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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4 1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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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治波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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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传

张自忠传试读:

引言

我们的祖国是个古老而复杂的国度。

综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一方面,她屡遭外敌蹂躏,战火频仍,灾难深重,数千年史册上充满了屈辱、痛苦和辛酸;另一方面,她又巍然独存,历劫不衰,创造了洋洋大观的不朽文明。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局面?究竟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民国时期,一位叫梁盛志的学者曾指出:“理解中国,须鸟瞰全局,须追溯历史。有明成祖指导下的汉人,也有明思宗指导下的汉人。中国文化如果没有根本的缺陷,中国民族如果没有重大的弱点,则中国绝没有循环的亡国和衰乱。中国文化如果没有独具的威力,中国民族如果没有隐藏的韧性,则中国绝没有数度的复兴和危而不亡。”这段话虽不一定全面,却为我们揭示了思考问题的方向。

自强首先需要自省。一个不愿意或不敢于反省的民族绝不可能兴旺发达。中华民族是伟大的,但并不是完美的。仅就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来说,其缺陷和弱点早在鲁迅先生笔下已有过深刻的剖析。笔者无意在此全面探讨中国的国民性及其影响,但无可否认,我们的民族性格的消极面,诸如柔弱怯懦、贪图安逸、消极保守和分裂内讧等等,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谙于世故的儒生和怯于疆场的武将比比皆是。这些人于社会的黑暗、世道的不平、外敌的残暴和奸贼的无耻,有时也会激昂高论一番,可是每当事到临头,却常常是畏葸不前,唯恐避之不及。这正应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遭受侵略和欺凌的根源在于国力的衰弱,而民族性格中的消极面正是国力衰弱的重要因素。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和耻辱,简直难以用笔墨记述。数千年来,中国封建王朝大多与外患相始终——陷没半壁,苟安一隅者有之;割地赔款,屈辱求和者有之;

颜事敌,认贼作父者亦有之。南明将领陈子龙曾说:“今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百倍于虏也。然而有一人每饭不忘虏而忧之者耶?有一人腐心切齿而欲食之肉者耶?受其凭凌而不知为耻,供其杀戮而不以为恨,则虏何惮而不来也?”陈氏身为南明将领,曾起兵抗清,兵败自尽。上面这番一针见血的陈述,正是他痛彻心扉的亲身感受。

然而,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中国几千年来历劫不衰、不可征服的历史恰恰证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确有其“独具的威力”和“隐藏的韧性”。

笔者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源远流长、不可动摇的支柱,这就是孝与忠。尽管封建的忠孝观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仍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孝与忠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家讲孝,在外言忠,孝是忠的浓缩,忠是孝的放大,孝可以理解为对父母的忠诚,忠可以理解为对国家的孝道。换言之,忠是孝的延伸,是孝的社会化,它最高可升华为对祖国和民族的忠诚,故古人云“求忠于孝子之门”。千百年来,这种对祖国对民族的忠诚信念和深挚感情演化为强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激励着亿万劳动人民和无数英雄豪杰,以艰苦卓绝的开发劳动和忠贞不渝的献身精神,为祖国为民族的伟大事业前仆后继,奋斗不息。在民族患难的时代,这种爱国豪情就表现为坚贞不屈的崇高民族气节,它可以砥砺人们“血战到底的气概”,坚定人们“光复旧物的决心”。可以说,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国魂,是民族尊严的体现,是爱国主义的精髓。正因为中华民族屡遭侵扰,饱经外患,所以她才最需要气节,最崇尚气节,把它奉为立身立国的政治原则,把它视为做人处世的道德圭臬。

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又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孔孟之言,千年古训。后世文人墨客,讴歌气节及节士,遂成千古文章之主题。这些古训,这些诗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祖国捐躯,为民族殉节。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数千年来屡次危而不亡、历劫不衰的历史,正是从他们的身上才获得了合理的解释。

或许有人会问,鲁迅先生的两段话不是前后矛盾吗?其实不然,它是对两种不同的中国人的分别写照,是对中国社会两个不同侧面的分别反映。

1937年,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以一个几乎无国防、无重工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承清朝中叶以来的百年积弱,再加上民国以来20余年军阀混战的羸病,独自抵抗一个几十年来处心积虑图谋灭我的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其艰难不言自明。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汪精卫等人为首的民族败类,屈膝投敌,为虎作伥,数年之间,从南到北竟然建立了好几个伪政权。他们甘当傀儡,以卖国为业,天良丧尽,人格荡然。这实在是中国人的耻辱与不幸。

好在中国还有她的脊梁。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杀戮面前,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毫无畏惧地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抵御日军的枪炮,保卫神圣的家园。他们的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美梦,唤回了憔悴的国魂,昭示了庄严的国格。他们以气吞山河的气概、沧海同深的志量,在中华史册上谱写了辉煌璀璨的一页:或则沥血孤营,或则横刀敌阵,或则裂身银汉,或则碎首沙场,莫不以死为荣,以生为耻。死事的惨烈,慑匪寇而泣鬼神;人格的崇高,动苍穹而震寰宇。

张自忠正是这些中华儿女中的典型。这位赤胆忠诚、大义凛然的威武上将,在艰苦的抗战中,率部痛歼日军,屡建战功,最终血洒沙场,为国捐躯。或许大家还不知道,这位视气节如生命的民族英雄,生前曾被许多人误解为汉奸而备受责难和辱骂。他蒙受着“汉奸”的冤屈,深怀着内心的隐痛,竭尽全力与日军拼杀,最后以生命的代价洗白了自己,以殷红的热血为他悲壮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对于这样一位震烁古今的民族英雄,我的笔实在太笨拙了;但我还是愿意不揣浅陋,用这支笨拙的笔,把这位民族伟人的一生描述一二,奉献给读者。第一章生于忧患1.运河小城临清临清运河风光

鲁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片古老的土地曾哺育了孔子、孟子等等哲人先贤,也造就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唐朝的黄巢造反,宋代的梁山聚义,清末的大闹义和团,都发端于民风强悍的鲁西大地。

张自忠的家乡临清,就是鲁西平原上的一座小城。她位于卫河与古运河交汇的三角洲上。卫河古称清河,“临清”也就是临近清河之意。此外,临清在历史上还曾有过清河郡、清渊县和清泉县等名称,也皆由清河而来。

临清的名称虽由清河而来,但其发展却与大运河的兴衰息息相关。自从大运河开通,尤其是明永乐初年重开会通河以后,一直到清代咸丰初年的400余年间,是临清历史上的兴盛时期。大运河贯通南北,而临清恰好处于南北运河连接点上,成为交通南北之要津。南北货物在此中转、集散,各地商旅纷纷来此经营生意,使临清逐步发展为一座商业繁华的小城市,名列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相传,明朝的金陵巨富沈万三就是在临清发家的。直至清末、民国时期,此地商业仍相当活跃,号称“小天津”。

最初的临清城是座砖城,在现今临清城的北面,俗称砖城里。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新的商业区发展起来。三里阁是临清的主要运河口岸,南北船只往来穿梭,十分繁忙。大寺街是商业区最繁华的街道,因街旁有座大清真寺得名。寺院内泥神高耸,殿堂隆起,古柏参天,气势雄伟。每年时逢农历四月,方圆百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庙会,院内唱戏的、杂耍的、说书的、算命的、卖小吃的、做生意的,应有尽有,热闹非凡。新城区还有一条考棚街,算是文化街,街旁筑有很大的考棚,是读书人考秀才之所。清末,义丐武训行乞兴学,在这条街上开办了义塾(后改为武训高等小学校)。

商业的繁荣带动了临清经济的发展。除农业外,传统手工业和食品业也相当发达,许多产品远近驰名。民谣相传:“临清宝,真不少,瓜干枣脯千张袄。陈家剪子毕家刀,王一摸镰刀不用挑。竹油篓,柏木筲,桑家秤杆灵又巧。甜酱瓜,百籽糕,进京腐乳味道好。”这里所说的“千张袄”,是用西北所产滩羊皮下脚料拼缝而成的皮袄,做工精致。临清酱菜以“济美酱园”出产最佳,除向清廷进贡外,还远销美日等国。此外,临清还有几种声名远播的土特产品——哈达、烧砖和狮猫。

临清虽算不上人文鼎盛,却也孕育了几位出类拔萃的文武之才。临清最有名的文人当推谢榛(1495-1575)。谢氏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列明朝“后七子”之一。曾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结诗社,以他为首,倡导为诗摹拟盛唐,其诗以律、绝见长。临清籍现代学者,以季羡林(1911-2009)最为著名。季先生字希逋,又字齐奘,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系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精通多国语言。

左良玉是古代临清籍功名最盛的武将。他生于1599年,字昆山。初在辽东与清军作战,以战功屡获提拔。后升为大帅,封宁南伯,晋侯爵,驻兵武昌,拥兵十余万。南明弘光政权成立,马士英执政,起用阉党,为祸朝政。弘光元年(1645年),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挥师进军南京,讨伐马士英,不幸中途病亡。

在北魏,有个文武兼备的人物崔浩也出身于临情。他通天文懂地理,博览经史,足智多谋,屡屡参与军国大事,深为北魏三代帝王所器重,官至司徒。

齐鲁为孔孟故地,山东人素有忠义之名,临清亦不例外。史称,这一带的人民“性强悍,负义气,遇事敢为”。从一些史实来看,此言非虚。

明万历年间,天津兼临清税监马堂,招雇流氓恶棍数百人,以征税为名搜刮民财,致使临清工商业者大半破产。临清人民群起暴动。当明廷派大军前来镇压时,编筐工匠王朝佐挺身而出,一人担过,从容就义,掩护了抗税群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4年)夏,临清南面的寿张农民王伦为反抗地方官暴政发动了起义。起义军连克寿张、阳谷、堂邑等地,并一度打到临清。官兵数万前来围攻,经五昼夜血战,起义军失败,王伦举火自焚,壮烈殉难。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临清附近堂邑人宋景诗又率众发起了著名的“黑旗军”反清起义。他们斩杀赃官,劫富济贫,远近震动。受挫后,宋景诗不甘屈服,复于1863年重举义旗,抗击清军,直至战死。

临清一带人民的强悍民风和近于悲壮的性格从这几个事件中可以得到印证。张自忠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张自忠出生的1891年,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熬煎之中。清廷昏庸腐败,国势极端衰弱,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1894年,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次年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结果以“戊戌六君子”的杀身成仁而告失败。在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形势下,1900年山东人民率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帜,以实行武力排外来拯救中国。包括临清在内的鲁西一带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之一。这场运动给八国联军以沉重打击,震慑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但这种自发的、无组织无纲领的旧式农民斗争不可能实现救国的宏图。义和团运动最终在八国联军的联合绞杀下遭到失败,中国人民陷入更为悲惨和苦难的境地。

张自忠的少年岁月,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和混乱时代度过的。这个背景对于他的成长影响至深。2.张家·唐园·荩忱

张自忠的先祖,据现有资料最早可追溯到明朝。那时,他们居住在山西洪洞,明末迁徙到山东临清。至于因何举族东迁,现已无从查考。

起先,他们定居在临清城里土桥一带。到了清乾隆年间,张自忠的前五世祖张大成可能出于经营土地的目的,又率领族人中的近支从临清城迁到了附近乡下一个叫唐园的村子,从此与留在城里的张姓分了支。不过,以后每逢春节,唐园的张姓人家仍旧赶着大车,挂着鞭炮去土桥祭祖。

张自忠的祖父叫张春林。关于他的记载很少,只是说他“务农勤耕,积有厚产,乐善好施,深为乡里所尊敬”。

张春林生有二子,长子树荣早亡,次子树桂即为自忠之父。张树桂字冬荣,生于1848年,大排行第六,人称“张六爷”。张春林故后,他继承了数百亩地的遗产,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和棉花。所产粮棉除自用外,还销往临清城。

树桂的原配夫人姓范,她生下儿子自修后,因病而逝。自修后来被树桂过继给亡兄树荣家,以承袭香火。张范氏故后,树桂又娶了一房,续弦姓冯,她便是自忠的生母。张冯氏出身于小地主之家,家距唐园不远。她生下五个儿子,长子夭亡,以下依次是自清、自严、自忠、自明,还有两个女儿。连同同父异母的自修和一位亡兄,自忠在兄弟中排行第五。

唐园距临清城30余里,这里原本只住着几家种地的佃户,张家迁来之后才逐步发展成一个像样的村子。到张树桂时,村庄已相当完整。庄子周围垒着一圈土围子,东西各有一门,中间一条大道相通,两旁是成片的瓦房。张家大院位于路北的西侧,内有房屋百余间。正房是一栋高大的北屋,共五间,东西两侧均是二层的楼房。院里长着一棵大槐树,树龄已有几百年。1938年冬日军攻占临清后,将这个颇有气派的大院改作指挥部。

由于社会动荡,匪患猖獗,唐园村四角均筑有坚固的碉楼,用于望和自卫。张家大院的大北屋上也筑有碉楼。村中设有局子,将各家大户的民团集中起来,共同出钱出枪,合力维护治安。除此之外,张家还单独雇佣了一些团丁,负责看家护院。

唐园约有百户人家,张姓为首姓,另外还有韩、宋、谢三姓。村中的佃户多为张家所雇,他们大多集中居住在村东头的一个大园子里,每户都有两三间土坯房。若是外村人,张家就用大车把他们一家人拉来,安置在大园子里。

1891年8月11日(农历七月七日)上午8时,张自忠出生于唐园张家大院的东楼,在他之上,已有几位兄长和姐姐,因而他的出生算不得惊动全家的大喜事。按张姓的辈分,“树”字之下为“自”字,张树桂为这个刚出世的儿子取名“自忠”,字“荩臣”,乳名“宝勤”。张老先生读过书,为儿子起名取字自然是有讲究的。“忠”字很好理解,“荩臣”则不然,这个词最早出自《诗经·大雅》,这部经典中有“王之荩臣,无念尔祖”的句子。“荩臣”在此解释为“忠诚之臣”。可见,自忠与荩臣,名、字虽有别,而意蕴却相同,说到底就是一个“忠”字。用这个字来命名孔孟故地的子孙们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一个“忠”字,集中体现了孔孟之道和传统旧道德对于张树桂的影响,也寄托着他作为父亲对儿子的期望。他或许没有料到,这个儿子后来果真没有辜负他的一片苦心,把“忠”“荩”二字的内涵发挥到了极致,真正做到了名实相符。父张树桂母冯氏

张自忠参军加入第十六混成旅后,旅长冯玉祥反对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官兵姓名中凡带有君臣福寿、荣华富贵一类的字眼,他都要亲自为他们更改。如孙良臣改为孙良诚,冯治台改为冯治安,池凤臣改为池峰城。张荩臣中的“臣”字也为冯先生所忌,遂以“忱”字取代。从此“荩臣”改为“荩忱”。

1939年夏,张自忠由鄂北前线赴陪都重庆述职,在接受《大刚报》记者王淮冰、国新社记者高咏的采访时,曾就自己的名字作过一番阐释。他说:“‘荩忱’即忠臣,如今民国,没有皇帝,我们当兵的,就要精忠报国,竭尽微忱,故名‘荩忱’。”接着,他又神情凝重地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一死报国。记者先生,西北军出了一个韩复榘,我张自忠绝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3.少年时代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6岁的自忠入私塾就读。三年后,张树桂花钱捐了个巡检,前往江苏省赣榆县青口就任,负责治安,兼管河防。上任时,他把张冯氏和五子自忠、七子自明也带了去。

到赣榆以后,他为小兄弟俩请了位家教先生,督促他们读书。小宝勤自小就寡言少语,却生性好动,玩心很大,常带着弟弟跟老先生捣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树桂因执法公道,忠于职守,由青口巡检署理赣榆知县,官晋五品。此时自忠年届十四,已长成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赣榆县衙的深宅大院已关不住生性好动的自忠,一得空,他就溜出门去,四处转悠。一天,他跑到街上闲逛,忽见一个无赖在欺侮一个卖菜老头。他二话没说,冲过去对准无赖就是一拳,随后两人便扭打起来。自忠虽年少,却身高力大,那无赖见不是对手只得服输,给老者认了错,自忠这才放过了他。张树桂见儿子长大了,又不安心学习,担心他在此地惹是生非,便捎信让老四自严前来把自忠领回临清。未曾想,自忠回临清后不久就传来噩耗:父亲因暴病卒于任上,享年仅有58岁。父亲病故,全家悲恸,自忠更为自己没有好好孝敬父亲而难过。

张树桂故后,张冯氏就成了一家之主。她虽没有念过书,但为人通达,处事干练,治家教子都颇有章法,很受子女和乡亲们尊敬。每逢冬春之交,青黄不接,心地善良的张冯氏总是慷慨地拿出粮食、棉布接济贫穷的乡亲们,深得乡民爱戴。就连当地有名的土匪头目孔九对张冯氏的威望也有所顾忌。通常,封建大家庭的内部关系一般很难处好,但张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却和和睦睦,相处融洽,这显然和张冯氏的治家有方有直接关系。由于父亲早逝,实际上张自忠的成长受到母亲的影响更大一些。

由赣榆返回临清后,张冯氏让他继续在村里读私塾。在塾里,他仍旧很调皮,不怎么安心学习。这时,他玩耍的花样更多了,先学骑驴,以后又学会了骑马,时常跟随青年们出去打猎。他从这种勇敢、冒险的活动中找到了乐趣,有时竟一连几天不回家。

慷慨仗义、同情弱者是张自忠小时候即显露出来的性格特征。据唐园的乡亲们回忆,有时他与伙伴们赌钱玩,每次都一定要赢,但赢了穷人的钱,他一文不要;若是富家子弟,则毫不客气,一文不能少。本家族弟张自遂家在村里开了一爿点心铺,一次自忠同自遂等人在点心铺里赌钱,自遂输得没了钱,只好以点心抵账,自忠就把赢来的点心端到街上,让大家共享。

那时的乡村,白馒头是上等食物,只有富裕人家才吃得上。每当看到佃户们吃糠窝头,自忠于心不忍,常常跑回家拿来馒头跟人家换。为顾全对方的自尊,他一再说自己爱吃窝头,从不摆出一副施舍的样子。遇到街上卖梨桃的,他常常把整筐全包下来,让大伙吃光分净,然后向母亲讨钱付账。家里有人责怪他,他则满不在乎地说:“人家这些人难得买得起水果吃,咱们送一点给人家吃算什么?”

每年到了麦收季节,佃户们都要为张家收割小麦。张冯氏行动不便,常让自忠下田查看。哪知他一到田里,就漫不经心地坐在麦捆上,啥事也不管。佃户们知道他待人好,就让孩子们给自家捡麦穗,有的顽皮孩子竟明目张胆地从他坐着的麦捆里抽麦穗。自忠深知穷人日子艰难,就听任孩子们胡来,直到被抽得坐不住了,这才站起来拍拍屁股,坐到另一捆上。张冯氏听说儿子不称职,便不再叫他下田了。妻李敏慧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自忠由母亲做主,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李敏慧结了婚。李敏慧生于1890年,时年17岁,家在教场村。她没有读过书,平素沉静寡言,十分贤惠。

结婚以后,张自忠逐步变得成熟起来,增加了对家庭的责任感,读书也开始用心了。1908年,他考入临清高等小学堂。当时的高等小学堂相当于现今的中学。在这里,教授的仍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旧学”,只不过较私塾更为系统罢了。可以说,张自忠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旧学的熏陶,父亲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都毫无二致地归一于孔孟之道,因此,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地扎下了根。学习之余,他常借一些小说来阅读消遣。在许多评话和说部之中,《三国演义》《说唐》和《精忠说岳传》令他爱不释手。这些古典名著可以说是对传统道德的活生生的注释。关云长、岳武穆和秦琼的浩然之气、忠义侠行令他心驰神往,由衷敬慕。

宣统二年(1910年)夏,张自忠从临清高等小学堂毕业。同年11月,19岁的张自忠做了父亲。夫人为他生了个男孩,按张家辈分,“自”之下为“廉”,故取名廉珍。廉珍大排行第二,大家就叫他“二小儿”。高小毕业,且做了父亲,至此张自忠的少年时代结束了。

对于未来,张自忠并没有什么明确打算,但他的内心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好男不吃家里饭,长大了应出去闯天下!

那么,他要闯到哪里,又闯些什么呢?第二章投笔从戎1.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任何挫折与失败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浪潮。戊戌维新的志士和义和团的好汉们刚刚倒下去,又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挺身站起来。

1911年10月他们发动了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一时间,革命浪潮激荡全国,腐朽的清廷摇摇欲坠。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张自忠考入当时中国北方有名的法律学校——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原北洋法政学堂)。这表明,张自忠按照“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步入了他的青年时代。

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总教习是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名律师江庸先生。此时,革命先驱李大钊也在这所学校读书,算是张自忠的学长,只是不知两人是否相识。这所学校很正规,学习条件优越,法律和政治是两门主课。临清虽号称“小天津”,但毕竟是蕞尔小城,天津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鲜,学校中的进步思想和革命气氛尤其令他兴奋。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这些进步思想在他原本只知孔孟的头脑中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张自忠西装燕尾服照

武昌起义后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使张自忠兴奋难捺,沸腾的热血已不容许他安坐在学堂里读书,他要亲身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1911年底,他秘密加入同盟会,由一名青年学生变为一名革命党人。

当时,济南有一所“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丁惟汾是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之一。1911年11月,他发起成立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联合各派进步力量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一时间,山东出现了和平革命的大好形势。张自忠在天津闻此喜讯,便于1912年径自来到济南,转入山东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投身于山东的革命浪潮之中。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山东的独立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袁世凯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于1912年3月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山东的独立也被取消。随后,袁世凯指派亲信入鲁捕杀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处境危殆。1914年春,山东同盟会负责人之一徐镜心被袁世凯谋杀于北京,丁惟汾被迫返回日照老家躲避起来。

就在这个时期,张自忠产生了投笔从戎的念头。1914年暑假回家,他就从军一事与母亲商议。老太太头脑中仍存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旧观念,自然不允。张自忠着了急,他一面与母亲说理,一面请五舅出面说情。老太太见儿子主意已定,阻拦不住,只好答应。

在当时,从军乃穷人子弟混饭糊口或寻求出路的一个不得已的办法。那么,家境优裕、正在攻读法律的张自忠何以如此坚决地要当兵呢?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弃学从军的想法首先根源于他对当时革命形势的认识。轰轰烈烈的山东和平革命,曾使他深受鼓舞,并亲身投入了这场革命运动。但山东独立失败后,革命党人软弱无力和惨遭杀戮的命运,使张自忠憬悟到:要挽救民族危亡,仅靠坐在学堂里埋头苦读或四处奔走呼号、鼓吹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强大的武力才有取胜的希望。

当时的国际形势及与之相关的山东局势的变化,也刺激了张自忠从军的念头。1914年8月初,德国对英法俄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山东是德国的殖民地,德国在青岛、济南等地驻有军队。日本早就觊觎山东,料德国必败,便想乘机夺取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于是对德宣战,随即出兵胶济路,自东而西进攻山东之德军。张自忠有感于祖国和家乡受列强欺凌,再也无心埋头学问,愤而投笔从戎,与数名同乡离校赴奉天新民屯投北洋新军第二十镇(当时称镇,相当于师)第三十九协(旅)。

另外,选择从军的道路,也与张自忠对自己的认识有关。他体魄强健,雄心勃勃,浑身上下洋溢着英武刚毅之气。这种性格气质显然更适合于当兵,而不是做学问。张自忠后来在谈及投笔从戎的问题时曾说:“我对于学习军事,比学习法律更有兴趣”,“自己觉得,要想革命救国,还是到军队里去”。这表明,他对于自己的所长具有明确的认识。后来的事实证明,投笔从戎的选择成为张自忠一生成功的起点。不过,对他来说,几年的读书生活并没有白费,尤其是学习法律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治军大有裨益。车震将军2.两度从军

张自忠将要投奔的是驻奉天的北洋陆军第二十镇,说起来,在北洋军队中二十镇算得上一支具有革命传统的队伍,该部许多将领都具有反清的革命意识。1911年武昌起义后,二十镇在统制(师长)张绍曾率领下,曾于滦州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起草宪法。1912年1月,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七十九标3位管带(营长)施从云、王金铭、张建功等受同盟会指示,发动滦州起义,宣布滦州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当时任第二十镇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的冯玉祥也间接参加了滦州起义,并被起义军推为参谋总长;后来成为晋军将领的商震则以幕僚身份参与了滦州起义的准备工作。这两个人后来都与张自忠有关系,尤其是冯玉祥,对张自忠的成长影响至深。

二十镇中有不少山东籍官兵。张自忠投奔的正是临清同乡、第三十九旅旅长车震。车旅长,字百闻,是一位老资格的北洋军人,当时驻防于奉天省(今辽宁)新民县新民屯。自忠得知三兄自清与车震的家馆先生刘冠千熟识,便请三兄给刘写了封信,以便引见。

1914年夏末,张自忠与约好的5位临清同乡结伴而行,赴新民县投奔车震。车旅长得知他们都是富家子弟,怕他们受不了部队的辛苦,劝其回去继续求学。张自忠和伙伴们怀着一腔热血前来投效,无论如何不肯回去,车震只好收录了他们。此时正值军田麦熟,他们几人便同士兵一道下田割麦。这些富家子弟哪里干过这种活,两天下来就腰酸腿痛,双手打泡。做着军官梦的这几位年轻人大失所望,麦子尚未收完,就纷纷要求退役,只有张自忠一人不动声色。车震把他叫来,和蔼地劝他回去。但张自忠说啥也不肯走,车旅长这才正式替他补了个副兵的缺。张自忠从此成为一名士兵。

说起来,车震本人后来虽然兵败解甲,但在他门下却出了两员名将,除张自忠外,另一位是鹿钟麟。后来,鹿钟麟成为张自忠的上司和挚友。

麦收过后,军营生活依旧十分艰苦。除训练之外,还有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如修路、挖壕、抬炭、扛米等等。初干这些重活,张自忠自然难以适应,以致肩膀都压肿磨破了。同棚(班)的弟兄们见他实在难以支持,就主动把他的活揽下来,长官过问,就以让张自忠代他们写家信为由搪塞过去。由此,张自忠交上了王锡町、罗广泰、李友奇等几位同乡好友,彼此亲密无间。王锡町后来还成为张自忠的重要部将。

到了冬季,关外气候严寒,野外训练和劳动更为艰苦。车震又几次规劝张自忠回家求学,另寻出路,但张自忠笃信不吃苦难以成大器,因此不改初衷,咬牙坚持下来。在致七弟自明的一封家信中,他述说了从军几个月来艰苦备尝的情形:

兄自济南到新民屯业经数月,所有军中一切情形,均已尝着。同来者六人,因吃不下苦头,均已回乡,惟兄一人硬着头皮干下去。当兄来新之始,车公几次劝兄回家求学,言外膏粱子弟,如何能吃此苦,勉强一时,决不能坚持到底,故不如早去为善也。塞外奇寒,值此严冬,每日下操,手足皮肤均已冻僵,操毕回营,须先立户外,稍缓须臾方可入室,否则冷热相激,骨节溶化,手指耳鼻即脱落矣。除下操外,扛米抬炭,掘壕堆土,终日工作,休息时间甚少。以故肩肿肤裂,筋骨酸痛,其苦况实有不堪言状者。当兄创重时,肩臂肿溃,不能荷物,同棚中友好,代兄工作,以兄替其写家信也。家中一切请弟代劳,并请禀告母亲,待我有成就后,再回家叩见,祝母亲玉体金安。

同年10月,张自忠升为正兵;11月入师随营学校。次年7月,升为机关枪连中士;11月,任代理连司务长。同年冬天,该旅奉命由新民县移防绥远平地泉(今属山西)。由新民经丰台到丰镇,可乘火车。丰镇以西的铁路尚未修通,只能徒步行军。士兵们都是全副武装,背负几十斤,日行百余里,困惫不堪,每到宿营地,支起帐篷,倒头便睡。暮秋之夜,霜露逼人,每人只有一条军毯裹身,半夜里常常被冻醒。但是,张自忠经过一年多的磨炼,已经熬过来了,对什么样的苦都不怕了。对于自己的进步,他感到愉快。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蔡锷等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次年3月,袁世凯命第二十师南下援湘,镇压护国军。入湘后,第三十九旅驻长沙,第四十旅驻岳州。这样一来,车震不由自主地成了袁世凯镇压革命的工具。

湖南将军汤芗铭是袁世凯的亲信爪牙之一。他原出身于海军,民国成立后曾任海军部次长。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奉袁之命率北洋军入湘镇压“讨袁军”,得升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汤氏因手下无嫡系部队,此时急于培植实力。车震部入湘后,他便将第三十九旅扩编为湖南暂编第一师,升车震为师长兼长岳镇守使。1916年3月,张自忠随之被车震调升为师部上尉副官。

中国近代史证明:无论是一个军人,还是一支部队,如果在政治上依附于反动阵营,就必将葬送自己的发展前途。车震作为一个旧军人,缺乏政治远见,在袁世凯称帝后没有果断转变政治立场,入湘后进而轻率地依附于一个反动军阀,结果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

护国军的讨袁行动得到各省尤其是南方各省的普遍支持。1916年4月28日,湘西48县代表于靖县宣布湖南独立,公推程潜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誓师讨袁。6月,湖南护国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率部进攻长沙,汤芗铭只身逃逸。车震部孤军无援,加之人心浮动,很快被击溃。车震见全军覆没,心灰意冷,于7月中旬北上武汉,随后返回临清,解甲归田。张自忠囊空如洗,于8月一路流浪北返,有幸得到几位同乡资助,总算返回了家乡。程潜与张自忠的一生也算有些渊源,其护国军的进攻让张自忠的第一次从军梦想破灭了;不过1937年抗战军兴,程潜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曾致电蒋介石替张自忠陈情,促张回归旧部带队抗战,此为后话。

初次投军历时两年,就这样惨淡地结束了。对张自忠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一时的挫折,毁不掉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张自忠雄心不泯,仍执意参军,再闯天下。

转眼之间到了1917年,张自忠找到隐居故里的车震,对他倾吐了还想当兵的想法。车震见他遇挫不馁,意志坚定,内心甚是赞许,于1917年春将他推荐至天津镇守使赵玉珂处。张自忠到了天津,不久即发现该部积习甚深,心中不满,乃告假返乡。

夏天,车震又将张自忠推荐给了自己的把兄弟、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1882年出生于直隶(今河北)青县。他自幼因家境所迫,入保定“五营练军”当兵。1902年投袁世凯的新军卫队。

由于他勤奋好学,又身高力壮,逐步在新军中崭露头角,1910年升任第二十镇管带。此后,历任左路备补军营长、京卫军团长,治军才能得到充分施展。他按照自行制定的标准招募的新兵,大多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作风淳朴,能吃苦耐劳,并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他打破了当时一般军队因循敷衍的陈规,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练兵方法,培养造就了一批能征善战的青年军官。1914年11月,冯部由第七师第十四旅改编为中央直辖第十六混成旅,已逐步发展成为一支军容严整、富有战斗力的独立武装力量,总兵力约5000余人。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鹿钟麟、张维玺等人是这支部队的中坚干部。冯玉祥

护国战争结束后,驻四川的第十六混成旅奉命北调,于1917年9月抵达廊坊。此时车震恰好去天津办事,特地带上张自忠,途经廊坊时亲自将他荐给了冯玉祥。冯听了老友的介绍,又将张自忠上下打量一番,见他长得高大英武,且颇有“沉毅之气”,便很满意地收下了他。

投奔冯玉祥,实际上是张自忠军旅生涯的真正开始。这时,他已届25岁。按常例,此时从军已为时过迟。就连比他年纪小的刘汝明都已当了营副,佟麟阁和吉鸿昌已是连长,冯治安为排长,而张自忠得从头干起。但对于一个有抱负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站在什么位置上,而是他是否选择了正确的奋斗方向。事实证明,第十六混成旅这支劲旅成为张自忠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和实现理想的奋斗舞台。在这里,他埋头苦干,发奋进取,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创业。3.标准军人

投奔冯玉祥之初,张自忠被委为中尉差遣。差遣,是当时军队中一种编外附员,需要随初级官长班见习一段时间方能正式就任军官,因而又被称为“见习官”。

在初级官长班学习期间,张自忠任教育委员,学习结束即升任排长。所在连为步三团二营五连(上报陆军部的番号为补充队二大队五中队),营长为王国裕,连长为朝栋。

1917年7月,段祺瑞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派兵入川、湘两省征讨南军,但战事相继失利,遂令第十六混成旅前往增援。冯玉祥因不愿同南军开战,行至江苏浦口,即借故停兵不前,干脆在此地练起兵来。在浦口期间,他特地主持编写了一本名为《战阵一补》的小册子下发全军,内容都取材于历史上的故事,如苏季子发奋刺骨、田单守即墨、周亚夫的细柳营等等,意在培养官兵勤奋为学、英勇无畏和机智灵活的精神。这本小册子自然比枯燥乏味的法律书要生动有趣得多。张自忠训练之余细细捧读,对古代名士、将领们的风采心驰神往。

次年2月,冯玉祥在段祺瑞的不断催促和江苏督军李纯的要求下,不得不离开江苏,率部溯江西上,途经湖北武穴,于同年7月进驻湖南常德。这是张自忠第二次入湘。部队开抵常德不久,石敬亭、门致中前来投奔冯玉祥,这两人后来均成为西北军高级将领,其中石敬亭对张自忠的成长有较深的影响。

在常德,冯玉祥组织部队进行大规模系统训练,使张自忠眼界大开。当时的训练分为“学”“术”两科。学科指军事理论和精神教育,术科则指体能和技术训练,主要项目有射击、体操、跑拦阻、荷枪行军、刺枪、劈刀、拳击等。术科训练,每月一小考,三月一大考,年终一总考。官兵们生龙活虎,热情高涨,刺枪、劈刀、射击、器械体操等人人都会几套,至于应用体操,每连除二三人外,大多都能在杠子上拿大顶,跑八道拦阻。此外还有一种特别训练,便是在严冬三九天的沟垒比赛。各团营在下半夜集合出发,在裂肤堕指的寒风中挥舞镐、锹、锄、铲,挖掘散兵壕,完成最快且坚固者发给胜利奖状。学科方面,这个时期冯玉祥责成编印了几种精神教育书籍,如《军人读本》《精神书》《义勇小史》《告往勖来篇》和《国耻歌》等等,令官兵们阅读、讲解、背诵,连以上军官由冯玉祥亲自查考。有时他还亲自给官兵们讲精神教育课和军事理论课,主要是军纪、爱国精神、孙子兵法,偶尔也讲一些古代的侠客故事。此外还成立了英文班和日文班,组织官佐学习,目的在于了解和阅读外国军事书籍。冯玉祥这种学、术并重,独具特色的训练教育之道,对于张自忠日后的治军具有深刻影响。西北军时代的鹿钟麟

为了增进初级军官的军事知识和技能,1918年9月冯玉祥在常德设立了军官教导团,以炮兵团长鹿钟麟兼任团长,刘郁芬、石敬亭、刘骥、门致中等任教官,内分军官、军士两个队,学期三个月。这时,被授为陆军步兵中尉、任混成旅小队长的张自忠奉派入教导团军官队第二期深造。学习课目侧重于学科,主要有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兵史、筑城、简易测绘及典、范、令等。由于对军事兴趣浓厚,张自忠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学习起来格外勤勉刻苦,加之他文化基础好,所以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鹿钟麟对他十分赏识,将他树为“标准团员”。冯玉祥后来对张自忠这段经历评价说:“在教导团中,他又作了一个标准的团员,当时鹿钟麟团长非常夸奖他,他非常勤学,对人处事都极其真诚友爱,又能刻苦耐劳,这时便显出他未来一定是个将才。”

三个月之后,张自忠学习期满结业,于不久后的1919年11月升任旅司令部三等副官。1920年4月,调任水上陆战队第三队队长,在常德训练新兵。第十六混成旅在常德驻防两年,军民关系十分融洽,整军、练兵成绩斐然,为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0年春,南军谭延闾、赵恒惕等部攻占长沙,促冯离湘。7月,第十六混成旅北撤进入湖北。这时,混成旅随营学校赴郑州招来一批青年学生,编为补充团,团长张维玺,张自忠任补充团第二营五连连长。当时,张维玺与佟麟阁、孙良诚、韩复榘、石友三、刘汝明、过之纲、闻承烈、孙连仲、韩多峰、程希贤、葛金章、赵席聘13个中级军官,被冯玉祥视为股肱心腹,遇事可以越过长官直接见冯,号称“十三太保”。

为避免因文化程度的差异而影响学、术训练,十六混成旅凡招来的新兵都要分类,学生出身的要单独编成,称为“学兵”。四个月后,也就是11月左右,张自忠第五连调入学兵队,归旅部直接领导,改称模范第二连,仍任连长。冯治安为队长兼模范第一连连长。此后,张自忠与冯治安长期共事,两人成为交情极深的袍泽兄弟。冯系河北故城人,比张自忠小5岁,早在1912年便投奔了冯玉祥。他待人诙谐风趣,与张自忠的刚毅寡言恰好形成对照,二人刚柔相济,配合默契。张自忠与冯治安私交虽厚,且比冯年长5岁,但在官兵面前对冯诸事服从,礼节周到。

由于皖系当局扣发军饷,进驻湖北的冯部陷入困境。官兵们每天只能以盐水和少量杂粮勉强度日。张自忠也饱尝了饥饿的滋味。恰在此时,他接到七弟自明从临清写来的家信,讲述了山东大旱、饥民遍野的惨景。他读后心情沉重,当即取出纸笔,给自明回信说:

……望弟尽家中力所能及赈济贫民,须知善无大小,能救一人,即有一人之功;能济一村,即有一村之善。勿乘人之危机以谋己利,勿藉公家之权力以济己私。当此饥馑之年,正我辈为善之日也。望我弟努力为之,勿以无力自馁也。闻上海广仁堂派委到临(清)馆(陶)一带放赈。吴越之人尚能见义勇为,况我桑梓之地,遇此凶年,何忍坐视不救?

由这封信,我们可以对张自忠的为人、品德略知一二。

模范连(这种编制称呼至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十一师即结束,此后改称为学兵连和学兵大队及学兵营属学兵队)每日两课两操,综合军事课由张自忠讲授,战术课则由旅参谋长刘郁芬讲授。下午5点钟后组织全连做游戏。每逢修马路、挖壕沟、栽树等劳动,张自忠总是甩开膀子带头干,从无例外。开饭时,他同三个排长、一个司务长和一个文书,用两个小桶领来与士兵同样的粗米饭,就着盐水,吃得津津有味。从这时起,张自忠注重军纪、治军严厉的风格已十分明显。遇有违犯军纪者,初则说服教育,再则厉声训斥,三则军棍伺候。士兵们为此编了一首歌谣:“教你学好不学好,鸭嘴军棍挨上了。”

功夫不负苦心人。三个月以后,张自忠的模范第二连便在全旅各连军事考核中夺得第一,成为第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模范连是冯玉祥治军的样板,张自忠得此殊荣,干得更加起劲了。后来在张维玺部任旅长的王赞亭回忆:“仅张自忠在1920年当学兵连长时的一百二十六名学兵中,即出了五个军长,五个师长,旅长、副官长、团营长更多了。五个军长是:刘振三(在张自忠部当军长),刘汝珍(在刘汝明部当军长),张人杰(在抗日同盟军当军长),李九思(在冯治安部当绥靖区副司令官),吴化文(在韩复榘部当军长)。五个师长是:展书堂(在韩复榘部当师长),王志远(在张维玺部当师长),安克敏(在张自忠部当师长),宋铁林(在抗日同盟军中当师长),张国武(在刘汝明部当师长)。旅长是:李致远、葛开祥、彭秉信、孙厚禄、李继成、季振同、魏书琴、王丕襄。这个连可以说人人成才,这是张自忠连长的成功。”笔者考证,以上人员中刘振三为第五十九军军长,刘汝珍为第六十八军军长(还是第三绥靖区副司令、第八兵团副司令),张人杰为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新编第七军军长,李九思为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吴化文为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第八十四师师长,季振同在中原大战结束时已升任孙连仲部第十四师师长,宁都起义后又任红五军团总指挥,加上季应为六位军长。一个连的学兵,成才率如此之高,实属罕见,这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张自忠,但其带兵善训之功实不可没。张自忠早期自填履历表

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取胜后,掌握了北京政府。他们将皖系陕西督军陈树藩罢免,任命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督,但陈树藩抗命不从,曹锟遂命阎相文率第二十师、第七师和冯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入陕武力接收。至此,冯部总算解决了军饷来源问题。1921年2月,第十六混成旅进驻阌乡、灵宝,取道渑池、陕州直入潼关,连战皆捷,陈树藩败逃陕南。经北京政府同意,第十六混成旅于8月5日扩编为第十一师,兵力达3.5万人。冯治安由学兵队长升任第二十二旅第四十三团第一营营长,张自忠升任骑兵第十一团第二营营副兼学兵队长。副营长为虚职,张自忠实职仍在学兵队,下辖两连,第一连连长鲁崇义,第二连连长汪益静。

8月23日,新任陕督阎相文因军饷无着,服鸦片自杀。不久冯玉祥继任陕督,乃组建卫队团,团长由冯自兼,下辖3营:第一营营长李向寅,第二营营长石友三,张自忠任第三营营长。第三营辖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4个连,其中第九、第十连为学兵连,第十一、第十二连为普通连。部队由咸阳开入西安,负责护卫督军署。

冯玉祥接任陕督后,不愿住在旧督军署的深宅大院内,决定拆掉旧督署,在旧皇城兴建新督署。冯自任大工头,张自忠任二工头,率领士兵自己动手盖房子。旧皇城位于西安城东北角,原为清朝满人居住。民国建立后,这里的满人被逐被杀,房屋被毁,瓦砾遍地,荆棘丛生。张自忠带领大家用大刀把荆棘清除,将碎砖破瓦收拾干净,把凹凸不平的地面填平,然后将旧督署拆下的砖瓦木料车推肩扛运到旧皇城,在雇来的两个泥瓦匠指导下动工建房。两个月下来,他们盖起了200多间房屋,左右各16排,中间为客厅及督署,两边为各科办公室。堂堂督署看去一如营房,极不美观,但房屋采光好,不潮湿,很适用,冯玉祥很是满意。在艰苦的劳动实践中,张自忠学到了实实在在的本领,也培养了自力更生的精神。后来他自己带兵,凡遇兴房建屋之事,都是自己动手,从不雇请专人。

1922年的春天,北方原野上又弥漫起军阀纷争的战火。直皖战争后,奉系势力进一步扩张,逐渐与直系形成对峙。4月29日直奉两军终于干戈相见,在直隶(今河北省)北部爆发大战。吴佩孚急调第十一师东下驰援,并任命冯玉祥为后方总司令,率部进驻河南。当冯部进抵郑州时,河南督军赵倜佯示附和直系,阴与奉系勾结,于5月5日派兵偷袭郑州。第十一师遂与赵军展开激战。赵军约有3个师的兵力,超过冯军数倍,但冯军训练有素,士气高昂。战场枪弹如雨,炮火轰鸣。冯玉祥亲临前线督战,张自忠则率第三营护卫左右。战至5月8日,赵军渐露败兆,冯玉祥不失时机地把张自忠、李向寅两营精锐兵力调遣上前,向敌发起猛烈冲锋。赵军招架不住,一溃而不可收拾。张自忠属下一位叫李致远的副班长,在这次战斗中不仅表现勇敢,而且将缴获的1支步枪、1块怀表和30块大洋主动交公。这在旧军队中是新鲜事。冯玉祥为树立“缴获归公”的好军风,特将此事通报全军予以嘉奖,并将李致远破格提升为排长。从此,全军上下都知道有个“拾金不昧的李致远”。李后来升至旅长,成为张自忠的重要部将。

直系军阀战胜奉张后,论功行赏,5月10日冯玉祥被任命为河南督军。张自忠相随移驻开封。

按冯玉祥规定,凡营以上军官可以带随营家眷。张自忠见局面较为安定,开封距山东又近,便写信让夫人李敏慧带着长子廉珍、次子廉静来到开封,全家团圆。这时,廉珍12岁,廉静仅5岁。此后,张夫人除1926年南口大战时暂回临清躲避外,一直随张自忠辗转各地。

冯玉祥就任豫督后,利用良机广募新兵,很快编成3个混成旅,使手中兵力扩充至5个旅,总兵力达5万人。序列如下:

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

第二十一旅旅长刘郁芬

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

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

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

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宋哲元

以上5位旅长便是冯玉祥麾下的“五虎上将”。此外还新编两个补充团和一个学兵团。补充团每团2000人,门致中、佟麟阁分任团长。学兵团团长由冯玉祥自兼,石敬亭为团副。这个团不仅是培养下级军官的摇篮,而且是冯玉祥治军的样板。凡有阅兵,皆以学兵团为前列。全团共8个连,前4个连为步兵连,组成第一营,张自忠任营长;其他4个连分别为骑兵、炮兵、工兵、辎重连,组成第二营,张凌云任营长。因冯军务繁忙,石敬亭尚兼第十一师参谋长和军官教导团团长,也无暇顾及学兵团,张以营长之身兼管全团8个连的训练,实负学兵团训练全职。本期成才的学兵也为数不少,如张宗衡在临沂大战时任张军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池峰城更是血战台儿庄时的主力师长,后成为孙连仲部三十军军长;还有洪进田、杜国邦、傅鸿恩、马贯一、郑万良等。

学兵团驻扎于开封南关演武厅,传说中这就是岳飞枪挑小梁王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开阔宽敞的大操场,是练兵习武的好处所。

1922年9月10日,梁启超先生由北京南返广东路经河南时,应冯玉祥之邀赴开封观操。操练在演武厅大操场举行。鹿钟麟率领营以上军官表演器械体操,总部副官长张允荣带领军佐队表演实弹射击,张凌云带领手枪营表演劈刀,张自忠则带领学兵营表演刺枪。只见演武场上枪声大作,刀光闪闪,杀声震天,好不威武,看得梁先生不住点头。吉星文将军

阅兵后进行分列式,以营为单位,依次列队,以豪迈、整齐的步伐通过阅兵台,当学兵营通过阅兵台时,只见该营先头有两位骑马军官,前面的一位,四方脸,浓眉大眼,身材魁梧,英气逼人,头戴金箍帽,佩黄色少校领章,腰束子弹带,左手按辔,右手握刀,雄赳赳、气昂昂,马蹄嘚嘚一溜小跑从阅兵台前掠过。梁先生兴奋地问身边的冯玉祥:“冯将军,这前面的一位是谁?”“他叫张自忠,学兵营营长。”“哦,威武不凡,威武不凡!”……

1922年10月,冯玉祥因结怨于吴佩孚,被免去河南督军职,调北京任陆军检阅使。11月,冯部离豫抵京,驻南苑、通州一带。陆军检阅使是个有职无权的闲差,冯玉祥为此满腹怨恨,不过这反倒使他又获得一次专心练兵的机会。南苑练兵成为冯部继常德练兵之后又一个练兵的黄金时期。

学兵团起初驻北京城里,1923年移驻南苑。这时冯玉祥已不再兼任学兵团长,遗职由十一师参谋长石敬亭接任。石敬亭字筱山,山东利津人,生于1884年。早年在东北武备学堂学习时,即与冯玉祥相识,深得冯的赏识。冯玉祥称赞他“为人肝胆义气,勤勉惕励,对主官真心实意,处同僚上和下睦,言行有定则,事事有计划”,“是国家有用的大材”。在石敬亭的领导下,张自忠以全部精力抓紧练兵,使学兵团成为训练有素、军纪严明,且富有生气的样板部队。石敬亭对张的治军能力极为赏识,并与他结拜为兄弟。本期学兵中涌现出了吉星文等人。吉是吉鸿昌的侄子,在卢沟桥事变中大显身手,后任旅长、师长等职,1958年金门炮战中阵亡后被国民党当局追赠二级陆军上将。

那时,卫队团第一营与学兵团同住一个营地。该营官兵举止粗野,纪律不严,亟须整顿。石敬亭请示冯玉祥后,决定调张自忠任第一营营长,加以整顿。学兵团官兵听说张自忠要调走,一个个痛哭流涕,依依不舍。

张自忠到任后,即按照治理学兵团的办法对卫队团第一营进行严厉整顿,重点整饬军容风纪,要求士兵遵守纪律,注意礼节,若有违犯,轻者训斥,重者棍责。不到一月,该营的面貌迅速好转。但卫队营毕竟与学兵团不同,士兵全是没有读过书的老粗,对张自忠的严厉约束很不习惯,甚至故意抵触。一天夜里,冯玉祥来到卫队团第一营微服私访,向站岗的士兵问道:“新来的营长如何?”“张营长打人不好!”“你说哪个营长好?”“冯治安营长好,他不打人。”

次日,冯玉祥即下令调第八旅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冯治安为卫队团第一营营长,张自忠回任学兵团第一营营长。

实际上,张自忠治军并非一味惩罚。一次,过之纲第四十四团一位弟兄患了严重的败血病,被送往协和医院抢救,院方要求冯玉祥派一个排的士兵供给输血。士兵们多来自乡间,没有文化,更缺乏医学常识,误以为一输血就会大伤元气,危及生命,因而异常恐惧,畏葸不前。冯玉祥见状,赶忙带头要求抽验自己的血。这时,张自忠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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