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与西南边疆的开放、稳定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5）暨第六届西南论坛论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文勋,郑永年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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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与西南边疆的开放、稳定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5）暨第六届西南论坛论文集试读：

前言

2013年9月和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亚四国和东盟国家时，相继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构想。2014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此后，“一带一路”倡议开始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契合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的重大倡议和构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上有助于中国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化解潜在风险。据海关统计，早在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就达25.83万亿元人民币（折合4.16万亿美元），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这一数据表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同时中国的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也都面临挑战。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传统的贸易对象集中在发达国家，2013年欧、美、日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3.5％，这就造成对这些经济体的过度依赖。“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是中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开拓国际合作新空间新领域、培育对外开放新优势的综合经济战略决策。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在外交上展示了中国的全球战略创新。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上有关“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不绝于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正是中国在向世界各国释疑解惑，向世界宣告和平崛起。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就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融的产物，它体现了友好和合作。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是要继续秉承古代“丝绸之路”的友好理念，打造一条新路，强调加强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的联系。借助复兴“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为我国周边外交政策注入新的生命力，缓解紧张气氛。同时也让世界看到强大的中国将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友好的力量，为亚洲和世界提供发展机遇，而不是构成威胁。

再次，“一带一路”倡议是未来缩小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有力举措。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地区差距较大，西部地区经济仍然落后，由此带来一系列国家安全、地区稳定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可有效连接东部、中部和西部，形成合力，共同“走出去”。外部到中亚、西亚，再到非洲、欧洲，内部从上海到新疆，可形成一种合力来完成经济转型，从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推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改革开放30余年的经验表明，开放是促进发展的巨大动力，对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来说更是如此。自21世纪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明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扎实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西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仍然很大，继续推进西部开发战略，解决西部地区贫困问题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任务依旧紧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一新理念和新部署表明，中央对西部开放高度重视，对开放成果寄予厚望。特别是近一段时间，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得到高度重视。

建设“一带一路”具有广阔的经济前景。对西南地区而言，把握国家战略布局新取向，积极融入这一战略，对该地区提升开放水平、加快发展将有重大意义。同时，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实施开放促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西南地区彰显自身诸多优势的契机。为进一步研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西南边疆地区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总结云南省尤其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经验，分析境内外各种因素对西南边疆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探讨西南边疆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如何处理好开放、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提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构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设想和建议，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于2015年10月11～13日在香格里拉县联合举办主题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与西南边疆的稳定、开放与发展”的“第六届西南论坛”。

本届论坛围绕“‘一带一路’战略与西南边疆的开放与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与西南边疆的稳定与治理”“‘一带一路’战略与西南边疆的民族团结与宗教和谐”三大议题深入开展了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进一步厘清了“一带一路”战略与西南边疆的开放、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对在“一带一路”战略视野下影响西南边疆的开放、稳定与发展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不少具有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中国在21世纪如何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充分展示与会专家、学者在本届论坛上的真知灼见以及当前他们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本论文集共收录了24篇有代表性的参会论文，以飨读者。林文勋　郑永年二〇一六年九月十日

主旨演讲

对“一带一路”的再认识——创新意义、面临的挑战与路径选择

中国是一个陆海型国家，既有沿海，也有内陆，其地缘特点东临太平洋，西连欧亚大陆。中国的对外开放先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以推动沿海地区的开放发展为重点，通过开放引进，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出口，实现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尽管后来我国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西部地区的开放发展，但是，沿海和内陆的开放发展环境差别还是很大，格局很不平衡，内陆特别是西部的开放仍然受到制约。“一带一路”首先是基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以周边为重点，实现陆海地缘互联互通，构建开放的大地缘经贸网络和链接的合作发展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为中国打开通向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陆上通道的大门，与沿线国家一起创建新的发展动力；同时也有助于实现中国东西南北开放发展的均衡格局。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吸引资源向中西部转移，同时，通过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共同规划与建设，以“创造性转移”的方式拉动我国的机械设备、基础设施技术出口，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提升提供新的空间。（二）“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战略性倡议

为什么是战略性倡议？因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对外战略，但不同于传统的大国扩张战略，不是强制占领，不是寻求独占，而是与当事国共谋、共商、共建和利益共享。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一带一路”是中国作为上升大国坚持走开放、发展、合作与共赢道路的体现。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居全球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中国必须向世界回答如何践行和平发展承诺的问题。中国提出不走传统大国的崛起之路，不争霸，坚持和平发展，但许多国家可能不相信，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就是要通过多种手段平衡中国。中国借用“丝绸之路”这个词，意在表明，要弘扬古丝绸之路那种“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三）寻求中国的竞争优势，构建新的合作机制

之前我们的优势是廉价劳动力、廉价的土地、优惠的政策，并利用国际的开放市场，但是目前已经遇到了瓶颈。“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为企业“走出去”、推动设备和工程技术出口提供环境。要利用东部积累起来的发展力量，寻找新的竞争优势，让企业“走出去”，推动工程技术“走出去”。通过亚投行、新发展银行、“丝路基金”等资金的推动作用，让更多的合作机制以多种形式逐步建立起来。二　关于“一带一路”的创新意义（一）新大国观

中国已经成为大国，正向强国迈进。世界都很关注，中国成为大国、强国会干什么，中国宣誓不走传统大国崛起之路，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一带一路”是践行承诺与誓言，宗旨是推动开放、合作、发展与和平。尽管中国一再宣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争霸、称霸的老路，但人们还是有些不信。原因也很简单，哪有大国会和平崛起、不搞扩张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回答，因为它所倡导和推动的是开放、合作、发展与和平，而不是搞扩张、争霸或殖民，是中国在尝试践行“新大国观”。（二）新合作观“一带一路”的理念不同于“南北合作”“南南合作”，是全面的合作。发展合作的理念被普遍接受，但是实施起来难，“南北合作”难在要求发达国家承担义务。“一带一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以改善发展环境为出发点，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高速路、动车、高铁网络，电能传输网络，产业园构建，推动新融资机构建设）。“一带一路”是一种开放的合作，是一种新的发展合作观。开放是当今世界发展的突出特征，开放发展是大潮流，但是，光有开放发展不行，还需要合作发展。合作发展谈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关键是要解决共同参与问题、共享成果问题和发展融资问题。“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基于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和建立新融资机制的考虑，把中国发展的能动性与外部世界发展的需要连接起来，把各国的国内规划与外部的建设连接起来，把本国资源能力与国际融资支持连接起来。因此，可以称之为新型发展合作的理念，在“一带一路”这个大平台上实现共谋发展，共同建设，共享红利。（三）新秩序观

海洋是公共财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就是不同于传统的海上秩序，过去“海权论”为大国称霸海洋提供依据。“海上丝绸之路”倡导海上航行自由、安全与合作，有别于追求海洋霸权的大国战略，推动海洋新秩序的建设。中国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则是为了推动中国与沿海相关国家的合作发展，二则是为了推动新海洋秩序的建设。西方大国崛起倚重的是海洋和霸权。人们担心，中国要做海洋大国，必然要谋求海洋霸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是推动沿海国家的开放合作发展、海上航行的自由与安全。这表明，中国不是谋求海洋霸权，而是旨在推动21世纪的新海洋秩序建设。美国声称要捍卫海上航行自由，实际上是维护其在海上的主导地位，保证它在全球海上畅通无阻。（四）新发展观

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多边机制推动市场开放，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开放发展战略。企业实行跨国经营战略，出现一批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但仅仅开放市场不行，必须改善发展的环境，为此需要加强发展合作，“一带一路”的核心是推动发展合作。

此外，“一带一路”为中国西南地区提供陆海开放的“双平台”，可以进行更具视野的大布局设计。中国西南地区的首要问题还是本身建设和发展，利用“一带一路”改善内部环境，加紧路网建设。对外开放的关键是首先打通陆上通道，利用几个经济走廊平台，扩大参与，推动经贸发展，培育和支持企业参与能力，发挥特色竞争能力。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西南地区直接面对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它们要借助“一带一路”加快发展，但可以提供的资源少，还有政治的因素限制。因此，中国西南地区的发展重在实效，稳步推进。三　“一带一路”的挑战（一）周边国家的战略疑虑“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生事物，中国提出这个倡议以后，国际上，包括沿线国家存有不少怀疑，有的国家在观望，有的国家疑虑重重，也有不给予支持的。尽管目前启动工作已经开始，但是真正做起来还会有许多障碍。一些国家对中国倡议的战略意图有怀疑，担心中国借此实施扩张，或者对于建设基础设施网络存有疑虑，不太愿意让中国主导大通道的建设，甚至把经济发展的问题政治化。像美国，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不仅自己不予支持，还向盟友施加压力。例如，对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美国就公开表示反对，日本也拒绝参加。对于公路、铁路网络建设，印度也提出一些质疑，对于中国发展与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的海上与港口合作，也赋予政治甚至军事含义。（二）如何妥善化解争端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妥善解决南海争端，创建搁置争议、合作建设的环境和气氛，以合作代替争斗。一则，要与争端当事国进行对话协商，增加合作的共识；二则，要加强与东盟组织的协商，在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守则的谈判，签署协议，推动落实。南海是“一路”的起点，只有这一步走好了，才能向外延伸。（三）如何创建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

比如，以往我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主要在资源领域，即开发利用中亚的资源。但是，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就要改变简单的能源关系，在中亚地区建设资源加工业、加工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使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升。只有中亚国家的经济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彼此才可以得到更大的拓展空间。习近平主席在外事工作会议上曾经强调，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第一站是中亚国家，这是起点区域，起点搞好了，才可以进一步延伸。（四）经济效益回报慢的挑战

要算好经济账，减少投资风险和损失。“一带一路”是大工程、长期计划，至少需要建设几十年才能见大成效，要有长期的打算。大项目，比如，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需要大投资，这一方面要算大账，即战略账、发展账；另一方面也要算小账，即算投资回收、投资效益等，特别是涉及企业参与的，更要精打细算。中国投资很大，这些基础设施投进去，资金能不能收回来，这个要有战略性的理解，要算大账。对海外不同国家的政治规律和特点，我们要加强了解。四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方略

推进“一带一路”，要坚持“共同设计、共同发展、共同受益”的原则，舆论导向很重要；发展问题是大多数国家的核心问题，国家利益的综合思考，创新国际合作机制，注意综合平衡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新型合作关系构建，重点是中国周边国家，构建中国周边国家经济带和依托带，互联互通，创新国际合作机制，条条大道通中国，让周边有一个良好的依托，可以显著提高中国的国际安全度。“一带一路”不是从零开始，原来已经有很多项目、规划，如今统一放在“一带一路”这一个大战略下，将有更大的视野，不同项目之间可以连接，旧的项目也就有新的含义，作为一个跨时空的大国战略，现在建、将来建，可以通盘设计、建设、发展，形成一个跨时空的国际合作产业链、产业网。现在，各个省市正在制定落实方案，鉴于“一带一路”是举国战略，各个地区、企业，都可以参与，关键是抓住机会、寻求机会。不要等机会，要提高参与的能力；不要政府包办，参与的主体是企业。“一带一路”建设要规避风险，对合作伙伴国的政治、经济、政党、政策、人物、企业要有细化研究、预测性研究。像斯里兰卡国内政局变化这样的大事要有预测。我们要注意“问题导向”的研究，注意宣传技巧，规避敏感问题。比如，东南亚的华人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敏感问题。中国越强大，华人问题越突出。“一带一路”将中国投资外移，会不会出现“国内空洞化”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把产业转移出去也不行。“一带一路”可以产生“创造性转移”。“一带一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创造新的投资和贸易机会，可以到那里投资，把现有的生产能力扩大。比如，当地建桥梁，需要水泥、钢铁，可以在当地建水泥厂、钢构厂等，这样就不必把产能都转移出去。“一带一路”的项目设计要与沿线国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布局当地重点项目，形成新的现代产业链、产业网，增强当地经济的原创力。这是一个“养鸡下蛋”的策略，通过现代产业园、建工厂、搞基础设施网络，可以带动国内机器设备的出口，尤其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建设新的经济增长带。“一带一路”项目是政府推动的项目，采取PPP模式，遵循国际金融市场规则，创新融资机制，亚投行、国际金融参与均有清晰的规则和规划，国内各省区市参与中央规划的项目，在实施阶段将严格遵循国际法律、国际合作规则，可以规避商业陷阱和项目风险。欧亚大陆桥成为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联系的通路，尤其是中西部经济与欧洲经济紧密协同。比如由成都发往欧洲的列车，往往是去的时候物流充足，从欧洲回来是空车。今后可以发展物流网络化、电子化，将国际贸易与国内物流系统对接，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的协同度，创造更多的新价值。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道路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货币流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而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因此，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会开创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发展的新局面，创建中国与沿线国家间新关系，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新感情。这样，也就为走新型大国崛起之路提供了经验。

深度解读“一带一路”战略

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失衡，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为世界做些什么？中国现在的国际环境不好，西方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13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的水平，这个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做什么？这个问题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三个世界”，这个是世界上的大工程。这不是经济学，而是国际战略意义的表述。无论是国际的经济战略，还是中国本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必须走“一带一路”。“两条腿一个圈”。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外交格局基本形成了，可以看作“两条腿一个圈”。第一条腿是和美国，第二条腿是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核心就是周边国家，这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地缘环境非常复杂。美国的地缘环境非常简单，北边是加拿大，南边是墨西哥，它们的经济非常依赖美国。而中国周边几十个国家，如何同它们更好地打交道，对中国而言有困难。这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国际大背景。二　“一带一路”中国有能力搞

中国有能力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原因有三：一是中国资本过剩，二是中国产能过剩，三是中国技术过关。

美国有三大负担。第一大负担就是美国要做世界警察，是要花钱的。第二就是美国要搞联盟，和日本、菲律宾，都有负担。第三个负担就是民主。中东的“秩序”，例如埃及和伊拉克。但美国建立起来的不是美国想要的民主秩序。以色列政府基本上不相信美国了。美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要重返亚洲，它以什么样的东西回报亚洲？二战以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是世界最强。但今天的美国除了军事上还是最强大的以外，其他方面都没有。

黎巴嫩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资本走向何处？美国政府没有影响力，资本还是走向自己该去的地方。美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就是美国政府的TPP，当然中国不用担心。美国还是资本说了算，华尔街是不会听命于白宫的，这一点很明确。马克思认为“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代理人”，现在跨国公司实际上是全球公司，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以美国没有能力做，欧洲更没有能力做。（一）资本过剩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最成功的一点，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资本高度短缺的国家，转变为现在资本过剩的国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资本过剩怎么办？肯定要“走出去”。资本“走出去”是根本，政府只是支持力量，起到顺水推舟的作用，资本才是最伟大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也是资本推动的。（二）产能过剩

中国的产能过剩。国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完备了，东部和中部都建设得差不多了，西部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发展。例如钢铁、水泥，这些过剩的产能去哪里？必须找到出路，这和西方以前一样，过剩的产能需要开辟新的市场，资本需要投资的空间。（三）技术过关“一带一路”除了传统的贸易投资以外，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了像新加坡等少数的富裕国家外，其他都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贫困的国家。东南亚和中亚的国家都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过剩的产能、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技术都是这些国家所需要的。所以亚投行的成立，基础设施的建设，互联互通的建设，西方没钱，欧洲没钱，但中国有钱。中国的银行里有很多钱，但是中国大部分的钱不叫“资本”，叫“现金”。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和日本也在进行，所以人民币的价值不取决于中国本身。如何应对？中国要把庞大的现金，转化为资本“走出去”。中国有能力。三　“一带一路”不好搞：诸多挑战

这个项目不好做，有很多挑战。三类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表现出不同态度，有支持的（发展中国家），有反对的（既得利益国家），也有持怀疑态度的（如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一）反对派

美国、日本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是反对中国的，它们认为中国对既得利益国家造成了威胁。中国改革开放基本上走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请进来”，中国开放国门和外面的世界基本上不冲突，把市场开放给国际资本。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国“讲接轨”，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改变自身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也不会产生冲突。第三阶段，从21世纪初开始，“走出去”意味着冲突和碰撞，无论是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还是美国及西方国家，“走进去”无疑要与其产生冲突，包括“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二）支持派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反对者，是比较支持中国的，因为它们需要发展，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现在西方的资本也不少，为什么不能去呢？原因就在于西方的政治阻碍了资本的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很多限制，例如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宗教等；西方在早期发展的时候从来不附加条件，在发展后期开始设置条件。这是鸡和蛋的关系，没有发展，何谈人权和自由？附加条件的设置使很多资本进入不了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特别希望能获得中国的资本。虽然中国也并不是毫无条件的，但不像西方那样有过分政治化的条件，所以它们非常支持中国。（三）怀疑派

部分中间国家是抱怀疑态度的。一种是受到美国的压力，像韩国，其经济体与中国非常整合，但它也不好公开表态，因为美国是它的战略同盟。澳大利亚也是受美国的压力。而另一种，像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并不清楚中国的意图，抱有怀疑态度。当然这和中国做的工作不够也有关系，“一带一路”到现在也有一年多了，由于知识储备不足，具体方案也不明确。

这是三个类型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其他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因素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安全问题。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很多考量，现在是决策细节不够。“一带一路”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很多国家而言是比较麻烦的。同越南协商修建云南到新加坡的高铁，越南质疑途经该国的真实目的。这不是一个经济规划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像菲律宾、越南和中国有领土主权纠纷问题，当中国修建基础设施时，它们会怀疑中国是否对其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包括斯里兰卡也是，科伦坡的港口让新加坡管理没有顾虑，因为新加坡国家小不会对其产生国家安全的问题，印度也不担心，但是中国一接手，情况就不同了。缅甸也是一样，大规模的项目，都用环保不合格来评估，所以建议发展绿色经济。

支持派国家的限制性因素。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欠发达，但是它们的政治比较不复杂。这些发展中国家，寻求不到政治上的支持力量。只有两种力量是国家性的力量，一种是宗教性力量，另一种就是军队。但是宗教力量统治国家没有合法性，所以埃及失败了。对这些国家来说，最有效的统治就是军人领导。泰国也是一样，好多政党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西方的整合力量，但现在也不行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面临分化国家的威胁。也有些发达国家在倡导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但非政府组织比政党更分化，根本找不到哪一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能主导国家的政治。

尽管这些国家经济不发达，政治也不民主，但它们的非政府组织很发达，即使反对党没有公开，实际上也是存在的。既然如此，西方就很容易影响这些国家，包括柬埔寨，洪森是很专制很集权的，但他的反对力量还在。

下一次颜色革命。越南也是一样，越南也是共产党统治，中国方面要借鉴越南的党内民主。下一次亚洲如果要发生颜色革命，是不是就是越南？越南是很麻烦的一个国家，因为它的高层是“四驾马车”：总书记、总理、国会、国家主席。它们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寡头，有些是“亲美国”的，有些是“亲中国”的。越南海外的反对派力量很强，国内反对派力量也强，领导人又不团结。

所以总体上，发展中国家是希望参与“一带一路”的，但真正落实起来也很麻烦。西方制度比较健全，是透明的体制，西方以国家安全为名，不让中国“出去”，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制度化程度非常低，并不透明。四　有信心，“一带一路”能搞好

即使面临诸多问题，“一带一路”战略还是可以成功的。为什么有信心呢？首先是客观需要。世界是要发展的，发展还是主题，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新加坡是个富裕国家，但是总感觉很不安全，因为邻国都是贫穷国家。现在只有中国能帮助它们。中国是最强大的金砖国家，其他“四块砖”加起来，也没有中国“这一块砖”重。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才能这样做。（一）自由贸易的“朝贡体系”

对于中国而言，应当探索新型的国际合作道路，中国提出了很多漂亮的口号，例如“睦邻共同体”。中国未来10年、20年会怎么样？中国的未来就要看中国的历史。中国以前比较成功的就是“朝贡体系”，应该给它平反。从梁启超先生开始，对它批评过多。但是“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个自由贸易体系。英国打开中国大门靠的是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在朝贡经济之下，小国要打开中国的大门是要叩头的。那么大的国家，叩几个头就好了。英国人来了以后，主权国家觉得有失身份，其他国家都没有感觉叩几个头丢脸。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那么短时间内能做好，就是类似“朝贡体系”，是给东盟带来很大好处的。比如新加坡本身富裕起来了，如果邻国不富裕，它就没有安全感。中国要可持续发展的话，“富邻”是很重要的。中国富裕起来，其他国家没富裕，那谁购买中国的商品呢？只有当其他国家也富裕起来，可以大量购买中国的商品，中国才有可持续发展。（二）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中国的文化精神是包容性的，这让中国更加自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非常开放的，中国是主体，“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而且要比它做得更好。实际上，“马歇尔计划”对复苏欧洲经济非常重要，没有“马歇尔计划”，西欧经济不会那么快复苏。但它是排他性的，不向东欧国家开放，才形成了后来的美苏冷战。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要做得非常开放，越开放越好。技术上如何安排，又要主导，又要人家来参与，这并不难。因为这是中国所需要的，并且开放还可以降低成本。（三）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

中国可以向英国学习很多经验。中国改革开放“走出去”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要学习大国的经验，中国这方面大大欠缺，要谦虚，要开放。有些政府主导的资本，不仅仅向国外的企业开放，也要向中国的民营企业开放。中国的民营经济“走出去”非常快，很成规模。所以，政府如何搭台让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走出去”很重要。资本的构成也非常重要。

此外，中国要学习西方失败的教训，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不仅应当把“一带一路”打造成经济项目，更应当使其成为一个国际治理的项目，或者至少是一个区域治理的项目。现在的国际秩序，都是现代西方发展的结果。东亚的秩序，尤其是东南亚的秩序，完全是美国地缘政治延伸的产物，西方的秩序延伸到东亚。随着美国的衰落，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有所下降。中国崛起，影响力大了。

台湾曾探讨过国际空间的问题，欲寻求排除中国之外的国际空间。当今世界哪能找到除中国之外的国际空间呢？到处都有中国。所以台湾的生存发展，一定要看中国的地缘政治。以前台湾看美国，那是冷战的地缘政治延伸的结果。现在中国崛起了，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的一部分。新加坡就很聪明，把中国的国际空间看作自己的国际空间，寻求共赢。在中国，地缘政治的扩张，主要是以资本为前提。首先要考虑中国的区域秩序，甚至国际秩序，这个很重要，不是要实行帝国主义。国家成长起来，自然而然会成为秩序。首先是资本秩序，政治、战略的秩序紧随其后。这不是中国要实行帝国主义，如果自己“走出去”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其他的利益就建立不起来。中国实际上很聪明，并不反对这个秩序，而是加入这个秩序，顺着这个秩序往上爬……中国也不是要从现在的秩序中退出来，还是要和西方交往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会越来越大，同时也不要忽视自己的秩序。

国际关系里面有一个定律，如果不去追求利益，不把国家利益最大化，最后就会受到惩罚。中国要追求这样的道理。在中国，区域秩序做好了，对世界的国际秩序有很大贡献。“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秩序，“另一条腿”对发达国家也会硬起来。

硬力量才是硬道理。李光耀先生说过：这个世界，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只有你成功了，别人才向你叩头，世界才认可你。某种程度上，硬力量的软用就叫软力量。美国的航空母舰是软力量吗？所以软力量必须建立在硬力量之上。中国已经达到了大量的资本过剩的境况，要“走出去”，要建立资本秩序，国家必须有所作为。

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威胁。中国如果真正对这些国家有威胁，反而就没有威胁了。美国到处去威胁他国，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有威胁吗？中国还是要看看现实主义，为什么国际上不相信中国而相信美国？美国是行动主义导向的，有时候做错事，有时候做正确的事，有时候打胜仗，有时候打败仗，美国是敢说敢做，经过多次“考试”的。而中国却一次“考试”都没参加过，例如与越南的冲突，小冲突没问题。邓小平先生早就指出，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如果中国早30年开发，就什么威胁都没有了。

行动胜于言辞。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一个话语党，光说话不干事，而是应该成为行动党。有时候说得太多而做得太少，即便口号非常漂亮，但实际上找不到内容。随着资本出去了，国家也必须“走出去”。现在的结构有待改善，中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本、日本的资本，有什么区别呢？资本就是资本。这就是为什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国就加入了。道理很简单：对什么都可以生气，但是不要对“钱”生气。只要自己有信心，就是可以做好的。中国总是不自信，钱就用得不好。

建立统一的领导架构。柬埔寨等周边国家认为，日本、韩国比较注重礼节；但是广西、云南（出访）要会见该国总理、部长，对象国很恼火，拿中国的钱，却不领情。所以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应该马上启动，中国的外交角色太多，国防部、外交部、商务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行政级别都差不多，谁也不听谁的，就稀里糊涂地出去了。所以国务院必须有一个领导架构负责“一带一路”计划。美国有一个国际发展署，中国必须由一个国内的领导架构来整合，否则国家利益出去就回不来。

而且中国的资本，一方面，要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在海外赚的钱，如何让中国人民获益呢，这非常重要。尤其是国有企业，其内部很复杂，国企负责人到国外成立自己的公司，赚了钱就放在该公司，亏了钱就放在国有企业。企业“走出去”，要学习国外企业的税收制度，中国的“一带一路”要借鉴经验。（四）呼吁有“智”的智库

现在智库都还没有超过习总书记的“五通”，都在论证习总书记的“五通”多么高明，但“一带一路”是远远超越“五通”的，是非常复杂的对象。当前的知识储备远远不足，例如，中国研究土耳其的文章只搜到两篇，还是关于19世纪土耳其现代化构成的文章。以前在北大求学，西语系是国家小语种人群，现在完全市场化了，没有人学小语种了，85％的人都研究中美关系，因为觉得有利可图。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那么大的国家，其高校应该培养一些人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习小语种的学生对东南亚了解吗？根本不了解，光靠几个外交官是不够的，好多外交官都是“屁股指挥脑袋”，尤其是中国的外交官，整天在大使馆里不出去。

美国不一样，尽管没有那么多智库，但美国各个大学都在研究小国，美国的企业在研究小国，他们的企业整天到新加坡了解情况。中国的企业刚刚开始，国有企业认为反正是国家的钱，输了就输了，无所谓；民营企业还处在土豪阶段的建设，它也不关心。企业不研究，大学不研究，政府官员不研究，那谁研究？研究非洲的，一辈子去两三次非洲就不错了。英国研究非洲的学者，至少一年有三个月在非洲泡着。

为什么要成立智库？因为中国的政策知识，远远赶不上中国的客观需要。中国30多年的实践发展太快了，制度建设远远跟不上实际的变化。制度建设的前提是知识先跟得上。所以年轻一代不要只盯着欧美大国，以后是亚太的世纪，要从中国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出发，选择以后的出路。知识先行，知行合一，知识是最重要的。目前所学的东西远远达不到现实的要求，现在全中国已有2500多个智库了，但是有“库”没“智”。建个“库”很容易，一百万、两百万马上建一个，但“智”太难了。要让“智”来引导“库”。媒体上都在大肆吹嘘中国智库怎么样，这个很不好。

国际政治是现实的，要了解这个世界。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很大，资本扩张得很厉害，中国现在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民间资本都扩张得很厉害，这是需要的。

TPP与中美关系的前景及世界政治的未来

近日，中国官方改变了其以往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消极态度，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姿态，表示要对TPP作综合评估，对参加TPP的谈判持开放态度。同时，美国方面也似乎改变了以往不明确的态度，表示在一定的前提下欢迎中国加入TPP谈判。如果中国开始TPP谈判，中美两国之间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可以说，中美两国目前这种态度的转变，无论对双方关系还是对整个世界经济局势而言，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一　TPP并非美国创始

甚至可以说，早期开始的时候，TPP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的贸易集团。但一旦美国加入，TPP就完全变了样，演变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关键一步。而美国的“重返亚洲”显然和中国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东盟（亚细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中美两国在东盟的平衡局面，开始向有利于中国的态势发展。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和东盟发展关系，并没有任何要排斥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意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和韩国各自在东盟区域和中国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中国、日本和韩国各自和东盟形成了“10+1”机制。美国在东盟经济影响力的“消退”，主要还是美国本身的因素，而非中国或者其他因素。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国家。这应当说是美国霸权的顶峰，其影响力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时，除了欧盟，没有任何国家能同美国竞争。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出现了巨大的国际权力空间。而欧盟和美国同属西方阵营，并不构成真正的竞争关系。可惜的是，美国在成为唯一的霸权国之后，其权力缺失制约，开始犯重大的战略错误。美国想“终结历史”，通过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广到全世界，从制度上确立美国一霸天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武力开路，发动“海湾战争”，在南欧拓展民主空间。“9·11”恐怖主义事件之后，美国又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全世界范围的反恐战争。

不管怎么说，美国的这种战略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面临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经济改革和发展上，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一心一意谋发展”。内部经济发展不仅为外资提供了投资机会，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资本开始“走出去”。亚洲尤其是东盟成为中国投资的一个重点。尽管美国在东盟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发展势头很难和中国相比。实际上，冷战之后，美国和东盟之间发展和深化关系缺少实质性的动力。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西方对亚洲经济发展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但十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变成了现实。现在，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位居第三，印度正在崛起，东盟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也非常好。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亚洲一直会维持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地位，这就决定了美国的战略西移。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包括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在这两个层面，美国的确摆出了一种要“围堵”中国的姿态。军事上，美国“重返亚洲”针对中国的目标是不言而喻的。除了中国，本区域没有一个国家的军力，可以对美国的军事存在构成任何意义上的挑战，更不用说是威胁了。日本、澳大利亚等是美国的正式盟友，印度是其准盟友。并且，美国为其军事“重返亚洲”论证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围绕着南海的亚洲安全问题。经济层面上，美国显然要通过TPP的高标准，尤其是一些具体的条款（例如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来制约中国。

美国这样做，中国也是这样理解的。从一开始，中国方面的主流判断是：TPP是美国围堵中国的经济手段。TPP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类似冷战期间的战略性贸易。既然TPP被视为要“围堵”中国，很容易理解中国方面对TPP的忧虑，甚至“敌视”。

那为什么中美双方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里既有美国的因素，也有中国的因素。

就美国方面来说，在TPP上，面临着很多问题。第一，因为TPP针对中国，导致其战略意味过重。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任何贸易集团，无论是国际性的还是区域性的，如果缺少了中国，其有效性就会成为大问题。另外，在亚洲区域，经济活动已经区域化，形成了亚洲生产链条。这里已经不存在“中国制造”的问题，一个产品的各个零部件为亚洲各经济体所生产，中国只是最后的组装工厂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意在排斥中国的贸易集团如何发展，又会有什么意义。

第二，因为战略意图过重，如果按照其原先的高标准，TPP实际上很难具有操作性。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差异实在太大，它们如何能够消化加入TPP的代价？就连经济发达的日本，在一些关键领域如农业也是困难重重。所有这些国家加入TPP的动机，主要是其所想象的来自中国的压力或者“威胁”，因此其战略意义远远多于经济意义。

第三，TPP的高标准也意味着其过于理想化。如果实现，TPP将是人类经济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贸易集团，很多参与国必然要失去诸多方面的经济主权。所以，如果不考虑中国因素，所有这些经济体都不会（也不能）失去如此多的经济主权。很显然在TPP的谈判中，各个经济体都在力争尽可能多地保护自己的经济主权。

因此，很容易理解，自谈判开始之后，TPP的内容一直在变化。尽管现在还不知道最后的结局如何，截至目前，TPP已经不再是原来设想的TPP了。要从理想转化为可行性，参与TPP谈判的各国必然要做诸多的妥协，这就决定了TPP必然要降低条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态度必然趋向务实。

同时，在此期间，中国方面对TPP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胡锦涛等执政后期，中国对美国提出了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试图走出传统上霸权竞争的大国关系模式，从而保证世界和平。习近平新领导层不仅接过了这一概念，而且一再加以强调，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显得自信心不足，美国及其盟友做什么，都被有关方面视为针对中国的“阴谋”。现在，新领导层决意要改变这种缺少自信的局面，对TPP态度的急剧变化就是这种“自信”的表现形式之一。

再者，经过一段时间，中国也已经意识到，针对TPP，中国是可以沉着应对的，实在没有必要感到惊慌。这主要是因为前面所讨论的，在TPP作为一种理想和最终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或者说，中国意识到，TPP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不会完全按照美国的计划来实现。说到底，即使TPP最终产生了，也不见得能够实现当初美国所设想的“围堵”中国的目标。所以，中国不用怕。二　参与TPP才会具有话语权

中国更意识到，正因为TPP是个动态过程，中国可以，也必须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去。参与进去了，才不会被孤立，才会具有话语权。经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和加入这个组织后的经验，中国对此应当具备充分的自信心。

实际上，中国变得不怕TPP，其本身也是有底线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高速经济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但如果在今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能够达到中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有望很快超越美国，并且有望成为世界少数几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如果有意愿，中国自己也可以组织自己的贸易集团来抗衡美国的TPP集团。

即使是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TPP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另外一个贸易集团，双方也绝对不会放弃对方的巨大市场，两大经济集团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仍然会继续，甚至会增加。就是说，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那种关系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的新格局。对这一点，中美两国都有深刻的认识。

全球化所产生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是国际和平的重要保障。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各国之间很难再采用冷战时期所使用的“遏制”和“围堵”战略。政治人物因为各种因素会诉诸冷战的方法，但现在已经变化，冷战方法在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中国今天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自从30多年前中国打开自己的大门，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开始，这种大国关系已经在成型了。

很显然，近30多年来的全球化，已经形成了和传统贸易方式全然不同的国际和区域经济秩序。在一战和二战之前，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是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人们所生产的可以称之为“主权产品”，国家间的贸易就是“我生产的产品和你生产的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贸易对国家间冲突的制约非常有限。但现在的局面是互相依赖，“我生产的产品中有你的利益，你生产的产品中有我的利益”。这种格局意味着国家的经济主权边界已经变得非常模糊，甚至消失。一旦两个互相依赖的经济体之间发生冲突，双方都会成为牺牲品。

如果“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中美两大国和平共处共赢，这种互相依赖关系无疑在促成这样一种共赢关系的实现。对中国来说，这样一种关系是其改革开放、加入现存世界秩序的自然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美国和西方所领导的大多数组织，成为这些组织的一部分，西方难以孤立中国，中国也难以脱离西方。这种关系是参与式的，就是说中美两国都在参与对方的发展。这种关系的形成表明冷战已经不可能。

这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现实。这种现实要求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要放弃冷战思维，根据现实调整两国关系。中美两国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存关系，驱动着两国对TPP态度的变化，也引导着它们今后关系的发展。政治因素不时会影响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但如果双方不能在经济关系和政治需要上做到平衡，不仅会损害他国的利益，更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利益会引导中美两国做出理性的选择。三　TPP与世界政治的未来

有关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尤其是美国和日本谈判的任何进展，经常会成为本区域人们关切的问题。

人们一直把TPP作为一种国际贸易和投资形式，一种比世界贸易组织（WTO）更高标准的形式。因此，人们总是算计着加入TPP能够为国家带来多少经济收益，如果被排除在TPP之外，国家又会损失多少经济收益。再者，人们也注意到了TPP所隐含着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像越南、马来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被包括在内，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则处于TPP之外。这里的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考量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国不仅要担忧TPP所带来的经济贸易影响，而且更要注意其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其实，人们可以从更深层次来思考TPP这样的贸易投资形式，会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从非经济的角度来看，TPP是什么？它的实现会对当地社会带来什么影响？跳出简单的投资贸易方式，人们不难发现，形成中的TPP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运作方式，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可以预见，一旦成功运行，TPP意味着一个新型资本帝国的形成。这个资本帝国和现在的资本全球化不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帝国，也是超越民族国家、不受民族国家影响或者有能力逃避民族国家影响的资本帝国。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源于西方，自西方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尽管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传统上也有些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但资本从未形成过一个自主的制度。从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来看，简单地说，资本已经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现在要步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今天的资本帝国阶段。就资本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来说，在第一阶段，资本依靠政权力量而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在第二阶段，资本依然依靠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扩张；而现在的第三阶段，资本则试图建立自己的帝国，趋向于超越民族国家、脱离民族国家的控制。

在每一个阶段，资本运作方式的变化会深刻影响资本和政治的关系，从而影响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资本和国家力量互相支持。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就不再存在统一的政治力量。城市国家自下而上产生，而统治城市的则是商人。国王需要扩张其统治地域，而资本需要扩张其市场，两者具有高度一致的目标。资本出钱，帮助国王统一国家，同时也依靠政治力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

在第二阶段，资本在国内市场开始饱和，过剩的资本需要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形成。帝国主义强调的往往是资本和商品的输出，和对非西方世界的资源的掠夺和劳动力的剥削。作为帝国主义核心的殖民地主义，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直接统治。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西方自由主义一直相信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但历史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帝国主义往往动用国家的力量，用枪炮打开非西方世界的大门。

随着反殖民地运动的崛起，西方资本对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开始“文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最终形成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些国际组织都是西方资本和本国政府协调的产物，意在协调西方资本的行动。这些组织的形成，一方面使西方资本更加有效地扩展到非西方国家，得到更安全的制度性保护；另一方面使资本的行为更加具有软性，即“文明”。很显然，在这个阶段，西方主权国家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资本现在进入第三阶段，主要的特征是去资本“主权国家化”，实现资本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形成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资本帝国。资本帝国的形成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如同从前的全球化，这波全球化也是资本促进的，主权国家在背后支持。形成这波资本全球化的原因，除了资本逐利的本质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一系列因素。

其一是西方大众民主对本国资本的影响。二战之后，随着大众民主化时代的到来，选票决定政治权力，西方福利得到了快速的扩张。福利的扩张表明对资本的高税收，而高税收意味着资本必须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牺牲）和低收益。正如一些观察家早已指出的，通过全球化，资本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

其二是资本通过全球化逃避本国的规制。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形成了规制型政府，对资本的运作进行各种形式的详细规制。对资本的规制也就是节制，有效地限制了资本的运作空间。这导致资本很大的不满。20世纪80年代英国和美国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的核心，就是给企业（资本）“松绑”，即大大减少甚至取消对企业的规制（de-regulation）。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新自由主义减低经济规制是直接关联的。

其三是工业资本主义转型成为金融资本主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资本需要主权空间，具有主权国家边界，但金融资本则没有边界，或者不需要民族国家这个边界。西方金融经济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经济脱离实体经济，本身成为一个自主的经济系统。而包括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内的高技术发展，更强化了金融资本超越主权国家的能力。金融资本也就是今天资本帝国的核心。金融资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把所有的事物货币化，并且能够在全球内流动。

今天的资本帝国对主权国家和社会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资本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如果把一个社会的权力分成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只有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而政治和社会是不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它有能力脱离本国政治和社会的控制。从前人们说是跨国企业，但今天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全球企业，独立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控制。很多全球性企业不仅经济规模可以和很多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拟，而且也很难说该企业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受哪一个国家控制。例如华尔街是自主的，美国政府很难主导华尔街。华尔街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除了拯救华尔街之外，又做了什么呢？尽管深处危机，但华尔街投资银行总裁仍然享受天价的工资和奖金。很少有政府可以对庞大的资本说什么、做什么，但资本反过来则是可以绑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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