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不倒的李鸿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胡以贵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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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不倒的李鸿章试读：

序言

行高于人，在让人侧目的同时，也让人难懂。

李鸿章就是一个很难懂的人。很多人对他的了解，仅仅是因为数了数清末卖国条约上“李鸿章”这三个字的数量，就把他定义为“卖国贼”。然后根据李鸿章在镇压清末农民起义中的功绩，就把他跟他的老师曾国藩一起定义为“刽子手”。

历史往往会用简单的表象掩盖真实。

已经躺下的李鸿章就这样中了枪。

中枪，对李鸿章来讲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在朝廷中，他不断地中政敌的枪；在与外国人的谈判中，他中了日本浪人的枪……

从政40年，李鸿章遭遇创纪录的800多次弹劾，或是小人告密，或是上司打压，无数次的背叛与陷害，一次次的政治风暴，身处政治旋涡中的李鸿章，却总能独立中流，屹立不倒。“枪打出头鸟”，李鸿章是一个要做事的人，所以，中枪也就在所难免。

李鸿章虽然历经千难万险，但依然屹立清末政坛四十载而不倒，成就了一段政坛不倒翁的传奇。

李鸿章出身于官宦之家，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之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但时运不济，年轻的李鸿章一直抑郁不得志。后得其师曾国藩之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青云直上，开始了其40年政坛不倒的传奇经历。

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办洋务，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

李鸿章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

李鸿章还排除重重阻力修铁路、办电报局……

梁启超评价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每个人都有局限，李鸿章也是如此。由于局限，他不能对清王朝进行彻底的改变，对此，李鸿章很无奈：“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山河残破，强敌窥伺，李鸿章独力难撑大清的危局。

李鸿章的政敌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无奈地倒下了，他是被岁月击倒的，而不是被政敌打倒的，他没有被列强吓倒，更没有被困难压倒。他，死不瞑目。

第一章 审时度势，才能让自己立于不倒之地

1．师从曾国藩，打开通往成功的大门

武学讲门派，学术讲渊源。师承关系，从古至今都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因为师承关系既是思想高度的标志，更是人脉实力的代表。

在所有的师承关系当中，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李鸿章之所以能屹立于清朝政坛数十年而不倒，与其师从曾国藩有直接关系。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也就是传说中的“同年”。虽然“同年”在当时来讲是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但真正要发挥作用，还是要看怎么利用。“乙丙之际”（1845—1846），李鸿章会试落榜，而这次落榜之后，他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

李鸿章在跟曾国藩学习期间，颇有收获，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将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虽然此时的李鸿章已经获得曾国藩的赏识，但曾国藩当时还没有后来威震华夏的文治武功，李鸿章当时也还不过是个“刀笔小吏”，不管是在思想还是在现实中，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这时两人之间还只是一般的师承关系。

这段师承关系，虽然短暂，却是开启李鸿章和曾国藩后来辉煌的金钥匙。曾国藩对李鸿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曾国藩曾对其兄李瀚章说，当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交往，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短暂中断。曾国藩回乡办团练，李鸿章在家乡练兵，与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此时的李鸿章显然还有些青涩稚嫩，没有后来的干练老辣，但也显现出了一定的能力。因咸丰五年（1855）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第二年又因为收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李鸿章风光得意之时，有人却屡遭责斥，这个人就是安徽巡抚福济。1855年，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病死，李鸿章居然还在军中，当时，不为父母守孝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一时谤言四起，福济趁机报告吏部，于是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也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第二年，太平军再次攻陷庐州，李鸿章出逃，于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开启了他的幕僚生涯。

这是李鸿章第二次跟随曾国藩学习，这次两人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师承关系，曾国藩对李鸿章既有知遇之恩，又有提携之情。也正是这次经历，才让李鸿章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后来官场上的“常青树”。

曾国藩对李鸿章可谓用心良苦，他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也知道李鸿章有很多毛病，为了改掉李鸿章的这些毛病，曾国藩费了不少脑筋。曾国藩对属下要求极其严格，李鸿章却不喜欢条款约束。李鸿章爱睡懒觉，刚入湘军大营，有次居然装病不起床。曾国藩为了改掉李鸿章的这个毛病，规定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鸿章每日早起；曾国藩深知李鸿章才高气盛，还须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有意无意地安排李元度、左宗棠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曾国藩多次耳提面命：待人唯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就大谈“挺”经。这段经历，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潜移默化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这一段经历，让李鸿章慢慢成熟起来。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栽培还远不止如此，李鸿章真正的机会也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曾国藩把李鸿章不仅扶上了马，还送了一程。

1858年，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最后一道屏障也已经失去。在太平军猛烈的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派出钱鼎铭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于是，曾国藩命李鸿章招募与组建淮军。

淮军首批四营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查，并亲自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让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十四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也许这时，还没有人想到就是这支淮军后来成为李鸿章最终驰骋天下的资本。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这个政坛“不倒翁”的传奇。虽然，李鸿章和曾国藩在性格和行为方式上有很大差别，甚至在很多事情上意见相左，但这都不能否认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襄助之情。

曾国藩的言传身教改变了李鸿章很多自身缺陷，曾国藩“忠信笃敬”的经世理念，也让李鸿章收获甚大。他曾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却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李鸿章在办理对外事务上，曾国藩也曾悉心提点，嘱托“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对洋人“依我看来，还是用一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其中原因是“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是不中用的”；“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洋人相对付，果然没有差错，而且有很大的收获”。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教诲牢记于心，并且付诸实践，这也是其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苦苦支撑而不倒，在内忧外患中支撑着大清的危局的重要原因。

一八七八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官署病故。李鸿章得此噩耗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位公子曾纪泽、曾纪鸿，痛表哀悼。他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

对于曾国藩的逝去，李鸿章的悲哀之情表露无遗，他写给曾国藩的挽联赞扬了曾国藩的功业，这种悲哀也是对曾国藩师恩之情的最好表达：“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说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曾国藩助李鸿章青云直上，也是曾国藩对李鸿章在官场上不遗余力地扶持，而这一切，都是李鸿章以后屹立于官场不倒的深厚基础。

2．站好队是让自己不倒的关键

在官场上，站好队是让自己不倒的前提。晚清政坛的帮派更为明显。不仅大臣之间有帮派，就连最高统治者之间也一直存在帮派之争，这让李鸿章好不为难。

有人曾经嘲讽李鸿章只会打内战。李喟然叹曰：“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这妇人和孺子偏偏又不是一般人，孺子是皇帝，是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而妇人则是太后，而且是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同样是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而且这两个人还不和，经常明里暗里地互相掐。

一个人有两个相互掐架的老板，确实够难为人的。和稀泥，不行！因为作为清王朝的忠臣，在关键的问题上必须要表明态度和立场。提出正确的意见，不行！因为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和错误百出的朝廷上，正确的意见往往会遭到错误的反对。

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李鸿章却能够巧妙地周旋于官场中，令皇帝和太后对自己都很满意，以至于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这或许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李鸿章的成功之处。

李鸿章在满清为官有先天的不利条件：李鸿章是汉人。而汉人在满清的朝廷上是受到排挤的。

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初，李鸿章便极力主张三洋（北海、东海、南海）一统、分建合操。李鸿章本是个好权而又有责任心的干才。在海军衙门的酝酿期间，海军衙门本来是非李鸿章莫属的。但自视为统治阶级的满族亲贵，对此肥差早已虎视眈眈。本来湘淮军之崛起，他们已感到切身威胁。海军再起，他们就不能再让汉人掌握了。总之，在大清官场中，海军衙门是一个大“肥缺”。亲贵们是绝不能放过的！

也正是在这时，慈安忽于光绪七年（1881）离奇病死。慈安是慈禧所最为敬畏的正宫娘娘。慈安一死，这个姨太太出身、个性又泼辣狠毒的慈禧皇太后，开始大权独揽。

李鸿章知道慈禧想要满人掌管海军，而且醇亲王奕，早就对“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垂涎欲滴。既然知道自己无望掌管海军衙门，也知道朝廷已经内定了人选，李鸿章虽然哑巴吃黄连，还是抢先保举醇亲王奕。

光绪十一年（1885），醇亲王奕就正式受命为“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了。

这个安排让亲贵皆大欢喜——慈禧太后也心满意足。而李鸿章也因极力推荐醇亲王而成为太后以及亲贵的心腹。

如果李鸿章只知道巴结和迎合慈禧，那李鸿章就不是李鸿章了。李鸿章站位的技巧在于在不同的时候，选择不同的站位。

慈禧对颐和园有很深的情结，她原是那豪华的圆明园内一位得宠的姨太太。据说同治初年两宫垂帘之时，她跟慈安曾往劫后的圆明园废墟凭吊一番。西后睹物伤情，曾对之垂泪，并有意加以修复。但为恭亲王奕所阻。

迨同治崩（1874），慈安逝（1881），恭亲王见黜（1884），50岁的西太后大权独揽，在新任海军大臣醇亲王奕为首的王公大臣的一片阿谀声中，她就坤纲独断，决定重修名园为郊外游玩之所了。

1894年，恰逢慈禧的六十岁万寿庆典，慈禧也以重修颐和园来考验朝野各界对自己的忠诚度。李鸿章跟翁同龢是死敌，北洋海军发展的关键时期，户部尚书翁同龢管理着国家金库的钥匙。而翁同龢又是皇帝最亲密的老师。

就在中日双方都已箭在弦上时，户部翁同龢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1892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两年！

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该多买点吧？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六十万两，购快炮二十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部和海军衙门两处，竟一毛不拔。李鸿章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购次等快炮十二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

李鸿章想要发展海军，需要高层的支持，显然，来自皇帝的支持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翁同龢对李鸿章的态度基本就是：“你所提倡的，就是我反对的。”而翁同龢直接决定了皇帝的态度。

在四面楚歌的压力下，李鸿章要想继续维持他的洋务事业，继续维持自己的政治声望，继续让北洋海军发展下去，只能取得慈禧的信任。

而重修颐和园，是李鸿章表明自己立场的一个机会。于是，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来补缺修建颐和园工程的漏洞。也只有获得了最有权力的慈禧的认可，李鸿章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朝廷中有形无形的重峦叠嶂。

李鸿章这步棋走得很无奈。因为他很明白，不管理想多么宏伟，没有当权者的支持，照样不能获得执行。

站好队，不仅是李鸿章办海军、做洋务所必需的，也是其在官场上生存的必需。

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暗中保护着一些维新人士。

这时，准备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临走前晋见慈禧谢恩，慈禧想趁机敲打一下李鸿章，于是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没想到李鸿章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慈禧想敲打李鸿章，没想到反而被李鸿章呛了回来。李鸿章其实比较含混地指出了一个事实：戊戌变法其实是帝后之争，而不是变法和不变法的争执。而慈禧太后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是支持自己当家还是支持光绪当家，李鸿章也比较隐晦地说明了自己的站位：在政治上是跟慈禧一起的。

其实，李鸿章既不是维新派也不是顽固派，或者说既不是纯正的帝派，也不是纯正的后派，他在帝后的政治斗争中处于比较超然的位置。也正是他这种周旋，不仅让自己不倒，也在艰难的时局中扶持着腐烂的王朝不倒。

3．定位准确，才知道努力的方向

人生譬如走路，要先确定方向，如果方向错了，不论怎么走都不会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准方向，必须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李鸿章年轻的时候人生定位并不准确，那时的李鸿章是颇有点书生意气的。

他所能够做的，就是遵照家传的书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1847年，李鸿章高中皇榜，喜讯传到家乡，父亲李文安心潮澎湃，赋诗曰：年少许交天下士，书香聊慰阿翁期。天恩高厚臣家渥，不愧科名要慎思。

而李鸿章，虽然此时只是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但他已经很满足了。他渴望成为李太白，所以，他当时还在跟京城的一帮子知识青年诗文唱和，吟诗作赋，到处卖弄自己的文笔。

正在这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李鸿章虽然身在北京，对此却一无所知。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的“国家军队”绿营兵腐朽日甚，简直是不堪一击；相反，倒是曾国藩办的团练、组建的湘军这种“民间武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于是朝廷开始鼓励地主豪绅大办团练。

此后，李鸿章被派往家乡淮上做团练，抵抗太平军。此时的他已经31岁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现在却必须从头学习战场上的杀戮技巧，李鸿章一时茫然无措。

但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一定是有值得寻味的故事的。乱世出英雄，因为乱世才能给人非比寻常的磨炼，乱世才能让人在生存的压力中，在磨难的不断打击中，最终确定自己的定位。

李鸿章带兵之初，完全还是一个书生，毫无征战经验。当地士绅们嘲讽他：翰林变作绿林。还有人讥笑他：专以浪战为能。所谓浪战，就是不顾性命地厮杀，总之是豁出去的意思。李鸿章知道自己没有经验，此时他总想找一个捷径，找一位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然后跟随着他飞黄腾达。此时的李鸿章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或者说其天性当中的懒惰让他不愿担负这样的责任（后来曾国藩治好了他懒惰的毛病）。所以，他的定位就是一个帮忙的人。但他能帮谁呢？

他先是帮周天爵，稍后追随李嘉端，再后来追随安徽巡抚福济。后来，进援庐州的太平军与清军在柘皋展开激战，李鸿章惊慌失措，带勇先溃，受到和春的讥讽和谴责。

随后，李鸿章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时刻：1857年2月，陈玉成与李秀成，双双入淮。淮上清军彻底崩溃，陈玉成则饶有趣味地追杀李鸿章，李鸿章携带着母亲弃军而走，陈玉成追他到李家圩，将李鸿章的祖宅焚毁一空。

李鸿章的失败，曾国藩看在眼里，他写信给李鸿章，在信中，曾国藩要求他自行训练淮勇：“……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

此时的李鸿章，并不认为自己有这种能力，只想捞一点儿从军资本。他急于作战，目的只是在自己的求职简历上添上一行光彩的文字。定位的错误，让他再次做出错误的决定。结果更加惨不忍睹。

他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老师曾国藩身上，希望曾国藩能够给他提供飞黄腾达的平台。

1858年冬，李鸿章决定去投奔老师曾国藩。

李鸿章到了曾国藩幕府，接连干了几件漂亮的事，让他一下子成了幕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也终于让他认清了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

当时，李鸿章虽然深得曾国藩的器重，不过，心志甚高的他主见甚强，因某些建议不为曾国藩所用而负气离开曾府。不久曾国藩念其才干，修书力劝他回到自己身边。

这次的出走与回归，让李鸿章彻底明白了两点：第一，曾国藩不是一个好老板，其他的老板更不靠谱；第二，连曾国藩都让自己不如意，那能让自己如意的，只有自己了。

但此时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李鸿章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不过，李鸿章已经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正确定位，就是自己要有一番大作为，不靠天不靠地，只靠自己！他已经准备好了，但机会还会来吗？

1861年下半年，太平军在浙东、浙西战场连获大捷，直逼杭州、上海。上海受到太平军威胁，官绅自然惊恐万状，于是派代表到已经克复安庆的曾国藩处乞师求援。使者私下找到李鸿章“晓之以理，动之以利”，这些打动了李鸿章，于是他力劝曾国藩援救上海。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曾国藩认识到上海对兵饷的重要，同时亦想借此争得江苏巡抚的重要职位，于是决定派兵沪上。

曾国藩派他的胞弟曾国荃前往上海，不料，曾国荃对率兵援沪却是百般不满，因为他一心要争夺攻克“天京”的头功，于是采取种种办法违抗兄命，拒不放弃进攻“天京”而援兵上海。

曾国藩只得改变计划，决定派李鸿章率淮军前往。此时的李鸿章已经不再是那个挑肥拣瘦，只想跟着别人赚点小便宜的李鸿章了，而是一个一心想要自立门户，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李鸿章。果然，后来的赫赫战功证明了李鸿章的定位是正确的。

此后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少了一个意气书生，多了一个文武双全的栋梁——李鸿章。而准确定位之后的李鸿章，在这个位置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40年屹立不倒。

4．与大清朝同呼吸共命运

行高于人，人必非之，当然，被人非议，只能说明做事遇到很大的阻力，并不说明就会被打倒。李鸿章在40年的政治生涯中，一直被打而不倒，这和李鸿章的立场有很大关系。李鸿章的立场很坚定，那就是力保大清，力保皇室。

有感于时事的艰难，李鸿章曾经无奈地感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这段话是李鸿章对自己目标的准确表述：第一，他是改革者，总是想通过各种修修补补来让这个王朝焕发生机。所以，中兴，是李鸿章的追求。第二，与维新派相比，他思想保守；与保守派相比，他又太过激进。在主战派面前，他是彻底的投降派；在主和派面前，他又太不淡定。甚至，在帝后的明争暗斗中，他也显得格外超然。

无论任何时候，李鸿章的立场都是力保大清，力保皇室，坚定不移。尽管有时候这种立场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甲午海战之后，李鸿章不愿赴日本谈判，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去了，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卖国贼这个帽子他是戴定了。但在国内国外“只认李鸿章”的形势下，李鸿章还是出发了。在日本谈判结束后，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大清国时，他忽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众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李鸿章知道，他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鸿章到了天津以后，称病不出，此后，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大清国。8月28日，当李鸿章销完病假，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光绪阴沉着脸问李鸿章：“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

尽管光绪很生气，但他生气的只是合约，并不是生李鸿章的气。因为换别人去谈判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也深知，李鸿章对大清的忠心耿耿。他更知道，现在的时局，缺少不了李鸿章这样的大臣。

1900年8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谁来处理义和团事件之后的乱局呢？颇负众望的老政治家、两广总督李鸿章受命料理局势。

朝廷在7月3日和6日两次催促他立刻北上，接着在7月8日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此时义和团闹得正凶，慈禧也被她身后的满清权贵集团端郡王、刚毅等人所挟持。李鸿章回电说，先定内乱，如有眉目，即行启程，言外之意是我去了也无能为力，那么各方为何一致认为乱局非李鸿章梳理不可呢？

在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期间，李鸿章几乎参与了清政府所有的外交折冲的处理，天津教案、马嘉理案、琉球冲突、中法之战、甲午之战，他柔软而不失原则、圆滑而务实的外交风格获得了西方政治家们的尊重。当时很多外国人，包括后来研究李鸿章的汉学家、史学家都评价李鸿章是当时最具有国际眼光的一位清朝大臣。

但李鸿章不是机会主义者，他始终处在各派势力的联合夹击当中，却总是似倒而没倒。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他被各方势力攻击，是因为他的定位的问题，而他始终不倒，也是因为其定位的问题：他始终代表着大清国当时最广大的臣民的利益。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他只是代表当时，而没有代表未来。

所以，面对所有人的攻击，他始终不倒，即便数次被冷落，甚至遭免职，一旦大清国遇到无法收拾的危局的时候，他总会当仁不让地走到台前。

李鸿章本来不想做裱糊匠的，他要做改革者，但能怎么办呢？

李鸿章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为中国的近代化而努力。他比满清权贵还关心那个在风雨飘摇中的国家，他勇于承认自己比别人落后，他倾尽心血建水师、搞实业、办洋务，他一生不知创造了多少个“中国第一”：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织布厂，第一个兵工厂，第一个炼钢厂，第一个矿务局，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轮船招商局，第一条铁路，第一支中国海军……李鸿章为中国引进了许许多多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东西，倾尽精力却饱受骂名。然而，这些东西对冲击中国根深蒂固的守旧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都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李鸿章被绑在大清朝这只破船上随风漂流，为了船走得更远，作为“船夫”的他竭尽全力修修补补，却无力回天……

李鸿章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始终将倒而不倒，他始终将自己与清王朝连在一起，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他不得不以公敌的姿态出现，在血雨腥风的晚清王朝，李鸿章始终与大清朝同呼吸共命运，这既是他的幸，却也是他的不幸。梁启超曾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了。

在晚清的权力构架中，慈禧和李鸿章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知李鸿章者，慈禧也；助慈禧者，李鸿章也。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却也对对方心存戒备。李鸿章和慈禧虽然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全力保全大清朝，保全皇室，他们就像清王朝最坚固的两根柱子一样，构求着一种平衡，支撑着末日的清廷。

当然，要想大清朝不倒，就要保证李鸿章不倒。

5．审时度势，才能在夹缝中游刃有余

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虽然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但绝不是池中之物，不会长久寄人篱下。在李鸿章还是曾国藩幕僚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第一次不欢而散，是在咸丰十年（1860）。当时李鸿章是寄居在曾国藩的屋檐下，是曾国藩的“机要秘书”。两个人在是否在祁门这个地方设置总督衙门，以及在处置李元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导致李鸿章愤然离开曾府。虽然后来李鸿章还是回到曾国藩身边，但这个事件至少表明了两件事：第一，李鸿章不仅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为了自己的想法可以不惜代价；第二，李鸿章想要单飞，只不过没有更合适的机会，所以才又回到曾国藩身边。

不管怎么说，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终究是“自己人”，所以，当上海出现权力空缺的时候，曾国藩还是推荐了李鸿章，并且支持他建立了淮军。

虽然淮军是从湘军中分离出来的，但湘军是湘军，淮军是淮军，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淮军带有很强的地方军队的性质，而老大就是李鸿章，没有李鸿章发话，谁的话淮军都不听，这种独立性很快就让李鸿章尝到了甜头。

李鸿章自立门户之后，立刻表现出了在维护自己利益方面的精明。

曾国藩之所以派李鸿章去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富庶，曾国藩希望李鸿章接管上海之后，可以解决湘军军饷捉襟见肘的困境。但这时的李鸿章手下也有数万的淮军需要银子供养，尽管曾国藩天天催促送钱来，但李鸿章还是用“和稀泥”的办法，一边不断跟曾国藩诉苦，一边又想办法送些银子给湘军，好让曾国藩暂时闭嘴。

面对已经成为同僚的学生，曾国藩也无可奈何，一方面他需要李鸿章的帮助，另一方面李鸿章的厉害就在于在那种环境下没有人能取代得了他。

李鸿章这种跟曾国藩“亲师生，明算账”的做派，同样让他满足了自身利益。

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但并没有受到嘉奖，朝廷只给曾国藩幕府中的李鸿章、左宗棠升了很高的官，而慈禧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的封号，这个举动充分说明了慈禧对曾国藩的不信任。

慈禧的这种不信任缘自太平天国消灭之后，对清王朝构成威胁的，除了外国列强之外，在国内，就只有一个曾国藩。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攻下了金陵，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城外被方山的老百姓逮住，曾国藩觉得太平天国与湘军结怨太深，一旦把李秀成解到北京，他势必会反咬自己一口。这样就有可能使湘军陷于众人的猜忌之中，生出无数波澜来。于是，曾国藩很果断地不顾朝廷的命令、同僚的劝说，毅然“先斩后奏”，杀了李秀成，以绝后患。

当时，很多人都劝曾国藩自立，但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时局对自己极其不利。而最锋利的那把剑就是李鸿章。曾国藩了解李鸿章，如若自己安分守己，李鸿章就永远是他的学生；如果自己拥兵造反，李鸿章很可能与自己反目成仇。面对李鸿章，曾国藩没有把握全身而退，一旦兵败，自己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

认清形势的曾国藩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主动向朝廷请旨裁减湘军，朝廷立即就答应了。其实，慈禧固然很重视曾、李两股势力，但是又怕两者实力过强。特别是对于曾国藩，慈禧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因此，她一直采取抑曾扬李的策略。李鸿章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曾、李分野，李鸿章的做法固然有趁火打劫的嫌疑，但在曾国藩看来，肥水不流外人田，与其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还不如让给学生。另外，这样也替曾国藩解了围，如果这时李鸿章看不清形势，继续跟曾国藩站在一起，那真就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了。

最重要的一点，李鸿章这次站队，直接给自己带来了青云直上的机会，也让自己暂时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曾国藩对自己不利，朝廷会帮自己说话；如果朝廷对自己不利，曾国藩也不会坐视不理。

关键时刻的划清界限，让李鸿章名利双收。

曾国藩裁减了湘军之后，很快成了“孤家寡人”。而这时候捻军兴起，直接威胁到了北京的安全，朝廷下令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负责灭捻，而李鸿章接替老师成为两江总督。

此时的曾国藩手中无兵可用，只好借助于李鸿章的淮军，但淮军是李鸿章的私人军队，曾国藩根本指挥不动，他甚至有时候要把自己的命令告诉李鸿章，通过李鸿章的嘴来调动淮军。并且，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河防战略也嗤之以鼻，竟然以“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等言语讥讽曾国藩。事实上，李鸿章并不想让自己的淮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送死，更不想让自己的军队成就曾国藩的功业。于是，在用兵上，李鸿章遥控指挥，干扰曾国藩的战术，甚至指使淮军将领以生病为由拒绝出战，这让曾国藩十分光火。

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自然不会成功。好在曾国藩现在已经有功高盖主之嫌，这场功劳让给学生也并无不可，最终李鸿章代替曾国藩成为钦差大臣，曾国藩则回到两江总督的位置上，给李鸿章当起了“后勤部长”。

和而不同，这让李鸿章从与曾国藩的博弈中获益良多。在朝堂之外，他有恩师曾国藩的鼎力支持；在朝堂内，为了借其压制曾国藩，朝廷更是不遗余力地扶持他。有如此两处强援，李鸿章左依右靠，自然不会倒。

6．官场自保的秘诀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造反是一件危险的事。在封建社会，不仅造反的行为很危险，即便有这样的想法，说不定也会遭到镇压。

晚清的政坛上，李鸿章一直受到重用，但是慈禧还在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晚清时代的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术。慈禧的手段是狠辣的，一旦察觉臣子的势力威胁到自己的政治权力，就会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亲王。当恭亲王自以为功高盖主而扬扬自得时，慈禧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个合作者，一个曾经亲密的盟友，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

李鸿章想不被收拾，就要老老实实做好“奴才”。

自组建淮军担任江苏巡抚开始，李鸿章就一直手握重兵。无论是在胆略上，还是资历上，他都要比朝廷诸多权贵强很多，但李鸿章几乎从不对朝廷说不，在官场生涯中，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从未违反过朝廷的有关授意和对朝廷表现过一丝不恭。

很多好事者都做过这样的设想：在后曾国藩时代，作为清朝最有实力的李鸿章，假如他代清自立，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历史上，李鸿章至少有三次机会面对这个问题。

第一次是曾经的洋枪队统领戈登提出来的。1880年，大清国与俄国关系危急，戈登这时候正好去天津拜访李鸿章。当李鸿章向戈登问询对于时局看法时，戈登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沉默半晌，然后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李鸿章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如果此对话属实的话，说明李鸿章对这个问题是有过考虑的。此时的李鸿章如日中天，如果要自立，这无疑是最佳的时机了。李鸿章的沉默是有理由的，像曾国藩那样宽宏大量的人，李鸿章都不愿居于其下，自然更不愿屈居于“妇人孺子”之下，跟一帮满清权贵来回倾轧。

更何况，李鸿章还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这时李鸿章不愿自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认为：“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那是不会成功的”，说明李鸿章对自己还有清朝的实力是有清晰的认识的。那些认为李鸿章代清自立轻而易举的人，是太轻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实力了。表面上看来，李鸿章呼风唤雨，好像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推翻清政府是举手之劳，其实不然。

中国的中央集权在明清时候发展到极致，尽管李鸿章权倾朝野，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网和关系网，但是，李鸿章从未把握过中心大权，他一直在军机处之外，甚至在洋务运动时期也与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无缘，即使在极盛时期也只不过是京城所在的直隶省的总督。最重要的，李鸿章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资源，经常有赖于他管辖之外的省份。

李鸿章是中国五千年官场、权术、人际关系文化的集大成者，但他深知自己的影响力及个人实力，比起刚刚攻下南京时的曾国藩是不如的，连鼎盛时期的曾国藩都不敢自立，更何况自己了。

李鸿章的选择，是基于对自身力量和全局的考虑基础之上的明智选择。

第二次，就是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了。

1894年6月，甲午战争前夕，孙文曾到达北洋大臣李鸿章驻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上李傅相书》。在这份《上李傅相书》中，孙文大胆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议。孙文这次上书的结果是，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

这一时期的李鸿章面对这样的建议，不过是博君一笑耳。此时的李鸿章，即便有自立的心思，也没有了自立的锐气了。

第三次则是1901年。当义和团运动无法控制、八国联军群起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急诏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北上议和。梁启超到了广州，拜会了李鸿章，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拥两广自立旗帜鲜明地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体；中策为起兵广东，北上剿拳勤王；下策就是奉诏入京议和了。

这个时候，李鸿章是对那个腐朽的朝廷彻底地失望了。这个腐朽的朝廷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内忧外患，苟延残喘，牺牲人民，绥靖洋人，让李鸿章本人受够了窝囊气。但说到自立，此时的李鸿章更不会这么做。

此时，李鸿章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已经不可能作为起义的领袖，更何况，李鸿章不得不考虑名节的问题。

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李鸿章对局势的不明了。在同时代的官僚当中，李鸿章算是一个前卫的人，但他对于当时中国何去何从，还是不清楚的。他知道一定要改革，所以他暗中支持维新派，但他也知道当时维新派的主张不切实际，所以，希望他们能“来日方长”。

李鸿章是明智的，他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自己认识的局限，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而这些都是他无法突破的。

李鸿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李鸿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只会是浅层次上的追求，他追求实业的兴趣远大于政治，因为囿于各种局限，他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无能为力。

李鸿章清楚，他就是一个过渡者。

这种定位，让他既能自立于当朝，也足以彪炳后世了。

李鸿章放弃拥兵自立，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李鸿章是在清朝选拔出来的，他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便他有自立的天时地利人和，但思想上无法突破的障碍决定了他从一而终的宿命。

李鸿章不以身犯险，这种谨慎和从一而终的忠诚，最终保证了他虽然在政治生涯中遭逢无数次低谷，但一直没有彻底倒下。

第二章 精明强干，能力是屹立不倒的资本

1．先见之明是混好官场的基本功

官场上，先见之明是非常重要的。李鸿章在看人看事方面，总是有先见之明，这种宝贵的能力，能让他大致判断出事情发展的轨迹，并且在事前就做针对性的准备，以免事到临头时毫无准备而导致的仓促和忙乱。多一分从容，就少一分失误；多一分准备，自然多一分胜算。

李鸿章的这种精明，首先表现在他对日本的看法上。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李鸿章相比清政府的其他官僚，是更有远见的。

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决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日本政府便试图努力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而日本此时积极打开对华关系，除了想“均沾”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外，另一个直接目的是为打开、进而征服朝鲜做准备。

朝鲜当时是独立国家，是中国的“藩属”。按照日本的战略设想，征服朝鲜是实现其征服中国、统治亚洲进而争霸世界的第一步。

后来，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经上海来到天津，会见了李鸿章，要求与中国订约、通商。1871年1月21日，李鸿章上了奏折——《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在此折后面提及了日本今后可能对中国的威胁：“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订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但他相信通商可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

当时，在清政府眼中，日本就是个“蕞尔小国”而已，对日本，李鸿章虽然在心底里也有轻视的态度，但总体上，他对日本还是给予充分重视的。

由于准备对日谈判，李鸿章更加注意日本情况。在1871年4月9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表示“东洋与中土最近，既议通商，稍有不慎易滋后患”。

李鸿章此时对于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已有认识，所以想以条约形式加以遏制。《修好条约》第一条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所属邦土”，即指中国藩属国，实指朝鲜。对于朝鲜，李鸿章在给朝鲜的一封长信中畅谈了他对朝鲜处境、东亚形势的看法和应该奉行的外交方针。他认为日本居心叵测，行为乖谬，恃强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应及早设法防范。朝鲜在做军事准备的同时，还应做外交努力，“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与欧美各国立约以牵制日本。而在对朝廷的奏折中，对于对国际形势一无所知的朝鲜能否采用此策，李鸿章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由于朝鲜不熟悉“洋情”，突然与洋人相处可能会发生种种冲突，“应由中国随时随事妥为调处”。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的这种担心确有道理。

此时国人大都仍视日本为不足道的“蕞尔岛国”，而李鸿章却已看到日本今后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李鸿章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怂恿下，借口1871年琉球船民在台湾遇难悍然发兵进犯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国生产的军舰“安澜”“伏波”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六千五百人入台，并运去洋炮二十门。同年10月，清政府却接受英、法、美等国的调停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承认琉球国是日本的属国，赔款五十万两白银。

大久保利通在结束北京的谈判后来到天津，李鸿章在会见他时，谈到了两国的变革，李鸿章感慨地说：“贵国眼疾手快，万事运转通畅。而我国，如足下所知，国古而旧弊凝聚，改革非易。”

此时的世界，海洋已经不是隔绝与世界联系的屏障，而是敌人来犯的重要通道。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李鸿章开始筹建海防。

所谓筹建海防，主要就是建立近代海军。由于财力确实困难，清政府不得不放弃同时创建三支海军的想法，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划三”，因此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次战略大讨论，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讨论甫一结束，李鸿章就开始创建北洋水师，这是中国海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了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李鸿章承认“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现实，呼吁与日本竞争才是当务之急。日本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留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蔑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以后近80年的历史表明，恰恰是日本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严重的威胁，几次将中华民族置于亡国之险境。

北洋水师的兴建，是一场与日本的军备竞赛。

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时，其实力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然而此后至甲午海战前的六年，由于经费紧张便未再添置一舰，未再更新一炮。1891年4月，户部干脆明确要求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此后，更是连正常维修都不能保证。观之日本，六年中平均每年添置新舰两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两相对照，夫复何言！

也正是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大幅提高。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不得不承认，中日海战的胜负在此时就已经判定。李鸿章虽然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结局，但他终究努力了。

李鸿章的努力没有让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取胜，但终究还是让日本也耗尽了国力，最终不得不暂时停止侵华的步伐。李鸿章的远见也没有让他避免在甲午海战后“靠边站”的官场命运，但他终究还是没有倒。这场战争也让清政府明白了他的价值，虽然给了他一个闲职，却同时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2．敢为天下先，官场不倒的大智慧

李鸿章，是预言家。他预言，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李鸿章又是一个实干家，正是他一手策划并艰难地执行着这场变革。“敢为天下先”是勇气，“敢为天下先”也是智慧，这种智慧至少让李鸿章没有被他所处的时代所淘汰。

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大清国在经历短暂的疼痛之后，并没有认识到大的危机还在后面，林则徐的主张，更被冷落、拒绝。

直到二十多年后在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过程中，掌握了权力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才忽然发现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

1861年，湘军攻陷太平军占领的安庆后，在恭亲王奕的支持下，曾国藩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但安庆内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将”，而且没有机器设备，仍是手工生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还不是近代军事工业。

曾国藩所认为的西方的“长技”，就是船坚炮利，因此谋求“自强”的活动即从购买和制造船炮开始。但李鸿章并不这样认为，李鸿章做洋务的起点比曾国藩要高。

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其中两所由中国人主持，一所由英国人马格里主持。前两个炮局没有雇用外国工匠而且也没有机器设备，完全采用手工劳动。马格里主持的炮局起初也无机器设备，但不久就购置了一些机器，这些机器虽然非常简单，但毕竟是中国政府首次引进机器。这三所“洋炮局”，为之后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械制造局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李鸿章的种种远见，并不为晚清贵族们所接受。但李鸿章的行为，却切切实实给大清国带来了实惠。在内忧外患的晚清，顽固派们可以拒绝洋人的思想，但不能拒绝洋务运动带来的实惠。

虽然在顽固派的反对之下，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被冲击得支离破碎，不成系统，但李鸿章还是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艰难地推动着洋务运动向前。

多年的官场经历，让他在做事的时候，多了一分老谋深算，少了一分冲动锐气。他知道自己处在风口浪尖，在顽固派的攻击面前，不能鲁莽，而要有十分的心计和耐心。在给朝廷的一封信中，这种工于筹谋的本性一览无余。

在此信的前半部分，李鸿章对炸炮、炸弹和蒸汽机做了绘声绘色的介绍，其细致与耐心，如同一个老师在向小学生解释他们刚接触到的某个新事物。

对一直处于外患频仍、内乱不断的清王朝来说，“洋务运动”的种种举措与其生死存亡休戚相关，本应大力支持。然而，从造枪造炮到铺铁路架电线等顽固派一概谴责为“溃夷夏之防”，是用“奇技淫巧”来“夷化”中华。而李鸿章之所以如此不惜笔墨描述“洋器”，可见李鸿章想让王公大臣们了解“奇技”“淫巧”的心情是多么迫切。

此时的清王朝，不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思想上，已经太成熟了。一个如此成熟的制度和思维模式中的人，只会利用惯性的力量向前，任何试图改变这种惯性的力量，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都会遭到激烈反对。“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他们最体面的理由。

对“洋器”的介绍，并不是李鸿章最终的目的，李鸿章在介绍完“洋器”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开始探触到“洋器”背后更深的知识和技术背景。这才是李鸿章的目的。

当时，日本“开国”向西方学习未久，但李鸿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故以日本为例鞭策国人：日本前些年也为英法等国侵略，但现在“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

李鸿章的目的显然不止于引进西方的技术这么简单，因为李鸿章已经发现，技术后面，是更为深刻的思想原因，要想真正地实现技术上的进步，必须从思想上对国人进行改变。

他指出，“查西士制器，参以算学，殚精覃思，日有增变，故能月异而岁不同”。而中国以往对西洋枪炮的介绍不仅数量极少、极为简略且“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若以此作为了解“西器”的门径，结果只会“失之愈远也”。

在政治上，李鸿章不是维新派，但在思想上，李鸿章绝对是改革的先驱。他始终代表着清朝最先进的“生产力”，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很多举措，如废八股、建新式学堂等，都是李鸿章以前在奏折中提过却没能办成的，也因如此，李鸿章一直暗中支持维新派的改革。但他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僚，懂得在斡旋的同时首先自保。他在后宫听到荣禄跟慈禧关于法办维新派的对话，马上私下传给了康有为，暗示他们有所准备。

而以后孙文对其上书，以及其对孙文的出国安排，也显示了其“留待后人来解决”的明智。

李鸿章立于风口浪尖，并不是哗众取宠。李鸿章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人，而“实”也给了李鸿章立足的根基。

李鸿章的这种超前姿态，让他自身也获益良多，顽固派的反对，换来的是开明者的支持，而且经过李鸿章的培养和争取，开明者的队伍逐渐壮大，而他获得的支持力量也越来越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梁启超曾经有过暗杀李鸿章的打算，但后来了解了李鸿章之后，他放弃了这个打算，并把李鸿章作为极力争取的对象。

既做预言家，也做实干家，这就是李鸿章立于风口浪尖而不倒的原因了。

3．一张口，让自己从被动变主动

辩论从实质上来讲是战略，而不是战术。所以，真正的辩论不是口舌之争，而是利益和手腕的较量。

真正的辩论家，是通过对形势的审视，或者通过在辩论之前巧妙的布局，抓住对方的痛处，掩盖自己的短处，然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一击而中。

所以，辩论不仅仅是口舌的技巧，而更是超凡的洞察力和时机的把握能力。李鸿章善辩，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的驳反对造船论。“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最早、最直观的认识，中国近代正式有造船工业，是从李鸿章于1868年开始建造轮船“恬吉”（后改名“惠吉”）号开始的。

紧接李鸿章之后，左宗棠于1866年底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正当造船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年1月23日上奏，要求停止造船。

宋晋反对造船的理由在今天看来有些可笑，但在当时，却反映了一大部分“心怀天下”，自以为“名门正派”儒学正宗的人士的观点。

宋晋的理由有这样几个：第一，国家财政困难，仅福州船政局由于连年造船，听说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两，“靡费太重”。

第二，因为制造这些轮船是用以“制夷”的，现在中外“早经议和”，造船反会引起外国“猜嫌”，而“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

第三，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他同时指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所以请旨敕令闽浙、两江总督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两处造船。

如果说第一条还勉强过关的话，那么后面的理由就只能显示出清王朝自命不凡的当权者的无知和浅陋。

对宋晋的建议，朝廷既不想得罪洋务派，也不想得罪那部分清流，于是发布了一道模棱两可的“上谕”：一方面表示轮船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不应惜小费而堕远谋”，一方面又表示“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

对宋晋的这种浅陋，曾国藩表示坚决反对，左宗棠、沈葆桢于5月初先后复奏，坚决反对停止造船。而李鸿章则迟至6月下旬才复奏。

李鸿章的迟延，一方面显示了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另一方面，曾国藩和左宗棠的表态，让他有了足够的底气。

剩下的，就只是发挥自己在辩论上的优势，对反对者进行慢条斯理，但绝对具有说服力的辩驳了。

李鸿章在奏折中首先分析了清朝面临的形势，而这种大局观的缺乏，是反对派最致命的弱点：“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列强通过印度从南洋逐渐向东北侵略，闯入中国边界甚至腹地，这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这种局面的形成，就是因为清朝在技术上的落后。虽然“合约”已成，但仍然是强敌环伺，所以，清朝要自强，而谋求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

不止如此，李鸿章还在奏折中对那些自视清流的士大夫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

针对反对派“靡费太重”的抨击，李鸿章在全面审视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指出：“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李鸿章坦言制造船舰花费甚巨，但认为“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更指出如果现在停办，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将为外人耻笑，并进一步助长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

李鸿章进一步详细说明船厂创办之初购买机器、修建厂房、培养员工确实花费巨大，然而经过初创阶段后造船越多，每艘船的成本则将越低。这一解释，从现实上给出了无可辩驳的理由。

李鸿章更是大方承认中国在海上仍打不过西方列强，然后以刚结束的普法战争为例，分析了战争中胜负的因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清朝要想战胜西方列强，就要造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而这将需要投入更多经费，而不是减少投入，更不是停止造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李鸿章辩得高明。

当然，李鸿章明白树敌是不好的，所以又说，即便打不过外国，但建造这些船就使他们可能不敢轻举妄动；这些船停建，就会“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岂强国固本之道哉？”

在这篇奏折中，李鸿章最高明之处在于抓住反对者的要害，为自己在艰难中进行的洋务运动造势。针对反对者反对造船的主要理由是财政经费紧张，李鸿章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办洋务。他指出，船坚炮利后面的支撑是铁与煤，而英国之所以最强大，就因它的铁、煤产量最多。

李鸿章早就想用机器生产各种民用品，但他深知守旧的反对力量太强，因而不敢提、不能提。此时，李鸿章恰好借反对者提出的财政问题来说明只有以机器“求富”才是解决财政的根本办法。

清廷将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三人的奏折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上折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

通过这场辩论，李鸿章从被动转为主动，有理有据，在驳倒反对派的同时，为自己发展洋务铺平了道路。

这时的李鸿章已经不单纯是辩论家了，而应该被称作战略家。正是因为善辩，让李鸿章每每受到政敌攻击的时候，通过有力的反击，把打击降到最小，甚至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

4．精明做事，圆滑做人

世上最难了解的是人心和人性，而对人心和人性的准确把握是一个人的判断力的基础。李鸿章对人对事都有准确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既来自其知识储备，同时也因他对人心和人性有深入的了解。

混迹草根的经验让这个江淮书生远离迂腐的思维方式，判断事物总是能看到本质的东西。

李鸿章出身淮上，当时的淮上，是一个尚武中心。那时淮上少年的成年礼，是戴上用染红的棉絮做成的假胡子，然后持刀出门，与伙伴们杀人劫掠。

各村各寨不得不组织武装力量，也就是捻子以自保。据《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一书记载：一村有捻一村安，一族有捻一族幸。村有捻，外捻不入，曰：某某我们都是混家子。族有捻，则曰：某某叔也，兄也，虽及第之荣不若是其赫赫也。由此，庄有稍悍者，众即怂恿：何不出头混着！既或帮以资粮，纠众而捻矣。捻子、捻党没有统一组织，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各捻组织松散，居则为民，出则成捻，招呼成群，撒手立散。

李鸿章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以铁血法则建立起来的秩序当中，在这种暴力的环境当中，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倾轧甚至打杀，彼此之间钩心斗角、敌对和仇恨，人性的丑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环境之下，对人心和人性的琢磨，相互之间的算计是生存的基本法则。在这种游戏规则中成长起来的李鸿章自然从骨子里少了一分曾国藩的厚道，而多了一分曾国藩所不具有的精明。这是李鸿章少年经历所给予他的对于生存法则的认知和社会现实的体悟。

如果曾国藩想要重建的是封建社会的大统，李鸿章要的，则是那种最基本的实效，这是李鸿章衡量一切的基本标准。而这是李鸿章基于对人性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用利益得失来判断事物，是最直接的，在清末动荡和转型的过程中，同样是最有效的，也是最接近事实并且切实可行的。比如，在开放通商口岸的问题上，当时清政府和列强为此唇焦舌敝，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李鸿章的看法显然要豁达得多：“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不得不佩服李鸿章头脑之精明。

也正是在对人性了解基础上形成的判断力，让李鸿章在与洋人打交道以及开办洋务的过程中体现出过人的精明。

李鸿章在率领淮军与洋人军队打交道以及对付太平军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对英法军舰的参观更是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

李鸿章是一个有了认识就必定要付诸实践的人，表现之一是开始在淮军中推广使用西洋兵器，首先是洋枪，随即是劈山炮、火炮等。此外，李鸿章还大胆聘请洋人做教练，大大提升了淮军的战斗力。

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并没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上，把握趋势，逐步推进。而且，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抓住了整个洋务的关键——人。

李鸿章对洋务的认识并不仅限于枪炮的威力，他对于西方的学习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李鸿章先是设厂仿造，在他看来，只有自己掌握了制造之法，才能真正增强自己的实力。但是在设厂仿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也就是说要先有制造机器的机器，然后另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才。

李鸿章是实干家，既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于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南京设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械制造局。不久，李鸿章更是仿照京师同文馆在上海开办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并派遣幼童留学生。

李鸿章的这些行为，抓住了事情的核心，准确判断出事情的走向，并且推动着事情向前发展。

李鸿章不激进，也不保守，他讲究实效，不仅仅是当下的实效，更注重未来的实效。因为李鸿章知道，只有现实的利益最有说服力，所以，李鸿章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没有片面地停留在“求强”的层次，而是在“求强”的同时开始“求富”。

李鸿章的精明，集中体现在其对待孙文的态度上。孙文给李鸿章上书，当时的孙文自然还稍显稚嫩，但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这就耐人寻味了。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从推进幼童留学到保护革命的种子，从办洋务到建海军，李鸿章就像一个民族希望火苗的保护者。

李鸿章对当时的世界总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这是其浸淫官场多年的结果，也是其对事对人深入思考后的结论。

李鸿章过人的精明，让他做事的时候自然多了几分成功的机会，而对人性的准确把握，又让李鸿章在与人的相处中油滑老练，主动远离不必要的麻烦。

李鸿章比他周围的人更多地接触和了解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更多地经历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对世界和人生，李鸿章总能站在高于别人的地方，所以，他对那个时代，就有更清楚的了解。这也让他在晚清政坛跌跌撞撞，但一直不倒。

5．犀利的文笔，官场成功的利器

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前，李鸿章是个文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文人。

李鸿章有才气，喜欢卖弄。安徽籍工部侍郎吕贤基的奏折，大抵由他代写。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很快就攻下了安徽安庆。李鸿章在京城听到太平天国已经打到自己家乡这个消息，就去找吕贤基，要求吕贤基上奏朝廷，希望皇帝不要坐视不理。吕贤基立即吩咐李鸿章替他写奏折。李鸿章很快就把奏折写好，吕贤基立马就上报给了朝廷。咸丰此时正在物色人选去安徽平乱，接到吕贤基的奏报后大喜，感觉奏报上的内容正是自己内心所想的，于是，立即派吕贤基去安徽平叛。

但吕贤基没想过领兵打仗的事，上疏不过是感一己之慨，没想到这次奏折把自己送到了前线。在心理不平衡之余，断然上疏推荐李鸿章回乡练乡勇，咸丰帝当然应允。就这样，李鸿章的一封奏折，一下子把他从翰林院带到了前线。

一封奏折改变了李鸿章和吕贤基的命运，即便这次是属于“无心插柳”，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李鸿章在文笔上确实是不错的。

李鸿章的文笔真正发挥威力还是在他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的才干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领的一致认同。在为曾国藩当谋士并掌管文案的那段时间里，无论是奏稿还是批示，李鸿章都写得条理清楚，严丝合缝。李鸿章在此期间为曾国藩写过几个好奏折，其中一封是曾国藩几次战败后，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给自己请罪，说自己“屡战屡败”。写完之后，交给李鸿章看，李鸿章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结果，朝廷不仅没有怪罪曾国藩，而且还大大地表彰了曾国藩一番。曾国藩感叹李鸿章有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在所有为曾国藩写过的奏折中最有名的，是后来被称为晚清第一奏折的《参翁同书片》。《参翁同书片》写于清同治元年正月初十（1862年2月上旬）。

翁同书时任安徽巡抚，驻定远城。翁同书被参的一大罪名，是处理苗沛霖问题失当。苗沛霖是安徽凤台人，乱世中在家乡办团练，投机于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方之间，翁同书处理苗失当，丢城失地，谎报军情，这都影响到曾国藩湘军在皖的军事行动。曾火冒三丈，遂要参翁撒气。

但要参倒翁同书，谈何容易？其父翁心存，江苏常熟人，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授体仁阁大学士，是同治帝的老师，地位显赫。三个儿子除长子翁同书任安徽巡抚外，次子翁同爵当时任盐运使，三子翁同龢（1830—1904）当时中状元入仕。翁家父子兄弟在皇帝面前“圣眷”正隆，加上翁家门生子弟遍及朝野，因此只有措辞得体，才能说服皇帝下旨严惩翁同书。曾国藩要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备选。结果，时年39岁的李鸿章所拟的这份696字的折子脱颖而出。

其实，李鸿章与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还是有一定渊源的。1847年，25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当时李鸿章的房师叫孙锵鸣，他这一房只考中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两个人。孙锵鸣心中有些不悦。孙锵鸣的老师便是翁心存。孙锵鸣领着两个人去见翁心存，翁心存看了李鸿章，惊呼：“此人功业在我辈之上！”又看沈葆桢，也赞道：“当为名臣！”

谁知道两个人的缘分开始得很美好，却因为一片折子，结束得很悲惨。

李鸿章这篇数百字的折片，从文字表述、说理方法、逻辑水平到实际效果，都可圈可点。“再，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咸丰八年七月间，梁园之挫，退守定远。维时接任未久，尚可推诿。乃驻定一载，至九年六月，定远城陷，文武官绅殉难甚众。该督抚独弃城远遁，逃往寿州。势穷力绌，复依苗沛霖为声援，屡疏保荐，养痈遗患，绅民愤恨，遂有孙家泰与苗练仇杀之事。逮苗逆围寿，则杀徐立壮、孙家泰、蒙时中以媚苗，而并未解围。寿城既破，则合博崇武、庆瑞、尹善廷以通苗，而借此脱身。苗沛霖攻陷池，杀戮甚惨，蚕食日广，翁同书不能殉节，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始则奏称苗练入城，并未杀害平民，继则奏称寿州被害及妇女殉节者不可胜计，请饬彭玉麟查明旌恤，已属自相矛盾。至其上年正月奏称苗沛霖之必应诛剿一折三片，脍炙人口。有‘身为封疆大吏，当为朝廷存体制，兼为万古留纲常。今日不为忠言，毕生所学何事’等语，又云‘誓为国家守此疆域，保此残黎’，俨然刚正不屈，字挟风霜。逮九月寿州城破，翁同书具奏一折二片，则力表苗沛霖之忠义。视正月一疏，不特大相矛盾，亦且判若天渊。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莫此为甚！若翁同书自谓已卸抚篆，不应守城，则当早自引去，不当处嫌疑之地；为一城之主，又不当多杀团练，以张叛苗之威。若翁同书既奉谕旨，责令守城，则当与民效死，不当濡忍不决；又不当受挟制而草奏，独宛转而偷生。事定之后，翁同书寄臣三函，全无引咎之词，廉耻丧尽，恬不为怪。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附片具奏。”

这个折片结尾最为经典：“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样一语破的，不但皇帝无法徇私，朝中大臣也不好袒护了。“翁案”的结果，是翁同书被判死缓（斩监候），下了大狱。次年（1863）被减罪流放伊犁。翁同书获罪当年，翁心存又急又气，结果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而翁同龢跟李鸿章做了一辈子的对头，自然也跟这个折子有关了。

凭借这篇奏折，李鸿章开启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曾国藩曾因此赞赏道：“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

虽然李鸿章厌恶那些以奏折作为武器，动不动就参奏的“言官”，但他在文字方面的功夫，以及他利用奏折取得的成就，在同时代的人中，却无出其右者。

文字表达能力，不管是古时候的官场，还是现代的官场职场，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力。文字是工具，用来表达和辩驳的工具，利用得当，可攻可守，可进取，也可免祸。李鸿章过人的文字表达能力，让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以奏折为工具，与政敌反复攻守，为他在政治上的成功增加了一个利器。

6．做大事者必须有大格局

曾国藩曾经带着李鸿章，去宿松见同为中兴之杰的胡林翼，曾国藩和胡林翼因为战略布局的观点不同，争论了起来。

李鸿章听得烦躁，冲口而出：“这还不简单，如此这般……”

听完对整个战略布局的分析，曾国藩沉默，胡林翼震惊。“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李鸿章不论是为官还是办洋务，总有超出一般人的大格局。这让他能够十分准确地把控形势。

李鸿章的这种宏观思维贯穿在其办洋务过程中。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也是从军事开始的，但他在中国军事近代化方面的贡献，要远远超过曾国藩，也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其他洋务大臣。这既与他不拘成法的办事风格有关，更与他统筹全局、高屋建瓴的眼界有直接关系。

在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李鸿章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开始通过其兄购买洋枪洋炮来武装淮军。

随后，李鸿章开始跟有军工经验的英、法军事人员接触，在实践中，李鸿章洋务自强的思想也在不断深化。不久，他进一步认识到，长期依靠购买西方军火，只能增加对外国的依赖性，要想自立自强，就必须学习外国的生产技术，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军工企业，实现自主生产。从此，他开始与有经验的外国军事人员接触，学习有关知识。经过不断地了解，逐渐坚定了生产西式武器的决心。

此后，李鸿章开办了一系列以“自强”“民富”为目的的工厂。

在晚清的官场上，要做成一件事，不仅要对事本身进行全局性的精确安排，另外，还要在整个官场中精确布局，否则，不仅事情会做不好，自身也会受到事情的牵连而被打倒。

李鸿章知道，要办稍大一些的工厂企业必须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和支持，但清朝一向视西方的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学习外国利器”的阻力，除了列强之外，还有来自国内的顽固守旧势力。蒙昧无知的官僚士大夫们盘踞各个要害部门，处处掣肘。这些顽固派闭目塞听，不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承认中国的衰弱，他们攻击李鸿章等洋务派“舍己从人，变乱成法”，“用夷变夏”。

李鸿章深知只有取得朝中重量级人物的支持，才能让这些士大夫闭嘴。李鸿章把目光投射到奕、陈廷经身上。

奕支持慈禧垂帘听政，慈禧则授权奕主持中枢。但当时两个当权者“在谨慎地互相监督着”。慈禧觉得自己脚跟已经站稳，对政务也“渐皆了然”，因而决意借机打击奕，以便集权于一身。1865年4月，诏责奕妄自尊大，目无君上，诸多挟制，取巧妄陈，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由于外国公使干预和朝廷戚旧进谏，慈禧被迫让步，命奕仍在内廷行走，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他的“议政王”的称号却被永远地剥夺了。失势的奕自然非常需要帮助。李鸿章对待奕，暗中贬之为“庸鄙无远识”，明里却对其无比恭敬和支持，这就让他们两个结成了联盟。

李鸿章曾多次致函总理衙门，陈说办厂造船的必要。李鸿章提出的建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

只有总理衙门的支持，力量还有点单薄，于是李鸿章寄希望于陈廷经。陈廷经系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时任巡视南城掌四川道监察御史，以通洋务、敢直言而名重京师。1864年10月李鸿章致书陈廷经，从敌国外患和中外军力对比立论，阐明中国“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的紧迫性及其具体内涵；抨击顽固派抱残守缺，昧于大势。李鸿章这番颇带感情的议论，果真打动了陈廷经。1865年1月，陈廷经奏陈变兵制、筹海防，在广东等海边城市设局制造外洋船炮以“靖内患，御外侮”。清廷根据陈廷经的请求，让曾国藩、李鸿章会同商酌。时机到来了，李鸿章自然不会放过。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首先陈述了办厂理念和就地购厂的理由，然后就提到陈廷经的奏折，“虽语焉不详，未得要领，而大致与总理衙门暨臣所筹议不谋而合。曾国藩平时亦持此论，自应遵旨商酌办理”。

本来，朝廷的意思是让李鸿章和曾国藩等对陈廷经的奏折商讨，但李鸿章借坡下驴，他现在筹办江南制造总局就顺势成为“遵旨商酌办理”、呼应陈奏的结果。

很显然，李鸿章在力劝陈廷经上奏的时候，已经预想到了结局，而陈廷经的奏折，是李鸿章早已布下的棋子，而这枚棋子，让本来应该商讨的问题，一下子变成了既成事实。这不得不佩服李鸿章布局的巧妙。紧接着李鸿章就简述购买此厂的具体情况，并强调“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言外之意是希望朝廷尽快批准。

李鸿章得到朝廷的允许，很快创办了沪、宁两个机器制造局，1865年5月，清廷再命李鸿章派员赴津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以崇厚为主持。崇厚是满洲镶黄旗人，时任三口通商大臣。清廷此举，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但1870年就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竟然坐享其成，把津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李鸿章：“现在整个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员，五十岁以上的大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李鸿章。”

李鸿章几乎是用尽所有的气力撬动着庞大笨重的朝廷在向前滑行。李鸿章既要全力抵抗着西方列强带来的洋枪洋炮，还得时刻防范身后腐朽阵营中的明枪暗箭。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李鸿章只有及早安排，提前防范，才能避免在政敌的攻击中倒下。

也只有提早安排，见缝插针，巧妙布局，才能在时机来临的时候，变不利为有利，最终促成有利的局面。

如果没有精确的布局以及超强的权术智慧，李鸿章或许早就在内外夹击中倒下了。

第三章 借力打力，巧借外力消解自己的压力

1．借用外力，才能在乱世中不被打倒

一个人要想让别人扶持自己，就得让别人感觉到自己是其安全的保障，而不是一个威胁。所以，别人的危机，就会成为自己发展的机遇。

李鸿章是个很懂得利用这样机遇的人。

闻名遐迩的淮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建立起来的。

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进入尾声，这时，上海被围，江南豪绅地主为了免遭灭顶之灾，一方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上海需要有人解围，但曾国藩这边在兵力上却捉襟见肘。曾国藩最初想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淮军的建立，上海富商出钱，曾国藩不仅亲自制定营规，还给了李鸿章一大批军官，帮助李鸿章训练队伍。李鸿章建立淮军，自己基本上没出多少力，完全是应别人的要求，在别人的“无私”帮助下建立的。

淮军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建立的，但淮军最终却没有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裁撤，相反，李鸿章借朝廷对曾国藩的猜忌，同时，因为当时捻军横行北方，在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同时，李鸿章不但没有裁撤淮军，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大大扩充了淮军的实力。

可以说，正是曾国藩裁撤湘军，给了李鸿章的淮军第二次崛起的机会。曾国藩之所以裁撤湘军，也是出于不得已。清朝入关时，“八旗”兵、“绿营”军横扫中原，马踏江南。占领中原后，他们是军政合一的统治阶层。“八旗子弟”在清中叶开始腐朽，被太平军一冲而垮。这时候，曾国藩、李鸿章领湖南、安徽地方民兵性质的“团练”，英勇作战，最终力挽狂澜，攻占“天京”，成为能够救清朝于不亡的主力军。

从“无湘（淮）不成军”的现实看，剿灭“太平天国”以后，清王朝的依靠力量已经从满人八旗贵族阶层，全面转移到汉人地方士绅群体。大量汉族官员充作封疆大吏，更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功臣”进入中央决策层。军事上，西太后和光绪皇帝更是不得已地将防务大权向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淮军拱手相让。这对“孤儿寡母”几乎全是靠宫内外的一大群汉族官员士绅维持。问政于汉人，这固然是扩大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但也是清朝满族人最放心不下的一个心病。

乾隆以后已经渐渐消弭的满汉矛盾，在光绪年间又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潜滋暗长起来。满朝文武，除了大群的江南读书人之外，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湖南、安徽将军。最高阶层的满族统治者最担心的就是，汉族大员们会不会有朝一日合起劲来推翻满清，建立自己的王朝。

改朝换代，汉族人当皇帝，这个话题，湘军大营里也不是没有议论过。据《清代野史》记载，当时曾国藩手下悍将彭玉麟攻克安徽，他列队江边，迎接曾国藩沿江东下。船未靠岸，就差仆人递上一封无头无尾的密信，内只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据说当时曾国藩说的是：“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撕碎了，吞咽了下肚。湖南人劝曾国藩当皇帝，不止一人。湖南文人王闿运和曾国藩谊兼师友。一日在大营中，两人隔案对谈，王闿运曾劝曾国藩自己当皇帝。据传曾国藩当时顾左右而言他，而帐中人事后在曾国藩积尘的案桌上，发现用手指写满了“妄”字。曾国藩不敢称帝，但他的手下将领们却不甘心，这种声音终究传到了北京。

曾国藩从湘军中分兵，在上海建立淮军，树立安徽人李鸿章的威信，就有减轻西太后对他猜忌的意思。而慈禧为了打击湘军的势力，更是极力提拔李鸿章。

自己的发展，一定要让别人感到舒服，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帮助，而不是打压。李鸿章巧妙利用曾国藩跟朝廷的矛盾，不仅让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命运，还借机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李鸿章后来建立北洋海军，同样也是巧妙利用了中外矛盾，尤其是利用了中日之间的矛盾。

近代中国海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李鸿章协助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时期。那时他成为熟悉军事的专家，并且认识到拥有一支海军的重要性。

1864年10月，太平军即将被完全平定之时，朝野上下在历年内乱外侮之后正庆贺升平可期，李鸿章却另有想法。他忧心忡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无以扼其气焰。”他感到，“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抱火积薪，可危实甚”。在李鸿章看来，军力是关系到“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决不可狃于祖宗成法”。

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他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被凶恶的敌人环伺，国家处于危急之中。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更使他相信日本穷兵黩武，对中国的野心更甚于西方国家的威胁。西方国家虽然侵略成性，但距离尚远，而日本近在户庭，随时可以伺机侵略。他相信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李鸿章的观点得到了文祥、沈葆桢等人的支持。朝廷最终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于是，以日本为假想敌并建立中国海军的想法得到了支持。

1875年5月他受权督办北洋海防，在以后十余年中，费银几百万两，为北洋海军购置各种类型的战船，包括铁甲舰、巡洋舰和鱼雷艇等。

淮系集团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有深远的影响，袁世凯曾是李鸿章这个集团里的一个核心成员，他在李鸿章逝世之后又发展起了自己的一个北洋集团。而北洋集团不仅干掉了清政府，还一直影响了中国此后几十年政治格局的走向。“乱世出英雄”，在某些人看来的灾难，总是某些人可以利用的机会。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有些人等待着被灭亡，有些人则借机崛起。

李鸿章一直处在各种矛盾的核心，而他也巧妙利用这些矛盾，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最终成为晚清政坛的常青树。

2．长袖善舞，才能在夹缝中屹立不倒

李鸿章是利用关系的高手。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把中国赔得精光，而北洋海军的覆灭，让李鸿章也输掉了老本。这时的清政府跟李鸿章都已经没有了与外国列强抗衡的资本。

但李鸿章还是没有灰心。既然已经没有内力可恃，那就靠他的外交手段了。英、美、法、德、俄诸列强中，合纵连横，他最想依靠的是美国。在他看来，用中美关系牵制中日、中英、中俄等关系，是一项比较可行的方案。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最为有利。当时的日本、俄国、德国、法国，甚至英国，都或明或暗地提出了分割中国领土的要求，只有美国强烈反对领土占领。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就不露痕迹地建立了与美国较为亲近的关系。

1879年春，已卸任的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来华游历，这时中日两国正因琉球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在日本毫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压迫下，中方则尽一切可能挽回局面，由于格兰特访华后还要到日本游历，于是恭亲王奕和李鸿章与他见面时，先后都请格兰特到日本后从中调停，这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对此要求，格兰特表示愿意一试。

格兰特于7月4日到达东京，由随员杨约翰同日本官员接触，调停琉球问题。7月14日，何如璋派此时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将琉球事件始末文卷译送格兰特，格兰特阅后认为中国理由充足，要杨约翰与日方讨论。经过一番了解，杨约翰认为日本国内有一股强硬势力难以妥协，而且准备与中国作战，遂写信给李鸿章，要李对此有所准备，提醒中国应当改革自强。

虽然格兰特的调停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也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在国际社会中还是乐于帮助中国的。

1896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由于李鸿章的访美，美国举国谈论中国。李鸿章在历次清朝访美官员中级别最高，《纽约时报》连篇累牍报道中国事务，改变一贯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重视中国，积极介入中国事务。以前，美国人认为美洲已经够大了，不必去管外国的事。至于更加遥远的中国，只有在喝早茶时，才会想那是一个种茶叶的国度。李鸿章的访问，掀起舆论。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当时四面人山人海，汽船、拖船、汽艇都载满了欢迎人群，连大银行家摩根的私人汽艇也来了，主桅挂满色彩缤纷的飘带。《纽约时报》说：“人们都想一睹大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君主们所统治的人口的总和还多。”

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身穿礼服，佩着绶带，率着部下登舰迎接中国贵宾，“欢迎你的来访！”李鸿章鞠躬表示谢意。卢杰将军说李鸿章越洋来美国“就像一个国际大家庭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

李鸿章给美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博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在义和团运动中，面对义和团的暴力攻击，美国政府不仅肩负保护自己公民生命财产的责任，同时给自己加上了保护中国领土完整的义务。

对于列强瓜分中国，美国一贯站在同情中国的立场；对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和在教民冲突中的蛮横无理，美国也明确站在中国一边。

针对美中之间在义和团问题上的矛盾，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表示：“美国一向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的好朋友，希望中国繁荣昌盛，但是目前更为决定性的是维护所有美国公民和基督徒在协定上的权利。”说白了，美国支援中国不是无条件的，中国必须遵守过去协定上的规则。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根本前提。

康格表示“美国希望支援中国政府对违反协定的暴行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美国愿意这样做，这不仅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这个国家的政府目前正遭到不法组织的威胁……”。

康格在这次会晤中委婉而明确地阐述了三个观点：一、由于义和团持续的暴虐行为，美国可能被迫转换以往在列强与中国之间的既定选择；二、美国必须为自己的在华生命财产而提请清政府解决问题；三、为了美国也为了中国，美国愿意帮助清政府履行协约义务。

清政府对外宣战之前，英国一度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德纳扬言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和整个吴淞地区。英国人此举是试探美国的反应。但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得知此讯，秘密派遣美国人福开森（J．C．Furguson）与古德纳疏通，报告美国政府，请求美国设法制止。刘坤一同时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即便没有刘坤一的请求，美国也不会支持英国的做法。英国见状，权衡利弊，终于知难而止。

为了遏制列强进一步借口镇压义和团之乱瓜分中国的野心，美国在中断与北京联系，不知公使馆人员死活的情况下，于7月3日经驻外使馆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发出通牒，再度申明门户开放政策。这次照会，除了强调要保护美国在华生命财产，同时强调要维护与中国历来的和平关系。

美国不仅没有与中国政府反目为仇，相反，为了遏制其他列强蠢蠢欲动的野心，美国强硬申明“要保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维护世界各国与完整的中华帝国（之间）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

李鸿章访美终于得到了回报，美国在大清国和李鸿章最艰难的时候，帮了他们一把，让他们终于颤颤巍巍地站住了，没有倒下。

当强敌环伺的时候，最好最明智的策略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让列强先斗起来。李鸿章是挑动列强争斗的好手，虽然他的策略屡屡遭到国内那些目光短浅的人的破坏而大打折扣，但在那个敌强我弱，甚至任人宰割的年代，借助外部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是一个不错的战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古老的道理，多数人都懂，但很少有人能用到李鸿章这样纯熟了。

3．懂得以恶治恶，才能在强压下不乱方寸

晚清的政府如果是一块肥肉，列强就是饿狼，谁都想在清政府身上咬一口。清政府无还手之力，只有寄希望于列强之间能打起来，这样就可以减轻它们加在清政府身上的压力了。

甲午海战之后，这种形式更为明显，而为了夺取在华利益，列强之间的矛盾也更突出。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取得了巨大的在华利益，这大大刺激了其他列强的神经。西方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在中日之战前，不过传教和通商二事，到了战后关系已紧密，难舍难分，中国的利益得失也关乎列强的得益得失。甲午海战前，中国曾请求俄国调停，日本战胜之后，因为不愿看到日本在东北得势，然后威胁俄国，俄国也愿意替中国讨回辽东。联俄抗日，已经成为当时清政府多数人的想法。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奏朝廷：“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唯有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如英人肯助我，报酬亦同……”

清廷其时方寸已乱，就同意请求俄国干涉。

先是俄国公使库曼先后照会英、法、美、德、意、奥、比、葡、荷等国，就辽东半岛割让问题影响清帝国首都安全，进而影响各国在华利益为由发出抗议。

由于俄国拉拢了法国和德国，三国抱团后其强大的力量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抗衡它们。因此俄国的提议得到了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列强国家的精神支持，英国虽然拒绝，但是选择了中立，因为英国实在不敢同时得罪三国。

这样一来，俄国取得了国际列强们的支持和默许，联合法国和德国一起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备忘录。

俄国的备忘录称：“俄国皇帝陛下之新政府，兹查阅由日本国向中国所要求之讲和条件，对辽东半岛归日本所有一节，认为不仅将危及中国之首都安全，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上述情形将妨碍远东之持久和平。俄国政府为再次向日本国皇帝陛下之政府表示诚挚友谊，兹特劝告日本国政府须应确然放弃对辽东半岛之占领。”

德、法两国的备忘录也采取类似口吻。德国公使海靖还在宣读备忘录后，又发表了一段威胁性的谈话，说“同三国开战，对日本国乃是毫无希望之事。故认为贵国对此事件并非不能让步”。法国公使则称“日本海军覆灭，法国远东舰队和俄国舰队可轻易在东京湾登陆。顾日本国没有拒绝让步的能力！”

三国政府公开干涉日本还辽后，李鸿章立即游走三国公使馆，表示如果三国政府肯出兵威慑帮助清帝国收回辽东半岛，军费由清政府负责。

三国在外交上对日本提出“劝告”的同时，又在军事上向日本施加压力，俄国命令停泊在日本各港口过冬的军舰，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好随时起锚的准备。其远东舰队在东海、黄海和日本海游弋示威；同时俄国调东西伯利亚的两万兵力集中海参崴待命，并实行“临时地区戒严令”。法国和德国的部分军舰也到朝鲜海峡附近制造紧张气氛。

这一行动给了日本政府很大震动，它试图求援于英国，组织反干涉联盟，但英国见德、法、俄三国抱团实力强大得要命，因此不愿为此得罪俄、德、法三国，所以不予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看到外交交涉既无回旋余地，军事上又绝非三国对手，处境很艰难。

1月22日，日本与三国达成初步协议。日本保留朝鲜归还辽东予中国，但清廷要付出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赔偿。三国干涉还辽，让清政府及李鸿章对三国，尤其是俄国有了很强的好感，发展对俄关系，以牵制日本，成为清政府及李鸿章下一步外交的重点。“联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清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19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唯虞辱命”，只有“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代表光绪帝向尼古拉二世赠送的礼物是：头等第一双龙金宝星（清廷颁发给外国王室的最高级别勋章）一座，巧制大烛奴一对，白璧一双，色丝顾绣大红毯一幅，两千余年前之青铜古瓶一对，镶嵌宝石的珐琅瓶碟若干。沙皇以观赏和验收这些礼物的名义，邀请李鸿章三天后去冬宫再作会面。

沙皇两次接见李鸿章，显然不是为了几件礼物，而是所谋更大。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的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二十年无事。当时，俄国人曾经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国土大得用不完，没有侵占别人一寸土地的想法，这也是促使李鸿章联手俄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后来事实证明，俄国人狼子野心，言而无信，利用了中国的信赖，却在打中国的主意，通过《中俄密约》获得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连接海参崴的筑路权；又借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但总体来说，与俄国的结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4．组建海军，不可错过的良机

做成一件事情，有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行。

所以，一个要成事的人，既要有等待的耐心，又要有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的能力。

而机会往往不是在事情一切顺利的时候才有，大多时候，是出现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李鸿章把握机会的能力是一流的。

善于把握机会，一方面让李鸿章容易成事，另一方面让李鸿章避开了很多艰难险阻。李鸿章从不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口号，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的做事，都是从人力和金钱，以及通过朝廷的支持来实现。在李鸿章看来，大清国的变法和改变，假如没有权力做保证，没有时间的慢慢荡涤，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只有权力在手，才能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有说话和改变的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

所以，李鸿章对权力有超乎寻常的热衷。

李鸿章的这个爱好让他吃尽苦头。慈禧是权术的高手，她采用了“平衡术”的统治手法，即扶植一派牵制一派、支持一派压抑一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起了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不满。慈禧就有意识地支持、纵容顽固派。洋务派每有一项新的举措，顽固派总要跳出来争斗一番，给洋务派设置障碍。众所周知的同文馆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即为最典型的一例。慈禧还放纵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被奕、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击下，只得卸任返回湖南老家，他写的《使西纪程》也遭到诋毁，终至毁版。

非但如此，慈禧还在洋务派之间搞平衡术。当年，曾国藩湘系集团势力过于强大，清廷就放任李鸿章淮系集团，使之与湘系集团抗衡。曾国藩死后，清廷又支持左宗棠集团来与迅速发展起来的淮系集团抗衡。左宗棠去世后，清廷又扶植张之洞。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练新式军队，办军事学堂，创办枪炮厂，开矿务局，移督湖广后又开办汉阳铁厂，设纺织四局，筹办芦汉铁路，成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与李鸿章分庭抗礼，有“南张北李”之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这个要职，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清廷都任命湘系集团的刘坤一、沈葆桢、彭玉麟、左宗棠来担任，用意就在于牵制北洋淮系势力。

当李鸿章被牢牢限制的时候，他想要做成事，就只能等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只有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才会稍微打破制衡的常规，才会让李鸿章暂时宽松一下，破一下格。

办海军一直是李鸿章的梦想，朝廷经过“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之后，终于同意筹建海军。正当各省督抚的意见基本汇齐，预备着手办理的时候，1875年初，同治帝驾崩，海军之事，又被耽搁了一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朝廷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但没两年，沈葆桢去世，兴办海军的重任，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就在李鸿章积极组织北洋水师之时，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水师建设的步伐不得不停顿下来，战争总像是不可避免。法国对于越南，从来垂涎已久。1873年11月，法军百余人侵袭河内。越南国王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反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法国首领，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

到了1882年三月，法国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边外防军陆续进驻。刘永福的黑旗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法国大战后撤回中国境内。八月，法军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鉴于中越两国的非凡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朝廷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这时，把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力图避免战争，其理由是：第一，中国没有必要因越南而卷入战争。第二，从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无力与法国开战。第三，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相当困难，无力再打一次持久的战争。在战与和上，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李鸿章的态度，更是激起了“清流派”的极大反感，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梁鼎芬向朝廷上书，言之凿凿李鸿章有“六可杀”理由。当慈禧将这部折子交给李鸿章看时，李鸿章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轻易说言和了。在此期间，李鸿章又自撰楹联一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很是自嘲了一番。

李鸿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自保。没想到，中法战争让海军建设停滞，但从另一个方面也推动了海军建设的进程。

借中法战争之后，朝廷各派别在组建海军的观点上有了出人意料的统一，组建海军的事务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鸿章向朝廷的奏折当中说，假如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于到处受牵制的地步。李鸿章可惜的是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人未出师身先卒，的确让人痛心。李鸿章加快了组建的步伐。

算起来，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的十几年间，李鸿章的精力和时间基本上都花在水师的组建上了，可以说，李鸿章为这支庞大的海军费尽了心血。1888年，朝廷批准颁行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终于成立。到这一年为止，这支水师以两艘铁甲舰、八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了四万吨，加上南洋、广东、福建等地区的舰艇，清国一下子跃居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并且构筑了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以天津大沽、东北旅顺、山东威海为重点的京畿环渤海防御体系。

至此，李鸿章终于感受到命运所赐予的隐忍且不懈努力的人那短暂的、实现理想的极大快乐了。乘着“定远”“镇远”两艘“东方第一”巨舰驰骋海面，仰望着大清龙旗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的时候，李鸿章壮怀激越。

在晚清的政局当中，李鸿章的很多主张和措施，只有等到矛盾激化，当权者无暇他顾，迫切需要他出山帮忙的时候，他才真的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

李鸿章善于利用这样的机会，这既让他在晚清政坛上存身自保，同时又能让他抓住机会，一展自己的抱负。

5．为郭嵩焘解围，一招漂亮的“借刀杀人”

借力打力，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策略，有时还是解决问题必需的条件。这个外力犹如化学反应当中的催化剂，有时候，催化剂只能起到加速反应的作用，但有时候，没有这个催化剂，反应就无法进行。

李鸿章是善于借力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李鸿章知道借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借力也可以有效转移矛盾注意力，让自己暂时躲开政治上的是非，从台前退到幕后，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事情的解决。

1847年，郭嵩焘金榜题名，与李鸿章、沈葆桢等为同科进士。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郭嵩焘曾力劝曾国蕃、左宗棠组建“湘勇”平定叛乱。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郭嵩焘开始接触西方人。他亲自考察了百战百胜的洋枪队和英国人管理的海关。英国人管理的海关，正是当时中国最有效率也最清廉的衙门！

郭嵩焘处理洋务事宜的能力广受赞赏，李鸿章、恭亲王奕等都称他是当时最精通洋务之人。

1875年2月，英国领事人员马嘉理和五名中国随员在云南被杀，这就是著名的“马嘉理事件”。最终导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有一条规定，清廷必须“速派钦差大员到英国”谢过。兵部侍郎（副部长）郭嵩焘这个“最精通洋务”的人，自然成了去英国谢罪的最佳人选！当时清廷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朝野上下甚至骂郭嵩焘是汉奸！湖南同乡和朋友们纷纷以他为耻，家乡的学生们要烧他家的房子。郭嵩焘的挚友——晚清名儒王湘绮写了一副对联来嘲讽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托，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他在出使途中51天的日记中，记述了所见所闻的西方文明及自己的感想。他把日记按要求寄呈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则以《使西纪程》的书名交同文馆刊行。

在当时的情况下，郭嵩焘传回的信息和观点，触动了保守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最敏感的神经，大大超出了国家政治和观念的底线。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奏折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强烈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查办。说：“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

虽然此时郭嵩焘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无奈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李鸿章并不足以保护如此被动的郭嵩焘。在一片讨伐声中，清政府下令销毁《使西纪程》字版，“永禁流传”。只是因为暂无合适人选，清廷未将其立即召回。

其实，此时的郭嵩焘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当时自己班子内部的问题。清政府给郭嵩焘组建使馆班子时是动了心思的。使馆人员的组成是洋务派和守旧派相互角力的结果。守旧派为了制约郭嵩焘，有意安排了一个十分顽固守旧、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刘锡鸿给他做副手。

来到英国之后，刘锡鸿在监督郭嵩焘上确实十分尽责和卖力。他不顾身份公开在使馆工作人员中到处宣扬郭嵩焘是“汉奸”。接着就时时处处履行他的监督“职责”，到处挑毛病，然后记录在案，向国内打小报告。例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个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参加其他国家驻英使馆活动，外国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鼓掌，刘锡鸿认为这是大失国体之举。郭嵩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和其他来宾一样翻阅摆在座位前的音乐单，刘锡鸿认为这样有辱身份，应该双手下置端坐，不应翻看东西。

还有，连郭嵩焘待客不用茶水而用银盘盛糖酪、夫妻擅自学习外语、与外国官员不作揖而握手、使馆开茶会让夫人出面、不按中国左为上而学西方人以右为上等等，全都成了郭嵩焘的罪状。甚至在刘锡鸿的小报告中，还上纲上线，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成是故意向英国人示好而有意“诋毁朝政”，“常有怨望之心”，甚至有里通外国之嫌。

这些“罪状”，总理衙门无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为难；同时，面对驻外使臣间势同水火的矛盾，总理衙门也感到难以调和处理，几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当然是为郭嵩焘辩护，由于他与郭嵩焘的关系尽人皆知，所以他首先不直接为郭辩护，而是借到德国了解中国在德学习军事的“武弁”情况的船政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之口来指责刘锡鸿。

李凤苞曾先后在江南制造总局、吴淞炮台工程局、福州船政局任职，1876年由李鸿章推荐任船政留学生监督，是李鸿章一手培植的亲信。作为洋务派的一员，他自然与郭嵩焘关系融洽，与刘锡鸿不和，而到德国了解留学生情况时则与刘锡鸿龃龉不断。李凤苞听说自己被任命为要在刘锡鸿手下工作的驻德使馆参赞时大不乐意，于是分别给李鸿章和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字春帆）写信，表示不愿从命，请代为婉辞。老于权谋的李鸿章立即意识到此事可用，于是在1878年7月18日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此信虽短，但对清政府下令同时撤回刘锡鸿、较量双方“打个平手”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他先要强调李凤苞人品可靠：“监督李凤苞素最谨饬”、往回禀报时从来是只报告留学生学习情况而“不及其他”，但有一次来函却报告说德国的报纸对刘锡鸿一直“颇有微词”，而刘也经常“托病不出”。他强调“语多含蓄，然亦略见一斑”。然后他再谈自己对郭、刘二人的看法：“平心而论，筠仙品学素优，而识议不免执滞，又多猜疑。云生志气非不要好，而性情暴戾，客气用事，历练太浅。其短长互见，谅在烛照之中。”但他提醒总理衙门：“唯目前筠仙兼英、法二使，责任较重”，而且“英人尚无间言”。德国报界对刘锡鸿“颇有微词”与英国人对郭嵩焘“尚无间言”形成鲜明对照。

最后，他婉转但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于郭嵩焘刚从伦敦到巴黎，所以总理衙门应致函慰问，虽未明言，但留郭嵩焘免刘锡鸿之意却又极为明确。

但是，朝廷内外反郭力量甚强，纵然李鸿章权倾一时，他的“免刘保郭”之论也根本不可能为清政府接受，只能暂时维持郭、刘现状。但结果仍然是驻英与驻德大臣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反郭拥刘者众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将郭免职调回，不少人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李鸿章知道事情已无可转圜后，又借一位德国人之口说刘锡鸿“职任名望俱卑”，并指刘在德“甚见礼于当路”，因此他能否胜任外交工作大可怀疑。最后他明确说出自己对刘的处理意见：现在可“暂留”，但“将来似宜撤换”。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李鸿章虽然没有保住郭嵩焘，但终于还是借他人之力，免除了郭嵩焘回国后进一步被追责的不公正对待。而李鸿章也因为在这件事上处理巧妙，没有因为郭嵩焘跟自己的亲近关系，而让自己对郭嵩焘的偏袒给自己造成不良影响。

6．迎难而上，打破两难的因局

利益的争夺会导致对立，但如果运用得巧妙，对立的双方却能实现合作，共同推动事情向前发展。

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初，朝廷与商人之间在利益上是存在对立的。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以当时长江的航运业为例，当时这些公司为外国公司垄断，但这些公司却有很大比重的华人资本。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上海轮船业实际是“华洋合资，华资为主，洋商主持”，不少洋行的许多轮船实际为华商所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洋商将相当一部分赚取的利润运回本国，无意在中国境内迅速扩大规模；二是因为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俗称买办，积攒了大量财富，想投资新式企业而得不到清政府的许可。而且，中国官员对“商”一直采取压抑政策，任意勒索刁难，一位中国商人写道：“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只有依附洋商、挂外国旗，才能避免官员的敲榨。不过，洋商庇护是以丧失许多利润为代价的，所以不少买办希望能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华商”。

官与商之间的对立，阻碍了中国近代商业的发展。如何把两者的利益集中起来，并消弭两者之间的矛盾，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李鸿章提出了“官督商办”设想。

官督商办，其实就是借助商人的资本，利用官府的权力，让两者结合，为现代商业的发展提供权力支持的同时，为商业的发展提供资金。

一开始，李鸿章仍习惯任命官员经办此事，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但朱其昂是官员，根本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更加上官僚习气浓重，商人避之唯恐不及，根本招募不到商股。

即使联络了胡雪岩、李振玉等大商人，亦无多大作用，乃至“招股年余，无人过问”。在创始经费中，李鸿章从官款中批拨的费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还带头认股五万两。1873年，李鸿章委派广东香山籍买办巨商唐廷枢、徐润分别担任招商局总办与会办，后又将另一名香山买办商人郑观应招纳入局。从此，招商局业务日隆，附股者日多。

招商局股票最初市价仅为票面价值的四五折，随着机构的改组、业务的拓展和收益的增加，股票市价渐涨。至1882年6月9日，招商局原价100两的股票，市场价已涨至247.5两，至同年10月12日更涨至267两。招商局的成功，带动了民众对于其他公司股票的认购兴趣。当时的媒体载，“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华商因见招商局股票市价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这说明，轮船招商局对于中国近代早期股市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鸿章等人急于仿行西方公司制度，还有一个重要动因，即抵制西方公司对于中国民间资本的大肆吸纳。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洋行开始在中国通商口岸发行股票，吸收华股。在洋商的一再劝诱和洋行丰厚利润的吸引下，通商口岸渐兴华商认购洋股之风。至19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渐趋踊跃。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应求，以致市价溢出原价好几倍。个别洋行鉴于要求认股的华商为数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条件。

不断高涨的华商附股洋行热潮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大量中国资本流入外国公司，成为外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侵攘中国利权的重要资本支柱。这种华商资本在中西商战中“非但不能御敌”，反而“倒戈相向”的状况，逐渐引起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的忧虑，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将华商资本从洋行中吸附过来。创办自己的公司，就是首选办法之一。

创办之初，招商局面临洋商的竞争。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洋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此举是轮船招商局可以建立、维持的关键。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双方大打“价格战”，因此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不到十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四艘发展到三十余艘，总装载量近两万四千吨。经过激烈竞争，轮船招商局在1877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十六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从而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以后它的业务不断发展，先后在烟台、汉口、天津、汕头、福州、广州、香港等地及日本、新加坡等国重要港口增设了分局。

轮船招商局的建立确实达到了“分洋商利权”的目的。仅1873年到1876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4923000两，其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136000两以上。因此，李鸿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得意地说道：“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虽然招商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然受到顽固派的攻击。本来，顽固派注重的就不是经济，而要看政治效果。于是，有人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北洋大臣统辖。

面对这汹汹群情，李鸿章从容不迫，他上折表明：招商局是依照几年前所定章程经营管理的，当然，这也有提醒朝廷别忘了这些章程当初是经过你批准之意。他强调开始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

不久，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企业“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这一次弹劾，引起的呼应比上次要强烈得多。

李鸿章知道最为反对者忌恨、最为朝廷所担心的是这类企业对统治者的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所以他在1881年3月中旬又上折反驳王先谦时，首先详细列举几年来该局的成就，证明正是招商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因此强调“其利固散之于中华，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当然使统治者的政权更为巩固。李鸿章的这个论点很明确，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议论招商局对错的标准上升到整个民族利益的高度，上升到对清政权维护的高度，而不仅仅是其中出现的一些混乱。这样，反对者自然哑口无言。

虽然“官督商办”的模式后来成为制约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瓶颈，但在当时，通过这种折中的方案，既借用了民间的资本，同时又通过政府的力量有效支持了洋务运动初期的发展。

办轮船招商局是一个两难的困局，李鸿章一生当中，都陷入这种两难的局面之中。他必须以他过人的智慧，逐一破解这些困惑着官场与职场的永恒的资源不足的难题。

而他天生是一个调配资源的高手，通过对行政资源的整合与重组，不断创造新的机会，就这样，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登上他人生事业的巅峰。

第四章 党同伐异，是让自己不倒的重要策略

1．攻守同盟，让对手知难而退

新举措的实施，不论对错都需要取得当权者的支持。

李鸿章深谙此理，因此在办洋务，尤其是在推进修铁路的过程中，一直在积极寻求当权者的帮助与支持。至于他自己，该走到台前的时候，他坚决冲在前面，该幕后运作的时候，也绝不恋战，不管说服反对者，还是拉拢支持者，李鸿章都身先士卒。最终，在李鸿章的积极推动下，铁路，终于在大清国的土地上从无到有，修建了起来。

回顾李鸿章第一次提出修铁路的提议，还是借用了别人的名义。

1863年，正在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以上海二十七家英法洋行老板联名的名义，向朝廷建议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当然，修铁路的理由也很正当和充分，那就是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但当时朝廷对这个建议根本就不予答复。

1874年，英商怡和洋行以修筑马路为名购买土地，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也就是淞沪铁路，铺设的铁轨全部从英国运来，通车之后每天往返六次，乘客满员，但一个月后火车轧死了一名铁道边的看客，引起轩然大波。铁路建设之初，破坏风水，震动祖宗龙脉的流言，就让人心惶惶，如今又闹出了人命，地方乡绅于是便鼓动百姓阻止列车行驶。最后，两江总督沈葆桢只好以28.5万两白银从怡和洋行买回铁路，拆毁了事。

这对一直倡导修铁路的李鸿章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件事情让李鸿章懂得了：铁路好修，但要让铁路真正运转，没有来自朝廷的支持，没有臣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即便铁路修成了，也不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要想得到朝廷对修铁路的支持，李鸿章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慈禧。而要想把慈禧拉到支持修铁路的阵营，李鸿章需要狠下功夫。

为此，李鸿章送给了慈禧一个特殊的礼物：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不久，一条长一千五百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六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慈禧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再也不反对修建铁路了。

1880年，李鸿章授意刘铭传上了一份《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这份奏折明确提出：铁路乃自强根本，建造铁路对漕运、赈灾、商务、矿务、厘捐、旅行等都有好处，朝廷可以先造一条北京到清江浦的铁路，以沟通南北交通。

但慈禧的默许，并不意味着李鸿章就可以顺顺利利修成铁路了。李鸿章深知他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拦路虎和搅局者，要想顺利修建铁路，李鸿章必须找到更多的人支持自己。而他清楚地知道以自己的地位贸然提出修筑铁路的主张，必然会遭到顽固派和政敌的坚决抵制，一旦到了这种地步，这件事情反而不好转圜了。

于是，他就暗地里让别人提出建议，自己则大力声援。而事实是，早在1876年，李鸿章就授意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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