但不能摆脱相关学科，而且必须得到它们的支持以至于指导。因此在研究内容上，二者之间必然有一定程度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特别是文化军事战略学作为起步和初创阶段的新学科，它的内容的确定性更不可能很快得到十分合理的规定)。按照这种理解，我们认为，文化军事战略学应包括如下基本内容。文化军事战略学要研究文化军事战略以及关于文化军事战略的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军事战略是军人在军事实践中的一种文化军事活动，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同军事实践的产生和发展密不可分的。因此，研究这种历史联系，阐明军事实践如何决定文化军事战略，文化军事战略如何能动地反映军事实践，揭示文化军事战略科学建立的实践基础和科学基础，便是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文化军事战略学一旦建立，就要全面总结军事文化活动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使之上升为系统的科学的规律性认识。但是这种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我们知道，军事文化不仅需要语言作为它的物质担当者，而且它作为军人精神活动的一个部分，必然受到军人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些复杂的关系，便无法真正弄清军事文化的内在机制。所以，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揭示文化军事战略的主要特点和基本方式，阐明文化军事战略的科学方法，同时还要探讨文化军事战略与军人的情感、意志以及语言的辩证关系。文化军事战略学作为一种科学，它的唯一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即指导军人在指挥作战、实施战斗任务或进行其他军事活动中，正确地思考问题，恰当地、创造性地处置矛盾。但如何实现上述指导作用，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当然，军人一旦进入军事实践，就同时开始了文化军事战略活动，总是要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文化军事能力。从根本上说，军人要获得和提高文化军事的能力(包括把文化军事战略学理论转化为实际的能力)，必须通过现实的军事实践。但是为了缩短它的过程，加强它的效果，又必须预先有必要的、充分的准备(即学习、实习或实验性的实践)，自觉地形成善于研究和运用文化军事战略知识的习惯和修养。由此决定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第三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讨论军事文化军事能力的训练和培养问题。以上几点，就是文化军事战略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文化军事战略》的基本逻辑。

第八节 文化军事战略学的实践基础与科学根据

文化军事战略学，是以客观存在的军事实践为直接研究对象的，研究在军事实践中军人的文化军事机制及其规律。军事实践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随着社会的前进而不断发展。今天的军事实践有着许多不同于历史上军事实践的特点，集中到一点，就是对军事文化的科学性要求更高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军事文化的机制和规律进行研究，确定军事文化的基本方式和基本要求，以便在当代军事实践中，在任何具体的条件下，提高文化军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在军事哲学、军事科学、科学方法学、脑科学、神经生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迅速发展的今天，是一件完全可以办得到的事情。

军事实践的一般概念。军事实践，是国家和军队准备和进行战争的客观活动，是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平时的军事实践，包括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军事科学研究等。而战时军事实践，则是运用武装力量打击、摧毁敌对一方的武装力量(包括消灭敌人)并达到战争、战役和战斗的预定目的的活动。军事实践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在人类产生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存在军事实践，只是当生产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了军事实践，并逐步从生产实践中分化出来。我们知道，生产实践，是处理人类社会同自然界关系的活动。它是人类赖以产生的内在根据以及存在和发展的第一基础，因而也是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根本力量。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简陋，人们的生产经验有限，劳动技能很低，因此，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人类社会的历史被揭开序幕以后，大约在三四百万年的过程中，人类只是学会了制造石器，发现和使用了火，发明了弓箭，发明了原始畜牧业和农业，经过金石并用时期过渡到金属工具时代的发轫期。与这种低下的劳动生产力相适应，每一个氏族公社成员必须把微弱的力量汇集起来，才能有效地跟大自然进行斗争。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制生产关系。“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在这种制度中，没有军队、宪兵、警察、监狱等暴力工具；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等统治者；当然也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这种质朴美妙的制度注定是要灭亡的。因为它是建立在生产极不发达基础之上的，一旦公社内部的生产力有了发展，与原始公社这种狭窄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冲突，就会导致原始社会内部的深刻变革和最后导致原始社会的解体。当石器向金属工具过渡，特别是向铁器过渡以后，生产力水平迅速高涨，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发展和交换的发生，这时，原始公有制的逐渐衰落、灭亡和私有制的产生就成为必然的了。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形成，战争就成了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形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最初有了战争，或者说有了军事实践，并不等于说军事实践就已经从实践中分化出来了。因为，最早从事军事实践的主体全部是由生产实践的主体“兼任”的，他们以生产实践为本，战争过后又重新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所以，严格说来，军事实践同生产实践的分化，其主要标志应该是比较经常地或专门执行作战任务的集团——军队的建立。军队的建立是一个过程。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没有阶级、国家，也没有作为暴力工具的军队。当时存在的只是“氏族、胞族和部落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只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仅形成了私有制和阶级，而且出现了奴隶制国家，以后才从氏族的“自动的”军事组织中逐渐分离出了为奴隶主贵族利益服务的常备武装队伍。军队产生以后，使服役的一部分人完全脱离了生产实践，他们运用手中的武器，直接对其他民族和国家进行掠夺性进攻，或对本民族、国家内部的起义进行讨伐，从而使军事活动成了经常发生的事情。这就标志着军事实践已经从生产实践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实践活动。然而从奴隶社会以来，直到现代的历史发展中，给有关国家人民乃至全人类造成灾难的镇压人民力量的反革命战争、侵略战争、剥削阶级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其他战争或武装暴力活动，必然引起人民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反抗侵略的战争以及其他维护人民利益和国际安全、和平的战争或军事行动。这就是非正义战争(军事行动)和正义战争(军事行动)的对立。任何战争都根源于不同阶级、民族、国家或其他社会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或其他重大利益的根本对立，同时在本质上又是作为交战双方经济利益集中表现的不同政治的继续。与其他社会现象相比，战争现象有它自己的特点，这就是流动性、更多的不确实性和对抗行动的暴烈性，等等。任何战争都要对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社会心理产生复杂的、巨大的影响。但总的说来，正义战争起着为历史前进开辟道路的作用，非正义战争则起着阻碍和破坏历史发展的作用。战争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战争也必将随着私有制在全世界的消灭而消灭。研究军事实践和战争的历史发展、本质、特点和社会作用，是研究文化军事战略的一个基本条件。从方法论上来说，文化军事战略学观察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本身，而要从社会历史的宏观背景上，从战争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联系上，揭示文化军事战略的特殊矛盾。

文化军事战略理论的发展是同军事实践紧密相联的。有什么样的军事实践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军事战略，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军事战略理论。文化军事战略学，是文化军事战略理论观点的系统化。因此，文化军事战略学的建立最终还是依赖于军事实践的发展。古代由于金属武器装备比较简单，作战方式单一，作战规模狭小，推进速度缓慢，所以对军事文化的要求不高。近代情况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实现了火药兵器的广泛使用与工业革命和工业时代前期技术成果的结合，但就军事和战争的全貌而言，尚未出现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军事文化的科学性问题虽已提上议事日程，但还没有受到普遍的、充分的关注。现代军事和战争则大不相同。先是凭借机械化武器装备效能的充分发挥，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而且战争已经形成立体结构，作战方式也多种多样，文化军事战略的科学化已经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接着伴随信息化军事革命的酝酿、启动和展开，战争又朝着高技术化和可控化的方向发展，对军人智能和文化军事的更高要求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军事建设的重大课题。而这样一种文化军事能力的获得，除去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感性知识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自觉地学习文化军事战略的科学理论。这就很自然地要求建立一门文化军事战略科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军事战略学研究的一系列成果，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古代军事实践及其对文化军事的要求。古代的军事实践，是以金属兵器的使用为主要标志的实践。经济和政治决定战争的基本面貌。而决定战争实践水平的最直接的要素有两个，即从事战争的人的素质及其所使用的武器的效能。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所指出过的：“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然而，在人和武器两方面，古代的军事水平都还处于很低的阶段。

就作战手段来说，尽管当时中国已经逐步发明和使用了以金属兵器为主的十八般兵器(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戈、戟、牌、棒、枪、扒)。但就其性能来看，基本上只适用于近战杀伤。也可以说，在这种武器水平下，军人只是利用物体传递自己的体力去实现杀伤对方的目的，这应当是我们考察古代战争和古代文化军事战略的一个最切近的出发点。古代由于兵器简单，作战方式也就十分单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当时广泛采用的战法，就是密集方阵对抗战术，作战时采取全正面攻击。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对于军人的文化军事要求不高。总的来看，正如军事思想家J.F.C.富勒所说的：在古希腊，“人群的领袖是最勇敢的人，而不是最聪明的人；足以支配战斗的不是他们的技巧，而是他们以身作则的勇气。战斗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决斗为主，而不是头脑与头脑之间的决斗”。在古代，战争情况并不复杂，再加上整个人类科学文化不发达的社会背景，因而也就决定了文化军事战略的直观性、形象性和经验性。在作战中，由于兵器简陋，兵种单调，空间狭窄，战争规模小，“将军立马刮目”就能够洞察整个战场，他们往往是通过自己的现场观察和经验，进行思考、决策。高层次的、全局性的宏观谋略自然要复杂得多，但大体上并没有突破经验和指挥文化军事的水平。在军事理论研究中，即使是一些最优秀的军事著作，也偏重于通过记述和描述，直接引出作战经验或原则，而缺乏严格的逻辑论证。它们在思考和表述军事理论和原则时，借用的文化军事工具——哲学和科学，都是带有直观性的。当时人们对自然的直观也直接影响到文化军事战略，使文化军事战略的形象性很突出。在《孙子》这一伟大的古代兵书中，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来思考和表达的。前面我们讲过，它用水的流动及其规律来说明用兵作战的道理。又例如在讲到进攻的军队必须形成一种锐不可当的态势时，用“激水之疾，至于漂石”，“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来形容。类似的例证简直是举不胜举。在《孙子》一类的优秀著作和当时许多杰出将领的作战指挥中，与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相结合的朴素的辩证文化军事都显得相当活跃，但它仍然具有直观性，而没有上升到以科学理论为支柱的自觉的科学形态。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尽管不少军事家已经注意到了谋略和智慧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而且已经有了某些朴素的、片断的文化军事战略方面的观点，但由于各门具体的军事科学都还没有形成，因而文化军事战略科学的建立更不可能列入议事日程。

近代军事实践及其对文化军事的要求。军事史上的近代概念，大体上包括火器被广泛应用于军队作战并居于主导地位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段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军事实践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首先表现在，武器装备有了较大改进。火药的发明，使军事历史诞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火药和火器这种纯技术的进步，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革命。当中国火药传入西方后，17世纪末，西方发明了燧发枪机和便于使用的子弹，从而提高了射速，结束了火器和冷兵器交互使用的时期。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工业革命和工业时代前期的科技成果，出现了许多对军事有重大影响的发明创造和新式武器。1883年，美国的马克沁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挺实用机枪，20世纪初又出现了轻机枪。1876年，美国的贝尔发明了电话机，1885年，出现了内燃机车辆，使军队机动能力有了新的发展前景。1898—1904年，俄国的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报，使作战指挥手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190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1904年，出现了迫击炮，增强了弹道的弯曲度，使遮蔽物后的人员也受到威胁。1915年，英国人试制成功了坦克，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投入使用。由于大量新式武器的产生和应用，作战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最早伴随火器应用而出现的就是线式战术。这种战术的战斗队形是浅纵深、宽正面的线状横队。其优点在于，便于发挥火枪火力。但缺陷也是明显的，由于纵深极浅，十分容易被突破；由于正面过宽，翼侧遭到攻击时又难以相互救应，而且很难实施机动作战。到美国革命初期，起义者们创立了散兵群战术，这种三五成群，彼此疏开的战斗队形，有效地抵挡住线式队形。到拿破仑时期，散兵群式逐步发展成为散兵线与纵队相结合的队形，这种队形不仅能够在复杂地形上进行兵力机动，而且还可以集中兵力对力量均等的线式横队上的任何一点实施突击，或者从翼侧迂回攻击敌军。到19世纪40年代，由于线膛火炮和连发火器的相继出现，火力密度显著增大，使散兵线后的纵队无法作战，于是就取消了纵队队形，出现了散兵线战术。这种战术能在密集火力下，在各种地形各类战斗中进行战斗，并将火力与突击、机动密切结合起来，能灵活地机动兵力和实施追击。到美国内战时期，随着武器装备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充分发挥个人的射击技术和主动精神，彼此疏开的队形最终确立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大量新式武器的出现及运用，提高了军队的火力和突击力，为适应作战需要又出现了集群式散兵战术。这种战术把步兵分成许多小的集群，形成散兵线，一个波次一个波次地尾随炮兵火力和随伴的迫击炮火力，对敌人实施冲击。从而有效地保障了空间上的集中兵力和时间上的分散兵力。

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智慧因素在各种战术的产生、应用以及军事理论研究中，显示着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欧洲中世纪的完结，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进步也为文化军事战略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研究，突出了公理文化军事的作用。其代表人物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法国的拿破仑、瑞士的若米尼和德国的克劳塞维茨等。当时的自然科学已经不满足于古代直观式的文化军事，更不能容忍中世纪的愚昧和迷信，而要借助于逻辑推理。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公理、定理、公式等形式揭示自然界某些领域的规律。当时的哲学著作的表述也加强了论证性。这对文化军事战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克劳塞维茨在谈到战略上集中兵力的原则时说：“战争是方向相反的两个力量的碰撞，从这里自然会得出结论：较强的一方不但可以抵消对方的力量，而且还可以迫使对方作反方向的运动。因此，在战争中根本不允许陆续(逐次)发挥力量的作用，同时使用规定用于一次碰撞的全部力量必须看做是基本法则。”集中兵力本来是一个古老的原则，可是当克劳塞维茨用当时力学上的知识和文化军事方法对这一原则进行重新思考时，便对这个原则的认识更加明确和深化。类似的例子在当时的军事领域中还有很多，例如，拿破仑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军队的力量与力学中的动力相似。是质量与速度的乘积”。很显然，这也是体现了力学对军事领域中公理文化军事的影响。而且类似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1914—1915年，英国著名军事运筹学家兰彻斯特用数学上的微分法对当时集中兵力的情况进行分析，创立了著名的兰氏战斗平方律，即：战斗力=(参战单位总数)2×单位战斗效率。这一公式与克劳塞维茨讲的“两个力量的碰撞”相比，具有定量性和严密性。若米尼进行文化军事战略的一个突出的习惯就是“假设法”。他认为，“遇事要解决，必先做假设”。他的《战争艺术》概论，在论述问题中提出了大量的假设，仅《退却和追击》一节，从时间和空间各个不同的角度就假设了19种情况。在指挥作战，思考战场情况时，若米尼也多用假设的文化军事方法。文化军事中的假设法，除了与当时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相联系外，主要是由军事领域的特点决定的。战争是充满了未知数的领域，战争情况有很大的不确实性，会出现多种可能性，而假设法，可以说是解开众多未知数的重要科学方法之一。近代文化军事战略除了突出公理文化军事之外，辩证文化军事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克劳塞维茨对军事的思考中。他在《战争论》中借助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从军事的概念中思辨地推出军事理论。与黑格尔哲学从“绝对观念”出发一样，克劳塞维茨从“绝对战争”的观念出发，并从这个概念推出一切结论。这虽然有很大的缺点，但由于克劳塞维茨实际上在许多方面突破了思辨哲学，运用了朴素唯物论，特别是自觉地运用了辩证文化军事，因而对军事现象的思考也比较深刻，得出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著名的结论以及其他理论成果，使他的军事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最重大的事件。它意味着人类对真理的探求和探求真理的文化军事方式实现了空前伟大的革命。这对于以后无产阶级以及其他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军事实践和文化军事战略，对于作为革命军事实践和文化军事战略结晶的军事哲学和军事科学，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是，总的看来，近代军事实践的水平还不是很高。空间范围基本上还是限于陆地作战；机动能力虽有较大提高，但推进速度不快；通信手段落后，反应迟缓；作战方法仍然不很复杂，战争前后和战争运动过程中变化不大。因此，对军事文化的时效性、灵活性、敏锐性等要求仍不很高。这是近代军事实践中没有产生出文化军事战略科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现代军事实践与文化军事战略学的建立。现代军事实践，大体上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段军事历史。它具有迥异于以往任何时期的许多内容。正是现代军事实践的不断发展，对文化军事战略学的建立提出了迫切的客观要求。考察现代军事实践需要特别关注也可以说是人类军事演化中的三个关键时期。这是一幅三“代”嬗变迭出而又交叉并存，并且带给人们的思考极为丰富、深刻的历史画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正式启动的机械化军事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此前，人类文明史已经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和垄断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或者说经历了农业时代、产业革命和工业时代的发展期，并且相应地经历了金属化军事革命和火药化军事革命。所有这一切作用于战争的结果，虽然不乏受到一定约束的战例，但总的说来，战争的实际走向是规模越来越大，伤亡和损失也越来越严重。而机械化军事革命相伴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共计死亡5120万人，军民死伤1亿人左右，直接财产损失4万多亿美元。应当说，规模和损失都推到了迄今为止现实战争的极端。机械化军事革命铸造了机械化军事形态和战争形态。这种军事和战争形态孕育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到了高峰，并延续到战后。它的直接科学技术基础，在于内燃机和电力能源的广泛的军事应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以及无线电通讯装备和雷达都已成为主战武器装备，形成了强大火力、立体机动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能力的结合。这次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是由一个军(兵)种为主，其他军(兵)种直接支援配合的合同作战。德军还首开空降作战的先例。此外，无线电干扰和反干扰的电子对抗即电子战也已出现。由于航空、潜艇和电子技术的应用，就作战空间而言，这种作战样式又表现为立体战。与合同战、立体战相适应，军队的组织结构逐步走向合成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机械化战争的主要特点是：通过立体行动保障地面战场纵深的推进扩张能力；军队和军事行动的组织指挥具有明显的系统性；战争的突然性增大，战争初期的重要性提高，战役战斗进程加快；在某些作战行动(如空降作战)中，“前后方”概念趋于模糊或有所改变。机械化战争的特点，除了传统意义的战争规模外，在以后的信息化战争中都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延伸。冷战时期。在美、苏对峙和争霸的政治格局中，军事变革表现为孕育和准备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核战争。这种战争无法付诸实施，然而核军备至今并未放弃，核武器则作为战略威慑力量继续存在，这种力量已成为该时期及其后常规战争的特殊背景条件。有的学者将这次军事变革称之为“半”军事革命。

信息化军事革命即新军事革命时期。这场军事革命以信息技术的军事应用为其直接物质基础。它依托成熟的机械化军事形态，通过改造和重构，实现新的信息化军事形态，并从而导致信息化战争这种高技术战争的基本形态。新军事革命孕育于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之后)，由美国率先正式启动，已经形成军事领域中的一种国际性潮流；学者们预测将在21世纪中叶基本结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业已瓦解的基础上，这次军事革命的时代背景主要有三点：一是世界政治格局走向多极化；二是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三是人类技术社会形态处于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期。与此相适应，新军事革命可以说是由于冷战时期极端化、绝对化的热核战争理念内在矛盾无法克服而寻求的新出路，其实质在于通过军事信息化，谋求军事打击的精确化和战争的可控化、有限化。当今和未来，大规模(地面)战争的可能性尚不能排除。新军事革命的积极意义在于，它的成果有利于避免大规模战争，但同时它又是一把“双刃剑”，也可能并且实际上已经成为有的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的新的军事工具。作为新军事革命产物的信息化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是陆海空天电多维一体化的联合作战。实施联合作战的主要条件，一是各种层级、各个方面的C4ISR系统(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侦察、监视一体化系统)，它是信息化战争的“中枢神经”，依靠它的作用将所有的作战要素、作战单元乃至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决策机构联结成为一个巨大的信息网络，从而实现统一指挥和联合行动；二是数字化部队和数字化战场；三是信息化武器装备，特别是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从作战任务看，信息化战争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信息战(或称“信息作战”)，它是以军事信息系统为目标的“软”、“硬”对抗；再就是运用拥有信息装备的(火力)武器系统的其他攻防作战。信息化战争的主要特点在于：通常归属于高技术局部战争范畴；作战行动的直接接触空间缩小，相关立体空间扩大；战争进一步表现为军事系统之间的对抗，因此，在争夺制信息权的前提下，系统结构特别是要害部位的破坏与防护成为胜败的关键；在某些情况下，战争呈现出战略、战役、战斗一体化的状态；大量作战行动表现为军队不见面的交锋；存在着减少双方人员伤亡和物质设施及生态环境破坏的可能性，此种可能性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性，取决于战争的性质，战争主体的政治和伦理倾向以及其他有关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争力量实际上愈益依赖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就这个意义而言，现代和未来大规模战争都是总体战，而且局部战争也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性质。总体战的战争指导不限于军事力量的运用，而是全面地动员和综合地运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科技文化的力量，与交战对手相抗衡，并谋求战争的胜利。总体战的必然性根源于战争与经济和政治的客观联系，而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影响使这种必然性得到了鲜明的、充分的体现。

分析现代战争的特点，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战争对作战人员的智力要求显然是大大加强了。特别是对于指挥员来说，他们的文化军事反应必须在千头万绪中达到有序，在若明若暗中达到清晰，在千方百计中达到新奇，在刻不容缓的时限内达到高效率。否则，就难以应付复杂多变而又紧急的局势，更不可能稳操作战指导的主动权。因此，提高军人的文化军事水平，便成了提高部队作战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而文化军事战略学的建立正是从这里获得了现实基础。现代军事实践不仅对文化军事战略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且实际上也已经把文化军事战略推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和理论，特别是由机械化战争理论拓展而来的德国的“闪击战”理论，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大纵深立体战役”理论和美国的“空地一体”作战理论，新军事革命中的信息战理论和联合作战理论等，就是这个历史高度的证明。我们尤其而且永远不能忘记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革命武装斗争和反抗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的战略战役指导和军事理论研究，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战争观和方法论在漫长而艰巨的革命军事实践中的卓越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家谋略运筹的最大特点是把奠基于科学世界观的辩证文化军事提到了首位。毛泽东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在理论创造上，他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文化军事方法来考察和研究战争这个社会历史现象，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起源、本质、作用和战争发展、消亡的过程及其规律。在实践上，面临着拥有当时先进武器装备的国内外反动派，必须解决如何以弱胜强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军事上的基本规律之一是强胜弱败。为着回答这样的难题，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辩证文化军事，具体地分析具体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找到了行之有效的办法。例如通过以强胜弱来达到以弱胜强，即用战役战斗上、局部上以强胜弱为手段，达到战略上、全局上的以弱胜强。与此相联系，则是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等等。所有这些，无一不是辩证文化军事的绝妙之举。为着应对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我们必须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关于军队建设论述的指导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把文化军事战略推向新的时代水平的制高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文化军事战略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文化军事战略的多种方式经过历史的发展已经成熟。这些文化军事方式是军事中的经验文化军事、形象文化军事、公理文化军事、辩证文化军事以及直觉文化军事等。这些文化军事方式虽然古代就已经出现，但它们的成熟却是长期发展的结果。诸种文化军事方式的综合运用，为创造性文化军事的发挥开辟了有效途径。文化军事战略运用了多学科特别是新兴学科的科学手段和方法，从而成为高度严密的文化军事。其中，包括数学规划论、对策论(博弈论)和决策论等内容的军事运筹学以及军事统计学等学科的应用，又大大促进了文化军事战略定性分析的科学化、定量分析的精确化和决策的最优化。由于电子计算机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特别是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侦察、监视一体化的形成和加强，由于这些因素同文化军事战略方式、军事观念更新的结合，世界新军事革命不仅包含着文化军事战略的革命，而且以此为核心。文化军事战略特别是军事决策文化军事所需信息的完备性、判断的准确性、定下决心的时效性等方面极大幅度的提高，乃至“人—机文化军事系统”本身直接导致新的文化军事战略方法产生的可能性，都为当代文化军事战略描绘了一幅全新的图景。这样，文化军事战略学的建立不仅有了实践的需求，而且有了丰富的、新鲜的文化军事战略经验作为它的根基。应当指出，尽管以往历史时期尚不具备建立文化军事战略学的充分的条件，但当今军事实践和文化军事战略是各个历史时期军事实践和文化军事战略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因此人类自有战争以来的全部军事实践和全部文化军事战略经验，才足以构成文化军事战略学的雄厚的基础。

第九节 文化军事战略学建立的科学基础

建立文化军事战略科学，是现代军事实践的必然要求。我们知道，一门科学的建立必须依赖于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实践基础，第二是要有相关学科的支持。那么，建立文化军事战略学可以得到哪些相关科学的支持呢？

文化军事战略学与军事哲学和军事科学。恩格斯说过，科学唯一地属于人类，因为只有人类才是自然界的这样一种产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然而通过人类而达到的自然界的这种“自我意识”，在最初的阶段还是朦胧不清的。在自然科学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还不能科学地解释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及其内在联系时，人们，特别是一些哲学家就企图不依赖科学实验的材料，而“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这就是人类思想史上关于自然界认识的自然哲学阶段。同这种状况相适应，在人类军事思想史上，最初所产生的学识，也不可避免地要带上“自然哲学”的色彩。它们依据不完全的事实和直观的认识，企图描绘整个军事现象的最一般规律。早在公元前400—前500年，在中国古代就写成了不少的军事学术著作。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就是《孙子兵法》。而《孙子兵法》，就是一本带有“自然哲学”色彩的军事哲学著作。在《孙子兵法》中，一方面表现了对战争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从政治、军事、天时、地利等客观的具体情况去考虑战争胜负，而不是靠天命迷信，或从主观的臆测出发。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对战争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它特别注意到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尽管如此，《孙子兵法》的“自然哲学”色彩是难以摆脱掉的。因为，在人们对于战争中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伦理、心理等方面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甚至对很多问题完全无知的情况下，企图对战争的总的情景作出系统说明，那就难免用思辨填补空白，用笼统直观去构造理论体系。自此以后的两千多年，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军事哲学基本上没有摆脱自然哲学研究方法的束缚。以往的军事哲学，为人类认识军事现象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整个认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们提出的一些天才思想和对其后一些发现的预见，至今对我们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特别是中国的《孙子兵法》所提出的战争指导原则，很好地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它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名言，已经突破了感性直观，而在一定程度上上升到科学抽象，其科学价值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具有了普遍的认识论意义。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这一思想，认为这是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出发，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的丰富思想，即使从今天来看，这仍然是科学的真理。然而人们对于军事现象的认识，最终是为了全面地把握军事现象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既不能停留在整体上的笼统直观上，也不能停留在军事哲学的一般原则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解剖形态上认识军事现象整体中的各个部分、方面、要素和发展阶段。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各门具体军事科学从军事哲学中分化出来。

军事科学。是关于战争性质、战争规律、武装力量和国家的战争准备，以及进行战争的方法的知识体系。军事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如果把古代军事哲学看做是广义的军事科学，那么，军事科学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春秋和古代的希腊甚至更早一些。那时，人们已经开始从宏观上对军事活动最一般层次的规律进行探索。如果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把军事科学看成是一门门具体科学)，最晚也可追溯到18世纪。进入18世纪以来，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纷纷建立，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连年征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从而为具体军事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西欧各国的政治学、经济学及自然科学技术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这也促使各种军事科学理论陆续从军事哲学中分化出来。某种军事科学的知识可能很早以前就有了，如军事地理知识就存在于公元前几百年的军事哲学著作《孙子兵法》中，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军事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那个时候就已存在。总的说来，具体军事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是以建立理论为标志的，古代军事知识的个别领域，从认识层次上看，似乎也同古代军事哲学对立，但从整体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而不得不从属于军事哲学，它只是具备了从军事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客观可能性。只有在获得大量可靠材料并对其进行理论加工以后，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才会从军事哲学中分化出来。人类对军事现象的认识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恩格斯说过：“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与此相适应，军事科学的分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诞生前近代文化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一般说来这种“分解”和“分化”并不是军事科学知识总体系的辩证分析研究，或者说带着当时的形而上学的时代特征，但它确实也是近代军事科学获得重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最早从军事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军事科学是战略学。18世纪，H.劳合的早期巨著《七年战争史》和比洛的《最新战法要旨》问世，标志着战略学的建立，从此便开始了军事科学的大分化，各门军事科学纷纷宣布独立，直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同一般科学相适应的军事科学系统。如在军事理论方面，有研究国家和武装力量准备战争，计划与进行战争、战略性战役以及战略、战役、战斗一体化战争的理论与实践的战略学，有研究各军种军团准备与实施独立战役、合同战役和联合战役的理论和实践的战役学，有研究各军(兵)种及专业兵团、部队和分队准备与实施战斗的理论和实践的战术学。也有考察影响战略、战役、战术制定和实施的各种因素的具体科学，如军制学、战争动员学、军队指挥学、军事后勤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经济学、军事地理学、军事历史学、军事心理学、军事教育学等。军事科学从军事哲学中分化出来，对于揭示军事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有着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军事科学从军事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了军事认识对象的一次大分化，非常有利于深化人们对军事现象的把握。每门军事科学都以某一类特殊军事矛盾为对象，提供某一方面的特殊规律的知识。各门军事科学所提供的各种规律性知识的综合，便形成了完整的关于军事和战争的科学认识。这种科学认识已不是古代军事哲学的表层的笼统直观，而是军事和战争系统的内在本质的清晰的反映。军事科学从军事哲学中分化出来，为军事哲学的深化和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在军事科学没有分化出来以前，由于军事哲学把军事现象的一切方面都囊括在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并据此来建立包罗万象的真理体系，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性和猜测性，不可避免地掺杂大量的谬误。军事科学从军事哲学中分化出来，不仅使军事哲学的研究立于可靠的科学材料和科学认识基础上，同时也使军事哲学摆脱了对大量具体军事现象的直接考察，而集中力量去探索军事现象的最深层次的本质和最普遍的发展规律。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或军事辩证法)的建立，正是具体军事科学不断从军事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必然结果。它通过对具体军事科学所揭示的各种具体规律进行科学抽象，建立自己的科学体系，从而成为最科学的军事哲学。军事哲学和军事科学对文化军事战略学的意义在于：战争史和其他军事实践史上的文化军事战略经验，都凝结在军事哲学和军事科学之中。因此，军事哲学不仅对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提供军事认识论和军事科学方法论的指导，而且研究军事哲学本身，同时就是探讨最高层次的文化军事战略规律。通过对各门军事科学的研究，可以探讨不同层次、不同侧面、不同环节的文化军事战略特点，并在这个基础上达到对文化军事战略一般规律的认识。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军事哲学和军事科学的纵向比较研究，可以探讨文化军事战略的历史发展规律。通过对各个阶级、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军事哲学和军事科学的横向比较研究，可以探讨不同阶级立场和不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对文化军事战略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规律。当代军事科学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为文化军事战略学的建立提供了成熟的、十分有利的时机。

文化军事战略学与其他边缘学科。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文化军事战略科学的建立，已经具备了两个最根本的科学条件，即军事哲学和军事科学的发展。有了这两点，就为我们认识军事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以及可靠的资料来源，我们也就能够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揭示军事文化的规律。不仅如此，一般文化军事战略、脑科学、神经生理学、科学方法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信息科学、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和突变论等科学和理论的发展，也为文化军事战略学的建立提供了方法论和重要的科学基础。这里依据有关学科文献，仅举数例加以介绍和说明。一般文化军事战略。文化军事战略，是研究文化军事规律、文化军事方法和应用的一门科学。自1980年以来，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多次撰文，对建立文化军事战略的必要性、可能性、迫切性作了论述，提出了文化军事战略的体系结构和研究方向。他认为，“文化军事战略是可以成立的”。“文化军事也是一种客观现象，是物质运动。”他主张建立由抽象文化军事、形象文化军事、灵感文化军事及社会文化军事诸方面研究组成的文化军事战略的基础学科——文化军事学；由情报科学技术、数理语言学、结构语言学、模式识别、科学方法论等组成的文化军事应用科学；由密码技术、计算机软件工程、情报资料库技术、文字学、计算机模拟技术、人工智能等组成的文化军事工程科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了钱学森主编的《关于文化军事战略》，还出版了山西省文化军事战略学会编辑的《文化军事战略探索》和田运的《文化军事战略简论》，以及夏甄陶、李淮春、郭湛主编的《文化军事世界导论》，等等。这些著作都有较大影响。一般文化军事战略的建立和发展，为文化军事战略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有助于确定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脑科学。脑科学是以人的大脑作为研究对象的各门学科的总称。脑科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认识论价值，它将揭示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使我们认识大脑这块最复杂的物质，并通过对大脑的认识，加深对人类文化军事的理解。现代脑科学在揭示脑的结构与功能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人脑可以分为大脑、间脑、中脑、桥脑、延脑和小脑六个部分。通常所说的脑一般指大脑。大脑又分左右两个半球，两半球高度分工又紧密合作。左侧大脑半球的功能主要是语言、逻辑、数学、分析、判断和其他科学活动，侧重于抽象文化军事，右侧大脑的功能主要是空间关系、艺术和直觉活动，侧重于形象文化军事。临床可见有的病人不能说话但却能唱出歌来，原因就在于损坏了左半球而右半球则相对完好。当然两个半球也不是毫无关系的，而是紧密协作。如音乐能力，左半球是负责旋律或和声，右半球则负责节奏，二者协调，就成了和谐的乐曲。实验证明，两个半球的功能都发动起来，进行合作，可以提高人的智慧，提高大脑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大脑两个半球为什么能协同活动呢？这是因为在两个半球之间有许许多多神经纤维相联系，大的有近两亿多条，这种神经纤维以极快的速度传递信息，如果以每根神经纤维每秒钟传递二十次信息计，它们每秒钟能够把四十亿次脉冲从一个半球传到另一个半球。互通情报，就能配合行动。大脑半球的表层叫大脑皮层，它是脑细胞高度集中的地方，是人类进行文化军事活动的场所，是高级神经活动的物质基础。大脑皮层又可分为三个区，即运动区、感觉区和语言区。所以大脑皮层的功能都有分区定位。但各区域的活动也不是孤立的，人的一切行为都表现出高度协调，就是各区协同活动的结果。如一个战士在操炮时，视觉、听觉、肌肉运动都要参与。如果从大脑的微观结构来看，大脑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脑细胞有两种，一种是胶质细胞，另一种是神经细胞。胶质细胞对神经细胞起支持、保护和营养作用，而神经细胞则是脑的结构单位和功能单位。一般说来，大脑细胞约有一百五十亿，其中神经细胞占四亿，其余为胶质细胞。脑神经细胞外形奇特，很像一颗大树。排列分层，功能高超。人脑非凡的文化军事、记忆和学习能力，以及各种高级感情活动都是脑细胞活动的结果。大脑的基本活动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兴奋，一种是抑制。所谓兴奋，就是大脑在刺激的作用下，由不活动转化为活动，由活动较弱转为活动增强。而所谓抑制，就是大脑经过一定时间的兴奋，或者受到某一种单调的重复的刺激，而使自己的活动由强变弱，或趋于停止。大脑皮层的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是相互关联、交替进行的。正是由于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过程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不断变换和交替，从而使大脑能够时而积极工作，时而进入充分休息，有张有弛，终生不息。脑科学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从而为我们探索军事文化的机制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强军事文化能力的训练和培养，提供了科学基础。建立文化军事战略学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生理学基础。生理学的发展，对于文化军事机制中各要素的生理基础，已经能够作出某些初步的揭示，这里仅选择几点作一简单介绍。

摄取能力的生理基础。文化军事过程中的摄取过程有两种；一种是具体形象的摄取，这就是感觉、知觉、观察等；另一种是抽象概念的摄取，主要形式是阅读和听讲，又统称为学习。形象的摄取，是各种不同的刺激物作用于不同的感受器以后，经过各种不同的转化过程而实现。如通过视觉认识一门火炮，首先是这门火炮反射出的光透过眼的透明组织发生投射，在眼底视网膜上形成物象；视网膜接受光线刺激后，将光能转化为电能，电能所产生的冲动通过神经传达到大脑中的视觉中枢，便转化为火炮的视觉形象。其他的感觉能力也大致如此，即由耳蜗、嗅细胞、味蕾、触觉小体和环层小体等接受物质能量(声波振动、气体化学能、液体化学能、机械能)以后，使之转化为电能，沿传入神经传入大脑中枢，再转化为形象的感觉。学习过程也大致如此，如阅读，就是凭借视网膜接受文字符号的刺激，将其转化为电能，沿传入神经传到神经中枢以后，经过复杂的分析综合，再转化为文字符号意义的理解。分析能力的生理基础。分析能力就是人脑对事物的属性进行改造的能力。基本上可分为感觉器官的初步分析能力和大脑皮层的高级分析能力两种。所谓感觉器官的初步分析能力，是指每一种感受器不但只能接受适宜的刺激，如视网膜只能接受光的刺激而不能感受声波。而且即使是在适宜刺激中，也只能在一定的阈值内才能感受。如视网膜只能分辨波长在400～750毫微米之间的不同颜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甫洛夫把感受器称为分析器。大脑皮层的分析则是一种高级的分析能力。整个大脑皮层是对各种感觉器官所感受的刺激进行分析的有力的器官。视觉、听觉、触觉等分别在皮层的分区实现，然后再由顶叶皮层对引起感觉的刺激进行高级分析综合，以便确定刺激的部位，分辨刺激的性质，认识刺激物体。联想能力的生理基础。联想在文化军事运动中是一个关键环节，例如可以说它是形成科学假说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初由于两个以上刺激物同时连续发生作用而产生暂时的神经联系，以后才可能实现第一信号系统条件反射，并进而借助第二信号系统引起文化军事活动中的联想。大脑皮层接通的机制乃是联想的前提。想象能力的生理基础。想象则是形象间的结合。其生理基础是大脑右半球中过去所形成的表象与表象之间的暂时神经联系的改组和重新结合。通常是大脑皮层中过去所形成的表象间的暂时神经联系在第二信号系统的调节作用下经过重新结合而创造新的形象。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生理学对于文化军事活动的生理机制，已经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这就为我们研究军人的文化军事机制，揭示军人的文化军事规律，并通过有目的的调节军事文化的生理机制，提高军人的各种文化军事能力，提供了科学的生理学基础。科学方法研究的深入，为文化军事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已经形成了以科研选题为起点，以建立科学理论为最终目标，包括获取和整理科学事实各种方法在内的科学方法体系。正是由于科学方法体系的建立，使人类对自身文化军事活动的考察大大超出了历史上关于“文化军事战略”的概念范围。在很长时期内，人们把文化军事活动只理解为逻辑文化军事，而关于逻辑文化军事的学问早已存在，这就是逻辑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把逻辑学同文化军事战略等同起来，认为文化军事战略就是逻辑学。现代科学方法的研究方向对这种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它所揭示的大量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实例证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绝不只是逻辑文化军事在起作用，而是逻辑文化军事、形象文化军事和直觉文化军事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逻辑文化军事不仅包括公理文化军事，更应包括辩证文化军事。军事现象的研究同样如此，也需要调动起各种文化军事方式，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科学成果或战场上的主动权。在不少的情况下，形象文化军事和直觉文化军事甚至起着比逻辑文化军事更重要的作用。不少著名的军事思想家更多的是把战争指导当成一种艺术，多少与此有关(其实这种“艺术”同时也是科学)。按照现在的理解，关于文化军事战略的研究就不只是对某一种文化军事方式的研究，不只是过去的逻辑学，也不能只是形象文化军事或直觉文化军事学，同样重要的是要建立起文化军事的整体模型，重现逻辑文化军事、形象文化军事和直觉文化军事之间的客观转化过程，揭示三者相互作用的机制和规律。这就不是哪一门文化军事方式的研究所能解决的，而必须建立一门完整的科学——文化军事学。而要揭示各种文化军事方式在军事文化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那就只有建立一门完整的文化军事战略科学。

计算机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为文化军事战略学的建立铺下了又一块基石。计算机诞生以来，由于它具有计算速度快、精确度高、记忆能力强、能自动进行逻辑运算等特点，在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并取得了特别重大的成果和特别明显的效果。在科学计算方面，可以很快解决落后工具无法解决的数学问题。在信息处理方面，不仅能用于信息的产生、收集、检测、整理、存储、复制、记录和显示，而且可以完成信息的计算、判断、识别、转换、控制和分配。在自动控制方面，代替了人直接参加控制过程，由计算机作出决定并执行。计算机的智能模拟，还可用于模式识别，在特殊环境中代替人的工作，进行问题求解，进行高速推理、决策，并做出结论。特别是在军事领域，计算机的应用更为广泛。现在，每一架飞机、每一辆坦克、每一艘舰艇、每一门火炮、每一个防空火力单元，都装有一台或数台甚至数十台计算机。至于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对计算机的依赖更是不言而喻。由于军事信息化的发展，战争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表现为指挥自动化，另一方面就是用机器人代替某些军事行动实施者的工作。人工智能的实质是文化军事机制某些方面的一定程度的模拟，是主体文化军事客体化、对象化的质的飞跃(任何实践的即人工的产物都可视为包含人的文化军事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某种客体化和对象化)。因此，计算机科学的应用，不仅为包括文化军事战略在内的人类文化军事提供了前所未有、非同小可的辅助技术手段，而且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回答的关乎文化军事“奥秘”的问题，必将在新的广度和深度上有力地推动一般文化军事和文化军事战略的研究。总之，现代军事实践的发展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出现了很多新情况，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文化军事去对待、去解决，并且要求我们认真地研究军人的文化军事。而现代科学(包括军事科学)的发展，已经为我们认识军人的文化军事机制和规律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建立文化军事战略科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20世纪80年代，在钱学森教授关于文化军事战略研究的倡导下，在苏联V.V.德鲁齐宁、D.S.康托罗夫的《思考·计算·决策》、美国约翰·柯林斯的《大战略》等国外学术著作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军事战略学研究正式启动，其后又陆续开展，并且推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中不仅包括以文化军事战略为对象和内容的基础理论方面系统性和专题研究成果，文化军事战略学学科建设探讨方面的成果，而且还包括评析冷战后对世界政治军事格局有重要影响的一些国家和军队的军事战略文化军事的成果，高技术战争谋略文化军事研究的成果，新军事革命中文化军事学问题的研究成果，有的还提出了未来战争中的“文化军事战”的设想，等等。上述成果中的诸多见解无论有多少能够达成共识，都标志着文化军事战略学在中国的建立早已提上议事日程，而且标志着这门新学科的建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有的学者曾经预言，文化军事战略将可能是进入21世纪以后带动科学发展的领头的前沿学科之一。对于军事科学来说，这一预言也应当是适合的。文化军事战略学的成熟及其对于军事科学的贡献，一定会实现。

第一章 文化军事战略的哲学原理

文化军事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部门哲学，目前尽管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文化军事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已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方面体现了当代哲学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哲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哲学价值的体现。

文化军事哲学的发展是对哲学的学院化的一种超越。哲学要思索生活世界提出的重大问题。虽然不能把应用与方法论等同，因为它们之间的同一不是抽象的同一，而是有差异的、具体的同一，但不应用就谈不上方法论及其功能的实现。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要通过反思、实践、改造、应用和价值导向诸功能去实现，实践、改造和方法都是一个应用的过程，抛弃了它，其生命力就会窒息。曾几何时，哲学变得日益学院化，成为少数职业哲学家课堂上和书本里的珍宝。哲学家写的文章只有同行哲学家才能看懂，而在此之外的人们则无从问津。哲学的社会影响力在降低。哲学的教条化把某些哲学条律和命题当做教条加以生搬硬套，结果哲学原理、范畴所反映的内容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哲学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循环系统。对此，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文化军事哲学是与具体领域具体问题紧密结合而又富于哲学意蕴的思维成果。文化军事哲学不同于公共领域的具体科学理论，它是针对公共领域的实践进行的哲学反思，是对公共领域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的哲学辨析，是对公共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的规律性的分析。它的成果不是像公共领域中的具体科学给人某一方面的知识，而是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认识途径、认识方法上进行提炼和概括。

文化军事哲学是哲学发挥自身应有功能的一种体现。虽然早在哲学作为“科学的科学”存在的年代，还谈不上现代意义的文化军事哲学，但是早在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的庞大的体系中，就包括了经济、政治、法、军事和文化哲学的内容。到了近代，随着具体学科先后从哲学中剥离出去，哲学变成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理论思维之后，由于学者们不满足于哲学的作用只局限于抽象的思辨，于是各种领域的哲学，如历史哲学、自然哲学、法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等相继出现，领域哲学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在更高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固然有阐述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的专门著作，但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他们更多的是给我们留下了“实际的哲学”、“现实的辩证法”。所以文化军事哲学不是别的，而是过去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哲学的社会功能和应用功能是哲学不可缺少的内在本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文化军事哲学正是哲学发挥自身应有功能的一种表现，是进一步发挥哲学本质和功能的创造和尝试。

文化军事哲学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对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科学知识的概括与总结，因而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抽象性和概括性；而特定对象是指认识(或科学)的特定领域、部门或实践活动形式，它具有特殊性、具体性、实证性，有其特殊的运动规律和研究方法。文化军事哲学就是要把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的哲理，应用于分析具有特殊性、具体性和实证性的公共生活领域，揭示公共生活领域的一般规律，为公共生活领域特定对象提供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论，使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哲理与实证相统一，从而使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一些特定对象有了新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军事哲学既克服了哲学研究抽象化的纯哲理主义，又克服了特定对象研究的纯实证主义。

文化军事哲学是当代哲学发展的新空间和新的生长点。哲学的发展是社会实践和社会矛盾发展对哲学的呼唤。同样地，在公共生活领域，文化军事哲学也同样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这里既有公共关系在政府、企业管理和市场竞争中的功能定位问题，也有公共权力的运行机制、公共权力的强制力、转型时期公共权威的塑造、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的道德制约、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公共政策、公共政策转型中的问题和对策、中国面对全球化的选择、公共部门提高效率的机制、行政主体的角色利益冲突、中国行政管理模式的选择、政府对公众以及政府内部的责任、全球问题与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中国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转变等深层次的复杂问题。人们不满足于表象的解释，需要文化军事哲学提供观察和解决问题的观点和方法，需要有理性思维的境界。因此，文化军事哲学不仅要从其他领域哲学中吸收新鲜经验，而且要与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结成联盟，共同探讨时代的新课题，使之成为哲学发展的新空间和新的生长点。因此，相信它在今后较长时间内将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

第一节 多极世界的文化多样性与全球文化战略

多极世界格局与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世界格局的根本区别，在于新的多极世界，不再是任何相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几个极(强国、大国)主宰、把其他国家置于其控制之下的世界。国家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不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国家社会中都占有相应的位置，在国际事务中，国际正义的力量，第三世界的力量，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但是，新的多极世界的诞生，并不等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成。既然有极的存在，国际关系就不可能是完全公正平等的，多极中的某些极固然能平等对待一切国家，另外一些极却是不会自行放弃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虽然，国际正义最终会战胜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

新的多极世界刚刚诞生，它的许多属性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而旧格局的旧属性还在顽强地表现在国际事务之中，人们对新的多极世界的认识还比较蒙胧，不可能作出详尽的描述。但是它的概貌还是可以粗略地勾画出来。新的多极世界是一个充满斗争与竞争的世界。两种社会制度并存，190多个大小、强弱、贫富不同的国家相处，各种国际力量都要寻求更为有利的地位，世界就不可能是平静的，但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确已大为减低，甚至不可能。新的多极世界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历史已经证明，旧的多极世界在古代是以千年计算的，在近代至少也有300多年的历史，比较起来两极体制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变种，它的存在不足半个世纪。

新的多极世界，产生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本来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需求，千万年来无数先进人物与广大群众，自觉与不自觉地为主宰国家和自己的命运而前仆后继，奋斗不息。到今天，经过20世纪三件大事的敦促，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新的多极世界，风云际会，在国际局势大转折的情况下，要伴随着人类社会进步的步伐，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持续而不平衡地发展，破坏国际旧秩序，向国际新秩序迈进，任重而道远，自然需要一个长过程。究竟会延续多久，很难预测，长于两级体系自无问题，除非世界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突然变化，至少不会少于一两个世纪，甚至更多。

新的多极世界要经历若干发展阶段。既然它是一个长过程，就是一个逐步向前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互有区别。前期，构成新的多极基础的群雄并立的局面已经形成，国际关系中的分化组合仍在继续进行。那个两极世界剩下的超级大国和某几个强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仍占优势，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在某些地区、某些问题上发挥作用，仍然是对世界和平和弱小国家的威胁，甚至造成了某个大国或某几个大国可以左右世界局势的现象。对此，有的人把它误认为或者含蓄地说成是“一超多强”格局，有的人干脆把它看成是定了格的单极世界，谨慎的说法则是多极化进程中必然会遇到的艰难曲折。在这个时期，国际局势的缓和是主流，政治和经济动荡仍会不时发生。由于两极世界遗留的众多矛盾的激化，特别是霸权主义者、恐怖主义者及某些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者的滥用武力和暴力，不同规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依然频繁地困扰着世界。核威胁和大规模战争的威胁亦并未消除。中期。国际间的分化组合已基本完成，但并不排除在局势变化时发生新的分化组合。中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实力逐步增强，在国际事务中所能发挥的作用逐步加大。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受到越来越大的制约，国际和平渐趋稳定，很难酿成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各种国际力量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和斗争，在反复较量中，有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实力上升，有的有所下降或相对下降。哪些可以称之为极，哪些将不能成其为极，可能有所变动，但群雄并立的局面不会改变。后期。已经接近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的实现。世界各国的经济普遍得到发展，政治趋于真正的民主，人民素质大为提高，但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不能消除国家间强弱、贫富的差别。多极现象继续存在，相互关系主要是公平竞争，协商共处，对抗大为减少。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基本消失，但并不是完成消失，也不能绝对排除战争的可能性。

世界战略格局并不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从无极到多极，经过两极再到新的多极，最后回归于无级，就是它的全过程。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和进步，逐步削弱了多极继续存在的基础。在真正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建立以后，距离无极世界就该不会太远了。新的多极世界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巨大和飞跃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其总体而言，它对世界各个民族国家都是有利的，也有助于世界和平与国际关系的稳定。但在目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经济全球化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其利弊却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将会利用其经济优势和科技优势，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利益，但也并非没有任何风险。发展中国家可以抓住机遇加快自身经济的发展，但又必须着意防范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从而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杰奎斯·戴勒斯认为：世界就像一个村庄，如果一家的屋顶着火，所有人家都要遭殃；如果某个人想要凭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那只会徒劳无功。除了团结一致，我们别无选择，所以每个人都要承担起自己应负的那份责任。促进发展是人类雄心勃勃的计划，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想使全世界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的、有意义的生活，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需要对政策进行大幅度转变。特别是当世界面临一大堆难题都与发展有关、都很重要、都需要迫切改变时，我们的任务就更重了。正如阿诺德·汤因比所指出的：“自出人类脱离蒙昧以来，我们这一代人第一次坚信，我们能够把文明进步的福祉带给每一个人。”

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战胜这些挑战，不但需要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还需要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包括如何区分社会发展的轻重缓急，如何改进教育系统和消费结构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一些有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信仰。在这方面，政府和政治领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引导民众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的迫切性，并着手制定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战略。但最终来讲，人民的事要靠人民自己来解决，各国民众要敢于直面现实，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应用到实践中去，以及敦促政府负起应负的社会责任。

自从人类脱离茹毛饮血的时代，不同人类群体之间从未停止过文明、创新、制度经验和知识的交流。正是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人类社会才得以不断发展前进。因此，通过在一套全球文化战略的框架下进行对话，达成一系列新的社会政治共识，促进文化繁荣，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极为重要。如果人类能在共同使命和责任的感召下行动，来自不同文化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一定会增加，冲突一定会减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寻找和制定一套被人们普遍认同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势在必行。

毫无疑问，价值观决定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动决定世界能否发生积极的变化。在这里勾勒出这种全球文化战略价值观的轮廓，并研究文化对全球文化战略的形成有何作用。在研究全球文化战略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已经有了一批研究成果可资借鉴，其中包括“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要求“我们应该探索一种适用于整个世界的全球文化战略。这种全球文化战略的有效性决定于各国政府和人们能否从一己之私中解放出来，承担一系列共同的权利和义务，以使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得到最大实现”。所谓全球文化战略的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必须是一系列人类共同持有的观点，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为我们提供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文化在设计全球文化战略中的作用。我们很容易发现，在设计全球文化战略的过程中，必然会在多方面涉及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讲，寻求全球文化战略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诸如“我们是谁？”“人如何与别人以及人类整体发生联系？”“人类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文化的核心。而且，要形成全球文化战略的基本框架，必须要从文化资源中获得灵感，从人类的智力、情感、精神和历史记忆中获取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与其他稀缺资源不同，文化资源不仅不会消耗损毁，反而会越来越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然而，文化在制定全球文化战略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复杂。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文化的作用，我们有必要首先排除对文化的几种误解。人们经常把文化看作是思想与信仰的统一体。所以，人们常说日本文化、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好像这些文化内部是严丝合缝的，所以彼此之间很容易区分清楚。实际上，这种观点要从几方面重新给予考察。首先，不同的文化相互交织。文化虽不同，但都发自共同的根源，建立在人类相似的经验上，而且与其他文化相互借鉴，所以，一些基本的思想在不同的文化中反复出现。换句话说，不同文化之间无法截然划清界限。其次，在对待宗教、民族、社会、政治和人类生活的其他一些问题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思想和传统的含义究竟何在，何种行动被禁止，通常出于对这些现象的不同解释。社会生活的飞速变化，使我们更容易看清这一点。在一种文化内部，各成员对待新生社会现象的态度也会产生分歧。再次，文化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一种文化内部，由于性别、宗教、语言、民族和其他方面的不同，文化差异普遍存在。同时，不同文化中相似的性别、种族和阶层，也可能持有相似的思想与信仰，这就形成了跨文化合作与交流的基础。

所有这些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很难确定。有人可能会说，文化对我们寻求全球文化战略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我相信文化和文化经验的重要性，文化不是权威或者道德训诫，它将对寻求全球文化战略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人类共有一个完整的地球，但地球的各个部分又是千姿百态的。生活在完全相异的地理气候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由于实践活动不同，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也就不同。因此我们一眼就看到的是文化或文明的差异和独特性。经过千百万年的磨洗积淀，不同的文明成果会深印在其创造者身上而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从大的划分有如汤因比所说的几十种，细分则不计其数。不同的文明，适应人们不同的生活环境，帮助人们渡过历史的急流险滩，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文明自身也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内容，不断臻于完善。

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变化的，文明也是这样。一切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因而不同文明之间有差异性，差异就是矛盾。有矛盾就可能有冲突。文明之间的冲突不绝于历史，现实中也经常发生。亨廷顿等人提出“文明冲突论”并非完全没有根据。问题在于，不同的文明既有相异性、独特性，也有相通性、统一性。从根本上说，既然都是人类的文明，是和野蛮相对的文明，它们在最高最深之处就必定是相通的和统一的。事实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通融比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更重要，更带根本性。试想，如果文明之间只有冲突，没有通融，那么具有各自独特文明的百余个国家、几千种民族怎么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文明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但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其他文明对立统一、冲突交融中展开的。各种各样的文明在历史上兴起衰落，离散聚合，消失或成长在时间的长河之中。为什么有的文明兴起了，有的文明衰落了，有的文明消失了？自我封闭，对其他文明采取排斥对立态度的民族，迟早要葬身在时间的大漠之中。只有那些开放的、善于从其他文明中汲取营养的民族，才有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再如，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数学文字和十进位法是印度人民的伟大创造，阿拉伯人在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辉煌成就对欧洲文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一方面，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东方各民族也在虚心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以充实自己，并创造新的东方文明。

历史发展到今天，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和交流出现了全新的情况。地球正在变小，交通和通信空前便利，所有的人都汇入世界市场之中。亨廷顿对此忧虑有加，说什么“不同文明间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强化了文明意识，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和不同文明间的差异的认识。推动了文明间差别和敌意的发展和文明内寻根意识的增强”。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事物本来是有同有异的，是对立统一的，为什么亨廷顿只见异不见同，只见对立不见统一呢？难道这是“西方文明”的特点吗？世界上不同文明间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固然会强化文明差异的认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形成敌意。但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不同文明间空前广泛深入的共处和交流，使以前彼此相处的人们发现了人类文明的共通性和交融性，这本身就是人们精神的升华，是人类文明的升华。如果这里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地方，那不是一般文明意识增强的问题，而是某些人逆时代潮流而动，总是想把国家、民族和文明按照自定的标准，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不给别的文明平等的地位，狂妄地要使自己的文明在世界上普遍化。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作为造成了现实世界的“文明冲突”。

有一点亨廷顿是看得很准的，即“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已不再是历史的客体”了，而是成为历史前进的发动机和塑造者。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它们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比重节节上升。这些国家的人民自信心增强了，希望自己的文明也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这些国家都有几千年文明成果的积累，在现代化进程中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优秀成分，通过自己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创造着新的东方文明。拉丁美洲、非洲也有同样趋势。此时，如果西方文明能够与非西方文明进行平等交流，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则“文明冲突”能够化解，文明交融会大规模展开，人类将进入新的文明时代。

其实，“文明冲突论”并非亨廷顿的发明，汤因比的整整一部《历史研究》就是从文明的挑战与应战的角度，描述了世界各大文明地区力量相互消长的关系。毫无疑问，文化因素能够深刻地影响国际关系，文明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预测未来，都应当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但把这个主要是精神性的因素同政治、经济、军事等实体性因素割裂开来，把它的作用无限扩大化和绝对化是非常偏颇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同类文明的国家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市场和霸权而拼得个你死我活。就现实的国际关系分析，虽然有时表现为文明的冲突，但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国家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冲突。

面向21世纪，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都把增强经济和科技实力作为取得竞争优势的根本点，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国家的经济利益为转移的。由于东亚的发展速度居全球之冠，由于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远远超过与欧洲的贸易额，其国家外交政策取向正逐步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表示要向亚太国家接近，因为“当我凝视亚洲繁荣之花，便看见美国复兴之果”。这一切都表明，经济关系、经济利益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和外交，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因素和力量。当代世界的主题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和平与发展。代替冷战世界的，不是文明冲突的世界，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这是全部人类历史，特别是最近100年的历史演变造成的。

已经过去的20世纪曾经给世人以许多启示。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世界形势也雄辩地告诉我们，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正在曲折中发展。

第一，大国关系的调整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9·11”事件之后，大国关系出现了海湾战争结束以来最为频繁的互动与变化。中美元首多次会面，高层互访频繁，双方合作领域扩大，中美关系明显改善。亨廷顿关于“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美国与俄罗斯关系也有实质性进展。中日关系，美欧关系，虽有不和谐音，但尚属平稳。大国关系的这种调整反映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随着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各大国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较为均衡的关系。从各国发表的声明来看，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概括起来说，就是维护自身利益，着眼于和平与发展。

第二，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组织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联合起来的欧洲各国，内求发展，外求和平；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调解一些国际贸易争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援助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举行了多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地球上东西南北不同文明的国家友好相会，共商和平发展大计。

第三，国家关系热点很多，但大局稳定。总体上说，今日之世界并不太平，地区冲突时有发生。但是这些冲突基本上处于可控制状态，对世界全局影响有限。而且一些热点已经降温，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已成潮流。长期战乱的波黑地区大体平静；俄罗斯境内延续多年的车臣战争已经平息下来；美英等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虽然余波未息，但在全世界反战促和的大环境下，战争将只局限于海湾地区。这些分布在地球各处的热点的变化，表面上互不相干，实际上都处在和平与发展大潮的激荡之中。

第四，加强经济科技合作，共同推进发展的新局面正在形成。中国全面推进国际经济科技合作，保持了全球大国中最高的经济增长；欧盟、日本和俄罗斯都开展了多边的经济科技合作；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南北合作进一步加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倡导的合作方式正在取得成效；东盟和中、日、韩定期举行首脑会议，共商推动地区发展大计；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正在筹建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亚洲金融风暴表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刻矛盾，推动建立防范风险的国际机制，以利于全球共同发展。

总之，国家关系近期变化和长远趋势都表明，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文明的冲突”。人类应当尽力化解冲突，满怀热情地迎接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界。

我们已经说过，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是以文明冲突为核心的世界，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对于新的时代，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办法不是“文明的冲突”，只能是多极世界和为贵，多彩文明和为贵。

新的多极世界与世界战略格局的形成。世界的多极化，既是一种客观现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说它是客观现实，是因为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几大力量中心，这些国家或地区性组织的综合力量相对均衡，它们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说它是一种发展趋势，是因为多极格局还在形成过程之中，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真正多极化的世界，不应该是由几个大国主宰的世界，而是由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中小国家参加的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在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上充分发挥作用的多极世界。在这种多极世界中，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均应平等相处，大而强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不应谋求任何特权，只应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负更大责任，做更大贡献。这种多极化趋势是不可遏止的。推动这个趋势的主要是经济和科技力量。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已经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并使全球经济的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国际上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关系，都在向多极化世界演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

多极化过程是充满矛盾的。列其主要者有：美国力图主宰世界和其他国家谋求平等地位的矛盾；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和生态危机的矛盾；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关乎世界大局，任何一种矛盾处理不好，都会造成全球性的混乱，都会给世界人民带来重大的灾难。对待这些矛盾，绝对不能用前面亨廷顿开出的药方，那是新版本的冷战计划。出路何在呢？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之初已经提出了正确的答案：“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这个正确的答案源自人类共同的智慧。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奖人集会法国巴黎，他们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孔子智慧，中华文明的一个重大命题是“和为贵”。这个思想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作用是按“和为贵”的要求调节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使之圆满和谐。

实际上，中华文明“和为贵”的思想是一个真正普遍性的原则，它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崇尚自然的和谐，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人与社会的和谐。孔子在解释《周易》“乾卦”时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为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依其本性处于正道，保持着完满的和谐，使自然和社会顺利发展。天道超然于万物之上，保证自然的大和谐和万国的大安宁。在中国古代哲人的眼中，主宰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总规律(天道)就是“和为贵”。他们认为，大自然本来是一和谐整体，如果人不去破坏这种和谐，而是顺应自然，就可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协和境界。自觉的人，应当修养自身，保全完满和谐的本性，以推进社会事业的顺利发展。按照《礼记·礼运》的描述，如果人人都能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且身体力行，那就会创造一个和谐的大同社会，这个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有着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会，是真正和平宁静的社会。“和为贵”的思想在东西方文明中，在全人类的精神中都是共通的。巴黎市中心有一个“协和广场”，1795年法国国民议会通令命名时，就是出于对人间冲突的厌恶，对社会和谐的向往。莱斯特·皮尔顿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就是在亨廷顿的文章中，也包含着“和为贵”的思想。他说，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和为贵”的思想在国际关系中只能发挥很有限的作用，冲突和战争则大行其道，这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

人类进入新的千年，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实际上把全人类卷入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之中。跨国界、跨民族、跨文明的生态危机使地球村的所有居民成为命运共同体。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和大量核武器存在的现实，每时每刻都提醒人们要维护和平。多种文明的全球交流不但使人们感受到民族的差异性，而且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文明的共同性，从而把人们从民族狭隘性和文明狭隘性的小天地中解放出来，自觉地以“和为贵”的精神去处理我们面对的各种世界难题。可以肯定地说，在人类走进新世纪的时候，多极世界和为贵，多彩文明和为贵，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发展的大智慧。

总之，生物的多样性，是宇宙之宝。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之福。在这丰富多彩的世界中，“文明冲突论”只会误导人们走上罪恶的战争之路，而“和为贵”的精神，将指引人们精心保护自然的和谐，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断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同创造“万国咸宁”的美好世界。

2001年，是联合国倡导的“不同文明对话年”。当年，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提出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主张，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人民走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延续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多样性正是世界充满竞赛、活力和创新的根本原因。各国之间应该加强交流和了解，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共同前进，而不应让这种多样性成为阻碍各国人民携手共进的隔阂，更不应人为地从中挑起对立和冲突。尊重和发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并在这种多样性中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伟大动力。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再次重申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主张，指出：“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2001年11月中旬，在斐济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斐济总统伊洛伊洛时也有这样的精彩讲话：应当承认，各种文明之间确有差异。差异往往是民族存在的理由。正是这种差异使世界丰富多彩。假如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一模一样，那还有什么意思？各种文明都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求同存异，和谐共存。这一系列论述，提出了如何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各种矛盾关系、如何走在世界文明前列需要注意的一个大课题。可以说，21世纪国际战略关系的一个大课题，是如何处理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关系问题。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经济、政治关系的背后，都潜藏着一种文明类型之间的关系。由于地理、人文、经济、社会、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世界上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明，从而使整个人类文明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多样性是促进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一个积极和重要的因素。每一种类型的文明都会从其他文明中汲取养分，同时，也会给其他文明以不同程度的影响。人类文明正是在多样性的交流、融会中不断前进的。各种文明既有自己的特点，又有许多人类共同的东西。经过长期的交流，这类共同的成分会越来越多，从而成为人类文明共同和基本的财富。世界文明的总体内容和价值，正是这种不同文明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普遍性寓于多样性之中，多样性也离不开普遍性。在多样性中形成和融会普遍性，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

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曾经处于非常复杂的状态。很多能够友好相处，平等交流，互相学习，自然交融。但也有一些，由于相互之间的差异，曾经对于国家、民族间的矛盾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的甚至成为对外扩张和侵略的旗号。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迅猛发展，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文明的相互关系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特点。从主流的一面看，由于各国文化交流的扩大，交通和通信工具的改进，信息传输的增大和快捷，各国文化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出现了加速融合的趋势。世界文明的精华，不断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为整个人类所共享。但从另一面看，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在世界不同文明的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健康乃至很危险的倾向。某些发展国家，抱有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企图把少数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归结为优秀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冲突，以此证明新霸权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们依仗经济、科技力量的优势，极力推行西方的价值观。我们在国际关系中所受到的挑战，我们党面临的“西化”“分化”的危险，从深层次来说，就在于西方价值观的压力和渗透。

因此，处在世界不同文明的碰撞之中，我们必须树立一种科学的文明观。要充分认识到，每一种文明都要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存共处，要加强对外交流，互相学习，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相互关系的障碍。中国尊重每个国家自己的选择，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同时也绝不允许别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每个国家都应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在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应该争取建立国际文明的新秩序。

新的多极世界，是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可能参与国际事务、维护本国正当权利的世界，是逐步走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世界。多极之间的抗争，主要是建立国际新秩序与维护国际旧秩序的抗争。与前此的世界战略格局相比较，有它鲜明的特征。

特征之一，无所谓固定的几极，多极就是多极。

什么是多极？多极就是在国际社会中有多个实力比较强大、有代表性的国际力量，它们能够独立地对国际局势、地区形势或某些国家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从而成为世界战略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有对抗、有妥协、有合作，但并非依附关系。

不言而喻，多极之所以能对国际事务发挥影响力与控制力，是以其综合国力亦即实力为依据的。但是国家的强弱从来就是比较而言，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多极的极与极之间综合国力也绝对不会相等，总有强与次强之分，甚至悬殊较大。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新的多极世界里既然美国是一极，就要有几个与美国实力相等至少相差不大的国家与美国并称几极，这是一个谬误，事实上即使在美苏同为超级大国时，实力也并不相等。第二次世界前的多极，英、美、法、德、苏、日、意实力也并不等同。

把新的多极世界混同于旧多极世界的另一个谬误，是过于看重综合国力中的经济、军事等物质力量。这些物质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当然重要，旧多极世界的列强就是凭借其军事、经济的绝对优势，侵略、压迫弱小国家的。那个时代实力高于一切，强权就是公理，弱小国家拥有正义亦无力与之抗衡。在新的多极世界里，第三世界已经崛起，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成熟，就要足够估计国际正义、社会进步、民族凝聚力等综合国力中的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发展水平虽然较低，但政治影响大、经济蒸蒸日上的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能成为一极？几个中小国家联合起来，组成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有一定分量的国家集团，为什么不能成为一极？

排除了这两个谬误，就可以勾画出新的多极世界多极构成的轮廓了。

前已述及，新的多极世界的多极构成中，既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极，也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极，它们的综合国力，不可能是等同的；构成综合国力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多种因素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各有千秋，因而新的多极世界的多极构成是参差不齐的，十个指头不会一般长。

新的多极世界要经历一个长过程，要经历若干发展阶段。在这个长过程中，各种国际力量有消有长，国际关系还有新的分化组合，多极构成就不可能固定不变。这种变化的最大可能，是像从两极到新的多极一样并不经过战争较量，哪些国家或国家集团进入或退出多极行列，也就并非一刀切了，因而新的多极世界的构成又是升沉不定的。

在新的多极世界里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就是以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相同或相近的组织比较松散、形式不很固定的国家联合，如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它们不是一极，却代表着有共同利益的众多国家，在某些地区、某些问题上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这样，在既有相对稳定时期又难免有相对动荡时期的新多极世界的长过程和各个发展阶段中，一定要判定多极构成是固定的几极，就不能真实反映新的多极世界的力量对比和态势，因而也就无此必要。多极就是多极。

特征之二，多极多方。

旧的多极世界，从横断面看固然是多极并存，互相争夺。从纵断面看，则是以侵略国家和殖民国家为一方，以被侵略、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另一方，可以称为多极两方的世界。多极是侵略国家、殖民国家的多极，它们之间互相争夺或互相妥协，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或者维护既得的侵略利益和殖民利益，其矛头最后都是指向弱小国家的，弱小国家总是处于被宰割、被奴役的地位。

在两极世界的初期是两极两方，社会主义阵营为一方，帝国主义阵营为一方，其他国家则分别受到其中一方的影响或控制，归属、依附于或倾向其中的一方。以后，美苏争霸，第三世界逐步崛起，事实上成为两极之外的第三方，第三世界虽然并不强大，两极也不能完全对它们任意摆布了。

新的多极世界的多极构成，改变了旧的多极世界和两极世界的状况。既有发达国家的极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极，还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极。它们的国力不同、国际环境不同、国家利益不同，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就会因时因地各有不同的立场和方法，不能笼统地、简单地按照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把它们各自作为一方。

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只有八十多年，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是最新生力量，它们的日益兴旺壮大是毋庸置疑的，在新的多极世界里占有重要地位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固然使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但从历史角度看只不过是一个插曲。这次剧变，使世界走向多极的进程提前，使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严酷的考验，顽强地存在下来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会从中吸取教训，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而走向成熟，避免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从这个意义上看也未尝非福。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第三世界，但又各自有不同的国际环境，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事态中对具体事件具体问题也会有不同的措施和应对方法。

资本主义还有继续发展的潜力，在新的多极世界里还要长期与社会主义并存。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极，自然也是新的多极世界的组成部分，但已失去了在旧多极世界里的绝对控制地位。它们本来有不同的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在两极世界里如何对付苏联也时有分歧，如今失去共同敌人，相互之间更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美国力求把它们捏在一起继续控制它们，必然是困难重重，它们之间只会先同床异梦，最后分道扬镳。它们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各不相同。

第三世界国家众多，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它们过去有遭受资本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侵略压迫的共同遭遇，在新的多极世界里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是一致的。但它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宗教信仰、民族状况差别甚大，同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相当复杂，在国际事务中各自有不尽相同的立场。个别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力增强之后还有建立地区霸权的野心，某些国家还会为了暂时利益而追随某个强国。

多极多方的新的多极世界，改变了由几个强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历史，多极多方的复杂局面本身就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构成了一定制约，弱小国家将有更多的体现自己正当权益的回旋余地。新的多极世界中的某些极，还将成为国际正义和进步事业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特征之三，国际关系更为错综复杂。

多极多方的国际关系，必然较两极体系和旧的多极体系更为错综复杂。

在旧的多极世界里，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是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国家的矛盾和列强之间的矛盾，亦即后来所称的南北矛盾和西西矛盾。当时南北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列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南方国家力量过弱又处于分散状态，与北方抗衡绝少成功。而列强之间的争夺则比较突出，战争连绵不断，还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

在两极世界里，社会主义国家被西方列强视为死敌，东西方矛盾突出，美苏争霸加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虽未酿成世界大战而战争危险长期存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第三世界逐步壮大，南北矛盾突出，不仅政治经济斗争剧烈，而且武装斗争频发，几场规模大、时间长的局部战争也是在南北之间进行的。西西矛盾退居次要地位，几十年中西方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到两极世界的后期南南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露了。

新的多极世界承袭了两极世界所有的国际矛盾，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并未解决。虽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但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拥有众多的人口、广袤的土地，处于欣欣向荣的状态，这是某些西方大国处心积虑要予以遏制和西化的，因此东西矛盾并未消失。在两极体系中被美苏争夺掩盖的西西矛盾和南南矛盾，也较前突出了。南北矛盾，则必然围绕着冲击与维护国际旧秩序的斗争而展开。多种矛盾并存，东、西、南、北各方都要在新的多极世界里寻求更为有利的地位，世界各国都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霸权主义者尤其要兴风作浪。各种国际力量的长远战略目标与当前利益互异，它们的政治状况、军事实力、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又千差万别，随着形势的变化、时间的推移和相互间力量对比的消长，这些矛盾的主次地位、表现形式和缓激程度也在不断转换，这就导致了国际关系更为复杂的局面，从而发生国际争端和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争端和冲突的涉及面很广，虽然诱因不同，强度不同，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亦有差异，但通常是以政治为主导、经济为基础、军事为后盾的。某些国家的内部问题有时也会成为国际事态。所有这些争端和冲突，虽然不一定引起国际全局的动荡，不一定危及世界和平，但如涉及的范围广，牵涉的国家多，则是对众多国家的考验。

群雄并立的局面，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一方面是产生国际争端的温床，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制约某些国际争端的扩大和激化。许多国际争端并不是两个国家或少数几国之间的事，而是对多种国际力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利害关系的。维护国家正当权益和国际正义，会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践踏别国的主权、侵害别国的利益，会受到普遍的谴责，当一国的行动将会损害国际和平时，更是如此。因而许多国际争端当其初起时，便会受到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力求其和平解决。只有这些努力失败时，才会进一步激化。不能像过去那样动不动要由双方来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解决了。对话增多，对抗减少。虽然国际局势仍然会不时出现紧张与动荡，甚至局部战争，但还能保持总体上的缓和，缓和多于紧张，多于动荡。

大国实力雄厚，在国际政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自然大于一般国家。但大国也要受到整个国际局势的制约，当某个或某些大国意图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时，既会受到被损害国家的抗争，也会受到其他大国和多种国际力量的牵制，而不能为所欲为。中小国家实力较弱，在国际社会中仍会遇到较多较大的困难和障碍，但它们的国际地位已经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绝不能忽视众多中小国家，中小国家不仅在共同利害关系的基础上可以互相支持，也可以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和问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特征之四，经济斗争居于主要地位。

经济是构成世界战略格局的基础。多极关系，极与非极的关系，固然无不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又是以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的。达成经济目的的手段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在旧的多极世界里军事手段却占有更为突出的位置。经济强还要军事强，才能成为一极，才有资格称霸。强国的对外扩张和互相争夺主要依靠军事力量，世界战略格局的转换，通常也是一场战争较量的结果。

在两极世界里这种情况已经有所变化。初期，苏联没有原子弹，海军不够强大，经济实力也只及美国的三分之一，它能同美国并称两极，要靠身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和战胜法西斯的威望。后来，苏联的军事力量与美国取得平衡，经济实力也大为增强，却由于执行霸权主义政策、对外扩张，在国内外丧失人心，苏联经济又积弊日深而于20世纪70年代陷入停滞。美国与苏联争霸，既凭军事实力又靠经济实力，在苏联丧失政治优势后，经济上强的美国便占了上风。

在新的多极世界里，力争和平力求发展，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霸权主义国家虽然拥有军事优势，亦难与众多国家为敌，攻城略地，亡人之国，并非上策。挟其经济优势，利用国际经济旧秩序，进行不公平竞争，获取经济上乃至政治上的好处，便成为更常用更重要的扩张手段，中小国家是其矛头所指，其他大国也是它的对头。而在所有的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上既有互助互补的一面，也无不有竞争的一面，时势已经把经济斗争、经济竞争推上了最前沿。能否在世界经济大发展中趋利避害、稳健地前进，对每个国家都是严峻的考验。

西方大国便抓住经济这张牌，凭借其经济优势进行不公平竞争。它们可以在资本流动、进出口贸易、高新技术转让等方面进行垄断；可以寻找借口滥施制裁；可以在它们发生经济危机时，损人利己，转嫁危机。对此，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弱势，但也并非没有应对之方，还手之力。在资源、能源、市场等方面，西方大国毕竟还是离不开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抓住机遇，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加速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抵抗强权，维护在国际社会中独立自主的平等地位和国家的稳定。

世界经济的迅速持续发展是大趋势，但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经济危机仍会产生，1994年的墨西哥的金融危机，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对东亚、东南亚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而且蔓延到俄罗斯，波及拉美，影响到欧美，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不利影响。2001年3月，美国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十次经济危机，其生产下降程度虽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但已使世界经济受到影响，除少数地区外均陷入不景气状态，复苏缓慢。

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同时，经济的集团化和区域化也在发展。欧、美、日之间的经济斗争从来就是严酷的，摩擦从未间断过。由此产生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各国经济都是新的考验。

特征之五，军事斗争仍占重要位置。

在新的多极世界里，与经济斗争比较，军事斗争的地位确有下降。但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导致战争与武装冲突的因素仍然存在，战争力量仍然存在。军事斗争既是政治斗争的继续，也是和平的保障，军事力量仍是综合国力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军事斗争在国际事务中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国际局势的紧张与缓和，通常是以军事斗争为重要尺度的。

两极体系瓦解之后，军事大国的军队数量有较大裁减，世界军费总额亦由20世纪80年代末的10000亿美元左右，降至1997年的7000亿美元上下。各种裁军和军备控制的谈判，相继取得成果。《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95年无限期延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于1996年开放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84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1997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1996年)等先后达成协议，对缓和国际局势，遏制军备竞赛，都有积极意义。但是，有些国家特别是美国，仍然迷恋于拥有军事优势，对裁减军备向来不是实心实意，而是削弱别国增强自己为目的的。它特别强调防止导弹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而始终不肯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至今不肯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近年来更加紧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大幅度增加军费，用高技术兵器装备部队。同时还向世界各国大量出售军火，影响其他国家不得不加强国防，使近年来世界军费总额又有回升，据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年度报告2003年世界各国军费总额已达9560亿美元。

两极体系遗留了若干多边的或双边的军事同盟。这些同盟在两极体系瓦解后本来是应该立即解散或者逐步消失的，但除华约之外都保留下来了，而且北约东扩了，日美安保条约经过重新定义，其作用和范围都扩大了。

两极体系还遗留了许多国际争端和热点地区。两极体系瓦解之后，有些有美苏争夺背景的国际争端有所缓和。像中东的阿以争端，虽谈判十余年，依然紧张了十余年。而一些为美苏争夺掩盖着的矛盾又突出了，长期殖民统治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领土、民族、部族、宗教、派别争端，往往激化为武装冲突、局部战争，致使1992年到2002年世界各地发生的武装冲突与局部战争竟多达127起。某些执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家还往往伺机插手，使其国际化，以收渔人之利。

值得重视的是，建造美利坚军事帝国的迷梦正在实施，国际恐怖主义正在进一步泛滥，已经构成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某些分裂分子和极端主义者的蠢动，也危及国际局势的稳定。人们还要有反对不义战争的充分准备。

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带动了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内率先和广泛的应用。武器装备随之飞跃进步，指挥通信情报随之日益精确，战争形态、作战样式、体制编制、军事理论等也正酝酿着一场大变革，这些已经在几场局部战争中有所显现。粗看起来这些只对享有科技优势的国家有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恃强凌弱挑动战争者的一种鼓励，值得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世界人民警惕，并寻求克制之方。

特征之六，意识形态斗争并未淡化。

来源于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斗争，在国际关系中一向存在，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占有一定地位，有时则十分突出。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形成和扩张。11世纪末至13世纪的十字军东侵，是以基督教的名义发动的。在近代的多极世界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担当了重要角色，它历史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也在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中在某种程度上作了帮凶，当时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莫不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在多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逐步突现出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度出现高潮。在两极世界的国际关系中，既有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也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其他多种文化、多种信仰的意识形态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两极体系崩溃之后，某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鉴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倾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一度强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威胁，有的提出了文化冲突论。也有人就据此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淡化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西方大国的统治者，从来就没有忘记被他们视为死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没有忘记仍被他们视为异类的其他意识形态。他们要凭借他们的经济实力，凭借资本主义依然活跃着的生命力，用意识形态的渗透、感染，配合以多种政治经济措施，遏制、打击乃至消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被他们视为异类的一切其他意识形态，使其融合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一体系之中。他们制定的国策和对外政策，无不贯穿着意识形态内容。

新的多极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不同类型的国家并存，多种意识形态也必然并存，它们之间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斗争的内容是复杂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激烈程度也会随着国家之间的竞争、社会制度的竞争和人心的向背而变化，而曲折，时而紧张，时而松缓。它不受国界的限制，但一般说来是以国家利益为依归的。既不会停止，也不会淡化。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只有一百多年，它是最能体现全人类最高利益的新生事物，在多种意识形态的长期斗争中，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而逐步为更广大的人群所接受，发挥其历史作用。

特征之七，发生突变的可能性。

国际局势演进的大方向有其规律可寻，可以预测。但其具体的发展过程又往往是迂回曲折的而并不是直线前进，在渐变中也会突发出人意料的大事件，历史上屡见不鲜，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两极体系的崩溃，就是最近的一例。

在新的多极世界里，国际斗争的内容与形式较之以往已经有很大的不同。经济斗争取代军事斗争占据主要地位；国际关系既有相互竞争、相互斗争的一面，也有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另一面；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虽然时有回潮，但更加丧失人心，市场日益缩小；动荡虽然时起时伏，但酿成大规模战争已少有可能；国际局势的缓和是大趋势。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摧动下，世界经济将持续迅速发展并日益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是不可变更的。

但是，万里晴空也会有不测风云，何况在新的多极世界里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各个国家的发展极不平衡，各种矛盾纵横交织呢？因而还必须充分估计发生突变的可能性。

突变是引起国际局势重大变化的事件，可能是社会、政治危机，可能是经济危机，也不能完全排除战争危机。

在新的多极社会里，既然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国家制度，社会政治危机当然是可能引起突变的重要原因。当前资本主义仍然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看不出哪个资本主义国家酝酿着社会主义革命，某些民族主义国家试行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亦收效甚微。而西方政治家却叫嚷共产主义的大失败，并力图遏制、融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这些妄想必然落空，但也气势汹汹。但从另一方面看，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仍旧巍然屹立继续前进吗？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不是在逐步增加吗？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不是无法根本解决而继续发展吗？溶岩在地壳下翻滚，海水在冰层下流动。既然在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一度形成高潮，就不能武断地认为新的高潮不可能在21世纪发生。

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两极体系瓦解后的十年，在美国、西欧、墨西哥、亚洲已经相继发生过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十年来一直处于低迷不振状态。2001年3月，美国经济亦告别了十年繁荣，进入战后第十次经济危机。这些虽不能改变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大局，但对相关国家则会造成相应的甚至是沉重的打击。经济全球化既对世界经济有促进作用，也有负面影响。在国际旧秩序之下经济竞争的某个时期、某些环节还会出现一些问题。以上种种，会不会引发像1931年那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因而使世界经济发展放慢、停滞，出现大萧条？会不会因而在某个或某些国家引起社会危机，使其发生重大变化，也是难于逆料的。

当前国际关系中军事斗争已退居次要地位，但是有那么多核武器和常规军备存在，某些国家的内战和地区性冲突不断发生，一些穷兵黩武的国家还在扩充军备，不时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干涉别国内政，损害世界和平。因而也不能完全排除突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新的多极世界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际局势会不断发生变化，究竟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还要冷静观察，过早地作出断言是不妥当的。

特征之八，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迈进。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世界战略格局是两个互有区别又互相关联的概念。世界战略格局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斗争的基本态势，是一定时期内各种国际力量的战略利益和力量对比的体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则是各种国际力量在长期相处中，由条约和习惯形成的共同遵守的准则和现实表现。在漫长的国际关系历史中，它是以维护强国的利益为依归而建立的，又随时因强国间的利益冲突而被破坏。即使是由多国共同制定的公约，亦不能得到认真遵守。因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实际上长期处于无秩序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联合国组织，承担了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责任，国际间的相互关系就比较有秩序了。但是这两个国际组织都是根据战胜国的意志建立的，虽然由于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在国联盟约和联合国宪章中也写进了符合时代潮流和中小国家的利益的章节。然而国际联盟长期排斥苏联，联合国长期排斥新中国。这两个组织都维护殖民统治，把战败国的殖民地转移到战胜国的名下，美其名曰“委任统治”或“托管”。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仍然主要是体现强国的利益，使弱小国家处于被排斥、受损害的地位，使举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遭到强国践踏。直到近三十年来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的席位日渐增加，它们的声音和愿望才在联合国有所体现，联合国的形象亦有所改善，但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时仍然无力，时而被某个或某些强国甩开。所以，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无秩序状态，还是以后的比较有秩序的状态，都是不合理、不平等、不公正的，都是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不仅弱小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甚至生存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且广大世界人民包括强国人民在内亦深受其害。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前此的旧秩序相对而言的，是对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全盘刷新。新的多极世界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会与新的多极世界随之俱来。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然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最大障碍，各种国际力量对新秩序的理解与要求亦不尽相同，因之建立新秩序任重而道远，需要国际社会的不懈努力，经过必要的斗争和相互认同，才可能在新的多极世界的后期，接近建成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定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高度概括了举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各国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普遍要求，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克星，剥夺了大国强国侵略、压迫、威胁、控制和剥削弱小国家的一切借口，使其拿不出任何站得住的理由来反对。同时，它也有力地斥责了近年来某些国家提出的“主权有限”、“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等等谬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从1953—1954年由中国、印度、缅甸共同提出之日起，逐步取得了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同，对社会制度相同和不同的国家之间同样适用，不偏不倚，具有无穷的道义力量。当然，它还需要相应的物质力量，特别是中小国家综合国力的普遍提高为保证，这也正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经过长期努力的重要原因。只有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综合国力，都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少数国家无隙可乘，不得不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时候，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真正实现。尊重和认真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就有了坚实的保障。

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多样性历来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质，也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积极和重要的因素。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差异，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统一、共存的一面。国际关系中发生的各种冲突，其根本原因，是现实的利益矛盾。文明的冲突可能是背景之一，但一般都不是根本和直接的原因。西方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夸大文明冲突的作用，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冲突都归结为文明的冲突，是不正确的。特别是他们往往抱有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观点，企图把少数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归结为优秀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冲突，以此证明新霸权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更是危险的。对此，我们不能不给予必要的揭露和抵制。

当然，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确实也有差异、矛盾冲突的一面。当代世界，西方文明确实也正在日益侵蚀着其他文明，甚至危及其他文明类型的生存。所以，在努力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同时，我们需要及时和响亮地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问题。

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每一种文明都要加强对外交流。对由此出现的“文明冲突”要具体分析，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可妄自菲薄。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要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共存，求同存异，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不能自以为优越、高贵，而对别的文明类型的国家和人民横加指责，随意干涉。人类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相互关系的障碍。中国尊重每个国家自己的选择，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同时也绝不允许别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各国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各国在通过电视、广播、电影、书籍、软件、音像制品、国际互联网、电讯工具等进行信息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该建立和遵循必要的规则，并且注意保护各国文明的特色。

如何看待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影响，涉及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根本问题。世界上不同国家在经济、政治关系的背后，都潜藏着一种文明类型之间的关系。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人类的共同文明做出了贡献。各种文明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统一、共存的一面。人类必须正确认识这种文明的多样性，并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中发生的各种冲突，其根本原因，是现实的利益矛盾。文明的冲突可能是背景之一，但一般都不是根本和直接的原因。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要善于在开放的环境中处理好与其他文明类型的关系，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对由此可能出现的“文明冲突”，要清醒认识，具体分析；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可妄自菲薄。

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根本问题上，应该要注意以下几点：

1.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质，也是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积极而重要的因素

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质。从古到今的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大一统唯一的文明类型。相反，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传统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总是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以及相应的语言、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公共机构、国家、政治、法律、技术等文化体系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并不排斥人类文明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但某些体系较高程度的独特性，却足以构成一些独特的文明类型。问题在于对这种多样性文明的价值评价。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是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积极和重要的因素。关于人类起源是多源还是一源，尚难定论，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却无可置疑的是多线条的。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并不排斥其他文明的发展，也不必然地以其他文明的衰亡为前提。相反，各种文明的发展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当然，任何文明都不能自我封闭，自我封闭必然导致自身的衰落。事实上，只要有社会生活的联系和交往，不同群体的人类之间就会有文化上的交流和相互影响。随着人类活动区域的扩大，交通和通信工具的改进，人类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方面的联系日益增多，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交流、影响、吸收、融合过程也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入。不管人们主观上意愿如何，客观上，每一种类型的文明都会从其他文明中汲取养分，同时，也会给其他文明以不同程度的影响。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多样性的交流、融会、统一中不断前进的。不同类型的文明，既有其独到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又有许多人类共同的东西。经过长期的交流，这类共同的成分越来越多，它们就构成人类文明的共同和基本的财富。如从宗教哲学上看，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锡克教和道教等，都对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婚姻家庭的规范、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等，提出了许多共同的观点，从而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世界文明的总体内容和价值，正是这种不同文明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它既是由各种文明中的共同价值组成的，又是由不同文明色彩纷呈的多样性予以丰富、融会、促进和发展的。因此，普遍性寓于多样性之中，多样性也离不开普遍性，在多样性中形成和融会普遍性，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样性首先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2.正确看待文明类型的差异。各类文明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统一、共存的一面

多样性当然意味着差异。不仅有内容、形式的差异，而且就历史的某一个横截面而言，世界上各种文明类型往往有发展水平和程度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成为评价各文明类型对人类文明所做贡献的唯一标准，更不能成为某种所谓“先进”文明压制甚至消灭所谓“落后”文明的理由。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有某种文明居于比较领先的地位，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异，这种地位往往会由新的其他类型的文明所取代，由此而造成新的历史横截面中新的文明格局。这种变动延续不断，所以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种文明类型，很少是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的。当古埃及文明已相当发达时，希腊与罗马文明还处于很低的层次。而希腊文明，在古代显然比中欧北欧的文明更为优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欧与北欧文明又超过了希腊文明。一种文明处于衰退状态时，不能否认其历史上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一种文明比较先进时，也没有理由妄自尊大，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古代巴比伦文明，虽然后来衰落了，但它的文明成就，如其创造的楔形文字，编制汉谟拉比法典，测出圆周率为3，确定太阴历法并设置闰月等，谁能否认其对人类的贡献？当中国文明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并曾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时，今日的“美国文明”当时还不知在何处，但又有谁能借这种差异而否认美利坚民族生存、发展的权利？即使在同一时代，无论较为先进的文明类型，还是相对落后的文明体系，都可以对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都有自己值得珍视的精华。后进的文明要向先进的文明学习，并抛弃自己的糟粕，但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而先进的文明则要帮助落后的文明，但没有理由以“文明霸主”自居，鄙视其他文明的国家和民族。

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有差异，在一定条件下当然会发生摩擦和冲突，由此，也就可能构成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的深刻性、广泛性和持久性是不能低估的。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文明的冲突”只是各种文明类型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其全部内容。各类文明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统一、共存的一面。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促进各种文明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做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扩大各类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排斥，压制某一些文明的发展。

事实上，“文明之间的冲突”如果仅仅限于“文明之间的冲突”，它并不可能造成一种文明“消灭”另一种文明的结果，任何较大类型的文明是不可能被外来文明消灭的。历史上如果有什么文明衰落的话，那主要还在于自身内部的原因；而如果有什么外部力量的作用，那么这种外力只能是“野蛮的暴力”，而不会是“文明的威力”。文明之间的差异可以缩小，但不能打着“传播先进文明”的旗号，去入侵、统治和摧残处于较落后文明状态的其他民族。

3.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现实的利益矛盾。文明的冲突是其背景之一，但不是根本和直接的原因

历史上，人类各个部族、民族、国家、地区之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战争和暴力冲突。如果从其社会历史根源来分析，当然有文化冲突的因素在内。但严格来说，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只是造成某些战争或暴力冲突的背景之一，而这些战争或暴力冲突的最直接、最主要、最根本原因，还在于利益，在于经济利益或某种程度上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在于某些社会势力追求财富、土地、权力、扩张自身利益的贪欲。历史上发生的许多宗教战争，形式上是不同宗教教派之间的冲突，文化冲突的色彩很浓，但究其实质，仍离不开物质经济利益。近现代西方列强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侵略，往往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号，但实际上谁都不难发现它们掠夺财富、抢占市场、剥削和奴役殖民地人民的真实目的。否则，为什么要杀戮那么多土著居民？为什么要将千百万黑人变为奴隶？为什么要向中国输出鸦片，甚至将人类文明的瑰宝圆明园付之一炬？这些强盗的行径与“传播”文明有何共同之处？战后几十年来苏美之间的对抗，意识形态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意识形态的背后还是利益争夺。美国积极推行遏制政策或“超越遏制”的和平演变政策，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持续多年的阿以冲突，固然是具有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民族之间的冲突，但谁不清楚他们争夺的焦点是中东的土地、河流，是各自国家的领土范围，是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呢？

其实，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暴力冲突，并不仅仅发生于不同文明类型的民族和国家之间，实际上还大量发生在相同文明类型的国家之间。几百年来，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欧洲君主们互相联姻，在外交上常以兄弟相称，但在战场上的厮杀却丝毫也不逊色。所以，亨廷顿也承认，以往的王侯相争、民族国家相争、与意识形态相争之间的冲突，“大抵是西方文化的内部冲突。冷战如此，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较早的17世纪、18世纪至19世纪的战争皆如此。”很显然，文明的冲突不是各种暴力冲突的根本和直接的原因。也不是不同文明相互关系的唯一方面。用“文明的冲突”来概括文明类型之间的全部关系并总结各种冲突的模式，是不全面的。那么，在冷战结束以后，文明的冲突是否将取代政治冲突、经济冲突而成为国际政治的新的主要模式呢？这要做具体分析。应该承认，不同文明类型价值观之间的摩擦会在深层次上制约着不同国家、民族、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由发达国家代表的西方文明将会依仗其经济优势不断侵蚀各种非西方文明。这种冲突构成国际政治中一种内在的应力结构，也构成非西方文明面临的一种现实的威胁。但是，文明的冲突一般均表现在不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摩擦和碰撞中，它带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特点。如果说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发生什么外部形式的冲突，那么，可以断言，其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基于现实的利益。亨廷顿所认为的文化断层线内的各种冲突，可能具有更多的文化背景和“文明冲突”的色彩，这种背景和色彩将会使这些地区的冲突更加复杂、更难以解决。但归根结底，它们仍然不可能超越政治经济的现实利益而真的成为什么纯粹“文明的冲突”。只要现实的利益问题得到解决，一切文明或文化问题的雾纱都会消退。

实际上，正如国际上很多专家指出的，在过去、当今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支配其他国家的霸权主义政策，才是世界许多冲突的祸根。美国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军事大国和军火输出大国。美国自恃财大气粗，盲目地自以为“文明优越”，以世界领导者和世界警察自居，到处指手画脚，无端地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各民族、国家的内部冲突，动辄进行封锁、制裁。而且蛮横地奉行双重标准，对人一套，对己一套，霸气十足。这种貌似“先进”实质粗野的“文明”，人为地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不少国家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灾难，更造成了不少地区的动荡不安。相反，对于那些非西方文明类型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尽管它们与西方文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和矛盾，但在现有的世界战略格局和力量对比关系下，怎么可能设想它们会主动向西方国家挑起事端、扩大冲突？西方国家有意散布各种所谓“中国威胁”、“儒教威胁”、“伊斯兰威胁”等传言，完全忽视了客观存在的世界现实，甚至有悖于国际政治的常识。其目的无非是把引发国际冲突或动荡的责任推向别人，借以掩饰自己的霸权主义政策。

⒋每一种文明都要有开放心态，加强对外交流

强调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肯定多样性的积极意义，要求尊重这种多样性，并不意味着世界上的各种文明类型都要自我封闭，拒绝与其他文明类型的交流。每种文明都要不断地与其他文明进行信息、能量、资源的流通和交换，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否则，就会自生自灭，走上衰退、消亡的道路。

在当今世界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通信和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人类社会生活的国际化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任何国家、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存和发展。所以，对外开放已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共同趋势。每一种文明都要加强与其他文明的交流，都要善于向其他文明学习，同时，还要不断抛弃自身落后于时代的东西。在这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文明的碰撞和冲突。而且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影响和侵蚀也必然会加大。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要区分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态度。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可妄自菲薄。西方文明实力雄厚，影响巨大，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其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方法等文明的精华，是我们当前突出的任务。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在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并不是一种最健康、最完善、最积极、最有效的文明类型。相反，东方文明虽然有弱点，但在强调集体主义、互助互爱、情感、家庭、秩序等方面的价值、观念，却不断证明其不仅对于经济的现代化，而且对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创造良好的生活质量、保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平衡、维护社会各个层面的稳定等，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积极作用，而这些正是崇尚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西方文明所缺乏的。所以，东方国家和民族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力，相信自己的文明不会被西方同化，而只有在兼收并蓄、熔东西方文明精华于一炉之后，才焕发出更大的光彩，对现代化建设起更大的促进作用。

⒌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要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当代国际民主政治的一项突出任务

大自然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正因为其形态、质地、色彩、运动的多样性，才使得自然的世界充满生机和活力。同样，人类文明也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惟有这种多样性，才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融会、发展和进步。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有益于世界文明的进步。所以，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要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共存，学会从别的文明汲收养分，而不是自以为优越、高贵，而对别的文明类型的国家和人民指手画脚，横施暴力。尊重其他类型的文明，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将是未来世界保持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和平共处原则，不仅在国际政治领域，而且在文明类型关系上，都是适用的。努力建立国际文明的新秩序，这应该是当前及今后在建立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秩序之外又一项突出的任务。

当前，围绕着和平与发展问题，世界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正确地认识和分析这些矛盾，是我们确定政策和策略的前提。为了推动形成比较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我们必须全面审视矛盾全局，科学分析各种矛盾关系，准确地估量我们在这些矛盾中的地位，采取恰当的战略和策略，因势利导，利用矛盾，促使矛盾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要防止把我们自己卷入到世界矛盾的中心和旋涡中去，失去战略上的主动权。

全球文化战略形成的基本要素。有一些主题在所有的文化中反复出现，这些主题形成了全球文化战略的基础。全球文化战略的第一个来源是人类寻求安全、减轻痛苦的本能。在所有主要的文化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反复出现。比如，中国古代儒家大师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之心……所以谓人之皆有不忍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不仅儒家如此，在所有伟大文化传统中都有这样的道德价值观：一个人如何对待别人，要像他期待别人如何对待自己一样。这种价值观在儒教、道教、印度教、佛教、拜火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都有明确表述，在其他一些宗教信仰的行为中也有显现。回避可以回避的痛苦、人与人之间要有基本的道德平等——这些信条形成了寻求全球文化战略不可缺少的支柱。

在寻求全球文化战略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把目光限定在传统意义的“文化”概念上。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展出一种新的全球文化，它包含了形成全球文化战略所必需的要素：如人权的观念、民主的原则、公共责任的观念以及追求实证的风气等。联合国各机构所持有的理想和信念，也已经取得了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合法性。要求人权的呼声和重视地球生态系统的观念，已经风靡世界。以上都是这种全球文化的明证。

最近几十年来，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是国际人权标准的不断发展。《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所提出的人权标准，在一系列国际条约中得到法律和制度上的明确表述，包括《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保护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宪章》等。今天，虽然有些国家的政府还在抵制，但人权的观念已经成为政治行动中的一个准则，同时也将是形成全球文化战略的基石。

全球文化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世界性标准。在这些标准中，我特别注意到民主合法性原则的普遍确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手段不仅是该国内部事务，而且也会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正如我们在许多选举监督活动中所看到的，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促进民主参与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事务。民主制度不仅自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和社会价值，它也是确保社会长期稳定、保卫国际和平和制度有效性的基本条件。当前，国际社会要求民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组织，但非政府组织的观点和立场也很重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不仅不会削弱国家的地位，相反，它们的参与会给各国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迫使它们表现得更好。解决全球性问题也需要全体公民的直接参与。公民的直接参与，将会带来新鲜的观念，提高行动的质量，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好的方案。我坚持认为，扩大民主参与是提高治国水平的基本要素，某些形式的民主“声音”要能够在国际层面上传达。民主合法性是全球文化战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则。

一种新的全球文化正浮出地平线。这一趋势超出了政治的范畴。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追求科学和科学思考的风气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尽管记录显示，科学在某些方面仍然自相矛盾，但没有人怀疑人类需要通过科学工作者和技术手段，才能成功应对摆在我们面前的生态和其他全球性挑战。现在，科学与经验研究风气日盛，其中一个例子是要求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做出判断。当然，科学推理解决不了价值观的对立和利益的冲突，科学无法代替政治。但是，许多政治事务包含经验问题，它们的答案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各国政府和公民力图通过扎实的经验证据来解决国内和国际争端，这一努力说明，追求科学已经蔚然成风。最近，国际社会向某些冲突地区派驻人权观察员，监督选举公正，这不仅反映出国际社会对道德规范的共识，同时也表明，国际社会开始依据经验证据采取措施。同样，停止对臭氧层破坏和治理温室效应的国际努力也说明，人们愿意通过科学方法解决经验性的问题。虽然这种风气的重要性不可夸大，但强调真理、尊重客观事实的风气确实对形成全球文化战略、抵制政治顽固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怎样才能在非西方文化的特殊传统与源于西方文化的现代科学之间形成有效的对话？这是一个既具有深层含义，也颇有争议的问题。日本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曾经写道：“也许别人听起来感到有点奇怪，但我确实从内心深处对当代物理学日益感到疏远，虽然我本身就是一个物理学家。”为什么汤川秀树会有这种疏离感？科学包含着与自然界的对话，但自然界却不是预先设定好的，它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参与。西方科学和西方文化中的自然概念导源于所谓“自然法则”。最典型的例子是牛顿的加速度定律。这个定律有两个基本特点，它既是宿命论的又有时间上的可逆性。这个定律所考虑的是“必然性”问题。它暗含着过去与未来的对称。西方科学在20世纪经历过两次革命性的转变。一次是量子理论的出现，另一次是相对论的产生。但牛顿定律的两个基本特点，即确定性和时间的可逆性，一直到今天仍没有过时。我们都深深理解汤川秀树所谓的疏离感。在中国话里，自然这个词的意思是“原来的样子”。这种意义的自然，强调的是自发性和创造性。“宇宙是由宿命论决定的吗？时间的本质是什么？”在西方理性主义的启蒙阶段，生活在苏格拉底以前的人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两千五百年以后，我们仍然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但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世界人们的观点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用C.P.斯诺的话来说，科学与文化传统越走越近，不同文化之间的裂隙逐渐弥合。古典科学强调稳定与平衡。但今天，无论从宇宙论、液体力学、化学、生物学还是环境科学来说，我们在各种层面上却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波动和激烈变化的趋势。类似混沌(chaos)、自然组织(self-organization)这样的概念开始流行起来。非线性数学的发展也蒸蒸日上。17世纪的笛卡儿和20世纪的爱因斯坦都希望用几何学来描述自然，把自然描述成“实体”。相反，最近自然科学的发展却强调“叙述性”的因素。物理学与进化论生物学越走越近。这就要求我们对所谓“自然法则”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在这种新的观点下，所谓自然表达的不是“必然性”而是“可能性”。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远远超乎我们想象的结构复杂的宇宙。物理学最近的发展使得现代科学与文化传统日益融合，同时也为跨学科的研究开启了大门，比如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学或经济学便使用牛顿的决定论观点。但是，正如卡尔·波普尔所强调的，这将带来单一的变化，将使人类的历史犹如梦幻。我由此相信，20世纪的结束将带来一种新的自然观和科学观的新生，人类将更贴近自然，科学将使人类及其创造成为宇宙基本趋势的表现。——艾利亚·普利戈金

上述几个方面是形成全球文化战略的潜在资源。但它们过于抽象，容易产生歧义，无法形成一套综合性的规则系统，以支持全球文化战略的存在。它们只能为全球文化战略的形成提供灵感，告诉我们哪些原则是人们早已持有并在实践中贯彻的，因而会得到广泛支持。但是，要形成一套全球文化战略，还必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全球文化战略必须建立在某些普世原则之上，尽管某些特定的文化可能会反对这些原则。这意味着，道德原则的合理性在本质上不是教条的、衍生的，相反，它是在对各种不同的考虑加以平衡的基础上形成的。我在此提出全球文化战略不可或缺的几项原则，并非试图把这几项抽象原则武断地加之于别人头上。我认为，这些原则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广泛的基础，有的本身具有厚重的道德价值，有的是善的源泉。同时，我在文化军事战略研究中广泛吸收了世界各地学者、政治家、艺术家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免任何形式的政治偏见。一套新的全球文化战略，绝不能沦为偏爱某些地区、贬损其他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政治工具。这套新的全球文化战略的核心原则是：

1.人权与责任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今天，人权被广泛认作国际交往中必不可少的准则。构建一套新的全球文化战略，必须要考虑下列核心问题：如何保护个人身体和情感的完整性不受社会干扰，如何为每个人能够过上体面生活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何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公平和公正。尽管人权的核心要素已经在有关文献中明确表述过，但随着条件的变化，传统的人权观念仍须改进，一些新的人权形式，比如与人类福祉息息相关的“享受健康的生存环境”也应该作为人权内容包含进来。

同时，我们要认识到，权利与义务、选择与约束、自由与限制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没有选择的约束会带来压迫，没有约束的选择则会变得混乱无秩序。事实上，没有约束的选择与没有选择的约束一样具有压迫性。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有自由但不放荡无羁、有权威但不专制独裁的理想社会。

很少有人去研究不同的人群如何看待人权问题，也很少有人琢磨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之间的动态关系。在许多文化中，权利与义务是不可分割的。比如在南非，人权行动家发现，如果缺乏一定的对话背景(如宗教、家庭或者其他社会制度)，当地人根本无法回答“你的权利是什么？”这样一般性的问题。而且，人权行动家们还发现，在当地人回答类似问题时，通常要通过解释义务才能引出有关权利的问题。还有，如果你空谈一些他们根本不知为何物或者离他们生活经历很远的《世界人权宣言》一类的文献，他们便会拒绝谈论人权的问题。

有人反对人权的观念，认为这是来自西方的东西，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体现。实际上，人权观念植根于许多宗教和文化之中，西方文化也从其他文化中吸收改造了许多思想观念。而且，一些基本的道德诉求——比如维护正义、尊重人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也是所有主要文化传统里道德训诫的组成部分。所谓人权观念滋生个人主义，或者说人权观念与非西方文化格格不入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虽然人权观念使用了“权利”这个词，这里“权利”实际上是指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是一个社会和政治团体对这些道德原则进行思考的反映。至于一个社会和政治团体如何贯彻这些原则，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则涉及政治问题，并要求把已经存在的传统和制度因素考虑进去。某些人权形式在个人权利系统中得到了最佳表述，而另外一些人权形式——比如为维持体面生活所需的基本社会经济条件——则涉及制度与政策问题。为了让全体公民享受平等权利，还要培训警察和安全部队，使他们熟悉人权的相同原则。如果说，一些维护人权的制度性安排确实包含着个人权利，这并不是因为人权观念不恰当地强调了个人主义，而是因为个人权利更能够表现出人权的真实含义，即所有人生来平等，而且这种权利超越任何团体和集体价值之上。

在世界范围内贯彻人权标准，要求各方面密切合作。任何国家或政府都要承诺维护人权，并言行一致，各国之间也要加强合作，国际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更要发挥作用。事实上，所谓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维护人权。它意味着为世界上的每个人提供机会，使人们能够彻底行使他或她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权利。

2.民主与公民社会

与人权一样，民主也被视为正在形成中的全球公民文化的核心要素。民主的理念包括政治自治和人民授权两个方面。民主不是由少数所谓先驱或者自我标榜的精英所代表的东西，相反，它是指人民有权自己决定如何组织他们的社会、选择什么样的未来。

民主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同时也与其他几种重要价值判断有着内在的联系。第一，民主与人权紧密相联。民主制度为保护公民权利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政府将不得不采取预防性的措施来保护公民权利。让心怀不满的人们有渠道发泄，可以预防更严重的社会灾难。

第二，民主与发展之间互相依赖、互为因果。从长期来看，成功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民主制度。发展不是某种技术官僚的事业，可以自上而下由中央政府贯彻落实到地方政府中去，相反，它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积极广泛参与。如果社会成员普遍感到他们的公民权得到实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向有发言权，他们参与发展行动的热情就会更加高涨。言论自由既是发展的目标，又是发展的手段。同时，从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毛里求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看，民主也要依赖发展为基础。尽管某些集权国家也会取得经济增长，但一旦发展(特别是人的发展)超越一定阶段，社会营养、健康、教育发展到一定水平，有知识的，有政治诉求的中产阶级出现，人们要求参与政治决策的呼声就会更加强烈。从前苏联、东亚、拉丁美洲到南非，历史的发展无不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只有发展才是民主繁荣的必要条件。

第三，民主与和平之间也存在复杂的联系。民主是促进国际和平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一般不会发生战争。在国内层面上，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稳定了。虽然某种程度的紧张和冲突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未必是件坏事，但从长远观点看，如果民主制度生根发芽，它能够有效消除内部冲突。在社会财富可供分配的情况下，冲突也是促进社会凝聚的一种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政治家的统治技巧了，如果他们能够伸张正义，抚慰不平，冲突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尤其是刚刚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言论自由通常被利用作为激进政治的工具——扩大分裂，诽谤他人，剥夺别人的民主权利，这时候，就需要有高超技巧的政治家大显身手。民主政治也要走现代化之路。

自由、公正和定期选举，信息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所有这些组成了民主制度和自由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但是，民主制度还包括从宪法的角度保护政治的、民族的和其他形式的少数人，使少数人群体免受多数人的压制。当今世界，1万多个民族生活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人类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3.维护少数人的权利

全球化的巨大威力并未消除民族自治运动，相反，很多在历史上早已不存在的国家重新要求独立，1989年之后东欧和中欧的例子便是明证。对于少数人坚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要求独立自治的运动，多数人的政府经常采取歧视和压制的政策。

少数人群体要求文化独立和政治自治的呼声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从经济角度看，创立新的国家对于构建统一的大市场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新的国家建立之时，便是新的少数派和新的冲突产生之日。对于这些古老的文化冲突，只有发挥政治上的独创和想象力才能解决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要坚守几个基本原则：首先，少数人群体的成员必须能够享受到基本的权利与自由，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其次，要维护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不论建立何种形式的政府(自治、半自治或联邦等)，多数人群体和少数人群体所有成员的权利都要得到保障。人权要超越其他一切诉求之上。再次，要促进文化宽容和文化多样性。经验表明，文化手段有时并未被用来促进相互理解和尊重，相反，却被用来作为撒播仇恨与冲突的手段。

4.承诺和平解决冲突和公平谈判

全球文化战略所包含的原则与价值应该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最低的道德标准。但是，这些基本的道德准则却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国际性、全球性的伦理问题。比如，维护人权虽然是一个基本道德准则，但人权不能解决公平贸易的问题，也不能回答如何分担治理环境所需要技术的成本问题。尽管公平与正义是全球文化战略关注的核心，但这类问题却不能依靠一套哲学教条来解决，因为单纯的、抽象的公平与正义是不存在的。解决国际政治问题也不能依赖一些前置性的道德准则。在解决国际问题时，所有参与方都要有发言权。消除分歧必须依靠和平谈判：所有相关各方都要有代表，都有权决定解决问题的原则应该是什么。因此，我确信，全球文化战略必须包括对和平解决冲突和公平谈判的严正承诺。

必须在国际社会建立一种“和平文化”。当今世界，武装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和人力损耗令人难以容忍。全世界的军费支出是对有限资源的巨大的、可悲的浪费。在停坦克的地方，本来可以建立学校和乡村医疗站。有人认为建立庞大的军事设施便能维护国家安全，实际上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对人类和平、安全和发展的威胁恰恰来自人类的政策本身，包括从军火交易中得到的利润。

和平文化不仅是一种理论和一套原则。正如费德里奥·梅杰所指出的，和平文化是“通过对其他文化的了解不断加深而形成的热情拥抱和平、民主和宽容的过程”。它是要求冲突各方都要参与的缔造和平的过程：即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冲突发生，在冲突发生之后又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其实，许多文化都有和平解决争端的因子，只是不同文化的人们采取的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揭露军备竞赛的反人类本性，培养合作、宽容，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5.代际之间的平等

普世主义是全球文化战略的一个基本原则。普世人权认为人生来平等，无论人们在阶级、性别、种族、社区和代际方面有何差别。让每个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是人性最重要的关怀。普世主义要求我们在关注后代子孙的生计时，也不要忽视当代贫困人口的生活。

代际平等的基本原则是：为了当代社会所有成员和后代子孙的福利，当代人必须好好地看护和使用环境、文化和自然资源。每一代人都是人类自然、文化和环境资源的使用者、管理者和促进者，必须要给后代子孙以享受这些资源的同等机会。

人类如何与自然发生联系以及我们对后代子孙承担何种责任，是两个最具有挑战性的哲学问题。要回答好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动用我们所有的资源。某些传统文化把个人或一代人看作是整个家族世系链条中的一部分，这值得现代文明深思。

没有制度性的安排，代际之间的平等是无法达到的。最后，为保护后代子孙的利益，国际社会产生了一种有趣的想法，即在联合国系统内设立监护人和监护机构，并形成一套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全球文化战略中的许多要素在全球治理中是找不到的。若干全球治理制度——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不能说是具有彻底的民主合法性的，因为这些制度不是建立在全体人民的共识基础之上，而是推崇所谓“一美元一票”的富人俱乐部体制。那些富裕的国家夸夸其谈地向贫穷国家布道，可是他们自己却不准备接受同样的道德原则。举一个例子，利用银行系统洗黑钱的行为备受国际社会谴责，但是许多富国的银行不仅对穷国腐败官员们大笔的资金进出不闻不问，相反，却从中谋得可观的利润，反过来，又对这些穷国的腐败现象大张挞伐。双比如，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富国拒绝降低消费水平，却把消费结构调整的担子全部加在穷国身上。富国极力推崇市场经济原则，宣扬天下没有白给的午餐，但正是这些国家不费分文地消费了世界80％的环境资源。我们在《国际行动纲领》中对改变这种现象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全球文化战略的基本原则是任何政治组织都必须遵守的。我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讲清楚究竟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形式才是好的，这样做也是不明智的。人们向来对采取何种具体的政治组织形式有不同的见解。由于文化遗产和历史经验的影响，人们对于一个社会应该坚守的价值观和应该追求的目标也有不同看法。在认识到这种差异性的基础上，全球文化战略只为政府和公民设立最基本的要求，却为政治创造性、社会创造力和文化多元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把全球文化战略限定在几个基本原则范围内，表明我们认识到，一个社会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模仿和重复别人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风格。只要坚持基本的道德原则，全球文化战略应该鼓励人类社会采取不同的方式达到发展的目标。西方式的现代化不是人类社会唯一的发展模式。

即使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入的今天，国家仍然保持着全球系统中最重要的地位。尽管国与国之间因力量大小、资源多少而有所区别，但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国家提供了一套法律和政治框架，所有的政府和个人都必须在这个框架里行动。不幸的是，政府及其司法、行政机关通常是违反全球文化战略的主要责任者。当前，违反人权、独裁专制主义、压迫和用暴力手段对付国际国内冲突的现象仍然层出不穷。

各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必须接受并贯彻全球文化战略的准则。贯彻全球文化战略有很多办法，其一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更多地从伦理的角度考虑问题，把政策放在国际法的基础之上衡量。这意味着要加强国际法的地位，扩大司法独立的范围，提高司法效率，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以保护上文所提到的基本的道德规范。在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的合作中，各国政府也要从全球文化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它们可以通过加强政策的道德色彩、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结构和建立新的组织机构来达到这个目标。

在各国版图之内，政府更负有关键性的道德责任。在一个理想的、统一的国际社会尚未形成之时，维护正常秩序和道德价值的责任落在了各国政府的肩上。在道德原则而不是权力政治基础上建立的世界秩序、必须依靠国家带头来建立和维护。当前，一些地区性而不是全球性的组织正在建立，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其他一些贸易、金融协议组织。虽然这有可能会使世界进一步分裂为一些小板块(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局势一样)，但从总的趋势看，一种促进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和思想跨越国界自由流动的世界秩序正在逐步形成。

除了国家和政府，在全球舞台上还有三种重要的力量：即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赞美跨国公司的人认为它们为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抨击跨国公司的人认为它们是邪恶的化身，毫无疑问的是，跨国公司攫取了全球性的权力，但却不受任何全球组织的控制。不同的跨国公司，其行为方式也大大的不同。它们的力量和影响使其成为实践全球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角色，担负重要责任。有的跨国公司财富之巨超过许多国家，有的跨国公司可以有效影响政府政策。它们不仅拥有财富、雇用和辞退的权力，还可以通过广告宣传左右消费者的选择，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理想的情况是，要有一套全球性的组织、税收、审计系统来规范跨国公司力量的延伸，这一理想最后一定会实现。当前，国际社会要限制跨国公司滥用权力，引导它们为公共利益服务。

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地区组织负有促进不同地区人们共同利益的特殊使命。要通过引导各种协会、宗教组织、贸易工会、私人企业、职业机构、妇女和青年组织的广泛参与，促进全球公共管理和透明度。总之，正是这些组织和正在形成的全球公民社会，代表了这个世界的良心。

全球公民社会是最后但却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当前，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自愿者协会、群众团体、宗教组织、行动小组、职业组织、利益团体和类似的组织机构遍布世界，它们之间的联系超出了国界。尽管其成员对该组织的效忠被限定在一个相对狭窄的范围内，它们的兴趣偏重在某些专门问题上，但这些组织及成员为未来“世界公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了对付全球性的问题，它们可以动员全世界的舆论，某些环境保护组织和人权组织已经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比如，“绿色和平组织”之于环境保护，“大赦国际”之于维护人权，“牛津饥荒救灾委员会”之于公共教育和发展问题，就是明显的例子。其他一些国际组织通过联系当地的自助团体，为其提供健康、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援助，其行动与合作也已经远远超出国界所限。

不可否认，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差别很大，有的规模很小，表面看来，这样的组织在形成全球文化战略方面派不上多大用场。实际上，这些组织不论力量大小，在其特殊领域内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们的责任感和贡献对于全球文化战略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个人也是如此。个人可能没有国家或国际组织那么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他们在普通公民身份之外，还有官员、经理、教师、教授和消费者的角色，他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角色对全球文化战略的形成发挥作用。

所有国家在社会统治和国际交往中都需要一套自律性的基本道德原则。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在国际谈判中，谈判双方有意无意都在试图建立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道德准则。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社会中的个人与团体愿意随时准备付出牺牲。虽然某些当红的经济学家并不相信基本的道德原则，比如信任、忠诚、团结、利他和爱心，但这些道德原则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非常重大。它们与物质产品不同，它们自身能够不断发育成长，并产生价值。缺乏这些基本道德原则，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生存繁衍下去。

国界无法阻挡道德原则的实现。如果过分强调自我，我们就会忽视人性和道德的力量。世界范围内，荷兰、挪威和瑞典三国对外援助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很高，这是富国希望帮助穷国的表示，同时，在道德方面，也是它们对自我的提升。尽管强调自利的原则甚嚣尘上，国际合作中的主要原则仍然是道德。政治家们过于强调一国之私利，但普通人却不一样，就像我们在危急关头经常看到的那样，人们往往抢在政治家的头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论他们来自何方。因此，全球文化战略是国界根本无法阻挡的。

第二节 文化的凸显与文化哲学的自觉

同哲学、历史学等古老的人文学科相比，以文化现象和文化体系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学的兴起，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大约在19世纪中叶，一些思想家才开始把理性探究的目光投向人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即文化层面。随着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古代文化史学等学科的相继兴起和发展，一大批杰出的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构成了群星闪耀的文化学天空。这里既包括以狄尔泰、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为代表的人文传统的文化学研究，也包括由泰勒、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本尼迪克特等人所代表的实证传统的文化学研究。当文化层面作为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最深层的、最重要的内蕴或制约因素为人们所关注时，文化学研究开始同哲学研究交汇，形成自觉形态的文化哲学。许多研究者把1984年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17届哲学大会作为世界哲学的重点由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标志。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围绕着中西文化的比较问题，曾发生过关于文化问题的大争论。到了80年代，深刻的社会转型再一次引起“文化热”。关于文化问题的这些讨论在90年代推动文化哲学研究走向自觉。90年代中国的哲学领地，既不同于80年代之前“传统教科书”的哲学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不同于80年代在西方文化思潮和哲学理论不断涌入的背景中，哲学理性围绕着共同的论题和争论热点而执著于思想解放、理性启蒙和现实变革的情形。90年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论题、问题、层面、方式、话语、维度、领域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散和多元的特征，并且这些多元的甚至相去甚远的哲学话题取得了相对平和的、宽容的、共处的文化氛围。在这种背景中，90年代中国的哲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发展哲学、交往理论、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公共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等等。在这些新的研究领域中，文化哲学的地位非常重要，很具特殊性：它的影响似乎无所不在，渗透到众多的哲学研究领域。

文化哲学的确很具有特殊性，它可以表现为一种自觉的哲学理论形态，但又不是一个界域非常明确的、独立的哲学学科或研究领域，而是内在于众多现代哲学流派和学说之中的哲学主流精神或哲学发展趋势。在近现代哲学演进中，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的历史哲学理论、本尼迪克特等人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以韦伯和帕森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理论、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以德里达和福柯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等等，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自觉或不自觉地逼近和揭示了文化哲学的主题。在中国哲学界，过去十几年的文化争论、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新儒学、后现代主义、人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进展共同推动文化哲学走向自觉。文化哲学的这种特殊本性与文化自身的特殊规定性有着本质的关联。因此，为了建构一种文化哲学的理论，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文化的本质特征，以及文化同哲学的特殊关联做出深刻的阐释，同时对现代西方的文化学和文化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界的文化哲学研究状况加以梳理。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理由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入手，提出和建构一种新的文化哲学理论形态。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人总是文化的人。换言之，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中。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到各种社会活动和历史运动，都显示出明确无误的文化内涵。人们不仅在历史的平常时刻生活于无所不在的文化之中，而且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代，还可以体会到文化的断裂，即一种旧文化的衰亡和一种新文化的诞生。应当说，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或各种文化生生灭灭的历史，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然而，每日每时每刻、世世代代生活在文化之中，创造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又不断地为文化所塑造的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流程中，对于文化并没有清楚的认识与阐释。在很多时候，与人关系最密切的东西往往是对人而言最陌生的东西，因为，它已成为人习以为常、不假思索的生活内涵。于是，一方面是丰富多彩、活生生的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内在精神支撑这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红尘人生，默默地谱写着世世代代循环往复、生生灭灭的历史；另一方面则是人对自己的文化的漠然和无知。斯宾格勒对于这种状况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离开活生生的文化，无论“人类”还是“历史”都成为空洞的字眼，但是，理性对文化却很少投以关注的目光。他在《西方的没落》中，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文化的兴衰生灭，以及文化对于生命的内在本质联系。他说：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象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里是丰富多彩，闪耀着光辉，充盈着运动的，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发现过它们。在这里，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祇、风光等，有如橡树与石松、花朵、枝条与树叶，从盛开又到衰老。——但是没有衰老的“人类”。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世上不只有一种雕刻，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物理学，而是有很多种，在其本质的最深处，它们是各不相同，各有生存期限，各自独立的，正和每一种植物各有不同的花、果，不同的生长与衰落方式是一样的。这种种文化是纯化了的生活精髓，它们和田野间的花儿一样无终极目的地生长着。它们和动植物一样属于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而不属于牛顿的死板的自然。我把世界历史看成一幅无止境地形成、无止境地变化的图景，看成一幅有机形式惊人地盈亏相继的图景。显而易见，斯宾格勒这些诗化的语言只是对文化的生动的描述，而不是对文化的理性的和精确的界定。而当我们尝试着对文化做出理性的界定的时候，我们马上面临着关于文化研究的另外一个难题，即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和界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实际上，尽管人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中，文化因素每时每刻都在影响、制约、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人们对于文化的规定性并不很清楚。不要说普通人对文化现象往往视而不见，或面对文化问题十分茫然，即使专门探讨研究文化现象、构造文化体系的文化学家、人类学家或其他方面的思想家对文化的界定也往往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应当说，今天意义上的文化范畴在历史上出现较晚。据许多语言学家和文化学家考证，“文化”在拉丁语和中古英语中通常具有“耕耘”或“掘种土地”的意思；到了18世纪法语中，文化逐渐指谓训练和修炼心智、思想和情趣的结果和状态，指良好的风度、文学、艺术和科学；直到18世纪末，特别是在19世纪，文化才逐渐开始取得了它的现代意义，在接近文明的含义上得以运用，开始指谓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风范，包括习俗、工艺、技巧、宗教、科学、艺术等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随着文化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进展，文化范畴的内涵越来越深化与丰富了，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和界定文化的规定性，A.L.克鲁伯和克赖德·克拉克洪1952年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中，通过深入而广泛的引证与研究，列举了161种文化定义。关于文化的理解和界定方面存在的歧义和争论与文化现象本身的规定性有关。概括起来说，与通常我们所说的各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相比，文化的特性表现在，它不是与经济、政治、科技、自然活动领域或其他具体对象相并列的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影响人、制约人、左右人的行为方式的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因此，文化虽然无所不在，但又是无形的，难以直接把握的东西。文化的这种特性，使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文化作出了各种不同的界定。例如：“人类学之父”泰勒从文化进化论的立场出发，着眼于文化的整体性和精神性，把人类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一切精神性创造物的整体界定为文化；博阿斯从历史特殊论的角度，把文化理解成为特定社区的所有习惯及其由这些习惯所决定的人们的活动；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文化功能主义理论则把文化当做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习俗、环境、制度体系；新进化论代表人物怀特和文化哲学家卡西尔等人把文化视作代表着价值体系的符号，等等。显而易见，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罗列各种文化学和人类学文献中出现的所有文化定义，而只能通过对文化的一些最主要特征的揭示而逐步接近或逼近文化的本质规定性。一般说来，要揭示文化的本质，我们至少要关注以下两方面的基本特性。

文化具有人为的性质，它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具体说来，文化往往同自然和人的先天遗传因素相对照，它是人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活动的历史积淀，是历史地凝结成的人的活动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和历史是同义的范畴，它们代表着人对自然的超越。人饿了就要进食，这是先天决定的生理现象，不属于文化，但吃什么和以什么方式进食则是一种文化；人性饥渴时就要同异性进行性交，这属于生理本能，而不是文化，但要在什么样的限定范围内、与什么样的对象、在什么场合性交，则是文化，等等，如此的例子很多。关于文化的非自然性和非先天遗传性特征，许多论者都已经注意到了。美国学者C.恩伯和M.恩伯在《文化的变异》中指出，“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包含了后天获得的，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行为、观念和态度。”这里，他们特别强调文化的后天获得性，即人为的性质。另一位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在《文化：历史的投影》中也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文化就是“社会成员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行为规则，但是剔除那些在起始时已明显地属于遗传的行为规则。”

文化具有群体性，它是历史积淀下来的被群体所共同遵循或认可的共同的行为模式。因此，文化对于个体的存在往往具有先在的给定性或强制性。个人的偶尔的行为，或者只被某个人所运用而不为群体认可的行为方式构不成文化模式。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虽然文化从起源上讲具有人为的性质，具有超自然的性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总是以自觉的方式行使功能。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具有自在性，是历史地凝结成的非个体性的习惯，因此，文化代表着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美国学者C.恩伯和M.恩伯对文化的群体性、强制性和自在性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们指出：“如果只有一个人在想某个问题或做某件事，那么这个行为代表的是个人的习惯，而不是一种文化模式。这是因为，一种被认为是文化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被一处居民或一群人所共同享有；即使不被共同享有，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合理，也可以被视为文化的观念和行为。”正因为文化是群体的和共同的，所以它对个体具有强制性，一个人如果明显背离其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时，他的生存就将陷于困难。“文化本身是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一个主要因素。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干强调说，文化是我们身外的东西——它存在于个体之外，而又对个人施加着强大的强制力量。我们并不老是感到文化强制的力量，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总是与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着一致。然而，当我们真的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根据上述两方面的初步限定，文化大体上属于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地积淀的类本质对象化。然而，按照这样广泛的界定，人所创造的一切都可纳入文化的范畴，如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语言、习俗、观念、知识、信仰、规范、价值，等等。正因如此，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曾把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其中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情感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上述关于文化的阐述还基本上是对文化的广义的界定和外延的描述。在这种意义上，文化与文明是同一个范畴，或者是同义语，它们是与自然相对照的大范畴，可以涵盖人之一切造物，因而，文化和文明都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总体性存在。然而，如果我们对文化的界定再深入一些，再精确一点，从其本质特征入手，就会发现，文化与文明范畴又有一定的差异。在实际运用中，人们很少用文化指谓人之具体的、有形的、可感的、不断处于生生灭灭之中的造物，而是用来指称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以及人的内在规定性之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文化所代表的生存方式总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模式，它通常或以自发的文化模式或以自觉的文化精神的方式存在。

许多文化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试图从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的角度揭示文化的本质规定性。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人泰勒较早地把文化归纳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但是，泰勒对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总和的理解上，主要偏重于文化的外在特征，而没有对文化的深层本质加以揭示。其他一些学者则更加明确地把文化同人的稳定的生存方式联系起来。如前所述，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在《文化：历史的投影》中，在分析了众多文化定义的基础上，把文化界定为“内在的和外在的行为模式”。克拉克洪对文化的理解更为明确地突出了生存方式的内涵，他认为，文化应当被界定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方式的系统，既包括显型方式又包括隐型方式；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一些著名的中国文化学家或哲学家在文化规定性的问题上，与上述西方学者持类似的观点。如胡适曾把文化定义为“人们生活的方式”。他是从区分文化与文明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的。他指出：“第一，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梁漱溟则在区分文明与文化的意义上，对文化做了同样的界定。他指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与文明有别。所谓文明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成绩品，——譬如中国所制造的器皿和中国的政治制度等都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通过上述界定不难看出，对于人的生活和人的世界而言，文化的确是最深层的东西，它是人的活动及其文明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积淀或凝结的结果。作为稳定的生存方式的文化一旦生成，它一方面对于置身于这一文化之中的个体的生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它像血脉一样构成人的存在的灵魂；另一方面，它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从深层制约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文化的变迁或转型总是人的世界的最深刻的变革，因为它代表着人的根本生存方式的转变。对于文化在人之生存中和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将在后面分析文化现象、文化模式、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时进一步加以阐释。

哲学是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自觉外显。虽说直到现代哲学才把文化当做自觉研究的对象，但哲学与文化的关联却是本质性的。换言之，哲学总是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显，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哲学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传统哲学往往是特定文化模式的不自觉的显现，而现代哲学常常是特定文化精神的自觉升华。由于文化现象的深层次和无形的特征，文化哲学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其他哲学学科或分支领域的特殊的哲学研究领域，而是贯穿于或渗透于所有哲学领域之中的哲学视野或哲学境界。因此，不仅在传统哲学中不存在独立的文化哲学形态，即使在20世纪，文化哲学也是贯穿于存在主义、哲学人类学、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之中的哲学视野和哲学活动。对于哲学同文化的本质关联，我们可以从共时的和历时的两个维度略加展示。哲学是人类理性的事业，它往往具有很大的普遍性特征，但是，即使如此，不同的哲学也总是带有一定的地域特征或民族特征，这些特征正是哲学的某种文化内涵。具体说来，哲学总是特定地域特定民族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或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特定的文化模式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特定哲学的内涵或视野，而特定的哲学反过来也会规范特定的文化模式，因此，我们可以透过特定的哲学去理解特定的文化模式。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许多例证，如经验主义哲学之于英格兰民族、理性主义哲学之于德意志民族、实用主义哲学之于美国人，等等，在这里，哲学同特定文化模式之间的本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提及以自然主义为本质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传统中国哲学实际上就是传统中华民族自在的文化模式的理性显现。按照学术界的通常见解，传统中国哲学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虽然从表面上看，儒家与道家有很大的差异，儒家代表一种“入世”、“兼济天下”的精神导向，而道家代表一种“出世”、“独善其身”的精神境界，但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植根于原始的、自在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上，代表着人与自然尚未分化的存在状态。儒家通过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立根于宗法血缘关系之上的伦理纲常的突出强调，道家通过对“自然无为”、“与万物齐一”的境界的赞美，试图把每个人都纳入到一种给定的、自在的、自然的关系之中，使人凭借习惯和经验等自在的文化因素而自在自发、无欲无求、顺其自然地生存。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本质特征同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中国民众的自在的文化模式有着本质的、直接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这一农本社会特有的十分强大和沉重的日常生活结构，自发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自在的文化模式。农业文明的立根基础是封闭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偶尔的商品交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资料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是直接同一的，都内在于日常生活世界。中国的发达的农本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小农。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农民是典型的、纯粹的日常生活主体，他们终生被封闭在家庭、村庄、山沟、河畔等天然共同体中，这是他们所十分熟悉的、安全的、封闭的日常生活世界。生活在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们不必思索，不必沉思，没有困惑，没有不解，家风家教，父辈的言传身教、周围人们的示范等，把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天然情感等自在的文化因素潜移默化地熔铸进一代又一代日常生活主体的血脉之中。于是，一代又一代人凭借着这些自在的文化模式而自在自发地在春夏秋冬的周而复始的轮回中展开自己的日常生计。在这平凡无奇、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人被消溶到周围世界之中，成了自然链条上的一环。人与周围的物，人与他人都处在一种天然的、未分化的、自在的关联之中，生存在原始给定的“天人合一”之中。显而易见，以自然主义为本质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正是这种自在的文化模式的理性显现。如果我们把视野从共时态的比较研究转向历时态的发展研究，就会发现，不仅在哲学的形态上显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模式的差异，而且在哲学的发展中展示了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历程。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截取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典型的阶段来揭示西方文化精神的演进，并进一步证实哲学所具有的文化内蕴。人们公认，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源头之一便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与中国先秦哲学不同，希腊哲学一开始就从人与自然的分化这一前提出发，由此而开始了宇宙论或本体论的哲学追问。先哲们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视角探寻世界的本质和始基，寻找现象界背后的某种独立的实体：泰勒斯所强调的作为万物始基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者”、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毕达哥拉斯的“数”、巴门尼德的“存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等等。虽说古希腊哲学从表面看是一种形而上的玄思，但它实际上在显现和塑造一种古典的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人的一种理性的生存方式。上述哲学家对宇宙本质或本体的不同表述，在柏拉图著名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以质料和形式为内涵的实体理论中，最终形成了理性的世界图景和人的理性的生存模式。从古希腊哲学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古典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实在(自然、宇宙、世界)是依据理性或逻各斯而运行的合理的存在结构；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因而人可以通过理性把握人同事物的关系，把握世界的本质，从而控制自然和操纵自然。显而易见，古希腊哲学所显现和塑造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完全不同于中国先秦哲学所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化模式，它对西方后来的工业文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由中世纪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所代表的希伯来精神是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的渊源。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的全部哲学讨论和争论都是围绕着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中的创世说、原罪说、因果报应说、末世拯救说几个主题展开的。其中，教父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奥古斯丁阐述了“三位一体”说和教权至上说(教会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经院哲学的两个著名派别唯名论和实在论环绕着共相和个别展开了著名的大讨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和上帝创世的理论。这些特殊的宗教哲学理论表述了一种对西方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信念：人之初始拥有清白无辜的纯真本质，因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由于邪恶的诱惑，人丧失了原有的纯真本质，犯有在尘世中将永远缠绕着他的原罪；人自身是软弱和无能为力的，但上帝是全能的，它会在末日将人拯救。因此，人之生存的真谛不在尘世，而在来世，信徒在尘世生活中应以对痛苦的忍耐、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同类的仁爱而取得进入天国的入场券。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出世的禁欲主义的文化模式，它同中世纪人的基本存在状态是相吻合的。那时候人尚未达到真正独立的自我意识，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人”尚不存在，人仍然依靠“原始关系”与世界相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倾向于在自身之外寻找存在的根基，寻找安全感和依托感；人把自己的爱、理性和力量全部抛射给上帝，然后通过信仰来乞求上帝赐给他原本是他自身的东西。

中世纪之后，西方哲学进入了几个世纪的新的理性主义(技术理性主义)时代。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复兴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而结束了神性对人的专制，开始了高扬人性的时代；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关于知识本性的争论建立起技术时代的理性观念；法国启蒙哲学家通过启蒙理性、社会契约等思想的建构把理性原则引入到社会运行机制中；德国古典哲学则通过对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历史理性、世界理性的全面阐发使哲学进入了泛理性主义时代。应当看到，理性主义哲学的全面发展并非简单是理性的自我澄明，而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的理性的文化模式的建构与显现。现代实验科学的发展使人们意识到，凭借科学技术手段，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可以与日俱增，人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去完成那些前此人们相信只有凭借上帝的超自然力量才能成就之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西方发生了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这是西方人的个体化和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以人的主体性、自由和创造性为内涵的人本精神和以数量化分析和技术操作为内涵的技术理性成为主导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因此，我们看到，在近现代，与中国人退守大陆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欧洲人的海上扩张和探险，哥伦布对神奇的“新大陆”的发现，麦哲伦环球航行的壮举，以及无数带着黄金梦和冒险冲动的远航；与此同时，哥白尼以其震撼世界的“日心说”开始了一场巨大的科学革命，引导了布鲁诺、伽里略、牛顿、开卜勒等科学巨人群星灿烂的时代。培根那“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笛卡尔那“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创造出宇宙来”的豪迈宣言所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正是人本精神和科学技术理性在工业文明时代获得巨大成功，开始成为人的主导性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的真实写照。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哲学与文化的确有着不解之缘，哲学总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的外显，哲学一方面折射了特定的文化模式，另一方面也以理性的方式重构这些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甚至塑造或引导人类的文化精神。只是，传统哲学大多是以不自觉的方式显现或塑造特定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哲学对自己的文化本质和文化内涵的自觉是从20世纪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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