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时铭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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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射箭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
现代体育运动中的射箭，也可称为箭术（Archery）。它是借助弓的弹力将箭射出的运动项目，于1972年被正式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射箭也是人类最古老的生存和生活技能，其渊源大约可追溯到公元前5万年，并曾流行于古代非洲、欧洲和亚洲等多个地区。
在中国，考古工作者曾在山西峙峪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件距今28000年的石镞，这表明中国人很早就有使用弓箭的活动。弓箭的发明与使用，无疑推动了人类早期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0页）旧石器时代石镞（山西朔县峙峪出土）
由于弓箭具有强大的远距离杀伤力，因而增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威力。同时，由于弓箭后来成为人类用于战争活动的重要武器而被社会所重视，并得到不断的传承与发展。《越绝书》卷11所谓“禹穴之时，以铜为兵”的记载，就是告诉我们，在金石兼用的夏禹时代已经出现了紫铜镞。殷商时代，铜镞基本上代替了石镞，于是弓箭由生产、生活工具变成了军事斗争的武器。
弓箭的社会需要决定了它的社会地位。由此，射箭技能最早进入了学校教育的范畴。如夏朝已经有了专门的习射机构“序”。《孟子》云：“序者，射也。”西周时，“射”被列入“六艺”教育，即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并出现了“习五射”的技术规范和技能标准。在此影响下，男子自童年起即普遍习射，形成了“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的社会风潮。男人若不能射，便是失礼和缺少才能的表现。正是在学[1]校普遍进行习射教育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西周的“射礼运动会”，出现西周社会其他各种各样的射礼活动。
和其他运动项目不同，射箭的完美表现不仅需要运动者良好的身体素质，而且需要良好的中介手段即得心应手的弓箭配备。由此，在弓箭制作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已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到了汉代，中国射箭运动出现了第一次历史转型。一方面，射箭运动依旧为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军队中设有专门的射箭教官都尉；另一方面，随着汉代射箭运动在军队的普及，其体育的色彩也逐渐显现。最有表现力的就是当时西北边郡地区曾普遍流行的“秋射”活动。它既是一种射箭年度考核制度，又是一种技能角逐的射箭比赛形式。
在民族大融合时期的两晋南北朝，射箭的竞技比赛非常频繁，甚至出现了专业的射箭比赛用语——“赌射”一词。正是在广泛的“赌射”活动基础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曾举行过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射箭比赛活动，其后来成为中国古代体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件。《北史·魏宗室常山王遵传》中记载，当时的北魏孝武帝曾在洛阳的华林园举办了一次射箭比赛活动。他把一个能容两升的银酒杯，悬于百步之外，“命善射者十余人共射，中者即以赐之”。后为濮阳王元顺射中，“帝大悦，并赏金帛”。这就是学术界津津乐道的中国古代“射箭银杯奖”。
到了唐宋时期，中国古代射箭运动的发展又出现了新景象。隋唐时期，有以下三点最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射箭成了政权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如隋朝与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政权友好相处，常互派使节往来，其中射箭展示是其重要的内容。二是唐代的武举制在选拔社会人才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射箭运动的普及。唐代武举制规定有九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五项属于射箭，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和筒射。三是唐代的妇女射箭和文人射箭活动均十分活跃。如杜甫《哀江头》一诗中“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正是对妇女们射箭技艺的形象描绘。而唐代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亦为射箭能手。李白曾在《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诗中自诩为“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而杜甫则在《壮游》诗中描绘自己的射猎活动为“射飞曾纵鞍，引臂落鹙鸧”。
在宋代，武学的创建使原有仅通过武举形式进行自然人才选拔的方式，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即通过武学对人才进行有意识的培养，而不断满足社会对武艺人才的需求。此外，北宋民间的射箭武装结社弓箭社和南宋民间的射箭行会组织锦标社的成立，更是中国古代射箭史上的大事件。它们不仅促进了射箭运动在民间的广泛普及，而且提高了射箭运动发展的专业化水平。欧阳修发明的九射格，更是因加快了宋代射箭的娱乐化进程而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明清时期，射箭运动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地方首先是明人对古代射礼活动的复兴。其中凡遇郊庙之祭，均要行大射之礼。除国家大射礼外，也有地方之乡射礼。而无论何种射礼，其均有严密的组织过程、细致的分工合作、有序的礼仪规范和透明的赏罚规则。所以在明代，诏博士、弟子、庠序之士，皆使学射，以俟贡举。其次最值得称道的是清代皇家组织的“木兰秋狝”。它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定为恒制，即每年秋季，最高统治者均要召集大臣、侍卫及蒙古各部头领，到承德的“木兰围场”进行狩猎娱乐活动，其中的政治用意不言而喻。在射箭文化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出现了许多民间的射箭娱乐活动，如射柳、射香火、滑射等。所以在清代贵族中，常在居家庭园设有射圃，邀约良朋三五，定期为会。射后还要饮酒赋诗，以为娱乐。至于对射箭运动的学术研究，明清两代更是集大成者。木兰围猎图（清郎世宁，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中国的现代射箭运动起步较晚。无论是整个近代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开展的射箭运动一直是对固有传统射箭文化的传承，通常被作为武术比赛的一个项目设置。直到1957年中国青年体育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期间，北京大学林启武教授参观了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射箭比赛后，国际现代射箭运动才传入中国。自1959年起，中国开始按照国际规则举办射箭比赛。1961年，上海运动员赵素霞成为首次打破世界射箭纪录的中国运动员。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选手张娟娟取得女子个人射箭冠军，为中国取得了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射箭金牌。
[1] 所谓“射礼运动会”，就是指在我国先秦时期，每年一次固定在王都举行的、以礼仪规范为形式、以选拔人才为目的、以射箭比赛为内容，由周天子和诸侯及大夫们广泛参与的射箭比赛活动。罗时铭：《先秦射礼运动会研究》，《体育文化导刊》2014年第10期。
一 原始社会射箭运动的起源
所谓原始社会，是指人类从猿类分化出来之后所建立的第一个共同体，它是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中国的原始社会，自大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起至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原始社会经历了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两个时期。氏族公社又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特点就是洞居或巢居，生产方式是采集和狩猎。人类最早的射箭活动，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孕育而生的。
1 生产与生活的技能
劳动创造了人类，而“劳动是从创造工具开始的”（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人民出版社，1971，第6页）。人类正是在创造工具的劳动过程中，不断改善着人本身的生理机能，最终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大约4万年前，现代体质形态的人类形成（蔡俊生：《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74页）。所以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指出：“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人的手才能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柏格尼尼的音乐。”
工具的使用不仅使“人类已开始能够扬弃单纯的自然存在，超越动物与自然的狭隘关系，从而自觉地把自身与自然区别开来”（崔乐泉：《中国体育通史》第1卷，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第11页），并能将表现人体基本活动能力的跑、跳、投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而且还能不断地创造和改善生产工具，以服务于自身的劳动活动，提高生产和生活效率。弓箭的出现便是原始人类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历史坐标，即如恩格斯所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此，“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0页）。
中国的弓箭，大概诞生于28000多年前。在山西省朔县峙峪遗址中，曾发现有一枚石镞。石镞尖端周正而锋利，并有初具形状的铤，可以捆绑木杆。弓箭的诞生，说明原始人类已经知道怎样利用物体的弹力，同时注意结合人体的力量，巧妙地获取更多的猎物，以满足人类的生存和生活需要。当然，从相关的民族学资料看，人类最初制作的箭镞应多为木、竹之类的原料，用燧石打制应该是更晚的事，所以中国产生弓箭的历史可能还要早些。新石器时代石镞（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张”字的古文象形体
在我国，曾有传说认为是东夷人最早发明了弓箭。如《说文解字》曰：“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会意，弓所持也。”又《说文通训定声》：“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甚至认为发明者就是东夷人“盘”。如《山海经·海内经》说：“少皞生盘，盘是始为弓矢。”
也有说是东夷人“张挥”。如《世本》载：“挥作弓，牟夷作矢。”欧阳修曾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考证说：“张氏出姬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而有趣的是，“张”的古文字的确是一人持弓欲射状。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黄帝时代已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这显然与考古发现的时代不吻合。因此，以上这些传说也许可以理解为，当时东夷一带的人在弓箭的制作和使用上可能比中原地区略胜一筹。
2 原始巫术文化的载体
研究表明，原始人类很早就出现了自然崇拜。自然崇拜不是崇拜一切自然，而是崇拜那些经常与人类日常生活有利害关系的自然现象，崇拜那些对人类最有影响的自然力。如日、星、土地、山河、雷电风雨、火和动植物等。自然崇拜作为一种信仰形式，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人类在生存斗争中的软弱无力和对自然的盲目依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种通过盲目依赖性崇拜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现象，形成了最原始的宗教。在崇拜对象不断扩大和崇拜目的不断深化与多元的基础上，原始宗教又在形态上出现了一定的程式化现象，这便是后世所说的巫术。巫术是伴随人类社会共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企图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并借用咒语的魔力，以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
由于弓箭在原始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它成了原始巫术文化的重要载体。如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在其《十六经·正乱》篇中有一段记载：“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擒之，剥其口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这是说黄帝战胜并杀了蚩尤后，为发泄余恨，剥了蚩尤的皮做成干侯，让士卒用弓箭射它，并说多次射中者有赏。这一行为过程就是巫术。它用弓箭射侯的形式，来诅咒叛逆的原始部落首领。同样的状况还发生在《龙鱼河图》中：后来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因为蚩尤被认为是著名的战神，所以黄帝统治时同样要借助他的威力。
又《事物纪原·射的》：“《虞书》曰：侯以明之。注云：作射侯之礼，以明善恶。则射侯始见于尧、舜矣。”这是说通过射箭巫术还能够达到扬善除恶的效果。所以《周礼·考工记·梓人》保存了这种巫术文化的遗俗，“其辞曰：惟若宁侯，母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这种“射不宁侯”的做法，正是借助射箭巫术以诅咒叛逆的诸侯。
我国古代有因不宁侯、不来朝而制作侯以行射，也有因不来朝而射其画像或射击敌国保护神、国君雕像的史实。如丁侯不朝，齐太公乃画其像而射之；宋王堰铸诸侯之像而弹射其鼻，雕木人写其名而射其面。所以后世用射箭以诅咒的事例很多。如《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说的是武乙因用射箭诅咒上天而招致上天的惩罚。
其实在后世的射箭巫术文化中，也有祝吉祈福的案例。如《礼记·内则》载：“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弧即木弓。有男子出生，需用木弓挂在门的左边，意在祈求男孩将来能成为射艺高超的士人。又如《礼记·内则》说：国君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射人”是周代专管射事的官职。当有世子生时，他要用桑木做的弓，向天地四方射出六支箭，以祝福世子将来可成为志在四方、统驭六合的圣君。
3 传说中的射箭英雄崇拜
东汉 羿射九日画像石拓本（河南南阳出土）所谓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这应该是现代人对英雄的一般理解。然而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极为有限或极度薄弱的，因此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应该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能人和超人。所以在射箭活动中出现了“羿射九日”的历史传说。《淮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从这段历史传说我们可以获得如下重要信息。第一，射箭在原始社会被看作是具有无所不能的超级能力，这应该与当时普遍的生产工具落后和生产力低下有关。第二，原始社会应该确有许多优秀的射手，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应该都比较高，得到人们的爱戴，羿应该只是其中的一个化身和代表。因为事实上古籍中所反映的东夷人盘、张挥、羿等，均为当时一些善射的原始部落酋长的名字。第三，出现了人类初始的英雄崇拜现象。英雄崇拜实际上就是现代的偶像崇拜，即“粉丝”现象，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虽说英雄崇拜往往是一种被过度阐释的文化幻觉，是价值诉求的超负荷承载，但是原始社会的射箭英雄崇拜现象，无疑同样有利于推进射箭运动的普及与技术技能的提高。
二 夏商西周射箭运动的发展与完善
夏、商、西周是中国的奴隶社会时期。一般是指从约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771年，大致为我国有史考证的夏（约前2070～前1600）、商（约前1600～前1046）、西周（约前1046～前771）时期。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后来社会的劳动分工。所以恩格斯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196页）在中国，奴隶社会的经济发展使射箭运动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完整的体系，其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特征也已日趋明显。比如在对奴隶主子弟的教育培养中，射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六艺”之一）；在社会礼仪教化中，射是普遍的社会规范和重要载体；特别是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现代体育意义上的“射礼运动会”。
1 军事活动中射箭的普及与训练
最初作为一种生产和生活技能的射箭活动，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朝代的频繁更替和战争的频仍，其军事斗争的作用和功能不断显现。尤其是冷兵器时代，射箭是实现远距离杀伤目标的重要武器，由此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军事活动中射箭的普及
我国考古发现，代表夏代文化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已发现大量的青铜镞（《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在商、西周时期，由于青铜的广泛使用，其青铜镞更是在各考古文化遗址中多有发现。如郑州商代遗址中，也发现大量青铜箭镞（《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青铜镞射出以后不能回收，这应该是后世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量青铜镞的原因所在。而如此大的消耗量和高成本的青铜镞，绝不可能仅仅是用于狩猎一类的生产活动，它还应该是满足当时军事斗争的需要。所以说，大量青铜镞的出现，不仅说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已进入文明发达的青铜时代，也表明射箭活动已广泛地被应用于军事斗争领域。
在商代，甚至已有骑射活动的出现。考古学家在殷墟第十三次发掘中，曾发现一人、一马、一狗被活埋于一坑中，死者随葬有戈、刀、弓矢和御马的“策”。马的头部上留存原系在辔上的玉、石、蚌饰，还有一件“U”形的御马衔。结合墓葬的埋葬方式和人、马、弓矢葬于一起的情况推断，墓主人应是一位骑射者。所以《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中指出：“殷墟发掘既有骑射的遗迹，卜辞里又有‘马射’的例子，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殷代的单骑和骑射已经盛行了。”商武丁时期祭祀射猎的牛骨刻辞（国家博物馆藏）说明：图中的牛骨刻辞反映了当时射猎活动的流行。军事活动中的射箭训练
大概到了西周时期，射箭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军队中的射箭训练也变得更加频繁。所以金文中保留了大量有关西周军队进行射箭训练活动的宝贵资料。如《礼记·月令》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就是周天子也要经常出现在操练场上，和将士们一起训练射箭。如《礼记·乐记》云：“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在西周，作为政权高官的“大司徒”，甚至还要定期地召集军队，进行“决射御”的比赛和训练。
除了军队要经常进行射箭训练外，西周对一般民众也要进行武事训练，其中射箭是武事训练的主要科目之一。如西周乡村的地方单位是按军队编制组织的，民众被要求平时劳作，农闲时参加训练，战时则走上战场成为士兵。由于弓箭制作简便，技能也容易掌握，因而民众的射箭训练也最为普遍。同时，民众家里生了儿子，会在门前挂上弓矢，寓意男孩的一生将与射箭为伴，以此强调男孩长大后要以保家卫国为重。
2 学校习射教育的完善
在中国古代体育史上，夏、商、西周是唯一能理解为具有真正学校体育的时期。那是因为在“学在官府”的背景下，体育曾被作为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受到官府的高度重视。春秋以后随着私学的兴起，学校中是否安排体育教育的内容，已完全取决于私学主办者个人的理解和认识，作为官府层面统一要求和规范的学校体育，在古代社会可以说再也没有出现过。夏、商、西周时期的习射教育已经达到了较为完善的程度。习射教育的周期与过程
其一，商代习射教育的周期与过程。
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殷商时期，学校习射教育的周期已经较为明确，一般在15天左右。通常从甲午日开始，到戊申日结束。考古文献《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简称《花东》）中说：“甲午卜，在，子其射（）若。甲午，弜射（）于之，若。”这是说在[1]甲午这一天，一个叫“子”的学生开始了他习射的学习生活。由于其甲骨文“射”的字形用的是双手抱着弓箭，因而表现的是一种初学的姿态。
从甲午到丁酉的5天时间，“子”应该一直是在这个地方学习射箭。
从第6天开始，似乎“子”习射的地点有所改变，转移到了“泞”。第7天又转移到“澭”。如卜辞曰：“戊戌卜，在泞，子射，若，不用。戊戌卜，在泞，子弜射于之，若。”“己亥卜，在澭，子其射，若，不用。弜射于之，若。己亥卜，在澭，子团弜射于之，若。”“泞”和“澭”应该都是地名，而且都带水。因此，泞和澭很可能就是历史文献中所说的水上习射之处。它正好与陆地的相对应，应该是专门练习用箭射水上动物的地方。
到第12天，“子”再次回到地，继续在陆地上学习射箭，但学习的技术要求似乎发生了明显变化。虽然卜辞是一样的“乙巳卜，在，子其射，若，不用”，但所用的弓箭和动作技能不同了。
首先，卜辞中甲骨文“射”的字形发生了变化，已不是以往的射（），而是新的射（）字，即成了一种单手拉弓的状态。从第1天学习射箭的双手持弓，到第12天后的单手拉弓，这显然是一个射箭技能学习逐渐成熟的过程。因为当“射这一行为发生时，应是一手持弓，一手引矢而发”。商代甲骨文对成熟射手的文字表现，均为单手拉弓状。而以上卜辞中，由双手持弓到单手拉弓的演变，无疑说明“子”所从事的习射活动，有一个持弓技能动作的变化，从而表现了当时学校习射教育有一个难度不断加大的过程。
其次，在乙巳日这一天还发生了以下变化，“乙巳卜，在，子弜迟彝弓，出日。叀弓用射，叀弓用，不用”。卜辞明确告诉我们，在乙巳日这天，作为学生的“子”，其射箭所用的弓也发生了变化。一是他开始选择使用迟彝弓；二是他还选择使用了叀弓。何谓迟彝弓？有学者认为，迟彝弓即《周礼》中的王弓和弧弓；叀弓就是恒弓，相当于《周礼》中的唐弓和大弓。《周礼》云：“司弓矢掌六弓。”所谓六弓，即包括王弓、弧弓、夹弓、庾弓、唐弓、大弓。其中它们的作用分别是：“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质者，夹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鸟兽者，唐弓、大弓以授学射者。”（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461页）在后世的十八般兵器中，对王弓、弧弓的解释是主要用于守城和车战，而唐弓和大弓则主要用于习射。
弓箭的改变应该也是增加习射教育难度的一个方面。所以第13天的丙午日，学生又开始选择疾弓来练习射箭。“丙午卜，子其射，疾弓于之，若。”疾弓，也就是夹弓和庾弓，这类弓箭主要用于田野狩猎和弋射飞鸟。
在学习周期的最后一天，即第15天戊申日，我们又看到了教学活动的变化。“戊申卜，在，疾弓用射萑用。三人。”萑，被解释为有冠的鸟。可见教学的最后一天，很可能就是一种射鸟的教学实践[2]比赛。否则怎么会强调用疾弓，而且是3个人的射箭活动呢？
其二，西周习射教育的周期与过程。
从西周学校的情况看，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比商代更为详尽的历史资料，但《静簋》中的一段铭文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信息。铭文内容为“隹（唯）六月初吉，王在（）京。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及服及小臣及夷仆学射。雩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吴来吕刚合豳师邦君射于大池。静学（教）。王赐静鞞剢。静敢拜稽首，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文母外姞奠簋，子子孙孙其万年用。”
以上铭文所提供的信息大致有以下三点：第一，六月上旬的丁卯日这一天，周王曾命令一个叫“静”的人担任习射老师，以负责王公子弟和部分贵族官吏的习射教育活动。第二，在经过了约80天的教学训练以后，在八月的庚寅日，周王亲自来到大池，并通过和吴来、吕刚、豳师、邦君等人的射箭比赛活动，检查两个多月的习射教学效果。第三，周王对“静”的教学质量非常满意，因而对“静”进行了赏赐。西周《静簋》及其铭文
那么也就是说，西周学校的习射教育周期大概延长到了80天。学习周期的延长，一方面反映了官府对习射教育的更加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教育规律认识的逐渐加深，即射箭技能的掌握与提高应该有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积累过程。习射教育的学习场所与礼仪制度
其一，商代习射教育的学习场所与礼仪制度。
首先在商代的学校习射教育中，有没有安排专门的习射场所呢？回答是肯定的。从《花东》甲骨文中我们不仅了解到商代有专门习射场所，而且还有陆上和水上的区分。如《花东》中提到的，就应该是陆地上习射教育的专门场所。关于水上习射场所，《花东》中提到的是泞和澭。泞和澭因为带水，因而也许就是后世所说的“泽宫之处”。如《礼记·射义》中说：“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郑玄注云：“泽，宫名也。”孔颖达疏：“泽是宫名，于此宫中射而择士，故谓此宫为泽。”这里清楚地说明，“泽”是天子祭祀前练习射箭的地方。可见“泽”也就是以往学校教学水上射箭的地方。
中国历史上最早学校的产生与射箭活动是相关的。即如《礼记·明堂位》载：“序，夏后氏之序也。”《孟子·滕文公上》解释：“序者，射也。”可见，早在夏朝就已有学校教育，而教育的内容就是习射。所以甲骨文字似乎透露出当时习射教育的专门场所。如甲骨文“”，其象形为矢在房子里，这里的房子被认为是宗庙之侧室。问题是这侧室是用来做什么的？无非有两种可能的解读：一是用于祭祀活动的准备；一是用于射箭的教育活动。
我们认为就这一侧室的功能而言，应该是两种状况并存。除为专门祭祀活动准备外，它的日常功用可能更多的是用于射箭教育。如《花东》中提到的“”，就应该是陆地上习射教育的专门场所。因为“”的象形是三个鹿，说明“子”是在学习陆地上的射鹿技能。当然，这里的三个鹿不是实数，而是表现在一个圈养鹿的地方习射。因此，这也许就是后世帝王花园为何称为“鹿苑”的缘由。所以甲骨文“”，其象形为在一个大的厂棚下进行射箭，此象形是侯字的本源，所表现的是一种射侯活动。而何谓侯？侯就是箭靶。箭靶在古代被称为“侯”，是一种以布为主体、以动物皮饰其侧的东西，所以也称“皮侯”。如《周礼·司裘》郑玄注：“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饰其侧。又方制之以为（），谓之鹄，著于侯中，所谓皮侯。”可见，甲骨文侯所表现的就是射箭活动，而且最早的学校就是练习射箭的地方。所以康殷先生从文字学的角度对“序”进行过考释，认为：序从“广”。甲骨文有“”字，是起脊房屋侧视形，金文省写作“”，即“广”。金文有“”字，像人在“”中射箭的样子，用以表示习射之所。“经传多作榭、序，大约榭即的异构，序又是、榭的简化。”（康殷：《文字源流浅说》，荣宝斋，1979，第330页）丁山先生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序当为，即射宫。”（丁山：《商代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第124页）
关于商代习射教育的礼仪要求，《花东》中同样有所发现。如卜辞曰：“癸巳卜，叀璧丁？”又卜辞曰：“癸巳卜，子裸，索？叀白璧丁？”这里所说的是“子”在癸巳日向武丁献玉璧的事，而且也正是从这一天以后的甲午日开始，“子”开始接受习射教育。
另有一卜辞曰：“丙午卜，在，子其呼尹入璧……丁永？”这是说“子”曾命令尹贡纳，以进献玉璧（于武丁）。丙午日，距习射教育开始前进献玉璧的癸巳日有14天时间。那么，癸巳日的进献玉璧和丙午日的进献玉璧，是否正好表明了在一次习射教育过程的基本结束？
如果是这样，我们便从中获得以下重要信息，即商代学校在一次习射教育过程完成前后，大概有向王献玉璧的礼仪。为什么是献玉，这是因为远古时代，古人祭祀、卜卦时最重要的礼器就是玉。由于玉在祭祀和卜筮中的作用，久而久之在古人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圣洁、高贵、尊崇、庄严，成了传达天地、祖先、神灵意旨的工具或象征，甚至直接成了代表天地、祖先、神灵行使最高权力的象征物，所以后世国王和皇帝的玉玺，即是这一观念与习俗的传承。因此《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这里分别强调了“以玉示礼”和“以玉礼神”的问题。
其二，西周习射教育的学习场所与礼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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