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90年代腐败大案回眸（一）试读：
简介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是建立健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搞好这一改革需要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金融系统反腐败工作是关系到金融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和保证。本书所涵盖的案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利用职务之便，搞权钱交易。他们或公然挪用，或私下受贿，或大肆贪污，不仅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也严重干扰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必须严肃查处金融系统的违法违纪案件，同时，要在掌握人、财、物权力的岗位上建立有效防范措施，对以权谋私和行业不正之风建立良好的约束机制。
第一章 玩火自焚
“烟草大王”的人生悲剧
作为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话时健曾是一个被各种荣誉和光环所笼罩的人物，人称“中国烟草大王”。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现代化烟草企业，褚时健为此作出过重要贡献。然而，在功成名就之后，在将要退居二线之时，他却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吞噬国家和集体的资产，最后从高高的“红塔山”上坠落。
鉴于褚时健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经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中共云南省委决定，开除褚时健党籍。司法机关已经依法对其立案侦查。
举报信引出一起令人震惊的大案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举报信寄到中央纪委信访室：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某人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用行贿手段，先后给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送去大量礼金，其中包括金龟1个、金佛爷1个、金表1块及美元、金条等。从1991年11月至1993年9月，林政志等人共从玉溪卷烟厂5次购进卷烟8167件，获利818万元。
举报信不长，但反映的问题具体、详实。
3月24日，中央纪委有关部门派员到洛阳，从外围展开调查。洛阳市司法部门同时对林政志采取措施。
林政志供认他先后5次从玉溪卷烟厂套购8000多件卷烟、牟取暴利的事实，并交待他多次给话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妻妹马静芳、妻弟马建华等人送钱送物90万元。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司法部门根据掌握的涉案人的大量犯罪嫌疑问题，先后在云南、广东、海南等地收审了犯罪嫌疑人马静芳、马静芬、马建华及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外甥喻斌、昆明市公安局交警刘云、汕头市个体烟贩赖喜荣等人。
经查，1991年至1995年，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为他人批烟倒烟，其亲属从中收取了大量钱物。为林政志、赖喜荣、刘云等人批供卷烟，其妻马静芬及其他亲属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同时，司法部门对有关涉案人员的住宅进行搜查，取得大量赃证，先后收缴赃款500多万元人民币（含存单、国库券、债券）、4万多美元、近百万港元，收缴价值100多万元的赃物和价值400多万元的8处房产，总价值超过1100万元，其中1000多万元的钱物为褚时健夫妇所共有。仅从床底起获的密码箱内的赃物中，就有金表、金条、金佛、金项链、金耳坠、金手链及各种玉器等。其中2尊金佛和带“佛”字的金戒指等正是林政志送的。
举报属实。褚时健严重建反党纪的事实存在，同时部分问题已构成犯罪嫌疑。他的妻子马静芬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供认：我的钱都是到玉溪烟厂搞烟的人送的。他们倒烟发了大财，就给我送；送了多少，谁送的，我记不清了。
从举报的案件线索中，办案人员还发现玉溪卷烟厂在厂外、境外没有10多亿元人民币和2500多万美元的帐外资金。这笔钱是1991年至1995年玉溪卷烟厂销售“浮价烟”时，褚时健等人私设的“小金库”，必须褚时健签署授权委托书才能支取，分别存放在香港、珠海的下属公司和广东的几家烟草公司。工厂没有这笔帐，只有总会计师罗以军等少数人知道。
褚时健设这笔帐外资金用来做什么？1996年11月，办案人员兵分三路，到广东揭阳、普宁、广州和海南调查，掌握了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为广东普宁、揭阳烟草公司批烟，女儿褚映群索要和接受3600多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的事实；同时还掌握褚话时健贪污、挪用巨额公款和收壮受贿赂等重大犯罪嫌疑。正当调查深入进行时，褚时健坐不住了。1996年12月28日，他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出现在云南边陲河口企图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1997年1月6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褚时健立案侦查，2月8目监视居住，7月10日被捕。
此后，案件有了重大突破。8月初，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检举褚时健有严重贪污问题。在预审人员的攻势下，褚时健的心理防线崩溃了，首先供认了自己伙同烟厂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岁以军等共同贪污账外资金300多万美元的问题。
1995年上半年，褚时健对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罗以军说，弟兄们辛苦一场，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褚决定从华玉公司拿出一部分美元差价款，由诸、乔、罗和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副总经理刘瑞麟贪污私分。褚时健交代罗以军：“我要100多万美元，你和乔发科各60至70万美元，盛大勇、刘瑞麟也给一点，盛大勇多一点。”他还说自己不缺钱，要罗以军把分给他的钱打到他儿子褚一斌的境外帐户上。7月中旬，褚时健签署了转款使用的空白授权委托书，让罗以军办理。7月20日，新中坡方面电告：钱已入账。
经过艰苦调查，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取得重要突破。
调查表明，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00多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女儿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调查发现，褚时健还有其他更加重大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的嫌疑，目前司法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中。调查发现的多起相关案件，有关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也正在继调续调查。
一个为企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知名劳动模范，就这样滑向了罪恶的深渊。其涉嫌犯罪数额之大，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
党纪国法面前没有特殊人物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反腐败是一项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褚时健严重经济违纪违法案件中，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云南，褚时健大名鼎鼎。他的知名度高，说到底跟一个“烟”字分不开。
烟草是云南的主要经济支柱。作为烟草业“台柱子”的玉溪卷烟厂更是功不可没。建厂40年来，经过广大职工艰苦创业，这个厂的固定资产从1978年的几千万元发展到1996年的70亿元，每年创利税近200个亿。在全国180多个卷烟企业中，玉溪烟厂多年保持装备技术水平、出口创汇、税利等7个第一，仅这个厂生产的“红塔山”卷烟的品牌，无形资产就高达332亿元人民币。
玉溪卷烟厂能有这样的辉煌业绩，和褚时健密切相关。为此，他先后获得各种荣誉称号：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位改革风云人物等。
这样一位“风云人物”的蜕变个人惋惜，查处起来也有相当难度。
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认为，褚时健任厂长17年，把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企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功劳太大了，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
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
腐败不除，国无宁日。针对某些干部“以烟谋私”问题，中央领导同志早就明确指出：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要坚定不移加大反腐败力度。
随着案件查处得阶段性成果，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提出；对褚时健，“过不掩功，功不抵过”。无论是谁，功劳再大，也不能违反党纪国法。
云南省委领导表示：功是功，过是过。烟草业的腐败问题不解决，早晚会把云南的卷烟和烤烟搞垮。只有把毒瘤割掉，才能保证烟草行业健康发展。
调查中，褚时健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甚至设置障碍阻挠查案。
为隐瞒巨额财产的不法来源，褚时健多次编造说，这些钱是外商要他帮助买房的钱和交给他保管的考察费，并指使一些人做伪证。
他还拿出巨款疏通关系，其中一次就付给“中间人”（实际上是个政治骗子）数十万美元，要这位骗子为他去“活动”。
阻力和利诱动摇不了办案人员反腐败的决心。两年来，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检院的领志同志多次赴广东、云南等地亲自指导、协调办案，云南省委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在查案过程中，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云南、河南、广东等中央和地方的办案人员齐心协力、克服困难。有的同志父亲病故，不能尽孝；有的一年有280多天出差在外；还有的家人生病，妻子生产……然而，却没有一人影响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案件查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
玉溪卷烟厂的生产状况如何，社会十分关注，同时，也关乎云南的经济稳定。办案中，大家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在保持企业稳定、职工稳定、产品稳定、质理稳定的前提下开展工作。
按照以往的做法，办案要直接找知情人了解情况。而涉及此案的一些知情人。不少是在褚时健身边工作的干部。为了不影响生产，减轻对工厂干部的压力，办案人员能不去厂里尽量不去，先从外围了解。
1996年1月，昆明市常务副市长宇国瑞出任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云南省委的领导同志大力支持他的工作。多次和他谈心，勉励他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好各主要环节的管理，对集团和财务。
销售等重要部门的涉案人员，也是有了合格接人选后才开始审查的。
在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导和云南省委的直接领导及有关部门协助下，查办褚时健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严格遵守了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现在，玉溪卷烟厂职工稳定、生产稳定、产品质量稳定。1996年烟厂实现工商税利193亿元，1997年在国家许划减少4万大箱卷烟的情况下，仍然实现工商税利193.5亿元。比上年增长0.5亿元。
事实告诉人们，反腐败有力地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今日的玉溪卷烟厂生产没有滑坡，相反。通过查办案件，还追回、扣押赃款赃村折合人民币2.7亿元，为玉溪卷烟厂追回账外资金11.l亿多元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审计后为国家追缴税费1.7亿多元人民币。另外，此案还带出多起涉烟案件，为云南烟草工业发展挖出了一批蛀虫。
在一起案件中为国家挽回如此巨额的损失，也是我国历史上所罕见的。
警钟，再次重重敲响褚时健从一个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优秀企业家，走上严重经济违纪违法道路，教训深刻而惨痛。
翻开褚时健的履历，他1928年出生，1949年参加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服务员、指导员、区长、区委书记、玉溪行置人事科长，1963年起从事工厂管理工作，先后任地方农场副场长、糖厂厂长，1979年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
采访中，熟悉褚时健的人都说，作为一个工农出身的干部，他是凭着坚毅的性格、朴实的作风一步步成长、发展起来的。人们并不讳言，玉溪卷烟厂能有今日的辉煌，褚时健功不可没。许多人还记得，褚时健到农村查看烟田，常常挽起裤腿就下到地里。
然而，褚时健在自己的晚年，在做出了巨大成绩之后，却没能经受住荣誉和金钱的考验，开始逐步蜕变。
据办案人员分析，褚时健违纪违法行为集中发生在1995年，也就是上级决定考虑让其退休、准备调整企业领导班子之后的一段时间。
这些年，考虑到褚时健的特殊贡献，云南省每年都要给他一定的奖励。前几年是每年几万元，1995年达到20万元，加上玉溪卷烟厂让人羡慕的工资、奖金，按说他是可以安度晚年的。然而，褚时健似乎忘记了企业的发展长期以来有国家和省里政策、资金的支持，有全厂5800多名职工的艰苦奋斗，忘记了党和人民给予他的荣誉。他把自己在任期间厂里为国家创造的财富，过多地看成是自己的功劳，觉得不能白于一场。就这样，他开始盯上了国家、集体的资产。
褚时健后来这样讲述他当时的心态：“1995年7月份，罗以军、乔发科、盛大勇、刘瑞麟和我私分30多万美元那次，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为接替。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然而，党纪不许，国法不容。他本可荣耀的一生，却因晚节不保而涂上了抹不掉的污迹。
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令人深思的另一个问题是，他贪污、侵吞如此巨大的公款，几乎全部来自违反财经纪律私设的“小金库”。客观上来说，是“小金库”害了他。
90年代初，为解决卷烟生产辅料不足问题，上级部门批准玉溪卷烟厂在完成国家调拨计划任务外，再生产一部分卷烟，用来与其他地方串换生产急需的卷烟辅料和钢材、水泥、化肥等生产资料。
当时，国家规定的卷烟出厂价较低，像“红塔山”香港，经销者按出厂价批到后，每条就可赚50元左右的丰厚利润。由于卷烟完全是卖方市场，求购者源源不断，玉溪卷烟厂门庭若市。
在这样的情况下，玉溪卷烟厂生产的一部分计划外卷烟没有用来串换生产资料，而是违反规定流向了沿海地区的县级烟草公司，这些烟被称作“浮价烟”。从玉溪卷烟厂批到浮价烟的，除了按调拨价付款外，还需往烟厂指定的厂外其他帐号上另打一部分浮价款，烟厂不给发票。这样，浮价款越积越大，便形成了拥有10多亿元的庞大的“小金库”，这就为褚时健主谋贪污私分巨款提供了前提条件。
没有监督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褚时健一案再次给人们以警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才能防患于未然，做到既保护国有资产不受损失，又保护我们的干部不受侵蚀。
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7年，在厂里形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重要的事，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或电话。尽管厂里也有职代会、纪检委，有一个个规章制度，但褚时健集厂长、书记大权于一身，对其监督几乎流于形式。
总会计师罗以军交待，褚时健在提出私分300多万美元时，他开始也认为不妥，但褚时健的权力、威信在厂里达到了顶峰，他的话就是“圣旨”，他交待的事情必须，所以明知不对也不敢阻挡。
玉溪卷烟厂的帐目年年有审计，而这个厂从1991年起就在厂外设立浮价烟的帐外帐，金额高达11亿多元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
由于种种原因，审计部门长期以来没有察觉。
在采访话时健一案过程时，不少同志谈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旧体制转换的今天，我们的许多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漏洞。国有企业领导人是否经得住金钱的考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道德品质和自律意识。因此，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十分迫切。
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还向我们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烟草企业近年来屡屡发生主要负责人以权谋私、触犯党纪国法案件。像褚时健这样，既是烟草专卖局局长，又是烟草公司经理、卷烟厂厂长，产烟、销烟、管烟的权力集于一身，能够保证烟草专卖吗？
——对经营不佳的企业，解剖原因、分析症结的人往往很多；效益突击的企业却少有人问津，结果反倒容易埋下“重磅炸弹”。在加强对亏损企业监督管理的同时，如何加强对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的监督管理？
——某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的便利，为其亲属和子女牟取私利，甚至侵吞公款、索贿受贿。如何管好领导干部，堵住其亲属和子女“借”权谋私的漏洞？悲剧不应重演。悲剧也不能再重演。
褚时健一案再次向人们重重敲响了警钟！
哈尔滨反腐败行动
反腐倡廉已成为当今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在前不久中纪委召开的二次全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地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其后在国务院召开的第六次反腐败工作会义上，李鹏总理指出：查办案件是惩治腐败的重要措施，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明确要求。今年要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大案、要案，严厉惩治腐败分子，以更大的决心和更有力的措施，坚持不懈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取得新的成效。在中纪委和黑龙江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哈尔滨市国贸城案取得了重大突破，查处这起大案历时三年多，涉及了一批身居要职的党政干部，我们《新闻调查》的记者对此案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跟踪采访，于1998年2月13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哈尔滨反腐败行动》一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一、国贸城开张后，举报信发至中央纪委，举报人遭遇算，调查实际上流产
国际贸易城位于哈尔滨市繁华地段，它原来是哈尔滨市人民政府防空办公室的一个地下人防工程，按照平战结合的原则，人防办决定把它改成一个大型商场，营业收入将用作人防办的事业经费，国贸城于1992年6月6日开业后生意十分红火，它的经营方式是出租售货摊位，2200多个摊位很快就出租一空，客流最也跃为全市同行业首位。国际贸易城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庭浦是哈尔滨市人防办的一名处级干部，在此之前他是人防办下属的一家三产企业的负责人，随着同贸城的火爆，他声名大震，成为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人物，被喻为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企业家，但是，红红火火的国贸城却没有给人防办带来任何收益。哈尔滨市人防办结国贸城投吸了2000多万元，按规定，张庭浦应该把营利上交给人防办，可是，张庭浦却说从国贸城开业后没有效益，也就没有向人防办交过一分钱，1994年8月，检察机关收到群众举报，反映国贸城总经理张庭浦等入侵吞、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问题，举报人署名是国贸城职工郑义，这封举报信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批转到黑龙江省检察院，继而又批转到哈尔滨市检察院，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举报人没有看到查处此案的迹象，又向省、市纪委和中纪委发出了举报信，并且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她是国贸城的副总经理、市人防办干部于新华。
1994年12月16日，于新华将举报信辗转递到了中纪委领导同志的手中，她讲道：“我和他个人没有什么恩怨、私仇，国贸城，国家投资两千多万元，作为75%的股东，国家没有效益，当时没有上缴过钱。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中纪委领导同志分析了于新华的举报信后，在信上作了批示；于新华同志反映的问题很重要，请认真对待。随即哈尔滨市纪委对国贸城的问题进行调查，这次调查历时半年，主要是委托市审计局对国贸城的账目进行审计。
据原哈尔滨市审计局局长魏书松讲，当时的那次审计报告，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当时好像感觉到没有特别突出的问题，也作为一般正常的审计来履行，并没有感觉到，这个单位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然而，就在有关部门对国贸城调查期间，举报人于新华被张庭浦免去了副总经理的职务并停发了工资，更为严重的是，她在自己的家门口被两个不明身份的人用刀砍伤，臀部两刀，头一刀，手也受伤。
于新华的遭遇受到了中纪委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同时，他们认为对国贸城的调查不深入，对举报信中所反映的要害问题没有查，便责成国贸城案由省纪委立案调查。1995年7月，省市纪委和检察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国贸城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在这期间又有很多群众举报张庭浦的问题。到96年7月，调查组终于对国贸城案做出了结论。结论报告长达78页，有3万多字，调查组对于新华所反映的10几个问题一一进行了调查，最后认定：国贸城总经理张庭浦不存在经济犯罪问题，只是在工作中有一些失误。
到底张庭浦在一些问题上，存不存在经济犯罪，没有调查清楚，在没有完全调查清楚的情况下，调查组就下了一个比较草率的结论，认为张庭浦有大的问题，而且还认为，张庭浦在担任国贸城总经理期间，经营抓得是不错的。效益是比较好的，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对张庭浦进行了肯定。应当说，国贸城的生意确实不错，但张庭浦却从不向人防办上缴盈利，那赚来的钱到哪儿去了，这不正是一个应该追究的问题吗？
1996年年7月12日，当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侯宗宾同志和中纪委常委刘丽英同志专程来到哈尔滨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刘丽英同志听了汇报以后，不满意，虽然拿出了七十八页的那么一个很长的报告，但是有些问题没有查清楚，有些问题没有回答，这样潦潦草草地结案，是不行的。当时省纪委就提出了对这个问题深入查处的意见，侯宗宾同志做了很重要的指示，指出：对这个案件必须重新组织力量，必须加强领导，调整办案力量，加大力度，把这个案子彻底查清楚。
二、彻底改组后的调查组破釜沉舟，通缉行动开始，张诞浦主动“投案”？
1996年9月4日，根据中纪委领导的意见，黑龙江省委决定成立国贸城案件领导小组，由省委副书记王建功亲自领导。当时的省纪委书记李清林任领导小组组长，省纪委副书记张毅、哈尔滨市副市长岳玉泉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从省、市纪检监察、检察、公安等部门抽调100多名业务骨干组成专案调查组。因原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已经出现徇私舞弊问题，省纪委下定决心：原调查组里的人一个也不留在新专案组里。
专案组的领导讲，王建功书记亲自抓这个案再加上李清林同志和张毅同志又亲自抓这个案子，刘丽英从中纪委这个角度，给专案组做后盾，这个案子必须要查下去。国贸城案件领导小组把尽快突破此案的重担交给了有丰富办案经验的检察官——哈尔滨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战玉同志。当时岳玉泉副市长交他案子的时候就说：“就这些材料，你认真看一下，给你一两天时间，拿出一个方案，然后集中一周的时间，争取把这个案个突破。”杨战玉看了原专案组的调查材料，又看了群众大量的举报信，当时心里有底，根据已经有的明显犯罪线索，确定了四个突破口。
新的专案组经过几天工作之后，就拿出了一个意见，觉得张庭浦本人和他周围的几个人，包括他的会计、出纳，还有他的一个经营部的经理，都是他这个小圈子的人，这几个人不仅在张庭浦的犯罪上有共同参与的嫌疑，而且他们本身有的也有经济犯罪。
1996年9月11日，也就是新的专案组成后的第七天，专案组就发现了张庭浦等人挪用巨额公款等事实，检察机关决定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但是，当20多名办案人员到达国贸城时，却发现总经理张庭浦和其他重要犯罪嫌疑人都不知去向，本来原定这个行动先由市里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定在上午开会的时候。把张庭浦和有关人员召集在一起，在宣布这个决定过程中，由检察机关对张庭浦采取强制措施来避免他逃跑，但是由于市委在运作过程中，延误了时间、原定9点钟开始的行动却被延误到下午4点，而张庭浦恰恰是在行动前2个小时逃之夭夭，这显然是有人向他通风报信，专案组目前对此问题仍在调查。
发现张庭浦跑了，当晚，就是11日的晚间，在全市所有的道卡所有的路口都设立卡，检查过往车辆，另外对张庭浦可能落脚地地方全都去搜查，经过一夜的工作，并没有效果、但是当晚已经把通令向全国各地的海关、所有的车站、码头都发出了。
1996年9月16日凌晨，通缉令发出的第5天，张庭浦主动来到了专案组，专案组问；“你到我们专案组来是投案自首的？是不是这样？”张庭浦讲：“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首行先声明一条。我没有犯罪，我这是配合组织调查。”张庭浦拿出了旁观者的姿态，好像是来协助专案组工作的。他主要话题，就是谈他自己在国贸城工作期间的功绩，谈他果如何把国贸城搞起来。主要宣扬的是自己。张庭席所不承认自己的违法犯罪的事实，而此时专案组已经陆续将国贸城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一一抓捕归案，专案组已决定从国贸城的出纳李玉霞那里寻求突破，李玉霞在原调查组对国贸城的调查期间，因严守张庭浦在财务上的一些秘密而被张庭浦喻为忠诚的卫士。
三、出纳私存在菜地里两大编织袋账本将张庭浦推向受审台
李玉霞是国贸城的出纳员，属于张庭浦比较信任的几个人之一，是亲信，国贸城所有的资金来往，都在她的掌握之中。经过连续2天的审讯，李玉霞交待国贸城设有小金库，张庭浦曾多次吩咐她把小金库的账本销毁，但是为了将为能洗清自己，她把装满2编织袋的账本保存下来，埋在她姐姐家的菜地里。
账本记载着整个国贸城当时几百万的小金库支去，也就是财外款的支出，就是说她所理的都是不是正规账、款的支出。
整个账款外支了，小金库里钱的来源和支出向都有记载。
在李玉霞的账本上共记载了720多万小金库资金使用情况，这些钱都被张庭浦贪占、挥霍、滥用，张庭浦一直以为这些账本早就被销毁了，所以在受审时态度强硬，当办案人员出示了这些账本后，张庭浦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他就开始由原来的傲慢变成开哭了，几乎就哭了一上午，因为接触一些问题，他已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根据小金库账本的记载和张庭浦的交待查实，犯罪嫌疑人张庭浦在担任国贸总经理后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受贿100多万多、贪污38.5万元，还与他人共同贪污360多万元，个人挪用公款500多万元，除此之外，张庭浦还犯有行贿、法人偷税等罪行，除张庭浦外，国贸城的副总经理黄培庆、副总经理马保理、经营部经理袁明香、出纳李玉霞以及国贸城下属公司经理柯立东等九人，不仅参与了张庭浦的不法活动，本身也都存在着经济犯罪问题。上述犯罪嫌疑人均被拘捕或者被通缉，从94年8月于新华开始举报到97年年初，历经两年多，国贸城特大经济罪案终于水落石出。
张庭浦等人的经济犯罪问题已经基本查清，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裁决，但是回过头来看张庭浦只是哈尔滨市人防办的一个干部他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也是人防办委任的，但他却把国贸城当作私人财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所欲为、无人过问，那么张庭浦为什么能这样有恃无恐，他到底有何种神通呢？
四、账本公布了钱权交易关系网，引发了黑龙江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反腐败行动
在国贸城小金库的账本上，除了记载张庭浦等人挥霍滥用情况也记载了他的许多行贿支出，仅价值数万元的裘皮大衣一次就送了十多件，张庭浦处心积虑地用金钱为自己编织了宠大的的关系网，小金库账本上的行贿支出就如同这张关系网的示意图，张庭浦肯定没有想到正是这些账本引发了黑龙江省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反腐败行动。
国贸城案件是从李玉霞的小金库突破的，这个案子的特点就是。
突破以后，犯罪线索特别清楚，就等于把那些贪官全摆到桌面上去了，赤裸裸地列在她的小金库里边，和案件有关系的人一个拽一个拽出来。
在张庭浦的头脑中认为，如果用钱开道，所有的事都能办成，他说他在管理国贸城过程当中，要求下面每一个工作人员不管是业户，还是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哈尔滨副市，副秘书长级的干部，逐个都要认识，这是对员工的要求，拿着副市长、副秘书长以上的照片，让每个人都认，这样，当发现有副秘书长级来逛国贸城的话，马上就得报告他。显然，张庭浦是时刻想用手里的钱与权力做某种交换在国贸城开张不久，张庭浦就购买了三辆进口高档小轿车供他的顶头上司哈尔滨市人防办当时的几个主要领导乘坐，原人防办主任钱胜利还多次接受张庭浦的贿赂共计10多万元，现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生意红红火火的国贸城可以从来不向人防办上缴盈利，在张庭浦做成的一件件权钱交易中最典型的是国贸城办理减免税手续这件事。前一个专案组调查期间，已经发现，国贸城自开业以来即不上交盈利也不交纳企业所得税，到1994年年底，国贸城已经偷税1400万元，为了抹平这件事，张庭浦想方设法给中港合作性质的国贸城争来了只有合资企业才能享有的减免税待遇，巨额税款被一笔勾销。而按照国家的规定，合作企业并不享受免税的待遇，市一级包括省一级也没有免税的权力，这个权力只能是控制在中央、在国家税务总局，但是由于张庭浦对主管这项工作的市政府的负责人，包括具体办事部门，像国税局的一些负责人送礼行贿，这些人反过来就可以违反我们国家的有关规定，为他办理免税。
原哈尔滨市国税局局长魏国军在给国贸城减免税时收受张庭浦的贿赂1万元，1996年12月，魏国军被依法判除有期徒刑三年，原哈尔滨市政府副秘书长谢万霖召集国税局、外资局等部门开会，越权做出了给国贸城减免所得税的决定，事后，他收受张庭浦送的一万元钱和一件裘皮大衣、一部手持电话。1996年10月谢万霜被依法拘捕，专案组在他的住所搜出大量钱物，其中16.8万元被查实为受贿款，其余还有50多万元为巨额财产来路不明，目前谢万霖被移送起诉。为国贸城减免税出力的还有比局长、副秘书长职务更高的人，此人便是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他收受了张庭浦的7万元钱，便在减免税决定上大笔一挥，使一干多万的国税化为乌有，发人深思的是，朱胜文根本就没有批准减免税的权力，居然也能让张庭浦的企图得逞。
案件牵涉到朱胜文，黑龙江省委非常慎重，因为这涉及到哈尔滨市的副市级干部，而且是常务副市长，为了把这个问题搞准，省领导责成李清林和副省长王振川同志（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副组长），还有省纪委的副书记张毅同志到专案组对朱胜文的犯罪线索进行认真的审查，三人用了两天的时间把突审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字斟句酌地看了两遍，审查之后认定：这个事实是比较可靠的、比较把握的，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三人又把这个情况向省委主要领导做了汇报，要对朱胜文采取措施。
1996年10月24日，专案组按照预定的方案开始行动。朱胜文既是省人大的代表，又是市人大代表，必须履行法律程序，由省人大、市人大批准之后才对他讲行了强制措施。朱胜文被抓捕归案后承认他收过张庭浦的钱，还供认接受过其他人的钱和贵重物品，但他认为这不算是受贿，而是自己的灰色收入。他在刚进来接受审讯的时候，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灰色收入》。认为从家里头抄出的东西都是类似什么开业典礼、什么看病、过年过节，还有些奖金、给的什么活动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的，还些不属于工资里的收入，不属于正常收入，但也不是说完全都是违法的，这社会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只能叫做灰色收入，接受这些小东西不能看成是受贿，应是人情交往。
专案组在朱胜文家搜查出的钱、物共计人民币200多万元，通过搜查的物品看，金银首饰、珠宝项链就名四十七件，还有一些贵重物品、现金、有价证券。存放在他家的床底下、地毯下面、穿衣柜、书柜、花瓶里，甚至把有价证券、现金存放在晾台的面袋子里。
据朱胜文讲，他住院时收的钱最少30万甚至更多。他认为这个就可以了，他这个职务、有人来看他，给他拿钱，就可以理所应当地收下。
朱胜文1991年开始担任哈尔滨市副市长职务，1987年之前他是黑龙江省商学院的一名教师。他曾非常清楚地跟学生包括毕业班、干部班讲，大家一辈子不要做贪官，他在毕业典礼上专门讲了这个事情，曾竭力想做个清官。但随着它位一步步的升高，官当得越来越大，各种送钱、送礼越来越多，日积月累。小的变成大的，散的变成集中的，他说自己稀里糊涂地就成了一个贪官。
从朱胜文家中起获了大笔不义之财，其中张庭浦的行贿只是个零头，其它钱物都是谁送的？这中间有什么交易？专案组紧迫不放；又查出了一个搞权交易的腐败分子，目前已经查实朱胜文曾以封官许愿收受多人贿赂，朱胜文收受哈尔滨钱市医药集团总经理张春辉10万元贿赂，在对张春辉的行贿问题进行和调查时又发现张春辉贪污170多万元，挪用公款250万元，在给朱胜文行贿的人之中还查出哈尔滨城市信用联社主任赵德庆等人的受贿、徇私舞弊等犯罪事实。目前，上述腐败分子已经被依法拘审。
那么，朱胜文受贿都是什么情况呢？朱胜文讲：“一般都是比较熟悉的，没有不熟的人送钱，都是非常非常熟的人。”他还讲；“作为送钱的人，当然不是求我个人办事，现在谁也没有来求我，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们是冲我这个职务，冲我这权力，他们心态主要是把这事办成，按照社会的原则，她像是给他办事，就应该给钱、就是一种实用，就是一种交换。”
五、钱，买不动办案人员，反腐败是党心、民心所向
像朱胜文这样手中有权和像张庭浦这样子中有钱的人勾结起来的时候，腐败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权钱交易的双方各自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却为此付了高昂的代价。就拿国贸城减免税这件事来说，张庭浦用于行贿的钱总共十来万就让我们的国库减少1400万元的税收，张庭浦正最这样尝到了权钱交易的甜头，当法网面面对他们的时候，居然也想和法律做一笔交易，将大把大把的钱塞到办案人员的手里，最多的一次送五万元给主要办案人员，以为能逢凶化吉。
他们认为，金钱就可以买动我们这些办案人员，但是我们这些办案人员，顶住了这些糖衣炮弹的考验，正像刘丽英同志所说的，在这样尖锐的斗争面前，办案人员不是英雄，就是罪犯，这钱要拿到手，就是罪犯。
这一次张庭浦等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办案人员面对金钱没有动心，这钱的人反而暴露自己心中有鬼，为了麻痹他们，办案人员把行贿款收下来按规定上交，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中。
好多重大案件的突破，就得日夜加班，所以这四百个日日夜夜，绝大多数办案组的同志星期天都没有休息过，1996年冬最紧张的时候，因为身体特别虚弱，有一天一次就有十七个人在办公室里打吊针，边打吊针边办案。负责预审的副组长房久林一百二十多斤，现在就剩八十多斤，还有两个同志，突然得心脏病。过去没有，一得心脏病就是最危险，郑铁军抢救两次才脱离危险期。医生讲，是劳累过度、疲劳。靠着对人民的忠诚，办案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对他们来说更大的压力来自被查处的人中，不少人身居要职，手握实权，因此，数不清的说情者找上门来，而且总忘不了向办案人员陈述利害。
逮捕了副市长朱胜文，又查了一批局级干部和处级干部，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好心的人就对办案人员讲，留务后路吧，高抬贵手吧，再查下去，这些人吐口唾沫也得淹死你们。
刘丽英同志很有感慨：作为办案人员，要没有坚定的信心，没有坚强的党性，是办不了的，搞不好，中间自己就要掉队，所以办案、查处大要案，必须有一支坚强的办案队伍。在中纪委和黑龙江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专案组顶住了多种压力，把与国贸城案有关的违法、违记线索一一查实，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据统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67人被依法刑事立案，除哈尔滨市原常务副市长朱胜文外，此案还涉及到局级干部7人，处级干部13人，其中一部分人已经被判刑，一部分还在审理之中，另外还查处了一批干部的违纪问题。
为了挽救干部，在国贸城案件查处中采取了三步走的政策，第一步就是让本人主动到纪检监察机关，到专案组来谈情问题；第二步就是通知本人到专案组来谈清问题；第三步就是要立案查处，对那些不谈的，要进行立案查处。通过这个政策看，起到了教育挽救干部的这样一个目的。三步走的这些人员，现在涉及到九十四人，其中80%左右的人员，都能主动地特别是在第二步通知谈话中谈清问题，积极退赔，现在退款的金额占应该退赔的90%以上。
回过头来，国贸城这个案子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权钱交易。张庭浦的经济犯罪，数额这么大，隐藏的时间这么长，主要就是拉拢腐蚀了一批我们的党政机关干部，给他充当了保护伞，用他手中的钱来买我们党政干部手中的权。
人民群众对腐败问题深恶痛绝，认为腐败现象与权力密切相关。
但是在朱胜文、张庭浦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被立案侦察期间，却有人说：“这样搞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然而事实如何呢？”仅以国贸城为例，张庭浦等人被拘捕后，国贸城的经济效益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比过去更好了，在足额交纳税金并补交了过去的欠税后，1997年上半年国贸城比去年同期多创利润600多万元，市人防办第一次收到了国贸城上交的盈利，国贸城的经营情况比以前更好。
刘丽英同志谈到这个案件时说：“现在有时查处案件是很困难的，有的时候受到各方面的干扰，办案人员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对立论’把查处案件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说查处案件影响经济发展了。事实摆以这个地方，如果这些腐败分子挖不出来，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群众的情绪不高。群众意见很大，他们工作也上不去，类似这类的案件还有一些，从这些事实来说明，不反腐败，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权的巩固。”
哈尔滨市国贸城案是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大成果，同时，它暴露了权、钱交易之猖獗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此案涉及到的党政干部比较多，虽然这样的腐败分子在我们的党政干部队伍中间只是极少数，但是，透过这起案件我们看到了反腐败的必要性、紧迫性，从而对反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这一论断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朱胜文等一批贪官被绳之以法又一次证明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国贸城一案也使我们看到党和政府的反腐败的决心、勇气和能力，无疑它也将更加坚定人民群众对于铲除腐败的信心。
揭开超级骗局的谜底
每一波潮汐，都孕育着一场风暴的大降临；每一轮日出，都完成了一次历史的大跨越；美丽富饶的太湖之滨-无锡。瞬息间之间掀起了风暴激荡的恶善对垒的大风暴。
邪恶风暴：时间：公元1989年8月至1994年7月。
地点：以无锡为市中心涉及大半个中国及境外。
事件：以邓斌为首的全国最大非法集资案。
非法集资数额：32亿。
廉政风暴：时间：公元1994年7月至1995年8月。
地点：以无锡为中心辐射海内外。
主角：党和国家的执纪执法机关。
投入人力：1000多人，形成卷宗七八百卷1亿多页。
自然，这后一种风暴始于前一种风暴。
自然，这后一种风暴击败了前一种风暴。
风暴始止，响彻着反腐败的最华彩的时代乐章！
上篇：超级骗局
坐在审讯台对面接受我采访的，是一个57岁的老太婆。过厚的皮脂包裹着矮胖的身躯，保养极好的面容给人一种浮肿的感觉，一双浑浊无神的眼睛和微微颤抖的双腿，使人很难想象着日那个呼风唤雨、珠光宝气、拥有32亿多元的富婆的飞扬神彩。令人难以置信她就是欣起这股黑浪、制造这场灾难的元凶！这个丈夫给她个断语“你能当经理，谁都可以当经理”，她给自己不定论“无知、无能、法盲”的人，就是邪恶风暴的主角——邓斌！
提起邓斌，或许有些人有些陌生，但一说起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却远近有名。这个由邓斌一手把持经营的公司，从1989年到1994年7月，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非法集资达32亿元，遍及全国12个省、市的368个单位和31个个人，涉案人员达200多人，其集资之巨，涉案人员之多，造成危害之重，迄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可谓神通广大，扬名天下。
检察机关侦查记录的几百卷的卷宗里。勾画出了她的发迹史和这出荒诞剧的幕起幕落。
邓斌原籍江西樟树人、邓斌生下3天后，就被母亲带到无锡、19岁考入了无锡卫校。21岁时嫁给了一个海军军官随后当过护士，做过随军家属，1978年前是无锡市变压器厂工人。1978年5月23日因诈骗行为被处以行政开除出厂留厂察看两年的处分，1984年2月22日又因诈骗行为被公安机关具结悔过。以后曾在街道办的零售小百货店里卖卖酱油，看看电话，糊弄一口饭吃。一心要出人头地、虚荣贪婪的她，岂肯如此屈尊下驾没脸没面？她按捺不住对金钱、对地位的内心渴望，扑腾于商海之中。这个既不懂经济，也不通经营，连“法人代表”是什么也不清楚，却精于人情世故的女人、深谙无涯的商海中，“权力”这两个字的魔力和含金量、她要寻找权力的庇护，要用权力为自己垒起坚固的靠山。凭着她的巧舌如簧，出手阔绰，以情会友，1988年上半年，她结识了无锡金城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倪品良，这个曾以在企业内部实行“一包三改”而成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的改革家，成了她的第一个靠山。她理所当然成为倪品良下属的工贸公司副经理。这一年的下半年，她又通过倪品良，结识了深圳中兴企业联合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允诺。也许是物以类聚，两人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李即聘用她任中兴公司驻无锡联络处负责人。她找到了第二个靠山。
1989年初，北京兴隆实业总公司为辟财源欲在东南沿海建企业，同时向海外发展，于1991年11月成立深圳中光实业总公司，李允若为总经理，属北京兴隆总公司领导。中光公司在无锡设立办事处，李允诺自然不忘老朋友，邓斌又被聘为中光公司总经理助兼无锡办事处主任。这时她认识了北京兴隆实业总公司总经理李明、副总经理韩万隆。邓斌终于找到了第三座靠山。1991年1月，邓斌与金城湾工贸公司彻底脱离关系，全身心地投到了中光公司的怀抱里。
因祸得福，因祸发迹，这对邓斌来说，实在是太有道理了。
1989年8月，邓斌还在金城湾时，曾与李允若商议做空调压缩机的外贸生意，由邓斌负责经营，李允若为邓筹措资金，获利后按月利率65%分利给出资单位。1989年8月23日，即由邓斌以无锡县金城湾工贸公司的名义与李允若介绍的深圳四维电脑公司签订了联营协议，四维出资152万元，时间27天，到期还本利161万元。
邓拿到这笔钱后，并没有用于经销空调压缩机和其他生意，而是用它支付以后的集资分利款。一下子获得900余万元分利而喜上眉梢的李允若，与邓斌的感情距离拉近了许多。据检察官们多方考证，这就是邓斌非法集资的开始时间和第一笔的非法集资业务。一场超级骗局由此拉开了序幕。此时的邓斌，越发一发而不可收。1989年8月至1991年8月，邓斌非法集资总额达3.86亿元。由此，这个昔日如累累丧家之犬的邓斌，摇身一变成了拥有数亿元的女老板。祸，随之而来。
1991年3月，无锡阳山桃花盛开，万人空巷前去观赏。邓斌也去了。但是，沉浸在“人面桃花别样红”情景中的她，再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北京的李明、韩万隆来到了无锡。他们不是来看桃花，而是专程来调查她携款潜逃嫌疑的。
李允若是火了。这个由他一手喂养起来的邓斌，不仅渐渐地不听他的招呼。甚至还要同他分庭抗礼。她竟胆敢在她原来工作过的某市机电设备公司偷偷地设立了一个账户。把部分资款划存到那里，并申请出国！李允若发现这一情况后，火冒三丈，立即飞往北京向领导作了报告，狠狠地告了邓斌一个刁状。于是，领导便派李明、韩万隆到无锡调查此事。
北京来人调查她，她着实有过恼火和恐慌，同时也有一种机遇来临的感觉。她的感觉没错。在无锡梁溪饭店，她诚惶诚恐地汇报了利用联营单位资金做“生意”的过程。然后，急忙把两位钦差安排到了无锡最为豪华的美丽都大酒店，一出手就给两人各递上1万元在无锡的“活动经费”。
李明、韩万隆笑纳后，便以领导者的身份给这次调查下了结论：这种以合作经营的形式做生意，很不错，这叫“借鸡生蛋”。你很能干，能成大事。现在的办事处的牌子太小，倒不如成立一个公司，有利于做大生意……
4个月之后，无锡新兴工贸公司成立，邓斌为法人代表、总经理，并决定邓为北京的处级干部，发给工作证。
1991年8月8日公司成立，邓斌特意选在这个8月8目的黄道吉日，庆贺她的登基庆典，在美丽都大酒店摆开整整150桌的酒宴，庆贺她的命运华诞，每人发给288元的“红包”，以收购她在无锡地盘上的名声。
喜事接踵而来。1992年底，李、韩为了进一步加强与邓斌的联系和对新兴工贸公司的绝对领导，决定将新兴工贸公司改称为无锡新兴实业公司，隶属北京兴隆公司，李明亲任新兴公司董事长，邓斌出任总经理、法人代表。
有了这坚硬的后台、强大的靠山的邓斌，从事非法集资更加疯狂了！到1994年的5月，非法集资达32亿元！
与此同时，邓斌以大量的非法集资款向北京兴隆公司董事长李敏及李明、韩万隆大肆行贿，并让其调走和无偿占用数亿元的非法集资款，邓斌就样越来越受宠于主子的欢心。
自然，李明等人对邓斌也就关顾有余，恩爱有加了。
在1993年3月和1994年4月，由李明主持召开了北京兴隆，公司两次年度会议上，对邓斌的非法集资给予充分的肯定，宣扬她经营有方，上缴利润多，作出了贡献，连续两年将她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嘉奖，两次赏奖金各30万元（这些钱均为邓提供）。罪恶的锁链终于完成了最后的焊接！
生命和死亡是同时降生的。在一开始，当邓斌炮制出高达60%（有的竟高达120%）的年集资利息时，灾难就已经来临了。据金融专家介绍，现在全世界的资本利润一般都在15%以下，30多亿的巨额集资最多只能收到百分之几的利润，要偿还60%的年息，简直是天方夜谭！这种在特定背景下采用特殊手法形成的这一特殊经济现象，它的寿命注定是短暂的！
然而，人们却相信了，疯了似的把钱投了进去，并迅速形成了一股投资热潮，奔腾汹涌势不可挡，一股脑儿地冲进了邓斌的魔洞。
以联合经营为名，以高利息为诱饵，便是邓斌一伙经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后想出的“高招”。她们以共同经营一次性注射器、医用手套、丝素膏等名义与出资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却又议定不管企业经营状况如何，出资方均可按期领取本利。但是，从第一份协议签订之日起到现在，新兴公司从未经营过此类项目。邓斌玩弄的是集新资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的伎俩，所谓联营，原本就是魔鬼没下的一场大骗局，撒下的一个弥天大谎。而月利5%的高利率，不仅给她带来了潮水般涌来的财源，又使得这场大骗局进行得热火朝天。
在非法集资期间，为使人信其编，每两个月分利一次，有的就在出资时当场兑付利息，对个别特殊出资户月利高达10%。这些出资者在得到高利回报后，就继续投入，还成了义务宣传员。
众多的集资者哪里知道，这样没有经过批准，风险极大的非法集资，实际上是一种黑市交易，是得不到法律保护的，他们把血汗钱投进骗局，随时都面临着化为泡影的厄运。但是他们受不了高额利润的诱惑和刺激，蜂拥而至。非法集资恶性膨胀期间，许多人想方设法寻找资金来源，千方百计走后门，托关系投入，一心想成为新兴公司的投资者。这时新兴公司的账户上，每月都有上亿元的资金流入。
金钱铺路，走卒开道，是邓斌一伙的“强项”。从非法集资一开始，邓斌之流便以纸醉金迷、声色犬马为旗帜，四处活动，寻找关系，用请客送礼，给回扣，支中介费、行贿、送空股等手法、费尽心机地网罗一些有权有势者，为自己摇旗呐喊，壮大声势，掩护和开脱自己的罪恶行径。先后有十多人当了新兴公司的“顾问”，有100多人成了非法集资的组织、介绍者（简称中介入）。这些中介入共为新兴公司集资高达15.56亿元，中获取非法收入5250万元。少数具有相当职务、名气的党员领导干部成了她的“保护伞”和“吹鼓手”。
北京华诚纺织联合公司总经理周涵春（正厅级）、无锡市副市长丁浩兴（副厅级）、无锡市检察院检察长高振家副厅级）以及副师长转业的张国赢、1984年就被评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的锡山市政协副主席倪品良、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的上海电器供销公司经理汪曾祥、深圳中光总经理李允若等，都成了她的牺牲品。
而无锡郊区会龙实业公司总经理谈根发，无锡县电子工业公司会计姚静源等地痞、泼妇，则成了她的马前卒，为虎作伥。
在邓斌之流刮起疯狂的非法集资狂潮中，最能说明邓斌“实力”的，也最能体现欲海难填的是3个“四”字。“四大名旦”——工于心计刁钻撒泼的姚静漪，虽然只是无锡县一个小公司里的小会计，却能把深居京都的正厅级干部周涵春遥控指挥得北京、无锡、佛山来回跑。她先后组织介绍非法集资达1.157亿元！她个人从中获利1240万元，行贿44.27万元。
——原是哭哭啼啼瘸着腿的一个农妇，靠着为邓斌捶腿倒尿的江阴市的黄桂芬，拜邓斌为“干妈妈”后，承包了两个公司专做集资生意。先后向50多个单位和个人集资1.047亿元，个人获利494.74万元，侵占本公司集资获利款424.8万元，行贿4万元。买了豪华轿车和豪华别墅，俨然一乡间大富婆。
——极善于利用检察长夫人身价做生意的无锡县公安局退休干部金惠珍，与“妹妹”邓斌共立大志，拼也拼一辆汽车、一幢小楼，晚年好享“清福”的她，利用丈夫的价码，把儿子的经营部作为中转站，先后借贷组织介绍集资1876万元，个人获利99.99万元。
——大字不识几个的“守财奴”、深圳某公司江阴贸易部的戴宝珍，经过邓斌的“开导”便摇起了自己是某地级市市委书记夫人的大旗，先后介绍集资1462.5万元，个人获利53.25万元。但她却把这些钱用保险箱锁好用砖砌在妹妹家的墙壁中。她看到这些钱被搜出来后，心疼地哭了。
除这“四大名旦”外，还有专事集资的“四大家族”、“四个集专业户”。
曾经参与缤密制订过突破邓斌的审讯方案的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魏善君对我说：别看邓斌现在那副丧家犬的模样，其实她很会迷惑人，很会给自己罩上光环。她谎报经营利润，多交370万税金，她耗资91万元邀请党政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分三批出国旅游；她花费850多万向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慷慨赞助；她花70万元竞争拍回一名大学生的科技成果，然后束之高阁；她出手10万元为秘书陈怡捧回一项“无锡小姐”冠军的桂冠；她捐资15万元为开元寺铸钟；她撒出30万元为吴文化公园建阁。她为掩盖非法集资的真实面目，串通不法港商将非法集资款人民币兑换成1818万美元，由北京兴隆公司汇给香港友和贸易公司和香港华利公司，再由这两家公司汇至新兴公司1223.58万元，办了28家假合资企业，并以此大吹大擂，做足了文章，为自己罩上美丽耀眼的光环。
其实，众多的集资者中，还是有人对邓斌的这种做法持怀疑态度的。但邓斌等人并不惊慌，她深知干部群众对北京单位是何等的信任，这正成了她招摇撞骗的攻心战术。她公开打着新兴公司的上级是北京公司的大旗，以神秘的姿态，吹嘘自己能做“不能讲的生意。”人们怀疑时，她就频频亮出这个上级单位发给她的正处级的“派司”。李明等人也时时为邓斌拉起的旗帜增光添彩：“新兴公司生意做得不差，现在要开拓国外业务，把生意做到国外去。”“我们是特殊企业，你们把资金投到老邓那里去，保险没问题。”北京“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被披露后，新兴公司资不抵债岌岌可危，人们对新兴公司更加怀疑了。这时，李敏站出来了，拍着胸脯发誓说：“新兴公司不是‘长城公司’，只要共产党在，新兴公司就垮不了……”
人们还有何话可说？
邓斌之流的这些“魔法”的确迷惑不少人。几年来，先后有16个机关单位聘请她为顾部问或担任名誉职务，有10个机关单位给她颁发奖状和荣誉证书，给她戴上“女企业家”、“十佳新人”、“先进工作者”等桂冠。一些报刊为她鸣锣开道，摇旗呐喊；一些党政领导为她鞍前马后，撑腰壮胆。邓斌的周围，歌如潮、花如潮、人如潮。
那么，邓斌之流非法集资的32个亿的巨额资金，都流到哪里去了呢？
——在根本没有创造任何财富的情况下，向投资者支付了十个多亿的高额利息以维持骗局；——在根本没有一分钱利润的情况下，向兴隆公司上交利润或被无偿调走5.13亿非法集资款以维持其共同作恶的关系；——在债台高筑的困境下，伸出“博爱”之手，大肆向社会各界赞助或上缴所谓税款1000多万元，以获得社会的广泛信任和支持；——在群魔乱舞巨蠹横行的魔窟里，投资数亿元创办所谓经济实体以显示其雄厚实力；——在讨债者如潮水般的情况下，出手豪阔地购置数十处房地产、数十辆豪华轿车、举办数十资盛大庆典以显露不可一世的商界巨子的面目。
邓斌、李明、韩万隆一伙更是沆瀣一气，变本加厉。为支撑骗局，更是为了维持共同作恶的关系，邓斌先后向北京兴隆公司董事长李敏、李明、韩万隆等行贿巨额现金及进口皮衣、嵌宝戒指、红木家具等一大批贵重物品、共折合人民币6.44万元、港币25万元、美金6400元。兴隆公司办公室里堆满邓斌送的红木家具。
邓斌在俨然成为巨额资金的主宰后，她那贪婪的本性迅速膨胀，血口如盆，拼命地吸吮着人民的血汗钱。据检察机关查实，她受贿计94.2万元人民币、10万余元港币、5400美元，侵吞公款28万多元人民币，挪用12万元人民币炒股。她乘名车、食豪宴、着裘衣，佩珍宝，过着穷奢极侈、挥霍无度的日子。
她乘坐的高级奔驰轿车价值80多万元，并花重金买个8888的车牌；她随身带的手提包内，从来都塞有近10万元的现金，一掷万金是她的一贯气派；她请巫婆回家烧香，一开口就是一万元的酬金。
邓斌在被捕的当晚，检察机关对她的5处住宅（实际上有6处，另一处在深圳嘉宾花园A座15层A号）进行了搜查，其中光装修费、金器珠宝、红木家具、家用电器、皮鞋、日用杂品等等就达214.14万元。
人民的血汗钱，就这样被邓斌之流肆意侵吞着、挥霍着。
据查，新兴公司在非法集资活动截至案发，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12亿余元。案发后经过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清退、追讨，挽回部分经济损失后，经济损失仍有l.8亿元人民币。
邓斌和新兴公司的非法集资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造成厂极其严重的危害和无法估量的后果。
人们形象地比喻说：“一这场灾难比1991年特大洪涝灾害还要严重！”虽然，这场灾难是漫长的、沉重的，也是罪恶的、黑暗的，但谁能因为有乌云而否定蓝天，有黑夜而否定光明呢？
何况，法网已经撤下，曙光已经出现，辉煌已经来临！
中篇：挥洒天网
历史将记住这一天：1994年6月21日，一个极普通的日子。
这一天，一封署名“江阴市深受其害的单位”关于邓斌非法集资达10个多亿的举报信传到了江苏省委。一个震惊中外的非法集资大案就此东窗事发！一场排山倒海的反腐败风暴即将呼啸而起！
7月15日，一个精干的7人调查组先期奔赴无锡开展调查。
7月28日，邓斌被公安机关“监护”起来，她是在深圳畏罪自杀未遂于7月28日潜回无锡，已买好29日飞往武汉机票的预谋间隙落入法网的。
8月1日，中纪委在北京牵头召开由中纪委、国务院办公厅、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财政部等十几个部门领导参加的，关于查处邓斌非法集资案第一次高层协调会议。
同日，省检察院检察长张品华发出彻底查处邓案的动员令。省、市、县（区）三级检察机关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8月6日，无锡市检察机关以玩忽职守罪对邓斌立案侦查并决定逮捕。
随后，新兴公司财务部经理张益明、办公室副主任唐鸿顺、业务部副主任肖友、总经理助理汪浩、秘书陈怡、车队队长王辉相继落网，新兴公司非法集资的干将们被一网打尽！
9月2日，省检察院副院长吴汝信率领省院60多名检察官奔赴无锡，坐镇指挥，带头办案。
从7月份起，无锡市检察机关在王立人检察长带领下抽调300多名检察干警，全力以赴，投入破案……一场建国以来最大的非法集资案的侦破工作，从此拉开大幕！
1994年9月5日晚。北京。腰疼发作的李明一边在等着韩万隆替他买药，一边还在篡改账目粉墙堵洞，被从天而降的公安检察干警抓获，全辞不及防，脱口而出：“你们来得好快呀！”
同时同地。驾车买药返回的韩万隆，被公安检察干警捉拿归案。
1994年10月22日晚。李敏在北京也被“请”上了警车。
十几天后，他的妻子曲爱群因犯窝赃罪，也被从北京押往南京。
1995年1月18日晚。北京。正在高档酒店大摆宴席，与正处级以上干部欢庆春节“与民同乐”的北京华诚纺织联合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的周涵春，在飘飘然跨进办公室的门槛一刹那，被戴上了冰冷的手铐。
1995年3月13日。北京机场。首都钢铁公司副总经理，被派往香港工作的商界巨子周北方，步履雄健、气宇轩昂地走下飞机舷梯，来到前来接他的豪华轿车门边时，却不料被请了警车几处搜查，即惊又险，战果辉煌。这些人久居北京，根底深厚，信息灵通，有的已闻风声，转移了赃款赃物，有的正在紧锣密鼓的行动中。1994年9月5日晚，执行搜查人员直扑李明家里时，家里已空空荡荡，当干警们将挂在墙上的李明的妻子的特大的放大照片摘下来时，现出一装过空调的洞，邓斌送给他的空调已被拆下转移了。而在他的那个堪称超级豪华的里外两间的大办公室里，到处都塞满了邓斌无微不至的各种贡品，从家里转移来的红木家具堆满一屋子。除了红木家具外，没有一件是国产货，小到内裤、牙刷统统是进口名牌。
如果说，追捕案犯的成功，为突破邓斌非法集资一案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那么，审讯突破案犯，则是下到这场反腐败的大海里捉鳖。
对邓斌的提审是极其艰苦且极其乏味的。审讯她的方案是缜密详尽的，审讯的阵容也是强大而精干的，先后有吴汝信、季克谦、魏善群、陆尔铭、黄利民、许卫东、袁陵、唐小英等十几名检察官。
邓斌虽然不属于极其狡诈的一类，但她的精神防线却很牢固。她认定有人保她拒不开口，整整僵持了7天。省市办案组势如破竹的外部攻势，审讯人员强大的火力攻势，使她深感法律的威严，只得交代出与北京兴隆公司的关系，并检举李明、韩万隆、李允若的部分罪行。
邓斌的“软功”非同一般，而她“哭”的功夫特别地道。每次提审她都要哭好多次，且都是眼泪花花的，只是不时地透过泪水观察着检察官们的反应。几位检察官不理睬她的那套把戏，一口气报出了新兴公司前后3年的主要经济往来，邓斌顿时傻了眼，只得抹去泪水，老老实实地将集资始末按地域、事件、人头一块一块地交代清楚。
邓斌还有一招：避重就轻，说别人头头是道，说自己推诿搪塞。
为了表白，她特别强调自己于1992年上交了21万元红包的“廉政”之举。几位检察官抓住这21万元红包紧追不放，集中炮火猛攻。
由此，几个集资大户和向邓斌行贿的大户便冒了出来，邓斌收受巨额贿赂的事实被突破。
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的内幕，就是这样被揭开的，而在这些葡萄串似的案中案里，最多的一条线索已挖到了第7层。
谈根发也是在这个提审室里被突破的。
别看谈根发只是一个村办会龙实业总公司的总经理，却声震无锡地面，上上下下都玩得转，实实在在是个人物。据侦查，他在1992年至1994年担任会龙实业总公司总经理期间，贪污45万多元，受贿21万多元，挪用公款39万多元。当他被抓之日，周围群众放鞭炮以示庆贺。
查证了解到，在谈根发一手把持的公司里，公司里的钱就等于是他家里的钱，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地拿，他写几张白条子签个字，钱就由他任意支配、挥霍、装入自己的腰包。这些都是他一人说了算，别人不知道也无权干涉。
他的女会计被传唤来了。几经教育，她交代了一个线索：1993年11月上旬，谈根发找到钱建公司总经理唐锦清，要他以运输费的名义汇19万元到会龙公司的账上，并言明今后与钱建公司在工程款中扎账。19万元到账后，谈叫会计如数取出。十几天后，谈将此款全部拿走，并令会计“一进一出不要做账”，随后分别以老婆、女儿的名字进行集资，并获利息2.8万元。
证据到手后，立即提审，谈不认账，出示证据后，他仍抵赖。几次交锋后，他才后退一步：“我这是公私不分。”直到后来，将他老婆、女儿集资得息的票据全部摊在他面前时，这个恶棍才不得不承认这19万元被他侵吞了。
对倪品良的审讯，确如走钢丝。
倪品良有3大桂冠；名人：美国休斯敦市荣誉市民；红人：1984年因推行“一包三改”市成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要人：锡山市原政协副主席、金城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担任审讯人犯倪品良的检察官——无锡市检察院经检处副处长陈培良与战友们像医生给病人搭脉一般，对倪的全部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细致的会诊，根据他抱有幻想，存有顾虑、吃软不吃硬等情况，制定了填密的审讯方案。这个拥有三顶桂冠红遍半边天的人物终于吐了实情：从1989年至1995年初，他贪污15万多元，受贿人民币34.2万、美金5500元、港币l万元以及各种实物折价3万余元，挪用公款43万多元。仅从他的5处住宅中搜查出的钱财就达170万元。
担任审讯人犯丁浩兴的检察官何素素、孙道林等检察官，在与丁浩兴面对面较量的同时，把功夫下在了取证上。他的犯罪事实是从一张4万元的集资表上败露的。这张表上只有取息人而没有集资人，取息者签名为“王利菊”。经多方查证和笔迹鉴定确认，这是丁大市长的亲笔，“王利菊”就是丁浩兴！
无本集资，送本又付息是谈根发的又一大发明。丁港兴心领神会，空本生息，本息滚利，丁浩兴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拿到4万元。
而他送给谈根发的厚礼，竟是市政府的“菜蓝子基金”的1550万元！
谈很发拿到这笔钱后，抽出300万元投入新兴公司，结果血本无归。
从此，副市长与谈老板成了莫逆之交。
何素素等检察官将这些证据再次敲实、验证之时，已与丁浩兴较量了6天。这期间，丁仍摆出副市长的派头，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今年3月9日晚，当检察官将这些证据摊在他面前时，顿时，他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一扫往日威风，紧张恐惧，狼狈不堪。13日，他心悦诚服地给省市工作组写了一份“关于假集资空头集资的认识和教训”的检讨书。
自以为可以在春节回家过年的李敏，在走进提审室时仍悠然自得。他觉得他的“三根柱子”极其坚固：一是他曾给北京市的一个领导做过5年多的秘书，后台硬；二是他反侦查能力强；三是他自以为对自己的问题已做好了手脚，不会败露。
年龄不大资历不深却经验丰富颇懂审讯要领的徐志森，一眼就看透了李敏的心思，随即调整了原先的审讯方案：针锋相对，先推倒他的“三根柱子”，让他自己轰然倒下！他按照这个方案一步步地实施了。李敏的三根柱子终于被推倒了，他交代了收受周北方20万港币的事实，又交代收受周北方60万港币的经过。这80万港币是周北方为感谢李敏为他妻子、小孩处理移居香港的“辛苦费”。
由此，周北方也于3月13日在北京被抓获。
李敏的口供带来的战果是异乎寻常的。由他带出了周北方、陈建的重大受贿案，通过对周、陈两人的审讯，进而又追查出了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等人的严重问题，举国震惊，激起巨大反响。
81名案犯的侦查审讯，有着81个激越昂扬催人泪下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不仅凝聚着决策果断、行动迅速；跟踪追击、深挖案中案；清查中介入、扩大战果；严格依法办案，把好质量关；重犯异地关押、文明办案的成功经验，而且更凝聚了检察官们把查处这一案件视为一场艰巨的反腐败斗争的心血。纯洁天空，净化大地，呼唤春风，笑迎日出，这就是检察官们的心愿所系，拼搏所在，奉献所为。下篇：廉政风暴历史往往在瞬间铸造辉煌。
新兴公司案件的查处是“通了天的”。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多头绪、多环节、多层次、多区域的特大案件，涉及人员多，群案串案多，大案要案多，查处难度极大；因此案触及到官办公司、领导干部、政法干部等，复杂的背景，权力的魔方，给查处工作增加了阻力。
中央最高决策层几次直接听取案情汇报，对查处工作极为关注，明确要求依法彻查全案。
中纪委先后8次召开高层协调会，并决定北京兴隆公司下属无锡新兴公司案件，交由江苏查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直接过问此案，副检察长梁国庆、赵登举两次到无锡听取汇报，并派员参战；在查案的关键时刻，中纪委及时派调查组来无锡，中纪委常委刘丽英亲临办案第一线，时间长达3个多月，并率领27人到无锡指导参与调查；可以说，查处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的每一步，都凝聚了中央的关怀和支持。
江苏省委把查处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作为全省第一大案来抓；省委先后如开8次常委会4次书记碰头会，专门研究此案有关问题；查处新兴公司案件历经13个月，全省先后有13个机关和部门的1000多人投入破案。办案力度之大，行动之迅速，措施之得力，效果之显著，几乎是空前的。
风暴之下，战果辉煌：——追回了人民的血汗钱。数百名办案人员组成的30多个催讨债款小组，奔赴全国13个省市中的18个地市向300个单价的窟窿降低到了1.8亿左右！
——惩治了腐败，赢得了民心。检察机关立案查处81名案犯，其中县处级干部9人，厅局级干部6人。邓斌、李敏、丁浩兴、高振家、倪品良、张国赢、李允若等一批大、要案犯被严惩，干部群众的气顺了，党风社会风气正了。
弘扬民族精神，促进了经济的腾飞。劫难后的无锡人民并没有消沉，他们乘惩治腐败的强劲东风，重整旗鼓，再塑形象，推动经济振翅腾飞。今年上半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30%以上。这颗在中国经济大舞台上久领风骚的太湖明珠，风采依然熠熠生辉。
正可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时间的简单排列和数字的对比列举，令人感到枯燥和沉闷，但它却是记载着这场腐败的一本历史教科书1在这场廉政风暴的起止之中，有许多故事催人泪下。
邓斌一伙罪犯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检察官们憎恨无比，痛心疾首。他们本着“查清问题，减少损失，惩处犯罪，促进发展”的办案的指导思想和总要求，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了集资者的利益，流失的资金，能追回一笔的，绝不能漏掉一笔；集资者的损失，能追加回一分的，绝不能少于一厘！
北京兴隆公司，是邓斌非法集资款流向的“魔洞”。去年深秋，无锡市检察院经检处副处长王明明率领15名检察官在北京调查取证期间，找人谈话70多人，往返20多个单位，一笔笔地核对账目，追查资金流向；一个个人的追问得款情况，追缴清退追回了130多万元。11月中旬，他在率领9人到广州、深圳取证期间，从证人口中无意间流出的一句话，追回赃款12多万元，随后又从香港追回了30多万元。
检察官罗经铭在审查邓斌的儿子汪浩一案中，发现有一笔100万元的资金流入海南一公司承包人腰包里。5月10日，他南下海口，拖着病体、啃着方便面，以谈生意的大老板身份，费尽周折，不仅查到了这笔巨资流向的单位，而且追回部分现金和扣押了物产，使这笔巨资失而复得。
红色的五月。张宜福、张布华等检察官在侦查上海电器物资供销公司经理汪曾祥等6名案犯行贿受贿一案中，先后追回赃款达1000多万元。
在这场廉政风暴中，检察官们的功勋是卓著的；他们的奉献同样是惊人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具有男子汉阳刚之气，年仅44岁的女检察官石争平，是无锡市检察刑检处副处长，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首犯邓斌的第一公诉人。
今年5月13日的上午8点钟，石争手在赴省城南京汇报邓斌起诉工作返回无锡的路上，因意外车祸而殉职。而她一手起草的邓斌、李明、韩万隆的带血的起诉书，至今仍摆在我的案头！
出身于革命军人的家庭，从少年时代就以雷锋等英雄人物为榜样的名争平，已在检察战线上战斗了整整16年春秋。她曾荣立三等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去年她作为公诉人成功地办理了一起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达3.5亿元的全国最大的投机倒把案件，受到了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等四家单位的嘉奖。
目睹石争平最后3天生命历程的吴汝信副检察长，心情沉痛噙着泪水对我讲述起了石争平最后生命的光彩：“5月10日，我与石争平等赶到南京，上午她向省检察委员会汇报，下午修改起诉书到深夜，11日她与省法院同志交换意见，下午再改起诉书，晚上起草向省委汇报的专题找告。12日，她再次修改起诉书，一丝不苟，字斟句酌，晚上12点10分我与她分手时，她仍在工作。历史永远是一部教科书。一场荒诞闹剧已经收场，罪恶风暴已经平息。1995年11月29日，这起迄今为止我国最大的非法集资案终于有了审判结果，邓斌等6名主犯受到严惩。经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两审科审，作出如下判决：邓斌犯受贿、贪污、投机倒把、挪用公款、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韩万隆犯投机倒把、受贿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姚静满犯投机倒把、行贿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横桂芬犯投机倒把、侵占、商业受贿、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金惠珍犯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戴宝珍犯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核准了邓、姚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涉及该案的123名党员、干部也受到了党纪政纪处理。奔腾汹涌的历史大潮不可阻挡，任何暗流漩涡只能留下罪恶的印记。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只是，这场灾难所提供的反面教材是厚重的，它所留下的教训却是沉痛的，它所引起的反思却是永远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呼唤政治的昌明，民主的广泛，法制的健全，监督的规范；呼唤经济的有序，社会的稳定，人心的安定，政府，廉洁；呼唤心灵的明澈，灵魂的纯洁，人性的伟岸，人间的正义，这正是我们所要警醒，所要崇尚，所要营造的现代社会的大氛围。每一次风暴，都将拓展一片新的天地。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让我们去拥抱明天的太阳！”
第二章 权力背后的罪恶
权力背后的罪恶
1995年1月16日，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原贵州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常委、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正厅级），在贵阳市被执行枪决，群众拍手称快。
枪声，伸张了正义；枪声，反映了党和政府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枪声，也给人们留下一些严肃的思考。
触目惊心的钱权交易
现年61岁的阎健宏，是解放前夕参加革命工作、50年代初期入党的“老党员”。按着，阎健宏受党教育40多年，身居厅局级领导位置，本该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站好最好一班岗。然而，她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侵蚀下，私欲迅速膨胀，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滥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最终成为人民的罪人，走上了断头台。
阎健宏蜕化变质之初，是利用计委掌握平价物资、资金的便利，给儿子批指标，由其子倒给有关单位，捞取好处。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阎多次将贵州省计委掌握的进口化肥、农药、平价外汇指标、计划内的铝锭、煤炭指标，批给她儿子及其好友联系的单位，她儿子从中索要好处费75万元。
俗话说，“欲壑难填”。阎健宏尝到“甜头”，变得更加贪婪，道德观念、组织原则、党纪国法统统置于脑后，钱权交易，受贿索贿，无所不为。
1992年7月，阎健定找云南省有关领导要到卷烟批条，交港商到烟厂批到1000件香烟供应指标，而后转卖他人，港商将其中40万元转交给阎，阎将其据为己有。
1992年IO月，阎健宏批准给深圳某酒店金某贷款，拆借资金计7000万元。金为酬谢，送给阎港币1万元及激光影碟机等价值1.7万元人民币的物品。
刚开始做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时，阎俊宏还有些胆战心惊，不久后，她便肆无忌惮了。她认为，在位的日子不多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要大把大把地捞。她对一些亲信讲：“给公家干没意思。”还曾表示：“党籍、国籍可以不要，以后要到美国生活。”正是这样，在决退休之前，她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特殊的地位敛取不义之财，达到了疯狂的程度。1992年6月，阎健宏利用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贵州桥谊实业公司联合经营钢材之机，向桥谊公司索要40万元，用于归还她为儿子在国外买房借的私款。
1993年4月，阎健宏以别人要借10万元为由，从“小金库”中提取10万现金，把应属公司所有的公款据为己为。1993年6月，阎健宏以付车款和到北京开展业务为名，从投资贸易部的小金库中领出5万元美金，以其子的名义借给他人使用。阎健宏任职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一年，就被查出违纪金额28亿元人民币、1500万美元、690万港币；私设小金库1300万人民币、15万美元。
贵州，是我国的老少边穷省份，阎健宏的所作所为对那些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群众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查办此案的工作人员说：“阎健宏简直是个‘吸血鬼’”。
阎健宏先是以权谋私，后是权钱交易，走向严重经济犯罪，案发前的1993年上半年达到犯罪高潮。1至7月，5次5笔贪污上百万元，可谓日进斗金。她的蜕变前后仅三四年时间，她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一个典型。
无法无天的“特殊人物”有人或许会想，阎健宏在贵州仅是一个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她在贵州工作不过4年时间。她为什么能如此胆大妄为，骄横跋扈？答案是：除了她自己是正厅级干部外，更重要的是，她是原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妻子，地位特殊。
阎健宏凭借特殊身份，在贵州到处发号施令，指手画脚。尤其是对她自己有利的事，不管是哪个部门和单位，她都要插上一手，无人敢问，无人敢管。阎健宏的特殊身份、特权思想为她的违法乱纪活动提供了温床。
1989年，阎健宏认识的一个港商要她帮助向贵州推销2万吨化肥，她见有利可图，就让刚下海的儿子来做这笔生意。这批化肥价高量大，不合农时，但由于闯亲自出面为儿子搞指标，办批件，并向某地区领导发号施令，让他们一定接受化肥，这个地区把接受这批化肥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强行摊派。结果，农资部门几年都销不出去，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港商赚了几百万，阎的儿子得了几十万。1993年下半年，中纪委调查此事时，在一些地方亲眼看到这些没卖掉的尿素仍然沉睡在仓库里。
1992年，贵州省政府接待处、省外办、省旅游局等单位要在八角岩饭店合建办公楼，而阎健宏与其子也看上了这块地方，要与外商一道同有关部门建娱乐域。省里几个部门都不同意，阎健宏这个特殊人物此时又出马了。她找到省里有关领导，硬是把这块地皮要下来，将已修建中的办公楼改建成贵州丽晶游乐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很多人都知道省委主要领导的大公子在丽晶公司有股份，而且有其母亲“垂帘听政”。公司开业仅两个月，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阎决定退出儿子股份，长值转卖，并出面找到省里领导批准同意，使其子获利46万元。
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一家非银行的金融企业，规章制度不完备，阎健宏进行经济犯罪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利用金融秩序混乱，设立账外账、小金库，隐匿、截留收入，大搞资金的体外循环，逃避监督。
如今，阎健宏已经伏法，但这个“特殊人物”的所作所为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如果不加强对掌握人、财、物的权力者的监督和约束，难免会给犯罪子提供可乘之机。
重重敲响反腐败警钟
1993年2月以后，中纪委接到揭发阎健宏的群众举报信。尉健行、侯宗宾、王德珍等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决定派人查处。
调查组刚到贵州，就有人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为她打保票，说她没有问题。她本人也到处游说，四处活动，订立攻守同盟。当办案人员找她谈话时，她自恃身份特殊，根本不把办案人员放在眼里，时而暴跳如雷质问为什么要查她；时而耍耍赖，拒不在谈话笔录上签字。
桀骜不驯，无法无天，这就是阎健宏被捕前在贵州的形象。她骄横狂妄，目空一切，甚至以权凌法，以势藐纪。调查组不负组织重托，七下贵州、数次到广东、海南、河南、云南等省，从繁华的特区到闭塞的山沟，日夜奔波，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下，在检察机关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揭开了这起严重经济犯罪案的盖子。
阎健宏低估了党的力量，低估了人民的力量。尽管她曾仰仗权势，猖獗一时，但终究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正义的判决。此案的查处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党坚定不移反腐败的决心。
就阎健宏重大经济犯罪案，记者专门走访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侯宗宾。他说，阎健宏一案的查处再次说明了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模范地执行党章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不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要做勤政、廉政的模范。同时要管好自己的亲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绝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谋取私利。
阎位宏一案再一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全党同志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绝不能当金钱的俘虏，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廉洁自律，勤政为民，经受考验。
一件“窝案”一群“硕鼠”
胡建学，男，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曾任山东省计委副主任。1996年2月，被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孙庆祥，男，泰安市原市委副书记。1996年2月，被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卢胶青，男，泰安市原市委秘书长。1996年2月，被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孔利民，男，泰安市原副市长。1996年2月，被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徐洪波，男，原山东省石油（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兼泰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6年2月，被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惠民，男，泰安市原公安局局长。1996年2月，被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些执泰安党政大权的人，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呢？
1994年7月，诈骗犯汪德海被依法逮捕，从而拉开了查处泰安特大“窝案”的序幕。
汪德海这个诈骗犯曾在泰安市煤气公司混过事，被除名后，起初在泰安做“生意”，后跑到深圳闯天下。在山穷水尽之时，1993年4月下旬，汪见到了来深圳的泰安市泰山区委副书记、区人大主任杜传歧。汪好似抓住了一根救命草。为讨得社的欢心及信任，他让社住进深圳帝豪大酒店，白天陪社到处游玩，晚上领杜去歌舞厅，一切花费全包下来：他巧舌如簧，海阔天空，吹嘘自己在深圳办了什么实业公司，挣了多少多少钱。一天，汪特意买了一条金项链（12.7克，价值1300元）、一枚金戒指（5.3克，价值558元），来到社的单人房间，对杜说：“给您买点小东西，不成敬意，作个见面礼吧！”
杜说：“这么贵的东西，买这些干什么。”说着就收下了。杜在深圳、广州只呆了三天，汪就为他花费了近万元。杜很感激汪的招待，对汪说的话深信不疑，当汪试探着向杜流露出想挂靠泰山人大办实体的想法时，杜当即表示赞成支持。第四天，汪陪杜一同回到了泰安，就这样，汪德海这个到处招摇撞骗的无业游民，利用一条金项链、一枚金戒指和廉价的谎言，便把杜传歧紧紧“牵”在了手上。
汪德海回来后，急忙要求杜兑现曾许下的诺言。他让杜为其办个“海天实业总公司”的营业执照，挂靠泰山区人大。二人商定，汪每年向泰山区人大交3万元。杜传歧既不对汪的为人进行考察，也不对汪的经营实力进行了解，便打电话把区工商局的同志叫到办公室，安排了虚假的注册资金（50万元）、营业方式、经营范围等项目。
在杜的亲自督办下，仅几天的时间营业执照就办成了。区人大一不出人，二不投资金，三不参与营业，就捡了个“海天实业总公司”。
汪则由一个无业游民摇身变成了“海天实业总公司”的总经理，为他从事诈骗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
汪德海当上“海天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后想到；“光认识一个杜传歧不行，还应该多结交几个政界的朋友。”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金钱的作用下，他如愿以偿，很快和泰安市公安局局长李惠民、泰安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支队队长阎克争等人打得火热。汪有了这些“朋友”，进行诈骗也就感到安全许多。在此后的一年中，杜、李、阎利用手中的权力多次为汪德海的“公司”提供方便。当然，对于杜、李、阎的“关照”，汪也进行了“回报”，仅向杜传歧行贿就先后7次，款物折合人民币达75万余元。汪德海和杜传歧、李惠民、阎克争等共同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丑剧。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
1994年7月，汪德海的诈骗案发，杜传歧、李惠民、阎竞争也跟他们的“朋友”倒了霉。
杜传歧、李惠民、阎克争等人被依法逮捕后，不仅交待了他们与诈骗犯汪德海的犯罪事实还交待了以下问题：1992年11月至1994年底，杜传歧先后向原泰安市委副书记孙庆祥行贿2000人民币；孙惠民先送孙庆祥人民币2万元、手表1块，总价值2万余元；阎克争先后向孙庆祥行贿人民币1000元、微波炉2台、金项链1条、家具一套、彩电1台、录相机1台、电冰箱1台、洗衣机1台，总价值23万余元。
1992年5月至1994年12月，阎克争送给原泰安市委常委、秘书长卢胶青价值3000元松下牌微波炉1台；李惠民送给卢胶青人民币1万元。
1991年5月至1994年4月，李惠民送给原泰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孔利民美金2000元、人民币4000元、泰山石化股票1万股（本金2万）、“CASIO”TV-430微型彩色电视机1台、松下NN-5250微波炉1台、松下M25彩色电视机1台、夏普VL-C8500E摄像机1台。
杜传歧、李惠民、阎克争等人供出上述问题后，立即引起中央和山东省委的高度重视。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山东省委对案件查处给予了强有力的领导、支持和帮助。中央纪委副书记王德瑛，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赵虹亲自指导办案。经过几个月紧张而艰苦的工作，终于查清了这群“硕鼠”的违法犯罪事实。
1995年1月，孙庆祥、卢胶青被依法逮捕。1995年3月，孔利民被依法逮捕。
孙庆祥、卢胶青、孔利民被依法逮捕后，泰安的老百姓奔走相告，但人们并不完全了解他们的犯罪事实。他们到泰安工作，泰安人民接纳了他们，指望着通过他们的领导，共同发家致富奔小康。可他们为527万泰安老百姓做了些什么呢？
孙庆详，他在任中共泰安市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职务晋升、工作调动以及单位安排干部等方面谋取利益，于1992年9月到1995年1月，先后收受杜传歧、李惠民、阎克争等35人贿赂的人民币69万余元、美金600元、彩电1台、电冰箱1台。
录相机五台、微波炉3台、分体式空调器1台、音响1台、金首饰8件以及手表、皮衣、家具等物品。其受贿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达12万余元。孙庆祥于1992年9月调到泰安市工作，1995年1月被依法逮捕，其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正如他自己在庭审时所说：“旧社会的官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我孔庆祥这位‘府官’到泰安还不到3年，就弄了12万多。”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说：“处于顺境的时候，良心的谴责就睡着了；处于逆境的时候，良心的谴责就加剧了。”孙庆祥后悔了，感到对不起泰安人民，倘若他在敛财的时候能想到泰安人民，那他决不会是今天这样的下场。
卢胶青，这位“公子哥”，他当泰安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也只有31个月，公款报销各种费用就达37万元。他身上穿的、戴的，从里到外全是进口货。给自己的老婆买内衣部要进口的，仅一件乳罩就花费800多元。对自己老婆是这样，对自己的老婆以外的女人，只要他喜欢，更是出手大方。一次，他喜欢的一个女人过生日，为了让这个女人喝酒，每喝一杯，他就给她900元钱。加上买礼品，为这个女人过生日竟花去万元。事后，拿着“白条”找一个单位报销，又拿开着“招待费”的发票到另一个单位报销了。
1995年初，胡建学强迫老百姓集资改扩建的泰安岱湖桥建成不久，胡建学就被依法逮捕，因此，当地老百姓戏称这座桥为“逮胡桥”。它本来是胡建学做表面文章，显示其工作成绩的。据说，胡建学信迷信，他这样做，也许是想取“岱湖”的谐音“带胡”，带着自己飞黄腾达，没想到却把他带进了监狱。
1990年1月，作为山东省计委副主任的胡建学被调到泰安，1991年下半年年仅41岁的他就当上了泰安市委书记。于是他飘飘然，大言不惭地和一些人讲：“到我们这一级的干部就没人管了。”因此，我行我素，根本不执行民主集中制。“家长”作风严重，把常委会变成履行手续的机器，稍有不同意见就火冒三丈。’
当上泰安市委书记不久，胡建学就讲：“泰安市没有城市气氛，只有多建高楼，才像个城市。”于是，他便不顾财力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始建高楼，修公园，制造所谓的城市气氛。
在用人上，搞江湖义气，不按党性办事，最明显的是重用卢胶青、孔利民这样的“公子哥”。法庭上，法官问他与卢胶青是什么关系时，他答道：“狼狈为奸。”他经常采取“组织手段”处理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人，然后安插上自己中意的人。郑洪昌就是其中一例。郑洪昌原是泰安市郊区范镇党委书记。范镇本是个不太富裕的镇，1993年以后，也大办实体、开公司。全镇仅1亿元的家底，经他这么一折腾，竟欠下了3亿元的债，群众苦不堪言，甚至说什么“杀了郑洪昌，范镇奔小康”。就是这样的人，也被胡建学提拔当了郊区党委副书记。他常说“一个干部如果全面，就没有开拓精神，四平八稳干不了什么事；干部不能稳当，稳当就是保守。”他把过去搞经济、跑项目的那一套用在了搞党务、搞管理上。他认为“跑不来项目就是没本事”、“送钱送物也是为了跑出项目”，别人送给他的钱、物、他根本不当回事。这些观点和做法，使他打开收受别人钱物的大门。
1993年3月，胡建学在其办公室收受徐洪波通过卢胶青所送泰山石化1万股的股权证，并用他人的身份证为自己办理了登记、拖管手续。同年12月初，徐洪波拆借资金在股票上市前交上行贿给胡建学股票本金2万元。为此，胡建学还和卢胶青发了脾气，他告诉卢胶青，“以后不要让徐洪波直接找我”。93年12月25日，泰山石化股票定名“鲁石化”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胡建学同意卢胶青安排泰山饭店经理周某将股票转让，获款44.2万元。为掩盖犯罪事实，胡建学同意徐洪波安排周某从中拿出20万元还了泰山石化公司，将所得的其他22万元赃款存放他处。案发前，为进一步掩盖犯罪，逃避法律制裁，胡建学与卢胶青订立攻守同盟，并于1995年元月19日晚将其受贿股票所得赃款转移他处，后被检察机关追缴。“受贿的大门一打开，就一发而不可收。”胡建学在接受审判时这样说。他贪污受贿的丑恶行为说明这话是有道理的。从1990年1月到泰安市工作，到1995年1月被依法逮捕，在这5年的时间里，胡建学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卢胶青、孔利民等42人贿赂的人民币、美金、港币、意大利币、股票、彩电、影碟机、摄相机、音响、微波炉、录像机、空调、电冰箱、皮衣以及家具、金首饰等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问61.6万多元。检察机关对其家中搜查时，搜出了缝在被子里的50万元，这些钱谁送的，连他自己也想不起来了。自认为到了他这样级别的干部没人管了，蔑视党纪国法的人，党纪国法人当然不会放过他。1995年1月27日，在他到泰安整5个年头的时候，被依法逮捕，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英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好：“贪婪地追求金钱，不择手段去利已的人，等于一砖一瓦地给自己造一个地狱。”胡建学等人就是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为自己营造了“地狱”。
失去监督 沦为罪犯
欧阳德，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任东莞市委书记，因犯有受贿罪受到党纪处分和法律的制裁。
一
1994年10月28日，广东省东莞市。
一个妖冶的女人从一座豪华住宅里匆匆走出，只见她来不及朝四处多看几眼快步奔向停在不远处的一辆红色小轿车。可当她打开车门，正要躬身钻进去时，几名公安干警犹如从天而降，没等她回过神来，便把凉飕飕的手铐扣在她的双腕上。
欧阳德案件的关键人物、诈骗犯陈晓敏，在公安机关追捕了一个多月后终于落网……
陈晓敏被抓的消息，使调查组的领导顿觉轻松了许多。
自1993年开始，中央纪委多次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兼东莞市委书欧阳德的子女利用权势经商，获取暴利，随后大都去了香港定居，欧阳德本人也有受贿等严重问题。中央纪委当初曾转给广东省查处，未果。广东省纪委请求中央纪委直接调查。
1994年3月，中央纪委调查组进驻东莞市。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调查组很快查清了欧阳德的子女利用其权力和影响定居香港及经商的事实。
欧阳德共有五个子女，三女二男，现有二男二女和大儿媳、孙子、外孙女等8人定居香港。这些去港定居的子女和亲属，多是经欧阳德同意，通过各种渠道出去的。“大公子”在去港前担任欧阳德领导下的东莞市某区区长，1992年他拉来了一个港商合作经营住宅小区。该小区占地290亩，首期开发80亩。协议规定港商出钱，区政府出地，双方各占50%的股份。
协议签订后，那位港商仅在香港投入了部分开办费、广告费等，而住宅区的建筑费却分文未投。11月底，“大公子”以区政府名义担保贷款5000万元，用于住宅小区建设，欧阳德还为这个小区题了词。
1993年1月，“大公子”在欧阳德的安排下通过非正常渠道去香港定居。
当这位“公子”时隔两个月再回东亮时，摇身一变成了港商。而区政府竟然将住宅小区的股份转让给他个人，而所投入的5000万元贷款仍由区政府担保。住宅小区一期工程共建房9.5万平方米，售价2亿元左右。这位“公子”仅从这个项目上就赚了数千万元，可所谓一夜暴富。“大公子”并没有因赚这样的不义之财而罢休，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胆子也越来越大。在“开发”住宅小区的同时，又与区政府合资开办了一家夜总会，一人占有70%的股份，投入的资金全部从开发住宅小区时由政府担保贷到的5000万元中支付。不仅如此，他还在夜总会的“桑疗中心”办起了首家异性按摩服务的场所，雇用大量“三陪”小姐，以色情勾引、接待来客。市委书记的“大公子”的这一举动，使东莞市的异性按摩场所一夜间遍地开花。对于此事，身为市委书记的欧阳德不仅不加以制止，反而大力支持。开业时，欧阳德大驾亲临，并邀集了不少社会名流到场，场面之宏大、热烈自不必说。据领班说，欧阳德还曾光顾，做过桑拿按摩。与“大公子”异曲同工，“二公子”也是先去香港定居，然后又以港商的身份回到东莞大捞其钱的。1993年1月，刚去香港定居的“二公子”一回到东范，便借用东莞市万江区第二建筑公司工程队的牌子，在无人员、无技术、无设备的条件下，把本已确定由市建筑总公司承包的凤岗海关的2000万元推土工程强夺到手。仅此一项，他就获利约700万元。他是靠天天在公路上拦截过往的空载泥头车，临时租用，让他们把土拉走。招了几下手，钱也就赚了。
当然，与这两位公子相比，身为欧阳德二女婿的陈柱豪捞钱却另有“高招”，不过他最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陈柱豪原是东莞市政府车队的司机，与欧阳德的二女儿结婚后便平步青云。仗着欧阳德权势和影响，他先调到市公安局当了公安干警，后又被提升为车管科的副科长，独揽汽车照发放大权。几年时间，他竟收受贿赂28.5万元港币；通过炒卖地皮获取非法收入150多万元。滑天下之大稽的是，陈柱豪花了30万元定居香港，成了一名港商后，竟然继续担任车管科的副科长，在东芜市上演了一幕“港商任政府科长”的丑剧。陈柱豪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付出了有期徒刑13年的代价。当群众听到这个“车霸”被铲除的消息时，无不拍手称快。当然，这个判决也是在欧阳德案查清之后才做出的。
当调查组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中央纪委领导时，领导同志明确指示：要继续努力，注意从外围突破。
然而，线索太少了，几乎无从下手。调查组一筹莫展。正在这时，那个叫陈晓敏的女人出现了。
调查组在东范调查欧阳德问题时，不断有群众向调查组反映，说东莞厚街镇有一个叫陈晓敏的女人，她自称是“中央军委某主要领导的女儿”、“某副部长的儿媳妇”，胡作非为，且与欧阳德、厚街镇党委领导关系甚密。调查组决定先从陈晓敏入手，展开调查。正在这时，中央有关部门也接到反映陈晓敏问题的举报信，有关领导对此高度重视，责令调查组查清。
调查组迅速搞清了这个女人的来龙去脉：此人40多岁，原是广州市某医院的一名护土，1977年因诈骗被判刑七年，1981年被改判释放。后来她又因诈骗被拘留过，出来后到广州某民主党派服务中心当起了业务主任，并被派到东范管理水厂工程。到东莞后，她觉得替别人干赚得太少，便辞去业务主任的职务，开始自己承揽工程。
1992年底又办了赴港单程证。这个女人行动诡秘，在东莞市活动都是以港商的身份出现，且来去无踪。调查组几经努力连她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各种迹象表明，她似乎已经听到了什么风声，隐藏得更深了。
怎么办？调查组决定布“疑阵”引蛇出洞。他们表面上做出无可奈何、搬师回京的样子，实际上却在东莞撒下了天罗地网。不料，这一等又是一个多月，就在调查组感到山穷水尽之时，传来消息：陈晓敏回东莞了！调查组马上与广东省公安厅取得联系，提请协助，共同组成强有力的办案组赶赴东莱。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二
在广州白云机场通往东莞的高速公路上，一辆小轿车飞速地朝东莞驶去。车内坐着一位中等身材，微胖，头发花白，着装考究，戴眼镜的老头。只见他紧锁眉头，微眯着双眼，手中夹着一支香烟。缕缕青烟在关紧门窗的车内飘来飘去。这人就是号称东范“大哥大”的欧阳德。刚从北京列席完全国人民代表大全常务委员会，他便迫不及待地往家赶。此时的他正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光荣的历史使他有些飘飘然，可这次在北京了解到的一件重要事情却又使他忐忑不安！
是啊，这一生，欧阳德走过的路也曾有过坎坷，可也充满辉煌。
自1949年8月参加革命，他参加过土改工作队，当过银行职员，“文革”前提升为东羌县监委副书记；“文革”后，从公社党委书记一步步晋升为东莞县委书记，一干就是7年。1981年后历任惠阳地区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1988年，东莞改为地级市，组织又将他调回东莞任市委书记。在1994年3月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副主任，步入高级干部的行列。
随着职务的提升，权力的增大，他日渐霸道起来。刚愎自用，以至班子里的人也怕见他。群众指着他的脊梁说；“欧阳德心中只有一个人，这就是他自己。”在私利方面他也开始花费心思。1990年，因以权谋房和以低价多占地皮等问题他受到省委、省纪委的严肃查处。
为此他多次做了检查，有一次在干部大会上甚至痛哭流涕！然而，泪水并没有冲走他日益膨胀的贪婪，相反，他开始利用一切机会捞取大量金钱和私利。纵容子女经商牟取暴利，暗中送子女去港定居……
在东莞上演着一幕幕以权捞钱的丑剧。这些所作所为，引起东莞市干部群众的义愤，1991年东范市委换届选举中，担任多年市委书记的欧阳德得票甚少，几乎连市委委员都选不上。但这并没有引起他的警醒，在新的市委第一次常委会上，他反唇相讥地说：“以后不再需要你们选我了，而是我选你们。”其狂妄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仅如此，他在管理上开始仇视监督。1993年，身为市委书记的他居然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公然宣布要把纪委的牌子从市委大院门口摘下来！
当欧阳德从沉思中走回来的时候，又想到，中央纪委调查组来东莞已有半年了，内心不由得抽搐一下。他这次在北京了解到的一件对他至关重要的事情，更成了他的心病。那个他一直以为是中央领导的女儿，而且他一直在尽力巴结的陈晓敏，竟然是一个骗子！
他与陈晓敏交往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1993年8月的一天，欧阳德的老相识、中央某部的老处长张X又一次来到东范，欧阳德像往常一样热情地在东苑宾馆别墅楼为他接风洗尘。跟以前不同的是，这位老处长身边多了一位妖冶的女人。“欧阳书记，这就是在厚街有名的陈小姐。”张××把那个女人从身后拉出来。“在东莞，我哪里敢与欧阳书记的大名相比。”还没等欧阳德开口，那位女人就抢先说话而且一张口就带着一些狂妄与粗野。
说实在的，欧阳德对那位陈小姐并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虽然后来陈晓敏多次给欧阳德打电话百般地讨好，可欧阳德在心理上还是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但这一距离并没有维持多久。
1993年9月份，东莞各镇换届前夕，欧阳德考虑到厚街党委班子不团结，便在常委会上提出将一位主要领导调走，常委会也讨论通过了。正当组织部进一步做工作的时候，张××从北京打电话给欧阳德。劝说他把那位镇党委领导留在厚街。
过了几天，那位陈小姐来到了欧阳德的办公室。“欧阳书记，我刚从北京张处长那里回来。他托我给您带了封信和一个小纪念品。”陈开门见山，把手中的一封信和一个玉老虎放到欧阳德面前。
陈晓敏坐在沙发上看着欧阳德读信的表情：开始是庄重的，后来他不由自主地把眼光从信纸上抬起来，从老花镜中向她膘几眼，那眼神中开始夹杂着敬意。陈晓敏深知，这封信起作用了。
原来，张××在这封信中告诉欧阳德，陈晓敏是中央某领导的女儿、某部副部长的儿媳，他在北京就很熟。“陈小姐，先前有什么照顾不周地方，请多谅解。”欧阳德的语气变得客气起来。陈晓敏也赶紧客气几句，气氛顿时活跃。陈晓敏也改变了原先对欧阳德的称谓。“德叔，张处长可能在电话中已经跟您说过了，厚街那位领导这次能不能不调走？”陈晓敏抓住了这个时机，开始干预起东莞的干部调动来了。“这不太好办，常委会已经通过了。”欧阳德显得很为难。“德叔，我的生意都在厚街镇，我又跟他比较熟，他对我也比较了解，有些事也比较好办。如果他调走了，我在厚街也就没法呆下去了。有您老的一句话，让他留下还不是小事一桩！”陈晓敏的言语里既有威胁，也有对欧阳德的奉承。
欧阳德想了一会说：“好吧，我再征求一下其他常委的意见。”欧阳德松口了。陈晓敏深知事情差不多了，便起身告辞。
1993年10月，那位镇领导果然继续留在了厚街。
之后，欧阳德与陈晓敏的交往日益密切。在陈晓敏四十岁生日时，欧阳德欣然应邀赴宴，两人还特意守着生日蛋糕和红蜡烛合影留念。更让欧阳德感到惊慌的是，他收受了陈晓敏送的10多万元钱物。
想到这里，欧阳德不由得出了身冷汗！“不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他再也抑制不住焦急的心情，对司机说：“开快点！”
三
当欧阳德走进家门时，老伴从他那阴沉的脸上似乎看到了一些不祥之兆。“厚街那位陈小姐来过没有？”欧阳德急切地问。“没的。怎么啦？”老伴莫名其妙。
欧阳德已无暇解释。他匆匆地拨通了陈晓敏的电话。电话打通了，可一直没有人接。再拨……直到到深夜，电话仍无人接。“怎么办？”欧阳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突然，他想起陈晓敏自己有司机，东西好像都是他给送来的。可司机他又不认识。他又打通了与陈晓敏很熟的阿坤的电话。可电话同样没有人接。再拨，仍没有人接。
已是深夜，疲惫的欧阳德无奈地上床躺下来……“叮铃铃……”第二天一早，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欧阳德从睡梦中叫醒。他从被窝中伸手抓起话筒。“欧阳书记，厚街那位陈小姐被抓了。”电话中传来了一个欧阳德最不愿听到的消息。是谁打的他也来不及问了，便匆匆起床，又拨通了阿坤的电话。“喂，找谁？”有人接，欧阳德镇定了许多。“阿坤，我是欧阳德，请你把陈小姐的司机给我找来！”“好吧。”对方一听是欧阳德，有点受宠若惊，赶忙答应。“中午我在厚街酒店二楼等你们。”欧阳德迫不及待地说。
中午。欧阳德心急火燎地来到医街，阿坤和陈晓敏的司机已候在那里，“能不能把陈小姐送到我家的东西放回到你那里去？”欧阳德顾不上解释，直截了当地对陈晓敏的司机说，“仅果有人问，你就坚持说没有把东西送到我家里来。”“好吧。”那位司机从欧阳德严肃的表情中知道已无法拒绝。
欧阳德不敢耽搁，又匆匆地赶回家中，让家人把东西运到陈的司机家中。
然而，欧阳德的这些招法毕竟已经太晚了。
四
广州某看守所审讯室。
调查组同志坐在审讯桌前与陈晓敏对峙着。
陈晓敏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除了东扯西拉，就是沉默。一天、二天、三天……七天过去了，仍然没有进展。“怎么办？”审讯人员深知，面对陈晓敏这样一个“三进宫”的诈骗犯。要让她开口除了讲究策略外，还必须有韧性。
到了第八天，陈晓敏终于招架不住强大的攻势，败下阵来。
随着记录员笔下不停地记录，欧阳德受贿的嘴脸也渐渐勾勒了出来。
1993年底陈晓敏想在厚街镇建加油站、商住楼。一天晚上，她拿着一份工业用地70-100亩的申请，去找欧阳德批一下。欧阳德看了几眼，便提笔批示：“希国士、城建部门抓紧办理。”并签下了他那飞龙走凤般的大名。后来，正当有关部门为陈晓敏办理征地的有关手续时，陈晓敏因故又决定不要这块地了。
时隔不久，陈晓敏又在欧阳德的帮助下，为她的情夫、个体户栾少斌办了一张多次往返港澳的通行证。在东莞，办这样的通行证。
只有副镇级的干部才有资格，而且只有市委书记和市长才有签批权。
为了报答“德叔”，并达到放长线钓大鱼的目的，陈晓敏深知必须有金钱的投入。
1993年底的一天，陈晓敏在香港花近万港币买了鱼翅、高丽参、洋酒等物品，又拿了1万元人民币，用塑料袋装着，来到欧阳德家，欧阳德“客气”地说：“来家里玩，拿东西干什么！”“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没什么的。”陈晓敏轻描淡写。欧阳德便欣然收下。
出师顺利，陈晓敏开始加大投入。1994年3月的一天她又跑到番禹花了4.2万元买了一部46英寸的索尼牌大幕彩电，让司机送到了欧阳德家。当天晚上她给欧阳德打电话，欧阳德说：“我正好要找你，这部电视是不是少拿了一个零件？图像不太清晰……这种投影的还是不如那种大电视清楚。”于是陈晓敏又去番禹花4万多元买了一部37英寸的彩电和一套健伍音响，送到欧阳德家，当时欧阳德不在，他的老伴见是陈小姐来送电视，噢了几声，点点头让他们的把东西抬进了屋里。第二天陈晓敏打电话给欧阳德：“德叔，电视给您送去了。您看怎么样？”“知道了，我还没来得及看。另外几个箱子里是什么？”欧阳德说。“那是一套音响。”“噢，那好，谢谢你了。”
欧阳德受贿并不都是如此从容。1994年4月的一天，陈晓敏打电话告诉欧阳德说要送他一把电动按摩椅。此时的欧阳德已经知道，中纪委调查组在查他的问题，但他面对诱惑仍不能自拔，为了避人耳目，他叫陈把按摩椅送到人民公园门口，由其家人悄悄地取回。
另据陈晓敏交代，欧阳德还多次收受她送的烟酒等物品，其中一次就收了一个金钱龟和5000元港币。
五
陈晓敏的供述使欧阳德案取得了质的突破。经调查组进一步取证后，中央纪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欧阳德立案审查、侦查，并向中央写出了报告。中央领导在对案情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同意立即对欧阳德采取措施。
1995年3月25日21时30分，机关算尽的欧阳德用他那只签发过不知多少文件的手，在拘留证上签下了“欧阳德”三个字。
初战告捷。然而，对于调查组来说，此时并没有轻松下来，因为从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欧阳德收受陈晓敏11万多元电器、金钱的事还只能说欧阳德案件中的一个小部分，用中纪委一位领导的话说，只是欧阳德受贿案的一个“猪尾巴”而已。多次提审欧阳德，老于世故的他除了对收受陈晓敏钱物的问题不得不承认外，对其他问题一概不提。尤其是群众反映在老家建造别墅问题，更是闭口不谈。
调查组马不停蹄地赶到大岭山镇上高田村，施巧计找到了为欧阳德建房子的包工头欧阳七养。这个人是欧阳德一位老同学的儿子，与欧阳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1978年他从部队退伍时，就是欧阳德帮忙将其农转非进了东荣一家工厂，后来这小子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开除，便走了靠承包工程赚钱的路子，现在已腰缠万贯。欧阳七养对给欧阳德建房子的事供认不讳，但又声称，这事是老村长介绍给他做的，老村长还亲自画好了图纸交给他，建房子的帐也已经结了，要帐看，他说没有。谈了几次，欧阳七养始终就是这样几句。
调查组便把老村长找了来。
老村长是一个精神婴烁的老头，岁月的沧桑在他的额头留下深深的皱纹。“村长，听说欧阳德的房子是你交给欧阳七养建的？”“没有，我根本不知道此事。”老村长肯定地说。
再问，还是这样一句。当调查组的人给他讲政策时，老头开始变得非常倔强，四天四夜毫无结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调查组重新分析欧阳七养的讯问笔录，突然发现：欧阳七养在谈到老村长让他建房子时，居然说是老村长画的图纸，而他们面前的这位老村长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我们被这家伙骗了！立即把欧阳七养找回来。”调查组马上行动。
欧阳七养再次被传，一看调查人员那满脸的怒气，马上意识到他那个弥天大谎已被识破，“扑通”一声跪下了。然后，把为欧阳德建房子的过程一股脑儿和盘托了出来——1993年初，得知欧阳德要建房子，欧阳七养来到了欧阳德家。“德叔，听说您要在老家建房子，就给我建好了。”欧阳七养开门见山的说。“你出人工，我出材料。”欧阳德半遮半掩。“我有工，也有料，这件事由我搞掂（广东方言，办事妥当的意思），以后您给我介绍点工程做就行了。”欧阳七养听了欧阳德的弦外之音，直截了当地说。
欧阳德满意地看了一眼欧阳七养，“好吧”。
一笔交易就这样谈成了……
10月份，土建部分完工。期间欧阳德亲自来看过两次，有一次他对工程不满意，还把欧阳七养骂了一顿，欧阳七养便让手下的人按照欧阳德的要求进行了返工。整个房子建筑面积320平方米，花了18万多元钱，欧阳德一文本付。
这期间，欧阳七养听说素步镇有一个投资1000多万元的水厂工程，便去找欧阳德让他帮忙给承接下来。欧阳德便给定步镇党委书记写了个条子，让他关照一下，把水厂的工程给欧阳七养做。后来，因镇政府缺乏资金，水厂工程没能上马，这个事就搁浅了。1993年6月份，欧阳七养的侄子升初中，因考的成绩不太好，按规定进不了东弟中学（是省重点学校）。后来在欧阳德的帮助下，居然顺利进去了。
1994年12月份的一天，欧阳德为了掩盖其受贿罪行，把欧阳七养找到自己的家里，对他说：“如果有人问起你建房子的事，你就说是我儿子让你做的，不要讲是我。”欧阳七养爽快地答应，并说：“如果有人问，我会讲已经收到10万块钱，还有一点余款没付。”
转眼已是7月了，在囚室中呆了几个月的欧阳德，展转反侧之时，又想到了他老家的那所房子，虽然说欧阳七养建得不怎么样，可古某他们给装修得还是不错的，大理石的地面，人影可鉴，不锈钢的楼梯扶手熠熠生辉，典雅脱俗的天花板，古朴的家具，整个建筑既气派不凡，又有自然的风格，足以显出他市委书记的气派。尤其是那间“写字屋”，不仅布局合理，而区修饰得既大方舒展又透着文人的高雅。整个房子后依青山，前临一湾清澈见底的池塘，用前人的话说，这是一个风水极好的地方，在此颐养晚年，该是一个多么好的去处啊！然而……
想到这些，欧阳德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远远袭来的疼痛令他不由自主地从床边站起来，在囚室里踱来踱去……
但愿欧阳七养会把调查组胡弄过去，儿了也能在那几张假发票上自圆其说。欧阳德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那些昔日的随从身上。然而，令他想不到是，调查组木仅从欧阳七养口中搞清楚了他建房子问题上受贿的全部事实，也找到了为他装修房子的东美市建筑公司总经理古某。
经过几番较量，古某已经完全明白，再为欧阳德说谎已无济于事，只能使自己更加被动。因此，他不得不交代出组织人员为欧阳德装修离子的来龙去脉。
那是1993年10月，楼房主体工程完工后，欧阳德亲自打电治给古某，说自己在老家建了栋房子，让古某亲自负责给装修一下，随后欧阳德又让其儿子找古落实此事。过了几天欧阳德与古某等人一起去看房子，为装修做准备。在看房子的过程中，欧阳德亲自提出了装修的布局、材料等具体要求。然后，欧阳德和在场的人员一起吃了午饭。星期天又在东弟宾馆请他们一起来品尝“路易十三”酒。
这些人虽然知道书记大人打的什么算盘，但表面上还得毕恭毕敬，言听计从。领了“军令状”的古某，立即安排市建筑公司下属的一家公司负责装修事宜。装修完工后，欧阳德又看了一次，对整个装修表示满意，至于装修费却只字未提。
过了一段时间，欧阳德的儿子出面请古某等人吃饭，他说：“房子装修好，我老头子没时间来，让我代表他来感谢你们。”饭前还给每人发了一个装有2000元港币的红包。
1994年4月上旬，老好巨滑的欧阳德指使儿子到古某那里要装修费的发票。古某找到负责装修的那个公司的经理，让他给“搞掂”，可事情直拖到1995年4月仍未办妥。这时古某得知欧阳德被抓的消息，马上找到那位经理，说：“欧阳德出事了，上面定会查的，要尽快办妥。”当晚那位经理就找到具体施工的包工头开发票。包工头因为出了钱没有捞到好处，一肚子意见，不想给他开。这位经理告诉他：“有人要查欧阳德，发票是拿去应付差事的。”包工头便按预算数开了5张、共计28万元（实际花费23万元）的收据，由那位经理通过古某转交给了欧阳德的儿子。
狱中的欧阳德仍在做着最后的顽抗。当调查组人员让他解释建房装修住房的有关问题时，他果然把问题全都推到了他的儿子身上。
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人，面对铁的证据，欧阳德最终不得不低下了头……
至此，欧阳德收受贿赂53万多元的重大案件已水落石出。
七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一个人无论党龄有多长，资格有多老，也无论其做出过多大成绩，一旦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思想防线松懈，必然腐败蜕变。在改革开放环境中尤其如此。欧阳德就是这样一个反面典型。历史地看，欧阳德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注意廉洁，比较谨慎的，也曾将送礼、“进贡”者拒之门外。然而随着环境、地位的变化，欧阳德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他的灵魂被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蛀蚀。想党的事业少了，琢磨位子、票子、车子、房子、孩子多了；想为民谋利少了，追求钱财、贪图享受多了。欧阳德并不缺钱，却想方设法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受他人钱物；欧阳德并不缺房，却凭仗职权，在老家营造别墅；欧阳德的用车并不逊色，却一换再换，成为全省领导干部中坐奔驰600高级轿车的第一人；欧阳德明知有令禁止，却屡次做桑拿按摩，接受色情服务，陶醉于灯红酒绿之中。就是在中央纪委调查组进驻东美后，他还收受贿赂，贪欲的膨胀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
欧阳德违法犯罪行为集中发生在他从市委书记岗位退下来前后三年间，究其原因。除了贪钱的思想动因外，在对待离退换岗问题上的错误思想是加剧他腐败蜕变的催化剂。他当选为省人大副主任后，有位代表问他“年纪大了何不休息”时他回答说：“这是副省级。地位高，有专车……”当调查组问他家中有钱有物为什么还要大肆受贿时，他回答说：“总觉得从市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群众和组织不会再监督着我了，毋需再左顾右盼。”行百里者里者半九十，欧阳德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了大半辈子，本应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却因晚节不保，前功尽弃，沦为罪犯，实在令人惋惜、痛心。“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欧阳德违法犯罪事实再次证明了这一定理。
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
1993年9月27日上午。海口市浮陵水刑场。几声正义的枪声响过，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贪污案中的5名主犯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光、赵东方、杨绍琼，几乎同时应声倒地，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
案发“10.17”1992年IO月15日海口市工商银行东风办事处主任陈名龙接一自称香港女士打来的电话，查询由东风办书处开出巨额汇票的情况。根据该女士提供汇票的号码，陈主任查询后确认议号码的汇票是从本处开出，但无汇票底联登记，便引起警惕。此间，被告人薛根和闻知，感到事情即将败露，于当日下午3时许携带空头汇票底联离开办事处、同时，东风办事处经审查发现内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自行签发空头银行汇票17笔，到外地解付，共计金额2594万元。遂于1992年10月17日由海口市工商银行向海口市公安局报案，故称为“10.17”案件。接到报案后，海口市公安局认为此案属于贪污性质，10月19日由海口市政法委同海南省公安厅联席会议决定将案件移送海口检察院受理。10月20日海口市检察院反贪局决定立案侦查，成立了专案领导小组，并分别组成追赃组分赴全国15个省、市，35个县（市）进行追赃取证，同时还组织追捕组全面展开侦查，对逃往全国各地及境外的主要案犯进行追捕。
艰难的审理
1993年10月此案侦破后，社会各界惊愕、愤怒、哗然，人们热切盼望法律对这群特大蛀虫以严正惩处。
海南省省委、海口市市委的有关领导多次指示司法机关依法从重、从快惩治犯罪分子，尽量挽回国家损失。
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忠本几度询问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对法院的审理工作付出重要指示。
作为第一审的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更是极为重视，由吴邦海院长亲自挂帅，全盘指挥。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王前生具体安排部署。为了使案件尽快得到审理，海口中院刑事审判庭曾于3月中旬、4月中旬和5月中、下旬4次派人提前介入，了解案情案件起诉过来的当天晚上，吴院长立即主持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分析案情，制订方案、方针和工作计划。决定从刑庭中抽调3名经验丰富的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同时从政治处、研究室抽调有关人员协助合议庭工作。
6月2日上午，吴邦海主持召开了战前动员会。当天下午，在院领导的直接指挥下，审判长张建良、审判员刁黎颖、李忠义、书记员刘东开始了艰苦的阅卷工作。由于案情极为复杂，涉及8名被告，19张汇票，仅案卷就有26本，加起来足有半人多高。
合议庭成员忍受着酷暑，每天挥汗如雨，加班加点至夜深。停电，买来应急灯；饿了，啃一块面包；渴了，喝一口白开水；困了，趴在桌子上打个盹。由于连轴转，合议庭成员先后病倒了两个，但他们不轻易离开岗位，随身携带着药品，咬紧牙关坚持。在艰苦的努力下，他们仅用10天时间就详细审阅了全案案卷，作阅卷笔录达300多页而近10万字，还根据每张汇票的走向和案卷中的证据材料分门别类绘制厂14张犯罪一览表，这为案件的审理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通过阅卷，合议庭发现，一是案件中的部分事实不清，有些款项的走向不明，尤其是汇往广东省东莞市霄边商行的400万元和汇往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的500万元，虽有部分书证，但无法认定。二是起诉书的有些认定缺乏必要的证据；三是有些赃款赃物可以追缴而未追缴。
如果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然后再重新起诉势必拖延案件的审理时间。为使罪犯早一天受到惩处，早一天为国家挽回损失，院领导当机立断，决定自行调查，兵分四路，奔赴天津、唐山市、广东省东范市、增城县、南海市、中山市等地调查有关事实和追缴赃款赃物。
6月17日上午，秀英看守所。合议庭开始提审各被告人，可能是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两名主犯薛根和和陈贻全对自己的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
薛根和伙同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等人，利用他在银行担任会计职务之便，采以内外勾结，盗取银行空白汇票，擅自打盖密押，开具空头汇票不上帐，到外地银行解付，销毁底联与回单等手段，大肆进行贪污银行公款的犯罪活动。从1992年元月至10月期间，共开具银行汇票19张，计贪污人民币33444710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遂）。此外，薛根和还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涂改同城票据（代付）凭证的代收单位，编造假进帐单挪用海口市橡胶三厂等企业单位结算资金共六笔计162458.03元，薛根和本人实际占用人民币6124650元，主要用于购买私房、装修房屋、购买小汽车，归还私人欠款和个人挥霍。
陈贻全勾结薛根和并伙同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盗取银行汇票10张，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12354710元，陈贻全实际占用175万元，主要用于归还个人欠款和挥霍。
薛、陈两名主犯的供认，使得合议庭成员对办好这起案件的信心大增。
因薛根和仅负责往外打款，至于款打出后怎样使用，他不清楚，而陈贻全也仅知道其中的一部分。于是合议庭紧接着提审第三主犯熊道先。
熊道先曾于1977年因诈骗罪被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1987年8月至10月因诈骗被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分局收容审查，对于应付司法机关的审讯已经是很有经验了。对这一点，合议庭早有预料。果然当合议庭的审讯涉及到实质问题时，熊道先要么兜圈子，不正面回答，要么就避实就虚，闪烁其词。他矢口否认知道汇票的来源，并且坚持就说所有参与的款项全部用于公司的山羊绒业务，自己没有中饱私囊。看来要使他低头认罪，必须抓住要害发问。
在审判长一连串的发问后，熊道先张口结舌，豆粒大的汗珠直样下滴，最后不得不交代了其犯罪事实。
1992年6月至10月，熊道先以办理山羊绒出口业务急需资金、购买房屋、解付美元信用证等为由，先后伙同薛根和、陈贻全、赵东方、杨绍琼等人开具7张汇票，贪污银行资金达2050万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遂），熊道先个人实际占用公款749万元，主要用于还个人欠款，办理出国护照，购买两幢楼房和高档音响设备、办理美元信用证和修改美元信用证条款及个人挥霍。
当天下午，合议庭再次分别提审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讯问关于汇往贵州的500万元和汇往广东东亮的400万元的具体情况。据他们供认，汇往这两地的汇票是当着赵东方的面填写，并由赵东方提供收款单位和帐号，在填写第一张汇票以前，薛根和还明确告知赵，汇票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银行偷出来的，让他尽快还回来。汇票填好后由赵直接交给或指使他人交给杨绍琼，并告诉了杨绍琼汇票的来源，杨绍琼明知汇票的来源不正常，仍然指使他人解付。
至于汇票解付后的具体使用情况，合议庭决定等外出调查的情况回来后，再提审赵、杨两案犯。
由于时间紧迫，会议庭接着提审张德全、熊元龙、戴开业，他们二人对自己所犯罪行均供认不讳。
1992年8月，张德全勾结薛根和、熊道先盗取银行汇票一张，共计参与贪污人民币400万元。
熊元龙、戴开业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属重大犯罪嫌疑村家，为厂使他们逃避法律制裁，由熊元龙开车护送，戴开业找向导并自兼翻译，积极帮助他们逃往境外。
山于赵东厂和场绍琼拒不认罪，6月18日海口市中院副院长王前生带领审判长张建良、研究室人员徐振华，冒着倾盆大雨前往市检察院。请求他们立即派人赶赴洪州调查金龙公司的经济性质及汇往贵州的500斤元汇票的使用情况。
6月25日赴天津市、唐山市调查的小组返回海口。据调查，1992年10月赵东方从贵州汇了一笔15万元的款项到天津市天北房产有限公司帐户上，作为天津金龙企业开发公司租用该公司房屋的费用（天津金龙公司法人代表是杨绍琼），具体由天津金龙公司负责人王某负责办理。天北房产有限公司应王庆友的请求，将其中8.75万元转到了其个人的长城卡户头上，余款交付了房租。因王是唐山人，天津金龙公司倒闭后回老家唐山去了，调查组当天晚上又赶赴唐山，在当地司法机关的大力配合下，找到王某，了解有关情况，王除证实了这15万元的使用情况之外，还证实了赵东方在1992年5月份委托他在唐山市给他购买私房，供其妻子和儿女居住。王通过关系为赵购买了唐山市佳运汽车配件公司的一栋两层楼房，由赵东方分三次从贵州汇了12万元给唐山佳运讫车配件公司作为购房款。这笔款已由调查组全部追回。
在唐山市调查过程中，听王某讲，赵东方原名赵子良，有诈骗前科。调查组立即前往唐山市路北区法院，查询档案，没有发现，考虑可能被免予起诉，又赶到检察院，在堆积如山的档案材料中终于找到赵子良（赵东方）于1984年因诈骗罪被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
6月26日，赴广东省中山市、东莞市、增城县、南海市调查的两个小组陆续返回。据调查，东莞市霄边商行称曾于1992年6月30日收到解付人香港恒基公司名叫蔡得基的两张汇票共400万元，汇票是从海口市工商银行东风办事处开出的。霄边商行收到汇票的第二天就将这400万元分为五个地方转款392.4646万元至中山市、增城县、南海市，套取现金，后由霄边商行将现金兑换成港币汇往香港。
这次调查历时15天，行程近两万公里，调查500余人次，取得证据材料60余份，追回赃款39万元，追缴赃物折价犯28.85万元，查封财产折价27万元。
6月26日，市检察院前往贵州调查的小组将调查材料用特快专递寄到了合议庭，调查证实，贵州金龙公司是在1992年10月12日登记注册（本案案发是1992年10月15日），公司性质：集体。该公司注册资金110万元全部是赵东方、杨绍琼伙同薛根和等人贪污的公款，在公司成立以前是筹备组，并先后挂靠到贵州省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和贵州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汇往贵州的500万元除110万元用于注册资金外，杨绍琼用100万无偿还其个人欠款，9万元汇回海口远洋公司帐号，140万元汇回海口益通公司帐号，12万元用于赵东方在唐山市购买私房，余款被赵东方、杨绍琼等人挥霍使用。
根据上述调查情况，合议庭再次提审赵东方、杨绍琼，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们二人不得不低下了头。
由于案情复杂，涉及8名被告，19张汇票，26本案卷，面对这浩瀚的案卷材料，办案人员合理分工，密切配合，分析案情，制订方案和工作计划，连续奋斗了73个日日夜夜，调查取证行程近2万公里，调查500余人次，开成了长达900多份的证据材料，为了查证和追赃，跑了全国20多个城市，为了查清一笔400万元的款项，还派员赴香港调查。这些不是简单的数量问题，而是审判人员的心血汗水辛勤劳动、高度负责的结晶，它使人感到沉甸甸的分量。
至此，院审判委员会认为本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决定6月28日、29日开庭审理。
严正的判决
1993年6月28日上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大庭庄严、肃穆、座无虚席。海南省海口市中极人民法院在这里公开审判一件使人们震惊的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天字号”贪污案。中央电视台和驻琼10多家新闻机构前来采访。法院合议庭成员、书记员、国家公诉人、辩护律师，一一入座。这是海口市历史上值得一书的正义审判。
8时30分，轰动全国的特大贪污案“10.17”案件公开审判。“把被告人押上来”。审判长洪亮的声音在法庭回荡。薛根和等8名案犯被押上了审判台。
8名案犯耷拉着脑袋，神情沮丧，昔日的那种威风、潇洒的劲头，荡然无存。
法庭在审判长宣布开庭后，便依法有条不紊地进行法庭调查。
针对起诉书的指控，审判人员详细审问了各被告人，向被告人出示案件中涉及的所有票据，并对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一一进行了质证。
经过历时一天半时间的法庭调查后，6月29日开始法庭辩论。
在辩论过程中，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的辩护人分别提出，被告人的行为是分别代表益通公司、远洋公司和金龙公司实施的，是法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而法律上没有法人构成贪污罪的规定，故上述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此外，赵东方和杨绍琼的辩护人还称熊道先以远洋公司有1000万元银行进帐单为诱饵，骗取了赵、杨的信任，所以赵、杨才与远洋公司建立合作山羊绒出口业务。汇往广东省东范市霄边商行的400万元是受熊道先的委托转交给香港恒基公司的蔡德基，且在这以前熊与蔡之间签订了有包装袋购销合同，蔡将汇票解付后如何使用，赵东方、杨绍琼不清楚。
赵东方、杨绍琼的辩护人当庭还出示了由海南顺风贸易公司开给远洋公司的1000万元进帐单。
由于被告人及他们的辩护人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当庭又无法查清，合议庭决定宣布休庭，延期审理。
经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后，立即派人调查有关事实。
7月1日，助审员徐国华和记者员闰俊奎前往增县调查1000万元进帐单一事。
调查结果表明。此进帐单与本案无关，同时也不能足以说明熊道光在1992年6月份有1000万元资金从事经营活动。
关于是否法人犯罪问题，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数次派人去有关工商行政部门调查查明事实，合议庭认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所实施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法人行为。
海口市中院于7月27日派员会同省高院刑庭庭长黄卫国赴香港调查汇往广东东莞市霄花边商行400万元一事。查明了汇往香港的400万元的使用情况及事情的整个过程，并提供了部分书证。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们不得个承认了与薛根和等人合谋贪污这笔款项的犯罪事实。
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共同贪污人民币33444710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遂）。薛根和本人实际占有人民币6124650元；被告人陈贻全勾结薛根和，伙同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1235万元，陈贻全实际占用175万元；被告人熊道先勾结薛根和、伙同陈贻全、赵东方、杨绍琼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2050万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遂），熊道先实际占用749万元；被告人赵东方伙同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杨绍琼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900万元，赵东方与杨绍琼实际占用311万元；被告人杨绍琼通过赵东方勾结薛根和并伙同陈贻全、熊道先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900万元，杨绍琼本人挥霍和赵东方实际共同占用339万元；被告人张德全受薛根和指派，与熊道先一起参与了解付400万元汇票的犯罪活动；被告人熊元龙明知薛根和、设道行、张德全属重大犯罪嫌疑对象，为了使他们逃避法律制裁，而积极帮助他们偷越国境，窝藏犯罪分子；被告人放开业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属重大犯罪嫌疑对象，为了使他们逃避法律制裁。而积极帮助他们偷越国境。
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薛根和等8名被告人不得不认罪。
1993年8月13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薛根和等人的犯罪事实，依法认定被告人薛根和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偷越国境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陈贻全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熊道先犯贪污罪、偷越国境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赵东方、杨绍琼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德全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熊元龙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戴开业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本案共追回赃款5050549元；追回外币及存折金额为人民币14831元、港币2100元、越币2000元；已被冻结但尚未划拨回的款共计人民币683946元、港币58元；追回赃物折价1704813元；此外还扣押手表1块、三洋女式摩托车1辆、赃款所买私人住宅2栋、以及滨海花园小区七号楼与3号楼2单元。本案实际损失1392万元。
一审判决后，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熊元龙、戴开业不服，提出上诉。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陈贻全等六上诉人的上述理由无客观事实根据，均不能成立。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认为，罪犯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罪大恶极，法不容留，依法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
严肃的反思
一群特大蛀虫毁灭了。
但人们不禁要问：犯罪分子为什么能如此纵横自如，贪污巨款为何如此顺利？在薛根和实施犯罪长达10个月时间内，有关单位竟毫无察觉？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有的金融系统内部管理上存在的漏洞为其作案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银行签发汇票是一项技术性要求极高的工作，按规定必须由三人共同完成，其中一人分管印章和数码机、一人分管空白汇票、一人分管编制密押，缺一不可，而东风办事处多年形成了一个惯例，为了方便顾客，汇票可以由一个人全部办理完毕。印章、空白汇票的保管人的钥匙就放在抽屉里，加上没有严格实行上下班制度，工作人员经常不按时到岗或上班时间出去喝茶而擅自离岗。薛根和正是钻了这些管理上的漏洞，大肆实施犯罪行为。
汇票开出解付后，解付行将报单和解讫通知单划回东风办事处，由负责编制密押的薛根和制作联行来往帐报告表，报往省工商银行，这时他从中大做手脚，瞒天过海。另外全国联行对帐每年仅在年终进行一次，这就使得薛根和作案起来不容易被发觉。
因此，银行开具汇票、支票及其它有价证券，必须由多人流水作业，绝不能以业务繁忙、方便顾客等为由，由一人代办。要形成一套各负其责，互相配合，互相监督的程序，上级主管单位对各个办事处的业务要实行有效的管理并形成一套严密的监督机制。对于联行帐目应以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每次核查间隔的时间不能太长。另外，金融系统在提高工作人员业务素质的同时，必须加强政治素质和法律意识的教育，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本案涉及的远洋公司和益通公司，是两个名为全民所有制实为个体的企业，陈贻全、熊道先等人正是打着全民所有制法人的招牌，勾结国家工作人员大肆侵吞国家资财。因现行法律没有关于法人构成贪污罪的规定，使得法院审理起来极为棘手。因此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核准企业注册登记时，应切实严格把关，对其经济性质作实事求是的认定。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本案5名主犯中有3名有诈骗前科或劣迹。
陈贻全曾因诈骗两度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熊道先曾因诈骗罪被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刑满释放后在广州因诈骗被越秀区公安分局收容审查；赵东方因诈骗被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且在赵东方担任中国老区促进会资源开发中心主任期间，以签订购销合同的名义，骗取江西省南昌市农贸公司、山东平度石油公司等数十家单位款项达900余万元，迄今尚有400多万元尚未归还。
这个案子已经落下帷幕，通过这个案子，人们应该得到诸多的启示。
第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给我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带来了空前繁荣，但也刺激了一些人难以抑制的拜金狂热。于是行贿受贿、侵吞公款、权钱交易等等腐败现象不断滋生甚至在某些方面呈蔓延的趋势。这就提醒我们越是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越要加强廉政建设，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防微杜渐，警钟长鸣，通过长期的反贪倡廉，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但在新旧两种体制交替时期，常常留下许多空档，使一些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特别是在特区和沿海一带，由于经济生活的日益繁荣复杂，法制建设、各种监督、约束机制还没有安全同步和配套，一些不法分子正是钻了这个空子，大行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侵吞国家资财的勾当。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形成严密有效的监督机制，堵塞各种漏洞，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愿这起案件给人们留下更多的警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