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虞群娥
出版社：西南财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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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授信及监管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试读：
前言
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授信难，是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现实问题。浙江小企业融资难早已成为制约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也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解决如何进一步改善浙江中小商业银行小企业授信及监管，规范小企业授信管理，明确小企业授信尽职要求的问题，对促进浙江中小商业银行小企业授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论著是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政府管制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09年重点课题《浙江省中小商业银行小企业综合授信监管机制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论著是在课题组研究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修改以后而成的。课题在2009年立项时，其基本思路和方法确立为：
第一，在浙江中小商业银行小企业综合授信标准和浙江小企业综合授信需求细分研究方面，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小企业融资理论、中小商业银行发展理论为指导，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研究浙江中小商业银行市场及客户定位。
第二，在浙江中小商业银行小企业综合授信业务经营模式研究方面，以经典的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为指导，以满足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三性”为前提，研究浙江中小商业银行小企业综合授信业务的监管机制和运转模式。
第三，在浙江中小商业银行小企业综合授信业务的风险管理方面，通过制度设计与建立相应的小企业客户信用风险评估体系与风险定价模型，结合实证研究分析浙江小企业综合授信业务风险管理的预警、共担、退出等机制问题。
第四，借鉴各银监局、中外资银行在小企业授信工作实践中的成功做法和监管经验，并通过分析浙江小企业融资需求现状，合理设定小企业综合授信资产质量考核要求、授信审核条件、贷款种类、抵质押品范围、担保条件、信用评估标准等，建立有效的监管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
第五，课题研究将采用聚类方法来识别小企业风险类别，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小企业进行信用评级，用RAROC（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方法构建浙江小企业授信定价模型，有效克服传统方法的缺陷。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编者的研究思路也更加清晰。编者在参阅了国内外大量著作和文献的基础上，紧扣时代背景，使得研究内容更加丰富新颖、研究方法更加合理适用，增强了论著的现实指导意义。本论著紧紧围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授信的理论与实践，全面总结和梳理了国内外银行开展中小微企业授信工作的良好做法、成功经验和金融管理当局的监管实践。本论著以进一步改善商业银行对浙江中小微企业授信政策环境、建立完善“六项机制”为主线，从中小微企业授信的界定依据与标准、组织架构、业务流程、风险的预防保障和分散转移机制以及约束激励机制的建立等核心问题出发，对浙江中小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授信的业务模式（包括贷款期限、还款方式、担保抵押品的创新和定价机制）以及浙江中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如中小商业银行就该业务与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等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理论分析、实证验证和对策研究。
本论著致力于为商业银行对浙江中小微企业授信政策制定、决策机制建立、业务流程设计、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完善、中小微企业授信管理部门和队伍建设，提供较为系统的理论支持与决策参考，为我国监管部门制定相应的中小微企业授信政策法规提供法律依据，促进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授信长效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本论著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包括：
一、本论著研究的重点是浙江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授信经营模式的设计与组织，包括岗位分工、业务流程、营销方式、产品体系、定价体系、授信准则、预警体系、资产组合、财务模型、绩效考核等一系列商业模块的设计与管理。
二、本论著研究的难点在于浙江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的构建，包括担保授信和无担保授信考量因素筛选（如企业存续时间、经营者素质、经营状况、偿债能力、资信状况和发展前景等指标）、权重设置、评价模型运用和结果分析等；还包括商业银行就该业务应构建的多层、多元激励约束机制等。
本论著是在多年悉心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尽管浙江商业银行的中小微企业授信资料、数据仍然不够全面，课题研究所掌握的数据时间也不够长，使得本论著的实证研究在样本方面存在不足，然而，基于我国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授信的特质与使命，本论著得出的结论仍可以提供先验证据，为日后更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抛砖引玉。随着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市场定位的逐步明朗化和样本数据的进一步丰富，后续同类研究可以将本书作为参考或将研究结论进行对比，以获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授信长效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做出更大的贡献。编者2016年5月于杭州1引言1.1研究背景与意义
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危机时期经济金融的宏观调控与不确定性，使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制约问题更加彰显了出来，所以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从多方面探索银行与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道路。1.1.1 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与银行贷款
中小微企业对于促进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中小微企业在为低收入人群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方面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它们也为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以及私人部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图1-1中国际金融公司（IFC）统计的中小微企业对新兴经济体GDP和就业的贡献度对比，我们不难看出中小微企业对各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在我国，中小微企业在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也同样重要。以2014年我国工业企业的状况为例，总资产占52.93%的中小微企业创造出了60.55%的主营业务收入，其利润总额更是达到了61.34%。表1-1中的各项指标充分说明了中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图1-1 中小微企业对新兴经济体国家GDP和就业的贡献度资料来源：www. ifc. org表1-1 中小微企业对我国经济的重要贡献（201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
虽然中小微企业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但却很少能得到与其贡献相称的支持，尤其是融资约束成了中小微企业成长和发展的最大障碍。在很多国家，尤其是作为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的金融中介对中小微企业融资业务仍然持消极态度，银行传统上仍以大型公司为主要服务对象，它们认为中小微企业授信业务面临着信息不透明、抵押品缺乏以及贷款综合成本高的巨大挑战。中小微企业融资成为夹在作为银行主要目标的大型公司融资和微型金融之间的一个缺口。
世界银行曾经对各国的商业环境进行过一项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2000），表明融资和通胀问题是限制中小微企业成长、威胁其生存的最重要因素，其中参与调查的中小微企业认为融资约束是影响其发展的主要障碍，其比例要高于大型企业。中国欠发达的金融环境对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影响则更为严重，世界银行的调研发现，我国有近70%的中小微企业认为融资环境是制约其成长的主要障碍。
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所做的一项调查亦印证了前述结论。中国人民银行选取了东中西部的六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北京、台州、温州、西安、东莞、威海）的1 105家中小微企业为样本，对其基本状况、成长历史、财务和销售管理、信用记录、银企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有65.7%的中小微企业出现过资金紧张的情况，而即使是获得了银行贷款的中小微企业，其资金成本也往往高于大企业。1.1.2 零售信贷模式与中小微企业融资
传统的公司信贷模式面对中小微企业的先天缺陷无能为力，但最初服务于个人业务的零售信贷模式却在中小微企业融资领域里独具优势。零售信贷模式以其集中的组合管理理念，批量化的贷款流程处理方式，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自动化手段，结合信用打分技术评判企业信用状况。这不仅降低了人力成本，发挥了组合管理的规模效益，同时降低了风险和信贷损失，更重要的是迎合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小微企业贷款具有单笔金额小、需求频率高和需求急促（特别是针对季节性和应急性资金的需求）的特征，而这也正是零售信贷模式的优势所在。研究如何将零售信贷模式与中小微企业贷款需求更好地融合，如何筛选中小微企业本身财务和非财务指标以及企业主个人特征，运用信用评分技术降低贷款风险，实现贷款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银企双赢，无疑将具有新的理论意义。
本论著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不仅可以为我国商业银行小企业授信业务创新提供现实指导，也可以为我国小企业如何解决融资难问题提供可行方案，还可以为政府部门支持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授信业务提供政策依据。1.1.3 中小微企业融资与授信信用风险管理
相关数据显示，中小微企业已经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已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7%以上。2014年中小微企业对 GDP 的贡献超过了65%，税收贡献占到了50%以上，出口超过了68%，吸收了75%以上的就业，这些都是由中小微企业创造的。所以，中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要适应新常态，实现转型升级，就要依靠技术创新。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如此惊人数量的小企业，既可能成为其成长发展道路上的助推器，也可能成为其快速前行途中的制动器。信用程度不够高、财务报表不规范、经营管理不完善、风险防范不健全、抵押担保不充足等一系列问题是小企业普遍存在且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妥善解决的客观现实。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我们，商业银行要是不妥善处理小企业的授信信用风险管理问题，就会给自己带来惨痛的恶果。目前小企业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迅速增长、保持经济健康发展、保持高就业率和维持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但总体上仍存在着规模小、资本有限、财务制度落后、经营不稳定、信用意识薄弱等弱点，还面临着“融资难”和“担保难”的困境，这一直阻碍着我国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因此，无论是从国家政策层面上还是从商业银行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上来讲，加强对小企业的信用风险分析和授信信用风险管理都是势在必行的。
本论著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浙江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授信信用风险管理。这是由目前浙江省乃至全国社会经济所处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现阶段，我国经济正处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猛，而非公有制企业大多属于中小型企业，不仅数量繁多，所占比重高，而且还处于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并且它们的融资需求非常强劲，再加上当前的社会信用制度还欠完善，使得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授信带来了极大的信用风险，特别是规模更小、企业信用风险问题更严重的小型企业。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商业银行应该怎样应对这种困境：一方面既要能够满足浙江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促进总体经济的稳步发展；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小风险，实现自身创造利润的目标。另外，浙江民营经济起步较早、态势良好、比重高、贡献大，活力强、后劲足，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浙江商业银行难以对小企业综合授信，是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现实问题。浙江小企业融资难早已成为制约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也成为我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障碍。如何进一步改善商业银行对浙江省小企业的授信信用风险管理方法，这无论对于浙江省商业银行的生存与发展，还是对于小企业融资难题的解决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的应用价值。1.1.4 中小微企业授信与监管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迅速发展为浙江省经济带来了蓬勃生机，经济民营化程度的加深促进了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浙江一跃成为全国经济总量大省。但近几年，中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却遇到许多瓶颈，面临着流动资金不足、周转不灵等各种资金短缺问题，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近年来，中小商业银行立足于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市场定位，通过综合授信等方式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的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同时也做到了为浙江省经济保驾护航。但中小微企业规模小、融资需求频繁、经营风险大等特点，注定了商业银行在为其提供授信服务时会面临较大的风险，一方面商业银行必须通过发展中小微企业授信业务来满足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各种授信风险并存在较大的最终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中小商业银行在发展中小微企业授信业务过程中不断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在一定时期内已经无法适应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这时，仅仅依赖自身调整无法改变现状，还必须依靠外部力量即政府的推动，通过监管机构制定专门的中小微企业授信法律规范来完善授信法律制度，督促商业银行完善其授信前、中、后的管理，加强行业自律，增加风险容忍度，构建一个完善的中小微企业授信监管体系，为中小微企业授信业务创造一个良好的授信政策环境，从而保障中小微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本论著从完善中小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监管的必要性出发，对比分析中外银行综合授信管理的差异，阐述中小微企业授信监管在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并明确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监管改革的目标和原则，以小企业为代表，通过建立并完善以小企业授信“六项机制”和小企业金融服务“四单原则”为主线的监管体制与机制，着力于小企业综合授信差别化监管法规、制度和政策以及小企业综合授信工作尽职要求的研究。最后进一步提出对策和建议，以解决实际监管中存在的监管标准无差异、监管手段无差别、监管考核一体化等问题，促进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政策环境的改善。因此，本课题对于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差别化监管体系的建设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1.2海内外文献综述1.2.1 贷款担保
曹凤岐（2001）认为完善中小微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是解决我国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有效方法，完善中小微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可以提供相对公平的融资环境，分散银行的风险，优化银行贷款质量。信用担保体系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普遍法人认可，但人们对于应采取何种担保类型的看法却各有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应将政策性担保作为主要担保类型。中国人民银行潍坊市中心支行课题组通过调查认为应建立以政策性担保为主的担保体系，这是我国中小微企业贷款业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陈乃醒（2004）也表明我国的担保运作操作中出现的“人情担保”和“指令担保”会对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和被担保企业的经营造成扭曲效应，其原因是我国中小微企业信用担保操作的不规范和担保制度的缺陷，所以政府在直接出资建立担保信用机构的同时也要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并找准适合的角色定位。
与此同时，大量不同的观点仍然存在。董彦岭（2004）提出政府不应过多干预中小微企业融资，这样会误导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政策，引发依赖性，只有推动贷款担保的市场化，减少金融抑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董彦岭还认为银行和信用担保机构即使在收集信息方面都不一定有效。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政策性担保机构应该或是在一定时期内应该与互助性和商业性担保机构同时存在。郝蕾和郭曦（2005）通过模型得出：担保机构对企业经营现状了解程度不同，社会互助担保模式比政府扶持担保模式在对会员企业担保时更具有优势，而政府担保也是不可缺少的，它会导致收益和资源在企业内部、企业和银行之间重新分配。沈凯（2006）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主导的担保制度除了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其更大的作用在于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为企业服务，并通过这种制度引导社会资本向担保市场流动，待商业担保机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经营逐步成熟后，商业性担保机构将取代政策性担保机构。尹双明（2007）认为政府、企业和其他经济个体在中小微企业信用担保体制发展的不同阶段定位和作用是不同的，起步阶段时政府出资组建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处于主体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政府将减少干预，仅为担保机构提供服务，信用担保机构的存在形式将以社会互助性机构和企业为主。苏旺胜和施祖麟（2003）提出我国应构建以互助形式存在的担保机构作为主体，政策性担保机构和商业性担保机构为补充的担保体系。对此又有部分学者认为政策性担保与商业性担保不能共存。顾海峰和蔡四平（2006）实证研究证明政策性担保与商业性担保难以共存，我国推行的以政策性担保为主、商业性担保和互助性担保为辅的“一体两翼”担保体系也难以建立。对此难题，有些专家给出了意见。孙永波（2005）认为政策性担保机构可以采用“政策化资金、法人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原则，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以降低风险、提高效率。龙永骏和杨军（2005）认为我国的担保机制应更多地开辟渠道让民间资金参与其中，从目前的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主过渡到商业形担保机构为主。杨中和（2008）对比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我国深圳、上海等发达地区的信用担保模式，并结合中西部地区的特点，认为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微企业应采取“企业会员+基金管理公司+政府监督部门”的政策性信用担保模式。黄澜（2008）认为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商业性担保机构应定位于中小微企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政府扶持性担保机构则应面对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从事区域性、小额分散的担保业务。潘楚楚和杨宜（2007）探讨了高科技中小微企业所使用的信用担保模式，得出互助性信用担保机构不仅可以提高高科技中小微企业的最优努力程度，还可以通过会员企业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帮助来降低银行和担保机构的风险。1.2.2 贷款定价
目前国内外已有不少关于银行贷款定价模式和模型的研究。其中，西方商业银行在贷款定价研究和工作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定价模式，即成本导向定价模式、市场导向定价模式和客户导向定价模式。Peters Rose（1996）系统地总结了这三种模式，探讨了每种模式的定价思路、主要因素和基本框架，并详细分析了各模式的发展脉络和优缺点。乔治·E·鲁斯（2001）讨论了贷款定价的通用原则和贷款定价时应考虑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强调了影响贷款价格的重要因素是客户关系，并指出银行在对贷款进行定价时也应从企业角度进行换位思考。TimothyW. koch和MacDonald（2003）对商业贷款的客户盈利性分析以及消费者贷款的评估进行了专门研究。Fraser（1996）等人则提出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几个商业贷款定价模型，其中包括简单模型（Naive Model）、关系定价法（Relationship Pricing）、净资金回报模型（Return on Net Funds Em-ployed）、最小利差定价法（Minimum Spread）、业绩定价（Performance Pricing）等。Michael K. Ong（2000）运用 RAROC原理，给出了一个贷款定价器，可以通过输入基本利差，反复试算，得到符合股东要求的资本回报率，最终确定合理的贷款价格。
关于贷款定价的研究，国内有的学者主要是介绍和比较国外贷款的定价方法。其中，盛军（2000）介绍了西方国家商业银行普遍采用的贷款定价方法——RORAC法，并简要分析讨论了该方法的优点：能够使风险与收益相匹配、有广泛的适用性、能为业绩考核提供一个量化指标。陈高翔（2004）对当前国外商业银行采取的这三种贷款定价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其特点进行了评价。许多学者也就这三种贷款定价模式在国内的运用进行了分析。曹清山、邹玉霞和王劲松（2005）借鉴国外贷款定价模型，分析了价格领导定价模型和客户盈利分析模型在我国银行业贷款定价上的运用。陈雪、杜玉兰、周淼（200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应建立以客户全面关系为出发点、以同业拆借利率为基准、以贷款风险溢价为核心、以实现银行目标利润为宗旨的定价模式，并混合运用“成本加成模式”“价格领导模式”和“客户盈利分析模式”。以实现银行目标利润为宗旨的定价模式强调银行利润目标的实现，并考虑了市场竞争因素对贷款定价的影响。而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了新的模式。杨婷蓉、李丙泉（2002）提出综合贷款定价模型，它根据历史财务数据计算出银行信贷资金加权平均成本率，信贷资金平均成本率加上商业银行的目标利润率构成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加上平均风险补偿和平均贷款费用构成平均贷款利率，即所谓的贷款基准利率。综合贷款定价模型建议商业银行在决定实际执行利率时应在以贷款基准利率为中心的基础上考虑贷款风险和综合收入减让，用公式表示为：贷款利率=（基准利率+贷款风险加点+预期通货膨胀因素加点）±市场校正。史泽友、黎丽、张维梁、刘代光（2002）通过实证分析银行贷款利率下浮情况及其对收益变动的影响，提出先确定整体贷款定价利率的浮动范围，再对单笔贷款进行定价，将综合贷款利率控制在整体贷款确定的利率浮动范围内。勒韵明（2009）提出了“以贷款基准收益率为出发点，以银行与客户整体业务关系为核心，兼顾市场价格水平以及贷款风险溢价”的综合方法。有些学者自《巴塞尔协议》后还考虑到风险资本在贷款定价中的制约作用。石蓉和耿香娥（2002）提出基于风险价值（VAR）和经调整的资本回报（RAROC）理论构建贷款定价模型，并分析了运用VAR方法贷款定价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启示。李瑞梅（2005）运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的信贷风险计量方法，提出我国现阶段以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和风险溢价为主要参数的简要定价模型。洪锦兰、谭立元（2006）由RAROC的基本表达式引出RAROC贷款定价模式，并对其优缺点进行了评述。何韧（2010）通过对我国18个城市394家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企业资产规模、财务风险和公司治理特征等因素对贷款定价有显著的影响。张海鹏（2008）对基于现代金融理论的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方法进行研究，并介绍了贷款定价的最新进展，将期权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VAR和RAROC理论等应用到贷款定价技术中。有学者提出了各类新的贷款定价方法，其中，刘新毅（2005）分析比较了西方主要贷款定价理论和定价方法，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现状，提出了适合我国商业银行应用的贷款定价方法（客户风险收益法）和配套管理战略。李蕊、殷仲民（2006）通过改进国内现有的贷款定价方法，建立了一个以贷款平均收益率为基准利率的贷款定价模型，并综合考虑了贷款风险溢价以及银行与客户整体关系等因素。龙海明、邓太杳（2007）建立了一个基于信用评价体系的风险贷款定价模型，该模型认为一笔贷款的价格不仅与借款人的预期违约率和贷款回收率有关，还应该与借款人在贷款期间信用等级的变化相关。同时他们还发现贷款的利率与借款人信用恶化的程度和相应发生的概率正相关。作者利用实际数据得到了各信用等级借款人的风险价值、利率和经济资本等参数。王化峰、李玲、赵向东（2008）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贷款定价方法，该方法将商业银行的基本需求、短期目标和长期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兼顾了贷款定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模型中尚未考虑派生存款收入的税率和费率因素，因此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细化。也有学者对贷款定价中的某一个关键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其中，郭战琴、齐鸿儒（2006）简化了信用风险定价模型，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基本框架，他们将预期违约率和违约挽回率引入了每笔贷款，建立了一种基于风险溢价的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模型，同时推导出贷款风险溢价的具体表达式。徐宝林、丁建平（2006）认为贷款的价格必须能够完整地反映银行发放贷款后所承受的全部风险（包括导致的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这样除了要考虑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外，还须兼顾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和产品风险，同时还应考虑银行股东的资本回报情况。毛捷、金雪军（2007）推导了一个综合考虑信用风险、信贷市场系统性风险和最低资本金要求的贷款定价模型，考察了采用两类不同的资本金弹性约束，会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产生何种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忽视了信贷市场系统性风险和银行盈利能力，纯粹考虑信用风险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将会误导银行的贷款定价决策，从而加大银行损失的风险。刘彦文、管玲芳（2009）以期权理论和博弈理论为研究框架，利用优势互补，建立了基于期权博弈理论的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方法，解决了银行贷款定价中风险转嫁及不确定性的问题，为商业银行贷款定价决策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同时他们将连续时间金融框架下的期权博弈理论拓展到了银行贷款定价领域。彭枫、叶永刚（2009）研究了企业的还款意愿对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影响，将还款意愿作为信用风险定价因素之一，建立了一个资本监管下的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模型。刘新军、周鸿卫（2009）将RAROC定价引入了市场化资金成本，并对贷款模型中的客户回报和信用风险进行了动态调整。1.2.3 贷款模式
联邦储备委员会的Sharpe（1990）和芝加哥大学的Diamond（1991）将银行业务分为交易型和关系型两类，交易型业务高度标准化，以硬信息为主；关系型业务主要通过银行与客户一对一的工作方式取得，以软信息为主。Amond（2000）把“关系银行”界定为通过金融调节中介提供金融服务、投资于获得客户具体的信息，并通过与同一客户多次长期的互动或通过多项产品的互动来评估投资收益的银行。而“交易银行”是指与一个客户进行一次性交易，或与不同的客户进行多项交易的银行。美国经济学家Berger、Udell等人（2002）认为交易型贷款是生产易于编码、量化和传递的“硬信息”，且不具有人性化的特征，它根据企业所提供的财务报表、可提供抵押品的价值和信用评分来决定是否发放贷款，而关系型贷款则是基于银企之间长期及多渠道接触所得出的关于企业经营状况和企业所有者的难以数量化和传递的且具有强烈人性化特征的“软信息”，如企业所有者、员工的品质、素质，企业的发展前景，企业所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日本学者青木昌彦（1998）认为交易型融资与关系型融资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关系型融资依靠的是为银行所掌握的非数码化的意会知识（即软信息），交易型融资则是依靠可以数码化的财务报表、投资分析等来对企业进行再融资。以关系为基础的制度（Relation-Based System）通过赋予融资者对于借贷企业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来确保投资收益，但这种制度抑制价格机制，导致资本的配置失灵。这种制度只有在合同实施不力或资本缺乏的地方才能运转良好。当融资者和借贷者的预期使得关系型融资在金融领域成为自我实施时，我们就认为关系型融资在该领域是制度化的。有学者认为银行不关注中小微企业的软信息，所以关系型贷款对中小微企业并不适用。郭田勇和李贤文（2006）对银企关系时间长度和企业获得贷款的数量进行了分析，发现银企关系对中小微企业获得贷款的影响远小于对大企业的影响，他们认为商业银行在对中小微企业进行贷款审批时可能更关注其硬信息而非软信息，如此关系型贷款并不适用。何韧（2005）认为对企业而言，关系银行的信息优势和垄断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借款企业的筹资成本，而企业若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又需要更多的交易费用。对关系银行而言，它所受到的冲击将来自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银行可能会为企业短视的冒险投资行为承担更大的风险。在金融危机时期，密切的银企关系还可能会加速“危机”的相互传染，使原本经营正常的关系银行或企业受到关系方的影响而陷入灾难的境地。大多学者认为关系型贷款适用于中小银行对小企业贷款。Berger和Udell （2001）通过实证表明中小微企业高度依赖于银行外部融资，而银行在扩展信贷给信息不透明的中小微企业时利用最多的就是关系型贷款。并且，实证充分肯定了中小银行组织结构更适合运用关系型贷款模式，所以说从关系型贷款来看，中小银行是中小微企业最佳的融资伙伴。Kim（2001）建立了一个基于关系型贷款对银行信贷的需求模型，该模型不仅解释了“关系”对小企业的价值，而且解释了当小企业发展时，“关系”本身的发展。王晨辉（2006）认为关系型贷款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工具，并且认为民间金融在本质上具有关系型贷款的特征。张捷（2002）认为关系型贷款倾向于从不同渠道获取关于企业的信息，比较适用于中小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殷孟波、翁舟杰（2007）指出中小银行在通过关系型贷款模式为中小微企业融资中居于天然的优势地位，这可以成为中小银行与中小微企业的一种特殊联系和纽带。邱兆祥、范香梅（2009）认为中小银行所实行的关系型贷款模式具有异质性，不易产生规模经济从而不利于其地域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银行等中小银行实行地域多元化经营的战略极可能会导致银行金融风险的加剧。
笔者认为银行在对中小微企业的担保模式上应采用多种担保模式并存的担保机制。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发展远超过我国，大多发达国家采取多种担保模式并存的担保制度，但是对于不同的企业情况及所属区域，担保模式需逐步调整，使每种担保模式都有其特有的目标客户群，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既帮助小企业贷款融资，又具有经济性和效率性。在贷款定价问题上，银行所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所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细节化、具体化。由于银行对企业进行差别定价的成本较高，内部监管较困难，所以在实际过程中，银行基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进行统一化定价，中小微企业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本。一般来说，中小银行将目标客户群体定位于中小微企业，但是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选择到大银行贷款还是到中小银行贷款，除了利率的差异，银企关系更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关系型贷款中，银企关系的建立给予双方一个长期合作的契机，银行与企业也建立了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对于扶持中小微企业来说，中小银行既要有经济学家的眼光，也要有投行的胆量，对关系型贷款模式的运用一定要控制得当，努力建立完善的贷款流程和风险机制，实现双赢。1.2.4 零售信贷模式评分模型
小企业的零售信贷模式主要采用小企业信用打分模型（Small-Business Credit Scoring; SBCS）和小企业主信用打分模型（Customer Credit Scoring;CCS），目前两者在理论和实务上的研究和运用都十分活跃。
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国大部分的大型银行就对低于250 000美元的微型信贷多采用SBCS这一新型的技术手段，并且这一新的信贷模型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SBCS可以从多种角度增加对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增强对信息相对不透明、高风险借款者的授信支持；增加对低收入地区的信贷支持；实现长距离信贷；延长贷款期限。Berger、Espinosa-Vega、Frame、Miller（2004）运用Diamond模型对6 000个新发放给小企业的贷款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于低风险的公司，采用信用打分为基础的零售信贷模式的银行可以明显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从而使贷款期限比不采用该模式的银行更长。
通过不同的途径运用 SBCS则会达到不同的目标（Berger&Scott,2005）：一些情况下，银行基于自动接收/拒绝规则处理贷款申请，并且采用购买的信用数据设置信贷条件；采用上述方法的银行主要是出于降低授信成本的动机，然而这种方法却加剧了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产生较少准确的信用条件，并导致严重的信贷损失；不过最终却可能因为较低的贷款成本而使得其变得有利可图。而另外一些机构则更趋谨慎，它们会通过其他的信贷技术为信用评分收集更多的信息。这些银行显然是为了减少信息不透明问题，把信用条件设置得更加精确，以此减少未来的信贷损失并增加预期收益，尽管这样也提高了授信成本。研究结果表明：谨慎的银行在降低报告风险和延长小企业信贷期限方面做得更加成功。
SBCS在信贷可获得性的效应中与一系列重要研究和政策问题相关（Berger&Scott,2005）：银行规模与并购方面，小银行在运用“软信息”的关系型信贷中有比较优势，而SBCS则是众多基于“硬信息”信贷技术中的一种，因此大银行在SBCS的运用中拥有比较优势，但小银行依然可以通过从外部购买信用数据参与到 SBCS的运用中；银行竞争与银行业市场区域定义方面，数据显示SBCS经常运用于远距离的银行授信过程中，大型的、多元市场经营的银行比小型的、单一市场经营的银行更有竞争力，这也暗示了小企业信贷市场更激烈的竞争程度，以及考虑到潜在的信贷提供者可能坐落在外地市场，小企业在本地市场信贷可获得性也将潜在地增加；SBCS信贷技术的不断改进以及一个可能的行业标准的确立将有助于小企业信贷产品在二级市场的潜在发展，但是银行获得额外流动性的需求可能受到限制；随着SBCS信贷技术的传播，从最初仅美国大型银行应用此技术，发展到了美国境内所有规模的银行以及部分发达国家银行也将SBCS应用于小企业授信过程中。加之一些信贷当局和信用评分数据提供商的发展，使得更多小企业和消费者信用数据的获得成为可能，进而使得SBCS可以运用于更多的小企业授信中，甚至SBCS还用于支持更大额度的信贷。
较新的研究发现，CCS的运用范围和程度甚至高于SBCS。Berger、Cowan、Frame（2008）运用2005年对美国社区银行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得出结论，对于小额商业信贷，社区银行运用信用打分模式远比预期的要高，而且已经运用数年之久。他们同时发现，对于小于50 000美元的超小额商业贷款，社区银行更倾向于使用消费者信用打分模式（CCS），而非包含数据更加广泛的小企业信用打分模式（SBCS）；而对于自动拒绝/同意类贷款申请，信用打分模式一般都没有被使用，这说明社区银行更加注重关系型信贷模式或者其他信贷技术。
陈忠阳、郭三野、刘吕科（2009）根据我国大、中、小型银行的调研数据得出，对于发展小企业贷款，我国银行总体上持积极态度，但小银行基于利息收入和市场竞争方面的考虑，相对大银行为满足政策要求，其热情更高；对于小企业信贷，信用打分模式的应用并不广泛，我国银行主要还是依赖信贷经理的主观经验分析，信息、技术和人才是主要制约因素；他们同时认为大银行在零售模式下发展小企业信贷比小银行更具优势。1.2.5 小微企业信用风险管理模型（1）专家打分法。
专家打分法就是由商业银行管理人员根据自己或结合相关专家的专业技能、经验、判断做出信贷评级的方法，主要考虑的是企业的信用风险。对于信用风险，需要考虑的因素有许多，但在实际应用中逐渐形成了一些较成熟的方法，比如5C信用分析法和以5C分析法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5W分析法、5P分析法等。其中比较常用的是5C 分析法，它主要是从借款人的道德品质（Character）、还款能力（Capacity）、资本实力（Capital）、担保（Collateral）、经营环境（Condition）这五大方面来考量和进行全面的定性分析以判定借款人是否具有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并最终决定是否予以贷款，敲定最终信贷额度，以及为随后的跟踪监测作政策调整。（2）财务比例综合分析法。
商业银行通常将对企业信用风险的测度问题转化为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分析问题。财务比例综合分析法就是将各项财务指标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全面、综合地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进行剖析、解释并做出最后的评价。这类方法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杜邦财务体系和沃尔比重分析法。
杜邦财务体系是由美国的杜邦企业提出的一种财务分析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将财务指标作为一个系统，将财务分析与评价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全面评价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及这三项能力相互之间的关系。此体系在全面财务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财务评价，使评价者对企业的财务状况有深入、具体的认识，然后科学地进行财务决策。其基本特点是以权益净利率为核心指标，将企业偿债能力、资产营运能力、盈利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系统。
沃尔比重评分法是由亚历山大·沃尔在20世纪提出的，他在《财务报表比率分析》和《信用晴雨表研究》两篇论文中提出了信用能力指数这一新概念。沃尔一共选出了7个财务比率指标，分别是流动比率、产权比率、存货周转率、固定资产比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与自有资金周转率，再分别给定各指标的比重，然后确定各自的标准比率（以行业的平均值作为基础），将考察对象各项指标的实际比率与标准比率做比较，得出相对比率，再将此相对比率与各指标的权重相乘，最后得出一个总分。沃尔比重评分法有两处明显的缺陷：第一，选择的这7个财务比率以及给定的比重没有进行严密的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第二，如果某一个或两个比率严重异常，将会对总评分产生难以解释的重大影响。
虽然专家评分法和财务比例综合分析法等在商业银行的信用分析和风险管理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实践中它们却存在着许多客观存在又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足。首先，由于专家在进行信用分析中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经验判断，使得信用评估的结果往往不一致。其次，随着现代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不断扩张，商业银行需要的信用分析人员越来越多，对信用分析人员的个人素质和职业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商业银行人力资源成本庞大、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3）多变量信用风险判别模型。
前面介绍的两种专家分析法都属于定性分析的方法，属于单变量的测定方法。而多变量信用风险判别模型是以特征财务比率为解释变量的，是运用数理统计推导而建立起来的标准模型，主要有线性判别模型、线性概率模型、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判别分析模型。
①线性判别模型。
Durand早在1941年就将线性判别模型应用于信用评价体系了，12k该模型的基本原理是：有k个总体Z, Z, …, Z，它们的分布函数分别12k是F（x）, F （x）, …, F（x），均为p维的分布函数，对一个给定的新样本，要判断它来自哪个总体。判别分析有贝叶斯判别、距离判别、费歇判别等几种模型。这里用贝叶斯判别来作说明：
Loss表示总损失的最小化，L代表由于拒绝低风险者而引起的人均期望利润损失，D代表由于接受高风险者而带来的人均期望损失，Bx代表属性向量，用A表示x所有可能值所构成的集合，A表示被拒绝G授信者的向量集，A表示为被接受授信者的向量集，字母p表示概率，BG、B则分别表示好与坏。可得到解为A={x|q（G|x）/q（Bx）＜ D/L}，B|如果P（x|G）和p（x|B）为多元正态分布，则解可简化为A={x|xw ＜ C}，其中w表示权重向量。该模型的缺陷是：多元判别模型的前提假设十分苛刻，使得实证的判断结果和推断往往令人质疑。
②线性概率模型。
由于在实践时线性多元判别模型受制于各种苛刻的前提假设，所以很多的研究转向了以概率为核心的模型。尽管线形概率模型相对明了，但是很难保证所计算出来的条件概率锁定在 [0,1]区间内，这样就有可能违反概率的定义，使得实证结果没有任何意义。
③Logit模型。
Logit模型采用一系列财务数据比例来预测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再根据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等的风险偏好程度来确定一条信用风险警戒线。Logit模型的优势是不需要以多元正态分布和协方差相等作为假设前提，而它的劣势是样本数量要求在200个以上，否则很可能出现参数估计的有偏性。
④Probit模型。
Probit模型是一种广义的线性模型，又称Normit模型，该模型假设条件概率服从正态分布的二分类因变量。模型假设每个样本i都有一组变量X，这些变量的线性组合可以使每个样本都得到一个分数，该分数代表某种隐藏变量或内在变量，在信用风险评价中，这就表示了企业发生危机的倾向或属于投资抑或投机级的倾向。该模型的优势在于模型的估计和使用比较简单，易得到一致性的评价结果。但是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使用的变量都是定量的指标，未能对定性指标做出全面的评估，特别对小企业的授信信用风险管理不适用；第二，该模型是基于经验建立起来的，难以对模型做出科学的经济意义解释；第三，模型所体现的统计关系，跟行业有关，不同的行业存在不同的统计关系，所以应该分行业对模型做出对应的估计。
⑤判别分析模型（Z记分模型）。
多元判别分析法，即常说的Z记分模型，是对研究对象所属类别进行判别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率先将这一方法运用于财务危机、公司破产即违约分析的开拓者是信用风险管理专家，美国人Altman。早在20世纪60年代，Altman（1968）博士就对美国破产和非破产的企业进行了深入的观察研究。他采用了22个财务比例指标，包括会计变量和非会计变量，然后经过数理统计筛选建立了著名的5变量“Z-score”模型和在此基础上改进的“Zeta”判别分析模型。
判别分析法的原理就是要从观测对象特征的变量值或财务比例中筛选出能提供较多信息的变量，然后建立判别函数，使得推导出的判别函数在对样本分类时的误差达到最小。Z-score模型和ZETA模型都是以会计信息资料为基础的多变量信用评分模型。因为由它们计算出来的Z值都可以较为明确地反映出借款人在一定时期内的信用状况，所以可以作为借款人信用级别的早期预警指标。它们的优势在于具有较强的操作性、适用性以及预测能力。当然也存在几方面的问题，如：第一，两个模型都依赖于财务报表的账面数据而忽略了日益重要的资本市场指标，这势必影响预测结果的可靠性、全面性、有效性及时效性；第二，该模型的前提假设是解释变量间存在线性关系，而在实际中各个变量之间往往是呈非线性关系的，这将严重影响实证结果的准确性；第三，模型变量系数是固定不变的，这会对不同行业不同种类企业的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判别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第四，此模型是以美国企业为样本建立的，对于我国现有企业是否适用还没有定论，有待实证检验。（4）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神经网络理论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起来，但真正运用于信用风险管理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了。1993年，Coats和Fant首先将此方法应用于美国企业的危机预测。1996年，Trippi和Turban探讨了神经网络法在家庭抵押贷款、消费贷款、银行以及储蓄的信用风险中的应用。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简写为ANNs）也简称为神经网络（NNs）或称作连接模型（Connectionist Model），是一种模仿人脑信息加工过程的智能化信息处理技术，具有自适应性，自组织性，善于综合、联想和推广等一系列特点。目前，神经网络模型的类型已有十多种，具有代表性的有BP神经网络、RBF神经网络、CPN模型、自适应共振理论和多层感知器网络（MLP）等。其中多层感知网络模型在分类问题中应用最广泛，而信用评价本质就是一个分类问题，所以也可运用此方法。
一个典型的多层感知器由一个输入层、一个或多个隐含层及一个输出层组成，每个层中又包含若干个节点。每个节点处理自身的输入数据并由此产生一个输出数据，并将其传递到下一层节点。多层感知器网络模型如下图1-2所示。图1-2 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结构
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信用风险分析和信用评价的优势在于能够详细描述模型中复杂的线性关系，测量精确度比较高。但此模型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对于试验样本而言，预测精度虽然很高，但当实际运用时，结果却不一定很理想；另外，其计算过程基本属于“黑箱”状态，所以评估结果往往令人难以理解。（5）死亡率模型。
死亡率模型是根据债券或贷款的历史违约数据，计算在未来一定持有期内不同信用等级的债券或贷款的违约概率，即死亡率，通常分为边际死亡率和累计死亡率。1989年，Altman和Wolf、Mullins和Asquith分别使用保险精算的方法计算出不同信用等级债券的死亡率（违约率），这一方法同样可以扩展到商业银行贷款违约率的计算。死亡率表是违约率计算的延伸和继续发展，目前的评级机构大多数都应用死亡率模型或对死亡率模型进行一定的修正并重新建模。但死亡率模型的缺陷是，死亡率的计算需要大量的历史数据为样本。根据Altman和Suggitt（1997）的分析方法，每一个信用评级有10 000个以上的贷款观测值才能在估计中达到99%的置信度。要是在10个信用等级下，则需要分析大概100 000个贷款观测值。就目前的商业信贷业务量而言，极少有银行能够建立如此庞大的信息系统，这对于现阶段我国的商业银行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3研究框架与创新
本论著紧紧围绕进一步改善浙江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授信政策环境，以建立和完善“六项机制”为主线，从小企业综合授信的界定依据与标准、组织架构、业务流程、风险的预防保障和分散转移机制以及约束激励机制的建立等核心问题出发，对浙江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授信的业务模式（包括贷款期限、还款方式、担保抵押品的创新和定价机制）以及浙江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如中小商业银行就该业务与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等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实证验证和对策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浙江中小微企业授信划分标准。
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认为，中小微企业的授信标准是可以调整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调整的依据是什么？目前，授信总额500万元以下、资产总额1 000万元以下、销售额3 0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授信划分标准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什么时候需要调整？调整的依据是什么？本论著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出了合理的回答。（2）浙江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需求细分。
由于小企业和大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是不同的，因此本课题将从理论上对浙江中小微企业市场及客户进行综合授信需求细分研究（包括授信对象、授信主体范围），探求针对性授信产品（如贷款、贸易融资、贴现、保理、贷款承诺、保证、信用证、票据承兑等）创新的理论基础，提高营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3）浙江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业务经营模式。
银行如何根据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的特点和内在规律开展中小微企业授信，是目前在浙商业银行实现对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业务的商业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这部分研究包括：第一，如何建立浙江中小微企业授信专业化的组织架构，形成层级管理下的相对独立的业务考核单元，进行专业化监管；第二，如何建立和完善浙江中小微企业授信的利率风险定价机制、独立核算机制、高效审批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专业化人员培训机制、违约信息通报机制；第三，如何设计合理的业务流程，明确各业务环节的操作标准和限时办理要求，实行前中后台业务专业化、标准化处理。（4）浙江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监管体制与机制。
2007年6月，银监会将2005年发布的《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修订为《银行开展小企业授信工作指导意见》，放宽了对小企业授信的考核要求。但在实际监管过程中，仍存在监管标准无差异、监管手段无差别、监管考核一体化的问题。为进一步改善小企业授信政策环境，本论著对浙江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监管体制与机制的研究，将着力于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差别化监管法规、制度、政策与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工作尽职要求。（5）在浙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业务的风险管理。
小企业授信相比大企业，其相应的风险覆盖内涵和风险处置手段是不一样的，为此，我们对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第一，浙江中小微企业客户信用风险评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第二，在浙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的风险分类及管理；第三，在浙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独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第四，与小企业性质、规模相适应的风险管理技术。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业务的风险管理涵盖对授信调查、授信审批、贷款发放、风险分类、风险预警、不良资产处置等各个环节的风险管控。
本论著的主要贡献在于：（1）在浙商业银行应明确市场、客户定位，创新综合授信产品。各商业银行应对小企业市场及客户进行必要的细分，研究各类小企业客户群的特点、经营规律和风险特征，建立小企业客户准入、退出标准，并根据小企业融资特点，依据融资主体、融资额度、融资期限、担保方式等要素的不同，提供不同的产品组合服务。（2）在浙商业银行应实行差别授权管理。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各商业银行应合理设定审批权限，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3）在浙商业银行应建立利率的风险定价机制。各商业银行可以采用RA-ROC（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方法使收益覆盖成本和风险。（4）浙江中小微企业客户信用风险评估体系应突出对小企业主或主要股东个人的信用，以及小企业所处市场环境和信用环境的评价。（5）浙江中小微企业综合授信应构建多层、多元激励约束机制。一是银监会应加强对商业银行小企业综合授信激励政策的力度；二是商业银行应制定专门的业绩考核和奖惩机制，突出对分支机构和授信人员的正向激励；三是商业银行可对信用良好的中小微企业在综合授信金额、期限、利率和担保条件上给予优惠，采取激励和约束措施强化小企业的信用意识。（6）浙江中小微企业授信可通过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银行与银行合作、银行与担保公司合作、银行与评估公司合作等多种模式共担风险。
本论著的理论创新：①转变了传统授信经营理论对抵押品过度依赖的认识，提出了新的综合授信经营模式，开拓了新的抵押品类型，从多方面为浙江小企业融资寻求风险担保。②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偏重从授信对象以及第三方信用评价体系方面控制风险的惯例，从全新的角度分析评判现有的风险管理体系，提出了浙江中小商业银行联合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共同管理风险的理论。③提出了浙江中小商业银行小企业综合授信的长效机制，以及浙江中小商业银行小企业综合授信的差别化监管建议。
本论著的实际价值：研究成果具有良好的实际应用价值。它不仅可以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股本结构的设计与安排提供理论指导，还可以为我国银监会制定相应的小企业综合授信政策法规提供法律依据，建立中小商业银行小企业授信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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