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文颖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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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试读：
第一部
第一章
１、
关于外公童有源，我的外曾祖母说过这样的话。她说，在她怀孕的时候，不知什么地方正在打仗。一会儿开炮、一会儿打枪的，整日都不得安宁。其实我们都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她的意思其实是说——那躲在娘肚子角落里蜷成一团的外公，他一定是受到了什么创伤，结果才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话是由外婆转述的。所以真假难以分辨。但不管怎样，炮声隆隆中，外公出生于1905年的夏天。他是童姓家族的长子。他死的时候我四岁？十四岁？或者刚刚懵懂世事？这些都已不再重要了。他的一生奇怪而又神秘，虽然我几乎从没见过他，却一直视他为至亲的亲人。我知道我的话无法解释。
我的外公出生在京杭大运河苏杭段的一艘木船上。在中国最美丽富裕地区的一个大雾之夜，外公哭叫着来到了这个漆黑一片、景色不明的世界上。多年以后，我乘坐夜航船穿越这一段并不漫长的航程。当熟悉的城市景致已经被清理归类变得毫无个性以后，我发现，夜航船上的午夜仍然漆黑一片。运河两岸的田野、村庄，散落在田野和村庄中间的草丛树木，即便在安静迟缓的月光下面，它们仍然显得面目不清、景色不明。仿佛正有一种难以辨明的危险和忧伤藏匿其中。
我一直觉得，外公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哭喊，其实正是因为他感到了这种危险。“他生出来的时候，只是撕心裂肺地哭了一声，就一声……然后，就再也不哭了。”
这依旧是外婆转述的一句话。现在，我仿佛又看到了外婆那张变形的脸。像几乎所有老年人那样，外婆有着一张比例失调的脸，有着被拉长与延伸的线条。但例外仍然存在。一般老年人的嘴形，都有着惊愕而茫然的神情。它们向前突出，微微张开，配上眼睛里浑浊与惊吓的眼光，仿佛对眼前这个再也难以理解的世界既好奇又提防。但外婆不是。她的嘴在轮廓上虽然失去了年轻时柔和的线条，但那苍老古板的嘴唇却是那样高傲的紧闭着。它们微微向下垂落，仿佛一个刚刚撕心裂肺大哭一场的人，凭借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忍住了悲伤。外婆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那副强忍悲伤的脸。“撕心裂肺”，这是一个可以同时用在外公和外婆身上的词。但与外公不同的是，我的外婆一辈子都在哭。她只是勉强挣扎着诉说了一次，然后就再也不说了。在心里哭。
我的外婆有一种深藏在心里的粗鲁。我知道，我们这个家族里所有的女人都有一种深藏在心里的粗鲁。她们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来自于历险，来自于如履薄冰怆然失重的片断……同样，也来自于这种粗鲁。
２、
就在前几天的中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已经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打来的。
那是个终年奔波在蓝天白云以及铁轨公路之间的人。我不太了解他真正的职业和身份。因为他总是不断地变化着职业和身份。在我的印象里，他好像做过演员经纪人，买卖过水暖设备，他因为贩运假酒失踪过一段时间，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带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去一片四面环山的草场看红豆杉林。
我记得每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总是很匆忙。就像一只喷了过多香水的苍蝇。他随身经常带着很多叮当作响的药瓶药罐。身体状况好像确实不佳。据说他近年来常患的病大致计有：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痛风病，胆囊炎，胆结石、胰腺炎、胃肠功能失调……有一次，我和他在一处郊外的农家饭店吃野味时，他还一边啃着鸡腿，一边乐呵呵地告诉我说，最近医生怀疑他因为痔疮严重发作，体内充满了毒素。
那天中午我和他在一家西餐馆吃了午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窗外下起了一阵急雨。天空像是被一些巨大而浓密的眼睫毛盖住了。我和他面对面坐，我突然发现他的眼睫毛其实相当稀少，而且脸色看起来多少有些抑郁。
后来我们还为一个小细节争了几句——咖喱，那些金灿灿、香喷喷的咖喱，他竟然坚持说吃咖喱是可以减肥的，而我则坚持认为，那种粘乎乎、呛人的东西只会让人更加肥胖。
那顿饭正好延续了一场阵雨的时间。夏天的午后气压很低，仿佛有无数只淡绿色的蜻蜒低飞而过。我喝了几口酒，有点犯困。我迷迷糊糊地看到他饭前吞下了两颗药丸，饭后甜点的时候又吞了几颗。一颗、两颗、三颗……那些银白色的药丸，就像蜻蜓的眼睛一样在她面前晃动着。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惊了一下。
我好像还叫了起来：“你在吃什么？！”
我一直怀疑他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要知道，这种病非常重要的症状之一就是暴饮暴食。喜欢吃肉，吃咖喱，有时又像食草动物一样无休无止的抱怨。当然，在私底下，我还有一种极为强烈的感觉：其实他完全有可能患有性病。
还有一个细节我同样印象深刻。在吃饭的过程中，他突然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他说现在他在一家公司里工作，那张照片是他们的合影。在照片里，他穿着略微有点包紧的深色长西装，站在一群比他高出一头的外国同事中间。也不知道是不是聚焦时出了点问题，我觉得照片里的他有点虚。整个人都是虚的，飘在空气里面。就像打靶的时候突然找不到准心一样。
他死在我们分别的几小时以后。
我知道这个消息也是在我们分别的几小时以后。当时我正在开车。前方是一段笔直的高速公路。在下午刺目的阳光下面，宽阔的路面像惨白的鱼肚一样微微凸浮了起来。大路向东，第一眼看不到拐弯，第二眼望不见尽头。我的两只耳朵里都塞着耳机。我心无旁鹜、专心致志地开车。
我突然想到了外婆头颈里那道绳子的勒印。童年的时候，当我低头看着外婆颈子里的那道勒印时，我也是淡漠的。对于已然而至的死亡，我从来都没有那种爆炸式的强烈感受。惊讶仅仅是为了某种迎合。这种感觉不知道是因为时日已长、浓情渐逝的缘故，还是因为对于死亡的某种默认。我并不害怕死亡。那个躺着的人与睡在大床上的那一个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更为安静更加平和罢了。我甚至还有些喜欢那铁了心肠、毫无眷恋的人儿……很小的时候我就亲吻了外婆脖子上死亡的痕迹，就如同用我心里的粗鲁亲吻了她的粗鲁。
３、
我经常会在雨天的时候想起亲爱的莉莉姨妈，我外公外婆的长女。她就站在青石板路那棵最老的梧桐树下，背对着我们，腰肢处有着细微柔软的弧度。我的莉莉姨妈直到真正的老年降临时还有着少女般的动作和姿态。她的少女和老年时代没有真正的界线。她内心有一种奇怪的东西，谈不上好坏，难以论雅俗。正是它们，最终打败了她的年龄以及她脸上垂褶累累的皱纹。
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阳光穿透梧桐树叶、照在莉莉姨妈那两排白牙上。她一直都有着异常整齐洁白的牙齿。再高明的外科整形技术，也很难把一个已经六十多岁女人的牙排列成那个样子。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老是习惯性的、完全不加掩饰地笑。而不管怎样，老是这样露出白牙的笑，在旁人看来，多少是有些装模作样、矫揉造作的。
有一年夏天我去看她，她刚洗完澡，正颇为费力地把自己有些过于丰满的身体塞进一件蓝色棉裙里。裙子软沓沓的，看上去没什么筋道。它从莉莉姨妈颇为可观的上半身那儿勉勉强强地掉落下来，收在她骨节突起的膝盖那儿。那是一件更类似于睡衣的裙子。当然，穿在莉莉姨妈身上的时候，它其实更像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太阳太大了，不出去了吧。”她懒散地靠在那张布面长沙发上，像少女一样用手托住了自己的腮帮。
我知道其实她更喜欢冬天。夏装的单薄暴露了她晚年已然发福的体态。而冬天出门的时候，她有几身比较好的行头。一顶白色绒线帽，围巾是黑白格晴纶棉的。她还有一双相当不错的棕色小羊皮靴。她喜欢听它敲击在地上的声音。那种相当不错的棕色小羊皮靴发出的声音。
然后，不管冬天还是夏天，只要出门，她都会给自己戴上两只硕大的珍珠耳环。它们很亮，很大，也很白。她看着它们的时候，又忍不住露出了那口好看的白牙。它们是假的，很多年前她在沧浪亭边的一个小地摊上买的。但现在，它们就像两轮无比灿烂的小月亮，盛开在她那布满皱纹、已然苍老的耳垂上。“外公？你想了解你的外公？”
我记得莉莉姨妈仍然坐在那张长沙发上。她似乎对我刚才的提问大吃一惊。她猛地抬起头，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仿佛我说的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而是整个世界的局外人。
今天的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莉莉姨妈那一刻的表情。震惊。愕然。惊惶无措。撕心裂肺……她重新回到了黑暗里……我懂得这个。对于黑暗我是个有着天生感知的孩子。我对美艳的罂粟没有欲望，但那种毒却早已在心里了。和亲爱的莉莉姨妈一样，和这个虚荣、做作的女人一样，我的深情和暴烈像毒一样埋在心里。毒液注满了我的身体，它们在里面奔涌、冲突、挣扎，它们是运河里掩埋千年早已腐烂的沉积淤泥。
我忘了说了，那条夜航船驶过的大河对于外公和莉莉姨妈的意义。他们都曾经疯狂地往返于河流之上。在夜航船破旧不堪、风雨零乱的航线上，他们经历着独自漫长而黑暗的旅程。他们擦肩而过，彼此憎恨，敌视。在这个落日般腐朽的家族里，有很长一段时间，彼此的怨恨与折磨完全掩盖了那深水般潜流的爱意。他们悲怆而倔强地独自挣扎。他们踽踽而行，完全看不到身边同样溺水的人。
所以——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莉莉姨妈是那种只有背影才能显出孤独的女人。
4、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起点的场景——
五十年前，也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春天，我看见十八岁的莉莉姨妈正独自一人走在去苏州中医院的路上。
——路的旁边是一条河。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经常被河、水、或者雨包围着。这是一个与水有关的城市。河的很远处则是水面开阔、潜流湍急的京杭大运河的一段。但是就这样看起来，那条大河单调沉闷地独自流淌着，完全看不到与这城市里任何暗流相汇合的可能。
那天莉莉姨妈穿着一件外面套了罩衫的薄棉袄，头发微微卷曲着。在春天暂时还没厚实起来的阳光下面，她显得眉清目秀，并且若有所思。
这位神情妩媚的姑娘得了慢性肾炎，拖拖拉拉有一年多了。每个月有那么一、两个下午，是她和医院约定的治疗时间。她不太想去，因为疗程过于漫长；但她又不得不去，因为医生已经明确表示，她必须耐心、耐心、再耐心……她是个病人，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远处传来几下零星的爆竹声。而两旁冬青树的树梢上，隐约可见淡蓝色硝烟缓缓飘过的痕迹。她深吸了一口气。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走在到处散落着小红纸屑的石板路上，这位名叫童莉莉的姑娘突然觉得，在这样一个欢欣鼓舞、人心振奋的春天，却得了绵延无期的肾病，同样也是可耻的。
就在前几天，单位里组织填写个人资料表格。在“家庭出身”那一栏，童莉莉犹豫了一下。
革命干部……无产阶级工人……资本家……工商业兼地主？都不对。在富春江老家，她父亲童有源倒确实是有几亩地。她隐约也知道些情况，十五亩土地以上，五头牛或者驴以上，根据富有程度可以划分为富农、地主。但问题在于，她父亲所拥有的土地和牲畜达到那个数目了吗？况且，在离开老家的时候，他已经变卖了几乎所有的财产。也就是说，在认识童莉莉的母亲王宝琴以前，在童莉莉降生人间以前，她这个名叫童有源的父亲就已经是个身份相当可疑的人。
不过，她父亲又确实在上海的一家洋行干过一阵子。有时，他还来往于老家、上海与苏州，兼带着做一些土产生意。有一年，他甚至跟着一位不明身份的传教士去了遥远的香格里拉。当然，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闲散而容长身材的中年人。吹吹箫，叠几块怪石。还很喜欢女人和美食。
后来，在那张表格上，童莉莉迟疑地、颇有些痛苦地写下了两个字：“职员。”
这是一个中性的灰色地带。童莉莉很不喜欢。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一个把革命与浪漫联系在一起的理想主义者。她从没去过北京，但她向往北京。那个火红的、纯净的、轰轰烈烈的地方。然而，她又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她喜欢在蓝天下看鲜红的国旗迎风飘扬，却也喜欢在月圆之夜的梅树底下听父亲童有源吹箫。
因为她觉得这些都是美好的事物，都让她感觉兴奋、愉悦和明亮。私心里她甚至暗暗觉得，其实，它们应该是没有分别的。
而“职员”——这两个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汉字，在年轻的童莉莉看来，它们是那样的无力与中庸，几乎就像是又一场拖拖拉拉、绵延不断的肾病。
5、
这一家都是病人。这便是童莉莉的故事的开场。她还没什么不好的。她还年轻。上个月单位拍的标准相里（她在一家小报馆的资料室工作），她看上去还是相当的秀气可人。唯一的遗憾只不过是她得了肾病，经常会觉得腰酸无力而已。得点病总是难免的。再说这是一种慢性病，也是急不得的。
她倒是常常会出神、发呆。别人看到也就看到了。没有人知道这个纤弱单薄、看上去还多少有些虚弱的女孩子到底在想些什么。
她母亲王宝琴很有些抑郁狂躁症的症状。其实就是抑郁狂躁症了，到晚年的时候症状就非常明显了。只不过当时还看得不是那么分明，只不过当时还没有那么明确的说法。其实就是那样了。不管王宝琴晚年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打开了管道煤气的开关，安静地躺到了床上；或者还是关掉所有的门和窗，打开煤气开关，然后把一根绳子挂在梁上，再用力打上一个结……这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
其实这一切从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从王宝琴站在上海外滩的一个僻静之处时就已经开始了。在那里，王宝琴遇到了这个名叫童有源的男人。那时，她有个不错的典当行。一座上下两层的小楼。那时她还很是有一些钱。她一定还是规整的。血液里的东西还在血管里规则和谐地流动。那时童莉莉的这个母亲还没有发疯。但也快要疯了。已经疯了。
童莉莉的那个父亲就更不用说了。
还在童莉莉六、七岁的时候，这个家里曾一度风传童有源得了重病。有几个不那么冷的下午，童莉莉陪着父亲去盘门附近的一家诊所看病。那是个上海过来的医生，手背上长着和童莉莉一样的酱紫色冻疮。他大半个身体埋在一件织得松松垮垮、并且同样是酱紫色的毛衣里面——“最近睏觉好伐啦？”上海医生的声音从毛衣深处幽幽地传出来。“还好的。”“那么胃口呢，吃饭胃口好伐啦？”医生接着又问。“也还好的。”“近来开心伐，心情好伐啦？”医生不屈不挠地追问下去。
童有源迟疑了一下，没说话。“家里有小人伐……几个小人啦？”上海医生从那件松松垮垮、然而却是小麻花大麻花、织法繁复纠缠不清的毛衣里抬起头来……意味相当深长地看着童有源。
童有源脸上露出了一丝不耐烦的神情。“唉……你的这个毛病呵……”上海医生使劲地皱起眉头来。
“……”“我对你讲，我老老实实对你讲呵……”
童莉莉原本正竖起了耳朵，听到窗外运河里有一只船划过去了，哗哗哗哗的水声；再远一些的地方，几个小孩在唱儿歌，一个嗓音嘹亮，一个声音嘶哑——而这时，上海医生的声音突然像羽毛一样飘了起来，越飘越高，越飘越远……而接下来童有源说话的声音也轻了，飘了，也像羽毛一样飞起来了……“笃笃笃，卖糖粥，
三斤核桃四斤壳，
吃侬额肉，还侬额壳……”
或许是这位手上长冻疮的上海医生医术还欠高明，几个月过后，童有源又去了上海的一个诊所。然而这次旅途童莉莉从一开始就病倒了，低烧不断。她只隐约记得有个下雨的黄昏，在上海摇晃着的双层有轨电车上，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她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犹如夏日黄昏茉莉盛开的香气。
一个穿白洋纱旗袍的女人站在他们面前。她梳着浓密油黑的发髻。旗袍的滚边和她的头发一样黑。这女人正笑着和童有源说话。这时便向童莉莉稍稍俯下身来。
童莉莉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的脸。这是一张令人过目不忘的脸。鲜艳、浓烈、奇异，仿佛她从稀薄的空气里走过，连空气也要短缺一块似的。童莉莉不知怎么就给吓住了。她一把抓住童有源的手，怯生生地问：“爸爸，电车怎么不开了？”“封锁了。”童有源的回答非常简单。
那次他们只在上海呆了两天就回了。火车在冷清的站台上停了下来。童莉莉听到它长长地、仿佛再也支撑不住地叹了口气。
６、
童有源到底得了什么病？
有这么一种讲法，当时很多人怀疑他患上了肺结核。虽然从没有人看到过童有源沾在白手帕上的血迹，不过那些日子，童有源确实老是无缘无故的发低烧、咳嗽，感到身体疲惫、并且日渐消瘦……他的情绪以及脸色也是让人觉得非常可疑的。一会儿苍白，一会儿潮红；刚才还是亢奋不已，下一刻突然又变得疲惫不堪。不过他倒是并不消沉，精神上也没有什么萎缩的迹象。恰恰相反，他肝火旺得要命，虽然他那旺盛而时断时续的激情，它们绝大部分都用在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
在童莉莉的记忆里，父亲似乎总是在路上。这些年来，他几乎常常这样。想来就来，说走就走。这还是好的。有时他走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还有些时候，童莉莉走上苏州老宅那道吱嘎作响的楼梯，突然看到父亲正坐在二楼朝南的窗户那里晒太阳——那是童莉莉的母亲平时常坐的位置。不管刮风还是雨雪，母亲王宝琴总是永远穿着深藏青色的衣服坐在那儿。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更没有人知道她是否在想念那个名叫童有源的人。那个有着闲散而容长身材的男人。那个无所事事的赌棍，嫖客。那个美雅之人……她直到死还爱着他。
他有病吗？他是否真的有病？“我没有病！”童莉莉记得，那次童年的上海之行过后，她父亲站在河边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上，一手牵着懵懂的她。而她母亲王宝琴的身影则在家门口闪了一下。很快就不见了。
或许，童有源真的没有病。他是健康的。至少他曾经是健康的。不管怎么说，任何再精确的现代医术其实也存在着可能的疏忽。况且，无论是在上海的双层有轨电车上，在飘落细雪的冬青树下，还是沿着运河逆流而上的夜航船上，她的父亲看上去都是健康的。他的身心是如此强壮而又充沛。这甚至可以再往前推溯到三十年代末的某一天。那一年他住在上海，在那段有限的时间里，他认识了童莉莉的母亲，同时也认识了两三个妓女和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
而现在，每天早上，童有源便幽灵般出现在大门一侧的阴影里。“我出去了。”他穿着多年不变的蓝灰色调的衣服，保持着多少年不变的颀长的身材与腰围——他懒洋洋地环顾了一下这间屋子，把刚才那句话又简短单调地重复了一遍。“那么，我出去了呵。”“中午回家吃饭吗？”这是长女童莉莉的声音。“不了。”“晚上呢？”仍然是童莉莉在问。“说不准，不要等我了。”
每天都这样。几乎每天。王宝琴的声音是听不到的。她和童有源已经很久不说话了。即便四目相对，仍然毫无交集。每天这样。几乎每天就是这样。
他在想什么？这个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有时候童莉莉忍不住也会在心里嘀咕。新时代来了。新世界铺天盖地地在四周、在全中国、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在阴雨不断然而又热气腾腾地伸展开来……然而，在这个刚刚来到的新世界里，她的父亲却像一个幽灵一样地晃悠着。他更像一个局外人。或者几乎可以这样说：
他简直就不太像这个世界上的人。
他要干什么呢？放着一个好好的家，放着一个美丽幽怨的女人和几个不知所措的孩子（童莉莉一共有四个弟妹）……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坐在报馆四楼的资料室里，童莉莉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飘扬着彩旗和标语的街道、街道两边沉甸甸的冬青、香樟树，以及走在街上、树枝和树枝的间隔中、还有被茂密的树叶遮蔽的三三两两的人群。
更远的地方是个小广场。就在那儿，附近几个单位的共青团和文工团员们正在进行一场热烈欢快的联欢舞会。先是《邀请舞》、《青春圆舞曲》、再是《咱们工人有力量》……《社员都是向阳花》……童莉莉耳边不时传来这些熟悉的曲子。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下午，空气里到处弥漫着百雀灵雪花膏和凡士林发腊的气味。一种家喻户晓、老少皆宜的气味。一种浓烈刺鼻……又稍稍让人感觉兴奋的气味。
然而，就在这种熟悉的气味里面，童莉莉突然觉得一阵疼痛，浑身上下不知道哪里痛了起来。痛极了。
比较远的天空那里飘着一朵云彩。每天早上，童有源从家里走出去的时候，童莉莉总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童有源，她的这个父亲——这一走，他便走到天边的那朵云彩那儿去了。
永远都不可能再回来了。
７、
就在这个明媚春天的一个下午，童莉莉认识了同来看病的潘小倩。她是一个私营银行行长的女儿，两个人倚在医院回廊的紫藤树下聊了会儿天。潘小倩比童莉莉大两岁，短头发，大眼睛，娃娃脸上散布着细小的雀斑。她好像还有些细微的口吃……两个人很是有些一见如故的意思。
很快两人便相约着一起去看电影。为了究竟是看《渡江侦察记》还是《妇女代表》，她们还在城西的友谊电影院前面略微争论了几句。两个小时以后潘小倩带着童莉莉回家吃了晚饭。原来说好一星期过后去童莉莉家的。但那天童莉莉说她临时有事。于是这个承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实现。
一年过后，潘小倩全家搬到了上海。童莉莉送她去了火车站。在车站那口锈迹斑斑的大钟下面，潘菊民塞给她一个厚厚的信封。
童莉莉没想到里面是钱。她更没想到里面会有那么多钱。
童莉莉第一次见到潘小倩的哥哥潘菊民，就是在一年前的那个晚上。与此同时，在潘家挂着齐白石字画的小客厅里，童莉莉还认识了潘菊民的中学同班同学吴光荣。吴光荣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同色干部帽……他看上去要比潘菊民大个三、五岁。然而他的相貌无疑还算是好的，健康的紫铜肤色，双目炯然，闪烁有神，尤其……是看童莉莉的时候。
是潘小倩叽叽喳喳地告诉她关于吴光荣的事情。说此人童年时代是在江西县城的一座小煤矿度过的。十多岁时随父母辗转来到苏州，后来又辗转进了潘菊民上学的那所学校——并且就坐在潘菊民的旁边——潘小倩还说，其实吴光荣原来并不叫吴光荣，至少上学坐在潘菊民旁边的时候还不叫吴光荣。吴光荣开始叫吴光荣其实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你，你注意那人的左手了吗？”潘小倩坐在绣着蕾丝花边的粉红床单上，神秘兮兮地望着童莉莉。“左手？”“他的左手少，少了两根手指……手臂上还有一道很长很长的伤疤，嗯，足足有这么、这么……这么长。”潘小倩伸出两只修长的手，接着又张开修长的手上那些白晰完整的手指，用力而夸张地比划着。
这少了的两根手指,以及那道足足有“这么、这么、这么”长的伤疤……这些都很快从潘小倩嘴里得到了介绍与解释。事情是有传奇性的。也是有趣而离奇的——事情的起始好像是这样的——当年，在煤矿职工子弟小学读书的时候，吴光荣每天都要路过矿上的打风房。透过窗户，他惊讶地看到空气压缩机飞轮巨大的黑色阴影……它们铺天盖地，穿云裂石，如同暮色里黑鸦鸦突然降临的庞大鸟群。“等到长大以后，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呢？”成为潘菊民同桌后的吴光荣，有一天突然兴趣昂然地问道。潘菊民模棱两可的回答是不重要的。潘菊民有没有一本正经地回答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吴光荣斩钉截铁的声音：“告诉你吧，我是有梦想的——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个管机器的工人！”
从来没有人说，与冰冷然而有力的机器打交道不能成为一个人的梦想；同样也没有人说，一个人少年时代偶然但是狂热的梦想仅仅只能止于梦想。
果然，吴光荣的梦想很快就实现了。
在中学毕业以后，吴光荣曾经神秘失踪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到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身板结实、肤色黝黑、目光坚定的年轻人。他告诉潘菊民和潘小倩他们，说他这段时间一直在一家兵工厂工作。他说他跟着那个兵工厂辗转走了很多地方。他还说，有时候在颠簸的卡车上一觉醒来，窗外的万顷稻田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逶迤的山峦和绵亘的红土地；还有些时候，一整夜他都能听到汹涌的洪水的声音，它就在离车队不远的河床那里流动着，发出家禽一般奇怪的叫声……他说有那么一次他差点就掉队了。那是个冬天的下午，他闹了好几天肚子了，下车解手后发现车队已经开出很远……
吴光荣说其实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这些年来，他跟随兵工厂一路走过的真实路线。从皖南到苏北，再到淮南，然后转战淮阴、沂蒙山，后又渡海到了东北的大连……“那么，你的手……”
至于这样的疑问总是难免的。总是谁都忍不住会要问的。不管这问话出自于娃娃脸的潘小倩，或者还是容长脸蛋、桃花眼睛的哥哥潘菊民。当你倾听一段坚定而充满力量的叙述；当你又同时面对一个突然之间左手少了小指和无名指的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难免总会让人心生疑惑的。“哦，炸了。”吴光荣淡淡地说。“炸了？”兄妹俩几乎同时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有一次检修枪支的时候，土枪突然爆炸了。”吴光荣伸出自己的左手，朝着光亮处看了看。接着，他又略微有些牵强地动了一下剩下的三根手指，“这些都是小事情了，常有的事情……当然，也是一件让人感到非常光荣的事情。”
直到很长时间以后，童莉莉仍然记得那天晚上的情形。晚饭过后，四个年轻人——童莉莉、潘小倩、潘菊民、吴光荣坐在客厅里聊了会儿天。中途的时候，潘菊民起身在留声机里放了一张唱片……在唱片吱嘎转动的过程中，潘菊民穿着他那条浅灰暗条纹的薄毛呢裤，翘着二郎腿，若有其事、又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打拍子；潘小倩则兴奋地在卧房和客厅之间奔忙着；只有少了两根手指的吴光荣一个人在说话，一刻不停地说着话……
后来，月亮升到了半空。童莉莉起身告别。刚走到潘小倩家院子里的那棵紫藤树下（她家院子里也有一棵紫藤吗？），潘小倩突然从后面追了出来，并且满脸胀得通红地往她怀里塞了两件新衣服。
这个晚上，童莉莉整夜都没有睡着。
８、
那天，在他们家的客厅，潘菊民放进留声机里的是一张昆曲唱片。那是《长生殿》吗？还是《牡丹亭》？《桃花扇》？或者它只是《西厢记》里的某一段？这些都不重要了，这些又怎么会重要呢？重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重要的是对于童莉莉来说，对于那个名叫童有源的人的女儿来说，潘菊民放进留声机里的不仅仅是一张简单的唱片，而且更是一种令她既迷恋又痛恨的生活方式。
是的，一种令人既迷恋又痛恨的生活方式。
把一个人和他（她）所处的生活连接起来有很多种方式。其中有一种是这样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长得还算是眉清目秀，其实也真是眉目清秀的。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她得了肾病，不算太严重，但一时半会儿却也好不了；她家里的状态也不是太好，有点穷，穷倒是没有关系，当时大家都穷，即便对一小部分以前不穷、现在也还暂时不穷的人来说，其实共同贫穷的日子也就在眼前了……
穷是不可怕的。穷又有什么可怕呢？举目四望，到处都是一样的吃、穿；到处都是在一样的吃穿里露出单纯而满足笑容的人们。生活是那样的崭新、那样的具有可能性……生活是那样的富有希望。
到处都是欣欣向荣、激情荡漾的穷人。
贫穷的人并不孤独。
同样的，病也是不可怕的。谁又能说不是呢，即便健康的人也可能没有那样的笑容，就如同少了两根手指的吴光荣脸上所焕发出来的那样的笑容！
但是且慢，虽然贫穷和疾病都不可怕，但这个名叫童莉莉的姑娘的处境却多少是尴尬的——童莉莉只有她一个人。她孤独一人。
作为父亲童有源和母亲王宝琴的长女，童莉莉有三个妹妹。这三个妹妹里最小的一个性格温和，但有些轻微的先天性弱智；另外两个则长相甜美，但是体质孱弱。不久以前，最小的那个妹妹被童有源送到了老家富春江，所以童莉莉几乎很少见到她。她和另外两个妹妹倒是相处得不错，但很快，她们也神情茫然地坐上了小妹妹坐过的那艘木船……临走的时候，一家人去照相馆拍过一张全家福。照片里的童有源坐在当然的中心位置，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看上去和照片里的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和这张照片所组成的环境也没有什么关系——不仅仅是童有源，照片里几乎所有人的眼神都是溃散的，没有一个明确的交集与焦点。童有源、王宝琴、童莉莉……他们全都各怀心思，心有所感——唯一例外的是童莉莉的那个弟弟。在那张照片里，这个被大家叫做童小四的英俊少年露出一种怪异的神情。他仿佛很是有点激动，但同时又有着与激动截然相反的木然。仿佛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要去抓住一样东西，脚底下却突然一脚踩空。不过，不管怎样,至少这张照片里的人是齐全的。这已经非常难得。
童莉莉总是独自一人。
或者说，她总是觉得自己是独自一人。
那天下午去码头边送两个妹妹时，她是独自一个人。看着蜷缩在船舱里冻得嘴唇有些发紫的她们，心里全然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她从码头旁边郁郁寡欢地走回家时，也是独自一人，虽然父亲童有源就在她身边。她独自一人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还是一个人（走到半路的时候，童有源就去了别的地方。至于母亲王宝琴，她在不在家都是没有区别的）。她母亲一辈子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爱她的父亲童有源，以及恨她的父亲童有源。以致于后来它们变得雌雄相伴，混淆不清；以致于她经常会忘了自己与那个既爱又恨的男人所生的一男四女。可能是被码头的冷风吹着了，那晚童莉莉发起了高烧，她烧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她不愿意告诉其他的人。她烧着烧着就睡着了，下半夜口干舌燥醒过来的时候仍然是一个人。她一个人起床去厨房倒了点水，喝下去，一个人再次躺下，烧着，迷迷糊糊睡着，等待着仍然是一个人的明天到来。
第二天很快来了，她的烧还没退。没人知道她晚上发烧了，也没人知道她这一天带着烧去报馆上班。那天上午报馆开了个大会，主题是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和新闻思想。大会结束以后，下午紧接着又开了个小会。在小会的小组讨论上，童莉莉昏昏沉沉地听到很多七嘴八舌、然而又是兴致昂然的议论。后来好像又有很多人突然鼓起掌来。童莉莉于是昏昏沉沉地跟着鼓掌。在一片噼呖啪啦的鼓掌声中，童莉莉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她得请假去，今天是她和医院预约看病的日子。她的拖拖拉拉的肾病，她的遥遥无期的肾病——那个刚才说话的人现在还在说：“……所以马克思对电报这种新生事物的认识，可以归结为：用时间消灭空间。”
但是……至少就现在的情况来说，属于童莉莉的时间还是静止的。它既消灭不了有形的空间，也创造不了无形的情感。月工资能折合50市斤植物油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啦，他说，有些新闻发生了要赶紧报道就是新闻；有些新闻发生了我们故意不报等它变旧就是旧闻；有些新闻发生了我们永远不报就叫无闻或者不闻。这实际上就是说，时间其实是一种可以人为改变的东西。可以把它拉长，也可以把它变短；还可以将它搓搓圆或者压压扁。但在那天的童莉莉那里，这种魔术一般变幻莫测的东西暂时还是没有意义的。她在一片热火朝天的讨论声中离开了会议室，独自一人。她穿着厚厚的棉袄走在去苏州中医院的路上，独自一人。她去的时候就可以想到医生已经说过多次并还将继续说下去的话——一定要注意休息，注意饮食，注意心情呵。她的朋友不太多，所以她看完病回来还是孤独的。她将孤独地带着漫长难捱的肾病以及突如其来的高烧回到家里——“今天发工资了？”“是的，今天发工资。”童莉莉的回答显得非常疲惫。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家很大的一部分是她撑着的。虽然她的工资与折合成植物油的毛主席的工资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对于这个家，她的那点钱却是缺少不得的。她得养家。钱总是重要的。太重要了。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比钱来得更为重要呢？她绵延无期的肾病所需要的钱同样也是绵延无期的；当冷风里的航船载着她的一个傻妹妹、以及另外两个亲妹妹，当它们驶向运河的另一头时，她们将要吃的大米、白面、萝卜、青菜，她们洗脸用的肥皂、冬天穿的棉衣，她们在学堂至少总要认点字的费用……要知道，她们是她的亲妹妹。还未最终成年的亲妹妹。当然，她们也是童有源和王宝琴的孩子。她母亲王宝琴的那点钱是早给童有源败光了。不过话也难说，童有源自己或许还会有点钱，只不过大家不知道而已。王宝琴也说不定在哪里也藏着些钱……但即便有也是有限的，这个家从来就不是什么特别有钱的家。所以有些事情反而倒也省心，比如说每天早上，当童莉莉看到报纸上“赶紧报道”或者是及时预报的那些新闻时，她的反应总是有那么点淡然——“正当上海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合营搞得如火如荼时，北京也将选择大有粮店、稻香村食品店、同仁堂国药店、六必居酱园等10家较大的、具有传统特色的资本主义零售商店进行公私合营试点……”
既然生活在流淌，顺流而下总是最初的一种反应。更何况，巨变总是相对于曾经拥有的那一部分来说。既然过上艰苦朴素、然而快乐健康的日子将是大家共同面对的命运，那么我们的女主人公自然也该欣然接受、决然前往。
但是——
为什么这一家人和周围绝大多数的那些是那样格格不入呢？和艰苦朴素、快
乐健康的穷人格格不入，和生活窘迫拘谨、内心却按捺不住兴奋的穷人仍然格格不入……她的父亲童有源，有时候，很少的时候，他倒是会给她些惊喜和快乐。她是他父亲最爱的女儿。漂亮，聪明，还算有那么一点点个性——至少他是这么说的，说在这一点上还稍稍有些像他。让他感到有所安慰。但这个父亲总像是被什么东西藏起来了，或者他自己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藏起来了，所以她几乎很少能见到他。有时候人倒是在的，但仍然看不见，只能听到屋子里传出一些悠扬的乐声，箫的声音，昆曲的声音……
她喜欢这种声音。她内心灵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会跟着它一起悠扬、飘荡甚
至颤抖，但是，她同样清楚地知道——
她恨这种声音。这种格格不入、让人觉得阴郁烦闷的声音！
其实很早的时候她就知道了，这一家都是疯子。充满了热情的疯子。除了两
个漂亮的、然而生命力不是那么强盛的妹妹，和一个成年以后将在下雨天偷酒喝的有些弱智的小妹妹——呵呵，这话也不对，也说早了，谁能确信她们从来没有怀揣着别人从不知道、也不能轻易告诉别人的梦想呢？就像她，这个名叫童莉莉、十八岁清秀可人的女孩子，谁又会知道，当她穿着臃肿的灰蓝格子厚棉袄，端坐在人声鼎沸的会议室里……她的两只手安静地平放在膝盖上，她的眼睛平视前方，清澈、明亮而又乖巧……它们一点都没有泄露出她的秘密——她的奇思异想，对于危险的爱好，野性，以及那些正在生长中的、或许她自己都还没有清楚了解的……
只有一件事情她已经完全清楚了。虽然有时她仍然抱有些幻想，或者不太愿意承认。
她是一个人。她的这个奇怪的家庭造成了她只有独自一人。她为这种几乎是
强加在她身上的孤独烦恼不已。而更可怕的是，那天晚上，在潘小倩家的客厅里，在潘小倩的哥哥潘菊民放进留声机里的那张昆曲唱片里，这位名叫童莉莉的姑娘异常敏感地听出了（或者是臆想和强调出了）一种孤独。
她那么熟悉、并且拼了命要从里面逃离出来的孤独。
第二章
１、
然而春天总是美好的。虽然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春天就像梦幻，而对于另一部分则更像煎熬。昼夜变更着长短，四周田野里的农作物也开始蓬勃生长了。先是水稻，白薯，小麦，大麦，花生，粟，甘蔗，蓝靛；再是萝卜，胡萝卜，各种豆科植物，洋白菜，菜花，黄瓜，蕃茄，茄子，瓜类作物。昼长夜短也使人更容易听到一些声音，闻到一些气味。有那么几天，童莉莉对潘菊民说，皋桥外面的油菜花肯定开了；油菜花一开我就能闻到的，不管隔了多远。童莉莉晚上睡眠不好时还听到过飞机划破云层的声音。不过这声音肯定很多人都听到了，不管是在失眠的夜晚还是春光明媚的白天。这是这个国家第一次制造出自己的飞机。它们像装饰了花束和彩带的鸟儿一样飞上蓝天，欢送它们的是人群里爆发出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就在这之前，或者之后，同样欢欣鼓舞的场景还出现在一个巨大庄严的会议厅里。
——“暴风雨式的掌声整整延续了五分钟。”
在报馆新鲜出版的报纸上，是毛主席大气磅礴的正面像，以及同样大气磅礴的扬手一挥：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２、
或许所有爱情故事的起始总是相似的。时间往前倒推个二十年，童莉莉的父亲童有源和母亲王宝琴也是在这样的春天开始的，心跳加速着，血脉驽张着。不过有些后来就平静了，有些则是久久不能平静。童莉莉新认识的朋友潘小倩和潘菊民，他们就是父母久久不能平静的产物。而随着时间缓缓的流动，那个站在医院回廊紫藤树下的潘小倩——她脸上细小俏皮的雀斑也会慢慢深起来，圆圆的脸颊陷进去一点点，说话也不那么容易害羞脸红了。她也要经历那个心跳加速、血脉驽张的过程，然后就平静了，或者久久的、甚至一生不能平静。谁知道呢。
但是且慢，所有的爱情故事往往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地方。这个人与那个人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虽然还是毛主席说的，他在不久之前或者不久以后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反对个人主义。”
这位名叫童莉莉的年轻姑娘，为了参加与潘菊民认识后的一场集体舞会，隔夜偷偷从商店里配了烫头发的药水——那是一种颜色混浊、气味奇怪的半透明液体，装在一个酒葫芦形状的玻璃瓶子里。半道上她就打开瓶塞闻了闻。第一下感觉是氨水的味道；再闻，却又像皋桥外面油菜花的味道了。
把这种一半是氨水、一半是皋桥外面油菜花的液体抹在头发上，瞬间里便有清凉而焦灼的味道。这其中焦灼的感觉，在后来火夹子放在炉子上烤热时强烈的嗞嗞声，以及再后来火夹子烫头发时微弱的嗞嗞声里到达高潮……不过，除了这些，内心的事情则没有人知道。
而那个让童莉莉产生奇怪感觉的年轻人潘菊民，每到春天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郊外灵岩山上独坐半天。三十年代的某一天，他出生的那一天，灵岩山下太平乡兴旺村有一户人家办喜事，迎新的队伍敲敲打打在山脚下面绕了整整两圈。而在海拔182米的山顶天灵寺，中午明晃晃的大太阳底下有人推门而入。据说后来那人便在寺内剃度了。据说再后来就成了多年以后的高僧。仍然是那一天，到了后半夜，月光下面后山纵身跳下一位痴情女子……
当然，这样的事情刚刚出生的潘菊民是不会知道的。人各有命，富贵在天，这样的道理就自然更不会懂。然而他母亲的感受或许就会复杂很多。这位有着一双放大的小脚、一对细长美目的青年女子，原先是上海小康人家的女儿。家里的境况是好的，所以身上穿着常换常新的衣裳，并且就读于沪上一所新派女中。假如思想新了，干脆新派到几年以后惊艳好莱坞的那两位美女飞行员，那便另当别论；要不就干脆旧，旧到逆来顺受，天命不违。然而这女子却恰恰是个半新不旧的人物。在一次同样半新不旧的议亲失败之后，命运在她身上踩了个小小的脚印。
在心灰意懒、意志脆弱之际，她竟然爱上了家里私雇的黄包车夫——他也许也是爱她的，要不她不会怀上他的孩子；她也许真是爱他的，要不她不会提了家里一皮箱金银细软，偷偷和他去了苏州。然而有些时候，命运在踩了你一小脚以后，是不会忘记接下来的第二脚的。
她的家人很快找了来。黄包车夫最终以盗窃、诱奸二罪并处得刑四年。她在苏州中医院生了个孩子，是个女婴。脚还是天足，眼睛紧紧闭着，也看不出以后会不会细长美目，会不会动辄感情用事，受一些女人的苦——这孩子生下来就死了。
悲伤的母亲在生产满月后坐夜航船回上海。这时命运的第三脚重重地踩下来了，因为产后体虚，她在途中突然血崩不止，竟也走了。据说还有同船的护士作为证人——当然，这回是假的。
那个黄包车夫据说后来减了刑，但因为莫名其妙的罪行在牢里呆上一天都是更大的罪孽；又据说他后来返乡务农，先是种植茶叶、桔子，后来又开始养些小鱼、虾米和螃蟹。而她，接下来便是隐姓埋名移居他乡。辗转到后来，她又被家族偷偷安排回到苏州。然后，过了几个月？一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并且很快生下了一双儿女。
长子名叫潘菊民。次女则名潘小倩。这两个名字都是他们的父亲潘先生起的。在他们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潘先生带他们去太湖边的东西山看梅花。山岗上除了梅花，还生满了茂密的青草和花儿，有万年蒿、茅草、房白草、羊草、马黄草、碱草、荻草、菖蒲、蒲棒、苍术、铺草、浮草、荇草、坐草、艾蒿、蓬蒿、益母草、马兰、菟丝子、四金草、鬼针、虎掌草、蝎子草、地丁草、席草、瓦松草、蒺藜、藫麻、线麻、乌拉草、串笼草、短荻草、芨芨草、醉马草，还有金沙龙、刺蘑花、狼毒花、木香花、石竹花、蜀菊、百合、黄花、指甲花、苍蝇花、苜蓿花、蒡岚……
山坡的另一面是一片果园。
儒雅和善、热爱园艺、热爱基督、并且也爱着他们母亲的潘先生对他们说道——“看到那些花了吗……你们看，许许多多的花瓣围绕着花蕊，它们共同组成了一朵花。春天来了的时候，或者是风，或者是蜜蜂、蝴蝶、甲虫和飞蛾，它们将花蕊里的花粉传播出去；有时候一阵大风，很多很多花粉在天上飞着，有些掉到水里了，有些飞着飞着就没有了，还有不多的一些最后变成了果子。”
３、
这是个花粉飘散般轻柔安静的家庭。
不能说生活完全没有遗憾。一个女人改了姓名又换了历史，要说完全心满意足那是谎话。最好的事情，是花粉正好通过昆虫或者微风，落到它最终应该落下的地方。一朵花其实就是一个植物的生殖器。这种事情讲明了有些不雅，但怎样让一朵花碰到另一朵花，这就是生活。
而那位对于植物的雌蕊雄蕊、雌蕊的湿型柱头、开放型花柱、以及花粉的传播方向如数家珍的潘先生，每个星期天早晨，他都会去礼拜堂做一次礼拜。潘太太紧紧跟在他的后面。她拉着他的手。他走得快她就也走得快，他走得慢她就也走得慢。除非他快到她的手再也拉不住他，快到她那双放大的小脚完全跟不上的程度。这种事情自然是不会发生的。夫妻总是应该相濡以沫，如同种子跟着风。即便他根本就不知道，和他在一起的其实完全是个陌生人；或者她因为某种原因终身信守着这个秘密。也许以前，当她穿着学生服坐在黄包车上，当黄包车经过一个又一个尖头圆顶、尖头尖顶、圆头圆顶的礼拜堂时，她内心完全没有任何感触。但是现在，因为他信基督她便也跟着相信；他低下头对神说他是有罪的，她便也跟着说她其实同样如此。
那是一个青砖青瓦方方正正的礼拜堂。只是在两层楼的西南角那儿突然升起一层，形成一个同样方方正正的钟楼。在苏州下也下不停、然而下也下不大的牛毛细雨中，潘先生和潘太太携手走进去……钟声在这时正好响起来，不高不低的那几声，不多不少的那几声。
有种说不出来的和谐。
那两个孩子——潘菊民和潘小倩，就这样看上去，他们倒也像是某种和谐的产物。两个都是安静的性格，不太喜欢动。他们那轻柔安静的家就在盘门老城墙旁边的一条巷子里。每到春天刚来的时候，两个小人儿就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站在巷子的尽头放风筝。
风筝的线很长很长，很飘很飘……两个圆滚滚的小人儿在巷子的这一头和那一头之间奋力奔跑。很多个小小的屋角翘起来，飞上天去，像很多很多把迟钝而细碎的尖刀。
潘先生有一个外国教友来过苏州几次，回去之后便认认真真、煞有介事地写了一本书。潘先生断断续续地看过里面的一些章节。他对其中的几段细节尤其感兴趣。
第一段是这样的：中国儿童不像我们的孩子们那样奔跑，嬉闹，爬行。中国学生不如白人学生奔放不羁。中国人不知道体育运动，他们放风筝、斗蟋蟀、赌博、下棋、放鞭炮。
潘先生莞尔一笑。
第二段也有意思：中国喜欢的是温驯的骡子而非马，骡子只是慢慢地走或轻快小跑。骑在骡子上的士兵加速时，所产生的一种情景使眼睛得到放松。
潘先生记得当时雇了辆马车陪他去灵岩山。走到半道的时候，那匹老马突然跑不动了。怎么打它也不跑，怎么骂它也不走。万般无奈，只能去附近的农家借了头骡子先顶替一下。
而第三段则让潘先生忍不住笑出了声来——
中国人从来不把拳击作为一种运动，斗殴很少，没有相互之间猛烈的打架，有的也不过是女人式的抓伤和抓头发。男子唱歌，不过是一种鼻子发出的假音。这与西方男子的吼叫形成了奇怪的对比。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潘先生颇为喜欢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两个孩子他也是满意的，他的教育方式同样更是和谐自然。孩子长在一个有爱而宁静的家庭里，按照自然的规律成长，并且适当给予教育，这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至于这孩子未来怎样，是美多一点，还是丑多一点，是快乐多于忧伤，还是忧伤得忘记了快乐……这些事情父母能知道一些，但也有很多是不知道的；有些事情反而旁人看得更清楚些，但因为是旁人，看了知道了也很快就忘了。当然了，上帝是知道得最多的。
每个星期天，潘先生和潘太太都会去礼拜堂表达内心对于上帝的赞美，并且适当地和他说说心里话。有时候他们带着潘菊民，有时候带着潘小倩。潘菊民去过几次以后就不愿意去了，潘小倩则一直坚持了下来。
４、
但是，也有些事情是潘菊民能够或者愿意坚持下来的。在跟着潘先生去过一次东中市的“中和楼”书场以后，潘菊民自己又去了几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潘菊民去的那些地方就连评弹老书客潘先生都没去过。他去宫巷的“桂舫阁”，他去石路湖田堂的“引凤园”，他去临顿路的“清河轩”，他还去道前街的“雅仙居”，去葑门横街的“椿沁园”，去山塘街的“大观园”，去濂溪坊的“怡鸿馆”，去热热闹闹太监弄里热热闹闹的“老意和”……他游荡在这些嘈杂的三教九流不断的书场茶楼里面，就像一个虚幻的、若有似无、有可有无的影子。
有时候，潘菊民和常与上帝说话的妹妹潘小倩分别从书场和教堂回来，两个人在昏暗的楼梯间遇到，彼此都觉得对方就像一个身上裹着紧身隔离衣的晃晃悠悠的影子。
当然，很多时候，爱情其实也是这个世界上穿了隔离衣的晃晃悠悠的影子。有一些爱情是天生的。无法解释的。要不就不是爱情。所以说，潘菊民第一次约了童莉莉坐在灵岩山半山腰的时候，两个人几乎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就不说。不说也不要紧，因为其实心里全都知道。于是就看看天上的云，山腰那里的树，树上停着的鸟……心里是甜蜜着的，脸上还不能露出太多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脸上和心里的并不那么一致，并不那么和谐。
这样的事情总是难免的。即便在一个满世界都是兴冲冲的春天里，总也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的。总也会有人心里怀揣着悲哀的。只不过有些悲哀别人看得到，自己说得出来；也有些悲哀别人看不到，所以说出来了也没有人相信。当然也会有一些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者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总是会有些稀奇百怪的荒唐事情发生。
童莉莉就一直在想着这样的一桩。昨天下午报馆里又开了个大会，大会之后紧接着还是一个小会。大家讨论的时候和平时一样兴致昂然，并且还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气愤。确实是一件让人感到气愤的事情。邻近一个小县城医院的江姓女护士和赵姓男医生谈起了恋爱。坏事跟着好事来，男医生是因为情到浓时恍惚迷离而在工作上犯了错误呢，或者还是本来就有疏忽，而雾气一样的情感再次加深了这种疏忽……他也没得到什么人的批准，就糊里糊涂地超出制度用药为女护士治病。总之他是犯错误了。负责调查男医生错误、并让他深刻反省的有三个人。他们每天都要在确定或者不确定的时间与男医生进行交谈，有时态度温和，大部分时间则冷静严肃——“你知道自己犯错误了吗，赵××同志？”“知道，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你愿意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吗，赵××同志？”“是的，我愿意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
交谈基本上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问得确切，答得诚恳。但很快，问话的航船就在一块暗礁那里搁浅了。“赵××同志，你和江××同志睡过觉了吗？”
“……”“赵××同志，你和江××同志睡过觉了吗？”“……这和我的问题没有关系。”“请你认真回答这个问题，赵××同志——你和江××同志睡觉了没有？”
这个循环往复并且暂时得不到解答的问题，在接下来的清晨、正午、落日时分甚至深更半夜，又触目惊心地摆在了那位可怜的女护士面前。“江××同志，你热爱党吗？”“我热爱党。”“你热爱毛主席吗？”“我热爱毛主席。”“作为一个爱党爱毛主席的好同志，就应该把革命队伍里的坏人揪出来。”
“……”“江××同志，赵××是不是把你强奸了？”“……我和赵××同志是在谈朋友。”“江××同志，你要非常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赵××是否打着谈朋友的幌子把你强奸了？”“你再不坦白，我就叫医生检查你，开除你，叫你坐牢！”
后来那位走投无路的女护士是如何如实招供、或者无中生有的——“某年某月某一天，赵××给我安眠药片吃，我吃后无力挣扎，被他强奸了。”——反正是白纸黑字，口说有凭，说出来的事情就是可能存在过的事情，而只要是存在过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想得到、或者真是想不到的区别。不过确实没想到的是，一个对不起党和毛主席的人会如此脆弱，那位名叫赵××的男医生在得知此事后竟然服毒自杀了。当然，坏人总是死也不会死得那么容易，他自然是没有死成。没有死成还不算，男医生被洗胃灌肠一阵折腾以后，糊里糊涂地被判了五年徒刑。想想也是，即便是跳进河里想死的落水狗也是落水狗，也是要痛打的。但更没想到的是，一个热爱党和毛主席、并且已经把坏人从革命队伍里揪出来了的人也是脆弱的。那位名叫江××的女护士不知在什么地方动摇了立场，她也不想活了。她倒是没有服毒，她跳井——上帝真是没有眼睛，就连她那么热爱的党和毛主席也没有看到、关心到这件事情——她死成了。一个把坏人揪出来的、受了迫害的好人就这样死了。
最没想到的事情往往就在最后。一个小城的下面有一个更小的县城，县城里有医院，医院里有男医生和女护士；那么同样的，一个小城的下面有一个更小的县城，县城里除了治病救人的医院，还有惩恶扬善的法院。法院里一定有这么一个或者很多个法官，他或者他们，把已经觉得生不如死的男医生救活了，然后又给了他整整五年的没有自由的“活着。”
现在，他们要对付同样觉得生不如死、并且真的已经死了的女护士了。
女护士既然已经死了，自然不再能够治病救人，甚至也无法更确凿地证明她和赵××睡过觉，并且还不是你情我愿那种一般的睡觉，而是或许存在过、但或许也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的一种事实：强奸——但要说办法总是有的，既然大家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人虽然死了，但物质还暂时不灭。尸体还在那儿。在已经密封了的棺材里。连心也是党的，那么身体又算什么呢。所以棺材也是可以撬开来的。当然是在有点月光的晚上，夜深人静，好人坏人都已经睡着了的时候。在白得没有内容的月光下面，把棺材打开来，把那可怜的、被井水泡得发肿的人儿拖出来。既然是验尸，那裤子自然是要脱掉的。外裤脱掉了，内裤接着也要脱掉。接下来就要仔细地看一看了，看一看这个女人的生殖器官有没有被人动过；看一看是第一次动过，还是不止一次地动过；当然动没动过是看得出来的，但动过一次还是动过几次这就看不出来了；照理来说被谁动过也是看不出来的，但这件事情既然事实说明不了问题的全部，那就得使用想像、推理以及判断了——如果这几种方法还不足够，那自然还有更唯物主义的方式：一个女人躺在地上，死了。虽然死了，但在她的肚子里还盛开着一团花朵。如果花粉曾经通过昆虫或者微风，落到了它最终应该落下的地方，那么果实就一定在孕育之中。
是的，方法很简单。而他们也恰恰正是这样做的。检查完女护士的生殖器后，手起刀落，他们剖开了女护士的尸体，取出了最终的物证——能够检验果实是否存在的女人的子宫。
传说总是有点邪门的。有一个细节是说，那女护士被人从棺材里拖出来时眼睛里流出了一滴眼泪。还有很多其他的细节。虽然类似的说法有很多并且各不相同。但是善良的人总是容易被煽情的。后来，这件晚上取出女人子宫的事情不知怎么给新华社知道了，并且不知怎么的给赶紧报道了出来。如果用时间定律来衡量它的话，就是说，这件外科医生同时参与的事情已经成为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新闻事件。很多和童莉莉一样的普通人从报上读到了它，在每周固定的学习时间围成或大或小的圆圈讨论着它。这件荒唐的事情，这些和我们欣欣向荣的新时代格格不入的败类……用我们报纸上的话来说就是——“××××××是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严惩这些罪犯是完全必要的。”
在没有成为旧闻或者不闻的新闻里面，更多的自然是与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春天完全吻合的人和事。接下来，大家又一起再次学习了北京全体工商业者写给毛主席的报喜信。那真是窗外喜鹊一样的声音呵，“公私合营了！”“公私合营了！”欢欣鼓舞，喜气洋洋。还不止是纸上写的。喜鹊蹦跳在马缨树上，而马缨树的下面远远走过来一行队伍。走在前面的那个女人美目细长，神情委婉。长得真有点像常去教堂的潘太太。脚也是不大不小的，不是天足，却也并非金莲——当然，她不是潘太太。潘太太长得永远像一幅画，一幅连忧伤都完全静止了的画。潘太太旗袍的袍边、领口、袖口永远压着那么宽的滚花锦边，宽得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活生生地倒在地上……走过马缨树下的女人可不是这样。她手里挥舞着一面巨大的红旗，铺天盖地的红色掩盖住了她的衣服、裤子、鞋子……在时大时小的细小雨滴里，只看得见一面鲜艳的红旗在前进、前进、再前进。
这可真是一个奇怪的春天。天地万物涌动着很多简直无法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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