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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1 08: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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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歇尔·杰文斯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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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谋杀(哈佛经济学家推理系列 美国百所大学经济系指定课外读物 三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鼎力推荐)

边际谋杀(哈佛经济学家推理系列 美国百所大学经济系指定课外读物 三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鼎力推荐)试读:

前言

伟大的侦探,都有各自的办案背景。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在爱德华时代英格兰的晦暗巷道与巨厦豪宅;马普尔小姐(1)(Miss Marple)在英国乡村;麦格雷探长(Inspector Maigret)则在巴黎大道。他们不仅熟知地理,也清楚当地的机构与人民;他们了解周遭事物的运作,并体察当地人民的行为表现。

本书的男主角是神探亨利·斯皮尔曼,他的背景又变了,这次不囿于时空。他的推理逻辑是在理性者的脑袋里,只要让他们在达成特定目标的两种方式之间做选择,他们一定会选择成本较低者。斯皮尔曼通过理解这种人的行为,并假设书中人物皆理性,因而揭开谜底。

我们的神探是个经济学家,遵从理性、目标极大化的行为模式,他的思想与行为,都以理性为基础。此外,作者马歇尔·杰文斯(Marshall Jevons)也是经济学家,当亨利·斯皮尔曼一时忽略,没有说清楚他思想背后的经济分析时,作者就会代劳。

斯皮尔曼与作者在解谜过程中,从“理性”这个主题变化出许许多多的经济概念,并加以应用。探讨的内容包括:理性的人在选择“工作”或“休闲”时的思考方式;如何为一本书制订最适合的售价;为什么有些人会和别人保持某种关系;产品的供给量和销售量在什么情况下会相等以及不同个人的效用无法比较等。

不过,以上所说的都是伴随一个事实而来:发生了谋杀案,而我们不知道凶手是谁。斯皮尔曼严格运用极简单的经济定理,外加敏锐的观察力,将凶手缉拿归案。

故事的核心在于一个谜:某人的行为无法令人一眼看穿,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被隐藏起来了。

当斯皮尔曼看见有人的行为似乎不太理性,不是以表面上最低的成本来达到目标,他就知道其中必有蹊跷,暗藏有不为人知的目标或成本,只要斯皮尔曼充分观察这些显然非理性的行为,就能够推论出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在不透露《边际谋杀》结局的情况下,让我举一个书上没有的简单例子(或许有点荒谬)。假设你在某家旅馆的餐厅,看见有人在两个看似相同的甜甜圈之间做选择,一个十五元,一个三十元,结果,他选了三十元的甜甜圈,于是你就推想,这两个甜甜圈在他看来并不相同。但是,假设你又看见他把你住的那家旅馆里所有的早报全买光,尽管理性的人通常只需要一份报纸,但你知道那份报纸的头版新闻,是关于一尊印第安人像前额上红宝石失窃的消息,或许你会推论,这个三十元的甜甜圈里,可能藏着那颗印第安红宝石。

许多经济学的入门课,都用《边际谋杀》作为课外读物,它引起初学者对经济学概念的好奇;教师也可以用这本书作引子,带出比较正式的授课内容。专业经济学家看着熟悉的原理用在不熟悉的环境,也可以得到一些乐趣;几乎不懂经济学的人,则或多或少也能从中了解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一些奥妙。

然而,《边际谋杀》不是经济学教科书,你不是为了学经济而读(2)它,一如你读柯南·道尔(Conan Doyle)不是为了学习雪茄烟灰的化学成分,读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不是为了学毒物学。书中的经济学只是花絮,不是剧情。

这是一本好看的本格派侦探小说,具备所有发展完备的必要成分。书中有几个人被谋杀,读者看过即可;缉拿凶手的兴趣,不会因为看见他们死去而稍减。有几个看似可能的嫌疑犯,有些解答的必要线索,藏在多如牛毛的环境与事件中。只要够仔细且重视逻辑的读者,在谜底揭晓前就该知道答案,但这样的读者少之又少。当观察敏锐、分析力强的英勇侦探揭开“人是谁杀的”谜底,读者会承认自己并没有被耍,并佩服作者的本领。即使不是经济学家,也能享受其中的乐趣。

除了谁杀谁的谜团之外,本书还存在几个谜。一开始,作者就警告我们,“《边际谋杀》是虚构小说,所有角色与探险故事都是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事实上,唯有当一本书如此贴近事实,以致读者在没有被警告的情况下可能信以为真,这时才有必要做此声明。既然如此,有人或许会问,本书究竟有哪些地方与事实如此雷同,以致读者察觉不出它的虚构性?

第一个谜题是作者的身份,根据书中的内容可以推断,马歇尔·杰文斯是经济学家。不过,现实中并没有叫作“马歇尔·杰文斯”的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与杰文斯(William Jevons)都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两人分别于一九二四年和一八八二年辞世。因此我们大可以说,既然本书最初于一九七八年发行,想必不是他俩的合著。

如今谜底揭晓。本书的两位作者是布瑞特(William Breit)与艾尔辛格(Kenneth Elzinga)。艾尔辛格是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经济学教授,与布瑞特有过同事情谊;布瑞特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两人都是优秀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方面的写作和教学经验都很杰出。显然,两人都是这一领域中,比较有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个体。

布瑞特与艾尔辛格表示,写这本侦探小说是“因为好玩”,也就是这种观念,让许多经济学家难以接受。如果有人问,世上的经济学家何其多,为何只有这两人写出侦探小说?经济学可以告诉我们的是,他们俩是从写侦探小说中,获得比做其他事更大效用的“唯二”的两个人。话说回来,这只是用比较花哨的方式,来陈述这个明显事实而已。

比较深层的谜题是,谁是亨利·斯皮尔曼?许多读者遽下定论,认为他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原因在于斯皮尔曼是个优秀的经济学家,矮小、“秃头”,这些都是作者最爱用的字眼。不过,斯皮尔曼在许多方面却不像弗里德曼:他在哈佛大学教书,娶了个“圈外”老婆,而且最不可能雷同的是,她叫“佩吉”。美国约有两万名经济学家,其中矮小又“秃头”的优秀经济学者,肯定不止一个。所以,如果有个斯皮尔曼的真实模型,他的身份将一直是个谜,至少对我来说是。

最后的问题是:亨利·斯皮尔曼的世界和他的性格,究竟有多少是真实、多少是虚构,以及作者想要我们思考这类问题的哪些方向?我想,柯南·道尔与克里斯蒂都不会坚称他们的侦探故事是完全真实的,但斯皮尔曼与作者所描述的全然经济理性的世界究竟有多真实,尚待经济学家们讨论。

书中有个地方说,有个不爱跳舞的男人,却会跟爱跳舞出了名的妻子共舞。有人说,因为此人爱他的妻子;斯皮尔曼则提出比较“理性经济”的解释,亦即这两个人具备相互依存的效用函数(Interdependent Utility Functions),男人因为她快乐而快乐。有人或许会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吧,除了“爱妻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解释?为了好玩而写这本书的作者,是以卖弄经济学来获得一点乐趣吗?

有个经济学家,可能是克拉克(J. M. Clark),曾经用嘲讽的语气,指称他所谓“对冷静理性的非理性热爱”。理性超越某个程度也许就不值得称颂,甚至产生反效果,让生活变得“不好玩”。

真实世界存在着非理性,为斯皮尔曼带来问题。他揭开谜底的方式,是相信如果有人的行为显然缺乏理性,其背后一定隐藏某些理性思考,于是他设法去发掘出来。假如非理性的行为果真非理性,就好比弗洛伊德说的,“有时候雪茄只是一支雪茄”,那么斯皮尔曼的侦探方法就行不通。

因此,《边际谋杀》里有两个谜。第一个谜是谁杀了路人甲和路人乙,第二个谜是故事里的理性经济世界,和真实世界间有多少相似处。第二个谜使第一个谜更具吸引力,而非使之逊色。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美国经济学家曾任职尼克松及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二日(1) 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主角之一。(2) 神探福尔摩斯的创造者。第一章“现在你总算知道,为什么鹦鹉也可以当个像样的经济学家了。你只要教它,对每个问题都回答‘供给和需求’就对了!”亨利·斯皮尔曼教授一边轻笑着,一边帮体态丰腴的妻子佩吉,坐上船舱的软垫椅。他刚才用供需原理解释了车费:一辆出租车收六美元车费把他们连同行李,从夏洛特阿马利亚机场(Charlottoe Amalie airport)载到圣托马斯岛(St. Thomas)另一头的红钩(Red Hook)码头。现在,他们就快到达目的地了。这艘船直接航向圣约翰岛(St. John),不一会儿,斯皮尔曼跟妻子就会在当初选定的度假地“月桂湾蔗园饭店”享用晚餐。

这一天,他们从纽约飞到维京群岛(Virgin Islands)的航程还蛮累人的,原因是飞机暂时降落在闷热拥挤的圣胡安机场(San Juan airport)而造成耽搁。斯皮尔曼心想,相较于乏味的空中旅程,在清风习习的海上行船,应该愉快得多。

他并不反对乘坐飞机。事实上,他外出旅游通常都乘坐飞机。近年来,时间对他越来越宝贵,而他一开始放松心情,便愈能体会到这点。当渡轮开始横跨匹斯堡海峡(Pillsbury Sound)的航程后,斯皮尔曼便想起“人算不如天算”的道理。最初他决定成为教授,一部分原因是他以为会有很多时间可以从事旅行、集邮与阅读等他感兴趣的事情,而这些活动都与他的父亲无缘,因为他父亲的工作时间很长。不过,如今亨利·斯皮尔曼在经济学界已经赫赫有名,因此他工作的时间,比起他父亲也不遑多让。随着斯皮尔曼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从事的各种活动也越来越多,而他公开演讲的费用、报纸专栏的稿酬以及著作的销售所得,也都随之水涨船高。这种种的一切都呈现出矛盾:随着财富的积累,他能够负担得起更多的休闲活动,但是和收入较低的那段日子相比,现在休假和各种休闲似乎都是可望而不可求。只不过,对了解“机会成本”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点矛盾难不倒他。斯皮尔曼每花一个晚上的时间用于集邮,就得放弃一个准备讲学、写书或写文章的机会,而这些都可能为他赚大钱。为求平衡,他决定把工作摆中央、休闲放两旁。著作的销售所得与出席各种活动的收入越高,他的休闲成本当然也跟着抬高,结果他的休假天数少得可怜,集邮册被打入冷宫,许多闲书也都束之高阁。

他始终很难跟家人解释,自己究竟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工作,这是他父亲从不需面对的问题。老斯皮尔曼经营一家裁缝店,谁都知道那是做什么的,东西在店里制作,产品摸得到。至于报酬与失望,则是用“利润”和“亏损”来衡量。

然而,学术研究正好相反。身为学者,斯皮尔曼教授的许多工作都是在脑子里进行,或是低调地窝在图书馆。书和文章是他的产品,它们不会直接变成他的薪水;他的薪水在哈佛大学教职员当中数一数二,不像父亲的所得,会随市场的兴衰而波动。

斯皮尔曼刚拿到博士学位时也没想到,准备授课原来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哈佛大学就像其他大型高等学府,教师凭研究成果获得奖励,而不是授课表现。不过,斯皮尔曼依然认真教学,他在课堂上的作风,有点类似早期的英国教师,真心相信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思路被澄清,或者获得指正。斯皮尔曼喜欢追根究底,令他的学生又爱又怕。几年下来,那矮小、秃顶的教授,已经广为哈佛学子所知。他在课堂上,带着学生进行灵活的经济思考。他在教职生涯中最珍惜的荣耀,是大学生赠予的杰出教师奖。的确,他自忖,工作上的转变出乎他意料。

过了约四分之一个海峡,斯皮尔曼的白日梦被一个波士顿口音打断。“斯皮尔曼教授,可真巧啊。”

斯皮尔曼教授和妻子双双抬起头,抬得够高了,此时看到一位骨瘦如柴、满脸胡须的哈佛同事,德高望重的神学教授马修·戴克。斯皮尔曼教授和戴克教授仅点头之交,所以他只是佯装很高兴与之相遇。其实,在这里遇到同事颇令他懊恼,因为他向自己与妻子保证,这将是一次远离一切的旅行。

斯皮尔曼教授不动声色地说:“佩吉,你还记得戴克教授吧?”“很高兴遇见你。”她轻声说。但面对眼前这位“程咬金”,她与丈夫的感受相同。

斯皮尔曼偶遇戴克的不悦,与戴克遇见斯皮尔曼的惊讶同等程度。谁不知这位经济学家行住坐卧皆不离本行,实在不像会来加勒比海度假的人,戴克心里直纳闷。“世上的经济问题多如牛毛,真难想象你们这些经济学家还有空度假。”“也许你没听过。”斯皮尔曼教授笑着说,“经济学家们刚开过会,一致决定世上问题终究属于精神层次,所以大伙决定置身事外,这会儿轮到你努力工作了。”(1)(2)

戴克一边开怀大笑,一边把自己六英尺七英寸的身躯,“塞”在他们对面的座位上。斯皮尔曼的机智应对,正是他的一贯作风。在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工当中,他的反应灵敏无人不知,但是关于这事,斯皮尔曼教授只是半开玩笑,因为他刚从纽约市的年度全国经济学人会议回来,当选为经济学学会主席的他,最主要的职责是筹划会议,决定该提出哪些学术论文的题目。就是这项艰巨的任务,使他满心不愿地决定自己要找个地方先放松一下。

斯皮尔曼向戴克做了这番说明。戴克说,他这回来到维京群岛,是公干兼休闲,希望身在景色优美的知名月桂湾度假村,有机会用上“情化道德观念”(Contextual Morality),他是这方面的支持者。近来岛上的种族动乱令戴克相信,或许他的道德方法,可以为计划撰写的种族与道德方面的著作找到一些有用解释。

戴克教授的处女作《新道德案例》刚刚出版便造成轰动,因为这种结论出自神学教授笔下,似乎颇具争议性。这本书成了畅销书,原因是作者将神学的学术语言,与青少年次文化的流行语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事后证实对读者极具吸引力。不过,斯皮尔曼知道,戴克在神学院的较年长同僚都认为他是通俗神学家。

随着戴克开始畅谈他打算着手的研究,斯皮尔曼原本希望悠闲乘船穿越匹斯堡海峡的心情也开始往下沉。因此,当服务生宣布航程中的冰茶一杯一美元时,着实让斯皮尔曼松了口气。斯皮尔曼教授立刻在下意识地算了算,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自然的第二天性,而其间其实暗藏一系列的复杂步骤。他宽广前额上的眉头扬起,检视高柜上的盘子,每个杯子里,都点缀一片新鲜的柠檬。“请给我一杯。”斯皮尔曼说。佩吉也要了一杯。

买杯茶是个看似简单的决定,然而斯皮尔曼做出这项决定,其实包含如下闪电般的算计推论:预期这杯冰茶可能为他带来的满足感,会超越以那个价格购买其他物品得来的喜悦。

斯皮尔曼在注意到冰茶旁边的柠檬之前,他一直处于边际上。换言之,他给予一美元的价值,等于一杯没有柠檬的冰茶之于他的价值。就是那一小块柠檬,让天平倾向购买的一方。

一般人自然而然地进行这些思维程序之后,便去关注其他的事了。心理学家也许会稍稍留意这些思维程序,同时心底赞叹人类大脑的神奇力量。然而唯有经济学家可以自称是在执行一项科学,它几乎完全构筑于这项推论的前提之上。斯皮尔曼记得,当年他还在哥伦比(3)亚大学读硕士时,发现怀海德的引文时有多兴奋。在那之后,他便经常引述给学生:“文明的进步,在于我们不假思索便能进行的重要行动越来越多。”当时,这句话令这位初出茅庐的经济学家想象消费者与制造商文明的高度进步而获得满足。那是经济学家的领域。

他们带着冰红茶回座,戴克教授继续独白。此时,斯皮尔曼教授甚至不再掩饰对戴克谈话内容的不耐烦,他宁可将注意力留给由礁石、天空和海水组成的如梦似幻的美景,这好似那些新手画家的业余风景画作。每每遇到这种场面,斯皮尔曼总因为妻子佩吉在场而轻松不少,他的婚姻有个好处,就是他的妻子有能力应付一段他已经失去兴趣的谈话。佩吉出身教授家庭,所以她可以自如地和戴克这类人士谈笑。斯皮尔曼一路研究着热带美景,在船舶的嗡嗡声中,还听得见妻子适时插上一句“真有趣”和“可不是吗?”应和着戴克的独白。

渡轮接近饭店码头。乘客间的对话声越来越小,大家都期待能赶快抛开旅途的劳顿,入住举世知名的大饭店。船长灵巧地把船靠到码头边,一位船员将缆绳抛给在岸边等候的年轻人,再由他把船绑在岸边。舷梯搭上码头,精力充沛的女服务生带着一面写字板,神采飞扬地上船欢迎宾客。

她先自我介绍,欢迎大家光临月桂湾,接着开始念起一串旅客名单。船上八名乘客,包括斯皮尔曼夫妇与戴克,很快都出现在名单上。斯皮尔曼暗自佩服饭店的效率,他知道即使是经常旅行的人,在知道目的地有人等着自己、订房没出差错时,也不禁会松一口气。斯皮尔曼搀扶着妻子走下跳板,两人随同其他刚抵达的客人一起走向饭店前台。

至于戴克教授,则还在后头跟船员闲聊,同时也没有忘记对着他的哈佛同事喊道:“但愿你能找到此行想要的宁静。”“他会的。”经济学家的妻子回答,“我会帮他看着。”(1) 1英尺=0.304 8米。(2) 1英寸=0.025 4米。(3) 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第二章

长久以来,月桂湾蔗园饭店在饭店评论家眼中一直居于世界顶尖的地位。饭店的所在地原本是座甘蔗园,糖厂废墟位在山坡上俯瞰整(1)座饭店。饭店占地数百亩,有精心设计的亭台楼榭,也有穿越天然森林的步道,可以远眺圣约翰岛全景及临近的沙洲礁岛。

斯皮尔曼夫妇办完登记手续并入住小木屋时,天色已近黄昏,因此在这抵达的头一天,他们只能粗略地欣赏当地美景,不过,两人并不因此感到失望。对他们而言,只要能换下颓萎的旅行装束,洗个提神的冷水澡,知道旅程安然结束,就已经够愉快的了。斯皮尔曼夫妇打开行李,换上晚宴的服装,离开小木屋,前往饭店的大厅。

月桂湾蔗园饭店举行的鸡尾酒会时间的地点,是在俯瞰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海峡(Sir Francis Drake Channel)的露台上。向晚时分,夕阳映照着过往的船帆,微风中略带咸味,还夹杂着栀子花与绿柠的香气。“不就是夕阳里的红帆嘛。”看见阳台上的斯皮尔曼夫妇正享受眼前美景,戴克教授不禁如此说道。谁都见过这种对大自然之美无动于衷的人,哪怕是无与伦比的美景。戴克便是其一,但并非因为他已经看多了。戴克的父亲曾是南伊利诺伊州摩拉维亚教会(Moravian Church)的牧师,因此他的成长环境,跟云游四海完全沾不上边。眼前这个超级世故的角色,是他进了神学院之后才开始扮演的。“我建议你们喝‘庄园主之盼’鸡尾酒。”戴克继续说道,“那是我最爱的鸡尾酒,加了三种朗姆酒,还放了肉豆蔻。”“听起来蛮有意思。”斯皮尔曼回答,“不过,我想先看看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佩吉觉得戴克的提议很吸引人,但她知道丈夫要求看酒吧的菜单,是想了解他们的选择。她的丈夫还想看每种饮料的价格,再决定哪一种选择可以带来最大的满足。“我要杯‘椰林飘香’。”斯皮尔曼对服务生说。

在鸡尾酒宴会上,斯皮尔曼用观察其他人的市场行为来自娱自乐。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件事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饭店为鸡尾酒定价的方式:下午五点到六点(也就是所谓的优惠时段),饮料全部半价;下午六点后,所有饮料即恢复原价。

服务生端着他们的饮料过来,亨利·斯皮尔曼提前就签了账单。他对妻子说:“我们在度假的这段时间里,希望有机会可以在优惠时段早点过来,我想要观察较低的价格,对大家饮用鸡尾酒的速度有什么影响,这是目睹需求定理的大好机会,也就是说,价格越低,喝得越多。”

佩吉并不怎么喜欢这些基础经济学原理,她发起了牢骚:“我还以为,这次度假不谈经济学呢。”不过,她知道自己的告诫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她的丈夫此刻正忙着观察其他客人,斯皮尔曼太太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还记得他们第一次约会时,亨利还是个大学生,他可以整晚专注于观察别人的经济行为,几乎完全无视于她的存在。她的丈夫甚至不时针对多数人寻常活动,开发出新的经济学理论,这些事在佩吉看来是普通得可以,但是对丈夫来说,却都像是难解的谜。当他满心期待提出这些理论,想要试探她的反应时,她总看不出他的发现有什么意义。不过,这并不会危及他们的婚姻,佩吉在经济学上的天真单纯,是两人乐趣的来源。

这晚斯皮尔曼暗自忖度,如果在优惠时段,不知戴克教授会多喝多少杯“庄园主之盼”鸡尾酒?斯皮尔曼在短时间内便观察到,戴克即使在原价时段,就已经买了三杯。

斯皮尔曼的思绪被戴克冷不防的问题给打断:“对了,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个坏消息?”“什么消息?”佩吉问,“要变天了吗?”“不,我说的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我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上读到,富特法官要来月桂湾。”戴克教授和多数的美国东部院校学者一样,每天必看《纽约时报》。“这点让你感到很不愉快吗?”斯皮尔曼问。“当然。”戴克回答,“这个人对美国司法的影响,堪称是恶贯满盈,无耻到极点!”戴克显然怒火中烧,说起话来像连珠炮似的,“你们知道的,他才刚辞职离开法院。《纽约时报》说,他最后写的官方文件,是关于某个案例的多数判决,允许一个偏执的商家,可以光凭种族来判断是否拒绝某些顾客。现在他就要来到这里,享受他压迫的那个阶层的人的服务。”

富特是来自美国中西部某州的参议员,因为公开反对前十年较自由开放的人权法案潮流而闻名于世。但是,真正令他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是他在法律与秩序的议题上大获全胜。

在社会动荡的年代,美国总统发觉受到强大压力,必须任命富特进入最高法院。短短四年间,富特成功地让大众接受自己的意见。其做法是将充满魅力的演说、对新闻媒体的细心了解、具说服力且多少带点报告文学式的写作风格(这点恰与同僚较刻板无趣的法条式写作形成对比)等进行巧妙地结合。有人怀疑他的强势作风会威迫到最高法院另外两位比较怯懦的同僚。几星期前,当他出人意料地宣布辞去最高法院的职位时,媒体便怀疑他打算筹备竞选总统。然而,富特并没有做出任何澄清这项传闻的表示。

戴克还在痛陈柯蒂斯·富特的种种不是,斯皮尔曼却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种历史的恶魔理论,每当有人信奉这套理论,他就会感到些微不安:他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告诉自己,社会现实其实更为复杂,不只是个人问题。但此刻有人拉拉他的袖子,使他免于参与更进一步的讨论。“我饿扁了。”佩吉说,“去吃晚饭吧。”

月桂湾蔗园饭店的餐厅设在靠近月桂湾海边的用餐区,得从鸡尾酒宴会所在的露台搭乘摆渡车穿过东边的一道双扇大门入口,而敞开的门是以锻铁的铰链固定,这从种甘蔗的时期维持至今。餐厅的屋顶为拱形,有两面是完全敞开的,用餐的客人可以尽览四周风光,享受海风轻拂。每当西方或北方有暴风雨来袭,服务生就会将滑动玻璃门关上,直到风雨过去。向南的一面,则是对着饭店的厨房。

饭店领班将斯皮尔曼夫妇带到座位。斯皮尔曼教授拿起菜单,颇为赞赏地点点头。“我都忘了晚餐有七道菜。”“如果要全部吃完的话,就需要很多运动。”佩吉补了一句。“太棒了,我正好需要运动。”因为他已经决定要去尽情潜泳和健步。接着他填好点菜单,服务生看着菜单,喃喃自语:“让我重复一遍,你点了朝鲜蓟心、朗姆酒李子汤、蔗园色拉、鲯鳅、莴苣菜、冰冻果汁露,以及卡门贝尔奶酪。”斯皮尔曼太太也点了一样的菜色,除了苏格兰传统蒜苗鸡汤。

服务生离去后,斯皮尔曼好奇地环顾餐厅。应该是旺季,却有一半桌子空着。“看来今晚肚子饿的人并不多。”佩吉如是说。“我想客人的多少和肚子饿不饿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家饭店的入住率很低。这些日子以来,人们都很怕来到维京群岛。”“为什么会这样?”佩吉问,眼睛再度扫视餐厅。“因为种族动乱。圣克洛伊岛和圣托马斯岛上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据我所知,来自加勒比海其他岛上的外国人,在美国激进派黑人的教唆下,总是找游客和有钱的新移民的麻烦,他们甚至离谱到杀了一些圣克洛伊岛的游客。”“天哪,真希望我们平安无事。”

斯皮尔曼教授的回答让她放了心:“别担心,月桂湾这里还没出过事。”这时服务生端来第一道菜,两人马上忘了维京群岛上的政治问题,开始享用精美的晚餐。

送上甜点时,领班正带着一名女子来到附近的位子就座。这名女子有着运动员的外表,身形高挑,秀丽端庄,但显然心事重重。从她古铜色肌肤看来,她或许已经在这饭店住了好一段时间。“为什么会有女人想独自来这种地方?”“也许她喜欢独处的时光。”斯皮尔曼一边品尝果汁露,一边回答佩吉,“这当然是个普遍的喜好,有人曾经称之为‘光荣孤立’(2)(Splendid Isolation)。或许她就是喜欢孤独,尤其喜欢到圣约翰岛独处。”“还不是一样,来这儿独处未免也太奢侈了点。”佩吉说。

那女子发现自己正被人议论,于是朝斯皮尔曼夫妇抛来不悦的眼色。斯皮尔曼夫妇得到适度的提醒,于是静静吃完晚餐,离开用餐区往北而去。他们在那儿可以搭上饭店的专门载客人的摆渡车,到小木屋所在的各个海滩。斯皮尔曼夫妇住在玳瑁湾(Turtle Bay),那是饭店所属的七处海滩之一,海滩因特色而得名。“玳瑁”是饭店取的绰号,七处海滩里,这里是最适合潜泳的浅水区。

搭乘摆渡车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抵达玳瑁湾。下车后,斯皮尔曼夫妇步行不到十米,就可以来到他们的独栋小木屋。

小木屋属于建筑群中的一栋,建筑风格和当地的热带环境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他们立刻就喜欢上四周的隐秘与宁静。室内附有饭店提供的客房赠品,包括英国香水肥皂、新鲜火鹤花、一瓶克鲁赞牌(Cruzan)的朗姆酒,外加每天更换两次的浴巾和海滩巾。由于他们的小木屋紧临海边,海浪拍打在沙上的声音,成为极具催眠效果的背景音乐。涛声非常柔和,因为他们的海滩位于宽广安静的海湾,就像小木屋外的半月。“我还在想刚才在餐厅遇到的那名女子。”佩吉·斯皮尔曼说。她把刚才试图专心阅读的书搁在床边。“你觉不觉得,我们当时应该邀她共进晚餐?她看起来很紧张,而且一个人孤零零的。”

亨利·斯皮尔曼却没有听到妻子的建议。在凉爽微风和具有催眠作用的涛声里,旅途劳顿的他早已沉沉入睡了。(1) 1亩=666.67平方米。(2) 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英国的外交政策,表示不卷入欧洲政治旋涡。第三章

在月桂湾,名人到访并不新鲜。事实上,总统、国王和电影明星等,都会定期来度假,享受这有益健康的环境。即使如此,柯蒂斯·富特的到来,依然在工作人员和游客里引起不小的骚动,尤其是女性。他是那种酒类广告中的名人典型:向后平梳的浓密黑发、花白鬓角、清澈的黑眼珠,以及带着酒窝的国字脸,神似年轻时的加里·格兰特(1)(Cary Grant)。女性都因为其粗犷英俊的外表和职位的重要性,而对他深深着迷。

柯蒂斯·富特的法律哲学,和早期的首席大法官罗杰·托尼(Roger B. Taney)颇为类似。富特和托尼一样,高度强调实体财产权的神圣,而且都对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抱持怀疑,以免它的权力太大,危害到人民的权益。然而,富特与托尼不同之处在于富特并非生于乡绅之家,他虽出身乡间,家境却是小康,因此最高法院的评论者,都无法理解他的法律哲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话说回来,这位大法官来到月桂湾的确是有点让人意外,因为他喜欢的休闲方式比较偏向于登山和划船,他曾经是奥运会的皮划艇选手,只是没拿到奖牌。他的妻子婚前名为弗吉尼娅·佩廷吉尔(出身牡蛎湾的佩廷吉尔家族),她的身材娇小,女性的优雅遮盖了她凌厉的口才,她还以暴躁闻名。“装潢这座大厅的,一定就是梭罗请到瓦尔登湖去的那位。”富特太太没好气地说。“来这儿度假可不是我的主意。”富特先生回答。“如果是你的主意,我们就会像泰山和珍一样,在非洲的树藤上荡来荡去。”

有时候,弗吉尼娅的话锋太过犀利,大法官被挖苦了都不自知,不过,这回他明显感觉到屈辱,一张脸涨得老红。他知道对佩廷吉尔家族的人来说,高等法院大法官的身份,基本上是丝毫不具任何社会地位的。更何况弗吉尼娅·佩廷吉尔·富特也不同于一般女性,她对他在运动上的特长不屑一顾,因此她提到泰山,是想当面给他难堪。“难道我们就不能私下在房间里讨论这个问题吗?”柯蒂斯·富特一脸尴尬地说。“不过,亲爱的。”妻子的语气尖刻,“我以为你讲话的时候,总是喜欢有许多听众呢。”这世上唯一能带给柯蒂斯·富特不安全感的,大概就只有他的妻子了。

富特夫妇入住的那一排小木屋几乎就建在海滩上,彼此间只用马尾藻和高大的椰子树分隔开来。房间的每面都有百叶窗和纱窗,让温柔的海风吹进来。天花板的吊扇在头顶上静静地旋转,令人想起亨佛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和西德尼·格林斯垂特(Sidney (2)Greenstreet)所主演的电影。房间是以编造的竹子和柳枝装饰,且为了维护饭店重视宁静的声誉,室内没有电视或收音机,最近的电话在饭店大堂的前台。“希望两位在这儿住得愉快。”服务生将富特夫妇和一大堆行李送到这间两房的小木屋后说。富特太太最近在她最爱的服装设计师那里大肆采购,几乎需要一整个房间才装得下她的衣服。“饭店附近有什么好的慢跑道你觉得值得推荐的吗?”年轻的服务生正打算离去,大法官如此问道。面孔黑如檀木的服务生不太确定“慢跑”是什么意思,于是回答:“蔗园周围有些步道,先生。”“应该可以吧。”富特大法官说。他心里已经开始琢磨各种方法,来满足他锻炼身体的需要。

第一天,他到所有步道都试了一试,最后确定鹰巢点(Hawks Nest Point)最能符合他对步道长度与难度的要求。鹰巢点长约五千米,有条曲折的小径,周边环绕着茂密的树丛和森林,还有陡直落入水中的石壁。小径蜿蜒上行,高差约一百米,生长着奇花异草,有心人在那山石嶙峋、树根起伏的步道上,可以发现松脂、甘草、竹子和桃花心木,其中以木棉最为显眼,白色树干望去犹如象皮,树根则朝四面八方伸展,仿佛在向其他植物贪婪地宣示领地。

这条小径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特色是所谓的“吹风管”(blowpipe),那是面天然断层,就在路边的一面高耸的石壁中,楔形断层宽约一米,仿佛是硬生生从悬崖上凿下去的。轮廓分明的岩石结构向下延伸至水中,涨潮时海水冲进断层,将空气逼进“管”中时,这断层便会发出一种诡异的“咻咻”声。

大法官每天清晨和傍晚时分,都会在这小径上慢跑,有如时钟般准确。这已经成为客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也不难见到有些客人在路的尽头等待他出现。

小径狭窄的地方只许一人容身。大法官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偶遇正在晨间漫步的斯皮尔曼教授。教授退到一旁,让速度较快的大法官先过。“谢了。”大法官说。他看上去稍显疲累。

根据斯皮尔曼本身的说法,慢跑这件事并不在他的效用函数里,于是他开始思考众多消费者的多样品位。他想,凡是如此快速在这小径上前进的人,必然错失沿途的自然景观。他甚至怀疑这位大法官,是不是连木棉树或吹风管都没看到。

不过,斯皮尔曼教授错了。富特法官在华盛顿的秘书,每天受命将上司的日常活动都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包括每个约会、每通电话,以及富特出庭时间的安排,这一切她都一丝不苟地留心记录。记录日常琐事是达官显要的作风,况且富特喜欢它为生活所带来的秩序感,他甚至连度假时的种种偶遇和心得都不放过。因此,他的观察力要比一般人犀利得多。木棉树、吹风管等都被他看在眼里,就连他在路上和这名矮小秃顶的男子擦身而过,当晚都被写进日记里。“都写好了吗,亲爱的?我知道子孙后辈们会非常感谢你,因为你为他们记录了你今天所做的每件事。”

每当弗吉尼娅·佩廷吉尔·富特看见丈夫在写日记,总是不放过任何发言机会。她认为丈夫太过自我,而写日记就是一个明证。富特太太看着镜中的丈夫,她坐在梳妆台前,优雅地梳理那头栗色长发,然后涂上一层龟油晚霜。

富特大法官完全不在意她的评论,继续书写。他知道,每当妻子处于这种情绪时,自己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置之不理。然而,她却穷追不舍,暂停脸部保养,直盯着大法官,说:“遇见你之前,我还以为只有十几岁的少女才会写日记咧。”

柯蒂斯·富特并不觉得好笑。他写完日记,合上本子,走到床(3)边。“如果你以为,我今晚想跟你玩那种伍尔芙的游戏,那你可就大错特错。”富特坐到床上,脱下拖鞋。妻子的难伺候总令他疲惫,他静静地看着她做完脸部保养。

弗吉尼娅·佩廷吉尔·富特的情绪瞬息万变。“晚安,我的爱人。”她溜进自己床上的被子里,甜美地说道。富特大法官叹了口气,躺到床上,关上了灯。

此刻,在饭店的其他小木屋里,却上演着不同的剧本。例如,十二号小木屋的费利西娅·杜奇思太太发现,年纪愈大就愈难入睡,因此夜里有大半时间都在做睡前阅读。“我老了。”她心想。她的腿因为长时间站在克鲁斯湾(Cruz Bay)的水泥码头上而疼痛不已。“我真的不能再去那里了。”她自忖,“对我的健康有害。可是,”她叹口气,“我却身不由己。”

她住在十二号小木屋并非偶然,而是刻意安排的。她刚来岛上的时候,饭店不知道她患有“十三”恐惧症,结果不小心分配了十三号小木屋给她。自有记忆以来,她就对“十三”这个数字怀有恐惧,因此尽可能不去接触心里的这个不吉利数字。

她一边阅读,一边听着摆渡车的声音。摆渡车总是很准时,因此杜奇思太太可以根据摆渡车的往返,来计算每一刻钟。不久,她就知道现在是午夜过后几分钟,因为她听见前往玳瑁湾的最后一班摆渡车,来到这一站。

不只是摆渡车很准时。她的表哥是已退休的赫德森·德克尔将军,也很准时,他总会搭上这午夜的最后一班摆渡车。此刻她听着他的脚步声朝他的小木屋而去,他坚持要十三号,说它的地点最好。然而,她觉得这位将军之所以选择十三号,只是为了赌气罢了。(1) 好莱坞知名影星,代表作有《金玉盟》《西北偏北》等。(2) 应指《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3)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是英国当代小说家、散文家及文学评论家。第四章

德克尔将军很难伺候,服侍他的人都这么说。他总是要一切都能合他的意,因此送上来的蛋,如果煮的时间比他要求的多几秒,或少几秒,服务生可就要倒大霉了。身为将军,他已经习惯别人服从他的命令,因此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给他服务的人也必须战战兢兢,不能有分毫差池。

准备德克尔的早餐是件浩大工程。餐桌一定要选在餐厅的东侧角落,因为他认为那边的光线最好,有助于细细考究每道餐点。他会在九点准时到达,之前的几分钟,总会有些侍者、领班、饭店经理急忙穿梭来去。这个时刻,厨房里的人必须注意将军抵达的时间,以便提前通知厨师,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将军入座的同时将他的煮了三分钟的蛋端到他面前。“您早上好吗?德克尔将军。”领班杜安热络地问。“你应该更关心你的服务生好不好。昨天弗农把我的吐司烤得太淡,培根又煎得太焦。还有,我的桌上竟然没有烟灰缸!”“我们今天会改进的,将军。”杜安回答。德克尔一言不发地落座。

接下来是场小小闹剧。他预订的蛋立即送到眼前,但在进食前,他又点了其他菜,他要的东西都必须同时送上桌。最后摊在他眼前的,是两杯不同的果汁、一碗冷麦片粥,里头有香蕉、培根、吐司和脱脂牛奶。全部送来后,弗农后退等待将军检验。这些食物很少能第一次就过关。

他用低沉的声音宣布:“木瓜汁太冷,拿回去。还有,等一等,菠萝汁也要拿回去,显然不太新鲜。跟厨师说,我要刚剖开的新鲜菠萝榨的汁。”

侍者换了果汁回来时,将军又判定厨房处理的冷麦片粥也不怎么样,因为香蕉带有难以弥补的缺陷。面对这黏稠的香蕉,将军必须很努力按捺住脾气。“我还以为可以在加勒比海吃到像样的香蕉,可你看,这里软趴趴的。”

服务生全无异议取回那恼人的粥碗,赶着回到厨房。之后将军做了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他小心地用指尖捏起每片培根,举到灯光下细细检视。他认为培根不该煎太久,看它的透明度就知道,只要模糊不清的,一律要求重做。

检验吐司的仪式没那么讲究,重点在颜色。将军在咖啡色、深咖啡色与焦黑色之间画出细细的线,大厨要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才行。在一系列颜色中,只有深咖啡色是可以被接受的。

最后一个项目的主要标准只有新鲜度。将军知道,餐厅里的脱脂牛奶很少有人点,所以备货不多。对德克尔来说,摆放三十六小时以上的脱脂牛奶便无法入口,他总说牛奶馊了,服务生却一概否认。这时,只需要尝一尝便能知道。

为将军送上牛奶的时候,总会引起众人侧目。服务生摆出一副葡萄酒专家的姿态,先倒出足以覆盖玻璃杯底部的牛奶,然后后退一步。德克尔将军举起杯子细心旋转,以捕捉足够灯光,接着缓缓将玻璃杯送到唇边,先吮个一两滴,让牛奶停在舌尖,接着渗入味蕾。品尝牛奶的时候,将军总是闭上眼,仿佛在冥想似的,之后才吞咽入喉。唯有当他看着服务生,点头之后,服务生才能注满一杯。

一旦餐点完全符合他精确的规格,德克尔将军便满意地靠着椅背,打量他的早餐。但他这时还不会立刻启动刀叉,还有最后的仪式要进行。他会将每个杯盘来回推移到不同位置。

对隔壁桌的人来说,这些古怪的要求也许都显得难以理解。但在德克尔的想象中,他的餐桌已经化为战场,每道餐点都成为一组军团,分别占领战略要地迎敌,在一切操演完成之前,是不能用餐的。完事后,紧张的表情离开他的脸,全身都放松了。于是他悠闲地吃完早餐。

果不其然,德克尔的表演受到其他客人的注目,有人觉得他是在装模作样,但也有人持有不同的看法,就拿普鲁伊特矿产事业公司的杰伊·普鲁伊特先生来说吧,觉得将军令人敬佩,自己也很想引起他的注意。普鲁伊特一有机会就来找将军。普鲁伊特私下的不安全感已经使他自己两度情绪崩溃,而这也很可能是导致他第一任妻子自杀的原因(虽然当时有些如谜般难解的情境)。在新婚妻子的陪同下,普鲁伊特希望有威严的将军在场,可以强化他有自信的形象,这是他努力想让新婚妻子及旁人看到的,只不过将军并不配合他。“杜安,我们能不能先绕到德克尔将军的桌边,再去我们自己的位子,我想跟他说说话。”普鲁伊特说。普鲁伊特颇有舞蹈老师的架势,由领班护送来到德克尔桌边。“将军,有件事您也许会感兴趣。早上我去潜泳时,遇见一条锯峰齿鲛,也就是梭鱼啦,就在靠近斯科特海滩(Scott Beach)外海的珊瑚礁。我就想到,海岸防卫队花了数十亿美元研究梭鱼,以了解如何让这条大鱼从静止状态开始快速前进,您也许知道负责这项计划的人是谁。那就是我朋友,诺顿上将。”

德克尔将军不太能忍受愚蠢的人。享受清晨盛宴的时刻,他希望完全不受干扰。他尤其痛恨受到他所谓“无知狗腿族”的打扰。“普鲁伊特。”他说,中气十足的声音响彻餐厅,“你这人挺无厘头的,但我不能再让你这么胡言乱语下去。你遇到的是锯峰齿鲛,研究这种鲨鱼的是海军,花在那计划上的钱是六百万美元,目的不是要知道梭鱼如何前进,那老早就知道了,而是它如何盘桓。负责这项计划的是坦普敦上将,而他已经过世好一段时间。把事实说个清楚是很重要的。”

他的眼光落在普鲁伊特太太身上,点点头:“好年轻的太太。”他回头问普鲁伊特:“就是这种喋喋不休的瞎扯,才逼得你前妻去自杀的。是吧,普鲁伊特?”

普鲁伊特满脸通红,紧抓妻子手臂,霍地转身拂袖而去。这不是他第一次受德克尔羞辱,先前将军也曾在其他客人面前令他下不了台,可这是头一回德克尔将军在普鲁伊特的新婚妻子面前这么做,而且公然侮辱,说是他的言行不当,才害死他的第一任妻子。“杰伊,我觉得他真是个好可怕的人。不晓得你为什么老要跟他搭讪。”但普鲁伊特没听见妻子的话,他只顾着琢磨德克尔将军的评语,幻想他会遭到什么报应。

钢鼓乐队的乐手们用橡皮鼓棒,在彩色钢鼓上敲出《你不懂》的旋律,每位演奏者同时敲打两三面油鼓。乐团的曲目包罗万象,有舒缓简单的民谣,也有许多饭店顾客都会喜欢并随之起舞的轻快舞曲。“今晚将为您演奏《黄鸟》。我们这就开始。”乐团团长宣布。那一晚,饭店的乐队名为“特攻队”,他们素来享有盛名,是维京群岛的顶尖钢鼓乐团。他们每晚在当地不同的饭店演奏,一星期会来月桂湾三次。团长是个叫瑞奇·勒曼的年轻黑人,很以自己的乐团及其声名为荣。由于本身也是个灵巧的乐器制作人,因此他坚持亲自制作乐团的所有乐器,并引以为傲。

勒曼将一个钢制容器的边缘进行完美地切割,为这面鼓留下所需的深度。他知道如何将油桶留下来的平坦表面敲击成中间凹陷,再用锉刀凿出音符。勒曼喜欢打最高音,就是所谓的乒乓鼓(ping pong pan)。目前为止,那是变化最多端的钢鼓。

这天晚上,勒曼的特攻队演出一场欢悦活泼的盛会,斯皮尔曼教(1)授和斯皮尔曼太太尽情享受那柔美的卡里普索曲调。许多客人用过晚餐,就从用餐区转移到紧邻的夜总会。和斯皮尔曼夫妇同桌而坐的,是第十二号小木屋的费利西娅·杜奇思太太。当天早上佩吉才认识她,杜奇思太太给斯皮尔曼太太一些海岛美食的食谱,她正打算集结成书。佩吉觉得,邀请杜奇思太太一起休闲,应该会很愉快。“怎么说呢,斯皮尔曼博士,我从没想过我的上一本书为什么要定价十四美元。对我来说,那只是个不错的价格而已。”这位作家坐正了说道。“但是,你难道不想从书上赚取最多收入吗?”教授问。

杜奇思太太仿佛被当头棒喝。毕竟,她从不把自己当成商人,写食谱只是爱好,尽管她的确将它们付印成书。“但是,如果定价是十六美元呢?”斯皮尔曼追问。“那就太贵了。一般人还不习惯花这么多钱买食谱。如果定这么高的价格,我很怀疑能卖掉几本。”“那你为什么不定十二美元呢?”他试探她。“你身为经济学家,应该知道这年头印一本书有多贵。而且我总是坚持彩色印刷,用最好的纸。”她指出。同时带点辩解的语气。“杜奇思太太,换句话说,你的食谱定在十二美元以下不敷成本,虽然人们会想用这价格买书,你却负担不起;而定在十六美元虽然是你想卖的价格,却又卖不出去。”此刻斯皮尔曼教授已经谈得眉飞色舞,“我敢说你是位相当能干的生意人,只是这出乎你的想象,而你也不愿承认。你或许认为定在十四美元是不错的价格,但我要再加上一句,那也是利润最高的价格。”

这位矮小的教授一说完重点,就靠回椅背上。根据他过去与商人打交道的经验,他知道商人们往往不愿承认自己存有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因而杜奇思太太在这方面的迟疑当然也在意料之中。每当商人争辩说自己并不打算追求最大利润,斯皮尔曼就会使出他用在杜奇思太太身上的方式,去证实这个理论牢不可破。“经济学谈得够多了,亨利。”佩吉抗议,“我想多听点音乐。”三人于是放松心情,靠向椅背享受特攻队乐队的表演。

过了半晌,斯皮尔曼太太说:“我不晓得饭店为什么要请这个乐队来表演,谁都晓得这个乐队的队长是个激进分子。”这话虽有一半是对自己咕哝,但斯皮尔曼教授却不放过这个机会。“我相信饭店自有考虑,因为饭店是追求最大利润的企业。就分配到娱乐的预算来说,我猜这是饭店用相同价格能请到的最好的乐队。有时候一些只顾赚钱的机构会认为,员工下班后做什么并不重要。”

斯皮尔曼太太陷入沉默,专心看着乐队的表演。也许她不像丈夫那么相信利润最大化,因为她认为人们应该关切像勒曼这些人在工作之余所做的事。但这想法就像经济学的思维,很快就离开脑海,因为她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跟随着迷人而温柔的音乐节拍向空中飘去。“他们竟然可以用旧油桶制造出这么多种声音,真是不可思议啊!”杜奇思太太听了一会儿后说道。“钢鼓乐队的音乐变化大得很,你现在听到的,还差得远呢。”斯皮尔曼教授回答,“你知道吗?还有人专门为钢鼓乐队谱曲呢。哈佛大学音乐系的罗尼·戴顿(Rodney Dalton)就帮一支钢鼓乐队写了奏鸣曲,就在哈佛大学的泛美节(Pan-American Festival)上演奏。”

但是费利西娅·杜奇思早已分神,因为她的表哥德克尔将军正走进来,他的出现令她颇感困扰。“抱歉,我得先走一步。”她边说边站起来拿手提包,“我得赶上九点的摆渡车回到玳瑁湾,早点休息。我明天早上要去克鲁斯湾。”

她出去的路上经过她表哥的身边。两人说了几句话,斯皮尔曼教授没听见他们说些什么,不过这位经济学家注意到她气冲冲走了。斯皮尔曼夫妇则留在原地享受这个夜晚。

前往玳瑁湾的最后一班摆渡车,于午夜前出发。这辆敞篷摆渡车满载乘客,必须加足马力才能把沉重的车身开上糖厂山(Sugar Mill Hill),前往各个海滩。斯皮尔曼教授跟妻子坐在前排,他本想欣赏沿途的风景,却只能看见模糊的阴影与黑暗的形状。在热带区,即使月光明亮,夜晚却依然漆黑一片,很难看清楚同车乘客的脸。佩吉很意外地感到空气中有股寒意,于是紧挨着丈夫。

在第十二号小木屋里,费利西娅·杜奇思躺在床上竖耳聆听,她从熟悉的车声判断,最后一班摆渡车到了,她以为接着会听见她表哥特有的脚步声,但今晚她什么也没听见,因为大家都下车后,还有个身影留在摆渡车上的最后一个位置。

当司机的手电筒照着那蜷曲的身体,光线显示那是名高大男子,头垂在胸前。赫德森·德克尔将军一动也不动。这个“难伺候的人”死了。(1) 一种起源于加勒比海特立尼达岛的民谣风小调,为英语Calypso的音译。本为即席演唱,题材取自当地的事件或传闻,节奏强烈,类似非洲歌曲,最初为特立尼达岛农场的非洲奴隶所唱。卡里普索不但传遍了加勒比海地区,而且远播到世界各国。第五章

阳光对秃头的人来说,可能特别危险,尤其是维京群岛的阳光。因此,亨利·斯皮尔曼从小木屋出来时,特别戴了顶高尔夫球帽,往海滩走去。这里的早晨阳光比新英格兰正午的太阳还毒辣,初来乍到的人必须格外小心,免得遭日晒灼伤。饭店也会警告客人,第一天出门不能在阳光下曝晒太久。

斯皮尔曼已下定决心,要在回波士顿之前把自己晒黑。但在开始这项“事业”之前,他要先去玳瑁湾试着潜泳,他知道那是很棒的活动。他戴上他的女儿为他的这次假期而送给他的呼吸管和蛙镜,从海湾的珊瑚礁这头溜进水中,习惯海水的低温后,他把头钻进水里,看见各式各样的鱼在珊瑚礁附近觅食,一群古氏鲳鲹游到蛙镜边,鱼鳍使它们看来像是脸上冻住一抹微笑,他决定在这里潜泳,于是一头钻进另一个世界。

斯皮尔曼在浮力很大的冷水中,几乎毫不费力地滑着,一开始遇见三条黄仿石鲈,看起来像在乞食,他很遗憾没从餐厅带点早餐蛋卷来。他在麋角珊瑚丛绕了几圈,瞧见四斑蝴蝶鱼像斯蒂庞克(Studebaker)老车,仿佛两端都可以充当脑袋。

斯皮尔曼离开珊瑚礁。他又游了一会儿,判断自己的潜游已经快要“效用为负”了,便朝岸边游去。全身湿透的他,从水里冒出头,朝附近的沙滩椅走去,感觉脚下的沙滩温暖怡人。

沙滩椅似乎总是无法调整到最适状态,这位经济学家自忖,一面将椅子安置在他认为阳光角度最理想的地方。椅背不是太高就是太低,最后他决定采取比较直立的角度,坐了进去。他身边的白沙如蒂芙尼(Tiffany)橱窗般闪亮,眼前的水色幻化晶莹,沙滩边的海水清澈透明,接着是一道浅浅的蓝,越往下颜色越深,到海天交界处,水色呈现出蓝黑墨水的颜色。

他放松后,想到“政治权谋”在哈佛是如此盛行,但置身圣约翰岛,这一切却显得微不足道。他自己的系里就有两个派系长期对垒,一派认为经济分析基本上是种逻辑演练,另一派则认为它是实验科学。他倒觉得自己的研究领域介于两者之间,而理论派却将他视为同一阵营,斯皮尔曼不想争论这点,他并不热衷参与这些方法论的争议。大学的问题从他的脑中飘逸而去,这时有个飞盘落到躺椅下方,于是他的注意力又回到海边。斯皮尔曼的手太短,坐着够不着,只好起身捡飞盘。“谢谢!”有个年轻人从几码外的海滩喊着。“抱歉打扰了。”他的女伴补了一句。斯皮尔曼试着将飞盘丢向他们却没成功。这对年轻人看起来也不过是研究生的年纪,这点令他颇为讶异,从他们黝黑的程度看来,他猜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将近一个礼拜。“但愿我们没有打扰到你。”他们两人一同漫步过来取回飞盘时,女子说道,“这是我两个儿子的,他们在教我们扔飞盘。”“从我的动作看来,我们三个人都可以向他们多学着点。”斯皮尔曼回答,一面迎向他们。“也许可以请他们开个飞盘课。”他微笑着附带一句。“来不及了。”那名女子说道,“两个孩子昨天就离开月桂湾,找外公外婆去了。上周我们一家子都在这儿,这周就真的要开始度假了,因为儿子们去了密歇根州。对了,我们姓克拉克,道格和朱迪。”“亨利·斯皮尔曼。在这儿度假肯定很愉快。”

斯皮尔曼差点忘记,有些年轻人还是爱干净的,他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几乎一式长发和褴褛衣衫,而克拉克夫妇的穿着却迥然不同。克拉克先生身上是百慕大棉短裤及鳄鱼牌红上衣,修剪整齐的头发和方形下巴,看来就像普林斯顿大学一九六二年级的学生;克拉克太太则是身着红色印花洋装,流露出中西部的健康形象。

朱迪是个爱说话的女生,没多久,这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就知道她是密歇根州人,父亲从事汽车业,母亲很爱园艺,与道格是在大学时代认识的。“斯皮尔曼先生,我知道听起来很老套,但我们真的是一见钟情。”

相较之下,道格就显得木讷些,斯皮尔曼知道他是医生,但除此之外,这个年轻人就不再谈及任何细节。朱迪说到丈夫有两位兄弟,但是弟弟战死在越南,他的老家在卡拉马祖(Kalamazoo)。他们在这次假期里,白天安排满档的海滩活动,而让斯皮尔曼稍感意外的是,他们晚上都去跳舞。朱迪表示,上周他们几乎每晚都去克鲁斯湾附近镇上的夜总会。“我就是爱跳舞,道格也是,但不像我那么上瘾。”她咯咯轻笑,有点不好意思。斯皮尔曼觉得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三十三岁还要年轻。“我跟道格说,他白天可以潜水,晚上就得陪我跳舞,他一直都很配合。当然啦,孩子在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得请保姆,但克鲁斯湾这里的夜总会,不像饭店漂亮的夜总会那么贵。教授,你有没有去过?我们昨晚去试了一下。”“白天潜水、晚上跳舞,我想我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听起来像是尊夫人对你讨价还价,强迫你接受这么苛刻的条件。”斯皮尔曼嘲弄那位年轻医师。“也不算。”克拉克医师回道:“我在泰国驻诊的时候,就有点迷上潜水,现在简直是上瘾了。”

此时他们的对话,被满脸愁容走过来的佩吉·斯皮尔曼打断。“亨利,我好担心杜奇思太太。还记得昨晚她离开表演场时提到的那个人吗?她表哥被人发现死掉了。”“哦,可怜的家伙,怎么回事?心脏病吗?”“警方还不晓得,但他们怀疑他是被毒死的。”“你是说食物中毒?”“我是说他是被下毒害死的。”她顿了一下,有些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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