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何正远

出版社：四川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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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试读：

内容简介

小说紧紧围绕改革开放这一主线，展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回水坨为代表的我国农村社会，是如何在基层干部的领导下，进行生产经营管理方式上的变革，以及如何创办乡镇企业、走上致富的道路的。

小说重点描写了以赵志清、赵志明、陈长生、杨永志等为代表的党的各级农村基层干部敢于开拓的精神，敢于发展的精神，不怕困难敢于迎难而上的精神，赞扬了他们冲破“左”的思想桎梏，率先在农村进行生产经营管理方式上的变革，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崭新农村的感人事迹。

小说全面地反映了1979年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既表现了新时期农民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也深刻地揭示出了我国农村改革是势在必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上篇 什么时候粮食够吃就好了

第一章

涪江，像一条巨蟒，和岷江、嘉陵江、沱江齐头并进，昂首摆尾，凶猛地、急速地向南奔去。它卷过川藏高原，穿过高山峡谷，跑过巨石险滩，越过层层险阻。它在高原上狂啸奔腾，横冲直撞，涌流翻卷，白浪回旋，犹如万瀑悬空，哗然万里，所向披靡，一往直前。直到进入江油境内，它才开始稍稍收敛它那不羁的本性。但它还是不时地向两岸的堤坝奋力撞去。当被堤坝挡回来以后，它又沿着河道向前匆匆流去，在江面上留下一层薄薄的水雾。

这是1979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在溯江而上的左岸公路上，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正急急地向前走着。他中上身材、敦实的个头，上身穿一件旧军装，下身着一条蓝色的裤子，背上背着个捆成豆腐干似的军用背包，左手提着个盆套，里面的漱口缸和搪瓷盆随着他前进的步伐，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他叫杨永志，刚从省农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分配到县农业局。报到后，县农业局又将他派往家乡万山公社回水坨大队当帮村干部。这会儿，他想到即将开始的农村生活，马上就要见到的儿时伙伴、回乡的战友以及父老乡亲……他的心情不免又激动起来。他觉得乐滋滋的，感情的洪流早已奔向了那片土地，脚下的步子也加快了。

公路几弯几拐就爬上了谷口的山垭，迎面吹来的晨风使杨永志感到格外舒服。他索性放下背包，坐在垭口路边的石头上歇息起来。他转过身去，望着被自己甩在身后长长的山路。这时，太阳还没有出来，涪江从山路下急湍地流过，江面上罩着一层薄薄的晨雾。田野白一块、黄一块地呈现在面前，干完早活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家里走去。山脚下的农舍上，飘荡着快要散去的蓝色炊烟，雄鸡的啼叫声不时传来。所有这些都告诉他已是吃早饭的时候了。杨永志这才感到肚子有点饿，便起身继续赶路。

前面是一段山腰公路，公路穿过一大片杉树林。这些长得笔直的杉树像一个个严阵以待的战士，竖立在杨永志面前。坐落在山窝中的几户农舍陈旧的土墙上，有些发黑的大幅标语还依稀可见。

杨永志就这样边走边看。刚转过山弯，他就被一头正撅着屁股、昂着头、拉长着脖子的大水牛挡住了去路。显然牛还想吃草，不情愿就这样被牵回家，正和双手紧紧拽着绳子的姑娘僵持着。

杨永志放眼看过去，见牵牛的姑娘不过十八九岁，一头黑亮齐肩的短发，白净的脸庞端庄而清秀。姑娘上身穿一件雪青色带小麻点的矮领满襟上衣，下身着一条黑色裤子，脚上是一双带袢的方口布鞋。她细小的身子哪是一头大水牛的对手，故大水牛与姑娘僵持着。

这是谁家的姑娘？我怎么从来没见过？杨永志细细地把眼前这个姑娘打量着，努力地从记忆中搜寻这个叫他第一眼看见就心动、再也不会忘记的少女到底是谁。“永志哥，你回来了！”

一个欢喜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杨永志转过身一看，是柳刚老师的儿子柳入江在向他打招呼。只见柳入江正背着一背架青草从旁边的小路上走过来，并径直从杨永志的跟前走过去，往牛脖子上轻轻地打了两下，大水牛才乖乖地放下头，垂下脖子朝前走了。

柳入江看见杨永志还望着赶牛姑娘的背影，不等杨永志开口，便主动向他介绍说：“这是我妹妹柳茹辛，刚从地区水电学校毕业，正等候分配，大前天才来的。”

未婚的男人，对漂亮女人有一种特别的留意和兴趣，心里总会不自觉地多看上几眼。杨永志就是这样。这时他的眼睛还一直盯着柳茹辛，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痴迷。幸好是老师的女儿，否则会被训斥一顿，落个大大的没趣。

等柳茹辛走近自己的时候，杨永志才看清站在面前的姑娘有着一张稚嫩的脸，面色红润，不大不小的鼻子和小小的嘴巴搭配得是如此完美。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清亮得如同从这龙门山里流出来的泉水，闪着迷人的波光，让人不自觉地心跳加快。她简直就是一尊女神，杨永志看得如醉如痴，充满无穷的奢望与幻想。

柳茹辛来到杨永志跟前，见他久久地打量自己，不禁腼腆起来，心也不由得急促地跳动起来。她用不好意思的目光从上到下迅速地把杨永志扫了一遍。见眼前这个小伙子一米七几的个头，结实的身材，国字形的脸上透露出一种男人的气概，不觉害羞起来。两人目光相遇时，一种触电似的感觉传遍了柳茹辛的全身，她连忙低下头去，羞怯地不敢去望他，只小声地喊了声：“永志哥，你回来了。”她便迅速地跑到前面牵牛去了。

望着柳茹辛逃跑似的走了，杨永志的头脑这才清醒过来，忙帮柳入江背草：“你放下，我来帮你背。”

柳入江看见杨永志风尘仆仆的样子，推辞着说：“这不重，一起走吧，换来换去反耽误时间。”说着，两人朝柳茹辛走去。

杨永志也不再坚持，跟在柳入江身后往大队走去。途中他仔细询问柳刚老师的近况，间隙心里还在反省自己刚才怎么这么失态，竟瞧得人家姑娘不敢跟自己一起走了。

翻过几道山梁公路后，进入了山腰坝子。只见涪江从远处的山谷中奔流而下，沿着山峡一路奔来，又向山脚下的谷口流去。江水像一条绿色的带子，嵌在金黄色的坝子边上。山里的气候要比县城周围晚一个节气，稻子还整整齐齐长在田里。公路顺着西边的山脚在坝子里向北伸去。这坝子有五里路长，是多少年来由涪江水冲积而成的。这便是全县闻名的五里坝。

五里坝在计划经济时，按行政区域划分名叫回水坨村，在当时称为回水坨大队，是杨永志的家乡。全大队共五个生产队，从南向北依次排开，居住着三百多户人家共一千五百多口人。所有的房子都是沿着山脚紧靠公路，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摆在坝子边上。院子的背后便是逐渐高耸、连绵不断的群山。杨永志的家就在一队，紧靠大队部。学校、代销店、大队医务室以及知青点，都在大队部的院子里。这是一个坐西朝东、全木结构的大四合院，是新中国成立前地主张震山的爹张雨林修的。土改时被没收后，留下未分出去的公房用作大队的办公地点。

三个人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来到大队部门口的代销店。营业员李琴惠忙迎了出来，对杨永志说：“永志，快回去吧。听说你要回来，你嫂子王梅华和侄儿军军到路口已望过好几遍了。你母亲、妹妹和你们队上的人早等在后边院坝上呢。”

杨永志一听，心早跑了，忙对柳入江兄妹说：“你们回去吧，我另外找个时间去看柳老师。”说完，他就往后边跑去。刚到自家院门口，他便看见晒坝上已聚集了很多人。这情景使杨永志想起了三年前乡亲们在村口送自己出去读书时的光景。也是这么一个早晨，天边飘着一片红红的朝霞，喜鹊在树上不断地叫着，队里像办喜事一样，男女老少都到了。这个给他盆套里塞几个果子，那个往他盆套里装几个鸡蛋；这个给几元路费，那个给双袜子或一条毛巾，还没走出多远他的盆套就装不下了，但人们还在往里塞。母亲和妹妹在一旁不停地道着谢。

大队支书杨永国一边送着他，一边对他说：“孩子，好好念书，念完书再回来。要为咱大队争口气，你是五里坝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你看看咱大队搞农业机械化都找不到一个能干的人。以往开会写个标语，也找不出一个能提笔杆子的，还得去求人家，多难呀。”

表姨父陈长生也在一边嘱咐：“到城里后别辜负全大队老少爷们的希望，能念到哪就念到哪，念完了再回来。”

这些嘱咐杨永志都一一记在了心上，年轻的他眼里早已满含了热泪。就这样，他带着全大队人的希望和祝福，去省城上大学了。

这次毕业分配时，学校有意让他留在校团委工作，他都好意谢绝了。分配到县农业局后，正好局里要派帮村干部，他就要求回回水坨大队。

见杨永志出现，已等候多时的支书杨永国、大队长赵志清、大队民兵队长兼治保主任张二虎，还有大队妇女主任肖兰英、本队队长赵志明、副队长杨永松、二队队长李海生、三队队长赵志军、五队队长孙涪江、大队会计唐福先、保管员陈长生、五保户烈属唐成玉、本队社员黄有新和他老婆“干叫唤”、表姨妈长生婶、母亲、妹妹等全都迎了过来。侄儿军军、“干叫唤”的儿子二狗子、肖永才的儿子肖二娃等更是一窝蜂地跑上前来，围着他叫个不停。

杨永志忙抱起军军，走到大家面前说：“谢谢乡亲们，这么早就来接我，实在过意不去。”

杨永国忙上前，接过杨永志手上的盆套说：“前几天乡上就通知说要派你回来当帮村干部，我们得知后都很高兴。今天大队开会研究秋收问题，正好干部们都来了。吃过早饭你也来参加。”

唐成玉大爷上前拉着杨永志的手说：“孩子，真是好样的。没忘记五里坝的乡亲们，回来就好。”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对杨永志称赞着。唯独黄有新突兀地说道：“你们懂个屁，以为杨永志和你们一样还是泥巴腿杆，成天背太阳过山？现在人家是县上派下来的帮村干部，监视这里收割的。他是挣工资的，吃的是公粮，和大家不一样了。他是在农村这块石板上烘炒的料豆，炒熟一颗就蹦走的那一颗，监收完还是要走的，不会再吃大家的这份苦。你们这些娃儿要像他，就得好好读书，以后才不会穿草鞋，才能吃香的、喝辣的，脱掉这个‘农’字。农业、农业，笼到你永远都会遭殃！不会有啥出头的日子。”

杨永国见黄有新说的话不是个道理，看不起自己这些泥腿子，便批评说：“照你这么讲，当农民就不活了？当农民有当农民的好处。首先吃的都是新鲜东西，喝的是从山里流出来的泉水。乡下人有乡下人的活法，都去吃公粮、当干部了，那这些人吃的粮谁来种？当干部的又去管谁？”

张二虎平时就爱和黄有新抬杠，这会儿便接上支书的话说：“你就知道钻尖取巧，到城里吃香的、喝辣的，事事想轻松。不吃苦、不下力能有好日子过？隔三岔五地往城里跑，去瞎折腾啥，捡到金元宝没有？还不是得靠工分！有跑的那个时间，还不如稳稳当当地在队里挣点工分可靠。”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着黄有新，黄有新觉得没趣。“干叫唤”这会儿看众人一直在指责自己男人，好没面子，硬要把黄有新拉走。她边拉边训斥着自己男人：“你怎么这么不识相？也不看看场合和地点，就在那说些惹人生气的话。这堆人哪个像你，这顿奖赏头子是你干捡的，只有白受了。”

黄有新并不在乎大家对他说的这些带有批评意思的话，也不情愿被老婆拉着走。只见他从“干叫唤”手里挣脱出来，说：“我是在和永志兄弟开玩笑，人家都没在意，你着急个啥？上的哪门子火？净在这儿捻我的不是。”他虽是在反击老婆的话，其实是在说给众人听，不然声音不会扯得那么大，算是对刚才责备过他的那些人的一个回击。“干叫唤”自然是了解自己的男人，不觉露出没吃亏的赞许目光。

杨永志并没有把黄有新说的话当回事，农民嘛，大都有这些想法。面对农村艰苦的环境，谁不想让自己的子女到城里当工人、当干部，吃大米白面、挣工资还不晒太阳？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奇怪。

听了大家的话，杨永志笑了笑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没什么不同，大家今后就一起干吧！”说完，他抱着侄儿同母亲、嫂子、妹妹一道往家走去。

杨永志的家在西北角上，是一进五间的瓦房，土改时分的地主张震山家的，紧靠着大队部。回到屋里，妹妹打来洗脸水，等他洗漱完毕，一家人便围在一起吃早饭。

杨永志这才问起嫂子：“最近我哥来信了吗？他好久都没给我写信了，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最近到昆明陆军学院学习去了，可能刚去没空写信吧。”王梅华一边回答，一边把军军拉过来，叮嘱道，“儿子，快吃饭吧，妈妈要到学校去了，不然就要迟到。你跟奶奶在家玩，听话！”说完，她小跑着往学校去了。

军军在后边挥着小手说：“你走吧，我不会淘气，再不会把奶奶种在地里的葱拔出来，剥得白白的再种上了。”他认真地一字一句地对妈妈保证着，引得屋里人哄堂大笑。

杨永秀说：“你个小傻瓜，还说呢，有你这样种葱的吗？把皮都剥光了，根也去掉，葱能活吗？”

杨永志母亲把军军搂在怀里说：“我孙孙乖，你是在帮姑姑和奶奶种菜，是吧？都怪奶奶没给小军军说清楚。”

那天杨永秀买了一捆葱秧回来，中午到地里去栽，没来得及灌水就到队上出工了。傍晚收工回来才挑粪去灌，她见自己种好的葱苗胡乱地埋在地里，东倒西歪的，旁边丢了一地的葱皮和根须。杨永秀扯了一把葱起来看，见都剥得白白的，根也掐掉了。她猜想是小军军干的，把他叫来一问。他说这是帮奶奶做事，见妈妈做饭时都是把葱皮剥掉，根也切了。

军军今年六岁，是王梅华和杨永刚的独生子，聪明、活泼、可爱，是全家人的心头肉、命根子。奶奶更是爱得要命。军军两岁后才和妈妈搬出去住的，就在前面学校里。军军离不开奶奶，每天中午都要跑过来吃奶奶煮的饭。这天一大早，他把妈妈给的水果糖拿过来给奶奶吃。杨永秀逗他要，他就是不给，说没了，其实手里还捏着一颗。

杨永秀看出来了，假装生气地说：“你不给姑姑糖吃，姑姑不给你做饭。”

他这才跑到姑姑面前，把糖不情愿地给了她，说：“就这么一颗了，给了你我就没有了。”

杨永秀拿过糖剥去糖纸，军军嘟着嘴站在旁边盯着，双眼一动不动，生怕姑姑把糖给吃了。直到杨永秀把糖果塞到他嘴里，他才笑着转身跑向奶奶那里。

杨永秀在背后说：“我是考考你，看你大方不。”

杨永志母亲忙护短：“死丫头，你惹他干什么，军军还小。来，军军拿去。奶奶给你留着，不吃你的。”说完，她把手里的糖果给军军装在裤兜里。

杨永志回来以前，母亲和妹妹每天就是这样过活的。这会儿嫂子走了，杨永志才见桌子对面的母亲已经老了不少，额上往后扎得紧紧的头发又添了些白丝。记载着她一生艰辛历程的脸上，生活又刻上去几道印痕，跟压得皱巴巴的衣服一样。细细看去，皱纹是那样明显，一条沟、一条棱的，活像地形图上的等高线，布满了整个面部。杨永志心里感到一丝隐隐的，只有儿子对母亲才有的那种疼痛，心想：不能让她老人家再为我们操劳了。

杨永志的父亲姓张，母亲姓杨，父亲是入赘到杨家来的，所以杨永志三兄妹随母亲姓杨。他哥起初也姓张，叫张大山，后来改姓名为杨永刚，大山是他的小名。父亲1960年害水肿病死后，母亲就担起了这个家庭的全部重任。母亲那时刚四十出头，杨永刚十五岁，上高中，杨永志七岁，在读小学，杨永秀三岁。一家四口，吃、穿、用全靠母亲一个人。她白天在队里干活，晚上还得编篾货到深夜，给杨永刚兄弟俩挣学费。她成天没日没夜地干，后来累得病倒了。杨永刚实在过意不去，心疼娘，坚决要求辍学回家帮母亲一起挑起家庭的担子，把弟妹们抚养大。母亲坚决不同意，说：“你妈这世是睁眼瞎，受了不少的气，是个不顶事的人。只要你们有出息，我就是辛劳一辈子也值得。”母亲从自己艰辛的一生中悟出这个道理，就是再苦再累，哪怕拼上命也要把孩子们的书供出来。只有让他们把书念出来才能有本事，遇事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肚子里有货才说得出个道理，不吃亏、不受人欺负。她就一直抱着这个信念，把杨永刚供到高中毕业。杨永刚高中毕业未能考上大学，在家帮母亲干了两年活，1965年和赵志清一起参军去了云南，1969年提干，现在是部队的营长。

杨永刚提干后，常给家里寄些钱回来，让母亲补贴家用。他在信里嘱咐母亲：“别再那样劳累，别再没日没夜地干了。”

母亲虽然信里都答应照儿子的话办，然而事实上还是重复着她的老习惯——干活、不停地干活。所以杨永刚从王梅华和杨永志那里得知母亲并没有照他的话去做，便让王梅华搬出来住，自己带孩子，以减轻母亲的负担。杨永刚给家里寄的钱母亲也没舍得用，而是给儿女们存着。母亲一再不让杨永刚往家里寄钱，但杨永刚说：“这样做了，才能让当兵在外的我感到心里宽慰些。”

杨永志从小也是个懂事的孩子，看母亲累成那个样子，妹妹还小，哥哥又不在家，每天放学回来后就主动帮母亲做事——割猪草、放羊，总是把家务事干完后才去学习。1966年他小学毕业后进入初中，1969年混了个初中毕业文凭，回到家里帮母亲种田。1969年到1971年这两年多时间他一边在家劳动，一边去柳刚那里补习功课。这期间，他把从初中到高中的课程都补习了一遍。1972年冬，空军地勤部队招兵，他便和赵志明、赵志军报名参军去了北方。1974年底他复员回家，1976年村里选送工农兵大学生，他又去省农学院学习三年。

杨永志看着已经苍老的母亲，痛爱交织，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母亲好好休息，多尽一点儿子对母亲的孝道。他便对母亲说：“从今以后你别下田干活了，家里的事有我和妹妹，你就在家里带军军，休息休息，也好让我和哥哥放心些。”“你这孩子，看你说的，妈吃得、跑得，身子骨还壮实呢！干嘛要让我在家里闲着，没病反而闲出病来。”母亲没同意杨永志的意见。说完她又提醒杨永志道：“快吃饭吧，大队还等着你去开会呢！我自己的身子骨我晓得，你们都别为我操心。等你们都成家了，那时我真的干不动了，该休息了。”

杨永志也没有再说什么，知道劝还是没有用，老人有老人的想法，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丢下碗便去大队部开会了。2“当、当……”一队队长赵志明敲响了召集全队社员到院门前晒坝上派工的钟声。干了一清早农活的人们都已回家吃早饭，听见钟声，大家都端着饭碗，陆陆续续来到晒坝。平常都是这样，有的蹲在地上，有的站着，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说着话，边吃饭边听干部讲话或派工。开完会或派完工大家再扯些别的事，然后人们拿着空碗，边用筷子敲着碗边各自回家。

这会儿有些农户先来了，妇女们相互交换着碗里的下饭菜，从饭菜质量的好坏基本上可以看出这家人生活水平的高低。

杨永国、赵志清等都到了，赵志明又等了一阵子，见人基本到齐，只有肖永才没来。

好一会儿，肖永才十来岁的儿子二娃子才揉着眼睛跑来说：“我爸还在睡，我们又没有粮吃了，早饭都没有煮。”说完，他从兜里掏出根小红薯往嘴里送。

赵志明生气地问：“上次队里不是给你家称了几十斤稻子，哪去了？这么快又吃完啦？”

二娃子不敢说，见队长问急了才小声说：“煮干饭吃啦。”“哎，谁像你爹这样过日子，哪个也管不了。常年好吃，无计划，稻子出来卖稻子，麦子出来卖麦子，分点口粮要不了多久就卖完吃光，这样还行？只有让他自己想办法，队里无法再管。”赵志明说完就开始安排当天的工作。

杨永国见二娃子没早饭吃，只啃那么根小红薯，大人都受不了，何况是小孩子。于是他便把二娃子拉到身边，把自己的一碗稀饭递给他，说：“孩子，吃吧。吃完回去拿个口袋来，到我家装点米回去。要给你爹说，这回得省着点吃，这么过日子总不是个办法。”

二娃子只顾着埋头大口大口地喝稀饭，没有回支书的话，只“嗯、嗯”地点头应着。

赵志清见杨永国把饭给了二娃子吃，自己却饿着肚子，知道他家里也没有做多的饭。婶子每次给他足足地留一大碗饭，公社来人又多，都是他自个儿应酬，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他便走到赵志明跟前吩咐了几句，然后来到杨永国面前，说：“你饿着肚子，自己不吃，把粮食给肖永才，像他这样的人你救济得完吗？咱大队还有多少家需要救济！全国、全省还有千千万万个肖永才这种情况的人需要救助，你有多少粮食，解决得了吗？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把一家一户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大家就这样成年在土地上磨洋工，有劲不往外使，变着法儿算计已经瘦得像鸡骨头样的集体，集体生产能搞好吗？生产力不解放，粮食产量提不高，大家日子是好不起来的。“土改都已经这么多年了，全大队又变化了多少？乡亲们的生活水平又提高了多少？各人掰着指头算算，有几家修过房子，有几家添置过像样的家具，说得不好听点，咱队上还有裤子都没有穿周正的人。这些年大家在队里的土地上穷混，汗水都快流光了，集起来能装一堰塘。家里的光景还是像漏勺样，周身都是窟窿眼，日子过得紧巴巴。不是缺吃少穿就是没钱花，都在那苦熬着。难道三十多年前，我们的父辈在这里流血牺牲，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这样吃不好也饿不死吗？不，绝对不是！就这个最低标准也绝不是社会主义，也绝不是牺牲了的先烈们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贫穷不是光荣，也绝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生产上去了，人民生活好了，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农村长期贫困，大家都被搞得这样寒酸了呢？成天就端一碗稀饭喝，日子过得这么不起眼，老百姓是不明白的。很少有人去想，也没有人去想，只知道跟干部们走。生产队、大队上的干部怎么说就怎么做，生产队、大队上的干部又是听公社、县上的干部……就这么一层听一层的，千篇一律，不管情况适合不适合都得照听、照办。一听就是几十年，就像早上的太阳总是从东边出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听得人就这么一天天老了，就这么一天天凑合着过到了现在。“年纪大的，有过新中国成立前苦日子经历的，拿现在和过去比，已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多少感到点安慰。虽说顿顿都是稀饭加菜叶，有时还接不上顿，但总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好过得多。年纪轻的没这些经历的，就拿六〇年过细粮关与今天的情况比，那时每天只配四两稻子，草根、树皮、红薯叶、南瓜掺着吃，吃得人眼睛都胖眯了，腿也肿了，路也跑不动了，人人的脑袋像六月天晒萎的瓜叶一样，焉趴趴的。伙食团下放后，虽说每人每年只分三四百斤粮食，也比伙食团那阵好。那阵困难时候，山里比坝里日子好过得多，野菜、野果还好找。坝里人每天就只有配的那点粮充饥，现在有的人的媳妇就是那个时候为了填饱肚子嫁过来的。大家都这么对比着往好里想，穷就一起穷，但总能把肚子哄着。每家都没什么压秤的东西。说衣服吧，也就那么一两套，一个样式。一年配两尺布票，四个人合起来才能做一条裤子，补了一层又一层。但大家都是这样，心理也就平衡了。所以没有人去想、去深究其中的原因。中国农民纯洁就纯洁在这里，总是往好的方面想，总是忍受一切艰难困苦，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艰辛、社会的重压。回水坨大队没有变化，万山公社没有变化，整个有农民的地方都没有多大变化，像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都一个规律，打钟出工，天黑记工，井水自担，分粮过活。‘四人帮’装出一副比马克思还马克思的样子。只要看看他们这些年做了些什么，有哪些作为，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好处，便知道了。用种种不切实际的办法，硬叫群众干了不少蠢事，弄得连肚子都填不饱。所以一直没有多大变化，你们说这叫社会主义吗？我们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是啥原因弄得大家这样贫困，没有粮食吃。“日子还能再这样过下去吗？粉碎‘四人帮’都快三年时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了。我们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让农民多收一点粮食，吃饱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绝不能再干那样的傻事。现在全国不正在倡导集中一切精力搞经济建设吗？事实是最好的证明，我看我们就是要回过头去，看看哪些政策、做法是符合农村实际的，是对农民有好处的、能发展经济的，哪些是不对的。应该总结总结了。”

赵志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这通发言，已说到人们的心里去了。这是他们十多年来从没听到过的，又是自己心里想说，但说不出来的话。赵志清也明白自己说话的后果。这些话已在他肚子里憋了好久了，不说不行。因此他这会儿才一吐为快，要进一步进行生产管理方式上的突破，不得不把这些道理说透。

杨永国见他还想往下说，就出面制止了他。想到这些话传到公社，自己也脱不掉干系。他觉得赵志清说得有些道理，细细一想也是事实。但我们这么多年走的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政策历来是以抓阶级斗争为纲，虽然现在要求集中一切精力搞经济建设，但绝不能为了发展生产，不择手段，丢掉了社会主义这个根本。他也不能眼看一个同志在路线问题上栽跟斗，在开党支部生活会时得帮助帮助他。于是杨永国神色严肃地说：“这些是上边研究的事，不是我们下面基层的人该去想的问题。在这种场合说话要注意影响，你的那些看法和想法不要再往外散布。开会了，大家往会场去。”

杨永国想制止赵志清继续说下去，倒没有恶意，只是担心赵志清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慷慨陈词，只图自己一时痛快，而没有想到会带来的后果。说完，他便和干部们一道朝大队部办公室走去。3

大队管委会会议在大队部会议室举行，除大队干部参加外，各队队长、会计也参加。会议室在大院正北边，全木结构，地板也是用一寸厚的木板钉的，雕窗花格，古香古色的，是地主张震山家的堂屋。平时不开会会议桌就作为村小学的乒乓球桌，开会时铺张桌布，椅子一放就是会议室。会议室右边是大队部办公室，左边是村小教师的办公室。会议主要研究秋收的准备工作，与大春谷物每块田的估产问题。公社要求各大队尽快评估完毕，汇总上报，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实事求是地逐块核实，不得有意低评。

杨永国传达完公社的测产会议精神后说：“今年一队和三队的庄稼种得不错，可能比前几年的收成要好。特别是试种杂交水稻的，产量比别的田亩产都要高出几百斤。我这个种了几十年田的人，新庄稼活都做不来了，得认真从头学起，不相信科学不行。这稻子就是比本地品种的产量高得多。虽说稻秆长得矮，可就是穗大，像矮人样，骨骼壮实。只是听说这种稻子碾的米没有本地稻子碾的米白，不大好吃；种的过程费工、费时、费肥料，牛也没有草吃。”他停顿了下，接着说，“但这些都不是个啥，只要产量高就行。明年得适当扩种点。”说完，他又问了问到会的同志还有没有别的事情要补充。

大家接着便扯了些估产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杨永国根据公社会议精神一一做了回答，最后决定还是照往年的办法办。完了，他便宣布党员留下。这是杨永国临时决定召开的支部会，他觉得赵志清在吃早饭时当众说的那席话，在认识上有点问题，自己必须及时帮助他，不能眼看着他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赵志清这个同志虽说工作积极，不怕吃苦，没日没夜地为大家操劳，可就是有一个犟脾气——说得说不得的都说，必然会惹来各种麻烦，尽管他说的那些事不是没有一点根据。遇事敢说敢讲，这是他的长处。可他说出的这些话，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非同小可。这种思想如不纠正，继续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说的那些话，如果放在“四人帮”那会儿，早就打成反革命了。但现在也不能毫无顾忌，没有必要给自己招惹麻烦。赵志清这个人背时就是背在这张嘴上，不然在部队连长当得好好的，为什么让他转业回家？也就因为在对战士的管理问题上与下连蹲点的团副政委意见不合，经常顶牛。领导批评他对战士管理不严，对后进战士问题处理不认真、包庇放纵、感情用事。军队就是军队，要严格遵守纪律。他却认为带兵的方法也该改改，不能动不动就处分，应该以情动人。因而他对领导的指示一直拖着不办，还说些莫名其妙的道理，让领导为难。所以1973年部队便让他转业回地方了。赵志清和杨永刚是同学，因为家里穷高中没毕业就到外边打了两年工，给队里交钱记的工分，后来又去当兵。他们一起入的伍，一起提的干。这人虽说话直一点，但心还正。这几年他工作不错，也有能力，但还是老毛病，办事上固执己见。平时杨永国也不愿和他多计较，只要完成任务，工作搞得走就行。可这回不行，是大是大非问题，得对他进行帮助，所以杨永国才临时决定召开一次支部大会。

等其他大队干部走完了，杨永国让党员们围拢一点，便宣布开会。杨永志是第一次参加大队的党支部会议，他向杨永国递交了临时组织关系后，便在杨永国旁边坐了下来。杨永国让大家围绕早上赵志清说的那番话，进行批评和帮助；要求到会党员积极发言，反复强调人民公社制度是必须坚持的党的方针、政策。说完，他要赵志清在会上先做个检讨。

赵志清见会场上没有谁说话，便动员起大家来，说：“早上支书给二娃子饭的时候，我只不过对目前农村现状发表了一番自己的看法，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有问题，我赵志清自己扛着。可是我说的事实情况，大家都闷着，不去探问个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们都知道我赵志清的脾性，从小就是一根筋，爱钻牛角尖，认死理。祸闯得再大，每次都是硬着个脖子，不会软颈项的人。工作中遇到问题，就一个猛子扎到底，不探寻个名目来是不会浮出水面的。支书这阵开会，叫你们帮助我，批批我头脑里面的危险思想，你们就朝我开炮吧！就当我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你们就对着我这放吧！”赵志清说完，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立即引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

杨永国见状，忙出来制止说：“这是党的支部大会，请到会的同志严肃点。”

人们才止住笑声，转入正题。早上听见那番话的党员，觉得赵志清说得有道理，说到他们心坎上了。这番话就像拨灯棍一样，把他们心里的那盏灯给拨亮了。赵志清提出的那些问题大家过去确实没想过，这些年是糊里糊涂地过日子。这会儿听支书这么一上纲上线，又觉得问题严重，眼见赵志清还是早上那个说法，不由地又为他担着个心。要是汇报上去非处分不可，于是大家都不得已地轻描淡写地说了赵志清一通。

赵志明为赵志清开脱说：“他又不是在会上说的，是摆龙门阵，随便聊聊，算不得什么，更不是跟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唱对台戏。”

其他党员劝说着：“我们种庄稼的以后就种我们的庄稼，不去说那些事就对了。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何况现在。还是上边怎么说就怎么办吧，何必去问那些为什么，钻些牛角尖，弄不好反而招来麻烦。这些问题不是我们这些基层党员该管、该想的。你也管不了，说了也白搭。”

杨永国见大家的发言表面上是在批评赵志清，实际上是为他开脱。虽然他心里头是赞同他们的说法，但也不好再说什么，而且他并不是想通过支部会来整赵志清，只是确确实实地想帮助赵志清，不愿看见有党员跟当前党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见会再开下去对赵志清起不到多大的帮助，于是杨永国便宣布散会。他决定下来还得找赵志清认真地谈谈。

会后，杨永国回到家中，老婆一见他把肖二娃带回来，并递给她一只口袋，叫给称点粮食。她便很不情愿地说：“咱家又没开着粮店，就缸里那点米，也吃不了几天。这些年你又没多分回来半斤粮食。长年公社下来的人都是在咱家吃饭，有人来总得做好点。你开会一走，我在家里就净吃野菜叶子稀饭当顿。家里还有多少粮食，你不是不知道。给了别人你就别回来吃，我们一家人都用糨糊把嘴黏起来算了。”“别人比我们困难，已经断顿，就先给点。”杨永国见老婆不肯给，就嬉皮笑脸地诓着。说毕，他自个去缸里舀米。

老婆一见他硬要给肖二娃装米，就火起来了，大声地对杨永国说：“就你家不困难，肥得流油。还我娘家羊子，我帮你吆。往家里拿你就不情愿，往外整你比哪个手杆都打得直。你咋不说你回来只晓得张着嘴光往里塞。家里的事你啥时管过。这些年要不是我娘家给我们撑住，早就现惨相，可能比肖永才更现眼。这会儿你倒是绷面子，思想先进，帮助别人。中午回来我就让你绷去。”说完，她索性把米缸提起来，帮丈夫把米全往肖二娃的口袋里倒。

杨永国见状，只好把口袋收起来，小声制止说：“内当家的，你这是使的哪门子性子，我不就倒了这点，救下别人的急。”“谁又来救我们的急？你全拿去救急好了。”老婆火气更大地反问着。问完她又数落起来：“你一天当那个干部，屋里自留地的活做不了多少，要不是我一天催着叫你担点粪去灌灌，还想收粮食，可能草都收不到一把。这些年把你惯坏了，家里的活总不想摸，也摸不上手。只要公社开会，跑得比兔子还快，平常也只知道动嘴皮子。”

杨永国的老婆叫何桂芝，三十八岁，比杨永国小九岁，中等个儿。自和杨永国结婚后，屋里活全是她干，确实算得上精明能干，身材脸型也不错，只是没有多少文化。1960年生活困难时，她由山里嫁到坝里来的。种田人家出身的女儿，治家上有一套，靠吃苦耐劳、节俭、勤奋，把这个家治得像样了些，粮食一年总算对付得过去。经济方面，大队干部有点补助，虽不宽裕，比一般人家总要好点。她嫁过来虽已十多年，但这个家还是没有多少变化，房子还是原先那几间，只是翻修过几次。家具没添置一样，衣服每人就两三套。她为人的宗旨是：从不要别人的东西，也不让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送人。队上人送了她一个外号叫“铁公鸡”，还有一层意思是说她不生娃，像公鸡一样。她也就靠了勤俭持家的本事，把这个家治理得有条不紊。家里外面的活一揽子挨着做起走，从没半个时辰歇着。除天天在队里上工外，早晚在自留地里干活，还挖了不少八边地。屋后的那块宅基地种着牲畜吃的草，一年卖一两窝猪崽子供家里零花，从没闲着。杨永国在家时，她早早地就把一挑粪给他装好，让他担到附近的八边地里。歇气时，她就去灌。她就这样地计划着，凭着这心计治家，把杨永国支配得团团转，管得服服帖帖。

杨永国这会儿被她数落得火起，但又不敢发作，只气火火地说：“你知道个屁，拿得的我不知道拿。”

杨永国刚说完，见赵志明进来了，忙起身让座。

赵志明在前一间屋里就听清了他们两口子为给粮食的事争得不愉快。坐下来后，他便劝解说：“嫂子别再把嘴嘟起，我们队的社员怎么能让支书拿粮解决。你们也不宽裕，我已经把粮提来了。”他把粮食交给肖二娃，让他拿走，并叮咛说，“回去告诉你爹，一定要计划着吃，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不可能再给你们称第三次粮食。队里其他人一次都没解决，要不我这个队长也不好向社员交代。”说完，他走上前去把杨永国已装进口袋的大米重新倒了回去，跟着肖二娃一起走了。

第二章

秋阳照在大队的饲养房上，给坐在院中躺椅上的柳刚带来丝丝暖意，也使他逐渐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柳刚是1956年从华东水利电力学院毕业，分到西南水利勘测设计院来的。当时的他是一个二十出头、精力充沛、血气正旺、心气一个劲地向上的小伙子，也是全系数一数二的高材生。学校有意让他留下来继续深造，可他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被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潮熏得再也待不住了，恨不得马上就飞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至于什么样的苦、什么样的累，他都不怕。他做好了心理准备，要和同学们一样壮志勃勃地、死心塌地争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有谁体验过20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生为祖国献身的那种热情、那种思想境界、那种意志和决心吗？在他们心里简直是波涛汹涌、热血沸腾，思想如万马奔驰。大家都有数不清的理想，都充满着无数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打算。柳刚早就打定了主意，积极争取到大西南去。现在回想起来，他心里都还激动不已，觉得那是人生中最骄傲的一笔，是一个人生命轨迹中最亮的点、最辉煌的篇章，是值得永远记住的。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与民族自强精神的传承所在。他们心里装的只有国家而没有自己。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了终生。

记得毕业分配时那个炎热的夏天，天气比哪年都要热，连树上的蝉子都懒得叫了。杨柳青翠细长的枝条也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垂着双手，一动都不动。到处都找不到一丝风，天热到了极点，不愧是“火城”。学校是依山傍水建在长江边上的，江水流到这里故意绕了一个弯，才轻快地向东流去。围墙边杨柳的枝条伸出低矮的墙头悬在水面上，显得清幽静寂。整个学校都被树木和后山阴笼罩着。校园中整齐恬静的法国梧桐、粗大的桉树、笔直的樟树、杨树，从哪个方向看都成一条直线。榕树、合欢树的花团在空中散发着阵阵醉人的清香。

柳刚刚从班主任那里出来，走在靠江边的林荫道上。阳光从绿树丛中漏进来，像轻纱一样铺在他脚下的水泥路面上。他边走边跳起来，攀摘路边头顶上的树叶。弄得这些树的花粉与花瓣不断地抖落下来，撒在他的身上、头上和脖子里，使得他不时地用手去把它们拍掉。

柳刚的同班同学也是女朋友的刘明芬这时正在学校内四处找他，现在找到了他俩经常一起散步的这条路上。见他那副像火烧着了脚背似的忙着拍打周身的样子，便关切地问：“怎么了？被老马蜂刺着了？”

听得出，刘明芬有些不太高兴。她刚走到柳刚面前，劈头盖脸地就给他来了一顿猫儿洗脸：“就你革命，你思想先进，那咱俩的事还算不算。你要到大西南，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下。学校已决定让你留校当助教，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哪里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你却偏要走极端，到大西南去，那我怎么办？”她说完这句话，半天合不住发颤的嘴唇，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她停了会儿又说：“我妈叫我就留在城里，不让我去外地。”她连着说了这一大堆话，一口气把这些天心里对柳刚的不满全倒了出来，一点都没给他回答的机会。接着她像个受委屈的孩子嘤嘤地哭起来。

柳刚忙用手去擦她挂在腮边上的泪珠。刘明芬还没有气过，转身拒绝着：“谁要你献殷勤。”她嘴里虽然这样说，可身子并没有转多大角度，让柳刚那热乎乎的手替她擦去了脸上的泪水。不等他擦完，刘明芬一张秀气的脸就势靠在了他宽大的肩头上。这肩头在刘明芬心目中，是一生的依靠，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她小声地对他说道：“你知不知道，刚才我找不着你多急呀！上天入地地寻，怎么也寻不见，像失了魂似的。”

柳刚用手扶着她，一会儿就感觉她整个身子在微微地颤抖，全身都热乎起来，变得像棉花一样柔软，并和他靠得越来越近。他俩就这样在无人的林荫路上依偎着。

好一阵，柳刚才推开她说：“刚才我去班主任那儿，已拿到了去西南水利勘测设计院的分配通知单。昨天起已有人陆续开始走了，我也准备过两天就走。”随即，他向刘明芬发出邀请，“不如你也到大西南去吧！我们在一起。别听你妈的，你总不能陪着她过一辈子。生活是自己的，路也得要自己走，勇敢些。”

刘明芬就这样和柳刚一起到了大西南。第二年，他们结了婚。

柳刚在西南水利勘测设计院期间，跑遍了西南所有大江大河，拿出了数个水能潜力巨大的可建电站报告资料。很快，他便成了院里的业务骨干，得到院长的赏识和同志们的敬重。1957年涪江引水工程勘测开始，柳刚便和妻子一起到了那里，一干就是几年。初步可行性论证资料完成后，一帮人就留在了水电局，柳刚和刘明芬也留下了。他们的儿子就是进江油那年生的，所以取名叫入江。5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接着就是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所有人都放下手里的工作去炼钢，农民上山去搞土高炉、砍树、烧炭炼铁。机关里的就在自家的空地上糊起个铁匠炉子，用鸡毛做个风箱啪嗒、啪嗒地拉风，再把饭锅、砸烂的铁片放在一起，熔化成一坨，就算是炼出了钢。乡村队队都办起了公社食堂，大锅大锅的白米干饭煮出来尽管吃，过起了初步共产主义的生活。

青壮劳动力都去了，不管是男的女的全上山参加钢铁团，每月还发二十来块钱工资。家里留下的都是些老人、妇女和孩子。田里的稻子、地里的玉米、红薯人少收不过来，多数烂在了那里。这样敞开肚皮才吃了两三个月，到了年底到处的食堂都无米了，便开始学鸡吃食，每人每天四两粮。这便是大家说的过细粮关。几两粮的日子一直吃了两三年，吃得人眼睛都凹下去，脸发胖了……炼钢铁的工厂只得下马，树林没有了，山头光了，城里人无事做，工人、居民就下放到农村，到处是一片不景气的光景。

1959年底搞运动，让大家对大跃进中的工作进行总结，发表看法。设计院里有些人那种卖石灰的见不得卖灰面的坏习气，因此，想往上爬的人容不下柳刚这个才来没几年，就业务超群、才华出众，在专业上出类拔萃的顶尖角色。他们一有机会就想把他拉下马。

运动开始时叫整风运动，鼓励大家给党和领导提意见。那时柳刚年轻气盛，又加上周围别有用心人的鼓动、怂恿，安了心地整他的坨坨糖，便叫他首先发言。他就把大跃进中看到的弊端无所顾忌地全说了出来，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食堂，认为这是脱离我国实情的盲目冒进，不顾实际情况的蛮干行为，违反了客观规律，从根本上破坏了生产力，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和后果。

会一开完，单位领导把他的发言全汇报了上去。加上这一时期有的层面将反右倾斗争严重扩大化，划右倾分子都有名额任务，划不出来单位头头们也不好交差。于是单位便把他报上去，经县上批准就把他定成靶子，让大家批判。

批判会上，人们也都只得闭着眼睛，不顾柳刚说的那些他们都看见的事实，昧着良心、卷着舌头进行了多次狠狠的批判。那些为争取当上本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好为以后谋个一官半职的人，还推人下岩地说他就是诽谤“三面红旗”、漏网的右派分子，存心对社会主义不满。其余大多数人是想早日脱掉干系，尽快远离这场祸水。因此没有一个人肯为他冒风险，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也不敢站出来为他打抱不平。不久就让他停职反省，给他的结论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漏网右派，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

于是，柳刚只有用阿Q精神安慰自己，到乡下去也好，可以脱离机关里一些势利尖酸的小人。和这种人相处久了，自己的诚实、敢于说实话、坚持实事求是的美德会被他们弄得分文不值。这种人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承认事实的做法，会失去在人们心中应有的诚信与尊重。等形势变了，看他们怎么有脸见人。

就这样，1961年春柳刚便来到了万山公社回水坨大队监督劳动。刚下来时，柳刚什么农活都不会做，大家见他细皮嫩肉的，哪干过庄稼人干的这些粗活，吃得下这份苦，因此对他格外照顾。他只有尽自己的力帮这家推推磨，帮那家挑挑水，给有在外当兵的农户代写个回信。

农村人非常淳朴，在你走运的时候，他们也许会躲得远远的；当你倒霉时，他们却都会伸出自己粗壮的手来扶你，使你从中得到温暖和人世间的爱，重新获得生活的勇气。社员们看柳刚人品还不错，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不管他是右倾也好，右派也好，只看重他的本质，照样以诚相待。这就是由广袤群山养育出来的人。尽管他们看起来土气，没多少文化，但他们不像有些城里人那样自私、思想复杂、趋炎附势。他们天生忠厚、善良，对任何人都有一颗宽恕的心。所以他们没把柳刚当作右派，而是尊敬地喊他柳老师。在劳动上尽量照顾他，让他给队里放羊养牛，让他住在大队的饲养房里。

饲养房在后山脚下，和大队社员们住的四合院隔着五六块田的距离。房子是一个小四合院，墙是用土筑成的，平常很少人去，倒也清净。正房三间住人，两边厢房一边关牛，一边关羊。大门两边堆饲草，中间有一个小的天井。这些年，柳刚不辞辛劳地在这儿为大队放牧，天天翻山越岭，早出晚归。他赶着牛羊，边走边唱着岳飞的《满江红》。他的歌声随着清晨的山风荡漾开来，激昂处能叱咤风云，使人精神振奋；哀伤处低回婉转，叫人涕泪交流；壮烈处悲壮激烈，让人热血沸腾，别有一番苏武牧羊的境况。有时他觉得自己好似站在虚无缥缈的山间，宛如画中人。有时他似置身在山花的海洋里，雪样白的刺梅、野樱桃，火样红的杜鹃花，各色各样小叶菊，真是万紫千红。微风吹来，山坡上掀起大海样的波涛，一层层地传向远方。有时他又像走进了神奇般的仙境，群山显露出各种雄姿，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一个个的巨石变幻得千姿百态，使人心旷神怡。有时他又像迈进了圣洁的宫殿，那一片片绿茵的草地，像能工巧匠织就的一幅幅五彩缤纷的鲜明的图案，地毯般地铺在空旷的蓝天之下，真叫人喜不胜收。还有时他躺在山脊的石头上，侧耳静听呼啸的山风、草间的泉鸣、沟底的溪流，看着树林被掀起的绿色波涛，从山顶一波一波地传向山脚，消失在谷底的深处。

自从划成漏网右派以后，他想啊想，怎么也想不通，难道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错的，可那都是事实啊！做人总得有个对与错的标准，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可现在，所有的人都成了瞎子，不承认事实了，都说他是右派分子，在反对党的“三面红旗”。不管他想得通还是想不通，厄运一次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工作没有了，城市户口下放了，人也被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面对生活这道严峻的考题，能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就得看他对农村生活适应的程度如何。从此往后，岁月中的那些艰辛、孤独和困苦的日子，就展现在了他的面前，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随着他，给他留下难以忘却和常人无法承受的苦难。人生在世的几十年中，他认识到不可能过得都是顺顺当当、和和美美的日子。这当中注定要经过许多的风风雨雨、沟沟坎坎的。不管是处在顺境或逆境中，脑壳一定要清醒，它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严峻考验，是一个难能可贵的锤炼机遇。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要经得起生活的洗礼。在顺境中应懂得珍惜，在逆境中要乐观向上、奋斗不止。千万不能丧失斗志，就此倒下去爬不起来。这样才能正确地面对生活。很快地，他从逆境中摆脱出来，让自己活得自自在在，活得有滋有味。对任何现实处境的东西他都不奢望，只是脚踏实地去争取、创造。所以生活并没能使他屈服，他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从中练就了宁折不弯的性格。前进道路上的那些非难、痛苦和折磨，也并没有吓倒他，他顽强地活了下来。

在乡亲们的照顾下，柳刚慢慢地习惯了农村生活，日子过得也有意思了，心情逐渐开朗起来。可是每当天黑下来，孤独和寂寞就像养家了的鸡，按时回圈歇息一样，又回到了这间照着煤油灯的昏暗的土屋里。泥土从墙上落下的沙沙声打破了小屋的沉静，偶尔夹杂着的胡豆般大小的土块打在柜子上，发出较大的响声。这声响一过，柳刚都照例起身，走到柜子边，把落在上面的泥土扫去，又回到那张自制的椅子上躺着，呆呆地望着屋顶。

一次从屋顶掉下来一只蜘蛛，他一直看着它如何把丝搭在他认为凭小东西自身的能力不可能到达的地点。然而它却顽强地搭建着，在空中织起一张赖以生存的网。开始蜘蛛拉丝的时候，不小心从上边掉下来，但它又顺着丝艰难地爬上去。爬上去又掉下来，反反复复许多次，蜘蛛吊在丝上，像钟摆一样，在空中来回地摆动。借助从窗外吹进屋里的细风，蜘蛛倔强地把丝结在了合适的地方。几次下来，蛛网的经丝完成后，蜘蛛便迅速地在上边一圈一圈地织着，屁股就像绞丝机的孔一样，连绵不断地从里面拉出丝来，用嘴不停地在各个节点上打结。一个多小时后，蜘蛛便大功告成了。也许是这阵艰辛忙碌的劳动使蜘蛛累了，它便趴在网的中心一动不动地休息起来，等待着苍蝇、蚊子自投罗网。

柳刚从中悟出个道理，再小的东西都有一套谋生的本事。自己是一个大男人，难道还不如一只小小的蜘蛛。这点生活的勇气都没有？于是这更增加了他克服困难的信心。

转眼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是个唾沫星子乱飞的年代。两派搅在一起，没日没夜地辩论，证明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守派。到后来“光说”这种方式不起作用，就开始扛膀子、吐口水、动拳头、挥棍棒。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和给自己的组织撑门面，两派都争相批斗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

开始他们把这些专政对象集中押在公社。柳刚也被通知去了。在两派组织辩论的时候，他们起初天天被罚扫大街、反省、交代罪行和学习。后来随着运动的进展，性质就变了。在造反派一回回的毒打、批斗、游街、戴高帽、挂黑牌、跪瓦渣中，他从来不吭一声。他暗暗地在心里发笑，只想着以后，真理重新到来的时候，这些人怎么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帮人整人的法子实在太高明了，什么方式都用上了。记得有一次，他们把他押上大会的批斗台，问他要文斗还是要武斗。他回答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他心想凭以往的经验，文斗总要轻松些。只用站在那儿低着头，做做喷气式飞机姿势，让他们胡说八道一通。哪知道这次他一回答完，就上来了四五个戴红袖套自称是造反派的人，把他按在讲台上，使劲地挠他的胳肢窝。笑得他气都接不上来，断了魂似的，足足有一顿饭的工夫。他的脸变青了，嘴皮变白了，人都快笑死了，实在受不住只好求饶说要武斗。这下子换个方式就更让他难受，有苦果子吃了。他们拿来一把葛麻，把它塞在柳刚裤裆里，几个人使劲揉搓。他两腿之间燎得尽是大泡小泡，痛得实在无法忍受。斗毕，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的，在床上躺了二十多天才养好伤。

至于侮辱人格的唾骂、吐口水、罚站、罚跪，那更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了。好在挨斗时，当时的万山公社的党委书记向忠民都跑不脱。他俩成了难兄难弟，如城隍庙里的鼓槌一对。跪在一起被批斗时，乘人不注意向忠民便悄悄地安慰他，要他想开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习惯了不就那么回事，要挺住，总会有好日子的时候。

起初，柳刚对这场浩劫怎么也想不通，问向忠民：“我们这些死靶子挨斗、游街就不说了，为什么那些往日不工作、养尊处优的干部没人斗。你成天拼命干，反而成了反革命，天天挨斗。那些家伙为了打倒你，睁着眼睛说瞎话，颠倒黑白，全不顾事实。”

向忠民听后却像没事一样，回答说：“问题不能光从单方面去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工作中确实犯了不少错误，群众有气是可以理解的。过去一些政策、做法实在过‘左’，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干部，有些人身上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只晓得当官做老爷，根本不管人民群众的冷暖，忘记了自己是在为谁当官。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至今不少群众还缺吃少穿。50年代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食堂，就是错误的例子。难道我们这些人就没有责任？因此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不，这样长期下去，群众不满，我们也要垮台。没有哪个党执政不为民，不被群众推翻的。当然我们要把混在群众中乘机搞阶级报复、别有用心的少数坏人区分开来，得给他们记着账，让他们跳去。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坏人终归是坏人、是少数，老百姓慢慢会看清他们的面目。你为老百姓办的好事，他们心中会有数的。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不正常的情况打乱了自己的正常思考，应该自觉地把目前这一切看成是党对我们的考验。别人把我们当反革命看，我们就更不能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要忘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和觉悟，任何情况下都要坚信党是不会忘记一心向着她的优秀儿女们的。只要我们时刻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最终大多数群众也会谅解我们的错误与过失。”

挨批斗时，向忠民还开玩笑地安慰他说：“批斗你时，我享受的是右派待遇；批斗我时，你享受的是书记级别。”

批斗回来，两人就在一起想办法如何减轻在台子上跪着时膝盖的痛苦。当时买不到护膝，他们就用三四个口罩叠在一起缝好，早上起来先偷偷地捆在腿上，再去让他们斗。所以柳刚对这段时期所受的灾难才没有当一回事。

1968年后向忠民进了革委会，那些个胡来的举动也就没有了。柳刚的日子相应也好过了，他回到了回水坨大队。那里环境要宽松些，人是厚道的，社员们的心像各家屋里的火塘，给他人生的数九寒天里带来了爱，温暖了他那颗冻僵的心。他和社员们一直相处得不错，他们也拿他当自己人一样对待，不会为难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也都争着帮助他。特别是妇女主任肖兰英，她关心柳刚心细到他身上的衣服哪里烂了一个洞，哪里掉了一颗纽扣……

记得他刚回到村里的时候，肖兰英见他整天闷闷不乐，便无数次地用她那些朴实的语言劝告道：“人总得要活，日子总得要一天天地过。你都走到这一步，脚下的坎总得跨过去，那才像个男人。”她就这样激起他生活的勇气，使他的心情像1968年春天的天气一样渐渐地好了起来，脸上也开始出现了笑容。他终于能正确面对命运给他带来的又一灾难和打击，一天天地坚强地活下去。

1971年柳刚的儿子柳入江初中毕业，当知青下放农村。由于年龄小，妻子刘明芬让他到柳刚身边好有个照应。这些年刘明芬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女生活，实在不容易。生活上苦些、累些还没啥，可单位上一些人的冷眼、闲语让人难受。屋里没有一个当家的男人撑着，说不起话不说，有时孩子也要受别人的气。

柳入江本应该读高中，可学校就是不推荐，说他父亲是右派分子，没有资格继续读书，等着下放农村劳动。柳入江就这样下乡到了回水坨大队。

柳入江来以后，柳刚的生活充实多了。爷儿俩相依为命，白天劳动、晚上各读各的书，倒也快活。可是柳入江到农村转眼都八年了，队里其他知青像候鸟一样，全安排工作飞走了。只有柳入江这只折了翅膀的雏鹰，还在回水坨这块土地上觅食。他每次给推荐上去都被打回来，一直没有安排。

柳刚知道是自己头上这顶右派的帽子害了儿子，耽误了儿子的前程。他深感内疚，收工后就不停地干活，做家务事，让儿子歇着。也只有这样，他的心里才能不为这事烦躁。

可柳入江并没有责怪父亲。他觉察出父亲时常心里存着的这块心病，尽量不去捅它。每次被打回来，他都装作若无其事，争着去帮父亲干活，以此来安慰父亲痛苦的心。

前些天女儿柳茹辛中专毕业了，下来看柳刚。快二十岁的她，完全出落成了一个如花似玉、美丽漂亮的大姑娘，看着真叫人喜欢。柳刚欢喜的同时，也从心底涌起了对儿女、对妻子的歉疚。这么多年，自己没有照顾到他们，欠他们的确实太多、太多。

柳刚就这么坐在躺椅上，思绪漫无边际地游荡着……

柳茹辛做好饭菜，端到面前叫他：“爸，吃午饭了。”

柳刚这才关住陈年旧事的闸门，一家人围着桌子开始用餐。柳刚坐在女儿对面，见她的脸上好像有一种惦念着什么的表情。这才想起她一上午老是心不在焉，做事总是一会儿忘记这样，一会儿忘记了那样，有时一个人还想得忘神。柳刚便关切地问道：“茹辛，你好像有什么心事，是不是在惦念你妈。你若想回去的话，明天让你哥送你。他也该回去看看妈妈了，还是年初回去过的。”

柳茹辛老是走神并不是想回城里，而是在盼着见一个人。自从早上在公路上遇见杨永志后，她心里就多了个抹不掉的影子，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就像门前那条小溪涨满了一溪秋水，一直沸沸扬扬，喧哗不停。爱情的溪流早已淌进了她心中的那片土地，滋润着少女那块从未开垦过的心田。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男女，只要是第一次跌入爱河，那热烈的程度、那不顾一切的劲头，真是一百头牛都拉不回来。任何过来的人都曾经有过这种甜蜜的感受与经历。每当回忆起年轻时如胶似漆的亲密情景，就感到那幸福的滋味一辈子都回味无穷。柳茹辛正经历着人生中的这个阶段。一遇见自己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怎么能不被深深地吸引住，爱情的火焰怎么能不在胸中熊熊燃烧呢？所以这半天来她老是精神恍惚，注意力总集中不起来，一心只想着尽快见到杨永志。她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想问下哥，又不好意思开口，明明分手时听他说过下午要来看父亲的，可已经午饭过了，连人影都不见，这人说话好不算数。

这时见父亲在问自己，柳茹辛便忙掩饰说：“没什么事，我真的没什么心事，才下来没几天，还不想回去。”说完，她借着去灶屋给柳入江添饭，走开了。6

柳刚一早起来就忙着给儿子、女儿做饭，没能到院坝前去接杨永志。队长派工那阵，他和刚放牛割草回来的柳入江、柳茹辛一块在吃早饭，也没到晒坝去。早上派工时赵志清说的那一番话，他也是早饭后才知道的。队上的消息柳刚一直都很灵通，嘴快的人经常给他当传话筒。由于他文化高，看问题全面，大家遇事都想听听他的看法。所以不用出屋，在晒坝上发生的事一会儿他就知道了。这不，肖兰英就是为这事来找他的。

听完肖兰英的叙述后，柳刚根据情况分析说，杨永国不可能上去汇报，他是诚心在帮助赵志清。把她安慰走后，柳刚心里面也着实为赵志清这份才智和胆量而高兴。因为赵志清把这些年自己思索到的农村中存在的问题，一股脑儿都说出来，心里真是舒畅，再不觉憋闷得慌。柳刚兴奋得脸上放光，眉间堆笑，认为赵志清不愧是男子汉，敢为人所不为。他觉得赵志清在这个恰到好处的时候，给杨永国指出了目前农村中存在的时弊。虽然杨永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但至少可以让他事后认真去想一想赵志清说的那些问题导致的弊端和存在的原因，以免日后大队生产方式上变革的事他知道后，马上做出激烈的反应，让公社的人来追查。柳刚知道这是赵志清的一番苦心，不惜个人冒风险在做杨永国的工作。但他不赞成这种影响太大的方式，得讲究点策略。他不能还像在部队那样，什么事不考虑就直杠杠地拿出来。在目前这种环境下，他不能凭自己一时的痛快就不顾后果地说出来，必然要吃大亏。自己就是个例子，自己的悲剧不能再在他身上重现。赵志清从部队回来后，就没日没夜地为大家操劳，一头扎在社员的事上。但他又像一头犟倔的牛，总爱用它坚硬的角去顶关着它的栅栏。自己得去找他说说，年轻人社会经验少，没经过多少政治运动，不晓得厉害，他这么做的后果最容易惹出麻烦。如今这种不顾一切也要为老百姓、为大家办好事、办实事，有头脑和敢想问题的干部不多了。他是带领大家走向富裕的领头羊，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得加以爱护和特别照顾。保护好他，人们才有希望。因此柳刚决定要点拨、提醒下赵志清。于是，午饭后柳刚就朝赵志清屋里走去。

柳刚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能在以后的路上，步子走得稳些，少遇到些阻力，少付出点代价，不跌跤；带领大家顺顺利利地富起来，让人们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赵志清不注意方法，从而跌下去，已经开始的变革定会半途而废，以后谁还敢带这个头。所以这不是他个人的事，得大家帮着点，扶着他些。有些事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回只要从变革中尝到甜头，大家脱贫的劲头就会更足。回水坨大队才会有希望，才会出现一个一改过去死气沉沉的状况，发生翻天覆地、从没有过的变化。

想到这儿，柳刚不知不觉就走到赵志清家。赵志清的母亲徐秀珍眼睛不大好，没看清来人的模样，但从柳刚问话的声音，分辨出是谁。她忙叫柳刚坐，摸索着拿了个矮板凳，用手在板凳面上擦了擦，然后才递给他。

柳刚虽不是老师，但他的文化水平在大队上是最高的。来到回水坨的这些年，他常给念书回来的那些娃儿补课，年轻人都尊敬地喊他老师；社员要写个信或拟个契约之类的东西，也都爱去找他，于是大家都叫他柳老师。由于他对人热情可亲，大家觉着比喊他柳刚同志来得顺当称心，更没人把他当右派看待。

柳刚忙上去扶着徐秀珍，说：“我自己来，你行动不方便。”说着，他接过凳子，在她前面坐下。

徐秀珍问：“你找清儿有急事？支书刚把他叫走，我到后门给你喊去，可能还叫得回来，没走多远。”

柳刚忙制止说：“也没多大的事，只是想跟他随便聊几句。别去喊了，等他有空我再来。”

徐秀珍虽只有六十多岁，但比起同龄人要显得苍老得多，加上眼睛看不清的缘故，行动都很困难。听说年轻时日子过得太苦，造成长期的寒疾，在五十多岁时眼睛就看不太清了。

徐秀珍等柳刚说完，接上说：“清儿这孩子，做什么事都有些莽撞，说话口里也少个遮拦。你们年纪比他大点，经过的事多些，村里的工作常帮他看着点。他还是像在部队一样成天风风火火的，老婆孩子也老在娘家住着，隔着千里万里，就一天到晚守着我这个快瞎了的老婆子。当年叫他别回来就是不听。”说完，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没再吱声。

看得出做母亲的一直在为儿子的事担着心，把心都快操碎了。柳刚见赵志清不在，安慰了徐秀珍几句便告辞回家了。从赵志清屋里出来，他刚走到前边院子，就见黄有新两口子吵着架，从下面院子闹到上面院子来了。

黄有新在前边跑，“干叫唤”端着一碗糠菜糊糊在后面追，边追边骂，逢人便说，见人就讲。见到柳刚，她诉苦似的对他说：“这是过的啥日子，你看看，这东西能吃吗？还要我当顿过日子，倒给狗都不吃，里面一粒米都没有。”她边说边用手刨着碗里的糊糊给柳刚看。一路上她跟碰着的人说起，都这样重复着做一遍，也不怕一次次地把手弄脏。见柳刚和听她说的人并不感兴趣，她又去追黄有新。

她生怕别人听不见，骂的声音更大了：“这就是社会主义与集体化的‘好处’和‘优越性’，富裕日子就这么个富法，哪有成年给生产队干活连饭都没得吃的道理。就是过去给地主扛活嘛，饭也得管饱。这样的‘优越性’人遭不住。昨天我把坛坛罐罐都扫了，把能找出来的粮食煮着吃了一顿。今早我叫他去找赵志明说说，让队上给解决点口粮，他像耗子怕见猫似的蹲在屋里弄死不肯去。你当啥男人，红苕把你嘴塞住似的。你不向干部讲，人家怎么知道你屋里没粮了。你砍脑壳的，跑什么跑？连家里三顿饭都弄不圆，还叫男人。”

黄有新像没听见婆娘的吵骂，在前面见她停下，他也就站在那，见她往跟前追，他又往前跑几步。他故意引她追了几个院子，专往有人的地方去，房前闹到房后，从家里闹到晒坝。

晒坝人最多，大家听见吵闹声，定会凑过来看看稀奇。“干叫唤”见人就叫穷，赵志明到来的时候她便立刻向他诉起苦来。

赵志明根本不搭理她，对她这种故意做出来给大家看的把戏不予理睬，知道他俩的用意和目的。他决定等自己把明天去公社运化肥的人安排停当后，再来收拾她。于是赵志明便对他俩道：“你们还有完没完，这是做给谁看的。演了这么久的戏也该演饿了，紧缠着不放，闹个没完就没趣啦。”“干叫唤”见队长根本不信她家缺粮，几句话就揭穿她两口子演这台戏的本意，心有不甘。她还是硬着头皮边说边把端在手里的那碗糊糊刨给赵志明看，并指着碗说：“这里是不是找不出半粒米星子？”她又顺手拉了几个人和他们碗里的饭比，以证明她家确实是没有粮食了。接着她还一边自我证明地说：“谁有粮不煮来吃，煮这玩意儿当顿，怕吃不来好饮食差不多。这年景家里有了，过富足点别人说起来哪个脸上不光彩。像我们这样到人前丢脸，也是实在没法。想绷面子，肚子绷不起来。家里养得有儿子，以后谁不娶媳妇。把穷名声传出去，结门亲事都不行，哪个愿意这样做？人总得要吃米，也顾不得那些了。”

赵志明不客气地说：“你的事先放着，我把工安排完，再来说你那档子事。看你还耍得出什么把戏？”他清楚这两口子是见队上给肖永才解决了点救济粮，他们也想要。他们是从不放过占便宜的事，才演这出戏给大家看。他们想煽动队上一些想要粮的人和他们一起闹，达到给他们分粮的目的。“干叫唤”家里缺粮是假的，屋里还装着百十斤大米和麦子，前两天黄有新还偷着去自由市场上卖了几十斤高价米。他们中午煮了一锅干饭，两口子吃饱了才出的门，不然吃碗里那玩意儿还真没劲这样折腾一场。

听赵志明刚才的说话态度，不但不给她解决问题，还会要她在众人面前下不了台。“干叫唤”见满队的人都知道她家缺粮的事了，目的达到，见好就收。闹大了、吵久了，说不定会出岔子。再过会儿队里的那些她得罪过的人又会像五几年那样到她家里一搜，翻出存的粮食和早上还没吃完的干饭，多余的事都弄出来。趁来的人还不多，她想赶紧跑。“干叫唤”转过身没走几步，就碰上从屋里出来瞧热闹的杨永秀，她也听到了“干叫唤”诉的那番苦。杨永秀喊住往回走的“干叫唤”，说：“队里还没给你称粮，咋就跑了，你这是在给哪家子哭穷啊。刚才我还看见你儿子二狗子端了碗干饭在那吃，你们两口子却在外面大叫潲水都不上瓢，没粮吃。说了那么多不中听的话，这不是故意在给新社会脸上抹黑。”说着，她便走过去端起“干叫唤”手里那碗糠菜糊糊说，“你这是长期在家躲着吃好的吃烦了，用它来改顿的吧。”

周围看热闹的人听了，哄的一声都笑了起来。“干叫唤”知道杨永秀嘴巴厉害，惹不起，便换副笑脸说：“你别拿我开心了，根本没你说的那档子事。”“干叫唤”脸上露着不自然的假笑否认着。

杨永秀并不理睬她，接着说：“戏都演出来了，别嫌过门唱得不好。过会儿妇女主任就会把你儿子连饭碗都带到这来给大家看。”“干叫唤”一听，知道这下事情真的砸锅了，连忙说：“粮我不要了还不行。”说完，她赶紧去拦儿子和妇女主任了。

几个看热闹的目睹杨永秀给“干叫唤”的这一顿收拾，也觉得开心，捂着嘴走开，听赵志明说事情去了。几个跟着也想向队里要粮食的人也不吱声了。7

黄有新两口子没要到粮，心中好久都愤愤不平。特别想不过的是，肖永才都从队里拿过两回粮食，他们却一次都没有捞着。他们决定把队上那些心里不平、想要粮的人都串起来，一起去找赵志明。如果他还是不理，就去找副队长杨永松，怂恿他出来给社员们分粮。队上没有稻子，麦子也行。反正要给支一次粮他们的心才放得平，哪怕是麦种也吃了再说。队上的东西不拿白不拿，得一点算一点。不给你赵志明整个包出来弄些烂事摆着，说明我黄有新没本事、没出息。小子，有能耐你就收拾去吧！黄有新想到这里，不禁乐得直拍屁股，总算在心里先出了口气。主意打定后，他便去找副队长杨永松做工作。

杨永松刚从保管室称出十多斤大米，给赵志明家送去。他才回到家里，屁股还没把板凳坐热，黄有新就前脚跟后脚地进来了。杨永松边问他来有什么事，边招呼他坐。“有事你也解决不了，懒得多费那些口舌。”黄有新站着说道，脸上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立马要走的样子。完了，他又补充道：“你主不了事，说了也是白说，香香嘴巴而已。”他专捡那些最能挑起杨永松心中不满的话，冷冷地说着。

杨永松听完，一肚子不高兴。他觉得黄有新在讽刺自己，便没有刚才的那份热情劲了，冷冷地说：“站客难打发。你讲都没讲出来，怎么能断定我解决不了。这回我非得做一次主，免得让你门缝缝里头瞧人，把我看扁了。”

黄有新见杨永松心里头的火已被撺掇起来，便进一步刺激他说：“这些年你做过回啥主，又干过哪样上脸的事给人们看过？还不是当些跟屁虫。”说完，自己找个凳子坐下，拿过放在桌上的水烟袋抽起来。抽了两口递给杨永松后，黄有新继续说：“啥子事，大家不是都在给你们反映缺粮。好些人家都快揭不开锅了，想让集体先给每人称点粮吃。这件事正队长赵志明和你是怎么商量的。”他以往说话从来没有在队长前面加上“正”字，这会儿他这样做是想激起杨永松心中的不平。他知道前年选队长时，杨永松没当上正的，一直耿耿于怀。

杨永松心中这几年确实有股怨气，认为杨永国不信任他，把他放在一个娃娃手底下做事，杨永松心里是气不平。土改当民兵时他就跟杨永国一起干，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今还在一个斗地主分田地时连盘缠都没找，生都没生的人的手下工作，真是太没面子。生产队虽小，但队长大小是个官，管着几十户一百多号人的生产、生活。自己说什么都算不了数。老话说，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凤尾再大也是个尾巴，鸡头再小它总是个头。这两年他深有体会。论资格，论资历，论生产经验他都在赵志明之上。赵志明不就仗着当了几年兵，是个党员。也难怪刚才黄有新讽刺自己，这也是事实。

杨永松接过黄有新的话说：“今早队长带人去公社供销社运分配给队里下季种小春作物的化肥。临走时，我问过他是否先从集体备荒粮里给马上断顿的几户人家解决点口粮。他没有表态，光说立即向上面反映，催快点把返销粮分下来，再一并处理。”“等返销粮下来，人早饿得没气了。”黄有新马上反对道，“他赵志明有粮吃，绷面子替支书给了肖永才十多斤粮食，就不该要队上拿粮来补上。他肖永才能给两次，我们为什么一次都不行。他是大妈生的，大家是二妈养的。”黄有新气愤不平的说话神情和口气，简直是在质问杨永松。他也明知道给肖永才解决的两次粮食不是杨永松办的，还是把火发在了杨永松身上，以表示他对赵志明这样做的不满和抗议。说完他拿过草纸卷成的纸捻一舔，舌头朝前一顶，噗的一声，把火吹着了给杨永松把水烟袋点着，算是对自己刚才说的一通气话赔的不是。“队长给了肖永才粮后家里也没粮了。赵志明是为了不让支书打倒贴，才拿队上的粮食来补上。”杨永松抽了口烟照实地说道。白白的烟雾不断地从他的口里冒出来，向上飘着。“当好人，卖人情的事你就做不来。”黄有新边把燃着明火的捻子弄灭边说着。完了，黄有新把点烟的纸捻交给杨永松后，又奉承地说：“你那个想法才是关心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哪时队里没有粮过，就说种子播种后也得剩下个千儿八百斤。你是队长，比谁都清楚。”

这会儿黄有新又把杨永松副队长的“副”字给取掉了，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和拥戴。此时他就像组织部长似的，在给杨永松发着官帽。发完后，他又给杨永松打气地说：“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子，兑不兑现你刚才说的话——早上那个想法了。”

杨永松对黄有新要他出面支粮的事，犹豫了好一阵才开口说：“那得要称一下保管室里的粮食再说。今年夏天保管室被水淹过，没剩多少粮种了。”“怕什么怕。”黄有新见杨永松刚被他鼓起来的劲又消下去了半截，马上接过话说：“你这个人就是太监变的，没长卵子。拿出点男人样，做回主给大家看看。”黄有新又使出他惯有的伎俩，倒真的使杨永松无法下台。

杨永松不好丢这个面子，说道：“那就先给大家支点麦子吃着。”他知道仓库里只有麦子，又担心保管员陈长生不同意。这麦子是种子，万一称出来个窟窿，没法下种怎么办？追查起来他负不起责任。

黄有新知道这种事得趁热打铁。既然杨永松已经答应，就得让他立即办。刚好赵志明不在家，于是他便说：“这就对了。”还没等杨永松把那些顾忌的原因说出来，黄有新脑子一转，又帮他出着主意：“你要给解决粮食，马上就做。钥匙不还在你那里，没还给陈长生嘛。以后要追查谁的责任，你就说早上队长带人走时，你跟他商量过，他同意了你这样办的。你俩在那说话声音小，别人也没听见。反正话是一股音，既无凭据又无对证。那会儿你称了十多斤粮给他家还去，大家会认为是他家先支的，好多人都看见。他不追究这件事就算了，若要追究，就整他个黄泥巴落到裤裆里——是屎也是屎，不是屎也是屎。”黄有新这会儿为了能拿到粮食，也不管出的这主意是不是栽赃，这种做法道不道德。

杨永松听完黄有新推卸责任的办法后，小声地说：“这样做不好吧！”“有什么不好，这些年哪回他把你打上了眼，你受他的气还少。在人家裤裆底下过日子，滋味好受？再说这件事也不是多大个问题，给社员解决断顿的问题错不到哪里，犯不了多大法。”黄有新继续给杨永松鼓着气。说完，他拿过水烟袋迅速地吸了几口，边吸边挑拨说：“人家什么时候采纳过你的意见，听你做过回主。你自己也吧嗒、吧嗒回嘴，品品往事。不论你说得正确不正确，赵志明拿眼睛瞅过你没有。在任何一件事情上，支持过你的工作吗？是不是总在给你找坡坡爬，变着法子排斥你。你只要想一下，随便能从心里抓出几把这种事来。人家把你当成什么？你是床底下的夜壶，用得着时就拿出来，用不着时就丢到一边。还一个心眼给人家跑龙套，言听计从，你这个队长也当得窝囊。这次再不利用这个机会争取点人心，打些群众基础，迟早这个空牌子也让你挂不了多久。”黄有新继续说着，目的是想让杨永松把决心下死。只有使杨永松心中的不满积得越多，才会越快地给大伙儿支粮。

杨永松听了黄有新这番话，怨气、火气还真上来了。记起平时赵志明仗着大队长和书记这两个后台，说他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这样是自私，那样是捞队里的油水。队上开会，张二虎、肖兰英、陈长生这些人也都站在赵志明一边，说他的不是。他越想肝火越盛，便同意黄有新的主意，说：“你去叫人，我去找大秤、开门，马上按人头给各户称粮。”说完，他和黄有新一道出门，分头准备去了。8

黄有新从杨永松家里出来，立即去找唐福先的老婆吕秀英。吕秀英的外号叫“钱如命”，此人对钱财看得很重，只要对自己有好处，什么事都愿干。这次去保管室分粮食，要是碰上麻烦的话，还真离不开她这样的人。所以黄有新要先叫上她。

黄有新来到下院“钱如命”家门口，见门关着。他知道这个门和他家的一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如此。他也没叫人就要推门进去，可是今天门却上着闩，怎么推也推不开。黄有新便使劲敲起门来，一边敲还一边喊。

唐福先一家正躲在屋里吃好的，大碗大碗地盛着白米干饭，吃着鸡蛋炒韭菜，还有一盘猪肉炒豆腐干。一家人有说有笑地享受着这顿难得的美餐。听见敲门声，他们忙得打屁都不成个数，赶紧把桌上的饭菜收起来，不想让别人看见。唐福先两手一伸就把桌上的碗搂到怀里，要抱到睡屋里去。忙乱之中他把饭倒在了桌子上，慌得用手几下抓到碗里。“钱如命”忙去擦桌子，擦完转过身来，见大女子唐桂香和小儿子还端着半碗干饭在那儿站着吃，便一把抢过来，一个脑壳上敲了一下，没好气地说：“你们是饿死鬼投胎啊，没听见有人来了，还在那吃，要吃到里屋去。”说完，她把碗还给两个娃儿，连推带掀地把姐弟俩赶进了里屋。两个小孩无缘无故地挨了这一下，大的只黑起脸，嘟着嘴不高兴地进里屋去，小的就哇哇地哭起来。

唐福先在里面听见，骂道：“再哭，老子进来收拾你。”小儿子就不敢再吱声了。

黄有新在外边站了半天，见无人来开门，又急迫地打起门来。“钱如命”见一切都收拾干净了，才去开门。她见是黄有新，就招呼到里面坐，以为他又是来拿合伙做生意的粮食，便一边走一边叫苦地说：“我们也没有粮再给你投股了，上次你拿去帮卖的粮，钱都还没给。光说叫市管会收了，可也得有个凭据。”

黄有新苦笑了一下，说：“几十岁的人，我还跟你打啥假岔。不信你到市管会查去。你男人知道经过，我也丢了那么多粮食，人还吃了亏。我这叫害寒老二烤炭火，里外发烧。今天不是来你家拿粮食，是通知你去保管室分粮的。”“你是不是额头发热在打胡乱说，我该没听错吧！”“钱如命”听到黄有新说分粮食，有点不相信地说着。不过出于贪心，她立即高兴起来，问道：“返销粮下来了，给我家多少斤？我们还正愁吃不到新稻子。”“什么返销粮，是我费了半天口舌，说动了副队长杨永松。他做主给每户先支点粮吃，叫大家去领。”

唐福先是大队会计，知道保管室中没多少粮食，只有点麦种，便问道：“给大家支什么粮食？”“有什么支什么，一户多少称点总可以。”黄有新含糊地回答。“钱如命”听后，感到这事有问题。但她又一想，他杨永松既然决定给大家称粮食，心里总有数，算了账的。

唐福先对黄有新说：“这回杨永松什么时候坐到磨盘上，想转了，敢大起胆子给大家办这件事。”“他给队长赵志明说过，人家不理这码子事。他家有吃的，哪管别人死活。杨永松看不过去，关心大家饥饱问题，才决定趁赵志明不在，先给大家支点粮吃。”黄有新回答道。“钱如命”听他这样一说，知道是杨永松背着队长干的，就担心地说：“赵志明回来不同意，追查起来怎么办？”“管他同意不同意，先捞到手里再说。有的人拿一两回都可以，我们拿一回为啥就不行？想拿到这个粮，就得出把力，拿出劲头来，不想要的就算了。”“钱如命”哪会放过这种机会，便说：“只要能称到粮食，随便叫我们做什么都行。你说这力怎么个出法。”“就是要你跑跑腿，马上去喊人，把队上缺粮的人家都找来。你带个头，帮着杨永松过下秤，再有就是给没人在家的送粮去。”跟着他补充说，“大家吃着了粮食，万一追查起来，也得帮杨永松把责任推推。人家为我们担了风险，总不能看着别人因这事倒霉。我们可不能没良心。”说完，他又附在她耳边小声吩咐了一阵，便起身到保管室去了。“钱如命”等黄有新走后才到里屋看搁的饭菜，见倒了一柜盖，豆腐干、肉全叫猫给吃了个精光，气得对两个娃儿骂起来：“你们都是死人啊，也不到里屋看着。”她直叫男人出来瞧。

黄有新说话时，唐福先就在琢磨：杨永松以前从没做过这样大的决定，麦种都敢分了吃，可能是给缺粮的逼急了。这一称下来，麦种都分完了，以后追查责任可不是小事。但他转念又一想：管他的，杨永松敢出头分，我们吃着算数，反正与我们无关。他怕卷进去脱不了干系，听完后就从后门走了。“钱如命”叫了一阵见没人应声，懒得收拾碗筷，拿起装粮的东西，一路叫人去了。她出得门来，扯着个破嗓子大声地喊着：“支粮食了，大家都拿上行头到保管室称粮。有粮的就不用去了，没粮的赶快去领。”

人们听见她叫，也不知道队上支什么粮食，拿上箩筐、背篼都出来了。

黄有新从“钱如命”家出来，又去了外号“想发财”的陈志清家。这女人和“钱如命”一样贪财，只要能往家里拿东西，什么都不顾，嘴厉害，脑壳也不简单。她每件衣服上都缝有两个大褂兜，出门见啥东西都要揣两把回去。家底是回水坨大队数得上的富户。她家在一连四个大院的最下边。一家占了半边院子，清一色的大瓦房，是她公爹以前给地主家当管账先生攒下的家屋。

黄有新见“想发财”正在自留地里忙，便问道：“你们当家的唐云江呢？”“你难道不知道，他跟队长运化肥去了。派重活时你每次都溜边边躲空子。”“想发财”一边干活一边数落着黄有新。“看你说的，我身子不舒服，才另换人去的。”“你有啥不适，难道还像婆娘家来红了。”“想发财”继续损着他。她把一把菜撇完，才直起身来问：“你找他有什么事？”“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到你家来。其实我是给你送信来的。”黄有新说着。“有好事你还会想到我们。”“想发财”把地上的几匹黄菜叶拾起，丢到背篼里后，抖抖手上的泥巴，不相信地说道。“真的！我来给你送个信，队上正在给大家支粮食，你快拿上东西去装。”黄有新认真地说着。“有多少，我一个女人家挑得回来不？”“我看给你分多少，你也拿得走。”黄有新挖苦她说。“是返销粮下来了？”“想发财”继续发问。“不是，留种剩下的麦子。赵志明不让分，是副队长决定支的。”黄有新回答着。“赵志明不同意，干他啥事。麦子是大家的，社员说分就要分，少数服从多数。杨永松就应该出来做决定，叫他赵志明干瞪眼。”“想发财”把手往胸口一拍，干脆利落地说着。“话可不能这样讲。人家是正的，有书记和大队长做后台，可不能小瞧。”黄有新又开始说话，用他考虑事情很全面、很周到的口气说着。另一方面，他也想激起“想发财”的那股蛮劲，才使出了刚才挑拨杨永松的那套手腕。

这会儿黄有新撩拨“想发财”的几句话，还果真把她说动了。只见她发誓般地说：“赵志明若真装着粮食不分，我不拿上碗到他家去吃就不是人。”“我看你就没这个胆量。”黄有新进一步激她。“我什么时候说过空话，就像我每天从外边回家，什么时候打过空手一样。这坝里谁不晓得我陈志清说得出做得到。我一不是地主，二不是富农。给生产队干活，连饭都不给吃饱，有这个道理吗？我就站到他家吃，了不起说我耍赖罢了。耍赖就耍赖，谁让他装着粮食不分。”

等她说完，黄有新装作不信的样子说：“我看你就只有在背地里跟我耍嘴皮子的劲。到时候来真的，就下软蛋。过会儿分粮时要是有人出来挡住不准分，你怎么办？不要说是保管员陈长生出来，就是社员出来挡你，也不敢冒出来碰上一碰。”“碰了他咋的，我就不信他把老娘啃了。”“想发财”骂起了粗话。骂完她又接着说：“他不要算了，谁敢阻挡我分！只要拿着东西去，就没有空着手回来的道理。”

黄有新相信这个娘们儿到时候真会这样干。他要的就是她这股子劲。完了他又小声地提醒她说：“要吃着麦子就得亮出你这种劲头，恐怕到时候人少了不行，要多找点有胆子的妇女。人多势众，才能保证把麦子装到家里。”“只要能分上粮，拼出命都行，到时候你就看着吧。”“想发财”在黄有新面前下保证似的说着。

黄有新见已把“想发财”说动了，准备在分麦子时应付万一情况的一帮好手也落实了，便跟着“想发财”往保管室走去。9

要说缺粮，陈长生家应该比谁都缺得早。大家都知道人多户费柴、人少户费米。陈长生家又是两个大人，没有小孩打补贴。要不是常年俭省着，早就没米了。入秋以来，米缸里就只有十多斤粮，又吃了这些天，没几斤在那装着。每顿下多少米也就可想而知，恐怕放进锅里的米就像放盐巴一样，生怕多了。煮出来的饭食，比黄有新两口子端着满队跑的糠菜糊糊还要差。要知道他们那里面碎米头子还不少，可陈长生这些天吃的全是菜。这会儿陈长生看天已大半晌午，便对老伴说：“你烧锅吧！我去地里撇点牛皮菜回来。”

长生婶见吃了这些天的菜，陈长生身子不好，又犯着胃病，便疼惜地说：“别去撇菜了，你病了这么多天，中午我给你熬顿米汤吃。”

长生婶说这些话的心情，陈长生是理解的，她是想在生活上照顾他一下。然而，他却不以为然地说：“这点病离要我的命还远着呢，稻子还没收下来，不省着点吃，几下把那点米煮完了。我们不可能像黄有新两口子那样，满大队跑着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背着良心做事，这还叫人不。咱也当了这么多年的干部，队里目前像我们家这种情况的也不少，都去找干部解决，哪个不为难。自家克服着点，按说政府的返销粮早就应该分下来了，不知今年为啥一直没到。国家也有难处，这个大家更不好当。我们农民就是种粮的，不但没向国家多交点粮食，还等着伸手向国家要，怎么说得出口。大家都得体谅着点，跟旧社会比，有得吃的就不错了。现在虽说差点，好歹总还有个米下锅，菜也是好菜。你记得逃荒那年，临走前半年都是挖野菜吃，一路上饿了多少肚子。时常跟过去比着点想，就觉得没啥了。目前只是困难十几天，等这季我们自己田里的稻子打下来，明年的日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我估算了下有两千多斤，除了交国家的和队上的提留粮，加上自留地收的，下年完全够吃。生产上，田的种法悄悄改了，大家就看得到实惠。我们比那些队幸运得多，所以工作上得给队长帮扶着点，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他能带着大家这样做确实不容易。”说完，他拿上背篼到菜园里摘菜去了。

长生婶坐在灶前生火，起身往锅里掺了些水，便去打米。今天她不管怎么说还是比往顿多抓了一把米，单独给老伴熬了碗稀饭。她又从缸里摸出两个鸡蛋煮上，重新坐到灶前。

陈长生摘好菜，顺便在河沟里淘了拿回来，便对长生婶说：“我到保管室去看看，刚才淘菜时听到那里吵吵嚷嚷的。”说完，他就要出门。

长生婶忙从灶前起来，阻止他说：“别忙，把这个带上。”她从瓜瓢里捞起两个煮好的鸡蛋给他。

陈长生见状，拒绝着说：“你煮这个干啥，我这么大的人又不是小孩子，不要。”他转身就要走。

长生婶忙追上去，把鸡蛋塞在他的兜里说：“今天是你的生日，煮两个蛋算给你过生了。”

陈长生一听，往脑门拍了下说：“你看我把自己的生日都忘了，活得连天地白日都不知道。那好，我们就一道过。”说完，他从兜里摸出一个鸡蛋放到桌上就走了。

陈长生刚跨出门，就见肖兰英风风火火地跑来，一见他就说：“长生大爹，快去，杨永松私自决定给大家称麦子。他要把麦种分掉吃了，下年全大队的人拿什么往田里种。”

陈长生一听，也着急起来，立刻明白了刚才淘菜那阵保管室方向吵闹的原因。他也没停步和肖兰英多说，就立刻赶去保管室。

他们来到保管室前，见已聚集了十几号人。他们仔细一看，“干叫唤”“想发财”“钱如命”、黄有新这几个人都在。其余那些人全拿着筐子，看架势是非分得粮食回去不可。

只听杨永松正在喊这些来的人不要说话，听他宣布今天称粮的政策。他背向着门，大声地说：“眼下青黄不接，好多家都没米下锅，今天先给大家按人头称十斤吃着，等返销粮下来再彻底解决。这件事是队长今早走时决定的，大伙儿依次序不要挤，现在就开始给大家称。”说完，他从兜里拿出钥匙，转身就要去开门。

陈长生一听真是分麦种。队里留有多少麦种他是知道的，今年夏天仓库进水，损失了大部分，就是有剩也不多。若按刚才杨永松宣布的数给大家称，全队六十多户麦种全称光了还不够。生产队的家底赵志明是清楚的，他不可能这么糊涂，除非下年庄稼不种了。显然杨永松是在说假话，受了人的怂恿干出的蠢事。如果没有人在后边给他打气，出主意，他是不敢这样做的。想到这里，陈长生一个箭步窜上去，抢过杨永松手上的钥匙，语重心长地劝说大家回去：“这是队里留的种子，现在吃了，下季拿什么下种，明年还吃不吃饭。”接着他把保管室麦种的数量和刚才杨永松让给每户称的斤数这个账算下来后，大家的劲头立时就消了。大家都觉得老社长说得在理，宁肯饿死老娘，也不吃种粮。在瓜瓜菜菜上想想办法，凑合几天也能对付过去。等打完稻子，就不缺粮了。有的已开始往回走，还有十多个站在那随大流看别人怎么办，等杨永松说怎么办。

站在最前面的是“钱如命”，她是一路喊着人最先到这里的。旁边是随后来的“想发财”以及“干叫唤”两口子。见快到手的粮食被陈长生几句话给说没了，刚煽动起的这些妇女要粮的劲头也消下去，他们怎能甘心呢，得赶快补救。“钱如命”双目冒火地大声对大家说：“别听他的，既然队长走时就安排了称粮，他心里就没数？至于出现的缺口，他总有办法。”完了，她又大声地对陈长生吼道，“谁要你六个指头搔痒，在这多一道指印。你说的话算不得数。到底现在是听你的，还是听队长杨永松的。不管你，我们还是分我们的。”说完，她就上去旋住陈长生，抢钥匙开门。“干叫唤”也上去帮着“钱如命”推推掀掀，又招呼旁边几个人一起上。肖兰英见陈长生一个人要吃亏，便上前制止。可这些人根本不听，继续跟陈长生抢钥匙。肖兰英便忙退出圈子喊人去了。

黄有新看这么抢不是办法，肖兰英已去叫人，钥匙一时又拿不过来，还耽误时间。自己必须当机立断把锁砸开进去，让大家往自己筐里装粮食。就是杨永松后悔了，也只好给来的人称粮。想毕，黄有新找来块碗大个石头，递给“想发财”，叫她快砸。他递石头的时候在心里多打了一个转转，如果他去出这个头，砸锁后事情肯定会闹大。进屋后也无法控制局势，变成抢粮，这个责任他担不起。所以他没有强出这个头，而是把石头交给“想发财”。虽说老婆“干叫唤”也在门边，他也没把石头给她，同样不想让家里人担上干系。再说砸开门称粮，大家都受益，他也多称不了一颗，何必为他人去担这个风险，不划算。“想发财”接过石头后，叫“钱如命”把陈长生掀开。她两下子就把锁给砸开，打开门第一个跑进去往自己筐里装麦子。跟陈长生抓旋的妇女见门已打开，也丢下他一窝蜂地进屋装麦子去了。

杨永松被这群女人挤到一边。这会儿他见拥进屋里人的那个劲头，就像牛进了菜地一样，飞快地往自己带来的筐里装麦子。杨永松见有的装了一百多斤还在装，这样下去麦子会被抢光。这时他才如梦初醒。想着刚才陈长生算的账，感到是支多了，给每人称十斤他也没仔细琢磨，得马上改。他立马冲进去对这些人吼道：“干什么，你们难道要抢保管室？依次过来称，人多的户三十斤，三人以下的二十斤，不要的就走。”他不客气地说着，也没和黄有新商量就更改了数量。

人们只得依次过来称秤，不敢背上就走。虽然跟先前通知的数少了一大截，但总比没有好。把来的人称完，麦种也称出去一千多斤个大窟窿。杨永松这才发现，这脚真的踩虚了。于是，他决定后来的人不再给称，自己也没敢要麦子，拿把锁把门锁上走了。

肖兰英退出人群后，就一个劲地往杨永国家跑，心急如火地总嫌跑得太慢。实际上她早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嘴巴当鼻子用了。为了队里的麦种，她还是拼命地往前跑，想着把杨永国早叫来一步，麦子就安全一分。好不容易才跑到杨永国家，一屁股就坐在门槛上，时断时续地问杨永国的爱人何桂芝：“支书呢？”“他一早和赵志清去公社开会，这时候早到街上了。”她边做家务事边冷冷地回答着。

山区的民风是纯正的，除了善良、正直、朴实外，相互间的关照也是一种“美德”，每一个女人都在注视着她旁边女人们的私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建立起比这更完备的“警察制度”。只要哪一个女人的行为稍有一些不检点的地方，就会马上引起一阵非议，所以帮男人们卸下了许多对家里女人的担心。这种“警察制度”给人的惩罚是可怕的，如果引起别人的非议，那些假正经的人会创造出无比尖刻的语言来往她身上糊脏屎，叫她在人前抬不起头，还会当面做出一些不友好的表示。这种现实的惩罚一般女人都怕，所以不敢与男人们单独接触。这会儿肖兰英正遇到这样的惩罚。

何桂芝对跟前这个女人，从心里没有一点好感，想到过去坝子里人们对她跟自己男人的那些传闻，一直还心里恨恨的。女人嘛！谁都不愿再有其他女人的头发黏上自己的男人。所以这些年她一直把杨永国盯得很紧。在感情这个问题上，何桂芝不愧是铁公鸡，一丁点都不愿分给别的女人。

肖兰英也没和何桂芝计较，一听杨永国不在家，便忙站起来往保管室走去。才走到半路，就碰到那些往家背麦子的妇女。这些人也不招呼她，从她身旁急急地过去了。肖兰英明白麦种已分掉，便像个泄气的皮球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她就见陈长生拿着砸坏的锁头走过来。

陈长生见到肖兰英，便对她说：“你先到我家去等着，我把杨永秀找来，大家商量下补救办法。”

陈长生把杨永秀找来后，他们便研究起来，最后决定派肖兰英去公社找赵志明和大队长、支书，把今天发生的情况做个详细汇报。杨永秀跟陈长生去劝说分了麦子的农户，把麦种退回来。说完，他们就分头行动。

肖兰英出门又一溜小跑地往街上赶。她对黄有新、“干叫唤”“钱如命”“想发财”这些人怂恿杨永松分掉队上的麦种一事，非常气愤。这次不把这伙人拉出来批斗一回，他们是不会老实的，队上也不得清净。他们今天不给你弄出个戳锅漏的事出来，明天就给你弄，总是七翘八拱地让你按不平。还得叫黄有新两口子把昨天中午骂生产队、骂社会主义的那些坏话讲清楚，到底生产队、社会主义有哪些地方亏待了他们。气愤使她跑得更快，不到中午就赶到公社。找着了大队长、支书、杨永志和赵志明、张二虎他们，她把上午杨永松在家如何给人们称麦子，陈长生如何阻拦，黄有新又如何送上石头给“想发财”，让她砸锁，如何分麦子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汇报时，公社党委书记周健也在场。

等肖兰英汇报完，周健指示说：“从情况看，这不是一次简单要粮吃的事，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哄抢集体粮食事件。这就是阶级斗争。对分粮中自始至终冲在前面，闯头阵的几个关键人物要严肃处理。其他人在社员会上让他们检讨，进行批判。”

杨永国听完周健的吩咐，便安排赵志明回去摸清情况，先让分到麦子的农户把麦种还回来，以减少损失。说完，他和赵志清、杨永志一道往会议室开会去了。赵志明和肖兰英便往回赶。

就在肖兰英往公社赶的时候，陈长生和杨永秀分头去动员那些农户将麦种退回生产队。这些人哪里肯把吃到口里的东西吐出来。不说还罢，一说，大家都在“想发财”“钱如命”“干叫唤”的带领下，忙着把麦子磨成面。一时间队里大小磨子都响起来，没占着大磨的，就在自己家里用小磨推。中午有的农户就吃上了面条和麦糊糊。

赵志明、肖兰英两人赶回队里时，见磨子边地上留着筛面时铺的白粉沫。好几家还传出磨子声。赵志明一见这状况，知道晚了，麦种要不回来了。他后悔自己太麻痹大意，没看出这帮人起的“打猫心肠”。昨天中午，黄有新两口子满队跑闹没粮食吃，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些等着要粮的妇女。为什么自己当时没引起重视，只认为黄有新两口子是在打假岔，队里缺粮的事还没有那么严重。昨天，决定运化肥人手时，黄有新、杨永松又借病不去。这帮人都躲在家里，串通一气，趁干部们不在家分集体的麦种来吃，真是只顾眼前利益不计后果。就是杨永松想给自己工作上出难题、摆烂事，也不应该这样做，受损失的是大家。赵志明在心里这样想着，走到保管室，见陈长生还在那守着。

陈长生怕那些没称着麦子的农户又回来抢，一直没离开。见赵志明和肖兰英回来，他便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说给他们听。

赵志明听说杨永松分麦子时，说是按他的吩咐办的，这简直是天大的谎话。今天早上走时，杨永松是给他提起过这事，叫给队上缺粮户先支点粮吃。当时他没有同意，是因为队上只有百十斤米，其余都是留的种子，拿什么支。库里还有多少粮，干部们都清楚。

陈长生听赵志明说过早上的经过后说：“当时我就不相信杨永松说的话是事实，这回得把他们如何策划分粮的事搞清楚。事情很明白，这是他们早就计划好的。不然我们一动员退粮，他们磨得更快，是故意跟队里作对。没有人在当中挑起，是不会有这样一致的行动的。”

肖兰英在旁边没有插话。听完陈长生的分析后，她才说：“下来我们赶紧开社员会，还可能退些麦子回来，减少些损失。还要把他们的这个骗局揭开。”大家都同意她这个想法，没有再说啥，赵志明便去敲钟。10

社员们听见召集开会的钟声，都知道是为今天称麦子的事。没称到粮食的人，心里也有些不平，叫着要处理，不能让他们拿了就算了。称了粮食的人，有的已知道是杨永松私自决定分麦子的，不知道如何处理。大家都往生产队办公室走，很快就挤满了一屋子人。

赵志明便宣布开会。他说明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弄清上午分麦子的事。他首先声明自己没叫分麦子，并说这是留的麦种，现在已给下季生产造成一些损失。说完，他叫杨永松把上午的事情说清楚。

杨永松听赵志明叫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还很生气地站起来，问道：“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说过的话不敢认账。真是嘴上无毛，说话不牢。”他边说边看了一下黄有新，“什么时候说的，就是今早你走时吩咐的。空口说话无凭，你不承认，我也拿你没办法。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副队长在队里是聋子的耳朵，做摆设的，无论大小事都是你说了算。婆婆不开口，我这个做媳妇的敢当家？你不叫我这样做，我敢把麦种分了。现在按你说的办了，却反咬我一口，来追查我的责任。这不是设套叫我来钻是什么，要撤我这个副队长就撤，何必转这么大的弯子，费这些劲。我早就知道你们安的什么心。”他像真有其事样说着，声音也越来越大，把话题扯到排挤他这个副队长上。杨永松之所以会这样做，完全是按照他和黄有新事前商量好的办法在办，是想把水搅浑。一来引起大家的同情，二来使人们相信确实是赵志明安排的。杨永松停了会儿，继续搞争取人心的办法，煞有介事地说着：“你不承担这个责任，一下子推到我头上，我就担待到，也犯不了多大的法，总不能看着人们挨饿。”

诬赖、攻击、气愤使赵志明再也坐不住，胸膛像个篮球胆打进气一样涨了起来。他开这个会原是为了弄清上午的事，没想到杨永松却一口咬定是自己叫分的麦种，还说什么个人专权。赵志明哪容得他如此卷着舌头说冤枉话，恨不得上去几下就把他的屁股砸扁，便腾地一下子就从凳子上站起来，握紧拳头朝杨永松走去。

杨永松本来就心虚，见赵志明两道愤怒的目光盯着自己，胆怯地一直往后退去。

黄有新见状，怕杨永松招架不住，他们合做的包子露了馅，立马站出来挡在赵志明面前。他酸溜溜地问赵志明：“要打架吗？我们好把地方让开点，免得挨着误伤。”黄有新巴不得赵志明出手，好把追查私分粮食的目标转移开去。说完，他便招呼大家腾地方，又一边给杨永松打气，“他不敢把你怎样，就凭你那一百多斤的架子，打不赢咬也要咬他几口。”

赵志明被他这一搅和，脑子立即清醒过来。

陈长生见双方都有一触即发吵起来的趋势，便出面制止，高声地说：“都给我坐回原位。”

陈长生这一吼，还真起作用，那几个想趁机扩大事端的女人也悄悄地坐了下去。赵志明也在心里提醒自己要冷静，任何一点考虑不周，都会造成恶劣影响。被诬赖的滋味再不好受，自己也要忍住。他用年轻人不大有的抑制力，紧紧地压住激起来的肝火。捏紧的拳头慢慢松开，他也退回到原地。

等大家火气消了，陈长生才对大家说：“让杨永松继续讲，把话说完，事实总归是事实，以后会弄清楚的。”

赵志明也同意陈长生的意见，问杨永松：“你还有什么话，接着往下说吧！”

杨永松见吃着麦子的人都站在他这边，胆子又壮了起来。他觉得要趁机把心中的恶气都放放。可惜得很，自己刚才说的那些是捏造出来的，站不住脚。拿不出敢见天日的东西，又不能说以往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让别人听出他这样做是想出气，还是重复着先前那些话。

会场乱哄哄的，杨永松说的话，确实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大家小声地议论着。“我看到队长家也分了粮，还是拿的大米。”“副队长杨永松亲自给提去的。这不明摆着是他答应给称的麦子，吃了粮还倒转来打一耙，真是猪八戒变的。”

杨永秀在旁边听到这些话时，气愤地站起来边找杨永松边说：“刚才有人说队长家也称了粮，是你送去的。你给大家说清楚，是送的啥子粮？”

这会儿杨永松刚解完小便回来，听到杨永秀的质问，冷汗都冒出来了。一时真不知如何应付，他忙退了出去，在门外躲起来。杨永秀见屋内没人，便大声地喊起杨永松的名字，连叫了几声都无人应答。

旁边的人接上说：“到茅厕放水去了。”又等一会儿还是不见他回来。“想发财”见他们人多势众，便站出来蛮横气臭地说：“我们缺粮是事实，给队长反映，你不闻不问，连臭屁都不放一个。队上这个家是你在当，天天派活安工是你在做，哪有只管做事，不管吃饭的道理。大家揭不开锅，当然要找你。现在粮食支了，上边要追查，你又不敢担事，在这里东推西推。是我们找副队长杨永松称的粮，公社、大队要追查让他们来找我，嘴巴要吃饭，到哪里都违不了多大法。副队长杨永松也错不到哪里，他没往家里拿一颗粮。你们不管群众死活，反倒有功，人家办了实事，你们又挑三说四。”“想发财”根本认识不到他们砸锁、强分队里麦种，给下季生产会造成什么困难。她只管自己吃着白面，在那大言不惭地说着。

陈长生再也憋不住，气得站出来回答：“赵志明家确实没分粮，杨永松送过去的十多斤大米，是集体还他昨天给肖永才的那些粮食。当时他不能看着支书把自家的粮倒给肖二娃，引起家庭不和。”

人们听完陈长生的解释，已明白中间的误会。有些人在下面议论起来。黄有新见他们先前还稳稳地占住会场上的优势，现在被陈长生这么一说明真相，形势就急转直下，对他们很不利。幸好杨永松驾了尿遁，没有当面对质，不然编造的那些事真的不好收场。会再开下去一定没好结果，责任推不到赵志明身上不说，还得原形毕露。想到这，黄有新觉得要赶紧出门去找杨永松，让他别再回来，一块溜掉算啦。主意打定，黄有新便即刻出了会场。“干叫唤”见男人溜走，也瞅了一个空子往家去了。

唐成玉老汉完全明白了他们这场闹剧，气得用棒子指着“想发财”“钱如命”这些婆娘们的鼻子训斥着：“你们只知道年底分钱分粮，知不知道队长平时为咱操了多少心，做了多少事。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忍心去无中生有地栽赃陷害人家。我看你们几个的良心叫狗吃了，不是个东西。卷着舌根说话，谁听了都生气。”

唐成玉老汉是唐姓家族的长辈，又是烈属、五保户。这些人虽然被骂得气从头顶上喷，但也不好对他发难。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老汉对集体的关心比他们多得多。虽没出工，但他平常总是为队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威信比他们高得多。如果出来顶撞，定会招来大家的指责。再说，说赵志明的那些东西在事实面前又没站住脚。杨永松还不敢在会上对质，所以只有忍了，不再开腔。“想发财”“钱如命”用眼睛在会场上找黄有新两口子，却不见人影。她俩成了代人受过的对象。分了粮的那伙人东一个、西一个，一会儿都走得不见踪影。她俩也趁机跟这些人走了。

赵志明见追也追查不出个名堂，会也无法再开下去，只有等支书、大队长回来解决，便宣布散会。11

傍晚队里运化肥的人都回来了。“想发财”的男人唐云江放下肥料就忙着往家里跑。在回家的路上，他就听说婆娘砸了保管室的锁，带头分掉生产队的麦种，闯下大祸。这次非挨整不可，公社、大队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的。所以他想赶紧回家了解个究竟。“想发财”见男人回来，忙支使娃儿去打洗脸水、盛饭。她早就做好鸡蛋面条等男人回来，好借此炫耀一下她的本事。唐云江洗完脸端起碗就吃，也没吱声。“想发财”在旁边乐滋滋地看着丈夫吃饭，有意引起话题说：“你猜，这面是哪来的。要不是咱带头，你还想吃这顿好饭？”接着她把自己如何勇敢地跑在前边，如何围住陈长生抢钥匙，后来黄有新递上石头让她砸锁等经过都说了一遍。唐云江阴沉着脸，口里没吐出半个让她高兴的字。“想发财”发觉男人拉长着个脸，说话的劲头也没先前那样大了。她知道自己又做错了，就不再开口。

唐云江一直把面吃完，才开始扫女人的兴头。他冷冷地说：“还在表功，这个头倒带得好，你就等着公社、大队给你好看的吧！鬼把你找着了，谁叫你去出这个头。‘干叫唤’就在你跟前，为什么黄有新不把石头递给他婆娘，而让你去闯这个头七。人家就比你有脑壳，考虑到了后果。你说你头也带了，锁也砸了，并没比别人多分一颗麦子，值得吗？上头马上就要追查抢粮食的责任，你就等着挨整吧！”唐云江倒不是为了该不该分队里的麦种而教训女人，而是怕担责任。他从来是想吃糖又怕担风险，躲在高汉子底下过日子的角色。“想发财”经男人这么一说，也觉得事情有些严重。下午会上嘴硬说分粮这事公社如要追查就找她，现在还没找到她头上就吓掉了魂。“想发财”害怕地埋怨说：“本来上午我在拔菜园子里的草，要不是黄有新来叫我拿粮，煽风点火地说那些话，我不服气才闯出来的祸事。不然我带得成什么头，带他妈的头。不要说没那几十斤麦子我照样过。”说话时她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也没有了，直盼着男人快想办法。

唐云江听女人说完，再把他听到的情况综合一下，心中也就全有数了。这回女人是上了黄有新的当，让人当枪使了。这事完全是黄有新两口子想要队上的粮食，成心给队里弄出的烂屁眼儿的事，自己却躲在一边烧阴阳火。从前和黄有新一起做事时，就领教过他的这种本事。也知道他肚子烂，时时提防着他。但由于黄有新脑壳灵，找钱的点子多，以后还要跟他合作，决定这回当哑巴亏吃了算了。于是他便规劝女人说：“别把事情越扯越宽，反而难以收拾。也别再往哪个身上推，烂事不沾也沾上了，看他们怎么办，听天由命吧！这次上了当，以后学聪明点。”说完，他便自个到锅里添面。“想发财”一听，男人是不管自己的事，火一下子上来了。她上去一把抢过碗，气呼呼地骂道：“事情你都不管，我搞麦子做的面条你也别想再吃。”说完，她把抢在手上的碗往桌上一放，拉过根板凳坐在灶屋门口，身子转过一边不再理唐云江。“你往我身上发啥子火，我叫你去干的？这事我管得了吗？”唐云江无可奈何地说着。“想发财”仔细一想，男人说的也是事实，但气还是没消地说：“你就不可以去找下大队领导，为我说几句好话，帮着认个错，把事情化解化解。这才是你当男人应该做的事。可你却想来个撒手不管，由着让我去挨斗。自己屋里的事你也要当缩头乌龟，这回我非把你的脖子从壳壳里拉出来不可。你要是敢不去，以后我就和你没完。”

两口子正吵着，唐福先进来了。他们忙停住争吵，招呼他坐。唐云江立时像遇到救星似的，心情放宽了许多。不消想就看得出唐福先也是想不出什么办法，为“钱如命”的事来找他们商量。

唐福先刚才就听见他们两口子在闹架，又见他们现在这种样子，便开口劝唐云江：“我们那口子跟你屋头一样，这次闯的祸事大了。下午会上又按黄有新的馊主意，往赵志明身上推，结果越描越黑，把事情弄得更糟。人家只要三头对六面，把事情一核实，黄有新那点把戏就会不攻自破，反而搞成有组织有计划的强抢粮食。那就要吃不完兜着走了。公安局一插手，就非得抓人不可。我到这来就是找你们商量的，如何把事情化解开。”“想发财”听完唐福先说的这番话，才知道事情的后果还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心里更加害怕起来。她也从唐福先的话里听出来，“钱如命”和黄有新是事先商量好的，整个过程自己都被蒙在鼓里，下午会上还在为他们冲锋陷阵。于是她便推卸责任地说：“这事我压根就不知情，确实是你老婆和黄有新、杨永松他们谋划的。就说分粮食，我到保管室时，你老婆已一路上喊了好多人，正围住陈长生抢钥匙。‘干叫唤’喊我帮忙，我才加进去的。”她说话时尽量把自己说得没什么责任。

唐福先听她把全部祸事都推给自己老婆，便顶她一句说：“拿石头砸锁也是我屋头人干的！你要不砸，上午能进去分得麦子。”“想发财”被唐福先这句话顶得一时无法开腔。为了减轻责任，她还是硬着头皮辩白说：“你知道我是个火药筒子，要不是黄有新那阵递上石头，我肚子里是找不出这些名堂的。”“不管怎样，锁总是你砸的，后果总是你引起的。”“想发财”本想把责任全推出去，没想到唐福先却把祸事的全部责任说到自己头上。她还想继续为自己辩白，却见男人向她投来制止的目光。

唐云江插进来对唐福先说：“上午你在家怎么不制止这事，她们这些婆娘头发长、见识短，看不出黄有新的这些脚巴掌，你也看不出来？”“我一直在大队部办公室里做账，不知道。”唐福先没有敢对唐云江说真话。

唐云江叹了口气，便用征求意见的口气问唐福先：“你看这事怎么收拾？”“怎么收拾？如果再开会，就实话实说，自己打了的屁该认臭的认着。拿的麦子主动退回去，跟支书、大队长做个检讨，只要不把事件的性质上纲上线就行。”唐福先不愧是大队会计，脑壳灵光得很。他怕女人们在下次支书回来开的处理会上继续蛮干，把事情整大了，不知道转弯，等到公安局出面不好收拾，所以才来给“想发财”打个招呼。

唐云江两口子觉着也只能这样办，不停地表示感谢。把唐福先送走后，唐云江对女人警告说：“以后眼珠子放亮点，脑壳也别像榆木疙瘩。你把麦子凑够数，哪天我去给你捡这个脚子。”“想发财”心里这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忙去灶屋给男人盛面。

杨永国、赵志清、张二虎、杨永志他们从公社开会回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陈长生、肖兰英、赵志明等便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大家听完赵志明介绍的情况，与之前肖兰英说的差不多，只是说到追查会上的情况，倒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副队长杨永松有计划地往赵志明身上推责任和称麦子以后发生的事不得不让人思考。大家认为他们编造的这番谎话，确实需要动不少歪脑筋。一般人是想不出来，没这个本事去策划。可见这帮人事先是费了一番心思来折腾打造的，不然，在会上不会有恃无恐，一唱一和地说得有鼻子有眼，像真的一样。

杨永国听完情况后说：“看得出他们开会前就制造有假象，并散播出谎言来欺骗群众，以达到不承担责任的目的。他们是费了一番苦心才想出的这套办法，你们就没有他们这样的心计。从事情的整个过程看，他们确实像周书记说的，不单单是分点麦子、解决缺粮的问题那么简单。隐藏在后面的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这可能是个阴谋。”

像所有的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一样，杨永国也习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赵志清却没有把这件事看得那样严重，认为只不过是这些人利欲熏心，只顾眼前利益不计后果地想拿到点粮食。在缺粮的情况下做出点出格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等杨永国说完，赵志清逐个分析起几个闹得最起劲的妇女：“砸锁的‘想发财’，这个女人是个炮筒子，从她所有的衣服上都缝有两个大布兜就可以看出，是个随时都想搂点回去的角色。不然怎么有‘想发财’这个外号。唐福先的老婆‘钱如命’也是个把钱和物看得比命还贵的人。她在这回分粮中起了关键作用，那些称粮的人都是她一路叫去的。在保管室门口也是她首先围住陈长生抢钥匙。要不是有人在后边支使，一个没多少文化的农村女人，她肚子里能有多少节花花肠子？事情中牵头的是黄有新两口子，他们从小在生意人家中长大，打小算盘多些，脑壳灵些，却没用到正道上，只想着自己那一个家。什么存心破坏生产、什么阴谋，我看还说不上。在这些年大家都一直贫困的情况下，想把自家的日子过好点，谁都有这种想法。特别是眼目下缺粮的时候，个别人照顾了，没拿到的人心理不平衡。黄有新两口子就是这种心态。这都是平均主义造成的。从他们事先就筹划推卸责任这点看，还是知道这件事的后果和影响。黄有新更是怕担责任。递石头叫砸锁时，‘干叫唤’也在场，他为什么不递给‘干叫唤’，可见他就留有一手。至于其他那些跟着跑的妇女，话都抖不到几句，不可能有其他的阴谋。从杨永松看，这个人抓权的心态重，又有严重的私心和面子思想。平常工作中可能赵志明和他通气少，他觉得自己在队上说话算不到数，没威信，心里不服气。经别人一挑拨，他就像火药桶点燃了，硬着头皮要做个样子给大家看。以后在这方面赵志明要注意，工作上多和他商量，征求下老同志的意见。毕竟他年龄大些，经验多点。杨永松在称粮操作中，也怕把种子分光，见数量过大，并没按开始通知时说的每人十斤称，后来改成按户称，以后再来的人他就不给称了。最后他把门锁起走掉，自己也没敢要粮食。如果是有意破坏生产，对称粮的数量问题他就不会有所顾忌。”

赵志清分析完所有人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是这回事，没再说什么。

杨永志完全同意赵志清对这些人搞粮动机的分析，说：“这事没造成大的损失就算了。社员缺粮是事实，也该解决，只是方法不对，让黄有新、杨永松、‘干叫唤’‘钱如命’‘想发财’几人在下次社员会上做个检讨。返销粮已经分下来，拿了麦子的农户从分配数中扣除，大家心理也就平衡了。”说着，他征求大家的意见，“你们看这样处理是否恰当？”

大家也没再说什么，都表示同意，只不过对这些人的做法还有些气不平罢了。因为杨永志是帮村干部，上边派下来的，他说了就是代表上级的意思。杨永国就是觉着处理轻了，没按周健的意见办，也不好再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

第三章

夜色像徐徐拉开的幕布，渐渐地从清晨的天空中退去。群山缓缓地在晨曦中显现出来。几颗稀稀散散的星星还在那疲惫地眨着眼睛，原野仍在酣睡之中。可早起的鸟儿已在密林中开始了一天的晨唱。从树林深处传来的啄木鸟的叫声，显得那样幽深、清脆。山雀叽叽喳喳地站在树上唱歌，斑鸠咕咕咕地在那欢叫。娇小的麻雀立在房檐上，愉快地跳来跳去，闹个不停。红色的金丝雀、赤褐色的画眉、淡绿色的翡翠鸟以及各种各样的鸟儿，都以它们独有的声音欣喜地喧闹起来。天色在它们的合唱中变得越来越明亮，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柳茹辛一早起来就帮父亲把牛羊赶上了山坡，然后站在山顶上眺望。大队里的人们都开始到地里干早活。她转过身来新奇地静听着面前鸟儿的鸣叫，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晨风带着点水气，不断地吹拂着她的秀发。刚才上山时，草上的露水把她的布鞋和裤脚都弄湿了，她也不去管它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漫无目的地远望着。见朝霞把东边的天空都染红了，一轮红日正喷薄欲出，缓慢地往上升去。橘红的光线是那么柔和，也不那么刺眼，所以人们特别喜欢观看这初升的红日。可是过不到一小时，它就会厉害起来，朝你射来千万支金箭，叫你睁不得眼睛，不得不把头转向面前繁花似锦、翠绿欲滴的草坡。红的、黄的、蓝的、紫的小花，姹紫嫣红地装点着秋天的山野。山风吹来，伴随着轻微的沙沙声，真是香气扑鼻、沁人心脾，叫人不想走开。早起觅食的几只苍鹰，在半空中缓缓地盘旋，一会儿飞得很高，一会儿又飞得很低，最后落在对面绿色的山林中。清澈的山溪隐藏在山脚的树丛里，曲曲折折地流淌，最后注入面前这波涛滚滚的涪江。被人们赶上山吃草的牛羊，正稀稀拉拉地散布在山坡上。薄雾中，从山脚升起的可数的几缕炊烟正轻轻地扩散开来，笼在那几幢房屋的屋面上。面对着这如诗如画般的景致，柳茹辛真的沉醉了，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开始想起自己的事来。

柳茹辛今年十九岁，只比哥哥小三岁。刚出生不久，父亲就被划为右倾分子、漏网右派，下放到农村改造。母亲带着她和哥哥过活。后来哥哥初中毕业，也下放农村劳动，与父亲在一起。妈妈从没到父亲下放的地点来过，父亲好像也没回去过几次。这到底是为什么？虽然父母不想让他们做子女的知道，但柳茹辛多少也明白点。她知道妈妈在怨父亲，认为如果当初父亲不慷慨陈词地发表那一番意见，就不会招来那么多横祸。

柳茹辛虽然不恨父亲，但也有受父亲牵连的经历。中学毕业后几次招工，都因为父亲是右派被政审掉了。她是共青团员，学习和表现一切都好。招工的人说，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与家庭无关。而实际呢？他们骨子里却是浸着极“左”思想，认定就是不能要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这种极“左”观念不知把多少人关在了知识的大门之外，毁坏了多少人的前程，打破了多少年轻人的人生之梦，这确是不公平的。

柳茹辛也跟招工的人辩过、争过，可没有什么结果。人家最终还是不要她。她后来才去了水电中专学校，读了两年书。今年毕业被分在县水电局，跟妈妈一个单位。下个月初，她就正式上班，下乡看过父亲后就要回城。可前两天在公路上碰见杨永志后，她心中就时时放不下他。他留给柳茹辛的印象怎么也抹不去，使她的心情一刻都不能平静。那对他说不清的感觉，像火苗一样越烧越旺，把她的整个心思都烧透了。学校那么多男同学对她有好感，她都没动过心，这次也不知为什么，丘比特的爱神之箭会射得那么准，而且射得那么深。于是，她决定要在父亲这多待几天。

早起出工的人们像倒豆子似的，撒向了坝子中的田块。从农舍中传来的拉门声，妇女们剁猪草声，往水缸里倒水的哗哗声，粪桶着地的碰撞声，不断地从山下传来。它们打破了清晨村庄的宁静，也打破了柳茹辛的沉思。天已大亮，该去割草了，过会儿哥哥要上山来帮她背。她跑到羊群边清了下数，一只都不少，才开始放心地干活。露水特别大，把她的衣服、裤子弄得更湿了，头发上也是水和草节。她像是个刚从土中冒出的一股清泉，带着草叶，披着晨辉，闪着亮晶晶的太阳光彩，静静地在脚下这块土地上流淌着。柳茹辛用劲地割了一大堆草，额上、背上已是汗津津的，分不清是露水还是汗水。

柳茹辛刚直起腰来，见哥哥和杨永志已站在她的面前。他们是来帮她赶羊和背草，接她回去吃早饭的。杨永志见柳茹辛全身的衣服被露水打湿了，上衣和裤筒紧紧地贴在胸前与腿上，勾画出了少女优美的曲线。头发也粘在一起，胡乱地粘在她丰满的脸颊和额上。两只明亮清澈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发着喜人的光芒。这情景和模样使得本来就好看的她更加让人移不开目光，好似有一股看不见的激情在不断地注入他的心田，使他的心热乎起来，心跳也加快了。

杨永志忙对柳茹辛说：“你快回去换换衣服吧！全身都弄湿了，这样会着凉的。这点事有我和你哥，会干好的。”

柳茹辛听了杨永志的提醒，低头一看，见衣服与身体像对恋人似的紧紧地贴在一起，胸脯的线条再明显不过了，不觉脸也红了起来。她感到一股火辣辣的热流爬遍了整个面部，羞涩地忙转过身往山下跑去。这会儿柳刚也在山下叫他们回去吃早饭。

杨永志便对柳入江说：“你在这背草，我去帮你赶羊。”说完，他就对直往羊群走去。不一会儿，他俩就走到一条路上。

回到家里，柳茹辛忙给杨永志打来洗脸水，让他洗漱。这会儿柳茹辛换了件雪青色带小麻点的满襟衣服，跟前两天杨永志看到的穿戴一模一样。

杨永志没再敢细看跟前的柳茹辛，怕又弄得她不好意思起来。他的本意就是来见柳茹辛的，以了却这几天搁在心中的一桩事。可这会儿又不看了，他一下把头埋在盆中，用嘴和鼻子吹得盆里的水呼噜呼噜乱响，水花四处乱溅。他还像鸭子钻进水中似的，屁股翘得老高。这个动作引得站在旁边的柳茹辛哈哈大笑。等他洗毕，把头抬起来，眯着眼睛去拿毛巾擦脸，却怎么摸也没摸着。原来，柳茹辛早把毛巾拿在手上等着，好递给他。

柳茹辛见他在洗脸架上乱摸，就用毛巾碰了他一下，说：“在这儿呢！拿去擦吧！”说完，她就又去给哥哥打水。

柳刚从门外回来，在地里摘了两根鲜黄瓜，忙去切了生拌着吃。杨永志要在这吃饭，他还特意炒了一盘韭菜鸡蛋，煮的干饭招待他。这些菜算是待上等客人的规格。他端上菜，把饭也盛好，忙叫杨永志和柳入江来吃。

杨永志刚坐下，柳刚就忙给他往碗里夹鸡蛋，一边夹，一边说：“吃吧！老师也没啥好招待你。有几年没在我这儿吃饭了吧！还是你临去省农学院读书的前一天晚上，也是在这张桌上，我们爷三个喝的酒，吃的饭。把你跟入江白天打的那只野兔红烧了，煎了两个鸡蛋，喝了个痛快。那是我下乡来头一次那样高兴、那样痛快。因为我看到我那几年给你俩补课的工夫没白费，你变得有出息了。我没实现的理想和愿望，可以让你来实现。”

说到此，柳刚看了下旁边的柳入江，叹了口气说：“他可没你那样的福分和那样好的运气，都是我连累的他。你走了这三年，入江一天也没停过学习，把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快自学完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学到肚子里哪个也偷不走。”

柳入江脸上隐隐地浮过一丝痛苦的阴影，见父亲又在自责，忙劝道：“爸，你又在难过，这六七年都过来了，我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总有出头的一天，我就不相信会始终这样下去。国家、人民就这样不要文化了，不要知识了，永远愚昧吗？”

杨永志知道柳刚是在感慨自己和柳入江不一样的命运：一个已经大学毕业，当了国家干部，一个还在农村种地。现实怎能不使他触发心中的不平和对儿子的内疚。杨永志忙安慰说：“没有老师那几年的辅导，就没有我杨永志的今天。柳刚老师，你永远都是我的好老师。你不但教授了我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我做人的根本。我学到了你身上的刚直不阿、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在省城也没什么好东西买了送你，我就给你带来一部袖珍收音机，你放羊时好听。这是学生一点心意，请你收下。”说毕，他将袖珍收音机从兜里拿出来，双手递到老师面前，又摸出一支钢笔交给柳入江，“这是给你学习用的，明年去考大学。”

柳茹辛在旁边没有搭话，一直默默地边吃饭边看着他们。这时派工的钟声响了，杨永志也想去听听，便和柳入江一起向院坝上奔去。13

在和柳茹辛割草的同一个早上，“干叫唤”也扛上锄头牵着牛，到后山上一边放牛，一边挖她家的自留地。因为她看到秋收快来了，一开始收稻子，田里的活就忙起来，队里是不准占用这段时间搞私人的事。所以在这方面她是从来不落后，什么东西都是种在别人的前面、季节的前头。现在她望着一大早翻挖出来的这块地，那种高兴劲简直无法形容，心里真比灌了蜜糖还要甜。她是如此兴奋和快乐，拿着锄头一会儿跑到这头地边看看，一会儿跑到那头地界瞧瞧，眼前翻出的地确实很像模像样的了：原来的一小溜变成了一大片，远远地伸进队上的土地里。她坚信她的这块自留地面积会越种越大。队上还剩下的那溜子土地，要不了几年就会变成她的，被她慢慢蚕食掉。她似乎觉得早上翻出的这块地的形状正像她自己，甚至连外貌、性格和特征都一模一样，不禁为一早上辛勤劳动的成果得意起来。此刻，她连自己姓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她歇了会儿，见伸进生产队地里的这块地的边还不够直，还可以扩大点，便索性脱掉衣服大挖起来。她一边挖，一边唱：“包工挣，日工慎，自留地里我不要命。便宜我要捡，吃亏绝不干。钻尖取巧捞油水，哪个也比不上我黄桂英。不管和谁挨倒起，也得揩他油三分。”她唱着挖着，挖着唱着，心里美滋滋的。晚秋山区的早晨已有些凉意，她却像钻进蒸笼里一样，浑身呼呼地冒着热气，汗流得像洗淋浴一般。“谁家的牛啊？把队里的红薯苗快吃完啦！”陈长生大声在上边坡上喊开了。“干叫唤”这才想起自己放的牛。她本想上去看看，见挖着的这块地边还有一段没直，又舍不得放下。她在心里说着就两三锄了，挖完再去看，又挖了一个两三锄，还觉得不直，又是一个两三锄……她横着心不知挖了多少个两三锄。她就这样抓紧时间地修着地边。直到她肯定这回地边真的直了，才放下锄头去赶她的牛。她刚转过身来，见陈长生已火冒三丈地把牛给她牵到面前。“呵！你把牛放了不管，在这儿挖自留地，让牛去吃队里的红薯苗。嗓子都喊哑了，你就不来看一下，我当你死了呢！”陈长生气得颈脖子都红起来，停了下，又对“干叫唤”说，“你到上边看看去，队里的红薯地糟蹋成什么样子。那一片还有收没有？谁看了不心痛，哪个不火。”说完，他气愤地把牛牵到“干叫唤”面前，要她看完后承认怎么个赔法，以免将来不认账。陈长生只顾理骂‘干叫唤’，没注意她挖出的这片地，走到眼前才看清楚她把集体的土地挖了一大片过去，远远地超过了原来的界线。顿时，他心中的怒火被浇了一瓢油，立时熊熊地燃烧起来，拉起她就往原来的边界走去，恨恨地说：“你看，你往那边侵占了多少，原来定下的地界在哪里？你现在的边界又在哪里？你为什么要向生产队的地里扩张？”“干叫唤”甩脱陈长生，辩驳说：“巴边，巴边不巴着点边还行，我多刨了两锄，把地边刨直这也错不了多少。”

她说得理直气壮，满不在乎，好像很有理似的。说完，她把身子转向一边，根本不再搭理陈长生。“说得松活，你拉直边界，咋不向你自己这边刨，而要刨队上的土地。”陈长生立即反驳她。

见她这种毫不承认错误的样子，又是如此无理，陈长生更气得脖子碗口粗，用手指着她质问道：“你这也是叫‘把地边刨直’！挖了一两排宽过去，也叫修地边。”“干叫唤”不管陈长生说什么，连身子都没转过去看一下。

陈长生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地上的锄头，帮生产队挖回来。“干叫唤”一看火了，便气急败坏地丢开牛鼻绳，也拿起锄头对挖起来。陈长生挖过来，她马上又挖过去，使出她的泼辣劲。

陈长生到底比她年纪大些，近两天又着了凉，一动就气喘，刨了一会儿就刨不过她。他干脆把锄头往地上一丢，说：“我也不往这边挖了，让它留在这儿。现在我就回去叫人，让大家都来看看你的杰作，是不是在侵占集体的土地。早上你把牛放了不管，让它去吃队上的红薯苗不说，还挖走了队里一块地。”说完，他拉起“干叫唤”的牛就走。“干叫唤”拉住牛鼻绳不放，两人又拉扯起来。这次陈长生说什么也不让她把牛鼻绳抢回去，死死挽住不放手。“干叫唤”争抢了一阵，见抢不过来，就放开手说：“你要拉走就拉走吧！反正牛也不是我的，是集体的。大不了不给我养就是，就吃了几窝红薯苗，又有什么好大的事。集体的牛吃了点集体的东西，我不信你还把它宰了。”

陈长生不管这些，继续把牛牵走，走了几步回过头来说：“你等着，有你好看的！不赔出来、退出来，我陈长生饶不了你。”“干叫唤”直到这时才觉得真的闯了祸。她回过身来看挖出的这块地，是向队上那边侵占过去不少，哪个来也看不过去。刚听队上响过派工钟声，过会儿人们上来一瞧，把柄摆在面前，自己准得又是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下场。不如先退点回去，等他们来了，什么证据都没有。“干叫唤”这样想着，就又拿起锄头把队上的地还了点回去。

陈长生牵着牛回到院子，派工的人们已经散了。他把牛往门前树上一拴，便去找队长。来到赵志明家里，见他正在收拾桌子上的碗筷。

赵志明一边捡碗，一边招呼陈长生坐。见他满脸的怒气，赵志明便关心地问道：“什么事，看把你气的，还没吃早饭吧！我去给你盛，还是热的，我们也刚吃完。”“不了。”陈长生忙拒绝着，“就两句，说完就走。”接着他把刚才山上的事跟赵志明说了一遍。

赵志明听后也很气愤，安慰陈长生说：“先不要理她，以后有跟她算总账的时候。这回损失多少，今年从她家分配中扣多少。”

陈长生知道赵志明忙，也就没再多说就回家去了。回到家，他还余怒未消。长生婶叫他吃饭他也不吃，脑壳里总想着山上被牛糟蹋了的红薯苗。一种习惯性的责任感又使他向门外走去。

长生婶刚把饭给他端来，见他要出去，忙阻止道：“你上哪？有事吃完饭再干。”

陈长生像没听见她的话，到后边担上自己的粪往红薯地走去。长生婶知道他的脾气，也没再阻拦，又把饭端了回去，给他温在锅里。她嘴里一边像是抱怨，又像是在夸奖般地嘀咕着。他就这个牛脾气，没有哪天不想着队里的事，不为集体的庄稼操着份心。一看见损害大家利益的行为，就火冒三丈。因为农业社是在他当社长手上组织起来的，他把它看成了自己的命根子。家里要靠它过日子，不得不护着它。有人说官房漏，官马瘦，生产队是众人的孩子没人疼。这话用到陈长生身上，一点都不对。若说黄有新、唐福先这样的人倒还差不多。

陈长生这会儿又去干他认为该干的事。这些年他风里雨里、没白天黑夜地为集体操劳着，不声不响地为队里干了多少事，他也记不清了。也从没对人说起过，只要他认为对大家有利的事他就干，不利的就反对。哪怕是对干部、对亲戚也从不讲一点情面。前年种麦子时，长生婶经保管员同意，换了队里几斤优良品种。他知道后硬是要长生婶退了回去，还教育说，这不是换几斤麦种的事，是开的损公利私的先例，是开启自己私心的封。

他去年又当起生产队的保管员。今年雨季时，队上在他家隔壁屋里堆放了粮食。一天半夜，天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天黑得像个锅底，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闪电裹着惊雷在夜空中轰鸣。雨一个劲地下着，很快山洪就哗哗地冲下来，一时后檐沟里的水跑不了，就往屋里漫。陈长生从床上坐起来，点上灯，见屋里已开始进水。想到隔壁队上堆的麦子，忙吩咐老伴在屋里照看着，自己披上蓑衣就到外边去了。雨还是一个劲地下，一点也没小。风把他的蓑衣吹到一边，雨水趁势浇在他的身上。他忙一手按住，一手拿着锄头艰难地向前走着。到了房子后边，什么也看不见，不知山洪是从哪里流进后檐沟里的？水位到底有多高？下游什么地方堵塞了？堆麦子的屋里是否进水了？他只有顺着墙根向前摸去。摸到保管室后边，沟里的水已漫上了台阶，再迟一步，水就会漫进屋里，里面堆的几千斤麦子就会全泡在水里。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回转。要是不紧急处置，当机立断，队上就要遭受严重损失。他想把水断开，天黑找不着地点；想到下游去疏通，也不知是哪个地方堵住了。偏偏这个时候连一个闪电也没有。他多么希望有一个闪电把黑暗的天空照亮，借助亮光找着排洪的位置。然而期望必定只是期望。他立刻决定从上游——他家屋后把水堵上，让下边沟里的水来得小些。他索性把蓑衣脱下，几脚踩在沟里，用作挡水的工具。这一堵立刻见到了效果，下边沟里水位马上降了一截。然而他家里可热闹了，水顺着墙根砖脚石、猫儿洞往里冒。屋里简直成了河，鞋子、家具像小船一样漂了起来。只听老伴在里面哗唏、哗唏地往外舀着水。土墙泡在水里，就像堆起的雪人被阳光一照，不断往下垮，沙沙地往水里落着泥块。房上也有响声，像要垮下来似的。再这样下去，房子就有倒塌的危险。

陈长生听老伴在里面抱怨：“断水，断水，怎么断的。屋里的水越断越大，快淹上床，人不知到哪里去了。”

陈长生听着，心里像压了块石头，焦急地顺着水流向下寻去，想尽快地把水断开。然而遍坡的水像离弦的箭一样，你挤我撞地向后檐沟里奔来，一时又引不开。是把堵上的沟捅开，救自己的房子？还是不捅开，保住集体的粮食。这一难题向他涌过来。不能，坚决不能把沟捅开，保护好队里的粮食是自己的责任。他把头上的斗笠也丢掉，努力顺着墙脚斜开了一道沟，把水引走。

这时赵志明赶来，看到这个情形，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关切地说：“大爷，你的房子！”

陈长生不停地在水里挖着沟，宽心地对他说：“不要紧，快到上边去帮我把水断开，我把这个沟再挖深点。”

两个人就这样在雨里忙着。他们的衣服早湿透了，雨水、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直到沟掏深了，水断开了，陈长生家后檐沟里的水位降下来，他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两人又提着赵志明拿来的马灯，把别处流来的水引开，后檐沟里的水才小多了，不会再漫上来。赵志明忙催陈长生回去换衣服。有赵志明看着，陈长生便回家帮老伴舀屋里的积水。

这仅仅是人们知道的事，还有好多事陈长生干了人们不知道。此时，他吃力地担着一挑粪往后山走去，来到红薯地里。他把踩在土里的藤子扶起来，又用锄头把苕垄垒好，用粪水灌了一遍，才担上空桶回家。14

深秋的黎明，星星在很高的天幕上眨着睡眼。略带寒意的秋风把路边田里的稻子吹得东倒西偏，掀起一浪一浪的波涛，摇得稻子发出沙沙沙的响声。在社员们的眼里，仿佛原野中的一切都跟心中一样欢快。微风过后弄出的声音，像是大家从心底里发出的甜蜜的微笑。新稻子的清香早把参加收割的男人、女人们的心熏了个透。这是回水坨大队一队的社员们偷偷把田分到户后，迎来的第一个丰收。看着田里这一穗穗黄澄澄的稻子，就知道每家每户在这一季生产中使了多大的劲，付出了多少劳动、心血和汗水，寄托了多大的希望。为的是能多收点稻子来年不再挨饿，肚皮可以吃饱些。按照队里的分工，四个组都做了一天的准备。拌桶、晒席全都运到田块里放好。队上派专人过秤、挑谷。谁家田里的稻子运回谁家晾晒，只是统一收割罢了。以应付其他队上的人和干部的眼睛，免得捅出娄子不好收拾。

一大早，人们就欢快地干起来。不一会儿，乒乒乓乓的拌桶声从四面八方敲响了。此起彼落，这一下接着一下的声响还带有节奏，时快时慢，时松时紧。不用看就想象得出人们那种高兴劲和说不出的喜悦心情。

杨永志因为是帮村干部，没有被编到具体的收割组里。他的任务是统计全队秋收进度。二来赵志明还有他的想法，怕杨永志看出队里收割中的破绽。队里分田到户、自种自收这件事是寡妇养儿，一时见不得人。一队的社员个个都守口如瓶，严密封锁消息，就连二队住的杨永国也没看出来。所以对杨永志也一样。这会儿杨永志拿把镰刀，正往响拌桶的地方走去。当他经过队里试种的杂交水稻田的时候，见杂交水稻确实比本地水稻长得矮些，可穗大颗粒饱满，肯定比本地水稻亩产高。事实证明，科学就是生产力，不相信科学是不行的。明年全队一定要全部种上杂交水稻，才能大大提高产量，解决队里人的吃饭问题。

杨永志正想着，见肖兰英拿条棒，气呼呼地赶着杂交水稻田里的鸭群。只见她一边赶一边用土块打，嘴里还不停骂着：“我叫你们吃，叫你们吃。”见杨永志走过来，肖兰英忙喊：“大兄弟过来帮帮忙，和我一起把鸭群轰走。”肖兰英一边轰鸭一边对杨永志说，“这些人就爱占集体的便宜，专干些损公肥私的事。每年这个时候，她家都要买回一群半大鸭子，偷偷往队里的稻田中放。路那边就是她家的稻田，她不放，偏要放在公家田里。我就见不得这些眼皮子薄的人，专揩队里的油。别人怕她，不敢说，今天我就要给她赶出来，看她怎么着。”

杨永志给肖兰英这些话弄糊涂了，路东路西都是队里的稻田，怎么又钻出个一边是集体的，一边是私人的。这个鸭子的主人又是谁呢？于是他便问道：“稻田不都是队里的吗？怎么又成了私人、集体两家的。这鸭群是谁家的，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肖兰英见自己说漏了嘴，忙岔开话题：“除了‘干叫唤’能干得出这种缺德事，恐怕咱队里再没有第二个人了。”说完，她鼻子里哼了一声，鄙视地继续说：“这种人，你挖茅厕都别挨着她，大粪她沾不着，臭气都要沾你一点。平常过日子，屙尿都得使棕滤，煮干饭都不滤米汤的角色。一年四季全家人拉屎拉尿都用桶装着灌自留地用，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杨永志是在队里长大的，提起“干叫唤”，也清楚她的为人和以往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劣行。说起她还有一个故事。据说有一次她和肖永才、杨永松、唐福先几个人一起赶场回来，走到半路她尿胀了。本来路边就是社里的麦苗田，随便跑远一点，蹲下去就可以拉。可她就没舍得，硬憋着，一直憋了好几里路远。后来她憋得心都发慌，脸色发黄，像得了病似的心神不定。开始她走在一行人的中间，突然她昂起头，百米冲刺地往前跑。同路的男人们以为她买的什么馍馍装在怀里舍不得拿出来给大家吃，一个人跑到前头偷着自个儿享受去了。这会儿肚子都饿，几个男人也想弄一点来吃，便追了上去。见她在前边捂着肚子跳着走，脸色很不好，像黄花菜一样黄。这下可急坏了同路的人，认为她真的得了大病，扶着她一颤一跛地往前走。就这样坚持到她家的自留地边，她便挣脱扶她的人，也不管面前的几个男人，蹲下去就拉起来，像堰塘抽筒一样，哗哗哗地灌了好大一片地。她的肾功能确实不错，尿的压力也很大，冲得前面的土块灰尘四溅。拉完起来，“干叫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色也好了。就这样憋到自留地拉的这泡尿，使她隔着门缝吹唢呐，名声在外了。

日常“干叫唤”家和队里人也是很少有一根线、一袋烟的往来。她从不串门子，也最怕别人到她家去闲坐。唯恐人家偷了她的东西，更怕人家看出她家的底细。就是很少来往的亲戚，要是在她家多住上两天不走，她也得扯鸡骂狗地骂起来，轰你走，所以家里平素很少有人来。就是她拉谁到她家去吃饭，人们也不愿意去。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她的这顿饭是不好吃的。鸡吃了她家的东西，也得留下几根毛才走得脱，更何况是人呢。她一定是有求于你，找你给她干活，不然她不会白给你吃的。所以你吃的这顿饭，起码得用三倍四倍的汗水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家的门总是关着，从不让人看见她家吃的什么。在她看来，如果让人看见她家吃得好，别人就会眼红、忌妒，就会不安逸。可以说从她懂事的那一天起，她就是这样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平常不管家里有没有钱，她总是叫着穷。干的锅盖老是贴在锅沿上，连水都喝不起似的。1956年卖余粮的时候，她一颗也不卖，在地上哭着打滚说家里没有。后来队里实在无法，让张二虎带着民兵到她家一搜，搜出了几大袋都快霉烂的稻子和麦子。就这样她为自己挣得了一个大名气，反映出她个性的“雅号”——“干叫唤”。久而久之，队里的人也就不再叫她黄桂英，而喊她“干叫唤”。“干叫唤”的娘家祖祖辈辈都是在城里做小生意的。她也是在城里长大，生意人那种尖酸刻薄、斤斤计较的恶习她全都继承下来了。新中国成立前，她家在回水坨置有几亩田。1952年她爹便让她妈和她到乡里守产业，当了农民。后来她和帮她家的小伙计黄有新结了婚。由于黄有新会算计、脑壳也灵活，常偷着出去做点小生意，加上有点老底子，一家人的小日子跟周围人比起来，确实过得还不错。就是前些年过细粮关，他们也没饿着。当大家都饿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个个眼窝深陷时，隔壁人家还听见她家里半夜在煮东西吃，油放在锅里哔啪乱爆的声音。几次二狗子拿着油炸饼出来吃，被“干叫唤”拉回去打了一顿。她边打边骂：“你在那儿显什么富贵，生怕人家没看见是不。你一个人在那儿吃，周围好几个小孩看着，他们见你嘴巴动就想吃，眼睛都快落到饼上了。”从此，她再也不许儿子把东西拿出来，一直要守着他把东西吃完，她才让走开。

杨永志和肖兰英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鸭群从稻田里赶上公路。这些鸭子排成几路纵队，嘎嘎叫着穿过马路，跑向了东边的稻田里。

杨永志对肖兰英说：“你在这看着，我去通知‘干叫唤’，让她把鸭子赶回去关着。不能再这样损坏田里的庄稼。”说完，他便向打谷场走去。

杨永志刚走，“干叫唤”就从下边的田里冒了出来。肖兰英和杨永志赶鸭子时说的那些话，她全都听见了。那会儿她正蹲在队上的稻田里勒稻子。如果那时就站出来，不正好被他们抓个正着。二来杨永志是上边派下来的帮村干部。虽说是看着他长大，乡里乡亲估计不会把她怎样，但她知道，这种事是要引起公愤的，所以她就一直藏着没有出来。肖兰英刚才说那些话的时候，她气得蛤蟆似的，肚子一鼓一鼓的。为不被抓住，她只有忍着让他们说。这会儿她真气得要发疯了，便使出平生的本事，在心里把她认为最刻薄、最毒辣的骂人的话全翻了出来。她准备等杨永志一走，就站起来，把刚才受的那顿狗气全部出出来。她决心要骂得肖兰英心尖尖都觉得发痛才解气。

她见杨永志已走远了，兜里的稻子也已掏出来包好，便气呼呼地从田里一下站出来，连说带骂地质问肖兰英：“你在那里损谁？哪个像你背着人嚼舌头。有种，这会儿你就当着老娘面说。我是你说的那种人，你又能怎么样？我看你是丫头戴不得凤冠，当个妇女主任就了不得啦。这也想管，那也想管。抱鸡母跑趟子，在这坝里都疯圆了，手脚都没处放。大家的碗底子谁都知道，也不需要我说。你那个官，还不是你拿色相勾引当权的得来的。我都替你感到没脸，真不嫌害臊。”黄桂英骂完这些话，“呸”的一声，对肖兰英的方向吐了一口口水。接着更难听的脏话又从她嘴边传了过来，“我再缺德也没有你偷人那样缺德吧。”“干叫唤”骂人、损人是有一套的，蛮横不讲理也是出了名的。谁惹着她，就给你胡骂乱骂，有时她占着理，能骂上你半天。在这方面，她的确具有极高的本事与聪明才智，用揭别人短处的方法和临场发挥的形象动作比画，骂得你五脏气伤、肺都气爆，怒火从头顶上一股一股地往外冒。特别是她发明创造的那些污秽不堪的言语，更让你恨得肚皮都胀大了。因此一般人都不敢惹她，邻里惧怕她，一些干部们更是离着她远些，绕着她走，怕捅了这窝老马蜂，招惹来这个麻烦精不好收拾。再说哪个当领导的又没有一星半点的短处露着，不叫别人去抓，就是没有，她也会给你捕风捉影地编造一些出来损坏你的名声。所以谁都不愿为一件小事招惹上她。这次肖兰英把这窝老马蜂捅破了，才招来一顿谩骂。

肖兰英今年快四十岁，已守寡好几年。自从前些年丈夫得肺病死后，就没再嫁，在大队部院内开个缝衣店，守着女儿过活。凭着心灵手巧，她把店经营得还算过得去，日子也比以往好多了。丈夫刚死那会儿，她受了不少罪。一个妇道人家带个孩子又要出工，还得干自留地里的活。多亏她人缘好，乡亲们经常帮着她，所以也招来不少闲话。年轻时的肖兰英确实脸蛋长得不错，身材也好，有几分姿色，好看的衣服一穿，还像那么回事。男人总是愿意跟漂亮女人接近，所以一些男人经常围着她转，心甘情愿地帮她做这做那。可好些人干了多年，连肖兰英的嘴都没亲过。肖兰英不是那种随便就跟人上床的女人，没有一定本事的男人，她是看不起的。有些男人趁没旁人的时候，在她面前动手动脚，都被她马着脸挡回去，以后就再也不敢了。但帮她干活当然就没有以往那样积极。扫了兴的人不干了，但总有人还要来帮她。

柳刚下放来后，见她孤儿寡母，日子过得艰难，只要她找他帮忙，也从没拒绝过，几下做完就走。但她却常常借故和柳刚接触，有些是她能做的，也要去找柳刚帮忙，一有空就往柳刚那儿跑。

肖兰英确实对柳刚有那个意思。也因他的诚心帮助，一直动着这个念头。能得到他，是她最理想的选择。她觉得柳刚文化高、正派、能干、待人诚恳又老实可靠，有责任心，脾气也豁达，是个实心实意的人。因此她有点什么好吃的，也总要给柳刚留着。柳刚神色不好了、生病了，她总是第一个发现。过去看望他、照顾他、帮助他，尽她的可能去为他做事。这些年她给他做了多少双鞋，买了多少件衣服，都说不清了。虽说柳刚每次都非把钱给她不可，但她觉得只有这样做，心里才会舒坦一些。尽管这些年肖兰英一直这样对柳刚，但柳刚从心里好像并不接受肖兰英的这片爱，始终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为这肖兰英哭过多次，还曾当面对柳刚说：“背后的流言蜚语也好，指指骂骂也好，为了你，这些我都能忍受，唯独忍受不下去的是你不理我。我做错了什么事，你可以当面说我。但就是不该以这种不冷不热、要理不睬的态度对待我，叫我觉得与你是不相干的人。这种情况让人实在受不了。你想这种日子咋个过，我硬是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折磨我。你的心就是块石头，这些年让我捂在怀里也应该暖热了，是块铁也该被我无微不至的体贴烫红了。认识你后，我才感到自己活得有盼头，生活才过得有味道，做什么事也才有力气。是你给了我希望与勇气，在我心目中，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的男人了。是老天，是缘分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我们为啥子不接受、不珍惜、不爱惜呢？何必还要浪费时日，虚度光阴。抛开那些伦理道德、顾前顾后的想法，为自己快快活活地活些年吧！”她用自己都感到惊讶的，从来不曾说得出来的言辞对他说完了内心的话，接着以同样激动的心情说：“我还从来没有像爱你这样喜欢过我那死鬼丈夫，你是我唯一的生活指望了。虽然我已三十多岁了，眼角上也有了皱纹，但和其他同龄的乡下女人比起来，谁也没有我显得年轻、漂亮。要不说出真实岁数，别人还以为我才二十七八呢！”肖兰英在柳刚面前表白着。她虽只上过一年初中，但说起话来还是一套一套的，不但得体、在理，也还受听。

柳刚没有开腔，只是在听她说。柳刚也知道她的心意，对她多年的关心、照顾，也从心里感激。在这样的逆境中，能有她这样一个知己朋友照顾、一心一意对自己，是他的福气。如果还有出头的一天，他一定千倍百倍地偿还她、报答她。但他对她的感情始终不愿再迈出半步，一是因为妻子刘明芬，他不愿再做任何一点对不起她的事。他已经欠她、欠这个家太多。虽说她还在恨他、怨他，这些年一直不理他、不谅解他，但这些都是自己造成的。她独自抚养一对儿女，非常不容易，也没有向他提出离婚。这说明她只是在和他赌气而已。这些年他就是这样认为他和妻子的关系的。二来自己还戴着右派帽子，坝子上想占肖兰英便宜的人也很多，眼睛都盯着的。万一他们被抓住了，影响不好不说，又得挨斗。肖兰英怎么在这生活，自己怎么在这儿待下去。所以柳刚一直克制着自己，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也早清楚肖兰英的意思，有好几次肖兰英主动要把身子给他，都被他拒绝了。刚开始有察觉的时候，柳刚有意伤害她。她几次哭着从他那跑走，可不到半天她又来了，帮他做这做那。

肖兰英也知道柳刚和刘明芬没有离婚，但她甘愿替她照顾他。一个男人生活中不能没有女人的呵护，特别是心灵上的安慰。她就这样帮刘明芬尽起了对柳刚的责任。她豁出去了，也不怕别人的闲言碎语。这些闲话确实给肖兰英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但她毫不在意，当没听见，懒得去怄这些闲气，哪个寡妇门前没有别人泼来的一摊摊脏水。就是你的行为再检点、再留意，同样会有人对你嚼舌头，说你的坏话。这是她在男人死后的这些年中悟出的一个如何对待这种闲言碎语的想法。因此自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怎么活就怎么活，不管那些说东道西的事，只要自己坐得端、行得正，就不怕影子斜，不怕鞋子歪。那些爱嚼舌头的人想怎么嚼让他们嚼去，嘴巴长在人家脸上，又有什么办法。所以她照样关心照顾着他。由于柳刚的为人和那些在窗外偷听过他们谈话的男人的证实，大多数人也相信他们之间没有乡里人认为的那种男女之事。

这事还是柳刚下放到队里的第三个年头的一个晚上，几个男人悄悄跟在肖兰英的后边，见她进了柳刚的饲养房，就躲在窗外。他们先是偷听，后用指头蘸上口水，把窗户纸捅破了偷看。见肖兰英进柳刚的房子后就不停地帮他做事，做完又跟着进了柳刚的睡房。

进了房的肖兰英见柳刚衬衣领口上一个扣子掉了，硬要他脱下来帮他缝好。

柳刚推托说：“不需要，等下次洗衣服时再缝。”

肖兰英坚持要缝。柳刚不好意思再推托，就到另一间屋去脱。

肖兰英一把拉住他说：“别脱了，天气冷，你还是穿着，我就这么给你缝。”

肖兰英穿好线，开始在柳刚胸前使起针来。脸和身体离他的胸脯都近，她嗅到了男人身上的气息。自从丈夫死后，她已有好多年没闻到这种气息和离男人身体这样近过。肖兰英的心开始急剧地跳起来，全身都在发热，思想怎么都集中不到一块，针也穿不进扣子孔里。随着思想的走神，她竟忘了手上的活。

柳刚仰着头，等她把扣子缝好，好放下脖子。见她一时没有了动静，便催促着问：“完了吗？”

肖兰英这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忙说：“就两针了。”缝完后，她将嘴凑向前，拿牙去咬断线。脸一下挨在柳刚的颈脖上，她立即像触了电似的，全身都瘫软了。那脖子像块巨大的磁石，把她的脸紧紧地吸住，再也拉不下来。她心里本就不想离开，便趁机把整个身子都靠在柳刚的身上。手里的针也掉到地上，空出的两只手从腰部把他紧紧抱住。她像发疯似的，在他的胸前、脖子上快速不停地亲着，并顺势把柳刚推倒在床上，用手去解他的裤子。

屋外的人也偷看得情欲猛涨，心痒痒的。就在他们想入非非的时候，柳刚一下推开肖兰英，站了起来。窗外的人大感意外，觉着柳刚白糟蹋了这个机会。只见柳刚爬起来后，理了理身上的衣服，严肃地说：“别这样，让人看见传出去不好，以后没脸在这儿生活。”说完，他像是听见了屋外的动静，用嘴小声地“嘘”了一下，同时拿手指了指窗户外面，示意肖兰英不要说话。“怕什么怕？”肖兰英看懂了他的意思，坐起来后不以为然地说：“我不怕他们说什么。谁愿嚼舌头，让他嚼去，老娘不怕。”

柳刚已扣好衣服往外间走去。他拒绝了她的要求，头都没回过来看她一下。这一举动给肖兰英火热的情感上泼了一桶冷水，使她的心硬是凉了半截。她不禁暗暗抱怨：连女人这样的好意都不肯接受，也许只有他这样的男人才会如此冷酷无情。自己这么爱他，他却如借了稻子还他糠样，板着副面孔自个儿走了，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柳刚的这般行为确实使肖兰英心里很不好受，也叫她彻底地读懂了他们的关系。照她看来，由于柳刚固执地怕带来不好影响和担心队里人的烂嘴巴，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再向前迈近半步。她只好把这个想法很好地保存在心底里，不得不跟在他后面往睡房门外去了。

窗外的那两三个男人还在惋惜地议论着柳刚是个傻子，送到面前的女人都不晓得要。

所以此事传出去后，坝子里的人不再相信柳刚和肖兰英有一腿的谣言。肖兰英再去帮柳刚，人们也就理解了，闲话也慢慢少了。

今天“干叫唤”又将这一屎盆扣在了肖兰英的头上，气得她脸都白了，头发一根根立了起来，想冲过去与她痛打一顿。可她一想到自己是党员，大小还是个干部。跟她这种人再闹下去，众人面前她要再来一顿胡说八道，反而不好。于是她没好气地说：“你凶，这会儿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明早派工时把你这种丑事拿到社员面前，让大家评评理。上回你带头抢保管室麦子的事还没有解决，又接二连三地做损害集体利益的事。看你该不该这样做，还乱骂人，到时这些账都要和你算清。”说毕，她自个儿走了。“干叫唤”气冲冲地回到屋里，把刚才的事丢到一边，就去放她的鸡。她把鸡从鸡窝里捉出来，左手捉住母鸡的翅膀，右手的中指伸进鸡的屁眼里去摸蛋，唯恐没摸着，把一个蛋落下了。这是她每天早上必做的事。这会儿她连摸了几只鸡，屁眼里都是空的，加上刚才的事还没气过，就狠狠地对鸡骂起来：“一个个不还债的东西，白吃了老娘的粮食。”说着她啪啪两巴掌把鸡打得在手上乱弹，直叫唤，接着狠狠地掷到门外去，并报复似的自语着，“便宜了你们不成，看我还给你们吃不。”她挨个地往下摸着，有蛋的鸡就丢到撒着粮食的屋里，没蛋的鸡照样摔出去。最后她捉住一只大花母鸡，见有一个蛋已到屁眼门上，便用手指伸进里头一掏，就把这个蛋掏了出来，痛得大花母鸡直扑腾乱叫。鸡爪子把她手背都抓出血来，可她并不感到痛，放下鸡就往筐里装这个热乎乎的带有血迹的蛋了。15

草枯叶黄谷上场，秋风阵阵催人忙。回水坨大队的大春收割已接近尾声，只剩下少许晚栽了几天的稻子没收。

农活都转向屋后坡上集体旱地的管理。“干叫唤”和“钱如命”“想发财”三个人懒洋洋地在那垒着红薯垄，挖一锄停一下，就像三天没吃饭样有气无力地动着。她们还假装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张着口哼着，这个样子比害了重病的人还艰难。可就这样“干叫唤”还觉得干多了，挖得太快。于是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坐下来歇着。“想发财”见赵志明和记工员杨永秀朝这边走来，再看看别人已垒到前头去了，便提醒道：“他们来了，我们还是刨快点。”

她们几个人才又干起来。等赵志明一走过去，她们手上的活便立即又慢下来。“钱如命”见赵志明已走得很远了，便索性把锄头一丢，说：“谁给他们卖这种老实力，糊弄得过当官的眼睛就行啦。再费多少九牛二虎之力，靠农业社分那点钱粮是发不起来的。手还没打直就没了。”说完，她便在一边躺下来。“干叫唤”更是巴不得躲懒，早就躺在地上。“想发财”看她俩迅速的动作，说：“你们真比我还积极。”说着，她又扯到前两天闹粮的问题上，“你们两口子还真行，屋里吃着干饭，外边吵着没粮。谁都知道你们肚子里卖的什么药。”“她两口子做事连脚后跟都没盖着。”躺在一边的“钱如命”插进来说，接着又鼓动她们两人，“还是大家一起干，逼着队里表态，把堆在各家屋里的稻子稳稳地装到自己的仓里，这才是大事。赵志明总这样不让动一粒稻子，谁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上回使那么大的劲，让他们支点粮没解决多大问题。堆在家里的那些稻子，要是公社知道了，来个命令不准动，我们今年可又苦了，白欢喜一场。夜长梦多，往后的事谁也说不准。还是一起努力，都去找队上，叫他们赶快下决心。若是他们还不表态，再过几天全队的人一起闹，把各家屋里的稻子吃稳当才是当务之急。”说完，她坐了起来。“干叫唤”听后觉得是个道理，便说：“以后大家照你说的干就是。但家里的钱总不宽裕，现在这活我早就认为没啥干头。靠队上分那点点发不起家，你们当家的有什么更好的路子没有？”“钱如命”见“干叫唤”向她讨教，侧过身子看了下附近没人，便小声说：“我们老唐倒有一个法子，看你男人敢不敢做。这倒是赚钱买卖，包你捞着油水。”“干叫唤”一听有赚钱的买卖，便一个翻身从地上坐了起来，精神也来了，催“钱如命”快说：“什么法子？赚了钱咱两家各半。”刚说完，她心头又想，有这种好事你还不去干，天底下哪有掉馅饼的事，怕又是在整我的脑壳。上几回都叫我们赔着老本，还是等她说完再看。“钱如命”附在她的耳边说：“听我们那位讲，目前广州那边银圆和麝香都挺贵，麝香卖好几百元一个，银圆也是几十元一块。在我们这银圆四五元钱一块，麝香也只七八十元一个，东西又小，带在身上方便。”“干叫唤”听了，觉着是个门道，便发誓说：“我们家黄有新不敢做算龟儿子。”她替男人做完主，话题一转，劲又消了下来说，“可本钱这样大，到哪去找？”她这样说，目的是要挤“钱如命”家的钱，免得赔了本自己一个人担着。但她又怕生意飞了，接着说：“本钱两家人出，赚钱亏本各一半。”“钱如命”马上带着笑说：“看你说的，我们几时亏过你。钱嘛，总有路子，活人还能让尿憋死。目前黑市粮价正贵，拿几百斤去卖，本钱不就出来了。”“可我没有粮食，那点只够吃。”“干叫唤”马上故作为难地说。“你别在我跟前哭穷，你的家底瞒得过别人眼睛，还瞒得过我。就是一年不分粮，也饿不着你。”“看你说的，我家好像成了粮仓。”“粮仓倒不一定，两三百斤粮还是有的。”“好，就这么定，我替我家男人做主，你给我挑两百斤米来，一切由我们去办。买卖跑腿算我们的，但路费、吃饭、工钱你也得认一半。”“干叫唤”是生意人家庭出身，这点小事也是不肯吃亏。“你这人算得真精，还没上床就在说被盖。吃饭、住店咱也得有个款款，不然除了锅巴就没饭了。”“钱如命”也不是弱人，有些不高兴地说道。她也很精明地先把这条吃钱的路子给黄有新堵死再说。“我们还会烧你？就是背个八卦在背上算，也算不过你家老唐。”

她俩就这样在地里盘算着生意上的事。“想发财”在一边听得干着急，见她俩谋划做的生意没她的份，就起身做活去了。

张二虎、陈长生一帮人往坡上担粪来了。见她们还在那歇着，便气愤地说：“别把钩子坐到土里去了，磨洋工也要有个样子。你们半上午做了多少事？就垒了一截红薯垄子，松了屁股大块地方。看你们怎么对得起跟大家一样多的工分，心里愧不愧？”

这时一些年轻人不平地说：“她们耍，我们也休息。”

陈长生不同意地规劝说：“做人要实在，什么事不能跟她们学。队里的活与大小事指望她们这种人是靠不住的，更不能跟她们看齐。一个人的劲是使不完的，吃点亏算不得什么。她们跟大家是离着筋、背着道，我们是要靠生产队撑家过日子，得把一切心思用在生产上。有多大的力就得使多大的力，把所有的劲都掏出来，不要学她们的样子。屋里屋外的活都得跟干自己家的那样去做，不然我们就不配贫下中农这个称号。要不毛主席怎么说年轻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听了陈长生的话，小伙子们也不再开腔，感到自己怕多出力气的思想太不应该，不觉脸上怪不好意思起来。

一会儿工间休息，赵志明和杨永秀叫大家坐到一起，把往日的工分评了。

张二虎说：“黄有新和唐福先两家那个施肥工我不赞成现在评。你们到地里去看一下，一没施均匀，二没盖严。满田都是狗屎堆堆，粪都浪费不少。昨天天黑前，我给他们盖了一些，但还没弄完。等他们弄好后再评。”

张二虎的话一说出来，就如捅了黄有新家的马蜂窝。“干叫唤”一蹦就跳了起来：“我知道你和我们家是冤家对头，总想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我好欺是不？没有哪个把你家娃儿抱到河里去洗了脚。不记就不记。我问你哪个掩粪不漏一两窝。难道你做的就没有？”

她想以此来挑拨人们对张二虎的不满，使大家对她产生同情。完了她又打击挖苦地说：“长期以来坝里的人这个你也看不顺眼，那个你也觉得不如意。不就是个大队治保主任，在你心里没有一个是好人，就你自己对。当了拇指那么大个官，得意昏了。到处都是该你管的了，真是叫花子坐不得大堂，难怪别人叫你‘二队长’。想当嘛就上来，可是杨永国又不要你，急得你捶胸口。”“干叫唤”说完，觉得自己给张二虎的这一顿骂真解气，把好久以来存在心里的不满全都倒了出来。对报复的渴望和偏爱是“干叫唤”性格中的又一大突出“优点”。你请她吃了早饭，她是一定请你吃午饭的，这点公平她还是会做到的。知道她的性格的人都不想与她结怨，很不情愿地让着她便是。可张二虎为了集体的事不怕捅她这窝老马蜂。出于一贯的责任心，他就是要出面管管，不怕她的挖苦、打击。“干叫唤”出完恶气，便得意地坐了下去。见“钱如命”“想发财”两个都向她投来赞许的目光，她心里乐得比六月天喝了雪水还凉快。“干叫唤”刚坐下，“钱如命”冷言冷语地附和着：“就是嘛，不知道自己在大队上算几号干部。”

在那等着评工分的人都听出她们俩是泄私愤，“钱如命”在给“干叫唤”打帮帮锤。

张二虎好像并不在意。等她们说完，他慢条斯理地说道：“只要你们还在揩队里的油，还在侵占大家的利益，咱们之间的冤家对头就一天不会结束。生产队是大家的，不光队长才能管，不对的事人人都可以说。我是生产队的人，这种损害集体、占大家便宜的事，你安逸我要说、不安逸我也要说。不论你言语多毒，叫我‘二队长’也好，只要有我在，你们就别想占到好处，混半个工分。要把我这个治保主任免掉，你们还没那个本事。要是你们敢犯违法的事，我就会把你们绑起来。”说完，他便坐了下去。

赵志明本来打算过会儿评到他们两家时，再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张二虎先说出来了，而“钱如命”“干叫唤”还强词夺理，在那耍蛮，便制止说：“你们地里我去检查过，张二虎说的都是事实，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就是他不提出来，今天我也不会给你们记这个工分。生产队是大家的，得靠大家来管，返工做了再说。你们也别太来劲，上回抢麦子的事还没跟你们算，又在那起什么哄。”“干叫唤”听队长这话，知道这个工分是记不到了。又见众人都赞同赵志明和张二虎的意见，“干叫唤”见自己没了市场，也觉没趣。万一新账老账一起算，那还吃得消。不等工分评完，她便悄悄溜了。

赵志明把工都评完，对大伙儿说：“大家不能像他们那样做。这样的搞法，生产只能是越搞越坏。你工分挣得再多，队里无收成，这个工分拿到有啥用。总在工分上打圈子，像过去样，把集体看成东家，自己是帮工的，干一天我就挣一天的工分，这样的思想是无法把生产队搞好的。不把一家一户过日子、种自留地的劲头和心思用在集体上，用在队里的生产上，大家的这个大日子还是过不好。今天把不合格的工分给她记上，那规矩就没法要了。原则还得坚持，不管是谁，不合格不能给工分。”

赵志明说完，大家便又干活去了。16

今天柳茹辛要回城里，一早起来，便忙着收拾自己的东西。柳刚让柳入江送她，早就把让她带回去的东西收拾好，装了满满的两筐，鸡蛋、蜂蜜、干兔肉、羊肉、山雀肉应有尽有。他还捉了两只活鸡让一并带去，好给刘明芬补补身子。等这一切都收拾完，柳刚便把早已做好的饭菜端到桌上，催兄妹俩快吃，早点上路。

可柳茹辛却磨磨蹭蹭，慢慢在那收拾、洗漱。柳刚都催了几遍，还没见她出屋来。这会儿听她在里面喊道：“哥，你说永志哥要和咱同路去城里，怎么还没来。”

这下柳刚知道了女儿不急的原因，忙叫柳入江去找杨永志，并吩咐：“如果永志没吃饭，就叫他过来一起吃。你们三个好早点上路。”

柳入江在屋里换衣服，听父亲让去叫杨永志，忙从自己屋里出来，边扣衣服边往外走。走到妹妹房门口时，他故意大声说：“哥去给你叫人啦。”说着，他又朝里边问道，“回到城里你怎么谢我，煮什么好吃的给哥。可别光给永志一个人吃啊！”“快去吧，别再逗你妹了。”柳刚高兴地把儿子推到了门外。

这会儿柳茹辛从屋里出来，撒娇地向柳刚告状说：“爸，你看哥又在那乱说了。我只是想三个人一路走起来热闹嘛。”

柳刚见女儿脸上浮起的一股羞怯的红晕还未散尽，忙制止说：“好了、好了，快吃饭吧。你又吃得慢，我特意为你做的，多吃点。”说完，他忙往柳茹辛碗里夹菜和舀蒸蛋。

柳茹辛一边吃，一边对柳刚说：“爸，你也该回去看看妈了。自下来后，你只回去过几次。这些年我妈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我想她早就原谅你了，不然她不会让我来看你。这些事难道还要妈主动向你赔不是，你才肯回去。我最清楚，妈心里还是想着你的。我几次见她拿着你的照片，在那偷偷地哭。她只是不愿主动下这个矮桩，亲口叫你回去罢了。如果她心里真的没有你，这十几年不早跟你离了。她没有这样做，说明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保住我们这个家吗？你俩都这么大年纪了，也该让我和哥来孝敬孝敬你们了。你们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做子女的心里也不踏实。爸，你说是吗？”柳茹辛一口气说出了这些天来想说而没有说的，一直埋藏在心里的话。现在要回城里了，再不说，就错过了这次下来的目的。

柳刚听了女儿的肺腑之言，心里不知是啥滋味，好一阵才沉痛地说：“我对不起你妈，欠她太多太多，这事以后再说吧。”

他们刚说完，杨永志就和柳入江来了。柳刚忙去照顾他俩吃饭，柳茹辛也转过身去催跨进门槛的柳入江。她不好意思叫杨永志，只是含糊地说：“都大早晨了，快进来吃饭吧。吃完好早点上路，过会儿太阳大了。”

杨永志已在家吃过早饭。柳入江三下五除二吃完碗里的饭，挑起父亲准备好的担子，三个人就往城里去了。三个人一上午都在急急地忙着赶路，十一点便到达县城。一路上杨永志和柳入江换着挑担，走在前边，不时把柳茹辛甩得老远，她不得不小跑才能跟上。一路走来，她汗都没干过，头发沾在额头上；脸也因为赶路变得通红，像个熟透的苹果；眼睛也越发黑亮；苗条的身躯显得乏力，若再远一点她都走不动了。杨永志一路只和柳入江说话，到了岔路口才把担子交给柳入江，说去局里办点事，下午再来找他们。说完，他便走了。柳茹辛急忙赶上去邀请杨永志到家里来，直到杨永志再次表示一定来，兄妹俩才放心地往家里走去。

才几天不见，刘明芬发觉女儿已有了很大的变化。见女儿晒黑了，身子变结实了，尤其是精神比过去充实得多，变得快活起来，嘴里还时不时地哼着歌。这是刘明芬从未见到过的。儿子也比一年前长得更高、更结实、更粗壮，一举一动都显现出山里人的那种憨厚质朴的气质。又见兄妹俩亲热的样子，她心里说不出多高兴。现在他们都长大了，如果有一天一家人能够在一起，该有多好啊！想到这里，刘明芬觉得心里甜甜的。她盼这一天已经盼了十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快三年了，中央已落实完老干部的政策，据说要平反过去的一切冤假错案。刘明芬希望这消息是真的，这样，她心里有了一线希望，有了一家人团圆的盼头。想到这，刘明芬心中就像三月天的山谷，吹进了一股春风，开始萌发出新生活的幼芽。由于高兴，她忙去给儿女做饭。

在厨房里娘儿俩便亲热地说起话来，柳茹辛简单地谈了这十多天的经过和她劝父亲回来的情况。刘明芬听女儿提到柳刚，心口隐隐作痛，生气地说：“以后别再提他，他还没把我们一家害够。”“妈，都过去好多年了，你就原谅爸吧。他这些年也够苦的，能熬到今天很不容易。”“那是他自作自受，害了自己不说，还害了你哥，至今还在当农民。”

柳茹辛见谈话已引起母亲的怨气，忙转了话题：“我的工作，局里是怎么安排的？”“对了，我忘记告诉你，现在要抽人到农村，帮助搞农业机械化。局里已决定派你下去，明天就要到县政府办公室报到，分去哪里还不清楚。”

柳茹辛一听，心里暗暗高兴。报到后，如果能要求到父亲那，该有多好。永志哥不也是帮村干部，又能和他在一起工作，还能照顾爸，真是太好不过了。于是她说：“我去要求到爸他们大队去，对他和哥也有个照顾，我生活上也方便多了。”

这时柳入江在外边听妹妹说，要到回水坨大队帮助工作，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但他又想逗逗妹妹，插进话说：“我和爸可不欢迎你，还说照顾我们，你不要我们照顾就谢天谢地。”他从外边走进来后，接着说：“妈，你别听她花言巧语，那么大的人还经常在爸面前撒娇。她一来我爸多做了不少事情，我也一样。若真那样，这下可苦了我们。我看你是想和永志哥在一起，才要求的吧。”柳入江有意要逗妹妹玩，继续说：“这个忙我可以帮你，保证你的愿望能成。但你要先说怎么谢我。”

柳茹辛一听哥说起她和杨永志的事，脸立刻红了，便使劲地在母亲面前撒着娇，假装生气地把话题岔开：“妈，你看哥哥。他又……”她下面的话没有说出来，便立即说，“我和妈在谈话，你捣什么乱。我还没正式求你，是你主动要帮忙的，还要什么好处，你不是说不欢迎我吗？”“谁叫你是我妹妹，我不帮你帮谁。”说着，他又主动说出可以帮她的理由，“我跟你去找县委向书记。他原来是我们公社的书记，前些年经常跟爸一起挨批斗，和爸关系很好，时常照顾我们。下乡到了我们那，都要来家里看望爸。我的问题，爸只是不愿给别人添麻烦，所以没找他。”

刘明芬瞧女儿害羞的样子，明白了儿子说话的意思，便问：“杨永志是谁，她的同学中没听说过有这么个人。”“妈，你别着急，妹妹已经约了人家今晚到家吃饭。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柳茹辛被哥这么一说，更不好意思，撒起娇来：“妈，他又在惹人生气。明明是他约人家来的，还赖在我身上。”“好、好，你不愿请算啦，我去叫他别来。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不好意思，哥帮帮你也不对。”柳入江继续逗着妹妹。“是你先请的嘛。”“别说了，不管谁请的妈都喜欢。”

刘明芬也想看看杨永志是个啥样子，帮女儿审视审视。柳茹辛也到谈恋爱的时候了。这个小伙子如此令她中意，肯定很不错。

下午四点过，杨永志来到刘明芬家。他上身穿着件海魂衫，下身穿着一条蓝色的裤子。由于衣服小，更显得他身子壮壮实实。一米七几的个子，谁看了都满意。一副男子汉的气概散发着吸引年轻异性的魔力，一举一动都给人一种诚实可信的印象。

从一进门，刘明芬就特别注意地从各个方面观察起杨永志，最后得出的是一个满意的结论。难怪茹辛对他一见钟情。见兄妹俩对杨永志那样随便，像早就认识了多久似的，也不便问其中的缘由。杨永志招呼过她后，便和两兄妹到屋里说话去了。这会儿她不便去询问杨永志的情况，更不愿去打扰他们，便上厨房筹办晚上吃的东西。

吃完饭后已是九点，杨永志没有回去，和柳入江在柳茹辛屋里睡了。柳茹辛和母亲一起睡。他们都没有睡着，两间屋里都听得见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柳茹辛心里高兴，哪能睡得着。想到晚上吃饭时，妈不停地给杨永志夹菜，比对哥还好。这会儿她便抱着母亲的头，悄声地问：“妈，你看他怎么样？”

刘明芬也没睡着，正想问女儿如何跟杨永志认识的以及其他一些情况。她便假装糊涂，不懂女儿的意思似的反问：“你说的哪个他？”“妈，就是他嘛，你又来逗女儿。”柳茹辛撒起娇来，钻进刘明芬的怀里。

黑暗中看不见女儿腼腆的模样，但刘明芬感到她身子热乎乎的。这股幸福的热流已暗暗在她身上流了好一会儿。这不是一般的激情，是少女初恋才会有的。刘明芬是过来人，知道女儿已坠入了爱河。等听完女儿对杨永志的整个情况介绍后，刘明芬认真地对她说起了自己的看法：“小伙子不错，你没有看错人，妈支持你和他交往下去。”她絮絮叨叨地对女儿交代一些耍朋友应注意的事，哪知柳茹辛听着听着，在她怀里甜甜地睡着了。

隔壁屋里的柳入江和杨永志还在山南海北漫无目的地说着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两个小伙子有多年没有这样在一个床上睡着闲聊了。还是柳刚给他们辅导学习，有时太晚了在一起住过。所以他们显得特别亲热，话怎么也说不完。

柳入江说到父亲给他俩补课的那些日子发生的事。他们坐在那张小桌边，柳刚在一张自制的黑板上，一遍一遍地为他俩写着算式。煤油灯散发着昏暗的光，还不时吱吱着爆响，光线慢慢暗下来，结出一个黑黑的灯花。这时杨永志便忙凑上去，用剪子剪掉，油灯又重新亮起来。柳刚一刻也没有因这些耽误过他的讲解。讲解完，柳入江、杨永志两个人就头挨头地在一起做作业，柳刚就坐在旁边辅导他们。

杨永志也回忆起补课时那段日子，说：“时间过得真快，一晃都几年了。那会儿天天到田里干活，没时间学习，成天盼着天下雨。下雨天无法到地里做活，就好补课。可老天像故意和我们作对，就是不下雨，弄得我们只有晚上学。还好我们坚持了下来，没有白白浪费那段时间，学了不少东西。”说到这，他想到柳入江以后的前途，便建议道，“开年你就到城里高中去插班，专心学习半年再参加高考。上次就因为没有毕业证而失去了机会。”“我也有这个打算。这次回来就准备和我妈商量这事。”

两个人谈完前途又谈到了个人恋爱问题上。

杨永志问柳入江：“你和李琴惠关系进展得怎么样？我听人说，你们已耍了好几年。上次回来在代销店门口，她只跟我说话，不好意思招呼你。我正想开你们的玩笑，还没来得及，她脸一红就进了柜台里面。听说她也是因出身不好，才被供销社安排到这个代销店上来锻炼的。”

提起和李琴惠的关系，柳入江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如果是在白天，跟杨永志面对面，打死他也不会说。这阵在杨永志的再三催促下，才说出了他们耍朋友的经过。那是几年前的事，记得是个夏天，李琴惠刚到代销店不久。天突然像要下暴雨，很快就变了脸。风开始在天空使劲地吹着，把团团乌云推过去掀过来，胡乱地让它们相互碰撞。天空发出一道道耀眼的闪光和一声声震耳欲聋的雷鸣。还是半下午，天就像傍晚一样暗下来。大雨马上就要来了。人们忙着做完手中的活计往家跑。山上赶牛羊回家的吆喝声，妇女们喊娃儿回来的叫声，在家的女人们往外给自己屋里人送雨具的奔跑声，忙着从露天坝里收东西往屋里街沿上放的触地声，不断地从四面八方传来。到处是一片慌忙的景象。暴雨并没给人们留多少时间，很快便把他们浇得满身是水。一个个像落汤鸡，双手捂着头或顶着东西往能躲雨的地方奔跑。一会儿地上就起了半尺多深的水，到处都响起山洪狂泻的声音。

由于是老房子，代销店开始漏水，李琴惠把瓢碗盆都拿出来接水。可不一会儿，屋里地面上也进水了。放在地上的盐巴、白糖、布匹等都快要被水淹了，她急得哭了起来。

刚好柳入江在房檐下躲雨，见状二话不说就帮李琴惠把地上的东西全部搬到安全的地方。接着，他又冲进雨中，把后檐沟疏通，才回来帮李琴惠往屋外舀水。李琴惠给柳入江照着灯，他使劲地干着。忙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才把屋上、地上的水堵住。

停下来歇息时，李琴惠才注意到柳入江早已淋成落汤鸡，全身上下衣服都黏在身上，裤脚还流着水，一米七的个子显得更高。尽管煤油灯光线昏暗，看不太清楚柳入江那张英俊秀气的脸，还是照样使李琴惠的目光不愿离开。她眼中的柳入江只是皮肤晒黑了，要不然更显得帅气。

柳入江见她定定地看着自己周身的衣服，忙说：“现在没事了。你把门关好，我得回去换衣服了。”说完，他就往外走。

李琴惠忙劝阻说：“等雨停了再走吧！看你累的。”“反正衣服都湿了，我爸还等我买盐巴回去呢。”

李琴惠忙给柳入江称了盐让他走了。从此，他俩就有了来往。他经常帮她做店里笨重的活，她也常往他家跑，请柳刚辅导功课。由于两人兴趣爱好相同，两颗心贴得更近了。

柳入江跟杨永志说完自己和李琴惠谈恋爱的过程后，便问他道：“永志哥，你看我妹妹怎么样，她对你可是一见钟情。老早我和我爸就有这个意思，想把妹妹介绍给你。只是以前她还在读书，你也没在家。你们彼此没见过面，还不知道是不是互相喜欢，更不知道你有没有女朋友。这下情况都清楚，不知你意下如何？”“别在这瞎扯，你又不是你妹肚里的蛔虫，还不知人家愿不愿意。”“这我清楚，连我妈都没意见。从今晚吃饭，我都看出我妈也相中了你。以后你得跟着我妹叫我哥了。”“去你的，你妹都还没答应，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多大岁数，还有打杵子倒起杵的，快睡吧。”杨永志说完像吃了定心汤圆，欣喜地用脚蹬了柳入江一下，随即翻身睡去了。17

回回水坨之前，杨永志又去刘明芬家看了一次柳入江。与其说是去看柳入江，不如说是去看柳茹辛。到家时，刘明芬不在家，只有两兄妹在屋里闲聊。见杨永志来辞行，忙让屋里面坐。柳入江告诉他，昨天柳茹辛已去县政府办公室报到。兄妹俩又一同去找向忠民书记，向书记说县委已决定在回水坨大队搞示范点，下派干部还要加强，同意柳茹辛去回水坨大队，但要集中培训后才能下去。

杨永志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得跳了起来，忙说：“那就不坐了，我还得回去组织队里尽快把口粮分配方案算出来，报公社批。人们都眼巴巴地盼着嘞。”说着，他在柳入江的肩上兴奋地打了一拳，并嘱咐了一句，“在家里好好陪你妈玩几天，我会时常去看你爸的。你就放心吧。”说毕，他转过身就走。

柳入江忙对妹妹说：“还愣着干吗，还不快去送送，这是多好的机会。”

柳茹辛心里早盼着能有个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这会儿经哥哥这么一说，她脸红红的，反而不好意思起来，扭捏得迈不开脚步。

柳入江见妹妹在他面前害羞的样子，就用手将她往杨永志的方向一推，说：“再害臊就追不上了。”

杨永志在前面听到兄妹俩的谈话，放慢脚步，等柳茹辛跟上来才说：“真没想到，你会来送我。”

从杨永志说话的语气，柳茹辛已感觉到他心中的那股高兴劲儿，就接着他的话说：“我还以为回去前，你不会来了呢。”“怎么会嘞！就是再急也要来给你们说一声。说真的，我是想来再看看你。”他说最后这句话时，声音已经变得很小，透出一些不好意思。“我有什么好看的，还不是与其他人一样。”“在不知道你下派地点前，我想再见面的机会会很少。”“我会时常给你写信，也会抽时间来看你。不就又见着了吗？”“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你知道我会想你。”杨永志这回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爱意。“我也是。”柳茹辛小声地表白说。说完，她立即低下头去，害起羞来。她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会说出决定自己终身的这句话。“就送到这里，你回去吧，过几天见。”杨永志见已走出城，忙向柳茹辛告辞，劝她回去。

柳茹辛也就不再往前送，只恋恋不舍地站在那。杨永志已经走出老远，柳茹辛还在朝他的背影望着，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杨永志身上，神情之专注，思想之集中，就是任何人走到她身边都不会察觉。她目不转睛地痴痴地望着前方，直到看不见杨永志的身影了，才转身往回走。柳茹辛回到家，见妈妈正在和哥哥说着话。

刘明芬已有半年多没见儿子，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思念和疼爱的程度可想而知。刘明芬用手抚着柳入江的头，歉意地说：“是妈对你照顾不够。当初就不应该让你下放到你爸那里去，至今都上不来。是妈害了你。唉，那时要是有一点办法，也不至于此。”“妈，你别责怪自己，那会儿妹妹还小，你一个人上班，为我们付出的已经够多的。”柳入江忙安慰母亲。他对安排工作一事早就不抱幻想，所以毫不在乎。再说父亲也需要照顾，他的一生也是够苦的。对农村生活，柳入江早就习惯了，便说：“人一辈子干哪样不都是活。”“你总不能当一辈子农民。”刘明芬又说话了，“现在国家已恢复高考，我看你还是插个班，拿个毕业证好参加考试。”“我和爸也是这样商量的，这次回来就是和你说这个事。前天晚上永志哥也是这样建议我的。”“现在你妹工作了，县上已同意把她派到你爸那个地方，可以换你回来，由她去照顾你爸。我已跟学校联系过，他们同意了，你马上就可以去上课。”

柳茹辛一直站在那没有吱声，见母亲和哥商量正事，也没有进屋去打扰他们，自个儿到厨房做饭去了。

刘明芬的手从儿子头上滑下来，又摸了摸他的脸。儿子的眼睛和眉毛像柳刚，脸型、嘴巴和鼻子长得像她。可以说他继承了他们相貌上的优点。为此，她感到骄傲。她发觉儿子长大多少，自己就老了多少，岁月不饶人啦。于是她便问起柳入江耍女朋友的事：“听你妹妹说，你在队里耍了一个女朋友。什么时候带回家来让你妈瞧瞧。”

柳入江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把李琴惠家里的情况以及他们相处的情况都说了。刘明芬听完满意地表示赞同。如果能成，又算是了了一桩心事。人一上了年纪，就挂念着儿女们的婚姻，盼望着能早点抱上孙子。

刘明芬看了下儿子，接着说：“这次你回来就安心地读你的书，以后妈和妹妹供你读大学。现在让妈好好补偿你。从前管你不够，也没有那个能力。你的前途是妈最大的心病。只要考取了大学，什么问题都解决啦。”“妈，你放心，我一定努力，绝不辜负你的期望。”柳入江表决心似的站起来说。

柳茹辛很快做好饭菜端出来，在外边喊他们。母子俩这才起身出来。柳茹辛把从父亲那带来的干菜和半块煮好的干兔肉全端上桌子。

柳入江一看，菜如此丰盛，欣喜地问：“妹子，是哥帮你办成事，在谢我吧！”“你想得美，是妈做的准备招待客人用的。”“啊！我明白你说的这个客人是谁。可人家已经回去，所以该我们饱口福了。”“快享你的口福吧！”柳茹辛说完，夹了块干兔肉往哥的嘴巴里塞，还一边说着，“我再让你说。”

柳入江忙让开，接过兔肉对妈说：“这是爸放羊时下套套的，还有那半只干山鸡也是。当时爸就说晒干给你们拿回来。有好的我们都舍不得吃，总要给你们留着。他说其他的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尽这点心意。”

刘明芬听完儿子的话，叹口气道：“也难为他了，这么多年了！什么时候要能摘掉右派的帽子，我们家就好啦。”

柳入江一听，妈已经表明谅解了父亲，这是他盼望多年的事。希望自己家也像其他人的家一样和和美美，他和妹妹的心里也就舒畅了。怕又勾起母亲的不快，兄妹俩没再说什么，都忙着给母亲夹菜，劝她多吃些。

刘明芬看着面前这对儿女，心里涌起一阵阵的欣慰，在心中开心地笑了。

第四章

就在杨永志走的当天，队里发生了丢稻子的事。那天天气特别好，一大早，太阳就露出了半边红红的脸庞，转眼间放射出万道刺眼的金光，驱散了笼罩着山谷的晨雾，拨开了一缕缕灰蒙蒙的炊烟。各家各户都忙着翻晒堆在屋里的稻子，把晒席、挡席、睡席等一切能晾晒的东西都扛出来，放在院坝里，等地气散散再打开。一挑挑装好的稻子也放在旁边。陈长生领着几个社员负责翻晒队里那十几亩田的稻子。他们一挑挑地把稻子从保管室里担出来，放在晒坝上，就各自回家做饭。

肖永才担完自家的稻子回来，发现没盐巴吃，就把门掩上，到代销店买盐巴。等他回来见屋里放着一大挑稻子，自己家的门没锁，他以为是谁寄放在他家的。到他吃过饭再出去晒稻子时，就听说队里丢稻子了。他本想当时交出去，又怕真是别人寄放的，等会儿人家来取怎么办？再说队上晒稻子的地方离他家有一段距离，不可能是队上的。如果真是队上的，谁偷了也不会放到他家里来。他想着等会儿没人来拿再说，所以他没吱声。到中午队上丢稻子的事传得更开了，他家那挑稻子还没人来认领。他心想坏了，本想叫人来取走，又怕人家说是他偷的。他想，偷稻子的人一定是因为队上查得紧，藏不住才拿出来。现在自己把稻子交出去，就是有八张嘴巴也难给大家说清楚。肖永才权衡过来，权衡过去，还是觉得不说的好。他对自己说：反正我没偷，这稻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死鸡子就算我捡着了。队上人也不会怀疑到我头上，都知道我肖永才不是那号人，就是饿得爬不起来，也不会去做那种事。有了这种想法，肖永才心里也就坦然了许多，决定先把稻子装到柜子里去再说。他正把箩筐提起来，靠在柜沿上往里倒着稻子，副队长杨永松推开门走了进来。

一天来杨永松老为那挑顺手牵羊来的稻子能否拿回来担着颗心。今天吃早饭的时候他出来拿箩筐，见队上晒坝里准备晾晒的那些稻子，便乘四下无人，担了一挑就走。他刚担起来走了段路，就听见前面有说话的声音。当时他的脸刷地一下吓白了，魂也像从身上飞散，周身直打战。现在想起来，他还心惊肉跳。当时他担着稻子慌乱地朝前走着，对面转角处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眼看就要与来人对碰。这脚步声每响一下，如踏在他的心上；每前进一步，就像把他的魂给勾走一分。他正慌乱无主意的时候，见路旁肖永才家的门虚掩着。他也不管里面有没有人在家，钻进去再说，并顺手把门关上，才未被发现。后来路上一直有人，他没敢把稻子挑出来。幸好肖永才不在家，但时间久了，又怕他回来遇上，只好瞅了个空子从屋里溜了出去。稻子就留在了肖永才家里。一天来队里都在追查这事，他也没敢去拿。上午丢稻子的事在队里传开时，杨永松以为肖永才会把稻子交出去。可是一天过去了，也没有一点动静。杨永松根据经验判断，这挑稻子让肖永才独吞了。自己是猫儿搬甄子，替狗干事。担惊受怕，冒那样的风险才担出来的稻子，让肖永才白白地拿去，杨永松说什么心里也不平衡。自私的本性立即使杨永松从心里产生出一个报复的念头，不能让肖永才白捡这个便宜：我要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给他背上偷稻子这个黑锅。弄成黄泥巴落到裤裆里，是屎也是屎，不是屎也是屎。抓住了这个把柄，以后好让他白帮自己干活。杨永松估计，天黑了肖永才会把稻子装起来。所以，他趁黄昏时溜进了肖永才的家里，来探虚实。

肖永才自幼失去父母，从小就给地主扛活，无依无靠。自从他十岁走进张震山家的大门以后，一直和猪、羊、牛打交道。白天天不亮就去放牧，晚上还得看家护院，和他的这些伙伴睡在一起。他不知给张家喂肥了多少头猪，放大了多少群羊，接生了多少头牛。可是他却一天天地消瘦下去，瘦得像根晒干了的豇豆。早上他带着个饭团子出去，晚上回来吃点剩饭，而且得拾捆柴火。没有这，连剩饭也休想吃，还得挨骂。有时病倒了，他还是得爬起来去管牲畜。他就这样长年累月地风里出，雨里进，日里晒，坡里滚，摔倒了自己爬起来，冻了跑步挺过去，饿了采把野果，渴了在山上喝口清泉，像荆棘一样在风风雨雨中长大。生活就是这样用苦水喂养了他整个凄苦的童年。到十四岁时，肖永才的一个远房姨妈才把他接去。后来他和这家漂亮的、喜得他连眼睛都睁不开的表妹成了亲，一家人生活才比较甜美。可是不久，邻村的地主见他老婆长得好看，就勾结山里的土匪把她抢走了，从此下落不明。他姨父也被打死，剩下他和姨妈两人相依为命地过了半年。姨妈悲伤过分，不久也到九曲黄泉去与丈夫团聚。他卖掉姨父留下的两亩薄田，安葬老人后又回到老家开始扛活的生计。隔了一年，解放军来到，他分到田地、房屋，处境才好一些。虽没文化，人倒精干，为人忠厚、朴实，只是屋里没个女人，持家上缺少计划，日子一直过得很艰难。后来，别人给他介绍了个寡妇，带来个儿子，如今已十二岁。女人前些年赶集，被人贩子骗卖到外省，一直杳无音信。如今家里就剩父子俩一起过活。由于两个人饭量大，队里分的粮食年年都不够吃，总会缺三四个月口粮。现在有了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挑稻子，虽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也能对付一月半月的。所以他才有前面装稻子的举动。

杨永松推门进来，使肖永才有些惊慌失措。慌乱中他把稻子倒在地上。杨永松见他这样慌忙，便蹲下去用手帮他捧起倒在地上的稻子，一边捧一边安慰他说：“慢点装，这又没有外人。我不会把这事对别人说的。”说完，他又帮肖永才把没倒完的稻子继续倒进柜里，然后盖上盖子。

肖永才听他话里有话，知道他是在说稻子是自己偷的，便想放下手里的箩筐解释清楚。可是来不及了，箩筐底被杨永松使劲往上一抬，稻子一下全倒完了。肖永才无可奈何地动了两下嘴唇，却没有发出声音。就在这时，一个私心杂念又在肖永才心中升起。如果照实把事情说了，不又得给他分一半去。他现在没再追问什么，也就算了，何必六个指头搔痒，又多一道指印。这就是刚才肖永才把话咽下去的原因。

这会儿杨永松完成来这里的目的后，站起来把两只手互相拍打了几下，抖抖手上的稻子灰后，才套近乎说：“乡里乡亲的，谁身上没有一点丑事。我一定替你包着，以后找你帮忙的事还多。”说毕，他不等肖永才开口，就急忙往外走，并随手替他把门关上。

杨永松走后，肖永才才想明白，这回黑锅是背定了，这一生的清名就这样毁了。懊恼自己为什么不把他拉住解释明白。分就分一半给他，何必背这个贼名。自己虽穷，但从来都穷得新鲜，饿得硬扎。没在哪个自留地里掰过一把葱葱，拿过人家针尖大的东西。现在倒好，活了四十多岁还背上个偷稻子的名声，传出去多不好。

肖永才好一阵茫然地站在那不知所措，像根木桩样呆呆地立着，在秋夜里半天也回不过神来。他望着杨永松消失的方向，想着那几句让他背上偷稻子贼名的话和杨永松当时脸上诡异的笑，一丝苦笑浮现在他的唇边。杨永松皮笑肉不笑的举动，使肖永才不禁打了个寒战。晓得这种事让人抓住把柄一辈子都不得清静，担忧和顾虑已经像虱子咬人一样，开始在他心上啃食起来。19

杨永志从县城回来已经是第四天的下午，他一到大队代销店就听李琴惠说起他走的这几天，队里一连发生的几起事。除丢稻子的事外，还有肖兰英为唐福先往粪坑里掺清水吵架的事。“干叫唤”出来打圆场，想给唐福先开脱，被大家连到一锅熬的事。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队里决定给后山坡地里的红薯提一次苗，把各家各户茅坑里的稀粪都用上。这事在队委会上决定后，为防止个别人想多得工分和粮食，往粪里掺清水的事再发生，会上决定事情暂不公开，要用时才通知。唐福先散会回去后，就连夜往自己家茅坑里放水。早上被肖兰英发现，在当天派工的社员会上，当着全队的人进行揭发。唐福先开始不认账，被肖兰英拉着和一帮社员一道去粪坑前查看。地上的湿印迹显而易见，唐福先在事实面前无话可说。

这时“干叫唤”开始为唐福先开脱：“这事他并不知道，是他婆娘‘钱如命’干的。与唐福先无关……”她懂得在这样的场合站出来，帮唐福先说几句解围的话，就等于送给了他一个天大的人情，是很划算的事！“别在那卖乖取巧，你那副德性和嘴脸这队里谁还不清楚。尽在那丢人现眼，你两家关系穿一条裤子都不嫌肥。”杨永秀立即接上去，对“干叫唤”呵斥着。

杨永秀一说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跟着说开了。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干叫唤”脸上像蚤子爬一样难受。她不甘心，接着说：“何必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侵占点也是大家的，摊到你我名上又占多少。划不着去出这个头，得罪这份人。”“干叫唤”话没说毕，更是激起大家的公愤。

张二虎就不让她再说下去：“你口口声声说我和你们两家人是对头，今天我就还要当回这个冤家对头，狠说你几句。你就只知道占集体的便宜，捞大家的油水，我看你们这种人是烧香摸勾子，搞惯了手脚。连说话都想用来做人情，捡好处，到众人面前来讨别人的好。对这种人人都感到气愤的事，你却要大家不管，要不了多久集体那点油水就被你们这些人揩光了。那可不行，我就得管管。他家粪水队里不能用。”

肖兰英为上次赶鸭子的事遭到“干叫唤”一顿恶毒的谩骂，心里还愤愤不平。虽已领教过一次她的厉害，还是接过张二虎的话说：“你这种人也配出来在大家面前说话，屙摊稀屎照照，你们都是一路的货色，生怕把集体的油水榨不干。现在你的表白是再好不过的了，这就是你的‘优良品性’，一切从你自己的利益、好处出发，并以这个为核心，生怕给集体操一点心思。不关你的事就不参言，不去为之。不想得罪人，在一边装好人，大家都像你这态度，生产队一定会被掏空，干起活还有啥意思！人们的汗水你们喝着咸不咸？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快去干你自己的活吧，别把你发财的时间耽误了。对你们这种包包里有八百还想一千，空手出门乱草都要搂一把回家的人，没有什么客气的话说。上回你带头抢粮和这段时间干的一件件损害集体利益的事，这些账还没跟你算，又来为别人开脱。你也好意思说得出口，还是把那些话留着烂在肚子里吧。大家都为你害臊。”

肖兰英这顿批，气得“干叫唤”心里一阵一阵地痛。她本来是去劝架，原想捡个顺水人情，没想到反而弄得叫别人看了一场好戏，败坏了名声不说，还让自己太难看，没一点面子。她感到这次实在是不划算，搞得自己下不了台。特别是专与她作对的张二虎和肖兰英、杨永秀这些人，她发誓以后非要报复转来不可，不然她就不叫黄桂英。

这也是“干叫唤”以往在队里结怨太多，被来了个总爆发。过去她在人们心中建立起来的都惧怕得罪她的情形全没了，不想招惹她的想法也不见了。一个个都义愤填膺的，在对她光想占集体便宜的思想行为进行着批判。所以接下来对她的训斥，语气一个比一个重，话一个比一个说得难听。“干叫唤”听起来更觉得不舒服不顺耳，好像都在对她过去的做法画像，说话中明显地带有一种对她这类人的鄙视、讨厌与看不起的意味。这次真是丢尽了祖宗八辈的颜面，她恨不得地上有条缝，好钻进去躲一躲。但“干叫唤”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她像蜗牛似的缩了进去，只剩下一个光滑的外壳，不再吭声。慢慢场地上的人少了，年龄大的都陆续散去，只剩下几个尖嘴丫头。她一见逃掉的时机到了，便迅速地从姑娘堆中溜出来，忙着往家走去。

一路上“干叫唤”越想越气，真是绊倒不痛爬起来痛。想到刚才的情景，这会儿脸上还像有虫子在爬一样不自在。不过肖兰英那句“快去干你自己的活吧，别把你发财的时间耽误了”的话确实提醒了她。“干叫唤”心里想，你们在那吵吧，我还可以趁这个机会往茅坑里掺几桶清水。这不又占了集体一点便宜，又可多得几个工分，多分几斤粮食。想到坏事变成好事，“干叫唤”的怒气顿时消了一半，心中也就平静多了。她一路往家小跑着，为的是多争取点时间。她边跑边在心里鄙夷地骂唐福先是个笨蛋，往茅坑里掺清水这点小事情都不会，还得好好向她学着点。她自鸣得意地想着、跑着，很快就到家了。饭也顾不上吃，她忙找出桶，提起一桶清水往茅坑走去。虽然她的肚子早已饿得发痛，全身没力，但一想捡到的好处，她的劲又像泉水一样从身子里冒出来。一连提了几桶清水掺进茅坑，她才心满意足地去吃早饭。她端起碗时，见还有一盆洗脚水没倒，便放下饭碗，端起盆向茅坑走去。

李琴惠讲完她听见的这场戏后，问杨永志：“你一个人回来的？”

杨永志知道她问话的意思，便回答：“柳入江在城里联系到高中插班，准备明年参加高考。倒是他妹妹柳茹辛，参加了帮村工作队。县上决定在我们大队搞农业机械化试点，县委向忠民书记亲自主持这项工作。组长是公社社长张明山，副组长是公社供销社主任高素芬，柳茹辛为成员。她培训完毕就同工作组一道下来，这些人都是你认识的。”杨永志说完，开了一个玩笑，“才走几天就想柳入江是不？我一定把这事告诉他。”说着，他准备向里边院子走去。

李琴惠想，他俩的事一定是柳入江告诉了杨永志。他们是要好的兄弟，他一定全都知道。因而她没有上次跟杨永志说话时那种害羞感，大方地说：“不需要你代劳，等他回来我会跟他说。”说完，李琴惠坠入了她和柳入江未来美好前程的憧憬里。她也正在抓紧复习高中课程，准备明年和柳入江一起考大学。去年高考时，她知道自己成分高，考起了也白搭。他们这种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刚粉碎“四人帮”、极“左”思想还很重的时候，不是成绩特别好是不会被录取的。她不甘心就这么在代销店卖一辈子货，把生命消磨在成天的取货拿货中。

李琴惠上小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她就遭到同学的歧视，被叫作“黑五类”，什么组织也不让她参加。那时她就立志要读大学，将来当一名医生。这个职业受人尊敬，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出身再怎么好，病了总得来求医。

离开代销店后，杨永志边走边想，好像队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秘密。每个人都像有事在瞒着他，不跟他说实话。清早统一派工后，大家各自到田里干活，天天都是这样，很少见到在一起做事。打稻子也是这样，表面上看全是统一在割在收，但哪家田里的稻子担回哪家去，说是分别晾晒后再交回队里，以免霉烂。可上次跟肖兰英赶鸭子时，怎么又说“干叫唤”不往自家的田里放，而往集体田里赶。不都是集体的田，怎么又冒出集体的、个人的区别来。问了队上几个人，都没跟他说实情，要么随便找个理由把他搪塞过去。杨永志决定今晚一定要找赵志明问问，把心中的这些疑团解开。这会儿他回到家里放下东西，见母亲和妹妹不在，便到前边学校去问嫂子王梅华，才知道他们在山上灌红薯苗，便立即往后山跑去。20

田里的稻子已打完几天，比往年多收不少。赵志清这段时间心里是又喜又忧，成天在考虑处理的办法。赵志明、赵志军已催问过他几次：这季小春粮食如何播种法？稻子各家都晒干了，社员们嚷着要往仓里装起来。他都让先别动，只准预支一百斤口粮。暗中包干到户这事已有风闻，传到上边去了，还不知公社如何处理。

还是今年三月，赵志清的战友从安徽凤阳县来信说，他们那儿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上面已同意小岗村把土地承包到户，责任到人，先国家，后集体，最后才是个人的。大家的热情可高了，农民的积极性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了。一改过去农村中死气沉沉的样子，田间一派繁忙、欣欣向荣的景象。土地承包到户，克服了多年吃大锅饭的弊端，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是许多年来没有看到的好现象。赵志清根据信上说的信息，结合本大队的情况，找来一队队长赵志明、三队队长赵志军商量。两人都是复员军人，有胆量、敢干，为解决社员吃饭问题，一致同意照着安徽的办法搞。但这事在本地还非同小可，一旦传出去，吃不了得兜着走。所以得有严格的保密措施，想出一个有退有进的办法。他俩回去后跟队里各户当家人商量，没有不赞成的。这季大春生产就这样搞下来了。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事的后果。想想“文化大革命”中，多种几分自留地、八边地，就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跟集体生产争季节、争劳力、争肥料。公社革委会组织起一帮人，把社员长得好好的庄稼给割掉。理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铲到你地里的庄稼时，连气都不敢吭一声。在这些地上付出的劳动，你只当是锻炼了身体。否则要拉你去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在全公社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批斗。更不用说如今这种搞法。

杨永国家住在二队，这事风险太大，没有永久不透风的墙。他们开始就没和他商量，就是不想把他牵扯进来。这阵赵志清把两个队长找拢，一起在坝里转了一圈。查看完小春播种田块晾晒情况后，他们便来到房后的一个山头上坐下。赵志清想和他们一起合计下小春播种的问题与大春的分配核算办法。好一阵子，三人谁也没有开口，只是呆呆地望着前面的山头。看样子，他们都听到了公社将派人来调查此事的消息，显得有些担心。

此刻，太阳快落山了。在夕阳的余晖下，满山遍野的树木看起来还是那样生机盎然、郁郁葱葱，把一个个山头挤得满满的。可一阵带有凉意的秋风吹来，叶片不停地打战，发出沙沙的响声，并把掀起的无数个夹杂着红叶的波涛胡乱地掷向四方。他们就这样一直坐着，赵志明在摆弄脚边的石子，赵志军望着远方，嘴里小声地哼着歌，赵志清专注地在思考着问题。太阳慢慢落下去了，四周显得那样宁静，远处大山的身影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天边空荡荡的，只是中间停着些云团。那些云团都有一个闪亮、洁白的边，内部却是灰暗的。它们像迷失了方向，不知该飘向何处。

赵志清此时的心情就像这些云团，不知下步该怎么走。现在粮食打下来了，如何处理；小春也该马上播种，两个队的人等着他做决定。是按现在的办法继续搞下去，还是回到从前的老一套，他感到有些为难了。上季的做法听说公社已知道，马上要派工作组下来追查，进行纠正。如果是真的，包干到户就是想搞也搞不成，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个人受点处分倒不算什么，就是不甘心这样算了。刚看到一点变革取得的成果，社员也才尝到少许甜头，就又停下来，这跟他的个性很不相符。他决定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有多大的压力，就是开除党籍，也要干下去。他坚信自己没错，是对的。只要乡亲们有吃的，不饿肚子，他就是付出再多也值得。

赵志清从部队回来，组织上几次安排工作他都没去。上一次，组织上找他谈话，要他不要错过最后一次机会。可他对人家讲，他决心已定，不改变家乡的面貌，他是不会离开农村的。

有个好的工作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谁不知道安逸的生活是一种享受。然而多少年来，人们对工作的理解的确很少和务农沾上边，要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和看法是何等地不容易。一个党员干部应该懂得，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改变这种状态。还得靠我们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今后的几十年内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来。未来这段时间对一个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都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期。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赵志清记不清毛主席的原话，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现在农村还那样穷，去改变它的面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这就是我的工作。赵志清当时下那样大的决心，不就是为了改善五里坝乡亲们的生活，能为家乡的变化做点自己的贡献。也算报答了小时候要饭时，乡亲们你一碗我一碗，用省下的饭把他喂养大的恩情。何况，他还有老娘要照顾，他绝不能撇下她不管。

赵志清常常提醒自己：老百姓关注的事，他们心里想要干的事，就是共产党的头等大事。自己这个部队培养出来的干部，在极“左”思潮还禁锢着人们思想的今天，要想做点事，搞点变革，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没有敢冒风险、敢为人先的作为是不行的。只要对群众有利，对发展生产有利，就大胆地去干吧！自己看准了的事就该一直干下去。万马奔腾必有带头闯阵的骏马，大雁群飞一定有展翅领先的头雁，事实和时间会证明你是对的。群众支持你、爱戴你，时代需要你这样的人。一个好的事情往往开始是不大会被人们所认识、接受，但当变革的潮流到来的时候，他们会参加进来，并掀起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波澜。

这阵赵志清把公社派人下来调查后可能带来的最坏结果也想了一遍，决定所有责任由自己承担。赵志明、赵志军就在面前，这时他反而不想和他们商量，直截了当地说：“小春播种和今年大春分配的事，还是按安徽的办法干。尽快把集体部分的分配方案算出来，把包干到户得到的好处给社员吃进肚子里。等公社来调查时，你们把责任往我身上推。事实上，也是我提出来，让你们俩干的。”“那不行，田是大家包的，事是大家干的，凭啥让你个人担着责任。”赵志明知道赵志清找他俩来这里的目的是商量这件事。可眼下还没商量怎么办，他就直截了当地布置任务，并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所以想都没想就反驳起来。“你争啥，又不是评功摆好，去吃宴席。这种担责任的事人越少越好。”“要担责任大家担，总比你一个撑着强。这事我也是主谋之一，土地是我与赵志军俩给各户承包下去的，社员是我们发动起来的。”赵志明还是固执地说着。“你总往里凑个啥，别再多说，就这么定了。”赵志清知道事情的后果。他主意已定，不想让他们为自己承担责任，便用没任何商量余地的口气制止着赵志明。“你俩都别争，我看事情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大不了按各户收的粮食记工分这种方案重新分配一遍，公社给我们安不了多大的罪。想过好一点的日子没有错，顶多算是工作上的错误。”赵志军满不在乎地说着。他连身子都没转过来，手里拿着把石子一边说一边向前掷着。掷完，他拍了几下巴掌，抖抖泥灰，接着说：“要担责任由我来担好了。你俩都是党员，党内会处分。我不是，老百姓一个。他们还能把我怎样？”“你尽想好事，别在那扯淡好不好。人家在说正经事，你偏要胡诌。”赵志明有些不耐烦地说。“我这也是正儿八经地在说，哪点不正经了。”

赵志军跟赵志明抬起杠来，停了下他又认真地说：“他们真要给你们俩处分，我就发动起队上的社员跟他们评理去。安徽的做法有什么不好，又错在哪里。”“你别再添乱了。”赵志清制止着，“安徽是安徽，这里是这里，党内有党内的纪律。党员是不能跟组织唱对台戏的。公社党委有权追究。你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在他们眼里，我们的做法是明目张胆地搞资本主义。与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政方针是背道而驰的。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

赵志明接上说：“我看这事包是包不住了。要不把支书和杨永志找来，把事情给他们说开，看他们是啥意见，有什么主意。再说他们好像知道了些事，总瞒着也不对。”“我不想把他俩牵扯进来，从开始到现在他们没参与过，何必让他们来蹚这趟浑水。”赵志清反对地说。“我知道杨永志的为人，我俩是战友，他是不怕受牵连、担祸事的。他要不是这个脾性，跟他哥一样早就提干，现在都还在部队。再说他又是咱大队的帮村干部，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说了，再仔细地合计合计，找出一个更说得过去的理由。他还可以找上面的领导，也许事情会有转机。”赵志明坚持着自己的意见。

赵志清觉得把这事给杨永志说了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他对杨永志是信得过的。接着他提议把陈长生、张二虎、肖兰英几个人找到，晚上一块去杨永志家商量下应付公社派人来调查的事。决定后，大家便分头通知人去了。21

秋末的黄昏总是来得很快似的，还没等山坡上的水汽消散，太阳就躲进了后山。连大队旁边的那条小河也铺上了一层薄薄的灰蓝色的雾带，于是大山的阴影便很快地投射在村庄上，慢慢地和夜色混在一起。

当赵志清他们来到杨永志家的时候，正听到杨永志母亲在抱怨：“累了就歇着，又不是明儿没天了。哪有硬要干完的道理，以后再干不行。”

原来，杨永志和杨永秀还没回来，桌上的饭菜早就凉了，难怪她要抱怨。杨永志母亲把饭菜端出来放回锅里，端出来又放回锅里，反复几次都不见儿子、女儿的踪影。照理说，山上那点红薯苗杨永秀应该早就灌完了。看看天色已黑下来许久，杨永志母亲有些着急起来。她又想到杨永志回来当帮村干部的这些天，一直在大队忙着、跑着，关心大队的事比关心他自己还多。这会儿他又在找哪个人商量事情。虽然她知道这是杨永志的工作，但总得有个白天黑夜，哪有这个时候还没回家的。

这会儿她见大队长他们三人到来，知道是来找儿子的，一边叫他们坐，一边说：“你看都这么晚他们还没回来，也不知……”

话刚说到一半，就见杨永志和杨永秀一块从后门进来。杨永志母亲这才明白儿子到后山和女儿一起干活去了。她见儿子头发被汗水黏在额头，衣服也浸湿了，疼惜地说：“这么多年你都没干农活，看累成啥样子。快歇着吧！我去给你打盆水洗洗。”说完，她用手理了理杨永志额头上的头发，就往灶屋拿水去了。

杨永秀见娘只照顾哥，又是爱惜又是关照的样子，假装不平地说：“你心里就只有哥，重男轻女。看把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你要心疼好几天。我叫他别担粪，他就逞能不肯。要是今天真把他累坏了，我可赔不起你的这个宝贝儿子。”说完，杨永秀抢过母亲手上的脸盆给杨永志打水去。

杨永志不理睬妹子的逗趣，径直走到赵志清三人跟前，对赵志明开玩笑地说：“我正说吃过晚饭去找你，你就像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似的，倒先钻出来了。”“我这次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当了你肚子里的蛔虫，就要把你肠子钻通，让你痛得打滚。”“有啥子本事你就使出来，你那几下子我还不清楚，怕你小子不成。”杨永志继续和赵志明开着玩笑。

等杨永志说完，赵志清接上说：“我们来找你，还真有点事想跟你商量。”

等杨永志洗完脸，赵志明便把今年春天两个队搞包干到户的经过、做法跟杨永志说了。因为这些年实在是饿怕了、穷怕了，不管这样做了有多大的祸事，决定先搞起来再说。把田按人头分到了户，队上只留坝中间的十七亩多田，用来解决公粮、征购、储备粮、军烈户、五保户、民办教师、队干部的用粮问题。大家叫这是集体保征耕、个人保口粮，谁种谁收，不再进行分配核算。要算的只是在统一耕种的这部分土地上大伙儿挣的工分。分配前还得先扣除全年各户该摊派的各种义务工，剩下的才是他应得的报酬。为防止偷奸耍滑，还规定了各户一年应在集体耕种这部分土地上投劳的工日数。当时，大伙儿怕事情暴露，上边追究某几个人的责任，还立了个字据，订有生产公约。制度是先种集体的，后种各人的。供销社分配的化肥全部用于生产队保公粮征购的公田，承包到户的田由自家办农家肥。少数几家人多劳动力少的农户，可根据自愿原则，适当减少承包亩数。农忙时，种不上粮的困难户、军烈属由集体派人帮助耕种，挣的工分也算在他应投的工日数中。解决了和生产队争季节、争农具、争劳力、争肥料的弊病，这便是半年来两个队搞的包干到户的具体做法。对外说是统种统收分户管管，以田记工，按工分配。才实行一季，效果都明显地表现出来，全年人均粮食可达到六百多斤。说完，赵志明还意犹未尽地对杨永志道：“这可不是评功授奖的事，得跟人受过，知道了就得跟我们蹚这趟浑水。我已经进来了，你在旁边晾着也会不舒服，非把你小子拉下水来。”

杨永志听赵志明介绍完情况，心里高兴极了，以前的一切疑团都迎刃而解。

这时杨永秀插话进来说：“我们家还是我参加的会。”“死丫头，对你哥也不信任。这些天一直瞒着，对我也保密。”杨永志笑着批评说。“倒不是对你不信任，怕你向上级汇报，而是我和妈还有全队的人怕为这事影响你的进步。”“你哥是那样的人吗？”“你虽不是那样的人，但我们不希望这事牵连到你。事情对你说了反而不好。你是帮村干部，上边问起来，你说了不对，不说也不对，何必为难你。这事在你刚回来时，志军哥就给我打过招呼，不让给你说。”

杨永秀无意中泄露了她和赵志军的秘密，还亲热地喊了句志军哥。说完，她发觉说漏了嘴，脸一下红了起来，显得很不好意思。她边掩饰窘态边说：“我可饿得不行，得去吃饭。”

这会儿陈长生他们几个人也来了，杨永志招呼他们坐下。赵志清接过话头说：“刚才杨永秀已把这件事我们为啥没告诉你的用意都说出来了。我想你是不会责怪我们的。现在我们这些人来是想找你商量一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应付公社的调查。从前我们的那些措施还有哪些不对，需要补充完善的，提早做个准备。”

杨永志的注意力还停在刚才杨永秀害臊的事上，从她一进屋见到赵志清他们三人，就感觉到她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从她叫出“志军哥”那个亲热的称呼后，他就全明白了。他在心里说：死女子，连耍朋友也跟包干到户的事一样，对我保着密。这阵听见赵志清征求他的意见，忙问道：“这事支书知不知道？”

赵志清回答：“还没告诉他。凭我跟他工作这些年和对他的了解，如果将两个队搞包干到户的事跟他说了，即使他当时在心里认可这种做法，说不出有什么不对。但几十年养成的一级听一级的工作习惯和一个党员对党、对组织的忠心，事后他也会站出来反对这种做法。哪怕明知是错的，他也会去做。上次我说了几句这些年大队穷困的原因，他就开支部会，让我在会上做检讨。这个人心是好的，没有整人害人的习惯。就是思想僵化，受‘左’的思想毒害太深，爱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这不能怪他，也不是他的责任。阶级斗争抓了几十年，一个人认识上的转变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上回批评我时，我也没往心里去。”赵志清之所以没有告诉杨永国，更主要的原因是不想把他牵扯进这事。

杨永志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停了会儿说：“你们这事捅了当前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策的马蜂窝。公社知道后，对这事是不会放过的，肯定会派人来查，来制止。我的意见是先不要拨草打行蛇，也不能主动去汇报，找到头上再说。还有人家一找更不能就承认是搞资本主义，自己给自己戴帽子、上纲上线，把自个套住，在思想认识上先就把各人束缚起来。要学会保护自己，能说脱就说脱。为了大家，为了农村生产管理方式上的变革，这事不能太实际，抖起包包地说，还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照实际搞一套以粮记工的分配方案出来，应付马上到来的调查。大家说法上必须一致，严守分田到户的秘密。口头上谁也不能把这事说成是大包干，要拿事实去跟他们争辩。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为老百姓的事就是要处分也算上我杨永志一个。”

大家听了都表示同意。赵志军首先发言说：“只要大家决心在这条致富路上走下去，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任凭他怎么查，哪怕是刮十二级台风，我们也不怕。奔富裕日子这事没有错，这条路我们走定了。”

后来的几个人听完，知道公社要派人来调查，情绪都激动起来。肖兰英马上说：“他查他的，我们照样干我们的。包干到户这个办法我们得坚持，脱贫的路子也一定要走下去，不做出个样子绝不罢手。”

不等她说完，赵志明接上说：“这回要拿出点成绩，把包干到户搞好。用大丰收这个铁的事实给那些想找碴儿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要让他们看看，这种做法爆发出来的生产积极性有多大，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有多强，我们群众心底里想脱贫致富的愿望和决心有多高。这种要求改变的潮流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陈长生走过来，对赵志清说：“志清，你就领着大伙儿继续往前闯吧。为能过上好日子，挖走这个穷根，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大爷我也跟着你去，把这把老骨头豁到这上边也口闭、眼闭。”

张二虎听陈长生说完，接上说：“这次不管他县上、公社怎么说包干到户不好，我们老百姓心中最清楚。这条路子没走错，这种搞法最实际，对提高生产也最有效。想把我们禁锢在原地不动，过那种饿不死也肥不了的日子，办不到。我们不会买他的账，也不怕他们说三道四。大家要有发展生产的勇气和决心，把包干到户坚持下去。回去大家分头给各户打个招呼，要他们严严封住自己的嘴巴，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协议书的事。对于工作组的调查，给他们来个一问三不知，装糊涂、卖傻，软磨硬抗，他们就没有办法。查不出个啥子，最后他们还不是无获而归。”

大家都觉得张二虎说得具体，对付调查的主意不错，就这么办。赵志清听完大家说的这些应付调查的办法，觉得也有些道理。要把变革坚持下去，是得讲究点方式和方法。对上级组织既要光明正大，应付他们的做法又要看是否符合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要追查的话，就拿起这个武器去跟他辩论。用土地承包半年来取得的初步成效去跟他们说理，让他们在现实面前认输，用事实去驳斥他们做法的错误。赵志清感觉，杨永志在这一点上就比自己开窍，就少一些对上级的盲从。赵志清在心里检讨着自己思想上不够解放的地方。现在大家商定办法后，他觉得心里更有底，更坚定了他把刚开始的变革坚持下去的决心。他就像桅船上的舵工做好了迎接风浪的准备一样，将继续驾驶着回水坨大队这只变革的航船驶向汪洋大海。

几个人从杨永志屋里出来，见已是深夜。秋夜的天空缀满了颗颗闪闪发亮的星星，到处都找不到一丝云彩，头顶像是用细碎沙金铺成的银河斜躺在天宇上。今夜北斗星特别明亮，向夜行的人们指示着方向。大地也悄无声息，只有欢笑的江水在喷吐着白沫，不停地拍打着岸边的岩石，发出很大的响声。他们往回走的步子显得那样轻快。由于心里高兴，路也像变短了一样，大家一会儿就到了岔路口。

往家走去，赵志清已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他决定做一只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勇敢地在大海和乌云之间飞翔。用自己的高声鸣叫，去迎接神州大地上即将响起的轰鸣和席卷而来的滚滚历史潮流。

第五章

罐子口好封，人口难封。人们从回水坨大队一、三两个生产队半年来的生产经营管理方式，以及对照1962年那次包田单干的做法，就估计加猜测地谣传说，这两个队从今春开始就把土地分到了户，实行的是刘少奇那年推广过的“三自一包”。不巧的是，这事传到了公社党委那里。这下像热油锅里滴进水珠，立即炸开了。

党委书记周健认为这些人胆子也太大，竟敢明目张胆地搞资本主义，和中央的方针对着干。这还了得，他必须向干部们指出：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坚决不允许个人单干思想的抬头和分散生产行为的出现，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回水坨大队一、三两个生产队搞的这一套，就是伪装得十分隐蔽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目的是先搞乱人们的思想。我们必须揭开他们的面具，把他们的做法批深、批臭，坚决制止他们的做法。因此周健马上召开公社党委会议，研究派人下去调查，立即刹住这股单干风，并追查有关人员的责任，报公社党委处理。目前县上在回水坨大队搞农业机械化试点，派的工作组是由公社社长张明山带队。这个任务也就一并交给他。临走前周健特别交代，工作组下去后，要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要搞得有声有色，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害给群众讲清楚。狠抓阶级斗争，依靠广大贫下中农，来他一次翻身诉苦，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是会听党的话，是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的。

工作组一行三人带着周健定下的工作调子，在一个阴沉沉的下午，搭乘供销社给代销店运送货物的卡车来到回水坨大队。由于要摸清情况，大家便分开住。张明山自然住进了杨永国的家里。柳茹辛回到自己家。高素芬和王梅华是同学，就住进她的家里。

1964年高素芬和王梅华一齐下乡当知青，虽不在一个村，但相隔不远。后来安排工作，高素芬到供销社，王梅华当了教师。她俩的家是住在县城同一条街上的，王梅华的一切高素芬都很清楚。王梅华心里的苦也只能和她说。

王梅华六岁的时候就被地主拉去顶债，成天伺候地主婆子，给人端茶递水、倒屎倒尿，稍不顺意地主婆就是一巴掌。就这样，幼小的王梅华在地主家里整整熬了两年。在这两年中，她面对老女人的毒打手拧，死死地咬住牙关从来不哭。因此人们经常看见她下嘴皮被牙齿咬出一排深深的印痕。那时她只能把这些耻辱和仇恨暗暗地记在心里。出了血擦了，受了伤忍着。起五更、睡半夜，累倒爬起来，病了自个挺过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端茶时偷偷往碗里吐上几口口水。因此生活过早地就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艰辛和苦难的烙印。她的胸中也就这样埋藏着一团烈火一样的仇恨。两只发红的小眼睛常常像要流出鲜血，喷出股股怒火。在她的心中似乎生活不会再给她什么好日子过，也不会再有幸福与温暖，等待她的只是更可怕、更冷酷的岁月。她的心完全变得僵硬和灰冷了，再也激不起一丝生活的热情。有时她想，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人生的不幸都落在了她的身上，苦难像影子一样一直伴随着她。有几次她真想去死，并不是她已经喝干了人生满满的一杯，而是牛马一样的生活逼得她不得不这样去想，活着不如死了的好。到她七岁的时候，才被养父从地主婆那儿买出来。开始养父母对她还不错，可是好日子并不长久，不两年养母就给她生下个弟弟。从此，王梅华的厄运又来了。她变成使女，整天在家带孩子、洗衣服、做饭、料理家务。虽然终日不停地干，但养母还是嫌她在家白吃饭，总骂声不绝。她成了养母的出气筒，家里有了好吃的、好穿的，都给弟弟不说，还随时想把她赶出门去。她十岁的时候，由于模样长得越来越俊俏，养母就想在她身上镀金，以后还可以从她这捞回一笔钱来。于是养母决定送她上学，取名王梅华。

因为王梅华的童年是在孤独、仇恨以及无边无际的生活折磨中度过的，所以她养成一种沉默寡言的性格。在学校里表露得更充分，不管上课、休息、玩耍，她总是呆呆地独自坐在一边，不动也不说话，好像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似的。课外活动时，同学们都在草坪上蹦蹦跳跳，而王梅华却整天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甚至别人叫她时，也无任何反应。她老是痴痴地坐着，想那永远想不完的心事。1964年她高中毕业，养母不让她再念书，给她找了个刚死了老婆、三十多岁在公安局工作的对象，硬逼着她马上结婚。她为了反对这桩婚事，在同学家住了几夜。生活就是这样一次次地给王梅华留下无数残酷的鞭痕，使她失去了欢快，失去了一个少女所特有的对未来的憧憬和美好的幻想，以及同伴间充满温暖的友情。在她身上找不到一般姑娘家快活的影子，她的两只大眼睛常常流露出一种愁闷和痛苦的表情。命运也就是这样用仇恨和不幸把她抚养大，她像一棵野草在风风雨雨中成长。而她的性格却像地下的铀矿一样，坚硬倔强，蕴含着无限的爆发力。

后来城里组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她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和几个同学一起报名被下放到回水坨大队。过后知青招工，她又被分到当地大队小学教书。从做知青起，王梅华就成了一只自由的鸟儿，展翅飞向了新的生活。在乡亲们的关怀下，她渐渐忘记了从前的一切不幸与痛苦，也不必再为束缚她的那些烦恼而担心，再也听不见养母的骂声。在这里她开始感到生活的欢快与乐趣。王梅华就这样驾驶着自己人生的小船驶向了农村这片汪洋大海。她划呀划，不管前边波涛汹涌、恶浪回旋，也不管前进道路上有着无数的风暴和暗礁，她只管一个劲地向前划、使劲地划，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划。因为她知道旁边有着乡亲们的保驾护航，加上生活中时时传来的歌声为她鼓劲，所以她大胆地一直不停地奋力向前划着……当云雾渐渐散去，她发现自己所走的方向太阳又大又红又温暖，时代的长风巨浪已推着她命运的这条小船在新的航道上扬帆猛进，前面已是海阔天空乘风万里。一切经历过了的风浪、困难和曲折都化为了胜利的喜悦，她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就在这里。她的眼睛看得很清、很远，一直望着生活的前方。她胸襟开阔，斗志昂扬地迎接着生活新的挑战和困难。

高素芬提着铺盖卷还没走拢，王梅华就热情地迎了出来。王梅华接过行李，两人一道往屋里去。不等高素芬坐下，王梅华忙去倒水。高素芬接过水杯，看了下问道：“军军呢？”“他在奶奶那边还没回来。”王梅华擦完手接着说，“素芬姐，你把我都给忘了。上次听说你到代销店检查，也不上我这来坐坐。”“几个人一路盘存，时间紧，来不及。给你认个错还不行吗？这次我就住在你家，十倍百倍地给你补上。”“你们这次下来搞多久？”“总要几个月吧。”“你看光顾说话，忘了做饭。”王梅华说完就往里屋走去。

高素芬放下手里的杯子道：“我来帮你。咱姐妹俩也好说说话。”

王梅华淘米，高素芬在灶前烧火。两人一边做饭一边说着相互关心的话。王梅华问：“素芬姐，忠明书记这段时间没回来？”“他一天都是忙的，好久都没回过家。”“干脆你让他把你调回县上算了，免得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成天都想。”“那你呢，永刚在部队一年才能回来一次，你不更想。”“想是想，这个月就该探亲，可他又到昆明陆军学院学习去了，回不来。看样子春节学校放假时，他回不回得来还说不定。”“那你就带上军军到昆明去。”“我也是这个打算。”

两人边说边忙着手里的活，一会儿饭就做好了。23

柳茹辛在工作组的任务是负责审查回水坨大队各队全年的分配方案与账目。她下来后，生活上有父亲照顾，精神上有心上人在跟前，与前次来时一样，觉得这儿一切都是新鲜的、亲切的。她像一只快乐的鸟儿一样，吱吱吱地一会儿飞到这个队，一会儿又飞到那个队，从来不知道累和困。一见人就满面笑容地先招呼起来，连走路也是一蹦一跳的。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坎坷都被她顺利地跨过去了。她正处在青春焕发的时期，看不起困难，也不愿去想困难，浑身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这会儿她正一个人在家里审查着各队报来的账目，边唱着歌边拨着算盘珠。当她核到一、三队时，发现会计没按规定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和下年的生产费，决定找这两个队的会计问问。柳茹辛刚从家里出来，见杨永志正向她这走来。于是她忙转身回到屋里，拿出镜子照了照，用手整理下头发，快速地打扮了一下后，等着杨永志的到来。女人总是想让心爱的人能多看上自己几眼，心里才觉得舒坦，一种自我满足的感觉就会从心底里冒出来。整理完毕，她发觉自己的心越跳越快，心思早已飞到了杨永志的跟前。明明只要几分钟他就可推门进来，但她感到等待的时间特别长，像断了发条的闹钟没走似的。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柳茹辛的心里就越紧张。自从认识杨永志后，两人还没有过像这样能在屋里单独相处的机会。那天送他，也只是在大街上陪着走了会儿。快分手时，他悄悄捏过她的手。就这个捏手动作像糖一样，一直甜在她的心里。她每天都回味下当时的那种感觉，已成了这些天她的精神食粮。还有第一次在公路上碰见他时，他专注打量她的那个眼神，已刻进了她的心里。这一捏一看已明确地告诉她，他是喜欢她的。他们俩的事家里人都没有异议，父亲早有这个心思，哥哥随时都在有意促成，母亲也很中意杨永志。这次下来后，杨永志一直还没来看过自己。所以，柳茹辛心里早就盼着杨永志的到来。

杨永志是来通知柳茹辛晚上到工作组办公室开碰头会，讨论这几天大家调查到的一、三队包干到户的情况。他一来，见柳茹辛挺不自然的表情，忙走上去问：“账目查得怎样？没问题吧？”问完，他见柳老师不在家，柳茹辛脸上又是满脸的红晕，马上明白了她是在害羞。杨永志的心也立时狂跳起来，关在心里的感情顷刻间像拉开闸门的洪水奔腾而出。恋爱中的人，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胆子都要大些。杨永志便亲热地挨着柳茹辛坐下，左手拉起她发热的右手，让她的头靠在自己肩上。他感到她浑身热乎乎的，身体像海绵一样松软。

柳茹辛没有反抗杨永志这个莽撞大胆的动作，只是顺从地依着他，静静地感受着第一次靠在男人肩上幸福的滋味。这对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来说，心里的那种高兴，那种浓情蜜意可想而知。她没有说话，只觉得时间像松开发条的闹钟，跑得飞快。她仰起头，两只眼睛定定地望着杨永志。

杨永志明显地觉察到柳茹辛眼中充满着强烈的欲望，他低下头，抱住柳茹辛，大胆地在她脸上亲着，额头、眼睛、脸颊、鼻子都被他亲了个遍。最后，杨永志死命地吻着她的嘴，直到两个人都快喘不过气来，他才依依不舍地放开了她。杨永志感到自己的心快从胸腔里蹦了出来，身体里有股欲火在到处乱窜着。但他明白，自己不能再往前走半步。他感到怀里的柳茹辛也跟他一样，身体变得像棉花一样柔软，而且身体越来越热，并微微地颤抖。杨永志理智地轻轻推开了怀里的柳茹辛，歉意地说：“对不起，请你原谅。”

柳茹辛站起来，理了理弄乱的头发，爱意未尽地说：“哪个怪你了。”说完，她把检查到的账目情况说了一遍。

杨永志听后，劝说道：“农村这些年的情况你不太熟悉，对一、三队的事不要太认真。他们搞的一些变革要多理解着点，农民真是太苦了。不变一变目前这种生产管理方式，什么时候是个头。”“工作组下来时，公社周健书记说要把这事追查到底，还要处分带头的人。”柳茹辛心里已同意杨永志的这个建议，只是想告诉他领导的想法。“我们按自己的意思办，就说什么也没调查到。给他来个一抗、二磨、三化了。他要办，自己来。我们不做违心的事，不做伤害群众的事。”

两人就这么统一口径后从屋里出来，便往后山跑去，帮柳刚赶牛。不一会儿，两人爬到山顶坐下，见天空异常地晴朗，就跟他们此时的心境一样。蓝天上飘着几朵淡淡的白云，云下边的山也像天一样的明净，闪着银色的光辉。远远望去，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浪又一浪地传向遥远的地方，最后消失在天和地连成一片的缝隙里。这一切像一幅展开着的淡雅的画面。

望着这雄伟辽阔的山海，杨永志联想到自然界造山运动的力量，是何等地巨大。这就跟存在于人民群众中改造社会的力量一样，拥有无比的威力。只有去正确引导，满足和适应他们的需求，顺民心，合民意，才能得到他们的拥护与支持，才能取得实际的效果。周健书记的这个决定肯定是要失败的，会遭到群众的反对，也不应该是共产党人的作为。

工作组下来后，就到处找人问情况。这天天还没黑，赵志明就得知张明山下午找过肖永才。这消息一下子使他的心悬在了半空中，他有些坐立不安了。让工作组抓着搞单干的把柄，他倒觉得没什么，可害了赵志清。工作组一定不会放过这事，轻则挨斗、开除党籍，重则要坐牢，定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他老婆这下定要跟他离婚。虽然张明山这人心术还算正，不会将这事立即汇报到公社党委那里，但一定不能让他拿到证据。工作组在队上其他人那没调查到什么，却把注意力转向肖永才这个老实人。

赵志明对肖永才有些不放心，总感觉不踏实。万一他那一出事，扯到藤藤瓜要动。赵志明不得不担心，想尽快知道张明山问了肖永才些什么，他是怎么回答的，说没说漏嘴；张明山问话的口气是试探性的，还是一般的了解情况。只有到肖永才那里详细问过后，他才能判断出工作组是真知道情况，还只是猜测。他们掌握的东西中，有没有大家最担心的，由各户签名的协议书内容。一刻不弄清，赵志明心上悬着的这块石头就不能落地。他怕肖永才被冒诈说漏了口，把此事暴露出来。他反复地在脑子中检查着，确认没有什么会出问题的地方，才稍微放心了些。但为什么工作组会知道有各户都签有名的协议书，他弄不明白了。他本想马上去找肖永才，又怕太冒失，让工作组看见，反而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便耐着性子，等到天黑后才往肖永才家走去。

肖永才在后坡灌自留地的红薯苗，为抢着把这点活路做完，很晚才回来。他刚走拢家，就碰见赵志明。放下粪桶，肖永才便忙招呼赵志明到屋里坐。他很感激队长对他几次的照顾，为此事引得“干叫唤”等人对队长不满，让他受了一肚子气，心里现在都还过意不去。回到屋里，赵志明便问起下午张明山找他的事。肖永才听后，见队长是为这事担心，便满不在乎地说：“你放心好了，他们从我嘴里是套不出什么东西的。再说，我也是在上边画了押，盖了指印，说出来把自己也弄进去，还害了全队的人。特别是害了你和赵志清，以后大家不把我肖永才责怪死才怪呢。这事可不是乱说得的。我心里清楚，惹出事，我一辈子也无脸再见你和赵志清。”

听他说完，赵志明提吊着的心才踏实了些，平静地问道：“张明山怎么问你的？”“他问我们分田管理有没有签协议。我给他装糊涂，问啥子叫协议。他见我不懂，便相信是没有，也就没再问。幸亏他没再纠缠，当时我的心跳得不行，紧张得身子都抖起来。心想他们是知道了，想让我证实的，我一定不能承认。后来听到他不肯定地问我的那句话，心里就明白他是不知情的，心才咕咚一下落下来。他知道我是老实人，说不来假话，也就不再往下问，扯到别的话题上去了。”

赵志明问：“那你当时紧张的情况他看出来没有。”“这倒没留意。说完我就干活去了，他也走了。”

赵志明听后，知道张明山心里的疑团还没解开，只是听到些风声，找不到证据。况且他也不是个好整烂事的人，对群众有的事还是支持的。估计他不会再追查下去，也就放心了。更主要的是，赵志明怕刚开始搞了一季的包干到户又半途而废。社员温饱问题的解决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为了这回管理上的变革，他们几个把一切都豁出去了。刚为大伙儿做的这点事，不能因一点疏漏而毁掉。人人都得关心它、维护它，包干到户这棵幼苗才能在回水坨茁壮成长起来。这点希望的火星才能在这燃烧起来，越烧越旺。他相信，要不了几年，这火就会成燎原之势，在全国烧出个崭新的农村面貌来。见肖永才要去做饭，赵志明也就不再耽误他，怀着对变革坚定不移的信心，往家走去。

晚上工作组办公室里，张明山和高素芬已经在等杨永志他俩了。等他们一到，便开始汇总这几天调查到的情况。张明山先开口说：“前天我去三队调查，都一问三不知。最后来到唐云江家，问到他老婆‘想发财’，结果根本不搭理你，继续做她的事。后来唐云江回来，我问他，他说有事，得马上出门，并叫家里的小学生上来把你缠住问生字怎么念。更气愤的是到一队黄有新家去，只有他老婆‘干叫唤’在屋里。还没走拢，她家的那只大黑狗就扑了上来。几次冲到我跟前，差点撕破衣服，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明明见‘干叫唤’站在门口，这会儿反而钻到屋里不出来，不理外面的事，让黑狗来逞凶。”说到这儿，张明山的火又上来了，讽刺地说，“这个女人的心计和手腕儿，的确非同一般。开始她还靠在门那儿，嘴里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悠闲自得地瞧着我朝她家走来。明明知道自己家养的那条大黑狗会跳出来咬人，她却转身回屋里去了。这不明摆着是放狗来咬人。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狗打退，好一阵才把她喊答应出来。只见她拿着半包烟卷，假惺惺地跟我说：‘我见社长老爷来了，便忙着跑进去给你找烟。’说完，她双手给你递来一支，还忙不停地赔不是，让你哭笑不得。真是吃个哑巴亏，说不出口不说，还没法训她让狗咬你这回事。”张明山这会儿说着，心中还有点气不平。其他几个人说的情况都差不多，什么情况也没问着。张明山便决定第二天回去给周健汇报，看他怎么定再说，便宣布散会。24

早晨，天空中铺满厚厚的云层，太阳偶尔从云缝中钻出来，失去了往日的光芒，只现出个黄黄的圆圆的轮廓，如山里人做的大个玉米饼子；很快又像是被人偷吃掉了一样，躲进云层里面不见了。坝子上空充满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整个坝子显得昏暗暗的。时间已是上午九点，正是队里人们吃早饭的时候。一队催各家各户到晒坝上派工的钟声刚刚响过，这时一阵急促的吵闹声从西南角上传来。“你为什么把集体的农具藏起作为己有？我们种田拿什么用，光顾你自己，还要不要我们活。”肖永才正揪住黄有新不放，边走边大声说着，要往队长赵志明那评理去。肖永才这样做，为的是出前些天，黄有新两口子咬队里给他支了粮食的那口恶气。“‘缺尺布’，你少在那撒穷疯。谁不要你活？新中国成立都三十年了，该没谁剥削你，咋个穿个裤子连数都不够。别在那给共产党、人民政府丢人现眼，以穷耍歪。”黄有新也不示弱，毫不退让地跟肖永才吵着。

还没走拢，就碰见了肖兰英。她见他们大声嚷嚷得正起劲，忙制止着：“吵什么吵，你们是不是想害大家。嫌分田到户的把柄、证据落到工作组手里的还不够。人家查了这几天，正愁没着落，你们要自己送上门去是不？”

肖永才本来是不放手的，听肖兰英这么一说，觉得是回事，手自然地松开了些，声音也小了。但他还是对肖兰英说：“你也是大队干部，来给评评理。自从队长通知眼目下小春播种还是按上季的办法搞后，他和唐福先、唐云江几个就把队里的犁头、耙、晒席等偷偷地拿回家藏起来，企图占为己有。我们拿什么耕田，等他们慢条斯理地用完，要到啥子时候。季节早就正月十五吃汤圆——年过完了。没种在季节上，田种上也白搭。常话说，‘过时点麦，只有半截’，还收屁的粮食。集体的东西凭啥他要自个拿回去，不让别人用。还让我们活不活。”

黄有新见肖永才还是拽着他的袖子不放，便使劲地一甩，从肖永才手中挣脱出来，说：“你这是血口喷人，谁看见了。”黄有新就是不承认肖永才说的这档子事，以为肖永才没拿着什么证据。“我看见你从地里拿回来扛进屋的，你敢不认账。”肖永才认为把柄实在，理直气壮地接着说，“要不，趁肖兰英在这儿，我们马上就去你家看看，是不是冤枉你？”肖永才一步不让，步步紧逼。

黄有新怕他俩当真要去屋里搜查，露了馅那可难看。于是，他口气软了下来说：“凭什么你要先用，既然是队里的，你用得我也用得。”

肖兰英听黄有新说完，知道他确实藏了队上的农具，便批评说：“这就是你的不对。马上还回保管室去，在这节骨眼上，不能再添乱子。你们真糊涂，要是闹到工作组人的耳朵里，包干到户搞不成不说，还害了大队长和队长他们。别人为了啥？你们还有良心没有，还不快给我打住嘴。”

黄有新、肖永才听肖兰英说得在理，也自觉险些惹出祸事，就没再坚持己见。

黄有新马上说：“那我这就送回去。”说完，他便回家扛犁去了。

肖兰英对黄有新一家人的自私自利一直看不顺眼，对他们做的那些事心里很不痛快，人不能处处时时总先打算自己，不能不管别人死活。等黄有新走后，她便用商量的口吻跟肖永才说：“你手把式好，田耕完帮我犁一下。我们换工，我帮你家做衣服。各算各的价，也不让你吃亏。”“看你说到哪去，我肖永才再穷也不至于那样斤斤计较。像刚才那家人一样，屙尿都得使棕滤。”肖永才表示赞同肖兰英的提议，也想讨她的好。见她夹着一叠补好的衣服，知道她是给柳刚送去的，心里有一种分享别人幸福的快感。他为柳刚有这样一个时时关心冷暖并给帮着缝缝补补的女人，打心眼里为他高兴。只恨自己没这个福分，家里一直缺少这样一个女人帮忙料理，心里隐隐地有一种失落感。自从前几年老婆赶集被人贩子拐走后，家中一直没有这样一个缝补浆洗的人。男人做外边的事还行，干家务就不是内行。他叹了口气，像一只孤雁回到自己的巢中。

肖永才走后，肖兰英径直往柳刚家去了。她是去给他送补好的一件衣服、两条裤子的。自从柳茹辛来后，她怕影响他们的家庭关系，给柳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近段时间去得就比较少。但她又时时想他，想跟他在一起，哪怕只一会儿，心中也是舒坦的。这次找着个正当理由，就借送衣服来看他。有此借口，肖兰英觉得心里踏实点，在柳茹辛面前不至于那样心虚。

她推门进去，见柳茹辛正在洗衣服，接着用目光满屋子扫了一遍，发现柳刚不在，失望地问道：“只你一个人在家？”问毕，她就说明来意，跟着便把衣服放在桌上。肖兰英寻思，好不容易找着个借口来见柳刚，没见着心中总欠欠地，看能否找个什么理由，在这等上一阵子，说不定他就会回来了。没等柳茹辛回答，她就套起近乎：“你起来，我帮你洗。你一个城里姑娘，哪用得来搓衣板。”说完，她硬把柳茹辛拉起来，坐下去便洗。这样也就实现了她在这里等柳刚回来的目的。

柳茹辛自愧洗衣服的动作不如肖兰英来得麻利、利索、省力，并确实有些不习惯这种洗衣服的方式。本来柳茹辛想拿到小河里去洗，但大队有规定，河里一律不准洗衣服、洗粪桶，只准吃水淘菜。这会儿见肖兰英用力洗着衣服，她才接上肖兰英先前的问话说：“我爸一早上山放羊还没回来。我把饭做好，热在锅里等他都好久了。也不知道啥事耽搁了还没回来，往天这时他早拢家了。”

肖兰英不好问的事，这阵听柳茹辛说明白了，心里好生扫兴。不大会儿衣服洗完，她也没有其他理由再在这里等下去，只好失望地说：“以后需要缝补的衣服拿到我店里来就是。”说完，她便起身走了。

柳茹辛拿着洗好的衣服出门晾晒，顺便把肖兰英送出门。一直等她消失在前边院子的转角处，柳茹辛才返身去晾她的衣服。不一会儿，柳刚放羊回来，柳茹辛把肖兰英送衣服来的事跟父亲说了。

听女儿提到肖兰英的名字，柳刚心里一惊，后来听她说话的口气和表情没什么不同之处，这才放下心来。但他转念又一想，女儿在乡下住久了，这事没有不传进她耳朵里的。虽然自己和肖兰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要是女儿说给了刘明芬听，她是不会原谅自己的。感情是自私的，任何一个女人都不愿别人来分享自己的男人。柳刚想想，觉得还是找个适当的机会，把自己跟肖兰英之间的事和女儿说清楚，以免造成误会。想毕，他便问道：“你把补衣服的钱给她了吗？”

柳茹辛说：“我不知道该给多少，所以对她说，等你回来给她送去。她忙着，很快就走了。”

看女儿也没再说什么，柳刚便洗脸去了。25

第二天上午，张明山就回到公社，把这几天调查的情况向周健做了汇报。周健听完，很不满意张明山他们几人的无所作为，觉得他们没有按他临走时反复交代的工作方法去做，所以没查出个名堂。这也是他早就料到的结果。因为他知道这是张明山一贯爱犯的毛病，工作中总是当群众的尾巴，强调社员这样那样的利益，是典型的农民意识的干部。想到这里，周健心中早就有的看不起张明山的老观念又冒了出来。他在心里说：他就这个水平。也就没平等对人的作风了。以往每次开会，周健都是板着张严肃的脸，下巴抬得高高的，明显流露出高傲的神色。这会儿他的这个品性又显露出来了，开始问起张明山来：“他们分田到户是怎么回事？”“这事没有一个人承认，也没任何证据。我问过先期在大队的工作组成员杨永志。他说根本没那事，是分开田管，以田记工，管理方法上的变动而已。”“还而已呢！队里不集中起来生产，每家每户自个儿干，就是搞资本主义。对这事他们又是怎么说？”“这种做法我们也了解过，是队里有些人成天出工不出力，评工时却和大家一样。他们不想让这些人占便宜，便分开做。做多少得多少，多劳多得。记工时由队长和记分员先检查田管质量，再按定额给工。这样还可使一些人多劳多得、多挣工分。”“那还有打稻子时，各家都担回家里又是哪门子的事？”周健见先前的几个问题都被他们用狡猾的办法对付过去了，扯不上搞资本主义这条线，还真拿他们没办法。这会儿他问话的语气都不同，带有非找出事情真相与实质不可的情绪。“这事我们都认真调查过，他们说是分户晾晒，避免霉烂，风干后再交回队里。队上是过了秤的，统一派人挑往各家。晒干的稻子有标准，必须按此标准如数交足，否则从全家的口粮中扣除。我们也查了保管员当时田间的原始过秤记录，是事实没有错。这些都说得过去。我认为政府只应该管大的问题，这些具体的生产方法最好让农民自己去选择，没什么大碍。”张明山耐着性子回答着。从一开始，他就对周健给回水坨大队这件事先定下调子，再让他们去查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周健做得有些过火，不能动不动就拿搞资本主义这根棒子去打人，不查实就定性，就无限上纲。在惩罚下属方面，张明山清楚周健的心从来没有软一下的想法，用的那些整人的手段是常人难以想到的。所以汇报这事时，他就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意思。“你这种思想认识就是右倾表现。他们肯定事先做过手脚，我就不信查不出来问题的真相。”周健又问，“他们大队支部书记杨永国对这事有些什么察觉？”“他也没发觉什么，只是对赵志清说的有些言语感到不好，还在支部会上进行过帮助。”张明山回答着周书记的问话。“这个支部的党员觉悟哪儿去了，人家在他们眼皮子下搞资本主义，还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分田到户管理，不集中生产就是搞资本主义。这么明显的事，还听他们诡辩。政治觉悟、政治敏锐性全没了。”周健感慨地批评着，表面上是在说回水坨大队支部的一帮党员，实际上是连张明山一块批评了。

张明山不是傻子，当了这么多年的干部，连周健这点话里的话还听不出来。从周健的一再盘问，对他们不相信的态度、语气中，他早就觉察出来了，只是为了班子的团结没有跟他一般见识。这几年周健和他在工作上一直是牛蹄子的两半，合不到一块儿。张明山感觉得到，不管他做什么事，周健总要找点碴，这没做好那不满意。他处理的事情，周健也同样是要找点不同的理由，全部或部分推翻。好像不这样就出不了心中对他的怨气，就压不下他张明山在群众中的威信，就树不起他周健在万山公社的绝对权威似的。这些年公社管委会开会，如果有哪个人不识相，敢冒杂音，就会成为周健下手的目标。毫无疑问，下一个出局的人便是他张明山。周健肯定认为，自己连起码的官场常识都不懂，连揣摩上级领导的意图都不会，还当什么干部。

周健就是这样凭借手中的权力，在万山公社拉帮结派、排除异己，搞自己的小集团的。日常党委和政府的任何事情周健都包揽下来，按他的主意办，根本不和任何人商量。开会时，他经常带着一种对任何人都看不起的面孔。会上，老是说一通老百姓和干部们听厌了的大道理。周健认为，一个党委书记不这样做就显示不出他的党性强、觉悟高、跟上级跟得紧。遇事不先拿出点主见，就表现不出他的才能，在群众中就树不起他的威信。对回水坨大队这件事情，周健认为他交代得够清楚，可他们就是不照他的决定办。

这会儿张明山不需费多大的力气就能看出周健心里在想什么，因为他太了解周健的为人了。从周健说话的习惯和眼睛老是朝上望屋顶的这个习惯性动作，就知道他不相信自己的话。张明山暗自在心里说：不甘心，你就自己去回水坨试试，那里的人脑壳不是那么好捏的，去了你就知道了，会有好果子给你吃。

果不然，周健气愤地说：“明天我跟你一起到回水坨去，我就不信把他们搞不下来，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不能让他们打破集体生产关系，去破坏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石与命根子，必须尽全力去维护它、爱护它，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捍卫它。一旦这些人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了气候，就不好扭转了。现在不制止，以后比这更厉害的事情出现怎么办？若是不及时处理，县上知道了，我们公社党委如何交代。这可是大是大非问题，是看一级党委和一个干部政治觉悟、阶级觉悟、路线觉悟高不高、强不强的大问题。一定要尽快有个结果，给县委报告。”

周健说完，张明山没发表任何意见，他在心里想：不相信你就重新查去吧，看你能弄出个什么名堂。说事总得要有证据，不是像“四人帮”那时，想处理谁就处理谁。但他清楚地知道，随着周健到回水坨大队，一场大的政治风波将随之而起，一些干部又将在他手上挨整。26

第二天一早，周健和张明山就去了回水坨大队。刚到大队口就见一群孩子在晒坝上跳橡皮筋，一边跳一边唱着儿歌：“石头翻身伟人出，百姓这下有盼头。待到来年桃花开，日子过得火样红。石头翻身伟人现，百姓靠他吃饱饭。颠倒的事情要颠过来，你说人们乐不乐。”

周健一听这还了得，给资本主义造舆论的儿歌都流传出来了。可见这个大队问题严重到了非整不可的地步。他暗暗庆幸自己来对了，来得正是时候。不然任其发展下去，还不知会是个什么结果。他忙让张明山上去拉住几个孩子问问，是谁教他们唱的？儿歌是从哪里传来的？

张明山连一个娃儿都不认识，只好问其中一个大点儿的孩子，才知道是黄有新家一个亲戚的孩子来耍，教他们唱的。这些孩子觉得有趣，唱起顺口，也就一学就会。

周健上去严肃地对这群孩子吼道：“这是反动儿歌，以后谁也不许再唱。再有犯者，拿你们的爸爸妈妈治罪。”

有的孩子见这个陌生人说话郑重其事，脸上一副吓人样子，不敢跑也不敢吱声，知道是闯了祸。年龄小的“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周健叫张明山去把杨永国找来，让他去叫这些孩子的父母到大队办公室领人，并管好自己的娃娃。他决定，反击回水坨的资本主义单干风就从这件事搞起。

杨永国来后，见周健已把唱歌的七八个孩子全部赶到大队部的工作组办公室。这些孩子一个个像霜打蔫了的菜叶，蔫地挤在角落里。高素芬在记录，周健在依次询问孩子的姓名、年龄、父母的名字。这群娃娃杨永国全都认识，他只好按周健的意思，去通知孩子的家长。

杨永国刚出大队部的门，就听见几个队的钟声同时响了起来。社员们听说孩子因唱儿歌，被公社来的人抓起来，正在审查，还要找家长算账。也不知是哪些家的孩子，有娃儿的心里着急、气愤，要找抓的人说理；没娃儿的想看个究竟，凑凑热闹。大家听见钟声，都放下手中的活。人群像捅开了的马蜂窝样，往大队部的院子拥来，很快就聚集了上百人，把院坝挤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吵吵嚷嚷要工作组的人出来说清楚，凭什么抓娃娃。他们犯了什么法，小小年纪又懂什么。先来的，挤在办公室门口的老人、妇女，七嘴八舌地对周健嚷嚷着。

周健见场面不好控制，大声说：“你们这样做要承担后果。这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不要上敌人的当。”周健这些恐吓、威胁的话对眼前这些人都不起作用。他这次真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屋子里就只有周健和高素芬两人，有几个老大娘管你是不是书记，就直接进去把自己的孙子拉出来。周健想挡也挡不住，见人越来越多，真不知该如何平息眼前这场事端。周健还真没想到刚一进回水坨，就从火炉中刨到个烫手的山芋，吃不下去不说，还把手给烧痛了。周健装了一肚子气，只有站在那盼着大队干部快点来，给自己解眼前的这个围。他心里越着急，时间就过得越慢。他身上汗如雨下，内衣已被汗水浸湿了。从人群中传来的各种指责、怒斥、难听的话像回巢的蜜蜂，不断地飞进他的耳朵里。周健气也不是，发火也不是，往日的威风全没了。他是公社党委书记的身份在当下这节骨眼上，也是和尚的木梳派不上用场。等了好久，他才见赵志清和其他队干部急急忙忙赶了过来。周健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忙叫赵志清把社员招呼住，让他们回去。说也怪，这些婆婆、大爷和院子里的社员，就像小学生一样，赵志清才一说，他们就都纷纷散去了。周健感到这下才算真的松了口气，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连话都没力气说。

队干部见没事，便都准备散去。他们刚走几步，就被周健叫住，说明天开全体党员会，一个都不能缺席。从他的话里听得出，明天的会定有些名堂。

虽然群众已经走了，周健却还余怒未消，心想：我就不信把回水坨大队这个脑壳剃不下来。没想到这个大队的问题这样复杂，阶级斗争这样严重。周健认为围攻他的事，就是一起典型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党和政府的化身，敢围攻他，这还了得，想造反了。想了想，他又把已走到院门口的队干部们和杨永国叫回来，他得问问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他这个支书是怎么当的？

杨永国和队干部们回到周健的面前，像知道要挨批似的，站在那里一脸不安的表情。队里人捅了这么大一个娄子，不挨批评、不被追查责任才怪呢！所以他们做好了思想准备，等着顶头上司的训斥。

周健开始向他们发问了：“你们这些人都在抓些啥工作？”“抓种田嘞！”大家都没有吱声，只有杨永国小声地回答了这么一句。“不抓阶级斗争、不抓路线斗争，这就是你工作中最大的错误。对资本主义的倾向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忽视了农村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方向，你的田种得再好有什么用？”周健气愤地批评着。

杨永国在一个劲应着“是……是”，承认着自己的错误。

周健见他态度还端正，气也消了些，才接着讲开了大道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早就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有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干部对这些事情管不管，处不处理，是关系到你是支持资本主义泛滥，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做不做斗争是立场问题，是把不把社会主义关的问题。因此我们农村干部的脑子里随时都不能少了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这根弦。要有敏锐的眼光和政治嗅觉，资本主义势力一抬头就把它打下去，消灭在萌芽中。实际上在现阶段，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都是一个东西。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斗他，它要斗你。我们要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对社员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教育，打退目前这股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我们从追查反动儿歌入手，定会取得胜利。农村这块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要去占领。我们不但要领导农民打生产仗，还要领导农民打思想改造上的政治仗，才能把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到底。上面的政策如何执行，用什么方法，我们下面这些人得认真研究，一丝一毫都不得打折扣。这个经不能让他们念歪。从生产管理松散这件事来说吧，他们早就串通好了，做好手脚，让你找不出他们的破绽来。总之，他们用了各种手腕来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给我们的工作设了许多坡坡坎坎，制造了些门槛让你去翻。”说到这里，周健觉得口有些渴了，叫人给他倒了杯水，喝了点后又接着往下说：“成天忙着抓生产任务，迷失了方向。变得香臭不分，政治上麻木不仁，别人在你们眼皮底下大张旗鼓地搞资本主义单干，你们都看不出来。把你们这些人装在罐子里摇了，还不知道。你说你这个党支部书记是怎么当的，你们这些队干部是干什么吃的，政治觉悟到哪里去了。”

杨永国挨完周健的这一顿批评，不但没有怨气，反而感到眼前一亮，心里也明亮了许多。大队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现在他把它们连贯起来看，感到问题确实严重。人家不愧是当书记的，水平就比自己高，看问题就是深。几个月来，他一直糊里糊涂地认为赵志军、赵志明他们生产上的那一套搞法，只不过是方式、方法上的变动。自己没想得那样深，更没看出他们暗地里是在搞资本主义单干，在破坏社会主义道路。经周健这么一指点，才觉得自己这个支部书记没当好，杨永国觉得有愧于组织的信任，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于是便对周健说：“下来后我一定深刻检讨，吸取教训，请求组织处分。”说完，他站在一旁不再吱声，等周健发话。“处分倒不至于，但要认真总结这次事件的教训。下去后好好发动群众，尽快摸清儿歌的背景和它的根源，配合工作组查清这一问题。记住通知明天上午开党员会。”周健又说，“你们可以回去了。”

杨永国和队上的干部们像获得老师准许的小学生似的，赶快走了。27

周健召开的回水坨大队党员大会在大队部办公室进行着。周健已下定决心要按上次给张明山布置的工作程序、内容搞下去，搞出个样板来，在全公社推广。他要首先发动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搞翻身诉苦，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再一个个地批那些搞资本主义的人，打退目前这股暗中涌起的资本主义单干风。通过一天多的情况摸排，他认定赵志清、赵志明就是带头搞资本主义单干风的人。回水坨大队这块阵地已经被这帮人占领，必须夺回来。今天他在会上就是要做动员，讲清资本主义单干的危害与表现，提高党员的觉悟、统一党内思想。

会议开始后，周健刚动员完，便宣布撤销赵志清的大队长及赵志明的队长职务，停止两人党内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听候处理。

周健话音才一落，党员就一片哗然。他们反对他这种武断行为，纷纷表示不同意见。

赵志清再也忍不住，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使他不得不站出来说话：“这是党的支部会议，不是你书记定了就算。我还是党员，按党章规定，我有申诉的权利，就是要处分也得先支部党员会讨论通过。你说我们在搞资本主义，你有什么证据。就把你抓住不放的那几件事摆在桌面上来说，又哪点不符合社会主义。分开田管、消除在田里磨洋工的弊端，提高社员生产积极性，有什么不好。多劳多得这是宪法规定了的。稻子分开晾晒、按标准交回、避免霉烂，这也是管理方法不同而已。这两个队，五保户、军烈属、困难户、各种义务工都按规定提留和照顾了，国家的公粮征购照样超额完成任务。国家集体、个人都兼顾了，你说我们这样做又有哪一点没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好处。再说，这两个队还是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两个队的社员积极性上去了，粮食产量提高了，每人比往年多了一百多斤口粮，这是完成任务后政府允许的。我要去找县委，不是你帽子扣上就木板上钉钉，稳了。”

周健知道自己没抓住过硬的把柄，只是凭一些现象给他扣上搞资本主义的帽子，理由确实有点站不住脚。但碍于自己书记的面子，想到赵志清在会上敢这样当面顶撞他，让他下不了台，他的气又上来了：“你们分田干活，不集体在一块生产，就是搞资本主义。非处理你不可。你搞乱了社员思想，破坏了人心，搞散了集体经济。就凭这点我处分你，就是正确的。不管你去北京告、南京喊，断案还是离不得我原任官。就是错了，我的出发点也是好的，是为了捍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制度。你敢和上边的政策对着干，口口声声用事实来检验。为了多打点粮食，不择手段。用这种方法发展经济，生产上去了，党和国家就变颜色了，经济发展起来又有什么用？丢了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我宁愿不要那点多收的粮食，也绝不允许你们那样干。”“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没饿过肚子的人，没受过困苦、不深入基层的人，是不会知道老百姓过的啥日子。因为你根本没这种体会，说话更不会有跟大家一样的共同语言和一样的立场、观点。所以说当官不体恤老百姓的疾苦，不关心群众的生活，就会成为人民的老爷，这样的官群众是不欢迎的，共产党也是不会要的。”赵志明站起来气愤地说。这回赵志明决心豁出去了。他早估计到周健这次来队里是不会放过自己和大队长的。他们已经商量过，要进行斗争，决定把这次党员会变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会，用事实来说话，来捍卫他们的改革成果。所以他毫不客气地反驳着周健的观点，说话也不留有余地。赵志明停顿了一下，继续往下说着：“周书记你每月有几十元钱、几十斤粮食够吃够用，日子过得是舒坦。可我们老百姓呢，以往每年就分四百多斤粮食，还包括粗粮。每天干的是重活，出门不担就背，饭量是你们的好几倍。年年都差几个月口粮，全靠洋芋坨、红薯坨、萝卜坨养命。不信你来看看。”说着，他立马去屋外把肖永才早上煮好准备留着中午吃的饭连锅端了进来，一锅全是土豆疙瘩和干萝卜片，掺了少许玉米粉。

一时间，大家都不说话了。张明山要不是亲眼看见，还真不相信这锅里煮的是当顿过日子的饭食。老百姓的生活还这么苦，他沉痛地反思着自己这个人民公社社长的工作没有做好。为官一任应造福一方，自己连群众吃饭问题都没解决，还有脸站在这里说三道四。对此自己是有责任的，对不起乡亲们。他认真地在心里检讨着自己。

周健看了锅里的东西，不以为然地说：“你别在这演戏。这是你早就准备好来给我们看的。别以为这就能证明你们的工作方法是对的。”

没等周健说完，赵志明就更不客气地说：“你这种书记破坏了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哪一个当官的像你这样！我不禁要问，你把自己放在了什么位置？真不可理喻。是不是群众都饿肚子你才高兴，你还是不是共产党的书记。群众的疾苦你全不知，不深入下来看看，还说我们是在演戏给你看。你叫在座的党员说说，这是不是事实？”赵志明跟周健针锋相对地干起来，并带有控诉的意思。

周健一听赵志明指责自己不是共产党的书记，不关心群众死活，更恼羞成怒地认为他没有把自己这个书记放在眼里，大扫了他的威信和面子。他下狠心这次非整治赵志明不可，便宣布要在全大队群众会上批斗他。

杨永国见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不能让赵志清和赵志明继续跟周健对着干。杨永国知道周健这个人虚荣心、报复心是很强的，谁得罪了他，准没好结果。他便建议党员会就开到这里，研究下面的工作。

周健也想趁机下杨永国搭起的这个台阶。虽碍于面子，他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但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他是求之不得有人出来收场。

张明山更想尽快结束这种尴尬局面。他没和周健交换意见，便宣布党员散会，杨永国留下研究忆苦大会的开法和商量诉苦对象问题。

党员走后，会议接着开。杨永国提了好几个名字，最后决定让陈长生在会上重点忆诉。他当过农会会长，又是第一任合作社社长兼大队党支部书记，有点口才和政策水平，说得出来。诉苦会还要收集些物品进行新旧社会对比展览。参加大会的社员按生产队统一组织入场。会场就在门口的院坝里。为了营造气氛，还指定专人领呼口号。

与此同时，一队院门口晒坝上聚集了不少社员。他们听说今天周书记要处理赵志清和赵志明两人，都愤愤不平。

肖兰英对身边的黄有新说：“我们大伙儿去找周书记，给大队长和队长两人求下情。他总得听听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吧！大家不能看着不管，人家为了我们才被追查的责任。不能受益的是大家，担罪过就是他俩。那我们就太没良心了，以后谁还出来为大家办事。不能让办事的人感到寒心。”

黄有新听完肖兰英的话，两只手抱着膀子耸耸肩说：“这回祸是闯大了。周书记来就是调查大队问题的。你我这些平头百姓去找他们说情，顶个屁用。还保得出来？我看去也是白搭。”“还没去怎么就知道不行？”

肖兰英见黄有新对自己的提议一点儿信心和热情都没有，只想躲开不管，生怕祸事沾惹上自己，很是生气。“不信你就去试试。”黄有新说完想回家去。“你别走。”肖兰英用手拦住要溜的黄有新，“你家在分稻子时咋不这样。你还算男人不？连这点骨气都没有。事情一来，还不如我们这些婆娘，干脆撒泡尿淹死算了。”肖兰英毫不客气地数落着他，一边又对在场的人号召说：“走，大伙儿跟我找周书记去。这些年大队长一心为大家办事，一点儿也没顾及自己，这会儿不帮他什么时候帮。”

对肖兰英说的这些，大家心中都有数，都很感激赵志清。大家跟着肖兰英往前院开会的地点拥去。黄有新往回走了两步，也不好意思再往家走，便跟在众人的后面，随着大流朝前面去了。

在一队社员愤愤不平的同时，三队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人们听说赵志清、赵志明已被周健革了职，留在工作组写检查、交代问题，都非常气愤。赵志军、杨永志、张二虎从生产队出来，就决定动员社员一起去找周健评理。一时间，喊叫的声音立即在队上各个院子响起来，马上便聚集了百多人朝大队部办公室拥去。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斗志昂扬、激愤过。老头儿、老太婆、背小孩的妇女、小伙子和八九岁的小学生都来了。连七十多岁的五保户唐成玉老汉听说后，拄着拐杖跑来并着急地说：“这是啥时候，我摸也要摸去，找姓周的说说。赵志清、赵志明让大家吃饱肚子错在哪里。”小伙子们见他夺棍捣棒，走得那样急，忙上去搀着。一路上人们的心都不平静。

赵志军走在队伍里，见人们这种斗志高昂的劲头，也很激动。望着自己带出来的这支长长的队伍、一簇簇兴奋的人群、一个个奔走着去抗争的人们，他仿佛觉得这不是百多号人的队伍，而是一支几亿多农民的队伍。在这条路上走着的人当中，不光是全队的农民，有全乡、全县、全省、全国的农民。他们脚下走着的这条路，就是几亿农民要走的路。全国的农村都跟他们一样，这会儿在为党即将开辟的这条道路而战斗。这是一股要求改革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是什么力量也挡不住的。那些想阻挡时代车轮前进的人，都会被它压得粉碎。想到这儿，他的劲头更足、两条腿迈得更快，不一会儿就到了大队部。

当肖兰英领着一队的人来到前院时，赵志军领着三队的社员早到了，正在跟书记说理：“你为什么撤销大队长的职务。是我们自己要那样干，与他无关。为大家不再吃大锅饭，在那样成年要死不活地搞生产。这错在哪里？要处理就处理我们社员。这不，大家都来了。现在你把我们这些人都抓起来，正好每年粮食不够吃，跟你去吃几个月不要钱的饭，在里面还可以休息休息。”

一队的社员也在后边附和着：“分田管理是我们自发决定干的，要处理我们两个队的社员都有份。”

这会儿肖兰英钻过人群挤到最前面，质问周健：“我们搞自己的生产，用什么法子又碍着你什么事。这些年我们粮不够吃，钱不够用，你这个大书记给我们照顾了多少，解决过多少问题。现在你什么事都要管，管得又细又具体，那以后芝麻小事都找你得啦。就算大队长支持了我们，他又犯了哪门子法。他不就支持大家多产了点儿粮食，为群众排了些忧解了点难。你们就来整他、批他，这种做法实在使人心痛，让老百姓寒心。我们不禁要问，你们这是在为谁办事。赵志清复员回来，放弃几十元一个月的工资不挣，图个啥？他又不是傻子，太阳晒着安逸，扁担压到肩上舒服？还不就是为了报答咱五里坝的乡亲们，想尽他的力，让大家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他复员回来发的安家费，都借给几个生产队买了化肥。你说这样的大队长我们不拥护又拥护谁？让他一个人为大家受过，担着责任，我们良心过不去。我们不出来为他说话，谁又为他说话。哪个好、哪个错，我们群众心里有数。不能让人随便整一心一意为我们社员办事的人、我们心中拥护的人。”肖兰英如数家珍一样，在周书记面前把赵志清为社员做的事都说了一遍。

周健三人正好把开诉苦会的事研究完，准备散会，就被赵志军领来的三队社员堵在屋里。现在他才知道回水坨的人个个都是烫手的山芋。下来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被围了两次。更让他气愤的是，刚才在会上宣布的决定，怎么群众一下子都知道了，立马来找他生事。这是有意跟他过不去。想把他赶回去，门都没有！周健这样思索着，根本就没想社员给他提出的那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决心要把这浑水蹚到底不可。他们现在做出的反应，正说明自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抓到了命脉上，抓对了。心里这样想了以后，周健就没有昨天那样慌张，而是坚持他的决定说：“这是组织内部的事，党有党章，他是党员就应该接受组织的审查。”“什么组织，你一个人就算组织？你问问张明山社长，党委同意你的决定了吗？”赵志军当了几年兵，虽不是党员但也当了几年团员。民主集中制原则还是懂得的，也知道对一个党员干部的处理必须经党委集体研究决定。所以他当场把周健处理赵志清的理由顶了回去。“我是书记，我不代表谁能代表。我有权临时决定，过后再提交党委讨论。”周健不屑地说，在屋里故作轻松地来回走着。

杨永国见大伙儿跟周健这样争下去也不是办法，自己也脱不了干系。而且他认为人家是上一级党组织的书记，做出的决定也应该服从，便出来劝社员，让大家回去。

人们见要说的话都说了，提的要求像一颗菜粒入海一样，连泡都不会冒一个。于是社员们决定回去商量，派代表找县委向书记去。

赵志军从大队部院里出来，径直来到柳刚家里，找工作组副组长高素芬。这几天她都在这里和柳茹辛审查几个队的账目。一进门，他就见到了杨永志。他们几人正在商议着如何帮助赵志清、赵志明。他们不是大队支部的党员，没有被通知去参加会议。周健也不想让杨永志和高素芬参加。他知道自己的武断决定，恐难让他俩接受。他更怕高素芬目睹了他在群众面前的表现，汇报到她老公向书记那里，对自己不利。于是周健让张明山安排他们三人审账。这阵见赵志军进来，他们便问起刚才大队部院子里的情况。赵志军便把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又说了来找高素芬的目的。几个人想到一块儿去了，高素芬决定回一趟家，把这里的情况给向忠民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赵志军这才觉得心里有了定准星，放心地回家去了。他走了不远，只见杨永秀站在前边。他走近她，杨永秀反而转过身去不理他。赵志军亲热地问道：“你在这等我？”“别臭美，谁知道这些天你在哪？我是去叫我哥。老远见你过来，田埂那样窄不好让路，这宽一点。”杨永秀仍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解释着。

赵志军已听出她是在埋怨自己这些天没约她，冲他在说气话。他也想她了，只是近来忙队上分配的事，又要准备播小春的田，抽不出时间。赵志军便道歉地说：“明天我来帮你家整种小春的田。”

杨永秀也没反对，算是同意。他们怕人看见不好，就赶快走了。

第六章

杨永国接受任务后，便去陈长生家找他谈话。当他来到陈家门前的时候，见门开着，就走了进去。陈长生这两天因腰疼没有下地干活，在家修补粪箕。见杨永国进来，便招呼他坐。话题一打开，就又说到了昨天下午，周健一进大队就查孩子们的事。“我这个人说话不会转什么弯，认定了那个理就得说。一个堂堂的党委书记怎么跟孩子们一般见识。他们懂个什么？难怪引起大队上人不满，还弄得自己下不了台。这不是自讨没趣吗，何必呢！表面上看是在捍卫社会主义，实际上是适得其反，一点效果都没有，还影响了党群关系。他这种工作作风必然使群众对他有意见。”

杨永国听陈长生一说就没个完，于是忙把话题转到动员陈长生在忆苦大会上发言的事。他接上陈长生的话说：“新中国成立都三十年了，现在长大的这帮年轻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根本不知道旧社会是个啥样子，穷人受剥削是个啥滋味，苦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什么叫阶级苦？他们一点儿都不知道。你给他们一提过去的事，有的还不愿意听，说这是你们上辈人的事，与我们这辈人有啥关系。这且不说，就是我们有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些年也好了伤疤忘了疼。得把过去受苦受难的账本拿出来翻翻，使我们的后代不忘父辈们的苦，牢牢记住血泪仇，提高觉悟和认识。”

陈长生一边听杨永国说话，一边做着手上的活。篾丝编完，他又拿了一根，才接着他的话说：“是该叙叙咱贫下中农各自的家谱了。有些人还有点不愿说，怕说出来丢人。早就该这么讲一讲了，把苦水通通都倒出来，让这些年轻人知道，我们这一辈也就放心了。这是穷人的传家宝，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我想，旧社会过来的人，只要你还记住过去的一份苦，心里面就一定有一份对党、对新社会、对毛主席的爱。”

陈长生说着说着，过去的那些悲惨往事像蚂蚁出洞样，不断地从他心底爬了出来，开始啃食着他满是伤痕的心。痛苦使他的手都有些颤抖起来，到现在他们的女儿也没有找到，如果活着今年也该三十多岁了。年轻时不在乎，越老就越想儿女，就越是惦记这事。新中国成立后，他回老家找过几次，地主严吃人在土改时被枪毙了，他女儿早被严吃人给卖了。卖给谁没人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生意人买走的。后来他也请当地政府帮助查找过，还是杳无音信。长生婶在他面前唠叨过多次，说村小学的王梅华像他们失散多年的女儿。可他认为不太可能。人家姓王，隔上千里地，哪有那么巧的事。1964年初王梅华刚下来当知青时，长生婶就向他提起这事。他也曾动过心，想问问。可跟人一说，都说他想孩子想疯了。王梅华这些年在队里也未向谁提起过她的家事，长生婶以前向杨永志母亲打听过，可也没得到确切消息。他们也就断了这个想法。想到这，陈长生在心里默默地计算失散女儿的岁数，企盼她还在人世，并生活得好。

杨永国见陈长生陷入沉思，知道自己的动员已达到目的，该交代的也都交代了，只等明天开会。他便起身告辞。

陈长生把杨永国送出门就又去补他的粪箕，但他的思绪还没从往事中挣脱出来。他口中轻轻地喊着：“丫头，你在哪里呀？想得爹好苦啊！”

杨永国出来，还要去找新旧社会对比用的东西。按照周健的布置，他要找新中国成立前穷人要饭的破碗、破篮子、打狗棒、穿过的破衣服、盖过的烂被子、用过的烂铁锅等。都这么多年了，谁还把那些破玩意儿留着，土改后早一把火烧了，现在去哪里找。只有去找几个队长帮着收集，看谁家还留着这些东西。明天统统都拿到会场上去，让大家看看旧社会咱穷人是啥样子活法，新社会又过的是啥样日子。他先后去了肖永才、张二虎、唐成玉大爷的家，并帮助他们在屋内东找西找，总算在唐成玉大爷家找着些他认为用得上的物品。为此，他弄得满头大汗，鼻子眼窝都是灰。最后他才来到赵志清家，动员徐秀珍找找新中国成立前要饭用过的那些东西。

徐秀珍眼睛有些不好使，虽看不太清，但他一开口便听出来是谁。徐秀珍忙让座，问杨永国儿子这几天在工作组忙啥，天天都去那待着。

杨永国不好直说赵志清这几天已被停职反省，在那儿写检讨交代问题的事，只含糊其辞地说：“他在帮工作组做事，准备队上开忆苦大会上用的标语、发言材料。”

徐秀珍知道支书的来意后，便把手中拄着的棒子交给他说：“这根木棍已跟我几十年了。别看它已经发黑被磨秃了，可我一直保存着。还有要饭的罐子，我时常用来提醒志清，让他别忘了回水坨的乡亲们。是他们一口一口地省下来吃的，救下我们娘儿俩的命。能为大家多做点事就多做点，报答过去乡亲们的恩情。自己日子好过了，可不能忘了穷乡亲。”说着，她又叹了口气，让支书劝劝儿子，“都三十好几的人，还跟老婆赌什么气。我让他到儿媳妇那去，可他就是放心不下我，弄得天各一方。两个人长期不在一起要生古怪，迟早会砍草帘子的。哎！都是我连累了他。”

杨永国忙劝慰说：“他们是战友，又是同志，一起在部队当过兵经历过考验，关系好着呢。你不必担心，他老婆经常来信，一年还给寄几次钱呢。”杨永国虽然嘴里这样安慰着，其实也和大队上的人一样为赵志清老婆的事担着份心。寄钱已是两年前的事，当时赵志清老婆还在部队。赵志清最后一次拒绝安排工作后，他老婆的来信也就少了。几次都想问问赵志清，劝他过去看看，可话到嘴边怕勾起他的痛苦又咽了回去。他感到赵志清只是拼命地工作。现在经徐秀珍提起，杨永国觉得自己也该关心关心他个人的事。特别是现在，周健又要处分他搞单干的事，他心里的压力肯定很大，就算是铁打的汉子也会被压垮。这个时候更需要人去关心他、爱护他、支持他，跟他说说心里话。杨永国觉得自己这个支书没有当好，觉得有些对不起赵志清，于是忙向徐秀珍告辞。他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给你劝劝。”29

今天的天气和往常一样晴朗，只是比前几天显得冷些。还不到派工的时候，各队催促开会的钟声便响了起来。人们都以队为单位，拿着凳子向大队部的院子拥去。只见院子的尽头放着一排桌子，算是主席台，上方挂着一幅“回水坨大队揭批‘四人帮’暨忆苦思甜大会”的标语。为了营造气氛，院子周围的柱子上还贴了“打倒四人帮”“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之类的标语。那一排桌子上摆着新旧社会对比的实物。中间的两张桌子空着。不知谁故意把肖永才没有裤腰的裤子和冬天穿的棉腰裤也拿来展览。这是先来的人绕着实物参观后发现的。一些知道物主的人一边看，一边给旁边的人解释着：这架收音机是支书的；这只装衣服的皮箱是张二虎分地主张震山家的；这架缝纫机是肖兰英的……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地在人们心中形成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加上小学生们由老师领着在唱忆苦思甜小调：“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这歌声和实物使整个会场庄严肃穆。忆苦会还没开始，就使到会的人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唤起了每一个年龄大的社员对过去身世的回忆。

还不到十点钟，人都到齐了。各队按划分好的位置坐得整整齐齐。连很少来开会的唐成玉老大爷也由张翠花搀扶着，与杨永志的母亲坐在一起。杨永秀、李琴惠、柳茹辛、张翠花几个年轻姑娘和高素芬坐在头排。王梅华和学生们坐在一起。“干叫唤”来迟了一步，见一队前边有个空，就把小板凳放了进去。听周围的人说，是给赵志明留的。“干叫唤”忙移到后边去了。她不愿挨着赵志明坐。听说周书记这次是来真格的，是专门冲着赵志明和赵志清来的，非整他俩不可。听说过几天还要专门开他们的批斗会。她认为跟他坐在一起会把霉运沾到身上。刚一听到说是赵志明坐的地方，立马像躲瘟疫似的往后面跑去。

杨永国见后面的人都已找着位子坐下，周健和张明山也在台上入了坐，便立即宣布开会。他大声地叫人们不要再说话了，停了下，才心情沉重地说：“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大队在这里召开一个忆苦思甜大会，就是为了更好地揭批‘四人帮’。用诉苦来唤起大家共同的阶级仇恨，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把‘四人帮’的罪行批深批透。在旧社会，我们穷人是辈辈长工，辈辈苦，年年种地年年饥。哪一家没有一本血泪账，没有一段辛酸苦难的家史。哪一个又不是喝足苦水长大的，哪个身上没有一两道地主老财留下的罪恶伤疤。新中国成立都三十年了，今天我们来翻这本老账有好处，它能使我们不忘昔日苦，更知今日甜。更能痛恨‘四人帮’这些年倒行逆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今天这个大会上，谁有苦就上来诉吧。把闷在肚子里的苦水都倒出来，把我们贫下中农这个传家宝交给下一代。让他们永远记住自己的父辈在旧社会是怎样受剥削、受压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说完，他就坐了下来。

好一阵会场上没有一点声音，坐在一队前边的陈长生心情紧张地向四周看了看，见杨永国正望着他，向他投来支持的目光，似乎在鼓励他说：你第一个上去诉苦吧！陈长生的心紧张了一下，便站起来向前移动着他那有些颤抖的身子。他立刻便吸引了会场上所有人的眼睛，大家呆呆地望着他走到桌子前面。

顷刻间，往事的痛苦和仇恨立刻便充满了他的心，代替了刚才的紧张情绪。他略微停了停，就诉说起了自己的身世：“在旧社会，要说黄连苦，没有我们穷人的日子苦。要说北风寒，没有我们穷人心里凉。哪一个不是苦水坑里泡大的。我的老家在巴县，1948年才逃荒到这里。祖孙三代都是靠租种地主的几亩石板田和给人当长工过活。我爷爷是一个孤儿，靠要饭长大。十岁到地主老财严吃人家放牛，以后就一直在严家当长工。做到三十岁时，他才和我奶奶——严家的一个丫头成亲。奶奶有了我父亲后，不能再帮人了，回家租种严家几亩田来耕种。白天爷爷在地主家干活，晚上偷跑回来帮奶奶种地，一直拖到我父亲长大。不久奶奶病逝，爷爷在严家借点钱买个棺材埋了，从此就背上阎王债。爷爷每年在严家干活的工钱还不够还利息，做了七八年工也没还清这个债。后来爷爷年纪大了，父亲就顶替了他。爷爷则领着我还有我妹、我娘四人种田。每年交租后，剩下的粮只够全家吃上半年稀饭。爷爷年纪越来越大，病也多起来，家里的日子更难熬。我十二岁那年冬天，爷爷病了好久，我娘又刚生完我弟弟，父亲又不在家，只有我和妹妹。家里断粮几天，我娘把我叫去，要我出去要点饭回来。我怕冷，不肯去。我娘含着泪对我说：‘家里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你也该懂事了。你不去谁去，我和你爷爷又不能动，难道一家人就这样饿死！’妹妹见我一个人不肯去，就说要陪我一起去。没办法，我就领着妹妹出门了。“那时正是数九寒天，外边下着大雪，风吹着树枝呼呼作响，冷得人实在受不了。家家的门都关着，要了一上午，就要了两块小红薯。后来妹妹实在冻得不行，两条光着的腿都变乌了。脚上冻裂的口子，血水直往外流。走着走着，她就倒了下去。我把妹妹扶起来，掰了半截红薯要她吃。妹妹摇摇头说要给娘和爷爷留着。我一摸她的额头，像个火炉似的热乎乎的。我知道她肯定是病了，便找个背风的地方，让她坐下守着篮子，我一个人再去要点。可等我回来，却不见了妹妹。我到处找，也没找着。回到家里已很晚了，娘和爷爷见我一个人回来，一家人急得直流泪。“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去找妹妹，找了一天，最后只见妹妹死在一家有钱人侧门的石阶上。她提的那个篮子滚在一边，一个半红薯还盛在里面。我娘看到这一情景立刻就呆了，本来就没有颜色的脸变得更加苍白，像个石头人一样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很久都不动一下。那年头，如果让人家知道死的是我们家的人，得给人家挂红放炮请客赔礼。因为穷，我们只能远远地站着看，还不敢哭出声来。看了好久，等到夜深人静才把妹妹的尸体偷偷背回去埋了。妹妹的死给我娘的打击很大。小弟弟生下不满七天，就饿死了。那以后我娘和我一起去要饭，再不让我一个人出去。“这时爷爷的病也越来越重，父亲又被严家派去挑脚送货了。不久到了腊月三十，好不容易把爹给盼回来。可他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拿回来。过了半晌，爷爷要父亲到严家把一年工钱算算，看还有没有。若没有，借也要借点米回来，一家人好过个年。父亲到严家算账，旧账一还只剩下不多几个铜板。好说歹说才给量了三升米，父亲提起就走。到家我娘拿出来一看，哪是人吃的东西，又霉又黑，谷秕子占了一半，根本没法吃。半夜，爷爷把我爹叫到面前：‘我也不拖累你们了。我们父子给严家扛了两辈子活，看到了他家由土墙变成了青砖瓦房，由便门换成了红漆大门。一年种他家的几亩田收的稻子全交了租，你娘死时借他的二十个大洋，你我给他扛了十三年活还没还清。我们的血汗喂肥了他一家老小。这个账，我到了阴间也要跟他算的。’第二天，爷爷跑到严家大门上吊了。这下严家上下都不依，说大年初一的到家门上去上吊，是赖他。是穷急了往他名下泼污水，坏了他家的财运。他一家老小要有个生疮害病、三长两短的，得全由我家负责。他儿子严吃人还硬要拉我们去打官司。后来没办法，我爹就东托人西托人说情，请了七桌客，挂过红放完炮，这才罢休。可怜我爷爷的尸体还停在屋里没有安葬，又贷上了请客这笔账。我爹只好用块破席把爷爷裹好埋了，就到严家扛活还债。我和娘在家里种地，靠吃野菜维持生活。后来我娶了亲，不两年又添了两口人吃饭，生活之苦就没法说了。“1946年严吃人又派我爹去重庆给他担东西，一走就杳无音信。第二年春天父亲的尸体被运回来，严家说是在路上病死的。抬到我家后，他们什么也不管就走了。我们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我娘更是哭晕过去。我爹的尸体一连好几天摆在家里没钱埋。我气愤不过，便去找严吃人，要他出钱安葬，给爹工钱。到了他那里，他把脸一板说：‘这几天我没到你家来要账，就算好的，可你他妈不要脸，狗坐粪箕不识抬举，反而还来找我要账。要算吗？就拿钱来。工钱你爹早就支完了，后来又在我这里借了十五块大洋看病。白纸上写黑字，这就是你爹写的借据，上边盖有手印’。说着，他把条子递到我面前，狠狠地说：‘你还要什么安葬费。扛活前早就讲清楚的，生疮害病一概自理。耽误我的工夫，我没说什么就算好的。’我一听，又突然冒出一笔借债。这个亏我们算是吃够了，便说：‘这不明摆着是在敲竹杠吗？反正人已死无对证，怎么说都行。大少爷，你可要讲个良心呀！’还没等我说完，严吃人就骂开了：‘什么，借了债还想赖掉。你自己说，我姓严的什么时候赖过你。这些年你们父子吃了我的熟的，挣了我的生的，我养活了你们一家三代，我哪点对不起你？还说这些烂舌头的话。’骂完，他叫管家拿算盘来。一拨又给我连本带利算了十八块大洋，限期三天还清。如果到期不还拿人顶也得顶够。训斥完，他让人把我推出门，嘭的一声就把大门关上了。“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回到家里，我娘听到这个消息，当场气晕过去。这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陈长生诉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

会场上早已响起了起伏不断的啼哭声。到会的人都睁着一双双饱含着泪水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在听他诉说，确实是被他的苦情打动了。每个人的心里像撞翻了五味瓶子，辛酸的眼泪顺脸颊淌着。大家对旧社会的仇恨从心底里冲了出来，像火山爆发一样地怒吼着：打倒万恶的旧社会！打倒恶霸地主！共产党万岁！会场上的口号声、呜咽声响成一片，陈长生的控诉发言，激起了愤怒的浪潮。

陈长生等大家平息下来，又往下说：“你们想想到底是谁在养活谁。后来，我用一个破水槽装了我爹，抬出去埋了。刚埋完我爹回来，严吃人就带着狗腿子封门来了。他在我家门上贴了封条，不准我们再进去，土地也宣布收回。我娘上去阻拦，被一脚踢出老远。他们又抓了我不满六岁的闺女松菊，说要用来抵债。我气横了和他们拼命，结果寡不敌众，没几下就被他们打晕了。我娘跌倒后爬起来抢孙女，被打倒后就没有再站起来。幸亏当时松菊她妈在后边一步，才没遭此毒手。半夜我醒过来，见松菊她妈伏在已断气的我娘身边哭。这是严家又欠我家的一条人命。”陈长生说到这里，更泣不成声。他喉管里像火烧一样，心里如有人在用刀子割一般剧疼难忍。

杨永志听到这里，抹去眼泪，又一次愤怒地领头高呼起来：“打倒恶霸地主严吃人”“打倒万恶的旧社会”“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人们都跟着他狂怒地喊着口号，吼声在会场上空震响。

高素芬、柳茹辛和前面坐的姑娘们更是哭得像个泪人样，头都抬不起来。会场左边的小学生个个都哭出声来。

王梅华的眼睛又一次红了，颗颗悲痛的泪珠泉涌般地从里面流出来，眼前如雾天似的，什么也看不清了。记忆像小船又驶回了遥远的童年，在往事的每一个港湾中停留。陈长生的诉说，也唤起了她对自己苦难身世的回忆。过去那些不幸的往事和苦难的经历，在她心灵上留下的一道道伤痕和撕裂的口子，随着时间的消逝，已被逐渐抹平了。现在它们被忆苦大会一下子齐刷刷地撕开，使她心痛难忍，痛不欲生。她只隐约地记得，在她几岁的时候，被一个很凶的人给抱走了。以后有个老婆子整天逼着她做这做那，动不动就打人。有时拧她的脸，有时掐她的嘴巴，把她的嘴角都拧出了血。老婆子牙齿咬得紧紧的，拧她的那副凶狠狠的模样还一直留在王梅华的脑海中。再后来她就被养父领走了。这次走得很远，先是坐船，接着又坐马车。养母从不提她的身世，怕她回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王梅华透过眼前一层薄薄的雾幛，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妈妈、奶奶。最后，她终于控制不住绞心的疼痛，呜呜地哭出声来。见人们正在跟着杨永志呼口号，她也跟着大声地呼起来。她喊出的声音是那么大、那么有力。她的眼睛睁得像铜铃似的，放射出对地主阶级刻骨的仇恨。

陈长生的苦同样在杨永志母亲心里引起了共鸣。听着听着，她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似的掉了下来。她和陈长生的老婆是表姐妹。她三五年随红四方面军来到江油时，才十五岁。由于生病没有跟部队走，她给杨永志父亲当了童养媳，长大后成了亲。当陈长生和表妹逃难来投靠她时，她已十多年没见过家里的一个亲人。当听完表妹一家的痛苦遭遇后，她们抱着哭了一场。那时杨永志的父亲被张震山抓壮丁已拉走两年多，一直没音信。表妹他们来后，她便领着去见张震山，在他家租了两亩田地种着，两家人凑合着过。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都是狠心狼。租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再加上三天两头出税，再怎样拼死拼活地干，一年到头身上添不上一根纱，锅里多下不了一粒米。这样拖着过了一年多，才等来了解放军。杨永志母亲就这样沉浸在回忆中。

等她抬起头来时，只听见陈长生激动地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救我，我陈长生的骨头早被他地主老财车成扣子卖了。土改后这些年我心里还是那样，对地主老财们总像有个疙瘩，不愿搭理他们，恨透了他们。我一直都认为：只要我们记住了过去的一份苦，就记住了党和毛主席的一份恩。要给年轻人常摆摆家里过去的那些苦，增加他们对党、毛主席和对新社会的爱，才会保持一股跟人民政府走的劲。我们贫下中农心里时刻都装着苦和甜的两本账，都最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过去‘四人帮’只顾自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反对我们发展生产，搞得国家一贫如洗。老百姓连饭都没得吃，还天天叫坚持社会主义的高调，他们搞的是哪门子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一想起这些年他们的所作所为，我的肺都要气炸了。不让我们过好日子，不让我们富裕起来，不让我们有口饭吃，重蹈过去受苦挨饿的老路，我豁出这条老命也要和他们干到底。”

愤怒使得陈长生又一次停下来，他换了口气接着说：“什么共同富裕，说穿了就是‘四人帮’那伙儿人富裕。他们可以不顾党纪和国法，想整谁就整谁。只要不合他们的心意，不按他们的意思办，就给你戴上搞资本主义的帽子。大家想想，这些年各家各户有多大变化，还不都是‘四人帮’这些人给折腾的。一年四季在生产队的田块上磨蹭，挣几个工分，劳动力少的农户还给队里倒找。这等于是在跟他们‘四人帮’受罪。而宁愿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长资本主义的苗，宁要大家饿肚子，也不肯要人们吃饱却是现在我们有些干部还抱着不放的思想……”他激昂的语言像炮弹一样在会场上空爆炸，洪亮的声音在整个会场上震响。他的话都说到人们心里去了。会场上又响起了打倒“四人帮”的喊声。

周健却觉得陈长生的发言越说越离谱，越讲越离题远。到最后简直是在控诉他这类型干部的罪行。句句都是针对他来的，他心里的不悦直往脸上冒，气也不是，怒也不是。他几次想制止都没成功。陈长生像没听懂他的意思，把心中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周健只有坐在那里直埋怨杨永国办事不力：“叫他快下来，别再往下说啦。”

杨永国也觉得陈长生后面的话有些跑题，周健又让自己立即制止陈长生的发言，他便忙上去把陈长生拉下来。“干叫唤”对陈长生受的苦一点也不在乎，更没往心里去。她好像没事似的，坐在后边闲着，连口号都懒得跟着别人喊。为了怕被别人看出来，说她和大家不一条心，在大家喊时就做做样子。别人举手，她也举举手，但只举到一半就放了下来，显得有气无力。不举手时，她就专心致志地在那洗干澡，搓着身上的污垢，搓一条甩在地上，又去搓第二条。一会儿，她坐的地上，密密麻麻地落了一地，像一群黑蚂蚁围在她的身边。她叫这是搞副业，不能把开会的时间浪费掉。可以说每次开会她都这样。散会后只要看见地下丢的黑糊糊像群蚂蚁样的东西，就知道那是“干叫唤”坐过的地方。这会儿她搓完身上的污垢条，把手指也互相搓了搓后才抬起头来。见支书把陈长生喊了下去，她以为会议会马上结束。哪知，又有两个人接着诉苦，内容都大同小异，“干叫唤”更不愿意听。还好，两人很快都诉完了。可周健又站在台上讲起来，只听他在上面向大家发问说：“几个忆苦的人地点各不相同，为什么都有着同样的遭遇？”

台下没人应。停了会儿，周健才自问自答地说：“是旧社会造成的。因此千颗苦瓜一根藤，天下穷人都是一样的命。哪家没有一部血泪史，哪个没有忧和恨，哪个又不是苦水喝大的。在旧社会，有地主资本家剥削穷人的自由，就没有我们不受剥削的自由。我们千千万万受苦的人，都是一个受压迫的阶级。我们每个人又都是这个阶级中的一分子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为整个阶级的利益去奋斗，把自己的利益和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体制，才会共同富裕。要用我们已有的阶级觉悟狠批各种资本主义倾向，顶住资本主义思想的进攻……”

周健一口气说了二十多分钟，“干叫唤”一句都没记着。她心里面像送瘟神一样，盼着他快点结束。好不容易等到杨永国嘴里说出“散会”这两个字，她第一个就从后面跑了。30

受过苦的人都有同感，也最容易触动心病。王梅华苦难深重、凄惨的童年离开她并不久远。因此忆苦大会开后，埋藏在她胸中的愤怒，嵌刻在她心底的仇恨，又都在她脑子中翻腾起来。几天来她除上课外，不笑也不说话，闷闷不乐、痴痴地坐着。当课间休息，学生们活蹦乱跳地活跃在院坝里时，王梅华却一个人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木鸡似的看着教室的墙壁，脸上呈现出一种痛苦的表情。中午放学后，她没去接军军，而是独自跑到屋后的那块大青石上坐着，眼睛静静地望着远方，里面含满了热泪。有时她也会突然低下头来，轻轻地喊一声：“妈妈你在哪儿呀？”

记忆中一点妈妈的影子又在她脑海里复活了。她模糊地记得：她原来的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奶奶、小黄毛弟弟和她自己。妈妈中等个儿，瓜子形的脸上有着一对漂亮的大眼睛。从她有记忆起，就没见过妈妈脸上有过笑容。每天晚上妈妈都把她和弟弟搂在怀里，用她身上仅有的一点热度暖着他们冻僵的手脚。至于奶奶和爸爸的模样，她一点都记不起来。只记得和奶奶一起去要饭，总是奶奶背着她。而她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拿着棍子。一次他们刚走到一户高墙大院门前，一条大黄狗就向王梅华扑来，把她扑倒在地。她的腿被狗咬了两口，血像水一样往外流。奶奶忙转过身来把狗打跑，抱起她满是血的身子赶紧回家。至今她大腿上还留着两个伤疤。

这些悲惨记忆已不止一次地啃噬过她破碎的心。每回想到这里，她都总会想起妈妈披头散发的样子，还有那瘦得像棍子似的小黄毛弟弟的模样。这些印象交织在一起，混成了一幅阴惨的画面，使她觉得头晕目眩。她也不知在这坐了多久，直到快到上课的时间，才慢慢地向学校走去。

王梅华这两天的情况引起了杨永志母亲的注意。她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昨天晚上她送军军过来，特地给王梅华做了点好吃的，又安慰了好一阵才回家。杨永志的母亲知道王梅华不是她娘亲生的。一个活了三十多岁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真正的家在哪里，姓什么，叫什么名字。这事落到谁身上都是一件憾事。中午她又煮了点饭和腊肉，送到学校去。见昨晚送的鸡蛋面都结了块，还放在那儿没动过，于是她便心疼地说：“孩子，多少你都得吃点，饿坏了身子咋办。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得想开一点。如果老天有眼，会保佑你找到亲生父母的。”

王梅华转过脸来，用木呆般的眼睛望着婆婆。听婆婆提到此事，她更觉得痛苦像蜂刺一般，使劲地在她心上乱刺着，泪水也就比先前更凶地从眼眶里涌了出来。杨永志母亲见这情景，没有再往下说，只是在心里反思起来：以前只顾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她、帮她，却没有从心灵上关怀她，帮她解开心里的这个疙瘩。看来应该主动做做亲家母的工作，让她把知道的事说出来，或许还找得着王梅华的亲生父母，了却儿媳妇的心事。想到这，她就劝慰道：“你养母说不定知道你的身世，事情也许有转机。”

军军咚咚地跑过来，伏在王梅华怀里，用一双茫然的眼睛望着她：“妈妈，你是不是病了？”

王梅华低下头，用手摸摸儿子说：“妈妈没病，跟哥哥、姐姐们到外边玩去。”说完，她在他光滑的小脸蛋上亲了下，便让他走了。杨永志母亲又和她说了一阵安慰话，王梅华才回教室上课。

这个村小只有她一个公办老师，五十多个学生分成四个年级，课桌在教室里排成四个长排，一个年级坐一排。她教的是复式班，讲了这个年级的课，再讲另一个年级的课。这种学校在农村非常普遍，老师是很辛苦的。王梅华这些年已习惯了，有时累得放学后一动也不想动。这两天高素芬回家找向书记汇报大队的情况去了，幸亏婆婆的关心照顾，她的心情才稍好一点。

还有一个人在注视着王梅华，那就是长生婶。前天因为开忆苦会，又引发了她的心病。这两天只要一有空，她就跑到学校，躲在柱子后面，偷偷地看着王梅华。早在王梅华刚下来当知青时，长生婶就多次把她从头到脚与自己记忆中的女儿松菊进行过对比。她们长得多像啊！越看越像。那红润俊俏的脸庞，弯月似的秀气的眉毛，水汪汪温和的大眼睛，一蓬微黄的头发，都和记忆中女儿的形象合在了一起。所不同的只是比以前长高长大了。要不是想到人家姓王，是有根有底的本地人，她真想跑过去喊一声：“松菊啊，我的女儿。这些年你让娘想得好苦、找得好苦啊！”她多次把这个发现告诉过老伴，可他总是说如果认错了多不好，怎么再见别人的面。

陈长生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又何尝不想呢。他是不愿再去触动那块心病，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查的地方也查了，还是没有一点结果。都快三十年了，松菊可能已不在人世。

可长生婶就不同了，她想女儿想得发疯，自从她有这个发现后，就一直注意着王梅华，暗暗地关心她。她在心里早就把王梅华当成自己的女儿了。昨天干活时，赵志明就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你不是有个女儿没找着吗？你看咱大队小学的王梅华老师，就多少长得有点像你。”当时她听到这个逗她开心的玩笑话时，心就跟着赵志明的话飞走了。她不知道赵志明是有意戏耍她，还是凭他的观察得到的结论。

这会儿长生婶又躲在柱子后面，专注地望着在教室里上课的王梅华，不禁喊出声来。她的喊声惊动了教室里上课的学生，大家都把头转过来望着她那痴呆的样子。

王梅华从教室里面出来，见长生婶望着自己，知道她的心病又犯了。刚下乡时她就经常这样地望着自己出神，但自己也没往心里去。这次通过忆苦大会知道她还有一个被地主抢去抵债、失散多年的女儿时，王梅华全明白了，长生婶把自己当成了她失散多年的松菊姑娘。虽然情节倒还有点跟自己的经历沾点边，但天底下不可能有这样巧的事。

看着长生婶可怜的样子，王梅华亲切地问道：“大娘，您有事吗？”

长生婶听到问话，才从回想中清醒过来：“没有，没有。你上课吧。”说完，她匆忙地走了，把想问的问题又咽回去了。

第七章

周健决定先从儿歌入手查起。联系他遭到群众围攻的事，他觉得回水坨大队不光是刮资本主义单干风那么简单，里面的问题还复杂着，水还深着呢。于是他决定派人把杨永国找来，了解一下这些天他调查得如何。可杨永国对周健提出的问题一个都答不上来。周健很失望，很生气地批评起杨永国：“是不是认为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地主富农都改造好了，可以放心大胆地睡觉，眼睛里看不到敌人？”接着他又提高声音说道，“同志，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我们不能丢。什么事情都要用这个观念去考虑，我们的敌人可一刻也没睡觉。尽管我们斗争几十年，他们是雷打苦竹根不烂，火烧芭蕉心不死。你想想，土改时分了他们的田地房屋，他们能安心吗？他们时时都在想夺回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越快，政权越巩固，他们就越是心慌。对我们取得的每一个成绩，他们都是怀恨在心的，急于从各个方面搞破坏和捣乱。特别是对我们坚持的集体生产这条社会主义道路更是恨之入骨，总要千方百计地出来搞邪门歪道，使你在这条路上走不顺心、走不顺畅。作为党的农村基层支部书记，带领全大队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能够对付和辨清任何复杂情况下的阶级斗争。没有这种本事不行，功夫不真也不行。否则我们就不能及时地揭穿敌人的阴谋和进行有效的反击。像你这样，光拉车、不看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不行的。同志，社会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壳也要复杂一点，不管什么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鼻子灵一点，政治敏锐性高一点，才能把敌人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楚。斗争越复杂，越要保持冷静，这样才不会上别人的当。“任何人无论要做什么事情，都得先造舆论，才能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石头翻身的儿歌正是这些人在造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这段时间大队上出现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难道是偶然的吗？没有联系的吗？没有人在背后操纵指使，群众敢围攻共产党的公社党委书记？能很快地自发聚集起那么多人？”周健说这些，目的是要给杨永国敲个警钟。见他一副目瞪口呆、茫然不知的样子，周健接着说：“前面发生的这些事件就是严重的、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

周健一口气地只管说下去，杨永国也只是点头，表示回去一定再和工作组进一步在大队追查儿歌的来源。

杨永国从周健那儿挨批出来，便往黄有新屋里走去。他用手推了一下他们家的门，门只开了一道缝，里面像用什么东西顶着。他又一推，门开了，却没有人出来。杨永国一边往里走一边喊：“屋里有人吗？”“干叫唤”在里屋听见有人推门，连声地朝外边问：“谁？”

杨永国跨进门，手一松，门自个又关上了。他一看，门背后吊了半个大磨盘，足有十多斤重。要想进门，只能用力推，推的力大，门开的缝就大，推开的缝不超过一定的角度数，石头的重量会自动把门关上。“干叫唤”刚带脏字骂了一句：“谁进来问起不开腔，嘴里含了棒槌咋的……”她见是杨永国，忙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满脸窘态地说，“是支书大人啊，什么风把你吹到这来了。你找我男人有事吗？我给你叫去。”

乡里人有个习惯，一般是男主外女主内，外人来找一定是找这家当家的，所以“干叫唤”认为杨永国是来找黄有新的。只见她转向屋里说：“快出来，不知在磨蹭啥？支书找你呢！”她的声音扯得特别大，表面是忙着在叫人，实际上是在给男人报信。

黄有新正在里屋往口袋内装米，准备拿到黑市上去卖。听见婆娘在外边喊支书来了，忙把口袋往床底下一塞，双手在罩子布上乱抹乱擦。等擦掉手上的米灰后，他就出去见支书。

杨永国继续往里走，刚才在周健那儿挨了训，还在气头上。听了“干叫唤”的问话，好像自己就不该来她家似的，便不客气地说：“我不但找他，还要找你，你两口子都脱不到干系。你知道我是无事不串门的，我不说你俩也清楚找你们干啥！”“干叫唤”见杨永国的话来得陡，说话的语气、势头和以往不同，知道今天准没好事，只好跟在支书后边心虚地往里走。

黄有新出来正好迎住支书，忙招呼他到吃饭的大桌边坐。他猜支书一定是为分麦子的事来的，他早就估计到这事还没完，队上要找他的。现在追到头上来了，他不免心虚，有些紧张。

杨永国坐下后说：“这段时间你们两口子闹这么多事，戏也该收收场了。我现在才来找你们，就是要看看你们还要搞些什么名堂出来。上回你一边在黑市上卖着高价粮，一边在队里带头喊没粮吃，怂恿杨永松和一些妇女强行分掉队上的麦种，还把责任往队长身上推。你当我不知道。”说到这，杨永国把话头一转，矛头指向“干叫唤”，“还有你‘干叫唤’，为要几颗粮食，说了那么多有损政府的话。这段时间干的一系列‘好事’，你不但不认识错误，还讽刺、挖苦、谩骂队上、大队上的干部。你无法无天，没人管得到你是不是？在这坝里你两口子真是城隍庙里的鼓槌，一对配齐了。是该杀杀你们的气焰了。上回市管会转来的材料我还没找你们，这回你们又给大队上闹出传唱儿歌的麻烦事。”

杨永国越说越气，想想自己两次挨批都是黄有新两口子引起的，便进一步警告说：“这次可不比你卖几十斤黑市粮食。这可是个政治事件。我问你，儿歌哪里来的，你那亲戚娃儿呢？”“唱儿歌这事我确实不知道，我怕他再给我惹事，今天一早就把他送回去了。”黄有新听了支书的数落，感到问题严重了。以前犯的那些错误还在其次，而儿歌这件事才是主要的，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问过那小孩没有，是谁教他唱的？”支书又开始发问了。“这倒问过，他说是在外面玩，听其他小朋友唱学会的。”黄有新如实地回答着。“那你这亲戚住在哪里，周书记要带人去查，到时由你带路，找着其他人就没你的事了。找不着那就难说。”

黄有新听杨永国吩咐完，一个劲地答应照办。他也想尽快解脱自己的责任，说道：“我一定全力配合，把教唱的人找出来，争取在这件事上立个功。以后如果我们再敢做违背社会主义和有损集体的事，你们咋批斗都行，只要不送公安局。”黄有新知道后果严重，连连向支书求情和认错。

杨永国见他态度还算老实，接上他的话说：“只要能改正错误把事情说清楚，我们还是欢迎的。拒不认错、坦白，那是不行的。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你自己决定吧。”“干叫唤”在旁边听着，知道这回公社对他们两口子要动真格的了。知道自己这一向把事情做过了头，自己砸了自己的锅。她在心里有了一丝悔意，但很快就过去了。

杨永国见问不出什么结果，便没再说什么，回家去了。

以后的几天大家被弄得人心惶惶。杨永国和工作组在坝里又追查过好多人，都说不知道，调查了几天毫无结果。晚上柳茹辛对父亲说起这事，柳刚看了女儿抄下来的这首儿歌，沉思了一会儿说：“这首可不是首简单的儿歌，它反映出目前老百姓的一种希望和心声，代表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愿望与要求。编这首儿歌的人也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知道中央的一些动向。最近我天天通过收音机听出了一些名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可有些人说的还是以往那些摸不着边际、空喊的东西。改变不了当前这种死气沉沉的现状，不管你再怎么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些都激不起人们的兴趣和干部的热情。短时间内要实现机械化谈何容易，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柳刚说完自己的看法，父女俩又把话题拉回到追查儿歌的事上。

柳茹辛接着说：“周书记不相信追查不出来，明天还要带我和黄有新到他家那个亲戚家去查。”“查就查吧，这种事是查不出个所以然的。到底是从哪里传来的，第一个说出来的又是谁，都是一笔糊涂账。人有个逆反心理，你不查还不在意，你一查不知道的人还偏要去打听，到底是首什么样的儿歌，唱的是什么。要你去，你就去吧，跟着做个记录就是。”柳刚说完，就去旁边屋里照料他的那些牛羊伙伴去了。

柳茹辛便去做家务活，她听到收音机正在广播当天的国内新闻，宣布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她站住想听个会议的究竟，可是收音机只播了一则消息后就转到别的内容上去了。柳茹辛在父亲的屋子一边清扫整理，一边还在注意着收音机播放的内容，希望能再播放点有关会议的精神和具体内容。想到父亲能发表出一番颇有预见的政治见解，跟他关心国家大事，天天听收音机分不开。杨永志送的这东西还真成了父亲一天都离不开的精神食粮，充实了他的生活。想到这，她的心里又增加了一层对杨永志的感激。32

召开忆苦大会，周健在回水坨大队确实费了一番工夫。他认为，用共同的阶级仇恨已把贫下中农胸中的那根绳连接起来了，增强了团结，提高了觉悟，觉得在全大队群众大会上批赵志清、赵志明他们那一套资本主义单干做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广大贫下中农是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只要给他们讲清了危害，他们会觉悟的，会跟党走的。周健受的教育是为了摆脱贫困、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前进才能达到目的。而分散的个体经济，就是封建统治的基础，也是使农民永远贫困的原因。只有在农村中消灭了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才能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农村这块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要去占领，必须要把通往资本主义的各个路口都堵死。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当了多年的卫士，这次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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