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 安德烈娅·武尔夫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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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自然（著名博物学家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看启蒙时代的古典通才如何用尽一生的心智与激情丈量世界，定义自然！）试读：
前言
他们手脚并用，在一条高而窄、有些地方仅两英寸①宽的山脊上爬行。那条勉强可以算是条路的小径，层积着沙土和零散的石子，一碰就会抖落。左侧是陡峭岩壁，表面结着一层冰，在穿透云层的阳光照耀下闪着光。右侧的景象并没有令人更轻松——悬崖直上直下，深达 1 000 英尺②；黝黯的岩壁上刺出匕首般尖利的石头。
亚历山大·冯·洪堡和他的三个同伴排成一队，缓慢跋涉前行。没有像样的装备，也没有合适的衣履，这次攀爬充满危险。寒风冻僵他们的手脚，融雪浸透单薄的鞋子，冰晶粘在头发与胡须上。尖利的岩石穿透了鞋底，他们走着走着，血便开始从脚底渗出来。
那是 1802 年 6 月 23 日，他们正在攀登钦博拉索山——安第斯山脉中一座美丽的穹顶形死火山，高近 21 000 英尺，位于今天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市以南 100 多英里③处。钦博拉索山是当时公认的世界最高山峰。也难怪，洪堡一行的搬运工因为恐惧，在到达雪线时抛弃了他们。火山之巅被浓雾笼罩着，而洪堡坚持决定继续前行。
亚历山大·冯·洪堡已经在拉丁美洲旅行了 3 年，深入了少有欧洲人涉足的腹地。当时的洪堡 32 岁，热心科学观测，随身携带了很多欧洲当时最先进的仪器设备。为了爬上钦博拉索山，他把大部分行李都留在山下，只带了气压计、温度计、六分仪④、一个人工水平线，以及“测蓝计”（cyanometer，一种用来测量天空蓝色程度的仪器）。洪堡一边攀爬，一边瑟缩着用冻僵的手指掏出仪器，把它们架设在狭窄的山脊上，测量海拔高度、重力以及空气湿度。他仔细地列出了沿途遇见的所有物种——这里有一只蝴蝶，那里有一朵小花——笔记本上记载着一切。
在海拔约 18 000 英尺处，他们见到最后一块长有地衣的岩石。在那之上，一切有机生命的迹象都消失了，因为没有植物或昆虫可以在如此高的地方生存，就连在此前的攀登中陪伴他们的神鹫也不见了踪影。白雾弥漫，周围显得空旷而诡异，洪堡感到完全被隔绝于有生灵居住的世界之外。他说：“我们就像被困在一个热气球里。”此后，雾气突然散开，蓝天下的钦博拉索山雪顶直现在他们眼前：“多壮美的景象！”洪堡不禁在内心感慨。但他随即注意到面前那条巨大的地缝，足有 65 英尺宽，600 英尺深。然而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登顶道路。他们已经爬到了海拔 19 413 英尺的位置，离顶峰只有 1 000 英尺。
从未有人爬到过这样的高度，也从未有人呼吸过如此稀薄的空气。洪堡和同伴正在攀登火山
洪堡站在世界之巅，俯视着脚下起伏的山脉。他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地球像一个巨大的生命体：一切都相互关联。他开始构思一种全新的自然观念，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对自然的理解。
亚历山大·冯·洪堡被同时代的人们公认为继拿破仑之后最著名的人物，他的事迹令人倾倒，予人启迪。洪堡于 1769 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普鲁士贵族家庭，但他决定放弃特权生活，转而去探寻世界运行的原理。年轻的洪堡出发去拉丁美洲考察，一去就是 5 年，途中历经险境，满载对世界的新思考而归。这是一次对他的生命和思想造成深远影响的旅行，也使他从此驰名寰宇。他以巴黎和柏林这样的都市为家，却也同样自如地在奥里诺科河最偏远的支流旁或俄国与蒙古边境的哈萨克草原上生活过。在漫长的一生中，他担任着科学世界的枢纽角色，给同侪的去信多达 5 万封，收到的信件数目则至少加倍。洪堡相信，知识必须经由分享、交流，并尽可能地提供给更多人。
他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曾尖锐地批判殖民主义，并支持发生在拉丁美洲的革命，却也曾经担任两朝普鲁士君王的内务大臣。他欣赏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却从未停止批评这个新生国家对奴隶制的纵容。他称自己为“半个美洲人”，但与此同时却把美洲比作“笛卡尔式的漩涡——一切事物都在其中消散和抚平，归于沉闷的单调”。他无比自信，但也时刻渴望外部肯定。人们仰慕他的博学，却也畏惧他的尖刻。洪堡的著作风行一时，被翻译成 10 余种语言出版，人们贿赂书商以便先睹为快。可即使如此，他临终前却一贫如洗。他或许是虚荣的，可也正是他将最后的积蓄赠送给了身处困境中的年轻科学家。他一生忙于旅行和无休止的工作，总想追求新的体验，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最好有三件事情同时发生。”
洪堡以其知识与科学思想闻名，却不是个只动动脑筋的学者。他不满足于在书斋中与卷帙为伍，而是屡屡远行，考验自己体力的极限。他深入神秘的委内瑞拉雨林，攀爬安第斯山脉狭窄的岩脊，只为一睹活火山内部喷涌的火焰。即使年逾 60 岁，他仍跋涉到俄国最偏远的角落，同行的年轻人都赶不上他的步伐。
洪堡着迷于科学仪器、测量和观察，也心怀发现奇迹的冲动。当然，自然必须经由测量和分析；但他同时也相信，我们对自然世界的反应，很大程度上都基于感官体验与情感。他想要激发一种“自然之爱”。当其他科学家执着探寻普世定律的时候，他在著作中写道，“自然也必须借由人的感受来体察”。
洪堡记忆力超群。他能够在多年以后回忆起一片树叶的形状、泥土的颜色、一次温度计的读数、一块岩石的层积。这使得他能够将自己相隔几十年、距离几千里的观察所得进行比较。一位同侪事后回忆道，洪堡能够“同时追踪世界上所有的现象线索”。其他人需要绞尽脑汁回忆的事情，洪堡那双“如同天然望远镜与显微镜”（爱默生语）的眼睛，一瞬间就能召唤起过往知识与观察中的每一粒琐屑。
洪堡站在钦博拉索山巅，满身疲惫地注视着眼前的景象。这里的植被分布带依次层叠：山谷里有棕榈树林和潮湿竹林，色彩鲜艳的兰花攀附在树干上。再往上，洪堡看到针叶树、橡树、赤杨以及成丛的小檗灌木，与他在欧洲森林里见到的十分相似；然后是高山植物，与他在瑞士山中采集的一样；另外还有地衣——这让他想起从极地和芬兰极北端的拉普兰区带回的样本。从未有人用这样的方式看待过植物的分布：不再局限于分类学的狭窄范畴，而是根据所在区域和气候，把它们分成不同的类型。洪堡将自然看作一种覆盖全球的力量，各大陆都有相对应的气候带。这种视角在当时相当独特，但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对于生态系统的理解。
洪堡的著作、日记和信件展现了一位预言家的形象，一位远远超前于时代的思想者。他发明了等温线、等压线——它们仍然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地图上；他发现了磁倾赤道；他构想出了跨越全球的植被与气候带的概念。最为重要的是，洪堡革新了我们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关联。即使是最微小的有机体，都不应该被看作是孤立的。他写道：“在这条因与果的巨长链条中，没有哪个事实可以完全独立于其他存在。”基于这一见解，他开创了视自然（nature）为生命之网的先河。安第斯山的植被分布
一旦将大自然看作相互交联的网络，它的脆弱性也就变得相当明显。所有事物的命运都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1800 年，洪堡在委内瑞拉的巴伦西亚湖见证了殖民地种植园对环境的严重破坏，随即在当时的科学界第一次提出了人类活动引发恶性气候变化的讨论。在那里，砍伐森林使土地变得荒芜，湖泊水位也不断下降；由于小型灌木逐渐消失，雨水汇作洪流，冲走了周围山坡表层的泥土。洪堡是第一个解释森林可以使周围的大气环境变得更加湿润以及具有冷却作用的学者，并强调林地对保持水土的重要性。他警告道，人类正在粗暴地扰动气候，这将为子孙后代带去不可预见的影响。
本书追踪了连接我们与这一杰出人物之间千丝万缕的隐性联系。洪堡影响了同时代的无数思想家、艺术家和科学家。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称他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荣光之一”。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写道，“没有什么能比阅读洪堡的旅行故事更让我激动的事了”，并坦陈如果没有洪堡的影响，他不会登上“小猎犬”号，也不会想到写作《物种起源》。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将洪堡的自然观纳入他们的诗篇。而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这位美国最受尊敬的自然写作者，在洪堡的著作中找寻到了解决自我困扰的答案——如何同时做一位诗人和一位博物学家？假如他没有读过洪堡，那么《瓦尔登湖》会是一本相当不同的书。西蒙·玻利瓦尔（Sim ó n Bol í var），这位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解放了南美洲的革命家，称洪堡为“新世界的发现者”。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回忆道，与洪堡共度几天，“自己的见识便会增长数年”。
1869 年 9 月 14 日是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百年诞辰，从欧洲、非洲、澳洲到美洲，世界各地都举行了大大小小的聚会。在墨尔本和阿德莱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墨西哥城，人们都去聆听纪念洪堡的演讲；在莫斯科，他被称为“科学界的莎士比亚”；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宾客们在焰火点亮的天空下集会、举杯。最隆重的典礼要数美国，从旧金山到费城，从芝加哥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举国上下都举办了庆祝游行、晚宴和音乐会。据记载，至少有 8 000 人涌入克利夫兰的街道参加集会，锡拉丘兹则有 15 000 人以步行的方式共襄盛举，游行队伍有一英里之长。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总统在匹兹堡参加了纪念洪堡的活动，至少 1 万名宾客慕名而来，整座城市从未见证过如此盛况。
在纽约，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两旁旗帜飘扬。市政厅周围贴满了横幅，很多房屋的外侧都被大幅画着洪堡头像的海报所覆盖，就连驶过哈德孙河的船只都挂上了缤纷的装饰。那天早晨，数千人跟着十组乐队，从包厘街沿着百老汇大街步行到中央公园，纪念这位被《纽约时报》称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占”的伟人。等到夜幕降临，25 000 多名听众已经聚集在中央公园聆听演讲，并观礼洪堡巨型半身铜像的揭幕仪式。夜间，15 000 多人参加了火炬游行，他们沿着街道，在多彩的中国灯笼下缓缓前行。
一位学者在发言中说：让我们想象洪堡“屹立在安第斯山巅”，神驰天外。世界各地举办的纪念演讲都强调了洪堡如何看到自然各个方面的“内在关联”。在波士顿，爱默生告诉当地的士绅，洪堡是“又一大世界奇迹”。伦敦的《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称，洪堡的荣耀“在某种意义上与宇宙相连”。在德国，科隆、汉堡、德累斯顿、法兰克福 6 以及很多地方都举行了庆祝活动。而这些都比不上柏林——洪堡的故乡：8 万人冒着倾盆大雨参加集会。官方下令，政府机构当天全部休假。在寒风冷雨中，演讲与歌唱不间断地持续了数小时之久。
今天——至少在英语世界里——洪堡在学术界之外几乎被遗忘了，但他的创见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他的著作躺在图书馆里积满灰尘，但他的名字却随处可见：从流过智利与秘鲁海岸的洪堡寒流（又称秘鲁寒流），到遍布拉丁美洲的数十座纪念碑、公园和山峰，其中就包括墨西哥的洪堡山脉（Sierra Humboldt）和委内瑞拉的洪堡峰（Pico Humboldt）。阿根廷的一座城镇、巴西的一条河流、厄瓜多尔的一股间歇泉、哥伦比亚的一处海湾——都以洪堡命名。⑤
格陵兰有洪堡海角和洪堡冰川，在中国的北方、南非、新西兰以及南极，也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山脉。洪堡的名字还常见于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的河流和瀑布、德国的公园、巴黎的亚历山大·冯·洪堡街。在北美，有 4 个郡、13 个城镇，山峰、海湾、湖泊和一条河流以他的名字命名，还有加州的洪堡红杉州立公园、芝加哥和水牛城的洪堡公园。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制宪会议上，内华达州险些被命名为洪堡州。300 种植物和 100 多种动物都以“洪堡”命名，包括加州的洪堡百合（Lilium humboldtii）、南美洲的洪堡企鹅（Spheniscus humboldti），以及秘鲁寒流中性情暴烈、体长 6 英尺的洪堡鱿鱼（Dosidicus gigas）。好几种矿物的名称中也有洪堡的名字——比如硅硼钙石（Humboldtit）和草酸铁矿（Humboldtin），就连月球上都有片“洪堡海”（Mare Humboldtianum）。洪堡大概是各种命名系统中最常见到的人名了。
很多生态学家、环保主义者和自然作家都在不知不觉中仰赖着洪堡的先知先觉。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就以洪堡提出的“万物相互关联”为基础。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著名的“盖亚理论”将地球看作一个拥有生命的有机体，这也可以联系到洪堡的理念——洪堡在洛夫洛克前 150 多年就提出了“地球是一个自然的整体，被内在的力量赋予生命并加以驱动”。事实上，洪堡曾经考虑（但后来放弃了）用大地女神“盖亚”（Gäa）
的名字来命名他阐释这一理念的著作，但最终还是定名为了《宇宙》（Cosmos）。
我们总是生活在过去的影响中：哥白尼指明了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牛顿解释了自然定律，杰斐逊阐释了我们关于自由和民主的部分理念，达尔文证明了一切物种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这些思想界定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而洪堡给予我们的则是关于自然的观念。但悲哀的是，当这些观念变得不言自明，我们就渐渐地忘记了最初提出它们的那个人。好在他的思想与众多受惠于他的后来者相互呼应：一条看不见的线索再次将我们与他的自然观联系在一起。
本书记录了我寻找洪堡的努力。它引领我周游世界，访问位于加利福尼亚、柏林和剑桥的档案，还有多到数不清的其他地方。我翻阅了数千封信件，并实地追寻洪堡的足迹。在德国耶拿，我见到了他曾经花费数周时间研究动物解剖学的塔楼废墟；我还去到位于厄瓜多尔的安蒂萨纳火山：在 12 000 英尺左右的高处，四只神鹫在上空盘旋，一群野马环绕四周——在这里，我找到了洪堡曾于 1802 年 3 月居住过的小棚屋，虽然它早已破损不堪。
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我将洪堡的西班牙护照原件捧在手中——正是这些纸张让他得以周游拉丁美洲。在柏林，我打开收藏着他手写笔记的箱子，终于开始明白这个人头脑的工作模式——由数千张纸条、草图和数字拼贴而成的作品令人惊叹。就在我住处附近的大英图书馆，我用数月时间读了洪堡发表的所有著作——有些书又大又沉，几乎无法凭一己之力将它们搬上桌面。在剑桥，我查阅了达尔文收藏的洪堡著作：在“小猎犬”号的航行中，这些书一直在他吊床边的小书架上陪伴着他。这些书的字里行间布满了达尔文的铅笔札记。阅读这些笔记，就好像在偷偷地聆听达尔文与洪堡跨越时空的对话。
写作本书的旅程还把我带到了委内瑞拉的雨林——在那里我夜不能寐，可以听到远远近近的吼猴鸣叫。我还曾困在“桑迪”飓风来袭、全城断电的曼哈顿岛上，当时的我正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查阅一些文件。我探访意大利都灵郊外一个名为皮奥贝西（Pi òbesi）的小镇，在那里的庄园大屋旁参观一座建于 10 世纪的塔楼：乔治·珀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曾于 19 世纪 60 年代初在这里写下了《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的部分篇章，而这本受到洪堡深刻影响的书将成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起点。我绕着梭罗的瓦尔登湖漫步，踩着厚厚的新雪。我穿行于约塞米蒂山间，默想着约翰·缪尔（John Muir）的话：“要深入宇宙，最清晰的路途是穿过荒野莽林。”
最令人兴奋的，还要数我终于登上钦博拉索山顶的那一刻——那座在洪堡思想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高山。我沿着荒芜的斜坡上行，空气如此稀薄，每一步都长如永恒——我的双腿像灌了铅一般，和身体的其他部分脱离了关系。每走一步，我对洪堡的敬意就又深了一层。他是在一只脚有伤的情况下爬上钦博拉索山的（而且不可能穿着我们今天这么舒服和结实的登山鞋），背着沉重的仪器，并且需要不时地停下来进行观测。
本书是探索所有这些地点、通信、思想和日记后得到的结晶。我试图在本书中重寻洪堡，并恢复他在自然与科学众神殿中应有的地位。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次理解我们今天为何会如此思考自然的旅程。
① 1 英寸=2.54 厘米。
② 1 英尺=30.48 厘米。
③ 1 英里=1.6 千米。
④ 用以观察天体高度和目标的水平角与垂直角的反射镜类型的手持测角仪器，由分度弧、指标臂、动镜、定镜、望远镜和测微轮组成，弧长约为圆周的 1/6，因此得名。
⑤ 直到今天，拉丁美洲很多德语学校还举办两年一次的体育竞技，称为“洪堡赛会”（Juegos Humboldt）。——原注第一部出发：新生的想法Departure: Emerging Ideas1 开端
1769 年 9 月 14 日，亚历山大·冯·洪堡出生于一个普鲁士贵族家庭。他们在柏林过冬，夏天则搬到归洪堡家族所有的泰格尔宫，位于城西北约 10 英里处。他的父亲亚历山大·格奥尔格·冯·洪堡（Alexander Georg von Humboldt）是一名军官，普鲁士宫廷的内务大臣，未来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亲信。亚历山大的母亲玛丽·伊丽莎白（Marie Elisabeth）是一位富有的实业家之女，她将财富与土地带给这个小家庭。洪堡家族在柏林备受尊敬，连未来的王储都成了亚历山大的教父。虽然养尊处优，亚历山大和哥哥威廉的童年并不快乐。他们热爱的父亲在亚历山大 9 岁时撒手人寰，而母亲从未给予儿子们多少关爱。父亲的性情友好而迷人，母亲则严厉、一本正经，在感情上比较疏远。代替温暖母爱的是当时普鲁士最好的教育：她安排兄弟二人接受私人教师的辅导，其中多有启蒙时期的思想者，他们深深地影响了孩子们，使兄弟二人从小就热爱真理、自由与知识。
威廉和亚历山大有时会在老师身上寻找父亲的影子，这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有些特别。对他们影响尤其深远的是一位名叫戈特罗布·约翰·克里斯蒂安·昆特（Gottlob Johann Christian Kunth）的老师，他统管洪堡兄弟学业多年，在教学中时时表达出不满与失望，却又同时试图培养学生对他的依赖。昆特耳提面命，督促洪堡兄弟练习算术、翻译拉丁文、学习法语词汇，并不停地纠正他们。对于学生的进步，他从未真正感到满意。每当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昆特就摆出一副深深受到冒犯和伤害的样子。对兄弟俩而言，这比用手杖打屁股还难过。威廉日后回忆道，为了竭力取悦昆特，他们经常处在一种“持续的焦虑”当中。
和天资聪颖的兄长相比，学业对年幼两岁却要修习同样课程的亚历山大来说更困难。这最终使他固执地认为自己没有才华。威廉出色地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亚历山大却进度缓慢，深感自己的无能。后来，他对朋友坦陈，自己在学业上遇到的困难甚至让家庭教师们“怀疑这个孩子是否能发育出最基本的智能”。泰格尔宫和周围的庄园
威廉徜徉在希腊神话和古罗马史的世界中，乐而忘返；亚历山大却对书本没有耐心。他一有机会就逃离教室，漫游乡间，收集植物、动物和岩石标本并练习写生。每当他揣着装满昆虫和花草的衣兜回家，家人便开玩笑地称他为“小药店老板”，但他们并不把他的兴趣当回事。家族相传，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曾经询问年幼的亚历山大，问他是否想像同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去征服世界。这位小男孩的回答是：“当然，陛下，只不过是用我的头脑。”
亚历山大曾告诉一位好友，自己早年大都在爱他却不理解他的人们中间度过。教师们要求严格，母亲深居简出，甚至不理睬自己的儿子们。
据昆特说，玛丽·伊丽莎白·冯·洪堡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威廉和亚历山大发展出“完美的智性和道德”——感情上的健全似乎并不重要。“我被迫接受千百种约束，”洪堡说，还要忍受孤独，躲藏在矫饰的高墙后面——因为在母亲严厉的注视下，他无法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洪堡家里，所有人都不被允许表达兴奋或者喜悦的心情。
兄弟二人性格迥异。亚历山大喜欢冒险和户外运动，威廉则严肃而满身书卷气。亚历山大经常受到丰沛情感的折磨，威廉则长于自律。二人都退居到了各自的小世界里：威廉埋头书中，亚历山大则独自在泰格尔宫附近的林中漫步，那里的大树都引种自北美。糖枫树到了秋天色彩鲜艳，白橡树则气派雍容，亚历山大在这里感受着自然的宁静与安慰。但他对于远方国度的向往，也始于这些来自另一片大陆的树木。
青年洪堡相貌英俊，身高 5 英尺 8 英寸，身姿挺拔、神气，因此实际看起来得更高一些。他瘦削而灵动，腿脚轻捷，手掌小而精致（曾有朋友说那像女人的手），眼神富有探询性，总是很警觉。他的外表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凌乱的头发、饱满而富有表情的嘴唇、带酒窝的下巴。但他也常常抱病，饱受发烧和神经衰弱的烦扰：威廉认为弟弟的病多半出自想象，因为“那可怜的孩子不开心”。
为了掩盖自己的脆弱，亚历山大用机智和富有野心的外表构筑起一道屏障。早在童年时期，他就以言语刻薄出名，一位家庭友人唤他为“坏心肠的小鬼”。事实上，洪堡的一生都对得起这一称号，即便是最亲密的朋友都承认他惯于开恶意的玩笑。但威廉曾说，弟弟的性情并不恶毒——也许只是有点虚荣，急于出人头地而已。从青年时期开始，亚历山大就被这种虚荣和内心深处的孤独所折磨，一边渴望赞扬，一边希求独立。他不安却又深信自己智力超群，在寻求认可的需求与强烈的优越感之间进行长期的拉锯战。
洪堡与拿破仑·波拿巴同年出生，成长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世界的另一端不再遥不可及。巧合的是，在他出生前几个月，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天文学家进行了第一次国际合作：他们相互合作，分享各自对金星凌日现象的观测结果。计算经度的难题也已解决，在 18 世纪的世界地图中，空白区域被迅速填满。世界正在发生巨变。洪堡 7 岁那年，美国爆发独立战争，并随即宣告独立。1789 年，临近洪堡 20 岁之际，法国大革命也拉开了序幕。
当时的德国还处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庇护之下——用伏尔泰的话说，那是一个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称不上帝国的存在。作为民族国家的德国还不存在：它由众多小国组成，包括一些极小的公国，以及另一些由实力强大的王朝统治的大国，诸如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这些家族仍在争夺疆域和霸主地位。18 世纪中期，普鲁士在腓特烈大帝的统治下，成了奥地利最强劲的对手。
洪堡出生时，普鲁士就已经以庞大的常规军队和高效的管理而闻名。腓特烈大帝独揽大权，但也推进了一些新政，包括引入初等教育系统和初步的农业改革。在他当政期间，普鲁士在宗教宽容方面有了初步的松动。这位能征善战的君主喜好音乐、哲学和钻研各种学问。虽然当时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常嘲笑德国人粗鄙且落后，德国境内却拥有比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得多的大学和图书馆。出版业和期刊业蒸蒸日上，人们的文化水平迅速上升。
与此同时，英国经济正快速发展。如作物轮作和灌溉系统改进等农业革新增加了农业产量；英国人还陷入了“运河狂热”，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布满了这座岛屿。工业革命带来了蒸汽驱动的织布机和其他机器，工业中心迅速成长为新兴城市。农民的耕作不再仅仅为了糊口，而是输出食粮去供给在新城市中工作的工人。
新技术如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明的蒸汽机，以及如欧洲和北美等地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等医学的新进展，都使人类得以控制自然。18 世纪中期，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发明的避雷针驯服了本被看作神谴的雷电。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人类逐渐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
在此之前的两个世纪里，西方社会一直尊奉这样一种思想，即把自然看作一台复杂的机器——“宇宙中最伟大而精密的仪器”，一位科学家曾这样形容。毕竟，既然人类都能制造精巧的钟表和自动机，那么上帝的造物将何等宏伟？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及其追随者认为，是上帝给了这个机械世界最初的推动力；而牛顿则将宇宙视为神造的钟表，上帝正是那位钟表匠，持续地调试着宇宙的运行。
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将新奇的大千世界展现在人们眼前。同时，它们也给予了人类去发现自然定律的信心。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冯·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曾在 17 世纪晚期推行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的综合知识之观念。与此同时，牛顿在英国剑桥也以数学为工具，揭示了宇宙运行的力学规律。由此，世界开始变得可以预测，只要人类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些自然定律，大家便可安心不疑。
数学、客观测量、对照实验等科学方法为理性开路，启蒙之风席卷了西方世界。科学家们自封为“知识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公民，组成超越国界、宗教信仰和语言壁垒的知识社群。他们往来的信件辗转于欧洲及大西洋地区，不断传播科学发现和新思想。在这个没有国界的“知识共和国”里，理性而非君主主宰一切。亚历山大·冯·洪堡就在这个全新的启蒙时代中长大，见证西方社会以看似一往无前的信心蒸蒸日上。进步是 18 世纪的关键词，每一个世代都将艳羡下一个世代所能实现的新境界。没有人担心自然本身或许会崩坏。
年轻的亚历山大和威廉加入了柏林知识界，参与各种关于教育、宽容和独立思辨的讨论。兄弟二人频繁出入读书小组和哲学沙龙。泰格尔宫时代的学习生活与外界隔绝，现在学术却顿时成了社交的一部分。夏天，他们的母亲常常自己留守在泰格尔宫，把兄弟俩和家庭教师一起留在柏林的宅子里。但他们的自由并不长久。母亲明确表示，希望二人步入仕途。既然他们在经济上仍依赖母亲的资助，那也就必须从命。
玛丽·伊丽莎白·冯·洪堡将 18 岁的亚历山大送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n der Oder）去上大学。这座学校位于柏林以东 70 多英里处的乡下，只有 200 名学生。她选择这里多半是看中了它邻近泰格尔宫的便利，而非其学术水平。在完成了一学期的政府管理和政治经济学课程之后，亚历山大被送到了威廉正在求学的哥廷根大学，那是当时德国各邦国中最好的一所大学。威廉在那里研习法律，亚历山大则专心于科学、数学和语言。虽然兄弟二人身在同城，却很少待在一起。“我们的性格相差太远。”威廉说。在哥哥努力学习的时候，亚历山大则向往着远方的热带和冒险。他渴望离开德国。早在童年时期，他就已经通读了库克船长和法国探险家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的航海日志，同时也想象着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去远方。他在柏林的植物园里见到热带的棕榈树时，就非常渴望在自然生境中与它们重逢。
洪堡与一位名叫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的老友周游欧洲 4 个月之后，少年时期盼远游的心情变得更为急切。福斯特是一位德国的博物学家，曾参加库克船长的第二次环球旅行。洪堡在哥廷根与他相识，常常与他谈论那次探险。福斯特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南太平洋上星罗棋布的岛屿，这都使洪堡更加渴望旅行。
1790 年春天，洪堡与福斯特启程前往英格兰、荷兰与法国。此番旅行的亮点无疑是伦敦，那里的一切都触动着洪堡对遥远国度的向往。他看见泰晤士河上拥塞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每年，多达 15 000 艘商船到达伦敦，满载着来自东印度的香料、西印度群岛的糖、中国的茶叶、法国的美酒，以及俄国的木材。整片河面上桅杆林立，“如一片黑压压的森林”。在大型贸易商船中间，上百艘驳船、摆渡船和小艇往来穿梭。
虽然拥挤不堪，可这番景象也正是大英帝国实力的生动写照。
在伦敦，洪堡被介绍给那里的植物学家、探险家、艺术家和学者。他结识了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船长（此人曾在其指挥的“邦蒂”号遭遇叛变之后，带领十余名船员乘小艇从南太平洋航行 3 600 多海里抵达东帝汶，最终生还），以及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这位跟随库克船长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植物学家。班克斯时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管理着英国最重要的科学论坛。洪堡还欣赏了库克船长第二次环球航行随行艺术家威廉·霍奇斯（William Hodges）绘制的迷人画作和素描。不论走到哪里，洪堡都能见到新世界的景象：清晨醒来，一睁眼就能看到挂在卧室墙上绘有东印度公司船舶的铜版画。洪堡经常为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而伤怀。“我的内心深处有股冲动，”他写道，“它折磨我，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为了排解忧愁，他经常独自步行到很远的地方。有一次，他走过伦敦北郊哈姆斯特德的乡村，发现树干上钉着一纸招募年轻水手的告示。伦敦泰晤士河上的景象
那一刻，他几乎以为自己要梦想成真了，却又不禁想起严厉的母亲。洪堡被一种莫可名状的力量吸引向未知的事物——德国人把这种渴望远游的情感称作 Fernweh——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太听话的儿子”，无法违抗母命。
渐渐地，洪堡觉得自己快闷得发狂了，于是开始给故乡的友人写“疯狂的书信”。在离开英格兰前夕的一封信里，他写道：“我不幸的处境迫使我向往自己不能得到的，却又同时迫使我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但从小在普鲁士精英阶层中成长起来的他，始终不敢直接挑战母亲对他的期待。
回到柏林，洪堡的痛苦转化成了一股狂热的能量。他写道，自己被一种“不息的冲动”驱使，就像“有一万头猪在追赶着我”。他左冲右突，从一个领域跳跃到另一个，不再怀疑自己的智力，也不再甘心居于兄长之下。他在向自己、朋友及家人证明自己的聪明与才能。福斯特认为，年轻的洪堡“不幸地过度使用了自己的头脑”。很多人都赞同这一说法。就连威廉的未婚妻卡洛琳娜·冯·达赫略敦（Caroline von Dacheröden），虽然刚认识亚历山大不久，但也担心：虽然她喜欢这个年轻人，但害怕他会突然“崩溃”。不少朋友都经常谈起他不眠不休的工作，以及飞快的语速——“就像飞奔的赛马”。
1790 年夏末，亚历山大开始在汉堡的贸易学校学习金融与经济。他讨厌这些满是数字和账本的科目。空闲时，他埋头于科学论文和旅行书籍，并学会了丹麦语和瑞典语——什么都比商科有意思。一有机会，他就走到流经汉堡的易北河边，望着商旅大船从美国载来烟草、米和靛蓝。他告诉友人：“是港口商船的景象让我坚持下去的”——那象征着他的希望与梦想。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自己运气的主宰”。
从汉堡结束学业时，亚历山大 21 岁。1791 年 6 月，他又一次遵循母命，来到德累斯顿附近的小镇弗莱贝格，就读于那里有名的矿业学院。这算是一种妥协：既能够为他进入普鲁士政府矿产部门做准备——满足母亲的愿望——又至少能让他如愿地学习到自己感兴趣的科学与地质学。这是当时第一所这类的专科学校，会结合实际应用给学生教授最新的地质学理论。一个兴旺的科学社群在这里蓬勃成长，吸引了当时欧洲最好的教授与学生。
不出 8 个月，洪堡就完成了普通人通常需要 3 年才能完成的学习项目。他每天日出前起床，驱车前往弗莱贝格附近的一座矿山。在其后的 5 个小时里，他深入矿井，探究矿山的建筑结构、开采方式及岩石构造。他身形轻盈，体格精瘦，能自如地在狭窄的孔道和低矮的洞穴中出入，又钻又凿，将岩石样品带回家。他如此投入地工作，浑然不觉周围的潮湿与寒冷。日过正午，他爬出黑暗的矿井，拍净身上的尘土，赶回学校去参加矿物学与地质学的讨论课程与讲座。晚间，他埋首案头，常常就着烛光读书到深夜。空闲时，他还研究有光与无光环境对植物的影响，并收集了上千件植物标本。他测量、做笔记、分类收藏，不愧是启蒙运动时代之子。
来到弗莱贝格几周之后，亚历山大驱车向西 100 多英里，赶往埃尔福特去参加哥哥与卡洛琳娜的婚礼。一如既往地，洪堡试图将家庭聚会及社交活动与工作结合起来：他没有去去就回，而是趁机进行了一次长达 600 英里的地质考察，走遍了埃尔福特所在的图林根地区。卡洛琳娜对这位工作狂弟弟半是欣赏，半是担忧：她喜欢他的工作热情，有时也像姐姐一样开他玩笑。她对威廉说，亚历山大是有些怪癖，而它们理应得到尊重；但他的精神状况与内心的孤独实在让人放心不下。
洪堡在弗莱贝格唯一的朋友是当地房东的儿子，也是他的同学。两个年轻人昼夜形影不离，一起学习和谈心。“我从未对别人有过如此亲近的感觉，”洪堡承认，同时又为自己的感情之强烈而自责。他明白，自己有朝一日定会毕业离开这里，那时将更感孤独。
艰苦的学习最终有了回报：时年 22 岁的洪堡一毕业就获得了矿井监察员的职位，击败了不少更年长的竞争对手。他为自己青云直上的表现感到有些尴尬，却也不无虚荣地给朋友和家人写长信炫耀。更重要的是，这一职位允许他到上千英里外的地方去采集和评估土壤、矿井与矿石品质——从勃兰登堡的煤矿、西里西亚的铁矿，到菲希特尔山脉的金矿和波兰的盐井。
在这些公事旅行中，洪堡遇见过各色人物，却绝少开启心扉。他在信中写道，自己感到满足，却并不幸福。在矿上忙碌或乘马车风尘仆仆一天之后，他会在深夜思念自己曾经交往过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友人。他慨叹道：“可恶，总是如此孤独。”他经常沉默地在途中简陋的小饭馆或旅店独自用餐，累得连写信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到了夜间，孤独变得难以忍受，必须诉诸笔端。他开始提笔写长长的信，思绪时而回环、时而跳跃，既有对自己工作、新近科学观察的详细描述，也有对蓬勃的情感、爱及友情的宣言。
在给弗莱贝格友人的信中，洪堡承认，他们一起度过了“生命中最甜美的时光”，为了保存这段回忆，他甘愿少活两年。这些深夜写就的信札经常饱含着这样强烈的感情，字里行间流露出近乎绝望的孤独。洪堡在信中倾诉心事，然后为自己的“愚蠢致信”道歉。清晨醒来，他又全心投入工作，忘记苦闷，直到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后再重新提起笔。即便是最了解他的少数几个人，也觉得洪堡难以捉摸。
与此同时，洪堡的事业一帆风顺，关注的问题也愈发广泛。他开始关注矿工的工作条件。他为这些每天早晨爬进矿道、深入地下的工人发明了一种呼吸面罩，以及能在矿井的低氧环境下工作的提灯。他惊讶于工人们缺乏科学常识的现状，于是为他们编写教材，并创立了一所矿工学校。他翻阅历史文献，发现当中经常提到丰富的矿藏和古老的发现，意识到这可能对开发和利用废弃矿山有价值，于是连日埋头解读 16 世纪的手稿。一些同事看到他惊人的工作与旅行节奏，都说此人一定长了“八腿四臂”。
所有这些高强度的事务最终把洪堡累得病倒了。他经常发烧，并饱受神经紊乱之苦。他推测这无非是因为长期劳累，以及在寒冷的矿井下停留太久的缘故。但即使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洪堡仍然发表了他的第一批著作：一篇关于莱茵河两岸玄武岩分布的专业论文，还有一篇描述弗莱贝格地下生物的论文——奇特的霉菌和海绵状的植物，它们生长在矿井中潮湿的梁柱表面，呈现出精巧的形状。他将精力集中在自己能够测量与观察的事物上。
18 世纪的“自然哲学”——我们今天称之为“自然科学”——是一门探讨形而上学、逻辑学、道德哲学的学问，之后，它逐渐演变为拥有特殊的技术手段与方法论的独立学科。随着该学科的发展，新的自然哲学问题继续涌现，逐渐发展出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和化学等各异的子学科。虽然洪堡同时在若干个领域中工作，他仍将这些课题按学科区分开来。这种专业化的趋势让人的视野变得狭窄，容易注重细枝末节而忽略整体，而“整体”将在未来成为洪堡独特的贡献。
这段时期，洪堡开始执着地研究所谓的“动物电”——又称伽伐尼电流，以发现这一现象的意大利科学家路易吉·伽伐尼（Luigi Galvani）的姓命名。伽伐尼发现，用不同的金属接触裸露的动物肌肉时，肌肉会自动收缩，神经纤维会剧烈抽搐。他猜想动物神经中含有电。这一可能性让洪堡着迷，他总共用青蛙、蜥蜴和小鼠进行了 4 000 多次实验：切开动物的身体，然后触碰、戳动和电击。但他不满足于动物实验，甚至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体。在去往普鲁士各地的旅程中，他会随身携带实验器材。晚间，等公事结束以后，他就在租住的狭小卧室中架上电路器材，将金属棒、钳子、玻璃板、盛着不同化学试剂的瓶子和纸笔一起摆满桌面。他用一把手术刀在自己的手臂和躯干上划出小口，然后小心地将药剂和酸液滴在伤口上，用金属、电线和电极碰触皮肤表层或舌下，仔细地记录每一次痉挛、抽搐、烧灼或疼痛的感觉。有些伤口开始感染，皮肤上出现长长的血痕。他承认，自己的身体伤痕累累，像个“沿街乞讨的流浪儿”，但同时坚定地宣称，虽然饱受剧痛，但实验进行得“非常完美”。洪堡用蛙腿进行的“动物电”实验
通过这些实验，洪堡参与了当时科学界最为热烈的讨论之一：有机与无机物质的概念，以及两者当中是否蕴含着某种“力”或者“活跃的要素”。牛顿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物质都是惰性的，是上帝给予了它们其他附加的性质。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科学家则忙于改进植物与动物的分类学，并不那么关心动植物与非生命体是否被两套截然不同的定律支配，他们更希望让混沌多样的现象变得井然有序。
18 世纪晚期，一些科学家开始质疑视自然为机械模型的观点，认为这不足以解释生命物质的存在。当洪堡进行“动物电” 实验时，已经有更多的科学家相信，物质不是僵死的，必然存在一种激发其生命活动的力量。欧洲各地的科学家们逐渐抛弃了笛卡尔的主张，即认为动物本质上是机器。法国的医生们、苏格兰的外科医生约翰·亨特（John Hunter），以及洪堡在哥廷根的老师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都开始提出自己关于生命本质的新理论。洪堡在哥廷根时，布卢门巴赫将他的著作《论形成力》（Über den Bildungstrieb）修订再版。布卢门巴赫在该书中提出，动植物体内蕴藏着若干种力量，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形成力”（Bildungstrieb），即塑造生命形式的力量。他认为，从人类到霉菌，每一种生物都具有这种“形成力”，它是生命起源所不可或缺的。
对洪堡而言，每进行一次实验，就意味着又向解开“生命过程的戈耳狄俄斯之结”①的目标迈近了一步。
① Gordian Knot，比喻棘手的难题。2 想象与自然：歌德与洪堡
1794 年，亚历山大·冯·洪堡暂时中断了他的科学实验和监察矿井的工作，去拜访哥哥威廉。威廉当时和妻子卡洛琳娜以及两个孩子一起，住在距柏林西南 150 多英里的耶拿。这座仅有 4 000 多人口的小城属于萨克森－魏玛公国的领地，统治者是开明的卡尔·奥古斯特(Karl August)。几年之后，这座学术与文学之城将成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与浪漫主义的发源地。耶拿大学已经是德语区最大和最著名的学府之一，其自由开放的风气吸引诸多进步思想者离开更为保守的邦国，来此居住和任教。正如本地诗人和剧作家弗雷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所说的，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让自由与真理居于这样的主宰地位。
魏玛距离耶拿 15 英里，是公国的首府，也是伟大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家乡。那里居住着不到 1 000 户人家，人们基本上都互相认识。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时有牧人驱赶着牛群走过，而邮差只会不定期光顾；为了给在耶拿大学工作的友人席勒送信，歌德宁可让卖蔬果的妇人在送货时把信顺路捎去，因为这可比邮车快多了。
一位旅人曾说过，在耶拿和魏玛，人类智慧的光辉如同透过放大镜聚拢的阳光。威廉和卡洛琳娜于 1794 年春天移居耶拿，加入了歌德与席勒的友人圈。他们住在集市广场附近，与席勒家隔街相望，近得能直接透过窗口挥手示意、安排当天的会面。亚历山大到达后，威廉派人送信到魏玛，将歌德请到耶拿来。歌德欣然前来，照例下榻在公爵城堡的客房里，而城堡距离集市广场不过几个街区。
在亚历山大来访期间，他们天天聚会。这是一个活跃的小群体：通常，直到深夜还能听见大声的讨论和朗朗笑声。虽然年轻，但亚历山大经常领头挑起话题。歌德激动地回忆道，洪堡“迫使我们”讨论自然科学，从动物世界谈到火山以及植物学、化学与伽伐尼电流，“与洪堡谈话一小时，远远胜读八天书”。
1794 年的 12 月异常寒冷，冰冻的莱茵河成了拿破仑麾下大军横扫欧洲的通畅大道，萨克森－魏玛公国全境被厚厚的大雪覆盖。但每天破晓之前，洪堡、歌德和几位友人就踏雪出门，走过耶拿的集市广场。他们裹着厚厚的羊毛大衣，路过建于 14 世纪但仍十分坚固的市政厅，去耶拿大学旁听解剖学讲座。他们登上建于中世纪的环形石塔，空旷的大教室里寒风刺骨——但严寒却也能让待解剖的尸体保持较长时间不腐坏。虽然歌德讨厌寒冷，更愿意待在温暖的火炉前，但此时的他也格外兴奋，说个不停：有洪堡在场，所有人都会受到感染。
此时 40 多岁的歌德已经是当时德国最著名的文坛大家：早在 20 年前，他便以《少年维特之烦恼》驰名各国。这个因情伤而自杀的少年故事是时代感性风潮的缩影，成为对那一代人而言最重要的一本书，众多读者都将自己想象成故事的主人公。这部作品被翻译成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语言，广受欢迎，就连年轻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都将自己装扮成维特——黄马甲、半长马裤、蓝色燕尾服、褐色长靴，再加上一顶圆毡帽。人们谈论着“维特热”，就连遥远的中国都针对这一风靡的现象制作了维特主题的瓷器，出口销往欧洲。
遇见洪堡时，歌德已经不再是“狂飙突进”②时代的那个才华闪耀的年轻诗人。这一浪漫主义时期前夕的文学运动歌颂个体的独特性，以及人类的各类情感 ——从戏剧性的爱情到深沉的忧郁——浪漫主义的诗歌与小说中充满了强烈的抒情。1775 年，歌德被当时年仅 18 岁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邀请来到魏玛，留下了一连串的风流韵事。他流连醉乡，惹是生非。歌德和公爵二人经常在魏玛的街道上招摇过市，有时甚至把白床单披在身上，吓唬那些相信鬼魂真实存在的人。他们曾经从当地商人那里偷来酒桶，踢下山坡；和农家姑娘调情更是不在话下——所有这些都被冠以天才和自由的名义。当然，有年轻公爵在旁，旁人更不敢指责。但这些轻狂的年月早已过去，连同那些热烈的求爱、泪水以及摔碎酒杯和裸体游泳等为人诟病的行为。1788 年，也就是洪堡来访的 6 年前，歌德和没受过教育的纺织姑娘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Christiane Vulpius）同居，又一次让魏玛上流社会大跌眼镜。不到两年时间，克里斯蒂安娜生下儿子奥古斯特。不顾社会习俗和流言蜚语，母子二人继续和歌德生活在一起。1787 年的歌德
洪堡所见的歌德性情沉静，略微发胖，有双下巴和肚腩——有人不客气地将之比作“到了孕晚期的妇人”。他的相貌也已不复当年“太阳神阿波罗”般的英俊，双眼眯缝到了“鼓胀的双颊”里。歌德仍然是萨克森－魏玛公爵的心腹和顾问，并被后者册封为贵族（因此他的姓名被写作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他指导宫廷剧团，同时身兼若干个待遇优厚的职位，包括总管公爵领地中的矿山和手工业生产。和洪堡一样，他对地质学（以及矿业）兴趣浓厚，甚至曾经让自己的儿子穿着矿工的工作服出席某些特定的场合。
歌德冠绝群才，已经成为德国知识界中天神宙斯一样的人物，但却“冷漠，惜字如金”。有人形容他看上去十分忧郁，有人说他傲慢、尖刻。如果谈话无法引起他的兴趣，他就会失去倾听的耐心，或突然转换话题。他对待年轻诗人和学者尤其粗鲁，常常逼得他们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但无论如何，崇拜者仍然蜂拥而至：一位英国来客曾说，在荷马、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之后，“诗歌的神圣之火”终于传递到了歌德手中。
但歌德并不幸福：“那时，没有人比我更孤立了。”比起人类，他更着迷于自然——这位“伟大的母亲”。他位于魏玛城中心的大宅反映了主人的品位和社会地位：室内装潢优雅，陈列着画作、意大利雕塑，以及大量的岩石、化石与植物标本。宅子背后的一系列朴素的小房间都是书房和图书馆，俯瞰着歌德自行设计的、有科学研究用途的花园；花园一角的小楼则存放着数量庞大的地质标本。歌德在魏玛的大宅
歌德最喜欢的地方是位于老城墙外公爵领地上的一处花园别墅，那里毗邻伊尔姆河。从他城里的大宅出发，步行 10 分钟即可到达这间舒适的小屋——歌德刚到魏玛时的住所。现在，他在此躲避络绎不绝的访客，自在地写作、打理园圃、接待最亲密的友人。葡萄藤和忍冬爬满了墙与窗棂，园子里有菜地，草坪上有果树，一条长长的步道两边种满了歌德最喜爱的蜀葵。1776 年他初到这里时，就亲手栽种了花园中的很多植物，还说服公爵将城堡中原有的旧式巴洛克花园改造成时髦的英式景观园林，其中错落有致的树林给人一种身处大自然之中的风味。
歌德有些“厌倦了世间的纷争”。1789 年法国大革命最初的理想主义迅速被其后雅各宾专政③下的残酷现实取代，成千上万的“革命敌人”被处决。如此暴行，连同之后拿破仑战争给欧洲带来的劫难，都让歌德感到失望，同时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当各国军队在欧洲战场上厮杀，他时刻都在担心德国可能面临的威胁。他深居简出，像个隐士，唯有科学研究能让他专注其中。科学对他来说就像是“沉船后抓住的一块木板”。
今天，歌德以其文学作品闻名于世，但少有人知道，他对科学也曾全情投入，尤其着迷于地球的形成问题与植物学。他的岩石样本收藏最终超过了 18 000 件。欧洲的战火不断蔓延，他则静静地钻研比较解剖学与光学。洪堡初次到访那年，歌德刚刚在耶拿大学创建了一个植物园，之前还撰写了题为《植物之变形》（Metamorphosis of Plants）的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多姿多彩的植物世界实际上共享一种“原型”（Urform），或原始的形式；每一种不同的植物都是这一“原型”的一种变体。多样性的背后存在着统一性。歌德认为，叶片是最基本的“原型”，由它衍生出其他器官，如花瓣、花萼等。他写道：“植物的里里外外都由叶片组成。”
这些想法令人兴奋，但歌德缺少一个旗鼓相当的谈话对象来进一步推演他的理论。洪堡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他们的思想碰撞出了久违的火花。有洪堡在场，歌德的思维变得更加活跃：他翻出旧时的笔记、书籍和素描，将各种纸张成堆地摞在书桌上。他们讨论动物学和植物学理论，时而埋头写写画画，时而大声朗读。歌德对分类学不感兴趣，但着迷于形塑生物体的力。他将内在的力（生物体的“原型”）与外在的力（影响生物本身的环境）区分开来。例如一头海豹，它有适应海洋生境（外在的力）的身体，但与此同时，它的骨骼呈现出与陆地上的哺乳动物相同的样式（内在的力）。歌德认识到，植物和动物都与其生境相适应，这一点与法国自然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④和后来的查尔斯·达尔文的看法类似。他写道，“原型”出现在所有生命体的不同发育阶段，甚至也能在动物与人类之间找到共性。
洪堡听着歌德兴奋地讲述自己的想法，建议他将自己的理论写成一篇比较解剖学的文章发表。于是歌德开始狂热地工作，每天清晨花几小时在卧室里向助手口述。为了抵御寒冷，他半靠在床头，裹着毯子，头脑飞速运转——这是多年未曾出现过的情形了。没过多久就到了上午十时，洪堡准时到访，然后继续讨论。
从这些日子起，歌德散步的时候会同时摆动两条胳膊，引得邻居纷纷注目。在众人的询问下，他终于解释道，这是因为他发现夸张地摆动手臂是从四足动物继承来的遗存，也就是人与动物有共同祖先的明证。他说：“我这样走路更自然。”毫不在乎魏玛上流社会评价他的怪样子太粗野。
此后几年中，洪堡一有机会就到耶拿和魏玛拜访歌德。他们一起散步、用餐、开展科学实验，并参观耶拿的新植物园。歌德精神焕发，不停地变换话题，“早上先推敲诗句，然后解剖青蛙”是洪堡来访期间歌德日记中的典型记载。他对友人说，洪堡让他不断地产生新想法，甚至头晕目眩——他从未碰到过如此全能的人。洪堡的勤奋“鞭打着科学的事物”飞速前行，有时一不注意就难以跟上他的思路。
距初次到访过去 3 年后，洪堡又来到耶拿，在此停留了 3 个月。歌德从魏玛赶来和他见面。为了省去在两个城市之间奔波的劳苦，歌德住进了耶拿的老城堡。洪堡计划进行一系列“动物电”实验，并试图完成一部相关的书稿。洪堡几乎每天——经常和歌德一起——都从威廉的住所走到耶拿大学。在那里，洪堡会在解剖演示室里工作上六七个小时，并以此为专题举办讲座。
在一个温暖的春日，耶拿地区降下一场雷雨。洪堡冲到室外，架设起仪器，想以此来测量大气中的电量。大雨滂沱，雷声滚滚，远处的农田上空被一道闪电照亮——洪堡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实验场。次日，他听说附近的一位农夫和他的妻子被闪电击中身亡。洪堡连忙赶去，要来了他们的尸体。在耶拿大学圆形解剖学教室塔楼的大桌上，他仔细地分析他们的尸体，并兴奋地发现：农夫的腿骨看上去像“被鸟枪的子弹击穿”，但最重的伤口却在生殖器上。他以为是毛发燃烧导致的烧伤，但死者腋下却完好无损，这让他否定了这一猜想。虽然需要面对烧焦的肉体和尸体的恶臭，洪堡却怡然自得。他说：“如果不做实验，我就不能活。”
和歌德合作实验中的一个偶然发现让他津津乐道。一天早晨，洪堡将一条解剖下来的青蛙腿放在玻璃板上，用不同的金属将它的肌肉和神经连接起来；他尝试了银、金、铁、锌等，但只能让蛙腿轻微地动一动。他俯身想去检查装置的连接情况，却意外地发现蛙腿开始剧烈收缩，甚至直接从桌面上跳了下去。二人都惊讶莫名。洪堡后来意识到，一定是他呼吸产生的水汽触发了这一反应：微小的水滴碰触到金属，形成了触动蛙腿的电流。洪堡认定这是他生平做过的最神奇的实验，好像在呼吸间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了青蛙死去的躯体。全新的生命科学呼之欲出。
与此相关，他们也讨论了洪堡先前的老师布卢门巴赫关于生物体内“形成力”的学说。歌德相当兴奋，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了自己关于“原型”的想法中。他写道，一定是“形成力”触发了“原型”中某些部分的发育。例如蛇的脖颈如此之长，一定是因为“没有把物质或力”浪费在手臂和腿的发育上；而蜥蜴的脖颈如此之短，是因为它同时长了四条腿；青蛙的脖颈更短，因为它的腿更长。不同于笛卡尔把生物体看作机器，歌德坚信，生物有机体由各部分组成，但只有合为一个整体时才会运转。简单地说，机器可以拆开重组，但生物有机体的各个器官只有相互依存才能运行。在机械系统里，部分形塑整体；而在有机体内部，整体形塑部分。
洪堡进一步拓宽了这一观念。虽然他自己关于“动物电”的理论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这些经历却也给他未来关于自然的新观念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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