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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一鸣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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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播音主持艺术概论试读：

绪论

张颂教授是我十分敬重的师长。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虚怀若谷。在学术问题上和我有过许多的交流和讨论。正如他在本书序言中所指出的“也有一些论证并非没有争议，可以通过讨论进一步澄清”。现在先生已经作古，没有机会再深入切磋了。这些需要讨论的问题，包括了20年前，在广播电视界曾产生的“是播音员涵盖主持人”（简称“涵盖论”），还是“主持人取代播音员”（简称“取代论”）的那场争论。这项争论长期困扰着播音主持专业的发展，需要有实践中的验证和理论上的说明。事实上，这两种实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伯仲。如何在一个新的学科框架内妥善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本书力求回答的问题。本书试图从“播音中的语言艺术”和“主持中的传播艺术”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些问题。

首先，从播音行为上分析语言现象。“广播电视诱发了次生口语[1]文化，其中的遗存性口语和‘文字性口语’尚待我们深入研究。”如果只是从书面文化角度认识广播电视语言现象，那么可能就只存在一种播音方式，就是“有稿播音”。（在播音学中把它纳入“文体播音”的范畴中来研究）但是，“有稿播音”的规律是无法解释“无稿播音”现象的。事实上，我们所说的“无稿播音”指的是广播电视中出现的另外两种次生口语文化现象：阐说和谈话。如果我们完整解释了广播电视中已经存在的这三种语言文化现象，才可以说“播音涵盖了主持”。

至于“主持”会不会取代“播音”？它与广播电视改革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现代传播理念中，广播电视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社会交流。因为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三网融合后的现代广播电视越来越多地显现出它的社会交流功能。播音员、主持人和受众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型关系。应该说“播音”和“主持”都是一种社会交流活动，只是交流的方法有所不同。播音往往是“单向交流”，而主持呈现的是“双向交流”。《当代播音主持艺术概论》希望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本书拟借鉴较为成熟的相邻学科——新闻学、传播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有关原理，来重新审视播音与主持专业，以充实完善播音学的内容。虽然浅薄，但不乏新意。当然，这些都还只是作者的一孔之见，难免会以偏概全，如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提出批评，不吝指教。毕一鸣2015年3月

[1] 〔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绪论

播音与主持是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工作，既具有大众传播的性质，也有社会交流的功能。播音与主持中的有声语言是广播电视重要的信息形式，同时也还承载着在着大量的非语言信息。广播电视节目中的许多内容都需要进行语言艺术再创造与信息传播再整合。从概念上来理解，播音与主持既相互区别，又彼此交融。

第一节 播音的概念

播音——作为学科的基本概念，首先需要揭示它的基本内涵，然后对它的外延做出明确的界定，才能够成为严格的定义。《现代汉[1]语词典》对这个词义的说明是：“广播电台播送节目。”还有一种更加宽泛的理解是“指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所进行的一切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传播信息活动（它包括各种声音、音响、音乐、语言、文字、图像等的传播）。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今天全[2]天的播音到这里结束’。”这样的概念显然不是在说明某类专业的特点。事实上，我们通常是在 “播出声音”这个动词的词性意义上来理解它的真实涵义的。但是广播电视中播出的声音中包含着三类要素：有声语言、音乐、音响。因此，我们只是借用了它的狭义作为特定概念，即“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运用有声语言和副语言，通过广播、[3]电视传媒所进行的传播信息的创造性的活动”。这个概念大致说明了播音员和主持人所从事的专业工作的性质，并排除了广播电视中的另外两个声音要素——音乐和音响。也就是说，音响和音乐不属于“播音学” 的研究范畴。一、播音的内涵——广播电视有声语言的传播

播音是运用有声语言进行艺术创作的活动。它不仅仅是依据稿件来进行有声语言再创造，还包括“无稿播音”的各种话语艺术。从口头语体来分类，可以分出朗读语体、演讲语体和谈话语体等。有声语言存在三个基本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对这些要素进行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使之语音清晰规范，用词形象生动，表达明白晓畅等等，就成为有声语言艺术。（一）语音清晰规范

播音是一种媒体语言，而媒体又是面向大众的。大众传媒本身要求信息有较高的清晰度、可懂度和可感度，同时由于它对社会的影响广泛，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推广规范的全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实现广播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项基础工作，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广播电视工作者应该模范地贯彻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政策，成为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宣传者和实践者。在人们的心目中，广播电台、电视台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就是标准语言，许多模棱两可的读音问题，在实践中往往以他们的语言为榜样。所以，目前国家对播音员、主持人的普通话水平要求较高，这一方面是为了向社会示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达到最通晓、最广泛、最生动的传播效果。要满足这些要求，播音员、主持人就必须不断锤炼自己的有声语言，使自己的播音语言准确、清晰、圆润和富于变化。

准确是指吐字发音要合乎规范，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要准确无误。在语流中，尽管存在音变、语调等的影响，但都必须遵循普通话的规范，在语音准确的基础上，提高语言的表现能力。例如：对声母中发音部位相同的n和l，要把握住它们之间不同的发音方法；而对发音方法相同的z-c-s和zh-ch-sh，则要把握住它们之间不同的发音部位等等。播音吐字的准确度要求很高，它的规范性要求也更为严格。

清晰是与含混相对应的。它不是指声音的大小，而是指字音的纯净度。例如：有些播音中有一种“音包字”的现象，就是指一味追求声音的响度，却忽视吐字清晰的情况，“音包字”往往会影响语义的表达，给人只留下声音大的印象；反之，孱弱的声音也不利于语义的清晰表达。可以说，播音对吐字归音清晰度的要求要高于对嗓音的响亮度的要求。

圆润是播音吐字的第三项基本要求。如果说吐字归音的准确、清晰指的是“字正”，那么圆润则就是指悦耳动听的“腔圆”了。人们常常把吐字的圆润比喻为“珠落玉盘”，但是，这里的“珠落玉盘”和其在曲艺说唱中的涵义并不一样，曲艺说唱是用抑扬顿挫的曲调来表现艺术效果，而播音则需要通过嗓音来反映汉语音节本身的音乐性，从而达到圆润的效果。

富于变化是吐字归音在表情达意方面的最终要求。规范的对立面是变异，语言的变异使语言偏离规范，而过于严苛的规范又会导致语言的僵化。语言就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语言来源于社会生活，反映着生活现象，播音要表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就不可能拘泥于固定的模式，这就决定我们的语言是活泼、生动，富于表现力的。著名作家萧伯纳就曾说过：“有五十种说‘是’的方法，就会有五十种说‘不是’的方法。”因此，在播音实践中既要强调语言的规范化，同时也要提倡语言的生活化、大众化。（二）选词形象生动

有稿件的播音可以不需要考虑选词用句的问题，但是没有稿件的播音就要求播音员能够出口成章。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修养是难以“成章”的，即便“成章”也可能会佶屈聱牙，晦涩难懂，不能称为“华章”。特别是主持人大多是在交流状态下使用有声语言的，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语言修养，要求选词用句准确、适度、得体、规范。既要尊重历史词语发展的一般规律，还要考虑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恰当吸收并引用一些新的词汇。选词用句必须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1.普遍性原则

广泛使用、普遍知晓是现代汉语采用新词汇，并加以规范的重要条件。因为普通话词汇是以北方话为基础，首先就要考虑这些词汇在北方方言中是否普遍使用。例如：“马铃薯”有多种词汇概念“土豆儿、洋芋、洋山芋、洋芋头、山药、山药蛋”等等，在北方更多的地方称它为“土豆儿”，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规范词汇。北京土话里一些俚俗方言，如“傻帽儿”“格瑟”“耗子”“旮旯儿”等就不宜采用。

有的古汉语词汇过去带有文言色彩，但沿用至今，已经家喻户晓，也可以通行。如“诞辰”“百姓”“拂晓”“琢磨”“推敲”等等。

同一概念有多种语词形式，没有重复的必要，就可以选择一种来加以规范。选择的标准就是看哪一种使用的频率最高、最普遍。如：“洋灰、水门汀、水泥”中，取“水泥”；“巧克力、朱古力、巧格力”中取“巧克力”，等等。另外，缩略语也要服从约定俗成的使用习惯，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但是把“杂技艺术家协会”称为“杂协”显然不合适，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再如：大家已经习惯把“彩色电视机”叫“彩电”，“筹集资金”叫“集资”，“挖掘潜力”叫“挖潜”，等等，使用这些词汇不会引起歧义，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2.必要性原则

无论是古汉语、方言词，还是外来语的引用，都要考虑是否有补充普通话词汇的必要。如果普通话词汇中已经有了相应的、确切表达的词汇，就没有必要另外引用其他词汇。如上海话中的“白相”（玩）、“辰光”（时间）、“马路”（公路）等，普通话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达词汇，就没有引用它们的必要了。

引入外来词汇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饼干”没有必要叫“曲奇”，“激光”没有必要称“莱塞”，“话筒”不应该再叫“麦克风”，等等。

由于社会新事物的不断涌现，有时很难用相应的词汇来表达准确的含义，于是出现了一些新词和借用词。如“反思”“磨合”“强势”“打造”等等。至于“三明治”“汉堡包”“热狗”等音译词都是特指国外的某种食品，所以也就沿用下来了。

3.意义明确原则

普通话里所普遍使用的古汉语，都是已为大家所熟知、所了解的，意义很明确；反之，一些涵义不明、晦涩难懂的古语词，如“鼎辅”“葳蕤”“蹭嶝”“夭夭”等，没有普遍应用，因此也没有采用价值。

普通话所采用的方言词汇，也要求是意义明确、普遍知晓的。如我们采用“香肠”，而不用方言的“烟肠”“酿肠”，采用“西红柿”，而不用“臭柿仔”“番茄俟”，取“钞票”而不取“铜钿”“纸字”“银纸”“票子”，等等。

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历史远在张骞出使西域的时代就出现了。例如：从波斯语（伊朗）中吸收进“葡萄”“琵琶”“石榴”“狮子”等，从梵语（印度）中吸收进“玛瑙”“玻璃”“罗汉”“刹那”等。汉语还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语汇，如藏族的“哈达”“热巴”“酥油”，维吾尔族的“热瓦甫”“冬不拉”，朝鲜族的“金达莱”“伽耶琴”，满族的“福晋”“萨其玛”等。现在习惯使用的“胡同”“站”等语词也都起源于蒙古族。汉语对外来语的吸收，往往原来是借词，后来另造新词。主要还是为了明确表达词意。有的在音译的过程中，有不同的注音方法，应以国家语委确定的统一标准来施行，如“冰淇林、冰搅凌、冰其凌”等，标准是“冰激凌”。（三）表达明白晓畅

如前所述，播音表达就是指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的播报方式。从口语表达的角度分析，播音表达可以分为：转述式播报、陈述式报道、阐述式评论、叙述式交流、描述式解说等。这些口语表述方式在广播电视传播实践中都客观存在，也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应用范围。

1.转述式播报

转述式播报适合代表组织、团体或权威人士发表文论或言论，也适合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朗读。它曾经是广播电视中一种主要的语言表达形式，是在“三级审稿播出管理体制”以及“录播机制”下派生出的一种制播手段。它依托的是一种朗读语言或者说是“有稿播音”方法，它也是当前播音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只要广播电视还需要发挥“转述”作用，这种语言形式就会长期存在，仍然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譬如：政府文告、新闻公报、评论文章、文传电讯等等，都需要用转述式播报，才能够准确、鲜明、生动地播报出去，随意地加词改句都是不严肃、不适当的。

再譬如播送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小说、散文、诗歌等），就只能用朗读转述的方法来表达，而不可能用其他的方法。因为这种语言表达准确、清晰、生动、形象，所以当广播诞生之初，就被一直沿用至今。1906年的圣诞节前夕，当加拿大裔工程师费森登在人类广播史上，首次播出广播节目时，人们听到的就是费森登朗读《路加福音》的声音。在我国，这种语言传播形式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播音学。可以说，正是这种广播朗读方法发展并完善了“中国播音学”。

2.陈述式报道

时效性强是广播电视新闻的独特优势，有时它甚至可以与新闻事件同时、同步报道。这种时效的发挥主要依赖记者在新闻现场做目击式口头新闻报道。但是，能否真实、客观地报道新闻事件，迅捷、准确地揭示新闻价值，取决于记者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

譬如，记者在奥运会比赛现场，边看边说，边走边播，具有极强的现场感。他所陈述的赛场实况，生动活泼地反映了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为国争光、奋力拼搏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主持人灵活调动各个场地最精彩的内容，使听众在有限的时间里，身临其境般地领略奥运会赛场的气氛。

3.阐述式评论

它通常是主持人在广播电视中即兴发挥，就某些社会事件或新闻事实发表的观点性评论。这是主持人以新闻评论员身份出现时，普遍采用的话语方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就是此类型的典型。主持人的评论源于事实，高于事实。有时是观众目击事件，却又难以表达出来的感想，可谓言其心声；有时说出了观众没有意识到的内容，使观众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受。

4.叙述式交流

这主要是指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以谈话形式出现的话语方式。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在全国曾有很大的影响，创办者之一孙玉胜认为：“纪实和谈话是当代电视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新节目的创造和现有节目的提高都离不开这两大基本元素的开发和组合。因为只有纪实和谈话才能使电视接近真实，而接近真实就是接近观众的心理和电视传播的本质。谈话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对谈话节目的使用，不少电视从业者却是经历过一次次全新的认识。”

广播电台中夜话节目、谈话节目也都很受听众的欢迎，这与主持人的叙述能力密不可分。这种叙事能力并非都是先天因素，主要还是后天获得的。因为叙述方法是有一定规律的，按照一定的规律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就能够变得机敏而健谈。

5.描述式解说

在广播中一些大型活动的直播，需要现场解说，以弥补受众只能听不能看的遗憾。譬如：球赛解说、演出实况解说等等。电视中大量的画外音也属于这种解说性质，因为它是对视觉信息的补充性说明和描摹，以加深受众的感性认识。

广播中的电影解说、戏剧演出解说，也都具有描述性特点。这样的解说需要使用描述性的语言来表达。二、播音的外延——语境制约下各类播音语体的传播

陈望道先生曾提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要义，不应是[4]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 原意是指运用书面语言，要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称它为“语言环境”，简称语境。口头语言同样也受到语境制约，我们把经过艺术加工的有声语言，称为“有声艺术语言”，凡是在广播电视中运用话筒进行再创造的有声语言，都属于有声艺术语言。但是，不同的语境对语体的选择和语式的运用都有不同的要求，广播电视中各类节目的不同语境就是制约播音语言的特定条件。正如斯堪内尔所说：“关键的事实是，虽然广播人控制着话语，但是他们不能控制交流的环境。”“这股强大的动力驱使广播的风格和方式靠近普通的、非正式的谈话，而不是接近公开[5]场合讲演的风格。”

播音就是一种口头语言形式，从语言材料的运用角度分析，可分为“有稿播音”和“无稿播音”的概念；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在现存的播音方式中至少涵盖了三种口头语体形式：播读（朗读）、阐说（演讲）和谈话（图0-1）。图0-1 广播电视播音从应用语言学角度分类

张颂在《广播电视语言艺术》一书中曾说：“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体研究是一个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研究方向。它的任务是，系统研究各类广播电视节目播音主持的语体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学训练体系；分析不同言语形式与心理机制、生理机制的关系，研究创作心态差异和肌体反应差异对语言表达模式的影响。它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系统研究、比较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该方向将立足于总结我国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的丰富实践经验，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构建中国广播电视主持语体的[6]理论体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任何一种语体现象都不会孤立存在。各类语体间必然会存在互相渗透、相互交叉的情况。特别是广播电视的语境可塑性较强，这就出现了适应性语体的多种变化。（一）播读语体

在一些转述播报类节目中，传播是单向的，没有直接交流对象，也不需要接受反馈。播音员依据文字稿件进行语言艺术再创造。这样的播报方式是朗读式的，运用的就是播读语体。譬如：新闻播报、文学作品播读等等。如何在不增减文字稿件内容，不允许“播错一个字”的要求下，来完成“理解稿件——具体感受——形之于声——及于受众”的艺术创作，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播音艺术家夏青就做到了“播送的新闻、评论、文稿，吐字清晰，浑厚稳重，态度鲜明，感情酣畅，逻辑严谨，跌宕起伏，义正词严，气势磅礴，回荡在中国的天空，深入千家万户，至今袅绕耳际。听他朗诵和讲解的古典诗词，不[7]仅使人增长知识，提高素养，而且是一种美的享受”。张颂教授对夏青的评价更为精当，认为“夏青的语言艺术，字字珠玑，真是言不[8]尽意；夏青的播音创作，博大精深，的确书不尽言”。这就是播读语体运用的典范。（二）阐说语体

阐说语体是以有声语言为主要手段，以体态语言为辅助方式，针对某个具体问题，鲜明、完整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阐明事理或抒发情感，进行评述性报道的一种语言艺术。常用于广播电视的现场报道、现场解说、新闻点评或重大题材的现场转播中。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就是擅长于这类报道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他经常在重大新闻的报道现场言约旨远，语妙绝伦。白岩松在回忆“香港回归”的报道时说：“历史时刻终于到了，我只知道开始的时间，语言便脱口而出，十多分钟一闪就过去了，我当时并不知道有水均益找我，以及有的画面没切到。我只知道，要尽心完成我的职责。当驻港部队的车轮驶过管理线，我和所有关注这一时刻的中国人同样激动。我在结束语中说：驻港部队的一小步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步。这起源于当初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时的一句话：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虽有模仿之嫌，但我一直觉得，在经过百年风雨，部队入港一瞬间，中华民族如[9]释重负，这句话是合适的。”由此可见，阐说语体就是要在瞬息万变的新闻事件中迅速作出反应，进行准确的点评、生动的阐发。（三）谈话语体

谈话节目是通过广播电视媒介再现或还原日常谈话状态的一种节目形态，通常是“面对面、一对一”人际交流式的。谈话节目通常由主持人、嘉宾（有时还有现场观众）在演播现场围绕话题或个案展开即兴、双向、平等的交流。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杨澜有一本采访签名簿，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在上面写道：“你的英语水平让我惊讶，看到你，就让我明白，中国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就。”那些政要、名流都非常匆忙，往往是杨澜的文化魅力让他们留步。采访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讲好绝对不可以超过三十分钟，结果霍华德总理和杨澜交流的兴致很浓，过了四十分钟才在澳方工作人员的催促下结束访问。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访问前对杨澜说有一个重要的国际电话要打，但访问进行到三十分钟时，杨澜提醒，别忘打电话，兴头上的小泽却说：“不管它了。”杨澜后来回忆道：“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主持人身份仅是一个符号，是我汲取文化养分和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社会需[10]要的是可以支撑起生命重任的文化。”“眼界开创未来，做人物访谈，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收获是眼界开阔了。”

根据上述分析，播音的基本概念可以表述为：播音是在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节目语境下所从事的有声语言艺术创作活动。

至于原“播音”概念中涵盖的另一个因素——副语言，《中国语言学大辞典》中做了这样的解释：副语言的“狭义指有声现象。如说话时气喘，嗓子沙哑或者尖溜溜、吃吃笑，整句话带鼻音，某个字音拉得很长，压低嗓音打喳喳，结结巴巴说话不连贯等。这些是伴随话语而发生或对话语有影响的，有某种意义，但是那意义并非来自词汇、[11]语法或一般语音规则”。美国语言学家G.L.特拉格教授是最早提出 “副语言”概念的学者，但他认为：“副语言现象不属于语言，不能归[12]入音位系统。”由于这个问题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加以讨论，暂且把它放在传播学的非语言现象中认识。

第二节 主持的概念

应该如何理解“主持”概念呢？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来源于“主持人”，这是借用的外来语。但是即便是外来语，词义也在不断地变化中。譬如在美国，播音员和主持人并没有明确的分工与不同。他们认为：“我们使用播音员这个术语，因为其保持着一般的使用习惯且仍然适用于广播行业工作的描述。但这一过时的术语最终将被取代。一个现代的演播者不可能再简单地播音。他或者她娱乐他人，与他人交谈，报道新闻，并且提供情感的共鸣，但是很少用旧时期播音员那样[13]的古板程式化的方式来陈述一个节目内容。”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身份区别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的工作方式和行为特征才是需要揭示的基本内涵。《中国播音学》中曾对当时我国传统播音与主持人节目播音的[14]现状做过以下分析（表0-1）：表0-1 传统播音与主持人节目播音比较

虽然上述表格并没有列出“播音与主持”所有行为特征的可比项，但仍可以看出传统播音和主持人节目播音的重要区别仍然是“播读”与“交谈”的不同。如果说“播读”“录播”是“单向传播”模式，那么“交谈”“直播”显然就是“双向交流”模式了。因此，“交流传播”应该是“主持”的基本内涵。“主持”是从节目形态的变化中产生的传播行为，这种节目形态的显著特点就是双向交流。这就是它与传统节目“单向广播”模式的本质区别。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信息是共享的。”有效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只有不断地调整“传”与“受”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达到共享的目的。如何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创造出“交流情境”，几乎是所有主持人节目努力的方向。从这样的认识角度可以得到许多合理的解释，譬如：主持人所谓的“人格化”“个性化”是由于真情交流的需要，面对不真实的人就不可能展开积极的交流；交流的情境是双向的，交谈又总是在平等的“主客关系”中进行的；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流和团体互动一般都会有一个主持者，把这种交流形式引入广播电视，就必须有“主持人”，如此等等。

分析主持人节目的传播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主持人所发挥的作用恰似这样的现代传播者。一方面他作为“主人”（Host）需要提供大量的信息，同时他还需要调制整合各类信息，以便大家能够共同分享。由于他被放在了社会交流的过程中，所以他不可能再“照本宣科”式地转述稿件内容。1981年5月14日，美国著名电视新闻主持人克朗凯特访华期间曾应邀座谈，在介绍他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时说：“自从我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以来，（指从1952年以来，他主持报道美国两大政党的历届代表大会）我就开始研究美国的政治历史。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每年都要重新编写几百页的有关资料。因为这是帮助我记忆的最好的方法。我把它称作案头书。这是一本活页厚书，有些页数的纸张，由于年长月久，已经变黄了。我极少翻阅它。除非偶尔查阅过去的一些日期。因为在编纂这部‘作业’时，有关资料就在头脑里扎下了根，届时无须查阅，所需要的资料就会涌现在脑海里。”克朗凯特数次报道美国宇航事件的新闻，是报道这方面新闻的绝对权威，有着很高的社会公信力。二、主持的外延——各类广播电视节目的交流性传播“主持”的外延主要是指主持不同节目内容的传播。譬如：新闻类节目主持、综艺类节目主持、谈话类节目主持等等。因为主持人是相对固定在特定的节目中的，且要求与节目共同形成鲜明的个性。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播音员很不相同，播音员并不要求固定在某个栏目中，甚至可以实行轮班式播音。

主持人节目内容的专业性特点，要求主持人具有较为深广的与节目内容相关的专业知识。主持人的知识储备和积累是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只通过狭义备稿就可以完成的。在直接面对受众交流的过程中，主持人必须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一）新闻类节目主持

主持这类节目要求具有较高的新闻素养、较强的新闻敏感，能够准确把握新闻价值，迅速形成报道角度。所以新闻节目主持人往往是大众传媒的“旗帜”，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性。由于责任重大，他们主要由资深记者、新闻评论员来承担。譬如克朗凯特在《记者生涯》中回忆说：“在我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还每天做个五分钟的评论……弗兰德利当上公司新闻主席后，他建议我在每晚的《晚间新闻》节目结尾时也作个相似的评论。”事实上，首创“新闻节目主持人”这个语词概念的初衷，就是要选择一个在新闻报道的“接力赛”中能够发挥冲刺作用的新闻传播者。（二）综艺类节目主持

综艺类节目主要是以文艺内容为主的节目形式，具有明显的艺术特征，主持人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素质。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主持人倪萍在谈自己工作体会时说：“我的舞台素质好，受过严格的训练。山东艺术学院的学习和山东话剧院的培养使我有着很到位的舞台感觉……这种严格的训练方法对我一生的为人、艺术创作都有好处。没有那一段训练，就没有今天的我。”综艺类节目主持人在英文中常用“Showman”来与其他类型的主持人加以区别。（三）谈话类节目主持

这类节目方兴未艾，内容也涉及方方面面。根据美国学者斯克特的分析，“在既包括信息性节目又包括表演性节目的众多谈话节目中，可以归纳出四大类型：新闻信息节目；杂耍喜剧访谈节目；人际关系、自助、心理和日常生活节目以及为特殊观众服务的特别谈话节目”。如中央电视台新闻类的《实话实说》、经济类的《对话》、艺术类的《艺术人生》、生活类的《聊天》等。颇负盛名的美国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拉里·金主持的《拉里·金现场》就属于新闻信息类的谈话节目。这类主持人具有的共同特点是通才练识、善解人意、妙语连珠。（四）专题类节目主持

这类节目几乎包罗万象，根据节目的特定宗旨来设置相应的节目主持人。如体育节目主持人、气象节目主持人、读书节目主持人、金融节目主持人、法律节目主持人，等等。在英语中，这类主持人常用“Host”“Master of Ceremonies”等来表述，这类主持人通常都是由与栏目所涉及的内容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所担当的。专家型主持人对栏目内容阐述透彻、分析精辟、观点权威，深受大家的欢迎。（五）服务类节目主持

这类节目都有明确的服务对象，指向明确。主持人和受众关系融洽，仿佛朋友一般。譬如“孙敬修爷爷”“鞠萍姐姐”“董浩叔叔”就已经深入“童心”；央视《夕阳红》主持人陈志峰也已成了老年人的贴心人；张越在《半边天》中已然成为妇女的代言人……作为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对象、服务于自己的对象，才有其存在的价值。

第三节 播音与主持的关系

虽然播音与主持概念不同，但是它们却存在许多共同点。譬如：主持人在话筒前说话，那就是“播音”。因此可以认为，播音有更为宽泛的涵义，它不仅仅是有稿件依据的播音，还应该包括脱口而出的述评、谈话等语言现象。事实上，它是广播电视中多种口头语体的表达方式。不仅播音员、主持人需要掌握话筒前的语言技能，广播电视记者在现场报道时也需要这种语言能力。之所以说“主持”是节目的传播艺术，是因为主持除了需要运用语言传播以外，还需要把握更多的非语言传播技巧。因此 “播音”不能涵盖有声语言以外的传播行为，而“主持”也不可能取代语言再创造的“播音”艺术。

从传播过程来分析，“主持”需要借助播音的语言表达手段，“播音”也需要补充主持的非语言传播方式。“主持”是目前公认的比较理想的一种传播方式，它不仅运用语言手段，还运用了许多非语言手段，传播的信息量大，信息共享程度比较高。但不能因此武断地认为“主持人节目”是现在和今后广播电视唯一的节目形式。如果那样认识问题，广播电视也就无法发展了，节目就太单调了。一些概念是在发展中形成的，昨天被称为“播音员”，今天成了“主持人”，说不定明天又成了“网络秀”……但也许他们都可以称为媒介传播者。现代传媒需要的传播者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以一种模式来强行规范。检验的标准就是社会传播实践，学科建设也必须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体系。只要我们发扬科学的精神和求实的态度，“主持艺术”必将成为学无止境的艺术宝库。

在广播电视中，播音和主持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传播活动。但无论是“播音”还是“主持”，都是一种传播行为，追求传播致效是它们共同的目标。这些传播行为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条件下进行的，不同的节目语言环境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目的是为了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第四节 学科性质

播音与主持艺术的学科性质取决于它的学科地位。它属于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范畴，又是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对象，同时还是具有某些艺术特质的广播电视专业。这样的层级关系，既说明了它的学科结构，也表明了它的学科地位。一、 以新闻与传播学为研究范畴

由于播音与主持艺术创作中大量的、重要的工作就是传播新闻，所以《中国播音学》认为：“从新闻学的角度看，播音是一项新闻实践活动……所以播音创作必须遵从新闻学的基本规律和原则。”新闻要素中的“新鲜性”“真实性”和“客观性”要求，在播音创作中同样应得到充分体现。播音与主持艺术是为广播电视服务的，既是广播电视的岗位，也是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的特殊专业。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将新闻学列入文学门类的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学、现代汉语、汉语史等并列为二级学科。但是，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发展，与这种学科地位出现了不相适应的情况。概括起来主要有：与新闻高等教育的发展不相适应；与新闻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不相适应；与新闻学学科在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地位不相适应等。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已将“新闻学与传播学”与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同看待，均列为一级学科。1997年，国家教育部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意味着新闻传播学第一次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认同，这对促进整个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15]义。”

新闻学曾是传播学的前身与源头之一，而传播学一旦形成独立的学科以后，与新闻学形成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关系。新闻与传播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新闻学把一切新闻现象和新闻事业的全部工作作为研究对象；传播学研究人类传播现象和行为，传播活动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大学》编辑部曾在1996年5月上旬邀请复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李良荣教授认为：新闻学理论对传播学理论的构成起了重大作用；而构成以后，传播学与新闻学产生了巨大的区别。[16]（1）二者的研究领域不同。新闻学只研究新闻媒介。比如报纸的四大块——新闻、评论、广告、副刊，它主要研究前两块，广告研究近几年才起步，副刊只略微涉及。至于电视，只研究其新闻部分，60%以上的娱乐节目不属于新闻学的研究范畴；广播亦然。而大众传播学对六大媒介的全部内容都研究，领域要开阔得多。（2）二者的研究侧重点不同。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媒介内部的规律，而传播学研究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即效果研究，这部分约占70%。（3）二者的研究方法不同。新闻学以逻辑推理为主，以某个理论为依据，推导出其他理论，属于直观式研究。至于大众传播学，我们对批判学派介绍很多，因为我们的思路、方法与之十分相似，而且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问题。但不能因而误以为批判学派在传播学中占有主导地位。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主流是实证学派，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都远远超过批判学派。（4）二者的学科背景不同。大众传播学的理论范式很多，涉及的学科广泛，如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流派繁多，观点庞杂。可以说哲学有多少流派，大众传播学就有多少流派。相对而言，新闻学的学科背景比较单一。

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达成了共识：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互不相干，也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渗透，共同发展。

广播电视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在新闻与传播学的范畴内实现并完成的，研究广播电视需要了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基本原理。播音主持专业又是广播电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必然要遵循广播电视的基本规律，并服务于广播电视的需要。因而将播音与主持专业纳入到广播电视学中，成为新闻与传播学的下位学科，是合理的学科结构。二、以广播电视学为学科基础

广播电视学有两大特点：一是实践性强，二是综合性强。因此，广播电视学充分运用各相关学科、特别是传播学的成果来滋养和丰富研究内容，拓宽研究领域，使自己的学科体系日臻完善和成熟。在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广播电视学一部分属于新闻与传播学下的二级学科，如广播电视新闻学；一部分则属于影视艺术学下的二级学科，如广播电视艺术学等。

目前，广播电视学的学科体系有五大分支：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广播电视传播工程学、广播电视管理学、广播电视史学。在五大分支学科下面，还有许多学科专业方向。广播电视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如图0-2所示。图0-2 广播电视学科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图0-2列出的是广播电视学的主要分支学科，而不是全部分支学科，而且此图只列了两个层次的分支学科，其余均从略。即使这样，从图0-2仍可看出，广播电视学有着众多分支学科，可以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学科体系。除此之外，广播电视学还与众多相关学科交叉，形成一系列边缘学科，如广播电视社会学、广播电视文化学、广播电视传播学等。

从亲缘关系看，广播电视与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最紧密。从形成历史来看，以新闻学最早，传播学次之，广播电视学最晚。广播电视学是在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它融合了这两门学科的部分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在大众传播学产生之前，新闻学是唯一专门研究社会传播现象和活动的学科。它是20世纪40年代随着美国的无线电广播，特别是电视事业的迅速发展而兴盛起来的。近几年，传播学研究在我国引起了理论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并迅速上升为二级学科。它为广播电视学的建立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我们应该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大众传播学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研究传播学的基本原理，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传播学理论，特别是探讨广播电视中的传播学规律。

广播电视新闻学既是广播电视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新闻学的一部分。除了遵循新闻的基本规律外，广播电视学与新闻学基本上各成体系。也就是说，广播电视学和新闻学是两门关系密切但又各自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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