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建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贾康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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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建言试读：

作者的话

世界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学者都沉入了对经济学理论的反思之中。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认为，不能沿用仅仅侧重于“需求侧”讨论宏观经济调控管理的传统框架，而应对于“供给侧”更为侧重地实施经济学“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文集是过去一年多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探索中主要在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形成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收录了以理论创新支撑国情分析的建设性意见。

在基础理论方面，我们研究分析宏观调控的“三驾马车”认知框架与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构建的对接；理性的“供给管理”与“动物精神”、“理性预期失灵”及其矫正路径；“供给侧”经济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五维一体化”框架与包容性边界、“新框架”与“新供给”的重要联通等。在理论应用方面，我们紧密结合中国基本国情探讨了如何从“胡焕庸线”的视角形成“半壁压强型”的基础上“三重叠加”的式能源、环境问题认识并引出供给管理对策；如何从制度供给伟大创新的角度认识PPP模式；如何运用“理性预期失灵”原理思考我国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推广模式；如何从制度供给视角看待现代化先行者为后来者带来的城市化矛盾及对策；以及如何沿“法治化”取向下的历史潮流看中国经济社会转轨；如何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看税收理念与现实等分析认识。在对策建议方面，包括“八双”“五并重”系统化政策主张的文本，较早时成为新供给研究群体的代表作，后来“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又于2014年底向决策层提交了以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促进稳增长、促改革、优结构、护生态、惠民生的建议，一并收入本书。

在此，我们要衷心感谢中关村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的各位合作者对本书所做的贡献，他们分别是：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先生，深圳创新投资集团董事长李万寿先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先生，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先生，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冯俏彬女士，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研究员李宏瑾先生。我们还要衷心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乔卫兵副总编和相关工作人员对本书出版所给予的宝贵支持。

经济学是一门与实践密不可分的致用学科，新供给经济学是在中国本土研究者中抱着“经世济民”的情怀与追求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期待这样的学术理论研究能够避免走“空谈误国”的迷途，实实在在地做到胸怀世界、脚踏实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道路上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贾康 苏京春

代序 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

理论一定是要服务现实的，但理论自有其超越片断现实、局部现实的规律认知追求和高于一般经验、直觉的指导性品质，这才构成了理论服务现实的价值之所在。经济学研究者显然应力求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在无穷尽的发展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中国经济在经受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已走到了一个自身“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而“矛盾凸显”对“黄金发展”瓶颈制约日趋严峻的新阶段。往前看，寻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必须在“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之后，使中长期发展与有效激发、如愿释放内生潜力与活力相结合，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真正提高，已强调多年的优化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成为现实。而相关分析认识现在指向一个人们无法回避、议论纷纷的问题：为使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所面临的瓶颈制约得到破解，需要构建什么新的思路？我们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得到理论创新之光的烛照引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在迎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背景之下，已提出了从供给端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改革指导文件的发表，更给予我们更多的研究激励和改革、转型的紧迫感。我愿借此机会简要勾画一下：我们所表述的“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是特别强调了什么理论创新，我们的“理论研究”所联系的“实际”，具体落在什么样的系列化基本政策主张和思路设计之上。

作为研究者，我们力求有所作为地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和对于实现“中国梦”现代化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有研究界的朋友问：“新供给”新在哪里？我们认为，虽然已有的研究还相当初步，但其新意已可做出概要总结：一是新在我们的“破”，二是新在我们的“立”，三是新在我们成体系的政策主张与思路设计。

一、“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从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须反思，这已成为中外人士反复提到的挑战性问题。我们认为，经济学理论所需要的“破”，至少集中于如下三大方面。

第一，我们直率地指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角度，都有很大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又的确不容回避，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回到现实，即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对供给侧做深入分析，在这样一个重要领域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贡献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解决转轨问题的客观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需求侧，供给侧的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的不对称理由。

第二，我们还直率地批评了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其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垮台，当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我们还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却可圈可点，从20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最近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页岩油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再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端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二、“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有了上述反思之“破”后，我们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及国际的所有经验和启示，以更开阔的经济学理论创新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在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刺激之下的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当代学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和创新取向。在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从基础理论层面发生而来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回应和解决这个视角上的问题，其实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么样”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在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中或‘反周期’调控中自然解决结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有待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与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我们特别强调了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借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三、“新供给”的政策主张

在上述基本认识引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在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需要强调，所以放在“双扩”概念之下来体现）；“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地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

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

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

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这个“五并重”思路设计的视野，是把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时间轴设为百年、空间轴设为全球，来认识和把握综合性的大格局、大战略问题。

四、拒绝简单化标签，注重从实际出发，供给端发力服务全局

简要地说，我们所主张的上面这些“立”，是生发于对经济规律的探究，首先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可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最后的意图实现，则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在落伍200余年之后又“后来居上”地造福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这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绝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而是一个古老民族应该对世界和人类做出的贡献，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在一度落伍之后，应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第一阵营，在人类发展共赢中间做出自己应有的、更大的贡献，即造福于中国和世界人民。

我们深知，相关理论和认识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间，似乎还很难避免有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比如说在一般的评议中，某些思路和主张很容易被简单地分类——某些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某些观点被称为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大政府，有些则被称为主张第三条道路。贴标签的背后，是认识的极端化和简单化。

我们自己的认识倾向是希望能够超越过去的一些贴标签式的讨论，侧重点在于先少谈些主义、多讨论些问题，特别是讨论真问题、有深度的问题，来贯彻对真理的追求。没有必要在经济学框架之内、在对经济规律的认知领域之内，对这些讨论中的观点处处去贴意识形态标签，处处去分辨是左是右、姓资姓社。新供给研究的追求，是继承经济学和相关学科领域内的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经济理论学说做出发展，包括补充、整合与提升。

我们对于理论研究的“从实际出发”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充分体察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消极的）；充分体察中国的国情（包括可变的与不可变的）；也要特别重视怎样回应现实需要——有些已认识的固然是真实合理的现实需要，但也会有假象的现实需要即不合理的、虚幻的诉求，我们要通过研究者中肯、深入的分析，来把这些理清。既从实际出发体察中国视角上必须体察的相关各种事物，同时也要注重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共性和个性，包括阐明和坚持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在认识上可以得到的普世的共性规律和价值。

总之，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结合，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相互关系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我们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时代而做出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继续贯彻单一的“反周期”操作路线，随近年的矛盾积累与凸显，已日益表现了其局限性，今后随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经济下行中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关系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的空间，已十分狭窄，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既然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如何破解瓶颈制约和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是国人共同面临的历史性重大考验，那么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地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从供给端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贾康

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

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经济率先回升的成绩，引起全世界注目，而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以及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的现实要求，也成为思想界的热点。20世纪至今，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实践，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和一系列极应正视的经济学研究课题。我们认为，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与“供给管理”的必要性引发的相关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本文聚焦于这一需深入研讨的“供给管理”思路。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在世界各国当中的排名由第十位上升到第二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7%上升至10.5%，2011年人均GDP达到5416美元（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达8386.7国际元），列世界第90位，约为世界均值的一半。此种巨大规模经济体的长期高速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罕见，堪称中国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中国在总供给管理角度（制度供给和结构调整）开创性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变革，极大地释放了供给潜力，同时也较有效地对总需求进行了管理。但是我国未来10至30年的发展将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压力，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显著加大。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逐步收敛。这种意义上的收敛虽然将横跨较长时期，但增长速度由峰值水平转折性地回落，很可能已经开始。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历经五年虽然在局部及个别时段有一些积极信号，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一方面表明欧美近几十年的主流经济学派专注于从需求端入手调控经济的思路已面临步入穷途的窘境，需要深入反思，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以欧美日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顺利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

增长速度回落时期既有严峻挑战和风险，也蕴藏着重大的机遇。一方面，倘若不能正确认识潜在增长率的应有水平而一味通过政策刺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则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特别是这一过程还可能与矛盾凸显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式风险叠加。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个时期，尤其是未来十年，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仍与供给方面的特殊国情、特定转轨、特色化结构变迁有关，即以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继续解放生产力，以体制改革促进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进一步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发展进程的活力，在中等收入阶段培育起以创新为主的持续增长动力，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而持续地提升。以改革为核心带动中国经济总供给的质量上升，同时促进总供需平衡，建设一个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将为中国经济持续、长期的繁荣和发展及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面对未来的挑战，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应按照党的十八大在凝聚社会共识基础上做出的部署，以改革统领全局。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没有洞悉规律、“对症下药”的经济理论做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改革是人心所向，但怎样改革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较充分的理论准备。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按照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核心思想，在“科学发展”中以改革统领全局，构建促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部署，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经济理论框架。

在当前全球应对经济危机对策乏善可陈（欧美日主要依靠宽松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但成效不明显）的情况下，“新供给经济学”着重从供给侧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核心理念和政策取向，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对促进亚非拉发展和欧美走出危机也有积极意义。欧美等国可以考虑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形成的新的国际经济格局，通过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有效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新型经济体制机制，进而发展实体经济来扩大就业、增加需求，而不能再寄希望于回避实施必要的改革而仅依赖于无限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一、西方经济学和传统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及运用成效（一）经济学和传统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与点评

简言之，西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既定技术条件和价格具有充分弹性的情形下，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政府不要试图干预经济，因为那除了会带来通货膨胀之外，于经济产出毫无益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为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倾斜的，价格调整是黏性的，即客观存在经济运行状态“可塑性”的政策空间，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干预经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共同失误是“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没有足够地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总供给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事实上，人类从茹毛饮血时代发展到今天，随着科技革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飞跃，创造了上一时代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然而这些原来让人难以想象的供给，并没有充分满足人类的需求，原因在于人类作为一个适应环境进化的物种来说，其需求是无限的。正因为如此，现实地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虽然离不开消费需求的动力源，但更为主要的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却不是需求，而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与引导。在更综合、更本质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的停滞其实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不足引起的。在其中一般而言，要素供给（如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供给等）是经济层面的，与千千万万的微观主体相关联；而制度是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直接与社会管理的主体相关联。马克思曾指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相形见绌。”人类的长期发展过程正是因为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产生一次次科技革命，带来一次又一次生产力的提升，也进而推动制度安排的一轮又一轮改革和优化，使总供给能力一次次大幅度提升，促进并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和趋于繁荣。人类的供给能力现实地决定着人类的发展水平，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我们可划分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时代：狩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技术时代，以后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飞跃，我们可能会迎来生物技术时代。与之相呼应，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与制度框架上经历了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垄断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的各种形态，包括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开拓与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战后传统凯恩斯主义曾占据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这一理论框架制定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在追求经济增长等导向下，凯恩斯主义在实施中一味侧重扩大需求，却终于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失业与物价持续上涨并存的“滞胀”局面。较为典型的情况是美国经济持续出现通胀和失业率同步逐年递增，1980年，即里根上台前，美国通胀率达到13.5%，GDP实际增速则为-.3%。一些经济学者在这种背景下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并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得以付诸实践。

供给学派强调的所谓“供给管理”，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需求管理”合乎逻辑地形成一对概念，后者强调的是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已为一般人们所熟知，而前者则不然。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概念大行其道几十年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时期有过一段“供给学派”引人注目的实践经历，其所依托的是并不太成体系的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也并非强调政府在有效供给形成和结构优化方面的能动作用，而是强调税收中性和减税等“减少干预”、使经济自身增加供给的原则。

供给学派针对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复活了古典的萨伊定律，即“生产自创需求”——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目的是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正如李嘉图所言，“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因此，从这一角度审视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并不在于需求方面，而是在于政策错误等导致供给出现了问题。供给学派力求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反对政府干预。在我国市场发育的实际情况制约和经济追赶（即实施“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的客观需要之下，解读和借鉴供给学派的主张，还应该进一步强调一点，即有必要再加上政府以经济手段为主在合理的政策选择空间内有意优化供给引导政策、结构优化政策而避免行政干预失误。政府的经济政策体现为对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或抑制因素，其中财政政策在结构导向上最为重要，同时操作工具、操作方式的合理性亦成为关键，因此应该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并以支出的重点安排来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并掌握好社会福利提升的“度”，以及必要的再分配优化机制。（二）供给学派的影响与点评

虽然供给学派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但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其政策主张背后的理论而言，实际上是秉承了源自“看不见的手”为资源配置核心与决定性机制的自由主义传统。尽管1776年《国富论》发表后亚当·斯密的智慧已深植于经济学人理念中，但随着19世纪后期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思潮的涌现、德国历史学派的出现，特别是“大萧条”后“凯恩斯革命”与凯恩斯主义政策流派的兴起，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无论在发达国家、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达到了空前程度。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陷入“滞胀”、发展中国家“结构主义”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以及计划经济国家的发展长期僵化停滞，包括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才再次使“看不见的手”较充分地成为思想和政策的主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前后，除受供给学派影响的里根经济学外，以货币主义为指导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德国科尔政府，共同创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又一个较辉煌时期。然而，螺旋式“否定之否定”的轨迹在“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后再现：危机局面下“国家干预”具有无可辩驳的必要性，使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和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批判思路再次成为思想界的热点或侧重点。

西方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独领风骚，还是货币主义大行其道，争论如何“激烈”，在注重总量调控而忽略以政府为主体的供给侧结构调控上，都是一致的。尤其是曾经盛行的“华盛顿共识”，体现的是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因为其大逻辑是市场平衡与结构问题可全由市场自发解决，所以政府调控近乎无必要，“区别对待”更是可以完全忽略不提。但此次金融危机一来，美国调控当局却实实在在地运用起区别对待的“供给管理”手段，如对若干大型金融机构与企业的“救”与“不救”的区别性选择（对雷曼兄弟公司这个150余年的老店，就是不救，但对于“两房”“花旗”，却一定要救，以及对“通用”为代表的汽车行业的直接注资与救助）。在外贸上，更是“区别对待”得于结构上锱铢必较、毫不含糊了。应当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与其实践仍是缺乏对称性的，在基本逻辑贯通方面的“不周延”缺陷，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新中，对此当然不可不察。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先后有一些中国学者在扩展的意义上讨论“供给管理”，侧重于讨论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与制度建设。可以说，这开始体现的已是理论层面的一种“中国特色”。

至于西方研究者对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支撑——新自由主义，也有积极的反思。如伦敦市前副市长约翰·罗斯义指出：“新自由主义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因为它从根本上拒绝遵循从实际出发的科学规则，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它拒绝‘实事求是’。新自由主义创建了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经济模式。他们设想了所谓的‘完全竞争’的企业组成的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中，价格可以自由上下浮动、投资只占经济总量的很小比例。而现实的经济却根本不是这样。银行业‘大而不倒’，汽车、航空、计算机、金融以及医药——都不是依照‘完全竞争’模式运行的，而是垄断或者寡头。”中国学者固然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学术成果中获得营养和启示，但上述直率与尖锐的批评所针对的新自由主义陷入“完全竞争”理论假设而不能在“理论联系实际”时有效矫正还原的弊端，却更值得我们在讨论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时充分重视。本文所持的新供给分析视角，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把“非完全竞争”及其应引入的政府行为作为始发命题。（三）美国供给学派得失

可认为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较有效地解决了美国的滞胀问题。在里根上台之前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曾用铁腕顶住压力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力求把通胀打下来。这是典型的需求管理手段。对于滞胀中的“胀”来说，这一招当然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的，但对“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故在历史上难获高度评价。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为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里根执政期间，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1981年和1986年）。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地平抑了通胀，并且保持赤字处于可控制的水平。即使在里根卸任总统之后，人们依然看到里根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和国民活力的恢复与提升的影响。从1982年12月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经济复苏势头比战后历次经济复苏都强劲有力。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通胀率也由最初上任时的13.5%下降为不到5%。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23%上升到1986年的25.2%。并且，这一时期亦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硅谷为代表的“新经济”技术革命的孕育期。

但里根的经济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负面影响。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和大力推行的减税计划，使得里根执政时期累积财政赤字高达13382亿美元，比此前的历届美国总统所累积的财政赤字总额还要多。这严重影响了美国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终归于拖累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给后任者留下了包袱。直至克林顿总统，还在指责里根的政策是“不计后果”。2000年前后，美国供给学派一度表现得近乎“销声匿迹”。

另外，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长期的“大缓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发达国家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节工具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特别是很多国家由于社会福利开支过大，进一步挤压了逆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华盛顿共识”及其所鼓励的新自由主义取向在若干年内顺风顺水，然而，新自由主义减少监管干预的主张也过了头，并最终出现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很多政府都意识到应适当调低其目标债务水平，以便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时，政府能够有充足的“财政空间”，以提高具有“自动平衡器”功能和“主动稳定器”效应的财政政策作用。

二、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与货币刺激实践在欧洲和日本：教训多于经验；德国有亮点

把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和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前置的“长期引致期”放在一起全面来看，也说明我们在检讨新自由主义的偏颇的同时，亦十分需要认真吸取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教训。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书中对“大萧条”有过这样的解释：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地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其实，格林斯潘对“大萧条”的解释，就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虽然没有指出准确的时间，但米塞斯和哈耶克确实预测到了“大萧条”的到来。政府失灵要比市场失灵更可怕。在此意义上，我们应该永远铭记朱格拉医生的名言：“萧条的唯一原因是繁荣！”

但也必须遗憾地指出，无论是格林斯潘本人，还是欧洲、日本的决策者，在另一方面即在单一需求侧视野之内放任市场力量上，其实也犯有不容忽视的错误。美国基于市场环境超宽松考虑而引出的畸高金融杠杆率，导致了世界金融危机，自不必赘言。在欧洲，当人们庆祝欧元及其货币联盟诞生之后，过于沉浸在欧洲一体化的梦想之中，更多的是要享受统一货币带来的好处，而对于需匹配的财政联盟即维持欧元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必不可少的控制财政赤字的有效制度安排，则漫不经心。作为欧元区支柱的德国和法国两个“带头大哥”在2002—2005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均突破了3%。虽然经过调整两国财政情况有些好转，但对于突破限制的行为却没有任何惩罚性的措施，其他小国情况更甚。更为恶劣的是，很多南欧国家只是一心要享受统一的欧元所带来低利率的好处，任意扩大政府福利开支和放任市场调节来寻求执政者任期内的“得分”。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希腊，为了尽快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标准，甚至通过投资银行的帮助利用金融手段对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作假”的包装，使得希腊得以在2001年顺利加入欧元区，这一伎俩直至新政府上台发现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到来再也无法隐瞒的情况下，才被公之于众。而且，希腊长期以来消费过多，社会福利负担过重，财政赤字长期无法实现“马约”的要求，终于出现了当下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况。

日本的教训更是深刻。在面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规模顺差和升值压力时，日本本应主动进行政策调整。但是，按照日本中央银行前副行长绪方四十郎的话说，当时日本“社会心态膨胀，对日本经济过于自信，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心理膨胀，政策决策者们开始变得傲慢，听不进外面的意见，本该主动从自己的角度早做政策调整，但调整的严重延迟，最终导致日本当时无力应付国内市场运行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最终做出了被动性调整。而那之后，我们其他的经济政策调整（如紧缩货币政策），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个地被耽误”。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误解是，国内对日本“失去二十年”的解读，往往归咎于广场协议的日元被迫升值，但这在国际和日本国内并非主流认识。日元升值至多只是其中因素之一，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才是症结所在。长期在日本财务省任职的现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特别是日本社会特有的终身雇佣制度及政策救助企业的强烈倾向，再加上日本自1999年以来长达十多年的几乎零利率政策，最终只是造成了占据大量资源的僵尸企业，严重缺乏“创造性破坏”，而这正是熊彼特企业家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

与日本相比较，德国经验值得借鉴。同样是广场协议后，德国马克大幅升值36%，但德国并没有开展大规模刺激政策。时任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专家委员会主席的施奈德教授在解释当时政策的出发点时指出，对于解决失业问题，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奏效，但是无法在长期中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增加就业要靠投资，但利率下降只是暂时性、一次性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成本，而企业投资是一种长期行为，最终将取决于利润率情况。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改善企业盈利的环境，而不是一味地对经济直接进行刺激。1982—1987年，德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由3.3%递减到0.4%。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企业和个人大幅减税；在财政支出方面也通过减少补贴等手段削减开支。这些是在约束政府作用方面的理性的、机制性的调整。另一方面，政府又确实有所作为：在削减财政收支的同时，注重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用财政补贴资助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一些生产行业；积极支持企业的研发，并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培训及其他形式的帮助，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如果不考虑两德统一的影响，广场协议后的德国经济一直保持了2%左右的温和增长。至今，德国成为表现稳定且有可持续性的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仍无大患，也因而成为维系欧元区不解体的决定性力量。

三、中国供给管理应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

其实中国特色的新供给管理在过去30多年已在客观的孕育过程之中，主要内源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寻求现代化的历史命题。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国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正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阶段性推进的“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召开过三次意义重大的“三中全会”：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富有远见地断言，“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中央认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加快国内的改革发展，是当时强调“战略机遇”的主要着眼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加快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逐步建立一整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也为此后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其间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需要强调指出，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伴随着“黄金发展”而来的“矛盾凸显”，已使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下制度供给的所谓“后发劣势”有所暴露，改革进入深水期和既得利益阻碍明显的胶着期，亦成为难度明显加大而又时不我待的改革攻坚期。

在以转轨为主题的中国式供给经济学中，必然需要有精细化的思考。前已述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先后有一些学者在扩展的意义上讨论“供给管理”，这一视角下所讨论的重点，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以及以制度供给创新衔接中长期目标的宏观调控创新。所体现的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的“中国特色”其来有自。

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已有长足进步的同时，渐进改革的难度也已明显上升，尚有不少深层次问题有待通过经济理论上的明晰而达成共识，以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在目前阶段，一系列的“两难”和“多难”式问题，以及结构优化、方式转变已被多年重视而又迟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等问题，固然有客观原因，但在缺乏理论指导方面的因素不容回避。没有一个以改革为核心的充分注重于供给方面的经济理论来指导改革，就难以达成清晰、理性的配套推进思路，并凝聚社会共识。攻坚克难的实质性改革能否得到真正推进，将决定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命运。

四、从供给端入手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才能有效化解潜在“滞胀”等风险，并实现经济新一轮可持续健康发展（一）中国宏观调控面临新环境、新局面及新挑战

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技术方面自我创新能力仍然不足，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仍是对国外技术的模仿，而如今作为技术领头羊的美国通过信息、生物、新能源等技术进步继续引领潮流的努力，伴随着严酷的国际竞争手段，未来中国技术进步的空间仍会受到限制。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亟须达到预期效果，但前景未必全为乐观——近来光伏产业面临的阶段性困局包含了多种启示与警示。人力资本方面，经过高校扩招的教育大跃进，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有所增加，但如今教育的主要功能似乎更多地在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的空间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职业教育的发展虽有积极努力，但仍任重道远。劳动力供给方面我们更面临着日益老龄化的长期问题。因此，中国面临的总供给冲击问题已非常迫切。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适应弥合“二元经济”所必经的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学会在一个更具广泛性、与国内消费联系更大、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程度较小的增长模式中操作。当跨过刘易斯拐点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起点后，由于劳动力供应趋于紧张，劳动者工资率趋于上升，从而有望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实际有效汇率也将表现为升值。新的背景下，虽然通常的反周期性质的总需求管理不乏其用武之地，但寻求促进生产率长期持续增长的供给政策，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二）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总体要求1.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货币政策作为总量管理政策，难以有效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我国最近两轮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以食品价格推动为主因（在CP1的上涨因子中高居75%～85%的份额），交通通讯及服务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商品价格几乎没有上涨，甚至小幅下降。对于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除考虑货币因素外，如果能够有效增加产品供给，将可以缓解物价上涨并实现价格调控目标，而无须全面实行“一刀切”的银根紧缩货币政策调控，减少对本应大力发展的其他部门的不利影响。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总需求管理如果操作不当，不仅可能会和其他因素综合而使经济运行陷入“滞胀”风险——美国等已有前车之鉴，还可能引发资产泡沫——日本就是很明显“泡沫化”的前车之鉴。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不可能再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高速增长，但是日本决策当局过分自信和迷信宏观政策的刺激作用，实行了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最终结果是放任了资产泡沫的发展，并导致泡沫崩溃和陷入痛苦的“失去的二十年”。2.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财政政策所受的“三元悖论”式的制约，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即减税、增支和控制负债三项要求不可能同时满足。经历上一次4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后，我国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安全空间已明显收窄。而且，更为主要的是，虽然我国宏观税负总体水平尚属合理，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和居民实际社会保障情况，进一步提升税负总水平并不可行，在完善税制基础上通过结构性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而且这并不一定会产生长期视野内限制政府财政能力的影响，但短中期内的“过紧日子”的压力影响却无可回避。与此同时，未来我国财政支出将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养老金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积累的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形成了不容忽视的隐性财政负担。因此，中国公共财政负担总体而言会逐渐加重，不突破预留财政空间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是重要的目标，需要有关部门未雨绸缪，及早做出安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短期财政政策不重要，在总需求突然下降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需求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短期措施与中长期结构优化、改革深化的衔接与协调，也需要财政政策发挥“区别对待”的特定调节功能。但由于刺激政策、区别对待政策功能与作用空间毕竟具有局限性，容易与政府的不适当强势干预及改革难题形成交织与纠结。

尽管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健全完善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与财政支持，但其保障水平应符合我国财政可承受力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拉美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很多拉美国家的政治家为了取悦选民，只是一味追求高水平的“福利赶超”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痛失大好发展机会而一蹶不振。当前的欧债危机的演变轨迹也与此有相似之处。建立一个正确的社会保障模式和社会福利模式是构建可持续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我国现阶段特别需要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但也需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合理把握“度”，积极稳妥地掌控好可持续的渐进过程，财政政策的客观局限性在此是不可忽视的。（三）成本推动是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特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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