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贫穷之路：中国和印度发展战略比较(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滇庆,柯睿思,李昕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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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贫穷之路：中国和印度发展战略比较试读：

前言

早在1964年，联合国就提出“向贫穷宣战”，并且在1999年公布了消除贫穷的《千年发展计划》。可是，至今全球还有40％以上的人生活在贫穷之中，每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高达800万。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人们纷纷为穷国出谋划策，众说纷纭。除了经济学家之外，还有些人从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历史地理、社会习俗、激励机制等方面来探讨导致贫穷的原因。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启发人们思考，可是也有一些文章不着边际，让人无所适从；有些文章在华丽的辞藻后面空洞无物；有些文章陷入了一个走不出来的逻辑陷阱：由于穷，所以穷，弄不清楚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体系绝大多数是由生活、工作在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主要是最发达国家的现象提出的。无可否认，这些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现象的本质和产生的原因时有其价值。但是，由于发展阶段、先天禀赋、文化历史的差异，有些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看似相同的问题，实际上其成因和经济行为者在做选择时所面临的最关键的限制因素却经常不同，因此，运用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经常遇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显然，当旧有的理论不能指导实践的时候，就应当发展新的理论。

终结贫穷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可是，如何才能终结贫穷？尚需认真探讨、摸索终结贫穷的道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四小龙”率先摆脱了贫穷。近年来，中国和印度相继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亚洲出现的变化鼓舞了发展中国家的斗志。人们特别关注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这两个国家人口众多，如果它们能够摆脱贫穷，肯定可以为那些穷国树立榜样，提供借鉴。

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结论：中国和印度走的是两条路。中国的路是正确的，非常遗憾，印度走错了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和印度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30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超过印度一倍多，各项经济指标都将印度抛在身后。如果印度不能及时改变发展战略，那么印度非但不能赶上中国，两国之间的差距也许会越来越大。

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是根据以下的一些依据。

1．必须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发展战略

在20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计划经济道路。结果，两国领导人赶超先进国家的良好愿望都落空了。赶超战略留下的惯性思维至今仍然困扰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穷国在经济发展上很容易犯急性病。如果选择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政府必然要作为发展经济的主体。为了给资本密集型产业筹集资金，就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控制经济。一旦开始控制，就很难刹车，最后很可能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违背循序渐进的原则很可能欲速而不达。

实践证明，必须充分发挥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才能取得长期、显著的经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彻底放弃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赶超战略。改换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必然要相应改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中国必须加速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印度需要调整发展战略，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下大气力发展能够创造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2．绝对不要只见资金不见人，过度依赖外部经济援助

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往往过度强调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却没有告诉穷国，资金从何而来？萨克斯（J．Sachs）等人极力主张增加外援，帮助穷国脱贫。实践证明，外部援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穷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对小国，外援可以起到显著的作用。可是，如果从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即使外部援助在短期内起些作用，也很难帮助穷国跳出贫穷陷阱。事实上，中国获得的外援远远不如印度，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远远高于印度。

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外援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第一，外国援助的信息传递和反馈渠道不畅。第二，外国援助给贪污腐败提供了土壤。第三，外援产权转移的原则不清楚。在人们自力更生、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产权是清晰的，谁创造的财富谁拥有产权。外部援助理应促进这个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能取代这个过程。无偿赠送外部资金，无论捐赠者出于如何良好的愿望，都很难形成真正的生产力。

尽管世界银行扶贫贷款总额不断增加，但仍然很难满足贫穷国家的需要。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战略问题，仅仅减免债务并不能使穷国脱离贫穷陷阱。外债拉动型经济增长很难持久，短期繁荣之后很可能再度陷入衰退。说到底，摆脱贫穷的根本出路在于让穷人有活可干，凭自己的双手来挣钱，自己养活自己，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3．从目前的竞争态势来看，中国和印度在人力资本上的差距可能越来越大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为两个部分：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可以分为两部分：固定资本量的增加和资本利用率的改善。根据中国1984～2006年的数据模拟证明：劳动生产率对产出的影响最大，资本利用率其次，再次是固定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对产出的影响最小。

中国改革30年来培养和训练出来2亿产业大军，形成了比较先进的工业生产组织，从而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反过来刺激了固定资本形成。印度所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合同和订单就不能开工，没有就业机会，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谈起。

4．人口陷阱是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人口分布拟合线的负斜率可以被视为“人口陷阱”的必要条件。中印两国人口结构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印度人口分布拟合线斜率为负，而中国为正。由于中国不存在人口陷阱，人口扰动在逐年变小，在度过新增人口高峰之后，只要能不断开拓就业门路，中国就业压力有可能获得缓解。“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条件。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根本谈不上什么“人口红利”。印度必须非常警惕，千万不要坠入人口陷阱。

5．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属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在工业化国家的市场经济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并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穷国和富国的经济周期规律有三点不同。第一，短缺经济和正常经济的区别。在缓解严重短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短期高速增长。虽然经济增长率很高，但是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第二，经济体的边界区别。不断拓展经济边界使得中国得以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可是，除了一些高科技领域之外，印度经济还被束缚在国境之内。第三，制度压抑型经济和一般经济体的区别。在解除了一些制度约束之后，蕴藏在社会中的能量得以释放，有可能导致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这种释放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

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政企不分是中国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能有效拓展市场边界，印度遭遇经济周期性衰退的时间可能来得更早一些。

6．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下一步产业转移的方向取决于市场竞争

研究一个国家的发展策略，不仅要考虑自身的资源禀赋，还要考虑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竞争态势，采取合理对策。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产业升级就是新陈代谢、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只有加速产业升级才能让经济体充满活力。第四次劳动密集型产品大转移的去向取决于市场竞争。看谁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更大的优势，不仅工资水平要低，而且劳动生产率要高。中国农村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要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绝非易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转移去印度，除了单位劳动力成本之外，还要考虑转移成本。在其他条件都相近的情况下，在经济体内转移的成本要比向国外转移更低。产业转移是全球竞争的结果，究竟花落谁家？要看下一轮竞争。

7．只有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才能促进整体竞争力

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四小龙”比较类似，农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印度的农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比重，农业劳动力比重也居高不下，甚至出乎意料地出现回升。这说明印度就业非常困难。跳跃式发展使得印度没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众多的人口非但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拖累了整体的竞争力。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必然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在低水平上徘徊，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的贫穷。

中国对外贸易不仅总量增加很快，而且在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迅速上升。印度出口初级产品的比重不降反升，说明印度的工业制成品缺乏竞争力，不仅阻碍了印度扩大出口，并且导致出口结构的倒退。

印度在高科技服务外包上取得很大进展。可是，脱离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注定走不远。印度模式并不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印度的实验能否成功，尚需拭目以待。

8．参与竞争的组别不利于印度的发展

中国走向世界市场是一个渐进过程，中国参与的竞争组别比较低，对手比较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依然保留着相当强的竞争优势，还有扩张空间。印度参加的竞争组别层次较高，对手的实力很强。虽然印度可以在IT产业中争取到一定的市场份额，可是竞争的前景并不看好。“中国制造”基本上并没有替代美国的劳工，和美国就业机会的外流没有多大关系。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提高了美国家庭的实质购买力。印度和美国在信息行业就业上具有替代关系。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美国收入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中国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印度从美国得到服务业外包，这些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都是合理的。

9．绝对不能让贪污腐败制度化

在20世纪，印度的贪污腐败问题比中国严重。最近几年，印度的清廉指数有所上升。

由统计数据可见：第一，穷国的腐败比富国更严重；第二，贪污腐败和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直接关系；第三，贪污腐败突然恶化与经济体制变革有关。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中寻租的空间很小。中国和印度都属于计划和市场同时并存的混合经济类型，难怪都存在贪污腐败的问题。中国和印度的寻租、腐败都来源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政府控制越多，寻租的空间就越大。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寻租和腐败。出现寻租并不可怕，但是绝对不能让寻租制度化。一旦制度化了，再要治理，难度和成本会很高。整治寻租的最佳方式是加速改革，限制政府，政企分开。

10．中国和印度各有优势，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中印度处于下风

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要低于印度，中国产品比印度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印度的劳动生产率虽有所提高，但仍然落后于中国。在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印度较中国要落后很多。印度的基础建设投资不足，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远远落后于中国。印度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上有如下不利因素：规模经济、劳动分工、人员训练成本、销售渠道和销售成本。印度的劳动法限制了印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企业规模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畸形发展形式，使得广大民众找不到足够的就业机会。

许多人希望印度能够赶上或超过中国，这是一件好事。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更能够激发中国人的斗志，需要经常提醒中国人，千万不能骄傲自满，稍不留意，印度就会赶上来。

中国要向印度学习，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积极推进金融制度创新，尽快开展民营银行试点，如果不彻底改革，金融危机势必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如果不能为更多的印度人创造就业机会，那么，印度不仅赶不上中国，两国之间的差距可能继续扩大。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竞赛刚刚开始，预言谁将最终取得胜利还为时过早。

在我们的研究中还涉及中国和印度的不平等问题。效率与平等是经济学永恒的课题。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必须认真对待。影响基尼系数的主要有三个因素：城乡差距、地域差距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其中，城乡差距是推动中国基尼系数上升的主要原因。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在于就业。中国最穷的人并不是在城市中的低收入劳动者，而是在农村没活可干的农民。尽快、有序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才是农村现代化的出路。

基尼系数通常被用来度量贫富差距。可是，由于中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都很大，使用基尼系数有很大的局限性。对于中国来说，第一，基尼系数高低和经济发展没有多大关系；第二，基尼系数高低和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关系；第三，基尼系数的变化不一定和社会稳定有关。显然，我们的解释和以往对基尼系数的理解有些相同。如果我们的解释是正确的，也许可以为今后基尼系数的使用提供新的思路。实际上，从中国的数据来看，无论是在某个具体的城市或乡村，基尼系数都没有超过警戒线，也没有显著扩大，这就是当前中国社会基本稳定的原因。

印度贫富差距变小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发展是硬道理。如果不能给民众提供就业机会，势必陷入贫穷陷阱，即使基尼系数再低，也不值得炫耀。

终结贫穷的道路在哪里？

毫无疑问，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各国的情况做具体分析，但是有一条原则肯定适用于所有的穷国，那就是要让民众有活可干。穷国除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必须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在穷国普遍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由于穷→收入水平低→储蓄率低→没有钱投资→国内购买力低→国内市场规模很小→没有就业机会→穷。如何打破这个循环？只有增加就业才是摆脱贫穷陷阱的突破点。摆脱贫穷要靠民众努力增加生产，让老百姓有活可干。既然国内市场规模很小，那么就只好另找出路，开发外部市场，给国民创造就业机会。对于穷国来说，有外援固然好，即使没有外援，有了订单就不怕。

是否以人为本，这是中国和印度发展战略的根本区别。只有给民众提供就业机会，让亿万民众亲身参与到变革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贫穷面貌。

我们对这个课题跟踪研究了很久。早在1996年出版的《政府和经济发展》一书中，我们就已经对比了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战略，并且在以后的一系列论文中从各个角度探讨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2007～2008年期间，徐滇庆休学术假，来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恰好柯睿思（Christer Ljungwall）也在这里访问。两个人拜读了萨克斯的《贫穷的终结》一书之后，决定再写本书，题目就叫《终结贫穷之路》。我们高度评价萨克斯对贫穷问题研究的贡献，非常敬佩他身体力行，深入非洲、亚洲，访贫问苦，具体帮助当地的贫民。但是，对于他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他力主增加外援，可是我们认为外援并不能真正终结贫穷，要脱贫还要靠民众自身努力，关键在于就业。在2008年，我们得到瑞典爱立信基金的资助，到印度讲学、访问。我们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印度的学者、官员和民众的肯定和支持，更坚定了我们要将这些观点整理成书的念头。在写作过程中，中山大学的李昕在国家留学基金的支持下来到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她为本书的撰写、数据统计、定量分析做了大量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可以将这本书奉献给大家。

虽然这本书是由我们3个人执笔的，可是其中汇集了许多人的真知灼见。我们曾多次和林毅夫教授探讨经济发展战略和比较优势。林毅夫在2007年马歇尔讲座上的报告《经济发展与转型》在许多方面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不仅研究水平出类拔萃，而且学风严谨、自由、开放，为我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研究环境。在这里我们得益于和许多专家、学者的讨论，周其仁、霍德明、巫和懋、姚洋、陈平、卢峰、平新乔等人都对本书贡献甚伟。非常感谢于宗先、吴敬琏、茅于轼、张曙光、盛洪、王小鲁、樊纲、易纲、谢平、冯新元等人对我们的帮助和指教。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印度、瑞典等国许多朋友的指点和帮助，需要致谢的名单很长，我们特别希望向Ramona Lumpkin，Trish Fulton，Arne Bigsten，Ari Kokko，Magnus Blomstrom，Chia-Shang Chu，Borje Ljunggren，Thommy Svensson，Byasdeb Dasgupta等人表达我们最衷心的感谢。如果没有朋友们的帮助，我们绝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衷心感谢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Huron College，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Stockhome School of Economics）、瑞典高级亚太研究院（Swedish School of Advanced Asia-Pacific Studies）、哥登堡大学（Gothenburg University）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它们非常关心这项研究，慷慨地给予了各方面的支持。

必须特别感谢我们的另一半——关克勤和Annika。当我们全神贯注地投入研究和写作的时候，是她们始终给予理解和支持。她们不仅在后勤上提供了最佳保证，同时还经常参与讨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如果说我们的研究对社会有点贡献的话，其中有一半应当属于她们。

在这本书中，有许多观点属于我们的初步探索，可能和以往文献中的提法并不一致。对一些流行的观点，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力求严谨、完整、正确，但是由于水平所限，难免会存在许多谬误，我们衷心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指教。徐滇庆 柯睿思 李昕2009年6月25日

第1章 向贫穷宣战

地方贫穷在继续恶化。● 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加大。● 为什么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 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在短时期内实现赶超，而有的国家的经济发

展快一阵，慢一阵，依然贫穷？● 研究贫穷的目的并不是满足于解释已经发生的事件，更重要的是

如何才能帮助穷国赶上来。战胜贫穷，任重道远

终结贫穷是人类的一个梦想。

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都在追求一个没有贫穷的大同世界。

在1964年，联合国提出了“向贫穷宣战”（War on Poverty）的口号。

在新千年开始的时候，联合国的191个成员国签署了《千年发展计划》（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这个计划有八大目标：第一，消除极度贫穷和饥饿；第二，广泛普及小学教育；第三，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第四，降低儿童夭折率；第五，改善母亲健康；第六，防治艾滋、疟疾和其他疾病；第七，保护环境的可持续性；第八，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合作。该计划雄心勃勃地宣告，到2015年，世界各国将在1990年数字的基础上把贫困人口减少一半。

我们非常希望联合国的《千年发展计划》能够早日实现，但是，从以往和贫穷作战的经验来判断，良好的愿望并不一定会转变为现实。多少年来人们反复提及要消灭贫穷，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贫穷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始终在世界徘徊。除了“终结贫穷”的豪言壮语之外，我们还需要认真研究一下导致贫穷的原因，探索帮助穷国走出陷阱的途径。贫穷的标准

大多数中国人对贫穷记忆犹新。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遭遇了大饥荒，几千万人被夺去了生命。只有亲身经历过饥饿的人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贫穷。贫穷意味着：人均收入低；人均寿命短，而婴儿夭折率很高；缺乏食品，每人每天吸收的热量（卡路里）不足，营养不良，每天为生存挣扎；缺少住房，没有清洁饮水供应；缺乏医疗服务，疾病丛生，等等。

如何度量贫穷？人们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指标往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尽管人们对各国GDP统计数字的可比性并不满意，但是，人均GDP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

世界银行的标准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极端贫穷（赤贫），第二类为贫穷，第三类为中等收入，第四类为高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每人每天低于1美元的属于赤贫，在1～2美元之间的属于贫穷。2008年全球人口总数为67亿，极端贫穷大约占16.6％，贫穷人口总数占25％。如果把赤贫和贫穷都称为穷人，那么穷人超过全球人口总数的40％。也就是说，目前全世界还有25亿人有待脱贫。

阿扎瑞第斯（Azariadis）估计的贫穷人口数字略高于世界银行，他估计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每天消费低于2美元，有20％的人生活在每天消费低于1美元的赤贫状态。

人们常用几个指标来度量居民的身体健康，例如，平均预期寿命和婴儿夭折率等，从侧面反映出居民的贫困程度。如果居民收入较高，身体普遍比较健康，平均寿命也就比较长。反之，在饥饿、缺乏清洁饮水和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平均寿命比较短。

表1-1显示，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在世界上排名第二，为82岁。世界平均值为66.26岁。非洲许多国家的人均寿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排在末尾的安哥拉，平均寿命只有38岁。相差何等悬殊！表1-1 平均寿命及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资料来源：World Facts，CIA，2008。

婴儿夭折率是另外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指标。如果居民收入状况较好，生活水平较高，孕妇的健康状况较好，她们能够在具有良好医疗条件的医院中分娩，那么婴儿夭折率较低。否则，婴儿夭折率就较高。婴儿夭折率的数据可靠性比较高。在一般情况下，统计部门没有理由夸大或缩小婴儿夭折率。

从表1-2可以看出，在安哥拉每1000个婴儿中有182个在出生过程中夭折。而这个比率在医疗保健条件较好的新加坡只有2.3‰，全球平均值是42‰。非洲穷国的婴儿夭折率是OECD国家的40～50倍。表1-2 婴儿夭折率以及世界各国的排名资料来源：World Facts，CIA，2008。

此外，从受普及教育的人口比例、医护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医疗保健支出、清洁用水、人均电力消费、人均消费食物的热量等指标，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巨大差距。

根据联合国统计，每年有800万人因极端贫穷而死亡。贫穷如同恶魔一般，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生命。贫穷的地理分布“千年发展计划”以2015年作为全球脱贫的第一阶段，至今时间过去了一半多，我们看到了一些进步，可是脱贫进程在全球很不均衡，总的来说，效果不尽如人意。

在这段期间内，在东亚，特别是中国，赤贫和贫困人口在持续下降；在印度和南亚次大陆，贫困状况在逐步改善；而非洲国家似乎还没有看到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苗头，贫穷状况依然如故，甚至在一些地方贫穷在继续恶化。

非洲有50％以上的人生活在赤贫状态。近年来，非洲赤贫人口的绝对数字还在继续攀升。在1980～2000年期间，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下跌。即使某些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有点增长，可是还不足以弥补他们在80年代的衰退。

尼日利亚的人均GDP在1980年为1000美元，到了2002年只有300美元。赞比亚的人均GDP从1980年的680美元开始下跌，到2002年只有可怜的340美元。津巴布韦的人均GDP在1982年为1100美元，可是到了2002年只有480美元。由于恶性通货膨胀，2007年的数字很难统计，估计大约在200美元左右。

坦桑尼亚在1960年的时候人均GDP为478美元，在接受中国援助之后，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2000年，人均收入只有457美元；2007年坦桑尼亚的人均GDP只有412美元。考虑到在近十几年内，美元购买力几乎下降了一半，这些国家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得更为严重。

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周边国家，2001年人均GDP只有271美元，平均每人每天的收入只有0.74美元。一般人很难想象在如此微薄的收入之下人们是如何生存的。在赤贫状况下，这个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6岁，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在1980～2000年期间，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为－1.1％。赤贫人口比例非但没有下降，反而逐步上升。贫穷带来的种种弊端越演越烈。

在1980年，东亚（包括中国）的赤贫人口比例高达58％，到2001年已经急剧下降为15％。当旅游者在中国大城市，例如上海、北京、深圳等，看到摩天大厦，现代化的设施，很难相信在内陆地区还有几千万人有待脱贫。中国是个领土广袤的国家，贫富差距很大，有些刚刚脱贫的人在几年以后又重新落入贫穷陷阱。帮助西部穷人脱贫依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南亚（包括印度）赤贫人口的比例从1980年的52％逐年下降，到2001年为31％。显然，南亚正在逐步脱贫，但是其脱贫的速度赶不上东亚。东亚的赤贫人口比例在1980年高于南亚，但是，在2001年已经显著低于南亚。

在这段时期内，拉丁美洲的赤贫人口始终保持在10％左右，而东欧地区的赤贫人口的比例从微不足道的数字上升为4％。显然，休克疗法严重冲击了东欧各国经济，使得相当一部分居民跌入了赤贫状态。

2009年1月26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了世界粮食高级别会议，目的是讨论威胁10亿人的饥饿问题。据统计，全球挨饿的人中有63％分布在印度、刚果、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等地。全球有12个国家陷入严重的饥荒，有4900万人亟待救援。

比赤贫稍好一点的是贫穷人口，他们中间大约87％分布在东亚、南亚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东亚贫穷人口的比例有所上升，主要原因是许多家庭摆脱了赤贫状况进入贫穷行列，却没有进入中等收入行列。无论如何，他们从赤贫上升为贫穷，日子好过一些。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内地许多省市的大部分居民还没有脱离低收入组别。虽然东亚贫穷人口的比例有所增加，但是总的趋势良好。拉丁美洲的贫困人口比例一直维持在15％左右。

按照萨克斯提出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赤贫人口超过总数的25％，这个地区就被称为绝对贫困。如果赤贫和贫穷人口加在一起超过人口总数的25％，则称这个国家或地区为中等贫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都是绝对贫困，南亚大多数国家也属于绝对贫困，东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基本上属于中等贫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摘掉了中等贫困的帽子，主要贡献来自于中国。联合国重点扶持的地区依然一贫如洗，困难重重。终结贫穷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需要认真思考脱贫的理论和策略。贫穷线的设定

由于世界各国对贫穷线的定义各有不同，横向比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并没有多大意义。实际上，如果能够提醒人们注意贫穷的严重性就足够了，而不必过于在意贫穷线的具体数值。

第一，由于各国的物价水平相差很大，对于同样的1美元，其购买力相差悬殊。人们对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作为赤贫的标准也有异议。

第二，因为各国的通货膨胀率不同，汇率也在不断波动之中，如今1美元的购买力和10年前大不相同。有的国家，什么都没变，仅仅由于货币贬值，计算出来的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可能有所增加。

第三，如何将各国的购买力统一折算到基年，存在着不同的处理方法，也有可能影响到对贫困线的确认。

第四，虽然各国都采用“贫困线”这个术语，但是各国规定的贫困线标准各不相同。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其消费水平可能超过在非洲和亚洲的中等收入家庭。

第五，迄今为止，人们对有关家庭收入的定义和采样方法颇有争议，在不同国家统计数据之间缺乏可比性。如果数据内涵不同，即使采用同样的术语，也很难进行横向比较。因此，各个统计机构公布的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差别较大乃意料之中。富国越富，穷国越穷

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帮助后进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可是，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令人非常失望，从全球的统计数字来看，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加大。

在200年以前，无论欧洲、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人们都很穷。拿现在的标准来说，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当低，购买力很低，缺乏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等。即使皇室贵族，虽然不缺酒肉，但也没有冰箱，没有电视。出门只能驾着马车，哪里有汽车、飞机？

孔夫子说：“不患贫，患不均。”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往往是诱发农民起义的原因。从某种意义来说，每次社会动荡都是在调节贫富差距。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在付出了重大的社会代价之后，新王朝不得不采取一些让步政策，缓和社会矛盾。但是，在封建统治下，必然再度出现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恶化，最终导致下一场社会动荡和调整。

虽然在各国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时而大时而小，但是在200年前，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当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的时候（1521年），在他的眼中，中国、印度的居民生活水平比欧洲还高。直到18世纪后期，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程度仍相差无几。

根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教授的研究，在工业革命在英国刚刚开始的1820年，英国和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只有4倍。可是，到了2007年，最富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穷的国家高出200倍。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差距依然在50倍以上。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870年世界上高收入组别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人均收入的比例是11倍。在1960年前后，非洲一些国家的人均GDP大约在400美元左右，而工业国的人均GDP大约是12000美元，两者相差30倍。

如果穷国处于停滞状态，经济增长率为0，假定富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那么在30年以后，贫富差距从起始的30倍上升为76倍。如果富国经济增长率为2.5％，那么差距则上升为96倍。非常不幸，许多非洲国家在最近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这种低增长率和停滞状态使得贫富差距不断加大。

从表1-3中可见世界各国贫富差距之大。2007年，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美国的人均GDP为45800美元，在世界228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0。排名在末尾的津巴布韦，人均GDP只有200美元。和美国相比，两者相差229倍。刚果人均收入300美元，和美国相比，相差150倍。表1-3 人均GDP及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资料来源：World Facts，CIA，2009.2。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世界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我们选取最富的和最穷的两组国家进行比较。普遍认为，经合组织（OECD）的成员，除了墨西哥和土耳其之外，属于国际认可的发达国家。在排除墨西哥与土耳其两国后，总共有28个国家。我们选择在1960年人均GDP排名最低的28个国家作为比较的对象，这28个国家主要分布于亚洲与非洲地区。在最穷的国家当中，阿曼和博茨瓦纳两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们在1960年很穷，但是很快就变富了，考察其原因，两国都是资源型经济增长。阿曼虽然不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但其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是中国的第五大石油进口国。博茨瓦纳是世界上生产钻石产值最大的国家，2004～2005年度产值曾达到28.15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它们和大部分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一样，是依靠自然资源翻身的，对于解决当今的贫困问题不具有代表性，因此，我们将阿曼和博茨瓦纳两国在备选样本中剔除。

由于各国通货膨胀率不同，我们采用经过购买力平价折算的当期各国人均GDP（美元）进行比较。图1-1显示的是28个OECD国家以及26个在1960年最穷的国家人均GDP在近40年中的变化。图1-1 OECD国家与最穷的26个国家的人均GDP资料来源：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database，CIA。

从图中可见，穷国与OECD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条曲线之间的距离在过去40年间不断被拉大。在1960年，OECD国家的人均GDP为1543美元，穷国人均GDP平均值为79美元，两者相差1463美元；到了2007年，这两组样本的平均值分别上升到35400美元及1711美元，差距扩大到33688美元，较1960年缺口扩大了23倍多。

如果我们将世界各个经济体按照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个组别，由富到穷排个队，在最近的100年内，各国在排列中的位置基本上没变。

富国依然富，穷国依然穷。

纵观历史数据，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第一种是维持在原来的组别中，随着同组的其他国家“均匀”地增长。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并没有改变其所属的组别，仅仅在该组别内的位置上下有点变化。另外一种变化是，有些国家不仅高速增长，而且改变了所属的组别，从较低的一组跃进到更高的一组。用比较流行的说法，这就是赶超。不仅赶上，而且还要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只有为数不多的经济体改变了在排序中的位置。在20世纪中叶，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实现了经济起飞，从低收入行列跃入高收入组别。

例如，按照人均GDP排名，1960年，韩国在世界排名第163位，到1970年上升为第155位，1980年名列第59位，1990年名列第58位，2007年上升为第41位。我国香港地区在1950年时人均收入只有240美元，在世界排名榜上位于低收入组。可是，到1980年，香港的人均GDP已经达到6441美元，排名上升为第28位。2007年，香港的人均GDP高达42000美元，在世界上名列第14位。

另一个例证是中国。1960年中国的人均GDP仅有92.01美元，全世界排倒数第19位。1980年排名第201位，到2000年上升到第135位，2005年名列第107位。中国的赶超还远远没有结束。

也许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在100年前，所有的选手都站在几乎相同的起跑线上。在马拉松竞赛中逐渐拉开了距离，形成了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久而久之，人们似乎已经对这样的梯队划分习以为常。各个梯队之间的距离在继续扩大。从长程来看，毫无疑问，第一梯队的选手的平均速度要高于第二和第三梯队。可是，在第三梯队中有些选手，例如“四小龙”和中国，突然加速，越跑越快，离开第三梯队，赶上了第二梯队，有些还进入了第一梯队的前列。

我们关注的焦点将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为什么三个梯队之间会拉开距离？第二，为什么多数选手都保持在自己的梯队中，而有些选手能够赶上、超过其他选手而进入更高的组别？

我们在研究富国和穷国的差距时，一方面要探讨为什么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关心绝对速度，更要关注相对速度。要特别留意，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在短时期内实现赶超，而有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快一阵，慢一阵，最终还保留在原来的梯队当中。

在马拉松比赛中，我们希望领跑的选手跑得更快，然而，最重要的是要设法让那些跑在最后的选手赶上去。正如萨克斯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帮助那些最贫穷的人脱离极端贫困的悲惨境地，以使他们按照发展的阶梯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贫穷的终结不仅意味着结束极端苦难的状态，更意味着经济进步的开始以及伴随着这种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希望和安全感。”

研究贫穷的目的并不是满足于解释已经发生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帮助第三梯队中的穷国赶上来。最值得关注的恰恰是那些落在最后、处境最困难的最穷的国家。

第2章 贫穷陷阱

这些经济进展非常脆弱，很不稳定，一遇波折，自我恶化，再度

跌入贫穷。● 萨克斯列举了种种贫穷陷阱，核心就是缺钱。● 引起贫穷陷阱的原因众说纷纭，令人无所适从。● 无论从哪个角度提出解释，在逻辑上必须遵循严格的论证程序。

要避免循环论证：因为穷，所以穷。● 拿储蓄率低作为贫穷的理由犯了一个逻辑循环的错误。● 有人认为，因为穷国的市场规模太小，不适合技术创新，因为缺

乏技术创新所以穷。穷和缺乏创新互为因果，陷入一个不可解释

的循环。● 如果找到合适的政府规章制度再加上市场自由化就可以摆脱贫

穷，早就没有贫穷陷阱了。● 探索终结贫穷的道路，要在复杂的现象当中抓住主要矛盾，大胆

创新理论，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如果陷于烦琐哲学和教条

主义之中，空谈再多也无济于事。萨克斯的八大陷阱

在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和贫穷被单独列为一个分支。由此可见，产生贫穷的原因绝不简单，很难用几句话回答。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脱贫的艰巨性，把很难摆脱贫穷的现象称之为“贫穷陷阱”（PovertyTraps）。

什么是陷阱？

如果路人踩到一个小坑，抬腿就迈了出去，没有人把路上的坑坑凹凹叫做陷阱。陷阱一定是个大坑，一旦掉进去了，就很难爬上来。陷阱的四壁非常陡峭，光滑，缺少立足点，往往爬了一半，一不小心又跌了回去。在爬的过程中，由于地心引力，自身的重量会把人一次又一次坠回坑底。

地心引力和自身重量是阻碍人们爬出陷阱的“自我恶化”（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的根源。贫穷也像一个陷阱。许多穷国即使在某些时候取得一些进展，可是这些经济进展非常脆弱，很不稳定，一遇到天灾人祸就再度跌入贫穷。

人们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角度分析贫穷陷阱的成因。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一书中有段很精彩的论述：“对为什么有些国家未能取得经济增长的解释常常着眼于贫困国家自己的过错——贫困是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腐败以及阻碍现代经济发展的落后文化所导致的。然而，社会经济系统是复杂的，由很多可以运动的部件所组成。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假设只有一个部件出了毛病，经济发动机的不同部件都有可能出现问题，甚至是崩溃，从而使整个经济增长的机器陷于停滞。”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穷国的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萨克斯列举了八种主要的原因：

第一，贫穷陷阱。贫困本身成为经济停滞的原因。萨克斯断言，当贫穷现象非常严重时，穷国不能依靠自身的能力摆脱这种困境。人们需要用全部收入来维持生存，根本没有多余的收入用来投资。在2007年，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的储蓄率还不到10％，而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储蓄率为25％左右。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例如中国，储蓄率高达40％以上。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非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为零，甚至负增长，而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就显得非常合情合理。

第二，地理位置。萨克斯指出：“被陆地包围的多山地区面临着扼杀几乎所有现代经济活动的高昂交通成本，以及经济上与世隔绝的状态。”他引用许多经典著作，总结了世界上穷国和富国的地理分布，论证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区域经济学中研究了投资的地域选择。众所周知，对于交通条件很差的内陆地区，或者自然环境相当严酷的地区，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都很高。除非有特殊理由，人们不会选择这样的地区投资。例如，美国中部的一些州，由于地理条件差，人烟稀少，很少投资。在中国的黄土高原，由于缺少水，开发成本非常高，很难吸引投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只能顺应自然规律，选择条件最适宜的地区投资。

萨克斯很明确地反对地理位置决定论。他认为“不利的地理因素提高了解决农业、运输以及健康问题的成本，因此使一个国家更易于陷入贫困陷阱之中。”但是，“所有这些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毁灭性的。现在到了该放弃地理环境决定论这种假想的怪物的时候了。这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地理不利因素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决定了一国经济的发展。而问题的关键仅仅是这些不利因素要求这些国家比那些地理上更为幸运的国家进行更多的投资。”

第三，财政陷阱。如果政府很穷，没有财力进行必要的投资，就使得这些国家陷入贫穷。萨克斯总结了三个原因：第一，人民本身非常贫困，因此无法征税；第二，政府可能不称职，腐败或低效率，因此不能征收足够的税收；第三，政府可能已经负有巨大的债务，必须使用其有限的税收收入来偿还债务而不是将其用于新的投资。

第四，政府失灵。萨克斯指出：“当政府不能履行其最基本的职责时，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政府失灵’，其特征是战争、革命、暴乱、专政等。”“国家失灵不仅仅是经济灾难的原因，而且常常是经济灾难的最后一个阶段。在一个令人炫目和震惊的不稳定的漩涡中，国家失灵与政府失败二者互相追逐。”

第五，文化障碍。对妇女的歧视，对少数民族或宗教的歧视都会使得一部分人陷入贫穷，同时也拖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后腿。

第六，地缘政治学。外国设定的贸易壁垒会阻碍某些国家的脱贫过程。无论贸易制裁出于什么目的，其结果往往是该国的人民变得更加贫穷。

第七，缺乏创新。创新活动的不平等扩大了全球收入的不平等。萨克斯引用数据说明，低收入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37％，其GDP占全球的比例只有11％，可是在美国注册的专利发明还不到1％。拥有专利最多的20个国家全部都是高收入国家，其拥有的专利占全球98％。当我们看到这些数据之后依然困惑不解。既然创新如此重要，而且是“造成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发展差异的最根本的原因”，那么，为什么穷国不搞创新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穷。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能力来接受教育、搞科研创新。萨克斯提出的另外一条理由，穷国和富国在创新上巨大的差异，问题的症结是市场规模。穷国的市场规模太小，不适合技术创新。富国有大规模的市场，提高了创新的激励，将技术推向市场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率，扩大了市场规模，进而为创新提供了新的激励。

第八，人口陷阱。在穷国平均生育率为5个孩子，人口每过一代就翻一番。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土地、环境、资源带来很大的压力，贫困家庭无法负担众多儿童的营养、教育和健康，最终使得贫困现象更为恶化。众说纷纭，无所适从

除了萨克斯提出的八大陷阱之外，还有许多讨论贫穷陷阱的论文，汗牛充栋。众说纷纭，使人无所适从。有些建议片面强调一个方面，有些建议冗长枯燥，罗列各种原因，好像是在开中药铺，让人摸不到头绪。缺乏投资

有人认为，由于穷而没有储蓄，由于缺乏储蓄就没钱投资，由于没有足够的投资就难以取得经济增长，由于没有经济增长自然就很穷。从穷出发，又回到穷，整整转了一圈。外部援助不足

主张外部援助的建议最多。许多人呼吁通过外国投资帮助穷国，把一部分资源从世界上富有的国家转移给穷国。经济结构扭曲

有人主张造成贫穷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的扭曲。如果能够改变产业结构，推动工业化，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就可以提高生产附加值，促进脱贫。从数据上来看，工业的边际收益要远远高于农业，富国的农业比重远远低于穷国。理应逐步将农业人口逐步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可是，这些建议并没有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实现这个转变。国际贸易

有人认为摆脱贫穷、促进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贸易。实际上，在消除了穷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各项壁垒之后，贸易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发生。穷国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口，自然也没有多少外汇进口所急需的设备和技术。有人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贫穷的根源来自于贸易。他们认为，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列国用军舰大炮打开穷国的大门，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如今，富国通过不平等贸易掠夺穷国。他们认为穷国出口原材料、劳动密集型产品，富国出口高附加值的商品，富国通过贸易剥削穷国。这些人反对贸易，主张倒退回闭关自守的状态。每年WTO开会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新左派来闹场。这些人不仅缺乏基本的经济学知识，甚至连最基本的历史知识都没有。中国人闭关自锁闹革命折腾了20多年，俄罗斯试验了70年。如果自力更生能够改变贫穷，还用得着改革开放吗？不负责任地空喊口号，只能满足一时的口舌之快，对脱贫无济于事。他们除了给WTO会议制造一些麻烦之外，在经济学界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呼应。政治不稳定

有人拿贫穷归罪于内战和动乱。确实，凡是经常打内战的国家都很穷。如果战火不断，什么国家也难以摆脱贫穷。可是许多没有内战和动乱的非洲国家怎么也没有摆脱贫穷？

极少数人非常极端，他们主张来一场革命，消灭剥削阶级，从而一劳永逸地消除贫穷的根源。可是，革命之后怎么办？他们也说不清楚。近年来，公开鼓吹以中央计划代替市场经济的人已经很少了。站在阶级斗争角度来观察贫穷的人也许能够揭露一些事实，对未来却非常模糊。他们像“愤青”一样，批判有余而几乎没有创新。政府失灵

许多人认为政府失灵是导致贫穷陷阱的主要原因。或者政府干预过多，或者政府管得太少，或者管理不得当。毫无疑问，制度失误可以直接导致贫穷陷阱，也可能和市场失灵交互作用，加剧贫穷陷阱。有些人把政府政策当做是外生变量，把注意力放在寻求“正确”的经济发展政策上。他们坚信，如果将正确的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就可以根治贫穷。

有人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过度管制压抑了市场竞争，限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妨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脱贫的关键在于消除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障碍。最好的政策就是市场自由化。按照经济学理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资本都会自动地追逐利润。有利可图就能调动资源，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达成社会福利的最优化。如果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就要受到惩罚。主张这些观点的人认为脱贫的重点是理顺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特别是要限制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他们建议：完善市场竞争规则、保护产权、抑制掠夺和欺诈、保持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提供稳定的法律保障和宏观环境，保证物价、利率、汇率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取消各种限制民间投资的制度性约束，等等。

好的管理和政府政策是摆脱贫穷的必要条件。这样说有些道理，却难以服众。改善市场环境的努力在许多国家实践之后，迟迟没有出现预期的经济增长。有些国家的政府还算稳定、有效，可是经济增长却陷于停顿甚至倒退，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例如，非洲的马里，在许多评级中都被列为市场自由化程度较高，市场机制比较健全，政府的贪腐程度并不严重，各项政府的政策和规章制度并没有严重的扭曲。可是，马里还是非常穷困。按照联合国发展报告，马里有70％的人每天消费还不足1美元，婴儿夭折率高达230‰。在2001年，马里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甚至比1980年还低5％。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人们全方位地进行了各种试验，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从外部推动许多穷国采纳经济自由化政策，帮助他们消除障碍，建立和发展市场，在开放市场上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这些尝试鲜有成功。

如果找到合适的政策再加上市场自由化就可以摆脱贫穷，那么早就没有贫穷陷阱了。文化

有些人认为，一国的文化能够影响人们对于工作、休闲、风险、教育的态度，会影响人们的创造力和相互信任。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文化阻碍了经济发展。林毅夫不赞成这种观点，他反驳说：“文化往往是一种既定的或变化缓慢的因素，把它当做经济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的难点在于，文化无法解释一个国家在长期停滞后的突然起飞，如20世纪60年代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和印度。文化也无法解释拥有同样文化的国家（如韩国和朝鲜，前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经济绩效上的显著差异。”

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世界各国、各民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无论哪个民族、宗教和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局限。只能依靠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改进习俗和观念。传统是在变化的，但是有其自身变化的内在规律。这个改变是长期、渐进的过程，有时快，有时慢。绝对不能简单地依靠行政或外部力量来强行改变传统。在经济发展中，人们只能寻找最适合的发展策略，而不能要求这个国家改变传统来接受某种政策建议。如果反客为主，本末倒置，往往事倍功半。

实际上，文化和传统也是在逐渐改变的。巴格瓦蒂（Bhagwati）举例说，在1915年，有位澳大利亚专家说，日本人“是一个容易满足的、随性的、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你能把这些评价和当前有严格时间观念、勤奋的日本人联系在一起吗？信息传递不畅

有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过高，使得许多政府确定的规章制度不能得以实施，政策设计得再好也徒具虚文。由于缺乏信息，难以发展生产，没有足够的生产和交易活动，取得信息的范围就更小，最终导致信息更为缺乏。缺少信贷和保险

有人认为，由于穷人没有可供抵押的资产，很难取得信贷。由于缺少信贷，很难投资，结果穷人更穷，更没有取得贷款的条件。缺乏资金是造成恶性循环的原因。有人认为，由于没有保险，为了维持生存，穷国往往选择那些风险较小但是回报也较低的项目，进一步导致贫穷。市场规模

由于市场规模太小，使得人们没有办法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和规模化生产。由于生产难以发展，反过来限制了市场规模增长。缺乏基础设施

还有人提出，由于缺乏基础设施使得交易成本很高，阻碍了经济发展，而缺乏经济增长又使得这个国家没有资金来投资基础设施，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教育落后

有人把教育和培训放在首位。他们认为，由于穷，无法普及教育和在岗培训，工人的教育和技术水平低，单位劳动力成本降不下来，竞争力就不强。由于拿不到订单，就更没法进行在岗培训，于是技术水平就更上不去。应当开办学校，派出更多的留学生，广泛吸取世界各国成功的经验。这些分析遇到了同样的矛盾，办教育的资金从哪里来？医疗保健不足

有人主张以医疗卫生作为帮助穷国脱贫的突破口。如果考虑到医疗保健的经费，恐怕又落入了由穷到穷的循环。贪污腐败

有些政治经济学的学者认为，腐败现象也会自我恶化。如果腐败猖獗，贪官污吏得到好处，而当局没有严肃地治理腐败，更多的人会受到腐蚀，使得腐败更严重。一旦贪腐制度化，各级官员将贪污视为常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再要治理贪污，法不治众，实现廉政相当困难。这些自我恶化还会相互影响，例如，腐败会造成信息扭曲，削弱人们投资的信心，外国资本不愿意到贪腐成风的地方投资，甚至本国资本都要外逃，从而使穷国在贫穷陷阱中越陷越深。这些分析非常正确，可是，腐败不严重的国家却未必能脱贫。路径依赖

有些人认为，路径依赖是形成贫穷陷阱的另一个理由。在穷国，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渴望改变现状。制度性的缺失会造成扭曲状态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会千方百计地阻扰改革。贫穷固然不好，可是，要摆脱贫穷就要改变现状，某些利益集团可能会受到一些冲击，丧失某些特权，甚至丢失存在的基础。倘若要他们放弃特权，有些人宁可维持现状。由于改革充满着不确定性，在改革初期，有可能使得民众的福利在短期内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从而给既得利益集团提供反对改革的理由。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路径依赖。如果没有较大的推动，有些国家宁愿维持现状，在贫穷的轨道上继续运转。

例如，布隆迪在1993年赢得民族独立之后一直受到内战的困扰。战争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经济，使得国家变得越来越穷。人均预期寿命在1992年有54岁，到了2000年下降为41岁。在这段期间内家庭消费下降了35％。各路军阀必须依赖内战才能继续存在，不管他们是否从内战中得到了好处，仇恨、恩怨和利益冲突让他们继续厮杀。尽管内战对于国家和人民是严重的灾难，但是各路军阀却毫无改悔之意。

如何改变穷国的路径依赖？除了经济之外还涉及政治、社会、心理、民俗、文化、宗教等许多方面。实质上，探究路径依赖还是在研究同一个课题：如何摆脱贫穷陷阱？

引起贫穷陷阱自我恶化的清单还可以延展下去。总之，对于穷国来说，自我恶化就好像掉进贫穷陷阱之后的地心引力一样，这个难以摆脱的下坠力量使得贫穷变成了一个难以治愈的痼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学派都有发表自己看法的自由。然而，无论从那个角度提出解释，在逻辑上都必须严谨。务必要避免循环论证：因为穷，所以穷。有些论述看起来似乎滔滔不绝，非常雄辩，可是在华丽的辞藻之下却没有什么内涵。即使列举再多的数据和案例也很难说明问题，只能使人陷入烦琐哲学，不得要领，迷失方向。贫穷陷阱的内在矛盾

在萨克斯的《贫穷的终结》一书出版后，纽约大学伊斯特里（W．Easterly）在《经济文献》（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发表书评，将萨克斯的“贫穷陷阱：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穷国的储蓄率不高。几乎所有的收入都用来维持生计，因此，没有能力进行投资，没有足够的资本使他们脱离贫困。第二，穷国有太多的儿童，人口增长率太高了。第三，资本短缺，使得资本具有递增报酬规律。也就是说，只要投资就能得到超高的资本回报率。因此，结论是如果有了大笔投资，穷国就能脱贫。”

伊斯特里认为萨克斯的建议是不切合实际的空想。他毫不隐讳地称之为乌托邦。

伊斯特里认为萨克斯主张通过一次大推动，使得穷国脱离贫穷陷阱。他质疑，大推动的动力来自于何处？外国援助是否具有信息对称性，是否能实现有效的监督，是否能够将外援分配到确实需要帮助的穷人手中，而不是被中途截流，落入贪官污吏手中。实践证明，很难设计外部援助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往的国际援助效果不佳，弊病甚多。

尽管萨克斯对“贫穷陷阱”的分析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可是，不难看出许多内在的矛盾。

第一，萨克斯认为储蓄率低是贫穷陷阱的首要原因。确实，如果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的来源，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就难以脱贫。说穿了，因为穷，所以没有储蓄和投资，因为没有储蓄和投资，所以穷。请问，如果储蓄率很高，手里有很多资金投资，还是穷国吗？正是由于没有资金，才称之为穷国。从表面上看似乎有理，实际上是因果互相解释，拿储蓄率低作为贫穷的理由犯了一个逻辑循环的错误：因为穷，所以穷。等于什么也没说。

第二，萨克斯肯定了这样的观点，即地理因素只不过提高了农业、运输以及健康问题的成本，因此使一个国家更易于陷入贫穷陷阱之中，但并不是导致贫穷的决定性因素。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可是萨克斯在讨论地理因素差别的时候又把贫穷的原因归于投资不足，说来道去，他认为穷国之所以穷是缺乏必要的投资，否则，地理位置也未必导致贫穷。如前面所述，如果某个国家拥有大量资金，根本就不是穷国，还用得着我们操心吗？

第三，实际上，财政陷阱和贫穷陷阱几乎是同义词组。因为穷，不仅收不上来税，还欠下一屁股债。如果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还属于穷国吗？

第四，毫无疑问，政府失灵是导致贫穷的重要因素。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今世界看到许多活生生的例子。在非洲一些国家，内战不断，人民生活在乱世之中，尚且不能苟全性命，哪里还谈得上经济发展？我们衷心希望那些地区能够停止战乱，开始和平建设，但是，这些课题超出了我们研究的范围。

第五，消除文化障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不能反过来说，只要消除了文化障碍就必然出现经济增长。在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文化障碍并不十分严重，可是依然很穷。

第六，地缘政治问题会给一个国家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地缘政治决定了一个国家取得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倘若边界上麻烦不断，甚至战火连绵，自然会影响经济发展。可是，不少国家并没有地缘政治上的麻烦，在边界上也没有摩擦、冲突，为什么还是那么穷？没有理由说，只要和周边邻国搞好关系就可以取得经济增长。

同样的逻辑矛盾存在于第七点之中。技术创新的确是个好东西，可是怎么样才能导致大面积技术创新？这一条的逻辑推理可以简化成为这样：因为穷国的市场规模太小，不适合技术创新；因为缺乏技术创新所以穷。穷和缺乏创新互为因果，又陷入一个不可解释的恶性循环。

第八，人口陷阱确实存在。如何让穷国采取措施，降低人口出生率，涉及伦理、卫生和社会学等学科，超出了我们研究的范畴。

萨克斯断言，非洲国家的赤贫导致国家储蓄率很低，由于储蓄率很低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很低。因为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太差，国内储蓄率很低，使得外资很难流入。萨克斯认为只要给予一定的外部援助，就能使得穷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外援超过临界状态之后，穷国就能自己产生节余，有能力储蓄，就可以转化成为投资。

说到底，萨克斯列举了种种陷阱，核心就是贫穷的本身——缺钱。他相信，如果给穷国送去足够的援助就能帮助他们摆脱贫穷陷阱，走上发展的道路。这种观点不仅在经济学界有着广泛的支持，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中也颇有市场。萨克斯是这一主张最突出的代表。可是，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经过几十年的争论和尝试，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越来越大。在铁的事实面前，这些理论分析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林毅夫在马歇尔讲座报告中指出：“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时，应当抛弃的是现有的理论，而且，这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探索终结贫穷的道路，要在复杂的现象当中抓住主要矛盾，大胆创新理论，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如果陷于烦琐哲学和教条主义之中，空谈再多也无济于事。

第3章 贫穷陷阱的经济模型

环境都不发生变化，因此，这些模型并不适用于外在政策环境发

生重大变化的状况；第二，储蓄率被外生决定了，实际上储蓄率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变量；第三，采用人均资本量，掩盖了

经济发展的起因。● 哪怕储蓄量再少，任何穷国都有一定量的储蓄，而这些来自于本

土的储蓄才是经济发展的种子。● 在贫穷陷阱模型中看不到“人”的因素，或者说见物不见人。传统的增长模型

在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生产方程可以表示为：

其中Q表示产出，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K表示资本存量，L表示投入的劳动力。如果该方程符合一阶齐次方程的要求，或者说生产方程符合投入产出常数规模效应，那么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

在这里，q代表人均产出，代表有效人均资本，或者称为资本劳动力比例。假设A为常数，国民储蓄率为s，d是资本折旧率，n代表人口增长率，根据索罗模型，资本积累率可以表示为：

其中，表示有效人均资本的变化，或者说人均投资量；sAf（k）表示人均储蓄；dk表示均摊到每个人头上的资本折旧。由于资本折旧会降低资本存量，为了保证人均资本不变，每年需要补充投入dk才能保证人均资本量不受折旧的影响。同样，由于人口以n的速度递增，为了保证人均资本量不变，还需要等比例地投入nk。因此，（n＋d）k表示在人口增长率及资本折旧率外生给定时保证有效人均资本不变所需要的储蓄量，也称为资本扩张速度。

如果人均储蓄大于资本扩张的速度，那么人均资本量就会增加。人均资本量增加意味着每个工人占有更多的资本，他们可以使用更多、更先进的机器设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均资本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经济增长；反之，人均资本下降就意味着国家变得更穷，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由于富国的人均资本远远高于穷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人均资本可以用来表示富裕程度。

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如图3-1所示。图3-1 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E

在图中，在k点左边，人均储蓄量（也可以视为人均投资量）大于保证有效人均资本不变所需要的资本量，在此情况下，资本逐渐积累起来。人均资本的增量等于sAf（k）曲线与（n＋d）k射线之间的垂直距离。由于不断的有新增投资，因此人均资本量将不断增加。kEEE渐进地收敛于k，相应的产出为：q＝Af（k）。E

如果起始点在k点右边，需要补充的资本量（n＋d）k大于人均EE储蓄量，人均资本量逐渐减少，从右边向k点收敛。因此，k点是一个静态稳定点（Steady state）。只要符合生产方程的规定，无论起EE点在k点的右边还是左边，人均资本量都会自动地趋于k点，并且稳定在那里。

按照这个模型，若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使得静态稳定点向右移动。导致这一稳态发生变化的要素有三个。

第一，增加人均储蓄率s，例如人均储蓄率由s增加到s，sAf（k）12曲线向上移动，k点自然向右移动，由k移到k。毋庸置疑，提高储12蓄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如图3-2所示。图3-2 提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二，降低人口出生率n，例如，由n降低为n。如果人口出生12率下降，斜线的斜率降低，由（n＋d）k变为（n＋d）k导致静态均12衡点向右移动，由k到k。降低人口出生率有助于提高人均资本量，12提高经济增长率。反之，如果人口出生率上升，在其他要素都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资本量必然下降，不利于经济增长。如图3-3所示。图3-3 降低人口出生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三，如果采用先进技术或者通过培训、教育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水平，全员生产率A将相应发生变化，例如由A增加为A。全员生产12率的提高使得sAf（k）曲线向上移动，由sAf（k）变为sAf（k），结12果将静态均衡点推向右方，由k到k。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促进12经济发展的有效的途径。如图3-4所示。图3-4 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析世界各国的数据不难看到，各国的人均资本量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富国的人均资本量较高，穷国的人均资本量较低。如果人均储蓄率、劳动生产率和人口出生率都保持不变，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本量就一直在静态稳定点周围波动。按照新古典增长模了经济史和现状，但却没有回答如何才能帮助穷国摆脱贫困。最低资本门槛陷阱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在人均资本量低于静态稳定点时，只要有投资就有增长。在给定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生产技术条件的情况下，人均资本量将收敛在一定的水平上。可是在现实中，如果有效人均资本量k很低，很可能会出现贫穷陷阱。换言之，即使增加投资也不能摆脱贫穷，就像跌入陷阱一样，尽管努力向上爬，一不留神又跌回坑底。

在比较成熟的工业社会中，厂商的生产方程通常具有凹曲线特征。可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资本严重短缺，要素边际生产率很低，生产方程曲线在初始点附近可能十分平坦，随着有效人均资本量的增加，生产曲线慢慢变得陡峭起来，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起飞之后逐渐变得平坦。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初期的资本规模报酬是递增的，随后进入资本规模报酬不变阶段，最终可能出现规模报酬递减。生产函数由凸函数逐渐变为凹函数。

在图3-5中，人均储蓄曲线sAf（k）和需要补充的资本量（n＋d）k射线有两个交点k和k。k和上述讨论并无二致，而k可以被用来描1221述贫穷陷阱。图3-5 最低资本门槛和贫穷陷阱

当人均资本量在k的左方时，需要补充的资本量（n＋d）k射线1位于人均储蓄曲线sAf（k）的上方。储蓄量不足以补充资本的需求量，因此人均资本量下降。当人均资本拥有量超过k点之后，人均储蓄曲1线sAf（k）位于（n＋d）k射线之上，人均资本量才会逐步上升。

在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最低资本门槛（the minimum threshold of capital）k。为了让整个工业体系正常运作，需要一定数1量的技术工人，需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道路、港口等。如果没有这些技术工人和必需的基础设施，即使有限地增加人均资本也不能带动整体经济增长。

当有效人均资本低于最低资本要求k时，无论投资来自于本身积1累还是外援，只要增加投资，人均资本拥有量都会增加，k会相应向右移动，只有达到并超过k，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才会逐渐上升，人均1资本才逐渐趋向于k。否则，当这个投资过程完成之后，均衡点又会2自动地向左退缩。这和现实生活中的贫穷陷阱非常相像。

萨克斯还利用哈罗德-多玛或AK模型（q＝AK）解释贫穷陷阱。

利用AK模型，资本积累率方程（3-1）变为：

单位时间内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方程为：

在满足最低资本存量要求前，sA＞（n＋d），经济增长率大于零；反之，经济增长率为负值。AK模型并没有静态稳定点，经济要么增长，要么衰退。

如果有效人均资本存量达不到一定水平，即使增加一些投资也未必能够帮助这个国家摆脱贫穷。投下去的资本有可能被慢慢地侵蚀，整个经济体逐渐又退回到原来出发时的状态。这个恶性循环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贫穷陷阱。储蓄陷阱模型

当有效人均资本存量不足时，因为家庭收入在满足基本生存支出后没有任何剩余，储蓄率会变得很低甚至为负。只有当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他们才会将多余的收入拿来储蓄。正如西蒙·库兹涅茨在他的《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所指出的“毋庸置疑，欠发达地区的人均产出很低，他们总的或净资本形成率（或者说总的或净国民储蓄率）显著地低于工业化国家。”

由储蓄产生的贫穷陷阱如图3-6所示。图3-6 储蓄陷阱T

当有效人均资本量低于最低资本要求时，k＜k，SAF（k）曲线在（n＋d）k射线下方，人均储蓄不能满足资本扩张的要求，导致资本积累率，有效人均资本及人均产出都将下降。这就解释了人们常常观察到的事实：如果储蓄率很低，穷人会越来越穷。只有当T有效资本存量超过了最低资本要求，即k≥k，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并EE最终收敛于静态稳定点（q，k）。

萨克斯利用AK模型对储蓄陷阱进行了解释：

假设储蓄率σ取决于家庭可支配收入，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不变的pppp情况下储蓄率也不变。为满足最低生存所需的产出q，q＝Ak，qd可以被理解为贫困线，无论如何人们都需要保持的最低消费水平。q表示节余。pdp

当q＞q时，q＝q－qpd

当q≤q时，q＝0d

因此，人均储蓄表达式为：sq＝σq，并满足以下两个函数：p

由此可见，当资本存量满足k≥σAk/［σA－（n＋d）］时，经济增长率为正，具体形式为：

在传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都证明了低收入伴随着低储蓄率，低储蓄率导致低的资本积累率。只有跳出贫穷陷阱之后，储蓄率才会随着收入上升而增加。人口陷阱模型

没有理由假定人口增长率始终不变。事实上，n不是一个固定的T常数。萨克斯认为，在人均资本量达到静态稳定点k之前，人口增长率n是有效人均资本k的凹函数。也就是说，越穷人口增长率越高。在T达到k之后，人口增长率才呈现常数。考虑到人口增长率不是线性函数，那么，需要补充的资本量由一条射线变成了一条曲线，并且在均衡点之前把这条曲线拉到人均储蓄曲线之上。这样一来，原来的稳态均衡点变成了贫穷陷阱。人口增长率带来恶性循环。越穷，人口出生率越高；人口出生率越高，可以用来投资的储蓄量越低，人均资本量越少，最后一直跌到赤贫状态。如图3-7所示。图3-7 人口因素产生的贫困陷阱

统计数据表明，世界上人口出生率特别高的国家几乎都是贫穷国家。低收入群体拥有较高的出生率，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因为农村需要劳动力，贫困家庭往往把小孩视为经济资产。尽管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但是人丁兴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第二，贫困家庭小孩的死亡率较高，出于规避风险及补偿原则，穷人倾向于多生。第三，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贫穷家庭把小孩当做养老的保证。第四，贫穷人口缺乏教育和医疗卫生知识，不懂得计划生育，缺乏有效的避孕措施。

在这几个导致贫穷陷阱的原因之外，萨克斯又补充指出，缺乏技术进步也是形成贫穷陷阱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技术进步可以显著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有效地增加人均收入。

当全员劳动生产率A增加时，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方程（3-3）为：

显然，形成贫穷陷阱的要素不仅是由于资本短缺、高出生率、低储蓄，如果全要素生产率A增长缓慢，经济增长率也会很低。从经济模型上来分析，这一结论自然合情合理，可是，不难发现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在一个赤贫的经济体中，如果没有工作，没有教育和培训，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还能奢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吗？

贫穷陷阱是三个基本因素，即最低资本要求、储蓄率以及人口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这三个因素相互影响，使得贫穷陷阱更为恶化。L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基础设施，尽管生产率水平A较低，但这并不一定导致贫穷陷阱。只要有足够的储蓄量、较低的人口增长率，仍然可以达到相当高的人均资本量。但是，如果这三个问题搅合在一起，事情就麻烦了。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较低的人均储蓄及较高的人口出生率，最终落入贫穷陷阱而难以自拔。贫穷陷阱模型的三点不足第一，没有考虑制度创新和外部政策环境变化

上述几个贫穷陷阱模型都是静态模型。建立这些模型的前提条件是其他要素，特别是外部政策环境都不发生变化，然后对贫穷陷阱进行解释。实践证明，如果穷国的各项政策都没有发生改变，那么他们将很难逃脱贫穷陷阱。对于那些没有开始改革开放的穷国来说，使用这些静态模型可以比较清楚地解释产生贫穷陷阱的原因。

显然，如果一个穷国内部的政策和激励机制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绝对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也绝无可能摆脱贫穷陷阱。忽略了经济改革、制度创新而奢谈摆脱贫穷和经济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贫穷陷阱模型本身假定政策和环境都不发生变化，因此，这些模型并不适用于外在政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状况。

毋庸置疑，只有改革才能打破僵局，使穷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要求在经济结构和政府政策等许多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在贫穷陷阱模型中没有包括这些变量，因此，这些模型不适合被用来为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执意要用贫穷陷阱模型来解释发展战略，就只能到经济系统之外去寻求大推动了。

经济改革是一个动态过程。由于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复杂性，在改革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最多只能进行一些灵敏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探讨各种改革方案的可行性，完全不可能预先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改革蓝图。在某种程度上，“摸着石头过河”在哲学上是正确的。第二，储蓄率假设过于简单化

在贫穷陷阱模型中储蓄率被莫名其妙地外生决定了，而且常常被假定是个常数，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增加资本投入才能将发展中国家拖出贫穷陷阱。其实，这个假设并不符合人类发展历史，也不符合经济起飞过程的规律。

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帮助人们更系统地认识到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解释了许多问题，加深了人们对经济增长要素的理解。但是，这些理论是从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创建这些理论的经济学家生活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他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之间把市场经济当做了世界上的普适环境。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往往隐含着一系列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只存在于高度抽象的市场经济之中。这种理论上的高度抽象往往局限了这些理论的实践应用效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严重脱节。

在上述贫穷陷阱模型中，毫无例外地强调了储蓄对脱贫的重要意义。这个逻辑并没有错：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难以提高人均资本量，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难以扩大市场规模。储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是无需置疑的。可是，在贫穷陷阱模型中处理储蓄过于简单化。在模型中的储蓄是一个宏观经济变量。人均资本量是拿全部资本除以人口总数得到的平均值。在贫穷陷阱模型中使用人均资本量、平均储蓄率，这样处理并不合适。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我们不仅要注意宏观统计量，更应当通过数据分解（disaggregate data），找到经济增长的起点。

对于穷国来说，储蓄总量微不足道。在传统发展经济学模型中常常使用人均储蓄，也就是将整个社会的储蓄总额除以人口，在赤贫国家人均储蓄几乎等于零。对于西方经济学家来说，这点储蓄不能起到任何作用。结果，在模型中找不到经济增长的起点。显然，这种观点并不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实，也不符合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

如果采用静态的贫穷陷阱模型，储蓄率被固定为一个常数，那么我们只能假定原始社会的社会储蓄率为零。按照这样的假设，恐怕直到今天人类还和猴子差不多。在原始社会中，人们依靠狩猎为生，居无定所，生产力极为低下，贫穷、饥饿是普遍现象。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恐怕还赶不上今天非洲的穷国。从宏观来看，根本就不可能有储蓄。但是，并不排除人们会偶尔收集到较多的果实而没有全部吃光。如果有人将这些果实种下去，这些果实就变成了种子，整个社会就有了发展进化的起点，并不需要等到整个部落在任何时间都有剩余食物之后，人类才开始向农耕社会进化。很明显，这些种子绝对不足以供养整个部落。后来，农耕部落取得了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贫困程度逐渐缓解，社会出现了更多的生产剩余，能够用于种子的部分越来越多，许多部落定居下来，逐渐出现了原始的社会组织。储蓄率也渐渐上升，以至最终出现了私有产权和原始的社会阶级。当某些人用剩余的果实作为种子的时候，仍然有许多人缺乏食物，饥寒交迫。就是在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下开始了人类的进化。这些种子是经济增长和文化、技术进步的起点。人类文明就是这样产生的。

当今，即使在最穷的国家，也存在着微薄的储蓄。在许多穷国，贫富差距相当大。即使大多数人一无所有，但是富裕群体依然有一些储蓄。统计数据表明，在乌干达贫穷的农村有23.8％的居民有储蓄。乍看起来，这些储蓄的数量微不足道，但是由于这些储蓄来自于穷国本土，因此显得格外可贵。这些微薄的储蓄就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种子，是未来发展的希望。

从静态模型来看，如果没有资本投入，就不会有高储蓄率，导致资本劳动比例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可是，从动态模型来看，只要某些人的储蓄率得以提高就足以在局部提高资本劳动比例。从点到面，扩展到全局。对于经济发展，本土的10元储蓄可能比100元外部援助更宝贵。本土储蓄和外援的根本区别是：第一，本土储蓄的产权是清晰的，不存在外援生来具有的弊病，即产权模糊以及在产权转移中出现的高成本；第二，本土储蓄和其他生产要素具有天然的联系，很容易和本土的其他生产要素有机结合，转化成为生产力；第三，正由于来之不易，这些资金的拥有者会尽力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资本回报的最优化，因此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激励机制；第四，本土储蓄具有的示范作用更是外部援助所无法具备的。

经济发展和自然界并不完全一样。在大自然中，只要种子、土壤都具备，春风一吹，遍地开满鲜花。我们不能幻想在赤贫的国家突然爆发经济增长的大潮，到处出现投资和建设。在自然界，需要有适当的土壤、肥料、灌溉和气温，然后才可能培育出农作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正确的政策和外部环境，才能启动内生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往往是像种子发芽一样在某个基层悄悄开始。绝对不能断言，在贫穷的土地上就没有内生的经济增长因子。即使数量再少，种子总是有的。

一般说来，储蓄来源于人们的生产性活动。先有生产，然后分配，最后才出现剩余，形成储蓄。换句话说，储蓄的前提就是要有工作，有产出才有剩余，有了剩余才有储蓄。在人类文明起源时期，首先要出现人类的生产性活动，才会出现投资性剩余。尽管从整体来看，这些剩余也许微不足道，但是，这些剩余却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一样，首先要让人们投入生产性活动，有活可干，有了产出之后，才能有剩余。产出越多，储蓄的部分越多。储蓄率的提高恰恰发生在动态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四小龙”和中国在经济起飞前后，储蓄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四小龙”的储蓄率都超过了35％，中国的储蓄率在2007年高达42％。非常遗憾，贫穷陷阱模型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储蓄率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贫穷陷阱模型太抽象、太理想、太笼统。难怪人们使用这些模型，琢磨了半个多世纪也没有搞清楚如何跳出贫穷陷阱。第三，在贫穷陷阱模型中看不到“人”的因素

在模型中采用人均资本量，掩盖了经济发展的起因。在贫穷陷阱模型中并没有区分这个“人”是否有工作。如果没有人的生产和贸易活动，哪来的剩余，哪来的储蓄？如果没有工作机会（订单），即使拥有资本也未必能有效地启动生产。

归结起来，贫穷陷阱模型见物不见人。由于没有考虑到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摆脱贫穷陷阱就只好依靠外部援助了。萨克斯和其他一些研究贫穷陷阱的学者过度强调外援的重要性，忽视了穷国老百姓的创造力，这也许是贫穷陷阱模型最大的缺陷。

其实，并不是仅仅在贫穷陷阱模型中忽视了人的作用，从历代发展经济学模型来看，都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在初期的发展经济学模型中完全没有考虑人的作用，随后，在模型中有了“人”，但是在模型中的“人”是没有区别的，是抽象的“人”。既没有技能上的区别，也没有是否就业的区别。显然，这样处理“人”的作用是非常片面的，也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在发展经济学模型中对“人”的定义和处理，从中也许可以为脱贫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第4章 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困境

们很难从中看到经济发展的途径，看到的只是一个封闭的贫穷循

环。● 发展经济学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模型的主体选择有问题。在一

部分模型中没有经济发展的主体，在另一部分模型中把政府当成

经济发展的主体。● 究竟穷国的经济发展靠的是外部援助还是靠穷国的人民，决定经

济发展的是人还是钱？●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人的因素，不能见物不见人。对贫穷理论的挑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赢得了独立，这些国家大多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它们长期以来饱受苦难，贫穷、落后、屈辱、挨打的历史召唤出强烈的民族自尊感。新兴国家的领导人誓言保卫自己来之不易的独立，他们急切地渴望在经济上摆脱贫穷，赶上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经济理论研究几乎是空白，从政府、理论界到民间都迫切地想知道，是否存在一条经济发展的捷径？

在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许多国家的政府制定了各项发展政策，积极地干预经济。长期以来，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都在研究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规律，并不了解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许多经济学家用心良好，主动站出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分析工具，出谋划策。他们不知道发表了多少论文，建立了一代又一代的发展经济学模型，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经济学分支——发展经济学。在世界各国的名牌大学，发展经济学非常红火，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顶峰。许多发展中国家按照学者们提供的理论和模型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付诸实施。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看起来似乎完美无缺，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可是，人们非常失望地看到，按照经济学主流理论去做，适得其反。发展中国家费了很大的力气试图赶超发达国家，结果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差距越来越大。显然，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发展经济学到了穷国之后，水土不服，很快就陷入困境。几乎没有哪个经济学分支像发展经济学这样，在短短的30年内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备受责难，四面楚歌。赫希曼（A．O．Hischman）在《发展经济的兴起和衰落》一文中说，发展经济学已经落入低潮，处于收益递减的阶段。狄伯克·拉尔（Deepak Lal）在他的《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中宣称，发展经济学已经到了消亡的时候。

众所周知，创建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几乎都来自于西方。这就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许多在西方被认为是无需证明的公理，却完全不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究竟错在哪里？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发展经济学，也无论过去的理论探索出现了多少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亿万穷苦的民众依然亟待帮助，摆脱贫穷依然是人类所面对的严峻的挑战。只要世界上还有贫穷，人们就永远不会终止和贫穷作战，就一定会有人不断地探索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经济起飞，实现了由穷变富的转变。在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逐渐赶了上来。如果说“四小龙”的崛起可能还有些偶然性或特殊性，那么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赶超，就绝对不是凭偶然性可以解释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四小龙”和中国是按照哪些理论赶上来的？

从“四小龙”和中国摆脱贫穷的经验出发，有可能大幅修正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找出传统理论的失误，而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只有挑战原有的理论框架才能总结出具有普适性的规律。哈罗德-多玛模型

在20世纪40年代，罗伊·哈罗德（Harrod）和伊夫赛·多玛（Domar）建立了一个模型，讨论资本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大多溯源于哈罗德-多玛模型。直到今天，许多经济学家在讨论贫穷的时候仍然不知不觉地依托着哈罗德-多玛模型。

众所周知，劳动力和资本是最基本的两个生产要素。穷国穷就穷在资本短缺上，穷和资本短缺几乎就是同义词。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脱贫的关键在于资本积累，有了资本就可以添置机器、设备，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脱贫致富。

在哈罗德-多玛模型中，总产出分为消费和储蓄两大部分。Y＝C＋S

在这里Y表示产出，C表示消费，S表示储蓄。模型假设储蓄和产出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S＝sY

s表示储蓄率。

模型进一步假设储蓄被用于投资，而投资转化为资本，因此，投资就是资本存量的变化率。S＝I＝△K

资本和产出变化量的比例表示为α，它表示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品所需要的资本。△K/△Y＝α

它的倒数（△Y/△K）表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可以增加的产品数量，也就是对投资使用的效率。△Y/Y＝s△Y/△K

这就是哈罗德-多玛模型的简化形式。在这里，△Y/Y表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哈罗德-多玛模型指出，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正相关，也和对投资使用的效率正相关。如果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要提高储蓄率，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是贫穷国家的储蓄率不高以及对资本的使用效率不高。

用世界各国的统计数据做回归分析，毫无疑问，这个关系相当明显。储蓄率和经济增长速度正相关。储蓄率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也比较快。使用资本效率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比较高。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低，投资形成生产能力的效率不高，这都是既成事实。提高储蓄率、增加投资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必要条件。这个模型比较成功地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在经济发展的马拉松赛跑中，第一梯队跑得就是比第三梯队更快。穷国和富国的排列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变动。牛顿运动学定律指出，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动者恒动，静者恒静。有些经济学家模仿牛顿定律得出推论：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富国恒富，穷国恒穷。

提高储蓄率，增加投资，提高投资使用效率，这些都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必要条件，也被人们广泛接受。哈罗德-多玛模型正确地揭示了经济增长的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却没有回答人们最需要解答的问题。第一，投资是从哪里来的？

在哈罗德-多玛模型中，总产出被划分为消费和储蓄两个部分。提高储蓄必然意味着要降低消费。穷国居民收入水平很低，除去日常消费之后很少有节余，储蓄率自然比较低。穷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本来就不高，如果要求人们再勒紧裤带，从嘴巴里挤出资金来投资，实在是强人所难。从道理上来说，为了长期发展，短期内吃点苦是应该的。如果未来能够生活得更富裕，人们也愿意在一段时间内接受低水平生活。问题在于，需要把生活水平降到什么样的水平，要求人们在低水平上生活多久？

另外，提高储蓄率是提高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在发展中国家缺少另外一些重要条件，例如，市场竞争机制、法律制度、知识技术和管理能力等，即使提高储蓄率也未必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第二，如何才能提高投资效率？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很穷，民众缺乏教育和训练，使用资本的效率也比较低。在有些国家，即使增加投资也很难形成生产能力。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管理水平，自然可以显著地提高使用资本的效率。不过，如果这些国家有足够的经费来推广教育和培训，它们还是穷国吗？一不小心，又掉进了一个没有意义的逻辑循环：因为穷，所以投资效率低，因为投资效率低，所以穷。简化一点：因为穷，所以穷，等于什么都没说。

按照哈罗德-多玛模型，穷国缺乏储蓄，投资短缺，利用投资的效率低，经济增长率必然低下，结果穷国只能越来越穷。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存在的客观现象，但是却没有告诉人们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态。人们很难从哈罗德-多玛模型中看到经济发展的希望和途径，看到的只是一个封闭的贫穷循环。

哈罗德-多玛模型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理论模型。在这个模型之中没有考虑人的因素，没有考虑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没有考虑生产要素的价格对发展策略的影响。在哈罗德-多玛模型中整个经济体被当做单一体。没有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各部门之间的区别，没有考虑经济结构变化。如此高度抽象，自然限制了模型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力。

凭心而论，哈罗德-多玛模型只不过提供了一个研究的起点，尚不足以用来讨论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摆脱贫穷的策略。许多经济学家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做了不同方向的发展。例如，索罗模型开始引进人的因素。钱纳里和斯特劳斯引进了对外贸易之后建立了“两缺口模型”，讨论了储蓄缺口和贸易缺口之间的关系。杨小凯发展了劳动分工模型。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在指出哈罗德-多玛模型的局限的同时也非常尊重这个模型对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贡献。苛求早期的经济模型是不公平的。索罗模型

哈罗德-多玛模型考察了经济增长和储蓄之间的简单关系，只有资本没有人，难免有其局限性。索罗模型则引用了生产方程，考虑了更多的生产要素，出现了劳动力。在索罗模型中，生产方程可记为：Y＝Af（K，L）

式中，Y表示产出，K表示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资本存量，L表示投入的劳动力，f表示产出Y是投入的要素K和L的函数，A是一个反映投入和产出关系的常数，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劳动生产率。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扩展这个生产方程，引进土地、其他资源和时间变量，最常见的就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在生产方程的基础上，可以推导出各个变量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y＝A＋αk＋βn

此处，y代表产出的增长率，k表示资本增长率，α是资本产出弹性系数，n为劳动力增长率，β是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可以把A解释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或者是因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加（A在回归分析中常常被称为索罗余值）。该式表明经济增长有三个来源：增加资本投入、增加劳动力投入和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生产率之所以能够提高，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改善、技术创新、劳动分工、制度创新和规模效益，等等。索罗模型在讨论经济增长时考虑了资本的因素之外，还包括了人的因素。在人的因素之中还分为纯粹的劳动力投入和反映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和技术进步的因素。显然，索罗模型要比哈罗德-多玛模型更进了一步。

另外，在哈罗德-多玛模型中没有考虑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这样，在无形之中就已经包含了一个假设：劳动力和资本只能按照固定的比例来搭配。例如，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需要10个劳动力和100个单位的资本，那么生产2个单位的产品就需要20个劳动力和200个单位的资本。实际上，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在生产要素之间都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例如，如果资本宽裕，多投入一些资本，多买一些机械设备，就可以少用一些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非常充裕，工资水平比较低，多用些劳动力，可能比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更适合国情。在索罗模型中允许要素之间的弹性替代，更加贴近微观经济机制。

我们可以根据历年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用回归分析来计算上式中的各个部分。表4-1 美国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资料来源：Griffin，《Economic Development》，1994．

表4-1给出了美国在1962～1986年期间三个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例如，在1962～1974年期间，美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4％，由增加劳动力投入而形成的增长为2.8个百分点，占总增长的51.8％；由增加资本而形成的增长为0.6个百分点，占总增长的11％；由技术进步而形成的增长为2.0个百分点，占总增长的37％。这说明了科学技术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表4-2 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资料来源：金光锡，朴竣卿．《韩国经济高速增长因素》，新华出版社，1981。

从表4-2中可见，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改革之前，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低（仅为0.16％）。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勒紧了裤腰带，节衣缩食，增加资本投入所取得的。在改革开放以后，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迅速上升到28.73％。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进步。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索罗余值仍然偏低。

索罗模型为宏观定量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直到今天仍然非常广泛地应用在各个领域。在回归模型中，技术进步被处理成残差项，等于是一个黑箱。除了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之外，其他不能解释的东西都被放进这个黑箱之中。这个黑箱包含了什么？模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索罗模型告诉人们，除了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以改变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如何区分这些因素，索罗模型就有点无能为力了。

索罗模型在哈罗德-多玛模型基础上有了重大的改进，在模型中出现了人的因素，并且揭示了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之外还有许多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但是索罗模型的局限性也很明显。

索罗模型主要的假设是：①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生产函数是凸函数，二阶导数是负的。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力增加的时候，其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渐放慢，这意味着最终经济将停止增长。②由于在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之间存在着平滑的替代弹性，穷国理应比富国增长更快。由于穷国缺乏资本，资本的边际效率比较高，因此，资本应当从富国流向穷国。从长期来看，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应当趋于收敛，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应当逐年减小。

非常遗憾，从统计数据来看，过去100多年来，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穷国的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富国。资本不仅没有流向穷国，恰恰相反，大量资金从穷国流进了富国。在穷国中人口增长率超过富国，但是人口的增加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成了穷国不堪承受的重负。

在索罗模型的基础上还发展出了卡尔多的最佳增长模型和波拉克关于货币和外汇储备的宏观增长模型。库普曼斯（1965）和凯斯（1965）等人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增强了模型的解释力。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富国中的消费者能够力求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为什么穷国的消费者就做不到这一点？

在研究增长过程中注意到技术进步，这是索罗模型的一大贡献。可惜，索罗模型没有回答技术进步从何而来。对于穷国来说，藏在黑箱中的技术进步更是莫名其妙。究竟怎样才能让技术进步促进穷国的经济增长？在索罗模型中，技术进步似乎是一个外生变量，独立于经济发展过程。结果，用索罗模型来解释经济增长就落入一个陷阱：用增长本身来解释增长。有技术进步就有经济增长，而有了经济增长才有技术进步。在这个定义循环中人们依然找不到摆脱贫穷的途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和哈罗德-多玛模型一样，索罗模型研究的是宏观总量关系。从宏观角度出发，必然把经济系统看成一个单一的部门，忽略了部门之间的差别，也忽略了各种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流动。对于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说，工业和农业的差别不大，这种假设还勉强可以接受。可是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和农业的差别非常大，如果忽视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势必会带来显著的误差。

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结构转变的过程。在发展的初期，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逐渐上升，农业的比重逐渐下降。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转变就无法描述发展过程。

刘易斯（A．Lewis）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了描述经济结构转换的模型。他把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农业和工业。研究了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从而增加社会总产出的过程。按照刘易斯的观点，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里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对农业生产增加劳动力投入不会再增加产出，所以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几乎是零。农民的收入必然停留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在他的模型中，工业部门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正处在扩张之中。由于工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因此工业工资也必然高于农业，这就促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工业比重的增加改变了经济结构，推动了经济发展。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农民人均收入和城市工资趋向一致，城乡差别才逐步消失，国民经济才达到了现代化。

刘易斯模型高度简化了农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理论框架。但是，过于简化的结构使得刘易斯模型不足以解释许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现象。譬如，刘易斯假设，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工业部门的扩张速度。工业部门创造就业的能力与产业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的速度成正比。这个假定就不一定正确。如果把生产所得之利润投资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很可能资本总量增加了，但是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加很少，采用新技术的结果甚至有可能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

此外，刘易斯模型假设在农村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当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动时，并不影响农村的生产。事实上，剩余劳动力不仅存在于农村，也存在于城市。在刘易斯模型中假设存在着一个发育完全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可以在农村和城市之间自由流动。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之前，城市工人的工资保持不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并不能自由流动，尽管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仍然在不断提高。

刘易斯模型把农村当做劳动力输出的源泉，忽视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对农业的技术改造和投资，一旦农业出现问题必将拖住经济发展的后腿。因此，为了描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必须对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进行大量的扩充和修改。

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对此模型做了重要的扩充和修改。

值得指出的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对经济结构转换理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张培刚教授是两元经济模型的先驱者。后来，在两部门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以钱纳里（H．Chenery）和罗宾逊（S．Robinson）等人为代表的经验结构主义模型。历史学派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有一些经济学家侧重于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发展，通常称之为发展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可以一直追溯到马克思或更早的经济学家。

马克思把发展过程定义为原始共产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个阶段。他强调，生产条件的变化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市场扩张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李斯特把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畜牧、农业、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时期。李斯特强调在由农业向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强调政府应当对幼稚工业进行必要的保护。

罗雪尔把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幼年、青年、成年、老年。

罗斯托的经济起飞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很大。他把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自我持续增长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发展中会出现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他称之为起飞阶段。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起飞准备阶段。出现起飞的条件是：● 投资和储蓄至少要超过人口的增长率，需要大量投资于农业部门

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生产投资率要增加到10％以上。● 出现一个或多个带动起飞的主导部门。● 出现相应的政治、社会的制度保证和形成能够持续筹集资本的能

力。

罗斯托从动态的观点考察了各个不同阶段更替的过程，提出了在发展过程中主导部门的前后技术联系，以及主导部门对其他部门和地区的横向关联影响。他认为技术扩散和不断创新使得经济发展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起飞时期的到来取决于一系列总体经济指标，如投资水平、人口增长率和基础设施是否达到相当的水平。罗森斯坦-罗丹“大推进”模型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基础产业和加工产业之间的协调问题。罗森斯坦和罗丹等经济学家主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合理分配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产业和加工产业之间的协调，强调在制造产业中规模经济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他们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应当优先发展基础产业，各方面协调发展。否则，当加工工业、制造业上去之后就会出现发展的“瓶颈”，延缓发展的进程，增加发展的成本。罗森斯坦和罗丹认为投资于基础设施产业具有很明显的经济外在性。虽然基础建设投资时间长，获得收益的时间更长，但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长期稳定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建设就相当于“社会分摊资本”，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十分重要。

罗森斯坦-罗丹模型描述了在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存在的投资的互补性和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利用多项投资的互补关系可能达到单项投资所难以实现的目的。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过于狭小，相互关联的投资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达到规模效益。

这种思路很有道理。但是，各个部门全面发展就意味着对经济系统来一个“大推动”，要实现这一点必然需要一大笔资金。特别是基础产业和基本建设需要大量投资，利润回报率很低，投资周期往往很长，投资进去之后三五年拿不到什么回报。对于缺乏资金的穷国来说，到哪里去筹集这么一大笔资金呢？对于一个小国来说，也许一笔数量不是很大的外援可以起到较大的作用，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很难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

大推动理论还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外部推动之后，使这些穷国继续前进的动力来自于何处？大推动理论认为第一推动力来自于外部，而渐进式发展则需指望内部的动力。

萨克斯的脱贫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大推动理论的翻版。萨克斯不遗余力地鼓吹外国基金对贫穷国家的援助，并且将这些外援视为摆脱贫穷陷阱的关键。他建议在2015年以前，每年支出1000亿美元来帮助贫穷国家。他认为，一旦吸收到这些外部援助，穷国就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脱离贫穷陷阱，开始独立发展。萨克斯和其他主张大推动模型的人都忽略了系统内部的动力，他们把大推动的原始动力归结于外部因素。

另外，要实现各部门均衡发展，必然要有人来协调，罗森斯坦和罗丹认为必须要建立有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国家计划。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身上。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够成功地制定并且执行这样的均衡发展计划。萨克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国际组织、外国基金会能够和受援国政府一起来担当协调任务。事实上，即使在某些地方可能取得一些成功，仍然没有普遍意义。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模型

赫希曼看到了“大推进”模型所存在的问题，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平衡发展模型。赫希曼认为发展是一连串不平衡所形成的环结。均衡发展的大推动方式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经济发展必然是一个部门跟着一个部门的一系列不均衡的发展过程。一个部门发展了，通常会引发另外一个或几个部门的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能避免出现发展瓶颈。当某一个部门成为约束经济发展的瓶颈时，必然会产生加速发展这一部门的动力。经济就是在由一个不平衡状态向另一个不平衡状态运动中发展起来的。

赫希曼认为产生制约经济发展瓶颈的原因不仅是由于资源方面和其他社会制度方面的约束，而且是由于缺乏不断产生正确决策的机制。赫希曼模型揭示了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不平衡发展的原因。由于他的模型没有定量分析，没有回答究竟哪一个部门应当加速发展，也没有回答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个瓶颈时应该怎么办，因此，不平衡发展模型缺乏可操作性。

如果萨克斯的贫穷陷阱模型吸收一些不平衡发展模型的思想，具体分析各个穷国的发展瓶颈，分别采取对策，也许能够更接近穷国的现实。丁伯根计划模型

丁伯根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访问印度、土耳其、埃及等国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决策错误是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他强调要正确把握发展中国家长期发展的总体框架。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些狭窄的瓶颈，例如资本、原料、能源和技术的短缺往往决定了发展的速度。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要考虑到发展和投资的优先顺序，以及工业部门在不同技术之间的最佳选择。丁伯根主张实行“自上而下”的宏观计划和“自下而上”的微观项目计划。由于丁伯根曾经担任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并且在1969年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他的观点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发展的十年，行动的建议》中有一段关于计划的论述，概括了计划的内容：● 目标和宏观性指标，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和就业指标。● 政府的投资计划，包括经济发展的支出在各经济社会部门间的分

配，其中主要是建立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 对各主要部门中私人投资的预测。● 刺激、指导和影响私人投资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财政、金融、外

贸、外汇和外资等方面）。● 一个与第四项配合，表明从国内外来源（特别是政府预算和外汇

预算），为政府和私人投资筹集资金的计划。● 编制部门计划，内容包括重要的单个项目计划。● 基本体制改革的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劳动改革等。

丁伯根的计划模型在理论上很有道理，但是在实践中却很难被具体推广、应用。正如布鲁诺指出的那样：“设计得最好的一套联立方程式并不能代替一项好的发展战略，后者常常具有重要的质量和非定量的量度。发展中国家的集权化和非集权化问题，评价有效率的政府控制范围的问题及其社会和政治问题，往往在整体化的计划模型编排中遗漏掉了。”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可以没有计划，却又不可以过分依赖于计划。凡是亲身制定过计划的人都有相同的体验：计划制定得越详细、具体，到头来，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制定指令性计划时很难把经济系统的千变万化都考虑进去，往往在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市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计划落后于形势。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从1953年到1995年的43年里，中国编制和执行了41个年度计划和8个五年计划，结果均不理想。计划和实际执行结果之间偏差很大，并且没有规律。如果以10％作为计划和执行结果之间偏差的合理范围，多数年份计划和实际执行结果的偏差都超出了这个范围。除了个别的计划，例如信贷计划，对国民经济发生重大影响以外，大部分计划都流于形式，并没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作用。

指令性计划贯彻的是政府的意志，毫无疑问，只要呼唤计划，就一定会让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基层的生产者必然是被动的执行者。一方面，指令性计划不利于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政府失误，影响面就会很大，损失特别严重。相比之下，虽然市场经济也会发生市场失灵，但是影响面不大，只要给生产者和消费者以选择自由，错误比较容易改正。经验结构主义模型

库兹涅兹是研究增长模式的先驱。他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统计数据，建立了多国的时间序列模型，研究了在发展过程中国民产值及其组成部分和人均收入的变化趋势。强调了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的重要性以及区域间合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存量的增加、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的变化。尽管库兹涅兹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关于经济结构变化的理论，但是他并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经济发展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钱纳里及其同伴大大扩展了库兹涅兹的研究领域。他们考察了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把经济发展模型从两个部门推进到多个部门。在每个国家又采用了多个时期的经济数据，既包括不同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也包括在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纵向比较。钱纳里指出：在发展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将随着国民生产总值上升而发生持续的变化。变化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之间的比例；储蓄、投资和政府开支各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人力投资（学校注册人数）；国内需求构成（如食物消费的比重）；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素使用（就业结构）的变化；各部门劳动力生产率的变化；城市化过程（城乡人口比例）；国民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变化，等等。从表4-3可见，从国家收入水平来看，高收入国家的农业比重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农业比重。从时间上来看，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其农业的比重都在逐年下降，服务业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表4-3 不同收入水平的各部门比例（％）资料来源：库兹涅兹，《各国的经济发展》。

钱纳里的模型以大量的数据表明了经济发展就是结构转换的过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逐步从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转移，使低效率的生产模式转变为高效率的生产模式。

经验结构主义认为，投资和储蓄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没有充分的理由保证储蓄率高就一定会导致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速度和工业生产的资本密集程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既有国内的原因（例如资源禀赋、物质生产规模、人口规模以及政府目标和政策等）也有国际原因（能否获得外国先进技术和投资，进行国际贸易的条件，等等）。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发展中国家不需要重复西方工业国家走过的老路。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国际交往获得外部资本、技术和制造品进出口市场机会，吸取发达国家经济成长的经验，那么，它们就有可能以比西方国家当年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进而，钱纳里和罗宾逊又建立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从动态观点来研究世界各国的发展策略。他们在模型中引入了对经济发展的各种限制条件，强调各国不同的资源禀赋、物质生产规模、人口规模和政府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验结构主义模型为我们研究国家的发展政策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除了上述模型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经济发展模型，例如熊皮特的发展模型，他认为经济发展是对现有的经济格局的突破，力量来自于企业家的创新。内生增长模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索罗模型开始，发展出了许多研究经济增长的学派，特别是内生增长理论在近年来得到了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

从数学方程和推理过程来看，新古典增长模型几乎完美无缺。在模型中考察的变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新古典变量和结构变量。新古典变量包括资本存量的增长、劳动力的增长、生产率的增长等。结构变量包括生产结构（需求结构、投资结构、产值结构）；贸易结构（各部门进出口、出口产品加工深度、初级产品或加工制品的比例）；就业结构（劳动力分配）；收入结构（劳动力和资本投放的报酬）等。

尽管人们试图在生产方程中包括更多的变量，如能源、土地、原材料等，可是，新古典增长模型仍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人们终于发现，问题可能出在劳动力的定义上。在索罗模型中劳动力是按照人头来计算的，众所周知，人和人不一样；有工作的和没有工作的不一样；受过培训、教育的和没有受过的不一样；技术工人和一般劳工不一样；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和没有组织起来的不一样；组织得好的和组织得差的群体不一样；分工清晰合理的和不怎么讲究分工的不一样。总之，在考虑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人的因素。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都没有变化，但是，只要人发生了变化，产出就可能发生很大的差异。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长期人均增长率取决于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是个黑箱，必须破解在这个黑箱中到底还有些什么内容。这就使得经济学研究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从外生增长模式进入了内生增长模式。内生增长模式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而是生产主体的效率提高，而生产和交易过程的主体必然是人。

技术进步说到底是人的进步，是人们在从事研究和开发过程中接受教育和培训之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无论是什么样的技术进步最终都必须落实到人的身上。所谓的内生增长，关键在于不断地提高人对自然的认识、回馈能力和主动性。物质包括资本和人力，都是有限的，而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无限的，人的创造力也是无穷无尽的。

遵循这个方向，经济学家不断地发展新一代模型来描述可持续增长。琼斯、麦纽里、瑞拜罗等人认为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不会像新古典增长模型所假设的那样趋于零，因此生产函数不一定总是规模递减函数或常数规模函数。他们采用更复杂的生产函数。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由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导致新的增长。在他们的模型中，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不会终止。又有一些学者在模型中加入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改善了模型的说服力。

传统的经济模型几乎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试图打破完全竞争的制约，引进垄断竞争，从产品的特征上解释可持续增长。技术进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生产效率，也不是简单地在数量上增加产出，而是产品本身不断发生质变，成为新的产品。这些模型改变了充分竞争的环境，更贴近现实。研究思路兵分两路，第一，由于产品品种增加导致內生增长；第二，由于产品质量升级导致内生增长。有些学者将研究和开发引进模型，改变了产品的技术特征。由于新产品在质量和功能上明显区别于老产品，因此新旧产品之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同质性竞争。在垄断竞争的环境下，只要不断地改变产品的质量和功能，就能持续促进经济增长。

新产品的引进和老产品的更新换代是逐步发生的。产品升级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滞后。新旧交替过程是社会的常态，在不断更新换代过程中经济持续增长，而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有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创造性破坏过程。

这种内生增长理论的要点是从产品更新换代来阐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如何才能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为什么在有些国家产品更新换代进行得快，而在某些国家几十年都没有发生产品更新换代？发达国家的产品更新换代比发展中国家快得多，是什么动力推动产品更新换代？这些问题依然在困扰着人们。显然，如果把穷国和富国之间收入差距仅仅归咎于产品更新换代，仍然让人摸不着头脑。

有些经济学家将储蓄、投资与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储蓄、资本投资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但是储蓄和投资又从何而来？毫无疑问，从数量上确实可以验证储蓄、投资和技术进步正相关，但是却不能辨别究竟是经济增长导致储蓄、投资增加，还是储蓄、投资的增加导致经济增长。两者可以互为条件和结果。储蓄和投资到底是不是技术进步的来源？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962年，阿罗提出不断积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他指出，在实践中人们提高生产技术，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获得更全面的信息，发展创新精神……所有这些都将完善和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在20世纪80年代，罗莫（Romer）把边干边学过程融入一个经济模型，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他认为技术进步取决于知识资本的积累。知识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取得，也可以通过使用先进设备而逐渐取得，也就是“看中学”。

斯托克伊（1988）提出“看中学”是学习的一种过程。人们通过“看中学”，增长知识。知识可以附着在机器、设备上，但是最终还是要通过人才能掌握并且运用知识。如果离开了学习主体，“看中学”就毫无意义。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最重要的是“干中学”。当然，在干的过程中绝对不能一味地埋头苦干，还需要引进先进的技术，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习一切先进的技术、规章制度和产业组织。

1988年，卢卡斯提出“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他的经济模型描述了人均产出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发展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持续增长的内部条件。

格罗斯曼的经济模型分析了政府对研发的作用，指出政府对研发的投资将在经济体系中建立一个良性循环，所以他们的理论又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强调由增加投资率、增加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而导致的技术进步。

新一代经济发展模型的要素就是人的因素第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要把注意力放在劳动者身上。在诸多生产要素中，人是第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贫穷国家，资金、技术、基础设施、教育等都处于短缺状态，唯独人不缺。因此，提高人力资本是发展经济、摆脱贫穷的核心。就业与人力资本

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各项生产要素围绕着劳动者展开，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人是经济活动的核心。经济发展首先涉及的就是人，人既是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也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

首先，无论哪行哪业，除了正在上学的学生之外，有工作岗位的人才都和社会生产相关。毫无疑问，没有工作的人不仅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反而要消费最起码的生活资料、食品等。从广义上来说，失业者对社会的贡献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有任何节余，没有储蓄，更谈不上投资。说到底，储蓄和投资来自于生产活动的剩余，有了剩余才能储蓄，将储蓄积累起来，才能形成资本，进而谈到投资。

其次，一般而言，人们只有在工作中才有机会接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设备和科学的管理体制。没有工作就没有学习和提高生产技能的机会。人们在工作中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加快科学技术的传播。通过“干中学”、“看中学”来提高人力资本。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作是最基础、最本质的。

目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框架，给出的政策建议显得非常零散和混乱。有许多变量都被人们当做内生增长的要素，例如教育、保护环境、刺激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发、开放贸易、提高储蓄率、促进劳动分工、产业升级，等等。许多理论尚待进一步完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内生增长要素都必须落实到人的身上。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要提供就业机会。挑战传统，开创新篇

在研究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时候，我们比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学家幸运多了。当时经济发展的课题刚刚开篇，诸子百家，各说各话。发展中国家只能在诸多学说当中凭各自的偏好进行选择。从发展经济学兴起的时候算起，至今已经50多年了。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们为我们积累了很丰富的理论知识，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工具。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大量历史案例的成败进行全面总结，将众说纷纭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理出一个头绪来。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有许多珍珠，可是却没有串成项链。有大量的理论来源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由于背景不同，被生搬硬套到发展中国家，造成消化不良，甚至导致严重失调。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可以批判地吸收，哪些是张冠李戴，用错了地方。

为什么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通过上述各种模型的研究，发展经济学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模型的主体选择存在问题。

第一，在一部分模型中没有研究经济发展的主体，仅仅阐述了发展的过程、现象，没有揭示发展的动力和政策选择过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储蓄、投资、外贸、技术引进等都非常重要，但是，储蓄是从哪里来的？投资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在投资？投资的目标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什么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人的因素，不能见物不见人。

第二，在另一部分模型中把政府当成经济发展的主体。各个发展经济学派与凯恩斯主义都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在经济发展模型中人的作用可以由劳动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需求者）以及和劳动生产者的统治集团——政府来体现。在许多经济发展模型中，经济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政府摆在制定和执行发展计划的核心位置上。许多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模型是在为政府出谋划策，过度强调了政府的使命和作用。

正如张培刚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完全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为此，我们不仅要改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到底谁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主体；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毫无疑问，出现不发达状态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原因，但是列举所有可能的原因并不能回答人们迫切需要知道的问题。以萨克斯为代表的“外援至上”观点只见资金不见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无论萨克斯和他的朋友们出于何种良好的愿望，其分析严重脱离现实，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可是，这种观点不仅在西方经济学界广为流传，而且误导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认真剖析，理清分歧的本质。恐怕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究竟穷国的经济发展靠的是外部援助还是靠本国的人民。决定经济发展的是人还是钱？

第5章 中国与印度的起点和差距

涵，是一个泡沫。●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和印度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30年

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差距。● 对比中国和印度，可以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不仅可

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还可以促进经济学本身的发

展。● 穷国完全有可能摆脱贫穷。既然中国能够赶上去，那么其他的穷

国只要因地制宜，按照自身情况制定正确的策略也一定能够摆脱

贫穷。“金砖四国”的提法是个泡沫

2001年，高盛集团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吉姆·奥尼尔发现如果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第一个字母拼到一起，恰好和英文中的砖（brick）相近。于是这位美国投资银行的专家发明了“金砖四国”（BRIC）这一新词。那时候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在全球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看到投资银行的资产梦幻般膨胀起来，许多人以为投资银行简直就是点石成金的魔术师。投资银行发明一些谁都看不懂的术语和深奥莫测的金融衍生工具。既然那些金融衍生工具给投资银行带来了数不尽的财富，“金砖四国”也一定有特别的奥妙。于是，这个新名词很快就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很遗憾，奥尼尔无法申请新名词的专利，需要他多次重申自己的发明权。

2007年12月31日，《21世纪经济报道》长篇报道了对奥尼尔的采访。奥尼尔声称：“6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都经历了显著的上涨。巴西上涨369％，印度上涨499％，俄罗斯上涨630％，用A股来衡量，中国上涨了201％。”显然，奥尼尔选择的这个指标很成问题，看来好像是在推销泡沫经济。2008年，投资银行吹大的泡沫经济崩溃了，金融危机横扫全球，股市跌得惨不忍睹。

实际上，尽管投资银行的某些专家擅长在金融衍生工具上变戏法，可是在宏观经济分析上水平并不高，他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经常出错。奥尼尔说：“中国经济将稳步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可惜，他说的并不准确。如果按照汇率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规模，他的话没错，中国的GDP规模排名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可是，连经济系的大学生都知道，采用汇率法来估计GDP误差很大。虽然采用购买力平价也有一些问题，但比汇率法好多了。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著名统计机构早就公布了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GDP数据。中国的经济规模不仅早就超过了德国，而且还超过了日本。

奥尼尔判断：“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而非此前预测的2035年。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84％，而非此前预测的41％。印度在2050年也将超过美国。”

看到这些预测，让人目瞪口呆。这还是在严谨地研究经济吗？看起来有点像玩着水晶球预测未来的巫师。根据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线性外推，预测长期的经济增长，已经不知道出过多少次错误，为什么不吸取点教训？看到一个小孩在一年之内长高了10公分，然后就判断，10年长高一米，20年长高两米……不是有病吧？“金砖四国”的说法已经被媒体广为接纳。人们接纳这种说法各有各的理由，却很少有人好好分析一下，提出“金砖四国”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把某些国家放在一起，必然要有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特征。那么，这四个国家之间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共性？

不错，这四个都是大国。如果仅仅从地理规模或者其他一些统计指标来预测未来，那么人们就要问，这些国家的领土边界早就固定下来了，领土面积没变，为什么在过去100年里，这些国家非但没有改变贫穷面貌，反而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如果奥尼尔“金砖四国”的理由是人口众多，毫无疑问，中国在世界排名第一（13.3亿），印度第二（11.4亿）。印度的人口出生率（22.2‰）高于中国（13.7‰），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印度超过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可是，巴西在世界上排名第5（1.96亿），俄罗斯排名第9（1.4亿）。印尼（2.37亿）、巴基斯坦（1.73亿）、孟加拉（1.53亿）、尼日利亚（1.46亿）等国的人口都比俄罗斯多，为什么没有把它们选进“金砖四国”？

奥尼尔说这些国家拥有能源、基础设施、城市化、人力资本以及技术方面潜在的发展趋势。世界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潜在的要素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可惜，奥尼尔没有提出什么有分量的论据。

奥尼尔说，“金砖四国”在前段时间都有高速经济增长。确实，四个国家在前几年都有不错的经济增长记录。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为11.9％，在世界上排名第9；印度增长率为9％，排名第23；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为8.1％，排名35；巴西的经济增长率为5.4％，排名第101。在世界各国当中，经济增长率高于巴西的国家很多，为什么单单挑出巴西来？

从历史统计数据来分析，高速经济增长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是经济起飞，例如“亚洲四小龙”和中国，不仅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间长，而且有可持续性。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类是属于自然资源性增长。例如某个中东国家发现了一个新的大油田，非洲的博兹瓦纳发现了一个大钻石矿，其经济增长率肯定会出现大幅跃进。在1990年休克疗法的冲击下，俄罗斯经济曾经连年下跌。但2000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暴涨，俄罗斯凭石油出口发了横财，经济增长率迅速上升。2007年，俄国是世界上第一大产油国，石油出口排名第二。近年来石油价格暴涨，从2001年的每桶22美元到2008年7月上升为148美元。在2003～2007年期间，俄罗斯的GDP增长率平均为7.3％，外汇储备从2003年不到1000亿美元，2008年7月达到5966亿美元。可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油价跌到每桶40美元。油价每跌一美元，俄罗斯财政就减少20亿美元的收入。俄罗斯副总理库德林估计，2009年俄罗斯预算赤字有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也从顶峰跌落，2008年外汇流失1300亿美元，到2008年11月只有4550亿美元。2008年11月俄罗斯工业增加值与10月相比，下降10.8％，与2007年同期相比下降8.7％，12月又下降了10.3％，失业人数超过500万。估计在2009年俄罗斯的经济可能出现负增长。

第三类增长属于经济周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经济周期，在某些时候经济高速发展，到了一定时候就出现减速，调整，然后再加速。这种经济周期普遍存在，早已司空见惯。千万不能看到经济高速增长就以为该经济体将长期保持这个速度。倘若过段时间，经济周期进入了调整期，增长速度下降，将如何解释？

近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很高。印度并不是一个资源出口型国家，因此可以排除第二类可能性。印度的经济发展是属于第一类还是第三类？能否排除印度的增长属于经济周期中的上升阶段这一判断？这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研究课题。

有的时候，在某些报刊杂志上似乎不用讲什么道理，只要好听，或者耸人听闻就好。至于说这些提法意味着什么，完全不在考虑之列。说到底，将“金砖四国”放在一起，似乎只有一个理由：英文字母上的巧合。如果只是这个理由，莫非是在开玩笑？

在提出“金砖四国”之后，奥尼尔意犹未尽，又提出了“金钻11国”，包括孟加拉国、埃及、印尼、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和越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如果要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一定要能够给人们有益的启示，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人们如何摆脱贫穷，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

所谓“金砖四国”的国情相差非常悬殊。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在经济发展上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具有稳定的比较优势；印度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计算机软件外包的订单越来越多；俄罗斯和巴西靠原材料和石油出口取得了一些收益。连它们自己的经济学家都在不断地呼吁，靠出售资源在短期内可以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很难持久。把发展阶段和国情完全不同的四个大国拉到一起，其实并没有什么内涵。

什么是泡沫？最通俗的解释：外表五光十色，十分华丽，可是内部空空如也。投资银行的某些人是制造泡沫的专家。他们通过金融衍生工具，制造了次贷泡沫，带来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闯了大祸。“金砖四国”是个新名词，在很短时间内流行于全球。仔细检查之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内涵，很可能也是一个泡沫。

俄罗斯和巴西暂且不论，有必要很好地分析一下，中国和印度究竟在哪些地方有共同之处，在哪些地方完全不同。为什么要比较中国和印度

2005年8月22日出刊的美国《商业周刊》中有篇特别报道“中国与印度：你必须知道的事”（China and India：What You Need to Know），文章指出：“在过去，我们甚少见到两个仍然相当贫穷的国家，其经济起飞引发这种令人敬畏、机会主义与不安等混杂情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日本与韩国的经济奇迹，但这两者都未强到足以驱动全球成长或改变所有产业的竞争情势；反观中国与印度，却有足够强的力量与动能可改变21世纪的全球经济。这两个国家崛起情形的最贴切类比是美国在19世纪的发迹故事……但是，就某种程度而言，连当年美国的崛起也无法跟如今的中印发展相比。世界过去从未见到两个人口加起来占全球总人口1/3的国家同时且持续地经济起飞。”

若要探索摆脱贫穷陷阱的道路，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策略上的异同成败。

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发展成功的案例并不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够实现赶超，由穷变富，改变在国际贫富排列中地位的经济体只有“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印尼、泰国、马来西亚也曾经拥有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被世界银行称为“新兴工业国家”。但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这样的说法沉寂下去，很少有人再提及。“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固然非常宝贵，却难免会有许多特殊的背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发展案例无过于中国和印度。通过对比研究这两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也许可以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这样做不仅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还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和提高。

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欺负和侵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国都曾经推行计划经济，全力以赴地建设独立的重工业基地，在分配制度和国有化政策上有许多相同点。

近年来，中印比较成为一个颇有吸引力的话题。归纳起来，中国和印度有许多相同点，也有不少不同点。

有人再提到这本书了。中国和印度的相同点（1）高速增长。200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4％，2006年经济增长率11.6％，2007年继续保持11.9％的高速增长，2008年为9.8％。同一期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表现良好，2005年经济增长率为9.2％，2006年9.2％，2007年9％，2008年7.3％。具体数据见表5-1。表5-1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资料来源：1999～2006年数据来自Key Global Indicators，UN；2004～2008年数据来自CIA World Factbook。

美国的《商业周刊》报道：“绝大多数预测都指出，这两个国家应该能在未来数十年维持平均7％～8％的年平均成长率，甚至预期在这期间将会出现许多经济成长猛冲的情形。美国环球透视公司（Global Insights）预估，到2015年，印度的国内支出将增加1倍达到7000亿美元，中国则可以扩增至将近3倍达到26000亿美元。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与印度占全球总产出的比例可望从目前的6％激增到45％；若以国内购买力来衡量，比例将会更高。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与印度都可能成为美国以外经济最强的两个国家。”（2）中国和印度人口众多，是世界上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人口大国。（3）政府的低效率以及贪污腐败不同程度地存在。（4）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5）中国和印度都对银行和金融机构实施严格的监管。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当中有70％给了国有企业。印度大部分银行贷款都流向公营企业或特许计划。（6）中国和印度都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印度的官僚主义效率不高，阻碍投资；中国的官僚主义往往导致过度投资或决策失误。中国和印度的不同之处（1）印度早已建立了多党制度，无论在议会还是在政府内部都争吵不休。印度的投资决策非常缓慢，长期投资项目很可能遭到政治反对势力的阻挠而陷于冗长的拖延之中。中国实行一党制，中央集权决策机构具有很高的效率，有利于实施大规模的投资项目。（2）中国的制造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占有的世界市场份额逐年增加，而印度的制造业才刚刚进入国际市场。（3）目前，中国的法制建设依然很不健全，对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很不够，还没有形成一种社会规范，通过法院来解决违约争端。印度的法制比较健全，有一套类似西方式的法律制度，但是，执法程序往往非常缓慢。（4）中国的银行系统至今仍然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垄断，隐含的不良贷款数额巨大，遭遇金融风险的概率很高。印度的银行体系要比中国健康，可是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背负沉重的债务，预算赤字高到难以承受的程度。（5）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国内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40％。20世纪70年代，印度的储蓄率为21％。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印度储蓄率变化极小，在20％～24％之间波动。随着印度经济的增长，储蓄率在近5年出现了显著增长，估计已达到34％。可是，印度的年投资率只有22％～23％。低投资率导致印度的基础建设远远不如中国。（6）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远远高于印度。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923亿美元，中国吸引外资水平连续17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367亿美元，不及中国一半。中国和印度国内经济总体情况比较

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中提到，“起点的差异几乎决定了所有的差异”，言下之意就是说起点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起点如何决定了一国将来的发展结果。这个说法恐怕经不起推敲。如此说来，那些现在还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欠发达国家将来如何发展？岂不永无出头之日？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古国。众所周知，唐朝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直到清朝末期中国才走向衰落。印度也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出许多伟大的发明。十进位数字被称为“印度—阿拉伯数字”，就是古代印度发明的，后来被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一直沿用至今。如果以古代作为起点，那么中国和印度的起点要远远高于日本、美国，结果却是欧美、日本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却沦为穷国。

姑且不谈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上。中国经济改革始于1979年，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起点。本章从五个方面比较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起点和现状：第一，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GDP；第二，人民生活水平；第三，对外贸易和外汇储备；第四，重要的工业产量和交通运输指标；第五，科技发展和教育。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印两国的情况十分相似。由于中国经历了十年浩劫，经济发展刚刚起步，而印度完成了六七十年代的绿色革命，情况要比中国好一些。

统计数据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和印度处在相同的组别中。1980年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在全球100多个经济体中，中国排第132位，印度第116位。虽然两国都在穷国行列之中，但是印度比中国的排名要高出不少。

从表5-2我们可以看出，198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印度近200亿美元，人均GDP仅占印度的76.5％。到了2007年，中国整体经济情况明显好于印度，GDP超过印度4万亿美元，换句话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印度的2.4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印度的2倍多。表5-2 中印国内经济情况比较注：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980年数据，均按格购买力平价进行折算。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9年；CIA，《The World Factbook》，2009.1。

通过纵向比较可见，在1980～2007年的30期间，中国经济规模增长了17倍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13倍。反观印度，各项指标都有所增长，但增长规模远远不如中国，特别是代表一国经济整体情况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年来这两项指标在印度只增加了6.9倍和4.1倍。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差距相当大。见表5-3。表5-3 1980～2007年中印两国经济规模增长倍数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在人均水平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1980年印度人均GDP为629美元，到了2008年上升至2900美元，世界排名反而从第116位下降到第168位。这说明虽然印度的经济指标增长了，但是发展速度还不如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仍属于低收入国家组别。而中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481美元开始持续上升，到2008年已经达到6100美元，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印两国国民生活水平比较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和印度都名列低收入国家组别，难兄难弟，国民生活水平都很低。

表5-4说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印度的城市化水平比中国好。印度城市人口比重为23.1％，高于中国的19.6％。在每百户家庭拥有电话数量方面，中国与印度相差不大，但是代表高档消费品的轿车，中国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印度。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婴儿夭折率也较印度低许多。表5-4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和印度人民生活水平比较注：人均寿命为1985～1990年的平均值，其余指标均为1980年数据。资料来源：千年发展目标数据库（联合国）；中国统计年鉴，2007；印度经济调查2000～2001，2007～2008。

中国在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速起飞，经过20多年发展之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中国农村人口比例显著下降，从80.4％下降为57.8％。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找到了工作。在代表高档消费品的轿车人均拥有量方面，在比较的起点，印度比中国多将近10倍，在比较的终点，中国是印度的2.5倍。家庭拥有电话数量，中国是印度的4.4倍。见表5-5。表5-5 2007年中国和印度人民生活水平比较资料来源：千年发展目标数据库（联合国）；中国统计年鉴，2007；印度经济调查2000～2001，2007～2008。

从纵向比较中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增长了1倍多，1000人中拥有轿车的数量增加了716倍，家庭拥有电话数也增加了超过280倍，婴儿死亡率减少了一半。印度各方面指标都有所好转，但与中国比较逊色许多。见表5-6。表5-6 1980～2007年中印两国人民生活水平变化规模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经济增长最终的目标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广大人民都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数据证明，无论是从量还是从质的方面看，中国经济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而印度的人均购买力水平在世界的排名还不如30年前。中印两国对外贸易情况比较

中印两国在对外贸易上的差距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在1980年，中国和印度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都很小，两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贸易逆差。见表5-7。表5-7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印两国对外贸易（万美元）注：所有贸易数据为货物贸易，单位均为百万美元；出口按照离岸价格（F．O．B．）计算；进口按照到岸价格（I．M．F．）计算。外汇储备包括外币资产与黄金储备。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印度经济调查2000～2001，2007～2008。

在198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将近4亿美元，并伴有少量的贸易逆差。印度的情况与中国相近。印度的外汇储备为6000万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非常可怜的2200万美元，印度拥有的外汇储备是中国的两倍多。

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约2.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3154亿美元；反观印度，无论进口还是出口数量都和中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贸易逆差达到792亿美元，见表5-8。200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量猛增4000多亿美元，新增外汇储备就超过了印度全部外汇储备存量。在2008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接近2万亿美元。两国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加大。表5-8 2007年中印两国对外贸易（100万美元）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印度经济调查2000～2001，2007～2008。

从表5-9中可见，中国进口、出口分别增长了67.4和45.5倍，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更是增长了176倍和697倍；而印度，出口增长17.6倍，进口增长15.5倍，但贸易逆差却扩大了12.6倍左右，外汇储备增长幅度也远远不如中国。表5-9 1980～2007年中印两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变化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印度经济调查2000～2001，2007～2008。中印两国重要工农业产品和运输能力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初，在基础设施方面，无论是铁路、公路长度还是机场数量，印度都领先于中国。见表5-10。表5-10 1980年中印两国主要工业产品和交通数据对比内容注：其中1980年的水泥数据来自于Katja Schumacher & Jayant Sathaye 1999。资料来源：Industrial Commodity Statistic Database（UN）．

时隔27年之后，中印两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交通系统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其他国家相比，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慢，可是和中国相比，两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见表5-11。表5-11 2006年中印两国主要工业产品和交通数据对比内容资料来源：同表5-10，中国的公路数据来自于《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6日。

在1980年，印度机场364个，中国只有330个，数量几乎相等。可是在最近20多年内，中国新建了许多机场，上升为467个。在这段时期内，印度没有增加任何新的机场，中国的机场比印度多了103个。1980年中国的铁路长度不及印度，可是在2006年，中国铁路总长度已经明显超过了印度。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决定用4万亿元扩大内需，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预计到2010年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9万公里，到2020年将超过12万公里。

两国高速公路系统给来访者留下了不同的印象。中国目前已经通车的高速公路有5.4万公里，通车里程高居世界第二位。而印度高速公路的数字微乎其微。中国的高速公路系统已经可以和欧美媲美，而印度的高速公路系统似乎还刚刚起步。

在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1980年，中国和印度的钢材生产分别为3721万吨和6800万吨，印度的钢产量几乎比中国多1倍。这一点让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羡慕不已。到了2006年，两国钢材生产量分别为46893万吨和5020万吨，中国比印度几乎多10倍。在此期间，中国的钢产量增长了126倍，而印度仅增长了7.4倍，见表5-12。在2005年，中国钢铁产量占全球的32％，而印度只占3.5％；中国的铜产量占全球22％，印度占2％；铁矿石，中国占28％，印度占比还不到5％。表5-12 1980～2006年中印两国主要工业产品和交通数据增长倍数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在国际金属市场上的份额，无论是钢、铁、铅、锌、铜、铝等，中国都遥遥领先于印度，见图5-1和图5-2。图5-1 中国、印度和美国在国际金属市场上的份额（2005年）资料来源：L．Alan Wintersand Shahid Yusuf，2007．图5-2 中国、印度和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份额（2003年）资料来源：L．Alan Wintersand Shahid Yusuf，2007．

图5-2显示了中国和印度在1980～2003年期间能源使用情况。由于中国制造业增长速度很快，能耗量也迅速上升，其速度超过了印度。

在能源生产和消耗上，中国和印度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在电能生产方面，中国2006年较1980年增长了9.5倍，印度增长了约5.7倍。2003年中国生产的电力占全球12％，而印度还不到4％。中国的煤炭产量占全球33％，印度占7％。

人均通信设施占有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中国在1987年刚刚出现手机。1989年全国手机总数只有不到1万部。18年以后，中国的手机总数达到5.47亿部。表5-13给出了中国、印度和美国人均手机占有率和人均固定电话线占有率。中国的指标都显著高于印度。当然，和美国相比，中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图5-3 1980～2003年中印能源消费（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生物能源及核能）资料来源：L．Alan Winters and Shahid Yusuf，2007．表5-13 中国、印度和美国人均电话占有率资料来源：World Facts，CIA，2008．

由图5-4可见，中国生产的主要农作物，例如稻米、玉米、橡胶、棉花、大豆等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都高于印度。印度在咖啡、茶、糖等农产品上占有的份额超过中国。图5-4 中国、印度和美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的份额（2003年）资料来源：L．Alan Winters and Shahid Yusuf，2007．

这些数据都说明，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飞速增长，经济总量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而印度虽然各项指标都有所增加，但是与中国经济的成就相比，逊色很多。中印两国在科技发展及教育上的比较

在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的科技水平比中国好，印度申请的专利有3294项，而中国还是完全空白。反映国民受教育程度的升学率两国相差不大，见表5-14。

在代表科学技术水平的专利申请方面，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2002年，中国申请专利181256项，印度为91924。与1984年相比，中国增长了18万倍，而印度只增加了27.9倍。又是一个天大的差别。表5-14 20世纪80年代初中印科技教育情况比较注：专利申请为1984年数据；受教育人数是1980年数据，由于印度男女入学率差别很大，表中统计的是男生的入学率，女生小学及初中毕业升学率在1980年分别为：64.1％和28.6％。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印度经济调查1999～200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

美国《商业周刊》的报告说：“中国也渐渐成为重工业和先进电子业的龙头。2000年，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总值为305亿美元，到了2005年，激增至2200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28％。预估2008年，中国的客运车制造产能将增加1倍，年产量超过800万台，并出口到欧洲及美国。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计划在3年内设立22座新的晶圆厂，很快就会成为世界要角。从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电脑化工厂设备到20万美元的网络路由器，生产基地都已经转移至中国；其他大多数零部件、材料、机械工程等生产作业也一样。不论是滚筒式卫生纸、金属铸造物、30寸液晶电视，还是加拿大硬木打造的精致卧房家具，中国制产品比美国制的价格低了3～5成。厂商几乎别无选择，只能从中国进口。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并非仅仅基于上述原因。中国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包括了一流的工程师、经理人、货物装卸员、办事员、工厂作业员。如前所述，中国的庞大资本投资造就了墨西哥、印尼和其他制造业天堂无法抗衡的产业规模，以及超高效率的基础建设。从电子产品到成衣等各类商品所需要的零部件及原材料，中国都有无与伦比的供应基础。中国内地与台湾及香港的整合，创造了巨大的优势。台湾地区企业是中国计算机、消费性电器产品及半导体等产业的建构者，提供技术、资本和管理专长，并掌控了中国7成的电子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香港公司在内地创设轻型制造业，并经营从衬衫到珠宝等各式产品的出口贸易。”认识差距，探索脱贫之路

通过对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发展起点和目前态势的分析，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这样一条道理，即穷国完全有可能摆脱贫穷。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穷国恒穷、富国恒富，这种孤立、静止、无所作为的观点毫无根据。既然中国能够赶上去，那么其他穷国只要因地制宜，按照自身情况制定正确的策略，也一定能够摆脱贫穷。

中国和印度在1980年站在几乎完全相同的起跑线上，在许多地方印度的经济指标还领先中国。经过将近30年，无论是宏观经济指标还是人民生活水平、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交通和基础设施、城市化程度、国家贸易和外汇储备等，两国之间都出现了显著的差距，见表5-15。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大的差距？是什么原因让印度在过去30年的竞争中没有能够把握发展机会？

到底哪个国家能维持长期成长？有人认为是中国，因为中国有出色能力，可动员资本和人力投入基础建设，建立大规模的制造产能。也有人认为是印度，因为印度强调发展高科技。许多跨国企业把产品的制造基地设在中国，软件和电路系统的设计基地设在印度。

西方各国的观察家认为，在上个30年，中国得到了发展的机会，新世纪是属于印度的世纪。印度很可能在下一轮竞争中反超中国，后来居上。例如，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基石印度商情研究机构认为，印度正处于追赶并超越中国经济成长的轨迹上。该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威尔森宣称：“在印度，制度化变革和产业自由化的脚步相当惊人。我相信，印度的发展模式优于中国。假以时日，印度的经济成长将会超越中国。”“我们相信，如今是印度的时代。”

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竞赛还在进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事先判断谁一定会赢。

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从总体上来说，刚刚摆脱贫穷，而印度目前还陷在贫穷陷阱之中。印度能不能在未来10年、2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里摆脱贫穷？最重要的是如何帮助印度在下一轮竞争中迎头赶上。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向贫穷宣战的口号，更需要的是探索终结贫穷的道路。表5-15 中国和印度宏观数据比较（2008年）注：表中数据为2008年估计值，—表示2006年数据。资料来源：CIA《World Factbook》2009.2.18；《人民日报》，2006.3.3；《南方周末》，2006.3.2。

第6章 印度的优势和潜力

就。● 印度非常注重精英教育，具有明显的人才优势。● 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胜过印度。可是在微观层次上，印度公司

的业绩却比中国好，平均资本报酬率高于中国。● 印度的银行业监管制度比较完善，人员的专业训练和道德操守比

较正规。不良贷款比率远远低于中国。印度政府允许和鼓励民间

资本进入金融行业。民营银行的业务多元化，有效地分散了风险。● 在资本市场方面，印度也比中国强。● 在经济发展中，印度有其独特的优势和潜力，如果印度能够找到

一条正确的发展途径，赶上或超过中国并非空想。艰难的探索

印度和中国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可是在近代，中国和印度都受到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欺辱，沦落为贫穷的国家。

17世纪初期，印度四分五裂，从中亚来的莫卧尔王朝统治着恒河流域，其他地区被几百个封建王朝分封割据。160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授权，在英国军队的支持下逐步蚕食印度。18世纪初，莫卧尔王朝内讧，分裂成几个独立的小国，相互争战不休。东印度公司依靠英国军队的武力，纵横捭合，挑拨离间，分而治之，反客为主，迅速扩张，到1858年全部控制了南亚次大陆。随后，东印度公司被英国皇室收归国有，印度从此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被称为大英帝国皇冠上的宝石。顺便说一句，鸦片战争前后倾销到中国来的鸦片大部分是东印度公司生产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度人民经过长期的奋斗终于在1947年8月15日赢得独立。

在1600～1870年期间内，印度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几乎为零。从1870年到1947年印度独立，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有0.2％。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印度不断爆发大规模饥荒和瘟疫。在英国统治之下，印度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1947年，印度人的识字率仅有17％，大部分印度人是文盲。印度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2.5岁。

印度独立之后，尼赫鲁当选为第一任总理。他吸取历史教训，下决心走独立自主的道路。由于长期以来的殖民主义统治，使得印度对于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非常敏感。印度政府强调自给自足，不依赖对外贸易，也不欢迎外国直接投资。这一点和中国当初提倡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非常相像。迄今为止，在印度的高层，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学术界精英，依然对外国资本保持高度警惕和本能的反感。

在20世纪50年代，世界分裂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冷战开始之后，双方剑拔弩张，很多人都预期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逼近。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必须建立独立的重工业，只有这样才能生产足够的武器装备以应付未来的战争。1946年，尼赫鲁说：“即使在各国相互依存的情况下，一国如果未能实现高度工业化并尽全力开发其军事资源，则无法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在那个时期，苏联实施计划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在苏联经验的示范下，中国和印度不约而同采取了赶超战略，全面推行计划经济。

当时，印度采取的许多政策和中国没有多大区别。两国都大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加强国家计划控制。在印度实行了严格的许可证制度，企业要进入任何一个领域都必须取得政府的许可证。钢铁、电力、交通等部门都由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银行交易、支付、货币兑换等都被纳入政府许可证管制。政府直接管制贸易、投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印度全力以赴发展重工业，奠定了重工业基础，交通、铁路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见表6-1。表6-1 印度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资料来源：V．Dubey，“India，Economic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in Grill and Salvatore eds．Economic Development，P．439．

除了建立重工业基础之外，印度实行赶超战略的结果很不理想。印度从1951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2007年已经实施了10个五年计划。目前正处于第11个五年计划中。印度开始实施五年计划的时间和中国非常近，结果也差不多，五年计划设定的目标经常落空。例如，印度政府计划的经济增长率为5％。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4％；70年代为3.6％；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在1960～1982年期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仅为1.3％。

印度和中国一样，经常把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口号放在嘴上，可是，赶来赶去，印度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反而越来越大。1952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的比例为2％，到1980年下降为1.4％。工业生产总值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从1952年的1.2％到1980年下降为0.7％。

1979年，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展开一场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辩论，随后开始了全面改革开放，启动了经济起飞。在经济改革初期，中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蓝图，邓小平最大的特点就是务实。“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放开手来，鼓励人们去探索，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有什么活干就干什么。中国走上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突破口的发展道路。

与此同时，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进行了一场经济发展战略大辩论。辩论的结果，印度选择了高科技作为发展的主轴，在各种政策上优先照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印度总理甘地在其任期内（1984～1989年）大力扶持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企业纷纷出现，迅速成长。例如，印福资讯系统科技公司（Inrosys）成立于1982年。这家公司从12名员工起家，在随后的10年内以年成长率40％的速度递增，很快就成为全球著名的软件开发企业。

1991～1997年期间，由于海湾战争，油价暴涨，为了应对国际收支危机，印度开始新一轮经济改革，开放对外贸易，向民间资本开放许多以前只允许国有企业经营的领域。印度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显著上升。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后，印度的高科技得到了显著的进展。2000年以后，印度的软件公司迅速成长起来，班加罗尔市逐渐成为全球软件业的研发重镇。汽车零部件工业、制药业、化学工业成为印度的出口主力。

从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发展轨迹来看，中国从农村改革开始，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而逐步向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印度一上来就盯住高科技，主要在产业链的高端发展。通过上一章的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印两国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中国在许多领域中遥遥领先。

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最重要的不是今天中国和印度处于什么状态，而是今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印度的经济发展有自己独到的优势和潜力。今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竞争还存在着非常高的不确定性。有许多观察家认为印度有可能在未来赶上或超过中国。其实，即使在今天，在许多领域印度已经领先于中国。将来印度全面赶上或超过中国并非完全不可能。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印度经济活力和增长潜能。印度的信息产业及服务业外包高速增长的印度服务业外包

过去十几年间，印度企业在承接软件和其他服务外包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开始出口软件生产服务，当时的交易规模很小，1990年的出口额才达到1亿美元。印度从90年代初开始全方位的经济改革，实行以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为导向的开放政策，推动软件外包的持续快速增长。2007年，印度软件出口达到300多亿美元，预计到2008年外包服务出口总额将达到640亿美元。麦肯锡公司和印度软件公司与服务业者协会预估，到2012年，出口总值将达到1480亿美元。软件出口为印度创造400万个就业机会。软件行业占印度GDP总值的7％。其中IT-BPO（软件与商务流程）的出口达到400亿美元，几乎是印度总财政收入的64％。在印度逐步形成了一批软件科技园区和基地。其中位于班加罗尔的软件园区被称为印度的软件之都，全球十大硅谷之一以及全球第五大信息中心。

在软件服务以及服务流程外包领域，出现了一批具有10亿美元出口能力的著名的印度私营企业。外包出口对印度国际收支平衡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尼尔2004年专题研究报告的评估结果表明，印度在软件以及相关离岸服务外包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相比之下，中国软件的出口规模，即便采用包括嵌入式软件和系统集成服务在内的宽口径统计，2003年也仅有23.8亿美元。印度的软件外包出口规模比中国大10倍。在软件和服务外包这个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领域，印度已大大领先于中国。见表6-2和表6-3。表6-2 印度软件外包出口（亿美元）Dedrick & kraemer，1993．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预计值。资料来源：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2008。表6-3 中国软件出口与计算机信息服务贸易（亿美元）资料来源：转引自卢峰，2007。

虽然印度的制造业和中国相比小巫见大巫，然而印度却开拓出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领域——软件、设计和服务业。如同《商业周刊》所说：“当大多数美国人还在睡梦中时，印度的金融、行销和科技专业人员正在为美国的企业执行各种工作，包括研究上市公司刚发布的财务信息，计算新保单和抵押贷款的风险比，苦思未来的引擎设计，研究法律案件，为制药公司详细检查有前景的化学分子，设计电子商务网站网页，协助派遣货车前往工厂，为美国计算机消费者回答技术性问题，替消费性商品公司进行市场研究等。”印度软件外包优势

印度在信息工程领域拥有明显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商业周刊》的文章指出：一个软件编码和测试人员在美国每个小时的工作报酬至少要20～30美元，在印度只要2～3美元。除此，印度的工程师人数已达52万名，起薪大约是一年5000美元，仅为美国普通工程师收入的50％～60％。在班加罗尔以外的地区，许多印度籍公司是以低得离谱的价格，生产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从50美元的机票、一分钟2美分的无线电话费，到一部2200美元的汽车，以及由顶尖外科医生执刀，费用比美国低许多的心脏手术。恩杨顾问公司的帕金森说：“印度人力这张牌所向无敌，我们不知道要如何以技术优势来填补此差距。”由此可见，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印度成为软件大国的基本因素之一。

美国《商业周刊》在几篇报道中描述了印度如何改变全球的服务业、研发与后勤处理作业。印度拥有大量低成本、高技能的英语人才，包括精通网际网络的科学与工程人才、工程师、客服中心人员、科技人员、财务分析师、医疗技术员等，还有大量财金、行销和管理方面的高级人才。网际网络、互动式软件和廉价高速的电信服务让他们能够远距离执行工作，身在印度如同在美国硅谷一样。自2000年美国IT泡沫崩溃之后，大批高层次科技人才返回印度创业。他们帮助甲骨文、思科系统、英特尔等公司扩展研发实验室。印度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厚积薄发，不可小看。

印福科技公司、塔塔咨询服务（Tata Consulting Services）、威普罗（Wipro）、HCL科技（HCL Technologies）、萨迪扬计算机科技服务（Satyam Computer Services）等公司以低价为外国公司提供软件撰写服务，利用印度庞大的工程师与科学人才库，逐步扩展咨询服务、事业流程外包、研发服务等。由于价格比IBM商业服务事业、埃森哲、电资系统等公司便宜三四成，印度公司改变了全球资讯科技服务业的价格与竞争结构。如今，这些印度公司渐渐成为北美汽车、航太、制药等产业创新链上的重要环节。工程师使用3D电脑模拟远距测试新组件，研发引擎模型、飞机机翼，甚至设计整套自动化工厂的组装线。随着汽车、消费类电子、机器工具等产品在晶片技术上的进步，印度在嵌入式软件方面的能力也愈来愈有价值。促成印度服务业外包奇迹的因素

印度过去十多年的成绩，显示出服务业外包与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相结合能够改变一个大国经济均衡态势。卢峰教授指出：“具有印度特色的大国开放发展经验，与中国发展经验一起，构成了当代发展经济学研究需要观察和分析的最重要的案例和素材。”弗里德曼认为：离岸服务外包快速增长成为服务全球化新潮流的重要内容，构成“推平世界”进程的关键助动因素。

印度软件外包的成功无疑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印度拥有大量英语人才和技术人才。由于工资水平很低，印度拥

有在服务业外包方面的比较成本优势，在国际软件市场上的竞争

力很强。● 印度的企业家和科技人员与软件服务业的最大发包国美国具有广

泛的联系，许多印度科技人才就职于美国各大IT公司。● 印度政府积极推进服务业外包，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最大宽

容度的不干预政策。● 印度具有较强的创新优势。

印度素有“许可证王国”之称，对一般产业的管制相当严格，但对软件业却十分宽容，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软件外包是一个新兴产业。与钢铁、汽车、银行等部门不同，在软件行业中没有庞大的国有企业，也没有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纠纷和相互牵制。软件业好像一张白纸，允许印度决策层放手推行新政。第二，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面临国际收支危机，外汇储备面临耗竭危机，软件外包行业有可能给印度带来巨额外汇收入。拉奥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境，鼓励软件行业，实行税收优惠和不干预政策。

印度鼓励软件和服务业外包方面的优惠政策主要有：● 1991年印度软件出口免除企业所得税。随后，印度政府还将软

件进口关税从114％的高税率逐步降低到零关税，对IT硬件设备

进口及服务安全免除关税。● 1998年，在“印度信息技术行动计划”中，软件部分有108项计

划。在继续执行优惠的软件税收政策基础上，把优惠政策范围扩

大到“信息服务出口”，软件和IT投资允许两年内100％加快折

旧。● 印度对服务外包的税收优惠还表现在特区的政策上。印度软件技

术园区企业实行11项优惠政策，其中五项涉及税收优惠：①依

据电信法10A条款实施的所得税假日；②资本设备关税100％豁

免；③对采购国内投入品100％免除货物税；④对采购国内投入

品100％返还中央销售税；⑤对资本货物给予5年期100％折旧。● 2000年开始实施以鼓励“出口导向增长”为目标的经济特区政

策：“通过提供免除税负的商品和服务，一体化出口生产基础设

施，高效、快速、一站式批准机制以及政策激励组合，吸引外国

和本国企业进行出口导向增长的投资。”经济特区举办方和运营

企业享有广泛的税收优惠。在间接税方面，举办方和运营企业都

享有包括免除进出口关税，免除国内采购商品货物税，免除服务

税等优惠。在直接税方面，对特区举办方和运营方给予不同方式

优惠。对特区内企业前5年免除企业所得税，随后5年按50％减

半征收，此后依据具体情况还可以有进一步优惠。另外，特区内

资产转让免征资本获益税。对特区举办方，在特区建立后15年

内提供任意选择的连续10年免征100％利润所得税的优惠。

除此之外，1994年，印度通过了“版权法”，促进了印度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印度的专利申请从1994年的4800件上升到2002年的91924件，增加了19倍。

相比之下，中国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税收政策方面几乎没有特殊优惠。中国现行的政策大体框架是在有关企业达到软件企业认定前提下，才能享有“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以及对“在中国境内新创办的软件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等优惠政策”。软件外包企业一定要先争取获得软件生产企业认证，然后才能享有比较有限的税收政策优惠。对不从事软件生产的IT外包服务以及承接商务流程服务外包的企业则不能享有税收优惠。

印度软件和服务业外包的优势也并不稳固。软件和IT外包业占印度出口总量的25％，而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这方面的需求急剧减少，印度软件业叫苦不迭。如今，又要面临中国的竞争。印度最大的IT外包公司Genpact首席执行官巴辛对《金融时报》坦言：“长远来看，中国IT外包是我们面临的唯一真正威胁。”巴辛说：“中国政府的刺激计划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中国打算蚕食印度价值600亿美元的IT服务市场。”印度的人才优势

印度非常注重精英教育，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教育占有的比例较高。

表6-4列举了自1980年以来，印度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可以看出，印度教育支出的比重逐年上升。根据印度公布的财政预算，在2002～2007第10个五年计划中，印度预计教育支出为43.825亿卢比，较九五计划（24.908亿卢比）大幅增长76％。1999年，印度教育开支占GDP的3.2％，而中国教育开支的比例只有1.9％。相比之下，中国在人才培养上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这种状况直到2005年以后才略有改善。表6-4 印度政府教育支出比重（％）资料来源：Indian Economic Survey，2007～2008．

中国在1998年以后实行高校扩招。大学招生数量从1997年的100万逐年上升。2008年大学生毕业人数559万，估计在2009年将达到610万人。大学扩招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许多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家长和学生怨声载道。可是，和印度相比，中国大学生在人口中的比例并不高。印度在校大学生数量远远超过中国。2005年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入学人数还不及印度的一半，见表6-5。表6-5 中印普通高等教育机构当年入学人数（100万）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Indian Economic Survey 2007～2008。

从全民识字率来看，中国的识字率要高于印度。2008年中国的识字率为90.9％，而印度只有61％。可是，从精英教育来看，印度社会储备的高层次人才要远远多于中国。通过观察海外印度留学生的状况可以了解到，印度学生的英语、数学水平都比较好。在北美各个研究和教育机构工作的印度高级人才的数量也领先于其他国家。

印度的理工科教育非常出色。高科技行业的尖端人才大多出自于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IIT）。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评论说：“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加起来，就是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的地位。”

美国《商业周刊》认为IIT的毕业生是“印度历史上最热门的出口产品”。许多来自于印度的工程师是美国重要实验室里的骨干。与印度其他学校不同的是，IIT在教学对象、教学方法和资源投入方面全面按照精英教学模式设计。7个校区每年共招4000多名新生，仅仅通过一个渠道——联合入学考试（JEE）。每年超过30万名成绩优异的中学生报考JEE，录取率不到2％，比哈佛大学13％的录取率低得多。2003年，IIT在美国硅谷庆祝建校50周年，比尔·盖茨盛赞它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学校，并称它使计算机产业受益匪浅。除此之外，印度还有大批培养普通人才的印度国家信息学院（The National Institu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NIIT）。这些优秀的教育机构为印度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

不少印度移民是美国著名企业的创办人或经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移民企业网络的萨克斯尼安（AnnaLeeSaXenian）指出，截至2000年，美国至少有972家公司的创办人或高级主管是印度人。据萨克斯尼安研究统计，硅谷2000家新创公司中40％由印度人创立，创始人大部分从IIT毕业。印度企业的竞争优势

印度汽车工业的资格要比中国同行老得多。印度汽车公司创建于1942年，如同其他重工业部门一样，印度汽车业长期被国有企业所垄断。当时，印度的汽车企业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保守落后，缺乏技术创新，缺少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拥有难以治愈的“国企综合症”。“大使牌”轿车从1957年投产以来，几十年没有大变，不仅产量少，而且质量低。由于汽车市场被国有企业所垄断，“皇帝女儿不愁嫁”，国有汽车企业从来不必担心产品销路，普通印度人要排一两年队才能买到。20世纪90年代，印度政府放松管制、鼓励准入，许多国际汽车集团和印度企业合资生产汽车。塔塔集团是印度汽车行业的新秀。以往只生产货车，塔塔于2001年进军轿车市场，很快推出了第一辆由印度自行设计、制造的汽车“Indica”，售价只有6600美元。塔塔开发、制造汽车的成本只有一般汽车制造公司的六成，对那些老牌国有企业形成巨大的挑战。近年来，印度汽车产业高速发展，出口不断增加。2005年印度出口汽车总销售额30亿美元。根据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10年后，印度汽车业出口总额有可能上升到500亿美元，见表6-6和表6-7。表6-6 印度汽车产量变化（万辆）资料来源：Indian Economic Survey，2007～2008．表6-7 印度汽车出口变化（100万美元）资料来源：Indian Economic Survey，2007～2008．

印度电信行业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印度移动通信除了一家全资国有企业外，还有TATA Indicom、Bharti Airtel、Spice、Hutch和Reliance等5家民营电信公司。其中，Bharti Airtel是印度最大的移动电话公司，有1200万用户，市场占有率达22％，2005年总营收18亿美元，净利3.2亿美元。2004年2月，Bharti Airtel尝试全新营运模式，把移动电话网络外包给3家外国公司——爱立信、诺基亚和西门子。短短一年内，用户增加了600万，创造了用户成长率最快的历史纪录。

美国《商业周刊》文章介绍说：“印度人知道必须把握现在的时机，低成本优势大概只能再维持15年，来自中国、巴西和乌克兰的竞争也愈来愈大。班加罗尔的印度资讯科技学院教授萨达哥潘（S．Sadagopan）说‘印度目前的处境是，你若不创新，就无法生存下去。’印度企业不仅力求生存，而且力图发展壮大。例如，甲骨文收购印度爱福来公司股权一事在印度新兴软件产品产业界成为注目焦点，这可能会刺激更多的新创意和公司出现。‘我们深信，下一代软件公司中有不少将崛起于印度。’甲骨文公司总裁菲利浦斯（Charles E．Phillips）说。除此，兰可系统公司（Ramco Systems Ltd．）创新也令人眼前一亮。过去，该公司销售的是套装的会计与制造部门软件，但这种套装软件往往不能适用特定企业，目前，兰可公司开发及销售可以针对客户需要而组合搭配的软件元件，大大提高了公司利润及市场占有率。密歇根大学管理学教授普哈拉表示：‘那些印度企业静悄悄地卖力耕耘，有朝一日将会令全世界大吃一惊。’”

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咄咄逼人，令印度难以匹敌，不过，印度的制造业急起直追，涌现出一批非常有活力的著名企业。塔塔钢铁公司是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钢铁和制造业公司之一。印度的汽车零部件、发电机、医疗器材设备等，在品质与效率方面可以和美国相抗衡。例如，巴拉特铸造公司（Bharat Forge Ltd．）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底盘供应商，全球主要汽车公司都是它的客户。康明斯公司（Cummins Inc．）制造发电机，为美国通用电气的计算机分层扫描器制造核心零件。诺基亚、现代集团、宝马汽车、捷普集团等跨国企业正在印度兴建大型工业园区，建立零部件产业。此外，印度还有一批企业专门生产批量小、技术门槛高的产品，如医疗器材、发电机、汽车精密零件等，竞争力颇强。显然，印度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挑战中国的制造业。

在经济成长方面，中国胜过印度；可是，在微观层次上，印度公司的业绩却好于中国。尽管印度政府仍然以各种方式干预经济，但是，总的来看，印度的市场机制强过中国。印度公司面临较大的市场压力，比较重视获利与绩效。

美国《商业周刊》分析标准普尔公司的财务资料后发现，印度企业的报酬率比中国企业好。这项分析检视340家中国及印度上市公司从1999年到2003年的财务绩效，除了少数例外，印度企业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和投入资本报酬率都比中国企业高。2004年，印度公司的平均资本报酬率为16.7％，中国公司只有12.8％。标准普尔的主权评级组主任姆克基认为：“中国政府是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因此，经理人必须考量政府的议程，例如就业率的问题。”显然，过度的政府干预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利润率。

印度企业的投资效率也高过中国。印度总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只有中国的一半，大约在22％～23％，就能达到平均6％的GDP年成长率。中国的投资总量很高，产生的效益却并不理想。

从表面来看，印度的制造业远远落后于中国，可是有些媒体指出，统计数字未必能够全面反映出制造业的效益。在许多商品冠名是“中国制造”，其中的软件和多媒体技术整合却可能是在印度完成的，例如摩托罗拉手机、思科公司的网络交换器，或是飞利浦的影像器材，等等。这些商品的主要利润属于通用电气、微软、思爱普、英特尔、德州仪器等美国公司，其中的一部分辗转给了印度企业。印度的银行和资本市场

如果说中国在制造业领域领先于印度，那么在金融领域，很明显中国落后于印度。

倘若拿先进国家的金融体系来比较，印度的金融体制和中国一样，发育不良。印度和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推行计划经济，难免在金融领域还留下许多烙印。例如，印度政府对银行还有较强的影响力。在政府干预之下，大部分银行贷款都流向公营企业或是特许计划。尽管印度大部分银行和重要产业都是私营的，但严苛的规定和官僚体制造成企业投资意愿低落。印度对银行借贷和外国投资的限制很多，这是尼赫鲁时代自力更生的遗风，严重限制了外资的引进。直到90年代，情况才见改善。毋庸讳言，印度的银行体系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从表面来看，中国的银行体系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账面上很漂亮，其实，印度的银行业要比中国好多了。

第一，印度银行业的管理制度比中国同行好多了。和我国香港一样，在长期的英国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印度继承了一个比较严谨、规范的银行体系。监管制度比较完善，人员的专业训练和道德操守都比较正规。迄今为止，中国银行系统内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的规章制度。国有银行的各级管理人员至今仍拥有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国有银行在本质上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而不具备完整的商业机构特征。国有银行产权不清晰，尽管对旧管理体制不断地修修补补，却仍然保留着许多计划经济的特征，金融监管制度往往流于形式。

第二，印度银行资产质量比较好，不良贷款比较低。印度政府对银行的干预远远少于中国。银行必须对自己的不良贷款负责，而不可能把不良贷款转嫁给别人。在印度，金融业造假账的难度比中国更大。印度的议会制度有效地制约了某些金融体制弊病，几乎不可能稀里糊涂地给银行“剥离”不良贷款。而中国式的“剥离”实际上是把灰尘扫到地毯下面，掩耳盗铃。

第三，印度放开了民营银行准入，在银行业形成了比较正规的竞争环境。印度政府大幅降低了准入门槛，允许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民营银行的业务多元化，有效地分散了风险。而中国至今还没有全面开放民营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尚未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由于国有银行的垄断，使得大部分金融机构可以凭借着垄断利润而轻松生存，缺乏制度创新的愿望。由于在金融领域缺乏竞争，人才不能流动，用挑选官员的方式来挑选金融机构负责人，中国金融系统的人员素质比较差。

第四，印度有一套银行破产、退出机制，能够及时将那些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清理出金融行业，从而避免把风险累积起来。在印度经常可以听说某个银行破产关门的消息，印度就是通过这些小规模的调整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抵抗力。中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银行破产，并不是中国的银行质量好，而是直到今天还没有认真执行过银行的退出机制。无论是大银行还是规模很小的农村信用社，不管负债多么严重，都不敢让它们破产。有的农村信用社自有资产不到2％，不良贷款超过40％，足够破产十多回，可是，监管机构对这些金融机构束手无策。为了社会稳定，完全由国家包起来，不断注资。

印度也有一些亏损严重的银行，其账面数字基本可以反映出问题的严重程度，金融监管部门心中有底。中国金融机构的账面似乎很好，内部隐藏的问题就像一潭浑水，摸不清底细。

由于大部分印度银行是私营机构，因此整体而言，印度金融市场的资金分配效率比中国更高，比较有利于高利润产业，如资讯科技业和服务业。中国国有银行把70％以上的信贷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

在资本市场方面，印度也比中国强。印度拥有亚洲历史最悠久的股票市场——超过130年历史的孟买证交所，上市公司超过10000家。负责英联投资集团印度办公室业务的执行合伙人佩克说：“比起其他亚洲市场，印度有比较进步的法律体系，合约约束力较强。”印度的法院在维护投资者权益上是相当公平的仲裁者。近年来，印度的金融体系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融资支持。

中国香港花旗集团证券研究部区域主管兰斯耿（MarcusRosgen）指出：“在印度，取得资本是相当困难的事。”由于大部分资金是在证券市场上募集而来，因此私人投资者在资本分配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很重视股东权益回报率。在中国，高储蓄率和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使得资本供给相对比较宽裕，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较低，大量资本供给导致产能过剩。乐观的预测

2008年5月5日英国《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在各国经济前景不明的时候，中国和印度的前方却一片光明。那就是，两国都以全速马力向前，极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环球透视公司预估，到2015年，印度的国内支出将增加一倍达到7000亿美元；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与印度占全球总产出的比例可望从目前的6％激增到45％；若以国内购买力来衡量，比例将会更高。中国和印度如今被视为全球未来的超级经济强权。”

许多西方媒体认为，既然中国能够在过去30年内持续高速增长，为什么印度不能？许多媒体认为印度在不远的未来就会赶上和超过中国。

确实，印度经济近年来在各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增长，无论是汽车、电信，还是银行保险体系都较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服务业外包这一新兴行业，印度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成为带动其整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凭心而论，印度倘若能赶上或者超过中国是一件大好事，在竞赛中只有你追我赶才能最有效地产生激励。在经济发展中，印度有其独特的优势和潜力，如果印度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途径，赶上或超过中国并非空想。如果印度很快地摆脱贫穷，不仅为世界上其他穷国又提供了一个发展模式，而且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非常有益。《商业周刊》列举了许多印度在和中国竞赛中的有利条件，归纳如下：第一，印度有一个民主制度，多党制整体保证了有效的监督和制度创新。第二，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有利于和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沟通，交流信息，取得更多的知识和市场信息。第三，印度的人口结构更年轻，大批年轻人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会给印度经济注入活力。而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开始出现老年化，大批退休人员将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负担。第四，虽然中国的领土面积大于印度，但是印度的自然环境比中国更优越。中国只有东南沿海一带的自然条件比较好，在西部地区是帕米尔高原，北部是缺水的黄土高原和蒙古沙漠。不利于开发。印度三面环海，地理条件比中国更优越。中国陆地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只有14％的土地可以耕种，大约为134万平方公里。虽然印度总面积只有328万平方公里，但可耕面积的比例甚高，为48.8％，约160万平方公里。

有些媒体很乐观地估计，即使印度目前看来还很穷，但是印度正快速崛起成一个超大的消费市场。目前，介于15～59岁的印度人口比例是35％，到2020年，这个比例将提高到47％，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的工作年龄层人口逐步减少。因此，印度将成为世界上工作与消费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个估计有一个问题，即印度的消费人数肯定最多，但是工作人数是否最多却是个问题，上哪儿去找这么多的就业机会？

有人说：“印度经济的优势不仅在于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及优惠的税收政策，不仅在于与发包国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注重人才的培养，还在于印度企业拥有极强的创新能力和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近来投资者对印度市场的兴奋程度高于中国市场。在中国经济的繁荣中创新并没有处于核心地位，在繁荣背后，是外国投资和政府支出在支撑，而不是企业的创新。这也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运营的一个致命伤。”

这段文章非常有代表性，正确地描述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势头，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保持乐观态度。文章正确地指出：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创新的力度不够，在软件和外包领域尚待改善。可是，在其他问题上显然还停留于表面观察。

确实，中国的国有企业缺乏创新激励，主要的创新活动几乎都发生在民营企业中。随着民营企业和民营金融的发展，创新活动在中国必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怀疑这一点的人越来越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危险在于脆弱的金融体系和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如果中国遭遇危机，一定是金融危机和由于贫富差距诱发的社会危机。

可是，印度的问题却属于根本性的发展战略问题。

一句话，印度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走错了路，如果不及时纠正，中国和印度之间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印度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势头很快就会衰竭，在最近几年出现的高速增长很可能是经济发展周期的上升阶段。由于缺乏增长的内在动力，印度也许会受到国内市场需求的约束，而不得不进入调整阶段。

第7章 赶超战略，事与愿违

搬传统经济学理论多半也是要碰壁的。● 在研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策略时，必须搞清楚计划经济的由

来。● 前苏联的榜样似乎告诉新兴国家，只要集中人力、物力，优先发

展重工业，就完全有可能实现赶超目标。● 中国和印度等国先后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执行了经济

发展的“赶超战略”。● 计划经济在初期的成功得益于尚存的市场机制。可是，计划经济

的实施必然会破坏市场机制。等到市场机制被破坏得差不多时，

计划体制的动力就被消耗殆尽了。● 社会的惯性比什么障碍都可怕，赶超战略留下的烙印至今仍然困

扰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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