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年：失败的俄国使团与失败的中国外交(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开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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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年：失败的俄国使团与失败的中国外交试读：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人们的记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这个国家民族的记忆。如果一个民族失去记忆，必将退化到比猿人还要蒙昧的状态，那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不断激活民族的记忆，让民族从自己的记忆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认识今天，预知明天，使整个民族聪明起来。因此，凡是有助于提高民族智慧的历史记忆都应当激活，都应当加以研究。恩格斯说：“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恩格斯所指出的是“全部历史”，不是一部分历史，也没有分什么重要历史或次要历史；他说的是作一番“新的研究”，不是简单地重复。这就告诉我们，搞历史研究不允许留下“空白点”，研究要不断创新。历史空白点就是民族大脑上的盲点；盲点多了，这个民族就会退化成愚蠢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就无立足之地。《嘉庆十年》就是一部填补历史空白，创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著作。

嘉庆十年，也就是1805年，沙皇俄国派戈洛夫金使团来华，于年底抵达中国边境城市库伦。戈洛夫金因拒绝演习觐见嘉庆皇帝时所要施行的三拜九叩之礼，于嘉庆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06年2月15日）被清政府逐回。这件事，无论当时还是今天来看，都是极其一般的失败的外交事件。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一般的失败的历史事件不值得研究，因而我们长期看不见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著作。其结果是：中俄关系史研究热点从《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一下子跳跃到《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造成中间100多年的历史空档（当然这期间以恰克图贸易为中心的中俄贸易关系还是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但是，这期间中俄许多外交往来事件被忽略了）。陈开科以史学家敏锐的眼光，选取别人看不上眼的这一历史事件为切入点，写成专著《嘉庆十年》，填补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空白，激活了民族大脑的一个记忆细胞，让人们思考，从中得到教益，增长智慧，这项工作，没有很好的“史识”是做不到的。

戈洛夫金使华失败仅仅是中俄关系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但作者不是孤立地阐述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而是以崭新的思路，将之作为早期中俄关系史全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来考察，进而将它放在中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考察，更进一步将其放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也就是说，把这一外交事件放到外交史链条及世界大势背景下审视，既反思外交事件本身，又为未来将要发生的外交事件寻找历史依据。作者认为：“戈洛夫金使团事件是中俄两国社会整体发展态势差别的一种反映”；“它不但是当时整个东、西方外交接触中的一环，也是当时俄国远东外交活动链条中的一环”；“戈洛夫金使团事件既是中俄两国异质文化的冲突，又是现实政治层面国际关系体制之间的冲突”。以抽蕉剥笋般的分析剖解，淋漓尽致地揭示出隐藏在这一事件背后的历史内涵。

作者指出嘉庆朝是清代由盛到衰的转折期，也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峰，旧的生产关系急需变革的转折期。当时欧洲主要国家经过文艺复兴、环球航海、发现新大陆、倡导重商主义、实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相继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系列的变革是世界发展潮流。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从内政到外交实行彻底改革，融入这一世界发展潮流，赶上这个潮流发展的步伐，否则必被世界潮流冲垮。而高度封建中央集权的清帝国，没有发生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实行海禁、抑商的农本主义，将西方科技发明视为奇技淫巧，在需要进行改革的时候拒绝一切改革。尽管从封建道德角度来看，嘉庆是无可指责的帝王，但他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集中全部精力守成。所谓守成就是坚守祖宗之法，维护政权稳定，对内对外一律实行保守政策。岂知，这是扬汤止沸，越是千方百计地维稳，危机四伏的社会矛盾就越发尖锐，国力就愈发衰败。反观俄国，虽然比西欧落后，但经过彼得一世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实施强有力的重商主义，约从18世纪开始，俄国逐步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中国当时的综合国力虽然未必弱于俄国，但其社会发展态势却无法与俄国相比。尤其在18、19世纪之交，中国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融入世界潮流的迹象，丧失了发展的可能性。中、俄社会发展的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后果到19世纪中叶便显现出来，俄国乘中国无力抵挡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之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建构起两国关系的不平等格局。

实际上，戈洛夫金使团的东来给清政府带来了严重信号。俄国政府所赋予使团的重大外交使命，确定了俄国19世纪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贸易方面，除保持恰克图贸易外，将贸易范围扩展到中国全境，参与广州贸易，在中国长江流域开通商口岸，通过西藏、新疆，与西亚、南亚地区开展贸易；在边界方面，准备推翻中俄《尼布楚条约》，占领《尼布楚条约》中待议的乌第河流域大片土地，取得在黑龙江的通航权，重新划定中俄东段边界等。这些对华战略目标正是俄国从19世纪初就开始追求，到19世纪中叶实现的。

而嘉庆朝从没有制定明确的对俄政策，更不想了解俄国对华有何战略企图。俄国主动派遣使团访华，对中国而言，正是了解俄国对华外交意图的良机。但嘉庆皇帝对此并不关心。他所关心的是人家送什么礼物（“贡品”）、行什么礼节。清廷依然将戈洛夫金使团视为“朝贡”使团对待。其实，与英、法等西方大国不同，俄国通过签订《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已经将一个强大帝国的形象展现在清帝国面前。它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接受中华正朔的“藩属”，而是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危的强大邻居，必须从外交和国防方面认真对待。但是，清廷却颟顸自负，根本没有考虑俄国使臣因何而来，如何应对，仅因礼仪之争，就将使团驱逐出境，失去了一次解决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有利时机。作者指出：“根据当时戈洛夫金制定的三层方略，无论按哪层方略办，中国都能保住黑龙江以北大片土地。”作者进而指出：“由于戈洛夫金使团未能到达北京，因此也就未能将俄国此时对华政策的新内容和盘托出，以致清廷对当时俄国觊觎黑龙江以北至海大片领土的阴谋毫不知晓。尽管清朝即使了解了俄国的侵略企图也未必能改变未来19世纪中叶的外交败局，但至少可以做到知己知彼，早为预防”；“清朝根本不知道沙俄的对华领土要求，自然就无人关注东北问题。当半个世纪后面临沙俄处心积虑已久的领土侵占时，内扰外困的清朝竟然无法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抵抗”。由此作者得出全新的历史结论：“戈洛夫金使团的被逐对俄国来说不过是一次外交战术上的失败，却奠定了日后俄罗斯在远东对华外交战略上的胜利；而对中国来说，这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外交战术上的胜利，却埋下了日后对俄外交战略失败的种子。俄国失败了一个外交使团，清朝则失败了整个外交战略。”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所得出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但作者所揭示的历史教训远不止此。作者以戈洛夫金使华为观察点，从而将嘉庆朝定为清帝国应当进行改革的节点。也就是说，改革要选在社会矛盾已经暴露但尚未达到最尖锐程度，国家尚有力量的时候进行。到光绪实行戊戌变法的时候，社会矛盾已经极度尖锐，国家衰弱不堪，问题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即使没有慈禧太后的反对，变法也很难成功。

作者的研究方法最突出的创新之处是以小见大，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以小题目揭示历史大内涵，用工笔画的方式展现历史画卷，从一个历史节点观察中俄两国历史发展大势，两国关系发展大势，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做出历史结论，引出历史教训。这里，我不禁想起杜甫那首著名的《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从眼前两个黄鹂、一行白鹭摄取小景，然后将镜头放大放远，看到窗子外头千里雪山，门外来自万里之外的东吴舰船。《嘉庆十年》的研究方法与杜甫写这首绝句的构思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示作者史才丰厚。

一个不忘历史，正视历史，保留历史的民族才有未来。希望在中俄关系史研究领域不断有像《嘉庆十年》这样的著作出现，填补那些不被注意的历史空白点，以增长我们民族的聪明才智。薛衔天2013年6月20日于北京前言嘉庆十年的中俄交涉

18、19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本来风平浪静，但嘉庆十年（1805）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外交事件——俄国戈洛夫金（Ю. А. Головкин，1762-1846）使团访华失败，从而使中俄关系变得微妙。一时间，中俄中段边境地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而，奇怪的是，雷声大而雨点小，中俄双方都对此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态度，以致最终并未酿成军事冲突。如今，此事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发现这个失败了的戈洛夫金使团在中俄关系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件半途而废的失败的外交事件，为19世纪中叶复杂的中俄关系格局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1803年2月25日（2月13日），俄国商务大臣鲁缅采夫（Н. П. Румянцев，1754-1826）上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á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1777-1825），请求向中国派遣使臣，以商谈有关在广州[1]开展贸易的事情。是年11月28日（11月16日），俄国枢密院以国书形式征求清政府的意见。1804年3月5日（2月22日），清政府回复，[2]同意接待俄国使团。但俄国政府办事缓慢，使团拖到1805年5月上旬才出发，迟至1806年1月14日（1月2日）才抵达中国边境城市库伦。此后双方在礼仪等问题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清政府遂于2月初将戈洛夫金使团驱逐出境。就史料来看，事后中、俄两国政府基于各自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努力淡化该事件对两国关系所产生的阴影，维护了两国边境的安定和睦局面。但表面的和局掩盖不了隐埋的深忧。随后的历史事实表明，这桩严重的外交事件最终对整个19世纪的中俄关系发展态势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不过，多少令人感到有点奇怪的是，对这样一桩不幸且影响非常大的外交事件，俄、中两国学者都缺乏深入的专题研究。

当然，缺乏深入研究并不意味着无人关注此事。自使团铩羽之后，俄国学界就已开始整理戈洛夫金使团事件的相关史料。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取得了较大成绩。

首先，自戈洛夫金回到圣彼得堡之后，就有使团成员陆续发表自[3]己的旅途札记或回忆录。其中最先发表的相关文字是画家亚历山德罗夫（И. П. Александров，1780-1822）的旅途书简（1806），介绍[4]了从特洛伊茨萨夫斯克要塞至恰克图一路上的种种印象。1807 年，使团拉丁文译员斯特鲁威（Х. А. Струве）又发表了两篇相关文字：一篇发表于柏林的《地理拾零》，还有一篇发表于《圣彼得堡公报》（Gasette de Petersbourg）。这两篇文字内容差不多，主要是依据亲身经历，记述了俄国使团访华失败的历程，对此事发表一些个人看法和议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对使团说一句好话。他认为，俄国访华使团的使命不切实际，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所选择的大使戈洛夫金也十分不称职；使团人数众多，一半人是多余的；使团到达边境[5]的时间也极不合适；使团官员在库伦的表现也十分令人不耻；等等。1808年，使团医生列曼（О. О. Реман，1797-1831）发表了一篇关于贝加尔湖地区矿泉水的文章。稍迟，1819年，使团画家马丁诺夫（А. Е. Мартынов，1768-1826）也出版了一部旅途写生集《从莫斯科到中国边境的旅途素描》，发表了30多幅沿途风景画，每幅画都附有[6]生动简要的文字说明。1823年后，克拉普罗特（Г. Ю. Клапрот，1783-1835）有关恰克图实地考察笔记及相关俄中关系研究的著作问世。此外，多年之后，还有一位使团成员维格里（Ф. Ф. Вигель，[7]1786-1856）的《笔记》也得以出版。这份笔记对组建使团的过程包括使团人员的选拔、旅途情况，以及使团在库伦与清政府官员们的交涉情况等做了详尽的叙述。因为所记乃作者亲历，比较真实客观，是了解戈洛夫金使团的重要资料。

当然，真正具有史料整理意义的工作是从巴斯宁（В. Н. Баснин，1800-1876）开始的。他在自己的著作《戈洛夫金伯爵使华》中，从17个方面（如“使团成员”“使团出发”等）比较详细地调查并简述了俄罗斯档案馆中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的档案材料。可惜，他没有说明档案资料的收藏地点以及所属卷宗，档案的标题也付之阙如。从他对材料的编排和取舍，我们可以看出，他试图确立评价整个事件的基调。[8]实际上，此书主要是一个编年性质的档案资料提要（档案资料的原文未获整理）。

当然，史料编辑工作取得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还在当代。由著名史学家齐赫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院士和米亚斯尼科夫（В. С. Мясников）院士挂帅，组织了一批致力于研究中俄关系史的专家编辑出版了大型史料集《19世纪俄中关系（1805-1807）：资料与文件》（第1卷）。其中收集了俄文、法文、满文、汉文、蒙文和拉丁文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的档案文件536份，每份档案资料的收藏地点、档案所属卷宗等都交代得十分清楚。尤其有价值的是对每份档案所涉历史名词和历史人物都做了非常详尽的注释。这部资料集为我们拨开笼罩在戈洛夫金使团身上的迷雾提供了充足的史料基础，功不可灭！唯一有些遗憾的是，每份档案资料的时间都被换算成俄历，给研究者造成了[9]不小的困惑。

然就研究层面观察，相对来说就要逊色多了。专门研究戈洛夫金使团的专题著述极为稀见。无论是莫罗什金（М. Я. Морошкин）、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1818-1900）院士、特鲁谢维奇（Х. Трусевич）、巴托尔德（В. В. Бартольд，1869-1900）院士，还是别兹普罗兹万内赫（Е. Л. Безпрозванных）、斯拉德科夫斯基（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1906-1985）、库尔茨（Б. Г. Курц，1885-1938）、沃斯克列先斯基（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等，都只是在自己的著述中附[10]带涉及戈洛夫金使团问题，所论问题随著述的主题不一而各有偏重，且大都未能全面利用相关中、俄文档案资料。尤其他们的看法大都持一种带有某种偏见色彩的基调，即：这是一个失败的使团，且使团失败之咎全在中方！俄罗斯著名外交家布尔加科夫（А. Я. [11]Булгаков，1781-1863）在19世纪中叶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其中对恰尔托雷斯基（A. Ю.，1770-1861）和戈洛夫金均给予了评说，提供了有关使团的简明资料，并分析了这次外交行动的失败[12]对日后俄国东方政策的影响”，但对使团的历程缺乏论述。此外，由于阿穆尔河问题是戈洛夫金使团肩负的外交使命之重要一环，因此，某些阿穆尔问题的专家在自己的著述中亦附带论及戈洛夫金使团的访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叙[13]述偏重有关阿穆尔河问题的内容，其余则多略而不记。唯一的专题论文是米亚斯尼科夫院士为《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集所写序言[14]《戈洛夫金使团在中国》。由于作者直接参与了资料整理的工作，因此，对戈洛夫金使团访华失败事件的论述较为全面深入。虽然有许多看法亦不尽如人意，但认识到使团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则是理智的。

至于西方史学界，只有郭玫瑰（Quested R. K. I. ）女士在其大作中认真提到戈洛夫金访华事件，并对之做了力所能及的相对客观的简要分析。她认为直到19世纪初，中俄两国尚互知甚浅，正是这点导[15]致俄国使团必然失败。史实不错，但结论太笼统。限于史识，她未能看出这次外交事件背后的异质文化冲突和不同国际关系体制的对抗本质。她特别强调广州贸易风波对戈洛夫金使团成败的影响，显然是受了戈洛夫金报告的蒙蔽。尤其是将中俄礼仪之争的地点由库伦错位至张家口，这种史料上的明显失误无疑影响了其著作的学术价值。总之，由于研究戈洛夫金使团事件并非作者的主旨，故作者受时代局限，未能熟悉相关的俄文档案资料，对事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揭露。此后，美国费正清（J. K. Fairbank，1907-1991）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以其“朝贡制度”理论为基础，由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1934-1984）执笔，简要涉及了戈洛夫金使团失败事件。弗莱彻认为扩展对华贸易是戈洛夫金使团访华的主要目的，同时，还认为清政府坚持传统的“朝贡礼制”是导致戈洛夫金使团铩羽的直接原因。姑且不论这些观点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他至少同样没有触及库伦（与郭玫瑰女士一样，也将库伦错位为张家口）中俄礼仪之争的实质[16]问题。

而本应该特别重视这次外交事件的中国学术界，却如米亚斯尼科夫院士所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以前，几乎没有专门的相关研究成果。史料整理除了《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中罗列了几份相关档案资料外，就只有王之相（1891-1986）译的《故宫俄文史料》了。王之相将嘉庆年间相关的俄国来档40多份译成中文，于1964年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内部编印，但内容却没有超出《19世纪俄中关系（1805-1807）：资料与文件》（第1卷）的范围。至于故宫所藏的数量可观的汉、满文相关档案史料则至今未能整理出版。在研究层面，20世纪40年代，陈复光（1899-1960）先生在其大作中，曾以两百多字的篇幅简单介绍了戈洛夫金使团访华失[17]败事件；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专家的集体成果《沙俄侵华史》中，亦曾从俄国觊觎中国黑龙江流域土地的角度提[18]到戈洛夫金使团及其所肩负的外交使命；蔡鸿生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讨俄罗斯馆问题，并于90年代出版了名著《俄罗斯馆纪[19]事》。其中列专章全面论述了与戈洛夫金访华同期发生的“俄船首[20]航广州风波”事件。近年则有王开玺在其大部头著作中从礼仪之[21]争的角度简要论及戈洛夫金使团访华事件，但未能利用俄国专家整理出版的相关俄文档案资料，而且受限于该书的主旨，未能对戈洛夫金使团访华这一外交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详尽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陈维新博士的论文《嘉庆时期中俄外交礼仪制交涉[22]——以“封贡体制”概念分析》。该文的主旨在于阐述19世纪初清朝不知世界大势，一味守旧，坚持以“封贡体制”来对待一切外国来访者，以致引起激烈的中俄礼仪之争。基于这样的逻辑设定，该文隐含将戈洛夫金使团的失败原因归咎于中方的结论，值得商榷。至于资料，该文主要基于《故宫俄文史料》，而未能利用俄文档案资料和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满文俄罗斯档”中的档案资料。

如果从利用俄文档案资料的角度看，近期还有两篇专题研究论文[23]需要提到，一是叶柏川的《戈洛夫金使团来华考论》。该文从使团的筹备、出使经过及使团失败原因分析等几个方面，利用相关俄文档案资料，对戈洛夫金使团访华事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二是笔者[24]的《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从历史背景、库伦礼仪之争的经过及事后中俄边境地区关系格局的变化及其对19世纪中叶中俄关系格局变化的影响等方面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戈洛夫金使团访华失败的问题。这两篇论文属于有关戈洛夫金访华失败事件的专论，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开始从早期中俄关系史这一专业角度来研究戈洛夫金使团问题。不过，遗憾的是，这两篇论文均未能将俄文档案资料与满、汉档案资料综合起来分析问题。那时笔者也刚获得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满文俄罗斯档”中所藏相关档案资料，故亦未能及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论文中。这点遗憾在随后的课题研究中得到了补救。

一般来说，大多数治早期中俄关系史的中国学者主要关注中俄[25]“条约体制”确立的过程。绝大部分涉及早期中俄关系的论著都从《尼布楚条约》开始，中经《恰克图界约》，转瞬即跃至19世纪中叶中俄之间建构和完善不平等条约体制的时期。只有从这个时候开始，中俄关系史才开始变得厚重。而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之间（嘉道时期）半个多世纪的中俄关系史几乎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的断裂带，[26]没有多少人关注，更不用说戈洛夫金使团事件了。这是很不正常的一种现象。如果对中国学者忽视戈洛夫金使团的研究做一检讨，我认为有三方面问题值得注意。其一，可能正如米亚斯尼科夫院士所指出的，学者们习惯研究各类成功的辉煌的历史事件，很少有人会关注一个失败的使团，这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其二，资料的局限，主要是两点。一是俄文档案资料的问题，该问题在1995年之后才获得解决，俄国学者在这一年整理出版了相关档案文件集，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同仁出于种种原因，并未充分利用这个档案资料集；二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汉、满、俄文档案资料，在这方面，目前能够公共利用的只有已出版的《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故宫俄文史料》和《清实录》等。但这些已出版的原始资料如前所述，仅有极少量文献涉及戈洛夫金使团问题，根本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而大量相关原始档案资料一直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迄今未能整理出版。为此，笔者曾抽出大量时间至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找相关档案。经过笔者的调查，这些档案主要归于“满文俄罗斯档”及“满文月折档”。限于时间、精力，笔者仅仅整理了其中比较关键的部分。资料不全是导致人们忽视该问题的客观因素。其三，忽视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也与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有一定关系。以前，由于国家和民族面临外部压力，大家都带着民族主义的观念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触及中俄关系问题，凡是有助于激发民族感情的中俄关系事件都被特别关注；反之，则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于是，“沙俄侵华”的主题被特别强调成为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的重心。而戈洛夫金使团作为一个失败的使团，无论其肩负的使命是否具有侵略中国的含义，毕竟半途而废，人们无法将之与沙俄侵华的历史实际相联系，故理所当然遭到学界某种程度的忽视。

总的来说，学界之所以忽视该问题的研究，资料局限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目前情况来说，中、俄文资料问题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俄文资料本身仅仅只是一个有效利用的问题，至于汉、满文资料，也由于国家对资料整理课题的资助而得到了比较满意的解决。目前，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中俄关系档案资料，在李静杰、邢永福、朱金甫、鞠德源、任世铎、栗振复、薛衔天、许志新等先生的艰苦努力下，基本上都已经被整理出来，大量的相关满文月折档、满文俄罗斯档也都已经译为汉文（本书正文所引相关档案均源于未刊稿《清代中俄关系档案资料选编》第2编）。就资料挖掘而言，我们已经具备了综合中、俄文档案资料来分析问题的客观条件。因此，该是我们彻底研究和弄清戈洛夫金使团访华失败事件的时候了。

通过对本课题所涉资料的处理，我深切感觉，要顺利完成本课题的研究，尚需要突破如下三个方面的难关。

1.本课题所涉问题十分独特，戈洛夫金使团在外交史上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这就需要突破一种学术思维上的偏见，即研究一个失败的外交案例，究竟有多大意义？俄罗斯的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将中国学术界忽视该问题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历史研究重成功、轻失败的传统。一般人都习惯性地认为，一个失败了的外交使团在历史上意义不会很大，不值得探讨。这种观点表面看有些合理性，实际上却是一种认识的误区。历史上，任何事件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尤其是这个所谓“失败”的戈洛夫金使团，其所隐含的历史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它是嘉庆朝中国整个社会发展态势在外交层面的表现。实际上，嘉庆时期是清朝由盛趋衰的转折时期，这种转折不仅是内政方面的转折，同时也体现在对外关系方面。18、19世纪之交所发生的三次外交事件：乾隆朝末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团，嘉庆朝的戈洛夫金使团、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1st Earl Amherst，1773-1857）使团，本质上反映的应该是同一个问题，即象征中国开启了外交的保守退让时代，这与内政的盛衰转折是相应的。其次，这个失败的俄国使团奠定了整个19世纪俄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19世纪中俄关系史的基本走向。

2.如前所述，过去由于资料的局限及问题意识的淡薄，本课题缺乏大量前人的研究成果可资参考，因此研究本课题需要独立摸索和思考。同时，要使研究做到客观真实，还需要摆脱俄国学者某些偏见的影响。虽然大多数俄国学者只是附带涉及该问题，但他们囿于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思维，大都未能客观公正地论述该问题。例如，他们一贯把戈洛夫金使团被驱逐的责任全部算在中国人的头上。他们认为完全是由于清政府的愚昧无知才导致俄国访华使团的失败，而根本不从自身去寻找原因。实际上，俄国的戈洛夫金访华使团肩负着沉重的外交使命，其中不乏侵略中国主权的内容。即使戈洛夫金使团成功到达北京，清政府也不会答允那些侵略性的外交要求。也就是说，俄国政府赋予使团的外交使命本身就决定了使团最终失败的命运。除了使团目的不纯外，在库伦礼仪冲突中，戈洛夫金本人狂妄高傲的顽固态度和坚决不遵守中国传统礼仪的做法无疑也是促成外交悲剧的最直接的因素。因此，俄国使团被驱逐的外交悲剧是中俄双方交涉过程中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综合结果，双方当事人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历史上的外交事件都极少有单方面责任的情况，无论何种交涉结果都是双方互动造成的。至于西方的学者，虽然不像俄国学者这么明显地有所偏袒，但有些学者如费正清等把清朝的东亚国际关系体制“朝贡体制”看成落后于时代的东西。其实，以西欧为中心的欧洲近代国际关系体制虽然自17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引领世界发展的大势，慢慢开始掌控世界秩序，但至少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这种发展中的欧洲[27]近代国际关系体制尚未达到战胜或取代东亚“天朝体制”的程度。也就是说，此时东亚的“天朝体制”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地域国际关系体制，且其历史文化基础远比新发展起来的西欧近代国际关系体制深厚。就当时的国际局势而言，我们尚无理由将“落后”“愚昧”的道德评述加诸其身。只不过这种历史传统深厚的东亚国际关系体制，已经到了需要借鉴西方国际关系体制改革自身的时候了，然清朝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因此在评价戈洛夫金使团失败这一历史事件时，基于对“天朝体制”落后性的设定，多数西方学者是间接地倾向俄国学者观点的。我们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遵循历史研究的求真精神，一切立足于史料，不预先对参与历史事件的任何一方预先存有某种偏见，毫无根据地否定或肯定什么。严格地说，历史研究只是貌似法院审判案件，除了要努力分析各种史料，找到案件的真相，分清历史责任，最重要的还应该分析其中的历史教训，以实践历史学最基本的使命——启人智慧。也就是说，历史研究注重的是通过分析历史事实，从中找出一些能够提升人类智慧的东西，以警醒当下的人们避免走上类似的歧途。

3.要完成本课题的研究，首先需要准确解读500多份俄文档案文件和300多份中文档案文件。其中难度比较大的还是俄文文献。尽管这些俄文文献已经过俄国学者的整理，但毕竟属于19世纪初的俄文，要准确理解其文义，尚有一定难度。尤其是其中许多当时人译过去的中国人名、官名及地理名词等需要准确复原，在相关参考资料十分稀缺的情况下，的确有相当的难度。此外，如何将中俄两国的档案文献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客观公正的研究结论，亦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因此，资料的解读和方法的运用，成为本课题的研究是否深入和是否有所创新的关键。当时中俄两国政府为了促成这次外交访问，态度都十分认真。俄国使团规模宏大、人数众多、大使官高位显、礼品丰厚等均前所未有。尤其清政府也破天荒安排大员、调集物资，准备热情接待。可是，如此牵动亚欧大陆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外交活动却在一个边境小城库伦神秘地烟消云散。这绝对不是一件寻常的独立的外交事件，其中每一个细节都牵连着历史的时空，其中的每一个误解都与中俄两国文明体系的差异相关。因此，隐藏在其中的奥秘远非简单地解读中、俄文资料就能解释。我们只有把中、俄文资料结合起来，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把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方法相结合，才有可能揭示这次失败的外交事件的内幕。

如前所述，尽管嘉庆时期俄国使团访华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失败的使团并不意味着其本身没有意义，或者研究该事件没有意义。事实上，就历史发展本身来说，往往失败的历史事件更有意义，更值得思考。戈洛夫金使团作为一个外交使团，未能达到组建它的目的，无疑属于失败的范例。但这个失败的使团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它不但象征着中俄两国18、19世纪之交国势发展的差异，同时，它通过倡议、组建、派遣和边境礼仪之争的动态过程奠定了整个19世纪俄国对华政策的基调。而清朝方面则开启了外交的保守退让时代，半途驱逐俄国使团，不但对俄国的对华政策一无所知，且基本没有建构自己的新的对俄政策。这两个方面——象征性和历史性——的意义的综合，实际上隐含着19世纪中叶中国在中俄交涉中的失败结局。因此，研究本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28]

首先，本课题研究在学术上具有补白意义。俄国学者曾公开评述中国学术界一直忽视该课题的研究。无论什么原因，这终究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一种遗憾，需要我们来弥补。同时，本课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进早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在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领域，由于政治的影响，一度造成两种现状：一是忽视早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这是现实国际政治对历史研究的一种客观冲击。从21世纪初开始，中俄两国慢慢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格局的这种变化反映到研究领域，就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中俄现实政治关系的研究中，而作为现实政治关系的根基——早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就明显边缘化了。曾几何时的“显学”——早期中俄关系史——如今已成明日黄花了。学术史上，确有研究课题因政治而盛，也因政治而衰，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就是其中一个显著例子。二是有意无意地把早期中俄关系史等同于“沙俄侵华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意识形态大论争的过程中，针对苏联学者对中俄（苏）关系史的歪曲，中国学者也在官方背景下积极研究早期中俄关系史，产生了一大批“沙俄侵华史”的成果。于是，自民国以来就在中国中俄关系史研[29]究领域形成的“沙俄侵华史”的研究路向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以致人们一提起早期中俄关系史，就联想到“沙俄侵华史”。确实，“沙俄侵华”不仅是中俄关系史研究领域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路向，也是基本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根据历史实际，早期中俄关系史除了沙俄侵华的内容外，也还有许多双边正常交往的事实。如果说“沙俄侵华”的历史背景是中俄不平等条约体制的话，由于1851年《中俄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即中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签署后，中俄不平等条约体制才开始建构，则1851年以前的早期中俄关系显然有很多方面是平等的，如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是平等的双边条约。即使在1851年以后，中俄不平等条约体制已经建构，也不能说中俄之间除了“沙俄侵华”就没有任何平等交往。比如，自18世纪以来慢慢兴盛以至盛极一时的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就不能被笼统视为“沙俄侵华”。既然中俄之间还存在平等交往的历史事实，便不能将早期中俄关系史笼统等同于“沙俄侵华史”。也就是说，“沙俄侵华”是历史事实，但绝对不是早期中俄关系史的全部内容。

总之，不重视早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中俄（苏）关系就失去了历史基础。没有早期中俄关系的层累，也就不会有目前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格局。早期中俄关系史并非就是“沙俄侵华史”。在“沙俄侵华”之外，还有丰富的中俄两国平等交往的历史事实。历史的长河一贯是泥沙与珍珠共存。过去所发生的，不论平等与不平等，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在我们眼里首先都是历史事实。但我们不能只看到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始终对另一部分内容视而不见。本课题作为早期中俄关系史的个案研究，正是这一思维路向的实践。相信本课题的研究不但会丰富早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内容，而且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对中国早期中俄关系史的学科建设产生某种程度的推进作用。

其次，本课题的研究以揭开笼罩在嘉庆十年戈洛夫金使团访华失败这一历史事件表层的迷雾为主旨，并附带揭示其与西欧所引领的世界发展大势之间的延伸关系，及其与19世纪中叶中俄关系“大变局”之间的顺势关联。以系统的历史眼光来揭示18、19世纪之交中俄关系承先启后的联系趋势，势必有助于加强现实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基础。从20世纪末开始，中俄两国的关系已经上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中俄关系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坚实的历史基础。而这种坚实的历史基础，来自于我们对历史问题的深入研究。只要中俄两国关系史上的所有问题都水落石出，中俄两国人民心中不再存在历史的忌讳或疑点，坚持邓小平同志“结束过去，展望未来”的科学态度，认真客观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就会更上层楼。

按照课题设计的预期，本课题的研究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方法论意义，那就是不但重视外交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关注外交事件在外交链条中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当时中俄两国所面临的现实的国际国内局势，以及东、西两种地域性国际关系体制之间的现实冲突。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外交事件，还要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考察外交事件，既反思外交事件本身，又能为未来将要发生的外交事件寻找逻辑依据。因此，本课题在叙述上并不局限于戈洛夫金使团被驱逐这一外交事件本身，而是力图立足于比较长时段的历史背景来解释这次外交事件发生的所以然，揭示这次外交事件与19世纪中叶中国外交悲剧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还特别关注19世纪初中俄两国各自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基于两国所奉行的不同地域性国际关系体制的冲突视角，从现实政治操作的层面来揭示戈洛夫金使团失败的内幕。通过这种宏观的、带有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理论色彩的综合性外交史研究，我们得出结论：俄国失败的不过是一次对华使团派遣行动，中国却失败了整个对俄外交战略。

[1] АВПРИ ф.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 1-7. оп. 6. 1802г. д.№ 1. п. 2. л. 2-3.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и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Ⅸ веке. 1803-1807. М. 1995г. с. 42.

[2] АВПРИ ф.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 1-7. оп. 6. 1802г. д.№ 1-а. п. 1. л. 45-46. Там же с. 56.

[3]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ы XVII-XX вв. М. 1996. с. 257-258.

[4]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И. П. Письмо молодого художника из Кяхты своему приятелю 1805 года.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Ⅸ веке. 1803-1807. М. 1995г. с. 835-836.

[5] Струве Х. А. Рус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в Китай в 1805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Ⅸ веке. 1803-1807. М. 1995г. с. 903-906.

[6] Мартынов А. Е. Живопис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от Москвы до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ы. СПБ. 1819. c. 67.

[7] Вигель Ф. Ф.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Ф. Ф. Вигеля о его поездке в составе посольства Ю. А. Головкина в Цискую империю（1805-180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Ⅸ веке. 1803-1807. М. 1995г. с. 765-834.

[8] Баснин В. Н. О посольстве в Китай графа Головкина. М. 1875г. c. 103.

[9] 根据该资料集的前言，编者将所有文件的时间都换算标注为俄历。但俄历时间与现行公历时间有差距。19世纪，俄历时间要比现行的公历时间少12天。为了方便读者，我采取公历、俄历双标注的方式，将每份文件的时间标注为公历（俄历）。这样，既能方便读者根据俄历在资料集中找到原档，又能知道原档的公历时间，不致在时间上误读历史事件。

[10] Морошкин М. Я. Иезциты в России. СПБ. 1867г. с. 311-369；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ткрытие Китая. Спб. 1900г. с. 85、86；Трусевич Х.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е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доⅩⅨ века）. М. 1882г. Бартольд В. В.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в России. Л. 1925г. с. 236；Безпрозванных Е. Л. Приамурье в системе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ⅩⅦ-середина ⅩⅨв. М. 1983г.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до 1917 г.）. М. 1974г. Курц Б. 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Ⅵ. ⅩⅦ и ⅩⅧ вв. Харьков. 1929г；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 Д.Китайские хроники о пребывании И. Ф. Крузенштерна и Ю. Ф. Лисянского в Гуанчжоу. И не распалась связь времен. М. 1993г. стр. 151-163.

[11] Булгаков А. Я. Отрывок из записок старого дипломат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858г. Т. 1. № 10. с. 291-306；№ 11. с. 323-331.

[12]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осольство Ю. А. Головкина в Кита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Ⅸ веке. 1803-1807. М. 1995г. с. 17.

[13] 〔苏〕П. И.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姜延祚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55-57页；Безпрозванных Е. Л. Приамурье в системе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ⅩⅦ-середина ⅩⅨв. М. 1983г. c. 209-215.

[14]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осольство Ю. А. Головкина в Кита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Ⅸ веке. 1803-1807. М. 1995г. с. 5-22.

[15] Quested R. K. I.，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Singapore，1968，p. 15.

[16]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345-352页。

[17]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国立云南大学文法学院丛书乙类第1种，1947，第77-78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2卷，第29页。

[19] 蔡鸿生先生的《俄罗斯馆纪事》初版于1994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后来，又经过先生的增订，于2006年由中华书局再版。

[20]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第172-196页。

[21] 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人民出版社，2009，第158-169页。

[22] 陈维新：《嘉庆时期中俄外交礼仪制交涉——以“封贡体制”概念分析》，《俄罗斯学报》2007年第6期。另参见陈维新著《清代对俄外交礼仪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第163-186页。

[23] 叶柏川：《戈洛夫金使团来华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24] 陈开科：《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2010年在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华诞的“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之后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复制（《明清史》2011年第11期）。

[25] “条约体制”（閻立：《“朝贡体制”と“条约体制”のあいだ》，《大阪経大論集》第58巻第6号，2008年1月，第91-111页）是以近代西方国际关系原则为基础所建构的一种国际关系模式，又称为“条约口岸体制”“条约制度”“通商口岸体制”等，有学者认为“是指鸦片战争后以不平等条约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中西交往体制”（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第1页）。然而，中俄关系的历史实际却明显有异于学界对中、西“条约体制”的这种认识。清代中俄关系的历史实际表明，中俄两国之间的“条约体制”早在1689年就因签署《尼布楚条约》而开始建构，且分为“平等条约体制”和“不平等条约体制”两个时期。自中俄《尼布楚条约》始，18世纪中俄《恰克图界约》等系列界约、商约，基本属于“平等条约体制”范畴。1851年签署的《中俄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实为中俄关系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Мартенс Ф.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Историк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ПБ 1873г. с. 50；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278页；郦永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再研究》，《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自此以降，中俄关系史开始进入“不平等条约体制”时期。

[26] 参见陈博文《中俄外交史》，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何汉文：《中俄外交史》，中华书局，1935；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1917年前），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李齐芳：《中俄关系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明骥：《中俄关系史》（上、下），三民书局，2006。

[27] 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地域国际关系体制，自美国学者费正清以来，一直被东西方学术界俗称为“朝贡制度”或“朝贡国制度”（John K. Fairbank，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但近年也有学者认为，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五十八年颁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将以清朝为中心的东亚地域性国际关系体制自述为“天朝体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7册，档案出版社，1998，第542页），因此应该将东亚地域性传统国际关系体制称为“天朝体制”（陈尚胜：《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第14页）。笔者深以为然。

[28] 20世纪80年代前一度兴盛的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如今已陷入停滞，主要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学术断裂。其中有些是时代的断裂，如嘉道时期的中俄关系就几乎是一片处女地。还有一些是层面的断裂，主要表现为中、俄学界对中俄民间关系及地方层面中俄官方交涉的关注不够。陈开科：《俄总领事与清津海关道》，《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162页。

[29] 以沙俄侵华为主题的中俄关系史研究路向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开风气。民国诸公及后来的台湾学者对此涉猎颇多，如陈沂《满清两百年来失地记》（神州复社，1911）、宋教仁《二百年来之俄患》、文公直《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新光书店，1929）、黎孤岛《俄人东侵史》（商务印书馆，1930）、蒋廷黻《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国立清华大学，1932）、周酉村《苏联侵华史实》（正中书局，1950）、孙福坤《俄帝侵华史》（中央文物供应社，1953）、于鸿霖《俄侵华实录》（台湾书店，1954）、董铎《俄帝侵华史》（华国出版社，1954）、王华隆《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吴相湘《俄帝侵华史话》（青年出版社，1954）、何保禄《俄国侵略东北纪事》（自由出版社，1954）、胡秋原《俄帝侵华史纲》（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包遵彭《俄帝之侵略》（正中书局，1956）、吴相湘《俄帝侵华策略之剖析》（1956）、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国立”编译馆，1957）、张遐民《俄帝侵略下之外蒙古》（蒙藏委员会，1964）、郭廷以《俄帝侵略中国简史》（文海出版社，1983）等。至于大陆学者，基于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关系的恶化，为了应对苏联学者对中苏关系史的歪曲，亦争先恐后实践这种沙俄侵华史的研究路向，成就空前，如丁名楠等编《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1961；第2卷，1983）、吉林师大历史系《新老沙皇侵华史》（长春，1970）、北京大学历史系《新老沙皇侵华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72）、史达《沙俄侵华简史》（中华书局，1975）、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吉林师大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北京大学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简史》（1976）、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6）、傅孙铭等《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戎疆等编《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人民出版社，1979）、《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黄心川编《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等，蔚为大观。一盛衰大局：18、19世纪之交的俄国与中国

要弄清某个时代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的外交事件真相，首先必须弄清楚两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其内政外交情况。也就是说，两个国家所面临的世界大势及其内政外交基本情况决定着它们处理彼此外交关系的大方针。因为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牵扯着其根本利益，而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由其独特的国家利益所决定。基于各自利益的国家外交政策的异同又决定着国家之间具体外交交涉的成败。因此，如果我们要弄清楚嘉庆十年俄国为何组建庞大的使团主动访问中国，以及是什么因素致使这个空前庞大的访华使团最终因礼仪之争而功亏一篑，那么，我们就必须了解如下三个问题：其一，立足于世界史研究的成果，了解当时俄国和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大势即西欧社会的发展态势；其二，了解18、19世纪之交俄、中的内政外交情况，并将之与西欧社会发展态势进行比较，寻找俄、中两国社会发展态势上的差距，对俄、中两国的盛衰大局进行合理的分析；其三，对世纪之交俄、中两国已经形成的外交格局进行分析，昭示嘉庆十年俄国使团访华的现实背景。（一）世纪之交俄、中两国所面临的世界大势

实际上，欧洲社会从15世纪就已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由于商业贸易的刺激以及手工业的发展，意大利沿地中海商业圈最先发生思想上的革命——文艺复兴以及在其影响下风靡西欧诸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人从神的体系内解放出来了，终于促使当时西欧社会在经济、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动。简言之，当时欧洲经济、政治领域发生的本质变化主要外化表现为三个前后相续相辅相成的方面：航海探险与地理大发现、重商主义及全方位的社会革命（包括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西欧社会正是由于这三方面革命性的综合作用，最终引领了世界发展的大势。但这些问题，都是宏观性的大问题，非三言两语可以廓清。在此，我们不打算从专题研究的层面来触及这些问题，只想围绕我们的主旨，立足于世界历史的研究成果，简而述之，目的在为18、19世纪之交俄中两国所面临的世界发展大势做一个简要素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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