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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2 23: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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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国平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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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全新修订版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全新修订版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全新修订版作者:周国平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01-01ISBN:9787540493790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第一章爱与孤独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要依恋另一个生命,相依为命,结伴而行。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不属于另一个生命,像一阵风,无牵无挂。爱与孤独

爱与孤独是人生最美丽的两支曲子,两者缺一不可。无爱的心灵不会孤独,未曾体味过孤独的人也不可能懂得爱。

凡人群聚集之处,必有孤独。我怀着我的孤独,离开人群,来到郊外。我的孤独带着如此浓烈的爱意,爱着田野里的花朵、小草、树木和河流。

原来,孤独也是一种爱。

由于怀着爱的希望,孤独才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甜蜜的。当我独自在田野里徘徊时,那些花朵、小草、树木、河流之所以能给我以慰藉,正是因为我隐约预感到,我可能会和另一颗同样爱它们的灵魂相遇。

在最内在的精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爱并不能消除这种孤独,但正因为由己及人地领悟到了别人的孤独,我们内心才会对别人充满最诚挚的爱。

孤独源于爱,无爱的人不会孤独。

也许孤独是爱最意味深长的赠品,受此赠礼的人从此学会了爱自己,也学会了理解别的孤独的灵魂和深藏于它们之中的深邃的爱,从而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珍贵的精神世界。

孤独是人的宿命,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上一个旋生旋灭的偶然存在,从无中来,又要回到无中去,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命运。是的,甚至连爱也不能。凡是领悟人生这样一种根本性孤独的人,便已经站到了一切人间欢爱的上方,爱到最热烈时也不会做爱的奴隶。

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要依恋另一个生命,相依为命,结伴而行。

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不属于另一个生命,像一阵风,无牵无挂。

每一个问题至少都有两个相反的答案。孤独的价值一

我很有兴趣地读完了英国医生安东尼·斯托尔所著的《孤独》一书。在我的概念中,孤独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人生境遇和体验,为哲学家、诗人所乐于探究或描述。我曾担心,一个医生研究孤独,会不会有职业偏见,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病态呢?令我满意的是,作者是一位相当有人文修养的精神科医生,善于把开阔的人文视野和精到的专业眼光结合起来,因此不但没有抹杀,反而更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孤独在人生中的价值,其中也包括它的心理治疗作用。

事实上,精神科医学的传统的确是把孤独仅仅视为一种病态的。按照这一传统的见解,亲密的人际关系是精神健全最重要的标志,是人生意义和幸福的主要源泉甚至唯一源泉。反之,一个成人倘若缺乏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便表明他的精神成熟进程受阻,亦即存在着某种心理疾患,需要加以治疗。斯托尔写这本书的主旨正是要反对这种偏颇性,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为孤独“正名”。他在肯定人际关系的价值的同时,着重论证了孤独也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源泉,对具有创造天赋的人来说,甚至是决定性的源泉。

其实,对孤独的贬损并不限于今天的精神科医学领域。早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已经把无家无邦的人斥为自然的弃物。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据以发挥,断言人是最合群的动物,接着说出了一句名言:“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这话本身说得很漂亮,但他的用意是在前半句,拉扯开来大做文章,压根儿不再提后半句。后来培根引用这话时,干脆说只有前半句是真理,后半句纯属邪说。既然连某些大哲学家也对孤独抱有成见,我就很愿意结合读斯托尔的书的心得,说一说我对孤独的价值的认识。二

交往和独处原是人在世上生活的两种方式,对每个人来说,这两种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比例不相同罢了。由于性格的差异,有的人更爱交往,有的人更喜独处。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反过来说,不擅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到内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唯有经过这一整合的过程,外来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消化,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独立又生长着的系统。所以,有无独处的能力,关系到一个人能否真正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内心世界,而这又会进而影响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斯托尔引用温尼科特的见解指出,那种缺乏独处能力的人只具有“虚假的自我”,因此只是顺从而不是体验外部世界,世界对于他仅是某种必须适应的对象,而不是可以满足他的主观性的场所,这样的人生当然就没有意义。

事实上,无论活得多么热闹,每个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独处时间,那便是睡眠。不管你与谁同睡,你都只能独自进入你的梦乡。同床异梦是一切人的命运,同时也是大自然的恩典,在心理上有其必要性。有的心理学家推测,梦具有与独处相似的整合功能,而不能正常做梦则可能造成某些精神疾患。另一个例子是居丧。对丧亲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同情和劝慰,而是在独处中顺变。正像斯托尔所指出的:“这种顺变的过程非常私密,因为事关丧亲者与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别人没有分享过,也不能分享。”居丧的本质是面对亡灵时“一个人内心孤独的深处所发生的某件事”。如果人为地压抑这个哀伤过程,也会导致心理疾病。

关于孤独对于心理健康的价值,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谈论。例如,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是动物的本能,“不反应的能力”则是智慧的要素。又例如,“感觉过剩”的祸害并不亚于“感觉剥夺”。总之,我们不能一头扎到外部世界和人际关系里,而放弃对内在世界的整合。斯托尔的结论是:内在的心理经验是最奥妙、最有疗效的。荣格后期专门治疗中年病人,他发现,他的大多数病人都很能适应社会,且有杰出的成就,病人遭遇“中年危机”的原因就在于缺少内心的整合,通俗地说,也就是缺乏个性,因而仍然不免感觉到人生的空虚。他试图通过一种所谓“个性化过程”的方案加以治疗,使这些病人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我怀疑这个方案是否当真有效,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能够通过心理治疗获得他本来所没有的个性。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个性以及基本的孤独体验是人生意义问题思考的前提。三

人类精神创造的历史表明,孤独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孕育、唤醒和激发了精神的创造力。我们难以断定,这一点是否对所有的人都适用,抑或仅仅适用于那些有创造天赋的人。我们至少应该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创造力的潜质,区别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论,人的天性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独中,有的人的创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一种情形是牢狱之灾,文化史上的许多传世名作就诞生在牢狱里。例如,波伊提乌的《哲学的慰藉》,莫尔的《快乐对苦难对话录》,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处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内写作的。班扬的《天路历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也是在牢狱里酝酿的。另一种情形是疾病。斯托尔举了耳聋造成的孤独的例子,这种孤独反而激发了贝多芬、戈雅的艺术想象力。在疾病促进创作方面,我们可以续上一个包括尼采、普鲁斯特在内的长长的名单。司马迁所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等,也涉及了牢狱和疾病之灾与创作的关系,虽然他更多地着眼于苦难中的发愤。强制的孤独不只是造成了一种必要,迫使人把被压抑的精力投于创作,而且我相信,由于牢狱或疾病把人同纷繁的世俗生活拉开了距离,人是会因此获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新的眼光的,而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条件。

不过,对大多数天才来说,他们陷于孤独不是因为外在的强制,而是由于自身的气质。大体说来,艺术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卡夫卡、吉卜林,多是忧郁型气质,而孤独中的写作则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如同一位作家所说:“我写忧郁,是为了使自己无暇忧郁。”一开始写作只是作为一种补偿,后来便获得了独立的价值,成了他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创作过程无疑能够抵御忧郁,所以,据精神科医生们说,只有那些创作力衰竭的作家才会找他们去治病。但是,据我所知,这时候的忧郁往往是不治的,这类作家的结局不是潦倒便是自杀。另一类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牛顿、康德、维特根斯坦,则相当自觉地选择了孤独,以便保护自己的内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干扰地专注于意义和秩序的寻求。这种专注和气功状态有类似之处,所以,包括这三人在内的许多哲学家都长寿,也许不是偶然的。

让我回到前面所引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一方面,孤独的精神创造者的确是野兽,也就是说,他们在社会交往的领域里明显低于一般人的水平,不但相当无能,甚至有着难以克服的精神障碍。在社交场合,他们往往笨拙而且不安。有趣的是,人们观察到,他们比较容易与小孩或者动物相处,那时候他们会感到轻松自在。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是神灵,也就是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际交往了,对他们来说,创造而不是亲密的依恋关系成了生活意义的主要源泉。所以,还是尼采说得贴切,他在引用了“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一语之后指出:亚里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种情形:必须同时是二者——哲学家……”。四

孤独之为人生的重要体验,不仅是因为唯有在孤独中,人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遇,而且是因为唯有在孤独中,人的灵魂才能与上帝、与神秘、与宇宙的无限之谜相遇。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在交往中,人面对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独处时,人面对的是整体和万物之源。这种面对整体和万物之源的体验,便是一种广义的宗教体验。

在世界三大宗教的创立过程中,孤独的经验都起了关键作用。释迦牟尼的成佛,不但是在出家以后,而且是在离开林中的那些苦行者以后,他是独自在尼连禅河畔的菩提树下连日冥思,然后豁然彻悟的。耶稣也是在旷野度过了四十天,然后才向人宣示救世的消息。穆罕默德在每年的斋月期间,都要到希拉山的洞窟里隐居。

我相信这些宗教领袖绝非故弄玄虚。斯托尔所举的例子表明,在自愿的或被迫的长久独居中,一些普通人同样会产生一种与宇宙融合的“忘形的一体感”,一种“与存在本身交谈”的体验。而且,曾经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表示,那些时刻是一生中最美妙的,对于他们的生活观念有着永久的影响。一个人未必因此就要皈依某一宗教,其实今日的许多教徒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体验。一个确凿的证据是,他们不是在孤独中,而必须是在寺庙和教堂里,在一种实质上是公众场合的仪式中,方能领会一点宗教的感觉。然而,这种所谓的宗教感,与始祖们在孤独中感悟的境界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

真正的宗教体验把人超拔出俗世琐事,倘若一个人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体验,他的精神视野就未免狭隘。尤其是对一个思想家来说,这肯定是一种精神上的缺陷。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弗洛伊德。在与他的通信中,罗曼·罗兰指出:宗教感情的真正来源是“对永恒的一种感动,也就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大洋似的感觉”。弗洛伊德承认他毫无此种体验,按照他的解释,所谓与世界合为一体的感觉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自欺,犹如婴儿在母亲怀中寻求安全感一样,属于精神退化现象。这位目光锐利的医生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精神现象还原成心理现象,所以,诚然他是一位心理分析大师,但终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思想家。五

在斯托尔的书中,孤独的最后一种价值好像是留给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他写道:“虽然疾病和伤残使老年人在肉体上必须依赖他人,但是感情上的依赖逐渐减少。老年人对人际关系经常不大感兴趣,较喜欢独处,而且渐渐地较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作者显然是赞赏这一变化的,因为它有助于老年人摆脱对人世的依恋,为死亡做好准备。

中国的读者也许会提出异议。我们目睹的事实是,今天中国的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喜欢集体活动,他们聚在一起扭秧歌,跳交谊舞,活得十分热闹,成为中国街头一大景观。然而,凡是到过欧美的人都知道,斯托尔的描述至少对于西方人是准确的,那里的老年人都很安静,绝无扎堆喧闹的癖好。他们或老夫老妻做伴,或单独一人,坐在公园里晒太阳,或者作为旅游者去看某处的自然风光。当然,我们不必在中西养老方式之间进行褒贬。老年人害怕孤独或许是情有可原的,孤独使他们清醒地面对死亡的前景,而热闹可使他们获得暂时的忘却和逃避。问题在于,死亡终究不可逃避,而有尊严地正视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一项光荣。所以,我个人比较欣赏西方人那种平静度过晚年的方式。

对精神创造者来说,如果他们能够活到老年,老年的孤独心境不但有助于他们与死亡和解,而且会使他们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斯托尔举了贝多芬、李斯特、巴赫、勃拉姆斯等一系列作曲家的例子,证明他们的晚年作品都具有更加深入自己的精神领域、不太关心听众的接受的特点。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更空灵、更超脱、更形而上,那时候他们的灵魂已经抵达天国的门口,人间的好恶和批评与他们无关了。歌德从三十八岁开始创作《浮士德》,直到临死前夕即他八十二岁时才完成,应该不是偶然的。独处也是一种能力

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具备。具备这种能力并不意味着不再感到寂寞,而在于安于寂寞并使之具有生产力。人在寂寞中有三种状态:一是惶惶不安,茫无头绪,百事无心,一心要逃出寂寞;二是渐渐习惯于寂寞,安下心来,建立起生活的条理,用读书、写作或别的事务来驱逐寂寞;三是寂寞本身成为一片诗意的土壤,一种创造的契机,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自我的深邃思考和体验。

有的人只习惯于与别人共处,和别人说话,自己对自己无话可说,一旦独处就难受得要命,这样的人终究是肤浅的。人必须学会倾听自己的心声,自己与自己交流,这样才能逐渐形成一个较有深度的内心世界。

托尔斯泰在谈到独处和交往的区别时说:“你要使自己的理性适合整体,适合一切的源,而不是适合部分,不是适合人群。”说得好。

对一个人来说,独处和交往均属必需。但是,独处更本质,因为在独处时,人是直接面对世界的整体,面对万物之源的。相反,在交往时,人只是面对部分,面对过程的片段。人群聚集之处,只有凡人琐事、过眼云烟,没有上帝和永恒。

也许可以说,独处是时间性的,交往是空间性的。

人们常常误认为,那些热心于社交的人是一些慷慨之士。泰戈尔说得好,他们只是在挥霍,不是在奉献,而挥霍者往往缺乏真正的慷慨。

那么,挥霍与慷慨的区别在哪里呢?我想是这样的:挥霍是把自己不珍惜的东西拿出来,慷慨是把自己珍惜的东西拿出来。社交场上的热心人正是这样,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有什么价值,所以毫不在乎地把它们挥霍掉。相反,一个珍惜生命的人必定宁愿在孤独中从事创造,然后把最好的果实奉献给世界。

我需要到世界上去活动,我喜欢旅行、冒险、恋爱、奋斗、成功、失败。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我会无聊,过得冷冷清清,我会寂寞。但是,我更需要宁静的独处,更喜欢过一种沉思的生活。总是活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没有时间和自己待一会儿,我就会非常不安,好像丢了魂一样。我必须休养我的这颗自足的心灵,唯有带着这颗心灵去活动,我才心安理得并且确有收获。

我需要一种内在的沉静,可以以逸待劳地接收和整理一切外来印象。这样,我才觉得自己具有一种连续性和完整性。当我被过于纷繁的外部生活搅得不复安宁时,我就断裂了、破碎了,因而也就失去了吸收消化外来印象的能力。

世界是我的食物。人只用少量时间进食,大部分时间在消化。独处就是我消化世界。

如果没有好胃口,天天吃宴席有什么乐趣?如果没有好的感受力,频频周游世界有什么意思?反之,天天吃宴席的人怎么会有好胃口?频频周游世界的人怎么会有好的感受力?

心灵和胃一样,需要休息和复原,独处和沉思便是心灵的休养方式。当心灵因充分休息而饱满,又因久不活动而饥渴时,它就能最敏锐地品味新的印象。

高质量的活动和高质量的宁静我们都需要,而后者实为前者的前提。

我天性不宜交际。在多数场合,我不是觉得对方乏味,就是害怕对方觉得我乏味。可是我既不愿忍受对方的乏味,也不愿费劲使自己显得有趣,那都太累了。我独处时最轻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不累及他人,无须感到不安。

这么好的夜晚,宁静,孤独,精力充沛,无论做什么,都觉得可惜了,糟蹋了。我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灯前,吸着烟……

我从我的真朋友和假朋友那里抽身出来,回到了我自己。只有我自己。

这样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没有爱,没有怨,没有激动,没有烦恼,可是依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存,感到充实。这样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一个夜晚就这么过去了。可是我仍然不想睡觉。这是这样的一种时候,什么也不想做,包括睡觉。

通宵达旦地坐在喧闹的电视机前,他们把这叫作过年。

我躲在我的小屋里,守着我今年的最后一刻寂寞。当岁月的闸门一年一度打开时,我要独自坐在坝上,看我的生命的河水汹涌流过。这河水流向永恒,我不能想象我缺席,使它不带着我的虔诚,也不能想象有宾客,使它带着酒宴的污秽。

我要为自己定一个原则:每天夜晚,每个周末,每年年底,只属于我自己。在这些时间里,我不做任何履约交差的事情,而只读我自己想读的书,只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如果不想读、不想写,我就什么也不做,宁肯闲着,也决不应付差事。差事是应付不完的,唯一的办法是人为地加以限制,确保自己的自由时间。

在舞曲和欢笑声中,我思索人生;在沉思和独处中,我享受人生。

有的人只有在沸腾的交往中才能辨认他的自我,有的人只有在宁静的独处中才能辨认他的自我。独处的充实

怎么判断一个人究竟有没有他的“自我”呢?我可以提出一个检验的方法,就是看他能不能独处。当你自己一个人待着时,你是感到百无聊赖、难以忍受呢,还是感到一种宁静、充实和满足?

对有“自我”的人来说,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然有些寂寞,寂寞中却又有一种充实。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在独处时,我们从别人和事务中抽身出来,回到了自己。这时候,我们独自面对自己和上帝,开始了与自己的心灵以及与宇宙中的神秘力量的对话。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灵魂生活都是在独处时展开的。和别人一起谈古说今,引经据典,那是闲聊和讨论;唯有自己沉浸于古往今来大师们的杰作中时,才会有真正的心灵感悟。和别人一起游山玩水,那只是旅游;唯有自己独自面对苍茫的群山和大海时,才会真正感受到与大自然的沟通。所以,一切注重灵魂生活的人对于卢梭的这话都会产生同感:“我独处时从来不感到厌烦,闲聊才是我一辈子忍受不了的事情。”这种对于独处的爱好与一个人的性格完全无关,爱好独处的人同样可能是一个性格活泼、喜欢朋友的人,只是无论他怎么乐于与别人交往,独处始终是他生活中的必需。在他看来,一种缺乏交往的生活当然是一种缺陷,一种缺乏独处的生活则简直是一种灾难了。

当然,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他需要与他的同类交往,需要爱和被爱,否则就无法生存。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绝对的孤独。但是,绝对不能忍受孤独的人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世上正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最怕的就是独处,让他们和自己待一会儿,对于他们简直是一种酷刑。只要闲下来,他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消遣,什么卡拉OK舞厅啦、录像厅啦、电子娱乐厅啦,或者就找人聊天。自个儿待在家里,他们必定会打开电视机,没完没了地看那些粗制滥造的节目。他们的日子表面上过得十分热闹,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极其空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方设法避免面对面看见自己。对此我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贫乏,和这样贫乏的自己待在一起是顶没有意思的,再无聊的消遣也比这有趣得多。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变得越来越贫乏,越来越没有了自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独处的确是一个检验,用它可以测出一个人灵魂的深度,测出一个人对自己真正的感觉,他是否厌烦自己。对每个人来说,不厌烦自己是一个起码要求。一个连自己也不爱的人,我敢断定他对于别人也是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他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社会交往。他跑到别人那里去,对于别人只是一种打扰、一种侵犯。一切交往的质量都取决于交往者本身的质量。唯有在两个灵魂充实丰富的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动人的爱情和友谊。我敢担保,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找不出一个例子,能够驳倒我的这个论断,证明某一个浅薄之辈竟也会有此种美好的经历。灵魂只能独行

我是与一个集体一起来到这个岛上的。我被编入了这个集体,是这个集体的一员。在我住在岛上的全部日子里,我都不能脱离这个集体。可是,我知道,我的灵魂不和这个集体在一起。我还知道,任何一个人的灵魂都不可能和任何一个集体在一起。

灵魂永远只能独行。当一个集体按照一个口令齐步走的时候,灵魂不在场。当若干人朝着一个具体的目的地结伴而行时,灵魂也不在场。不过,在这些时候,那缺席的灵魂很可能就在不远的某处,你会在众声喧哗时突然听见它清晰的足音。

即使两人相爱,他们的灵魂也无法同行。世间最动人的爱仅是一颗独行的灵魂与另一颗独行的灵魂之间最深切的呼唤和应答。

灵魂的行走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寻找上帝。灵魂之所以只能独行,是因为每一个人只有自己寻找,才能找到他的上帝。爱使人富有

那是在一个边疆省会的书店里,一个美丽而羞怯的女孩从陈列架上取下最后一本《妞妞》,因为书店经理答应把这本仅剩的样书卖给她,她激动得脸蛋绯红,然后请求我为她写一句话。当时,我就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句话——

爱使人富有。

这句话写在我的著作《妞妞》上,是对其中讲述的我的人生体验的概括。妞妞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小生命,她的到来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领悟了爱的实质和力量,现在她虽然走了,但因她而获得的爱的体验已经成为我永远的财富。

这句话写给这个美丽的女孩,又是对她以及许多和她一样的年轻女性的祝愿。在每一个年轻女性的前方,都有长长的爱的故事等待着她们。故事的情节也许简单,也许曲折,结局也许幸福,也许不幸。不论情形如何,我祝愿她们的心灵都将因爱而变得丰富,成为精神上的富有者。

常常听人说:年轻美貌是财富。对于女性好像尤其如此,一个漂亮女孩有着太多的机会,使人感到前途无量。可是,我知道,如果内心没有对真爱的追求和感悟,机会就只是一连串诱惑,只会引人失足,青春就只是一笔不可靠的财富,很容易被挥霍掉。

常常听人说:爱情会把人掏空。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好像尤其如此,倾心相爱的那个人离你而去了,你会顿时感到万念俱灰。可是,我知道,只要你曾经用真心去爱,爱的收获就必定会以某种方式保藏在你的心中,当岁月渐渐抚平了创伤,你就会发现最主要的珍宝并未丢失。

爱是奉献,但爱的奉献不是单纯的支出,同时也必是收获。正是通过亲情、性爱、友爱这些最具体的爱,我们才不断地建立和丰富了与世界的联系。深深地爱一个人,你借此所建立的不只是与这个人的联系,而且是与整个人生的联系。一个从来不曾深爱过的人与人生的联系也是十分脆弱的,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他会感觉到自己只是一个局外人。爱的经历决定了人生内涵的广度和深度,一个人爱的经历越深刻和丰富,他就越深入和充分地活了一场。

如果说爱的经历丰富了人生,那么,爱的体验则丰富了心灵。不管爱的经历是否顺利,所得到的体验对于心灵都是宝贵的收入。因为爱,我们才有了观察人性和事物的浓厚兴趣。因为挫折,我们的观察便被引向了深邃的思考。一个人历尽挫折而仍保有爱心,证明了他在精神上足够富有,所以输得起。在这方面,耶稣是一个象征,拿撒勒的这个穷木匠一生都在宣传和实践爱的教义,直到被钉上了十字架仍不改悔,因此被世世代代的基督徒奉为精神上最富有的人,即救世主。我爱故我在

一切终将黯淡,唯有被爱的目光镀过金的日子在岁月的深谷里永远闪着光芒。

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是最近的,也是最远的。

到世上来一趟,为不多的几颗心灵所吸引、所陶醉,来不及满足,也来不及厌倦,又匆匆离去,把一点迷惘留在世上。

相思不只是苦,苦中也有甜。心里惦着一个人,并且知道那个人心里也惦着自己,岂不比无人可惦记好得多?人是应该有所牵挂的,情感的牵挂使我们与人生有了紧密的联系。那些号称一无牵挂的人其实最可悲,他们活得轻飘而空虚。

有邂逅才有人生魅力。有时候,不必更多,不知来自何方的脉脉含情的一瞥,就足以驱散岁月的阴云,重新唤起我们对幸福的信心。

给人带来最大快乐的是人,给人带来最大痛苦的也是人。

生命与生命之间是互相吸引的。我设想,在一个绝对荒芜、没有生命的星球上,一个活人即使看见一只苍蝇,或一只老虎,也会产生亲切之感的。

人这脆弱的芦苇是需要把另一支芦苇想象成自己的根的。

爱的价值在于它自身,而不在于它的结果。结果可能不幸,可能幸福,但永远不会最不幸和最幸福。在爱的过程中间,才会有“最”的体验和想象。

性爱是人生之爱的原动力。一个完全不爱异性的人不可能爱人生。

大自然提供的只是素材,唯有爱才能把这素材创造成完美的作品。

世上并无命定的姻缘,但是,那种一见倾心、终生眷恋的爱情的确具有一种命运般的力量。

人们常说,爱情使人丧失自我。但还有相反的情形:爱情使人发现自我。在爱人面前,谁不是突然惊喜地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多平时疏忽的好东西。他渴望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爱人,于是他寻找,他果然找到了。呈献的愿望导致了发现。没有呈献的愿望,也许一辈子都发现不了。

人在世上是需要有一个伴的。有人在生活上疼你,终归比没有好。至于精神上的幸福,这只能靠你自己,永远如此。只要你心中那个美好的天地完好无损,那块新大陆常新,就没有人能夺走你的幸福。

在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伴侣,我和她互相视为命根子,真正感到谁也缺不了谁。我自问是一个很有自我的人,能够欣赏孤独、寂寞、独处的妙趣,但我就是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伴侣,如果没有,孤独、寂寞、独处就会失去妙趣,我会感到自己孤零零地生活在无边的荒漠中。第二章与身外遭遇保持距离我们在社会上尽可以积极进取,但是,内心深处一定要为自己保留一份超脱。有了这一份超脱,我们就能更加从容地品尝人生的各种滋味,其中也包括失去的滋味。与身外遭遇保持距离

在终极的意义上,人世间的成功和失败、幸福和灾难,都只是过眼云烟,彼此并无实质的区别。当我们这样想时,我们和我们的身外遭遇保持了一段距离,反而和我们的真实人生贴得更紧了,这真实人生就是一种既包容又超越身外遭遇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体验。

事情对人的影响是与距离成反比的,离得越近,就越能支配我们的心情。因此,减轻和摆脱其影响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立足点,那个立足点可以使我们拉开与事情之间的距离。如果那个立足点仍在人世间,与事情拉开了一段有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明智的态度。如果那个立足点被安置在人世之外,与事情隔开了一段无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超脱的态度。

人生中有些事情很小,但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烦恼,因为离得太近。人生中有些经历很重大,但我们当时并不觉得,也因为离得太近。距离太近时,小事也会显得很大,使得大事反而显不出大了。隔开一定距离,事物的大小就显出来了。

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遇到的事情是无数的,其中多数非自己所能选择,它们组成了我们每一阶段的生活,左右着我们每一时刻的心情。我们很容易把正在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看得十分重要。然而,事过境迁,当我们回头看走过的路时便会发现,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不多的,它们奠定了我们的人生之路的基本走向,而其余的事情不过是路边一些令人愉快或不愉快的小景物罢了。“距离说”对艺术家和哲学家是同样适用的。理解与欣赏一样,必须同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然后才能观其大体。不在某种程度上超脱,就绝不能对人生有深刻见解。

对于自己的经历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一是尽可能地诚实,正视自己的任何经历,尤其是不愉快的经历,把经历当作人生的宝贵财富;二是尽可能地超脱,从自己的经历中跳出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看它们,把经历当作认识人性的标本。

日常生活是有惰性的。身边的事物,手上的事务,很容易获得一种支配我们的力量,夺走我们的自由。我们应该经常跳出来想一想,审视它们是否真正必要。

纷纷扰扰,全是身外事。我能够站在一定的距离外来看待我的遭遇了。我是我,遭遇是遭遇。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可是,岸仍然是岸,它淡然观望着变幻不定的海洋。守望的角度

若干年前,我就想办一份杂志,刊名也起好了,叫《守望者》,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当然不是想往色彩缤纷的街头报摊上凑自己的一份热闹,也不是想在踌躇满志的文化精英中挤自己的一块地盘。正好相反,在我的想象中,这份杂志应该是很安静的、与世无争的,也因此而在普遍的热闹和竞争中有了存在的价值。我只想开一个小小的园地,可以让现代的帕斯卡们在这里发表他们的思想录。

我很喜欢“守望者”这个名称,它使我想起守林人。守林人的心境总是非常宁静的,他长年与树木、松鼠、啄木鸟这样一些最单纯的生命为伴,他自己的生命也变得单纯了。他的全部生活就是守护森林,瞭望云天,这守望的生涯使他心明眼亮,不染尘嚣。“守望者”的名称还使我想起守灯塔人。在奔流的江河中,守灯塔人日夜守护灯塔,瞭望潮汛,保护着船只的安全航行。当然,与都市人相比,守林人的生活未免冷清;与弄潮儿相比,守灯塔人的工作未免平凡。可是,你绝不能说他们是人类中可有可无的一员。如果没有这些守望者的默默守望,森林消失,地球化为沙漠,都市人到哪里去寻欢作乐;灯塔熄灭,航道成为墓穴,弄潮儿如何还能大出风头?

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同样需要守望者。守望是一种角度。当我这样说时,我已经承认对待历史进程还可以有其他角度,它们也都有存在的理由。譬如说,你不妨做一个战士,甚至做一个将军,在时代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发号施令。你不妨投身到任何一种潮流中去,去经商,去从政,去称霸学术,统率文化,叱咤风云,指点江山,去充当各种名目的当代英雄。但是,在所有这些显赫活跃的身影之外,还应该有守望者寂寞的身影。守望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并不直接投身于时代的潮流,毋宁说往往与一切潮流保持着一段距离。但他们也不是旁观者,相反,对于潮流的来路和去向始终怀着深深的关切。他们关心精神价值甚于关心物质价值,在他们看来,无论个人还是人类,物质再繁荣,生活再舒适,如果精神流于平庸,灵魂变得空虚,就绝无幸福可言。所以,他们虔诚地守护着心灵中那一块精神的园地,其中珍藏着他们所看重的人生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同时警惕地瞭望着人类前方的地平线,注视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在天空和土地日益被拥挤的高楼遮蔽的时代,他们怀着忧虑之心仰望天空,守卫土地。他们守的是人类安身立命的生命之土,望的是人类超凡脱俗的精神之天。

说到“守望者”,我总是想起塞林格的名作《麦田里的守望者》。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印着“内部发行”的字样,曾在小范围内悄悄流传,也在我手中停留过。“守望者”这个名称给我留下印象,最初就缘于这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被学校开除的中学生,他貌似玩世不恭,厌倦现存的平庸的一切,但他并非没有理想。他想象悬崖边有一大块麦田,一大群孩子在麦田里玩,而他的理想就是站在悬崖边做一个守望者,专门捕捉朝悬崖边上乱跑的孩子,防止他们掉下悬崖。后来我发现,在英文原作中,被译为“守望者”的那个词是Catcher,直译应是“捕捉者”“棒球接球手”。不过,我仍觉得译成“守望者”更传神,意思也好。今日的孩子们何尝不是在悬崖边的麦田里玩,麦田里有天真、童趣和自然,悬崖下是空虚和物欲的深渊。当此之时,我希望世上多几个志愿的守望者,他们能以智慧和爱心守护着麦田和孩子,守护着我们人类的未来。不占有

我们总是以为,已经到手的东西便是属于自己的,一旦失去,就觉得蒙受了损失。其实,一切皆变,没有一样东西我们能真正占有。得到了一切的人,死时又交出一切。不如在一生中不断地得而复失,习以为常,也许能更为从容地面对死亡。

另一方面,对一颗有接受力的心灵来说,没有一样东西会真正失去。

我失去了的东西,不能再得到了。我还能得到一些东西,但迟早还会失去。最后注定要无可挽救地失去我自己。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看重得与失呢?到手的一切,连同我的生命,我都可以拿它们来做试验,至多不过是早一点失去罢了。

一切外在的欠缺或损失,包括名誉、地位、财产等,只要不影响基本生存,实质上都不应该带来痛苦。如果痛苦,只是因为你在乎,愈在乎就愈痛苦。只要不在乎,就一根毫毛也伤不了。

守财奴的快乐并非来自财产的使用价值,而是来自所有权。所有权带来的心理满足远远超过所有物本身提供的生理满足。一件一心盼望获得的东西,未必要真到手,哪怕它被放到月球上,只要宣布它属于自己了,自己就会产生一种愚蠢的欢乐。

耶稣说:“富人要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对耶稣所说的富人,不妨做广义的解释,凡是把自己所占有的世俗的价值,包括权力、财产、名声等,看得比精神的价值更宝贵,不肯舍弃的人,都可以包括在内。如果心地不明,我们在尘世所获得的一切就都会成为负担,把我们变成负重的骆驼,而把通往天国的路堵塞成针眼。

王尔德说:“人生只有两种悲剧,一是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种快乐,一是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

大损失在人生中的教化作用使人对小损失不再计较。

有一个人因为爱泉水的歌声,就把泉水灌进瓦罐,藏在柜子里。我们常常和这个人一样傻。我们把女人关在屋子里,便以为占有了她的美。我们把事物据为己有,便以为占有了它的意义。可是,意义是不可占有的,一旦你试图占有,它就不在了。无论我们和一个女人多么亲近,她的美始终在我们之外。不是在占有中,而是在男人的欣赏和倾倒中,女人的美便有了意义。我想起了海涅,他终生没有娶到一个美女,但他把许多女人的美变成了他的诗,因而也变成了他和人类的财富。习惯于失去

出门时我发现,搁在楼道里的那辆新自行车不翼而飞了。两年之中,这已是第三辆。我一面为世风摇头,一面又感到内心比前两次失窃时要平静得多。

莫非是习惯了?

也许是。近年来,我的生活中接连遭到惨重的失去,相比之下,丢辆自行车真是不足挂齿。生活的劫难似乎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生在世,必须习惯于失去。

一般来说,人的天性是习惯于得到而不习惯于失去。呱呱坠地,我们首先得到了生命。自此以后,我们不断地得到:从父母处得到衣食、玩具、爱和抚育,从社会上得到职业的训练和文化的培养。长大成人以后,我们靠着自然的倾向和自己的努力继续得到爱情、配偶和孩子,得到金钱、财产、名誉和地位,得到事业的成功和社会的承认,如此等等。

当然,有得必有失,我们在得到的过程中也确实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失去。但是,我们比较容易把得到看作应该的、正常的,把失去看作不应该的、不正常的。所以,每每有失去,仍不免感到委屈。所失愈多愈大,就愈委屈。我们暗暗下决心要重新获得,以补偿所失。在我们心中的蓝图上,人生之路仿佛是由一系列获得勾画出来的,而失去则是必须涂抹掉的笔误。总之,不管失去是一种多么频繁的现象,我们对它反正不习惯。

道理本来很简单:失去当然也是人生的正常现象。整个人生是一个不断地得而复失的过程,就其最终结果看,失去反比得到更为本质。我们迟早要失去人生最宝贵的赠礼——生命,随之也就失去了在人生过程中得到的一切。有些失去看似偶然,例如天灾人祸造成的意外损失,但也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有旦夕祸福”,既然生而为人,就得有承受旦夕祸福的精神准备和勇气。至于在社会上的挫折和失利,更是人生在世的寻常遭际了。由此可见,不习惯于失去,至少表明对人生尚欠觉悟。一个只求得到、不肯失去的人,表面上似乎富于进取心,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很容易在遭到重大失去之后一蹶不振。

为了习惯于失去,有时不妨主动地失去。东西方宗教都有布施一说。照我的理解,布施的本义是教人去除贪鄙之心,由不执着于财物,进而不执着于一切身外之物,乃至于这尘世的生命。如此才可明白,佛教何以把布施列为“六度”之首,即从迷惑的此岸渡向觉悟的彼岸的第一座桥梁。俗众借布施积善图报,寺庙靠布施敛财致富,实在是小和尚念歪了老祖宗的经。我始终把佛教看作古今中外最透彻的人生哲学,对它后来不伦不类的演变很不以为然。佛教主张“无我”,既然“我”不存在,也就不存在“我的”这回事了。无物属于自己,连自己也不属于自己,何况财物。明乎此理,人还会有什么得失之患呢?

当然,佛教毕竟是一种太悲观的哲学,不宜提倡。

我们在社会上尽可以积极进取,但是,内心深处一定要为自己保留一份超脱。有了这一份超脱,我们就能更加从容地品尝人生的各种滋味,其中也包括失去的滋味。

由丢车引发这么多议论,可见还不是太不在乎。如果有人嘲笑我阿Q精神,我乐意承认。试想,对于人生中种种不可避免的失去,小至破财,大至死亡,没有一点阿Q精神行吗?由社会的眼光看,盗窃是一种不义,我们理应与之做力所能及的斗争,而不该摆出一副哲人的姿态容忍姑息。可是,倘若社会上有更多的人了悟人生根本道理,世风是否会好一些呢?那么,这也许正是我对不义所做的一种力所能及的斗争吧。超脱的胸怀

世上种种纷争,或是为了财富,或是为了教义,不外乎利益之争和观念之争。我们身在其中时,不免很看重。但是,不妨用鲁滨孙的眼光来看一看它们,就会发现,我们真正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真正值得我们坚持的精神原则都是十分有限的,在单纯的生活中包含着人生的真谛。

人世间的争夺,往往集中在物质财富的追求上。物质的东西,多一些自然好,少一些也没什么,能保证基本生存就行。对精神财富的追求,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冲突,一个人的富有绝不会导致另一个人的贫困。

由此可见,人世间的东西,有一半是不值得争的,另一半是不需要争的。所以,争什么!

一样东西,如果你太想要,就会把它看得很大,甚至大到成了整个世界,占据了你的全部心思。一个人一心争利益,或者一心创事业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劝告是,最后无论你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从中跳出来,如实地看清它在整个世界中的真实位置,亦即它在无限时空中的微不足道。这样,你得到了不会忘乎所以,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

我们平时斤斤计较于事情的对错、道理的多寡、感情的厚薄,在一位天神的眼里,这种认真必定是很可笑的。

我们都在表象中生活,有什么事情是值得计较的!

用终极的眼光看,人世间的一切纷争都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当然,在现实中,纷争的解决不会这么简单。但是,倘若没有这样一种终极眼光,人类就会迷失方向,任何解决方式都只能是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那人对你做了一件不义的事,你为此痛苦了,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请适可而止。你想一想,世上有不义的人,这是你无法改变的,为你不能支配的别人的品德而痛苦是不理智的。你还想一想,不义的人一定会做不义的事,只是这一件不义的事碰巧落到你头上罢了。你这样想,就会超越个人恩怨的低水平,把你的遭遇当作借以认识人性和社会的材料,在与不义做斗争时,你的心境就会光明磊落得多。

苏格拉底的雕塑手艺能考几级,康德是不是教授,歌德在魏玛公国做多大的官……如今有谁会关心这些!关心这些的人是多么可笑!对于历史上的伟人,你是不会在乎他们的职务和职称的。那么,对于你自己,你就非在乎不可吗?你不是伟人,但你因此就宁愿有一颗渺小的心吗?

在大海边,在高山上,在大自然之中,远离人寰,方知一切世俗功利的渺小,包括“文章千古事”和千秋的名声。

因为世态险恶、人心叵测,于是远离名利场,这个境界仍比较低。惦着他贤我愚,口说不争,到底还是意难平。真正的超脱,来自彻悟人生的大智慧,或净化灵魂的大信仰。

人一看重机会,就难免被机会支配。

人活在世上,不可避免会遭遇不愉快的事情,大至亲人亡故,爱侣别离,小至钱财损失,朋友反目。这类事一旦发生,不可更改,就应该用通达的态度来面对,简单地说,就是:把它接过来,然后放下。第一,要接过来,在心理上承认和接受事实。坏事已经发生,你拼命抗拒,只是和自己过不去,坏事不会因此不存在。第二,接过来之后,要尽快放下,不把它存在心上。你把它总存在心上,为它纠结和痛苦,仍然是和自己过不去,实际上是在加大坏事对你的损害。让坏事只存在于你的身外,不让它侵害到你的内心,这是最好的办法。当然,我们只能尽量这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是什么程度。

人在世间的一切遭遇都是因缘。因缘,就是若干偶然的因素凑到了一起,使你遇上了这个人、这件事。你遇上了某个异性,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也是因缘。倘若琴瑟和谐,儿女姣好,那就是好因缘。好因缘不易得,你当珍惜。但是,是因缘就有变数,你心里同时要能放下。对一切好因缘都应如此,遇上了,第一要珍惜,第二要能放下,珍惜是因为它好,能放下是因为它只是因缘。

一个人只要认真思考过死亡,不管是否获得使自己满意的结果,他都好像是把人生的边界勘察了一番,看到了人生的全景和限度。如此他就会形成一种豁达的胸怀,在沉浮人世的同时也能跳出来加以审视。他固然仍有自己的追求,但不会把成功和失败看得太重要。他清楚一切幸福和苦难的相对性质,因而快乐时不会忘形、痛苦时也不致失态。

张可久写“英雄不把穷通较”“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一个人不妨到世界上去奋斗,做一个英雄,同时要为自己保留一个闲人的心态。以闲人的心态入世,得志和失脚都成了好玩的事,就可以“不把穷通较”了。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一

我的怪癖是喜欢哲学史一般不屑记载的哲学家,宁愿绕开一个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体系的颓宫,到历史的荒村陋巷去寻找他们的足迹。爱默生就属于我颇愿结识一番的这些哲学家之列。

我对爱默生向往已久。在我的精神旅行图上,我早已标出那个康科德小镇的方位。尼采常常提到他。如果我所喜欢的某位朋友常常情不自禁地向我提起他所喜欢的一位朋友,我知道我也准能喜欢他的这位朋友。

作为美国文艺复兴的领袖和杰出的散文大师,爱默生已名垂史册。作为一名哲学家,他却似乎进不了哲学的“正史”。他是一位长于灵感而拙于体系的哲学家。他的“体系”,所谓超验主义,如今在美国恐怕也没有人认真看待了。如果我试图对他的体系做一番条分缕析的解说,就未免太迂腐了。我只想受他的灵感的启发,随手写下我的感触。超验主义死了,但爱默生的智慧永存。二

也许没有一个哲学家不是在实际上试图建立某种体系,赋予自己最得意的思想以普遍性形式。声称反对体系的哲学家也不例外。但是,大千世界的神秘不会屈从于任何公式,没有一个体系能够万古长存。幸好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不会被体系的废墟掩埋,一旦除去体系的虚饰,它们反而以更加纯粹的面貌出现在天空下,显示出它们与阳光、土地、生命的坚实联系,在我们心中唤起亲切的回响。

爱默生相信,人心与宇宙之间有着对应关系,所以每个人凭内心体验就可以认识自然和历史的真理。这就是他的超验主义,有点像主张“吾心即宇宙”“心即理”“致良知”的宋明理学。人心与宇宙之间究竟有没有对应关系,这是永远无法在理论上证实或驳倒的。一种形而上学不过是一种信仰,其作用只是用来支持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立场。我宁可直接面对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立场,而不去追究它背后的形而上学信仰。于是我看到,爱默生想要表达的是他对人性完美发展的可能性的期望和信心,他的哲学是一首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的个性解放的赞美诗。

但爱默生的人道主义不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单纯回声。他生活在19世纪,和同时代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一样,他也是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先知先觉者。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但在现实中成了碎片。“社会是这样一种状态,每一个人都像是从身上锯下来的一段肢体,昂然地走来走去,许多怪物——一个好手指,一个颈项,一个胃,一个肘弯,但是从来不是一个人。”我想起了马克思在1884年的手稿中对人的异化的分析。我也想起了尼采的话:“我的目光从今天望到过去,发现比比皆是:碎片、断肢和可怕的偶然——可是没有人!”他们的理论归宿截然不同,但都同样热烈怀抱着人性全面发展的理想。往往有这种情况:同一种激情驱使人们从事理论探索,结果却找到了不同的理论,甚至彼此成为思想上的敌人。但是,真的是敌人吗?三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的天性中都蕴藏着大自然赋予的创造力。把这个观点运用到读书上,爱默生提倡一种“创造性的阅读”。这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正文,把书籍当作注解;听别人发言是为了使自己能说话;以一颗活跃的灵魂,为获得灵感而读书。

几乎一切创造欲强烈的思想家都对书籍怀着本能的警惕。蒙田曾谈到“文殛”,即因读书过多而被文字之斧砍伤,丧失了创造力。叔本华把读书太滥比作将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爱默生也说:“我宁愿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本书,而不愿意被它的吸力扭曲过来,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轨道外面,使我成为一颗卫星,而不是一个宇宙。”

许多人热心地请教读书方法,可是如何读书其实是取决于整个人生态度的。开卷有益,也可能有害。过去的天才可以成为自己天宇上的繁星,也可以成为压抑自己的偶像。爱默生俏皮地写道:“温顺的青年人在图书馆里长大,他们相信他们的责任是应当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的意见;他们忘了西塞罗、洛克与培根写这些书的时候,也不过是图书馆里的青年人。”我要加上一句:幸好那时图书馆的藏书比现在少得多,否则他们也许成不了西塞罗、洛克、培根了。

好的书籍是朋友,但也仅仅是朋友。与好友会晤是快事,但必须自己有话可说,才能真正快乐。一个愚钝的人,再智慧的朋友对他也是毫无用处的,他坐在一群才华横溢的朋友中间,不过是一具木偶、一个讽刺、一种折磨。每人都是一个神,然后才有奥林匹斯神界的欢聚。

我们读一本书,读到精彩处,往往情不自禁地要喊出声来:这是我的思想,这正是我想说的,被他偷去了!有时候真是难以分清,哪些是作者的本意,哪些是自己的混入和添加。沉睡的感受唤醒了,失落的记忆找回了,朦胧的思绪清晰了。其余一切,只是死的“知识”,也就是说,只是外在于灵魂有机生长过程的无机物。

我曾经计算过,尽我有生之年,每天读一本书,连我自己的藏书也读不完。何况还不断购进新书,何况还有图书馆里难计其数的书。这真有点令人绝望。可是,写作冲动一上来,就全忘了这一切。爱默生说得漂亮:“当一个人能够直接阅读上帝的时候,那时间太宝贵了,不能够浪费在别人阅读后的抄本上。”只要自己有旺盛的创作欲,无暇读别人写的书也许是一种幸运呢。四

有两种自信:一种是人格上的独立自主,藐视世俗的舆论和功利;一种是理智上的狂妄自大,永远自以为是,自我感觉好极了。我赞赏前一种自信,对后一种自信则总是抱以几分不信任。

人在世上,总要有所依托,否则会空虚无聊。有两样东西似乎是公认的人生支柱,在讲究实际的人那里叫职业和家庭,在注重精神的人那里叫事业和爱情。食色,性也,职业和家庭是社会认可的满足人的两大欲望的手段,当然不能说它们庸俗。然而,职业可能不称心,家庭可能不美满,欲望是满足了,但付出了无穷烦恼的代价。至于事业的成功和爱情的幸福,尽管令人向往之至,却更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且,有些精神太敏感的人,即使得到了这两样东西,也还是不能摆脱空虚之感。

所以,人必须有人格上的独立自主。诚然你不能脱离社会和他人生活,但你不能一味攀缘在社会建筑物和他人身上。你要自己在生命的土壤中扎根,你要在人生的大海上抛下自己的锚。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仅仅依附于身外的事物,即使是极其美好的事物,顺利时也许看不出他的内在空虚,缺乏根基,一旦起了风浪,例如社会动乱、事业挫折、亲人亡故、失恋等,就会一蹶不振乃至精神崩溃。正如爱默生所说:“然而事实是:他早已是一只漂流着的破船,后来起的这一阵风不过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状态。”

爱默生写有长文热情歌颂爱情的魅力,但我更喜欢他的这首诗:为爱牺牲一切,服从你的心;朋友,亲戚,时日,名誉,财产,计划,信用与灵感,什么都能放弃。为爱离弃一切;然而,你听我说:你需要保留今天,明天,你整个的未来,让它们绝对自由,不要被你的爱人占领。如果你心爱的姑娘另有所欢,你还她自由。你应当知道半人半神走了,神就来了。

世事的无常使得古来许多贤哲主张退隐自守,清静无为,无动于衷。我厌恶这种哲学。我喜欢看见人们生气勃勃地创办事业,如痴如醉地堕入情网,痛快淋漓地享受生命。但是,不要忘记了最主要的事情:你仍然属于你自己。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安全的场所,其中珍藏着你最珍贵的宝物,任何灾祸都不能侵犯它。心灵是一本奇特的账簿,只有收入,没有支出,人生的一切痛苦和欢乐,都化作宝贵的体验记入它的收入栏中。是的,连痛苦也是一种收入。人仿佛有了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到世界上去奋斗,去追求,也许凯旋,也许败归,另一个自我便含着宁静的微笑,把这遍体汗水和血迹的哭着笑着的自我迎回家来,把丰厚的战利品指给他看,连败归者也有一份。

爱默生赞赏儿童身上那种不怕没饭吃、说话做事从不半点随人的王公贵族派头。一到成年,人就注重别人的观感,得失之患多了。我想,一个人在精神上真正成熟之后,又会返璞归真,重获一颗自足的童心。他消化了社会的成规习见,把它们扬弃了。五

还有一点余兴,也一并写下。有句成语叫大智若愚。人类精神的这种逆反形式很值得研究一番。我还可以举出大善若恶、大悲若喜、大信若疑、大严肃若轻浮。在爱默生的书里,我也找到了若干印证。

悲剧是深刻的,领悟悲剧也须有深刻的心灵。“性情浅薄的人遇到不幸,他的感情仅只是演说式的做作。”然而这不是悲剧。人生的险难关头最能检验一个人的灵魂深浅。有的人一生接连遭到不幸,却未尝体验过真正的悲剧情感。相反,表面上一帆风顺的人也可能经历巨大的内心悲剧。一切高贵的情感都羞于表白,一切深刻的体验都拙于言辞。大悲者会以笑谑嘲弄命运,以欢容掩饰哀伤。丑角也许比英雄更知人生的辛酸。爱默生举了一个例子:正当喜剧演员卡里尼使整个那不勒斯城的人都笑断肚肠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去找城里的一个医生,治疗他致命的忧郁症。医生劝他到戏院去看卡里尼的演出,他回答:“我就是卡里尼。”

与此相类似,最高的严肃往往貌似玩世不恭。古希腊人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爱默生引用普鲁塔克的话说:“研究哲理而外表不像研究哲理,在嬉笑中做成别人严肃认真地做的事,这是最高的智慧。”正经不是严肃,就像教条不是真理一样。真理用不着板起面孔来增添它的权威。在那些一本正经的人中间,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严肃思考过人生的人。不,他们思考的多半不是人生,而是权力,不是真理,而是利益。真正严肃思考过人生的人知道生命和理性的限度,他能自嘲,肯宽容,愿意用一个玩笑替受窘的对手解围,给正经的论敌一个教训。他以诙谐的口吻谈说真理,仿佛故意要减弱他的发现的重要性,以便只让它进入真正知音的耳朵。

尤其是在信仰崩溃的时代,那些佯癫装疯的狂人倒是一些太严肃地对待其信仰的人。鲁迅深知此中之理,说嵇康、阮籍表面上毁坏礼教,实则是太相信礼教,因为不满意当权者利用和亵渎礼教,才以反礼教的过激行为发泄内心愤懑。其实,在任何信仰体制之下,多数人并非真有信仰,只是做出相信的样子罢了。于是过分认真的人就起而论究是非,阐释信仰之真谛,结果被视为异端。殉道者多半死于同志之手而非敌人之手。所以,爱默生说,伟大的、有信仰的人永远被视为异教徒,终于被迫以一连串怀疑论来表现他的信念。怀疑论实在是过于认真看待信仰或知识的结果了。苏格拉底为了弄明智慧的实质,遍访雅典城里号称有智慧的人,结果发现他们只是在那里盲目自信,其实并无智慧。到头来他认为自己仍然不知智慧为何物,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哲学史上的怀疑论者大抵都是太认真地要追究人类认识的可靠性,结果反而疑团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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