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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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风情试读：
简介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越来越快，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往事时，却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第一章 悲剧史实
国歌词作者文革中被逼死：生前被迫喝下自己小便
杜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1968年的12月，据说那天北京飘着雪花，他在禁闭室里头死去，他死的时候，在名单上写的名字是个假名字，叫李伍，不是田汉，都化了名字，就跟刘少奇主席死的时候一模一样，悲惨的局面。
屠岸（原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副主任）：看管这些所谓黑帮分子的那个造反派，有的人有点人性，有的人是很残酷的，看管田汉的那个人非常不好。因为田汉有糖尿病，他有的时候小便就掉在地上，这个看管他的人就要田汉趴在地上把那个喝掉，吃掉，后来他就被逼死了。
凤凰卫视2011年5月28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1979年4月25日，在田汉去世11年之后，一千多名各界人士聚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开了一个迟到的追悼会，党政要人大都送了花圈，有的还亲自与会。最激动的当然是文艺界人士，特别是那些与田汉一同受诬陷、迫害而活下来的人，如周扬、夏衍、阳翰笙等，茅盾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田汉的一生，说他是忠勇无畏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剧改革运动的先驱者，又是我国早期音乐、电影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此刻，历史的正义终于重返人间，他的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在人们心中，他是当代的关汉卿，是中国的戏剧魂，而他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道出了一个困难深重的民族的心声，也因此使他成为了20世纪中国真正的时代代言人。
解说：1931年春，在上海明月歌舞团，一位小提琴手优美动人的演奏，吸引了田汉的目光，歌舞团里靡歌艳舞，两人决定找一个僻静的房间交谈。那次交谈开启了他俩短暂而眩目的合作，这位青年后来有一个为人们熟知的名字，聂耳。在这部田汉编剧的影片《风云儿女》中，在电影的尾声，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唱起，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它会成为未来新中国的国歌。
田申（田汉之子）：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那个时候，就1935年就被捕了，那么他就把这个稿子留夏衍那里，聂耳就到夏衍那里去拿这个。聂耳通过党派到日本，经过日本到苏联去，结果他到日本去了以后，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寄回来了，他在日本游泳的时候不幸又淹死了。所以我父亲在南京的监狱里头被假释出来以后，听到这个消息是痛哭不止，因为他跟聂耳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解说：1935年，随着影片《风云儿女》的上映，《义勇军进行曲》风靡全国，由北平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各地鼓吹抗日救国的青年男女们，甚至像沈钧儒那样的爱国老人们，都传唱者这支歌，因田汉在文艺界的地位和影响对国民党当局而言，他的名字等于共产党，也等于暴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国共再度合作，9月21日在南京被国民党当局软禁了两年多的田汉，重获人身自由。
田申：通过徐悲鸿、张道藩、宗白华，他们三个人联名保释他出的狱，就是保外就医吧，但是一个条件是不能离开南京，而且还是软禁。我们家住在丹凤街28号那个楼上，那个特务就住在楼上监视着我们的这个家庭，监视着。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呢，他每天还问我，你们家干什么，你爸爸干什么，就问这些事。
张颖（原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那个时候周恩来同志是在南京，南京我们设有一个这个共产党代表团，在梅园新村，这个也很有名的地。周恩来有时候到上海来工作，他和文艺界的朋友都比较熟，他就问我什么人在什么人在。后来我说田汉也在，结果周恩来同志就非常有兴趣，说咱们去看看田老大吧，都叫他田汉老大。
解说：上世纪30年代，人们将鲁迅称为文艺界的旗手，而田汉则是戏剧界的领路人。1898年清朝光绪二十四年，这一年一个寒冷的春夜，田汉出生在湖南长沙东乡，一个名叫田家塅的偏僻村落，正当他学龄之际，父亲过早的离开了人世，在他少年时代舅舅易象像一盏明灯，照亮他贫穷昏暗的人生，易象这位同盟会早期的革命党人，曾追随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成果却很快被袁世凯窃取，1913年易象参与孙中山为讨伐袁世凯而发动的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一度随孙中山流亡日本。1916年8月已从长沙示范毕业的田汉，跟随易象从长沙启程，经武汉到上海，逗留三天之后登上了直航日本神户的轮船，太平洋的风浪将陪伴这位18岁的青年，到一片他不曾熟悉的国土上，令易象有些失望的是，自己苦心栽培的少年并没有继承他的心志，却把兴趣转向了文学和戏剧。
易海云（田汉侄子）：我们那儿有一个枫林岗有个真人庙，那个寺每一年有庙会，要演大戏，所谓大戏就是长沙城里面长沙湘剧班子到这儿来演，平常是看不到的。平常就是皮影戏，乡下就是皮影戏，这个田汉也是看完了特别喜欢，看到湘剧了大剧了也是特别高兴，看了就想学，就想写剧本，从小就是这个，他有这个爱好。
解说：1927年的中国，政坛风云变幻。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国共两党之争日趋激烈。这一切对当时的田汉而言并无意义，他并不热衷政治，也不喜欢经商，他的心头仍萦绕着青年时代的戏剧之梦，此刻他正与欧阳予倩、徐悲鸿在上海发起南国社，一批各有特异才干的文艺青年奔田汉而来。
张颖：他这个人非常豪爽，经常口袋里所有的钱都请人吃饭了，一来一大堆人，他也不管钱有多少，口袋有多少钱，把一大堆人拉进去吃饭，吃完饭有时候付不出帐，就这么一个人。
田申：笔名叫赛克的陈凝秋，也是南国社的学生，他说，跟我奶奶讲，他说我可能想到这里来跟田汉学习，但是我没有地方住，我奶奶就讲到我家住吧，咱们都是还有地板，睡地铺吧，打地铺住，他说我还没有地方吃饭，没地方吃饭就跟我一块吃，一块吃饭嘛，就这样。
解说：1929年1月中旬田汉率领南国社到南京公演上演他的话剧《古潭的声音》、《名优之死》等作品，演出轰动了南京城。
田申：结果呢，张道藩他们要送南国社两百块钱，因为南国社很穷，我父亲他们就拒绝了，拒收了，我父亲讲了一句话，叫做君子爱人以德。
解说：当时文艺界的大批知名人士如郁达夫、徐志摩等都成了田汉每周举行茶话会时的座上宾，字字珠玑的闲谈，往往让围坐四周旁听的青年社员们，听得津津有味。
田申：但是你要知道，干我父亲这一行，是没有任何的报酬的，因为我父亲没有钱。
解说：当时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曾为了报酬问题，特意从上海赶到南京。
田申：这个徐悲鸿是原来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他的夫人赶到上海来把他弄回去了，她说你在这里一个钱也没有，你还跟田汉干。
解说：1930年，这位从民间单干起步的戏剧家，不再满足将创作仅仅沉浸在时代苦闷和彷徨中，他在《南国月刊》上发表长达十万字的论文《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言文艺创作者要斩截的认识自己，是代表哪一阶级的利益，同年六月，南国社在上海被国民党查封，随后田汉遭到当局通缉。当他的身影消失在大上海茫茫人海中时，当年的易象或许不会想到这位在自己看来近乎选错专业的青年人，却在乱世里拉开了一道斗争的幕布，然而昔日南国社的领袖一帮自由青年心中的田汉老大一切活动都带有那么强烈的个人和江湖色彩，是谁改变了他的信仰。
解说：著名文艺家王礼锌曾在的日记中，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田汉有这样一番记述。
田大畏（田汉之子）：就说田汉认识了一个张瑛女士，很奇怪。这个人大家估计可能是什么秘密团体的成员，因为这个人一会穿得很朴素，一会变得穿得很华丽，然后跟田汉一接触，一谈话、一干什么，田汉的思想就很大的转变。
解说：张瑛原名张式沅，1905年生于河北。她有一个为当时的人们更为熟知的名字，电影《渔光曲》插曲的词作者安娥，尽管这首插曲唱一遍大江南北，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真实的身份。
田大畏：她根本不是搞文艺的，她是搞党的工作的，所以到上海以后经过一番曲折，然后就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特科，特科里她搞情报的，它有很多个组，红组是搞暗杀的。
田申：因为田汉很有名气，因为田汉没有党派，但是田汉的思想左倾，所以派他们来影响田汉，我父亲1932年才入党的，然而田汉的情感世界却因此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他很快被眼前浪漫热情满怀革命理想的女性所吸引，与此同时他的恋人林维中却正从南洋归来。
田大畏：林妈妈的字写得很好的，信也写得非常好的，据我知道好像是为了逃婚，就是她有人介绍上海犹太大亨哈同的干儿子，给她介绍，她不干，不干就是逃婚逃到南洋，是不是逃到印尼，可能是新加坡，华侨嘛，到那去教书，她教书，他看到我父亲写的文章，就是我父亲第一个妻子，就是易漱瑜去世以后，就是纪念亡妻的这些文章诗啊，所以这个林妈妈看了已经很感动。
易海云：就写信追求田汉，当时田汉有一段时间还很困难，她把她的几百块钱大洋，还先拿出来给田汉，所以田老太太对林维中印象还是不错的，她是家庭型的，这个林维中，喜欢打牌啦。
解说：在林维中心目中，这位有才、有情、有志向的文人，正是她要选择的爱人，而田汉也被这位有着狭义心肠的奇女子所打动，两人书信往来约定婚约。回国后的林维中很快觉察到田汉新中爱情的天平正倾向另一名女子。
田大畏：田汉当时也是很矛盾一方面很爱安娥，一方面他又需要和林维中林妈妈他们有婚约，要结婚。
解说：1931年晚秋，决心与田汉分手的安娥，带上她与田汉生的才几个月大的孩子，回到远在河北的家乡。
田大畏：我妈妈就把我带走了，带走以后，本来送给我外祖母，外祖母说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安娥留下来，留了一年大概在河北省保定，因为她是个党员，她必须要回来。
解说：1937年7月全面抗战打响，不久上海沦陷，中国的文化中心转往西南后方，一路上田汉与安娥竟不期而遇，战乱合离情究竟让这对有着共同理想的革命恋人，走在了一起。
田大畏：我母亲总是带着一种回避的态度，田汉他总不忘旧情，而且我1940年我也到那去了，所以到了重庆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有点这个这个开始还算不激烈，因为没在一起。1942年以后，我母亲又到了桂林，这个时期呢，我父亲也在桂林，但是他的那个林先生，他的夫人，还在重庆这样的话呢，他们在桂林，我母亲和田汉就生活在一起了。
解说：在桂林田汉领导的新中国剧社。成为大后方宣传抗战的一把利器，当年的亲历者，如今尽管垂垂年幕却对这段往事记忆犹心。在朱琳的记忆中当时剧社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生计成了问题。
朱琳（著名表演艺术家）：那个时候大家都困难，我们的大师傅很有意思，说同志们，他是湖南人，晚上没得饭吃了，晚上没有饭吃了，我们大家就出去找朋友，想办法，我们也没有钱，没待遇，去吃饭，田汉都知道，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排他的《秋声赋》。
解说：在《秋声赋》里田汉把个人爱情的苦闷写入戏剧，他渴望剧中人能走出个人小情感，走向为抗战服务的大世界，因其触及时代沉闷的空气，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几十年过去了关于这部剧作的影像资料已难以找到，曾在剧中扮演擦鞋童的杜高，依旧记得他们几个孩子在台上演出时唱的歌。
杜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先生们，先生们，擦过鞋，打走鬼子，过新年，太太们，擦过了鞋，寒衣做好送军前。
解说：1944年2月15日此时太平洋战争早已爆发，日寇正逼近桂林，这一日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戏剧展览会开幕，这场由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发起的，戏剧盛会，历时三个月近三十个戏剧团队来自西南八省，观众达十多万人次，在国土逐日沦丧的中国，这场省会，像一声亮列的号角，唤起人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心。
杜高：大家来那么多人到了桂林，不像现在都可以有宾馆，有旅馆，没有的，铺的草睡地上，大家挤在一个屋子里面铺的草，睡在地上是这样子的，吃也没有这么多餐馆，那个城市也很小，我记得我演《秋声赋》的时候白天演一场，下午演一场晚上还演出一场，这当中就有剧团买一些大兵馒头这些东西让大家在后台吃了，吃完了以后就赶紧演晚上的这一场。
解说：杜高仍记得田汉占在台上讲话的样子，他身着一身陈旧的国民党将军服，可却是另一个世界至高无上的将军，带领他的神州戏剧兵，为抗战摇旗呐喊。
杜高：那么这个开幕式先是由欧阳予倩先生做一个关于这次展览会的筹备工作的报告，接着就是请国民党的官员致辞，最后他们都讲完了，他们都讲完了，最后田汉先生上台，他的讲话跟他们不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来打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死难的牺牲的戏曲工作者的名单，他念这个名单，所有的在场的人都感觉的热泪盈眶。
解说：西南剧展结束那一天晚上，人们在艺术馆广场举行了狂欢，闹了一个通宵，然而恰在此时日寇四犯湘北，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了，桂林形势骤然吃紧。1944年冬，在日军的疯狂攻势下，桂林，柳州相继失守，十万难民人潮百里，迎着寒风向贵阳方面奔逃。
朱琳：我当时还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我们有的时候，有火车坐，那个火车是什么样子的呢，凡是有人可以站的地方，可以落脚的地方整个的火车，火车头上火车下边，火车底下都有人，把这个火车弄的简直是看不见火车。
解说：那是一个颠沛流离的年代，也是一个昭显人性光辉的年代。
杜高：日本人就在后面追，我们就在前面逃亡，这个时候田汉先赶到贵阳。他到了贵阳以后，赶紧利用他的威望在贵阳办一个报社的一间屋子里面，办起了一个文化人招待所，实际上就是一个救济站，就那么多人步行到贵阳住什么地方，怎么生存及，田汉利用他的威望和国民党政府商量。
解说：建国后，田汉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从曾经的在野者到如今的在朝者，他真正心系着的，仍是他花过多年心血并视之如命的戏剧艺术。1956年正是中国思想文化界渐趋活跃的时候，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5月22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田汉，来到了长沙视察工作，这是他建国后第一次回到家乡，在多年不见的湘剧老艺人们心中，田汉不仅是他们的艺术导师，更是知心人的精神领袖。
杜高：他是湖南人，他为湘剧写过很多剧本，看到湘剧的老艺人生活非常贫困，他很沉重，他又跑到上海去上海，也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了，很多演员都来找他，诉说自己不能演戏的那种痛苦。
屠岸（原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副主任）：因为剧目都受到控制了，比如是领导人认为这个剧目可以上的才能上，你不能上的就不能上很多青年演员他的青春易逝，很快青春就过了，他慢慢就变老了，他也没有机会演戏所以田汉非常同情他们。
解说：耳闻目睹的一些让这位艺人心中的老大心情沉重返回北京的田汉终按耐不住，公开呼吁，他先在戏剧报上发表的两篇名为《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春天请命》的文章，并将这个情况告知周恩来总理。
屠岸：周总理还是很关心老艺人生活的，周总理批一笔钱，还说我批这笔钱这笔是很重的，因为是国家的钱不能够乱花，但是考虑来考虑去这些老艺人还是应该帮，他们太困难了批了一笔钱。
解说：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却远没有那么顺畅，对一贯笃信真诚待人直言率性的田汉来说，他胸无城府，讲情重义，却同样让他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云中处处碰壁，他为民请命的行为竟招致了一片责难。
田大畏：当地觉得田汉你去，你是代表谁你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人，你怎么绕过这些当地领导，你直接和这些艺人接触，好像你是代表青天一样的。
解说：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在由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大会闭幕前一天毛泽东例会作唱片发言强调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全党整风逐步展开，并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一时间，大鸣大放大辩论进入高潮。
张颖：但是后来不是这么回事，不是给你单位的领导的提意见，而是你要给党提意见，你比如戏剧方面，你也找一些名家来给党提意见，他要求是这个，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这么争鸣。
解说：在张颖的印象中，正当田汉满腔热情地帮助党“整风”，对文艺界充满信心的时候，突然间政治风向陡转。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一天毛泽东亲自执笔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号召开展“反右派”斗争，根据这一指示戏剧界的反右运动从吴祖光身上打开缺口，这位年少成名的戏剧家自此陷入政治的劫难。
杜高：他们领导上定了这个吴祖光，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剧作家，他作为戏剧电影节的最大一个右派揪出来，要田汉来组织对他的批判，因为田汉是戏剧家协会的负责人。
解说：让田汉难堪的是，吴祖光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和自己的所思所想是如此的一致。此刻他却不得不坐在台下组织对吴祖光的批判，批判的要点是吴祖光在政协上的一次发言。
张颖：吴祖光那个发言比较尖锐，就说觉得很多的共产党领导来了不懂业务，都在当领导，结果把事搞坏了。这实际上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实际上本质是这样，共产党那好多过去部队的，或者是搞政治工作的到文艺团体来，当然你就不懂了，不懂你当领导，所以就有时候瞎指挥。
屠岸：他原来这句话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他就说这个组织，就是党的组织一来，什么东西都要跟上去，就没有自己的意见要发表，都要跟，所以他说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那么这题目就把前面加了党，然后是引号“党趁早别领导艺术”，这个题目呢，我们当时戏剧报编辑部的同志记得印象比较深，是田汉写的。
解说：对吴祖光来说，一个右派的罪名让他此后的人生历经磨难，晚年的吴祖光得知此事，对田汉一直耿耿于怀。
杜高：吴祖光被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夫人是新凤霞，是评剧的一个很有名的、代表性的一个青年演员，那个时候年纪很轻，文化部的一个副部长代表组织找新凤霞谈话，你赶紧和吴祖光离婚，他是一个大右派，你还年轻，你的生命力还很长，你还要唱戏，这剧团还少不了你。你现在已经是右派的老婆了，你赶紧跟吴祖光划清界线，你还可以登台你还可以演戏，一个副部长跟她谈话。这个新凤霞就跟他说，她说你知道我们有一出戏没有，讲薛平贵，薛平贵的妻子，在寒窑里面等薛平贵十八年，我要等吴祖光，等到他回来，我绝不会跟他离婚，那个副部长很不高兴，你走吧。后来据说田汉听说了这个故事非常敬佩新凤霞，非常感动，他了解这个薛平贵的故事非常感动，他后来向吴祖光、新凤霞也表示了他当时在运动里面的歉意，这非常符合田汉的性格。
解说：然而在亲历者屠岸的看来，这段历史其实有更切近真实的一面。
屠岸：实际上这个东西是冤枉的，决定把吴祖光打成右派的决定权，并不是在田汉手里的，有一种说法可能是周扬，但是也没有查无实据，查不清楚。很可能是当时这个文化部的反右领导小组，那时剧协是属于中宣部，但又属于文化部，在运动当中，它有一个规定。那么剧协反右派运动是由文化部的一个领导小组在管，据说是这样的。
解说：此后如此的批判会变得无休无止，1959年国庆后传达中央文件，要求联系本单位看谁有右倾思想，中宣部指示剧协党组批判田汉。
屠岸：那么对田汉大概批判了好几次，开好几次会，有一次我进去了，田汉坐在那里，别人还没有来，他在那掉眼泪。那么我就问他，田老，什么事情伤心了，他说毛主席不吃肉了，哦，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大饥荒已经开始了。
解说：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座谈会，讨论《文艺十条》的草案，周恩来呼吁民主作风，反对“一言堂”，提倡尊重艺术民主和艺术规律，并强调要尊重作家、艺术家，批评政治挂帅口号下出现的破坏艺术创作规律的弊端。该文件于1962年4月正式定稿为《文艺八条》，并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达全国文艺单位。令人意外的是，与此同时，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正拉开序幕，首当其冲正是田汉领导的戏剧界，在那个年代亲历者看来事情的起因，却仅仅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张颖：1962年春节晚会其实那个晚会跟平常一样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跳跳舞，唱唱歌，大家在一块儿演个戏，哪一天有一个小噱头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事现在讲起来，真是一点都没有郁风还有叶浅予这两个人都是美术界的名家，他们就逗笑，就是让叶浅予假扮成齐白石，郁风就把他的女儿就把叶浅予扶到了这个场，大家都哎呀怎么齐白石来了，哄然大笑然后一看就把胡子一拿。结果是叶浅予和郁风，那这个算什么。
屠岸：有一个人叫顾工，顾工还不止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名字我不记得了，他们就是上书给中宣部的部长陆定一，就是说这个迎春晚会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作风，要防止资产阶级的复闭，那么这个东西后来又反映到毛主席那里。
解说：对这个历史细节，张颖印象中事件的主角是江青。
张颖：她就把这个戏批了几句什么话，就送给毛看了，毛也许对这个也不了解吧，也不知道怎么就做了所谓第一批示。
解说：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在中宣部编印的一份关于“上海柯庆施大抓故事会活动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针对文艺界问题做出批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分中收效甚微，至于戏剧部分，问题就更大了。
张颖：后来我们就检讨没完，怎么检讨呢你说这个事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政治问题，不就是大家弄在一块儿闹个笑话吗，而且扮个齐白石也不碍谁的事，就是这么一件事，所以人家后来都觉得怎么了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解说：八届十中全会后江青公开以毛主席夫人身份参加社会活动，要从文艺上打开一条施展政治抱负的路，1964年她在上海操办的华东区话剧观摩会演上，矛头直指田汉。
张颖：我们这些都请了，但是唯独就没有请田汉，就是说你田汉是主席嘛，他又是戏曲非常内行的人，她就没有请田汉，田汉这个人就有些地方，就是他就是给你怎么说呢，你不，不是不请我吗，我非来。
解说：几天后，大会秘书处传达上级决定，闭幕式主席台上没有田汉的座位，还要对田汉公开点名批判，周扬得到消息后，专门委派张颖劝走田汉。
张颖：田汉最后还是走了，他跑到苏州去了，不过那天，他们因为田汉走了，他们也没有在台上再批田汉，倒是没有，就有那么一段，就是反正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已经很紧张了。
杜高：江青要来掌握对文艺的领导权，她要搞京剧革命，她就是要把这些戏剧舞台上所谓的帝王将相，牛鬼蛇神通通都赶下去，她是这样一个革命的名义，来发动这个京剧革命的，所以这就不能不把这一批人打倒，因为他成了江青来领导这个文艺工作的一个障碍了。
解说：上海30年代左翼戏剧运动，热火朝天的地方40年代末期，反蒋抗美民主运动之叱咤风云的城市，次次都有田汉的身影和足迹，在他享有剧坛老大的威望的时候，当时一位名叫李云鹤的演员，曾投在他的门下，她后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江青。
张颖：她第一个丈夫叫俞启威，她那个时候，她山东人，她在山东的时候，就跟俞启威就恋爱过，后来呢，这个俞启威就离开了，也不知道他就离开了山东，江青一个人就跑到上海跑到上海她找什么人了，俞启威也不在，俞启威后来可能被国民党抓了，她就去找的田汉。
田申：她来找我父亲，我父亲不好找啊，我父亲在上海经常搬家，不好找，不知道在哪里住，不知道啊，只有我奶奶家是固定的，那好找，是不是，但是她在我家里住了几个月，我父亲没有同意跟她见面，到最后才同意跟她见面的。
解说：此刻当田汉愤然离开上海时，这位当年他曾经助过一臂之力演员，正走向时代浪潮的尖峰，而田汉本人却被卷入这场浪潮的漩涡，即将面临不侧的命运。
张颖：她大概可能1964年就要搞京剧现代戏会演了江青就找田汉谈过一次话，她就说让田汉把《红色娘子军》也要改成京戏，因为我跟他不是关系很密切吗后来就等于我就帮助田汉，来整个领导这个协会了，我就两个主要刊物我在那儿管，所以他就找我，他说张颖这个《红色娘子军》很难改，他没法唱，他说你京剧里没有长的唱段，你就根本立不住的。
解说：尽管后来《红色娘子军》被改编成了京戏，当时，却让熟知京戏创作的田汉，深感到为难，无从下手，在张颖的回忆中，这部至少七易其稿的，《红色娘子军》京剧本几次送交江青审查，但都被退回来重写，终究没能完成。
张颖：写出来就送到江青那儿了，江青又打回来了说你田汉你写什么别的剧本都写得很好，我的意见要你写这个剧本，你就怎么写不好，结果江青后来就火了，说他不听她招呼，对田汉批判不是，文革就开始了。
解说：1966年文革爆发，随着群众的进一步发动，各级当权派一个个被打倒，狂热浪潮席卷全国，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争相发布各自的观点，宣言声明，传单小报漫天飞舞，位于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一时间成为革命小将们频繁光顾的场所。
张颖：那时候我们的文联不是都在现在商务印书馆那个地方办公吗，那个时候中央文革一开始就定了四个开放点，青年团一个，文化部一个，中宣部一个，还就文联。这四个单位什么人都可以去进到里面，就要斗谁就斗谁，那最有名气的就是在文联了，所有的艺术家都在那儿嘛。所以那个时候田汉是最遭罪了。
屠岸：初中女学生，不知道为什么奇怪，那些女孩子特别厉害，用那个皮鞭，皮鞭上面有钢的就打那个田汉，田汉就说注意安全，意思就是你不要打我了，还有一次我也看到他写的东西听到国庆的时候，广播在光国歌，放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是他作词的，聂耳作曲的，他写的那里边有一个，他说我今天又听到了国歌的声音了，我还感觉到，毕竟还感觉到一点安慰。
张颖：他不是糖尿病经常就根本不管他的病，不该吃的给他吃，根本没人管，这个事都没办法，后来总理跟我讲，他好像都一点办法都没有。
解说：1971年冬，老人易克勒穿穿着陈旧的棉衣，整天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房门口，她心里牵挂着儿子的饮食起居，冷暖安危，却不知他身在何处。直至去世的那一天，她也没有见到儿子的面。
田申：他逮捕时，经过我奶奶的床，我奶奶就拉着他，他就说妈妈你放心吧，我还会回来的，就这一句话结果我奶奶每天就搬那个小板凳，坐在大院子里头痴痴地等他回家，这么一等，等了好几年。
解说：事实上，田汉已在三年前的1968年12月10日死于狱中，在他的骨灰盒中只有他的眼镜、钢笔，和生前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关汉卿》。
杜高：1968年的12月，据说那天北京飘着雪花，他在禁闭室里头死去，他死的时候，在名单上写的名字是个假名字，叫李伍，不是田汉，都化了名字，就跟刘少奇主席死的时候一模一样，那种悲惨的局面。
屠岸：看管这些所谓黑帮分子的那个造反派，有的人有点人性，有的人是很残酷的，看管田汉的那个人非常不好。因为田汉有糖尿病，他有的时候小便就掉在地上，这个看管他的人就要田汉趴在地上把那个喝掉，吃掉，后来他就被逼死了。
解说：1968年12月10日在寒冷的北京，田汉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悔恨离开了人世，没有亲人和朋友来与他告别。然而鬼使神差一般，当田汉离开人间之时，广播里正响着他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在那阵狂热过后，青年学生们将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然而人们并未注意到广播中歌词的真意，与它们的处境相去是多么遥远。他们哪里知道，这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歌词，是出自一位被他们参与的“革命”毁灭的诗人之手。
曾子墨：夏衍曾说，田汉一生不知钱为何物。如果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那么田汉就是一块九成以上的金子。郭沫若曾说，田汉是中国人值得夸耀的一个存在。他肝胆照人，风声树世，威武不屈，贫贱难移，从创建现代中国的戏剧事业，到组织革命的戏剧运动，他被誉为是一部中国话剧史，是真正的梨园领袖。一生从事文艺事业的田汉，以不竭的精力和不息的激情，创作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各种文字竟有1000多万言。很多人知道田汉而且终身不忘，是因为他是国歌的词作者，这个身份太大、太重，几乎掩盖了他另外的光芒。
回顾默多克邓文迪感情路
摘要：97年晚宴邓文迪将一杯红酒洒在“传媒大亨”默多克身上，3年后他不顾家人反对而离婚并迎娶她。4年后她以高科技为他生下两个继承数十亿美金的女儿。2011年7月20日凌晨，在英国议会就《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质询默多克父子时，一名男子突然从听众席窜起，手拿餐盘，跨过默多克旁边的人对其袭击，身后妻子邓文迪迅速跃起，第一时间给袭击者一巴掌。
20日凌晨，在英国议会就《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质询默多克父子时，一名男子突然从听众席窜起，手拿餐盘，跨过默多克旁边的人对其袭击，身后妻子邓文迪迅速跃起，第一时间给袭击者一巴掌。质询结束，默多克夫妇乘车离开。
这位中国女人再次引发全世界的关注，那么邓文迪是怎样从一个徐州女排队员一跃而成为世界传媒帝国掌门人默多克的妻子的呢？为您解读邓文迪的传奇人生……
她原系徐州女排队员，22岁嫁给50岁的cherry获绿卡后离婚、经新男友引荐入读耶鲁大学。96年旅行结识同座的starTV副总，经推荐在香港实习。97年晚宴她将一杯红酒洒在“传媒大亨”默多克身上，3年后他不顾家人反对而离婚并迎娶她。4年后她以高科技为他生下两个继承数十亿美金的女儿。她就是邓文迪。
关于他们的婚姻报道，媒体多数参杂着假想成分。这实在是一个太容易激发人们想象力的爱情故事：一个出身普通的中国女子，在美国制造了现代版的“灰姑娘”传奇，传奇故事版本频传，奇诡跌宕，传奇的主人公却三缄其口，沉默是金。“三天迷倒默多克”“红酒浇身，一见钟情”的故事在坊间传得轰轰烈烈，邓文迪却在描述她与默多克的初遇时说：“我与他一点不传奇”。
1996年，拿到耶鲁大学MBA的邓文迪加入默多克旗下的STAR TV开始职场生涯，在那里的一次商务会议上，她与丈夫Rupert Murdoch相识。“后来的一切都从那里开始，并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邓文迪说。
1998年初，邓文迪成为默多克上海、北京之行的随行译员。1999年6月，默多克与结婚超过30年的妻子Anna正式离婚。1999年6月25日，默多克与比自己小37岁的邓文迪举行了婚礼。
这场婚礼一度引发了家族内部激烈的纷争。拥有庞大媒体帝国的默多克名下有着高达80亿美元的财产。在娶邓文迪以前，默多克与悉尼的《每日镜报》记者安娜共同生活了32年，育有两男一女。据媒体报道，安娜离婚时曾提出条件：默多克死后，作为妻子的邓文迪无权继承他的任何遗产，除非邓文迪婚后能生个一男半女，而默多克去世时，她的子女恰好不满18岁，邓文迪才能掌控她孩子名下的股份。安娜很清楚，默多克被诊断患有初期前列腺癌，必须进行放射治疗，同时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默多克在接受化疗前，早已将自己的精子抽取并冷冻。图为婚后亮相的默多克夫妇。
2001年11月19日，依靠高科技“法宝”——试管婴儿，邓文迪生下了她和默多克的第一个宝宝Grace，2003年6月，邓文迪又为默多克生下了一个女儿Chole。默多克很快抱着幼女宣布道：“我的所有孩子都有接替我的位置的机会，即使是格雷丝和克洛伊，她们尽管年龄很小，但她们和其他兄姐享有同样的承诺。”Chloe出生后不久，默多克快乐地宣布，女儿的诞生让他无限期地搁置了退位的打算，因为他和第三任妻子邓文迪组建的新家给他带来了无限活力。
2009年，澳洲著名八卦新闻网站Crikey爆出78岁的默多克已经跟其中国妻子邓文迪分居。一时间，媒体跟风转载，数个“知情人士”站出来发表预测分析，称这段维系十年的忘年恋即将走到尽头。面对甚嚣尘上的情变传言，邓文迪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与丈夫的恩爱合影，称“我们亲密依旧”。不久，情变传闻平息。
结婚初期，邓文迪收敛锋芒，退居幕后，除了一些重大活动，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图为1999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日晚在白金汉宫举行盛大国宴，欢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但是，默多克长期以来一直钟情于有着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邓文迪凭借流畅的中英双语交流能力和迷人的社交风采已在新闻集团上下给其带来了“默多克形象大使”和“亚洲外交官”的美誉，她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2007年9月22日，她以首席战略官的身份参加了MySpace聚友中国正式发布前的董事会。媒体十分关注，有的甚至以《穆桂英今挂帅》等标题加以报道。此外，她还在筹划电影公司及教育基金。图为2007年，默多克携妻子邓文迪出席一个商务会议。
同时，邓文迪亦发挥社交魅力，频繁出入各种高级聚会，结识娱乐圈人士，为自己策划成立的电影公司铺路。图为2008年2月24日，默多克夫妇亮相第80届奥斯卡颁奖礼庆功派对。
2010年，邓文迪的事业扩展至大荧幕，由她担任制片人的电影《雪花与秘扇》高调开拍。2011年6月，该片正式在各影院上线。
遗照曝光表情很痛苦 粟裕为何要厚葬张灵甫？
国军74师先遣团团长乃我县土著，由于他的缘故，本地很多青年都入伍到了74师。虽说“好男不当兵”，但能在74师当兵则例外，据我认识的74师幸存官兵回忆，当年这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
今天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位姓何的老人，该老人曾参加过对张灵甫将军的安葬。
国军的残军败将，在新社会的地位很低，几乎等同于“地富反坏右”，因此那年月我们都是用本地对老年人最轻蔑的称呼“某某老角”来喊他。老人姓何，大人小孩都叫他“何家老角”，老人从不计较，至于他的名字，早被人们遗忘了。
老人在74师是一名机枪班副班长，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被我军俘虏，释放回家后当了一名农民，终生未娶，我认识他时仍然孤身一人过着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
有一天我问“何家老角”：在孟良崮是不是没有弹药了，老人家说有；我问是不是没有吃的了，老人家说有；我问是不是火力不行了，老人家说不是；我问那为什么打败了，老人家说“实在是打不下去了”。
孟良崮战役中我军队与民兵牺牲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公布。我读到过一个民政部门的资料，该资料说，解放后认定的孟良崮战役中牺牲或受伤的有名有姓的当地百姓，高达6万多人。“何家老角”说，打到后来，漫山遍野都是人，机枪打出去一片片地倒，又一片片地朝上爬，一遍又一遍之后，老人所在的机枪班忽然冒出这样一种情绪：大家都不愿当机枪手了。
老人家解释说，不是当机枪手有什么危险，而是大家都不愿亲手打死这么多人。当时他的班里有个人曾说如果这是日本人多好，这句话老人家记住了一生。然而，他们的面前，都是中国人，与他们一样的中国人。
这种情绪弥漫了整个74师官兵。有的地方不再开枪，任凭共军前来俘虏，老人家所在的机枪班后来也不开枪了，大家都眼睁睁地望着共军士兵一步步接近。老人家说，74师军纪极严，督战队对不开枪的士兵可以就地枪毙，但督战队也没有开枪。老人家说，后来共军也不开枪，只是一个劲地朝上爬。整个战场就这样突然沉寂下来。
老人家说这就是粟裕厚葬张灵甫的原因。
当时我军几乎连打扫战场都来不及，就下令撤出。在这样宝贵的时间里，粟裕却特别下令安葬张灵甫。老人家回忆说：用的是一口全木棺材（指制作棺材的木料很大），张灵甫手上的表都没有取下来。安葬完毕后，在场的国军官兵先是向张灵甫将军的坟墓下跪叩头，然而向在场的共军官兵下跪叩头。
倘若有一天能重新安葬张灵甫将军的遗骨，那块手表应该成为老人所述属实的一个证据。
揭锋芝离婚案幕后高手 艳星狄波拉传奇故事
锋芝离婚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大家却忽略了锋芝离婚事件的幕后黑手狄波拉，谢霆锋的母亲，张柏芝的婆婆。她在锋芝离婚事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狄波拉年轻时的经历简直就是如今锋芝狗血婚姻的翻版！有网友不禁感慨，历史真是惊人相似！相比于Lucas的DNA事件，谢霆锋在儿时也曾被质疑非谢贤所生。有人说拉姑她不简单，她艳星出生，她拍过三级，她和赌王有过纠葛，可是拉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她到底是怎样传奇的女人啊？她在香港演艺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大多80年代后出生的的人，认识狄波拉，也只是因为她是谢霆锋的母亲。却不知道这位强势的婆婆曾是70年代香港第一位港姐。狄波拉的美貌在当年真的是艳绝香江！说到狄波拉的名字，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不像是真名。其实拉姑她本不姓狄，名也不是什么波拉的。
她原姓李，叫李敏仪，又名李嫱。对于她的身世，版本传言很多。有人说她原籍是上海，只不过后来父母移居到香港，在香港出生，也不是什么鬼扯的混血儿。可又有人说，拉姑她曾经亲口承认过她是孤儿，自己都对身世不太了解。在早年香港访谈节目《志云饭局》上，狄波拉曾亲口承认自己是孤儿，被养母收养之后一直过的非常辛苦，养母重男轻女，甚至自己出来工作之后，也承担了几个弟弟的学费。
就是这样一位与张柏芝身世极为相似的婆婆，本应该与张柏芝更加惺惺相惜才对。但是在锋芝离婚事件中，狄波拉扮演的确是幕后黑手的角色。从狄波拉好友查小欣得到默许向外界爆料开始，拉姑一直在背后操纵着传媒舆论。以至于媒体传言说Lucas被验DNA，结果不是谢的孩子时，她这个自诩最疼孙儿的奶奶却选择了缄默。
历史惊人的巧合，在狄波拉生下谢霆锋之后，也曾被人家说不是四哥的孩子，是赌王的。将心比心，虽然那时候的传媒不如现在的炒作如此恶劣。不过，拉姑看见人家中伤自己的孙儿，她是怎样做到保持沉默的呢？
狄波拉早年曾就读于香港的英文书院，十多岁开始学习歌舞，并曾有过随歌舞团四处演出的经历。1973年，香港东方选美会主办了香港历史上的第十一届香港小姐选美会，而这一届冠军得主就是狄波拉。
这一年香港开始第一次派人参加于菲律宾举行的“亚洲小姐”评选，获得港姐桂冠的狄波拉有幸成为第一位参选“亚洲小姐”的港姐。不得不承认，拉姑年轻的时候的确是美女！
在1973年当选港姐之后，狄波拉迅速走红，并主持了两档节目。第二年她就被香港某电影公司看中，成为该公司的签约演员。
1975年她主演了自己的银幕处女作《大千世界》，片中她饰演一位美貌出众、又兼有几分狡诘的妓女金兰花，这个妓女形象被她演绎得十分生动形象，很受业内人士好评，影片在当时十分卖座。
这部处女座电影给狄波拉造就了性感妖艳的银幕形象。从此之后，狄波拉接过一系列影片，在香港演艺圈迅速走红。最值得一提的是她1977年主演的电影《香港艾曼妞》，因为片中有大量大胆暴露的表演在当年的香港造成了巨大轰动。直到今日，广大狼友还将本片誉为当年“三级片”大作，在坊间流传甚广。
后来狄波拉与谢贤的结合也非常的曲折，先交待一下谢贤的背景，谢家的祖籍是广东的番禺，早年谢氏家族在广东的省城广州从事银号的生意，类似于如今的银行，可算是家境殷实而富足！
谢贤的原名叫作谢家钰，家中有八个兄弟姐妹，因为他排行第四，所以后来在行业内被大家称为四哥。早年谢贤刚刚出生时，家里还是非常富有的，但是逐步家里生意的滑落，以及成长环境的日落西山，使他养成了愤世嫉俗的性格和作风。
当年不足二十岁的谢贤从香港的丽泽中学毕业后，随即就考进演员训练班，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需要拼搏才能获得成功的道路！迄今为止，谢贤总计涉足的影片有三百余部，而且当年谢贤的影视片酬，绝对位列香港顶级明星的收益标准行列！
当年的谢贤由于财源广进，所以花钱也如流水，尤爱赌博，曾经流连于各个赌场。直到如今谢贤也称自己是精神上的富翁，而物质上却是个普通人。
谢贤在七十年代时，首先遇到容颜靓丽的美女甄珍，在当时华语电影兴盛时期，甄珍可算是光芒闪耀的女星之一！当时谢贤虽然外表潇洒英俊而风流倜傥，但是由于他年龄偏大，而且曾经有过几段众所周知的失败恋情，另外媒体也经常报道他的风流韵事，以及嗜赌成性。
所以谢贤和甄珍之间的婚恋，遭受到甄珍家里的父母亲人们的坚决反对！然而，甄珍则不顾家里反对，最终她和谢贤于七四年结婚而成立家庭！这是谢贤的第一段婚姻。
无奈好景不长，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四年，离婚后的甄珍则再次嫁给了名流刘家昌。再说谢贤，当时谢贤已在香港娱乐圈走红多年，狄波拉亦作为新起之秀，再为无线工作期间，两人相识。
但是不善理财的谢贤在和甄珍离婚后，由于挥霍和赌博，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暂时就租住在狄波拉的房子里，成为美女影星的同事房客。
随着传出狄波拉和谢贤恋爱的消息时，不少人都在劝狄波拉。毕竟，当时的谢贤已经43岁，狄波拉30出头，朋友们对狄波拉说，谢贤是个影坛浪子，做情人一定是个好情人，但成家立业，一定不会是个好丈夫。
此外，香港一直都有谢贤没有生育能力的传言。狄波拉根本不相信，她公开表示，自己不仅要和谢贤结婚，而且，一定要和他生孩子，第一胎她一定要生个男孩。
1979年初便传出谢贤和狄波拉正筹备婚礼的消息。为了这次婚礼，两人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巨额的资金，仅仅筹备时间，就花了足足六个月，因为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原定的婚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改变，前后变了三次，最终才在这一年的8月13日举行。
婚礼上，狄波拉所穿的那件婚纱是从法国特意订制的，头冠更是宫廷式的，令狄波拉看上去，就像是高贵的外国公主一般。这场婚礼，谢贤和狄波拉两人的总花费超过200万港元。这在1979年的香港，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不得不感叹谢贤狄波拉都是高调之人，高点的相识，相恋，继而轰动的结婚。和小谢小张一样，拉姑和四哥当年也一直绯闻不断。任何一个美女身边，总会围着一圈男人，而当红女星身边，更少不了各种各样的绯闻。
因为早在谢贤和狄波拉结合前就传出谢贤不育的传闻，狄波拉突然宣布有了身孕，不能不让没事做的老百姓怀疑和关心，查小欣当时工作的杂志负责去验明正身，发现是真材实料，当期周刊就卖个精光。
谢霆锋出生后，百姓又回想起来狄波拉说第一胎绝对是个男孩，纷纷说谢霆锋是试管婴儿，要不然不可能知道性别的，狄波拉说她没骗人，她有秘方，查小欣的周刊又出动，刊出狄波拉的生子秘方，结果周刊又一抢而空。
闲言杂语的境界是无止境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是“谢霆锋是何鸿燊的私生子”顺理成章的出现。
谢贤狄波拉结婚以后，一直在人前称赞女方为“最好、最满意”的女性。谢霆锋出生后，使这个家庭成为香港娱乐圈的热门。婚后狄波拉渐渐淡出演艺事业，不过性格要强的夫妇俩婚后争吵不断，加上谢贤依旧不改浪子本色，让狄波拉深感不满。
可是演艺圈的事情都没普通人那么简单，夫妻俩在人前仍旧抱着孩子装作恩爱，以夺取版面，谢霆锋小时候更是接拍过广告。
后来，狄波拉曾在访谈节目《志云饭局》中透露，她与谢贤经常爆发家庭内战，让子女也不胜其扰，支持父母离婚。这段婚姻最终于16年后终结，1995年两人离婚。
江西上栗投资近千万元修复张国焘故居
核心提示：两年前，江西上栗县打算启动修复张国焘故居，曾引起全国热议。有人称，张国焘叛党，是历史罪人，不应修故居。4月15日，上栗县文化馆馆长刘中海说，县政府投资近千万修复张国焘故居，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做内部装饰，准备于今年7月正式对外开放。
四川川陕苏区将帅碑林中，唯有张国焘雕塑朝南而立。
寻访录
张国焘的故居位于金山镇山明村，距江西上栗县15公里。这里，四面环山，风水先生说，此处是个“金坛落果”的宝地，只是每逢干旱，吃水比较困难。
张国焘的侄孙张人开介绍，原来的山明村全是张家族裔居住，共有6户，房108间，建筑面积6800平方米。土改时，张家房屋都分散给了几十户农民。
解放后，只有张国焘的三弟一家守在老家。张人开是张国焘三弟的孙子。小时候，如果听到别人说“张国焘”的名字，他马上会离得远远的，怕人提起这个堂祖父。
张人开说，以前他们只知道张国焘是个大叛徒，自己是“黑五类、狗崽子”，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史料公开，他们对这个堂祖父有了新认识。
两年前，江西上栗县打算启动修复张国焘故居，曾引起全国热议。有人称，张国焘叛党，是历史罪人，不应修故居。
但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人物无论正反，凡是产生过影响的，其遗物遗迹都应给予适当保护，还历史本来面目。
如今，上栗县政府为发展旅游，最终将张国焘故居修复起来。4月15日，上栗县文化馆馆长刘中海说，县政府投资近千万修复张国焘故居，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做内部装饰，准备于今年7月正式对外开放。
这次修建张国焘故居，让张人开感到，现在人们开始正视当年的历史，公正对待张国焘的功过是非。在四川巴中市南郊的南龛风景区，张国焘的雕塑，竖立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中。
碑林建于1997年。为张国焘竖碑的意见，在2002年才得以通过。
碑林中，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李先念的塑像，均向北而立。唯有张国焘雕塑与他们相向而立，面向南方，印证了其1935年私自率兵南下另立“中央”的历史。
在张国焘的塑像基座上，刻着湖南刘剑文先生为他撰写的一副对联：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辩忠奸留史册；
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革命者张国焘的A面B面“一大”手稿 这是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情况的两次讲课稿，第一次讲中共创立前国内的形势，上海、北京等6个党小组成立情况；第二次讲6个小组参会一大的情况。讲稿写在1929年印刷的笔记本上。专家估计这是张在中共党史教研室成立后，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
江西上栗人，生于1897年，卒于1979年，1920年参与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介绍其入党，次年参与筹备中共一大。
他在中共历史上有过功劳，但也犯过严重错误。他参与筹备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但部分代表认为其那时已显得跋扈且有权力欲；他领导过各地工农运动，参与领导过红军的鄂豫皖根据地；但后来他与党中央意见不合，另立“中央”，分裂红军，最终叛党投靠国民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望志路106号。15个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围坐在一张餐桌旁。
这时，其中一个年轻人站起身来，他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神情严肃地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正式开始。
这就是会议主席张国焘，时年24岁。
学者余振魁脑海里常会想象90年前的那幕历史场景。他是张国焘的研究者。
去年春节期间，余振魁前往江西上栗参观张国焘故居。
余振魁见到张国焘的一个堂玄孙女。余问：“你晓得张国焘是个怎样的人吗？”那个在读初三的学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叛徒呗。”
余振魁认为，历史上，张国焘确实叛党；不过也应看到，张国焘曾参与领导五四运动、参与创建共产党，也做过不少贡献。
学科学VS闹革命
张国焘走向中共一大的起点是北京大学。1921年那年，他已在北大度过5个学年。
张国焘是1916年10月，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那时的北大与1921年时的情形大不一样。
同年进入北大的罗家伦在回忆录中称，北大当时是一个腐败积习严重的地方。老生们捧戏子、逛窑子成风。
北大发生改变是在蔡元培任校长之后。他邀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也就搬到了北大校园。
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他们的文章像一颗石头投入湖中，在北大乃至全国引起反响。
北大校园里展开的新旧文学的论战愈演愈烈，学生逐渐分为三派，保守派、中间派和激进派。
张国焘则无条件赞成新思潮，拥护白话文。
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1917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
张国焘对《新青年》的喜爱与其考入大学之前的经历有关。
在读中学时，他曾在“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两种愿望中冲突斗争，最后后者占了优势，他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1917年暑假，19岁的张国焘在上海与数名革命党人住在一起。他在形容这两个月的经历时说，“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豪迈不羁的浪漫色彩”。
但张国焘总会困惑，他无法解决“革命成功后是什么的疑问”。
作为《新青年》的热衷粉丝，张国焘时常在信中与父亲辩论。
张国焘父亲叫张嘉铭。张家是江西上栗的官宦之家。张嘉铭时任浙江象山知事，也是一位接受西式生活方式的旧儒，但对于张国焘鼓吹的新思想，张嘉铭并不以为然。
直到张国焘提出解除婚约，张嘉铭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位大儿子已受新思想影响之深。在张国焘祖父曾给他定了娃娃亲，在张国焘坚持下，张家退掉了这门亲事。
爱国学生VS学生政客
1918年5月7日，几名留日学生来北大串联，发起学运斗争。他们抗议中日东京会议所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
张国焘参加了那次游行抗议。5月21日，1000多名学生代表结队向总统府请愿。这次请愿没有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什么。
张国焘后来总结称这次游行“太不够味”。但他也说，这次游行是“五四”的预演。
参加这次游行的学生代表而后成立北京学生救国会，并以这个救国会的名义成立了《国民》杂志社。
1919年，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不利的声音传入北大。
同年5月2日，《国民》杂志社开例会，十多个社员原是来谈出版事务，不约而同的谈到中国在凡尔赛和会受的屈辱。
张国焘回忆说，他首先提议，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示威游行。提议得到赞成。
5月3日，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内，面对北京13所学校的代表，张国焘第一个发表演说。演说中，“群众运动”这个的词萍乡口音，与普通话发音迥异。这给张国焘带来了一个“群众运动”的诨名。
那时，张国焘22岁。
五四运动持续近两个月。在此期间，张国焘等7名学生于6月2日的被捕，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
随后几天，军阀大批逮捕在街头讲演的学生，人数众多，不得不借北大法科、北大理科楼房关押学生。
但随着大规模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北洋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
6月8日，张国焘等人被汽车送回学校，他也被当做“英雄”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此后，他当选为北大学生干事会副主任。
五四后，北大学生邓中夏称张国焘是“学生要人”。张国焘也曾向李大钊检讨，称自己为“学生政客”，并为此落下了学业。
1919年，张国焘父亲来京看望儿子。
张在《我的回忆》中写道：父亲在北京住了一个短时期即离京南下，我送他到车站，并诚恳表示，父亲素来是谨言慎行的，儿子却愿与旧社会宣战。父亲为了立身处世的方便，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不妨采取不负连带责任的态度。“父亲听了这些话后，表现得有点难过，保持沉默。我们父子就这样告别了。”
救国心VS权力欲
在北大期间，张国焘从李大钊那里开始深入接触马克思主义。
迫于寻找新途径的知识分子看到俄国十月革命，他们把那里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视作一条救国救民的新路。
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说：开始李大钊并未向他宣扬马克思主义，而他们商谈的出发点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舍效法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力压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
五四运动后，张国焘成为军阀的“眼中钉”。在李大钊的建议下，张国焘南下避难。他在上海，找到陈独秀，畅谈救国理想。陈独秀告诉他，现在最主要的工作不是研究马克思，而是创建中国共产党。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上海和陈独秀谈到党纲、党章等许多具体问题，“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周边城市发展。”
1920年8月，张国焘回京，向李大钊汇报情况。
李大钊和张申府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在他们两人的介绍下，张国焘成为北京第3个党员，负责组织和交际工作。
北京党小组成立后，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仿效苏俄共青团在青年中建立的组织。当时青年团没有年龄限制，李大钊也是团员。
二是去长辛店组织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张国焘利用讲演口才，在工人中宣传资本家如何剥削。
1921年5月，张国焘从北京动身前往上海筹备召开中共一大。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张国焘被推举为主席，主持日常议事日程。
这次大会选举出中央局，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一大”期间，有部分代表对张国焘表示不满，认为其跋扈，有权力欲。李达、包惠僧、刘仁静、陈公博在解放后，接受中共党史编撰者采访时，均表露了这种意见。
陈公博在回忆中说，张国焘专权，主观、个人主义严重。他更佩服李汉俊、李达，认为他们有学问。
建党者VS叛党者“一大”后，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一公开的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主任为张国焘，办公处设在法租界渔阳里6号。
上海著名的英美烟草厂大罢工，就是这个机关领导。当时工人与监工发生冲突，罢工人数有万余人。
逐渐，各省的书记部纷纷成立，领导工人斗争。但上海的这一总部，在运行1年左右，被当局查封。张国焘此后去了苏联。
1922年，张国焘作为中共代表负责人，带团去苏联参加列宁召开的远东民族会议。该会议旨在针对华盛顿对远东地区的利益瓜分。列宁在病中，接待了张国焘。
此次会议中，中国除国共两党派去代表外，还有进步团体等代表参会。代表“新中学会”的于树德在事后回忆说，张国焘以领导者自居，对非党人士不客气，造成党与非党人士的隔阂。
张国焘在1938年之前，一直在党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35年，张国焘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他率部南下川康，另立“中央”，1938年，脱党，并投靠国民党。解放后，他去香港隐居，又移民加拿大。
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登载国民党原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的回忆文章。
文中说，张国焘妻子杨子烈曾跟他回忆张的晚年。1979年12月2日，张国焘身患中风，躺在加拿大多伦多郊区的一所免费老人医院。那晚暖气关闭，张的毯子掉于地上，无人来助，只能咬牙受冻，次日5时，辞世。
伟大历程
井冈山建根据地
1927年9月，经历秋收起义后的严重挫折，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决定，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为何选择井冈山作为根据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研究员饶道良认为至少有五个原因：第一，这里地处湘赣边界，邻近粤鄂，影响较大；第二，这里离武汉、长沙、南昌、广州比较远，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第三，这里受大革命影响，各县普遍建立过共产党、工会、农会等组织；第四，这里山势险要易守难攻；第五，这里有自供自给的农业经济，便于解决部队的给养。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两军会师，合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这支新军，聚集了湘赣边界武装力量的精华，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红四军粉碎了湘赣敌军的第一、第二次“会剿”，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重建了各地党的组织；各县、区、乡红色政权普遍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巩固。
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得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结论。同时，会议决定全面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说：“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根据地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全国的革命胜利。”
第二章 卧底的悲催命运
揭秘16位中共著名卧底最后结局
一、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
189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本名钱北秋，又名钱潮。早年就读于湖州中学，后考入北京医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日益得到徐的信任。1928年秋，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也一块儿带了过去，并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但均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对保卫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1935年，在红军长征南渡乌江时，遭敌机袭击牺牲。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曾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二、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长城通讯社社长的胡底：
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等。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考入中国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中国大学毕业后住在钱壮飞家。1926年，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办了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上了黑名单，受到通缉。同年冬天，胡底和钱壮飞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务机构。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出任社长。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
1931年4月，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时在天津。接到电报后，胡底马上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1931年8月，胡底、钱壮飞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到达苏区后，胡底任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革军委侦察科科长。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行动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不满，常在一些场合流露出愤懑情绪。张国焘得知后竟将他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1935年9月，张国焘竟下令将胡底杀害。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再次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
三、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特务股股长的李克农：
1898年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化名李泽田以应考方式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该局负责人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对李克农产生信任。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虽然徐恩曾对李克农很信任，但一个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使用的密码本，绝不外传。每次外出，徐恩曾都将其放在贴身口袋里。一次，好色的徐恩曾从南京到上海开会时，李克农见其急着去找上海滩的美女，就用手指指其胸口，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个怎么行？”徐恩曾觉得言之有理，当即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并嘱咐他小心保管。徐恩曾走后，李克农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
后来，就是用这个复制的密码本，在关键时刻，帮助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情报，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密信后，急忙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可这天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于是，在夜幕下，李克农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终于找到了陈赓。接着，两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来，迅即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转移。此后不久，李克农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后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李克农这位中共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李克农：“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1955年，这位从没带兵打过仗的开国功臣，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2月9日病逝于北京。
四、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
祖籍安徽凤阳。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原名熊汇荃。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后不久，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
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后来，熊向晖一直在外事战线工作。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熊向晖随乔冠华首次代表新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熊向晖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五、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
1904年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后来段伯宇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毕业后经胞弟段仲宇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段伯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后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任少将高参后，在国民党军队内进行策反工作。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的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
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责成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受到了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为首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六、曾任汪精卫随从秘书的汪锦元：
原名汪国梁。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因其父早逝，被其母（日裔）送到日本。1929年随母到上海谋生，并改名汪锦元。后受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等人的影响，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奉命打入伪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由于其有一半日本血统，日语熟练，办事认真负责，深得汪精卫私人秘书周隆庠的信任和欣赏。1940年9月，汪锦元因周隆庠推荐去了南京，并打入“汪公馆”，做了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多中，汪锦元随汪精卫参加了和日本人的一些会谈。汪锦元抓住一切时机搜集汪伪和日本军国主义“交易”的各种情报。
例如，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签订的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汪精卫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汪精卫处来往人员的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都被汪锦元迅速送交南京情报小组，又由上海情报部门经秘密电波传到延安，受到周恩来的称赞。1942年8月，汪锦元等人因西里龙夫牵连被日本警方逮捕。1945年5月，汪锦元等人获释后随新四军联络部部长扬帆来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经了解审查和上级组织批准，汪锦元恢复组织关系。1945年9月，汪锦元受命到国民党统治区长期潜伏，相机打入国民党机关，开展对敌隐蔽斗争。从此，汪锦元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海解放后，汪锦元曾在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1955年夏，他因所谓“潘扬案”被捕，关在北京。1982年8月，潘汉年、扬帆案得到彻底平反，汪锦元的问题也得到昭雪。有关部门对其的评价是：在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表现积极，认真负责，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贡献。1992年3月26日，汪锦元因病去世。
七、曾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
1912年生于广西桂林。1933年在北平读大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中央派他回到广西老家，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总参谋长，谢和赓被白崇禧任命为中校机要秘书。在武汉时，白崇禧让谢和赓写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谢和赓找到李克农，请求党组织给予帮助。李克农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谢经过三天三夜，终于写成，由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李克农连夜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推敲文句，对讲演稿进行了较大修改。
第二天，李克农便将周恩来用红笔改动过的讲稿转交给谢和赓，告诉他说：“恩来同志删的是白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部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本着白的军训部长的地位讲话。同时，恩来提醒你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跟我党太相似。”按照李克农的指示，谢和赓急忙复写了两份，毁掉周恩来删改过的原稿，将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办公桌上。白崇禧完全采用了谢和赓起草的讲演稿，向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训话。1942年，谢和赓被中共中央派往美国做秘密调研统战工作。1946年毕业于美国国际事务研究所。1954年冬，和妻子王莹（著名演员、现代女作家）因“共产”嫌疑，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二人于1955年回到北京。谢和赓后曾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因“鸣放”期间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改。因周恩来和董必武相继出面干预，谢和赓一年后得以重返北京。“文G”开始后的1967年7月1日被捕入狱。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谢和赓的情况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释放谢和赓出狱治病。同年5月15日，谢和赓总算重见天日，但出来时精神已近失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后在外交部工作。
在燕京大学上学时期的赵荣声
八、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秘书的赵荣声：
安徽安庆人。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去延安。后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组组长。1938年2月，赵荣声受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刘少奇从延安到洛阳找赵秘密谈话，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1942年，赵荣声到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人日报》文化生活组组长，1952年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吴运铎。1956年2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其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在建设的日子里》。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其所撰写的《回忆卫立煌》一书。
揭秘16位中共著名卧底最后结局
九、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
1898年生于直隶（今河北）藁城。1923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冯玉祥部队。1931年任二十九军一〇九旅副旅长。1933年春，赴喜峰口抗击日军，以战功升为旅长。卢沟桥事变前夕，率部驻守卢沟桥一带，多次挫败前来挑衅的日军。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直接指挥驻军抵抗。1938年秘密前往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接见。
根据党的指示，他回到原部队工作，同新四军四师、五师建立了联系，在新四军向鄂豫皖发展和建立大别山根据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时，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根据党的指示，和张克侠一起率部两万多人起义。此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1980年病逝。
十、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张克侠：
190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献县。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加入冯玉祥部队。1924年前往广州，曾任陆军讲武学校教官、队长。1926年任冯玉祥部任学兵团团副。1927年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张自忠的师任参谋长。1931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五十九军参谋长、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和副总司令等职。抗战后，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积极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11月8日，与何基沣一起率部起义，对取得淮海战役的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军长兼上海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林业部副部长兼中国林业科学院长等职。1984年病逝。
十一、曾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的刘仲华：
1899年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做统战工作，为促使李宗仁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政治纲领作出了贡献。当时，许多文化青年从敌占区来到五战区，刘仲华就向李宗仁建议把这些流落到五战区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活动。李宗仁接受了刘仲华的建议，开办了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1949年4月1日，刘仲华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同张治中等飞抵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等职。1970年，受迫害病逝。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北京市委为其召开了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十二、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科长的王启明：
191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威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司令部参谋，第三十二军营长，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团长，国民党陆军大学战术教官，国民党第三十二军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科长、高参。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参谋长。1947年率部分官兵起义。起义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参谋长，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副军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军区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副省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2年病逝。
十三、曾任西北军副团长的牛化东：
1906年生于陕西定边。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党组织派到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曾在西北军任排长、连长，新编第十一旅参谋、军械官、副团长。1945年参与领导该旅于陕西安边起义。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兼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宁夏军区参谋长、银川军分区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5年病逝。
十四、曾任国民党一一〇师师长的廖运周：
1903年生于安徽凤台县。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28年奉派入国民党三十三军从事兵运工作。后在国民党军队先后任团部副官、师部副官长、团长等职。1933年与中共失去组织关系。后升任国民党军少将旅长、副师长、一一〇师师长。后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在其任师长的一一〇师建立中共秘密师党委。1946年任一一〇师中共地下党委书记。1948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一一〇师党组织，要做好起义的一切准备。11月26日，国民党军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决定次日集中四个师齐头并进，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
廖运周立即派人潜往中原野战军六纵报告情况，并请求乘突围之机举行战场起义。考虑到四个师齐头并进，一一〇师被夹在中间，不利于起义行动，廖运周向黄维建议，将四个师齐头并进改为梯次行动，如果一一〇师先攻击得手，其他师即迅速跟进，黄维采纳之。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批准了廖运周的起义计划，规定了起义部队行进通道和联络信号，指示六纵做好接应廖运周师和阻击黄维兵团的准备。11月27日，廖运周率一一〇师师部和两个团5000人，在解放军炮火掩护下，经六纵让开的通道迅速向指定的地区开进。黄维以为一一〇师突围成功，命令后续三个师沿一一〇师路线突围，当即遭六纵痛击，折回双堆集。廖运周率部起义成功，使黄维突围计划失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吉林省体委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病逝。
十五、曾任汪伪政府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等职的李时雨：
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1931年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打入东北军，后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1936年后潜入天津，在中共北方局社会部领导下，以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又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去上海参加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共搜集了许多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第一手情报。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被任命为立法委员。
在取得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后，为中共获取了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在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长的1941年至1944年期间，李时雨兼任过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李时雨又打入军统内部，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少将军衔），就在特务头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搜集情报。1946年9月，李时雨被军统以“汉奸”的罪名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1949年2月被取保释放后，在上海以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从事地下工作。
同年4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由上海到达香港后，带着一部用线装书伪装的情报，取道天津来到北平，将情报交给了童小鹏，同时也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工作过。1982年离休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99年12月28日病逝于北京。
揭秘16位中共著名卧底最后结局
十六、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秘书的阎又文：
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人。1939年11月在延安七里铺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后，被中共西北局社会部安排到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后来，阎又文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荣河同乡，逐步取得傅的信任后，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长期不与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阎又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
直到解放战争爆发前夕，中央情报部才重新与阎又文接上关系，于是，便有了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致毛泽东的公开信》文稿。原来，阎又文得到为傅作义起草电报的任务后，曾请示组织，周恩来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后来，阎又文曾代表傅作义与中共和谈。1949年1月22日下午6时30分，阎又文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正式宣布北平和平协议和傅作义的文告。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成为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办公厅主任。
和日本人勾搭？民国首任总理惨遭“斧劈”
唐绍仪，字少川，出生于1862年（比袁世凯小三岁），广东香山人，与孙中山是地道的老乡。唐绍仪是辛亥革命否的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其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一度风光显赫，但其在76岁之高龄而被斧劈身亡，其中缘由，颇值一叹。
唐绍仪，字少川，出生于1862年（比袁世凯小三岁），广东香山人，与孙中山是地道的老乡。唐的父亲系上海经营茶叶的买办，其族叔唐廷枢曾在李鸿章门下帮办洋务，后来做过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唐绍仪在12岁时成为清廷第三批留美幼童，并在美国学习生活过7年之久（当时已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因为国内顽固派们的阻扰和责难，这些留美学生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便被全部召回，唐绍仪回国的时候只有19岁。
回国后，唐绍仪被派往朝鲜协办税务，由此成为驻朝鲜商务代表袁世凯的书记官，也可以说是袁最早的部下，凭借这层关系，唐绍仪也随同袁世凯的升迁而水涨船高，他先后做过天津海关道员、外务部侍郎、奉天巡抚和邮传部尚书等职，直到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踢下台，唐绍仪才因此而赋闲。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再度出山，唐绍仪应召入幕并被派往南方与革命党谈判。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则被提名为首任内阁总理，成为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
唐绍仪虽然追随袁世凯近三十年，但在辛亥革命期间与南方的革命党相处甚欢，这引起了袁世凯的怀疑与猜忌。袁世凯本希望老友徐世昌出任总理，但徐顾及名节，不愿担“贰臣”之名而退隐青岛，袁世凯这才退而求其次，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按其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唐绍仪作为自己的副手帮助处理政务，而如今唐绍仪与革命党过往甚密，那就未免有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之嫌了。
某次，唐总理因为某事与袁总统起了争执，老袁听得不耐烦了，他勃然作色道：“少川，我现在已经老朽了，你来做这个总统，可好么？”由于与唐绍仪之间的抵牾过多，袁世凯后来干脆就撇开他这个国务总理，直接指挥各部总长赵秉钧、段祺瑞等人。赵、段等人，原本就对袁言听计从，现在又有袁世凯撑腰，他们凡事绕开唐绍仪，弄到后来，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如此一来，唐绍仪这个总理就难过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
由此，唐绍仪的第一任内阁未及三个月便草草收场，但他没想到的是，他这一辞职，后来就再没有获得与他之前的经历向匹配的职务。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原拟提名唐绍仪为外交总长，但因北洋军人认为唐已经叛出北洋系、投靠了革命党，因而对此坚决反对，唐绍仪也最终未能就任。直到1919年南北议和时，唐绍仪被任命为议和总代表，不过，在清末那次他是代表北方，而这一次则代表的是南方。
南北和谈开始后，由于各派系矛盾纷繁复杂，谈判毫无进展，而期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更是给和谈增加了不少的变数。在5月13日的第八次正式会议上，唐绍仪在未告知其他南方代表的情况下提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八项条件，最终导致和谈破裂。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唐绍仪淡出政坛，成为了民国的点缀和看客。蒋介石上台后，作为党国元老的唐绍仪也只是担任一些闲职，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蒋聘他为高级顾问，他也并不到任。在平日里，唐绍仪或游山玩水，或闭门吟诗，似乎已经过上了远离政治的生活。
直到1931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唐绍仪突然春心萌动，做上了家乡香山县（已改名为中山县）的县长。唐绍仪此举，的确令众人大跌眼镜，人家官是越做越大，唐绍仪却由清末的道台、巡抚、尚书，再到民国的内阁总理、护法政府七总裁，最后越做越小，做起七品芝麻官来了！话虽如此，唐县长倒也认真负责，芝麻官做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的做了一段时间。
不过，好景不长，唐绍仪后来得罪了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最后被排挤出广东，连小小的县长也做不成了。尔后，毛泽东曾在文章中戏称，（做官）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所指非他，唐公绍仪也。
卸下公职的唐绍仪，后来迁到上海并在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做起了寓公，过起了平津的生活。但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日军当局打起了唐绍仪的主意，即所谓“南唐北吴计划”，主要内容是“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和平政权”，以取代蒋介石为“谈判”对手。
当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要员纷纷外逃香港时，唐绍仪此时却仍旧迟迟不动，这很快引起了军统特务的注意，特别是日本人及“下水”的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人拉拢唐绍仪的活动被戴笠的特务所侦悉后，唐绍仪可能出任伪职的传闻在一定程度上被散播了开来，这令蒋介石十分不悦，随后便派人对唐进行劝诫，如孔祥熙就对派人传话，“少老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的女婿诸昌年也受命来沪，劝其早日脱离日伪包围，移居香港，如果肯去武汉的话，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特务头子戴笠也请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唐绍仪，劝他离沪赴港，免遭不测之虞。
以唐绍仪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应当知道自己身处孤岛的险境，尽管他向各方来人表示自己不会当汉奸并一定要去香港，但他又借口要料理一些家务事而没有马上动身的意思。唐绍仪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非但引起了各方的揣测，也为自己引来的杀身之祸。
由于唐绍仪迟迟未见动静，戴笠在综合各方面情报后，认为唐绍仪可能会出任日伪维持会之职，于是向蒋介石汇报后发出了刺杀令，以防今后出现被动。由于唐绍仪喜好收藏古董，刺杀行动小组也以此为切入口，由谢志磐假扮成古董掮客，在取得唐的信任后，谢与唐约定某日带一古董商人上门交易，殊不知，这正是军统特务的行动之机。
1938年9月30日，谢志磐带着一个古董商人、两名仆役来到唐宅，假扮商人的是老牌军统特务赵理君，两名仆役则是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他们提着一个装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内藏有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另有古玩数件，而在大花瓶中，则提前预备了一把锋利的小钢斧。
唐绍仪对古董十分入迷，他在鉴定时十分专注，往往要屏退仆役，关紧房门，不让外人窥见，而这正是特务下手的好机会。谢志磐等人到后，寒暄一番便请唐绍仪鉴定古玩，而赵理君假装抽烟找火柴，正好客厅里没有，唐绍仪便让室内的佣人去找。等到佣人离开后，赵理君见时机已到，他先请唐绍仪鉴定花瓶，趁着唐低头细看的时候，赵向身边的“仆役”一使眼色，所谓“图穷匕现、瓶露斧出”，只见寒光一闪，军统杀手迅速从瓶中抽出小斧头，照着唐绍仪的头部猛然斫去，可怜唐绍仪这位“三朝元老”，尚未来得及哼一声便脑浆飞溅，当场身亡。
军统特务见行动完成，随后便迅速撤离，在退出房门时，赵理君与谢志磐还煞有介事的假装客套：“唐老太爷不必送了，请留步，请留步。等有好的，我们再送来”，说完，还替唐绍仪轻轻的带上房门，随后便不紧不慢的走出唐宅，钻进汽车，一溜烟的跑了。唐家的佣人见事态平和，开始不以为意，等到发现唐绍仪已倒在血泊中时，这几个人早跑没影了。
次日，唐绍仪被杀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一些人已经猜到是军统特务所为。为了遮盖自己的嫌疑，蒋介石故作大度，他一边致电唐绍仪家属表示慰问，另一边又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拨发治丧费5000元，随后又令将唐绍仪的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让其身后哀荣体体面面，“汉奸”嫌疑一事，也就绝口不提。
曾经在清末民初政坛上风光无限的唐绍仪，其晚节究竟失与未失，就如同其被杀之谜一般，早因“斯人已去、死者为大”的种种纠葛而不便为人所知。而同遭此等命运的，并非唐绍仪一人，张敬尧、周凤歧等也是与日伪有所来往而遭杀身之祸，军统“锄奸”，大抵如此。
第三章 江青史实
保姆揭秘江青年轻时很善良
导读：对于十年文革来说江青的罪与过是不可逃脱的，但作为一名女人，特别是一名曾经美丽漂亮的女人，江青年轻时的魅力是无法忽略的，毕竟她也曾经善良过，进步过，仅凭她能从大上海跑到延安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她当时是多么的与众不同。而韩桂馨，这名江青在延安生活时的直接见证人，其近日在权延赤所著的《红墙深处》中表述出了江青鲜为人知的一面……
记得那是1947年10月3日，我在山西临县三角镇双塔村第一次见到江青。那时她还不叫“四人帮”，她只是毛泽东的夫人。
走进院子，我便听到一个稚嫩的童音在唱戏，是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唱段。到窗口望望，只见一个脸蛋圆圆的小姑娘，头上包一块花头巾，腰间系一根麻绳子，手里抓一根木棍作船舵，边舞边唱。她前边立一位头上盘髻的女人，击掌作拍，不时指点示范。孩子发现了我，停住嘴不再唱。于是，我喊了声“报告”。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和李讷，并且知道了江青会唱戏。
那时，江青还年轻，对我态度也和蔼。问过我的简况，便拍着依偎膝前的李讷说：“小韩阿姨，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真像拖了块豆腐似的。前段形势紧，整天行军打仗，只好送后方来。现在形势好些了，主席也想女儿，我接她回去。她爱闹扁桃腺炎、爱发烧。阿姨，你要多爱惜着点。”我说：“您放心吧，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李讷从小过动荡的艰苦生活，而且一直生活在革命队伍的集体环境中，所以不认生，很快便和我熟悉了，亲热了。江青显然很满意，解开当作枕头的包袱，送我几件衣物，有夹克航空装、列宁装，裤子和一双红皮鞋。我不肯要，她不依，一定要我收下，并且让我试穿。我从未穿过这种衣服，穿上后就像换了一个人。江青得意地围绕我转着，上下打量：“很合身么！这些衣服我平时都舍不得穿，我要送给你，一定要送给你。李讷也交给你，我相信你会带好她。”
于是，我不好再拒绝了。同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模糊感觉，似乎惶惑：以江青这样身份的人，办事怎么也带了某种社会上常见的习气？但那时，我主要还是从正面理解，看作是她对我的关心，对我表示的热情。“来吧，现在让我给你理理头发。”江青将一块毛巾围在我脖子上，用剪刀替我理发，一边给我解释什么样的头型理什么样的头发好。讲着讲着就讲到了上海，讲到城里姑娘的打扮，讲到舞台和电影演员的现代生活。于是，我又知道了她曾是上海有名的女演员。对于我这个17岁的农村姑娘来说，她讲的一切我都感到那么神秘、新鲜。特别是当她把镜子拿我面前问：“怎么样，是不是漂亮多了？完全成一个城里姑娘了。”我朝镜子里瞟一眼，脸立刻红了。我承认，她确实会打扮。尽管她有些爱显示，喜欢表现自己。
进城前，一些女同志还是愿意叫她梳剪头发的，她有时也替警卫人员理发，她自己当然更突出些。她皮肤白皙、头发又浓又黑，梳成两条大辫子，然后盘成一个髻。喜欢穿蓝旗袍或列宁装，有时也穿军装，剪裁很合适。军帽稍稍仰起在脑后，走路举止都露着当过女演员的痕迹。接触多了，我发现她争强好胜，不放过任何表现自己的机会。去河西，她一路讲述转战陕北的故事，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她说：“在延安，女同志很多，那时环境安定么。后来都撤退了，只剩我自己。危险了么，天天行军打仗，毛主席不过黄河，我也决不过黄河。现在形势好转了，缓和了，女同志又渐渐多了。那时可是危险的呀，三支队一百多人，屁股后面天天牵着胡宗南的军队，有时牵四五个旅，有时十几个旅。我是不怕的……”
当时，毛泽东正在农村搞调查。我在黄河边的南河底村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我在延安也见过毛主席几次，但这次见面我仍然惊讶得目瞪口呆。生活中的毛泽东与公众场合出现的毛泽东是多么不同呵！“娃娃，我的大娃娃，好娃娃！”毛泽东这样喊着，毫不在意身边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抱起李讷亲着，拍打着后背，拍一下喊一声：“大娃娃，乖娃娃，爸爸真想你哟！”
李讷就喊：“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小爸爸。”她给“小爸爸”表演一段“打渔杀家”。我看到毛泽东眼圈红了，湿漉漉的。
晚饭，毛泽东一家三口在一个饭桌上吃。那时河西由于胡宗南的20万人马烧杀抢掠，又吃又毁，粮食极端困难。毛泽东和大家一样天天吃咸水煮黑豆。这天晚饭是吃用黑豆压扁的“钱钱饭”，李讷吃得还挺香。她忽然问：“爸爸，为啥吃饭那么香，拉屎那么臭呀？”
大家都笑了，江青说：“吃饭怎么说起拉屎了？多脏多恶心哪，不要说了，吃完饭再说。”毛泽东却不在意，说问得好，并且给李讷详细解释了食品营养和人体消化、吸收以及排泄的道理。
毛泽东对女儿的疼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饭后他对我说：“阿姨，以后你就带李讷吃大食堂吧。”我有些发怔。大食堂一天两餐咸水煮黑豆，连皮都不去，大人吃了还光放屁拉不出屎，肚子胀得难受，一个小女孩子怎么受得了？卫士组组长李银桥望望江青，江青大概不好出面说话，但是眼神已把意思表明。李银桥就劝道：“孩子才六岁，还是跟妈妈一起吃吧。”毛泽东把手臂弯着，大手由里向外一挥：“陕北老乡的娃娃吃黑豆一样长得壮，你不要说了。”
毛泽东评江青：刀子嘴是非窝早晚被整死
在中南海丰泽园工作过的人多年后讲起江青，几乎无不在怒骂后又摇头叹息，这个女人当年四处横行祸国殃民，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几乎尽数得罪，可是大家那时又对她无可奈何！
粉碎“四人帮”之后，揭露江青罪行的文件、书籍、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不过从更深的层次分析，江青这个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政治生活中，并造成那样大的危害，既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余毒影响的结果，也是她本人在旧社会黑暗腐朽的生活经历和后来特权地位相结合所造成心态异化扭曲。
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便是存在决定意识。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自身思想的形成。出生于山东诸城的江青自然也非生来就坏，不过她少年时代的家庭环境便充满了旧封建家族的恶劣气息，年轻时又进入当时便是藏污纳垢的十里洋场，打下了很糟糕的人生最初烙印。
江青（1914～1991），原名李云鹤，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由于其母是小老婆而在青少年时期受到周围歧视，滋生了叛逆和虚荣的双重性格。
成年以后，李云鹤同一个名为章泯的男青年出走，后受到过进步思想影响，于1932年在青岛又同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俞启威（即解放后的天津市委书记、*中央委员黄敬）结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应该承认，10几岁时的江青（当时还名李云鹤）曾对黑暗的社会不满，这从她在山东青岛结识和跟随俞启威参加过革命活动，并在30年代前期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也可以得到证明。
江青入党不久，青岛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她在白色恐怖下又脱党跑到上海，还办过自首手续，并与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拉上了关系，是被崔万秋等人捧出来的话剧和电影明星。崔万秋是个惯搞两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许江青参加一点进步活动。江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一度逮捕。她的自首和出狱手续，是由赵玉珊负责办的。
自进入上海那个特定的圈子后，艺名“蓝苹”的江青便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层和艺术圈内过着糜烂的生活，成为一个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十里洋场中浸透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最腐朽的思想作风、又在黑社会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鬼混、长期浪迹江湖的一个怪胎。当年上海报纸就报道过这个艺名“蓝苹”的三流影星的一些生活丑行，恰恰是她恶劣品质的反映。
在上海演艺界中，江青也有落魄的时候，所住的亭子间夜间又经常有男人来往。一次有个男人毒打她，这位“蓝苹”小姐大喊救命，同楼的保姆秦桂贞赶去救护，还受了伤。遇到缺钱甚至没饭吃的时候，秦桂贞也来帮助。江青离开上海之前曾感激地说：“以后我会报答你的！”
如何“报答”呢？全国解放后，江青生怕别人知道她过去的丑行，对秦桂贞虽记在心头并时时注意，却再不来往。“*”开始后，江青马上找到吴法宪，让她把秦桂贞抓起来，一关许多年。如此恩将仇报，表现出心理扭曲到了何等程度！
在描写宋代的小说《水浒传》中，曾讲到清风寨官员刘高的妻子被强人劫住准备当“押寨夫人”，幸亏遇宋江救下。结果这个刘夫人事后生怕一度被强人所劫之事外传，发现宋江这个救星后不但不感谢，反而要丈夫把他抓起来，还想杀掉。这是因为，担心自己名声受损的精神压力，远比感恩的道义负担重得多。江青与古代这种封建贵妇的心理，真是毫无二致！
后来参加审判江青的人曾总结此人的一生品质，那就是：她要讨好一个人、拉拢一个人、想利用一个人，可以处心积虑、费尽心机，施展各种手段，以各种假相来达到目的。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她就要役使别人，折磨别人，显示她是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
1937年江青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未作认真审查，由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社会部长、同乡康生代她隐瞒了这段历史和她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风。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这次的包庇，所以她跟康生的关系也格外密切。
江青很快通过演戏、提问题求教，混到刚刚妻子出走的毛泽东身边，并取得了好感。
像这样一个虽表面有过追求进步表现，却存在着极其恶劣的潜意识的人物，能进入毛泽东身边并于1938年秋成为夫人，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江青是演员出身，结婚后的几年间在文娱活动方面对毛泽东确实提供了一些乐趣。在90年代后期出现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里记载，她1940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去看毛泽东时，发现这个新婚夫人对主席照顾得很周到，与个性很强的贺子珍不同，于是还称赞了几句。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拍了大腿说：“刘英同志，你真是了解我的人，你要替我多宣传啊！”
毛泽东这时讲的“多宣传”，是针对延安的诸多新老同志对此事议论纷纷，希望刘英能做些解释。据卫士李银桥回忆，在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江青确实曾以她的文艺特长给毛泽东和身边的一些普通战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松。1947年转战陕北时，大家疲惫不堪或蹲或站或拉条小板凳依墙而坐，听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几个谜语，真是莫大的享受。
在陕北时期，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闭目叹长气。这时江青便打开她从上海带来的那架手摇留声机，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几张唱片翻来覆去听，每次听过之后，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他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不过当时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的李银桥回忆说：“江青在表现出她的种种优长之处的同时，也不断地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这些缺点和弱点仿佛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并且不断发展，终于造成与毛泽东感情生活上的裂痕。”“江青来自上海，受现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农群众，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愿望。但是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使她始终不曾与任何一名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她甚至始终未能与她的丈夫毛泽东感情融洽，心心相印。”
当时从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可以表现出江青品格上极端狭隘自私的一面，而且条件一好便追求享受，并想居于他人之上。例如，她在毛泽东忙于工作时常常无事可做，便找警卫员打扑克。那时革命队伍中讲究人人平等，没有人有意让她赢。当她打输了时，便称别人偷看了自己的牌，竟为这点事向毛泽东提出要把赢了的警卫员从工作岗位上赶走。对阿姨做针线活一类小事不满意，也是当面训斥甚至发出羞辱性的挖苦，搞得人家哭鼻子。
中央机关的生活条件一改善，江青又要耍威风。从陕北到西柏坡后，房间里装了电铃，她也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不管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江青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只听她懒懒地指着他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其实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按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意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回来对李银桥反映了此人“越来越习惯于指手画脚”。
对这些，毛泽东当时一再生气地批评她说：“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一些事情上江青还拿出当年在上海十里洋场养成的作风，会撒泼要挟。
据当时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回忆，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逼延安时，毛泽东坚持到最后才肯走。江青便跑去闹，要求马上离开。毛泽东开始和颜悦色反复说不要紧，而江青却大哭起来说什么：“你当然不着急，到了紧急关头，有人会抬着你跑！谁管我们啊！”
毛泽东气得吼起来，把桌上的缸子都摔到地上，怒斥说：“滚！给我马上滚！”
李银桥等警卫人员都说，江青每逢被毛泽东训斥，往往都是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每次同毛泽东闹了矛盾，都要找周恩来诉苦。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往往能调和关系，当时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不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其实周恩来对江青一向并无什么好的看法，只是他组织纪律性强，从不背后议论，不像延安其他一些领导人那样经常对这个“三流演员”发些不敬之词。
更糟糕的是，江青从这时起便显示出在人际关系上愿意拨弄是非，经常添油加醋地在毛泽东面前讲一些人的坏话。此刻她还不能涉入高层政治生活，攻击的还是些身边的小人物，以致于秘书和警卫人员都被她得罪遍了。
看到这些情况，毛泽东对找个江青这么个老婆也有些后悔，不过他已经是最高领袖身份，感到也不便再轻易离婚。对此，李银桥回忆说，在陕北时就有过这么一件事：“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他坐在床上抽烟，一支接一支。他向我诉苦。讲了很长时间，声音沉重，很有些伤感。大致意思是：你是我的党小组长，我心里有不痛快的事，要跟你说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就把她赶走了。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现在怎么办？我现在的身份，我的具体情况，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错没大过，现在离婚同志们会有看法，日后会有各种说法。不离婚呢，就背了个政治包袱。唉，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
对于江青拨弄是非说别人坏话，毛泽东有两次听了嘀咕，都是望着江青说：“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
在陕北时，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使这些人几十年后都有深刻印象，这话是：“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
第四章 文学类人物
武汉获文学奖官员：公众质疑我只因仇视腐败
核心提示：11月9日，武汉纪委书记车延高出席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领取了诗歌类奖项。面对质疑，他回应称自己所遭受的怀疑是公众出于对腐败的仇视和权钱交易的憎恨。
新华网杭州11月10日专电第五届鲁迅文学奖9日晚在浙江绍兴颁奖。顶着“羊羔体”戏谑和质疑的车延高低调到场，领取了鲁迅文学奖的诗歌类奖项。
车延高获奖，是属于被广泛质疑的“官权交易”还是正常获奖？“羊羔体”的真相到底如何？针对诸多网络质疑，领奖之后的车延高接受了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的专访。“羊羔体 是一场误会”
网络质疑回放：10月19日，“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当晚，诗人、文艺评论家陈维建在其微博中公布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的诗作《徐帆》和《刘亦菲》，质疑其白话式的诗歌写作水平够不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标准。微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广泛转载，车延高这种口水式的诗歌，由此也被网民根据其名字的谐音戏称为“羊羔体”。
车延高回应：这是一场误会。网友把我给当地的一本通俗类的刊物《大武汉》杂志写的一组诗放到了网上，引发了大家对于我的作品文学水准的质疑。事实上，网上的诗作也只体现了我全诗的一部分。因为微博有140字的字数限制，因此，只上了我37行诗句中的8行。更重要的是此次我获奖的诗集《向往温暖》并不包括《徐帆》《刘亦菲》等诗。“羊羔体”是网民对我名字的一种谐音，叫起来比较顺口，也没有恶意。如果因此而使大家可以记住我的诗歌，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我觉得挺正常，也是挺有趣的事儿。但“羊羔体”这3个字无法概括我诗歌的全部风格。
我一直在追求创作形式的多元，表现手法的多样，力求突破自己，白话体只是我创作的一部分。事实上，我有白话类的诗歌作品，如《扁担》《乡村》，也有浪漫与现实结合的作品，当然也有古典和现代诗歌相结合的，也有针砭时弊、尖锐深刻的。《徐帆》《刘亦菲》这样一些直白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出于社会需要所写的“命题作文”，是为了宣传武汉和应杂志社的要求而写的。题材决定了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并非出自我日常自发的、喷涌的创作灵感，这种“命题作文”写作难度是很大的。我建议大家不要超越时代和事件的背景来看作品。“大家对我的怀疑是出于对腐败的仇视和权钱交易的憎恨”
网络质疑回放：在对车延高的“羊羔体”进行质疑的同时，细心的网民同时发现了其诗人之外的另一身份：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而此前，他还曾担任过武汉市委宣传部长。网民由此质疑身居要职的他以官员身份“花钱买奖”获奖，或其官员的身份更有利于他“权、利交易”。
车延高回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钱权交易、钱利交换的现象和问题。大家对我这种身份与这次获奖有没有关系产生质疑，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于腐败问题的仇视和对权钱交易的憎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确实存在着权和利交易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的一个方面。
大家对我这种身份与这次获奖有没有关系产生质疑，不仅仅是在质疑我个人，更多的是体现了公众对于整个社会环境如何净化，如何使一些问题在处置的过程中更加阳光化的一种期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质疑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社会现象。“我能获奖，非常幸运，是机缘巧合”
网络质疑回放：有网友批评，车延高的获奖是“文学媚权的典型写照”，“官权支持下的粗俗低级诗强奸了缪斯”。
车延高回应：我的这本诗作参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选送的。我出版书不像别人猜测的那样，自己出钱出书包销，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支付了我出版稿酬的。我能获奖，非常幸运。一是我们恰逢一个很好的时代，有利于文学爱好者和工作者在百花齐放的环境中进行创作。就像唐代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盛成就了诗歌的鼎盛一样。这是我身处这个时代的幸运。
其次，中国新体诗继承了始于《诗经》的白话色彩传统，在最近100多年的时间里，前有徐志摩、闻一多、瞿秋白、李金发等前辈，后有艾青、田间、郭小川等一批著名诗人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派诗人，他们对中国新体诗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我们今天的创作是站在他们肩膀上的写作。
再次，是机缘巧合。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奖要求明确需要近3年内出版的诗集，而且诗集中3年内创作的作品必须占到2/3以上。很多优秀的诗人有诗集出版，但因为受条件的限制，可能失去了参评的资格。最近几年，我总共发表了490多篇诗歌，这几年正好是创作的高峰期，诗歌的迸发期。今年恰好湖北没有人申报鲁迅文学奖的诗歌类奖项评选。“我觉得官员具有诗人情怀不是坏事”
网络质疑回放：对于车延高的“官员诗人”身份，网民们也给予了质疑：“纪委书记不反腐败，还有闲情去写诗？”“诗歌需要激情，纪检反贪工作需要理智甚至冷酷，他如何演绎好人生中这两种角色的？在一个很严肃的部门里，车延高先生是如何让自己的激情保持而不让其泯灭呢？”
车延高回应：我觉得官员具有诗人情怀不是坏事，诗人讲究真情流露，需要深入百姓，才能把真情赋予讴歌的对象。官员同样需要深入群众，了解基层情况，想群众之所想，用真情去对待工作、对待群众。从这一点来讲，官员既要有执政能力，也要有执笔能力。
我觉得官员热爱文化、注重学习，有利于提高自身素质素养，反过来对开展工作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官员应该热爱文化、向往文化、重视文化，注重学习，这样才能培养可持续能力，素质提升之后，也有助于提升执政能力。
诗文链接>>>【徐帆】
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
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
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
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
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
后来她红了，夫唱妇随
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
我喜欢她演的【青衣】
剧中的她迷上了戏，剧外的我迷上戏里的筱燕秋
听她用棉花糖的声音一遍遍喊面瓜
就想，男人有时是可以被女人塑造的
最近，去看【唐山大地震】
朋友揉着红桃般的眼睛问：你哭了吗
我说：不想哭。就是两只眼睛不守纪律
情感还没酝酿
它就潸然泪下
搞得我两手无措，捂都捂不住
指缝里尽是河流
朋友开导：你可以去找徐帆，让她替你擦泪
我说：你贫吧，她可是大明星
朋友说：明星怎么了
明星更该知道中国那句名言 解铃还须系铃人
我觉得有理，真去找徐帆
徐帆拎一条花手帕站在那里，眼光直直的
我迎过去，近了
她忽然像电影上那么一跪，跪的惊心动魄
毫无准备的我，心兀地睁开两只眼睛
泪像找到了河床，无所顾忌地淌
又是棉花糖的声音
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泪
省着点
你已经遇到一个情感丰富的社会
需要泪水打点的事挺多，别透支
要学会细水长流
说完就转身，我在自己的胳臂上一拧。好疼
这才知道：梦，有时和真的一样
让荧屏漂亮的武汉女人
肖传国前传
有些人的名气是他的对手成全的，肖传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不是“雇凶袭击方舟子”，他无非是病人眼中的“肖医生”、学生眼中的“肖老师”……可是现在，他瞬间“成名”了。众声喧哗中，人们似乎并不在意去探寻一个复杂的故事。而在现实中，很多人的故事都是复杂的。从教授、科学家，到突然成为一个和暴力有关的犯罪者，肖传国的故事显然不会简单。
9月21日之前，尽管与“科学打假斗士”方舟子进行了近10年的网络论战，甚至数次对簿公堂，但公众对肖传国这个在中国泌尿外科界有些名气的名字并不熟悉。
9月21日晚，北京警方举行新闻发布会称，方舟子、《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原本刊编辑）被袭案告破。21日下午5时许，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肖传国因故意伤害罪在上海浦东机场被警方抓获。
9月19日8时38分，肖传国还在微博上感慨阿根廷的讲学经历：讲了一天课，开了8个刀。仅50多个小时之后，做完手术的双手就戴上了陌生的手铐，而且，他将在狱中度过自己的55岁生日。
一时间，关于肖传国的各种头衔成为舆论的关键词：国家973科研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博士生导师、“准院士”。而肖传国似乎也成为“人肉”的目标，一些肖传国的零星的故事在网上蔓延，亦真亦假，不一而足。人们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肖传国，一个学者如何演变成故意伤害的犯罪嫌疑人。
干部家庭子弟“弃军从医”
1955年12月，肖传国出生在湖北省蒲圻县，在1998年更名为赤壁市之前，外地人很少知道，这里便是三国时期的古战场。肖传国一家七口，一个弟弟，三个妹妹，父亲在公社上班，母亲是小学老师。
当时蒲圻人口突破20万，这个盛产粮油棉和茶麻竹的农业大县与长江流域的县区并无二致，人们大部分务农，但因父亲工作关系，肖传国在镇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据邻居们回忆，当时的肖传国就比同龄的孩子聪明、调皮，经常挨父亲打。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肖传国上了临近的车埠小学。同班同学邱卫民仍然记得，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四年级时，肖传国就抱着大部头的书看了，而10多年后，两人成为蒲圻县人民医院外科同事，甚至在20多年后成为泌尿外科的同行，这些都超出了他们的童年时的想象。
小学毕业后，肖传国顺利进入距赤壁古战场仅数里地的小柏中学。其时，文革正处于如火如荼之中，少不更事的肖传国并不清楚这场运动意味着什么，但其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却离奇地改变了他的命运。
按照肖传国的打算，初中毕业便想去内蒙当兵，而他的祖父当时正是内蒙古军区一名高级军官，但那年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国停止征兵。肖传国的军旅梦想就此化为泡影。若干年后，朋友问肖传国，为什么不让爷爷给想法子呢？肖传国认真道，“那时只认大军区首长开的条子”。
然而，祸兮福倚。1970年开始，高等学校在停止招生6年后，恢复部分学校的招生，而所有的学员都是“工农兵学员”。新的招生办法无须进行入学考试，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于是，肖传国于1972年进入湖北医学院（现武汉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学习。
三年大学毕业之后，肖传国并未留在武汉，而是回到老家，成为蒲圻县人民医院外科的一名普通医生。在医院老人们的印象里，这个20岁的年轻人工作之余，除了偶尔打打篮球就是读书。
那时，为了应付急诊，肖传国住在单身宿舍，随叫随到。“年轻人那个时候都出来搞运动，医院受到冲击了，有好多人都闹革命不上班，他没有参加任何帮派，只是一个人读书。”一位医院退休职工回忆说。
但他给蒲圻医院老人们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聪明，业务触类旁通，进步迅速。有护士曾问他，你为什么这么聪明啊？肖传国半开玩笑地说：“要不是小的时候我爸经常打我的头，我更聪明。”
从县医院考上首批研究生
聪明的肖传国等来了机会。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研究生教育得以恢复。
回想起肖“考研”时的情景，赤壁医院原麻醉科主任杨庆远记忆犹新。当时，县里开展医疗队下乡服务，杨与肖分在一个医疗队。每天看病就已非常疲倦，但每晚肖传国都会学习英语，雷打不动。杨庆远跟肖商量，白天的活儿他揽下来，腾出更多的时间让肖传国学习。
距武汉仅150公里的赤壁，夏天的日子并不好过。邱卫民还记得备考的那年去肖的宿舍，发现他蹲坐在澡盆里看书。
事实上，除了读书，肖传国在医院里也做过不少手术。赤壁一带盛产红薯和辣椒，困难时期，便成为主食，大多都落下胃病。文革后，许多病人都是来做“胃大部切除手术”。而工农兵大学生分进医院，只要吃得起苦，跟着医生学，进步要比市里医院快得多了。
这让肖传国受益匪浅，多年以后他向老友回忆，因在基层医院的三年锻炼，读研究生时，协和医院某些一线的医生做手术都比他逊色不少。
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并实行学位制度时，初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全部由各招生单位命题。当年全国报考研究生的人数为6.3万人，经过考试，录取了1万人。肖传国报考了同济医科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初试成绩优秀。
复试由著名泌尿外科专家熊旭林主持。据说，熊旭光原本指定招收自己的一个学生，但经过面试后，熊旭林放弃了自己的学生，决定录取肖传国，肖也因而幸运地成为1万名首批研究生中的一员。
同济医学院教授张齐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肖传国学习非常刻苦，善于攻关，课题当时也比较前沿，他研究的是“微量元素对泌尿系统结石形成的影响”。
一位同济医学院老教授在了解到肖传国的家境后更对其刮目相看：“他父亲是县级干部，但他一点不像娇生惯养的孩子，他不仅聪明，还比普通学生更加勤奋。”
这位年愈九旬的老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同济宿舍冬天还没有暖气，协和医院一位老师路过肖的宿舍，回来后对熊旭林说，你的研究生太刻苦了，裹着被子，一边啃馒头，一边看书。
在老师和同学眼中，肖传国聪敏好学，实验又做得好，三年之后，便顺理成章地留校了。
同学们觉得，肖传国性格上好强，有股不服输的劲头，留校工作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同事看到这个文弱书生的另一面：
时值同济医学院扩建，中午嘈杂的施工让原本有午休习惯的员工不胜其烦，可大家均忍怒不言。肖传国为此找到医院基建科科长理论，但科长并没有把这个刚刚毕业的医生放在眼里，骂了肖传国两句，两个人开始推搡起来，肖传国使劲攥住科长的一根手指，竟然给掰骨折了。
同事对这个毛头小子有了新的认识，觉得肖传国给大家出了气，最终领导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此事便不了了之。
吴阶平曾关心其回国的安排
到了80年代中期，留学热渐进高潮。“当时同济的设备条件比较差，他又对科研很感兴趣，医院已满足不了他的科研要求。”张齐均说。
其实，早在肖传国研究生入学之时，中国就拉开了第三次留学潮的序幕。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指出，留学是提高我国科学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邓小平的指示打开了青年学生走向世界的大门，迎来了中国的第三次留学大潮。
为了出国留学，肖传国拼命学习英语。当时肖传国患上肺结核，吐得满地是血。张齐均和同事鲁功成、曾蒲清等去看他时，发现他手里仍然攥着书。随后同事们把他送到黄家湾结核病医院进行治疗。
同事们已记不清肖传国是以何种方式出国留学的。其简历显示，从1988年8月至2003年，分别在伦敦大学、美国东弗吉尼亚医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医学院担任研究员、教师、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等职。但自1997年开始，他便回国担任同济医科大学泌尿外科主任，而国外的相关职务采取兼职的方式，这种双重身份也成为方舟子指摘其不符合评选院士条件的依据。
肖的在同济的同事对其在国外的情况并不了解，即使过年时大家见面，对于他在国外的研究和生活情况聊得也不多。
当时，肖传国把其科研成果带回国内，并拿给时任同济医科大学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鲁功成，但鲁并未表态。肖便到北京找到中国泌尿外科奠基人之一、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吴阶平院士，后者曾召集了泌尿外科和神经外科的专家进行讨论，之后对当代中国外科学有开创性贡献的同济医科大学教授裘法祖院士希望在武汉也开一个类似的会议，肖劝裘说，北京开过，武汉就不必再开。
1996年前后，肖传国产生了回国的想法。他曾征求过邱卫民意见。“当然是回来了，回来更利于发展。”当时已是蒲圻市人民医院的泌尿外科主任邱卫民劝肖说。
回国之前，深圳几位政府官员曾到美国与肖传国面谈，希望他能到深圳人民医院工作，但被肖婉拒。他事后告诉友人，深圳医院并不是教学医院，很难开展教学工作，还不能挂教授的头衔，只能是主任医师。
在闻知肖传国有意回国的消息后，吴阶平曾亲笔写了一个邀请信，邀其到北大泌尿外科研究所，但肖传国说，“北京水深得很。”
吴阶平的学生郭应禄当时任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郭同样是全国知名的泌尿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导师。回忆起这段经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肖传国）原来要到我这儿来，和我谈了几次，吴阶平找我让我收他。可是他当时向我了提了个条件：“到你这儿我就听你一个人的”。我觉得这个人太骄傲，最终也没有要他过来。
就在肖传国考虑回国的时候，同济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刘树茂找其谈话，劝他回归，为母校服务。1997年6月，肖传国回国任同济医科大学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张齐均说，肖传国担任主任后便对泌尿外科进行细分，划为神经泌尿、肿瘤泌尿、肾脏移植等。细分之后，研究方向更为确定，各科室提升速度很快，医生也各有所专。当主治医生面临较为困难的手术时，肖传国大都会参加会诊，或亲自操刀。他对下属要求严格，“脾气很厉害”，但对于晋升或调动，他从不卡人。
面对赤壁老家的旧故，他极为热情。曾与肖文革时一起下乡的杨庆远有一次为弟弟的病去协和医院找他。杨庆远记得，肖凌晨4点肖刚刚从黄石出差回来，只在办公室里躺了两个多小时便为其弟检查开单，令杨异常感动。赤壁人民医院偶尔会请肖做手术，他大都应允。即便在国外，也会尽量安排好。据称，肖家在赤壁有着不错的口碑，肖传国父亲曾是蒲圻县副县长，在纪委书记的位子上退休，而弟弟在另一地方的政法部门任职，父子三人均进入了《赤壁人物志》。
聪明？糊涂？仗义？骄傲？
在邱卫民的记忆中，肖传国对恩师们均极为敬重。一次，肖传国陪裘法祖到河南探访病人，但河南医学会并未买到回程的卧铺。“他当时非常生气，说裘教授都八九十岁了，是世界知名的外科专家，还睡不上一个卧铺？”
2002年，肖传国硕士生导师熊旭林去世，他在美国专门写了一幅悼词，裱好后托人送至熊家。此后数年，每到大年初一，他都会带着学生来熊家拜年，并给熊旭林遗像嗑三个头。
在同事们看来，肖传国还是仗义执言的典范。因返聘老教授的工资问题，他直接找院长理论，在工作问题上从不留情面。有的人从外地回来，会给领导和同事带些小礼品，他却从来不会。一位同事说，他就是一个学者，一心学术，也许是在国外呆的时间太长，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发生了变化。
面对朋友、同事和学生，他几乎不会提及他与方舟子的“十年论战”。2006年肖传国在武汉起诉方舟子，他周围的许多人是看了《武汉晚报》的报道后才知道肖方积怨的。
邱卫民曾问肖传国：你美国有科研项目，国内还有一个科室，手里有上千万科研经费，还打什么官司？肖传国说，他（方舟子）就是烦人！
谈到“雇凶袭击方舟子”这件事，郭应禄似乎并不惊奇，他说，“这和他这个人的行为（方式）也差不多。我们也习惯了。”
对于肖传国的骄傲，郭应禄印象很深，“在圈儿内没有被他看得起的人。”郭记得就在2008年由吴阶平创立的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成立30周年庆典的时候，该所邀请了全国所有的国家级泌尿外科重点学科的代表来参加，“六个大学的代表发言，就他发言水平最低，只吹他自己，说他回国之后如何如何——”
郭应禄说，我曾经给裘老（指裘法祖）提意见说，“你们武汉做了一件事为我们泌尿外科界摸了黑，那就是肖传国在《健康报》上写文章说，只有他从美国回来以后，中国才开始做前列腺癌根治手术。”据郭介绍，事实上，在肖传国回国之前很多年，南京的一位教授就开展了这一手术。“他的事情我们不参与。”郭应禄说。
肖传国事发后，国内泌尿外科界保持沉默。肖氏反射弧手术属于泌尿外科“尿控学组”的项目，可是，记者10月12日专程前往北京医院，希望找到中华泌尿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尿控学组组长王建业，对肖传国的研究和治疗方法有一个专业的说法。王建业通过该院宣传处干部回复说，“王认为这件事是业内的事，他不便发表评论。”
72岁的张齐均最后一次见到肖传国是在今年8月的一个较为困难的手术上。他与肖合作，手术完成得极为顺利。然而，当他再次看到肖传国时，却是在电视新闻中。“原本以为武汉打完官司就完了，没想到现在还有事儿。”张齐均对此也颇感意外，如此聪明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么糊涂的事情？“我很震惊，也很痛心。”肖传国的博士研究生、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正在组织经肖氏反射弧手术治疗有效果的患者，来说明这个手术给病人带来的好处。李说，“历史会给他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泌尿科宣传栏的照片中，每个人都穿着白大褂，唯独肖传国身着西服站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在他的办公室里，存放着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这曾经是他的骄傲。如今，冰冷的手铐代替了荣耀，当肖的远亲戴建湘举起铁锤的瞬间，似乎注定了今天的结局。
“昏教授”肖传国沉浮录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发布的信息，经初步审查，该案系因肖传国认为方是民、方玄昌通过媒体、网络对其学术“打假”，从而导致其未能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报复二人，遂指使戴建湘，由戴组织龙光兴、许立春等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近年来，肖传国备受指责和质疑，但除了落选院士，他的职位和地位似乎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一位据称数年后应该可以拿到诺贝尔奖的院士候选人，被指为袭击科普作家方舟子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新世纪》周刊 记者 李虎军 刘志洁
9月21日17时，54岁的肖传国教授从南美归来，在上海浦东机场刚落地，就被等候多时的警察控制。
当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科普作家方舟子和《财经》杂志科技编辑方玄昌被打案告破。身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的肖传国，是主要犯罪嫌疑人。
8月29日，方是民（笔名方舟子）报警称，在北京住所附近被人殴打。两个多月前，方玄昌也遭袭击。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发布的信息，经初步审查，该案系因肖传国认为方是民、方玄昌通过媒体、网络对其学术“打假”，从而导致其未能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报复二人，遂指使戴建湘，由戴组织龙光兴、许立春等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曾经状告方舟子
肖传国1981年获同济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前身）硕士学位，其导师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法祖。2000年前后，他以“昏教授”为笔名，开始在网络论坛上频频发言。据他公开解释，该笔名本取义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后来却整出老大动静，“以其昏昏，使人更昏”，实非所愿。“昏教授”和方舟子都不喜欢对方。方舟子在其新语丝网站撰文指斥“昏教授”为“核酸营养”等商业骗局辩护，以及他污蔑饶毅等旅美生物学家提出“关于发展中国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建议”的动机，是要在中国骗取科研经费。而“昏教授”认为，方舟子打假不严谨，并向《科学》杂志指控方舟子“剽窃”。
2001年10月4日，方舟子在《南方周末》发表科普文章《科学地解决道德难题》，这篇文章内容大多基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Joshua Greene等人当年9月14日的一篇《科学》论文。《科学》的编辑答复说，方刊发的文章没有写出研究人员的姓名及发表研究的刊物名称，而这在美国的科学新闻报道中是必要的。不过，该编辑表示，剽窃指控难以成立，因为方在文章中已提及该研究由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完成，并且没有直接复制《科学》论文的语言。在方舟子看来，肖传国是“诬告”。
肖传国和方舟子的再一次碰撞发生在2005年。其时，方舟子已经知道肖传国就是“昏教授”。当年9月，方舟子在网络访谈和《北京科技报》发表的文章中，称肖传国在简历中将纽约大学医学院临床副教授这个“给全职技术人员的空头衔”，拔高为终身教授系列的副教授，且肖仍是纽约大学全职教师，和北京大学推出的另一位候选人均不符合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必须在中国全职工作的基本要求。方舟子还说，肖传国称提出国际公认的“肖氏反射弧”原理，但“国际公认”云云完全是自吹自擂。从肖传国论文极低的引用次数可以看出，他在国际上毫无影响。
2005年12月，该年度增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公布，肖传国落选。
对于方舟子的公开指责，肖传国显然无法接受。2005年10月，他向其医院所在辖区的武汉市江汉区法院，状告方舟子及相关媒体损害其名誉权。2006年6月，法院开庭之前，肖传国发出长长的公开信，“邀请、欢迎科技界同仁和全国媒体，特别是湖北媒体，逐条核查方舟子在其新语丝网站发表的对我的所有指控，查到一条属实，奖金五万……院士暂时不当，诺贝尔奖暂时不想，此仇不可不报。”
当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神经科学教授的饶毅对此案出具意见书称，如果谁要折磨自己而阅读肖传国那封公开信，很难摆脱对作者精神健康的疑问，“我不敢冒成为蠢才或疯子之危险去起诉他对我和其他20多个在美国的华裔学者的攻击和诬陷。我劝法院也不要贸然接受他的起诉。”
2006年7月，武汉市江汉区法院一审判方舟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数百名海内外知识分子签名支持方舟子，认为此判决，“将会助长学术造假者的嚣张气焰”。2007年2月，武汉市中级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并称“方是民为证明其言论属实，举出大量在网上收集的材料，但这些材料没有到有关网站和肖传国等处核实，无法证明其内容的真实性”。此外，肖传国在武汉和北京多次将方舟子和不同媒体告上法庭，在美国则起诉了方舟子和饶毅。
2007年5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肖传国败诉。判决书认为，方是民在网络访谈中虽使用了诸如“夸大”“冒充”“自吹自擂”等令人不快的词语，但仅属于一般性过激的言辞；同时肖传国作为知名教授、科学院院士候选人，亦应接受学术界及社会对其学术水准所发出的质疑之声。半年后，肖传国的上诉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类似的案由，在两地法院获得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2009年7月，风云再起。武汉市江汉区法院从方舟子妻子账户中强行划走4万余元，据称这是方舟子应赔偿肖传国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利息。
是诺贝尔奖成果，还是虚假宣传？
紧接着，与肖传国关系密切的郑州神源泌尿外科医院也被告上法庭，原告委托律师正是方舟子代理律师彭剑。
2009年11月10日，两位脊柱裂患儿状告上述已经宣告解散的民营专科医院，指其“虚假宣传”。案子被郑州市二七区法院受理。根据诉状，被告长期宣传自称有400多例患者接受“肖氏反射弧”手术，治愈率达80%-85%，使患者实现自控排尿，彻底解决了大小便失禁问题。原告三年前接受手术，但后来与同期、相近期间在被告处施行手术的患儿家长或患者联系发现，“不仅没有一位能够被治愈，而且都没有任何实际改善效果，且多数还引发左腿或左脚的残疾或异常。”
次日，《中国新闻周刊》刊发记者蔡如鹏采写的封面报道，称“肖氏反射弧”及其临床技术多年来行走在灰色地带。这篇报道从当年9月起采访，也是方玄昌在该杂志编辑的最后一篇报道。
此前两周，中国科学院主管的《科学新闻》杂志也刊发报道质疑“肖氏反射弧”。而肖传国接受采访时承认，郑州神源泌尿外科医院得到其支持，“非要聘请我当院长，我说院长不当，你们可以宣传推广这个手术。”
紧接着，方玄昌出任《科学新闻》执行总编辑，调动记者继续追踪“肖氏反射弧”事件，并撰写社论称：一位泌尿外科专家认为，“肖氏反射弧”事件可以与韩国黄禹锡事件相提并论。为什么在媒体介入之前，很多业内专家的强烈质疑没有在相关的学术会议、学术期刊上公开提出？针对医学问题，这种缄默可能更是灾难性的。《科学新闻》的连续报道和方玄昌撰写的社论，刺激了肖传国的神经。今年1月，他在科学网博客发表“中国黄禹锡给路甬祥院长的忏悔信”，称这是“中国科学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伟大胜利”，并列举过去一年多国际讲学以及国外几家医院试验其手术的业绩，作为“罪证”。“肖氏反射弧”是肖传国起家的本领。据报道，这一神经科学新概念利用截瘫后废用的体神经，通过手术将其与支配膀胱的内脏自主神经连接，建立人工的“皮肤-脊髓中枢-膀胱”排尿反射弧，以恢复脊柱裂等患者的膀胱排尿功能。肖传国今年3月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引用已故裘法祖教授的话说，“我们这个工作，快五年，慢十年，应该可以得诺贝尔奖。”
1995年，在纽约州立大学任助理教授的肖传国，将其技术首先用于河南平顶山煤业集团总医院的截瘫矿工。1997年，已转到纽约大学医学院的肖传国，同时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这之后，肖传国在中国申请到数以百万计的政府研究经费，并于2003年至2008年间拿到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简称973）的一个大项目，担当首席科学家。尽管肖传国获得大量的科研资源，以及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荣誉，国内同行私下里对“肖氏反射弧”的争议之声并未停息。
与此同时，肖传国这项技术在美国等国家确实也引来多位同行的兴趣。美国《泌尿学杂志》今年8月刊发密歇根州William Beaumont医院Kenneth Peters研究小组的论文，报告了在北美首批九位患者身上应用肖传国的反射弧技术的临床试验结果。论文称，一年跟踪研究显示，在给予腹部适当压力的情况下，有七位患者的膀胱压力增加，即有利于排尿；但也有一位患者出现了脚肌无力而容易跌倒（foot drop）。与肖传国已经施行的收费手术不同，该医院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不能对患者收取费用。
同期杂志配发的两篇评论对此项技术持谨慎态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Eric Kurzrock说，希望该研究可以带来外科手术中对神经性大肠和神经性膀胱的重新关注，但目前缺乏对照组，结果无统计学意义。密歇根大学医学院John Park则毫不客气地表示，该研究初步揭示的临床疗效与肖传国此前报告的有很大出入，在没有足够数据证明有效性之前，在医疗上迅速应用会有极大风险。
Peters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数十万美元研究经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