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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2 09: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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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光潜

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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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至美

人间至美试读:

版权信息

书名:人间至美:朱光潜经典散文集

作者:朱光潜

出版方: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3月

ISBN:978755114135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壹  听内心的声音,让自己醒来像草木虫鱼一样,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谈人生与我 

 

朋友: 

我写了许多信,还没有郑重其事地谈到人生问题,这是一则因为这个问题实在谈滥了,一则也因为我看这个问题并不如一般人看得那样重要。在这最后一封信里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滥题来讨论,并不是要说出什么一番大道理,不过把我自己平时几种对于人生的态度随便拿来做一次谈料。 

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 

站在前台时,我把我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并且和鸟兽虫鱼诸物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余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是多么简单的事,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亏人自肥。再比方生死,这又是多么简单的事,无量数人和无量数物都已生过来死过去了。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自己都决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老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宰待他们自己应该比草木虫鱼特别优厚。 

因为如此着想,我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侪辈,草木虫鱼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像庄子所说,它们“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它们时而戾天跃渊,欣欣向荣,时而含葩敛翅,晏然蛰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它们决不计较生活应该是如何,决不追究生活是为着什么,也决不埋怨上天待它们特薄,把它们供人类宰割凌虐。在它们说,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 

从草木虫鱼的生活,我觉得一个经验。我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方法,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目的。世间少我一个,多我一个,或者我时而幸运,时而受灾祸侵逼,我以为这都无伤天地之和。你如果问我,人们应该如何生活才好呢?我说,就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着,像草木虫鱼一样。你如果问我,人们生活在这变幻无常的世相中究竟为着什么?我说,生活就是为着生活,别无其他目的。你如果向我埋怨天公说,人生是多么苦恼啊!我说,人们并非生在这个世界来享幸福的,所以那并不算奇怪。 

这并不是一种颓废的人生观。你如果说我的话带有颓废的色彩,我请你在春天到百花齐放的园子里去,看看蝴蝶飞,听听鸟儿鸣,然后再回到十字街头,仔细瞧瞧人们的面孔,你看谁是活泼,谁是颓废?请你在冬天积雪凝寒的时候,看看雪压的松树,看着站在冰上的鸥和游在水中的鱼,然后再回头看看遇苦便叫的那“万物之灵”,你以为谁比较能耐苦持恒呢? 

我拿人比禽兽,有人也许目为异端邪说。其实我如果要援引“经典”,称道孔孟以辩护我的见解,也并不是难事。孔子所谓“知命”,孟子所谓“尽性”,庄子所谓“齐物”,宋儒所谓“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和希腊廊下派哲学,我都可以引申成一篇经义文,做我的护身符。然而我觉得这大可不必。我虽不把自己比旁人看得重要,我也不把自己看得比旁人分外低能,如果我的理由是理由,就不用仗先圣先贤的声威。 

以上是我站在前台对于人生的态度。但是我平时很欢喜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就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我看西施、嫫母、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鹊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战争也和我看斗鸡一样,我看恋爱也和我看雄蜻蜓追雌蜻蜓一样。因此,是非善恶对我都无意义,我只觉得对着这些纷纭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件件都很有趣味。 

这些有趣味的人和物之中自然也有一个分别。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 

我有时看到人生的喜剧。前天遇见一个小外交官,他的上下巴都光光如也,和人说话时却常常用大拇指和食指在腮旁捻一捻,像有胡须似的。他们说这是官气,我看到这种举动比看诙谐画还更有趣味。许多年前一位同事常常很气愤地向人说:“如果我是一个女子,我至少已接得一尺厚的求婚书了!”偏偏他不是女子,这已经是喜剧;何况他又麻又丑,纵然他幸而为女子,也绝不会有求婚书的麻烦,而他却以此沾沾自喜,这总算得喜剧之喜剧了。这件事和英国文学家哥尔德斯密斯的一段逸事一样有趣。他有一次陪几个女子在荷兰某一个桥上散步,看见桥上行人个个都注意他同行的女子,而没有一个睬他自己,便板起面孔很气愤地说:“哼,在别的地方也有人这样看我咧!”如此等类的事,我天天都见得着。在闲静寂寞的时候,我把这一类的小小事件从记忆中召回来,寻思玩味,觉得比抽烟饮茶还更有味。老实说,假如这个世界中没有曹雪芹所描写的刘姥姥,没有吴敬梓所描写的严贡生,没有莫里哀所描写的达尔杜弗和阿尔巴贡,生命更不值得留恋了。我感谢刘姥姥、严贡生一流人物,更甚于我感谢钱塘的潮和匡庐的瀑。 

其次,人生的悲剧尤其能使我惊心动魄;许多人因为人生多悲剧而悲观厌世,我却以为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有悲剧。我在几年前做的《无言之美》里曾说明这个道理,现在引一段来: 

我们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这话表面看来,不通已极。但是实含有至理。假如世界是完美的,人类所过的生活—比好一点,是神仙的生活,比坏一点,就是猪的生活—便呆板单调已极,因为倘若件件事都尽美尽善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人生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美,我们如何能尝创造成功的快慰?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换句话说,世界有缺陷,可能性才大。

这个道理李石岑先生在《一般》三卷三号所发表的《缺陷论》里也说得很透辟。悲剧也就是人生一种缺陷。它好比洪涛巨浪,令人在平凡中见出庄严,在黑暗中见出光彩。假如荆轲真正刺中秦始皇,林黛玉真正嫁了贾宝玉,也不过闹个平凡收场,哪得叫千载以后的人唏嘘赞叹?以李太白那样天才,偏要和江淹戏弄笔墨,做了一篇《反恨赋》,和《上韩荆州书》一样庸俗无味。毛声山评《琵琶记》,说他有意要做“补天石”传奇十种,把古今几件悲剧都改个快活收场,他没有实行,总算是一件幸事。人生本来要有悲剧才能算人生,你偏想把它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寡趣。所以我无论站在前台或站在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殃咎,都是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惊赞。 

朋友,我感谢你费去宝贵的时光读我的这十二封信,如果你不厌倦,将来我也许常常和你通信闲谈,现在让我暂时告别罢! 

你的朋友  孟实慈慧殿三号

慈慧殿并没有殿,它只是后门里一个小胡同,因西口一座小庙得名。庙中供的是什么菩萨,我在此住了三年,始终没有探头去一看,虽然路过庙门时,心里总要费一番揣测。慈慧殿三号和这座小庙隔着三四家居户,初次来访的朋友们都疑心它是庙,至少,它给他们的是一座古庙的印象,尤其是在树没有叶的时候;在北平,只有夏天才真是春天,所以慈慧殿三号像古庙的时候是很长的。它像庙,一则是因为它荒凉,二则是因为它冷清,但是最大的类似点恐怕在它的建筑,它孤零零地兀立在破墙荒园之中,显然与一般民房不同。这三年来,我做了它的临时“住持”,到现在仍没有请书家题一个某某斋或某某馆之类的匾额来点缀,始终很固执地叫它“慈慧殿三号”,这正如有庙无佛,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慈慧殿三号的左右邻家都有崭新的朱漆大门,它的破烂污秽的门楼居在中间,越发显得它是一个破落户的样子。一进门,右手是一个煤栈,是今年新搬来的,天晴时天井里右方隙地总是晒着煤球,有时门口停着运煤的大车以及所应有的附属品—黑麻布袋、黑牲口、满面涂着黑煤灰的车夫。在北方居过的人会立刻联想到一种类型的龌龊场所。一沾上煤没有不黑不脏的,你想想德胜门外、门头沟车站或是旧工厂的锅炉房,你对于慈慧殿三号的门面就可以想象得一个大概。

和煤栈对面的—仍然在慈慧殿三号疆域以内—是一个车房,所谓“车房”就是停人力车和人力车夫居住的地方。无论是停车的或是住车夫的房子照例是只有三面墙,一面露天,房子对于他们的用处只是遮风雨;至于防贼、掩盖秘密,都全是另一个阶级的需要。慈慧殿三号的门楼右手只有两间这样三面墙的房子,五六个车子占了一间;在其余的一间里,车夫、车夫的妻子和猫狗进行他们的一切活动:做饭、吃饭、睡觉、养儿子、会客谈天等等。晚上回来,你总可以看见车夫和他的大肚子妻子“举案齐眉”式地蹲在地上用晚饭,房东的看门的老太婆捧着长烟杆,闭着眼睛,坐在旁边吸旱烟。有时他们围着那位精明强干的车夫听他演说时事或故事。虽无瓜架豆棚,却是乡村式的太平岁月。

这些都在二道门以外。进二道门一直望进去是一座高大而空阔的四合房子。里面整年鸦雀无声,原因是唯一的男主人天天是夜出早归,白天里是他的高卧时间;其余尽是妇道之家,都挤在最后一进房子,让前面的房子空着。房子里面从“御赐”的屏风到四足不全的椅凳都已逐渐典卖干净,连这座空房子也已经抵押了超过卖价的债项。这里面七八口之家怎样撑持他们的槁木死灰的生命是谁也猜不出来的疑案。在三十年以前他们是声威煊赫的“皇带子”,杀人不用偿命的。我和他们整年无交涉,除非是他们的“大爷”偶尔拿一部宋拓《圣教序》或是一块端砚来向我换一点烟资,他们的小姐们每年照例到我的园子里来两次,春天来摘一次丁香花,秋天来打一次枣子。

煤栈、车房、破落户的旗人,北平的本地风光算是应有尽有了。我所住持的“庙”原来和这几家共一个大门出入,和它们公用“慈慧殿三号”的门牌,不过在事实上是和它们隔开来的。进二道门之后向右转,当头就是一道隔墙。进这隔墙的门才是我所特指的“慈慧殿三号”。本来这园子的几十丈左右长的围墙随处可以打一个孔,开一个独立的门户。有些朋友们嫌大门口太不像样子,常劝我这样办,但是我始终没有听从,因为我舍不得煤栈车房给我的那一点劳动生活的景象,舍不得进门时那一点曲折和跨进园子时那一点突然惊讶。如果自营一个独立门户,这几个美点就全毁了。

从煤栈车房转弯走进隔墙的门,你不能不感到一种突然惊讶。如果是早晨的话,你会立刻想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几句诗是恰好配用在这里的。百年以上的老树到处都可爱,尤其是在城市里成林;什么种类都可爱,尤其是松柏和楸。这里没有一棵松树,我有时不免埋怨百年以前经营这个园子的主人太疏忽。柏树也只有一棵大的,但它确实是大,而且一走进隔墙门就是它,它的浓荫布满了一个小院子,还分润到三间厢房。柏树以外,最多的是枣树,最稀奇的是楸树。北平城里人家有三棵两棵楸树的便视为珍宝,这里的楸树一数就可以数上十来棵,沿后院东墙脚的一排七棵俨然形成一段天然的墙。我到北平以后才见识楸树,一见就欢喜它。它在树木中间是神仙中间的铁拐李,庄子所说的“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拿来形容楸似乎比形容樗更恰当。最奇怪的是这臃肿卷曲的老树到春天来会开类似牵牛的白花,到夏天来会放类似桑榆的碧绿的嫩叶。这园子里树林本来很杂乱,大的小的,高的低的,不伦不类地混在一起;但是这十来棵楸树在杂乱中辟出一个头绪来,替园子注定一个明显的个性。

我不是能雇用园丁的阶级中人,要说自己动手拿锄头喷壶吧,一时兴到,容或暂以此为消遣,但是“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究竟无济于事,所以园子终年是荒着的。一到夏天来,狗尾草、蒿子、前几年枣核落下地所长生的小树,以及许多只有植物学家才能辨别的草都长得有腰深。偶尔栽几棵丝瓜、玉蜀黍,以及西红柿之类的蔬菜,到后来都没在草里看不见。我自己特别挖过一片地,种了几棵芍药,两年没有开过一朵花。所以园子里所有的草木花都是自生自长用不着人经营的。秋天栽菊花比较成功,因为那时节没有多少乱草和它做剧烈的“生存竞争”。这一年以来,厨子稍分余暇来做“开荒”的工作,但是乱草总是比他勤快,随拔随长,日夜不息。如果任我自己的脾胃,我觉得对于园子还是取绝对的放任主义较好。我的理由并不像浪漫时代诗人们所怀想的,并不是要找一个荒凉凄惨的境界来配合一种可笑的伤感。我欢喜一切生物和无生物尽量地维持它们的本来面目,我欢喜自然的粗率和芜乱,所以我始终不能真正地欣赏一个很整齐有秩序,路像棋盘,常青树剪成几何形体的园子,这正如我不欢喜赵子昂的字、仇英的画,或是一个中年妇女的油头粉面。我不要求房东把后院三间有顶无墙的破屋拆去或修理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它要倒塌,就随它自己倒塌;它一日不倒塌,我一日尊重它的生存权。

园子里没有什么家畜动物。三年前宗岱和我合住的时节,他在北海里捉得一只刺猬回来放在园子里养着。后来它在夜里常作怪声气,惹得老妈见神见鬼。近来它穿墙迁到邻家去了,朋友送了一只小猫来,算是补了它的缺。鸟雀儿北方本来就不多,但是因为几十棵老树的招邀,北方所有的鸟雀儿这里也算应有尽有。长年的顾客要算老鸹。它大概是鸦的别名,不过我没有下过考证。在南方是不祥之鸟,在北方听说它有什么神话传说保护它,所以它虽然那样地“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却没有人肯剿灭它。它在鸟类中大概是最爱叫苦爱吵嘴的。你整年都听它在叫,但是永远听不出一点叫声是表现它对于生命的欣悦。在天要亮未亮的时候,它叫得特别起劲,它仿佛拼命地不让你享受香甜的晨睡,你不醒,它也引你做惊惧梦。我初来时曾买了弓弹去射它,后来弓坏了,弹完了,也就只得向它投降。反正披衣冒冷风起来驱逐它,你也还是不能睡早觉。老鸹之外,麻雀甚多,无可记载。秋冬之季常有一种颜色极漂亮的鸟雀成群飞来,形状很类似画眉,不过不会歌唱。宗岱在此时硬说它来有喜兆,相信它和他请铁板神算家所批的八字都预兆他的婚姻恋爱的成功,但是他的讼事终于是败诉,他所追求的人终于是高飞远扬。他搬走以后,这奇怪的鸟雀到了节令仍旧成群飞来。鉴于往事,我也就不肯多存奢望了。 

有一位朋友的太太说慈慧殿三号颇类似《聊斋志异》中所常见的故家宅第,“旷废无居人,久之蓬蒿渐满,双扉常闭,白昼亦无敢入者……”但是如果有一位好奇的书生在月夜里探头进去一看,会瞟见一位散花天女,嫣然微笑,叫他“不觉神摇意夺”,如此等情……我本凡胎,无此缘分,但是有一件“异”事也颇堪一“志”。有一天晚上,我躺在沙发上看书,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共着一盏灯做针线,一切都沉在寂静里,猛然间听见一位穿革履的女人滴滴答答地从外面走廊的砖地上一步一步地走进来。我听见了,她也听见了,都猜着这是沉樱来了—她有时踏这种步声走进来。我走到门前掀帘子去迎她,声音却没有了,什么也没有看见。后来再四推测所得的解释是街上行人的步声,因为夜静,虽然是很远,听起来就好像近在咫尺。这究竟很奇怪,因为我们坐的地方是一个很空旷的园子里,离街很远,平时在房子里绝对听不见街上行人的步声,而且那次听见步声分明是在走廊的砖地上。这件事常存在我的心里,我仿佛得到一种启示,觉得我在这城市中所听到的一切声音都像那一夜所听到的步声,听起来那么近,而实在却又那么远。后门大街

人生第一乐趣是朋友的契合。假如你有一个情趣相投的朋友居在邻近,风晨雨夕,彼此用不着走许多路就可以见面,一见面就可以毫无拘束地闲谈,而且一谈就可以谈出心事来,你不嫌他有一点怪脾气,他也不嫌你迟钝迂腐,像约翰逊和鲍斯威尔在一块儿似的,那你就没有理由埋怨你的星宿。这种幸福永远使我可望而不可攀。第一,我生性不会谈话,和一个朋友在一块儿坐不到半点钟,就有些心虚胆怯,刻刻意识到我的呆板干枯叫对方感到乏味。谁高兴向一个只会说“是的”“那也未见得”之类无谓语的人溜嗓子呢?其次,真正亲切的朋友都要结在幼年,人过三十,都不免不由自主地染上一些世故气,很难结交真正情趣相投的朋友。“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虽是两句平凡语,却是慨乎言之。因此,我唯一的解闷的方法就只有逛后门大街。

居过北平的人都知道北平的街道像棋盘线似的依照对称原则排列。有东四牌楼就有西四牌楼,有天安门大街就有地安门大街。北平的精华可以说全在天安门大街。它的宽大、整洁、辉煌,立刻就会使你觉到它象征一个古国古城的伟大雍容的气象。地安门(后门)大街恰好给它做一个强烈的反衬。它偏僻、阴暗、湫隘、局促,没有一点可以叫一个初来的游人留恋。我住在地安门里的慈慧殿,要出去闲逛,就只有这条街最就便。我无论是阴晴冷热,无日不出门闲逛,一出门就很机械地走到后门大街。它对于我好比一个朋友,虽是平凡无奇,因为天天见面,很熟悉,也就变成很亲切了。

从慈慧殿到北海后门比到后门大街也只远几百步路。出后门,一直向北走就是后门大街,向西转稍走几百步路就是北海。后门大街我无日不走,北海则从老友徐中舒随中央研究院南迁以后(他原先住在北海),我每周至多只去一次。这并非北海对于我没有意味,我相信北海比我所见过的一切园子都好,但是北海对于我终于是一种奢侈,好比乡下姑娘的唯一的一件的漂亮衣,不轻易从箱底翻出来穿一穿的。有时我本预备去北海,但是一走到后门,就变了心眼,一直朝北去走大街,不向西转那一个弯。到北海要买门票,花二十枚铜子是小事,免不着那一层手续,究竟是一种麻烦;走后门大街可以长驱直入,没有站岗的向你伸手索票,打断你的幻想。这是第一个分别。在北海逛的是时髦人物,个个是衣冠楚楚,油头滑面的。你头发没有梳,胡子没有光,鞋子也没有换一双干净的,“囚首垢面而谈诗书”,已经是大不韪,何况逛公园?后门大街上走的尽是贩夫走卒,没有人嫌你怪相,你可以彻底地“随便”。这是第二个分别。逛北海,走到“仿膳”或是“漪澜堂”的门前,你不免想抬头看看那些喝茶的中间有你的熟人没有,但是你又怕打招呼,怕那里有你的熟人,故意地低着头匆匆地走过去,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在后门大街上你准碰不见一个熟人,虽然常见到彼此未通过姓名的熟面孔,也各行其便,用不着打无谓的招呼。你可以尽量地饱尝着“匿名者”(incognito)的心中一点自由而诡秘的意味。这是第三个分别。因为这些缘故,我老是牺牲北海的雕梁画栋和香荷绿柳而独行踽踽于后门大街。

到后门大街我很少空手回来。它虽然是破烂,虽然没有半里路长,却有十几家古玩铺、一家旧书店。这一点点缀可以见出后门大街也曾经过一个繁华时代,阅历过一些沧桑岁月,后门旧为旗人区域,旗人破落了,后门也就随之破落。但是那些破落户的破铜破铁还不断地送到后门的古玩铺和荒货摊。这些东西本来没有多少值得收藏的,但是偶尔遇到一两件,实在比隆福寺和厂甸的便宜。我花过四块钱买了一部明初拓本《史晨碑》,六块钱买了二十几锭乾隆御墨,两块钱买了两把七星双刀,有时候花几毛钱买一个瓷瓶、一张旧纸,或是一个香炉。这些小东西本无足贵,但是到手时那一阵高兴实在是很值得追求。我从前在乡下时学过钓鱼,常蹲半天看不见浮标晃影子,偶然钓起来一个寸长的小鱼,虽明知其不满一咽,心里却非常愉快,我究竟是钓得了,没有落空。我在后门大街逛古董铺和荒货摊,心情正如钓鱼。鱼是小事,钓着和期待着有趣,钓得到什么,自然更是有趣。许多古玩铺和旧书店的老板都和我由熟识而成好朋友。过他们的门前,我的脚不由自主地踏进去。进去了,看了半天,件件东西都还是昨天所见过的。我自己觉得翻了半天还是空手走,有些对不起主人;主人也觉得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卖给我,心里有些歉然。但是这一点不尴尬,并不能妨碍我和主人的好感,到明天,我的脚还是照旧地不由自主地踏进他的门,他也依旧打起那副笑面孔接待我。

后门大街龌龊,是毋庸讳言的。就目前说,它虽不是贫民窟,一切却是十足的平民化。平民的最基本的需要是吃,后门大街上许多活动都是根据这个基本需要而在那里川流不息地进行。假如你是一个外来人,在后门大街走过一趟之后,坐下来搜求你的心影,除着破铜破铁破衣破鞋之外,就只有青葱大蒜、油条烧饼和卤肉肥肠,一些油腻腻、灰灰土土的七三八四和苍蝇、骆驼混在一堆,在你的昏眩的眼帘前晃影子。如果你回想你所见到的行人,他不是站在锅炉边嚼烧饼的洋车夫,就是坐在扁担上看守大蒜、咸鱼的小贩。那里所有的颜色和气味都是很强烈的。这些混乱而又秽浊的景象有如陈年牛酪和臭豆腐乳,在初次接触时自然不免惹起你的嫌恶;但是如果你尝惯了它的滋味,它对于你却有一种不可抵御的引诱。

别说后门大街平凡,它有的是生命和变化!只要你有好奇心,肯乱窜,在这不满半里路长的街上和附近,你准可以不断地发现新世界。我逛过一年以上,才发现路西一个夹道里有一家茶馆。花三大枚的水钱,你可以在那儿坐一晚,听一部《济公传》或是《长坂坡》。至于火神庙里那位老拳师变成我的师父,还是最近的事。你如果有幽默的癖性,你随时可以在那里寻到有趣的消遣。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一家旧书铺里,从外面进来一个跛子,向店主人说了关于他的生平,一篇可怜的故事,讨了一个铜子出去。我觉得这人奇怪,就起来跟在他后面走,看他跛进了十几家店铺之后,腿子猛然直起来,踏着很平稳安闲的大步,唱“我好比南来雁”,沉没到一个阴暗的夹道里去了。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无论他们的生活是复杂或简单,关于谁你能够说“我真正明白他的底细”呢?

一到了上灯时候,尤其在夏天,后门大街就在它的古老躯干之上尽量地炫耀近代文明。理发馆和航空奖券经理所的门前悬着一排又一排的百支烛光的电灯,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所陈设的时装少女和京戏名角的照片也越发显得光彩夺目。家家洋货铺门上都张着无线电的大口喇叭,放送京戏鼓书相声和说不尽的许多其他热闹玩意儿。这时候后门大街就变成人山人海,左也是人,右也是人,各种各样的人。少奶奶牵着她的花簇簇的小儿女,羊肉店的老板扑着他的芭蕉叶,白衫黑裙和翻领卷袖的学生们抱着膀子或是靠着电线杆,泥瓦匠坐在阶石上敲去旱烟筒里的灰,大家都一齐心领神会似的在听,在看,在发呆。在这种时候,后门大街上准有我;在这种时候,我丢开几十年教育和几千年文化在我身上所加的重压,自自在在地沉没在贤愚一体、皂白不分的人群中,尽量地满足牛要跟牛在一块儿、蚂蚁要跟蚂蚁在一块儿那一种原始的要求。我觉得自己是这一大群人中的一个人,我在我自己的心腔血管中感觉到这一大群人的脉搏的跳动。

后门大街。对于一个怕周旋而又不甘寂寞的人,你是多么亲切的一个朋友!花  会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刘禹锡

成都整年难得见太阳,全城的人天天都埋在阴霾里,像古井阑的苔藓,他们浑身染着地方色彩,浸润阴幽、沉寂,水远在薄雾浓云里度过他们的悠悠岁月。他们好闲,却并不甘寂寞,吃饭、喝茶、逛街、看戏,都向人多的处所挤。挤来挤去,左右不过是那几个地方。早上坐少城公园的茶馆,晚上逛春熙路,西东大街以及满街挂着牛肉的皇城坎,你会想到成都人没有在家里坐着的习惯,有闲空总得出门,有热闹总得挨凑进去。成都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户外的”,但是同时也是“城里的”。翻来覆去,总跳不出这个城圈子。五十万的人口、几十方里的面积,形成一种大规模的蜂巢蚁穴。所以表面看来,车如流水马如龙,无处不是骚动,而实际上这种骚动只是蛰伏式的蠕动,像成都一位老作家所说的“死水微澜”。

花会时节是成都人的惊蛰期。举行花会的地方是西门外的青羊宫。这座大道观据说是从唐朝遗留下来的。花会起于何朝何代,尚待考据家去推断,大概来源也很早。成都的天气是著名的阴沉,但在阳春三月,风光却特别明媚。春来得迟,一来了,气候就猛然由温暖而热燥,所以在其他地带分季开放的花卉在成都却连班出现。梅花、茶花没有谢,接着就是桃杏,桃杏没有谢,接着就是木槿、剑兰、芍药。在三月里你可以同时见到冬、春、夏三季的花。自然,最普遍的花要算菜花。成都大平原纵横有五六百里路之广。三月间登高一望,视线所能达到的地方尽是菜花麦苗,金黄一片,杂以油绿,委实是一种大观。在太阳之下,花光草色如怒火放焰,闪闪浮动,固然显出山河浩荡生气蓬勃的景象,有时春阴四布,小风薄云,苗青鹊静,亦别有一番清幽情致。这时候成都人,无论是男女老少,便成群结队地出城游春了。

游春自然是赶花会。花会之名并不副实。陈列各种时花的地方是庙东南一个偏僻的角落。所陈列的不过是一些普通花卉,并无名品,据说今年花会未经政府提倡,没有往年的热闹,外县以及本城的名园都没有把他们的珍品送来。无论如何,到花会来的人重要目的并不在看花而在凑热闹看人。成都人究竟是成都人,丢不开那古老城市的风俗习惯。花会场所还是成都城市的具体而微。古董摊和书画摊是成都搬来的会府和西玉龙街,铜铁摊是成都搬来的东御街,著名的吴抄手在此有临时分店,临时茶馆、菜馆、面馆更简直都还是成都城里的那种气派。每个菜馆后面差不多都有个篾篷,一个大篾箱似的东西只留着一个方孔做门,门上挂着大红布帘。里面锣鼓喧聒,川戏、相声、扬琴、大鼓、杂耍,应有尽有。纵横不过一里的地方,除着成都城里所有的形形色色之外,还有乡下人摆的竹器、木器、花根、谷种,以至于锄头、菜刀、水桶、烟杆之类。地方小,花样多,所以挤,所以热闹。大家来此吃、喝、买、卖、“耍”、看,城里人来看乡下人,乡下人来看城里人,男的来看女的,女的来看男的。好一幅仇十洲的《清明上河图》,虽然它所表现的不尽是太平盛世的攘往熙来的盛况。

除掉几条繁盛街道之外,成都在大体上还保存着古代城市的原始风味。舶来品尽管在电光闪烁之下惊心夺目,在幽暗僻静的街道里,铜铁匠还是用钉锤锻生铜制锅、制水烟袋,织工们还是在竹框撑紧的蜀锦上一针一线地绣花绣鸟。所有的道地的工商业都还是手工品的工商业。他们的制法和用法都有很长久的传统做基础。要是为实用的,它们必定是坚实耐久;要是为玩耍的,它们必定是精细雅致。一个水桶的提手横木可以粗得像屋梁,一茎狗尾草叶可以编成口跟脚翅全具的蚱蜢或蜻蜓。只要你还保存有几分稚气,花会中所陈列的这些大大小小的物品件件都很可以使你流连。假如你像我的话,有一个好玩的小孩子,你可注意的东西就更多,风车、泥人、木马、小花篮,以及许多形形色色的小玩具都可以使你自慰不虚此行。此外,成都人古董书画之癖在花会里也可以略窥一二。老君堂的里外前后的墙壁都挂满着字画,台阶上都摆满着碑帖。自然,像一般的中国人,成都人也很会制造假古董,也很喜欢买假古董。花会之盛,这也是一个原因。

花会之盛还另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一般人心中,青羊宫里所供奉的那位李老君是神通广大的道教祖。青羊者据说是李老君西升后到成都显圣所骑的牲畜。后人纪念这个圣迹,立祠奉祀。于今青羊宫正殿里还有两头青铜铸成的羊子,一牝一牡,牝左牡右。单讲这两匹羊的形样,委实是值得称赞的艺术品。到花会的人少不得都要摸一摸这两匹羊。据说有病的人摸它们一摸,病就会自然痊愈。摸的地方也有讲究,头病摸头脚病摸脚,错乱不得。古往今来病头病脚以及病非头非脚的地方者大概不少,所以于今这两匹羊周身被摸得精光。羊尚如此,老君本人可知,于是老君堂上满挂着前朝巡抚提督、现代省长督军亲书或请人代书的匾额。金光四耀,煞是妙相庄严,到此不由人不肃然起敬,何况青羊宫门槛之高打破任何纪录!祈财、祈子、祈福、祈寿、祈官,都得爬过这高门槛向老君进香。爬这高门槛的身手不同,奇态便不免百出。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须得放下拐杖,用双手伏在门槛上,然后徐徐把双脚迈过去。至于摩登小姐也有提起旗袍衩口,一大步就迈过去的。大殿上很整秩地摆着一列又一列的棕制蒲团。跪在蒲团上捧香默祷的有乡下佬,有达官富商,也有脚踏高跟皮鞋襟口挂着自来水笔的摩登小姐,如上文所云一大步就迈进门户槛的。在这里新旧两代携手言欢,各表心愿。香炉之旁,例有钱桶。花会时钱桶易满。站在香炉旁烧香的道士此时特别显得油光滑面,喜笑颜开。“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此风至今未泯也。

成都素有“小北平”之称。熟习北平的人看到花会自然联想到厂甸的庙会,它们都是交易、宗教、游玩打成一片的。单就陈列品说,厂甸较为丰富精美,但是就天时与地利说,成都花会赶春天在乡村举行,实在占不少的便宜。逛花会不尽是可以凑热闹,买玩意儿,祈财求子,还可以趁风和日暖的时候吐一吐城市的秽浊空气,有如古人的修禊,青羊宫本身固然也不很清洁,那里人山人海中的空气也不见得清新。可是花会逛过了,沿着城西郊马路回城,或是刚出城时沿着城西郊赴花会,平畴在望,清风徐来,路右边一阵又一阵的男男女女带着希望去,左边一阵又一阵的男男女女提着风车或是竹篮回来,真所谓“无边光景一时新”,你纵是老年人,也会觉得年轻十岁了。人过中年,难得常有这样少年的兴致。让我赞美这成都花会啊!贰  万物有灵且美美本极为柔弱,却不可征服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

我刚才说,一切事物都有几种看法。你说一件事物是美的或是丑的,这也只是一种看法。换一个看法,你说它是真的或是假的;再换一种看法,你说它是善的或是恶的。同是一件事物,看法有多种,所看出来的现象也就有多种。

比如园里那一棵古松,无论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一看到它,都说它是古松。但是你从正面看,我从侧面看,你以幼年人的心境去看,我以中年人的心境去看,这些情境和性格的差异都能影响到所看到的古松的面目。古松虽只是一件事物,你所看到的和我所看到的古松却是两件事。假如你和我各把所得的古松的印象画成一幅画或是写成一首诗,我们俩艺术手腕尽管不分上下,你的诗和画与我的诗和画相比较,却有许多重要的异点。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由于知觉不完全是客观的,各人所见到的物的形象都带有几分主观的色彩。

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这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说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朋友—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老。我们的朋友却不这样东想西想,他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它的盘曲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从此可知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象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各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象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极平常的知觉都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画的朋友是美的,因为他去看它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

这三种态度有什么分别呢?

先说实用的态度。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维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讲究如何利用环境。“环境”包含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内,这些人和物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益,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害,有些对于我不关痛痒。我对于他们于是有爱恶的情感,有趋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动。这就是实用的态度。实用的态度起于实用的知觉,实用的知觉起于经验。小孩子初出世,第一次遇见火就伸手去抓,被它烧痛了,以后他再遇见火,便认识它是什么东西,便明了它是烧痛手指的,火对于他于是有意义。事物本来都是很混乱的,人为便利实用起见,才像被火烧过的小孩子根据经验把四周事物分类立名,说天天吃的东西叫作“饭”,天天穿的东西叫作“衣”,某种人是朋友,某种人是仇敌,于是事物才有所谓“意义”。意义大半都起于实用。在许多人看,衣除了是穿的,饭除了是吃的,女人除了是生小孩的一类意义之外,便寻不出其他意义。所谓“知觉”,就是感官接触某种人或物时心里明了他的意义。明了他的意义起初都只是明了他的实用。明了实用之后,才可以对他起反应动作,或是爱他,或是恶他,或是求他,或是拒他。木商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科学的态度则不然。它纯粹是客观的,理论的。所谓客观的态度就是把自己的成见和情感完全丢开,专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论是和实用相对的。理论本来可以见诸实用,但是科学家的直接目的却不在于实用。科学家见到一个美人,不说我要去向她求婚,她可以替我生儿子,只说我看她这人很有趣味,我要来研究她的生理构造,分析她的心理组织。科学家见到一堆粪,不说它的气味太坏,我要掩鼻走开,只说这堆粪是一个病人排泄的,我要分析它的化学成分,看看有没有病菌在里面。科学家自然也有见到美人就求婚,见到粪就掩鼻走开的时候,但是那时候他已经由科学家还到实际人的地位了。科学的态度之中很少有情感和意志,它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动是抽象的思考。科学家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出事物的关系和条理,纳个物于概念,从原理演个例,分出某者为因,某者为果,某者为特征,某者为偶然性。植物学家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木商由古松而想到架屋、制器、赚钱等等,植物学家由古松而想到根茎花叶、日光水分等等,他们的意识都不能停止在古松本身上面。不过把古松当作一块踏脚石,由它跳到和它有关系的种种事物上面去。所以在实用的态度中和科学的态度中,所得到的事物的意象都不是独立的、绝缘的,观者的注意力都不是专注在所观察事物本身上面的。注意力的集中,意象的孤立绝缘,便是美感的态度的最大特点。比如我们的画画的朋友看古松,他把全副精神都注在松的本身上面,古松对于他便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他忘记他的妻子在家里等柴烧饭,他忘记松树在植物教科书里叫作显花植物,总而言之,古松完全占领住他的意识,古松以外的世界他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他只把古松摆在心眼面前当作一幅画去玩味。他不计较实用,所以心中没有意志和欲念;他不推求关系、条理、因果等等,所以不用抽象的思考。这种脱净了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动叫作“直觉”,直觉所见到的孤立绝缘的意象叫作“形象”。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美就是事物呈现形象于直觉时的特质。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于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的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象,心理活动偏重直觉。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价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质。离开人的观点而言,事物都浑然无别,善恶、真伪、美丑就漫无意义。真善美都含有若干主观的成分。

就“用”字的狭义说,美是最没有用处的。科学家的目的虽只在辨别真伪,他所得的结果却可效用于人类社会。美的事物如诗文、图画、雕刻、音乐等等都是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从实用的观点看,许多艺术家都是太不切实用的人物。然则我们又何必来讲美呢?人性本来是多方的,需要也是多方的。真善美三者俱备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人性中本有饮食欲,渴而无所饮,饥而无所食,固然是一种缺乏;人性中本有求知欲而没有科学的活动,本有美的嗜好而没有美感的活动,也未始不是一种缺乏。真和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饥渴—精神上的饥渴。疾病衰老的身体才没有口腹的饥渴。同理,你遇到一个没有精神上的饥渴的人或民族,你可以断定他的心灵已到了疾病衰老的状态。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壶就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作诗、画画、奏乐呢?“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活动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义。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这是单就人说,就物说呢,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到意义,到了孤立绝缘时就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却能在本身现出价值。照这样看,我们可以说,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许多轰轰烈烈的英雄和美人都过去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成功和失败也都过去了,只有艺术作品真正是不朽的。数千年前的《采采卷耳》和《孔雀东南飞》的作者还能在我们心里点燃很强烈的火焰,虽然在当时他们不过是大皇帝脚下的不知名的小百姓。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车书,曹孟德带八十万人马下江东,舳舻千里,旌旗蔽空,这些惊心动魄的成败对于你有什么意义?对于我有什么意义?但是长城和《短歌行》对于我们还是很亲切的,还可以使我们心领神会这些骸骨不存的精神气魄。这几段墙在,这几句诗在,他们永远对于人是亲切的。由此类推,在几千年或是几万年以后看现在纷纷扰扰的“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主席”“代表”“电影明星”之类对于人有什么意义?我们这个时代是否也有类似长城和《短歌行》的纪念坊留给后人,让他们觉得我们也还是很亲切的吗?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识出来这漆黑的天空者,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布的几点星光。朋友,让我们珍重这几点星光!让我们也努力散布几点星光去照耀那和过去一般漆黑的未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宇宙的人情化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这是《庄子·秋水》篇里的一段故事,是你平时所欢喜玩味的。我现在借这段故事来说明美感经验中的一个极有趣味的道理。

我们通常都有“以己度人”的脾气,因为有这个脾气,对于自己以外的人和物才能了解。严格地说,各个人都只能直接地了解他自己,都只能知道自己处某种境地,有某种知觉,生某种情感。至于知道旁人旁物处某种境地、有某种知觉、生某种情感时,则是凭自己的经验推测出来的。比如我知道自己在笑时心里欢喜,在哭时心里悲痛,看到旁人笑也就以为他心里欢喜,看见旁人哭也以为他心里悲痛。我知道旁人旁物的知觉和情感如何,都是拿自己的知觉和情感来比拟的。我只知道自己,我知道旁人旁物时是把旁人旁物看成自己,或是把自己推到旁人旁物的地位。庄子看到鯈鱼“出游从容”便觉得它乐,因为他自己对于“出游从容”的滋味是有经验的。人与人,人与物,都有共同之点,所以他们都有互相感通之点。假如庄子不是鱼就无从知鱼之乐,每个人就要各成孤立世界,和其他人物都隔着一层密不通风的墙壁,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便无心灵交通的可能了。

这种“推己及物”“设身处地”的心理活动不尽是有意的,出于理智的,所以它往往发生幻觉。鱼没有反省的意识,是否能够像人一样“乐”,这种问题大概在庄子时代的动物心理学也还没有解决,而庄子硬拿“乐”字来形容鱼的心境,其实不过把他自己的“乐”的心境外射到鱼的身上罢了,他的话未必有科学的谨严与精确。我们知觉外物,常把自己所得的感觉外射到物的本身上去,把它误认为物所固有的属性,于是本来在我的就变成在物的了。比如我们说“花是红的”时,是把红看作花所固有的属性,好像是以为纵使没有人去知觉它,它也还是在那里。其实花本身只有使人觉到红的可能性,至于红却是视觉的结果。红是长度为若干的光波射到眼球网膜上所生的印象。如果光波长一点或是短一点,眼球网膜的构造换一个样子,红的色觉便不会发生。患色盲的人根本就不能辨别红色,就是眼睛健全的人在薄暮光线暗淡时也不能把红色和绿色分得清楚,从此可知严格地说,我们只能说“我觉得花是红的”。我们通常都把“我觉得”三字略去而直说“花是红的”,于是在我的感觉遂被误认为在物的属性了。日常对于外物的知觉都可作如是观。“天气冷”其实只是“我觉得天气冷”,鱼也许和我不一致;“石头太沉重”其实只是“我觉得它太沉重”,大力士或许还嫌它太轻。

云何尝能飞?泉何尝能跃?我们却常说云飞泉跃;山何尝能鸣?谷何尝能应?我们却常说山鸣谷应。在说云飞泉跃、山鸣谷应时,我们比说花红石头重,又更进一层了。原来我们只把在我的感觉误认为在物的属性,现在我们却把无生气的东西看成有生气的东西,把它们看作我们的侪辈,觉得它们也有性格,也有情感,也能活动。这两种说话的方法虽不同,道理却是一样,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了解外物。这种心理活动通常叫作“移情作用”。“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这是一个极普遍的经验。自己在欢喜时,大地山河都在扬眉带笑;自己在悲伤时,风云花鸟都在叹气凝愁。惜别时蜡烛可以垂泪,兴到时青山亦觉点头。柳絮有时“轻狂”,晚峰有时“清苦”。陶渊明何以爱菊呢?因为他在傲霜残枝中见出孤臣的劲节;林和靖何以爱梅呢?因为他在暗香疏影中见出隐者的高标。

从这几个实例看,我们可以看出移情作用是和美感经验有密切关系的。移情作用不一定就是美感经验,而美感经验却常含有移情作用。美感经验中的移情作用不单是由我及物的,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

姑先说欣赏自然美。比如我在观赏一棵古松,我的心境是什么样状态呢?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古松本身的形象上,我的意识之中除了古松的意象之外,一无所有。在这个时候,我的实用的意志和科学的思考都完全失其作用,我没有心思去分别我是我而古松是古松。古松的形象引起清风亮节的类似联想,我心中便隐约觉到清风亮节所常伴着的情感。因为我忘记古松和我是两件事,我就于无意之中把这种清风亮节的气概移置到古松上面去,仿佛古松原来就有这种性格。同时我又不知不觉地受古松的这种性格影响,自己也振作起来,模仿它那一副苍老劲拔的姿态。所以古松俨然变成一个人,人也俨然变成一棵古松。真正的美感经验都是如此,都要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移情作用最容易发生,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分辨所生的情感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物的。

再说欣赏艺术美,比如说听音乐。我们常觉得某种乐调快活,某种乐调悲伤。乐调自身本来只有高低、长短、急缓、宏纤的分别,而不能有快乐和悲伤的分别。换句话说,乐调只能有物理而不能有人情。我们何以觉得这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居然有人情呢?这也是由于移情作用。这里的移情作用是如何起来的呢?音乐的命脉在节奏。节奏就是长短、高低、急缓、宏纤相继承的关系。这些关系前后不同,听者所费的心力和所用的心的活动也不一致。因此听者心中自起一种节奏和音乐的节奏相平行。听一曲高而缓的调子,心力也随之做一种高而缓的活动;听一曲低而急的调子,心力也随之做一种低而急的活动。这种高而缓或是低而急的心力活动,常蔓延浸润到全部心境,使它变成和高而缓的活动或是低而急的活动相同调,于是听者心中遂感觉一种欢欣鼓舞或是抑郁凄恻的情调。这种情调本来属于听者,在聚精会神之中,他把这种情调外射出去,于是音乐也就有快乐和悲伤的分别了。

再比如说书法。书法在中国向来自成艺术,和图画有同等的身份,近来才有人怀疑它是否可以列于艺术,这般人大概是看到西方艺术史中向来不留位置给书法,所以觉得中国人看重书法有些离奇。其实书法可列于艺术,是无可置疑的。它可以表现性格和情趣。颜鲁公的字就像颜鲁公,赵孟頫的字就像赵孟頫。所以字也可以说是抒情的,不但是抒情的,而且是可以引起移情作用的。横直钩点等等笔画原来是墨涂的痕迹,它们不是高人雅士,原来没有什么“骨力”“姿态”“神韵”和“气魄”。但是在名家书法中我们常觉到“骨力”“姿态”“神韵”和“气魄”。我们说柳公权的字“劲拔”,赵孟頫的字“秀媚”,这都是把墨涂的痕迹看作有生气有性格的东西,都是把字在心中所引起的意象移到字的本身上面去。

移情作用往往带有无意的模仿。我在看颜鲁公的字时,仿佛对着巍峨的高峰,不知不觉地耸肩聚眉,全身的筋肉都紧张起来,模仿它的严肃;我在看赵孟頫的字时,仿佛对着临风荡漾的柳条,不知不觉地展颐摆腰,全身的筋肉都松懈起来,模仿它的秀媚。从心理学看,这本来不是奇事。凡是观念都有实现于运动的倾向。念到跳舞时脚往往不自主地跳动,念到“山”字时口舌往往不由自主地说出“山”字。通常观念往往不能实现于动作者,由于同时有反对的观念阻止它。同时念到打球又念到泅水,则既不能打球,又不能泅水。如果心中只有一个观念,没有旁的观念和它对敌,则它常自动地现于运动。聚精会神看赛跑时,自己也往往不知不觉地弯起胳膊动起脚来,便是一个好例。在美感经验之中,注意力都是集中在一个意象上面,所以极容易起模仿的运动。

移情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宇宙的人情化”,因为有移情作用然后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可具人情,本来无生气的东西可有生气。从理智观点看,移情作用是一种错觉,是一种迷信。但是如果把它勾销,不但艺术无由产生,即宗教也无由出现。艺术和宗教都是把宇宙加以生气化和人情化,把人和物的距离以及人和神的距离都缩小。它们都带有若干神秘主义的色彩。所谓神秘主义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不过是在寻常事物之中见出不寻常的意义。这仍然是移情作用。从一草一木之中见出生气和人情以至于极玄奥的泛神主义,深浅程度虽有不同,道理却是一样。

美感经验既是人的情趣和物的姿态的往复回流,我们可以从这个前提中抽出两个结论来:

一、物的形象是人的情趣的返照。物的意蕴深浅和人的性分密切相关。深人所见于物者亦深,浅人所见于物者亦浅。比如一朵含露的花,在这个人看来只是一朵平常的花,在那个人看或以为它含泪凝愁,在另一个人看或以为它能象征人生和宇宙的妙谛。一朵花如此,一切事物也是如此。因我把自己的意蕴和情趣移于物,物才能呈现我所见到的形象。我们可以说,各人的世界都由各人的自我伸张而成。欣赏中都含有几分创造性。

二、人不但移情于物,还要吸收物的姿态于自我,还要不知不觉地模仿物的形象。所以美感经验的直接目的虽不在陶冶性情,而却有陶冶性情的功效。心里印着美的意象,常受美的意象浸润,自然也可以少存些浊念。苏东坡诗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竹不过是美的形象之一种,一切美的事物都有不令人俗的功效。“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美感与联想

美感与快感之外,还有一个更易惹误解的纠纷问题,就是美感与联想。

什么叫作联想呢?联想就是见到甲而想到乙。甲唤起乙的联想通常不外起于两种原因:或是甲和乙在性质上相类似,例如看到春光想起少年,看到菊花想到节士;或是甲和乙在经验上曾相接近,例如看到扇子想起萤火虫,走到赤壁想起曹孟德或苏东坡。类似联想和接近联想有时混在一起,牛希济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词就是好例。词中主人何以“记得绿罗裙”呢?因为罗裙和他的欢爱者相接近;他何以“处处怜芳草”呢?因为芳草和罗裙的颜色相类似。

意识在活动就是联想在进行,所以我们差不多时时刻刻都在起联想。听到声音知道说话的是谁,见到一个词知道它的意义,都是起于联想作用。联想是以旧经验诠释新经验,如果没有它,知觉、记忆和想象都不能发生,因为它们都得根据过去的经验。从此可知联想为用之广。

联想有时可用意志控制,作文构思时或追忆一时记不起的过去经验时,都是勉强把联想挤到一条路上去走。但是在大多数情境之中,联想是自由的,无意的,飘忽不定的。听课读书时本想专心,而打球、散步、吃饭、邻家的猫儿种种意象总是不由你自主地闯进脑里来,失眠时越怕胡思乱想,越禁止不住胡思乱想。这种自由联想好比水流湿,火就燥,稍有勾搭,即被牵绊,未登九天,已入黄泉。比如我现在从“火”字出发,就想到红、石榴、家里的天井、浮山、雷鲤的诗、鲤鱼、孔夫子的儿子等等,这个联想线索前后相承,虽有关系可寻,但是这些关系都是偶然的。我的“火”字的联想线索如此,换一个人或是我自己在另一时境,“火”字的联想线索却另是一样。从此可知联想的散漫飘忽。

联想的性质如此。多数人觉得一件事物美时,都是因为它能唤起甜美的联想。

在“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的人看,芳草是很美的。颜色心理学中有许多同类的事实。许多人对于颜色都有所偏好,有人偏好红色,有人偏好青色,有人偏好白色。据一派心理学家说,这都是由于联想作用。例如红是火的颜色,所以看到红色可以使人觉得温暖;青是田园草木的颜色,所以看到青色可以使人想到乡村生活的安闲。许多小孩子和乡下人看画,都只是欢喜它的花红柳绿的颜色。有些人看画,欢喜它里面的故事,乡下人欢喜把孟姜女、薛仁贵、桃园三结义的图糊在壁上做装饰,并不是因为那些木板雕刻的图好看,是因为它们可以提起许多有趣故事的联想。这种脾气并不只是乡下人才有。我每次陪朋友们到画馆里去看画,见到他们所特别注意的第一是几张有声名的画,第二是有历史性的作品如耶稣临刑图、拿破仑结婚图之类,像伦勃朗所画的老太公、老太婆,和后期印象派的山水风景之类的作品,他们却不屑一顾。此外又有些人看画(和看一切其他艺术作品一样),偏重它所含的道德教训。道学先生看到裸体雕像或画像,都不免起若干嫌恶。记得詹姆士在他的某一部书里说过有一次见过一位老修道妇,站在一幅耶稣临刑图面前合掌仰视,悠然神往。旁边人问她那幅画何如,她回答说:“美极了,你看上帝是多么仁慈,让自己的儿子去牺牲,来赎人类的罪孽!”

在音乐方面,联想的势力更大。多数人在听音乐时,除了联想到许多美丽的意象之外,便别无所得。他们欢喜这个调子,因为它使他们想起清风明月;不欢喜那个调子,因为它唤醒他们以往的悲痛的记忆。钟子期何以负知音的雅名?因他听伯牙弹琴时,惊叹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李颀在胡笳声中听到什么?他听到的是“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白乐天在琵琶声中听到什么?他听到的是“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苏东坡怎样形容洞箫?他说:“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谷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这些数不尽的例子都可以证明多数人欣赏音乐,都是欣赏它所唤起的联想。

联想所伴的快感是不是美感呢?

历来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可分两派,一派的答案是肯定的,一派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个争辩就是在文艺思潮史中闹得很凶的形式和内容的争辩。依内容派说,文艺是表现情思的,所以文艺的价值要看它的情思内容如何而决定。第一流文艺作品都必有高深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这句话本来是不可辩驳的。但是侧重内容的人往往从这个基本原理抽出两个其他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题材的重要。所谓题材就是情节。他们以为有些情节能唤起美丽堂皇的联想,有些情节只能唤起丑陋凡庸的联想。比如作史诗和悲剧,只应采取英雄为主角,不应采取愚夫愚妇。第二个结论就是文艺应含有道德的教训。读者所生的联想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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