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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振宏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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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学平议试读：

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

首先是他的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历史研究是否要指向现实，历史知识是否要介入现实世界，历史学家是否要具有对现实关怀的精神，这些问题长期存在不同意见。在中国一种有着相当影响的看法是历史学是“无用之用”之学，它应当与现实形成距离，从而保持自身的科学性。我个人未必准确的意见是，这种看法在逻辑上存在着偏差。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处在变化的过程中，不同时代历史学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现实所提交的，从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学。由此出发，每个时代的历史学的科学性保证既来自所有时代历史学所共有的“求真”品质，也来自对特定时代现实向历史提交问题的回答。李振宏教授所关注的学术对象，是以其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为基础，从而展现了他闪烁着思想光芒的过人之处。例如，中国的思想史有着怎样的发展路径？这种路径何以表现出与以古代希腊、罗马为原点的西方思想史的区别？李振宏教授指出：“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史，是没有个性化思想的思想史。因为，在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掌控之下，整个民族只能有一种思想，只能用一种方式去思想，只能沿着官方规定的思维路径去思想，只能围绕着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去思想。任凭再聪颖、再智慧的思想家，也必须牺牲自己的思维个性，牺牲自己思想的权利。在思想家的‘思想’之前，就已经为你规定好了思维的路向，思维的内容，就连思维的最后结果也是在思维开始之前就已经给予……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专制皇权的过于强大，在于皇权体制的刻意设计……只要抓住文化专制主义这个本质属性，中国思想史的核心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从思想论思想，由概念到概念，是国内学界惯熟的路径，它能够达到的终极效果是在表层上展现出思想的现象，却不能洞察思想走向的根源。李振宏教授将思想的历程与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分析了思想演变与社会构成的内在联系。这一洞彻思想史脉搏的观察，正是来自他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切体味。如果说解决了“历史”是什么，完成的是对“历史”小“真”的答案；那么解释了“历史”为什么，完成的则是对“历史”大“真”的回答。而对“历史”大“真”的判断，正来自历史学现实品格所喷流出的泉流。

其次是他对历史学思想走向的深切关怀。在《历史学评论》发刊词中，我写了一段话：“在历史学中，也存在着一种记忆，这就是历史学的记忆。这种记忆不仅总结了一个时代历史学的基本精神，更重要的是，它在学术道路的总结中蕴含洋溢着充满反省的批判理念，最终将记忆的经验化为历史学前进的动力。”中国传统历史学“善”、“恶”并存。后一方面，在历史学的目的性而言，它主要不是寻求真知，而是让历史知识成为支持国家统治和正统观念的工具；在历史学的自律性而言，它将“是非据《春秋》”和“扬名教”作为最高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限制了一种学术事业本应具有的彻底的批判精神。这两种表现在新史学浪潮席卷中国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播光大之后依然顽强存在。分析和总结这些表现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历史学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个方面，李振宏教授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想向读者推荐作者《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结语中的一段文字，这些文字是一个真挚的历史学家在沉痛思考后的思想表达，值得我们特别是青年朋友思索：（最近六十年来中国古代史从业者思想演绎过程）的内在逻辑，实际上就是一个思想从禁锢、盲从，到冲出牢笼的激越冲动，以至于最后达到个体自觉、解放的过程。历史学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想禁锢，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强化的原因，也根源于几千年历史中权威崇拜、皇权观念和经学思维的思想传统，只不过是人们将对孔圣人和皇帝的崇拜，转化到了对马克思和当今政治领袖身上……当人们真正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权利的时候，对历史的认识，才可能有所谓真知灼见，产生来自心灵的感应……思想的天性终归是要求独立和自由的，一切对思想世界的规范和掌控，带来的都是实践世界的沉闷和惨痛；保护思想跳动的自由，才是社会建设的至高境界。

思想的自由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根基，对于历史问题的自由思考和自由表达是获得真知的前提。衷心希望经过近六十载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几代学人的反思，我们前辈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经验能够为后来者提供有意义的认识基础，不媚俗，不趋势，不唯上，让中国的历史学成为追求真理的学术家园。

最后是他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深切关怀。李振宏教授是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一代人中史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他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两次再版，在学界获得很高评价，是国内这个领域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收入本书的多篇论文讨论了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他敏锐地指出：方法论观念淡薄，缺乏方法意识，是中国史学长期沉闷、缺乏重大创新性成果的主要根源之一。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理论和方法论是一个学科的灵魂，一个学科缺乏理论和方法论，这个学科就不能真正成长。一个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不能进步，这个学科也将长期停滞。有一句流传很久的话，叫“画鬼（指理论）容易画人（指考证）难”。其实，把“人”画得像“人”固然不易，而把“鬼”画得“吓人”即有说服力又有指引性更为不易。国内史学界理论和方法论的薄弱原因很多，我以为最为根本的是我们缺乏对于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我们是否能够在具体问题研究基础上，自觉提出有思想的判断和概括？我们是否能够面对已有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自主提出更加合理的观念？这些都是目前国内历史学面临的挑战性问题。我期望李振宏教授这部著作的出版，能够有助于这个挑战性问题的解决。

我和李振宏教授相识已有二十多年，我们都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几年前，上海崇明岛的一个秋夜，我们把酒长谈。帘外细雨霏霏，屋内振宏兄讲述他的曲折人生，讲述他的历史观念，讲述他对中国发展的关切……这一切犹如昨日。振宏兄长我七岁。我常说，如果不是因为十年“文革”的荒诞岁月，振宏兄和其他一些比我年长许多的同学，很可能就是我的老师。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思想让我学到了很多历史学知识以外的内容。人生短暂，此生能与振宏兄和其他学兄相识为友，足矣！彭卫2015年3月19日于北京潘家园寓所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和2009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两个充满回忆和反思的年份。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看到，站在30年或60年学术发展的高度去反思中国学术的论文论著，一时为盛。但是，综观这些总结，多是对成绩的罗列或问题的反思，并主要是从政治或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干扰或影响方面，总结学术史上的经验教训，而从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去描述史家治史之思想进程的论述却并不多见。比如总结“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中国学术史，人们都会瞩目于强大的集权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在那个时代，中国学者实在是没有多少思想的自由，没有多少可以进行思想或理论选择的权利。所以，对于十七年史学的总结，特别是史学研究中的极“左”化倾向和理论至上的形而上学猖獗，几乎所有的总结性评论，都把问题的根源归之于强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威压，归结于政治运动对学者人格的摧残和扭曲。这些的确是该时期学术最顽强的特征，但是，强权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于正常的学术发展来说，毕竟是外部因素（尽管是学术主体不可抗拒的外部因素），而完整的、全面的学术史总结，不能仅仅考虑外部因素，还需要深入学术内部，特别是深入到学术主体最隐秘的内心世界。考察学术主体内心世界或曰思想世界的状况及其发展，才可能对学术史的发展历程做出完整且较为深刻的说明。

排除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从史学自身出发去总结或反思“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思想理论问题，最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需要考虑：一是中国史学所背负的传统的历史文化因素；二是中国史学家所秉承的经世致用与史学资治观念；三是中国学者思维素质中批判性思维的缺失。这些是十七年史学所以繁荣也所以走向极“左”狂热的根本原因。

首先，所谓传统的历史文化因素，就是几千年所形成的经学传统，对所尊奉的理论观念只能盲目地崇拜和践行，而不能有所怀疑或违逆，这种传统使历史学家将遗传下来的经学态度和经学思维，移植到现实中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态度上去，将马克思主义这一本来具有启迪性和方法论属性的思想理论，变成了只能理解和尊奉的教条，变成了丝毫不能触碰的红线和雷区，并因此窒息了它的生命力，使之失去其所可能具有的强大的方法论效应。其次，强大的经世致用和史以资世的史学思想传统，使得历史学家将历史学的功能，直接理解成为现实的政治和政策服务，自觉地肩负起类似《资治通鉴》的御用使命，使史学沦为解读政治和政策的工具。特别是当历史学家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激发起强大的政治热情的时候，这种资治观念就被发挥到极致，提出最政治化和现实化的命题，并形成趋之若鹜的局面。所谓“五朵金花”正是这样的产物。最后，批判性思维的缺失，则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先天性痼疾。中国古代没有这个思维传统，即使有几个具有批判素质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充、刘知幾、李贽等，也被时人或后世所诟病，远没有形成一种思维的传统。批判性思维的缺失，使得历史学家在接受一种理论或思想的时候，失去独立思考的基本品格，而被盲目性和狂热性所左右。

在实际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这三种思想因素的结合，促成了“左倾”学术思潮如洪水般泛滥。三种因素的结合是这样实现的：资治传统调动了历史学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现实政治中的中心课题则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经学思维使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注经性阐述，把经学家发明微言大义的技能发挥到极致，对个别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极端性泛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大讲阶级斗争的现实中，被政治所中意的马克思的个别词句，则只能是其阶级斗争理论；批判性思维的缺失，则使得历史学家对于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口的任何言语甚至只言片语都奉为圣明，丧失其分析和批判的意识和能力，盲目遵循，顺旨发挥，竭尽所能去实现放大效应。十七年史学中，对古代史研究破坏性最大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知识思想背景下，被发挥、演绎而放大到极致的。

本来，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阶级斗争理论只具有次生形态的意义，马克思明明讲过，“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这一思想表达，一方面说明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只是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远不是唯物史观最核心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它也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那里，阶级理论的运用只能在历史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去进行，任何时期的阶级与阶级斗争，都是特定的生产发展阶段的产物，离开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经济状况的具体考察，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性质、内容、形式与特征，等等，都不能得到历史的说明。如果我们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这样的理解，它倒还是可以作为一个观察历史问题的思想方法。然而，在十七年史学中，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这一基本属性，完全被扭曲了，被夸大到了唯物史观理论的核心观点的地步，并被用来无条件地、万能地解释古代历史中的一切问题，成了历史研究唯一的方法论原则。这里，一方面有毛泽东对阶级斗争问题的极端性表述为导向，另一方面，也有历史学家对这一理论的积极主动的推波助澜。无疑，历史学家本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古代史研究中，阶级斗争方法的极端运用及其泛滥，都是通过历史学家的聪明才智去实现的，他们自身表现了主动性与创造性，绝不单单是一个完全被动执行或违心接受的问题。历史学家自身对极“左”思潮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低估，对历史学家自身的分析或解剖，揭示一个时期历史学家思想世界的真实图景，应该是我们认识该时期史学状况的新的视角。

从学术史的内在线索出发，中国古代史研究六十年的发展史，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段：“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十年时间，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二十年。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严格地说是没有学术可言的；如果硬要谈什么学术，也是一个扭曲的阶段，难以从学术自身去总结，可以视为学术的断裂期略而不论。本文就依循新中国史学发展三阶段的历史线索，从解剖历史学家自身思想状况的角度，揭示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思想演绎的历史过程。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世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基本形态是“阶级斗争史学”，最顽强的特征就是阶级斗争思维。在那个年代里，研究课题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问题，研究方法是阶级分析方法，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一切研究都被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离现实较近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如此，古代史研究中也是如此，人们是唯知有阶级，无论其他。于是，从事古代史研究的历史学家的思想世界里，无论研究什么，也都只是跳跃着“阶级”二字。（一）一般政治经济史研究中的阶级斗争思维

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思维，既来自于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的启迪，也是历史学家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严重片面化的结果。由阶级斗争思维产生的古代史研究成果，大都远离了历史本身。譬如对经济史上一些重要历史现象的解读，就完全抛开了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对唐代重要赋税制度“两税法”的评论就是如此。《中国通史》写道：

初行两税法，百姓也有些好处，安、史之乱后，朝廷急需钱物，随意增设税收官，多立名目，旧税加新税，无有限制……两税法虽然对民众的负担丝毫不曾减轻，而且还加重些，但比起乱收税来，总算是有个统一的税制。可是，腐朽已极的唐朝廷，只知道要钱愈多愈好，从七八一年藩镇田悦等叛变时起，两税法又变成乱收税，民众受害与改制以前一样严重。

颁行两税法时所说的九条规则，在唐德宗在位时，已经是每一条都起残害民众的作用。

这段文字中对两税法的评价，完全是从农民税负之轻重去分析，即使对它最初施行时的些微肯定，也是因为它对“百姓也有些好处”；而不是从赋税史的内在逻辑、发展轨迹去判断其合理性。这样的评价角度完全离开了历史本身，离开了经济规律的必然性问题。先验的阶级立场代替了一切，历史评价变成了一个政治或道德评价。

同样，对赋税史上另一个重要变革，明代“一条鞭法”的评价也是如此。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对一条鞭法的总体评价是：（一）一条鞭法最主要的历史意义，是它调节了差役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因而多少起到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维护生产秩序的作用。（二）一条鞭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明中叶社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有着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三）一条鞭法促进了封建社会内部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封建国家结构的强化。一条鞭法的实行，虽然意味着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直接的人身强制的某种程度的松动，但地主阶级为了实现其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不得不借助于强大的暴力机器，必须不断地完备和强化自己的国家机器。同时役制改革的本身也促进了封建政治结构的强化……（四）从整体上看，一条鞭法的实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一条鞭法实行差役货币化以后，就为封建国家打开了一条任所欲为地“加派”银两的道路，税款不断增加，因而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以上评价的关键词，就是“封建国家”、“地主土地所有制”、“阶级矛盾”、“暴力机器”、“剥削”、“人民的灾难”等等。即便是它具有人们可以认同的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所起到的“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也必须强调指出它“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谴责地主阶级、剥削阶级，这个根本的阶级立场时刻都要旗帜鲜明。至于一条鞭法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它在赋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历史进步性，这个历史评价的基本立场则被完全抛弃了。

两税法和一条鞭法，都是中国古代赋税史上的重大变革，体现着经济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而对它们的评价，都被用来当作表达阶级立场的工具。在这样的历史评价中，思维变得极其简单，凡是劳动者就是好的，是进步的；凡是地主阶级或统治阶级就是坏的，是反动的。思维的形而上学猖獗，到了几乎不需要任何理性分析的地步。历史学家的思维已经被现实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完全扭曲了。

既然是要站在抽象的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评价历史，那么，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所谓封建政府，就必须给予完全的谴责和否定。于是，在这个年代中国历史学家笔下，封建地主阶级就完全成了一个反动的阶级，它不可能起到任何积极的历史作用，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历史主动性。《中国通史》对隋初的政治就有这样的描述：

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总是有两种作法。一种是孔、孟的传统政治思想，即剥削较有节制的所谓行“仁政”。这在封建时代，应该说是进步倾向，因为农民迫切希望统治阶级不要夺去过多的生产品。另一种是腐朽势力的作法，那就是不顾农民死活，横征暴敛，贪得无餍，用来填无底的欲壑。进步倾向和腐朽势力在统治阶级内部常常发生斗争，如果进步倾向得势，阶级矛盾就比较缓和，出现“治平”的景象；反之，腐朽势力得势，制造各种祸乱，毒害民众，最后爆发农民起义，打击以至推翻腐朽统治。从表面看，一“治”一乱若循环，似乎是统治阶级自身的事情，实际上“治”是农民起义的产物，没有起义的威力，统治阶级是不会求“治”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一切统治阶级都是反动的，所以是不可能求治的。我们对历史上的国家职能只能做如此反历史的理解。当然，是时的人们也知道毛泽东关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夺取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的论断，从理性上承认地主阶级由最初的先进阶级转化为反动阶级有一个过程，但人们就是希望他们这个过程越短越好，以免会过多地涉及他们积极进步的方面。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地主阶级历史属性的转变，就多是把它定位于汉代，即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刚一确立，就很快完成了由先进阶级向反动阶级的转变，结束了它的上升期，西汉以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地主阶级成为一个完全反动的阶级。这样，地主阶级就可以成为被谴责的对象，就可以和现实社会中对他们的批判统一起来。如《中国史稿》中就是这样叙述的：

昭、宣之世是西汉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春秋战国之际到这个时候，封建生产方式已经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行程。在这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封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都在不断积累和发展。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秦末农民起义标志着农民阶级的壮大和反抗斗争的加强，它促使封建地主阶级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的阶级。到了汉元帝以后，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这一变化，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经济基础方面，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变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既然在西汉时期地主阶级就已经变成了反动的阶级，那么，这个阶级对于其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就完全是多余的了。于是我们看到，初稿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于70年代末的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一书，对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做出了如下判断：

我觉得可以把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表述如下：“用主要通过买卖方式兼并土地的办法，用剥削依附佃农的办法，来保证地主占有地租和满足其经常增长的寄生性消费。”

关于这个概括，须要声明以下几点：第一，这里是把危机阶段作为每个周期中的基本阶段来考虑的……第二，我所以要把占有地租和满足地主寄生性消费同时提出，是由于考虑到，在土地兼并存在的前提下，地租除了一部分用于消费外，也有相当部分用于购买土地。如果只提满足寄生性消费，就会忽略地租在土地兼并中的作用，看不到中国封建地主对增加地产的无限冲动。第三，我所以称作“寄生性消费”，是由于考虑到，在生产过程中地主与资本家不同，前者只剥削地租，却不对生产进行投资，也没有实际上组织生产过程的职能，剩余劳动全部是他的纯所得，所以地主的消费具有纯粹的寄生性质。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否认，当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时，地主阶级曾经是一个起过进步作用的阶级。但这种进步只在于地主阶级能够采用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新剥削方式，这一点并不能说明它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不是一个完全寄生的阶级。

在这样一个关于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年历史发展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中，主导历史发展的地主阶级，竟然是一个完全多余的“寄生性阶级”，这样的历史如何使人理解呢？一个多余的寄生性阶级，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具创造活力的民族的历史发展，大概也只有在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才可能创造如此巨大而荒谬的历史悖论！而它竟然一点也不能引起人们的质疑，相对于我们的阶级斗争思维来说，它的确是太自然、太正常、太合情合理了。

和对地主阶级的评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学家们对于农民阶级的憧憬和期待。因为在历史学家的心中，推翻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历史使命就寄托在农民阶级身上。现当代历史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勋业，鼓舞了他们对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憧憬。漆侠等人所著的《秦汉农民战争史》中写道：

农民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总是被贵族地主分子所窃取，封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依然延续下来，农民依然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这不能不是农民革命斗争的血的教训。这个经验教导革命人民，要时刻记住：革命组织必须健全，革命领导权必须牢固地掌握住，不然，革命就必然陷于失败！

三次全国性农民战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则是以推翻三个强大的封建王朝，取得这样一个辉煌夺目的伟大胜利而被记录在史册上。千万劳动人民不堪封建统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夺取这个伟大的胜利进行了持续斗争。他们的无数的英勇壮烈的事迹，以及像陈胜吴广的革命首创精神，巨鹿之战、昆阳大战的雄伟场面，张梁率领下数万义军视死如归、壮烈牺牲等等，永远值得尊敬，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成为革命人民反对剥削者压迫者的一个鼓舞力量。他们夺取来的这个伟大胜利，显示了被压迫人们具有无穷无尽的威力，反动的封建统治是无法阻挡的。真理就是这样，被压迫人们只要敢于斗争，就能夺取胜利。

在当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中，劳动人民是歌颂的对象，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历史学家为每一次农民战争之后胜利果实“被贵族地主分子所窃取，封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依然延续下来，农民依然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而感到遗憾，天真地希望他们能记取“血的教训”；似乎他们能记取这个教训，即使在秦汉时期，农民阶级也能获得阶级的解放。正是在这样貌似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思想被丢得一干二净，没有了丝毫的马克思主义味道。“真理就是这样，被压迫人们只要敢于斗争，就能夺取胜利。”历史果真如此，还有什么规律可言吗？只要敢于斗争，就能夺取胜利，历史岂不是就要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了吗？历史学家真的是为那个时代所鼓舞，和现实社会实践中那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历史创造者一样地书写着豪言壮语！真实的历史是创造出来的，历史的发展是有内在逻辑的，有其必然性的法则的，靠历史学家的政治热情呼唤或编织出来的美妙篇章，充其量只能叫作历史神话。从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有资格说，我们和现实中的大跃进一样，简直就处在一个神话时代！（二）思想文化史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的贯彻

阶级斗争理论及其所转化而来的阶级分析方法渗透到历史研究领域，是靠历史学家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实现的，历史学家表现出了像古代文人一样的政治情结。只有这样，由政治所派生的东西，才能化作他们自觉自愿的行动，从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性。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所流行的“劳动阶级/剥削阶级—唯物/唯心—进步/反动”分析模式，就是历史学家自己主动性创造的结果。凡是劳动者阶级所创造的思想或文化，就是唯物的，进而是进步的；反之，凡是剥削者阶级所创造的思想或文化则都是唯心的，也相应地是反动的。这是一个在今天看来难以理解的思维模式。

我们先来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及价值判断问题。当时最权威的思想史著作《中国思想通史》中，关于先秦思想史有言曰：

分工的发达，分裂出了新阶级，由新阶级的分裂或国民阶级的出现，逐渐形成了显族，以至于产生了土地私有的显族制度，因而阶级斗争的变化决定了“显学”的形成。所谓诸子之学既然是“道术将为天下裂”，那么，这一意识的分裂，就形成“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学术，它反映了土地生产资料的分裂，反映了由氏族贵族的所有制转化为地域化私有的多元所有制，以及工商业分工的发达。

依据上面所述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看来，春秋时代的进步思想家虽然在“礼”的约束之下有其局限性，不敢公开地反对贵族的宗法制度，但他们却敢于把宗法制度所依托的灵魂跌开，举起无神论的旗帜，讽刺贵族麻醉人民的迷信思想……

道家的自然史的天道观中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和孔、墨的天道观比起来是进步的。

五行说在春秋时代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到了战国时代这种思想则被唯心主义者所剽窃。《中国史稿》中关于先秦思想，也是类似的评价和判断：“百家争鸣”说到底主要是两家：一家要维护垂死的奴隶制度，一家要维护封建的财产关系和剥削关系，巩固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

墨家的思想体系中呈现出许多自相矛盾的因素，具有明显的二元论和阶级调和的倾向。

墨子“兼爱”的实质是主张阶级调和。

庄子的思想代表一部分对前途感到绝望的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一样，都是剥削阶级的人性论，不过一个是奴隶主阶级的人性论，一个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人性论罢了。《中国思想通史》中关于宋代理学的评价：

二程的理学是“接着”禅学、华严宗的唯心主义，并且进一步把封建的法律虚构提高到哲学体系中来，因而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这就再一次证明了哲学是有党性的，是一定阶级利益通过政治法律的折射。这种“贵人气象”的理学是这样打上了时代的品级性地主阶级的烙印，后代“接着”理学宗传的各色各样的卫道论也不能不打上各时代的反动阶级烙印。

封建等级是贯彻在朱熹哲学中的一条黑线，不管是他的自然观还是社会观，道德论还是人性论，其最后归宿都是要证明这种“等级差别”，在他的整个体系的每一部分上都满打着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朱熹的反动的哲学和政治理论之为“后之时君世主”“来此取法”不是偶然的，为近代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者所美化也不是偶然的。

在上述思想评价的话语体系中，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对应着确定的经济关系及其这种关系的代表者——社会阶级。并且所有百家诸子，被简化成两家，不是奴隶主阶级，就是封建主阶级，最多也就是再多出来一个墨家的“阶级调和”。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思想——这种人的心灵之花，却是那样的僵硬和呆板；这个最为斑斓多彩的世界，只剩下了阶级性这种单一的色调。

思想的内涵是不是和人的社会阶级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甚或是直接的对应关系，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而在那个时代，人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因为，阶级分析被理解为一把万能的钥匙，它可以用来观察一切历史问题，思想的历史当然也不能例外。而且，一旦属于统治阶级的思想范畴，就是极端的反动，统统应该被骂倒、被否定，没有任何积极的思想价值可以肯定。《中国通史》中关于佛教的极端性评价，就是很好的例证。作者在评价唐代的佛教文化时说：

唐朝文化空前发达……其中占较大篇幅的是佛教部分。佛教肆毒，不始于唐朝，但唐朝是流毒极盛之世，佛教所有胡言乱语，为非作歹，这时候全部暴露出来，不禁使人望而切齿。我对佛教，没有从哲学的角度去粉碎它，我只用普通常识去批驳它那些灵魂不灭、因果报应、求福免祸、六道轮回等谎言和谬说，肯定唐朝佛教祸国殃民之罪恶极大。不过，由于研究不足，难免批判不够有力或分析不够妥帖，切盼读者多多提出意见，以便更有效地铲除它遗留下来的祸害。

佛、道两教都是麻醉人民的毒品，和尚、道士都是懒馋无耻的寄生虫。佛教势力比道教大得多，它对民众的祸害也更大……天竺社会里一切黑暗、野蛮、落后、秽浊的事物，都借着佛菩萨的庄严慈悲相作掩护，整套整套地搬运到中国来，劳苦民众吃了它极大的苦头。千年以后，看到当时佛教遗迹，虽然应该当作珍贵的文物加以保护，但想起它祸国殃民的罪恶，使人感到犹有余痛。

作者对佛教采取如此缺乏分析的态度，其主要原因大概就是两点：一是佛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二是作为宗教，它是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唯物主义相背离。而一切思想或文化，一旦染上了统治阶级和唯心主义这两个色素，就难逃被诛伐的命运。

从阶级观点出发对封建时代的思想文化进行批判，贯穿在那个时代的一切历史分析中，甚至是在当时看来具有一定价值的、明明应该给予肯定的东西也不能幸免。譬如史学史研究中对于刘知幾的评价，大家都知道刘知幾有着明确的反传统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大的学术建树，但他毕竟是封建朝廷的史官，是属于当时认定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所以，也不能不从其所谓的阶级性上予以否定。请看下边的分析：（刘知幾——引者注）把“直书”的根据归结为“务在审实”，离开阶级观点而抽象地强调一般的“公正”，这在实质上是一种客观主义的倾向，它并不能科学地揭示历史的规律性，而往往成为剥削阶级利用来作为掩饰其阶级偏见的幕布，这和历史主义就有着本质的区别。

刘知幾是古代的杰出的历史学家，《史通》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有价值的著作。然而，还必须指出，刘氏终究是封建主义史学家，是以地主阶级的立场和观点研究历史、评论史学的。他在谈到农民起义领袖时，时常加以诬蔑……而对于帝王将相则深为崇拜……他认为史书内容所应包括的“五志”（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和“三科”（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也都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他虽有许多论点能以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但终不能完全冲出封建名教观念的窠臼，以致在某些进步主张中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所以，他对史学虽有重要的贡献，但由于他的理论与方法根本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以上论述，都出自当时史学界的名家，他们的学行人格颇为时人所重，其学术思想都透露着执着和真诚。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这样通过历史学家之手，掌控了学术表达的话语权力，塑造出一代学术。在这里，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是，政治家所倡导或策划的阶级斗争理论及其实践，并没有对历史学家的学术用语做出任何具体的要求，历史学家将其运用到历史研究领域的时候，则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主动性和创造力。（三）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学者的思想状况

在十七年史学的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着一个“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它发挥着分析解释一切民族问题的方法论作用。据考，这个口号式的命题，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形成的，而学术史上的事实是，早在此命题产生之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就被移植到了民族关系史研究领域，并产生了与“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命题几乎完全雷同的提法。这里，笔者想提到《新史学通讯》（即今日之《史学月刊》）的创办人之一黄元起先生。黄先生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一辈学者，深通马克思主义，但政治并不激进，人品也丝毫无须怀疑，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两篇关于民族战争史研究的论文，就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贯彻到了极致，以至于今天阅读这些文献，仍使人有一种莫名的惶恐。

黄先生1953年、1954年连续在《新史学通讯》发表了两篇评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的文章。1954年论文的结语部分如下：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的几点结论：第一，民族战争充满着人类的阶级社会中，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中国历史也是如此……第二，因为民族战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三，民族战争的阶级矛盾性与历史复杂性，既要全面的照顾，也要重点的掌握，即看它对一定时期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作用是进步的或反动的，它基本上是否符合被压迫者的根本利益，决不可把一定的民族战争的矛盾发展：进步性与反动性或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平列起来，陷入折衷主义的错误；第四，在阶级社会里，民族战争的进步性与正义性，由于社会剥削制度与剥削阶级利益的限制，它总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仔细品味这段文字，作者关于民族战争评价的四点结论，无一不是贯彻着阶级斗争历史观，并且“民族战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语，与后来产生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何其相似！可以说，以往的某些过于“左”倾化的思想或结论，不仅仅是政治高压或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学者自身从他们盲目尊崇的思想理论中自我体悟的结果。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像这样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而把某种观点发挥到极端地步的，莫过于范文澜先生对民族战争性质问题的评判。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本来也应该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的，但是为了照顾到民族感情问题，也为了严格遵循所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判断，范文澜对宋金时期的民族战争做出“兄弟阋墙”的无是非判断。他写于1962年发表于1980年的文章说：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民族斗争，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不是你打进来，就是我打出去……当国家完全失去抵御外来侵犯的作用，仅仅是一部剥削机器的时候，这样国家，才应该由民众起来予以消灭。民众自己不起来，强大的邻国进来消灭它，那是很自然的。金和南宋都是高级的封建社会，可是政治极端腐朽，社会继续发展的可能全被阻塞。蒙古虽还只是低级封建社会，但它正是在发展中，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力量。它所碰到的是高级的但腐朽已极、精力耗尽的行尸走肉。凡是腐朽着的东西，碰到发展着的东西，必然被消灭。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难道可以同情行尸走肉的被消灭么！

……历史上腐朽国家如北宋、南宋末年，都不过是单纯的剥削机器，抵御外患的作用丝毫也不存在了。虽然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是汉人，但汉族史学工作者不值得替他们呼喊，说是受了侵略，并且谴责侵略者。我们应该严厉谴责那架剥削机器，赞成有人出来打倒它，女真灭北宋，蒙古灭金和宋，都是合乎规律的事情。

范文澜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四个主要论点：其一，历史上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没有原则的是非之分，无所谓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其二，当一个国家完全失去抵御外侮的能力，而成为一架纯粹的剥削机器的时候，强大的邻国来消灭它，完全是正常的事情，不应该受到谴责。其三，一个处在上升时期的民族（如蒙古），扩张和掠夺是很自然和正常的事情，甚至是阶级社会的规律，应该予以理解和接受。其四，残酷的民族斗争或民族战争是民族融合的正常形式，汉族因这种残酷的战争而增添了新鲜血液，得到发展，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说，汉族的被征服是受益的，对侵略者不必过分憎恨。第一点讲侵略是有理的，第二点讲这种侵略是合乎规律的，第三点讲被侵略者也获得了好处，应该欢迎这种侵略；这真是一个很完整、很可怕的侵略有理论！看来，丝毫不需要政治当局的提示或暗示，一个为现实政治或政策服务的资治理念，一个完全被阶级化思维（如判断南宋政权是单纯的剥削机器）所支配而摒弃历史主义原则的头脑，再加上政治和思想的主动性，什么极端的、可怕的观点都可以创造出来！（四）“五朵金花”所展示的精神世界

十七年史学中“五朵金花”的绽放，是当时强大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在总结这一历史现象时都注意到了，并且给予了很好的论证。突出的代表，是王学典在2002年《文史知识》第1期所发表的《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一文。他总结说：“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的形成问题之所以能成为这一时期史学界的中心问题，并讨论得轰轰烈烈，关键就在于这五个课题能与当时的时代主题相通，而且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也最为巨大。”他还就每一朵金花的意识形态功能做了展开性分析。王学典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五朵金花”及那个时代的史学现象是极为重要的，这已经从某一个方面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是，如前所述，这种对于“五朵金花”的认识，还毕竟是从学术外部做出的解释，而对于学术自身或者说从造就了这一学术奇观的历史学家自身来说，还是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我们还需要去探寻在“五朵金花”背后所隐藏的历史学家的精神世界。根据笔者的初步思考，该时期“五朵金花”研究中历史学家精神世界的大致图景，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涨的政治热情，传统的资治理念，及其“政治统一必须以牺牲思想自由为代价”的强大思想传统。

由历史学家的政治热情和资治理念而造就“五朵金花”，这一点已为学者所关注。前引王学典的文章中说：“五朵金花”的绽放也来自当时学者们对现实政治的全神贯注。50年代初，从学习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入手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改变了原来唯物史观派处于学术界边缘地位的状况，绝大多数学者在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后接受了社会发展史中的劳动创造世界、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有规律性等观点。这时的史学家们，身上流淌着滚烫的政治血液，遍布着敏感的政治神经，因此，这些史学家便以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为自己的最高职责，以搞考证、搞远离现实的学问为耻辱。所以，他们笔下的历史，更多地顺从了对学术提出的学术之外的要求。这样，他们当时的学术研究兴趣便很自然地就集中到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几个关键问题上来了。

陈支平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这个时期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虽然各自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认知程度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一无所知，但是他们见到建国初期欣欣向荣的国民经济和休养生息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近百年来骄横于神州大地的外国势力受到比较彻底的消除，史学家们的政治使命感及其政治依附性得到了重新的激发。绝大多数的史学家们都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史学研究应当为新政权的政治服务。新政权坚持“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研究历史的理论基础就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因此，从另一角度来探讨，新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与其说是服膺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是在本能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依附性的驱动下，服膺于新政权的现实政治。

王学典和陈支平都注意到了历史学家的政治使命感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史学中传统的资治观念以及传统知识分子历史使命感的共同驱使。从这个层面上说，不能把历史学家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狂热，都简单地归之于政治的高压和意识形态的强势，的确是有历史学家内在热情的支撑，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历史主动性的产物。

但是，仅仅看到这些是不够的，因为还有一个问题不能说明，那就是为什么服膺于政治就必须拥护政治当局的理论选择，顺从于政治当局的思想控制呢？政治和思想本来分属于两个世界。政治是刚性的，在政治的世界里，人的自由是有限度的，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如宪法，是所有国民必须遵守的；而思想的世界则根本不同，思想是可以充分自由的，是没有边界的，不受控制的，独立思考的权利是天赋人权中最根本的权利，是人的自由的底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会在选择对新社会的政治拥护的同时，也在思想上放弃了选择的权利呢？为什么就那么自然地认为，对新社会的拥护，就必须伴随思想的“转向”呢？历史学家对思想自由的淡漠，需要从他们继承的文化传统中寻觅。

大一统的政治要求有大一统的思想相配合，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这个思想文化传统从秦代开始就逐渐形成了。秦代的统一思想，由李斯的《焚书议》开启端绪。李斯认为，在“今皇帝并有天下”的时代，必须“别黑白而定一尊”，对于百家杂语，“禁之便”，因此，他建议：“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其后，汉武帝时董仲舒的“贤良对策”，也是一个思想大一统的方案。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不顾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事实，硬说“大一统”是“古今之通谊”的传统，任何时代的统治者张扬思想“一统”都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虽然他不像李斯那样主张用“禁之便”的暴力手段，而是采用引导人们采纳某种思想的柔性手段来实现思想统一，但毫无疑问，他也是利用国家力量来达到统一思想的问题，其本质和李斯没有区别。汉以后两千年中国的历史发展，恪守的就是李斯、董仲舒们所奠定的这个传统，只要是统一的政治，就必然要求有统一的思想与之相适应，这是一个政治传统，也是一个思想传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层面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政治统一必须以牺牲思想自由为代价，这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历史学家所秉承的思想传统。由此出发，对新社会的政治服膺，就自然要与其所奉行的理论、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统一，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问题，一个不可能就此提出异议的问题。

这一思想传统，既导致历史学家服膺行政当局的意识形态，又导致认同其实现思想统一本身，其结果自然是毫无选择地集中到唯物史观的相关问题上去，承载意识形态使命的“五朵金花”自然就获得了历史学家的真诚认同，成为其发自内心的主动性选择。

第二，固守经学思维，默认思想自由的“天然边界”。

研究中国人的思想世界，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一个被儒家思想掌握了的民族；而两千年一贯制教材“五经四书”所创造的最大精神成果，就是“经学思维”。孔孟荀之后，从董仲舒开始，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连串最伟大的名字都是经学家，一部部呕心沥血之作都是针对“五经四书”的传注疏解、音义训诂。中国自古不乏天才的学问家和思想家，而他们都无例外地把聪明才智用在对“五经四书”的训诂和传注方面，而牺牲了独立从事思想创造的权利和能力。在这样一个思想演绎的历史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式就是经学思维。

经学思维的要害，在于“经”的神圣性，在于经典文本和精神权威的思想只能被解读和遵循，而不能被批判和质疑。经学史上最强大的传统就是尊经重师，一成不变，绝对顺从，崇奉权威。虔诚的精神崇拜，盲目的思想顺从，思维的共向性、无差别性等，成为经学思维的最大痼疾。而不幸的是，进入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在面对人类思想史上最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所秉承的仍然是这种经学思维。

于是，在“五朵金花”的争奇斗艳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很奇异的现象。譬如古史分期讨论，可谓异说纷呈，产生了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和中唐封建说等多种说法，而且每一种都由当时学界声名显赫的大家作为代表，可见论战之激烈。但是，人们也不难发现，这些不同的学说派别，都实际上出自“一家之言”，都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派生物。如果说，它们就是所谓百花齐放的百花异叶的话，那么，它们则都是生长在一棵树干上，滋生于同一根茎。换句话说，古史分期讨论中竞放的所谓百花，只是同株异叶。

同样的情景，也顽强地反映在其他四朵金花的绽放中。譬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有明代萌芽说，有宋代萌芽说，有唐代萌芽说，有汉代萌芽说，还有战国萌芽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简直就是一个永恒的萌芽。而这萌芽众说，除了都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派生物之外，实际上也只是对毛泽东“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句话的演绎。而且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并不避讳这一点，他们总是在自己的文章中直接声明，其研究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即使在当时受到集中批判的尚钺先生也不例外，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在讲授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历史课程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过去学者的研究，自1950年即提出远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已有资本主义最初的萌芽。”

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的各家各派，如同古史分期讨论一样，尽管意见纷呈，甚至尖锐对立，但其理论都是一个，论证方法也惊人的一致。其原因就是除了他们秉承相同的理论原则，也还拥有同样的思维。

奇怪的是，历史学家从来也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人们从来不自我发问：这些不同的百花异叶，为什么会生自同一块根茎？他们的矛盾是不是就出在这个根茎本身？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在虔诚地运用一种理论做指导的时候，是不会想到向这个理论本身发问的，或者说，这个理论本身是不能发问的。理论本身就是“经”，“经”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不容怀疑、不容触碰。思想，哪怕仅仅是学术思想，也有一个不能触碰的前提。在这样的思维环境中，思想是不能无条件自由的，它有一个天然边界，不可触碰的边界；这边界就是他们所秉承的理论本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学家自觉地或者说本能地谨守着这个思想的天然边界。中国流传千年的古语“不越雷池一步”，即此之谓。

第三，批判性思维的严重缺失。

上边的分析，实际上已经将我们导向了这个论题。中国学人为什么会秉承一种经学思维，为什么不能越过雷池一步？跨越雷池就真的这么难吗？其实，我们只是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的基本素质——批判性思维。

中国学者批判性思维的缺失，是那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另一朵“金花”——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对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结局论断的简单照搬。毛泽东说：

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停息之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无论从历史逻辑或者论证逻辑的角度出发，毛泽东的这一论断都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说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所以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而这些都是在传统社会根本不可能具备的历史条件，所以，总结这样的历史原因是抛弃了历史的逻辑，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这一论断等于宣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无论如何都只能归于失败，而这也不符合历史的逻辑。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每一次爆发，都是一场具体的历史运动，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能抛开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去为它规定一项不切实际的历史使命，并由此出发判断它必然失败。应该根据每一次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爆发的特定历史条件，去判断它可能达到的历史目标，从而提出判断其是成功或失败的历史结论。空洞地、先验地将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历史使命理解为推翻封建制度，并以是否实现了这样的历史使命来判断其成功与失败，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发表的数以千计的农民战争史论文中，无一例外地都在重复着毛泽东的这一论断，从而造成学术史上真正千篇一律的学术奇观。这就是批判性思维严重缺失所可能导致的必然结果。

我们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学家接受唯物史观，实现向一个新的历史观的转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确实有几分无奈。但现在我们必须同时面对的是，中国学者在接受一种新思想的时候，的确有着思维的致命缺陷。我们在接纳一个新思想的时候，总是以“学习”的态度，而不是以思考的、分析的、质疑的和批判的态度去对待之。同样是接纳，这两种态度引起的后果是截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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