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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子诚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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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阅读史试读：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对自己多年来阅读经历的回想与叙述。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等著作的作者，在这本书里，他摆脱了学术体例与框架的约束，穿行于个人体验、情感流脉和时代细节，展示了自身性格和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这种“个人小叙事”是对“文学史大叙事”的补充和阐释，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更具生命感的文学史叙述。序“阅读史”这个夸张的题目，却是起于有点消极的念头。2002年从北大中文系退休之后，明显感到缺乏前些年教学、研究的情绪和精力，便常常想自己还能做些什么。2001年，我给“曾经北大书系”〔1〕

写过一个书评，因为是面对年轻人（也可以说是我的学生辈）的作品，其中便有这样一段话：

像我们这些过了六十岁的人，见面会被人称为“先生”……参加什么研讨会、首发式，按照官职、知名度、年龄大小等因素综合考虑，会被安排在前排或靠近前排的地方就座。会让先发言。会让先举筷。会让先退席。然而，除了一些学养深厚、精力旺盛者（这样的人当然不少）外，我们已经在或明或暗地走向衰败。词就是那几个词，句子总是那些句子。内心的喜悦、怨恨、缠绵、悲伤都已十分淡薄。“回忆”也因为没有鲜活体验的激发而落满灰尘。许多书，已经没有精力去读。许多路，已经无法去走。也去旅游，却难有这样的期待：“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风景，有我所不曾认识的人在等待着我，那才是岁月赐给我的圣餐。”那些说不出名字的事物已经不能让我们“疼痛”。面对壮丽的景色我们也会静默，但已分不清是内心的震撼，还是内心的毫无反应。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多少带有调侃的意味。但随着岁月不断流逝，这些感觉也变得更加真实起来。“阅读史”的写作念头，便是在这样的心情中浮现的：寻找一种不过分费心查找资料，不必为说出的话的“正确性”紧张思虑的写作。自然，从另外的方面想，这种选择也包含“积极”的成分。以前，不管是上课，还是确定研究课题，注重的是对象的性质、价值。这回，或许可以将重点略略转移到写作者自身的问题上来，更多地从自己的感受、经验上来选择题材和方法。

从目前已经完成的部分看，论题仍与当代史（当代文学史）紧密相关——这几乎是没有办法挣脱的老套子。与以前不同的是，它们以侧重个人的方式、角度来进入。因为设定是“个人”，就有可能给过去干涩的文字添加一点水分，一点情感，也有可能收缩评价的尺度，将它降低到个别的感受和认知的范围。个人的感受的价值当然不能和那种代言式的叙述，那些宏大叙事相提并论，但也可以为一些有差异的，有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小碎片留出表达的空间。

恰好北大出版社的编辑张雅秋正在策划一套个人阅读史的丛书，我的想法便与她的计划不谋而合。据我所知，当初她同时向几位学者、诗人组稿，他们也都慨然允诺。几年过去，好像只有我当成一件事去做，其他的都没有动笔。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们正值盛年，前景广阔，迫切的事情应接不暇，犯不着回过头去搜寻这些陈谷子烂芝麻。

说是“阅读史”，谈及的应该是这几十年中感触最深，最影响人生道路的那些书籍。其实不全是。可以看到，这里写到的，是与这些年从事的工作相关的书，还有就是多少能说出一些话来的那部分。我也读过不少不大能清楚说出许多道理的书，它们有的我可能更加喜欢，感触也更多。

集子里的文章，不少已在报刊上刊登过。感谢《中华读书报》、《南方文坛》、《文艺争鸣》、《上海文学》、《天涯》、《海南师大学报》、《鲁迅研究月刊》、《文景》等为它们提供了宝贵的篇幅。贺桂梅2009年对我做的访谈，也说到一些读书的事情。因此，这篇访谈作为附录也收进这个集子中。洪子诚　2011年3月注释

〔1〕“曾经北大书系”第一辑收入吴晓东、郑勇、杨早、橡子等的著作。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这篇书评收入我和么书仪合著的《两忆集》。

语文课外的书

有朋友要我为她编的“我与语文课”的书写点文字。在她看来，我们做与文学有关系的工作的人，上学的时候，应该对语文课很感兴趣，有许多的感触。其实不然。上初小的时候，我并不爱学习，经常逃学。虽然也翻了一点杂书，但语文课（那时应该叫国文）没有留给我什么印象。用的是什么教材，有哪些课文，是哪位老师讲课，现在一点都记不起来。只记得那时经常和同学到河里游泳，河很深，我游泳的本领很不行，却居然敢往远处去冒险。再就是偷烟摊上的香烟。我不敢去偷，但偷到了我会跟着抽。还有是跑到断垣残壁间找蜗牛壳，然后比赛谁的坚硬。这样，我上课常背不出书来，经常挨老师打掌心。期末考试，好几门不及格。家长对我这样胡作非为十分恼怒，终于把我转到另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是基督教会办的，冠以“真理”的校名（49年后，这个校名被取消了，但在80年代后期却又恢复）。听说，我从此变了一个人，变得“老实”了，循规蹈矩了，一副“好学生”的模样，成绩也“突飞猛进”起来。对这些“改邪归正”的转变，我倒是没有一点记忆；这些，都是家里人后来告诉我的。他们讲起这件事，总说是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才有这样的“神迹”发生。

不过，事情总是有利也有弊。从此，我好像换了一种性格，变得不怎么爱活动，不喜欢热闹。与人交往就心存害怕，开口说话总不怎么利索。特别是对于内心的东西，从本能上就不愿意、也畏惧讲出来。要不是有这样的改变，我现在肯定不会在学校教书，做什么“学问”。我会选择去当兵，去野外考察，去做生意什么的。总之，上初中以后，我生活的圈子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乱翻书成了我打发时间的最主要的事情。我觉得书本为我提供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比起我见到的，每天所过的日子来，要有趣得多。我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事，多少总能在书里得到弥补。

因为这样的缘故，在我开始认真学习时，我便很自然地喜欢语文课。不过，教材里的课文，老师对这些课文的讲解，依然没有留给我深刻的印象。选入的肯定有许多名篇佳作，但50年代的语文课已变得有些枯燥。上课时总是千篇一律地划分段落，归纳段落大意，背诵一字都不让改动的“中心思想”，总结出几条“写作技巧”。久而久之，就很厌烦。但语文老师是好老师。除了这些例行的课程安排外，常常会向我们谈到一些作家、诗人的事迹，介绍我们不知道的书籍。高兴起来，便朗朗地读起课本之外的诗文。也举办文学讲座，组织“文学社”讨论作品。也要我们写诗和散文。有一次，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写了一篇抒情散文，总有六七千字吧。里面用了许多抒情排比句，来歌颂北自黑龙江，南到海南岛的祖国新貌。我很得意，在“文学社”讨论时，紧张地等待赞赏；还提醒自己，不要太“喜形于色”。想不到的是老师言辞冷峻的批评：“空泛，夸张，还是写你有体会的东西吧。”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凝固了。后来甚至心存怨恨。但从此，我对夸张、空泛，总是十分警惕。这个告诫，是我当时未能真正领会的财富。

虽然喜欢乱翻书，但我们那个地方，书并不好找。读高小是40年代后期，新中国还未成立。我住在南方的一个县城里，当时大概有几万人口。每天上下学，沿着两边有“骑楼”的街道，会走过饭铺、杂货铺、药店的门口，也常常在青果行、米行、竹器行外面停下来观望：对新上市的香蕉、洋桃垂涎欲滴，或者愣愣地看怎样用竹篾做斗笠、箩筐。但是，记忆里这个县城并无专门的书店，也没有公共图书馆，虽然韩愈当剌史的潮州离我们那里不远，而县城中心就有据说是建于宋代、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牌位的“学宫”。县里只有几家也兼售不多书籍的文具店。当然，也有藏书颇丰的人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我的家不是“书香门第”，父亲是个学徒出身的医生。家里有一些医书，一些基督教的书籍，上海广学会发行的刊物。那时，能得到一本喜爱的书，在生活里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50年代上中学以后，读书的条件有了改善。县里开办了文化馆，我就读学校的图书馆的藏书也慢慢多起来。我的一个同学，家里有不少三

四

小时候，语文课外的书中，我读得最多的，其实不是最容易得到的武侠和言情小说。我的邻居就有许多这样的小说。但我并不喜欢。现在找起原因来，大概是我太缺乏想象力，对飞檐走壁、腾云驾雾总不能神会，使我现在对武侠这类小说，仍是不感兴趣。这好像是我的一大“损失”，不能有生活中我不熟悉的另一种乐趣。因为我的外祖母和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高小上的是教会学校，所以，读（和听别人读）得最多的，是《圣经》。星期日到教堂做礼拜，听牧师布道，参加学校、家庭里宗教性质的活动，都离不开《圣经》。小时候对教义什么的，并不能理解，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些故事。神创造世界的经过。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洪水和诺亚的方舟。罪恶的所多玛城的毁灭。罗得妻子变为盐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西奈山上的十诫。——当然，《新约》福音书中有关耶稣言行的记载，就更熟悉。《圣经》中的许多句子，在我脑子里，比后来读的任何书留下的印象都要深。“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圣经》究竟留给我什么，实在很难讲清楚。或者说，不能说清楚的比能说清楚的多。现在能想到的也有一些。比如有关“界限”的意识。人和神，已知和未知，今天和未来，善和恶，真实和虚假，真诚和伪善，平庸的生活和理想的境界等等，虽然经常混沌一片，但也不是不可区分。再有就是对于词语的感觉。文字能够创造一个世界，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奇妙、甚至神秘的事情。50年代，报纸刊物，包括语文课所推荐的，是一种规范化的语体文。这类文字读多了以后，我一度觉得《圣经》中文译本不大好。我知道这个通行本叫“和合本”。和当时的语体文相比，觉得许多语词、句式别扭，也不很顺畅。当时，我希望有人来重译。待到我厌倦了那些标准化的语体文之后，想法完全变过来了。设想《圣经》里的叙述，那些祝福、歌唱、劝诫的文字，也如五六十年代标准化语言那样，那将如何是好？让上帝、亚伯拉罕、但以理、约伯、耶稣、犹大都说着我们说的那种“普通话”吗？我真庆幸没有人有我那样愚蠢的念头，去重新翻译《圣经》。

共和国成立后，我爱看的书有了改变。我读了大量五四的新文学作品，也读了许多外国的，特别是苏联、俄国的诗和小说。鲁迅的《呐喊》、《彷徨》和杂文自不必说，却不能理解他的《野草》和《故事新编》。读曹禺的《北京人》（也看县教师剧团的演出），说来惭愧，最喜欢的人物，竟是相当概念化的人类学家袁任敢和他的女儿。初中有一个时期沉迷于巴金30年代的小说，但持续时间很短暂。我在笔记本上抄录普希金的诗，读他的《驿站长》，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短篇，普里希文的散文，也读《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红与黑》、《包法利夫人》也是这个时期读的，却不能让我很投入。我上中学的这个时期，被看做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的时期。寻求、确立社会理想和价值观，是那时的“时代主题”。当时，引起我兴趣、能产生“共鸣”的书，好像都和这一“主题”有关。“浪漫”是年青人的“专利”，他们也和“革命”有一种天然的呼应。这些有关“革命”的书籍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尽管它现在已不会有很多读者，文学史对它也不会有高的评价。也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不值一提的“惑人货”。但我永远不为曾经喜爱过它而羞愧。从上中学到80年代，我一共读过三次。当然，每次读的时候，都有很不相同的体验。总的来说，当初那种对理想世界的期待和向往，那种激情，逐渐被一种失落、苦涩的情绪所代替。记得在“文革”两派武斗激烈的日子里，窗外高音喇叭播放著激昂的口号，我却在为保尔和丽达的无望的爱情伤心。

我们的一生里会读无数的书，但让我们难忘的其实不多。这不多的书最有可能是在上小学上中学时读的。而且往往不是语文里的课文。它们是什么书，对每个人来说不会一样。它们给予我们的东西，有一些则可能永远是个秘密。或者意识不到；或者意识到了，却不愿讲出来。

我的“巴金阅读史”

一

这几十年中，比较集中读巴金的书有三次。

最早是上世纪50年或51年，那时我十

二

三

高中以后，读书的兴趣有了转移。那时有点无知的狂妄，觉得从他的书已经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似乎就此告别了巴金的阅读。但过不了几年，我又再一次拿起巴金的书，但这次是完全不同的情景。这是58年底到59年初的事情，当时我在北大读三年级。阅读的动机直接来自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的文化批判运动。“反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据说需要重新审查一切文化遗产，包括“新文学”在内；而作为一种世界观、生活伦理和精神态度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当时成为最需要清理、批判的思想、精神对象。那些在知识青年学生中曾经和仍在发生较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时间受到特别关注。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各地报刊，如《文汇报》、《文学知识》、《读书》、《中国青年》等，开设了各种有明确批评指向的讨论专栏，涉及的作品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等，巴金的作品也在其中。

为什么在众多的新文学作家中选择巴金，当时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猜想，可能有下面这样一些原因。巴金作品（特别是《家》）在当时仍然有不少青年读者，仍然在“产生影响”，这应该是主要一〔1〕项。而且，在1950年代开始的新文学作家“经典化”过程中，巴金的地位也得到提升。从58年开始，多卷本的巴金的文集，和茅盾文集等一起开始出版（到1958年底，《巴金文集》已出版六卷）。与此相呼应，巴金这个期间也连续发表了多篇创作谈，一些重要文学〔2〕刊物也发表了大型的研究巴金的论文。这与50年代初，巴金一再检讨自己在“旧时代”的创作，以及一些左翼作家认为巴金的作品〔3〕已经落伍的情形，发生了明显变化。另外值得注意的因素，是这次“讨论”的始作俑者，应该是上海的姚文元。他不仅写了引发“讨〔4〕论”的文章，此后又有多篇文章发表。这个事实与当时上海的政治—文化激进派别的出现，以及上海文化界内部的权力关系，是否存在某些牵连，也是可以考虑的问题。需要提到的事情还有，当时发生的美国作家法斯特事件中巴金的表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做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被披露之后，引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强烈震荡。美国左翼作家法斯特发表公开声明，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这一事件，遭到当时中国大陆作家的谴责。1958年4月出版的《文艺报》（1958年第8期）刊发了一组声讨文章，其中也有巴金的《法斯特的悲剧》（参见本文的“附记”）。巴金虽然也批判了法斯特，不过，他的声音没有别人的高亢；他甚至为这位“杰出的”作家的这一选择感到惋惜，似乎还有回头是岸的期盼。对巴金的这种对待“敌人”的温情主义，《文艺报》很快就刊发了读者的批评文章。1958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多卷本的茅盾、巴金等作家的文集。这属于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规划之一。到1958年底，《巴金文集》已出版六卷。

在巴金作品“讨论”开始之后，京、津、山东、武汉等地一些大学的青年学生，成立了多个讨论小组。我所在的班级也不肯落后；我就是一个有七八个人的小组的成员。在此前我们班批判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活动中，我因为暑假执意要回广东，大部分活动没有参加。回校后看到同学们已写出多篇批判文章，并已在《文艺报》、《文学研究》上发表，有了“临阵逃脱”的愧悔。这次，便想能表现得积极点，弥补我的“过失”，于是日以继夜地重读巴金的小说。除了“激流三部曲”之外，还有他早期的作品，即“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灭亡》、《新生》等，都是写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者的小说。这次阅读的动机、方式，和中学时大不相同。这是在事先确定的阐释框架中的阅读，一种非个人的，“公共性”的阅读。在小组不断的讨论中，在阅读其他的“指导性”的文章中，个人可能有的感受、印象，都自觉、紧张地不断加以修改、提升、涂抹，以便达成统一的“正确”结论。作品的思想倾向，它们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功能，“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这些成为我们思考、争辩的中心，甚至唯一的问题。就像是通过一具网眼细密的筛子，其他的东西都几乎被过滤掉。当然，后来我也明白，这个阐释框架，其实与巴金的文学观并不矛盾：社会革命的能量问题，如巴金所一再申明的那样，始终是他文学活动的最高目标。

这个期间，我们信服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的论断：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在反封建，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它的历史意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只能产生消极、甚至反动的作用。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疑虑，为此小组讨论经常发生争辩。比如，巴金在处理他的英雄所要逃离、叛逆的家庭、制度时，决绝的同时其实也有保留和温情，内心有矛盾的一面。这种复杂性是表现了巴金的思想局限，还是因为有了复杂性，作品才得以具有艺术深度？又比如，对于《秋》（1940）和《家》（1932）叙述方式、情绪格调上的某些变化，是巴金思想艺术的后退，还是他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这之前，我们曾在东长安街的剧场看过曹禺改编的话剧《家》，记得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表演。显然，我和一些同学都更喜欢话剧，但是都不愿过分声张。我们的不安是，这是否因为曹禺突出、放大了觉新与瑞珏、梅小姐的感情纠葛，而满足了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健康情调？最让我们关切的问题是，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一切与“社会主义”观念不同，或稍有偏离的精神产品便要批判、抛弃，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东西能给我们留下？别的同学不知道，以我而言，对那些要被“清算”的古典、现代“遗产”，心中存有许多的依恋。后面这个问题，泄露了我这样的50年代“造反者”内心隐秘的“恐惧”。

因为有了这些疑惑和我们争论不休的“难题”，便商议造访一些作家、理论家，寻求“高人”的指点。应该是1958年的岁末。在打听到他们的住所或办公地点之后，便贸然前往求见。先后见面的有楼适夷、曹禺、林默涵诸位先生。杨晦、吴组缃先生就是北大的老师，见面当然是比较容易的事。楼适夷先生是太阳社和左联的成员，58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工作。我们想了解的是《巴金文集》规划、出版情况。不过，当时见面的情形，现在已经毫无印象。曹禺先生住在城里的一所四合院里，他将我们让进有些狭小的书房。记得有冬日的阳光照进屋子。他温和亲切，但话不多，看得出有可以理解的戒心。他和巴金是好朋友。对于我们的提问只是回答说，我们（指他和巴金）都是从这样的家庭里出来的，总会有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感情纠葛。对于《家》的改编，他强调的是戏剧和小说在艺术上的不同。到了沙滩中宣部的传达室，我们提出访问林默涵先生，他当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通过电话之后不久，秘书身份的女士急促来到门口，领我们急促地小跑般穿过红楼，穿过民主广场，来到落成不久的中宣部大楼。林默涵先生最关心的，是周扬不久前（也是12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演讲后师生的反应。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当年周扬提出的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组成部分；演讲的题目就是“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演讲中对58年大跃进处理文艺与政治的简单关系，曲折地提出批评。但我们对这一切懵懂无知，不免答非所问。对于我们的巴金评价问题的提问，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作品都是可以讨论、可以批评的吧。他对当时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作家、学者的运动，也没有表现出我们意想中的积极支持的态度。谈话间他突然提到郑振铎。说对郑振铎先生学术的批判，周扬同志心里很不安，本想等他回国后当面向他解释，让他不要放在心上；可是已经不可能了。“不可能”是因为郑先生率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10月17日因为飞机失事遇难。这番话是否是一种暗示，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时大家都沉默无语。

对于我们这次的活动，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文章并没有写出，最后是不了了之。直到最近查对资料，才发觉我的记忆有误。一个能够解释这个错误的理由是，在58年12月底，《诗刊》社的徐迟先生到了北大找到谢冕他们，提议在寒假里集体编写“中国新诗发展概况”。于是，我便离开了巴金作品讨论小组，和高我们一个年级的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殷晋培，以及我同班的刘登翰，带着铺盖和从图书馆借出的几百部诗集，住进中国作协和平里宿舍的两居室公寓里，开始了另一次无所畏惧的“造反”：用“东风”与“西风”，“主流”与“逆流”的“两条道路斗争”线索，来“清理”中国的新诗历史。三

第三次集中读巴金的书，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段时间；主要读的是当时反响很大的《随想录》。阅读虽说也有想从中得到释疑解惑等动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职业”的需要。我在学校教“当代文学”课，在80年代的思想、文学潮流中，《随想录》是重要文本，不能视而不见，必须向学生提出可以供他们参考的分析。当时的情景是，社会转型的迹象已经出现，政治、意识形态热情开始“衰退”。“当代”经历过许多挫折的知识分子，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度高涨的启蒙热情受到质疑，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代言”姿态，被认为是一种虚妄的幻觉。从文学界的状况说，“回到文学自身”代替“干预生活”成为主要口号。分析起来，这时的“纯文学”的诉求自然有着“政治”涵义，它隐含了削弱、挣脱当代政治对文学禁锢、困扰的努力。但是从部分知识分子的现实取向上看，则反映了他们中相当部分人的“后撤”趋势。这种变化的气候，这种情势产生的氛围，我在当时多少能够感受到。而且，觉得与这种变化之间，似乎存有一种亲近感。虽然自己不愿承认，但这肯定与怯懦的性格有关。这些，当然制约着我对《随想录》的阅读。

从《随想录》中，我有许多的感动。首先是巴金对亲人、友朋的真挚的情感，和对自己的生命、行为的真诚态度。这是贯穿巴金作品的动人的元素。这种感情其实并不复杂、深刻，而且可以说是天然而又“简单”的，但却持久不变。在笼罩着悲观主义迷雾的现代，这难能可贵地表现了他对人类基本生活及其前景仍一直抱有信心。有的时候我甚至偏执地认为，《随想录》中有了这些篇章、这些元素，也就够了，虽然它们有的写得过于伤感。不过，巴金不会这样想，大多数读者对巴金也不限于这样的期待。关切人类未来的胸怀和责任心，促使他反复向我们提醒：历史中仍有许多“债务”没有了结，有许多真相还未揭示。毫无疑问，“抵抗遗忘”是他不厌其烦地宣讲的中心话题。这也是他作为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的标志。另一点让人感动的，是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责任的问题。生命与“当代”历史重合的许多写作者，在80年代纷纷以或虚构，或纪实，或纪实掺合虚构的方式来反思“当代史”。他们或者承担起揭露、控诉的责任，或者塑造被迫害的受难者角色。不过，像巴金这样的严格自省的写作者，确实还不很多见。因此，我通过对若干作家的文本的比较，讨论了80年代个体在“历史反思”中的位置、态度问题，并杜撰了这样的“类型分析”：有虚构了空洞化英雄以回避自省者；有如唐·吉诃德临终时从“英雄”幻觉中清醒者；有通过自审以重建启蒙责任，从公众和自己内心那里重新获得“文人英雄”的资格者。巴金正是后面的这一类人。

但是我那个时候读《随想录》也有感到困惑，或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应该将《随想录》看做是什么性质的文本？听课的学生也提出相似的问题。如果是“文学”文本，那么，其中不少文字在“文学性”（假如我们还相信有“文学性”这个东西）上有明显欠缺；如果当做“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批判的记录，那么，对于现实、历史问题的讨论深入，似乎还有更多的期待。举例来说，我不认为巴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处于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在各种压力下讲违心话，做违心事的情境下。他在“当代”的不少时间里有崇高的地位。他对“新时代”曾经有过的礼赞也应该是经过“独立思考”、发自内心的。它们并不完全是外部力量所强加，从一个方面看，他的选择与他所一直坚持的历史观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是的，对于我们生活的特定语境，“讲真话”是艺术和历史叙述的至关重要的前提，但也肯定不是问题的全部。

至于说到“文学性”，记得当时香港的一个读书杂志《开卷》，曾登载当地大学生的文章谈到《随想录》艺术的欠缺。这引起了内地一些作家和巴金研究者的不满，甚至愤怒。我当时的同情是在那些学生方面。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指出《随想录》艺术的不足就是犯了大错呢？巴金对这个批评的反应，是他的“我不是艺术家，我只是有话要说”的再次重申。我知道，从20年代《电》的前言开始，他就一再表达了他以艺术承担社会使命，而无暇、没有心情考虑艺术形式、技巧的观点。这当然是艺术家的一种选择和艺术观的表白。但这不应该成为回应批评的根据。巴金其实并非没有考虑艺术、形式的问题。而且，在读者的心目中，能够想象巴金还有文学家、小说家之外的其他身份吗？

后来，我在《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这本小书中提出、讨论了这些问题。除了艺术和社会关系之外，也谈到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的力量和限度等。但问题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深刻”、冷静、知道限度的聪明人并不缺乏，而巴金这样的一如既往的“傻子”，却实在过于稀少。当时读《随想录》的时候，我也读着德国作家黑塞、伯尔、格拉斯的一些小说。在看待、处理历史的“灾难性”事件上，他们之间，他们与巴金之间当然存在许多不同。不过，也可以看到那些可以被称为“重要作家”的相似的基本点。所以，在课堂上，我挪用德国一位批评家谈伯尔的话，来谈写《随想录》的巴金：他的作品会有失误，艺术上也有欠缺，但他的生活和著作决无欺骗。他正直，正直得近乎憨傻。过去常说作家是民族的良心，现在听起来已经过时。但巴金的为人和写作，使这句话重新被我们相信……四

不过，巴金的离去，也确实象征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近年来文学界热衷于“新文学终结”这个话题。虽然对“终结”人们各有自己的理解，但是文学形态及各种形态的关系，和五四，和五六十年代，甚至和80年代的不同，却是不争的事实。巴金的去世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宣告”？巴金“遗产”在这个变化的文学时代，意义在何方？都是留给我们的问题。前些日子，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教授在北大中文系就这个问题做学术讲演。提问、讨论时，主持人钱理群教授问我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想向尾崎先生提一个幼稚的、与学术无关的问题：当你在说“新文学终结”的时候，你是快乐，还是伤感？这个提问引起一片笑声，以至于我没能听清尾崎的回答。在场的青年教师王风的话倒是听清楚了：“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洪子诚老师才对。”

在我这里，一个值得敬重的个体生命的终结，和一个同样值得敬重的文学时代的终结，都是会让人长久伤感的事情。2006年春附记：巴金的《法斯特的悲剧》

霍华德·法斯特（1914—2003）是20世纪美国革命畅销小说家，在50年代前期的中国大陆文学界，也是影响颇大的西方左翼作家。在50年代前期，我知道的美国作家很有限，知道名字，或读过他们一些作品的，有马克·吐温，惠特曼，马尔兹，德莱塞，海明威等，而法斯特在当时似乎是名气最大的一个。他的小说，报道，政论等作品，在50年代前期有多种译本。当年上海的文化工作社，文艺联合出版社，平明，泥土书店等，出版有《公民汤姆·潘恩》、《斯巴达克思》，《都会一角》，《光明列车》，《没有被征服的人》，《自由之路》，《最后的边疆》，《知识分子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等小说，报道，政论作品，是翻译出版的西方当代作家最多的之一。他的小说明确表明了站在被压迫者一方，描写他们的挣扎、抗争的立场，并坚持写作、言论与行动之间的一致性。由于他的左翼立场，50年代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曾被捕入狱5个月。

1956年3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反斯大林报告，特别是10月匈牙利事件，苏联军队入侵布达佩斯之后，法斯特发表宣言，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1957年他出版了《赤裸之神》。后来，对这个时期立场的改变（也就是革命阵营所说的他成为“叛徒”），他做过这样的说明：“我属于那个普遍相信社会主义的时代，但是那信仰终于被摧毁。这并不是说我弃绝了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只是说我对苏联的实践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一个人在二三十岁时可以相信武断的教条，可是如果到了五六十岁时还是保持这种武断，只证明他的学习能力不足。”

在法斯特宣布退党之后，中国文学界作出激烈的反应。《文艺报》1958年第8期（4月26日出版）开辟了取名《呸！叛徒法斯特》的批判专栏。据编者的说明，专栏的设置固然是为了让“读者擦亮眼睛，提高自己的识别能力”，但也和国内当时的情势相关，即有助于反右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努力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求得彻底的思想解放”；因为法斯特的这种表现，是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的“危险性和危害性”的有力例证。专栏除了报道“法斯特叛党的经过及各国进步文学界对他的批判”之外，还发表、译载了巴金、曹禺、袁水拍，和一些外国作家的批判文章。

巴金文章的题目是《法斯特的悲剧》，在这篇文章里，虽然同样批判，谴责了法斯特的“叛变”，但由于措辞不够严厉，态度不够决绝，刊出后便受到“读者”的批评。巴金在文章里说，法斯特走的是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洛的悲剧道路，他为此感到惋惜，“他背弃了人民，背弃了他的主人公”，“去拥抱他过去所憎恨的美国方式的‘民主’”，“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个诚实的作家”。巴金又说，“我并不怀疑法斯特过去的诚实，我也不认为法斯特最初发出他那‘痛苦的哭声’时就有坏的动机。他过去为他的思想和言行吃过苦，受过迫害，坐过牢，受过抵制”，但“他怎么能够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毁掉了自己十几年艰苦忘我的劳动所造成的一切，而且一点也不顾惜呢”。在这里巴金流露了遗憾，惋惜之情。巴金文章还触及自由知识分子面对现代革命时经常遭遇的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的难题。他引述了杰弗逊的话（“人类为了夺回他们久已丧失的自由所作的努力，竟然不能免掉暴力，错误，以至罪行，这是不幸的。但是我们为手段悲哭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为目的祈祷”）之后说，这个问题在一百几十年前已经解释明白了，可是法斯特却没有明白。因此，他期望法斯特“回头是岸”。

58年初读这个批判专栏里的这组文章，倒是巴金的一篇留给我较深印象，也为我所喜欢。这大概是他个人情感的加入，以及那种并不那么强硬的情感，语气。因此，在巴金文章受到批评之后，当年追求政治进步的我，便意识到自己思想情感有许多的不健康角落。

现在想起来，在一个思想，情感，思维逻辑日趋“严苛”的时代，巴金这些言论受到批评，是理所当然的。他的“错误”在于承认目的和手段可能的分裂，也在于远没有熟练运用当代确立的那种好坏，美丑的绝然判分的思维方式和感情方式。正是这种“不彻底性”，使巴金在“文革”结束后的《随想录》写作中，似乎也“靠拢”了他曾经批判过的法斯特的“转变”的道路。注释

〔1〕因为仍有许多读者，冯雪峰在1955年第24期《中国青年》杂志的“答读者问”栏目中，就当代重印巴金的作品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青年阅读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从他的作品中能学到些什么这类问题，做了解答。

〔2〕《和读者谈谈〈家〉》（《收获》1957年第1期）、《谈〈春〉》（《收获》1958年第2期）、《谈〈灭亡〉》（《文艺月报》1958年第4期）、《谈〈秋〉》（《收获》1958年第3期）、《谈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谈我的散文》（《萌芽》1958年第9期）等。在这期间发表的重要研究论文，有杨风的《巴金论》（《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王瑶的《论巴金的小说》（《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等。

〔3〕50年代初，巴金对自己的“旧时代”的作品，有过不少的自我批判。左翼作家丁玲1950年在《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和工农兵文艺》中也说到，在“新时代”，不要说冯玉奇、张恨水，就是喜欢冰心、巴金的读者，也应该向前跨出一步。

〔4〕《中国青年》1958年第19期（10月1日出版）登载了姚文元的《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同月出版的《读书》、《文学知识》等刊物，和上海的《文汇报》也开始出现巴金作品讨论专栏。姚文元后来还写了《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兼谈怎样认识觉慧这个人物》、《巴金作品的讨论，分歧的实质在哪里》等文章。《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的讨论，从1958年开始到第二年的4月，共刊发了近60篇文章。另外，这个时期登载有关巴金作品评价的报刊还有《文汇报》、《文学研究》、《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等。〔1〕

巴金的精神遗产

虽然巴金先生已经102岁高龄，且多年一直住在医院，生命已基本上靠药物和外部干预支撑，因而，他的死对任何人都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但是，2005年10月17日他离世的宣告，仍让许多人伤心。报刊、网络上大量文章和留言，并不完全是对一位知名或居权位高层者去世的例行公事，我们看到许多来自内心的真诚表白。五千多民众自发给他送行的情景，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的读者锐减，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已不是以前的年代（比如上世纪80年代）所能比拟，他们中的著名者曾有的“文化英雄”、“精神领袖”的身份，在公众心目中已经褪色。在这样的背景下，巴金去世产生的反响似乎成为一个“特例”，由此也可以说明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在人们关于上个世纪的历史记忆中的重要地位。

巴金的功绩，当然是他在长达七十余年中的文学写作和文化活动。对于巴金作品文学价值的评价，这二三十年来文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他的文学史地位也发生高低错落的变动。但不管怎么说，26卷的小说、散文随笔、评论，10卷的译作，是他一生执著、勤奋劳作，和他巨大创造力的证明。在20世纪，他是拥有最多青年读者，并对他们的生活道路发生重要影响的新文学作家之一。他的“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他的《寒夜》、《憩园》，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确立了难以动摇的地位。他的小说写作，也建立了有独特标记的叙事美学：耽爱“三部曲”的长卷体式；发自生命深处的真诚告白、倾诉的叙述方式；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上强烈的主观干预色彩；对善恶、美丑所做的毫不含混的分辨；对读者的积极响应、参与的期待……对于这种叙事美学的价值，它的艺术功过，肯定存在争议，巴金在他40年代的作品（《寒夜》、《憩园》等）中也做了调整。但是，这种叙事美学，却是巴金式的，独特而不可替代。这大概是一个真诚时代产生的美学。它在今天当然不可能再复现，真诚越来越成为稀缺的东西，但它肯定是值得辨析的财富，至少是值得我们在记忆中留存。

巴金的艺术创造在今天的现实意义，还突出表现在他的写作与他的信念、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上。我们都清楚，巴金最初并不是想当文学家，五四时期他在成都成立社团，办刊物，印发传单，后来到上海、南京和法国读法国革命史，翻译研究无政府主义，目的都是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意大利工人领袖梵宰蒂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认为小说家也应该是高尔基的那个在黑暗中高举“燃烧的心”的勇士丹柯。虽然在后来，巴金对某种具体学说（如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发生变化，在命运之途中也遭遇到各种挫折、磨难，但是，对不合理制度的憎恨，与强权保持距离，对弱小者、被损害者的同情，和对一个平等、公正的世界的期待，可以说终其一生都从未有改变更易。而他的文学写作，正是服务于这一崇高信仰的。即使在“文革”中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度过痛苦、辛酸的十年时间，但是并没有走向逃遁与淡泊，直至生命的临近终结，仍以他的文字和行动，表达了他这样的生活态度：既然历史已经赋予我这样的责任，而我又早已答应承担，那么我就不能放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自然，文学写作与社会理想、社会承担之间的关系，是一直存在争议的，复杂的问题。强调作家对时代问题、社会行动关切，将文学当做“武器”，与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追求语言、形式的独创性之间，并不是总能协调一致的。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差异、矛盾更为显见。因此，在20世纪的中国，这也是文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一些时候，当文学过分地成为一种“工具”（而且是“粗劣”工具），过分强调为了政治，为了社会行动应该牺牲艺术的时候，提出文学的“自律性”和“自足性”问题，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当作家、诗人普遍被看成工匠式的“技艺人”，不少作家也把自己定位为单纯“娱人者”，写作的历史承担被看做是虚妄的幻觉，“人”与“文”，人格与文章的分离正成为一种普遍趋向，而20世纪新文学的那种“感时忧国”、关切时世、干预现实的品格，被简单、不加分析指认为是弊端和缺陷的时候，重提巴金提倡、也身体力行的写作承担，指明写作与社会责任存在的关联，相信也并不是无的放矢。也就是说，巴金等作家在实践中体现的那种思想遗产——作家的热情、想象力、文学技巧，应该为了将现实生活中提供的各种信息加以辨认，做出处理，以确立对现实和社会未来的深刻了解，并向同时代和后代人施加影响——的当代有效性，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虽然不会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但不应忽略其中合理、庄严的内核。

在50至70年代，巴金的写作出现重大的“滑落”，这是他的写作生涯黯淡的时期。“文革”结束后，他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为人们广泛谈论的《随想录》：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作家，他以此参与了当代的思想文化问题的思考。巴金是文学家，《随想录》理所当然地被看做是文学创作。其中确有不少精致、情真意切的篇章，常被举荐的有《怀念萧珊》、《小狗包弟》，以及他回忆、怀念亲朋故旧，包括追忆胡风、路翎等的文字。不过，《随想录》的重要性和已产生的影响，显然不能仅从“文学”这个层面去解析。它们提出的思想、历史问题的尖锐、深刻程度，和这些表达与当代中国的现实思想文化问题的契合程度，更应为我们所重视。评论家、读者也更多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随想录》。说《随想录》里的篇章并非一一精美，这可以理解为在“文学”层面指出其中存在的缺陷；但是从参与思想思考，对社会公众发言的层面，离开所谓“精美”的判断，却又可能更切近作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文章传达的主旨。在语言与良知、艺术与道德之间，巴金的选择显然更倾向于后者。相信这一选择，有他的充足的依据。《随想录》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对现状——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现实问题——的杂感，有对自己创作生涯、思想历程的回顾，有对亲朋故旧的深挚怀念……但是它的中心，是对当代历史，尤其是“文革”的反思、批判。正如他所说，“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谈论各种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在巴金看来，“文革”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历史谬误；让他长久困惑的是，人们因何种缘由卷入这场动乱，“互相憎恨、残害”，“人性受到这样的摧残、践踏”。对于他所说的这一“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事件，他认为，仅是宣布终结，仅是控诉、谴责远远不够，重要的是思考、总结，探究它发生的根源，以及它在人类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因此，《随想录》可以说是一部探讨历史责任的书；它的“关键词语”是“拒绝遗忘”。他提醒读者，那些重要的“过去”不应该轻易从记忆中消失，只有不畏惧的记忆才能使我们摆脱愚昧，使身心健全；而忘却却可以让我们经受的一切变得毫无价值。巴金在《随想录》中坚持的思想，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说明：“假如我胜利的话，我必须使人发疯。”不是编造、臆想美丽的谎言，而是讲出真相，摆出哪怕是可怕的事实：这就是他反复申言的“讲真话”的涵义。

在八九十年代，一再提醒人们正视历史、反思历史的，当然绝非巴金一人。但是，巴金却是始终坚持不懈者。而且，更让人敬重的是，这种“正视”，是从历史的“反思者”自身开始。这一点却不是许多人都能做到的。他坚持认为，“审判”历史，必须从自我审判作为起点。巴金在“文革”中原本是个“受害者”，他可以如大量的回忆文字那样，略去当时的思想感情细节，而突出他的受难的情景，博得人们的同情，痛苦、受难也会转化为一种荣耀，一种缘饰冠冕的光辉。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自觉对“历史”负有“债务”，要在有生之年偿清这些“欠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近乎“残酷”的自责、自剖。这些文字，这种立场、举动，就是要弄清楚“我是谁”。如果在“我”的身份、立场、品格都是疑问的情况下，“我”又如何能有力量对历史进行裁决？因此，有关巴金的“自审”、“忏悔”，不能仅看做是有关个人的道德自我完善，看做是性情修养的问题。这些命题具有普遍的意义，涉及的是个人与历史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反思、历史承担的前提这一问题。

当然，《随想录》并不是一部讨论社会历史问题和人生哲学的著作，我们无权要求作者提供深入论证和结论。它的价值其实是历史某一重要时期个人体验、思考的广度、深度。体验的深度只能来自于冲突，来自于环境与心灵，以及对人的内部世界冲突的把握。我认为，虽然巴金可能有失误，艺术上有欠缺，但是，他的生活和著作决无欺骗。人们正是在正直、在经常告诫不要忘记民族灾难的历史，并身体力行进行有效反思上，称他为“民族的良心”。

我很同意陈思和先生多年前一篇文章中说过的话，我们现代人“不怎么关心一个过去时代的老人的真实思想和话语内涵。90年代知识界流行过许多新的偶像和新的话语，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因此而完全忽略了今天的社会正是从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对以前鼓舞时代的精神武器完全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只能使今天的思想建筑于流行的旋风之中”（《巴金的意义》）。巴金先生已经去世，继承、爱护，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发展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是我们最好的纪念，也是我们所应承担的时代精神建设的课题。2006年春注释

〔1〕这是巴金先生去世时，应《人物》杂志之约而写的纪念文章。

历史承担的意义

一

50年代初刚上初中的时候，就在报上读到许多署名“马铁丁”的思想杂谈，后来知道郭小川是这个写作集体的主要成员。1955年，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抒情诗发表，我是热爱者之一，并在作文课上，模仿这一体式，写作长篇的楼梯体诗。1956年来到北京上大学，这一年和随后几年郭小川发表的作品（《山中》、《致大海》、《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望星空》等），在我们一部分喜欢诗的同学中传诵。记得，我和同班的刘登翰当时特别喜欢他在《月下集》“权当序言”中所表达的观点，欣赏他对已获评论界高度赞扬的《致青年公民》的自我反省（“浮光掠影的东西”、“粗制滥造的产品”），欣赏他对诗的“思想创见”、“独特风格”的追求，和探求诗歌创作“新路”的执著。我的《月下集》（1959年人民文学版）上，现在还可以看到刘登翰在“作者自己”、“新颖而独特”、“巧妙而奇异”这些字句下所画的圆圈。1962年冬天回广东老家路过厦门，和刘登翰又一次到鼓浪屿，听到海涛拍浪的声响，不约而同脱口说出“如鼓的浪声”（郭小川《厦门风姿》）。我们对于郭小川的亲近的感觉，想起来是很自然的。他对于革命和文学的真诚，战胜平庸和寻找独创性，以及在那个时代，在“探索”和“独创”上，环境的压抑和自我的压抑，都为我们所熟悉，我们也多少体验过。“文革”结束后不久，我在《文汇报》（香港）和《长江》（武汉）上读到公开发表的长诗《一个和八个》，既惊讶又兴奋，因此写了论郭小川50年代诗歌创作的长文，讨论他这一最有光彩的文学时期。“新时期”的最初几年，是郭小川最受读者和批评家热情关注的时期。随后，中国大陆诗歌的热点和诗学问题，发生重大转移，郭小川逐渐退出诗界关注的中心。回想起来，这十多年中，除了编写文学史、诗史有所涉及之外，我只是在《望星空》的重读活动中，写过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我自己不清楚还有哪些重要问题可能提出。有时便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位诗人的写作，是否已失去在新的视角下被重新谈论的可能？《郭小川全集》（下面简称《全集》）的出版，纠正了我的这一想法。由于大量的背景材料和诗人传记材料的披露，作为当代诗人、知识分子的郭小川的精神历程的研究价值得以凸现，也使其诗歌创作的阐释空间可能得以拓展。近些年，对于当代（50—70年代）的作家、知识分子生活道路和精神历程的研究，已被逐渐重视。不过，“集体传记”式的研究风格和方法，似乎仍颇为流行：许多作家、知识分子，被放在几种类型的粗糙区分下谈论。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许有他们的共同问题，但是，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每个人的日常境遇，和面对决定的困难，总是各不相同的。在读了《全集》的有关材料后，更相信这一点。在“当代”，郭小川不是被革命遗弃的作家，不是与时代存有严重冲突的作家。不过，他也不是那种将生命化为抽象的思想，面孔失去光泽的人，犹如《日瓦戈医生》中的斯特列尼科夫那样。郭小川既为那时的文学界所推崇举荐，但在某一阶段，或某些作品，也受到严厉批判；他进入50年代文学的权力机构，却对拥有权力并不十分热衷，且不能与这一权力体制完全融合；在诗歌艺术的独创上有很高的要求，却因不能获得开阔、丰厚的参照和借鉴，而使这种要求受挫；一生忠诚革命的“集体事业”，但在面对“革命”要求放弃个体的精神独立时又会犹豫不决，甚至陷入内心冲突的痛苦之中；人性、温情、信任等人道主义“毒素”，显然侵蚀了他对于阶级论和斗争哲学的信仰；为了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多次检讨，做出真诚的忏悔和反省，但始终坚持着心灵和人格的高贵，而与怯懦和委琐无关；并不一味沉湎于对纯粹目标、概念、原则的神圣幻觉，在感情上更倾向于对日常生活，对有着具体的喜怒哀乐的生命过程的尊重；……说起来，在经历了纷繁变迁的时势之后，对于那些被他人和自己塑造成“毫无杂质”的“纯粹”的人，我们总会心存疑惧，不再那么信任和亲近。《郭小川全集》为我们进入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它所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不空洞含糊的，这是它的价值所在。二《全集》的出版，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改善和深化，应该也有一些启示作用。《全集》所收入的日记、书信，和各个时期的工作笔记、思想鉴定、会议记录、检查交代，有助于更切近地了解这一时期文学和作家的历史处境，和文学生产方式的性质。当代文学的路向、形态的确立，与这一时期文学的“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无法分开，不考察这个期间的文学体制和与此相关的文学格局，我们将难以深入理解它的形态，理解当代作家的表现和做出的选择。

现代文学生产的政治化和商业化的趋势，在当代发生了泛政治化的转移。杂志和报纸副刊虽然仍是文学生产的重要场地，但是，它们原来那种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公共论域”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拥有。国家以组织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方式来组织文学生产，对文学写作、出版、流通、阅读、评价，根据意识形态目标加以管理、调节、控制。这个问题，应是了解当代文学的“本质”的关键。这涉及作家的身份，经济来源，社会地位；涉及出版社、文学刊物的性质和经营管理方式；涉及创作的组织方式，发表方式，评价机制；涉及文学团体和作家组织的机构性质和职能；……这方面的问题，已受到研究界的重视；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还很难说已取得实质性的重要成果。一方面是学术观念和现实政治—学术体制的限制，另方面则是材料获取的困难。

50年代，郭小川在中国作协书记处工作。这个期间，会不同程度地参与、介入当时文艺界的若干重要事件（胡风事件，丁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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