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282110:陈先达$${0}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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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之路：陈先达自述试读：
第一章 我的爹妈
我是江西鄱阳人。1930年旧历十一月十一日生于鄱阳镇。因为第一次普选登记，旧历改为阳历，我出生时的旧历十一月十一日应为当年阳历12月30日。所以我的生日变为现在的生日。
我是渔民的后代，商人的儿子。现在我们陈家的儿孙辈中，大学毕业生不稀罕，研究生、博士生也不少，而当年我是我家第一个大学生，不仅是我家，也是我这个陈姓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我自己家族六十年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渔民的后代永远靠打鱼为生的传统，在新社会已经被打破了。
一、渔民的后代
我祖辈世居管驿前。从何代起，我不清楚。我查了查家谱，据说，陈氏始于周朝，武王将女儿嫁给一位功臣的儿子叫满的人，封于陈，陈国都于宛丘即今之河南淮阳，后人遂以国为姓。按此，胡公满是我们老陈家第一代祖宗，至今有三千多年。陈氏到唐代达到鼎盛时期，家族昌盛。到宋仁宗嘉祐年间，义门陈氏发展到三千九百余口，田庄三百多处，为北宋中叶最大的家族。后因繁衍过多，威胁王权，朝廷抑制义门陈氏，分移陈氏于全国各路州镇，陈姓遂遍及全国。其中有一支由安徽祁门移居饶州即鄱阳镇管驿前，这就是我们这支陈姓的正宗老祖宗，至今有四百多年。家谱的源流考究有多少可信度，当然可以存疑，但家谱对了解本族之发展、和睦族谊有帮助，谁也不会较这个真儿，非弄个一清二楚不可。今日管驿前
管驿前是个渔村，陈、张、邱、董多姓杂居。旧时婚姻不过十里，彼此都有亲戚关系。我外婆家姓张，我姑父家姓邱，这种结亲关系很多，亲上加亲，多少代人算下来，外人很难弄清楚有多少层亲戚关系，连称呼都是多重的。我过年去外婆家拜年，要走很多家，都是亲戚，热闹得很。
渔村无闲人。靠着鄱阳湖，管驿前绝大部分家庭都以捕鱼为生。情况好点的人家，有一条小船，船两边各有一排鱼鹰，学名鸬鹚，俗名水老鸦，是专门用来捕鱼的。它们都是渔家的宝贝，很被看重的。鱼鹰的颈都用一种我不知道叫什么的绳子扎住，它看见鱼，会一个猛子扎下去咬住，仿佛猎犬咬住猎物，绝不会松口。渔民从胜利归来者的嘴中取出鱼，然后塞进一条小鱼。既不能让它白干，否则没有积极性；可又不能吃得太饱，太饱也没兴趣干。动物怎么也没有人聪明。没有鱼鹰的渔家，用鱼钩网捕鱼，要一人撒钩网，一人划船。
捕鱼并不比干农活轻松，是全家齐上阵。女人在家要整理渔网，叫理卡子，要往每个鱼卡上挂鱼饵。鱼饵是田螺里剔出来的肉。还要像盘丝带一样，把渔网一圈一圈按顺序盘好。捕鱼时往水里撒网，叫放卡子。放之前要理好，这样放卡子时就不会乱，也不会彼此缠住。女孩子从小干的是削卡子的活。长到七八岁能干活的年龄，就是每人一把刀，天天削卡子。卡子约两寸长，两头尖尖，鱼卡上挂有鱼饵，鱼要是吞食鱼饵，卡子一松开就把它卡住了，跑不掉。女孩子长大后的陪嫁东西，就是从小用削卡子挣的钱慢慢积起来的。我母亲和几个姨从小也是干这种活。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哪家的孩子读书，女孩更不用说，一个个都是文盲。像我妈、我姨都是“睁眼瞎”。我妈、我姨连大名都没有。我妈的名字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选举时按照小时家里名字的读音“翻译”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大名。我都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写法，还是后来她来北京，报户口时我才知道我母亲的大名。
我们家是渔民，究竟从哪代开始捕鱼，我说不清。我不是出生在管驿前老屋，而是出生在离老屋不太远的小镇上。鄱阳是古饶州治所，算是比较发达的地方。小镇有商家，有学校，在当时看来，就仿佛是城市一样，实际上我只是由镇边上进入比较热闹一点的中心而已。
二、商人的儿子
我父亲从小在他伯父开的一家鱼行里当学徒，因此没有继续捕鱼，而变为卖鱼。鱼行开在镇上新桥附近的柳树巷口，面对河宽水碧的饶河。沿河多商家，往来商船不断，有点繁荣景象。
父亲从小过继给他的伯父当儿子。父亲的伯父行大，他自己有儿子，但不务正业，更不会经营。上世纪20年代，花了点钱捐了个小官，弄了个屠宰局的差事。穿上屠宰局的制服，背个斜皮带，好像做了什么大官。后来江西军阀垮了，那个屠宰局的差事也没有了，白花了一笔钱。我的祖父看着自己的儿子太不争气，就把自己弟弟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过继在他的名下。这样，我的父亲从小就离开管驿前到镇上鱼行里当学徒。
我那位捐钱弄个屠宰局差事的伯父，随着军阀混战结束，屠宰局换人，也就“罢官”回家。回来后，他曾经开过一个教几个学生启蒙的私塾书馆。几张桌子，十来个小小学生，教《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东西。因为学塾就在他自己家的后院，我也曾在他那里混过几个月。我看他的文化水平也高不到哪里，略识之无而已。快到老年，不知什么样的机缘改变了年轻时的游逛习惯，他突然对信佛怀有了一种狂热。家里弄了一个佛堂，他经常坐在佛堂前念经。念的什么我也不懂，更不记得，只记得他终日坐在佛堂前念经的模样。不知是忏悔年轻时的荒唐，还是老来寂寞突然觉得人生无味。他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孩子无法懂的。他死时，我还记得是按和尚“待遇”处理的——火化。火化，这在当时是不寻常的。如果他不留话，是无人敢做主火化的。
父亲闲谈时对我说过，他的伯父也就是他过继的父亲死时，家里很困难，鱼行生意不景气，几乎要倒闭。他临死前对我父亲说，只有把担子交给你啦。我父亲苦苦经营，幸好遇上一位在鄱阳开钱庄的叫四海的安徽人，他看我父亲诚实，有点出息，不像我那伯父，很信任他，同意在他的钱庄里可以用两千块额度的信贷。当时都是用银元，两千元据说是一笔不算小的数目。从这以后，鱼行维持下来了，而且不断发展。我父亲曾经无数次讲到四海这个人如何好、如何好，四海死后多年，他说起四海仍然是一种感激涕零的样子，真可谓终生难忘。一直到我父亲年老，住在我这里的时候，闲聊时还常常提起这件事。他们那辈人是知道感恩的，多少年过去，仍念念不忘。
你知道鱼行是做什么买卖的？不是卖鲜鱼，而是卖鱼货。到鱼汛期，一船船各种各样的鲜鱼由渔民送来，收购以后，由女工把鱼一条一条剖开，然后由伙计们用盐水浸泡，变成咸鱼。经过反复晒，变成干咸鱼，打成一包包的咸货。每包至少重百十来斤，卖到一些专门收购的南货店。都是整批发货，整批收购。我估计交易双方都是多年的往来户，银钱是事后结算的。我从小就看惯了一人一把刀的剖鱼的女工、腌鱼的师傅，闻惯了奇臭无比的卤水味道。收购活鱼季节很是热闹。整船的鲜鱼送来，女工们围着堆积成山的鱼，一条条剖开。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当时没有电灯而只有一种汽灯，灯里装的是煤油，有个纱罩似的东西作为灯管，打足气后燃烧照明。当时这种汽灯是最明亮的灯，没有别的比它更亮的照明工具。
卤水味是很臭的，这是对付国民党兵的最好武器。每当国民党的兵要号民房驻军，我父亲就让师傅们把腌鱼的卤水不断搅动。并排几十口一人高的大缸中的卤水，一起散发出来的味道，臭气逼人。国民党的兵也受不了这个味道，往往过门而不入。
我家商号的名称是“陈万集鱼行”，在我们县算是有点名气的商家。我父亲是个好强的人，也是一个善于经营的人。等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家里似乎比较富裕。虽然继续用悬挂在大门门楣上的“陈万集鱼行”这块招牌，其实已经不做鱼货生意，而是变成既自己坐庄也做行庄的商家。来收购的客户称为水客，吃住都在我家，因此每天吃饭的人很多。由行里伙计下乡代购，赚取佣金，类似中介。自己也把鄱阳特产，如米、豆、芝麻等派店员押运到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去卖，再运回当时本地缺少的洋货。这个生意一直做到临新中国成立。我父亲看鄱阳没有发展前途，于是只身到南昌，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六丰公司”，仍然是做杂粮生意。后来统购统销，接着公私合营，从此没有生意做。1956年我父亲被安排在一个粮站当职员，专门管发粮票、收钱之类的事。具体做什么我也不十分清楚，因为此时，我在北京工作，很少有机会回家。“文革大革命”中，我父亲也在劫难逃。他在鄱阳时曾担任过县商会副会长之类的职务。商会本来是商人的行会组织，属于民间组织，可国民党为笼络和控制商会，商会中的人都要集体参加国民党。就因为这么一档事，父亲在一个不足四人的小粮站就算大批斗对象。经过反复调查，没有查出什么劣迹，后来就下放劳动。父亲要求回老家劳动。我家本非农民，又不在农村，他就联系下放到窑头陈家。窑头陈家，是管驿前陈姓中的一支，不知猴年马月哪代祖宗开始迁到窑头，成为另一支，但仍然属于同姓同宗，我父亲就借住在旧相识的一位陈姓农民家的灶房中。自己做饭，下地时与妇女在一起做点轻微的劳动，看看打谷场，轰轰鸡鸭。落实政策后又回到原单位粮站，因为已过退休年龄，没有继续工作。1976年父亲退休，由我最小的妹妹顶替。
父亲退休后来过北京几次，和我们同住。可我们当时住房也很紧，他住在朝北的一间小房子里。世面他见过，钱曾经有过，大房子也住过。这些对他都无所谓，能和儿孙住在一起，他也很满足。他心情是很矛盾的。我们家世世代代是渔民，不要说大学生，连识字的人都很少。我父亲只读了几年书，可他写得一手好字，自己又粗通中医，家中或亲戚中有人生病，他也会开个方子让试试。他总笑我：“你还是大学生，字像鬼画符。”他老说一笔字很重要，像一个人穿件好的长衫一样，肚子里有没有学问谁知道，可穿在外面的长衫一眼就看到。我父亲极爱干净，在我家总要弄得整整齐齐。他看不惯我满桌零乱，衣服不整，经常说我，但我积习难改。我与他不一样，父亲从小当学徒，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扫地，下门板，把桌子抹得干干净净。他的童年受苦，而我的童年享福。
我父亲常说，送儿子读书是卖儿子。因为上了学再也不会回到原来的小县城去。我与父母也是聚少离多。从高中毕业出来到上海上大学，后来到北京，拖儿带女，回去的机会不多。父亲也不愿意儿子没有出息，回到原地，过他一样的生活。何况新中国成立后他自己的生活也变了，他原有的一切都化为泡影，日渐老去。由原来精明能干的商人，变成依靠儿子的不起眼的老头儿。我妹妹的儿子现在是个大地产商，是新时代的富翁。他老说像外公这样精明的人，要是年轻时碰到现在这个环境一定能“弄出个响声”，意思是比他强。父亲谈起往事总是说，其实家里并没有多少钱，做生意的人是过眼钱，都是善用别人的钱。看起来红火，架子大，大多是空的。可他在我祖父死后把一个身负债务濒临倒闭的鱼行，弄成当地名声很响的商行。即使是过手钱，也还是要有点经营之道，才能玩得转。
父亲不是理论家，当然不懂大道理，他们旧时代商人的结局是时代的必然。尽管他们不是坏人，也不是罪人，但他们必然是新时代的弃儿。新时代需要新一代的商人，并不是因为个个能干，而是生逢其时。有的发财手段并不咋样，可照样属民营企业家，比资本家光彩多了。我想我父亲至死也弄不明白这个理儿，他只读过几年私塾，哪能弄懂改革开放这个大道理。
父亲有一套养生方法，在旧社会，商人不嫖、不赌，没有不良嗜好，是很难做到的。我小时候，家中厅堂里也不时有人打麻将，这是当地的绅商联系的方法。无论输赢，我父亲绝不打到通宵，总是半路由别人接手。他喜欢走路。下放劳动时已经六十多岁，每逢进城回镇，差不多三十里，来回都是走。当然不走也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公交，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下放养成走的习惯，即使来北京住在我家仍然不改。我儿子和外甥跟爷爷一道游颐和园、圆明园，也是走来走去。孩子回来往床上一躺，不断喊累。老人一点事也没有，笑他们还不如老头儿。
父亲没读过多少书，可他弥留时的那种安详，比哲学家还哲学家。我姐告诉我，父亲这次生病前似有预感。过去只要有病，哪怕是点小病，一定上医院。我二妹洁涛和妹夫仕云都是大夫，看病方便，住院也不难。可这次不同，他感到不舒服，自己先到南昌八一大桥桥头拍了个全身相，还去澡堂洗了澡。回来后，几天没有起床，吃得也很少。姐妹们一定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看，休息休息就行。就这样，在床上躺了几天后，守在床边的姐妹问要不要叫我回去，他摇摇头，闭上眼睛，安详地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遗物，发现个笔记本，上面把我寄给他的钱，钱数、时间，一笔一笔写得清清楚楚。他从不亏欠别人，包括自己的儿子。这大概是商人的习惯，账目清清楚楚。
也许他由一个学徒跻身商界翘楚，由老板变为粮站的办事员，由给别人发工资变为只靠几十元退休金为生，不时要靠儿子接济，他一生在贫困与富裕中翻滚，享受过生活也吃过苦头，看透了一切无所留恋；或许是他期盼能与小儿子在地下相见，这是他多年来的隐痛，他乐意到另一个世界。他死时的安详，令我不解。父亲生于1905年8月28日丑时，殁于1998年7月15日晨4时15分，走完了他九十三年的人生旅程。父亲肖像
我妈是另一类型。旧式家庭妇女，小脚，大字不识。既不懂买卖上的事，也从不过问父亲的事。她很仁慈，也很迷信。吃花斋，每逢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要吃素。经常会给庙里、尼姑庵里送点油钱，捐点香火钱，保一家平安。我外婆家比较穷，我外公以卖鱼为生，每天挑着鱼盆到镇上卖鱼。当时县里最热闹的地方叫东门口，鱼盆就放在地上等候买鱼的。卖完鱼准时会来我家看我母亲，看看外孙。我母亲总是事先沏好一杯茶，等他。喝完茶，歇歇脚，坐一会儿就走了。很少见过他在我家吃饭。我现在猜想，大概是我家吃饭时乱哄哄的，前后屋很多桌，他不愿人家看见他在我家吃饭，有损女儿的脸面。旧时代的人很古板，很讲面子。女儿就是女儿，儿子就是儿子，他们思想上界限很清楚。
母亲最疼我，总护着我。我因为太淘，有时被父亲罚跪，时间长了，她会偷偷要别人说情。最难忘的就是母亲每晚塞在我被子里的梨。我的儿女们一定不懂，梨算个啥，要我吃我都不吃。可在我们那个年代，七十多年前，在一个小小的县镇里，可不是人人能吃到梨的。梨是送来的。卖梨的人手挽装梨的篮子，用块白布蒙着，上面还放张红纸，说是送梨。不是说卖，说送。卖是不能上门的，送是来客，仿佛走亲戚。没有价钱，也不会开价，看着给，当然只能多，不会少。这是一种卖梨的方法，约定俗成。晚上睡觉，掀开被子，会发现被子里塞个梨。梨好像是专给我一人的赏赐品。当时以为理所当然，毫无感谢之意。母亲逝世以后，我想起这些旧事，心中愧疚得很。母亲在北京住过些时候，帮忙带孙子。当时工资很少，我没有孝敬过她，也没有想到尽孝这件事。怪不得我们老家有句谚语：眼泪是往下流的。一代一代都是这样，看看我老伴对待我的儿女、孙辈，我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尽孝要趁早。我现在的经济条件、生活条件，能够尽点孝心，可子欲养而亲不待，为时已晚。所有年轻人都体会不到这一点，所有能体会到的老人都错过了母亲肖像孝亲的机会。
母亲本来身体不错，因为人胖，行动不便，有一次从竹床上摔了下来。竹床是用像床板似的竹片架在两条长的木板凳上。摔得很重，老年人不经摔，大腿骨折。虽经治疗，终因年老，不能下床，躺了几个月并发肺炎在医院中去世。母亲生于1905年农历正月初六，殁于1988年阳历9月9日晚约8时左右。比我父亲寿短，活到八十三岁，正好是我现在这个年龄。
我父母葬在南昌昌北一个公墓里，没有埋葬在老家鄱阳。家里的祖坟山早没有了，很多坟都平了，变成公路。我姐妹们都在南昌，葬在鄱阳也没有多大意思，清明连扫墓的人都没有。我的溺水而死的弟弟的墓，也从鄱阳迁来葬在我父母的合墓边，在阴间陪伴他俩。清明祭扫
我良心至今不安的是，在父母生前我与他们聚少离多，没有尽过孝，他们逝世时，我也未在床前送终，全是我的姐妹料理。我三妹夫兴焰出力尤多。我父亲生前常说，送儿子读书就是卖掉儿子。确实如此。想想当今的空巢老人，儿女们出国留学，有的在国外风光得很，可家中的父母牵肠挂肚，年节时不过一个越洋电话而已。即使如此，父母还是愿意儿女在外面闯世界，不愿他们一事无成。我的父母何尝不是如此。我并没有出国，只是在北京，也是聚少离多。我虽然弄了教授、博导之类帽子，与他们何关，能就近照顾的还是文化水平不如我高的女儿。老人们至死也不愿麻烦儿子，没有得到我任何实际的回报，可说起儿子在北京当教授，仍然高兴得很。只有自己老，才能体会什么叫老；只有自己当父母，才知道什么叫父母。经验无法传授，只能一代一代老去，一代一代留下回忆与惭愧。没有人敢说，自己对父母的爱，能与父母对自己的爱相比。人到老年都会留下永久的悔，悔年轻时聚少离多，不懂父母的心：虚名何能解亲愁，别多聚少六十秋。宁守空巢盼展翅，唯恐鸟倦归林投。长年思念增白发，春去冬来扳指头。遥望南天心愧疚，我今年老感同受。
三、淘气学生
我是1930年旧历十一月十一日卯时生，肖马。我下面有个弟弟叫先昶，据说是出麻疹并发肺炎死的，其时刚三岁。我毫无记忆。我们那个年代，孩子不成长到十八岁，都不算成人。这个“不算成人”，不是从年龄上说的，而是说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还不算“人”。十五岁是一个关口。真正成人，要过很多关，其中麻疹就是一大关。我叔叔的两个孩子，都没有活过三岁，全是出麻疹转肺炎死的。我满十五岁时，家里为我做了“成年礼”。这个不是西方的成年礼，而是中国式的，请了一些和尚、道士在家“打醮”，搞了三天。这是为孩子长大成人，对上天神灵表示答谢的意思，大概是神圣领域的“送礼”。
不仅要打醮，还要还愿。记得大概是地藏王菩萨生日那天，我上穿黑色上衣下身系条裙子似的打扮，双手捧一个小凳子，凳子头上有个香座，插上几根点着的香，走三步跪下磕头，叫“拜凳凳香”，当地叫“朝香”，类似朝圣的意思。这叫还愿。大概是我父母对天许下愿，祈求老天不要像我得麻疹的弟弟和叔叔的两个孩子一样把我也收回去。“人无法，求菩萨”，只有向上天许愿，孩子才能活下去。我活到了十五岁，感谢老天爷没有让我夭折，该还愿了。现在我懂了，还愿，是旧社会对婴儿死亡率高无奈、无能的表现。
我是当时家中唯一的男孩。我有一个姐姐，几个妹妹，旧社会重男轻女，我们那个小地方更是如此，因此我特别得宠。我家里老说我命好，因为我出生后，家里商业经营逐渐好转，经济条件越来越宽裕。我最得宠，也最淘气。读小学之前，在我那位伯父开的家塾里混过几天，后来又到本城一位有点名气的私塾先生家发蒙，也不过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除了上学下学在一个挂在堂前的孔子像面前磕头，除了老先生的严厉和经常躺在床上要学生捶腿以外，不记得真正学到点什么。我还是太小，不懂事。
正式读书，是在景德寺小学。景德寺据说是宋真宗以自己的年号“景德”在全国多处建立的寺庙。我读书的景德寺是否也是此时所建，不清楚。至少在我上小学时，不像是座有过辉煌过去的寺庙。它格局很小，只有关公坐像，未见其他遗迹。除关公以外，旁边是些教室，可能是过去的殿堂改建的。关公大驾为什么供在景德寺，无从考究，然也可见关公在中国人心目中无处不在。我在景德寺读到小学毕业，至今仍然记得其中几位老师。一位是语文教员，就是我那位塾师的儿子，不过塾师是私人授教的蒙童老师，而他是国民政府的正式教员。还有两位女老师，一位姓吴，一位姓施。我上小学时，她们也都还年轻，可后来终身未嫁。那时的小学教员，算是小镇上的人物。现在的年轻人，包括现在的小学老师无法理解上个世纪30年代小学老师在小镇上的地位和受人尊敬的程度。女老师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找个中意对象不容易。如果自矜自持，不从流俗，过了嫁期，嫁人更难。新中国成立后我还见到过她们，都是满头白发的孤身老者。她们的人生是旧时代职业女性的写照。
我上小学从来没有认真读过书，经常逃学。我姐姐比我高几班，每天像押逃兵一样押着我。我走前，姐姐走后。有时我故意落后，一转眼，从小弄里溜跑了。跑到一处离学校不远的油坊，坐在碾芝麻的牛车上玩。伙计们也乐意有人坐在牛车上，可以看着牛，不让它停下来。我坐在牛车上，不时从车上跳下来，从碾槽里抓把芝麻塞在嘴里，又一纵身跳上牛车。玩累了，芝麻也吃饱了，拖到放学时回家。我父亲忙生意，没时间过问，我母亲大字不识，不懂，只要按时回来就行。我姐姐也不“揭发”，骂我几句了事。
小时候，因为做生意，来客多，我还学会了抽烟。抽烟有两种待遇，一种是送上水烟。水烟，是一种像盒子炮一样的东西，里面是水，烟丝放在烟筒上，吸烟要有捻子，用火点着烟丝用力吸，烟是经过水过滤从嘴里吐出来，似乎比吸香烟危害小。另一种待遇是香烟。所谓香烟，就是纸烟。当时，小地方没有外国烟，都是本地产的人工手卷的烟。卷烟的是女工，每人一台用木材制造的卷烟机，一次也就只能卷几根。因为是抗战期间，好像烟名是国光、爱国之类。这种烟是放在桌子上的，我悄悄拿几根，说偷也行，反正大人不知道。我也学会了推牌九。年头久了，我现在都忘记了，当时很熟练。我把小时候这些糗事讲给我孙女听，她说：“爷爷，你这是不良少年。搁在现在，早让退学了。”
有时，我父亲生气也会惩罚我，主要还是因为玩牌九赌钱。当时，鄱阳的商业还算发达，因为水路运输比较方便，来往货船多，上货下货，有很多挑夫，我们当地称为“八股索”，因为他们的生活工具就是扁担和挑担的绳子。这都是些穷苦人，靠卖苦力为生。船码头就在我们家门口不远，这些挑夫们在没有来船上下货时，就集中在我家隔壁一户人家推牌九。我也参加，挤在一张四周围着人的桌子边。人挨人，汗味四溢，赌徒却根本不在乎，全部精神都集中在下注时翻牌上。我年纪最小，对输赢无所谓，偏偏我手气好，输少赢多。我记得当时有位挑夫愤愤不平地说：“狗屎蓊猛草，蛆往鱼里拱。”猛草是长势很好的草，本不用施肥，可偏偏有狗屎蓊草；鱼本来是长蛆的东西，蛆很多，可蛆偏偏往鱼里拱，拱即钻也。意思是越有钱赌钱越赢。这是句无奈又充满愤恨的话。我当时年纪小，不懂，现在我才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因为推牌九赌博的事，我父亲特别生气。他也不打我，而是罚跪。我家前厅有座一人高的菩萨，叫杨四将军。专门有个神龛供着，有长明灯，一个小学徒专门负责添油、点香。据说，这是一次发大水漂到我家门口被捞起的，后供奉多年。罚跪没有固定时间，有时很长，有时短——这要看有没有人给我说情。
我最爱听说书，说的就是《彭公案》、《施公案》、《七侠五义》、《精忠说岳》之类。离我家不远有座华光庙即是说书场子，华光是何方神圣，不知道。只记得多年失修，庙宇破旧，四周围墙倒塌，只有大殿还比较完整。殿很大，显见昔日的辉煌。说书人是我们当地唯一一位说书的人，他的场子也是独此一家。我记不得他年龄多大，只记得他是个盲人，我们当地称他为瞎子。他在大殿里摆上几条长凳，没有茶水，我们那个小镇的人还没有那么阔气，只是听说书。散场收点钱，那时人都很淳朴，没有半路收费的，也不会有人半路溜号，都是老熟人。我不够资格坐条凳，不是交不起钱而是年龄不相称，一群老人中夹着一个小孩，而且都认识这是某家某家的孩子。我是坐在菩萨的神龛里和菩萨一起听说书的。每晚必去，“且听下回分解”，把你吊着非去不可。有一次坐在菩萨龛里睡着了，家里四处找人，结果又是一次罚跪。我的小学就是这样混过来的，没有正正经经读书。上中学，开始也好不了多少。我感谢家庭的宽容，感谢当时的学校对学生并不苛求。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太大的戕伐，过早地被扼杀。如果像培植盆景那样精心修理，一切按照家庭和老师的意志发展，我不会是现在的我，至于将成为什么样的我，难以想象。
四、弟弟之死
我最大的弟弟名先昶，死于麻疹，是夭折。我父母虽然在闲谈中会提他们这个儿子，但于我毫无印象。我最感伤心的是我第二个弟弟先觉的死。他比我小十一岁，生于1941年。我离家上大学时，他刚十一岁，比我清秀、聪明、可爱。我弟弟的死，是我家的大变故，也是我心中永久的痛。
我上大学后，父亲在南昌，开始是经商、开公司，后来被安排在一家粮站当职员。家中只有我母亲和弟弟两个人。当时家中经济很拮据，我没有多少钱寄回家，父亲工资更低，留在家中的母亲靠卖一些旧家具或其他东西补贴家用。后来我弟弟高中毕业当了小学教员，母子相依为命，守着已经变得很小的旧居过活。
1962年夏天，家乡正发大水。鄱阳湖边，几乎几年就涨一次大水，从涨水到退水要几个月。那时，我姨住在我家。她家从来是租房子住，母亲讲，不如姐妹相伴。我姨家的表弟在邮局当邮差。有一天他们表兄弟到河边洗澡。我弟弟不会游泳，两个人是去洗澡。走在路上弟弟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一头栽到桥下。鄱阳是水路，过往的船很多，但没有人伸以援手，只要顺手拉一把，经过挣扎浮出水面的弟弟就不会淹死。可当时终年在水路上行船的人都很迷信，在水里捞人就是挡住淹死的死鬼寻找投生的替身，那么自己就可能当替身。他们绝不会救溺水的人，谁愿意当替身呢？我弟弟的死，对我年老的父母是致命的一击。我和姐妹都赶紧回家。我父母对着灵堂上弟弟的相片，天天撕心裂肺地哭喊、诉说，我们的劝说一点用处都没有，只有跟着流泪。这个弟弟是父母第二个儿子，父母对他比对我的感情更深，我从高中毕业后回家次数少，可这个弟弟短短一生就是在我父母眼前终日相伴。当时又是家里经济困难时期，母子相濡以沫，格外亲。弟弟没有了，家不成家，留着房子还有什么意思呢，物是人非，睹物伤情，不如卖了，断了念想。从此我母亲迁居南昌依我姐姐居住。后来父母都老死南昌，再也没有回到伤心地。我和弟弟相处时间不长，我上大学时，他还是小孩，写得一手好字，春节时替人写大门的春联。他身体不好，医生说是肺病，为治病，我父亲可以说是卖光了家中的东西。病好了，高中毕业，当了小学教员。他曾给我写信要来北京和我同住。当时我是单身助教，经济也很困难，住在一间用作厨房的不足6平米的小房里，负担不起。当时都是低工资，刚毕业能好到哪里！至今我仍既悔又愧。如果当时我弟弟来北京与我一父亲和弟弟起，能继续上学，或找个事做，手足相依，即使再困难点，他也不会溺水而死。人生的偶然性太大，一个偶然机遇会改变命运：青春十八少年郎，似是龙王觅东床。传书柳毅去不返，终生思念满惆怅。
除这个最小的弟弟外，我还有几个姐妹。父母生于光绪年间，是皇帝的子民，传统思想很重，重男轻女。我姐姐读到高中就辍学，不久与我的表哥结婚。这个表哥是我二姑妈的儿子，我姑妈早孀，把儿子托给自己的弟弟照顾。我这个表哥一直在我家当店员。我父亲重亲情，我大姑妈的儿子，二姑妈家两个儿子，三姑妈家几个孩子都在我家做店员。此外，还有几个外姓店员。他们之间也会有矛盾。我第一次听到“黄马褂”这个词时不懂，后来才知道是指我的表哥们属于“皇亲国戚”的意思。这种半家族式的商行完全是旧式的，即使没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也不会有发展前途。
我姐姐出嫁时，送嫁的是我，由弟弟送嫁是我们当地的习俗。我舅舅家没有男丁，我两个表姐出嫁都是我送嫁，我嘛事不懂，任人摆布。当时出嫁最风光的是前面抬着花轿，抬着嫁妆，吹吹打打，送嫁的人坐在东洋车即人力车上。当时的东洋车其风光可能如同现今的宝马。我这位唯一由我送嫁的姐姐，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在工厂里当个小职员，直到退休。我姐夫2013年春去世。
我有三个妹妹。大妹比我小三岁，从小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不远，就是隔壁一家开柴行的小康人家。不是家里养不起，而是不愿养，因为女孩迟早都是别人家的人。她公婆都是老实的平民百姓，待她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不是小说里受苦的童养媳，而是对等的联姻。大妹后来也走出家门，在商店里当了货员。2013年4月因胆囊癌去世。三妹，也是从小就抱给人家当女儿。养父是安徽人，在镇上一家大酱园当店员，一直没有孩子，所以收我妹妹当养女。当地有个风俗或者迷信，总认为抱个孩子后可以生育，一般会取个吉利的名字，叫招弟、望弟。后来，我妹妹的养父母家真的连续生了几个孩子，有男有女，也算是我妹妹带来的好运。有了弟妹，我妹妹在养父家仍然是最珍贵的。因为我家不是因为穷才把女儿送人，所以两家像亲戚一样地来往。这个妹妹后来顶替我父亲，在粮站工作。
我的大妹、小妹都是读到小学。二妹幸运点，高中毕业时，家里经济困难，父亲在粮站当小职员，工资很低；母亲和小弟弟在家靠卖家具贴补家用，因此父亲反对她继续考大学。我支持这个妹妹继续上学，后来她考上医学院。我那时升为讲师，稍宽裕点，可以寄点伙食费，但也少得可怜。二妹毕业后，当了医生。他们夫妇二人都是医生，看专家门诊，算是事业有成。
我们这代人是经过困难生活的。可我们的子女不同，生活条件好多了。学历都高，至少是大学毕业。有的在国外发展，有的在国内当高管，或当教授。至于第三代，简直是生活在蜜罐里还嫌不甜的人。比起我的姐妹们，看着第三代，很有感叹。与在京妹妹一家
六十年前，我从复旦分配来人大，尚为一人。后来，我二妹的孩子考取清华。他可是个聪明过人又吊儿郎当的家伙。十七岁入清华建筑系，是我和我父亲亲自送他去报到的。即使是考试期间，每天照踢足球不误，眼镜不知换过多少副，都是球场业绩。毕业后考研究生，成绩优秀，可是那年刚好临时加试政治课。他以为是做样子的，草草完事，结果不及格。老师爱莫能助，感到可惜，把他介绍到另一个院校读研究生。临面试，找不到人，他到承德旅游去了。我到他宿舍中去寻他，还以为走进了垃圾场，门口堆放着久未清扫的垃圾。人终于回来了，刚下火车，就去面试，总算录取了。毕业后工作几年去了美国，现在在美国硅谷工作。我三妹的女孩考取对外经贸大学，男孩考取北外。而且人越来越多，另外两个外甥女，都在北京工作、安家，都有了孩子。看着妹妹一大家人，都有出息，我心里特别高兴：负笈京城六十年，满桌欢声笑语甜。逝者如斯东流水，一代更比一代强。日行万步长伏案，无关名利爱书香。头白齿豁不怜老，尚思为国写千篇。
五、根断叶散
我父亲终究是商人，比我母亲有远见。他总说人得有个家，没有家，儿女们没有根，就散了。他说的家是屋，有屋，儿女们才有落脚的地方，外出的亲人才可能回来，也愿意回来。鸟有巢，才会归来。
小弟弟死后，父亲决心卖房子。最后一个留在家中心爱的儿子没了，他完全绝望了。家不再成家，根不再成根，留着空屋还有什么意思？看着伤心，不如卖掉：长大成家各西东，多年难得一相逢。旧居易主换别姓，无根落叶类飞蓬。
房子并不等于家，但家得有个根据地，外出的儿女才觉得有根。我家的祖屋在管驿前，那是以前我太爷爷住的。我奶奶和我伯父一家人住在一起。我小时候常去老屋，那是我奶奶终老的地方。老屋是栋极普通的民房，砖木结构，泥地，有烧饭的灶房，我记忆中很旧、很旧。鄱阳中学校址就在高门，在管驿前附近。我上高中时还经常去老屋，伯伯和伯母都疼我，堂兄比我大很多，比我父亲小不了多少。他一直在我家管账，上个世纪60年代就去世了。
我自己的家在镇上，离老屋也不太远。我每天上学都是走来走去。上午放学回家吃中饭，再上学，每天来往四趟，不觉得远。当时人人如此，不像现在的孩子，有车接车送。我记得我奶奶年老卧病时，我父亲料理完事，每天晚上一定要由我家到祖屋去看奶奶。当时，没有电灯，更没有路灯。由一个学徒手提马灯照明引路。没有多久，我奶奶就去世了。
镇上的房子是开鱼行用的。前半部是我祖父留下的，很大，但很旧，是腌鱼、存鱼之处和伙计们的住房。后来不做腌鱼生意，改做商行，就变为水客们的住房。我父亲后来接着前边的商行后面盖了一栋新屋。这可能就是他毕生的心血，是为儿孙们留的根。盖房子用了三年，用的木材是专门由放树行放排人从山区放来的，很大，很粗。房子是旧式的，面积不小，楼上楼下都有住房。房柱是比碗口要粗得多的树。正厅靠房梁处安放祖宗牌位的下面是一张大条案，两边是对联。再两边各有五张太师椅，两椅之间是高脚的茶案。因为房子大，还住过国民党的壮丁。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壮丁，这是国民党征兵的一种方式。看过四川喜剧《抓壮丁》的人还记得其中的角色，虽有夸张，但国民党的兵役制确实腐败。壮丁是抓来的，不少是被买来顶替的。过去我家隔壁有个小酒店，老板是个老太太，她的儿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他有个不要本钱的发财的窍门——卖壮丁。只要谁家被抽丁，舍不得儿子当兵就买他去顶。不到几个月就回来了，下次有人买兵，他又去，用现在的术语是“壮丁专业户”。保长知道，收兵的知道，顶头上级也会知道，上下其手，保长是中介。我就是不知道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知道不知道，“委员长”知道不知道。如果知道，那么对自己败退台湾的原因，他们应该清清楚楚。有一年，国民党收兵的军官收集壮丁后，要先找个地方关押，然后才能解到上饶交差。不知为什么号上我家楼上关壮丁，一百号人关在楼上，吃喝拉撒睡全在楼上，屎尿从楼缝里往下流，臭气逼人，没有办法，花了一笔钱给接收壮丁的军官，才算送走瘟神。
我比较详细地说这座房子，是说一件现代人无法理解的农业社会老年人的心理。我父亲为盖这房子大概花尽了他一生的积蓄，他对我说为盖房子负过债。为什么如此费劲，我想他是在为子孙们筑巢，以为子孙可以就此安居。这当然是旧时代老一辈人的梦。这栋住房因为沿河造河堤、扩路，两次改建，越改越小，我最后一次看到这座旧居，已经小得不像样子，好像由原来光彩照人的艳丽女郎，变成了既丑又矮的龙钟老妇。1980年我父亲以六千元卖给公家一个机关当职员宿舍。从此我的父母再也没有回过这个痛失爱子的伤心地，我们兄妹们也再没有回去看看这座已经卖掉的房子。父母与我及四姐妹夫妇于南昌合影
我父亲一生拼搏，由学徒到老板，最后死于拮据和寂寞。可他的第二代、尤其是第三代外孙女和外孙、孙子孙女们都有着比他有意义的生活和前途。我不用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化做大叙事，仅仅从我父母到我和姐妹们的儿女们三代的变化，就可以看到社会的进步。家是社会的细胞，各式各样的家的变化就是社会的变化。像我家这样，由旧式商人家庭的兴起、衰败到子女各奔前程，就是社会六十年历史变化的缩写本。
第二章 小城旧事
我有一位中学同学移居美国多年，我怀念她，也怀念中学时代，为此写过一首小诗，其中就有“小城旧梦”四个字。“小城旧梦”指的是我中学时代的旧事。
从1944年下半年我上中学到1950年上大学，是我此生在家最长的时间。除大学时期几年寒暑假外，来北京工作后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中学时代是人生成长中的特别时期。我有无数难以忘怀的记忆，有青少年的好友，也有青春时期的躁动，以及许多复杂的情感纠结。小城虽小，可对在此度过青少年时期的我，却是梦中永远的记忆。
一、中学时代
我读中学时，镇上有四个中学。一个是省立第十中学，即鄱阳中学。校址在鄱阳的高门，离镇中心不远。据说，鄱阳中学历史悠久，它的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饶州府中学堂。另外三个是私立的，学校的创办人都是当地有名的乡绅。一个是芝阳师范，创办人姓姜，是国民党的要员，民国时期的立法委员；一个是士行中学，据说创办人姓周，也是望族，忘了是国民政府财政部要员还是江西裕民银行的行长，校址在东湖荐福寺，以晋太尉陶士行的名字为校名；再一个是正风中学，创办人姓胡，三兄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老大是什么职位不清楚，二哥是国民党中将，曾任国民党骑兵学校教育长，老三是直接主持学校的校长，是国大代表，不清楚还有什么别的头衔。一个人办一所学校，既是造福桑梓，也是培植自己的势力。
我开始读的学校是芝阳师范。名为师范，其实并非专门培养老师，就是普通中学。1944年，我刚上初中，小学时的顽劣未改，仍然是调皮捣蛋，不正正规规地学习。学期结束接到的成绩单，可想而知：留级，也就是蹲班。我在这里，学习上没有任何收获，但结识了一个交往终生的朋友，至今快七十年了，仍然是好朋友。他聪敏、会读书、文理科都强，可就是和我这个学习差劲的同学关系特好，这也许就是投缘。
我们中学隔壁就是孔庙，有个魁星楼，这种安排挺有意思。一个是读书人的老祖宗，大成至圣先师，另一个是专管科举录取的星宿，只要魁星用笔一点就能考取功名。看起来古人也懂，光书读得好，只拜孔子不够，还要拜魁星，否则功名无望。我在芝阳师范读书时，孔庙还有点气派，塑像完整，殿宇也很大，有点昔日光辉的痕迹。魁星楼则不行，已经年久失修，残破不堪。大概是因为早已废科举，用不着巴结魁星，他只得“下岗”，楼阁荒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魁星楼有二层，楼梯没有了，要到二层必须攀登。这是个危险的活，掉下来，不呜呼哀哉也得残废。可当时正是懵懵懂懂的年龄，对什么是危险毫无概念，只知好玩，经常攀爬。魁星楼很高，二层更高，下面就是住户。我们就从楼上往人家屋顶上抛石头砸瓦砾，惹得住家户高声叫骂。真是调皮。
在芝阳师范半年，有三个收获：一位结交终生的朋友，一张留级的成绩单，再一个就是攀楼的记忆。
留级无所谓，那时学制没有现在这样严格。这里不行，转个学，继续上学。第二学期我转入了一个新办的中学——正风中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留级是件好事，算个黄牌警告。在正风中学四年半，开始知道守点规矩。学习成绩也还可以，最烦数学，爱好文学，有点文艺青年的样子，只是土壤不行，没有发芽，更没有成长。
正风中学校长胡溥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他在外面工作多年，为什么会在1944年回家乡办学？是不是因为姜、周两家各有一所中学，自己也应该在家乡树立人望，联络乡情，培养地方势力？不太清楚。至少我知道1948年国民党选国大代表，全校师生上阵投票助选是有的。记得全校学生还到胡家吃过面条。在我们家乡，请吃面是一种礼遇。中学同学聚会
正风中学没有校舍，租用鄱阳唯一的一家天主教堂的空地盖了简陋教室。没有宿舍，学生住在“积善堂”里。“积善堂”是新中国成立前停放棺木的地方。外省、外县在鄱阳经商或谋事的人，终老鄱阳，因为交通或其他原因，家里无力扶柩还乡安葬的，都会把棺材停放在“积善堂”。有的可能已停放多年。学生宿舍就在停棺房旁边，中间隔堵墙。寄宿生可以说是与亡人相伴，好像当时也没有害怕。大概学生人多势众，根本没有把这些当回事。我也短期住过一段，图新鲜，后来还是住在家里。校舍不好，可教员却是第一流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一些大学教员逃难到鄱阳落脚，只有到中学当教员一途。当时我的化学教员、英语教员、物理教员，都是外地来的。只有语文和数学教员是“土产”，但都是高水平。数学老师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我对数学不感兴趣，但这位教员的教学水准有口皆碑。我记得一本《范氏代数》的课本，除标点符号外，大概他都烂熟于胸，上课根本用不着书本，只是我实在不争气，辜负了老师的教导。新中国成立后，数学老师就调到南昌一所大学数学系教书去了。如果没有点名气，不可能由一个县城直调省会大学教书。1949年5月1日鄱阳解放，正风中学停办，合并到鄱阳中学。我在正风中学一直读到高二下学期，共四年半。在鄱阳中学，从1949年9月到1950年毕业考大学只读了一年，完成高三学业。鄱阳一共四所中学，我读了三所。时间最长的是正风中学。
二、风流倜傥的语文教员
我的语文教员俞伦是本地人，是一位没有学历但却精于国学、佛学，能赋诗填词、风流倜傥的年轻教员。对他来说，当教员不是谋生，因为他根本不存在生计问题。上课时，坐黄包车来学校，在我们县大概他是唯一的人。
他的父亲是本地一位名中医。在我们家乡一提起他，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能请得起他看病的人大概不会很多。他有专门的洋车夫，出诊费大概不会少。我当时很小，不关心此事，只知道他的大名。我们城里只有一位西医，开了一家诊所，看西医的人不多，大家仍然是相信中医。西药太贵，不用说盘尼西林，连磺胺都是宝贝。我记得有一年我父亲的脚趾长了个疮，发炎，请西医看，服的就是磺胺片，似乎这是救命药，很贵很贵。新中国成立前，西医在我家乡不可能有发展。两家樟树人在鄱阳开的中药铺，都是大商号。西药店，没有。
俞老师的父亲，这位名中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镇反运动”中被枪决了，当时，我已上大学，不知道罪名是什么。听说是恶霸，是挑动两姓械斗的黑手。在旧社会农村，争水、争地或其他任何一件事都能引发两姓村民的械斗，而械斗必然出人命。他是名医、乡绅，这种事也可能沾上点什么，至于是不是罪该至死，很难说。如果念及他的医术，也可不死，不过械斗中死过人的一姓，大概不会放过他。
他的儿子，就是我这位语文教员教我时，是家势正旺之际，是《红楼梦》的前几十回，只要看看我这位老师到学校来是坐黄包车，就知这个架势。他是以教书为乐而不是为糊口的人。他的中文水平确实好，非现在一般语文教员可比，尽管他不是哪个大学中文系毕业，可家学渊源，再加上家里有钱，自己有闲有爱好，不必为生活操心，读点古书，吟诗作赋，很容易造就一位风流倜傥、恃才傲物的公子哥儿式的书生。
旧课本基本上是古文和诗词，他讲得明白易懂、生动有趣。初二时，有次他讲荀子的《劝学篇》，他还没开讲，我把“荀子”读为“苟子”，他说不是“狗子”是“猫子”，满堂哄笑。
俞老师走过一段华盖运。新中国成立后三天，正风中学的校长胡溥清因为自己是国大代表，又是地方士绅，还在省政府任过什么职务，害怕自己前景不妙，于是想逃走。当时南昌还没有解放，他是先坐一条小船到鄱阳湖一个地方，然后不知用什么办法逃到南昌，到南昌后去了广州，再到台湾，据说曾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老死台湾，没有回来过。我这位语文教员是送他到鄱阳湖上船逃走的人。是出于义气，还是出于同事的情谊，我不清楚，总之他干了这件事，由此引来牢狱之灾。他被捕后，送到鄱阳珠湖农场劳改。这次劳改改变了他的命运。
劳改对我这位老师来说是个生死关。他原本是个养尊处优、不知穷困为何物的公子哥儿，终日劳动，肯定经不起几下折腾。幸运的是，有次在劳改农场劳动时，劈面看见个女子，仿佛是比我低一班的女学生，她是管理劳改的干部家属，自己也是干部，她望了他一眼，彼此没有说任何话。几天以后，他被调到农场医务院当医生，为劳改犯看病，这一下轻松多了。何况他有家传，父亲是名医，自己也粗通医学，虽然不及父亲，在农场当个医生蛮够格。经过几年，自己医道有了进步，期满释放回到镇上重操旧业，慢慢成为县里的名医，在一家很大的中药店当坐堂医生。他当过语文教员，通诗词，懂佛学，当过鄱阳诗词学会的会长并主编《鄱阳诗刊》。他多次来北京，我们在京的学生看望过他，畅谈终日，很多事都是他告诉我们的。我曾写过一首诗《呈俞师》向他请教，也是表达老学生的师生之情：词章白石国手医，文苑杏林两相宜。莫谓小城无俊秀，师传原不让昌黎。
这首诗曾登载在他主编的《鄱阳诗刊》上，老师很高兴，说我们师生是在相互吹捧。你自诩为“小城俊秀”，封我为“鄱阳韩愈”。他晚年活得很舒心，当了政协委员、诗刊主编，成了地方名人。前几年春节，我打电话向他拜年，他说自己近来身体不太好。不久就谢世了，年近九十，算是高寿。他一生经历坎坷，总算最终有个好结果。
三、英语老师和他的女儿
我初一时的英语老师姓沈，是一位女教师。夫妇二人都教英语，是从沦陷区来避难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就离开鄱阳去了上海。因为时间短，没有多少印象。
我要说的是另一位英语教员邱老师，也是本地人。准确地说，不是这位邱老师，而是他的女儿。我与他的女儿还有其他几位男女同学，虽然不是同一班级，但来往密切，经常在一起玩，关系很好，可以说是终生之交。鄱阳是个小县城，但新中国成立前我读中学时，社会风气并不封建，可能是因为逃避战火，许多外省人尤其是上海人来到这里经商、教学，吹来一些新风。当时在正风中学旁边有一栋用鱼鳞板搭起的民房，外表很美，里面装饰也很洋化，就是一位从上海迁来的有身份的“难民”的临时住房。每个星期在这里都举办交谊舞会，参加的人都是外来的和鄱阳当地的名流。附近居民在窗外围着往里看的不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男男女女搂着抱着转圈子这种新玩意儿。
我这位英语老师是本地人，和我的语文教员一样，也是当地望族。他原本不是中学教员，据说在上海一家英国机构中任职，因战争回到家乡，应校长特邀加盟这家新建的中学以壮声势。这位英语教员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校长，在学校里两人交谈用的就是英文，没有听过他们说中国话，连争论、吵架都用英文。这也许是在学生面前显摆树立威信，也许是在教员中显得高人一头。原因是什么说不清，反正是彼此只说英文。
我这位英文教员与语文教员性格迥然不同。语文教员是风流倜傥的名士派，而英语教员则是不苟言笑满脸严肃令人害怕的英国绅士。两人性格不同，但命运相同。他是新中国成立后送我们校长逃亡的三位教员之一，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事，反正在“镇反”中与我那位语文教员一样被捕劳改，听说是被从课堂上叫出去的。他大概不是在珠湖农场劳改，不像我那位语文教员有贵人相助。劳改释放后，夫妇二人落脚在景德镇，以何为生，不清楚。只知道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想想看，一位从外地来的劳改释放犯，即使罪罚已抵销，仍然逃不掉革命狂潮中革命群众的“火眼金睛”。街道居民哪里能弄到多少批斗对象，好不容易有这位，当然要充分利用。可能要不断跑场，左斗右斗，能有好结果吗？他死后，他的妻子，在柴房中上吊死了。
邱老师的女儿、我的女同学洛琳，天真活泼，嗓子好，能歌善舞，中学时代是个最有亲和力最讨人喜欢的同学。但她的命运也很坎坷，她考入湖南最有名的医学院，当学生时就被划为“右派”。她那时最多十七岁，一个从小县城来的女学生，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右派”思想呢？！不可想象。那个年代当了“右派”可不是好玩的，仿佛是脸上的刺字。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地区的卫生学校当教员。她和所有同学都断绝了联系，我曾多方打听，就是不知道她的去向，仿佛石沉大海。后来我知道，她非常顽强，没有被命运击倒，在遗传学领域做出了成绩。当地上级部门曾经考虑提拔她负责卫生局工作，她没有心动。可能是因为心中的伤痛没有平复，也可能是留恋学术，怀有对政治的恐惧，总之，她情愿当一个平民，当一名教员。几年后，通过考试，她调到一个大城市的大医院继续从事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成绩突出，英文版《中国日报》曾经以一整版篇幅报道她的事迹，还附有她的一张大照片。她曾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每次来北京开会，我们在北京的几位老同学都要聚会畅谈，非常高兴。政协委员任期换届后，夫妇两人移居美国。是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还是放弃一切过平常百姓的生活？不清楚，因为移居国外后，开始时通过几次电话，后来已断绝联系。我与邱洛琳（邱洛琳已移居美国）
她老伴是她的医学院同学，是位儿科外科医生，没有在美国开业，年龄大，在国外开业，实非易事。听说，前几年她与老伴随团来国内旅游，在无锡时，因为旅游大巴快开车，她老伴快跑了几步，结果上了车突发心脏病，来不及上医院救治，死在车上。她老伴临死时说了一句：糟糕，没有带心脏急救药。看起来，美国医院也非绝对可靠，他们回国旅游前都做过体检，没发现有心脏病。一辈子为别人治病，结果自己死于同行粗心的诊断，真是“宿命”。他在无锡火化，骨灰带回美国。死在国内，终究算是不幸中叶落归根的另一种方式。听同学传来的消息说，我这位老同学，有个女儿在美国，入乡从俗，他们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丈夫死后，这位老同学孤身一人，晚景不佳。据说皈依天主，做义工，教美籍华裔孩子学中文。为什么要皈依天主，是因为遗传学太高深，对人的命运包括自己的命运是由于基因，由于遗传密码，还是由于无法避免的宿命无法解释，只能乞求上帝，像一些科学家把未知或不可知问题的回答交给上帝一样，还是因为父母的惨死、丈夫的不幸、自己的孤独，需要除科学以外的另一种精神支柱？她的归宿是一些命运多蹇看破红尘的知识分子，甚至大科学家的共同出路。灵魂领域是个黑洞，上帝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一切人，从不识字的文盲到高级知识分子，只要失望和伤痛没有抚平，通通自愿地跪倒在十字架下，投入上帝的怀抱。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菩萨。虽然家里极迷信，小时跟随母亲进过庙里拜佛，也当过朝圣的香客，但我没有“慧根”，不相信偶像崇拜。作为一个哲学家，我懂得人的精神支柱极端重要，它对生命的重要性如同贾宝玉颈下的通灵宝玉。这种精神支柱是各式各样的，它可以是革命理想，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哲学。反正精神需要支柱，这就是人之为人的特点。我自己因某次经历，一度迷恋《庄子》，对此有深深的体会。
这位中学时代老同学的父母之死，以及她自己大学时的经历，是她亲口告诉我的。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我到广州开学术会，刚巧是她工作的城市，她专门过来看我。我开会时，她在我房中等了很长时间。开完会，服务员说有人找，我一推开门进到房里时，不禁紧握双手，这位多年打听不知音信的老同学，仿佛天外来客。我们畅谈很久。她多次拭泪，把她父母的死、自己的遭遇告诉我。
我这位女同学，我英语教员的宝贝女儿，是几个玩伴中最讨我们喜欢的一个。她年龄最小，我们都逗她叫我们舅舅。她能歌，嗓音好，能演戏，出足风头。人不算漂亮，个头不高，娇小乖巧。我记得每次她到我家找我时，总是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一言不发，面露微笑。仿佛不必说什么，我就跟着出去玩。她丈夫死后，她再也没有与我们几个同学联系。不知是心灰意冷，往事不堪回首，还是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上帝，不愿再回首尘世。一个活泼天真的少女死了，一位最好的同学死了，一个著名遗传学家死了。我说死了，不是真死了。她可能还在异国某个城市生活着，跪在上帝面前祈祷。对我们这些老同学来说，她此生已经消失了，但从感情说，她仍然活在我们记忆中，活在我们互相打探她的消息的交谈中。我们北京几个老同学见面时交谈的第一句话是：“琳叻还是没消息！”我写的《小城旧梦已难寻》的小诗就是怀念这位老同学的：一世间岁月最无情，青春化作白头吟。大洋两岸相对望，小城旧梦已难寻。二无拘无忌结伴玩，小城小街小时光。头白思旧常忆起，而今才知不寻常。
四、我的发小锡荟
我与地理老师感情不一般。我并不爱好地理，我的立体感、方向感都很差，每次画地图、画铁路线，都不太合格。我对地理教师的感情是因为他的儿子刘锡荟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发小。我是他家的常客，而且常常蹭饭。并不是他家的伙食比我家好，而是一种情感的依恋。老师像我的父辈，师母就像我自己的妈，慈善亲切，说话带点乐平腔。我在他家蹭饭，他们热情招待，没有一点嫌弃。
地理老师叫刘圻，又名匡南。“匡”是庐山“匡庐”的意思。刘老师出生在庐山白鹿洞，在庐山的南麓。老师的爷爷在白鹿洞书院教书，因此以“匡南”为自己的爱孙命名。刘老师以前在九江南浔铁路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鄱阳，后就在士行中学、正风中学教书。新中国成立后正风中学并到鄱阳中学。刘老师在正风中学和鄱阳中学两次当我的老师。
刘老师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我从未见过。他在厦门大学读机电系，大学毕业后只身到台湾就业。原以为台湾与大陆只是一海之隔，来去容易，谁知1949年国民党一败涂地，退守台湾，海峡成为多少家庭亲情隔绝的深堑。我的老师和师母有生之年，再也没有见到这个钟爱的大儿子。还没有等到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我同学的大哥就埋骨台湾，只能魂归故里。二儿子锡芷我比较熟，是学土木的，比我大几岁，在江西省粮食厅当总工，专管江西各地的粮库建造。我欠他一笔人情，终生不忘。当时我研究生刚毕业还未上班，要到沈阳去看一位朋友，没有旅费，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他给我邮来了20元钱。那时20元不是一笔小数目，至今快六十年没有偿还。因为20元越来越缩水，时间越久，越无法还。他可能早忘了，我却记得，永远不会忘。这是一笔连本带利无法还清的人情债，它见证的不是钱，而是爱屋及乌的情感。他爱弟弟，对弟弟的好友当然格外看待。
老师的三儿子也就是锡荟，是我最好的朋友。中国古人在描写朋友交情时说过：白发如新，倾盖如故。有人一辈子相识，直到白发相向，仍然如同新朋友，没有感情，没有心灵沟通，没有交过心，仿佛相识多年的路人而已。可有的人相识不久，倾盖之时，就如同老朋友。我和锡荟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真正做同班同学只有半年，都在芝阳师范读书。半年后，我转到正风中学，他转到鄱阳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正风中学合并到鄱阳中学，我们又同学，但他玩单杠摔断了胳膊，停学，变成比我低一级。我们实际同班只有半年，可友谊终生，至今已七十年了。是缘分还是性格，我也说不清，反正很投缘。
其实，我们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我家世代渔民，我父亲是商人，他家是书香门第。我记得他家的住房虽然不如我家大，但气氛不同。大门里是个小小的花圃，有花坛，种有各种花草。大门外悬有“赐进士出身”的匾，房子叫“墨庄世第”。进门的廊柱上的楹联是：“阶前碧草含生意，天上浮云写宦情。”门上贴的对联是：“三百六旬新岁月，二十四代旧书香。”宁静幽雅，温馨宜人。
我们年龄相当，他只比我小10个月，性格相近，都比较淘，不过他学习比我好。文理科都行，属于尖子生，是我们这群人中的头面人物。而我则偏文科，见到数学、物理脑袋都是大的。他也淘，在芝阳师范中学屡次攀魁星楼的“共犯”就有他。2013年冬我还写过一首小诗，问他还记不记得这档子事：低头无语暗思忖，往事似假却是真。当年攀楼曾揭瓦，而今头白踽踽行。旧友零落知音少，尘心已远常闭门。世局如弈乱人眼，卧读诗书坐看云。
他还记得当年攀爬魁星楼，往楼下掷瓦屋主叫骂的事。如今他也年过八十。八十寿诞时，他两个儿子在一家大酒店为他祝寿。来宾很多，绝大多数都是他科技界的同行。我们在北京的几个鄱阳中学同学都去了，热闹了一阵子，谈起往事，不胜今昔之感。我、锡荟与洛琳
我这位同学是学工科的，原本学建筑，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地震，后来又调到哈尔滨力学所，是一个“头头儿”。在“文革”中，“头头儿”和“走资派”是同义语，弯腰挨斗是日常功课。他曾写过一首诗记当时的事：［1］［2］牛棚归来温旧梦，十室十空余废铜；［3］匆匆脚印今何在，繁忙室务白倥偬。［4］和谐之声不复闻，月移星斗嚣尘中；［5］研习力学十余载，方知何事曰“虚功”。
他怕我看不懂，还为自己的诗作注：
［1］从牛棚出来以后，去“老一室”的那些实验室转了一转，全毁了。故云“十室十空”，借成语“十室九空”之意。
［2］剩下的都是“废铜烂铁”了。
［3］“倥偬”指繁忙紧迫，“白倥偬”即现代话说“白忙乎”。
［4］王勃《滕王阁序》有“物转星移几度秋”，故云“月移星斗”。
［5］调侃语，用力学上的“虚功”，表达几年来大家的努力都付之东流。
实际上，他不是在做虚功。我这位同学，在力学、模糊数学、电子信息方面都很有成就，担任过电子研究所的领导。不像我，连芝麻官都没有做过。他是“双肩挑”的干部，既能搞学问，又能指挥人。我不行，当了两届哲学系主任，自知不能胜任，落荒而逃。我们都已到耄耋之年。每年还能见次面。春节期间几个鄱阳老同学还会轮流做东，在家聚会，聚会讲的都是家乡话，当然有点走调。后来改为餐馆，这两年连餐馆聚会都感到有点力不从心。我记起孟浩然的诗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不才明主弃”，倒不是。我们很满意自己的境遇，得到信任和量才使用。何况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不存在用与弃的问题。“多病故人疏”，倒是事实。人越到老年越思念老朋友，可见面却越来越困难。“多病故人疏”，这是老年人的一大寂寞。
五、并非年少轻狂
我相信人青春年少时都会有各种成年人视为不当的行为，轻狂者有之，叛逆者有之，情痴者有之。我则是有点痴愚，重感情但不懂什么是感情。
1949年5月鄱阳解放，正风中学并入鄱阳中学。我读的是高三，是中学最后一年。高三分甲乙两班。我分在甲班，不知为什么。当时并无文理分科一说。我的成绩不算太好，但比芝阳师范留级时好点，知道用功。但仍然偏科，喜好文科。当时壁报是各个班级展现自己班级风貌的橱窗。我不会画报头，这是个艺术活，但我经常写文章，尤其是白话诗，有时一首诗就是一个版面。作文课从来没有按命题作文，总是任意而为，有时是一首诗，有时是写一篇自认为是小说的东西。其实都很幼稚，老师也从来不说什么。当时没有现在的高考压力，也没有考不上大学就是塌天的感觉。当时能考上大学的并不算太多，考不上也不算丢人。我仍然是偏科，没有为高考而恶补数理化。今日鄱阳中学
在鄱阳中学读高三时，我没有住在家里，而是与人合租在十八坊一家民居的一间房子里，三人合住。吃饭也是在住房家包伙。包伙的不是房东而是另一个房客。一个中年妇女，有文化，不知道什么来历。中学生不关心这些，只要饭菜可口就行。当时在外面合租不大的房间，吃包伙，而不愿住在家里，可能是一种开始摆脱家庭的内在潜意识的作怪。理由冠冕堂皇，离学校近。
与我同住的两个同学都是本地人，一个姓史，一个姓朱，以后的命运各不相同。姓史的当了多年小学教员，后来考上大学，毕业回到鄱阳一个中学教书，直到退休。朱姓同学就没有这么幸运。他原本是我们三个人中，不只是我们三个人中，而且是全班全校最为特殊耀眼的一个人物。他从何处来，我不知道，只知道有点来历。他是本县珠湖人，家里可能有人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过什么差事，他自己也是新中国成立前不久从外地转来鄱阳读书的。穿着打扮与我们不同，脚上是一双长筒皮靴，锃亮锃亮，我们从未见过。他告诉过我曾到过马尼拉，当时马尼拉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遥远国度的名城。高中毕业后，我到外地上大学，与他没有联系。后来有人告诉我他被捕劳改，曾在南昌看见过他，低着剃光的头，排着长队在路上走。劳教几年后释放，回到自己家乡教小学。至今，我仍然不知道这位同学的来历，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捕。前些年一位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年轻同乡来看望我，闲谈中得知来客也是珠湖人，我曾向他问起我这位老同学。真巧，他们两家前屋靠后屋，是同宗。他称他为爷爷，说他原来当小学教员，儿子也不上进，生活很清苦，已经去世多年。这是我唯一知道的确切消息：他死了。留下的只是当年他那洋气、与众不同、在我们这些“土产”学生中显得有些傲慢、沾沾自喜的印象。对我来说，他仿佛是存放多年的拷贝，残存的都是无法链接的镜头。
有件事难以出口，可不能不说。我如今是老者，可我也年轻过，高三那年正是青春焕发的时期。歌德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也是少年，虽然不是年轻人个个都有维特那样的经历、才华和命运，但肯定会有过维特式的烦恼。这是一种青春期成长的爱意萌动的烦恼，是无法描述、不可言说但又不断撞击心灵的烦恼。这不是恋爱，而是一种最具“贬义”的称呼：单相思。
当时租屋在十八坊，学校就在附近。每天上学下学时都会看到来来往往的同学。有次我注意到一位女同学，年级比我低。她和另一个女同学同行，常常在我租住的屋子前经过。我突然产生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是爱意的突然苏醒，是一见钟情，还是年轻人的鲁莽？反正是心里有所念想，特别希望能天天见到她：远望乍见识君初，花衫短发十五余。弹指而今五十载，似梦似真音信无。最喜澹湖操场走，十八坊口脚停步。少年旧事虽可笑，人性稚真不算愚。
这首诗需要注解，外人难懂，现在早已过保密期。澹湖，是澹湖小学的简称，是那位女同学的住地。她当时寄住在一位当小学教员的亲戚处。有时我会去这个小学的操场走走，希望能偶遇；也会从窗外往里看看。“十八坊口脚停步”，十八坊是我的租屋所在地，是同学来往必经之路，是有利地形。我经常站在门口，有意无意望着过往的同学。现在想起来可笑至极，可当时却是情不自禁，不觉得幼稚可笑。对方可能只有十五六岁，我当然也大不了多少。从不相识，也从无来往。既非同班也非同乡，可以说套不上任何近乎。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对方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傻瓜为了多看她一眼会在小学操场溜达，会站在租屋门口看着来往的同学。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有点可笑，可当时是生活中一件难以释怀的大事。
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我的内心世界远比我外在的东西丰富。我当时的内心世界，这位同学永远不知道，即使感觉有点异常，也会认为我是中学生的胡闹。当时她只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这种起哄调皮捣蛋的事，在中学里并不奇怪。这位同学不久就转学到外地去了。对我来说，这种“激情迸发”的时间也只有半年多。我很快告别中学时代，参加高考。“浪漫狂想曲”的独奏，落下帷幕。
人生年龄段不同，情感随着生理、心理、人生经历变化而不同。少年人无激情和老年人的不合理的情痴，都有悖常理。“少年旧事虽可笑，人性稚真不算愚”，说的是少年心态，这是为当时“灵台中矢”的辩解。时过半个世纪，有时会想起这件旧事，觉得甚为可笑，“去时悄悄睹面难，少年痴迷几近狂。云英已嫁孙绕膝，岁月满脸老裴郎”。
后来这位女同学离开鄱阳中学转到外地继续上中学，之后考入一所著名大学的中文系，毕业后曾在文学研究所当研究生。在现代文学的教学、学术上很有成就，家庭生活也很美满。我曾收到一位朋友的赠书，其中间接有一些关于我这位同学的经历，我才知道她从中学开始到退休后的人生历程。她中学时父亲去世，家庭贫困，完全靠自己顽强奋斗的不屈精神，成为著名的现代文学教授。读完后，我曾记下我的感受，写了一首小诗：岁月无痕亦有痕，凄婉艰辛倍感人。读罢掩卷赞五巧，晚霞映照镶飘云。
常言童言无忌，老人也可倚老卖老。如果有机会再见，我真想问问这位老同学：“你当时一点也不知道有个傻瓜经常站在十八坊住屋门口盯着望你？”现在彼此都是翁妪，各有幸福家庭，儿孙绕膝，没有任何禁忌，这种问题料无大碍。只是它能解开我六十多年前心头之谜，也可作为老年时的笑谈。
六、难忘的芝山与东湖
芝山与东湖，是我乡思中的两个符号。不，不仅是符号，它是我思乡之情的承载。
芝山，是鄱阳城北的一座山。据县志记载，芝山古称素山，唐朝薛振当饶州太守时，曾在此获三株灵芝，后改为芝山。山上有座庙，庙不大，但在我们县，芝山庙算是座大庙，香火极旺。每年地藏王菩萨生日或其他佛教节日，香众还是很多的。庙的规格和我见过的其他庙宇一样，都是进门四大怒目金刚，然后是大雄宝殿，背后是手持法鞭的韦陀。再进去两侧厢房，是主持的僧房。平时很清静。我们有时也进庙去看看，不过对和尚和菩萨没有多大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山上的一个亭子，名为芝山亭。从山脚到芝山亭距离不短，不知是哪位乐善好施者从山下修了一条长长的阶梯，有好几百个台阶。即使这样，从山下拾阶而上也还是要点脚力的。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小菜一碟。芝山亭
芝山，算是我们县一处游玩处，仿佛由来已久。宋朝刘季孙在饶州监督酒务时就曾到芝山寺游玩，并写过诗：“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我们每年中小学春秋两季远足，现在叫郊游，就是到芝山，最远到风雨山。风雨山是另一座山，也有一座庙，庙前有棵树，当地人称为“松柏将军”。树上的大树包，据说是陈友谅的箭射的。幸亏这棵树，朱元璋没有被陈友谅射死。后来，朱元璋荣登大位，论功行赏，当然忘不了这棵树，封为“松柏将军”。人是最不喜欢寂寞的，不喜欢平淡，喜欢有点故事。现在如此，过去也如此。明明就是一棵极普通的松树，非得造出一个朱元璋大战陈友谅，这棵树才有点意思。当时并无今天的旅游业，更没有制假造假的旅游文化。看起来，制造假古董，古已有之，不过于今为烈而已。我看到报上登载的各种各样的抢名人、名地、名物时就想，这和我家乡的“松柏将军”一样。只不过当时只为有趣，现在是为钱，但手法如出一辙。
因为风雨山较远，我们常去的是芝山。芝山离城不到五里，就在城边。当时城很小，山算在城外。现在已经被圈在城里，山上现在已建成芝山公园。芝山周围别墅如林，不是旅游地，而是居民区。新中国成立前，所谓春游，就是由老师领着各年级学生，自带食物和水，到野外玩玩而已，没有多少花样，但当时还是少年的我们却觉得激动人心，非常期盼。
上中学，尤其是高中后，对那种春游没有兴趣了，学校也不组织，但我们自己会三三两两到芝山去“自由行”。男同学结伴去，女同学也会结伴去。有一次，我们几个男淘气鬼在芝山碰上几位同校的女同学，这些淘气鬼对女同学极为不恭，可以说是近乎“挑衅”，按照现在的标准近乎无赖行为，好在当时我们小县城的人都还很朴素，不会扣这个帽子，更不会到学校告状，只是各玩各的，不理不睬而已。
当时“芝山风波”的女同学中，就有我们后来在北京经常见面聚会的好朋友。其中一个是陈舜苹。她家姐妹太多，我们都叫她七妹。她家是我们县的大族，她哥哥陈明在我们那里是位名人，嫂子丁玲更是名作家，是斯大林文学奖的获奖者。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她哥哥在当时是“赤色分子”，属于被家里“忘记”的人。一位家有良田千亩，自己在上海上大学的洋学生，情愿抛弃一切参加共产党，跑到延安去革命，应该说是了不起的。我这位女同学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被她哥哥接到北京华北大学读书。后来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我们几个老同学陆续来京，在北京相会。有次聊天我们谈起高中时的“芝山风波”，她说不记得有这回事。可能是真的不记得，也可能当时真没有当一回事。她结婚时，我和锡荟去参加她的婚礼。刚参加工作的穷学生买了点什么不记得，大概是像册之类的东西，兴冲冲去参加婚礼，我们也算是娘家人吧。可下车后我发现讲稿落在车上。讲稿于我可是大事，我是第一次当教员，没有讲稿第二天上课怎么办。于是我们两人又坐车赶到总站，天保佑，东西还在，那几十张破纸，谁稀罕！失而复得，仿佛是我捡到一个宝物，而不是我把丢了的东西找回来。可是婚礼却错过了。
人是很容易满足的。制造快乐的最好方法，是先丢东西然后再找回来。当然这一切都应该不是预谋的，而是自然的。东西虽然没有增加，可找回东西时同样找回了快乐。人生很多时候是这样。我有个朋友被诊断为肺癌，开了胸，打断肋骨，结果不是肺癌，高兴得很，千谢万谢。仿佛没有肺癌全靠开胸所赐一样。
芝山，其实就是一座普通的山，既没有泰山的巍峨，也没有黄山的俊美，可它牵着我的乡恋。一位在鄱阳工作的中学同学来北京出差，到我家看望我，四十多年未见，交谈竟日，谈往事甚欢。临别时我写了一首诗赠送他，其中就特别提到芝山：老来方知人生短，犹记共桌抵足眠。江南三月花似锦，小城夜半米酒甜。旧日同学能有几，头白情深信是缘。芝山亭子应仍在，已是几辈新少年！
除芝山外，还有东湖，东湖面积不小，就在城里。东湖边有些景点，因为没有修理，不大为人注意。湖中心曾有浮舟寺，只听人说起，没有见过。小时我家在沿河新桥柳树巷口，离东湖不远。柳树巷是条长长的里弄，前对河，后通街，巷里有不少住家。商行都沿河，有航运之便。商店都在街里，来往人多，购物方便。东湖就紧接我家旁边的一条小弄施家巷的尽头处。到东湖有一条小街叫磨子桥，是一座石砌的拱形桥。再进去是浮舟寺，是一座寺庙，实际上我小时已经没有寺庙，改建为中学，是士行中学的校址。磨子桥两边人家都是以磨豆腐卖豆腐为生。在我小时候，磨子桥的豆腐是一种品牌，只是当时没有品牌一说，但大家认可确是事实。除其他豆制品外，热腾腾的豆浆是一绝，每早可以送到需要的人家。我现在喝过的各种饮料，无法与之相比。也许这就是乡恋。今日东湖
对于一个从未走出家门的中学生来说，东湖是美妙无比的。湖里鲫鱼很多，打鱼的是一人划桨，一人捕鱼，捕鱼用一种形似梳子的工具，只是两边不是梳齿而是尖锐的铁钉，在水里用力来回划。倒霉的鱼被铁齿穿住，就跑不了。新打的鲫鱼用文火煨汤，鲜美极了。这可是我们家乡的上等菜肴。东湖还有满湖的莲藕、菱角。菱角肉，洁白晶莹，甜脆鲜嫩，好吃。满湖荷叶和荷叶下的游鱼，一派生机。
我们这些穷乡僻壤的中学生，自有我们自己的乐趣和游戏，每当月色如银的夜晚，我们会聚集在磨子桥头，玩联诗缀句游戏，或是成语，或是诗句。如有人出一成语，少说一字：“无计可施”少“施”字、或“无处可逃”少“逃”字。谁抢先联出“施”字、“逃”字就算拔得头筹。联诗也是第一人出首句，如“离离原上草”，如有人马上接下句“一岁一枯荣”，就算得分。有时更难点，就是一人一字，看谁熟谁快，如第一人出一字为“一”，接下去的人缀为“诺”，第三人缀为“千”，第四人为“金”。如果第一人出一生僻字或怪字，则后面的人往往无法缀句，但出字者最后必须说出谜底，如无此成语就要罚他。这是穷乡中学生的游戏，此事已过六十年，记忆犹存：岁月无情亦多情，雪泥鸿爪尚有痕。难忘桥边明月夜，联诗缀句笑声盈。当年十七今双七，旧友四散半凋零。莫怜桥下已逝水，应喜新月照新人。
可能我家乡现在的中学生们，知道磨子桥的不多，即使知道，也不会再在桥头玩这种游戏。他们有更有趣花样更多的新玩意儿。可能不少人在网吧或宅在家里玩“星球大战”呢。
我们那代人对芝山、对东湖怀有乡恋，现在这代人不可能理解。他们离我们那个时代太远了。芝山、东湖对他们大概已经不像我们心中那样占有重要地位。如果他们将来和我们一样在他乡定居，他们会怀念什么？什么都不怀念？不太可能。乡思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掉青年时家乡的深情：“藕嫩莲鲜鲫鱼肥，燕子穿梭蘸水飞。湖岸杨柳丝丝牵，头白万里夜梦之。”这就是我梦中的东湖。
贾岛有首诗名为《渡桑干河》：“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我在鄱阳生活的时间不到我现在生命的四分之一，此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必将终老于此。然而我的真正故乡是江西鄱阳，对北京没有产生过“却望并州是故乡”那种深情。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外来户，我的思乡之梦没有断过。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和感情如此牢固，终身难忘：京华半纪人已老，愧我无成发早花。少年不解乡思苦，头白思归恨无家。父母坟前满宿草，小城亲友半凋谢。百尺竿头尚思进，路远山高日已斜。
七、月夜过鄱阳湖
我的家乡在鄱阳湖滨。鄱阳湖周围有几个县，但只有我家乡以湖命名，这是鄱阳人引以为傲的。当年曾把县名改为波阳，很令我们失望。当然，鄱阳湖属于鄱阳周围数县，属于江西，属于中国。不过我还是要说，我们鄱阳人还是因以湖为名感到光荣。别人问我哪里人，他们不知道鄱阳，我总要加一句就是鄱阳湖的鄱阳，似乎就再不用多解释。天下无人不识君，鄱阳湖！
可我们生长在鄱阳湖边的人，与那些诗人墨客体会到的并不完全相同。渔民爱湖，又怕湖。他们爱湖，湖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赖以为生；怕湖，无风三尺浪，湖中捕鱼是一险境，因为船小，往往不足以抗拒鄱阳湖的风浪。我祖父的兄弟中就有一位在捕鱼时因风浪淹死在鄱阳湖里。旧社会，渔民死在鄱阳湖中的并不少见。至于那个神秘的湖口沉船之谜，至今仍令人不解。
在旧社会，鄱阳差不多每三年就会发一次大水。这可不是外人理解的速来速退的水，而是从端午节到中秋长达几个月的大水。水，并不是从门口进来的，而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天一天看着它往上涨，可以涨到比一个半人还高。交通断绝，各家仿佛都生活在孤岛上。我家要从树行租来由树捆绑而成的戏台似的树排，树排放进屋内，在屋里的柱子上缚紧。人就生活在树排上。最可怕的是大风暴。鄱阳湖上的风暴之大，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因为水大，县城就在湖中，湖水浩瀚，连成一片。城在水中，水在城中。风暴来时，湖面黑云翻滚，电闪雷鸣，好像有无数条黑龙在头顶上盘旋。房屋随时可能随着树排有力地撞拉而倒塌，令人十分恐惧。水要三个月才可以退尽，吃喝都成问题。我读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虹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的确是秋色迷人，渔人无忧至极，不过这只能是王勃极尽想象之力，以生花妙笔酬应之作，他偶经此地，不可能体会到狂风暴雨湖水逞威之时的另一面。范仲淹亲自体会过鄱阳湖，因此虽未去过岳阳楼，但关于洞庭湖的描述就注意到天高气爽与狂风大作时的区别：“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我虽生长在鄱阳县，但对鄱阳湖没有多少认识。我害怕涨大水时、狂风暴雨时的恐怖，也害怕过湖时的风浪，坐在船上总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但有一次月夜过湖，算是我此生唯一一次体会到鄱阳湖的美。唯一一次，以后再没有这种人生体验，也再没有这种机会。那是1947年的中秋，在报考无锡国学专修科考试完后与朋友从南昌一道回家。刚好是中秋，夜色如水，月明如银，湖水平静。我和朋友并排躺在船舱顶的地上，眼望明月，除轮船的马达声外，四周悄然，进入一种无法言说的境界，当时水平低，说不出什么，只知道太美太美。对鄱阳湖涨水风暴时的恐惧一扫而空。多年后，我读到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一词，上片中的“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悠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太好了，“妙处难与君说”。大词人尚且难言自然妙境，何况我这个中学生呢。我有中秋过鄱阳湖的经验，只是心里有说不出，一读到这首词，唤活了我的记忆。我不自量，也追忆当时残存的记忆拼了一首《月夜过鄱湖》的诗：宇宙一色水连天，凌空皓月送归船。疑是瑶池碎玉镜，波光粼粼满湖面。
少年时代怀有的对风暴和巨浪的恐惧，转变为现在的怀念和无限遐思。鄱阳湖一浪接一浪的白色波涛，承载着湖滨小县中生长的我的太多乡思。
每次家乡来人，我总要打听打听鄱阳湖的情况，包括水位、生态、航道各方面的消息。听到湖水渐少，我就会怀念湖面宽阔、烟波浩渺月夜过鄱湖的美景。现在高速公路发达，鄱阳到南昌只需两小时，过去坐小汽船早晨六点开船，往往半夜才到，不顺利的话还要在船上过夜。从方便程度来说，过去无法与现在比，可坐船所能见到的湖边风光也为坐汽车的速度所吞没。有次过鄱湖遇阻，在康山停靠避风，曾上山参观。我记得有座庙，好像有三十六位塑像，据说是朱元璋得天下后，不忘在鄱阳湖与陈友谅水战时的大将，立庙塑像，供后人拜祭。高速路的兴，航运的废，既是社会交通的进步，也会带来人文景观的消失。鄱阳湖
多年以后，我夜过三峡，把它与此次月夜过鄱阳湖相比，是另一种情致。20世纪80年代，我到武汉参加学术讨论会，会后主办单位曾组织参观三峡。我们先到宜昌，然后乘船游长江。进入三峡，两岸悬岩峭壁，山峦起伏。山间人家，灯光点点。毛泽东梦想的“三峡出平湖”正在逐步变为现实。这是中国人多年的梦，几代人的梦。有过无数次争论，经过反复论证，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权衡得失，终于举全国之力，动员移民，开始动工。这样雄伟的涉及几百万人的大工程，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办到。
自白帝城顺江而下，夜眺三峡水电站截流工地处，正值半夜，我站在甲板上，倚着船的护栏，夜晚的三峡工地一片灯火，可比节日的火树银花更加壮丽：两岸壁立江流急，山间人家别有情。凭栏寒风望远景，落月坠星遍地明。
对比我年轻时中秋夜过鄱阳湖那种皓月送归船、波光粼粼满湖面的自然景象，两种风光截然不同。一个是自然美景，一个是展现人的力量，也可以说是人创造的美景。它既是功效性的，又具有审美价值。可是，人的力量既有创造性又具有破坏性。鄱阳湖由于围湖垦田、过度开发而导致生态破坏，尤其是处于湖水干涸期时，我年轻时看到过的那种美景，也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三峡工地的落月坠星、灯光璀璨美不胜收，如果三峡水库出点问题，它带来的危害将不仅使美景化为乌有，而且危及人的生存。
自然，有自然的不可替代性；人力，有人力的创造性。如何使两者成为和谐的有机体，这是哲学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我们要鄱阳湖，保护鄱阳湖，我们也要三峡水库，愿它成为造福儿孙的千秋伟业。
八、拜年拜谱拜山年
我离家至今已六十三年，有近六十年没能在家乡过年。我最怀念的是小时掰着指头急切盼望过年。那是年味十足的年。
和所有小孩一样，一入腊月，我就天天盼，天天算。腊月二十四是小年，从爆竹散发的硫磺味里已经能闻到浓浓的年味。过年最累的是我妈，忙着做米酒，熬冻米糖，准备年夜饭。我满屋跑来跑去，高兴不已。最喜欢的是围着熬糖锅转，等着吃起锅后的锅底，又酥，又脆，又甜。我现在也算见过点世面，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宴会，可再也没有吃到过这么有滋有味的东西。大概童年吃过的最喜欢的东西，那种味道此生不可再得，是永远的梦。
除夕守岁，红烛映照贴在门楣上的剪纸和房梁上的对联，全家围着炭火盆，我依偎在母亲身边，当时只道最平常，自己结婚生子特别是年老后才品出其中的爱：烛光摇曳炭火红，门神窗花春意浓。瑞雪欣喜漫天舞，爆竹声声家家同。守岁最盼天亮早，包包多多磕头虫。此情此景尚可忆，只是已成白头翁。
初一最高兴的是去外婆家拜年。外婆家在管驿前，到外婆家拜年最忙，都连亲带故，家家要到。新年失礼，这可不是小事。我父亲老教我说，“新春不拜年，平素无来往”。家家都用醪糟煮蛋，炸年糕招待。还都有个说法，“蛋”是“元宝”，年糕是“高升”，寓意是升官发财。开始吃得满口生香，几家下来肚子发胀。我最喜欢的还是外婆家的黄芽鱼煮米粉和藕丸子。去年回乡时写过一首诗，其中颈联是“藕丸聊解思乡渴，黄芽鱼香忆亲情”，指的就是这件事。不是鄱阳人很难理解这两种菜肴中包含的深深的思乡之情、思亲之情、思年之情。
从1953年来北京，过了这么多年，再也没有小时家乡的年味。人到老年，年味会淡，加上如今社会发展，生活富裕，大城市的孩子们对过年大鱼大肉、新衣新帽，不太感兴趣。他们天天过年。但对我来说，增加了另一种乐趣，这就是新年儿孙们回家团聚。当我把压岁钱塞到外孙女手中时，我的疼爱之情比她的高兴之情浓多了。送压岁钱的比受压岁钱的高兴，和我小时真的不同，社会变了。儿子一家回国过年
社会在变，年味在变，过年的方式也在变，但对中国人来说，多少年来有一点不变，这就是在外的孩子不论多远都要想方设法回家过年，父母则千方百计要让孩子们在过年时感受到家的温暖。我自己也是这样。看到儿子夫妇每年不管多忙都要回国；看到老伴为他们在厨下忙个不停，不禁想起当年我妈妈对我的情景：莲子有芯人有根，风雨何能阻归程。窗外星空天撒花，厨下慈母烩情深。犹记当年围炉夜，米酒飘香雪迎春。不意此生京城老，卧听鞭炮梦难成。
当代社会，空巢越来越多，子女难得与父母在一起。过年，是子女对父母的情，父母对儿孙们的爱，最集中的一次爆发。这些年，不再在家里做年夜饭，都是在饭馆中订餐，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不过，不管过年的方式如何变，亲情与爱不会变。
我小时候，新年过后，还要举行拜谱。陈氏宗族的全体男人集中在一起，表示对祖先的怀念和追思。这大概是慎终追远、不忘祖先、不忘自己的根的意思。谱牒，应该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实际上许多名门望族的谱牒包含有丰富的史料，即使是平常人家，也会有一些陈氏家谱能反映社会变迁、人口迁徙方面的材料。毛泽东就提倡研究家史、村史。有段时期，我们把它视为搞封建、搞宗族主义的非法活动，予以取缔，其实这是一种“左”的思想作祟。我记得我家里曾经有过一本家谱，是石印的，记载陈姓由来、各房各支男丁排行和女子嫁到何家。儿媳属自己家族，与丈夫同列，并把子女记载在下边。女孩只记载婚嫁，而不记载在别姓所生子女，因为他们属于外姓，不能说这种记载不合理，这是以姓为宗的必然要求。族谱原来存放在我家。我家败落后，这本族谱下落不明。是当作“四旧”扔了，还是当破烂卖了，不得而知。
拜谱是很隆重、很庄严的事。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拜谱是到远离管驿前几十里外的名叫窑头的另一支陈家。原先如何分开的，我弄不清楚，我只记得我当时十几岁，可辈分高，比我大很多的人称我为叔叔、爷爷的都有。这种称呼中蕴涵着严格的宗法制度的残迹，不管我几岁，称呼的辈分是不能乱的。我感兴趣的不是辈分，而是草台戏。连演三天，天天看戏。戏还没有开演，各家男女都背着长凳占据有利地形，最积极的是小孩，在戏台下钻来钻去。我们的地方戏是饶河调，我看不懂，也听不懂，只是觉得好玩，一群半大小孩在人群中凑热闹。这是我参加的唯一一次两个陈姓分支集在一起拜谱的盛典。平常每年拜谱最有吸引力的是谱饼——一种为拜谱的人分派的专门定做的糕饼。饼很大，但不好吃。
拜山年，也是过年的一项重要活动。拜山年是向山拜年，实际上就是扫墓。人总是葬在山里，祭祖也是向山拜年，感谢大山对我们亡故的先人的慷慨接纳。陈家未出五服的各房男丁集合在一起去祭扫祖坟。祖坟，在离城不太远的朱家桥岑家山。为什么是岑家山而不是陈家山，是变音还是另有别的原因，不清楚，反正是祖坟山。可能有十几二十来里，我记不清，走得很累，有时是骑在大人的肩上。祭完坟还要吃饭，是在看坟人家里。饭菜是专人从城里挑去的。在这个人家歇脚、喝茶、闲聊。无非是谈谈年成、坟墓看管之类的事。吃完饭，我还是被大人驮着回来。
年间一个大节目是张王菩萨出行。万人空巷，仿佛是全城一次盛大节日。张王菩萨，就是唐代安史之乱中死守睢阳的名将张巡。史书记载他督战时“大呼辄齿裂血面，嚼齿皆碎”。张巡死守睢阳，为唐王朝阻止叛军的南下取得最后胜利立下战功。张巡在关中地区立庙祭祀不少见，可无论从籍贯、从战场来说都与我们鄱阳无关，既非乡党，也非亲戚，在我们家乡立庙，而且年年出行都是红红火火，从未懈怠过。可见张巡人望之高。中国人有把忠孝仁义、为国牺牲的英雄神化的传统。关公不用说，到处立庙，张巡被供在我们县城，而且专门为其建庙。张王庙在我们县城，无论妇孺，人人知晓，不只是庙名而且是地名，比任何一个地名都响亮。你看张王菩萨出行那气势，八个壮汉抬着安放神像的坐椅，健步如飞，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前呼后拥，一同飞奔。所到之处，鞭炮不断，烟尘四起。张王菩萨经过我家门口时，我家一些好事的伙计也不断放鞭炮。似乎张王菩萨神座停放门口时间越长越有好运，这个长度是用不断放鞭炮来留住的。张王菩萨出行完后，接着不久就是元宵节，又是一番热闹。舞龙灯的一伙一伙，各式各样的龙灯，其中以用我们家乡装木炭的炭篓子为龙身，外面蒙上红布的龙为多见。有的用几十个炭篓接成一条长龙，舞起来，很是费力，不仅要技巧，还要有体力。大商家门口会有桌子，摆上炸年糕招待。
小时候，我家乡端午节、中秋节也有一些特点。每逢端午节，有的家门口会插一些艾叶菖蒲，据说是避邪的。孩子脸上特别是额头点一些雄黄，胸前挂个香囊。家家包粽子，包粽子是一项手艺，不仅外表有棱有角，更不能煮散，变成糯米饭。“龙头舴艋吴儿竞”，赛龙舟是中国端午节的传统节目。我们家乡在鄱阳湖边，赛龙舟是重头看点。赛龙舟那天，沿河两边都站满观看和大声喊叫助阵的人。好看的是，艄公都站在各自龙舟尾部突出的一根长长的木棍样的东西上面。艄公的本事与潘阆钱塘观潮词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本事不能相比，但这都是些水性极好的青年壮汉，在船艄上翻上翻下，玩各种花样，别有情趣。有时竞争太激烈，还会因此而打架。过完端午节到六月初六，我家还有自己的一个特别节目，这就是我家供奉的那座菩萨杨四将军的生日。我就不懂何以知道这个木偶的生日？是自定的还是传说？反正这一天我家要请一个戏班子唱戏。所谓戏班子，不是草台戏，而是提偶戏，后面站着的艺人用线提着，一边不停地牵动木偶，一边自己唱。观众多是小孩子，大人似乎不感兴趣。没有台子，就是站在地上，前面围个半截幕布就算戏台。这种戏只能哄菩萨，哄孩子。
中秋，可能各地都一样。无非吃月饼，拜月。我们家乡有种月饼叫葱饼，每到中秋我就会想到这种月饼。后来我的姐妹们会托人带来，不过再也吃不出过去的那种味道。有点特色的大概是烧宝塔。沿河商行多，靠河，路宽，空地多。中秋前，年轻人就在空地上用砖头砌成宝塔。高高的，矗立在河边路上。隔一段路有一个，仿佛烽火台。中秋节入夜，明月当空，就用木柴点着宝塔，然后不停地往塔里倒烧酒，火焰冲天。因为沿河宝塔多，此起彼伏，成为一条火龙。火树银花不夜天，这算是小小县城中秋一景。
年龄渐长，书读得多些，会思考一些问题。我想，人是需要娱乐自己的。一年四季，各有节日，固然是传统，为祭神或其他什么理由，反正都是全民的狂欢日，民族的狂欢日。它是民族凝聚力、自我认同的符号，又是一种精神的放松，为一生劳累的人找到一个自我调节的节点。人逢喜事精神爽，节日是人们最高兴的日子。想想看，如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一样，毫无变化，该是多么没有色彩的岁月呀！
九、旧梦难寻
从大学毕业来北京，开始是刚工作，全心投入教学，无暇回家；后来是儿女绊脚，回不了家。举家还乡，当时经济拮据，没有那么多旅费。一拖再拖，终未如愿。我的父母虽然来过北京，家庭团聚，但终究解不了我的乡思，总想旧地重游，找回失落的梦。
20世纪90年代，我有两次机会回鄱阳，都是趁讲学之机。一次是到安徽大学，从黄山市经景德镇回鄱阳。再一次是到江西师范大学，从南昌直接回鄱阳。可惜，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都是只住了两个晚上。总算了却心愿，圆了多年的回乡之梦。
可我回到的鄱阳，和我梦中所思的故乡，落差太太。完全像是回到另一个地方，许多地方不认识，即使有些地方能叫出地名，也是似曾相识，景物完全不同。第一次住在鄱阳宾馆，第二次住在饶州宾馆。宾馆越住越大，越住越豪华。这样豪华的宾馆，大城市也不是很多，足见变化之大。住在饶州宾馆，深夜倚在窗前，望见东湖马路两边的路灯，看着湖边别墅式小楼中隐约的灯光，感慨万千，心如潮水，久久难以平复。我想起过去的家乡，看到今天的变化，感情复杂难言。是喜欢旧鄱阳，留住破碎的梦，还是为家乡的变化而欢呼，把怀念变为对家乡的新情感？反正那夜难以入睡，写下了我回乡的感受：一梦回惆怅终成行，归来仿佛入错城。当年旧迹无觅处，不是路人似路人。藕丸聊解思念渴，黄芽鱼香忆亲情。八十还家应嫌晚，相识唯有芝山亭。今日鄱阳镇二麻石街道半掩门，临河水碧远山青。小巷深处无车马，夜静锣声报时更。一年最是春节好，满城拱手古风存。而今民富高楼立，旧梦难寻反觉生。三魂牵梦绕五十秋，近家情怯喜兼忧。当年长辈多归土，昔日同窗已白头。最喜桑梓翻天变，道路宽阔楼接楼。莫惜熟地无陈迹，逝者如斯景似流。
我是搞哲学的，一辈子讲辩证法，讲万物皆变。怎么真正看到进步，反而会以怀旧之情来衡量变化呢！确实，世界复杂，进步中有些会是退步。我参观苏州周庄时，就深刻感到这种矛盾和不协调。当年应任平邀到苏州周庄，周庄曾经是被遗忘的角落，按新标准，住房破旧，街道狭窄，弄里几乎是门对门可以伸手借物。可正因为这样，它无闹市之喧嚣，风景古朴宜人。这是发展中的矛盾。有些地方因落后未被现代化，其古貌得以保存；有些地方因迅速现代化和大规模拆迁，而失去昔日迷人的风光。我深感现代化中如何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项需要大眼界大视野才能处理的城市建设中的难题。参观周庄时，我写下自己的观感：船娘摇橹唱山歌，吴侬软语奈情何。两岸民居推窗语，屋有流水似枕河。石桥如画江南景，小巷深处摊位多。净心何如游古镇，胜过深山拜佛陀。
在鄱阳只逗留了两天，忙得不可开交。家里同族兄弟为我举办了一个团圆聚餐。摆下几桌酒席，除几个同辈外，其他叫我爷爷的、叫我伯伯的我一个也不认识。即使同辈，也是似曾相识，都是白发苍苍的龙钟老者。我专门去看了看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十八坊，面目全非，没有一点印象。正风中学，天主堂不见了，小路口的地名，本地年轻人都不知道，只知道新地名什么什么大道。东湖，原来宽阔的湖面被一分为二，中间横穿一条新修的大马路，很有气魄，两边是路灯，入夜站在饶州宾馆的窗前远眺，像眨眼的星星。鲫鱼不会有了，荷叶、莲蓬也不会有了，用腰盆采菱的乐趣不会有了，菱角大概成为稀罕的东西，或者被一些垃圾食品打败了，成为老年人的记忆。返乡时与族人合影
原来闹区集中在东门，北门外很荒凉，完全是农村。破屋茅舍，泥土小路。现在正在继续开发，高楼拔地而起，住宅连排。从东门口到北门外一条笔直宽阔的马路，原来的一条巷、二条巷直到九条巷，变成油条式的小弄堂。县城在不断扩大，变得更加现代化。有的士，有公交。原来姜家坝、王家洲、古乡渡，都是地道的乡村，油墩街则更远，现在则都连成一片。我站在街口，所有的人都是擦身而过，无一相识。我想大喊：我回来了，我的家乡！人们瞧着这个从未见过的人，一定会以为是从外地流浪来的疯子。返乡时与堂兄弟合影“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是处在异国的诗人“何时归看浙江潮”的故国之思。“熟地旧迹无处找，满耳乡音陌生人”，是少小离乡的归人的怀旧伤感。我既高兴又失落，既感慨家乡的沧桑巨变，又因旧梦难寻而有某种失落。
第三章 破碎的历史梦
我在上海只有三年。就我一生来说，至今只占二十八分之一。可它的意义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衡量。到上海读书，是我未来走进学术领域、融入更大社会的关键一步。
一、考入复旦历史系
应该说，考入复旦是我第二次参加高考。第一次是1948年，我高中还没有毕业，已被无锡国学专修科正式录取。无锡国学专修科是什么样的学校，校长唐文治是何许人，国学是什么，我一无所知。报考完全是偶然的。我与当时中学一位好友看到招生广告，就报考了，因为我们都喜欢文学，以为国学就是文学，考一考试试。考试报名要高中毕业文凭，我们没有。我那位同学不知道用何妙法搞了两个假高中毕业文凭，有模有样，有校长印章，有照片，不知花了几斗米——当时米就是计价的标准和货币。新中国成立前，谁查真假，毕业文凭这种除了报考以外一文不值的东西，更不会有人查。前几年，我每次走过校门口看着抱孩子的妇女招揽顾客兜售假证，就会联想起这桩往事。
我俩居然被无锡国专录取了。可是去不了，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打得很激烈，人心浮动，何况当时年龄还小，无锡又远，家里不让去。人生是一串偶然性。如果当时上了无锡国专，我现在干的是什么行当？在哪里？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历史不可能假设，人生也是如此。你的一生，就是你现在的一生。第二条路已被你已经走过的和现在正在走的路堵死了。我，就是现在的我，是唯一现实的我。设想另一个我，只能跌入烦恼的深渊。人生之路的车票永远是单程票，没有回程。任何人都必须注意脚下的每一步。
我那位与我同时报考无锡国专的同学，很有文学才能。他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当过我们县的公安局长，新中国成立后被捕，瘐死狱中。他考上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的是越南文。毕业后，曾在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住在沙滩附近原北大红楼的宿舍里。我在人大工作时有时会去他家。他高度近视，看书如同与书接吻，可写诗写文章还都行。后来调到南宁准备成立一个什么学校，学校最后没有办成，他被重新分配到南宁一所高校教书。有次他来北京办事，我们畅谈终日，都是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听朋友说，他晚景还不错，生活安定，前些年已经告别人世。
当年，“红五类”、“黑五类”界限分明，是“文化大革命”时极左思潮影响下“血统论”的怪胎，并非党的政策。“文化大革命”前家庭出身并不是分界限。我这位同学的父亲属于“历史反革命”，当时正在服刑期间，他同样考取北大，同样得到组织信任，原准备调到南宁担任越语教员。我们有些年轻人误信一些人的谗言，以为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出身不好就得不到党的信任，在任何领域都受到歧视。就我所知这绝非事实。绝对保密单位我不敢说，因为我不了解情况，至少考大学、分配、就业，没有任何歧视。不信，你看看在新中国成立后由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大学教员和各类高级知识分子中，所谓“黑五类”有多少！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们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取得的成就，一批批从国外回来的“黑五类”、一批批从高校毕业的“黑五类”，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如此卖力地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忘我工作，如何解释？我说这个问题，是要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不要轻易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描绘成白衣秀士王伦一流人物。实际上，他们心胸很广大。
我是1950年高中毕业正式参加高考的。我的考点是浙江大学，我记得当时浙江大学在求是桥。我有个中学同学的哥哥正在浙大读书，读机电系。他代我弄了个住的地方。我一个多月没有出过门，窝在借住的宿舍里备考。杭州的美景，不管是西湖还是灵隐寺，对我都不存在。唯一存在的就是校舍与食堂。考试一完，当晚就坐火车赶回南昌，参加南昌大学的考试。那时不像现在的全国统考，只要时间不冲突就可以多头报考。录取概率会多一些。我报考的是复旦新闻系和历史系。新闻系没考上，被录取在历史系。南昌大学录取的是第一志愿文史系。复旦是报纸公布录取名单，南昌大学是通知书。看到报纸录取名单在前，接到通知书在后。如果接到通知书在前，也可能会在南昌上大学。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出省上大学的好像并不多。谁考上谁没考上也弄不清，当时没考上大学没有现在这样大的压力，找个普通工作谋生很正常。
复旦大学在邯郸路，离北四川路虹口公园还有一段路。从北四川路底到复旦，有段时期没有公交车，是坐“二等”。“二等”者，是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用现在都能了解的话就是骑车带人，不同的是要付费，这是一种谋生职业。后来有烧木炭的公交，车顶上背着一个大鼓包。复旦，按现在标准看校园不大，当时最吸引人的建筑是登辉堂（现改名相辉堂），其实也只是二层小楼。登辉堂与图书馆之间有一片绿地，草色茵茵，是复旦校园的一处美景。因为四周建筑不多，这片小小的绿地，更是耀眼。历史系有没有办公室，我没有印象，如果有，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房间。没有听说过系主任办公室或教学秘书之类的设置。全校学生不多，估计不会超过一千人。我所读的历史系，我们那届最后可能只有二十多人，我记不清了，反正很少。还有更少的，我的上一届、上两届的师哥师姐们只有十几个人。据说数学系有的年级一个班只有一人。当时也不觉得奇怪。像现在小校万人，大校十万大军，当时不可想象。
尽管从现在看，当时的复旦校园不大，学生不多，可名气却不小。我是从小小的县城突然走入大上海，进入复旦，仿佛小鱼掉入大海。我是个外乡人，当时上海人一般瞧不起外地人，一律称之为“乡下人”。即使上海本地人，如果是浦东或者离城区较远的，仍然被视为“乡下人”。这并不奇怪。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是全中国最繁荣最发达的商业城市、国际都市。十里洋场，不夜之城，扩大了上海人的眼界，也连带给有些上海人带来地区性的骄傲。这种地区性的骄傲北京人也有。不过不是上海人那种洋气，而是“北京大爷”气。这是久居天子脚下留下的“贵族气”。过去文人所谓的“海派”和“京派”，大概就是这两种气的不同表现。复旦大学相辉堂（原登辉堂）
我读历史系时，同班中上海人居多，即使是外地人也是附近城市的学生。终究是新中国成立了，而且处在政治气氛最浓的转折时期，轻视外地人肯定会归入旧思想。像我这样来自江西小县的学生，在班里仅我一人。我们关系都不错，他们都叫我“老表”。至今，我与一些同学仍然有联系，见面称呼我仍然是“老表”。即使我的真实姓名他们一时记不起，叫不出，“老表”这个称呼他们不会忘记。
我读历史系时，淞庄和德庄是我们的宿舍。这两个地方我都住过，住淞庄的时间长点。淞庄，听说是日本人留下的房子改建的，都是毗连的二层楼房，有厕所和洗脸的设备。楼上楼下都住学生，上下铺，不太挤，也不宽。吃饭不用交钱，全体学生都是每月发一张饭卡，有日期，就餐时像部队一样拿着餐具，由大师傅打菜。吃饭不成问题，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洗衣服。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营生”，从小都是家里管。不洗也得洗，总不能三年不换衣服。我洗衣服最省力的方法是泡衣服，先把衣服放在洗脸盆里浸泡几天，然后用水漂漂捞起晾晒，就算完成洗衣大业。三年，都是这样混过来的。复旦大学原淞庄旧址复旦大学原德庄旧址
我读书时，淞庄门前的马路很热闹。对门是苏北来的两兄弟开的老虎灶，可以打开水，兼带可以洗澡。学校没有公共浴室。洗澡，简单极了，就是几个彼此隔开的狭小房间，可以安放一个木澡盆。盆底有一个木栓塞住，洗完澡拔塞放水。门口还有一溜商店，也有小餐馆。我最喜欢的是阳春面。大概当时大学生的最高消费就是阳春面。出淞庄转到直对校门还有条马路，叫国权路，比淞庄门前那条路宽大，也更热闹，有书店，还有一家高级餐馆，至今我还记得它的名称是“来喜饭店”。三年，我就是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留下了足迹，也留下了对母校的怀念。
二、大师云集
我一辈子都是读书、教书。我有种感觉，学生对老师的感情与印象，小学深于中学，中学深于大学。我在复旦三年，老师都是大师级人物，可我印象模糊。我这个从乡下来的学生，对历史学，对历史领域的著名学者一无所知。这些老师对我而言，只是老师而已，根本不知道他们都是历史学界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无论多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是思想改造的对象。作为改造对象的老师在学生中的威信，可想而知。何况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学问，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大学问。到我这个年龄才知道，要知道别人有多大学问不容易。正如量米的桶，桶的大小，不能说明米的多少。中国人说“海水不可斗量”，就是这个道理。从我这个刚进入大学的无知学生的视角，怎么能知道我们面对的都是名师名人。
历史系并不不大，可能只有十几位教员。主讲的都是教授，没有听说谁是讲师，或者副教授。可能当时不是教授，就没有学校会聘用。当时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有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胡厚宣、马长寿，还有位教日本史的姓苏的老师，教世界史的姓潘的老师，名字记不起来了。现在任何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他们的大名，放在世界上也是“誉满全球”的人物。可“大师无名”，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一位普通教员，没有什么特殊感觉。
周谷老给我们讲过世界史；予同先生不是教他最专门的经学史，而是历史文选选读；谭先生也不是讲历史地理，而是教魏晋南北朝；陈守老不是讲中国土地制度史，而是教中国近代史；厚宣先生既非讲考古学，也非讲甲骨文，而是讲古代史。说句实在话，讲课内容印象不深。因为正在搞思想改造运动，几乎每一门课都是有头无尾，连中段都没有。经常停课，一个学期下来，上不了几次课。印象最深的是，周先生有次说，人生无宴饮，如同长途跋涉没有中间休息站。他说他们有几个朋友就经常聚会小酌。予同先生有次讲到与五四运动有关的一个问题，在课堂上号啕大哭，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突然触动了他。可能是因为他学生时代参加过五四运动，是火烧赵家楼的学生代表，有今昔之感。我们那个年龄，怎么可能理解他呢！守老的脾气较急躁，也很直很倔。我印象里他上课骂过另一位教授，什么原因，骂了什么都记不清了。还有一次他上马列主义课，讲到工人阶级时，用陆阿狗、张阿毛作为代名词。有人递条子，批评他不尊重工人阶级，守老在登辉堂的台上大为生气，骂道：“是哪个团员写的吧？”不肯再教，挥袖而去。还传说守老对思想改造运动不积极。在一次别的教授做思想检查时，他靠在椅子上两眼朝天，爱听不听的样子。别人批评他态度不好，他回答说，你也可以这样嘛！守老1974年死于肺癌，留下有关中国土地关系史的著述、札记、史料摘录，不下100万字。他的《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是去世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大学历史系1953届毕业照
胡厚宣老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我和另一位同学曾经到历史所去看望过他。谭先生来北京编历史地理图册，我们也见过面，他还请我们几个同学上过一次小馆子，好像是在东四附近。我上世纪80年代去上海时，曾看望过谭先生，他当时住在复旦招待所，可能是学校的特殊安排。他似乎得过中风，见面时我见他行动不便，语言迟滞，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大概不久就去世了。
我们虽然是大一的学生，可教课的老师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当时他们都是壮年，解放初，二周先生、守老最多也就是五十刚出头，谭先生、厚宣先生可能不到四十岁，正是有为之年。我们这些人，四五十岁时还为职称的事烦心，属于所谓中青年教师。与我们的老师相比，的确惭愧得很。我们这些老师如果生逢其时，有我们现在这个条件和安定环境，凭他们的学术造诣可以为中国学术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人一生各不相同，有得时、逢时，有失时、背时。有个别到我家求助于我的来客，动不动就封我为“哲学大师”，甚至“泰斗”。我听了浑身不舒服，起鸡皮疙瘩。我当然知道这是客气话，有的是奉承话，我绝不会无知到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学术界大师帽子满天飞，都是廉价的，甚至假冒伪劣。与我的这些大学老师无法相比。听到现在大师之名不胫而走，往往会令我产生“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联想。
当时历史系只有一位年轻教员，就是胡绳武老师。他刚毕业不久，好像是1948年，我们进校前两年留系任教的，新中国成立前能留系很不简单，没有突出才能是不可能的。我在历史系时与胡先生没有接触。“文化大革命”后期，他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后又转到国家文物出版社，最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到人民大学后，我们接触多了，在校园里也经常碰面。胡先生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晚清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突出成就。他和金冲及先生合作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专著，影响很大。他长期和冲及先生合作。冲及是我历史系的学长。虽然我们同年生人，但他成熟早，比同龄人高出一头，不像我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乡下人。他在复旦当团委书记时，我是团员，是他的“治下”，在登辉堂听过他做报告。他在近代史、辛亥革命史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他主编的领袖传记问世后，一时洛阳纸贵。冲及是知名学者，是复旦历史系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同学中的佼佼者。
我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没有上多少课。既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讲义，没有一门课有头有尾。老师们忙于思想改造，不断深挖自己的旧思想，无心教学；我们学生们也有自己的“忙”，忙于到市内一些中学去控诉美国在朝鲜的战争暴行。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全国都投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美。大学生也不例外。历史系组织了一个宣讲队，到中学宣传。刚好，我们系高年级有位朝鲜同学姓尹，是朝鲜籍还是中国朝鲜族，我也分不清，反正他会朝鲜语。我们系有个女同学为他当“翻译”。翻译，当然是打引号的，先弄个中文稿，尹说几句，女同学就宣读几句，仿佛在译，其实是读。效果还是很好的。大学生正是热血沸腾、最容易接受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年龄。我们还参加“镇反”和“肃反”的宣传，是到上海一些里弄里向居民宣传。有的同学还临时调到公安局去工作。
在大一期间，我们班由胡厚宣老师带队到南京进行考古实习。说是考古实习，实际上是参观南京新发掘的南唐二陵，即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先主李昪及其妻宋氏的钦陵和中主李璟及其妻钟氏的顺陵。我们住在南京博物馆，在中山陵附近。我们什么也不懂，只是看了看新发掘的陵墓，出土文物已移走，空空的；参观了博物馆陈列的展品，对陶瓷瓦罐，也看不出子丑寅卯。对一些刚入历史系大门几个月的学生来说，一切是那样新奇但又不可理解。考古没有学到什么，陶瓷瓦罐的意义和价值也不懂，倒是对南京城有点印象。号称虎踞龙盘的国民党的首都，当时是那样破旧，我脑子里只记得两样东西。一个是马车，从城里到中山陵博物馆没有公交，只有马车。不仅郊外，城里也只有马车。第一次坐马车很有趣，两排长椅子，相对而坐，每排只可以坐三个人。赶车的马夫坐在辕上，戴着一种旧毡帽，挥着鞭子，嘴里喊着大概只有他的马才能听懂的命令。到站有人上下，时走时停。一股扑鼻的马粪味，也无所谓。这种马车与莫泊桑《羊脂球》中那种六驾马车，自然无法相比。另一个印象是南京到处都有卖的大饼，大如锅盖，称锅盔。这个称呼，可能言其大而结实，宛如战士的头盔。这是南京卖苦力的人爱吃的，又大又抗饿。我买过一次，实在咬不动。可能现在不会再有这么大这么粗的东西，要有，也已精加工，变为怀旧者的食品。前些年，我去过一次南京，与六十年前相比完全是两个城市。夜游秦淮河，各式灯笼挂满商家门脸儿，夜市如昼又霞光满天，确似人间天上。可惜，沿河排档连成一线，河水如墨，散发出一股臭气，有点煞风景。现在可能情况已发生变化。人们对古代诗词中描述的秦淮河，可能还会向往。
在大学时期，最重要的一次社会活动就是参加土改。我们是在1951年10月底去皖北的，同去的有系里的老师，也有我们班的学生。我们先到五河县，坐一只小木船，女生在船舱里，男生在上面甲板上。一共就十几个人，船在淮河走了一夜，到五河上了岸。第一夜，是在一个大房子里住下的，大概是大地主的房子，有像模像样的玻璃门窗。院子里有猪自由散步，我们感到很奇怪。谭先生没有带过冬的东西，写信叫夫人寄来，结果夫人寄来的是化妆品，让他哭笑不得。我们同学阿秀家寄来了棉鞋，是她父亲的棉鞋，不好穿，她就给了谭先生。后来，女生住到了庙旁的一间空屋子里，地上铺了草。男生也住在附近。老师们住在街上的房子里，也是打地铺。予同先生是复旦土改工作队的大队长，余开祥是副大队长。复旦同学上岸后，在街上看到炸丸子，一哄而上，予同先生开大会批评大家说：“我想起了美国兵到上海的样子。”说得大家都不好意思地笑了，以后就再没有人去了。经过短期集训以后，复旦同学就和苏北土改工作团合并了。在一起听报告，进行政策学习。学习完以后，就分配到村子里去。每个同学搭配一个苏北工作团的工农干部。
在五河土改时，我与一位苏北土改队的队员在一个村子。村名我记不起来了。主角是他，他是真正的土改干部，我只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一个人住在一个农民家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农民的贫困，以前从来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穷的人。这家没有被子，全家挤在一张床上。没有各自的洗脸毛巾，全家共用一条破烂的擦桌布式的东西。一年四季都没有热水，要用热水就用一种泥制罐子塞在做饭的炉灶里烧。我有自己的铺盖，因为天冷，垫被下面加了一层稻草。从来没有米饭，餐餐吃白薯。我是交饭费的，为了改善我的生活，这家男人会推个独轮车到蚌埠去买点面条，不是白面的，是绿豆或杂豆面。可他自己仍然吃白薯，小孩子会哭。有次他对我说，你们大学的饭真好吃。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们这里的人，春天播下种就不管了，到上海去谋生，有的在桥上帮车夫推车上坡，有的当苦力。没有办法的人就会手提一个小桶，把你们学生倒掉的剩菜剩饭掏回来，非常好吃。秋天回来，有收成就收点，没有收成开春后又去上海。当时淮河经常发水，非旱即涝，农民真是穷极了。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国农村，更没有见过皖北五河这样穷的农村。我也不知道当时地主有多少地、生活如何。这种事，当地土改干部知道，我一窍不通。我只看见过一个地主家的女人，手里托着一簸箕混着稗子的稻谷去推磨脱皮，碰见我，口中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家里有孩子，什么吃的都没有。她认为我是年轻学生，不是正经八百的土改干部，说几句也不怕。我没有搭话，各走各的路。
第一期土改结束，我们会合的地点是霸皇城，据说就是项羽自刎的地方。在那里集训了一个阶段，开始第二期土改时，已经是冬天了。土改地点是在灵璧县。我们坐了马车，在月光下连夜奔跑。一路上见到的是河畔的大石头，一堆连着一堆，起初还以为是许多人群，后来才明白是石头。到灵璧后，我与同班其他三位同学分到乡公所。因为没有下村子，没有多少事情做，整天就是看书。住在乡公所，自己做饭，吃的是咸菜。乡公所旁边有个小店卖咸菜。有次我好奇跑到这家老板后院里，院里有几口咸菜缸，缸边四周有蛆在爬，真恶心。我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从此不再去买咸菜。
第二期土改结束了，就从灵璧回到上海。这时候，好像春节已经过去了。没怎么休息，就开始了互相交流土改体会，大会小会，天天开。然后，很自然地就过渡到思想改造。思想改造怎么搞的我记不起来了。有位女同学后来说，土改时我曾经向你借了《共产党宣言》，读得非常认真，做了笔记，回到学校，在思想改造的小组会上，我谈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受到你的批评，说我讲的是假话，害得我哭了好几天。我听了很是吃惊，还有这档子事，自己可是一点印象也没有。我当时多幼稚呀，女同学心细，情感细腻，不像我们这些男生大大咧咧，尤其是像我这样从小城来的“乡巴佬”，更不懂不能伤女同学的心。年轻时多蠢。
三、我的大学同学
解放初，各学科之间并无“冷”“热”之分。文史学科不像现在这样掉价，会计、经管、法律也不像现在这样挤破门槛。历史系当时不冷也不热，其他各系学生也不多。我们班起初有三十四个同学，参军参干运动中走了五位，中途退学的有五位，转系的有四位，转到外语系、物理系或新闻系。也有从外系转来的，当时就有一位同学特别爱好历史，从化学系转到历史系。按照现在的标准是从米箩跳到糠箩里，从火炉里钻进了冰箱。当时可没有这个概念，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不是纯功利主义目的选择专业。这样，可能对一个人的人生之路会更好点。我们当时是自己选择专业，现在是父母和市场决定自己选择专业。我们是自己走路，现在是各种因素推着自己走路。
六十多年了，当时同学的印象像逐渐褪色的照片，有的完全变成光板了。印象较深的几位同学，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她1949年5月跟随她哥哥去台湾，从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读书。1950年5月底回到香港父母处，然后在1950年7月17日只身回到上海，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时能够从台湾、香港回到仍然贫穷的大陆，很不简单。追求进步，是当时年轻人的思想主旋律。这位女同学说我批评她有资产阶级思想，她感到委屈，完全可以理解。
桑咸之与我是复旦历史系同学，后来又是人民大学的同学。在复旦历史系时，他是团支部书记，为人非常忠厚，学习努力。1953年毕业分配时，我们一同分配到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师研究班。我在哲学班，他在中共党史班。另外还有几个同学也都分配在不同的研究班学习。当时是北方干部南下，南方知识分子北上，我们从上海分配来北京时，整整一个专列，都是应届毕业生，像运军队一样运到北京。咸之研究班毕业后留在中共党史班当教员。他的教学、研究都获得好评。他为人谦和，待人诚恳，同事关系也很好。中国人民大学评职称比较困难，欠账太多，摆不平。他长年没有评上教授，可能心情不太好，有心脏病、高血压，可仍然坚持工作，为完成自己的专著《晚清政治与文化》，耗尽心血。有一天正准备像往常一样开始工作，先拉开窗帘，可能是用劲太大，猝死书桌边。他的《晚清政治与文化》是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书，可以说是他的毕生心血，书中附有他十首论史诗，品评当时人物。诗评，是史学与文学的结合，显示出他的史学眼光与才情。这本书在他去世后由学生资助出版，总算没有成为埋在沙堆里的珍珠，被世人遗忘。
桑咸之是1995年逝世的。他比我小一岁，当时还不到六十五岁。对做学问来说，仍然是有为之年。他去世后，我曾写过一首悼念诗：痛哭兄台叹士穷，才高命蹇古今同。笔走龙蛇堪传世，诗可佐酒磨剑功。晚清史论具慧眼，娓娓善教学者风。最令朋辈伤心绝，死后声名生前空。
我们班有位同学是虔诚的基督徒。虔诚到每餐饭前必须祷告，从来不回避我们。同桌吃饭，天天如此，餐餐如此，大大方方，仿佛在完成一项神圣使命。我不知是怎样分配的，他居然和我一样分到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是两难。一个有神论者，天天要批判有神论，学习无神论，能学下去吗？读了一年，实在纠结，提出退学。学校还是很民主的，了解这个情况后批准退学。他后来到南京神学院深造，这才是鱼归大海而不是晾在岸上。这位同学，政治上很进步爱国，曾担任某神学院院长，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来京开会有空时都到我家坐坐聊聊。我曾赠他一首诗，我说我是无神论者，你是有神论者，这不妨碍我们的友谊：有神无神任自由，同窗同室最难求。宇宙奥妙无穷尽，放飞心灵各逍游。
你搞你的有神论，我坚持我的无神论。信仰自由，不要因信仰不同而影响朋友关系，更不能对抗。宗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现在仍然在起重要作用。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它对艺术、对文学、对绘画、对音乐、对人的道德培育都有特殊功能。我对真正虔诚的宗教信徒是尊重的，以宗教为幌子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当然不在此列。
宗教被有的人认为是与人类社会完全脱离的，其实并非如此。宗教同样具有社会现实性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基督教最具政治性，它在中世纪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它通过传教直接作用于信徒的灵魂。它通过信徒以信仰和情感结合的关系网，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伊斯兰教也与信徒的个人生活紧密相连，成为信徒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就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而言，长期以来佛教宣传的是脱离尘世，出家，不关心世事，出家当和尚是修行，是看破红尘，成为与世无争的方外之人。高僧的高，体现在个人修养和佛学义理上，是高僧大德，与世人无关。然而，随着时代变化，当代佛教也逐渐提倡人间佛教。不再强调出世、个人修行、身居山林禅寺，而是积极关注社会、关注人间。星云大师就认为传统佛教强调出世，太过神圣，没有走向民间，与百姓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强调从山林走向社会，从寺庙走向家庭，从出家走向在家，从只谈玄论道走向实践，强调人与人之间要讲人道与慈爱，讲忍耐，人间佛教主张对国家要有信心，对社会要有信心，对家庭要有信心，对自己对朋友要有信心。这样佛教就改变了历来身居山林不预世事的出尘态度，而进入社会生活之中。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转向，也是佛教发挥积极作用的方式，否则，佛教寺院和僧众只是消耗社会财富而无补于社会。
真正具有仁爱之心，遵守戒律，实践自己信仰的信众值得尊重。现在的社会上刮起的“宗教风”，不是宗教，而是迷信风，它与信仰无关，而是装神弄鬼。有些官员通过风水寻求仕途捷径。据说有个官员认为自己屡受调查，是因为马路对面烟草公司门口那对外形凶恶的石狮子，后来这位干部建了一堵石头墙用来阻挡石狮子的煞气。还说立了这个影壁后，现在情况好多了。真是可笑之极！古代迷信卷土重来，占卜指南填满书店货架，算命的忙着提供有关星相和数字命理的昂贵咨询。政客和企业巨头纷纷向风水大师寻求商业建议。河北某县县委书记在县委对面的马路中间放了一架退役的歼击机，以为这样他就能飞到中国权力的最高层。国家行政学院2007年发布了涉及900多位公务员的调查报告，据称52％的县级公务员承认相信求签、相面、星相或解梦。这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向菩萨走后门，如同走上级的后门一样，在他们眼里菩萨照样会受贿，只要买通菩萨就可以免灾，如同买通上级就有保护一样。照我看，这是对虔诚信仰的亵渎。我尊重我这位同学，因为他是真正的有信仰者；我根本不相信所谓星相占卜大师，也蔑视乞求上天保佑、问计于大师的腐败分子和一切奸诈之徒，当然也不盲目相信神职人员的品德。任何宗教中都会存在各种违背教规的恶劣的人和事，比如不断被揭露的某些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性侵事件就不少。
2006年5月应许俊达邀到安徽大学讲课，先上九华山后上黄山。九华山是全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是地藏王菩萨道场。山中寺庙林立，香火旺盛。我瞻仰了九华山上的一些佛寺。我不信教，包括佛教，虽然由儒入佛，曾经是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寻求解脱、安身立命之路。我是无神论者，佛经可以读，应该读；菩萨不可信，不可拜。我曾写过一首诗：微风斜雨瞻名山，多少寺院云雾间。弥陀肚大容万物，金刚怒目看尘寰。人生谁无烦恼事，泥塑岂能有锦囊。心态平常即成佛，何必磕头捣蒜忙。
我的同班同学中，毕业以后各自的境遇并不相同。有的参军参干，有的去了朝鲜战争前线，有的南下。分别之后，从无消息。同学中最多的是普通的中学教员、大学教员。也有发展比较顺利当上各级领导的；也有命运不佳，从风光一时掉入低谷的。我同班中就有位同学，大学时代是我们班上的尖子生、地下党员、学生干部，也有写作才能，当时是耀眼人物。他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富有，新中国成立前他父亲把一部分资产转移到台湾，而他却参加地下党，走的是与父亲和家庭相对的道路。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步一步卷入政治斗争，先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领导并在市委担任要职。从1964年起，他就在上海市委直接领导下撰写所谓“反修批修”的专业文章。1965年初又为姚文元写文章做一些资料性工作。他以后成为写作组的领导，并为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撰写出过力。无论在复旦、在上海都算是台面人物。“四人帮”被粉碎后，上海“四人帮”余党仍在负隅，据说他也牵涉其中，当然难逃牢狱之灾。开始我很难相信我这位大学时极具组织才能、成绩突出、平易近人的同学，会成为上海帮派中的重要人物。斗转星移，大学毕业已六十年，我头脑里仍然是大学时代的形象。然而人的际遇各不相同，随着条件的变化，人的地位是会变的。
历史上，中国有些知识分子的命运实在不怎么样。依援攀附，热衷权力的人当然会有。由于许多偶然因素，身不由己掉到坑里的人也有。现在好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法治在健全，民主在进步，三十多年的改革成就举世瞩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最深的感受是只要自己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学者，正正派派，老老实实做事，就不会再有“殃及池鱼”的事，更不会有飞来横祸。大学毕业照我对我的学生说，你们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学习，在学术上创造成就，不要蹉跎岁月，对不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历史系的学生不多，我与高年级同学也有点往来。有位刘姓同学与我关系较好。他们夫妇俩都是我师兄师姐。女的是51级，男的52级。他们结为夫妻，是我前些年才知道的。我曾写过一首诗，作为迟到的祝福：师兄师姐好姻缘，涸鲋相濡老更甜。水经有注情无注，何妨牵手学少年。
他曾回赠我诗一首：德淞心迹多旧缘，日月如水酿酸甜。留得陈醪多把注，最醉人处是当年。
我又回赠了一首诗：手捧华翰思万千，回首已是六十年。体衰难载厚情重，头白常欠忆旧眠。瓶尽醇醪犹可沽，世间从无再生缘。人生似梦实非梦，风雨坎坷本自然。
有些话外人看不懂。“德淞心迹”，是指我们当时历史系学生的宿舍淞庄和德庄。“水经有注情无注”，是说这位同学对《水经注》有较深的研究，出过专著，至于家庭生活如何我不了解，所以有“情无注”这句话。“涸鲋相濡”，说的是这位学兄也有过曲折人生。他们如今都是耄耋之年，身体欠佳。我祝他们家庭幸福，白首相伴，如同初恋。旧日历史系同学不少到了另一世界，我们仍然健在，不用再为过去的历史背负十字架。
1953年毕业离开后，我一直没有回过上海。前些年应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鲁品越教授邀请参加关于财富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我对经济学本是门外汉，想趁机回趟久违的上海，也就大胆答应了。还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财富的报告，就是后来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那篇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财富问题的文章。随后，复旦哲学系吴晓明教授又热情接待，安排住在复旦高级宾馆，终于回到母校。学校已经大变样，淞庄、德庄没有了，都变为教师的宿舍楼，显得有点陈旧。登辉堂改名为相辉堂，一点也没有昔日的光彩。可能是自己的眼睛变大了，登辉堂就变小了。校园比原来大得多，建筑更多也更高，双子楼特别突出。过去，五角场离校园如此远，如此偏，完全是农村。我在复旦读书，只步行去过一次。现在热闹非凡，商店林立，入夜霓虹闪烁，一点也不像旧日的五角场。与老伴在复旦大学校门合影
人也在变化，我们都变老了。我们一些仍在复旦和在上海的老同学聚过一次餐，是复旦哲学系资助的自助餐。相见时执手问年，都差不多。英雄老去，美人迟暮，为人生最大不幸，我们普通人也是如此。聚餐时，我瞧着过去在眼中高不可攀的漂亮的“上海小姐”们，一个个变成白发老妇，而几位男同学也步履迟缓，老态龙钟。保罗眼中的彼得，与彼得眼中的保罗，彼此都只见对方，看不到自己。我想他们眼中的我肯定也是如此，可能更惨不忍睹，老得不成样子。“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今都已发白如霜，不胜今昔之叹。这有什么奇怪，六十年是一甲子，何况已是六十多年啦。复旦历史系同学
我在家时，曾无意中发现过我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的一张照片，头上是一顶新中国成立初流行的那种八角形帽子，口袋上方别着一枚三角形的复旦校徽。左看右看，是我，又不像我，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照片仿佛旧相识，镜中已是白头人”。我把照片给我的孙女看，她说不像。当然不像，我照这张相时，不用说她，连她父母都不知道在哪个世界等着呢！
我也曾到市内去看，过去读书时，由复旦到浦东远得很，我有个老乡在浦东教中学，我曾去过一次，坐汽车，坐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还要等船过江，一折腾老半天，回来又是这样。当时去一趟浦东比现在去一趟东京好像要远得多。现在可不是这样，高架桥仿佛是眨眼间就到了东方明珠大楼。站在楼上观看如蚂蚁般的人潮、如玩具般的汽车流，不胜今昔之叹。我去过最热闹的淮海路、南京路，新中国成立初都很萧条冷落，现在完全是国际大都市的气魄。感谢复旦哲学系安排两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陪我和老伴重游南京路、淮海路。其中一位是扬州人，还热情邀请我们有机会去扬州。我感谢他们的热情陪伴，曾以诗相赠：不嫌翁媪双白头，久违淮海六十秋。往事依稀犹可忆，旧迹难寻梦中求。蓦然回首惊耄耋，最喜步履健如牛。他年如践扬州约，二十四桥月下游。
上海，是我走出县城的第一大站；复旦，是我人生转折的重要节点。虽然只有三年，但记忆是终生的。校园登辉堂前的绿草地、淞庄、德庄、国权路，以及阳春面的鲜美，仍不时会浮现脑际。我感谢母校的教育，怀念已经作古的老师，怀念仍在复旦和上海的老同学，“但愿人长久，千里共互联”，在互联网时代，距离再远也近。
我最终没有走上历史研究之路，只能算是破碎的历史梦。
第四章 由上海到北京
在老家只有十九年；上海上大学三年；从复旦毕业分配来北京，至今已六十年。人生旅途中，北京占几近四分之三。而北京六十年，从学习到教书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中度过的。过去读到“十年一觉扬州梦”，觉得十年太长太长，现在一看，十年太短太短，只是弹指一挥间。
如果说，从小县城到上海、考入复旦是人生的转折，那么从上海到北京、进入人大就是更大的转折。因为这是我人生道路的定格、我的学术专业的定格。从此，就与马克思主义结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不敢自吹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不管国家遇到多大困难，我个人遭遇如何，我虽然也有过困惑，有过苦恼和迷茫，但从根本上说，我没有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信仰。
北京六十年，是我人生经历中比较有意思的阶段。有过顺利时期，也有过曲折；有过非常努力的日子，也有过看淡人生的低谷期。我的人生说不上跌宕起伏，但平静的湖水中也有过旋涡。我喜欢读书，但生活给我的教育更具价值。我许多文章尤其是随笔都融入了我的生命体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的六十年是我人生中比较有光有色的一段。
一、叩击哲学之门
从复旦历史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分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班，我事先都一无所知。一切都是服从组织安排。按照当代青年的说法，叫没有自我选择，没有主动性，没有自由，可我当时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从来不问为什么。只知道，组织安排就是国家的需要，没有二话。上世纪50年代初来人民大学的复旦历史系校友
与上海相比，当时的人民大学可以说是真正在北京郊区。西直门是一座残破不堪的旧城门，出西直门外就是一片农田，一眼望过去没有任何建筑，更不用说高楼大厦。人民大学对面什么商店也没有，只有一个草窝式的房子，一对夫妻在那里卖馄饨。甚至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人民大学复校的时候，当代商城一带仍然只是种菜养猪的农户。
1953年，人民大学招的研究生特别多，过千人。当时我们马克思主义班研究生住宿和上课在现今中央财经大学里。当然，当时还没有中央财经大学，其校址是人民大学的地方。第二年我们搬到西郊本部，住在六处平房里，方位大概是现在的品园一带。
当时不是导师制，而是研究生班，整天课程满满的。学员主要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大学毕业生，也有一些调干生。我们班，是1953—1956年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年龄最大的一位老大姐徐鸿来自延安。她原是上海纱厂的女工，参加地下党，后来到延安，是个“三八式”；还有路逸，也是大姐，不过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也是老革命。人特好，总是微笑。她是回民，有一次一个女生在她宿舍里炖猪肉，她二话没说，只是到外面避避，半句重话都没有，她知道这批刚毕业的大学生根本不懂什么叫民族政策，什么叫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唯一知道的是我们都是同学，都是同志，没有任何界限。这两位大姐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对我很爱护很关怀。
最小的一位同学是福州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李月英，我们管她叫“小麻雀”。是南方那种娇小秀气的姑娘，学习特别用功，胆子也特小。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当教员，可能是因为妈妈不习惯北方的生活，怀念家乡。他们举家调到福州一个师范学院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在福州开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我曾到她家去过，老同学见面特别亲热。前些年，说是因癌症不治逝世。我们同班中年纪最小的一个走了。
从专业学习的角度看，当时我们班的同学中，没有一个原来是学哲学的。著名的红学家李希凡原来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每次上俄语课，他总坐在后排，躲得远远的，最怕老师提问。他当时的全部心思可能都在贾宝玉、林黛玉身上，正专注于《红楼梦》的研究。岂止是俄语课，其他课程对他也是一种干扰。纸面上的考试分数可能不如其他同学，但他学有专长，比我们强。他一鸣惊人，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没过多久，人就不见了，据说是调到《人民日报》还是别的什么单位，专搞他的红学去了。
汪永祥是经济系的，和我是复旦同学，不过彼此不认识。我们是同一趟车拉到北京的，都分配到哲学班。在复旦我虽然不是经济系的，可与经济系有点关系。我曾选修经济系的《资本论》课程，讲课的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位姓漆的教授，共三个学期。说是《资本论》课，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对我以后学哲学有帮助。永祥是我们哲学研究班的党支部书记。他很能干，善于团结人、帮助人。我们关系很好。毕业后，我们留在哲学系共事，可以说是终生朋友。与汪永祥（左一）、吴伟东
我还有个同学，说同学是就人民大学研究班说的，实际上他的级别比我们高得多，是调干生，也是地下党，工作能力和学习成绩都是佼佼者。毕业后，曾担任高校领导，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可他一个出入有车，有高级住房，有地位，说话有人听，事情有人办，在旁人看处于来求之不得的地位的人，却选择定居国外，多年后埋骨异域，不知为什么。难道真的是古人说的，“英雄到老都归佛，将军解甲不言兵”？突然看破人生，悟透一切，把青年时代的理想化作一缕青烟吗？人有得意、有失意，有自以为失意，实际上在旁人看来处境非常不错，人的内心世界真是一个复杂的黑箱。不过想想也不奇怪，不是也有外国人久居中国，死后埋骨于此吗？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这样呢？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一个离退休人员，即使是革命者，离休后选择与儿女在一起，在他国养老，死后把骨灰留在儿女所在国，免除儿女每逢清明时的遥奠或回国扫墓，也不失为一种归宿，我们应该能理解。
我们研究班的同学来自不同系科，偏偏没有哲学系的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前哲学系很少，只有北大、武大有哲学系。我对哲学一窍不通，中学时都没有听过“哲学”这个词，在复旦读的是历史系，对哲学也一无所知。虽然现在上哲学研究班，实际上是一张白纸。研究班是我的哲学启蒙班。当时给我们上课的主要是苏联专家，比较著名的一个叫凯列，来中国时是一个年轻讲师。后来还有几位专家，除了巴尔道林、伊奥尼基外，其他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他们都是教授，但似乎讲课效果都不如凯列。我们的翻译都是高水平的，男男女女都是人民大学俄语速成班自己培养的。当时哲学翻译是钟宇人，温文儒雅，一表人才，俄语特别棒，翻起来从不嗑巴。我们的课程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此外还学习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除教党史的何干之、胡华外，其他教员是华北大学自己培养的教员，都很年轻。我们也学点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是从中国科学院请来的，都是大专家。大专家教普通课，现在认为是了不起的创举，当时极为平常。一些入门的、普及性的知识，对我们学哲学来说终生有用，可惜太少。我们这批人一个最大的短板是只懂点社会科学，而对自然科学非常欠缺。一条腿走路，大大妨碍了我们在哲学领域的发展。研究生时代
三年研究生班学习，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读了几本经典著作。尽管当时理解并不深，但总算打下了一点儿基础。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这些基本理论和原著的学习的确是终身受益，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们当时的理论水平，学习的课程，我们的哲学史的知识面，可能无法和现在的哲学系学生相比，可我们学习的热情、执着的理想和追求，不客气地说，要比现在不少哲学专业的学生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情高，目的明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出去是当教员，是要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火种。
与复旦时期的三年相比，人民大学研究班这三年不同。基本上没有各种运动，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学习。一天课都没有停过，天天就是学习。星期六晚上有交谊舞会，这是教员或少数活跃分子的事，也与我们无关。我从来没有上过舞场。所谓舞场，就是现在最老的图书馆前面一块小小的水泥地。没有乐队，也很少有成对的男女舞伴，大都是男的与男的跳，女的与女的跳。研究生时代的图书馆（现人民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人民大学求是楼（原灰楼）
刚来北京时，我们的宿舍在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校园里。那时还没有财大，地方属于人民大学。只有四座楼，排列成一个口字形，一千多名研究生都住在那里。班主任是聂真，副主任记得是张腾宵，总支书记是陆迅。没有多久，我们搬到现在的校园里，不过那时的校园可没有现在这么气派，都是平房，没有高楼，唯一的高大建筑就是现在面对东校门的一座楼，当时叫灰楼，而且没有现在这样高，最高层是后来加盖的，也没有后面的附属建筑。整个校园就这么一座楼，是人民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学生每人发一个马扎，是开会用的。无论大小会都是坐马扎。一人一个，放在自己的睡铺底下。
三年学习的费用完全是国家供给。我们是应届大学毕业生，每人25元，调干生27元。当时25元完全够用，大灶餐费每月8元。八人一桌，坐齐吃饭，吃完走人。冬天的棉衣是灰布的上下装。不用买书，不同课程该看什么参考书，都是学习班长去图书馆按人头领回来发给我们，考试完毕交回去。我曾看到当年研究班时的一张旧照片，年青的面容，青春焕发的笑脸，勾起了昔日的记忆：八路棉服赤子心，天南海北分外亲。满脸灿烂阳光照，沐浴真理向光明。
马克思主义研究班的三年，是从旧时代转向新时代的思想解放的狂飙时期。我们政治热情高涨、学习热情高涨，同学之间团结友爱，无忧无虑，一心就是学习。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是无法理解的。53级哲学班入学六十周年座谈会
二、他们叫我“傻小”
在我们班，他们都管我叫“傻小”。这是昵称、爱称，绝无贬义。我傻吗？当然不傻。叫我傻小的同学也知道我不傻。研究班三年学习，我几乎全部课程都是优，只有一门党史考试得了良。当时学习方式是学苏联的，每讲后都有讨论课，由专门的辅导老师主持。学生踊跃发言，实际上每次讨论都像是一次辩论会，最后主持教员做结论，指出哪些说法对，哪些说法不对。当时考试全部是口试，也是学苏联的。口试比笔试紧张，主要是心理紧张，不仅考题是抽答，而且主考教员可以追问，甚至多次追问，一次口试仿佛过堂。我从来不怕考试。有些同学总想往后排，我则自告奋勇往前挤，考完了就轻松了。现在课堂讨论、口试全取消了，我总觉得有点“玉石俱焚”。每章课后的讨论，对加强理解、巩固成果、纠正错误很有效。听完一门课，教科书用完就卖掉，也从来没有过讨论、答疑，这种课往往收获不大。口试也不能全部否定。笔试仿佛是远距离放枪，而口试是面对面的搏斗，有来有往，水平如何容易看出来。现在笔试分数高的学生，不一定是水平高的学生，高分低能的不少，口试就很难蒙混过关。这个问题在当前无法解决，一个班的学生太多，每个课堂都有讨论、口试的话，时间成本太高。
我的绰号叫傻小，有点冤。第一个发明这绰号的是谁，不知道，反正没有恶意。叫开了，就成为关系较近的同学对我的通用称呼。凭什么叫我傻小？我们班确实出过件傻事，但主犯可不是我。当时，我们住在六处平房，冬天，每间宿舍生个大炉子取暖，烧煤球，特别暖和。有年过春节，宿舍凑钱买了只鸡，改善改善，也热闹热闹。把打水的铁皮桶盛水当锅，把鸡放在炉子上炖，准备美餐一顿，鸡倒是炖烂了，谁知根本不能吃，因为没有开膛，鸡肚子里的脏东西没有掏尽：“囫囵入桶水沸腾，香气臭味满室闻。原是肚内藏宝物，笑倒床上互骂声。”吃没有吃成，留下一个大笑话。这是谁之过？不清楚。六十多年前的这件案子，至今没有破，也用不着破。炉火通红，满室生温，相互笑骂，留下多美好的记忆！
凭学习成绩没有人会叫我傻小。可能是因为我生活自理能力确实不如我的那些同学。我也从不计较什么，没有多少心眼，与全班同学都相处得很好，有点傻乎乎的。傻小就傻小，我欣然接受，从不以为是一种冒犯，反而很亲切。至今有些已经是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辈的老同学，见面仍然叫我这个昵称。
我们班还有几个特别的绰号。有位女同学叫“蛮姑娘”，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皮肤有点黑。在我看来，她一点也不蛮，非常善良，也非常开朗，从来没有姑娘家那种扭捏作态的样子。我对她印象很好，因为性格相近，都有点马马虎虎，不计较什么。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经常会问我，好像我是她的辅导员，其实，我的水平并不比她高。她是南开的应届毕业生，也是历史系的，出身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留美的，是大学教授。她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我一点也不觉得她蛮。可绰号发明出来了，叫开了，想改太难，除非你发脾气，可谁会为绰号发脾气呢，除非是真正的傻瓜！据我的观察，凡是同学中当面称呼绰号的人，都是大家愿意交往人缘好的人；凡是背后称绰号而不敢当面称呼他的人，都是令人讨厌或害怕的人。这一点判断力我还是有的。
我对这位蛮姑娘同学印象很深，是我同班女同学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她的遭遇不算好。她从人民大学毕业后好像换过几个单位，工作似乎都与学术无关。她的女儿生下不久，放在人民大学的幼儿园。有天晚上她不知从哪里赶来看女儿，是我陪她去看的。孩子都已入睡，她站在窗外朝里看，然后又匆匆忙忙走了。人民大学复校后，她调入人民大学历史系，算是回到高校从事教学。因为长期脱离高校，急需追赶，非常用功，可以说是拼老命。没有几年，正值壮年的她得了乳腺癌。她重病时，我到她家看过她。她看见我嘴角微动，眼中有泪，勉强微笑。我这个人嘴笨，不善于安慰别人，更不会说些明明无用的骗人话，相对无言，坐了一会儿，我就离开了。没有多久，她就去世了。她可能是我的同学中走得最早的一个，也是我仍然会常常记起的一个：灰飞烟散三十年，花落匆匆实堪怜。夜半梦回惊起坐，笑容依稀似生前。1954年五一劳动节
蛮姑娘不蛮，可小二黑真黑。“小二黑”是我们班同学李武林的绰号。他肤色明显有点黑，绰号名副其实。他是四川南充人，好像是四川大学毕业的，读的也是历史系。他在班上学习成绩很好，也很能干，人很善良，我们关系非常好。他毕业后曾在人民大学哲学系当教员多年，教西方哲学史。上个世纪60年代，他调到山东大学，当过山大哲学系主任、山东哲学学会会长，在西方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很有成就。上世纪60年代，人民大学哲学系调到山东大学的不只武林一个人，而是端走了半个哲学系。当时山大校长成仿吾与人民大学的领导胡锡奎都是老革命，更是老相识、老交情。成老提出要人，当然没有二话，一挑就是一大帮。问题是校长同意，还要教员愿意。按现在一些人的想法怎么可能调得动呢？由北京调到济南，由首都调到省会，谁愿意去？能不讲价钱？不会。当时教员非常明确，自己属于国家，国家需要的地方就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不像现在，人才要挖。所谓人才引进，其实是重金礼聘。不过我想不通：你挖走一个，原来的学校少一个，中国的人才，能够因为你挖我挖而增加吗？这又不是开矿挖煤或者开采稀有元素。除非引进海外人才，在国内挖来挖去，一个也不增加，不过挪了个地方而已。除增强了被挖者的名气、薪金、地位以外，什么才能也没有增加。我对此种挖人才的“挖”法、做法，多年心存腹议。这种意见，在有关会上也发表过。有本事培养人才才叫办学，办学不仅培养学生，也包括培养一批教员。如果他们在这所学校由少及壮，由壮及大，没有多少长进，那么这个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术风气就很成问题。彼此挖人才只能是旧戏班的“挖角”。
或许有人会说，你这是旧思想，况且你老了，谁要你。的确，人老珠黄，打蔫的白菜，没人要。可我对我最亲近的人也明确说过，不管别的学校出多少钱，都不能见异思迁。出外讲讲课可以，这是学术交流，资源共享，但“老九不能走”。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了我们，我们在此工作多年，应该为办好人民大学出力。此外，既能完成学校任务，同时能为需要的学校出点力，这是好事，不能一概反对，但天天跑场子，并不好。一摞讲稿，到处跑场，结果把自己的学术跑空了，名气跑坏了，学风跑糟了，不能提倡。
三、我的哲学启蒙老师萧前
萧老师是2007年8月9日逝世的，享年八十四岁，如果不是身患当代仍无法医治的绝症，八十四岁并不算太老。萧老师的逝世是中国哲学界的损失，更是人大哲学系的重大损失。对我来说，则失去了一位哲学启蒙的恩师，也失去了一位长期的同事。他的死，把我带回了当年研究生时代。我们听过几个苏联专家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大部分哲学原理课还是萧前老师讲的。当时老师风华正茂，刚刚三十岁出头。一表人才，口才又特好，讲课生动机智，每节课都有思想火花，很受学生们的欢迎。萧前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奠基者，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培养了大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才，他也是我走上哲学之路的引路人。在当今中国哲学界或各大学哲学系，很多学术骨干都是萧老师的学生，萧老师可称得上是桃李满我、秀林（右一）和萧老师天下，至于再传、三传乃至四传弟子，更是遍及全中国，甚至海外。萧老师对中国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建设也是功不可没。他不仅是艾思奇主编哲学教科书的重要参加者，而且亲自主编了多个版本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是全国同类教材的母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饮水思源，中国哲学界永远不会忘记萧老师的贡献。
萧老师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坷坷坎坎不少。上世纪60年代家庭的不幸，对萧老师是一个沉重打击，后来个人生活也频遭变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因两派派性斗争，身心受摧残。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萧老师才真正发挥他的作用，担任辩证唯物主义学会的执行会长、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的顾问、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哲学组的召集人，对全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时，他的个人生活也幸福美满，过了几年舒心安稳的日子。可好景不长，不久他连续遭受疾病重创，都是致命的，是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
我和萧老师个人关系很好，我得到他的教育和提携。1956年从研究生班毕业以后，我留在哲学系工作，那年哲学系刚建系。我刚开始留下来，是当1956年入校的哲学研究班的辅导教员。萧前老师讲课，我和李秀林辅导，每人担任两个班的辅导员。萧老师对我非常器重。
晚年，我们师生之间可能发生了一点嫌隙，其实是因为缺乏沟通产生的误解。萧老师倡导实践唯物主义，但他非常明确，他倡导的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并非对立的。实践性是针对旧唯物主义说的，而唯物主义是针对唯心主义说的，因此实践唯物主义既反对旧唯物主义又反对唯心主义。这我完全同意。但我不主张用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合理名称而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为斯大林主义哲学模式。我曾多次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包括哲学论坛上的发言，都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多名并称，重要的不在名称而在实质，即承不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承不承认自然界在人类以前仍然存在，在人的实践范围之外仍然存在一个无限的物质世界等待人们去实践、去认识。不能说实践范围之外的存在是无。存在问题是本体论问题，它和认识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没有进入实践范围内的物质世界，不可能成为认识对象和价值对象，但不能说它不存在。更不可以抽象地说，它的存在没有意义。如果人类产生之前、进入实践范围之前的自在自然没有意义，现存感性世界从何而来？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自在自然的意义，正在于它为人化自然、为人类感性世界提供物质前提和条件。我们应该重视人化自然，重视人的实践，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简单道理不能否认，否则唯物主义的存在就失去事实和理论论据。其实，我与萧老师的观点并无对立，我很赞赏我们哲学系的专家们在构建实践唯物主义体系中取得的新成果。虽然对其中个别观点持有保留的看法，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实践性、辩证性和唯物主义统一的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实践唯物主义的倡导者与摒弃世界的物质性，专注于主体性和实践观点而从根本上背离唯物主义是不同的。实践观点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重要地位，它的本体论功能、认识论功能、价值论功能，尤其是在历史观中的地位应该被充分估计，但实践观点的强调不能以牺牲唯物主义、牺牲客观规律、牺牲自在自然对人化自然的优先地位为代价。病中的萧老师（右二）
我相信，如果我向萧老师坦陈我的观点，他肯定会同意的。可惜，萧老师声望正隆、如日中天时，我没法向他解释；待我有可能向他解释时，萧老师多次病危，我更不愿意打扰他。在这个学术问题上，我们师生都没有打开心扉交心，最终让他带着对我的误解离开人世。天人远隔，再无解释的可能了，我至今仍感遗憾。我想起我当年读研究生时的萧老师：白头学子作古师，犹忆当年受教时。玉树临风多仰慕，西装革履显英姿。循循善诱讲马哲，境高旨远阐新思。黄金百镒未为贵，师恩如山敢忘之。
四、倒霉的哲学论文指导老师
一位学识丰富、能言善文、家庭幸福美满的大学老师会去偷书，又因为偷书而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我说的这位老师是教我中国哲学史的一位姓杨的老师。听说他在新华书店偷书被店员发现，被拘留，后来到他家搜查还发现学校图书馆的一些书，是偷的还是借的，我不清楚，反正他被劳改多年。
我至今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去偷书？没有钱买书？不是，他偷的是不值钱的书，何况他那时是讲师，不会穷到偷书。他还请我们去他家吃过一次饭，很丰盛，似乎并不缺钱。还是像孔乙己那样为自己辩解，偷书不是贼？中国知识分子读书爱书，偷书不为偷，是爱书。好像这个理由也不对。他是个读书教书的人，知道偷字是什么意思。不管偷什么，偷就是偷。我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癖，有偷书癖。当时没有心理鉴定之类的规定。该他倒霉，命交华盖。正好当时整顿社会秩序，严打各种犯罪行为，他碰到枪口上。中国有个口号叫从重从严，以这个原则量刑，谁碰到枪口上谁倒霉。所以狡猾的人，懂得避风、躲过风头。只要风头一过，就会回归平静。我不是法律专家，只是凭直觉感到这种风头上从重从严、平时则从宽处理，似非最好的执法之道。我想，如果不是刚好碰上中央一家大报头天发表严厉打击犯罪的社论，而是平时偷书，则最多警告、罚款或交由学校处理，不致判刑，使一个有学术造诣的大学教员毁了自己的前途，家庭也解体。听说他结束多年劳改后分配在一个大的研究单位做资料工作。大约十多年前我还收到他寄给我的一本关于文天祥的专著，没有寄信地址，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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