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郁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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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难追：我的阅读与记忆试读：
彼岸的声音
因不谙英文，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的原著我一直未能过目。前几日从友人那里看到香港新出版的中译本，喜出望外。这部研究鲁迅的专著在海外一直颇有影响，据朋友讲，李欧梵用英文写的原著十分漂亮。不过，仅看过尹慧珉的译作，就已经觉得很是过瘾了。
对鲁迅阐释的困难，主要缘于这位巨匠精神的复杂性，以及其超常规的认知逻辑方式和奇特的语汇组合方式。读解其作品的内蕴，总要伴随着一系列对旧有感知习惯的偏离。假若用一种先验的方式去套鲁迅作品，那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鲁迅毕竟是鲁迅。李欧梵大概很清楚这一点，其论述视角与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尽可能从鲁迅自身出发引申开来。看他对鲁迅史实的了解和对全集的把握，可以说是领略其要领的。诸如对鲁迅思想阴郁面的分析，对其创作中如何把自己的潜意识转化为艺术的“意义结构”的体悟，都具有开拓性。李欧梵抛开了某些先入为主的概念，从鲁迅矛盾的、痛苦意识出发来认识其个体的复杂性，这种从对象世界独特个性出发来引申其本体意义的方式，在我看来是相当可取的。
鲁迅的价值并不仅仅表现在文学领域里，在心理学、社会学、语义学诸方面，他自身都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一方面浸淫于西方个性主义思潮之中，对尼采、叔本华、易卜生、弗洛伊德思想发生过兴趣；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苏联的社会变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辛亥革命前积极参加排满运动，到五四时期的呐喊，再到加入“左联”，他思想的跨度是很大的。因而，其作品负载的信息量也十分丰富。相悖的与始终如一的、非理性的与和谐的、形而上的与形而下的，诸种因素在这里交汇着，使人眼花缭乱。但在这些斑驳的精神之谜的背后，是否有着某种一致的东西呢?抑或说是否带有规律性的因素呢?看来，这是进入鲁迅世界的一个关键的入口。
鲁迅所面临的，一直是如何超越传统的问题，由此而产生的对国民性的改造和对旧文化的清算，在他一生中一直占着重要地位。他在反省人的个体与社会群体联系的同时，始终把一种心灵的感应投射到作品之中。在小说和杂文的创作里，鲁迅对世界的理解是带有某种寓言价值的。李欧梵说他特别留意于“研究鲁迅小说中常出现的那些由某些隐喻或抽象主题所组成的关系的结构”。我认为这多少感悟到鲁迅作品中某些颇有意义的东西。鲁迅小说的创新的技巧和晦涩的意象，的确把作品的内涵扩大了。在叙述者富有色彩的勾勒中，在曲折而带梦幻的描述里，我们常常可以感觉到一种深层的生命体验。《故乡》中人与人的疏远感与孤独感，《酒楼上》《孤独者》的主人公在社会面前的困顿，以及叙述者“我”的情绪和态度，都带有某种自我隐喻的特点。李欧梵把这种精神内蕴看成“独异个人”和“庸众”间一种富有寓言特质的小说原型形态之一。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呐喊》《彷徨》中的境界，体现着鲁迅对沉睡于铁屋子中的人的哀怜的情感，也流露着对处于两难境地的自我的疑惑。这种难以名状的内蕴恰恰体现了鲁迅对现存世界的态度。就其作品艺术形式所承载的含义而言，是巨大的。这可以说是鲁迅文体的奇迹。
但要真正进入鲁迅的世界，了解《野草》是重要的一环。用许寿裳的话说，《野草》里充满了“鲁迅的哲学”。我感到，李欧梵对《野草》的把握对人很有启发，他从那里发现了三个交织的层次：“召唤的，意象的，隐喻的”。这三个层次展示着“希望与失望之间的绝境”。《野草》中大量的幻境和阴森可怖的影子，关于生与死、苦与乐的思考，以及在绝境中挣扎的精神状态，对读者来说都极富有诱惑力。因为鲁迅在这里剥开了一切虚妄的、不真实的理念之图，将人的原本的形态真实地剖露出来。他不仅看到了社会结构窒息人的心灵的一面，同时也感到人自身在现象界中的窘态。大陆学者汪晖对鲁迅这种精神状态的认识是深刻的，他把这喻为对绝望的反抗。李欧梵也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他觉得“鲁迅的有意识的对警语式语言的运用，连同他的喜剧的形象和宗教的含义，或许是要实现尼采的目的：如查拉图斯特拉那样，诗人在散文诗里自行宣扬和发布那些并不求读者理解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野草》是精英的文本，因为它的意义是高于常人的理解之上的。”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味。鲁迅的这种思想状态与西方许多作者如加缪、萨特、卡夫卡诸人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将触角延伸到对人的精神王国深层的拷问中。鲁迅对人的内心的反省的确太残酷了，以至使后人在通读《野草》时，常常被无情的冷棍鞭打着。生存、死亡、不朽等命题，都在他那里迸射出异样的光泽来。传统的信念之厦在他那里全部崩塌了。但这种状况，到一九二七年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精神世界的非秩序的一面，逐渐被社会政治现实所消解，他更多地把目光放到了对社会的直接批判之中，对自我的反思似乎已出离了旧有的窠臼。他后来在杂感中对芸芸众生的审视，以及对社会运动的参与，表明儒家实践理性在他那里仍占据着较大的地位，而某些非理性的东西已隐退到思想的深层领域。
我感到李欧梵对鲁迅杂文的认识较为独特。海外一般人认为，鲁迅杂感是艺术上的退步，而李欧梵则肯定了鲁迅杂文的重要价值。他从中国传统文学背景中来把握杂文的特质，可以说是看到了其艺术上的重要特点。因为鲁迅不仅是对传统文化最直接的批判者，而且也是对旧文化遗产清醒的承担者。他对魏晋文章的喜爱，对儒家某些价值经验的吸取，使其在普遍的古文传统的包围中，“超越了种种限制，创造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使他的杂文可以肯定是‘现代’的那种东西”。李欧梵觉得在鲁迅杂文中具有一种“隐喻倾向”，其文章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往往通过一种比喻和富有理性特点的东西来完成。如“吃人”“铁屋子”“醉虾”等概念在作品中隐晦的展现，使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地交织在一起，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鲁迅以富有文采的文字和荒谬的、悖论的乃至超常规的逻辑方式，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艺术范式，不看到这一点，也许并不能真正理解鲁迅的艺术成就。
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是深远的，他的杂文可以说直接体现了鲁迅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寓意。鲁迅思想的某些深邃的东西，大多数以杂感的形态外化出来。这里不仅继承了古文风格，而且更主要的是吸收了西方诸种人文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他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学习，对他个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使杂文更具有战斗性一面。李欧梵对此的论述是认真的，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苏联文学》一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许多观点，是令人信服的。这使他对鲁迅杂感的思想性的理解，更深入了。
鲁迅对马克思的接触，主要限于文艺美学的领域，他通过日文阅读了大量苏联学者的理论著作。其中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等，对他影响较大。吸引鲁迅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对艺术的唯物的解释，以及辩证的态度，这对鲁迅从客观上来理解事物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鲁迅对文学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理解，对艺术中“多余人”向“英雄人物”的转化的认识，一直有着独到之处。在当时社会极为黑暗的状态下，他走向马克思主义，有着客观的必然。这一点，李欧梵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而且颇见功力。但我认为，在对鲁迅的这种转变的精彩的阐释的同时，李先生似乎忽略了鲁迅个性意识对中国社会政治层面的价值，鲁迅复杂意识在接受过程中的多义性被怠慢了。实际上，鲁迅不仅是一位高度“思想化”的作家，而且也是具有较浓的政治倾向的作家。他对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的态度，表明了这一点。不过，李欧梵对掌握马克思主义后的鲁迅的创作心态，有很准确的看法，鲁迅个性的独特的一面，还是很生动地被勾勒出来。在夏济安、普实克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迈出了很新的一步。《铁屋中的呐喊》表明了作者良好的悟性。他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十分接近当代大陆学人，因而浏览起来，没有多少阅读上的障碍。李欧梵大概是一位富有传统理性精神的人，人文主义的治学范式，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因而对鲁迅这样复杂的文化现象，能够体会颇深。他好像不太喜欢语义学、现象学、新批评等现代研究方法，而是恪守人文主义的描述方式。我感到《铁屋中的呐喊》最大的特点是，把握对象世界时的超功利精神和冷静的态度。该书很富有寓言格调，在严谨的梳理、论述过程中，处处闪现着作者智慧的目光。虽然全书对鲁迅作品的本体结构的论述有时还流于表层，但在认识鲁迅思想层面时那种求是的态度，是很可贵的。我想，说他是大洋彼岸少数几位读懂了鲁迅的人，并不是过誉之词吧。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北京（一九九二年第四期）
沉重的穿越
在大学读书时，看到赵园的《艰难的选择》，曾被深深地震动过。她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把握，是很有特点的。那种忧患感和文中时常流露出的苦涩的自我意识，至今想来，仍使人心神为之一动。我想，在中青年学者中，像她那样富有诗人气质、带有沉郁的直觉特点的研究人员，是不多见的。她的这种非学院化的研究个性，对后来的一些青年学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近几日阅读她的新著《北京：城与人》，越发使我感到她的学术个性的魅力。《北京：城与人》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与方式，似乎与以往的赵园精神有着不小的差别。它已由内心的冲动、焦虑，转向一种沉静和肃穆的审美观照。她对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北京生活方式、文化风貌的细腻、独到的发现，可以看到她不衰竭的理论功力。但是，如果把她的这种选择的转换，看成价值尺度的更迭，那显然是一种误解。在这部描述城与人关系的论著里，何尝不会感到她已有的那种探索的孤独！与那些沉醉于京都文化的“绅士气”文人相比，赵园的《北京：城与人》是沉重的。
我在她那细致、冷峻的笔触里，感受到了这种沉重。关于北京的文化情趣，可以找出许多说不完的话题。赵园大约不喜欢名士化的情趣，面对北京这个极富诱惑力的文化都城，她选择的是另外一种角度：“经由城市文化性格而探索人”，这多少带有寻找中国知识者“心灵史”的一种意味吧。她好像没有完全摆脱中国知识者的那种自审意识，在理解对象世界时，时常把自我的困惑与自信，传染给读者。但赵园在这里还是尽力节制自己的情感，努力客观地审视客体。这使全书散发着较浓的文化学的气息。她的审美意识，较之过去更成熟和深沉了。
北京确实是一座颇有诱惑力的城市。元、明、清以来，各民族的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产生了特殊的文化模式。和古都西安相比，北京既有浑厚、典雅的气派，又充盈着宏阔的威严，颇有“胡气”的风韵。清末与五四前后，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畸形的社会形态，使这儿的文化变得特别起来。五四以来的作家对古都风情的描摹，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赵园清楚地把握住了这一文化特征，对古城的世态、人情是较熟悉的。但赵园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北京的礼仪文明、人文景观，而恰恰主要是作家作品中表现的人与城的复杂联系。在人与城多种形式的关联里，可以看出更深层的文化情结。国民的心理状态、行为方式等，都在这里被外化出来了。
吸引赵园的，首先是描写北京生活的小说中的那种地域性特征和内在的文化品位。她在“京味”小说里，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内容。我感到她对“京味”小说的把握是有分寸的。她说：“‘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赵园在北京文化与北京人之间，发现了这座古城“内在于人生”的那种格调。由作家创作态度、风格设计，推导并发掘“京味”内在的风韵，不失为一条好的研究途径。作者对老舍很有兴趣，她在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那里，发现了京城文人独有的风格特点。比如对京城人的“理性态度”“自足心态”“非激情状态”“介于雅俗之间的平民趣味”“幽默”等问题的总结，可以说是对“京味”小说最好的注解。从文学形象折射的情感逻辑方式，寻找北京的市情风貌，赵园是下了苦功夫的。她以良好的悟性，捕捉到了“京味”小说所涵盖的文化哲学，使我们对“京味”小说某些零散的印象，排列组合成一个有序的系统。我觉得，作者对北京人的情趣和精神模式的概括是准确的。例如，她说：“老舍是太成熟的人，太成熟的中国人，太多经验，以至抑制了感觉，抑制了恣肆的想象和热情。”刘心武笔下的胡同、汪曾祺的淡泊有味的文化神态、陈建功对京城人“找乐”的审视，在赵园看来，构成了“京味”小说多样化而又神情相近的总体风格。这里既有老舍式的“由经验、世故而来的宽容钝化了痛感”，又有古代文人那种“萧疏澹远”的精神。从这些作家以文学而与城市联系的方式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人与现象界的某种奇妙的沟通吧。“京味”小说纯净优雅的美学风格，是北京特定文化的产物。由“京味”小说推及北京文化，对作者是件饶有兴致的课题。正如作者所说，导致京味小说的原因一方面是清末“贵族社会带有颓靡色彩的享乐气氛造成了文化的某种畸形繁荣”，另一方面是清朝覆灭后，“宫廷艺术、贵族文化大量流入民间”，加之“满汉文化的融合”，北京人在多元文化的包容下，形成了特殊的生活方式，将世俗生活审美化了。“小情趣寄寓朴素温暖的生活感情”，这是北京人精神乐天的一面。赵园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是很有深度的，她在对家庭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以及人对痛苦与享乐的态度的分析里，看到了中国人身上潜在的、某种原型的东西。作者以自己的敏锐的嗅觉，体味到古都颇有代表性的文化风韵。北京文化既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又隐藏着国民精神某种畸形的东西。长久以来儒、道、释模式禁锢下的国民文化性格，在北京人身上的表现是典型的。胡同中的人生之梦虽然带有祥和之气，但在那些个性委顿、精神封闭的自我满足里，你会感到，这种过于节制的、人工化的世俗生活，把人的强烈的创造欲和生命意志，统统弱化了。难怪老舍在对北京风情进行有滋有味的审美打量时，时常表现出对市民的某种忧虑。赵园将此理解为“理性与情感的剥离”。北京传统文化给人带来的兴奋与失望，不能不说具有悲剧的意味。
但北京人的这种生活的艺术化，并不单纯地显现着一种优雅与平和。在那些持重、圆熟、非冲动的生活情境里，的确有着更深刻的人生体验。赵园在“京味”小说中的棋迷、戏迷、遛鸟者的自我行为里，也看到了其中的郑重与人性的深。这种熟透了的文明，体现着人在自我限制中的适应性与自塑性。这使人想起中国的微雕和艺人的绝活。北京文化中的那种小玩意中的奥秘，实际上正是人的精神的对象化的一种表现。这里不乏智慧与创造、悟性与体验。特别是在北京的方言文化里，你会感到，北京人实在是太有艺术情趣了。在声音意象与说的艺术里，融汇了多少精巧、细致、富有声象特质的美的东西。北京人在有限之中，创造了无限，于平凡中体悟博大，从宁静里拥有永恒，这不能不说是“京味”的魅力所在。
北京文化精神的这一矛盾的特点，对当代知识者来说，是有很高的认识价值的。中国国民的弱点与执着的生命力，在这里表现得极为完备。如果对此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文艺的更新是困难的。在经历了时光的磨砺后，人们越发感到超越这种文化品位的必要性。因为前工业社会所留下的中世纪式的封闭的艺术格调，与活的、充满生命强力的人生状态是格格不入的。成熟就是衰落的开始，国民性的改造与文化的更新，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仍是多么艰难的任务。赵园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她的怅然、悲慨的叙述里，我看到了这种忧患。
把北京城作为一个文化标本，来研究中国人的精神走向，对人的启示恐怕要超过本书题目自身。从城与人的多种形式的关联中，寻找人的意义，这在国内是不多见的。赵园把本书写作意图归结为“搜索城与人的关系的文学表达式”，是很聪明的做法。因为这一方面避免了某种空泛的宏篇大论，将文化问题具体化了；另一方面，找到了适合她个性特点的研究视角。研究对象必须加以限制，限制意味着具体化。可惜目前这种书还太少了。城与人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现代社会人的某种本质的东西。与乡土社会的文化形态不同，城市文明更清晰地跳动着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的脉息。三十年代的上海与北京的不同风格，再典型不过地记下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的足迹。赵园对北京的考察，或许是出于对现当代文化结构与人的心理结构深层体味的需要吧。实际上，从城与人的关系的文学表达式中，可以挖掘出更多的东西。限于资料和兴趣，赵园对北京生活的政治意识和新派青年的现代式的心态，注意得还不够。不过，在限定的范围中，作者还是提供了许多有启示的观点。寻找城与人的对应性，也就是对意义与价值的寻找和对人自身潜能的认识。赵园在后记中写道：
对于北京文化的兴趣，也仍然是由专业勾起的。清末民初的历史，北京特有的文化氛围，是“五四”一代人活动的时空条件。这条件中的有些方面却久被忽略了。我期待着由近代以来北京的文化变迁，北京学界的自身传统，去试着接近那一代人，说明为他们塑形的更具体的人文条件。我想，为了这个，包括北京胡同在内的北京的每一角隅都是值得细细搜索的。在上述可以堂皇言之的“缘起”之外，纯属个人的冲动，是探寻陌生，甚至寻求阻难，寻求对于思维能力、知识修养的挑战。北京，北京文化是这样的挑战。对此，我在刚刚开始进入本书课题时就已感觉到了。
不管作者写作时充满了怎样的艰辛与困惑，从《北京：城与人》中，我们还是高兴地感受到作者在顽强地接近“斯芬克斯之谜”的努力。本书最有分量的地方，正是表现在“我在哪里”这一现代人文主义主题的独到的把握上。
不能不佩服作者对北京文化与北京人的领悟。在对北京人的“礼仪文明”“理性态度”“散淡人情”“旗人现象”等方面的考察里，她的目光是深沉、尖锐的。赵园习惯于对苍凉人生的体验，很少稚气的理想主义。她的文章单刀直入，没有迂回婉转的踌躇。她往往直观地抓住事物外在的特征，将其形态形象地概括出来。比之周作人、汪曾祺等人，赵园的笔锋更多的还是含着冷静的反省。即使面对最精湛的艺术样式，你仍然无法寻到沉湎于世俗文化的那种价值趋向。这与以往人们谈到京派艺术时的那种津津乐道之情相比，的确是太严肃了。赵园似乎一直保持着对现象界的某种警惕，在对文学以及文化现象的梳理、分析时，常常带有感情凝重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不是建立在对理论的形而上的演绎上的，而是深深地植根在自己的体味之中。凭着女性缜密、精灵的触觉，她在琐碎的、司空见惯的艺术细节中，总能把握住常人忽略的东西。在这部专著里，我感受到了她来自内心深处的那种冷气和热力。选择这个颇有文化学意味的选题，对她的确是一个挑战。这种近于古玩式的品评赏析，与她内心的孤苦和冷酷的清醒，有着怎样的反差！我感到《北京：城与人》交织着她内心某种不和谐的颤音。在文化眷恋与文化批判之间，她的心在惶悚不安地漂泊着。传统文化的引力是巨大的，多少文人未能抵住它的诱惑。当人们反顾过去审视尘迹的时候，会不会因依恋而停住脚步?赵园深味历史轮回的可怕，她急速地穿过历史的旧路，好像走得很累，丝毫没有停下歇息的轻松。在对北京文化的反刍里，她始终被复杂的情感折磨着。在这里，仍可以找到她在《艰难的选择》中所表露出的情绪，它不断纠缠着我们的作者，以至使全书蒙上了郁闷之情。这使我想起闻一多从创作转向古文化研究时那种心境。当他从激情冲动的状态转向平静、单调的沉思时，内心何尝不想踏破这种平静！鲁迅当年抄古碑的苦寂，难道不也是内心角斗的外露吗?写北京，写文化学色彩很浓的文章，大概也隐含着赵园的一种苦衷吧?一杯苦酒喝下去，是痛苦的，但却换来了一种清醒、一种自慰。赵园的这种尝试，是值得的。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于蒲黄榆（一九九二年第八期）
未完成的雕像
——评唐弢的《鲁迅传》
为鲁迅写传，在晚年的唐弢那里一直是件很不轻松的工作。他为写作而做了详细的资料准备，哪怕是极小的一点细节，往往都要花去大量的时间。查书、求朋友索资料，那认真的态度，是我们这些青年后学所不及的。唐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写一本真正的鲁迅传，须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耐得寒窗之苦。
但唐先生一病不起，现存的十一章《鲁迅传》，已成其学术生涯的绝笔。
我翻着他的遗稿，总觉得像是唐先生一生中走得最长、用力最苦的一段精神跋涉。关于鲁迅，人们已说得很多了，而史实方面，想有新的突破，恐已很难。到目前为止，在已出版的多部鲁迅传记作品中，真正深刻地把握了鲁迅世界的，还为数太少。唐弢似乎早就感到了这一点。他一直想写出一部充分体现鲁迅精神世界和气质的传记来。凭他对资料的谙熟，对鲁迅有过直接的交往，以及学者兼作家于一身的文化修养等多种条件，他明显地带有一种优势。可惜晚年的唐弢杂事缠身，他的多病与极严谨的治学风格所带来的某种拘谨，使他的愿望成了终身的遗憾。
可我依然十分愿意读这部残稿，它确实耐读，文章虽没有浓彩大墨，没有过于感性化的渲染，但这半带考据、半带论述的文体，仿佛他的某些被延长了的“书话”一样，有一种精善秀雅之气。
记载鲁迅生活的所有文字中，知堂老人我最为看重，亦觉十分可信。知堂对鲁迅的感悟比较特别，和曹聚仁先生一样，那感情是平静的。他们是把鲁迅当成人而不是“神”来写的。但他们由于把视线拉得太近，结果大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却未能托出，琐碎与直观太多，反而消解了鲁迅灵魂深处的东西。这缺点，也被五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中期的大陆学者，从另一极端继承下来：理性的东西太多，用结论去印证史实，结果传记往往被“神”的色彩罩住。究其原因，与国人近百年来的认知结构不无关系。五四以降，人文主义范畴内的诸种思潮压过了科学主义理性精神。人文主义里主人的自我意识的高扬，其意义重大之极，在今天亦不可低估。但这种以性灵为基点的自由意识，一旦脱离科学实证，往往变成谬种。从泛神主义到崇尚普罗文学的创造社某些成员，早期人性精神何等昂扬，但后来却误入歧途。创造社诸人造鲁迅的反，真有点“文革”红卫兵的架势，或可说是六十年代“红卫兵运动”的滥觞也未尝不可。这种思维方式，当然对人的评价会失去公允。近半个世纪对胡适、梁实秋、林语堂诸人的评价的摇摆不定，对鲁迅的忽“神”忽“鬼”的褒贬，都与此有关。价值判断如果只是单值的，那结果必然是精神的变形。试翻一下大陆近五十年诸种鲁迅传记，有许多未摆脱此种窘态。国人对鲁迅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曲解了。
这状态，一九八五年后发生了实质的变化。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等人的拨乱反正，在当代学术史上，是值得书写的一段。特别是汪晖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思考，使许多恪守传统的文人颇感不安。指其为迷失者有之，目其为异端者亦有之。汪晖当然不无缺陷，如对鲁迅反传统与继承传统间关系的考察，对鲁迅作品本体结构的分析，缺少更深厚的功力，但他从精神现象学中对鲁迅心灵的反省，在七十余年的鲁迅研究史中，是独具异彩的。
唐弢的晚年，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于自己的学生们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核心不是别的，乃是知识结构与心理结构受到新思潮的无情撞击。难道以往的思路都错了？难道已经落伍了？从他晚年的许多短文和言论中，我觉察到了这位老人的困顿。
他最后一次到鲁迅博物馆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曾有一个较长的发言。那发言的主旨，是谈鲁迅世界的多样性。我记得他反复强调鲁迅个性的“野性”问题和“莱谟斯”精神。在强调此观点时，他是极其郑重的。这实际上表明，他已经接受了八十年代后期学术界的某种观点。这在他那里或许可以说是晚年的一大飞跃。因为，他已经开始力图摆脱旧我的束缚了。
这部《鲁迅传》，明显地体现了他精神变化的过程。我从这些精约、严谨的结构和某些颇带思辨性的文字里，感觉到了他那种心灵的骚动。对于一位长期在政治风云变化中走过来的文化老人而言，这样以新的姿态静心而认真的写作，对他的艰辛和磨难，是可想而知的。
晚年的唐弢是寂寞的。五十年代的那种带有盲从和理想主义的情调，有些弱化了。他对现代文学诸大家的品评，已开始逐渐脱离旧有的窠臼。在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上，他的确染上了鲁迅式的孤独感。他的焦虑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文化惰性的失望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对自我价值的失落方面上。有个时期，他甚至对要投考自己门下的研究生们的热情表现出一种悲凉感：何苦考我的研究生呢！唐先生尽管难说是否已真正大彻大悟了，但他内心，和鲁迅的那种悲苦，确有相似之处。
唐弢的怀疑意识，确乎来自于鲁迅。读《鲁迅传》，最有魅力的，大概在对鲁迅思想的品评上。鲁迅与尼采的那一章，写得最好。这是我目前看到的关于鲁迅与尼采关系的资料最详，论述最充分的文字。鲁迅在日本期间，是哲学观与艺术观孕育的时期，对这一时期鲁迅的生活和思想，除知堂、许寿裳和几位日本学者的记载、考据外，资料梳理十分困难。但唐先生却钩沉整理得很细。鲁迅的思路怎样从野蛮与文明、物质与精神、群体与个体、个性精神与“立人”意识中，走向改造国民性的道路，这十分重要。抓住了它，可以说就抓住了鲁迅精神的核心的线索。唐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将鲁迅早期思想的形成，归结于多元文化的影响，并将进化论和尼采思想看成多元中的主导性因素。应当承认，这是理解鲁迅的最困难的部分。在达尔文、海克尔、赫胥黎、叔本华、斯蒂纳、克尔凯郭尔、尼采那里，鲁迅找到了一种连续性的、一致性的东西，并悟出了一种全新的认知思路。鲁迅还在勃兰兑斯、丹纳等人那里，了解了拜伦、雪莱、雨果、普希金、莱蒙托夫、显克维支、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对鲁迅来说，上述诸人最诱人的，是其作品中的生命意志和生命直觉中的反抗意志。所以，当鲁迅接触到尼采时，他主要是被其“重估一切”的激情所征服的。唐弢说：“鲁迅确实是将尼采当作诗人而不是当作哲学家介绍的。”我觉得此语很对。对鲁迅这一代人来说，易接受的是思想性的和理性直觉的东西，而不是西方思辨哲学。像康德、黑格尔，鲁迅几乎没有涉猎过，而诗化哲学家如尼采、柏格森、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却很受青睐。鲁迅对尼采的看法，是受到了勃兰兑斯的影响的，因为勃兰兑斯也是把尼采当成思想型的诗人看待的。尼采当年在致勃兰兑斯的信中也很有趣地写道：“对我们哲学家来说，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被错认为是艺术家了。”唐弢对上述情况的回顾中，看到了鲁迅思想中的某些诗化的因素，即以意志来自塑人格。意志的东西显然难以跨跃到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层次上，而往往与伦理学密切相关。唐弢引用罗素的话指出：哲学家尼采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并没有什么新的理论创造，他的贡献主要是在伦理学方面，其次因为他是一个敏锐的历史批评家。但在这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上，我却觉得，在对哲学范畴与哲学本体论方面，说尼采没有新的建树或许可以成立，而在认识论上，尼采的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尼采以及柏格森、叔本华等人，其诗化哲学，对认识论是有贡献的。因为他们找到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新的感知形式。直觉、意志、情欲，在一定程度上亦影响着认知结构。因此我认为，鲁迅思想的形成，与这种建立在生命意志基础上的人文主义诗化哲学，有着重要关系。对鲁迅有引力的不是抽象的精神演绎，而是生命价值论和认识论。在尼采与鲁迅之间，价值论与认识论，被生命的强力意志所缠绕。鲁迅精神的核心东西，没有超出这个哲学范围。
但鲁迅并没有真正全面地研究过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只是尼采众多作品的一部，鲁迅对此是很熟悉的，但对尼采的精神背景的形成，并无多少认识。唐弢实际上已看到了这一点。鲁迅是把尼采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和某种精神自我拯救的象征意绪而接受的。尼采的思维方式与情感逻辑方式，在鲁迅眼里是很被看重的，它对国民的超稳定的心理结构是一种挑战。鲁迅直到后期，在精神个性里依然保留着尼采式的冲动。唐弢很认真地说：“尼采思想不仅仅是尼采思想，同时又是十九世纪末开始出现的磅礴于整个二十世纪前期的新思潮的一个代表，许多著名哲学、文学家身上都有他的影子，而在尼采的头脑里表现得更为集中、更为突出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二十世纪新思潮的传播者，鲁迅后期对尼采虽然有进一步的比较客观的认识，但并没有全盘否定他，在某些方面还有星星点点的思想联系，那就不无原因，而且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
承认鲁迅始终有尼采式的野性，承认鲁迅精神宇宙中存在着非理性的东西，这是唐弢晚年鲁迅观的一个明显的发展。我一直猜测，唐先生的这一变化，一方面应归于社会思潮的更迭，而更主要的，乃是他个体的生命体验与鲁迅的某些非理性的东西产生了共鸣。鲁迅作品中的沉郁的悲凉之气，在唐弢晚年是有所表露的。感觉到了未必能真正认识到，唐弢这一代学者，在对心理学、精神现象学的理解上，做得毕竟是有限的。
显然，唐本《鲁迅传》的主要特点，并不是表现在认识论的深度和叙述的文学性上的。倘以严格的哲学视角和文学视角来看唐著，或可有挑剔之处。但我觉得，这十一章的遗稿，为当代传记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唐弢以杂文家和藏书家闻名于世，他对笔记文学和版本目录学的嗜好，也感染了这部传记。其考据、钩沉、议论、状物的水乳交融的描写，真是漂亮。除了当代一些书话外，还很少有过如此老到、洒脱的文本。唐弢的作品没有随意性的东西，也没有创造性的想象。他绝不勾画资料未提供的内容，一些合情合理的渲染也被省略了。唐弢充分注重史实，从史料以及鲁迅作品、日记、书信提供的线索出发，穷原竟委，殊多考订之笔。我从阅读的开始，就感觉到了这种朴学的风格。中国古代杂记文体与清儒的辨证风格，在这里表现得很巧妙。清儒治学，耻于轻信而笃于深求，音韵、文字、校勘、金石、目录之学，均讲求实证。这对力戒以往的清谈，意义重大。唐弢行文，条理融贯，于博征之中求真义。这种缜密的写作手法，使作品弥漫着“学究味”，甚至带有“匠气”。但这种“学究味”和“匠气”，并未使作品陷入枯燥的境地，反而溢出一种美文的风采。我想，这大概是他的小品心态消解了朴学的生涩吧?唐弢专于考据，亦精于杂感。在诠释之中，常露出鉴赏家的惬意。清幽舒朗的雅兴、疏简清秀的笔致，构成了唐弢作品极特别的文化品位。
仔细揣摩《鲁迅传》，我隐隐地感到，唐弢一直在这种小品式杂感心态与理论思考间苦苦挣斗着。停留在随笔的层次上，当然失之于浅，热衷于思辨（当然这不是他的长处）又会显得空。唐弢大概想在其间找到一条通路，既扎实又充满思想性。应当承认，这是位较传统的文人。在他那里，苏联的文艺理论传统根深蒂固。他的大量文章差不多都带有这一特点。这种“前摄抑制”深深地制约着他的晚年写作。例如他对钱锺书作品与茅盾作品的不同看法，对林语堂、梁实秋的评价，仅囿于社会学的领域，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他太注意文学的社会接受效应了，以至于对艺术的本体结构与人的心理结构缺少应有的注意。但他在对鲁迅的认识过程中，却朦胧地感到了一种复杂的、难以理喻的精神之谜在困扰着自己。他既想通过史实加以推测，又从作品中去搜寻作者心灵隐蔽的东西。可他似乎未能找到通往鲁迅心灵之门的新的路径，旧的认知范式限制了他。学术研究中的“失范”，往往会使论证陷入重复，甚至悖论。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大陆鲁迅研究的毛病就出在范式的陈旧上。当旧的操作方法被不断使用，认知逻辑仍停留在旧的时空中时，沉浸在传统的范式里去穷极对象世界，认识只能成为一种单义的循环。当年《新青年》与林纾之战，鲁迅与甲寅派之战，九十年代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战，严格意义上是范式之战。旧的认知模式如不被扬弃，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埋于死谷是必然的。唐弢在《鲁迅传》中，竭力想使自己的思路摆脱俄苏的模式，看他对罗素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思考，我感到是下了大力气的，有些地方确有灼识。但由于在根本的层次上，他的思路尚未跳出旧的模式，使传记未能达到新的高度，这是十分可惜的。在局部上、细节上，在对鲁迅史料的整理上，《鲁迅传》几乎无可挑剔，可在结构上，在宏观的视界里，他少了一种穿透力，少了一种大手笔的气魄。唐弢晚年在学术研究中的焦躁感，或许与此有关吧。
写一部好的传记文学，是很难的。以多病之躯去完成这样大的工程，唐先生深知它的重量。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在致友人的信中，他曾说：“我正写书稿，进展极慢，也苦无建树，深悔当初孟浪，接受这一任务，否则退居二线后，可以优哉游哉，真是自讨苦吃了。”这确是他真实的心境。是自找苦吃也罢，心有余而力不足也罢，这种知其难而为之的自我挑战意识，对他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读罢他的残稿，掩卷思之，不禁为这位文学老人的永不休止的攀援精神所感动。这与其说是为鲁迅写传，不如说是为自己乃至为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史写传。创见与局限、真知与偏见、自信与惶惑，在这里形象地外化出来。实际上，这十一章的传记稿，已表明唐先生已完成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学术使命，这未完稿的作品，仿佛一尊未完成的雕像，为后来者留下了多少值得续做和重塑的空白！鲁迅研究事业，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走下去的。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二日于蒲黄榆（一九九三年第四期）
拖着历史的长影
王瑶去世前，在友人的催促下，曾把四十年来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时写成的短论式文章，编成一册，取名《润华集》。在此书稿的后记中，他写道：
由于自己多年来从事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因此各文的内容也大都与这一学科有关。说是“短文”，仅是就篇幅的长短而言；它既不是抒情散文，也不是社会杂文，总之，它不属于文艺创作的性质。这些文章只是作者就某一角度对某一问题所发表的一点看法或意见，似属于理论一类，但又缺乏那种繁证博引、峨冠博带的架势，有点随意发挥性质，但因之也可能引起同道者的思考。敝帚自珍，亟愿在学术长途的跋涉中留下一点脚迹。
先生撒手西去两年后，我们总算看到了这本辗转流徙才得以问世的遗著。读《润华集》，常常想起先生讲课时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出席学术会议时幽默的语态。我有时想，看学者的书，那些颇有经典味的著作，好比是一座山，需费一番心血才可登上顶点；而他们余暇时偶作的随笔，则如乡间野趣的小路，你走在这里，不必为达到终点而费神，随意之中，却可见到有趣的东西。《润华集》比之先生过去写下的多部学术著作，温和的、性情的东西要多些。我觉得，要了解王瑶的世界，这本新书大概是最直截了当和亲切的，它把我们和先生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王瑶是当代学人中一个不可小视的精神存在。他的名字不仅和中古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研究连在一起，而且，也深深地融化在八十年代文化的震荡之中。他因自己的导师和弟子而声名益著，而弟子们也以他为中介，把五四的文化传统，连接到当代的思潮中。我在翻看钱理群、吴福辉、赵园、陈平原等人的颇有影响的著作时，时常感受到这位老人的身影在晃动着。在当代学术圈子里，有谁像王瑶与自己的弟子那样，构成了一个特有的精神链条?我以为这是“北大”传统的特有的地方，也是五四文化传统，在几代人间奇妙的延续方式。仅此一点，王瑶在当代文学史上，就可算得一位值得书写的人。
先生一生的大多时光，差不多都是在校园中度过的。但他却是少有的没有迂腐之气的人。他写文章或授课，给人几个明显的印象：一是学问的扎实，从不说无根据的论点；二是现实感很强，总是把使命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到文中；三是不墨守成规，很有生命的质感，在科学求是的前提下，坚持独立思考，敢发前人未发的新论。他一生所选择的两个研究对象，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一为中古文学史，这使他多少染上了魏晋风骨；二是现代文学史，在这一领域，他又多执着于对鲁迅的研究，终其一生，身上含着鲁迅式的忧患和冷静。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有时大概有一种互化的作用，王瑶对魏晋文人与五四个性主义作家的偏爱，对他一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学术理论潜在着一种较深的历史主义的道德激情。我们今天去读他的《中古文学史论》《鲁迅作品论集》，不得不佩服他的史家智慧与现实的内省意识。他后来带研究生，就一直注意对研究者的史识与史德，以及个性主义的培养。因而，在他的身上，最为明显地存在着两个传统：清儒式的精心致志、一丝不苟，和五四式的人文精神。这两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缺了第一点，会走向虚无主义和清谈之路；舍去后者，就不免带上旧文人的老气。王瑶把二者结合得很好，他的有分量的文章，都与此有关。我想，在闻一多、朱自清以后，王瑶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通道，他把五四新型学人的心灵内核，移到了当代学术领域。这价值，就比许多传统式的学人，要大得多了。
王瑶的学术选择，自始至终对他的知识结构和人生态度，是一个挑战。这里没有丝毫的闲适和自娱，研究客体对他与其说是一个史学的问题，不如说是人生的问题。他研究魏晋文学，深深受到鲁迅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影响，在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转化方面，为中古文学研究推出新的模式。而治现代文学史，他更是显示出少有的驾驭历史时空的气魄。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在传统学者眼中是不被看重的。因为客体离治学的人太近，其分寸感就难以把握。但王瑶却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和历史过程中，较清晰地梳理出新文学发展的轮廓，且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学术界。这功绩实在难得。中国传统治学之中，史学与文学鉴赏，最为发达。文学理论倒显得浅薄。王瑶的成功，大概也得力于这种传统。他的治学，显然带有旧文人的某些特点：明于史实，精于感悟。虽在理论上不免带有时代的痕迹，但立论往往不是建立在先验的理性演绎上，却恰恰得之于史的分析，以及文化的比较研究。钱理群认为，王瑶把“历史过程”与“历史联系”的观念、方法引入文学史研究，这是思维方式的变化。此语十分准确。王瑶继承了鲁迅的现代观念，其认知逻辑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实践理性特点，他使那些沉醉于苏俄文艺思想的形而上的研究偏见，与其比较而相形见绌。这与五十年代以来许多从事单一的文艺理论研究的人比，留下的“实货”就多。所以，北大的高远东先生说：近百年来，中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史学家影响较大，成就最高。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从王国维、冯友兰、刘大杰到王瑶、游国恩等人，史家之光遍泽华林，其硕果之丰真让搞思辨理性的人企羡不已。
王瑶的魅力，正是表现在史家的敏锐和严谨上。他治中古文学史时，是在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思维宇宙的。对魏晋文人的把握和思考，带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认识的合于历史的创见性。这种历史主义的精神，不是单纯地表现在书卷气中，相反，它深深带有明古以察今、知史而洞生的现实人生态度。葛晓音认为，王先生“凭着他擅长收罗和分析史料的功力以及善于搭大架子的宏伟气魄，从研究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学术思潮、文人生活与文学的关系入手，探索各时期文学的发展规律，为中古文学的研究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一条新路”。他后来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后，这种严谨的治学方式也被带进来。鲁迅研究的论著，六十年来汗牛充栋。但先生却以独立的史家气魄，用历史和现实的根据，形成了自己的鲁迅研究的独有的风格。诸如对《野草》《故事新编》精确、独有的创见，对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把握等，至今仍启示着后人。王瑶以视野的开阔和治学的严谨而著称于世，这就消解了空洞的思维在认识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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