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　合作共赢(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镭,王立强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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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合作共赢试读：

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建设从构想到实践，以点带面、从线到片，在全球开始形成区域、跨区域合作的新亮点，取得的进展令人瞩目。公路、铁路以及港区建设等重大项目启动实施，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效显现；互联互通全面提速，高铁“走出去”第一单印尼雅万高铁启动建设，中老铁路开工；国际产能合作进展明显，中哈产能合作协议投资超230亿美元，中白工业园全面动工。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累计已达511亿美元；与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累计279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建设的经贸合作区达52个，为东道国创造了9亿美元的税收和近7万个就业岗位。

在金融领域，新成立的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及丝路基金等开发性金融机构及相关投融资正在产生示范效应，带动商业性金融和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时，国际金融合作取得新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改革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众多的多边合作框架和交流论坛的建立，为开展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提供新的路径。

我们也看到，建设“一带一路”多元开放的投融资合作机制还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需要引导国际资本、商业资本、社会资本等共同参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支持国家战略。

为了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各领域的学术交流，共同培养国际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携手，具体落实习近平主席访问白俄罗斯期间中白两国联合声明提出的要求，发起成立丝绸之路研究院。丝绸之路研究院旨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工作框架将覆盖沿线各国和地区，扩大国际影响力，促进沿线地区联动发展。

丝绸之路研究院将充分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社科人文领域学术殿堂和最大综合性研究机构的优势，发挥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的产融结合和融资协调优势，充分调动研究力量与智库资源并联络政府部门和企业界，开展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培训工作，包括介绍“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理念和措施等，加深各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解，促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和务实合作，交流中国的发展经验。

本书系丝绸之路研究院出版的首部著作，也是系列学术著作的开端，各章重点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在亚欧、非洲、拉美地区的发展进程，讨论的议题广泛，涉及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发展等，不乏真知灼见，对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合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是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主发起成立的开发性金融社会组织，致力于推动开发性金融研究、智库建设、产业孵化、资讯服务和国际交流，促进开发性金融社会化和国际化。中国开发性金融是在20多年的实践中探索出的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理念和方法，在中国“两基一支”、社会民生、国际合作等领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未来，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将继续坚持开发性金融理念，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紧密合作，共同把丝绸之路研究院办好，充分发挥智库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作用，促进“一带一路”学术交流，建设国际合作人才网络，为“一带一路”建设汇聚力量，做出贡献。

诚挚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执行副会长李吉平2017年4月第一章“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3日，他在印度尼西亚发表演讲时，阐述了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一带一路”可溯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丝绸之路，是古代丝绸之路概念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加强跨国互联互通、提升贸易投资合作水平等，让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以提高有效供给能力，催生新需求，激发全球经济新活力，促进世界经济平衡、健康、持续发展。一“一带一路”的愿景

当今世界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发展乏力和发展失衡。“一带一路”的愿景在于破解发展乏力和发展失衡难题，实现共同发展，造福各国人民。（一）促进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脆弱乏力，增长动能不足。与之相伴的是国际贸易投资低迷，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多。其间，中国经济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据统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

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发布的数据，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达到7亿人次。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以及重要的世界投资来源地转变。这将为持续低迷的全球投资与贸易注入强劲动力，为各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前景。

中国从自身和世界的发展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开放和合作是实现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动力。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人口约44亿，生产总值约23万亿美[2]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一带一路”不但能促进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提高其经济增长率，并将产生外溢效应，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一带一路”建设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具有战略性意义。

中国政府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秉持的是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其宗旨在于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二）改善治理

发展失衡是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又一突出矛盾。应对发展失衡，要靠推动发展，也需要改进和完善治理模式。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但是，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及时调整，以反映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新格局，其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占大多数。“一带一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发展，加快沿线国家经济增长，有利于减小世界范围内的南北差距。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有助于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促进国际规则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为破解当今世界发展失衡问题提供更为有效的方案。（三）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他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五个方面，勾勒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他指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一带一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长远目标下，以互联互通为切入点，促进资源的有效整合，追求资源的高效利用，创造更多财富和机会，并将落脚点放在实现国家间合作共赢与发展成果共享上。二“一带一路”的原则（一）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愿景与行动》文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习近平主席曾对“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做出阐述。他指出，共商就是集思广益，好事大家商量着办；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双方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共享，就是让[3]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作为“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基本要旨和开放性、包容性的鲜明特征。（二）中华优秀文化是“一带一路”原则的智慧来源“一带”，可追溯到公元前100多年西汉“张骞通西域”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这条丝路横贯东西，连接欧亚；“一路”，可以溯源于15世纪初明代“郑和下西洋”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他带领的船队到达东南亚许多国家，并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历史中的两条丝路，都体现着交流、互通、融合、诚信的精神。今天“一带一路”建设中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与其一脉相承。

中国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背”。这些思想理念，两千多年来始终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中，也是当今“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智慧来源。（三）双边、多边机制是“一带一路”原则的实现保障

从双边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已有50多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相关的合作协议。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纲要》，走廊建设项目取得重大进展；与蒙古国商定对接“丝绸之路”与“草原之路”战略；与韩国决定将“一带一路”与韩“欧亚倡议”对接；与印度尼西亚商定将“一带一路”与其促进经济融合的海上高速公路政策对接；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哈“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规划文件；与越南积极探索“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合作。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大洋洲，与澳大利亚商定深入推进“一带一路”与澳“北部大开发计划”以及两国创新战略对接合作，与新西兰签署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安排备忘录。

从多边看，“一带一路”积极与区域发展倡议对接，包括欧亚经济联盟合作、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欧洲投资计划、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等。2015年，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得到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积极响应。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框架内，开启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黑海沿岸“三港合作”，加快推进中欧路海联运快线建设。经济走廊建设方兴未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进。2017年3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与湄公河流域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五国之间的区域合作将提升到新水平。

由中国倡导创办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具有创新性的多边融资渠道。其成员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也吸引了许多发达国家。除了57个创始成员，目前还有约30个经济体申请加入。作为一种新型的制度性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建设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三“一带一路”的实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获得可喜的早期收获，合作成果超出预期。（一）贸易投资

据统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进出口总额已达6.3万亿元人民币，增速超过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增速。双向投资不断增长，沿线国家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投资重要目的地。截至2016年6月，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11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区协定，与56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到145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额的8.5%。中国企业已在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增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4]机会。（二）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先选项，对便利资源要素流通、实现资源要素集约利用、拓展市场空间具有重要意义。从道路联通看，截至2016年7月，已经开通中欧班列共计39条，运行[5]超过2000列。使用中欧班列，从中国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的货物运输只需12天，运输时间比海运缩短60%，成本比空运降低80%。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非欧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正在逐步形成。

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看，2013年10月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签署建设的重大能源项目达40余项，涉及“一带一路”[6]沿线19个国家。2015年9月，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中国率先提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中国在电力输送领域拥有全球领先技术，将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享区域能源资源，促进清洁能源的优化配置，打造绿色丝绸之路。

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在发展中国家有迫切需求，在发达国家也同样有开展合作的空间。例如美国的大型基础设施，多数建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许多现已老化。特朗普总统提出要重建美国基础设施，并借此创造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发展。2017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与特朗普总统会晤中指出，欢迎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大国，实践经验丰富，技术上不断取得突破和创新，在许多方面走在世界最前列，完全可以依靠自身优势，以基础设施建设助推“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三）产能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实现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约1/40，时至今日已上升到接近1/4。中国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7]业分类中全部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中国在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将跨越低成本供应商的“传统角色”，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中的位置进一步前移。作为全球供应链最大源头的中国，将剥离很大一部分低成本制造业。这部分制造业的迁移，将给世界上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机遇，将更多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纳入现代化的全球产业链之中。

在全球经济布局调整中，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优势产能“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企业在沿线各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助力其工业化进程，提升其生产能力和产业链中位置，沿线国家生产中间产品的能力得以增强；随着其有效供给能力的提升，其向中国扩大出口成为可能，与中国贸易当中存在的逆差问题将有机会得到改善和转变。这也有利于改善中国整体外贸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中的互利共赢。“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体现出“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国际发展合作的需要，是两者的有益结合。（四）资金融通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产能合作、提升贸易投资，都必须破解资金瓶颈问题。据估算，仅“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部分投资需求就超过8万亿美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带动包括欧美资本在内的全球资本一起投入。“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全球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服务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及国际金融机构开展跨境金融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5年12月正式成立，重点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据金立群行长称[8]，2016年共计为7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9个项目提供了17.27亿美元贷款，撬动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125亿美元。9个贷款项目中，6个是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联合融资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积极为进入全球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做好准备，并拟同商业保险资金和养老金等长期私人资本建立合作关系，探索与各国私营部门开展务实有效合作的新方式。在项目国别分布上，今后将考虑扩大到有利于与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域外发展中成员，基础设施投资将逐步延伸到非亚洲地区的成员。就中长期而言，将帮助发展中成员增强进入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以及支持其本土债券市场发展，提升其基础设施投融资水平。此外，丝路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已正式启动，实际拨付投资金额达53亿美元。

除开发性金融机构外，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发挥作用。中国银行提出打造“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的概念，近两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授信支持近600亿美元。2015年6月，中国银行成功发行40亿美元“一带一路”债券。中国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的5家海外分行作为发行主体，采用人民币、美元、欧元、新加坡元4个币种同时定价发行，含2年至15年多个期限，资金主要投向“一带一路”[9]建设项目。

伴随“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积极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已与23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管理部门签署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合作备忘录，指定当地人民币清算行。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产品种类不断丰富，不仅成为金融机构新的业务增长点，而且将为“一带一路”建设开辟一条便利高效的投融资新渠道。（五）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就是要加强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相互理解。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就是人民之间相互往来、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纽带。早在唐代，丝绸之路东端的长安、洛阳就已成为西域文化的荟萃之地。来自西域的服装、习俗、食品、音乐，在上至宫廷下至百姓中成为时尚。到了宋代，中国的茶叶、丝绸大量贩运到欧洲。元朝时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当今时代，人文交往更加多样，更加密切。文化交流、媒体合作、人才培养、学术和智库互动、志愿者服务等，都是人文交往的有效渠道。2014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合作，成功将三国“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2015年4月，由中联部牵头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成立。2016年7月，人民日报社主办的首届“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9月在中国甘肃举办了首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

在“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民心相通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一同被列为合作重点。要在广泛的人文交流中，增进彼此理解和互信，传递共建“命运共同体”、服务沿线国家人民福祉的理念，打牢“一带一路”的民意基础；要为人们更好认识各种文明的价值提供机会，培育不同文明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人文精神，使“一带一路”成为文明互容、文明互鉴、文明互通之路。四发挥智库优势，服务“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推动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有效应对风险和挑战，要积极创新运行方式，不断提升合作能力。这迫切需要智库更多更好地发挥作用。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合作，于2017年4月发起设立丝绸之路研究院。丝绸之路研究院将依托自身智力和人才优势，为企业服务，助其了解“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环境，预防、规避、控制风险，优化贸易投资选择和安排；为政府服务，建言献策，提升顶层设计和政策制定、执行、评估水平；为沟通中外服务，弥补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盲点，对接供需锁定优势互补的契合点，解疑释惑聚焦民心相通的关键点；通过开展培训、咨询、专题研究、人文交流等多种活动，促进互联互通，推进合作共赢，为实现“一带一路”美好愿景不懈努力。

[1]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6年9月3日。

[2] 《“一带一路”这三年》，国际在线网站，2016年9月29日。

[3]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6月5日。

[4] 《“一带一路”合作成果超预期》，《人民日报》2017年3月12日。

[5]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000列》，环球网，2016年7月21日。

[6] 《深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民日报》2017年1月16日。

[7]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引领全球化前行》，《紫光阁》2017年第3期。

[8] 《珍惜良好开局 积极稳妥前行——写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17年1月16日。

[9] 《构建“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中国银行网站，2017年2月22日。第二章“一带一路”塑造新型全球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三年多了。三年多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支持“一带一路”，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型跨境投融资机制成立并开始发挥作用，中国企业在沿线20多个国家建设了5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带动了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和沿线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此同时，冷战结束以来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却出现了放缓的迹象。一些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全球问题被统统归咎于全球化，部分国家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全球化引擎面临熄火停转的可能，世界似乎走到了前进还是倒退、坚持开放还是重回封闭的关键当口。应当看到，迄今为止的全球化进程并非完美无缺，更非一无是处。不可否认，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之中，伴随着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分化悬殊、环境保护不够、全球治理不足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全球化之必然，且可以在促成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解决。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所言，“遇到了困难，不要埋怨自己，不要指责他人，不要放弃信心，不要逃避责任，而是要一起来战胜困难”。李克强总理也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现身说法，讲述了中国开启国门时的疑虑和决定拥抱全球化之后取得的成绩。“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一些产业承受了很大的外部挑战和压力。但我们没有指责别人，也没有丧失信心，而是积极主动调整和适应。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这些坦率诚挚的讲述，让中国领导人赢得了信任，增强了信心。一新型全球化的内在要求

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困难和挑战，正确的态度不是回避，更不是退缩，而是秉持“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客观立场，携手改善并共同推进更加符合公正合理、包容正义等要求的新型全球化。

首先，新型全球化要实现公平贸易与自由贸易的辩证统一。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就无从谈起；没有公平贸易，自由贸易也不可持续。特别是，不能借着公平贸易的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顺差也好，逆差也罢，反映的是发展阶段、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等客观特征。打着“公平”的旗号横加干预，归根结底不是福利在国家之间的再分割，而是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侵夺，势必影响资源在市场机制下的有效配置。真的公平，应体现在本国公共部门为私人部门的竞争力提供良好服务的竞争上，而不是体现在限制其他国家公共部门提供这种生产性服务的强制上。

其次，新型全球化要与和平、发展、合作等价值取向兼容。全球化不是目的，而是人类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工具、途径或手段之一，因此在推进新型全球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引导这一过程向和平、发展、合作等价值取向“看齐”。当前，地缘政治风险增加，地区热点升温，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蔓延，侵蚀着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亚太的和平稳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区域国家的发展和经济一体化都至关重要。新型全球化应当并且也能够夯实而非侵蚀和平、发展、合作的基础。撑起新型全球化进程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应当包含或体现维护地区稳定、秉持善意协商原则解决问题等相关内容。

再次，新型全球化要注重国家间协调，特别是重大战略的对接。新型全球化不是签署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协议之后就大功告成、放任不管，而是要注重及时回应民间社会、企业的需求与呼吁，充分考虑各方国家发展战略新部署的可协同性，与时俱进地调适、升级所达成的合作安排，不让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扼杀民间社会经贸投资的活力。

最后，新型全球化要超越狭隘的唯经济观，加强人文交流，厚植民意基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只有在交流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能赢得真正的彼此尊重和相互欣赏，趋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而全球化进程中一时的挑战与困难，也才不至于在各国之间引起隔阂与排斥，而是激发各国应对挑战、克服困难的合力。二“一带一路”为新型全球化注入动力“疾风知劲草”。越是在这样一个“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的特殊节点，“一带一路”越要发挥为全球化举旗定向、增力赋能的引领作用，为人类社会的相互信任、广泛合作应许一个光明的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回答了“去向何方”的问题，为新型全球化注入了目标牵引力。“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这些不足包括南北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公平和正义的失陷，安全与秩序的缺位等。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勾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愿景。通过政策、基础设施、货物与服务、资金以及民心的互联互通，公正安宁繁荣包容的美丽新世界有望在“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逐渐生长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引导国际社会推动新型全球化、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中国方案。“任何奋斗目标都不会轻轻松松实现，前进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预见，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建设也不会全是铺满鲜花的坦途。然而，事业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这一事业是正义和宏大的，而且也是因为这一事业无比艰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越是不能“敲锣打鼓、顺顺当当”实现的目标，越是催人奋进、励人前行。“一带一路”倡议回答了“如何抵达”的问题，为新型全球化注入了路线执行力。“知行合一，贵在行动”。确立的目标再高远，最终还需要切实可行的路线和一往无前的执行才能企及。“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倡的全球化方案，“尽广大而致精微”，为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大合作、大协调、大统筹提供了平台。一是推动陆海统筹。这涉及的不仅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面向中亚的内陆地区的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海洋文明的开放进取和大陆文明的厚重稳固有望在“一带一路”上交汇融合，焕发新的优势，带动沿线古老文明的群体性复兴。二是推动内外统筹。从实现形式来看，这意味着作为对外开放与合作总纲领的“一带一路”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两大发展战略的全面对接。从精神实质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功”与新型全球治理的“招数”有望随“一带一路”建设的展开相互促进，从治理的角度为全球化的良性升级，提供更加合理的规制和边界。三是做好政企统筹。“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是中国增长奇迹的重要经验之一。“一带一路”将这一宝贵经验推向世界。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较早阶段，在沿线一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必须着力提升政府保护产权、创建良好营商环境的意愿与能力；另一方面还必须尊重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政府与企业相互配合，“一带一路”的连台好戏才能越演越精彩。“一带一路”倡议回答了“怎样抵达”的问题，为新型全球化注入了道义感召力。畅行于“一带一路”的全球化，与中国曾经遭遇的“带剑行商”、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掠夺型全球化完全不同，也有别于国际金融资本大肆扩张时代寡头“大鳄”们翻云覆雨、巧取豪夺的寄生型全球化。“一带一路”所推崇和践行的，是信息技术浪潮推动下以共享、普惠、利他、平衡为特征的共赢型全球化。“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全球化的微观主体及其行为逻辑的革命性变化，要求全球治理上层建筑做出适应性的调整。旧全球化下那种各国政府因为本国企业或商业机构与其他国家同业机构的激烈竞争而形成的紧张关系将逐渐淡化，沿线各国政府不再是各自相互处于激烈竞争地位的机构企业背后潜伏的“撑腰者”或“打手”。取而代之的是，各国政府成为携手为各国机构企业和人民共同提供广泛、便利、高效、优质、一体化的公共服务的合作者，协调一致地为沿线的所有企业、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为它们相互之间共享、互惠地创造价值提供便利与条件。“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指导新型全球化浪潮有序展开提供了科学指引，为更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新秩序从“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自然成长起来，添加了有益的养分。这种追求和平、公正、合理、共赢的新型全球化，具备强大的道义感召力。三新型全球化呼唤国际新秩序

全球治理及其带来的国际秩序的发展越来越滞后于全球化的发展，是既有全球化的重大缺陷。“一带一路”所推动的新型全球化，应当在管制与放松管制、破坏旧制度与创造新秩序之间把握好平衡、节奏和尺度。关于新型全球化进程中所需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国已经提出了清晰而具体的主张。

首先，国际新秩序要求把建立伙伴关系，而非民族国家兴起以来通常存在的种种针对第三方的结盟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并在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作为确保全球战略稳定、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石。鉴此，中国一方面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合作平台，无论域内还是域外，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欢迎各国参与进来共襄盛举；另一方面还以身作则强调大国的作用，多次表示乐于让大家“搭便车”。

其次，国际新秩序要及时充分反映世界格局的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将包容性全面体现到全球治理的过程和结果之中。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顺应这一潮流，才能更好调动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性，携手为世界共同繁荣和普遍安全提供充足、高效和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为此，在中国积极推动之下创建的侧重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亚投行，大大增强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再次，饱满完整的国际新秩序，不仅追求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共同发展，而且追求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习近平主席指出，“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以及亚投行的核心理念中，都包括了“绿色”的要求。

最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终极目标指向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以宽广的世界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洞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为国际社会勾勒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新世界。但应看到，当前的世界距离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距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境界还有巨大的差距。弥合这一差距，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大国采取可置信的行动，发挥率先垂范的作用。“共同”既是权利，也是责任。“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四塑造新型全球化的中国担当

世界人民苦于贫富分殊、金融动荡、地缘博弈、族群冲突、疾病流行、环境恶化、跨国犯罪等危害良好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问题已经很久了，发出对更加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呼吁也为时不短了，但长期以来形势未能有根本的改观，根源在于作为国际秩序物质基础的世界格局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没有本质变化。进入21世纪后的十年，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反映了世界格局的悄然演变。但是，受长期存在于国际社会之中的观念、制度或既存秩序本身的束缚，变化中的世界格局对国际旧秩序的撼动仍处于量能积累阶段，并未发生质的飞跃。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带来欧洲债务危机长期化之后，发达国家经济萧条的寒风也侵袭到新兴经济体，后者被迫“抱团取暖”。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经济体逐渐意识到“用一个声音说话”不仅可以抵御危机和风险，而且有助于改革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的改善。

特别是，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由改革开放的持续积累阶段开始转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这一划时代的变化为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复兴注入了强大正能量。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公开表示，“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这种担当精神，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破除“零和博弈”“强权政治”“赢者通吃”等旧观念桎梏的勇气，也坚定了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与中国携手推进新型全球化、塑造国际新秩序的决心。

推进新型全球化不能靠“单打独斗”，而是要善于发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力量共同参与，引导各方“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人类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他不仅提出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为缔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指明了方向，而且还发起倡议、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这一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全球化路径。“一带一路”是带有鲜明中国印记、蕴含博大中国智慧的一条路。以往的国际合作往往遭遇“公地悲剧”的困境，原因在于，旧的公共产品提供模式，一方面强调大国或霸权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又放任其他国家对公共利益的单方面、无节制占用。“生之者寡而食之者众”，国际合作也会因为公共产品或资源的耗竭而崩溃。在中国传统观念之中，公的含义更加丰富完整。数千年前的井田制中已有“公田”一说。这里的“公”包含着“公共责任”的意思，即其他人有义务或责任耕作公田。以此为前提，当其他人遭遇天灾人祸时，公家进行赈济的义务才有力量施行。在这里，责任与权利，或者说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是统一的。不仅如此，“公”还有“公族”的含义，即公共产品的生产、消费都是在较有能力的群体组织之下有序开展的。习近平主席关于“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等主张，正是对中国传统智慧的继承与发展。中国也是秉持这些观点，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

中国的担当还体现为悯恤贫弱的仁义。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应更充分体现包容性。“苟富贵，勿相忘”。中国自己曾经积贫积弱，特别理解发展中国家渴望削减贫困实现发展的诉求，并愿意为之努力。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正确义利观”，强调“中国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不仅体现在中国的发展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商品、服务、投资和就业机会，体现在中国多次宣布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并提供其他援助，也体现在中国通过倡建亚投行等新开发机构的机制创新上。通过联合发达及新兴经济体为发展中国家“授渔”“造血”，中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义，为引导推动普惠、包容、共赢的新型全球化做出中国贡献。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习近平主席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20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热战”与“冷战”的轮番“洗礼”，变得更加理性和成熟。今天的人类比一百多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今天的中国也比一百多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积极作为，引领国际社会推动新型全球化发展，迈向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新世界。第三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分析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讲，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主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本章的研究具体至国别，细化至产业，并最终上升至战略。首先，利用陈佳贵、黄群慧等（2006）所构建的工业化综合评价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测度。其次，分析不同工业化阶段国家的工业产出产品的类型，在产能合作中的供给和需求，找出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所拥有的不同要素禀赋，产能合作中的优劣势产业、急需产业，基于此来确定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的产业对接潜力。最后，探析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主要形式和战略。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评价

本节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进行测度，并选取不同工业化水平的代表性国家，分析其所拥有的不同的要素禀赋，产能合作进程中的优劣势产业及急需产业，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新模式。

为了研究方便，在相关文献中一般将研究对象设定为“一带一路”沿线所主要涉及的65个国家，按照地域将其归类为东亚1国、中亚5国、蒙俄、东南亚11国、中东欧19国、南亚8国以及西亚中东19国等几个板块（见表3-1）。表3-1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

经典工业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几大重要指[1]标。本章沿用陈佳贵、黄群慧等（2006）的评价方法，分别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以上几个指标进行测度，并利用这些指标对这些国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进行综合评价。

针对可以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几大重要指标，本研究选取人均GDP来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选取三次产业产值比来衡量产业结构，选取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大体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工业结构，选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空间结构，同时选取第一产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来衡量就业结构。我们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不同指标的值与标志值相比较，确定某一个国家各个指标所对应的工业化阶段，然后利用阶段阈值法对每个指标的值进行无量纲处理，以对每个指标进行标准化打分。在确定了每个国家每个指标的评测值之后，采用加成合成法来计算反映一国工业化水平的综合指数。各个指标权重的计算利用层次分析法获得，其中人均GDP的权重为36%，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权重为22%，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的权重为22%，人口城市化率权重为12%，第一产业就业占总就业比权重为8%。

65个国家5个单项指标数据来源：（1）人均GDP（2005年不变价美元）。本文采用汇率-平价法（即取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核算值的平均值）来计算各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除缅甸和叙利亚两国外，其他国家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核算值均来自WB data，我们利用UN data里相同口径的数据将缅甸和叙利亚两个国家的人均GDP做相应补充；（2）三次产业产值比。除了缅甸、叙利亚、波兰、匈牙利、以色列五国外，其他国家该项指标数据均来自WB data，缅甸和叙利亚的数据同样来自UN data，波兰、匈牙利、以色列三国均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因此其该项指标数据来自OECD data；（3）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与三次产业产值比的数据来源类似，除缅甸、叙利亚、波兰、匈牙利、以色列五国外，其他国家该项指标数据均根据WB data的数据计算而得，缅甸和叙利亚的数据根据UN data的数据计算而得，波兰、匈牙利、以色列三国的数据则根据OECD data中的数据计算而得；（4）人口城镇化率。各个国家该项指标数据均来自WB data；（5）第一产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除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及斯洛文尼亚五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老挝、格鲁吉亚四个国家之外，其他国家该项指标数据均来自ILO data，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就业结构在三年之内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对于国际劳工组织官网中2014年数据缺失的国家，我们利用其2013年或2012年的数据来替代。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及斯洛文尼亚五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该项指标的数据均来自OECD data，而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老挝、格鲁吉亚四个国家的该项数据则通过网络查询做出相应补充。

基于上述方法和数据，我们得到“一带一路”65个国家2014年的工业化综合指标数值。若我们用“一”来表示前工业阶段（K=0），“二”来表示工业化初期（0＜K＜33），“三”来表示工业化中期（33＜K＜66），“四”来表示工业化后期（66＜K＜99），“五”来表示后工业化阶段（K≥100），同时，每个阶段又划分为前、中、后段，分别用Ⅰ、Ⅱ、Ⅲ表示，比如“二（Ⅰ）”表示工业化初期的前段，“二（Ⅱ）”表示工业化初期的中段，“二（Ⅲ）”表示工业化初期的后段。那么评价结果如表3-2所示。表3-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表3-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续表1表3-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续表2

如果充分考虑65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将其收入水平与工业化阶段相对应，可以得到如表3-3所示的结果。从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包括了工业化进程的所有阶段，且国家之间工业化进程的落差巨大，这充分说明了“一带一路”倡议“涵盖面宽”和“包容性强”的重要特征。

各国工业化水平和阶段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工业产品结构、比较优势和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不同。这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其他沿线国家之间“64+1”产能合作提供了机遇和可能性，下节试图以各国工业化阶段为分界点，选取不同阶段的代表性国家，探究我国与其他国家产业对接的潜力和类型。表3-3 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入水平排名与工业化阶段对比二中国与“一带一路”其他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基础

由表3-4可以看出，中国出口的前五大类商品分别是机电产品（资本密集型）、纺织品及原料（劳动密集型）、贱金属及制品（资本密集型）、家具玩具类（劳动密集型）、化工产品（资本密集型），其中机电产品的出口占总出口的近一半。机电产品（资本密集型）、矿产品（资源密集型）、化工产品（资本密集型）、运输设备（资本密集型）、光学钟表医疗设备（资本密集型）是中国进口的前五大商品。通过与出口前五大商品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目前处于以劳动、技术换资源、技术的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64个沿线国家的进口，目前还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表3-4 2014年中国大陆前六大类出口/进口商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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