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超,王黎燕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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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创意经典－中国报业三十年全纪录试读：
前言
从1978年开始至今，我国报业经历了三次发展浪潮——晚报热、都市报热和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报业文化体制创新时期。每一个报业的繁荣时期，都是报业活力和生命力的强烈激发和释放，都是对前一个“自我”的突破和再生。在这种高歌猛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中国报业快速地实现了由政治工具向大众传媒的华丽蜕变，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报业二百余年的漫长历程。因此，这三十年是充满了无数困惑、难题和障碍，也充满了报人无数探索、尝试和碰壁，更充满了无数创意、灵感和硕果的三十年。
刊登广告、利改税、自办发行、激光照排、跨行业经营、融资上市、成立报业集团、文化体制改革，副刊、子报、专刊，厚薄时代、大报改小报，内容竞争、经营竞争、创意竞争，经济新闻热、舆论监督热、民生新闻热、时评热……这些已是耳熟能详的词汇和举措，曾经影响并改变了无数中国人，也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报业本身。而这种影响现在依然强烈地存在着。创新已经成为媒体生存的必备手段，不断翻新的技术变革，创造着日新月异的媒体形态、经营模式和体制机制，也不断促生出新的消费群体和市场空间。我们有必要梳理、提炼过去的创新之道，不仅为了了解中国报业在三十年创新征程上的成长和辉煌，更是为当下中国报业杀出重围、突破瓶颈提供某些借鉴和动力。
鉴于我国报业发展的复杂性和重复性，本书按照机关报、晚报、都市报、财经报、生活服务类报纸、体育报以及其他类型的报纸等七个类别，进行了粗略的归类（有一些细微的交叉之处），并选择其中最具典型性和创新活力的报纸作为分析对象。在研究一份报纸的具体创意时，会根据具体情况从采编、管理、经营、体制创新等多个方面选择相应的案例，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解析，力图展示一份报纸之所以求变求新、之所以成功、之所以活力四射的深层原因。如果说，这一个个案例就像是一颗颗明珠，以逻辑为线将之串联起来，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串串流光溢彩的珍珠项链，这就是文化创新精神给报业带来的无数创意。
早在2005年就有人预言中国报业进入“冬天”，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酷而漫长的冬天：原材料成本上涨、人工成本上涨、广告创收增幅明显放缓、多媒体和报纸同类媒体之间愈演愈烈的恶性竞争、体制创新的需求和桎梏、新型传媒人才的匮乏、报纸广告创收盈利模式的单一、年轻读者的流失等等。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入，中国报业的处境更是举步维艰。中国报业如何突破思维惯性和体制上的瓶颈，化“危”为“机”？唯有大胆而科学的创新可以为其提供前行的不竭动力。而我国的政策，尤其是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积极推进内容形式、传播手段、体制机制的创新”等，为报业的变革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我们等待着中国报业走出困境的一次次突破和一个个创意。出手不凡的机关报
提起党委机关报，很多人的脑子里就会条件反射般浮现这样的印象：一张脸谱化的面孔高高在上，不看对象、不问效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宣传说教，严肃而执著，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其实，这种刻板印象更多的源自改革开放之前的传统党报。那时党报弊端繁多，如内容上严重脱离群众、外部运营上没有市场观念、内部管理上机关化等。这积弊深重的三十年给国人留下了太多太深的记忆，也给改革开放后面临着巨大改革压力的机关报设置了重重障碍。正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后的机关报，经过三十年的努力终于得以旧貌换新颜，这其中包括由单一的宣传工具向为读者服务的大众传播媒介转型、由单一的成本运作向市场化运作模式转型、由办单张报纸向组建报业集团转型等。尽管机关报的改革依然在探索的路上，依然无法满足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对它的期望，但三十年里始终以前行姿态出现在创新之路上的机关报为我们留下了太多颇有魄力、颇为大气的改革与创新。《中国青年报》——八十年代新闻业务的改革先锋《中国青年报》作为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从1951年创刊伊始就不断地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影响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一扫我国新闻界的沉闷守旧之气，成为我国新闻业务改革和创新强力药引和酵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青报的记者编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超前的，他们行走在变革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地推陈出新，新的报道模式、新的编排手段、新的专栏设置不断跃然而出，让人目不暇接。
中青报率先突破四平八稳、千篇一律的老式通讯，用充满哲理性的开头和结尾来启迪读者的心灵，创我国深度报道之先；当其他报纸纷纷效仿、深度报道蔚然成风之时，中青报却意识到提供可观的信息比主观描述更有说服力，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才是新闻传播媒介的第一要务。中青报最早把笔触伸向社会的热点和焦点，以极大的勇气和热情探索灾难、事故、重大社会问题的报道模式；当其他媒体紧随其后大炒社会热点时，中青报却推出了一个时评专栏——《冰点》。中青报是优秀记者、编辑和经营管理人才的锻造器，让人们记住了张建伟、麦天枢、马役军一个又一个名字，并且诞生了在我国新闻史上承前启后的“第五代记者”。而这些都可以归功于中青报内部始终涌动着改革创新的冲动、为新生事物鼓与呼的激情以及探索真相、独立思考的理性。《中国青年报》案例一：“三色”报道——传统灾难报道模式的颠覆之作灾难报道 凯歌和赞歌 大兴安岭火灾“三色”报道深度报道 新闻干预生活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灾难也因此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永恒挑战和话题。而在我国，政府部门出于保持社会稳定团结的考虑，对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向来严格把关，媒体对此也表现得十分“低调”。日久成弊，我国的灾难报道简化为两种处理方式：要么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能遮就遮、能掩就掩；要么丧事当做喜事办，悲剧变喜剧、灾难变赞歌。典型的有1960年大饥荒的报道。那时饿死人是常见的事，恐怖经历成为许多人挥之不去的梦魇。然而究竟饿死了多少没人知道。因为当时的新闻媒体对此只字未提，仅是连篇累牍地报道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与天灾人祸作斗争的英勇事迹，报道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大好形势”和“伟大胜利”。而另一面呢？一位当时曾在《河南青年报》工作的记者回忆说：河南省有的村庄人死过半，灾民们欲外出逃荒要饭，又被持枪站岗的民兵拦截，说是“上级”有“命令”，不准到外边去“丢河南人的脸”、“抹社会主义的黑”。
还有唐山大地震。这场灾难让唐山市在一夜之间被夷为一片废墟，24万个鲜活的生命转瞬即逝，直接经济损失达100亿元以上。但在我国的媒体上却化为一曲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人定胜天的凯歌：“人民自有回天力，泰山压顶不弯腰”“别看唐山遭了灾，大庆红花照样开”直到十年之后，钱钢的长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问世，国人和全世界才得以了解这场灾难的真相。
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提出“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一命题，并总结出新闻报道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的观点。而在灾难报道上我国长久地按照充满盲目乐观和“革命豪情”的主观愿望行事。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实事求是传统的回归以及人们对信息需求的迅速增加，“小灾小凯歌，大灾大胜利”的灾难报道模式开始了缓慢而艰难的改变。
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率先冲破阻力，根据事实报道了“渤海2号”事件，显示了新闻以真相影响社会的巨大力量。但遗憾的是这则报道却是一朵惊艳的明日黄花，比新闻事实发生的时间（1979年11月25日）晚了整整八个月。对传统灾难报道的突破依然有待后来者。
直到1987年，诸多媒体对大兴安岭森林火灾的报道终于突破了传统灾难报道的模式。1987年5月7日，由于几位大兴安岭林场的清林人员在几个林场里违章作业和吸烟，造成了我国新中国成立最大的一次森林火灾。大火从5月7日起燃烧，至6月4日全部扑灭，历时整整25天。火灾面积101公顷，大火烧毁了3个林业局址，9处林场，4个半贮木场，烧毁存材95.5万立方米，各种设备2488台，粮食650万公斤，桥涵67座，铁路9.2公里，通讯线路483公里，房屋61.4万平方米，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死亡，200多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
25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留下了一片焦土，满目疮痍；留下了血肉之躯与熊熊烈焰搏斗的英勇业绩；留下了无数感人肺腑的深情厚意；也留下了深沉的痛苦的思考。
新华社于5月8日发出了这一消息。同一天，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也分别了发出了自己的消息。中新社还同时发出了从国家气象局得到的卫星云图显示情况。9日，《解放军报》记者深入漠河，10日，中新社记者也飞到了塔河。这以后，《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陆续派出记者奔赴前线，一场新闻竞争展开了。
大火让人揪心，更促人思考火灾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会酿成如此惨重的火灾？将来是否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对于英雄勇士，他们在敬佩之余更在心痛：能否不让这些可爱的战士再用宝贵的生命去赴汤蹈火？在人们愤怒的质问、极度的疑惑面前，“让扑火救灾精神永放光芒”, “万里林区定能再现蓬蓬勃勃的生机。”、“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必获全胜”等等响亮口号已显得苍白无力。如果不挖掘出火灾产生的种种内在原因，那么此类灾难还会发生。
责任催生创新。1987年6月到7月，《中国青年报》推出了由叶研、雷收麦、李伟中、贾永采写的《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系列报道（人称“三色报道”），震撼了全国读者。在报道的开头，记者写道：“这场悲剧肇始于何时？繁衍于何方？在对自然、社会、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人们自会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结论。而这种结论最终将会使我们更加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改革。”这段意味深长的文字出现在三篇报道的编者按里，引导人们逐渐深入地了解起火的原因，并把灭火救灾的号角转化为坚定不移深化改革的巨大动力。“三色报道”获当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全国绿色好新闻奖”，并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优秀报告文学集》等多种文集，中国新闻学会为此召开专题研讨会。
其实，“三色报道”中同样也写了广大干部群众在大火来临之际的种种崇高行为，但正如叶研所说：“问题是，在中国这样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灾难报道至少应该把灾害和抗灾两个概念分清，着眼环境治理、强化防灾减灾能力。对造成损失的人为因素、社会因素绝不能放过，这正是灾难报道最需要深入分析的部分。”因此在报道的开头记者写下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场悲剧肇始于何时？蕃衍于何方？在对自然、社会、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人们自会得出超出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结论。而这种结论最终将会使我们更加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改革。”《红色的警告》探讨了灾难中人与社会的关系。文中揭示了大兴安岭管理上条块分割的部门所有制是助长火灾蔓延、延误救灾良机的根源；批评了火灾中依然热衷于开会、讨论、扯皮、相互推诿的官僚主义作风；写了面对惨不忍睹的火灾还在大唱高调的让人哭笑不得的“极左”痼疾。《黑色的咏叹》着重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示了不同的人物在火灾中不同的抉择。这其中既有奋不顾身、不畏牺牲的解放军战士，也有只顾自家性命、小家利益，甚至不忘趁机对领导溜须拍马之徒；既有和邻里相互搭救、小偷和房主共同灭火的感人故事，也有哄抢国家财产、发灾难财的不耻之徒。人性的善与恶、人情的真与假在大火中展示得淋漓尽致，拷问和衡量着每一个灵魂。《绿色的悲哀》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无度索求和肆意破坏终会自食其果的道理。贫困、贪婪加上无知的行为趋向导致乱砍滥伐、造成土地沙化，最终遭到大自然无情的报复。
集历史纵深感和时代的宽广感与一身的“三色报道”把笔触伸向了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领域，提出了诸多引人深思的重大社会问题，痛斥了旧体制和官僚主义的种种丑恶和弊端。这组报道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在国人的心中激起了远远超出火灾本身的震撼和思考，而且也成为我国灾难报道彻底革新的转折点和后来者难以逾越的丰碑，成为我国新闻干预生活的一个著名范例。案例二：《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因“不完美”而“完美”的典型报道典型人物 典型报道 非好即坏 圣人和苦行僧深度报道 全息式报道“灰色带”人物
以往的中国新闻对人物报道有个突出特点——非好即坏、黑白分明，典型人物更多地呈现出“高大全”的形象。新中国成立以来，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形象能像雷锋那样，能有如此强大的人格魅力。面对困难，他具有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面对工作，他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面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的故事、他的日记、他的伟大精神鼓励、温暖、感染了全国人民，他就像一座灯塔，至今仍在指引人们的心灵之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都热情地题了词，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学习。
其实，真实的雷锋也是凡人，也有正常人的情感和理想，“人们也曾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当时的奢侈品——手表和一件保养得很好的皮夹克，他甚至还有一次未完成的爱情”。而这些，是过去年代的榜样身上绝不能有的，也是不可见报的。按照当时的尺度，世俗的、个人的物质享乐和爱好都是对榜样的亵渎。青年雷锋就是在这样的人为操作下远离了人群，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马克思说：“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读者对于典型人物报道的怀疑心理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这种“高、大、全”的典型在改革开放后已然失去了昔日的光环，人们渴望看到那些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但又超越平常的人物形象。
1985年《中国青年报》凭借《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以下简称《追踪记》）突破了以往新闻界非黑即白的报道模式，首次将“灰色带”人群作为新闻的考察对象，以“进行式”报道取代传统的“结论式”报道，使新闻更加逼近生活的复杂度。这组报道后来被新闻界公认为是新时期深度报道的“开山之作”。
1985年4月，《中国青年报》在北京召开记者会议，一位编辑和一位记者探索了报道突破的可能性。后来他们确定报道的方向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成才问题”。这期间，他们通信十多次，最后在12月诞生了中国新闻界第一个大特写报道成果，这就是《追踪记》。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又在以后的几年中陆续完成了报道海外学子在国外生活学习情况的《第五代》和对38名中国第一批MBA毕业生全覆盖式、全息式采访报道。人们称之为深度报道的“突破口”。《追踪记》共8篇，包括《变阻力为推力》、《黑色幽默》、《爱情的结合点》、《崭露头角的“三味真经”》、《咬定青山不放松》、《巨人的肩头在哪里》、《阳光下的阴影》、《成才环境的全方位视角》等。8篇报道中，只有《变阻力为推力》和《咬定青山不放松》两篇中的主人公，勉强够得上典型，其他6篇中的人物和事件，全部选择了人们从不认为是新闻人物的“中间分子”。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以往对于青年成才的报道，无不遵循“刺激——反应”的公式：正面典型，是“树立远大理想=成功”或“发奋努力=成才”；而反面典型，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犯罪+堕落”。但是，一个人的成才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效应，如何是几个简单的公式就可以涵盖的？这种僵化的报道方式，不仅使新闻产生肤浅的弊病，而且容易导致报道失真，使读者对新闻媒介产生逆反心理。《追踪记》这组报道几乎探讨了青年知识分子成才道路上的所有问题：是逆境成才还是顺境成才？应当适应环境还是反抗环境？生活与事业的关系对成才者的制约力有多大？还有成才与体制、成才与改革、成才与领导者、成才者与未成才者、青年知识分子与中老年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对于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成才问题，从主观因素和客观环境，从偶然因素到普遍规律，作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剖析，跳出了一点、一线、一面的框架。
个人的因素：“大智若愚”的魏培谦虚向老师傅学习，不贪“蝇头小利”，适应了企业的大环境，获得了成功；而另一个大学生因为老师傅的一句批评便勃然大怒，终于因骄傲自满而无人理睬。
环境的因素：有的毕业生在支持与信任中得到成长，有的试图改革却在领导的压制下举步维艰。
制度的因素：落后的科技体制束缚的创造力；“权力学”与“关系学”比“科学学”更吃香。
内容固然吸引人，但《追踪记》所引起的冲击波更多的是其在报道方式和新闻观念上的突破。譬如在报道方式上，新闻要求写最近发生的事，“追踪”则往前追几年；新闻理论要求五个“W”俱全，这组系列完全没管到底有几个，甚至最主要的“W”都没有；新闻题材泾渭分明，要么消息，要么通讯，要么人物，要么事件。这组东西则什么都给搅到一起，事件没头没尾，人物不求形象。单独地拿一个人物或事件来看，没有哪个够得上新闻。可记者把这些集合在一起，缺了谁你又感到不行。在新闻观念上也是如此，它冲破了简单的两极式报道，转向全方位的扫描，推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缺点的真实而复杂的人。这以后的许多人物报道都开始抛弃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传统两极模式，走向多层次、多角度和多方面的全方位、全息式报道方式。这种“深度报道”成为《中国青年报》在上世纪80年代复刊以来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就如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郭家宽所说：“我以为对于我们的新闻事业来说，这种大胆探索本身的意义也许比这组报道更为重要。如果我们都能以这种创新和求索的精神来砥砺自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是一定会出现的。”案例三：“热点”中的《冰点》热点 焦点《冰点》专栏 定位小人物 时代背景 忧患意识“20世纪90年代初，平民化的浪潮在中国媒体间兴起。中央大报开始报道以往很少涉足的社会新闻和生活新闻，报纸纷纷从可读性方面开始突破。”如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栏目开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995年1月《中国青年报》开办了一个“平民化”的专题特写版，它就是在一片“焦点”、“热点”声中诞生的《冰点》。它撇开传统新闻的重负，独辟蹊径，“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想法，首次将普通百姓的生活作为中央媒介新闻着力表现的对象，创出一条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细腻、生动的描述为基点，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与变迁、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的办刊新路。”起初是每周两期，而后是每周一期，每期整版刊出。《冰点》诞生之初就成为中青报的标志性栏目，它以《北京最后的粪桶》开篇，将“普通人”拉进新闻舞台。篇篇火爆，赞誉不绝。多篇报道引起了重大的社会反响。1995年底，《冰点》在《中国青年报》大型读者调查中获最高票，被读者选为“我最喜爱的版面”之榜首。1996年《冰点》又被新闻界专家全票评定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成为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的“时事纵横”齐名的三大栏目之一。1998年《冰点时评》问世。2003年中，《冰点》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评选为第三届“中国新闻名栏目”。2004年6月，《冰点》周刊以《保卫三联书店》拉开扩版的序幕，增设“观察”“探索（科学）”“人物”三个版，每周三定期出版。在《中国青年报》每月一次的读者调查报告中，《冰点》周刊的阅读率始终居于榜首。
2006年1月11日，《冰点》特稿第574期发表一篇题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文章，直接导致了2006年1月25日《冰点》周刊被停刊。同年3月1日《冰点》复刊，至今已经出版600多期。《冰点》的体裁大概包括人物报道、事件报道、新闻大特写、专题研究、专家访谈、学者专论等，融重要性、启发性和可读性于一身。
在《冰点》的视域里活跃着上自总理，下自平民百姓的社会各阶层的人。其中有明星，有作家，有政治家，但十几年来《冰点》将关注的主体定位在普通人身上，将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命运，尽量原生态地搬到公众的面前，这样的报道几乎占了百分之七八十。一般说来，“小人物”或者说是社会弱势群体是那些个人及其家庭生活达不到社会认可的最基本标准的困难群体，是依赖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自己目前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是需要他人帮助、支持甚至予以救助的群体。在通常情形下，经济贫困是导致人们沦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根本因素。“弱势群体”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耳熟能详的字眼，是2002年在朱镕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使用“弱势群体”一词之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认为，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四部分人：（1）下岗职工，或已经出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但仍然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2）“体制外”的人，即那些从来没有在国有单位工作过，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3）进城农民工。他们有工作，但受到歧视。（4）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部分人主要是从集体企业退下来的，当初退休时工资水平非常低。弱势群体是社会上沉默的大多数，没有人听他们说，他们也说不了话。《冰点》对小人物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对这四部分人的关注，而小人物成为《冰点》平民色彩的底色。《冰点》最初亮相的就是3位北京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连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都不如的背粪桶工人。作者王伟群在《北京最后的粪桶》里写道，“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进出北京的大饭店，谁都不认为他们是北京人。就连外地进京打工的农民，也常常斜着眼睛瞧他们，见他们过来，赶紧让开，生怕蹭着自己。”随后的十几年间，更多的“小人物”随着《冰点》的关注进入了读者的视野。一群202路有轨电车上的大连打工妹、生活在湘西贫困山区里的五叔五婶、下岗女工杨子、身体残废依然坚持在大山里创办《金钟》的杨引从、收破烂的小勾儿、从监狱里出来的韩小滨、从小康跌入赤贫的内蒙古一家人等，成为《冰点》报道的主角。记者写“小人物”，大多从同情和怜悯的角度写他们的悲惨境遇和辛酸身世；然而《冰点》的记者把他们放在时代的背景之下，触摸着他们心灵世界的光荣和梦想，表达着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和迷茫。正如该栏目主编李大同说，我们栏目不靠明星大款、不靠奇闻异闻，靠的是普通人的命运，靠的是人民大众身上表现出的坚韧、善良和正义感。《冰点》从“冷点”中关注普通人不普通的命运体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直接体现在对新闻人物的生存状态、命运遭遇以及鲜明的性格的生动描写中。新闻人物的生活、命运、思想是作者忧患意识的主要体现者，新闻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以及与其相互关联的人物群的生活则是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来丰富、深化、扩展了报道中的忧患意识，二者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作品思想内容的整体。《冰点》把目光和笔触伸向每一个受到关注的人，都紧紧抓住了“命运”这一个博大而深刻的母题，把这种包含着荣辱、兴衰、得失、悲喜，渗透着人类生命的高贵与卑微、挣扎与失落的生存秘密展示出来。在《破碎的绿》中，沙林把忧患的目光投到了一个失败英雄李绍申身上。李绍申是曾10多次得到省市表彰的方城县劳模，19年间种下满山树木，短短的几天之内，河南南阳四方村子里的盗贼在把树木全部砍伐，致使他们成了全村最穷、最落魄的一家。李绍申吃尽了种树的苦，也是因为种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李绍申二哥家4岁的小儿子因为无人看管误喝农药而亡，李绍申一辈子护林的老父亲发病晕倒，滚到崖下，惨不忍睹。李绍申的爱人“跟他闹离婚，已经起诉了，乡里村里做工作也不管用”。命运并没有因为李绍申的执著和勤奋而垂青于他。作者把这种悲剧命运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偷伐与丢树是多年来弥漫在中州大地的雾瘴。”“盗是我们民族一个很悠长又很固化的传统，特别是中原一带，逮着了就是盗，逮不着就是民，没有一种很有效的制度和强大的理念束缚他们。”这种命运的展开不仅和主人公的思想和生活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人物群的铺叙中凸显出来，构成了《冰点》忧患意识的独特表现。
对于“冰点”，真实在这里展现出另一种震撼灵魂的力量。如果说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冰点”与读者的贴近达到空前的效果，那么真实则是引发广大读者感情共鸣的“金钥匙”。“冰点”的记者对真实有独到的见解。他们认为，真实是分层的，剥离的层越多离真实的核就越近。因此，接近事实，就要尽可能多地掀开事实的层面，多掀开一层，就会深刻一些。这就要求报道深入挖掘事实的内核，在“深刻的真实”上下功夫。这种全新的真实观反应在“冰点”人物的写作上就是不溢美，不隐恶。董月玲写《北京女记者与陕北歌王》中的李亚榕自费8万多元给一个素眛平生的农民歌手拍MTV，可以说是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音乐。但作者并未仅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挖掘，写她干这事的主要原因是她的兴趣和爱好，是她的重名胜于重利的想法。文章发表后，连她自己本人都承认“冰点”中的她最像自己。在反映问题的报道中，“冰点”则不避锋芒，大胆指陈现实社会的痼疾，以客观、冷峻的笔锋揭开问题的症结，成为社会“纠偏”的领头羊。在这里，真实负载的是一个主流媒体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沙林的“破碎的绿”把目光投向大众媒介向来不屑一顾的失败英雄——拼命绿化荒山的农民李绍申，以深沉的忧患意识深刻挖掘了这个悲剧人物所蕴含的新闻与文化价值，将国人的某些美与丑，赤裸裸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报道真实地记录了底层百姓的生活现实。《广州日报》——敢为天下先的卓越胆识《广州日报》在中国报业市场的崛起，可以说很是出乎新闻界的意料。在广州的许多餐厅里，许多人一边吃饭一边看报，而手中拿的报纸竟然大多是《广州日报》。一份党报，能走上老百姓的餐桌，在中国，恐怕没有几家党报或是部门的机关报能做到这一点。在传媒产业日益走向市场化的今天，许多地方党报的发展空间正在被市场化的媒体所挤压，甚至出现了“边缘化”的趋势。但在广州，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率先发育的城市里，作为市委机关报的《广州日报》，不但没有被“边缘化”，而且一直保持着强势地位，备受读者和广告商的青睐。
这样一份党报是中国报刊市场上的奇迹。1994年2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国报业协会的一条消息，公布《广州日报》广告收入为全国之最，同时另一份报道披露了1993年收入过亿的报社，《广州日报》名列榜首，这时全国新闻界才开始注意到这家论级别只是省会兼计划单列市级的党委机关报。1996年5月29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首家报业集团。旗下拥有《广州日报》、《广州英文早报》、《网络报》、《广州商报》、《足球报》、《南风窗》等14家子刊。
作为中国报业集团化建设的先行者，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新闻宣传工作、报业产业运营与集团化发展的各个环节和多个层面上锐意创新，实现了党报与市场的完美结合，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2002年元旦，广州至北京T15/16次列车变成了“广州日报号”专列，列车员迎宾绶带上写着“追求最出色的新闻欢迎乘坐广州日报号”，列车车厢顺序牌不再是单调的1、2、3等数字，每节车厢顺序牌上方是红底反白的“广州日报”四个字，车厢内硬座白色的座头套上也冠上“广州日报”几个字，硬座窗间牌、茶几布、餐车的台布、餐车推荐牌、软卧的窗间牌、卧铺换票牌上全部冠以“广州日报”标志，冠名列车广播不断地详细介绍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办报情况。与此同时，T29/30次列车则分别被冠名为“信息时报”号和“看世界”号，这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另外两份报刊。这是中国首家报纸在列车上冠名，日夜穿梭在京广线上的列车成为《广州日报》流动的广告标牌。“广州日报号”的开通是一个绝妙的创意，对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发展与声望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但这不算什么，因为作为党报市场化的典范，他们已经在传媒业界爆出了太多的“冷门”，开了太多的先河：新中国第一个报业集团、广告收入全国第一、在中国报业史上第一次滚动出97个大版、彩版第一、使用新闻纸张数量第一、刊登图片文字数量第一、同一厂内印刷份数第一、自办发行份数第一、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拥有博士后流动站的新闻媒体、全国第一的报业印刷能力等。《广州日报》的成功，与其是办报的成功，还不如说是经营的成功，销售的成功，产业运作的成功，是印刷能力、发行能力、销售能力、资本经营能力的成功。案例一：报业集团化——开中国报业集团之先报业发展模式 报业运作机制 做大做强 报业集团的领头羊
1996年1月，《广州日报》以1张主报、5张子报树起了报业集团的大旗，在纸媒体领域率先走上了集团化发展的道路。这是一种对中国报业发展模式的新探索，最终是为了实现多种媒介的产业化兼并、联合经营与发展。《广州日报》在运作机制上再次领先于国内其他媒体。
经过几年的发展，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目前拥有1张主报、14张系列报、5家杂志社、1家出版社、2个网站，即有主报《广州日报》，还有《足球》、《广州英文早报》、《岭南少年报》、《老人报》、《信息时报》、《舞台与银幕》、《篮球先锋报》、《美食导报》、《广州文摘报》、《赢周刊》、《第一财经日报》、《羊城地铁报》、《番禺日报》、《增城日报》，杂志有《新现代画报》、《南风窗》、《看世界》、《大东方》、《共鸣》等，以及广州出版社和大洋网、VRHR求职广场。另有广州日报印务中心、广州市报刊发行公司等一系列经济实体。集团共有职工6000多人；经营范围涉及房地产、报刊发行、印刷、连锁店、电子商务、图书业、酒店业、广告，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报业集团。主报《广州日报》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党报之一，2007年日均发行量达180万份，在党报中发行量仅次于《人民日报》，其中自费订阅的用户超过了80%。广告收入更是持续高速增长，2007年主报广告营业额突破20亿元，连续14年保持全国平面媒体第一，被国内同行称为“奇迹”。此外，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足球》报是全国销量最大的足球报纸，被誉为“足球第一媒体”，在全国有较大影响。《信息时报》已经成为目前广州市零售量仅次于《广州日报》的有影响的媒体。大洋网以新闻、电子商务为主业，是目前国内访问量较高、营业收入最多的新闻网站之一。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报业就出现了朝集团化方向发展的势头。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许多报社纷纷创办起了子报子刊。报业集团化是报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其最大好处是能够获得规模经济的效益，这体现在报业经营的各个方面。首先，在原材料的采购上，可以获得较大的折扣。如新闻纸的购买量越大从纸厂所获得的折扣率也就会越高。其次，便于融资。企业的发展常常受资金的制约，而大型的、稳定的企业与小企业相比更容易从金融机构贷到利率较低的资金，也比较容易通过发行股票等手段筹集资金。第三，对于地区性报业集团来说，只需拥有一家印刷厂就可以解决集团内所有报纸的印刷业务，从而有效地降低报纸的生产成本。第四，在广告经营上，由于报业集团有能力形成广告销售网络，广告客户可以通过一次接洽在众多报纸上同时刊出广告，并且可以获得一定的优惠，因而扩大了广告来源。第五，在新闻来源上，报业集团可以统一向集团内的各报社提供稿源，尤其是有关全国和全世界的综合性新闻以及各种特写等；与此同时，对某一重大新闻事件的采访，报业集团也可以集中力量重点突破，而无须各家报社都派出自己的记者，从而有利于减少采编的支出。第六，报业集团有能力和实力从事报业以外的其他多种经营业务，从而拓展经营门路，壮大报业经济。最后，报业集团能够对集团内的各报社统一进行人员培训、法律咨询、财务管理等，从而降低行政费用的支出。《广州日报》作为报业集团的“领头羊”，其成功具有典型性、前沿性、探索性，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指导意义。归纳起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功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办报思想上的务实态度。长期以来，国内党报在几个方面一直处于认识上的误区：党报虽然强调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但对于报纸能否达到最大可能的受众群，并为最大可能多的受众所接受，却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忽视状态；党报虽然重视发行，但非市场手段在发行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使有效发行低于实际发行；党报对大众市场不是说不重视，但在新闻业务与经营都抱守传统观念的情况下，大众市场的开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抑制。
而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却以非常务实的态度成功地解决了党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遇到的特殊难题。黎元江曾经说，如果我们的报纸不能到达最广大的受众群手中，那么我们的舆论再正确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不管作者的才智有多杰出，不管传播的讯息有多重要，也不管印刷工人的技术有多高明，没有人阅读的印刷品只不过是一堆废纸和不值钱的油墨罢了。而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是凭着一股强烈的受众意识和高度重视舆论传播效果的意识，很早地融入了市场之中。早在1987年1月1日，《广州日报》就由对开4版扩至对开8版，拉开了国内报业扩版的序幕。1992年1月1日起，《广州日报》又率先由对开8版改为对开12版，成为国内第一份对开12版的大型综合型报纸，数十家报纸相继加入扩版行列，开启国内报业的第一次扩版潮。1993年12月1日始，《广州日报》开始改为16版，成为内地第一份对开16版的报纸，全国130多家报纸卷入由《广州日报》引领的第二次扩版潮中。1995年，《广州日报》再次由对开16版改为对开20版，成为全国第一份除周末外天天20版的大型综合性日报。现在《广州日报》的版面已经正常地保持在40～60个版的规模，可以说是当前国内报纸版数最多的报纸。
如果说扩版为《广州日报》成功走向大众市场做好了铺垫，那么《广州日报》所发动的“洗楼”式的发行攻势则使《广州日报》最终成功地为大众市场所接受。《广州日报》虽然不是国内第一个走自办发行道路的报纸，但是其自办发行的力度在报业圈内却堪居第一。2001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已经在方圆300公里的地域内建立了由300个发行站、3800个发行员组成的投递网络，其中广州市1500个，并拥有130多辆送报专车。由此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发行形成了三个同心圆，即占50%发行量的广州地区，占发行量45%的广州以外、广东以内的地区，占5%发行量的广东以外地区。对于发行工作，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要求不仅要发行到订户楼底下，而且要将报纸送到订户家门口，你住几楼，我送到几楼；今天订报，明天送报。对于发行队伍，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坚持一定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零售上一竿子插到底，投递也是由《广州日报》发奖金，3800名投递员由《广州日报》掌握其收入。黎元江曾很有感慨地说，报纸酒香也怕巷子深，掌握了报纸发行队伍，手中就掌握了报业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第二，办报战略的超前。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能胜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其善于未雨绸缪，在报业经营上有超前的胆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的建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8年7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总投资1.2亿美元的印务中心试机投产。这套先进的印刷设备可在2.5小时内一次印刷每份20版双面彩色的报纸100万份，每小时印刷量达到300万张。对于《广州日报》花费巨资购置如此先进的印刷设备，当时有很多人感到不理解。事实上，这套设备成为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正是靠着这套先进的设备，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当晚最后截稿时间和早晨报纸面市时间上都获得了极其宝贵的伸缩余地，使《广州日报》能够做到5:30时印完最后一份报纸，每天7:30时送完最后一份报纸，为《广州日报》在新闻和发行的激烈竞争中取得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00年广东乃至全国世纪新闻大战中，这套设备更成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致胜的法宝。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办报上超前战略的另一个例子是其遍布广州市的连锁店。《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广州市建立了103家连锁店，在珠三角建立了50余家。黎元江说：“广州有多少邮局，我们就建多少连锁店，这是很重要的形象。”大量连锁店的建立为方便广告客户刊登广告和读者订阅报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人认为《广州日报》连锁店在中国新闻界是一项发明，它借鉴了国外报纸专卖店而又加以改造扩充。它好似媒体覆盖范围的市场触角与根须。一方面把报业集团生产的商品与服务推向社会，另一方面把市场最新的信息收集反馈回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这一个个超前的办报经营策略使其牢牢地掌握着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也是集团能够连续多年引领国内报业市场风骚的强大武器。
第三，强烈的经营意识。《广州日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自身实力不断壮大，其强烈的经营意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这其中的核心又是集团资源的充分利用，归纳起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资源利用能力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资源盘活。其发行队伍的盘活就是一个例证。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100多辆送报车早晨出去时送报，回来则运大米，成为一支重要的运输力量。而报业集团3800多名投递员在早晨发完报后则成为大洋网上书店一支强有力的配送队伍，这使大洋网成为国内新闻媒体网站中第一个成功建立物流配送体系，在配送市场中敢与商业网站一争高下的媒体网站，对媒体网站的经营与报业发行队伍的功能扩张作了大胆而成功的探索。二是资源裂变。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另一个成功之处便是有效地实现了原有资源的裂变。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现在的很多子报、子公司都是从《广州日报》原有的部门裂变而来，如体育部兼办《足球报》，交通旅游部兼办《交通旅游报》，退居二线的老记者老编辑主办《广州文摘报》、《现代育儿报》、《老人报》。目前报业集团的广告公司、发行公司、纸张公司、印务中心、新闻服务中心、彩印公司、连锁店公司等经济实体，无一不是从报纸原有功能中延伸出来或与报纸功能密切相关的。三是资源重组。毫无疑问，《广州日报》始终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中的最强势媒体，也是其主要利润支撑。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也正在成功地培养着自己的“明星”产品，《信息时报》就是成功的例子，该报在加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后，充分利用了集团的资金、人才、管理、新闻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并进行了新的市场定位，使其成为与《广州日报》相呼应的一个重要拳头产品。而著名时政杂志《南风窗》的进一步壮大发展也与报业集团资源重组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四是资源包装。1995年12月1日，《广州日报》在国内新闻界较早地建立了电子版，并在新加坡建立了镜像，1999年底则正式成立大洋网。与其他媒体网站品牌依附于主媒体名称方式所不同的是，大洋网采取了另立品牌的市场营销中的多品牌策略，这就使大洋网面临着市场接受度较大的风险。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通过一系列精心包装。如举办转播国际象棋大赛、提供就业服务、开辟网上购书业务、房地产、小额物品拍卖，使大洋网成为媒体网站中名气很响的一个，从中可见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资源包装的功力。五是资源控制。集团规模的扩大易于使资源变得分散，使集团难以保持简单组织阶段对资源的有效控制。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却很早地成立了财务中心，将集团重要资源归由集团统一管理，由集团财务管理部门制定统一的财务监管制度，要求二级机构每月汇报资产经营状况，额度较大的开支项目需经集团统一审批，财务负责人由集团统一派出，直接对集团负责，由集团财务部门和所在机构双重管理。在此前提下，各单位享有充分的财务自主权。所有100多家连锁店联网管理，各单位彼此之间的资金往来按内部银行制度结算，使得报业集团能够掌握每一分钟的资金流向情况。
第四，人才意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对人才可谓极其重视。新老班子在任何场合谈到报业集团发展的最关键之处都特别突出对人才的重视。黎元江曾经说，在中国土地上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要与跨国媒体集团决一死战，必须要有一支骨干队伍、一批军官式的人才。在吸引人才方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采取了实实在在的措施，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还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签订了90万美元的培养计划。相互之间每年派出3名学者、3名留学生进行交流。与此同时，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建立了全国新闻界首家博士后流动站，使报业集团进一步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除了外在的措施，集团领导还身体力行来影响感化集团职工，领导们的身先士卒极大地鼓舞了集团员工的士气，在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内部形成了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总之，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已经形成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新格局。以《广州日报》为主体，多种媒体协同发展，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满足不同层次读者需要的舆论宣传体系初步形成，以广州日报社为核心，以资产为纽带，以系列媒体及系列公司为紧密层和松散层的多层架构运营体系日趋完善，以报业功能为依托，以集团利润为支撑，纵向和横向联合经营，多渠道融资，多功能互补的集约效益型发展道路已经开辟。事实充分证明，报业集团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有利于报业集约经营和多元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案例二：大手笔的新闻策划香港回归十周年 新千年 澳门回归滚动出版 纪念性特刊 品牌认知《广州日报·九七香港回归特刊》《广州日报·九七香港回归特刊》
自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成立以来，全国先后成立了39家报业集团，中国报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但作为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龙头的《广州日报》，依然保持在全国报纸类广告中的龙头地位。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广州日报》擅长打大仗、打硬仗，对于重要的新闻事件从不放过，每一次都会运筹帷幄、震撼出击。他们善于抓住时机，敢于“吃螃蟹”，每到重要时刻，都有惊人之举。《广州日报·九七香港回归特刊》
不论是省市的、国家的、世界的，还是时政的、经济的、文体的、民生的、社会的，只要是能够引起民众关注的新闻、能够吸引眼球的新闻，他们都不惜版面而把新闻做足做够，做出自己的特色，把受众欲知而未知的新闻呈现出来。《广州日报》总是不断创新报道形式和手段，其成功的新闻策划几乎天天可见。
1997年7月1日，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广州日报社出版97个版的特刊。而在当时，全国的报纸大多平均日出8个版。出97个版在中国新闻史上创下了“一天报纸出版版面最多”、“一天报纸出版次数最多”、“一天购报读者排‘长龙’最多”等多项纪录，引起全城轰动，社会反响强烈，极大地吸引了受众的眼球。
97版分三次出版：上午版，中午版，下午版。其中当天即拼的版面就有24个，以滚动报道的形式，全方位报道了香港回归祖国这一世界瞩目的历史事件。另外，还提前制作了30多个新闻专版，如《帝国斜阳》、《落日帆影》、《环球同庆》、《明珠生辉》、《香港回眸》等，图文并茂地介绍了香港的历史、回归的历程。特刊出来后，不到2小时就抢购一空。在读者的要求下，在7月1日之后的10天时间里，报社再次重印97版特刊，在新闻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这让《广州日报》树立了品牌，在竞争激烈的广州报业市场中脱颖而出，堪称是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97版纪念香港回归特刊的运作可以追溯到当年的4月份。1997年4月，《广州日报》社委会召开了仅有几人参加的采编会，议题就是关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报道。会上，时任副总编辑的梁建中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方案：香港回归当天出版97版。按照当时《广州日报》的出版和发行能力，平时最多才出80多个版，发行60万份。出97版，不仅《广州日报》从来没做过，国内也没有任何一家报纸做过，而且，他们的机器、发行、编辑的承受能力有限。经过研究，最后敲定：把新闻分三次进行滚动出版。这样就可以解决印刷等方面的瓶颈问题。5月底6月初，报社的几个领导和一批技术人员先后到达香港，为即将到来的采访团寻找“根据地”，并商讨计划的最后落实。这次，他们还打响了新闻大战的前哨战，采访了正在紧张建设的将举行交接仪式大典的香港会展中心。当晚发回报社，成就了一条独家新闻。
为了打好采访战，早在年初，《广州日报》就确定了采访回归大典记者人选，并且组成三个采访团进行“车轮战”。第一采访团于六月上旬进驻香港，这个团全部由编辑组成。十余天的时间，编辑们遍访香港会展中心、香港九龙和新界。6月16日，《广州日报》开辟每天一期的《回归大典新闻实录》，拉开了97香港回归特刊战的序幕。第二采访团于六月中旬赴港，这个团的最重要目的是让采写7月1日新闻的记者“热身”。第三个采访团于六月下旬陆续出发，采访团长由副总编辑担任，团员包括文字记者、摄影记者、版面记者、电子通讯工程技术人员等。甫抵香港，采访团即建立采访中心，开通了专用通讯通道，建立了远程采编工作站，配备了高分辨率数码摄影机、高精度扫描仪、多媒体便携式电脑、卫星传送及接收系统、全球通移动电话等全套现代化新闻采编专用设备。《广州日报》三个采访团一个月来发回报社稿件的字数超过100万字。6月30日零时一到，记者们马上各就各位，奔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将香港在殖民统治下的最后24小时实录下来，还采访了江泽民、李鹏等国家领导人抵港、港督府关闭等重大新闻。
庆祝香港回归的97个大版中，有24个版是即拼版，其他的都是预拼版。《广州日报》调动了夜编中心、“珠三角”新闻中心、娱乐部和副刊部四个部门的编辑力量。其中预拼版都在7月1日之前已由各部门调集精兵强将编辑完成。而24个即拼版则由各部门分三个阶段即时编拼。
第一阶段（6月24日～6月26日）：在回归日前一周，即6月24日起，除了拥有香港采访团记者第一手报道外，编辑还从旧报及相关的书籍中搜集了大量材料，作为补充报道；第二阶段（6月30日～7月1日凌晨）:6月30日夜晚，因为要等新华社稿子，编辑工作被迫推迟。直到凌晨2点，才接到交接仪式的通稿；1点30分特区成立的消息，因为已等不及新华社的发稿，就采用《广州日报》派出的记者采写的稿。当所有编辑工作结束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第三阶段（7月1日9时～16时）：上午9时，最后一仗开始，编辑一边搜寻网上新华社可用稿，一边急电香港采访团。然后迅速下版，出样。就是15时香港发生的事，也在16时5分完成的最后一个即拼版上报道了出来。
97版纪念香港回归开创了报业纪念性特刊的先河，从97版后，《广州日报》陆续在各个历史时刻推出纪念性特刊，并成为报业广为接受的一种出版形式。
10年后的7月1日，为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广州日报》又打造了100个版的纪念特刊，另加送24个版16开的《香港回归十年高端访谈录》，再次重拳出击。6月初，《广州日报》就开始了整个报道的组织策划工作。首先由集团党委领导挂帅，社委会分管领导召开会议，确定初步构想；然后成立了策划小组，拟订了一份详细的报道方案——《香港10年暨香港回归10周年纪念特刊报道方案》，包括事件概要、采访要点、选题的切入、角度的确定、报道内容、版式风格的确定、整个策划工作的协调与推进等。
见报后的“特刊”内容大气，版面安排巧妙。特刊共100个版，共刊发各种报道数百篇，刊用大小图片230多幅。特刊内容涵盖了粤港两地回归10周年交流融合的方方面面，从版面安排上，特刊也用思巧妙。除要闻版外，百版特刊以《香港十年，情意弥深》为标题，分为编年省港、经济省港、社会省港、风俗省港、文化省港、情感省港、影像省港、教育省港、传媒省港等各方面。分叠展示，巧妙安排，将历史事实与文化现实融为一体。
在推出回归特刊之前，报社还特地推出了名为《跨越九七，十年辉惶》的三大系列活动造势：首先是“回归见证，十年典藏——1997年97版《广州日报》收藏金奖评选”活动。凡收藏有97纪念特刊的读者都可参加幸运大抽奖。其中10位幸运儿将获得价值人民9771元的纯金1997年7月1日97版《广州日报》头版“金报”。第二项是“我的1997珍品评选”活动。征集市民手中的97藏品。第三个活动是“97宝贝看香港”。1997年7月1日出生的广州10岁宝贝游览香港，见证回归。通过历时一个多月的活动，广州市民从热情参与中更加深了对10年前97特刊的印象，并加深了对《广州日报》的品牌的认知。
继97版后，《广州日报》新千年的纪念特刊在中国报业史上可以说又写下重要的一笔。特刊分别以编年史和主题分类的形式，对过去一千年各个世纪发生在广州、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要事件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恢弘的历史画卷，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世纪百科全书。该特刊大气磅礴，震撼力强，又一次在国内报业界引起震动。
如果说97版用的是出奇制胜策略，在回归宣传和报业市场上起到了奇兵天降的效果的话，200版却是1998年底就做了详细预告，1999年发行特刊又提前两个月告示。之所以一再提前将策划公之于众，《广州日报》是经过充分而周到的考虑的。一则报界不会亦步亦趋效法他人，一则《广州日报》的编辑力量、印刷能力和发行网络已远远超出同行。经过1999年40大版的《过年完全手册》、80版的《五四80周年专辑》、《国庆50周年金版》的锤炼，集团作战和流水作业已经练就了志在必得的信心。
1999年12月28日，《广州日报》先后派出了16人共8个小组的记者组，分别前往法国巴黎、埃及开罗、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德国柏林、日本东京、以色列伯利恒和澳大利亚悉尼等国家和地区，采访全世界喜迎新千年的盛况。本着“新闻当中的历史，历史当中的新闻”的宗旨，特派记者组先后发回了世界各地“预防千年虫”、“新千年狂欢”、“花街大游行”等系列报道，与世界同乐，见证了全球跨世纪的胜景。除特派记者外，还有特约记者在基里巴斯共和国和新西兰采访，见证新千年升起的第一缕阳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