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苑杰,程淑英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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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新视界试读：
前言
抑郁症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精神疾病，从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四根说到我国的黄帝内经等医学著作当中均有对抑郁症发病原因、发病机制的探讨及论述，可以说，从古到今医学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对抑郁症病因病机研究的脚步，这些研究成果被广泛地运用于临床医学的实践当中，为缓解抑郁症病人的痛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进入21世纪以来，医学科学发展迅猛，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不断改进与创新，新一代医学家运用这些新方法，从生物-心理-社会角度对抑郁症发病原因与机制进行了更加深入且富有成效的研究与探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普及抑郁症的知识、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识别水平进而提高治疗效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亟待一部能反映这些研究成果的专著来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归纳与概述。鉴于此，我们邀请相关专家进行了讨论、论证，确定了编写的方向与框架，组织全国临床医学、精神卫生、心理学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在大量参阅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从生物-心理-社会的角度对国内外学者诸多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力图以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解析抑郁这一严重危害人类的疾病。
本著作分为概论、抑郁症的生物学视角、抑郁症的社会心理学视角三个部分，第一篇为概论，从抑郁症的发生机制、影响因素，抑郁症的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及抑郁症治疗现状与展望进行了论述；第二篇为抑郁症的生物学视角，从抑郁症的脑形态学及电生理、抑郁症与生物化学、受体功能与抑郁症、抑郁症的内分泌异常、免疫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论述；第三篇为抑郁症的社会心理学视角，从早期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因素与抑郁症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同时对抑郁症的心理学理论进行了论述。这部专著的问世将为临床医生及广大读者认识、治疗抑郁症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本著作适用于精神医学、相关临床及科研人员、研究生提高有关抑郁症的理论和实践水平，掌握国内外研究进展；也可以作为非精神科临床医生对抑郁症的发病原因与机制学习的工具书，指导临床实践；同时也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解抑郁症的窗口，普及抑郁症的相关知识，使患病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本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编者所在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感谢各位专家编者在百忙之中不辞辛劳撰写书稿，确保本书的顺利出版。尽管我们想努力做到最好，但由于时间仓促，力有不逮，本专著难免存在不足与局限，请读者不吝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不胜感激！苑 杰 程淑英2017年10月于唐山第一篇 概论第一章 概述
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疾病。不但给病人本人带来巨大痛苦，同时也给家庭、社会造成沉重负担。目前世界10大疾病中，抑郁症名列第五位。世界卫生组织（WHO）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在疾病的总负担中排名第二；全球大约有3.5亿抑郁症病人；在中国，有超过2600万的人患有抑郁症，可见抑郁症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关于抑郁症的发病原因与发生机制的研究一直都受到广泛的关注，学者们对抑郁症从生物学、社会家庭及个性心理学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本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生物学因素起了主要的作用，心理社会因素即精神刺激可能起着诱发或促发（扳机）作用，而诸如神经递质和神经内分泌，可能在抑郁症的发病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很多躯体疾病，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很多物质，包括成瘾物质、药物和有毒物质，也可以引起抑郁症。
祖国医学普遍认为抑郁症的发生，多因郁怒等七情所伤，导致肝失疏泄，脏腑阴阳气血失调。乔明琦等人认为郁怒是导致郁征的主要因素，对抑郁及其相关症状产生起重要作用。第一节 抑郁症概述
抑郁（depression）与快乐、悲哀、恐惧、愤怒等一样是一种常见的情绪状态。就像人们遇到喜事会高兴、遇到难事会发愁一样，当遇到伤心难过的事情时感到闷闷不乐、心情压抑或沮丧，此时体验到的是抑郁情绪。几乎所有人都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因为一些生活事件及烦恼而感觉情绪低落，但是这种状态一般持续时间不长，也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大影响。而抑郁症则是病理性情绪低落，同时伴有认知功能的损伤和社会功能的下降。在严重的情绪低落时，往往伴有兴趣下降和乐趣的丧失，失去对生活、对工作和对社会交往的热情。病理性抑郁情绪就像一副灰色的眼镜，透过这副眼镜看到的一切都染上了灰暗的色彩，甚至阳光都变得暗淡；看自己的过去是缺点和失败；看将来，困难重重没有希望，严重者出现自杀意念或行为。一、抑郁症的概念
抑郁症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且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临床表现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甚至发生木僵；部分病例有明显的焦虑和运动性激越；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
抑郁症的临床表现主要包括核心症状、心理症状群和躯体症状群。核心症状主要表现为心境低落、兴趣缺乏及乐趣丧失；心理症状群主要表现为焦虑、自责自罪、精神病性症状、认知症状和自杀观念与行为；躯体症状群主要表现为睡眠紊乱、食欲紊乱、性功能减退、精力丧失、非特异性躯体症状等。
抑郁症主要临床类型：抑郁发作、恶劣心境、心因性抑郁、脑或躯体疾病伴发抑郁、精神活性物质或非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伴发抑郁、精神病后抑郁等。二、古今中外对抑郁症的认识（一）抑郁症概念的历史演变
公元前400年，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认为，人的机体是由血液（blood）、黏液（phlegm）、黄胆汁（yellow bile）和黑胆汁（black bile）四种体液组成。这四种体液在人体内混以不同的比例，从而使人具有不同的气质类型：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疾病的发生是因为四种液体的不平衡引起，而体液的失调又是外界因素影响的结果。希波克拉底认为，黑胆汁与黏液混合形成抑郁质，两者过多淤积形成忧郁症（melancholia），这一概念一直被沿用。直到12世纪，犹太医生Moses Maimonides通过观察发现，忧郁症实际上是一种独立疾病，主要表现为情绪的低落。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科技的进步，各国学者对抑郁症的临床观察与科学研究逐渐展开。法国精神病学家Jades Bail Larger（1854）描述了一些出现木僵状态的严重抑郁症病例；Jules Falter描述了一组抑郁和躁狂交替发作的“循环型障碍”（circular disorder-lafolie circulaire）；德国精神病学家Kraepelin（1896）用躁狂抑郁性精神病（manic-depressive insanity）来描述这类障碍，并于1899年，描述了绝经后妇女或男性成年晚期起病的忧郁症（involutional melancholyia），他认为是晚发性抑郁症。Bleuler（1951）采用情感性精神病这一术语，使其涵盖更广，适用性更强，并一直沿用至今。（二）我国传统医学对抑郁症的认识
1.古代中医观点
我国传统医学中，抑郁症属中医“郁证”范畴，在《内经》中已有对于抑郁症的描述。虽然未有专论，但在历代的古医学文献中都有记载。历代医家从不同角度论述其对“郁证”病因病机的认识。早在《灵枢·素问》中就有“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之说；汉代医家张仲景在《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脉证并治第三》中提到“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金匮要略·妇人杂病》篇提出了“脏躁”及“妇人咽中如有炙”等证，实质上都是郁证的主要临床表现，所载述的治法方药沿用至今。《丹溪心法·六郁》开始将本病作为一个独立病证论述，首创“六郁”之说，即气郁、血郁、痰郁、火郁、湿郁、食郁。其中以气郁为先，然后才有诸郁的形成。《景岳全书·郁证》指出，郁证“因病而郁”和“因郁而病”的不同，使本病的概念更加明确。
2.现代中医观点
现代中医理论认为，抑郁症的主要发病因素是忧思、悲伤，其病位在肝、脾、心三脏，尤其与肝脏密切关联；病性为气血失调。有学者提出“七情所扰，病归于肝”的理论，其中七情损伤为发病之因、为标，气血阴阳失调为本，病机的关键在于肝气郁滞，气血失调。郭小青（2011）等认为抑郁症的基本病因是情志不遂，情志因素首先影响的是人体的气机，导致气的升降出入紊乱，进而影响或累及各脏，使脏腑功能失常；其病机的关键是气机郁滞，并由此导致了血疲、血虚、痰浊等病态链的病性反应，而气郁在整个抑郁症的发病中占主导地位。王彦恒（2013）等认为，抑郁症的发病始于肝，因为肝主疏泄，和情志的关系非常密切，临床上很多病人因情志不随，而出现情绪低落或情绪不稳，继而痰浊、淤血内生，气血阴阳失调，病情复杂。病位初期以肝、心、脾为主，久而不愈可波及心肾，因此久病后期以心、脾、肾居多。
中医学对抑郁症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古今对抑郁症的认识差异在于：古代文献涉及了精亏、气逆、肺和胃，而现代文献和临床研究观察到了内风和气郁，尤其是气郁，这可能与现代中医对情志性疾病多从郁论治密切相关，也说明了不同时代中医对抑郁症的认识呈现多样性。三、现代医学对抑郁症的认识
抑郁症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抑郁情绪为主要症状的一组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或情感性障碍（affective disorder）。医学上的抑郁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①是一种心境，一种情绪，一种情感状态；②是抑郁症的一个症状；③是抑郁症本身。
世界精神病学家Gerald Klerman（1978）认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时间生活在抑郁之中。抑郁心境是一种忧伤、痛苦、悲哀或沮丧的情绪体验，这种体验的发生与许多其他类型的精神障碍、躯体疾病和外部社会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但是抑郁体验并不等于抑郁症。抑郁症是一组症状群，是由与潜在的生物学异常有关的症状和体征组成，只有抑郁心境发展到一定严重程度，具备这组综合征的基本特征，并且持续存在一定时间，伴有社会功能严重受损，才能考虑抑郁症的诊断。
广义的抑郁症还包括各种躯体疾病伴发的抑郁症，如所有住院病人中抑郁症的发生率为22%～33%，33%～42%癌症病人伴发抑郁症，脑卒中后的前2周抑郁症的发生率为47%，由此可见抑郁症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四、抑郁症的跨文化特征
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抑郁症病人有较多的躯体症状。在我国很多混合有躯体症状和心理症状的病人大多就诊于综合医院的临床各科，经过反复医学检查及治疗无效后，辗转到精神科进行细致的评估，80%以上的病人被诊断为重度抑郁（Kleinman，1986）。Kim（1999）注意到，朝鲜病人较中国病人有更显著的情绪低落和负罪感，而中国病人则有更多的躯体症状。总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情感表达的方式和社会对人们情感的赞许与支持的程度不同，抑郁症状的表现也会存在差异。一个不允许表达负性情绪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人，在抑郁发作时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躯体症状。第二节 抑郁症的流行病学
抑郁症的流行病学研究国内外已有大量报道，由于诊断概念及分类上的认识未能完全统一，特别是早期的研究未将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分开，使不同调查的抑郁症患病率和发病率数据相差甚远，地区之间所报道的数据大相径庭。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关于抑郁症的流行病学资料所涉及的对象多数为传统意义上的“内源性抑郁症”，也有部分为心境恶劣的资料，而国外的有关抑郁症流行病学资料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因此，国内外相关资料差距很大。一、发病率与患病率（一）国外资料
世界各地调查所得抑郁症患病率相差较大，WHO推测中国大陆地区的抑郁症患病率可能在7%～8%之间。Blamd.RC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5.2%～16.2%，双相情感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0.4%～1.1%。加拿大国家人口健康调查署收集自1994年纵向数据结果显示，35岁以下女性抑郁症的发生率为每年6.2%，65岁以上男性抑郁症发生率每年为0.26%。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在流行病学责任区（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ECA）调查显示，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4.9%；恶劣心境为3.3%（Regier，1988）；1994年的另一项调查显示，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17.1%，恶劣心境为6%，其中男性为12.7%，女性为21.3%（Kessler，1998）。2012年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8.3%，终生患病率19.2%。苑杰（2014）带领其团队对国外抑郁文献的荟萃分析发现：德国、波兰、保加利亚，欧洲西、中、东南三个国家2103名大学生抑郁患病比率分别为：波兰34%，保加利亚39%，德国23%。
WHO（1993）的一项以15个城市为中心的全球性合作研究，调查综合医院就诊者中的心理障碍，发现患抑郁症和恶劣心境者达12.5%。在1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黎巴嫩、韩国、中国台湾等）对38 000个体的社区调查发现，各国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相差悬殊，中国台湾仅为l.5%，而黎巴嫩高达19.0%；年发病率在中国台湾为0.8%，美国新泽西则为5.8%（Myra，1996）。
1999年，欧洲6国（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和英国）采用ICD-10诊断标准进行社区抑郁症研究，在社区近80 000人群总样本中共检出13 359名成人存在抑郁症（时点患病率17%），这一数据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的研究结果（1994）较接近。可以推断，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12%～17%，终生患病率约为20%。
世界精神卫生调查委员会（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 Consortium，WMH）2004年报道了14个国家的15项调查结果，各国心境障碍的年患病率在0.8%～9.6%之间，其中美国最高，尼日利亚最低；我国北京、上海分别为2.5%和1.7%。
综上所述，不同国家和地区抑郁症的患病率差异较大，可能与采用的工具、群体等不同有关。但总体来说其患病率偏高是不争的事实。（二）国内资料
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专门针对抑郁症的全国流行病学研究资料。但近5年来不同地区关于抑郁症的流行病学调查报道明显增加。1982年，我国参照ICD-9及DSM-Ⅲ制定统一标准，在全国选取12个地区开展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情感性精神障碍的时点患病率为0.37‰，终生患病率为0.076‰。1993年选取在1982年调查的12地区中的7个地区使用相同的调查方法和诊断标准进行了第二次调查，结果显示，情感性精神障碍的时点患病率为0.52‰，终生患病率为0.83‰。1982年和1993年两次调查结果均显示，情感性精神障碍患病率低于国外报道水平。分析其中原因，可能与社会文化环境、地域分布、种族差异、诊断标准、流行病学调查方法等诸多因素有关。
在全国两次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之后，全国各地区的精神病学家对当地的抑郁症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2001年浙江省在WHO的协作下，对省内14个框架地区的15 000人进行的筛查发现，人群时点患病率重症抑郁为4.25%，心境恶劣为1.58%。2001年成都地区55周岁及以上人群中抑郁症总患病率为2.62%，其中男性1.6%，女性3.54%；2003年江西省抑郁症总患病率为1.15%。
北京安定医院的马辛（2003）等采用WHO推荐的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核心本1.0版（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 1.0，CIDI 1.0），以ICD-10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为依据，对北京市15岁以上的人群进行抑郁症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发现，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6.87%，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3.31%（年患病率为4.12%）。
北京地区（2003）不同等级综合医院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重性抑郁症（包括原发性抑郁症和继发性抑郁症）的现患率分别为：一级医院5.58%和15.03%；二级医院4.45%和9.98%；三级医院3.17%和5.07%；住院病人分别为5.05%和7.04%；门诊病人分别为2.53%和3.09%。
费立鹏（2009）等对中国4个省6万余名受试者的一项大型调查分析显示，抑郁症的现患率为6.1%。
丁丽君（2013）等人以厦门市18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10 764人进行调查发现，抑郁症现患率（最近1个月）和终生患病率分别为1.62%和3.30%。其中，女性、年龄大于55岁、农村、分居或离婚患抑郁症的风险更高。
冯正直（2013）等人采用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整群抽取陆、海、空、武警军人1.14万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军人抑郁情绪的发生率为18.1%（其中轻度抑郁为8.6%，中度抑郁为4.4%，重度抑郁为5.1%）。二、复发率
抑郁症是一种复发性疾病，大多数病人的病程呈现出反复发作、间歇性缓解的特点。虽然经过系统正规的治疗，但是仍有超过40%的病人并未获得持久性缓解（Goldberg，1995）。国内学者潘桂花（1998）的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的年复发率为40.56%，与Lavori的结论相似。而国外的其他一些报道的年发生率为2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季建林教授认为，90%的病人在抑郁首次发作以后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复发，约75%～85%的病人五年内会复发。还有报道认为，抑郁症病人l年内复发率约为33%，5年内复发率为70%。每1次复发后，再复发的风险呈现出进行性增加趋势；经历过2次复发的病人的再复发率为80%，而有过3次复发的病人的复发率高达90%。
总之，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报道的复发率不同，但都强烈提示，抑郁症是一种具有高复发倾向的精神疾病，因此在治疗的时候应提高病人的治疗依从性，以减少复发。三、自杀率
我国1982年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平均自杀率为0.85/万；1993年复查时年平均自杀率2.22/万；1995—1999年平均自杀率为23/10万，国内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张杰等（2011）报道，最近几年我国的自杀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如2004—2008年，自杀率由10.83/10万下降至6.60/10万。自杀者中患有精神障碍的占38%，以抑郁症病人最为常见。重性抑郁症病人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42.8%，自杀未遂的发生率为9.6%。
胡少华（2005）报道，抑郁症病人的自杀、自伤，甚至杀害亲人的危险性增高，2/3的抑郁症病人曾有自杀想法和行为，15%～25%抑郁症病人最终自杀成功；自杀死亡者中90%～93%在死前至少符合1种或多种精神障碍诊断，其中主要是抑郁症，占全部自杀人群的50%～70%。
韩国的自杀增加率是世界第一。在韩国，十大死亡原因中自杀从2001年第八位急剧上升到2007年的第四位。据2007年统计，自杀死亡率为10万/240万。自杀倾向中抑郁症病人的自杀倾向是正常人的20倍，是患其他精神疾病病人的4倍，目前认为抑郁症是试图自杀的主要原因。四、性别与年龄
抑郁症的发病率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表现为女性更容易罹患抑郁症。Mohammad等报道成年抑郁症病人中女性是男性的两倍，女性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4.34%，而男性仅为7.34%。Kessler报道女性抑郁症有25%的终生患病率，而男性则为12%。但也有抑郁症的患病率男多于女的报道。有研究显示，12岁以后女性的抑郁症患病率高于男性。这可能与调查方法、人口样本、种族文化以及诊断标准不同有关。发病的高峰年龄为25～44岁，平均40岁。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研究结果不尽一致。
加拿大（2000）一项研究显示，抑郁症起病高峰为青少年（12～24岁），患病率1.4%～9.1%；大于65岁的人群患病率约1.3%～1.8%。Garta（2003）等随机抽取1040人对反复发作短暂抑郁患病率进行调查统计，各年龄段中24岁以下病人患病率为13.8%，女性患病率为9.0%，显著高于男性的5.8%。Bello等（2005）对墨西哥抑郁症的调查显示，抑郁症患病率为4.6%，病人年龄以30～50岁为主，且女性患病率（5.8%）显著高于男性（2.5%）。
张郭莺（2010）等人对成都地区5194名6～16岁儿童少年进行抑郁症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少年抑郁症总患病率为1.2%，其中符合重性抑郁症诊断标准的为0.63%，符合未特定抑郁症标准的为0.57%。汪春花（2007）等人对某重点中学的6307名学生进行抑郁症的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重点中学抑郁症的患病率是2.92%。苑杰（2016）等在文献综述中报道了旧金山州立大学历时18个月对不孕不育病人的随访，结果显示，在未能成功受孕的174例女性病人和144例男性伴侣中，39.1%的女性和15.3%的男性符合重度抑郁症的诊断，同时发现在不孕不育症治疗期间，既往重度抑郁病史是不孕不育症的最佳预测因子。瑞典的一项横断面研究发现，接受体外受精的妇女抑郁症风险增加，女性仍没有孩子增加抑郁和焦虑风险。五、抑郁症的疾病负担
抑郁症作为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造成的疾病负担是严重的和多层次的。抑郁症对患病个体和家庭带来严重影响的同时，通过生产力的损失和卫生资源的占用给社会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一）经济负担
WHO、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1993）联合进行了关于“全球疾病负担”（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的研究。发现1990年全球疾病负担的前5位排序为：下呼吸道感染、围产期疾病、腹泻、AIDS、抑郁症；而在15～44岁年龄组的前10位疾病中，有5项为神经精神疾病（抑郁症、自杀与自伤、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和酒/药物依赖）。全球的神经精神疾病负担中抑郁症、自杀分别为17.3%、15.9%，高居榜首。WHO研究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继冠心病后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WHO还认为，从1990—2020年中国的神经精神疾病负担将从14.2%增至15.50%，加上自杀与自伤，将从18.1%升至20.20%，占全部疾病负担的1/5。
认识并减轻抑郁症的社会经济负担组织（2004）报告，中国抑郁症病人每年的社会经济负担超过600亿元人民币，直接经济负担140亿元人民币，间接经济负担480亿元人民币。美国加州大学卫生经济学HO教授等研究发现，中国的抑郁症间接代价几乎是治疗成本的2倍。中国的抑郁症经济负担仅次于美国。在中国，看护者每年花费其年收入的17%～25%用于照顾抑郁症病人，并且大约每周有17个小时（每年有60天）无法工作。中国可归咎于抑郁症的自杀代价每年约为50亿元人民币，抑郁症的治疗代价约占中国卫生总费用的3%。
在美国，抑郁症的经济总负担从1990年的774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831亿美元；在2000年的总的负担中，生产力损失占到了62%（515亿美元）。
King及Sorensen（1993）在英国所调查的结果显示，抑郁症所带来的间接损失高达30亿英镑，占总经济损失的88%；而直接治疗的花费，如住院费、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的就诊费用及家庭看护费等，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英国抑郁症2000年的总经济花费为90亿英镑，其中直接花费为3.7亿英镑。
澳大利亚（1998）抑郁症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为18亿美元，直接花费占22%。Andin-Sobocki等（2004）对欧洲多个国家抑郁症的经济负担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整个欧洲抑郁症的年人均经济花费差异较大。其中，瑞士花费最高为6622欧元，爱沙尼亚的花费最低为952欧元。
翟金国（2011）等对我国山东省抑郁症病人的经济负担的研究中显示，抑郁症病人年人均总花费18 673.86元人民币，直接花费6612.43元人民币，间接花费为1212.87元人民币。城镇病人的年人均总经济花费、间接花费、误工花费显著高于农村病人。抑郁症病人和家庭成员的社会功能均受到严重影响，由于经济上的大量支出，使得病人及其家庭成为低收入人群（表1-1-1）。表1-1-1 主要精神障碍所致全球疾病负担的排位引自The World Health Report 1999: Making a Difference，WHO，Geneva（二）家庭负担
抑郁症除了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外，还会给病人家庭成员带来额外的负担，这些负担包括给予病人心理、生活的照顾，物质方面的支持，照料者因此误工、社交减少或患病及原有疾病加重，由于病人占用了更多的家庭的经济资源，照料者活动受限生活质量降低。
郑维瑾等认为，由于抑郁症直接照料者与病人朝夕相处，加上社会对精神障碍的误解和偏见，使直接照料者常常感到精神紧张、压力增大（2007），照料者也会产生“病耻感”和自卑，严重者出现自杀观念和行为，其生活质量、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翟金国（2012）等人对抑郁症的家庭负担研究显示，抑郁症能够给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对其家庭功能、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带来严重不良影响。
抑郁症不仅增加社会资源的消耗和生产力的损失。在个体层面，抑郁症影响病人的感官体验、认知评价、情绪体验、意志活动等心理功能，导致个体生存质量下降。同时还会给家庭成员、朋友和照料者带来精神上的痛苦、压力。可能造成家庭成员的冲突或导致婚姻问题，并且患病也会引起社会的歧视或隔离。由于这些影响都是潜在的、实质性的、无形的，称之为无形的负担。
WHO的多中心合作研究显示，15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内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平均为55.6%，中国上海的识别率为21%，远远低于国外水平。2003年北京地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抑郁症病人到精神病专科医院就诊量只占5.8%，到综合医院就诊者占全部病例的31.3%，综合医院的未识别率高达88.8%。
提高对抑郁症的识别率，提供各种有效途径使他们得到及时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改善其预后，是降低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家庭负担的重要举措。对抑郁症的治疗要有针对性，自始至终、全面改善或消除抑郁的核心症状，恢复病人的社会功能（工作、学习、生活），最大限度地减少复发。全社会应争取不断改善抑郁症防治，提高病人的治愈率及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降低疾病负担。第三节 抑郁症的分类
有关抑郁症的临床现象学描述，从希波克拉底开始，至今已经持续了几十个世纪。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对抑郁症的病因学探讨越来越深入以及人们对抑郁症的理论模型的重新构建，使得学者们对抑郁症的认识更加深刻，因此对抑郁症的分类也随之发生着历史的转变。抑郁症的分类标准因时代、学者、研究角度不同而有所不同，何为抑郁症的最佳分类方法目前仍尚无定论。一、传统的分类方法
医学科学对疾病的诊断和分类是根据病因和病理生理学特征而作出的。抑郁症尚未有明确的病因和病理生理学的解释，目前的种类是根据临床和精神病理学来划分。按传统的二分法根据不同的观点主要分为以下几类，见表1-1-2。表1-1-2 传统二分法分类
1.内源性抑郁症和外源性抑郁症
抑郁症最早被分为外源性（外因反应性）和内源性（内部自发性）两大类。外源性是指由环境因素或生活事件所导致的抑郁症；内源性抑郁症是指由“内部”因素（主要是生物学因素）引起的抑郁症，即由外部刺激因素所诱发。
2.原发性抑郁症和继发性抑郁症
Robins和Guze（1970）以生物遗传学为基础对抑郁症提出了原发性与继发性的分类方法。这种分类方法避免了反应性或内源性、轻性和重性抑郁等概念之间的区别，对临床工作者具有实用价值。
原发性抑郁症（primary depression）：
是指发病前无其他精神疾病及各临床各科疾病导致的抑郁症。只有在排除了其他精神疾病及各科疾病之后，才能确定为原发性抑郁症。
继发性抑郁症（secondary depression）：
是指先有其他精神科疾病或临床各科疾病等原发疾病，在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抑郁状态（depression state）或抑郁症状群（depressive syndrome）。抑郁状态只是原发疾病整个症状的一部分。其病程和预后一般随原发性精神疾病或各科疾病的好转、痊愈而好转痊愈。
3.精神病性抑郁和神经症性抑郁
精神病抑郁不仅有抑郁的症状，也有精神病性症状，如自责、自罪、自杀行为、被害妄想等。
神经症抑郁又称抑郁性神经症，是由社会心理因素引起的，往往与病人的个性特征有关；严重程度可起伏波动；常伴有焦虑、躯体不适和睡眠障碍。病人有治疗要求，但无明显的运动性抑制或幻觉、妄想，生活工作不受严重影响。
4.单相抑郁和双相障碍
单相抑郁（unipolar depression）是指从无躁狂发作的单纯抑郁发作，不论是单次发作或多次复发者，次数不限。
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是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精神疾病。研究发现，躁狂发作前往往有轻微和短暂的抑郁发作，多数学者认为躁狂发作就是双相障碍，只有抑郁发作的才是单相障碍。有报道37%的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病人被误诊为单相抑郁，长期使用抗抑郁药治疗，从而诱发躁狂、快速循环发作，使发作频率增加。Ghaemi等报道一组双相障碍，约40%的双相障碍被误诊为单相抑郁，这种情况在临床上较为多见。单独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双相障碍（抑郁发作）会增加躁狂发作的风险及增加转为快速循环型的可能，会使临床用药变得更为复杂。
5.更年期和老年期抑郁症
更年期抑郁症是指抑郁首次发作于更年期，不是任何其他因素引起。老年期抑郁症是指首次发病于老年期（65岁以上），以抑郁心境为基础，以焦虑症状为突出临床表现，有较多的躯体等不适主诉，病程长，预后差。二、国内外关于抑郁症的分类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作为现代精神疾病分类最有代表性的分类体系《国际疾病和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和美国的《精神障碍的诊断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以及《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orders，CCMD），分别对精神疾病重新进行了更为合理的划分。由于目前对抑郁症的诊断仍缺乏确切的客观指标作为依据，这些分类仍以症状学指标为依据。尽管彼此间存在不少相互借鉴、求同存异之处，但从分类的具体内容来看，仍能反映出不同国家、不同学派对抑郁症分类问题上各自的学术观点。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对全面深入理解抑郁症的概念与临床分类大有裨益。（一）国际疾病分类中关于抑郁症的分类
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简称ICD-10。将抑郁症按症状出现的数量、类型和严重度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三个类型。
ICD-10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如下：
1.一般标准
抑郁发作不包括发生于双相情感障碍中的抑郁状态，只包括首次发作或复发性抑郁症。（1）抑郁发作须持续至少2周。（2）在病人既往生活中，不存在足以符合轻躁狂或躁狂发作的标准。（3）此种发作不是由于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或任何器质性精神障碍所致。
2.抑郁发作的核心症状（1）抑郁心境，对个体来讲肯定异常，存在于一天中大多数时间里，且几乎每天如此，基本不受环境影响，持续至少2周。（2）对平日感兴趣的活动丧失兴趣或愉快感。（3）精力不足或过度疲劳。
3.抑郁发作的附加症状（1）自信心丧失和自卑。（2）无理由的自责或过分和不适当的罪恶感。（3）反复出现死或自杀想法，或任何一种自杀行为。（4）主诉或有证据表明存在思维或注意能力降低，例如犹豫不决或踌躇。（5）精神运动性活动改变，表现为激越或迟滞。（6）任何类型的睡眠障碍。（7）食欲改变（减少或增加），伴有相应的体重变化。
轻度抑郁发作：在符合一般标准的前提下，应具有核心症状中的至少两条，核心与附加症状共计至少四条。
中度抑郁发作：在符合一般标准的前提下，应具有核心症状中的至少两条，核心与附加症状共计至少六条。
重度抑郁发作分为不伴精神病性症状和伴有精神病性症状两型。在符合一般标准的前提下，其抑郁表现需具有全部三条核心症状，核心与附加症状共计八条。伴有精神病性症状者需存在：
1）妄想和幻觉，但不应有典型精神分裂症性的幻觉和妄想。常见的情况为带有抑郁、自罪、虚无、自我援引及被害内容的妄想。
2）抑郁性木僵。伴有精神病性症状者又分为与心境相协调的和与心境不协调的两类。与心境相协调的精神病性症状包括罪恶妄想、无价值妄想、躯体疾病或大祸临头（灾难）妄想、嘲弄性或谴责性的听幻觉；与心境不协调的精神病性症状包括被害或自我援引妄想，没有情感色彩的幻听。（二）美国《诊断与统计手册：精神障碍》中关于抑郁症的分类
美国精神病学会（APA）从1952年起制订《诊断与统计手册：精神障碍》（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后来称之为DSM-Ⅰ。精神医学发展迅速，过去的分类系统已不能适应需要，因此于2013年5月新修订的DSM-5出版发行。DSM-5将抑郁症分为以下类型：
1.破坏性情绪失调障碍。
2.重度抑郁症，单次和反复发作。
3.持久性抑郁症（心境）。
4.经前苦恼障碍。
5.物质/药物引起的抑郁障碍。
6.由于其他医疗条件所致的抑郁障碍。
7.其他特定的抑郁障碍。
8.未特定的抑郁障碍。（三）国内精神障碍分类系统《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及诊断标准》于1978年出版了第一版，将各类精神疾病归并为十大类，并进一步划分了亚型与亚类。经过几次改版及多年的临床实践，结合国际发展潮流，于2001年4月出版了第三版（CCMD-3），CCMD-3关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如下：
抑郁发作以心境低落为主，与其处境不相称，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甚至发生木僵。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某些病例的焦虑与运动性激越很显著。【症状标准】
以心境低落为主，并至少有下列4项：（1）兴趣丧失、无愉快感。（2）精力减退或疲乏感。（3）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4）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5）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6）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行为。（7）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睡眠过多。（8）食欲降低或体重明显减轻。（9）性欲减退。【严重标准】
社会功能受损，给本人造成痛苦或不良后果。【病程标准】（1）符合症状标准和严重标准至少已持续2周。（2）可存在某些分裂性症状，但不符合分裂症的诊断。若同时符合分裂症的症状标准，在分裂症状缓解后，满足抑郁发作标准至少2周。【排除标准】
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或精神活性物质和非成瘾物质所致抑郁。【说明】
本抑郁发作标准仅适用于单次发作的诊断。三、抑郁症的其他类型（一）心境恶劣障碍
心境恶劣的特征是慢性轻度抑郁心境持续2年或以上，偶有“正常”时间，但每次很少超过数周。除了心境低落以外，还有其他伴随症状。（二）产后抑郁
产后的心境抑郁有三种类型。
1.产后忧郁（postpartum blues）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产后早期有1/3的母亲发生。这是短暂的现象，通常不需治疗。
2.在产后1年里，多达10%的母亲发生轻至中度产后抑郁。
3.产后精神病通常表现为混合的不典型的临床现象，抑郁和躁狂表现常见。（三）隐匿性抑郁
是一组不典型的抑郁综合征，临床上常称之为抑郁等位症。抑郁情绪并不明显，且常被持续出现的多种躯体不适和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症状，如头痛、头晕、心悸、胸闷、气短、四肢麻木等现象所掩盖。（四）季节性情感障碍
这是一类与季节变化关系密切的特殊的抑郁症。一般在秋末冬初发病，没有明显的心理社会应激因素，表现心境持久地低落，情绪忧郁，常伴有疲乏无力、头疼、喜欢觅食碳水化合物、体重增加。在春夏季自然缓解，至少连续两年以上秋冬季反复发作即可诊断，强光照射治疗有效。多见于女性。（苑 杰）第二章 抑郁症的发生机制
抑郁症因致病因素复杂、发病机制不详，一直是脑神经科学、心理学及社会领域的一个难题和研究热点，近年来，国内外对抑郁症的研究方兴未艾，并在不同的领域对病因学及发病机制的研究上取得一些进展，本章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研究进行阐述。第一节 传统医学模式视角下的抑郁症
医学模式（medical model）又称医学观，是人们考虑和研究医学问题时所遵循的总的原则和总的出发点，是人们从总体上认识健康和疾病以及相互转化的哲学观点，包括健康观、疾病观、诊断观、治疗观等，影响着某一时期整个医学工作的思维及行为方式，从而使医学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习惯化了的风格和特征。传统医学模式对抑郁症的认识是伴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而逐步加深的。一、传统医学模式背景下对抑郁症认识的发展（一）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
古希腊伟大的医学家，“医学之父”Hippocrates将各种病态的精神兴奋归于一类，称为躁狂症，而将相反的情况称为忧郁症，这是精神病理现象最早的概括和分类。他还确认精神现象是人脑的产物，否认鬼神是疾病的原因，“由于脑的存在，我们可能发疯、胡言乱语，不论在深夜或黎明，都被忧郁和恐惧所笼罩”。他提出了体液病理学说，认为人体有土、木、水、火四元素，干、湿、冷、热四质，黄胆汁、黑胆汁、血液及黏液四种体液，并将人的气质按四种体液分为胆汁质、忧郁质、多血质和黏液质四个类型。他将抑郁症描述为一种“厌食、沮丧、失眠、烦躁和坐立不安”，并首先使用了忧郁（melancholy）一词，认为是黑胆汁和痰影响到脑而引起的。
Soranus较早地记载了躁狂和抑郁的关系，他发现在一次发作中同时存在躁狂和抑郁，表现为愤怒、情感不稳、失眠，有时感到悲伤和自卑，有交替发作的倾向。
Aulus Corenlius Celsus对忧郁症的早期征象有所认识，“如果忧愁和惶恐伴随着失眠并且一直持续下去，忧郁症很可能会出现”。他主张采用各种积极的办法干预疾病的过程，如按摩、水疗、音乐、放血、催吐、峻泻、运动、旅行、延长睡眠时间等。
Aretaeus观察到忧郁症是反复发作的疾病，他明确指出忧郁症是躁狂症的一个变异型，并认为忧郁症病人在病前容易出现情绪低落。
Galen在自己对精神疾病的分类中也单独罗列出忧郁症，并尝试将药物用于治疗当中。（二）中世纪时期
由于当时宗教神权占主导的流行观点认为，身体疾病可能是自然因素引起，而灵魂疾病则必然是罪恶和魔鬼所致。因此，治疗的方法常常是祈祷、符咒和严刑拷打，甚至活活烧死。但医学家们仍然冲破阻力，试图以较为科学客观的态度来研究精神疾病。
Alexander of Tralles重视躯体在诊断中的意义，提出瘦长、深色头发的人易患忧郁症，将体型的特点与疾病相联系。
阿拉伯医学的代表Rhazes建议用下棋来治疗忧郁症病人。同时代的Najab ud-din Unhammad也在文献中记载了焦虑性抑郁状态。阿拉伯哲学家、医学家Ibn Sina Avicenna著《医经》一书，认为忧郁症并非魔鬼附身所致。（三）近代的精神病学
18世纪的西欧精神病学逐渐发展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条路线，并最终演变成功能学派和器质学派两个学派的对立，并持续到20世纪，影响了对抑郁症的研究发展。
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法国的Philippe Pinel将精神病分为忧郁症、躁狂症、痴呆、白痴四类，并要求医师掌握病人的情感、注重追踪检查。他的学生J.E.Esquiorl根据大量临床资料，分析出心理因素（如失恋、经济困难等）是引起精神疾病的重要原因，并于1805年发表了精神因素是精神疾病病因的论文。
另一位精神病学家Esquirol将某些抑郁状态从其他病理状态中分离出来，称之为Lypemanie，是抑郁症的近代概念的先驱。
J.P.Falret于1854年发现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病人具有循环性情绪异常，即情绪高涨和抑郁有交替出现的倾向，即疾病每次发作是可以恢复的，但总是不能治愈，他发现这种疾病具有强烈的遗传性，将其命名为“环性精神病（folie cirulaire）”。这一观点后来被Kraepelin所接受。（四）现代的精神病学
德国精神病学家Kahlbaum于1882年首先提出躁狂和抑郁不是两个独立疾病，而是一种疾病的两个阶段，指出其主要特征是精神活动的完整性，同时将慢性抑郁命名为恶劣心境（dysthymia），将以心境高低波动为特征的障碍命名为环性精神障碍（cyclothymia）。
现代精神医学之父Kraepelin建立了他的精神病学分类系统，并总结在教科书中。他明确区分了两种精神病，即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现称心境障碍）与早发性痴呆（现称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性精神病（manic-depressive insanity，MDI）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首次见于他的教科书第6版（1899）。他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循环性病程的精神病，其临床特点是情绪高涨和低落的发作，有交替或重复的倾向，发作期间有表现正常的间歇期；每次发作一般均有自然恢复的趋势，但疾病是不能完全恢复的，虽然反复发作，却并不导致精神功能的削弱或痴呆；这种疾病具有强烈的遗传倾向。
德国的Leonhard于1957年根据情感相位特征提出单相与双相障碍的概念，既有躁狂又有抑郁发作称为双相障碍，反复出现躁狂或抑郁发作而无相反相位，称为单相障碍。
综上可见，精神病学领域对于抑郁症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囿于传统医学模式对疾病的观点，抑郁症的研究面临着方法与认知上的困境。二、传统医学模式在抑郁症研究上的困境
传统的医学模式是在生物医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以实验医学和病理学作为基础和支柱。即认为每种疾病都必须，并且也可以在器官、细胞和生物大分子上找到可测量的形态和化学变化，都可以确定出生物的或理化的特定原因，都应能找到相应的治疗手段。生物医学以分子生物学为带头学科，形成了一个有五十多个门类、数百个分支学科的庞大的学科体系。其坚实的生物科学基础、巨大的技术资源、对疾病机制的阐释、不断创新的治疗设计，推动了现代医学的发展。
因此，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认为精神疾患是大脑病理学的结果，将精神障碍视作躯体生理方面的问题，病因是遗传、生化、脑损伤，或生物易感性，或素质方面的原因。所以传统医学模式认为，对精神障碍的诊断要以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的症状群为依据，并且认为住院、药物及其他医学治疗方法是最适当的。
而精神病学领域对抑郁症关注的早期，就认为抑郁症多由于心理刺激和社会原因而产生，通常很难检测到生物化学或神经生理的改变，许多病人的神经系统“功能”是完整的。不仅是抑郁症，对其他精神疾病的研究也发现了这一矛盾的存在。
1977年，在美国一次关于精神病学教学的会议上，出现了两派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生物医学模式所构建的框架不能包容精神病学，那么势必将精神病学从医学的领域中独立出去，然后在行为科学的基础上，再建立一个新的学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精神病学理所当然地应归属于医学的范畴，因此，也自然地应该使之适合生物医学模式的框架。为了解决前述的矛盾，唯有将精神病学的学科范围，严格地限制于大脑功能紊乱而引起的行为异常，对那些不能发现功能和形态改变的案例，只好交给非医务人员去处理。在这场争论中，恩格尔认为矛盾是生物医学模式本身的缺陷造成的，“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存的模式对医学而言，已不能满足要求，对精神病学更是如此。精神病学的危机，部分的或大部分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模式本身”。由此可见，生物医学模式的绝对统治地位开始动摇了。（一）传统医学模式自身的困境
医学模式必须能解释全部医学现象，必须能全面地反映疾病的本质。它是由医学发展的水平决定的，是医学实践活动的归纳与总结，医学发展每进入一个新阶段，必然引起医学模式的转变。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自身的内在缺陷造成的。在生物医学模式的框架内，没有为疾病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原因留下位置。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巨大进步，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临床数据显示了疾病谱、死因顺位和病因的变化，也验证了心理、社会因素对疾病发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哲学观点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成为医学模式转变的思想基础，揭示了人体内部的整体性和人体与自然环境、社会的统一。把医学放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和高度来考察，势必引起医学模式的转变。可以得出结论，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三维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是医学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二）传统医学模式对抑郁症机制的解释
在传统医学模式下，认为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是由于遗传、生物化学因素、大脑及其损伤等因素导致。其中，生物医学模式所提出的脑损伤是争论最少也最明确的。一般认为脑损伤或其他生物躯体性损伤，可能不是所有精神病、神经症与人格障碍的直接原因；应激因素、个人内心矛盾冲突、适应不良性习惯都可能诱发精神疾患，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具有易感或脆弱素质的人才会诱发患精神疾病。抑郁症病人有遗传、生化等因素时，可能比一般人对于生活中的应激压力更为敏感。生物医学模式认为除了可找到病人的直接精神刺激因素外，往往可发现脑损伤或其他神经系统缺陷情况，如找不到时，则需要去寻找病人在躯体与大脑方面潜在的素质因素。
因此，传统生物学医学模式对于抑郁症机制的研究，尽管有诸多收获，却仍然无法解释部分存在抑郁症但缺少遗传、生化指标改变的个案，且遗传、生化指标与抑郁症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在传统医学模式的指导思想下，对于抑郁症的临床研究基本上忽略病人的心理社会因素，单纯地从遗传、生化因素的角度入手，追求技术与结果的新颖，完全脱离病人的心理社会生活背景。事实上，很难在完全控制病人的心理与社会因素的前提下，仅对生物学因素进行探索。因为病人的人格特质、经历的生活事件、对应激的不同应对方式、体验到的不同的情绪变化等，必然会实时地影响其生理与生化指标，最终干扰仅关注生物学因素的生物学模式的研究结果。（三）传统医学模式对抑郁症治疗的局限
传统医学模式认为精神疾患是一种生物性疾病，因此在治疗时，需要住院、服药等，采用像治疗躯体疾病一样的医疗技术。因此曾采用过外科手术、休克治疗、水疗、维生素、二氧化碳吸入、人工发热、卧床休息、化学药物治疗等方法。其中许多方法现在看来有害无益，而精神药物治疗却看似很有前途。所以目前生物医学模式提供的主要治疗方法是化学（药物）治疗。现有的精神类药物能有效地减轻抑郁症状，虽不可能使疾病彻底“痊愈”，但对病人康复过程有很大帮助。
与抑郁症机制研究的难题相同，针对遗传与生物学因素的治疗方案，虽然可以有效地控制病人的症状，但病人一旦重新回归自己的生活，曾经引发抑郁症的旧有的环境因素、人格因素又会卷土重来，再一次诱发抑郁的发生。传统医学模式下的治疗方案，仅关注症状的消除与否，而忽略了诱发症状产生的心理与社会因素。
综上，生物医学模式下，将抑郁症以症状群为基础进行诊断，认为其产生的原因很可能是遗传、代谢、生化或其他躯体因素，采用住院、服药和其他医疗方式进行治疗，其目的是像治疗其他躯体疾病一样治疗精神疾病。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医学模式对抑郁症的诊断术语和药物治疗的巨大贡献，但同时，不得不面对的是，我们依然无法准确地解释抑郁症的发生机制，无法有效地治愈抑郁症，无法控制抑郁症的再次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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