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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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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课堂试读：

内容提要

随着时代的变迁，男人所追求的态度也不同了，在工作上或生活上，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作风，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我们的访谈终于知道答案了，现在追求的是时尚，对任何工作都是实实在在的，决定他们的因素有很多，可以去认识一下自己属于哪一种人。

为什么人靠衣裳马靠鞍

人靠衣裳马靠鞍，好花还须绿叶扶。纵使你学富五年、才高八斗，但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话绝不会招人喜欢。上班族要精心装扮自己的外表，良好的服饰修养将成为你升职加薪的敲门砖，功夫不会白费。

对CI（Corporate Identity）这个词您是否略有所闻呢？CI可以说是各企业所呈现的面貌和象征，最近CI的重要性俨然成为热门话题。例如：国内的几家大公司为一新CI而大举求新求变的热烈景象，社会大众或许还记忆犹新吧！CI的变革项目包括广告设计、招牌、包装纸，公司使用信封、信纸、车辆，及公司的名称、标志等，因此所需的经费十分可观，尽管如此，各种企业都趋之若鹜地加入这场CI战。

过去，企业间的竞争仅局限于商品制造品质和外型美观，可以说注意力都集中在商品本身，而最近视野扩展到整个公司的形象，每一家企业都为提高自己的公司形象全力以赴。虽然产品的制造技术是赢得消费者信心的要素，但首先必须在企业和消费间建立一个“联结点”，革新CI就是为建立此“联结点”而展开的行动。

在个人方面也是一样，真才实学固然是决定胜败的主因，但在这竞争激烈的社会，除充实的内涵外，提升个人CI更有如虎添翼的功效，使你在人生旅途上一帆风顺。

商场的经营步调可以说愈来愈紧凑了，往往在还来不及了解之前，就必须采取行动，决断取舍，在这种状况下，对每一位经商者而言，个人形象成了重要法宝。如果你还认为个人的成功完全靠内才的话，可就错了。

有人以为外表全凭上帝的赐予，半点不能强求，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外表可烘托自己的内涵，只要肯投注心力，甚至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正如为提高形象而努力的公司团体一样，个人也应树立自己的风格。

只要是精通深奥商业理论的人都会了解，所有企业为了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将会快速进入重视CI的时代，而处身于同样社会型态的个人，如果仍想只凭内才求取成功，也将被淘汰，势必要认清这个由CI定优劣的趋势。

重视外表的个人社会已经来临，有体面的外表，便是具备了成功的高级武器，如何让自己拥有体面的外表，正是你所要努力的。

以往企业者靠名片上的头衔完成任务，现在则由外表取胜，这样的社会使个人更有施展的余地，只要在这方面自觉与努力的人，都有机会凭借个人水准一决胜负，仪容高雅、形象完美是现代竞争社会致胜的一个法宝。美国前总统里根并非具有卓越突出的政绩，可是却获得了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这就是形象时代来临的一个范例。

里根曾是一位配角演员，20多年前任凭谁也无法预料，他会成为美国总统，记得《回到未来》这部影片中有一段对话：“现在的总统是隆重纳·麦克罗！”“喔！那副总统是不是詹·麦克罗！”

如果在20年前，这当然是一则笑话。

然而，里根适宜的外表却促成这个事实，对政治家而言，外表也是极重要的因素，相信政治家本身都会朝此方向努力，在帮助他们从事选举的参谋中，一定有为他们建立形象的专家，这是广为人知的事，而这种倾向与商业社会的状况并无二致。

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曾有“灵肉一致”的名言，意思是说外表和内在的本性是一致的。可见昔时的希腊哲人已体会出人的外表能外应其本性，所以外表的重要并非危言耸听，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真理。

对经商者而言，即使薪水不高，与人谈生意时，也不应显露贫穷、邋遢的样子，否则根本失去竞争资格。所以，为了提高形象，偶尔也要有“打肿脸充胖子”的精神。

如果一个人的服装和礼仪都十分得当，旁人看着必能赏心悦目，而相信他是个做事严谨有能力的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就已达到“里外一致”了。

到社会上应征工作，如果顺利通过笔试，却因未认真清此一趋势而遭淘汰，未免就太可惜了。终身雇用制已成过去，表现不佳的职员随时有被辞退的危机，因此不论各方面都应谨慎从事。

积极人士都懂得掌握时代的要求，最近对升迁保持高度关心的中年人士，都显然地能跟上时代潮流，注重自己的容貌和穿着。

第一印象并不是指第一次见面中，所有时间观察对方所得的印象，而是最初几秒钟的成果。

心理学上有个专门术语称：“初次效果”，意思即初次见面的一瞬间足以决定胜败。“一见钟情”这句话，或许会有多人疑惑，初见面究竟能传达什么呢？

虽然瞬间的接触只能认识表层而已，最重要的是真才实学，在这忙碌的时代，人与人会面时间匆促，许多事只能凭见面时短暂的感觉来判断。

充分把握“初次效果”，使其对自己有利的方法就是注意仪容，时代的观点是，不注重外表的人，多半也是不在乎充实自己的人。

外在表现与“初次效果”最有关系的是服装的式样、颜色、眼神与表情等。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育学系教授、东京提升形象的心理学讲师东清和先生曾说：“用来形容对某人印象的基本词汇有五十个，而形容第一印象的则只有五六个，因为第一印象只能用极表面的词语来形容，诸如令人讨厌、有智慧、漂亮、温柔、有干劲等等。”

想赢得五六句好评语并不困难，只要稍加努力就能享受提升形象的成果。但提升形象不仅要把外表装饰得很体面，重要的是如何借外在表现内涵。

即使对自己聪明才智信心十足，但得不到好评价，下回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有句话说“一时万事”，而对方用何种眼光看自己，及自己给对方何种印象，也具有“一时万事”的决定性。

对方对你的观察感并不像拼图游戏那样，第一次见面未察觉的，就由第二次见面填补上去，而是把新印象与旧印象不断重叠起来。

第一印象如果是聪明、稳重的，下次见面时即使有较激烈的争执，对方会把上次印象融合而判断你是个对工作投入的人。相反，如第一印象是穿着随便、毫无气质，工作态度散漫，第二次见面即使诚心交谈，对方也一定认为你固执已见，目中无人。

要想成为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必须掌握面对面的机会。商业的经营观念近来转变很大，由于通讯事业的发达，现在商业设备来完成的，而说到双方的正式会面则通常是这些设备无法妥善办好的最后途径。某些大公司的入口处都设有柜台，这绝对不是虚设的特殊用品。那些站在柜台后面的美丽大方的小姐们，都能根据一个人的穿着、气质、举止等因素来判断是否允许来人进入。是被人拒之门外，还是顺利地见到你所要见的人，在这个时候，恐怕大概要靠你的形象因素了。

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许多新鲜面孔，尤其站在商业第一线的人，频率更高。第一印象十分重要，因为它的准确性比电脑还高，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心理学家说，每个人都有自我防卫的本能，而排斥对自己不利的人，因此会在极短时间内，判断出一个生面孔的来意。

由此可知，如果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是完美的，此后你便可左右逢源、一帆风顺。即初会面足以决胜败，生意是否谈成，朋友是否能继续交往，都在这短短时间内立下基础。

必须切记的是，第一印象只有一次，无法重来。不可能因身体微恙、情绪欠佳而宣布改期，而对第一印象影响最大的就是外表，由此可见提升外表形象的重要性。

商业社会的竞争将逐渐白热化，个人要生存，武器愈多对自己愈有利，我们可以预料，体面的外表在今后的商业活动中将被视为高级的武器。

社会上的主管级人士，往往要从事繁忙的社交活动，每天要接触很多新面孔，如何在短暂的接触中，让对方留下深刻的美好的印象呢？当然装扮、礼节、姿态都必须具备。

在欧美等国家，每一位企业经营者都已深刻感到，提升个人形象是成功的关键，而且他们对塑自己的外貌投注极大的心力和资金。我国也已逐渐有此共识，如果你仍以为外表无足轻重，而毫不在乎，恐怕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众所周知，社会进步的脚步是愈来愈加速。在以前，人们的观念十年为一代，而现在已缩短五或三年为一代，所以每过三五年社会就脱胎换骨一次。仍维持五年前价值观的人，已被贬为“旧人类”，而十年前则被认为是“化石时代”的价值观。

同样地，谈生意的速度也在加快，慢慢交涉、说服再成交的做生意方法已成过去式，而今已进入一个速战速决的时代。

若是慢条斯理地进行，表示你已落伍了，一定要用简捷、高效率的方式推荐自己。而愈是这样的时代，外表的影响力当然愈大。

在超繁忙的社会里，与客户沟通时，千万别忘了对方也是个大忙人，一味地拐弯抹角，反而增加客户的压力和负担，如何在短暂的接触中，留给对方好印象，使对方产生依赖感，提升形象便是最佳方式。

电脑改变人们的工作内容，这也是现代商业社会的特征。单纯的工作都让机器去从事，而人们则进行电脑所无法代劳的部分。例如：与人会商、协调等。因此，人与人的交际占了工作量的大部分，而使对方产生的印象，就是让他了解你工作能力的方式之一。有才干、而又能给好印象的人，将会有一番大作为。让人产生印象的第一因素就是外表，在这个外表被重视的时代，可以说真正是在表现自己。

注重人的社会里，所有技术方面的工作与机器均能取而代之，人则在机器能力所不及的更高层次上，施展其魅力与才能。

服装是表现个人风格的媒介，只要掌握自己的原则、身价加以变化，便可享受穿衣的乐趣。服装如何表现个人风？是否每天穿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衣服，就是表现个人风格呢？不，这并不完全正确。

通常，人们对于穿着态度，不外下列四种典型。

马虎型：对衣着只求遮体，一切并不考究。

实际型：穿得不漂亮，但整齐清洁，并注意质地花色及耐性。

韵致型：穿着具有特殊风韵，雅致动人而又恰当。

风头型：过于奇装异服，惹人注目，与自己或时间、地点均不相称。

如何穿衣才能充分体现个人的风格呢？最重要的是不要刻意模仿他人，要根据自己的感性与理性选择服装，当然也有特别例外的，比如某台台长H先生的秘书说，H老板每天都穿一模一样的衣服上班。直到去世时，才从他的夫人口中得知，原来他有数套完全相同的西装、衬衫和领带。难怪旁人觉得他从未换过衣服一般。其实H先生是为了要表现个人风格，建立个人CI。然而这种方式，未免太强烈太特别太单一了。

至于穿着有无标准可言？要如何才能使穿着雅致动人呢？这实在难以下一定论。除了靠日常生活中多观摩，多留心搭配外，并没有一个可以共同遵循的公式可言。

具体而言，你首先必须从了解自己的体态、脸型、年龄、个性，以及自己的社会身份、地位开始，配合当时的季节、时间、场合等客观因素，再求得适合于自己的服饰。切勿一味追求时髦，而结果并不一定适合自己，徒然浪费金钱，也造成服饰与他人完全雷同的庸俗结果。

当我们选用衣着时，最好以选用比较朴实、大方的为佳，这种衣着远比耀眼而没有韵味的，更易使人有高贵之感。切忌穿着过于耀眼，或过于庸俗。尤其要选择能表现出你个人特有的气质的衣着。

当然，任谁也不能不花一文而达到服饰动人的地步。但你只要多花点心思，就算花少许的钱，也能使你的穿着达到出色，令人刮目相看，并且得体的效果。

整齐、清洁乃是一切穿着的基本条件。内衣须每日换洗。衣服须时常整理，清洁熨平，保养，以维持最良好的情况。合适的内衣，可使衣服在身上线条更为柔和。

外衣的挑选，要注意单纯、合适、合身，颜色要能协调或相配。佩戴的装饰品，不要太复杂，每次以不超过三件为原则（耳环作为一件）。

假使你的衣着预算有限，最好选购颜色朴素的衣服，如此，则可佩各种精致的配件，以变换花样而生色不少。这比花色醒目的衣服，只穿几次后，就人人记往而不便再穿，还来得实用。尤其，衣服贵精而不贵多，你只要有几件质料不错，裁制也合身的外出衣服就可，更不必为别人衣服的多且耀眼而操心。

休闲在家，或在家做事时，可穿着朴素的家居服或工作服，至于参加集会，则要以外出服为主。参加下午的集会、酒会、音乐会等，要比上午来得正式一些，但仍不宜穿表面有亮片或闪光之类的衣服。参加晚宴或晚上的音乐会，戏剧舞蹈展示会时，如有附金银丝的衣服，不妨出笼，除可增加会场华丽气氛外，也可使人置身某种竟境之中。

义卖会或游园会时，可穿质地薄而柔和的衣服，尤在夏季更为合适。

参加野宴或户外旅行的场合，均宜穿质地好而轻便朴实的衣服，除非是出国旅游，即使穿毛线衣与牛仔裤（限国内秋冬季为主）也无不可。

短裤以夏季家居，或户外运动、比赛，或到海滨，游泳池游泳时穿着，否则很多场合穿短裤外出是不太适合的。

上班的服装，要质地考究，耐穿，剪裁合身且颜色朴素大方，并须保持衣着情况良好。切勿奇装异服或过份暴露。

最重要的是，不论你对服饰有多么重视，在选购时，都必须考虑你的经济情况，在允许的范围内，谨慎地选购，千万不要一时兴起，或在手头宽裕时，大量选购，花费过多的金钱，买了太多的衣服，到头来，反而不知该如何选择外出服饰，变成了什么衣服都看不上眼，形成了没有衣服可派上用场的心理，徒然使你更加失望，也浪费了不少金钱。

为什么应根据情势设立目标

好了，现在你虽然不知道自己过失行为的严重性，但你已接受这项可能性，也了解到自己的发展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其阻碍。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找出究竟是哪些行为，使别人对你有不良的印象和看法。在你检视自己的问题时，如果能依照下列的顺序，一步步执行，你所遭受的挫折会少一些。你所要做的事情是：

从别人对你的反应中寻找线索，这些可能是你过去不太留意，或完全忽略掉的。

客观地检视自己，为什么容易误解别人对你的真正看？

在暂时不改变自己行为的情况下，去好好观察自己一段时间。

选出跟你较投合的几个人，从他们身上探取更多的资讯，跟他们好好谈一谈。

最后，利用找出的资讯，为自己设立循序渐进的目标。

莎莉惊讶地说：“我真不敢相信他们会说我从不聆听他们的话。在我说话之前，我总是先等他们把话说完啊！”“没有别人跟你提起这件事情，对吗？”我反问。

我的话和部属对她的评语，使她静默不语好一会儿。

最后她又开口说：“当我获得这项工作时，对我而言，算是一次晋升机会。当时我的原上司，曾对我提过类似希望我改善沟通能力的话，但我以为他指的是我的会议报告能力，所以我去参加了公共演说的训练课程，还加入‘主讲人’俱乐部呢。如果他真的觉得我需要……他为什么还说我需要加强沟通呢？”她停下来，抓起几张报告中的一页，寻找着那句评语——“叫我不要对每一件事情都那么独断！”

莎莉又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又开口：“我怀疑他们的意思，是不是就跟丈夫说我太‘坚持己见’的意思一样？”“你记不记得是否有别人对你说过‘别太独断’或‘不聆听别人想说的话’等类似的话？你的执行检讨会上是否有过这类情况发生？”

她回答：“应该没有，等一下，看看这个就知道了。看！”她打开放档案的抽屉，抽出几份前两星期的检讨报告书，一页放她面前，另一页交给我。下列文字是出现在第二页，总评栏的内容：“你是我们部门内极具智慧及专业能力的重要人物。我特别欣赏你执行牵涉到公众人物和政治人物的困难工作时，所展现出来的决策力。但是就像我过去跟你提过的，你有时会忽略别人认为重要的事实和意见。在我们俩单独的简单会谈中，我也注意到这种现象。这可能是需要深思的问题，值得你注意。”

我将报告书交还给莎莉，她很快地看了一下第二页，微皱起眉头。接着，她很快又翻回第一页，然后交给我，上面的描述也一样。“你还有想到其他的事吗？”我问。“嗯，”她说：“当我还在大学时，我曾经跟我的室友大吵一顿，因为她说我是‘自以为是的母驴’，还说我永远交不到朋友。当然！因为她丢掉了我六个月的图书笔记，所以我也骂她大笨蛋。但是等到学期结束时，我们又恢复友谊了。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认真看待这类的小事？如果我的老板真的在意他在检讨报告上指示的事情，他应该会当面跟我说才对。但我从他那里所得到的讯息是：我很优秀。他对我的表现十分满意。另外，你、我现在会一起坐在这里的原因是：他说如果我想再晋升的话，最好多跟你讨教人际关系的技巧。难道这就表示我该听取所有人的批评，奉为圭臬？我真不敢相信。”

莎莉说对了一件事。人们常常因为自己感受到伤害、紧张，不安全，或仅仅因心情不佳，就会用毁谤性的评论去严责他人。你看，莎莉脱口骂出的“大笨蛋”，不正表达出她丢掉图书笔记时的挫折和不安感，而不是以理智来评论她室友的聪明才智？批评绝大部分来自批评者本身预设的偏见。

不论事情是否已扭曲原貌，可以确定的是，别人的怒骂、抱怨、偏见或鄙视，通常隐含着部分事实。但是像这类令人不快的批判和评价，也可能成为有利学习的基础：亦即如何善用你最重要的工具——你自己。说服自己相信这类负面意见的价值，保持自己头脑的理智和清醒，如此一来，你才能感受到别人对你的看法和评价的细微点。

为什么面对奉承难自持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自高自大、容易上“马屁精”当的弱点，普通人物听到赞誉之词飘飘然，大人物亦在所难免。

在人的自我中心意识中，包括了对自我评价的提高和对自身弱点、缺点规避的倾向。人们在许多事物面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客观的态度。但是，当人们面对恭维和奉承，或是一点小小的赞美，就很难不陶醉。伊索寓言里乌鸦经不住狐狸恭维自己“羽毛美”、“嗓子动听”，竟张开嘴唱歌，结果失去了嘴里的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自高自大、容易上马屁精的当的弱点，普通人物听到赞誉之词飘飘然，大人物亦在所难免，地位越高，权力越大，越有受阿谀奉承包围的危险，也就越有可能对自己的看法变形，许多小人正是利用人性的这一弱点以售其奸的。

清代的乾隆皇帝，应当说是一个比较有知识和修养的皇帝了，但他同样自恃清高、天赋不凡。他几次下江南，遍游名山古迹，所到之处不是题字就是赋诗，然而他那些诗，没有一首是值得传之后世的。御用文人纪晓岚看透了他的这一弱点，便在主编《四库全书》时，故意在容易发现的地方留下一两处错漏之处，上呈御览，有心让乾隆过过“高人一等”的瘾，乾隆当然发现了这些错误，发下谕旨加以申斥，心里十分得意，他甚至还召见纪晓岚，当众指出他的错误，纪晓岚乘机对乾隆的“学识”倍加赞颂，此后他一直在乾隆手下官运亨通。

像纪晓岚这样圆滑的人物深深懂得，没有人喜欢别人比他更高明，当一个人自以为处在居高临下的境地时，他的宽容心会来得更多，他的权力给人带的私利也会更多，因而奉承也有其独特的效应，这可称之为“马屁效应”。

前不久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位部长刚到机关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找人谈话，了解情况，这个机关的一位处长出差归来，主动找部长，恳请部长对自己提意见，部长便根据反映，向他指出：“不少同志提到你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不秉公直言，有点曲意奉承的味道，希望你能注意改进。”

那位处长急忙作解释：“部长，你真不知道，前任部长有多主观，多自信啊！他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我只能顾全大局，违心顺从，如果领导都像您这样谦虚随和，善于纳谏，那该多好！”“这倒也是。”这位部长莞尔一笑。

这件事情耐人寻味。奉承手段居然能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人性的弱点是这样愚昧可笑。

人们喜欢溢美之词，可是参于批评和指责却有一种本能的、甚至是顽固的反抗心理，这可称为“言错效应”。

虽然中国历代朝廷常设有谏官，但真正虚心纳谏的皇帝却屈指可数。史书上有许多君王听不得大臣的批评，甚至杀掉大臣的记载。殷代的贤臣比干，因为对纣王的荒淫无道进谏而被杀，其尸体被剁成肉酱。春秋时期，吴国的贤臣伍子胥因为屡谏吴王夫差，夫差恼羞成怒，逼伍子胥自杀，抛尸长江。我国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但史官一旦记下诸侯贵族的丑恶，便难有容身之地。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太史照实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只凭此一条，下令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史官，仍然这么记，崔杼先后又把他们杀了。

唐太宗是个有“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美名的皇帝。他曾问魏征：“人怎样才能不受欺？”魏征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太宗深以为然。但太宗在纳谏过程中，自我中心意识也时时露头。比如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出嫁时，其嫁仪排场要超过大女儿。为此魏征直言谏阻。太宗到后宫见到长孙皇后发狠道：“总有一天杀掉这个乡下佬！”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征当众侮辱我！”皇后不敢多话，马上换上朝服煞有介事地向太宗祝贺：“古语说得好‘君明臣直’。魏征的直是陛下英明的缘故，妾向陛下祝贺。”太宗这才消了气。其实皇后还是用巧妙的恭维话解决问题。

唐太宗到了晚年，批评也不大听得进了。那些敢于进谏的大臣先后去世。他跟大臣议事，常常是夸夸其谈，务必压倒对方为止，刚强高傲。日胜一日，以致生活上好色自戕，竟服食方士药，政事上又有多处失误，如大修宫殿，对高丽穷兵黩式；特别是在接班人问题上严重失策，让平庸无有的儿子李治（唐高宗）接位，导致后来武后专权。唐太宗在虚心纳谏方面，虽有“善始”，未能有“慎终”。唐太宗尚且如此，其他皇帝就可以想见了。

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无法彻底摆脱自我的局限的。但人虽不能彻底摆脱自我的影响，但是经过自觉努力，还是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使自己进步的，达到比较客观地认识世界和比较自由的进行创造的境界。人总是在失败中前进，在社会实践、科学实验中碰了壁，受到挫折之后，就不得不去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寻求新的道路。此外，新的信息的输入，发现原有信息的错误，群体的监督制约会使个体抑制私欲，等等。这一切都是促使人们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外部条件。在外部条件的促进下，更主要的是要和自恋自大心理作斗争，突破个人中心意识的过分膨胀，即“贪欲”的恶性发展，合理“节欲”，德谟克利特说：“和自己的心做斗争是难堪的。”这需要自己坚实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断地突破自我，超越自我，从而进入不断发展的境界。

为什么第一印象并不能判断人的真貌

所谓第一印象效应，也就是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先入为主”，它是指人们初次交往接触时，各自对交往对象的直觉观察和归因判断。在现实生活中，首因效应所形成的第一印象常常影响着人们对他人以后的认知。对某人第一印象好，就乐意接近，并能较快地取得和相互沟通，甚至“一见钟情”。反之，和线印象差，便会产生反感，即使以后由于各种原因难以避免与之接触，但也会很冷淡，甚至“告吹”。第一印象一旦形成，对后来观察和感知到的内容往往不大注意或被忽视，即使后来的印象与最初的印象有差距，也会服从最初印象。毫无疑问，良好的第一印象会为以后的人际交往和工作条件带来诸多便利。所以，与人接触时，一定要策划好第一印象。

但是，就是这偏执的第一印象，若真的在头脑中被“定格”，也往往把人际交往关系引入误区，陷入“表层”的认识之中，而忽略其交往对象的真正的本质内涵，甚至被人故意伪装的假象所迷惑而上当受骗，从而影响到人际关系的正常发展。

子羽曾是孔子的学生，第一次拜见孔子时，孔子对他其貌不扬，印象不好，觉得长相这么丑的人怎么会有才气呢？所以对子羽态度很冷淡，不愿尽心教他。子羽感到没趣，只好退而自学。以后他刻苦励，终有成。孔子知道后深为后悔地发出了“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感叹。应该说，作为卓越的教育家，孔子对于怎样知人是有一套较为深刻的见解的，可遇一体问题，有时也会忘了知人应取的客观标准。这说明，知人、识人应当力戒“以貌取人”。

我国有个成语叫“纸上谈生命”，讲的是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的故事，赵括其人，夸夸其谈本是缺乏实际作战经验之辈。听了秦国反间计的赵成孝王，不听赵奢对赵括评价，向一个只会饶舌的假将委以重任。结果，40万大军全部覆灭，赵括也中箭身亡。这个典故说明知人、识人应当力戒“以言取人”。《涅磐经》中有一则“群盲摸象”的故事，说的是几个瞎子以各自摸到的象牙、耳朵、腿和尾巴为依据，说大象的形状象萝卜，簸箕，柱子和绳子等，他们各自以为是，争个不休。它使人们在忍俊不禁之时，得到启示：识物、知人，应当力戒“以偏概全”。

以上三则小故事是知人、识人的三戒，它同时告诉人们知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东坡就曾感慨地叹异道：“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但是，人们不可如此悲观，人的内习虽然看不到，却并非不可捉摸。白居惚在《放宫》中诗云：“赠群一法决狐疑，不用钏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材须告诫一年期。”还有“知人知面要知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听其言，观其行”等许多前人总结的识人经验值得借鉴。

一般来说，知人应当全面感知，深入了解他人的人品和学识，既要了解其气质、性格、能力，还要了解其兴趣、信念、理想及世界观，着重解性格特征和品行修养。褒人的正确途径是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客观观察，不能大而化这，要细心关于察微从细小的外在表现发现内心度其之腹，要实事求是，贵准、贵实，不道听途说，不被假象所迷惑。

知人，选择朋友，只有在其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在他不是刻意表现自己的时候去观察他，有仅要听其音，更要观其行；不仅要看他对自己是否体巾入微，还要看他对其他人和事态度如何；不仅进行观察他本人，还可以观察所接触交往的其他人。这样，就能较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看到人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走出第一印象所造成的误区。

为什么运气善变

有多少人与自己的本质紧密联系，连死亡都无法使他们分心？切莫等到死才弄清楚；当下就要培养，就要为死亡作准备。

有个朋友学禅已有一段时日，他向一位抵美不久的禅师求教，询问能否追随大师学禅。大师回答：“你有没有为死作好准备？”朋友困惑地摇头，说：“我不是来求死的，我是来学禅的。”大师说：“如果你不愿死，就没有坦然走入生命准备。等你不抵抗任何事物，准备坦然进入生命之后，再来找我。”

如果我们不肯坦然接受可能发生的事、拒绝接触任何可能的事件，悟力会缩小如管窥，以及排斥一切不讨喜欢、无法接受的事。我们无法接受那些不能强化自我形象的事物；我们幻想自我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因此，我们排斥许多事物，昏沉地面对大多数事件。

美国印弟安人发展出一套为死亡预作准备的了不起的方法，他们运用死亡之歌来培养对死亡的坦然接纳。步入青春期的印第安人要通过成年体，只身进入荒野，行数日斋戒及祈祷，以接纳未知并且接受对来生的指引。他们往往经历完满的观想，这个观想自然而然引生疗效或死亡之歌，受到威胁或压力之际，这首诗歌是维持与圣灵接触的媒介。还有些人从祖父是中习得死亡之歌，或得自与他们刚杀死的动物的融合。这是一种立即专注之法，即使面临大悲大难，它也能维持心灵开敞，心念澄明。当你摔下马背，或面对危险的动物，或吃了有毒的食物，或发高烧卧病之际，死亡之歌会立刻进入心念中。这首诗歌已成为印弟安人的一部分，需要时可信手拈来，它会产生对陌生事物和死亡的熟悉感。

试想，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千钧一发的阴影，唱过上百次死亡之歌后，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躺在一块巨石的阴影下无法动弹，被蛇咬过的身体发烫，毒素使你渐渐四肢瘫痪。但是你并非无助，你有一条强固的通道，顺着它一步步走向死亡。由于这个方法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许多美国原住居民死时是澄明的。因为他们采行了这个方法，使生死合而为一，他们可以专心观想未来，从容越过已知。

哈塞德教派——正统犹太教中略带神秘色彩的一支教派——有一条教义，谈的是对当下可能发和的任何事预作准备。该教义主张，人是为了生命中某一时刻发生的某种特殊事件而生。可是你并不知道几时会发生，必须时时刻刻悬着心，这样，考验来临时才有准备。这个教派教人开明接人不知，以及接受单纯的存在。人无法规避任何一刹那，只能培养对未知的坦然开放接纳。如此一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全神凝注。

在这种不知的状况中，我们时时刻刻提神注意。只要承认自己不知道，就会非常警醒，就像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的猎物皆可在其中移动的开阔空间。他不再是个名词，他变成了动词。他是“站”这个动作。

这样提神注意生命，是对死亡的最佳准备。这表示开门迎纳任何事件，不排斥任何可能，假如除了死亡之外，其他都可以接受，到头来会发觉，除了死亡和损失之外什么都可以：接着是除了死亡、人和馊了的牛肉三明汉；再来是除了死亡、失去、馊掉的牛肉三明治和水管不通。可以接受的事愈来愈少，大半生囿居的自卫牢笼愈来愈狭窄，直到最后没有人能进入牢笼才算“安全”。我们孤立了，与世界隔绝了，没有人再来摇撼我们的笼栅。

印度教的传统中也有这种全神注意生死的例子。依照这条教义，临终口念神的名字，可以意识清醒地归真。那一瞬间，你可以抛开心理投射，与人世的实相共存。圣雄地在傍晚时遇刺，他走到花园中，一名男子上前开枪射穿他的心脏。他倒下，口念：“拉摩。”拉摩是印度教神祗的诸名之一，千千万万的印度教徒毕生专注奉神，期望死时心中充满它的名字。就像临死时念“慈悲圣母”的人，他们的死亡是进入明光的通道。有多少人与自己的本质紧蜜联系，连死亡都无法使他们分心？切莫等到死才弄清楚。当下就要培养，就要为死亡作准备。

附带提醒，“神”这个字眼并非对所有人都用得上。“神”是出于找不到适当方式表示潜藏的真实。自然、道、达摩、真，这些字眼都可以用，也同样不足以表达言语无法描述的力量。对许多人而言，“耶稣”不只是历史人物，更是描述无瑕心的语词；“佛祖”不是古印度的王子，而是清净本心。

偶尔，我听人说：“别担心，时辰到了，我会打禅的。”愿老天保佑了！等到时辰到了，现有的精力极可能不在了。心念难以专注，恐惧封闭了心灵，想想看，两边各有一支高传真喇叭放出剌耳音乐，这种状况下试着打禅是什么滋味。这个比喻尽管有简化之嫌，多少可以表达出死亡的恐惧和痛苦在那一刻多么让人心乱。

万一在极度痛苦中死亡，有什么样的准备来保持心念柔软、开？接受那一刻给予的一切？你做了什么来保持心念开明、注意，不致因某个观念或想法而阻碍了宝贵的机会？坦然体验下一个未知片刻的实相。

名利并不比华服或聪明更有助于准备死亡。活着的时候你做了什么死亡准备。

不管做了什么准备，都有助于生命。甘地的样近神祗、死亡之歌、哈塞德教派的迎纳未知，皆使生命成为更丰富、更欢喜的经验。

穆林斯行文述及一名藏僧，觉察死之将至，求达赖喇嘛开示。达赖喇嘛写道：“人背负生命之提穿过死亡之门时，既不能带着亲友仆人，也不能带着财产同行。动物才心有系念，人应舍却系念。”“无论人在妄想之颠获得多大的快感，终必重坠苦难，在无明的轮回上旋转，无所庇护，人应舍却贪念。”“我们周遭无限的生命，还有慈心养育我们的父母，都是惟求喜乐的生物。人应舍却恶念。”“知性能觉知的事物，根本皆是空，我们却不断在幻境中奢求真，请舍却自我禁闭。”“待死期降临，心要舍却曲解、恐惧和迷信。避开虚妄的希望和恐惧……待肉身隐微的精力渐渐消失，细微的死亡之念升起。然后将之转入根本明光，安住不移。”

想理解“安住不移”有多么困难，不妨留意一下，就算心念和精力都健康的，要保持凝注于当下有多困难，潜在的批判或恐惧的习性多么容易使心念陷入焦躁与试图控制命运的狂涛。

假如胰脏在抽痛，或骨癌使得你找不到舒服的姿势，是不是更容易分心？

寻自身极度不适，而周遭心爱之人皆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要唱着死亡之歌，保持爱和接纳之心，会有多么困难？

我曾陪伴许多临死之人，目睹他们在身心折磨的情况下，心念必须相当清明开坦才能保持柔软，跟不速而至的恐惧共存，然后说：“对，是恐惧，没错。”广阔无垠的承认让人无惧，因为这时“我”并不是首要的经验，心念中没有空间容许恐惧常住。

有一个做法会有用，就是培养对不讨喜念头的开明包容，承认自己的抗拒和恐惧，让心念柔软，包容它，任它自由漂浮，放下它。假如你写一张清单详列出你所抗拒和隐藏的念头，会发觉这张清单简直就是人格素描。倘若去认同这个人格就是你，你会夸大对死亡的恐惧，妄想失去个体的存在。

列出你拥有的一切，自认的一切角色，喜爱的一切，这张清单就是你与实相之间的距离。这些正是你执恋不放的地方，你会把焦距放在这些地方，不会越过它往远处看，非但不会看见碰巧来到这地方的前因后果，反而将这碰巧当做唯一的真实。这就是短视的本质就是使我们陷入夸大虚妄无法自拔的习性，就是使我们难以放开难耐的执拗。

佛陀说，运气就像马尾的咻咻声一般善变。明天可能是你罹患四肢麻痹长达30年的头一天，你作了些什么准备，可以让自己开放接纳这样一个内在生活，并且无论再遭遇什么事情，都可以运用这遭遇来丰富生活的重心？这是一个不断开放接纳生命的过程。愈是开放迎接生命，死亡愈不是敌人。而当运用死亡调整生命的焦距时，一切均回归原貌、成为实相，只见当下这一刹那是一个真正活着的大好机会。

这时，观省的题目成为“是谁要死？”你回答的第一句话是：“我要死了。”接着：“唔，假如是‘我’要死了，‘我’又是什么？”你纳闷这个“我”似乎不完全指任何一种心念的想像，任何五管感觉到的声、色、味。于是你问：“我难道只是这一连串一闪即逝的念头？可是我有名有姓、有脸孔、有名声啊。”然后你觉察到“我有名有姓”只是另一个念头，是掠过广阔心念的一个泡沫，过一会儿心念又在想别的事了，“我”只是一个念头，没想到它的时候，这个“我”又在哪儿？

一旦观省意念，就会发觉所有意念都是旧的、事后的，这实在很有趣。理解是基于记忆，拿走记忆，也就是拿开你所收集信以为真的观念和符号，然后，你走在路上，就只是在走路。你体验任何事物都不是二手的，你体验的是事物本身，没有什么后见之明来告诉你“某人”在走、在看、在体验。

假如你走进一个房间，突然记忆消失，你会在每一件曾熟悉的客体上体会到一种“新的美好”。你会以新的眼光看见明亮的真实，熟悉感消失了，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和周遭一切都有了新的生命。每一刻你都会看见奇迹。

为什么成见封闭真相

几年前，我在亚利桑纳州南部一处动物保护区当主管，那地方是一处极佳的候鸟迁徙休息站，有大约125种鸟类暂栖，是某种北极候鸟迁徙的最南端，也是某种南美洲候鸟迁徙的最北端。那是片非常肥沃的绿洲，有缤纷的色彩、美妙的歌声和群鸟飞翔。我到保护区上任时对鸟类可说一无所知，但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带鸟类专家四处观察，因为我知道各种鸟类的不同暂栖地，也知道响尾蛇和危险状况可能在哪儿出现。跟专家们同行，他们一路上说：“噍噍那只朱红色的食虫鸟，”或者“那儿有一只加拿大沼泽鹰。”我发觉自己走在林间，看见“朱红色食虫鸟”而不是朱红色的实相，“沼泽鹰”而不是真实。心念能够把事物转变成事物，给它命名，抹杀每一次单纯接触的清澄。心念委实有本事赶走事物的原貌。

受到心理制约的心念，习惯将真实转变成观念或想像，阻止我们面向生命。我们舍却光明的真实，换取它所投下的晦暗。

不管我们对死亡有什么说法或观念，其实我们一无所知。若说人脱离躯体之后，天下有个超级冰淇淋甜筒正等着你，其实只是一种想法。事实是否如此并不重要，因为它们只是个想法。拿观念取代当下的实相，就会活在晦昧不明中，因惑失措。即使如“躯体死亡、意识续存”这种想法，也只是心念中的一个泡沫。但是，假如经验是对事物的想法而非事物本身，那么，要如何开明接纳那到头来与想像大相径庭的真实？一旦生命与自己百分之百肯定是“真”的东西抵触怎么办？一旦事物与我们对它的想法抵触，就难以保持心念与心灵的开坦，看不全生命中的奇妙。由于“不可能”，体悟很快被当作不真实而加以合理化，并且随之放弃。

人怎能对不可能的事保持开放接？万一死后耶稣站在你面前说：“我是无神论者”呢？一到头来真实与你的想像不一样呢？要是你读这本书时，预期读完之后就可以获得如何生死的速成食谱，那么，书中提醒对自己下工夫的这番话，就是白说一场了。

要是你到一家自认为城里最好的中国餐馆，事实上却是一家德国餐馆，你很呆能会想着中国菜，而尝不到味道。期望造成管窥，让你只看见焦距集中的那几根牢栅之间的事物；你怎么可能再对“啊，是德国酸辣牛肉”保持开坦接纳呢？

从某方面来看，我们有那么多机会接触预期之外或不讨喜的事物，但对死亡竟然如此缺乏准备，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事。每次身体不适、罹患感冒、得了肾结石或腰酸背痛，都有机会觉察迟早会染上某种不会消除的病痛，最后使我们的肉身蚀灭。可以把这类情况当作机会，练习死亡之歌，练习甘地的亲近神祗。外物一再提醒我们，人生只是过程，我们有一个又一个机会可练习放下固着，融入进行中的过程，藉此体察那片开阔无垠。

何苦等到病痛严重得无力集中心念？为什么不利用每一次病痛、感冒、着凉、小伤，提醒自己放开心念，坦然接受迟早会出现的剧痛？

病痛临身，我发觉可以选择坦然接受、不隐藏、不排斥、不强化。一旦我把它视为老师而坦然开放接纳，它就不再强化“受苦者”、“环境的受害者”的念头。它就是它，试着坦然迎接它，就会发觉它是对下一刻可能发生任何事的绝佳准备，是一种更深层的放下，它让我明白自己对生命的预期是多么执拗。生病或是不小心拿榔头敲到拇指，都可成为一种准备——准备迎接不可能的事、接纳死亡，还有生命中下一刻的未知。

禅师阿强查拿食指和拇指比出一英寸距离，说：“你只要了解这么多，就是当下这一刻。”能坦然开放参与当下这一刻，就比较可能对下一刻提神注意。就算下一刻是死期，也会坦然迎纳。对死亡只有一种准备，就是坦然迎接当下这一刻。假如你活在此刻，自然会参与下一刻。

卡斯坦内在记述受教于唐璜的书中，一再提及老师如何尽力引导他注意这一点。但是卡期坦内达理性的心念中，翻腾着无数对生命的想法。唐璜运用了书上的每一种技巧，包括卡斯坦内达对未知的恐惧，来引导卡斯坦内达注意生命开展的当下。他要求卡斯坦仙达超越心念：“有知识的人用心灵选择道路，循此道而行……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倏忽即逝……他知道，因为他明白没有什么是比较重要的。换言之，他没有荣誉、没有尊严、没有家、没有国，只有生命要活。”

谁跟真理亲近到可以活得不带尊严、荣誉？谁信任当下这一刻，可以不必制造某种专断的道？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就是道德本身；他们认知自己就是生命所体悟的光明本体。谁信任本性光辉，容许自己在当下这一刻，对必要之事做出适当反应？

有一位病危的人获知身体情况有了变化，病情可能好转。在等候化验结果，看究竟会在数周之内死亡，或是下床走路之际，他对妻子说：“你知道，不管是死是活，我已经看清我要做的工作是一样的。”

去正视这一刻、完完全全活在当中、时时刻刻参与自己的生命、心怀悲悯地观省自己的感觉、听闻和所见。不以分析的心念观察它为什么、在哪一方面或如何与自我形象及宇宙模式对应；而是以敏锐的观省对开展的一刻抑持崭新的好奇。

大多数人开始坦然迎接生命，并不是因为生命中有喜悦，而是因为有痛苦。痛苦指出自我形象的局限；超越自我形象的“安全地带”，就会因无法掌握而惴惴不安。这就是我们的界限；我们抗拒生命，为自卫而封闭心中之关口。我们的界限正是构筑牢壁的基底，撩拨这界限表示愿意走入未知，接近真正的成长。一旦趋近界限，就是接近真实；开始撩拨界限，我们跨过了死亡的恐惧，跨过了“某人”将死的想法，走入存在不朽的完满。

每天早上独坐片刻，让心念沉静下来，就会觉察到这个界限。觉察到心念中升起的每一个念头评头论足的东西。注意自己与配偶、子女、上司或父母的关系，也会觉察自己的界限。紧抓这界限使你看不清死亡的真相，同时使得死亡在你眼中显得那么真实明确，而完全不是转入下一个未知的另一个转换过程。

有个例子清晰显示出每个人的界限是不同的。我在加州时，有一天，我与20多人到约书亚树国家纪念碑攀岩。开始攀登之后不久，有几个人停在一百英尺高处，其他人继续往上爬。250英尺处，又看到好些人坐在高度指标前。大多数人都到了恐惧容许的极限，只有少数人为了停止手脚颤抖匍匐前进。他们低着头，仿佛抵抗着自己的界限。攀至峰顶，好几个人手舞足蹈，朝着回声荡耳的旷野呐喊。有意思的是，当时我注意到，即使只爬到100英尺处的那些人，要是肯撩拨自己的界限，他们的成绩可能更胜于那些一路攀至顶峰、无惧垂直坠落、在这件事上并未触及自我界限的人。你可以清楚看每个人的界限，就如岩壁上一道道清晰的岩层。

与宇宙万物一样，人的界限各有不同，而且常变。我们留意到自己的牢笼各有不同的性能和可用空间，我们怀着怜悯心走向界限。越过界限的每一步都是慢慢的，小心翼翼的；怀着爱心，不要强闯，轻轻地穿过自我想像的界限，一步步越过它，进入无隐无执的自由。

不久前，一位相识多年的女性打电话给我。她曾经是个妓女，嗜海洛因成瘾。这种日子她大约过了十二年之久，直到两年前，她的好友因用药过量死在她怀里。她说实在无法再逃避，太痛苦了，她下定决心不再退缩，要一头走到自己的界限，尽全力拨弄它。她迁离旧金山市区，在郊区找到一间公寓和一份工作，开始“一根根骨头拆散自己”，巨细靡遗地检视自己。

如此激烈的做法，企图弥补多年的逃避，同样易于制造出某些自我批判的念头，她发觉这些念头亦须解决，亦须视为一种界限，放开它。

对这项省察立下深切的誓约。她愿意停止用一时的满足来止痛，以探究受苦者是谁，以及受苦的本质。她说她必须走到一个无法回头、只能往内走的地方。

诚然，始料未及或不讨喜的念头会把我们带到痛苦的界限上。我们因此开始观省痛苦和矫作的肇因，触及一向退避的恐惧、怀疑和愤怒，轻轻进入它。我发现自己往往并不知道什么是愤怒、恐惧叵愧疚，为我总是摒拒这些感觉，或强制性地表现出这些念头，懵懂不明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这些质性是什么，每触及自己的界限，就缩入自己褊狭生命的昏聩中。我们把这些质性评之为配不上想像中的自我。为了保护某种配得上的固执概念，非但没有把自己的感情或痛苦当作要我们走出牢笼的信号，反而退避生命的界限。我们耽延生命，一如企图耽延死亡。

有个在泰国出家为僧的朋友，请一位禅定大师收他为徙。大师与他会面时，说：“希望你不怕吃苦。”想求得真理，就不能抗拒驱策自己。我们总是不停地隐藏、矫作，虚造可以接受的真实，不肯面对那蒙蔽体悟的痛苦和抗拒。我们不停地规避解脱，不愿坦然面对多年延搁生命而封锁起来的东西：心灵是一层层外壳，我们对自己残酷不悯，害怕放开自以为的我。

这就是我们的境况，只要注意它，但不必对它做批判。我们每个人都有太多不讨喜的念头，于是我们打退堂鼓，限制自己对下一刻坦然接受的程度。恐惧浮现，我们封闭起来；疑念、愤念出现，我们封闭起来；死亡来临，我们一样封闭起来。

为什么机缘决定爱神的命运

我父亲是在一场扑克牌局中结识我母亲的。他说，母亲是他生平所见最会虚张声势的人。当时她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棵榆树的树荫中和5个男人一起打牌，笑容甜美，举止娴雅，谁都没想到她原来那么善于使诈。她把那5个人都击败了。我父亲对她大为倾倒，眼睛一直盯着她。

那是母亲服务的公司一年一度的野餐，野餐之后父亲送她回家。过了几天，父亲从芝加哥他自己家里寄了一张明信片给母亲，上面写道：“记得我吗？千万请记得我，因为这两天我会打电话给你。大卫上”

母亲至今还保存着那张明信片。我不知道她那时为什么会留着它。虽然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母亲那时可还没有对父亲心仪——至少她并末自觉如此。

我们成长期间，父亲常常告诉我们，他那天能参加野餐，完全是机遇凑巧。他是一家大电子公司的推销员，出差到堪萨斯城去见几位客户。那个星期六上午，他回堪萨斯城分公司去打电话，刚刚坐下，电话铃就响了。对方是位和他有业务关系的当地广播电台经理。“大卫！你果然来了，我真开心，”那经理说，随即邀他马上过去参加他们的年度野餐。

母亲是那家电台的撰稿员。父亲说，他那天早上要是没有去公司，或者迟两分钟才到达公司，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听到父亲这样说，我们各自捏了一把冷汗；要是父亲和母亲当日错过相识的机缘，今天就不会有我们了。

每次父亲去堪萨斯城，母亲都会和他见面。但是她也和其他男人约会，包括一个我们至今仍偶尔提起的汽车推销员。

母亲认识父亲之后不久，这位汽车推销员送给母亲一只表作生日礼物。在那个年代，送此厚礼是表示二人就要订婚了。但是母亲退还了手表。几个月后，一天晚上，她把我姥姥从睡中叫醒，告诉姥姥她准备和我父亲结婚。

婚后几个月，父亲调到东部，他们在纽约定居。

我8岁时认识我的未来丈夫。那时他在上中学，是我哥哥的朋友。起先我对他只有模糊印象，因为我喜欢的是哥哥另一朋友。

15年后，我后来嫁的那个人回纽约过圣诞节。

一天傍晚，他到我们家来接我哥哥出去玩，看见我在另一个房间里，便悄声问我哥哥：“她是谁？”

我哥哥诧异地看着他，回答说，“我妹妹丽莎呀！”

他走进房来，再次自我介绍，并假装不会包圣诞礼物，我也佯作相信他，帮他把礼物包好。其后几天，他老待在我们家。母亲对我说：“我不知道他喜欢谁，是你还是你妹妹。”

我可心里有数，但几天后我却飞到西岸去和另一个男友欢度除夕和元旦。我虽然心有所属，却还是不肯承认。

如果他没有在那个圣诞节出现，如果我和另外那个男友不是关山迢迢，如果我不是心中已许（虽然我还不自觉），我后来也许会嫁给在西岸那个男人，再不然就是和另一个人结婚。

有时我会暗想：我们常常被机缘支配，给送到某个地方，面对这个或者那个选择。由于机缘凑巧，也由于我们自己的抉择，我们放弃了本来很可能过的生活，以及本来很可能遇上的种种截然不同的热情、欢乐、烦恼、失望。

要是父亲没有参加那次野餐，要是母亲选择了那个汽车推销员，她会有不同的子女，以及完全不同的婚后生活。

有好几次我深夜才回到家，发现外子手里拿着本童话故事和女儿相拥着入睡了。我禁不住心想，要是机缘或我们自己的抉择把我们引到了不同地点，我们现在的生活会怎样呢？我想到很可能得不到眼前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丈夫、这样的女儿、这样的爱情，不由得不寒而栗。

我的家乡克鲁克顿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西北角，是个有8000人的农村，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戈雷琴例外。

原因之一是她姓艾克贺夫。她的家族是克鲁克斯顿的豪门，住在红湖河边一族砖建房子里，每年夏天都到50公里外联合湖的别墅去避暑。

戈雷琴得天独厚，更貌美如花，却全无架子。她在学校里总是很快就和新同学熟落，又乐意为成绩不好的同学补习。念高中时她参加许多不同的社会，和不同背景的人交朋友，包括农家子弟、运动员、脾气古怪的人，对所有人都和蔼可亲。1975年她当选中央高中“全垒打皇后”。戈雷琴显然是人中龙凤。

我和戈雷琴只是点头之交。我是运动健将，样子也算端正，不过自信心不足，在女孩面前更是如此。我觉得她们神秘莫测，比曲棍球比赛中迎面而来的疾飞球还要吓人。

正因如此，1977年夏天我和她在村里一个年轻人天地重逢那夜所发生的事，教我到现在迷惑不解。当时我刚在附近大福克斯市的北达科他大学念完一年级，见闻远比我广博的戈雷琴则在加州史丹福大学读完大一，回家过暑假。

她高兴地和我打招呼。我记得她拉着我下舞池时，感觉到她的手像皮革般粗糙，那是因为她常在联合湖上划艇的缘故。她和我差不多高，杏仁色的皮肤润泽无瑕，眉清目秀，牙齿皓白，蜜色的秀发垂下来披在肩上，无袖的白衬衫在舞池的闪灯下发光，衬托着一双因为常常游泳、骑马和划艇而长得强壮的古铜色手臂。

我发现戈雷琴舞跳得不好，但是跟着音乐跳得很起劲，一直轻柔地笑着。几首音乐后，我们站住聊天，也于音乐声很大，我们必须扯大嗓子。我送她回她的车子去时，大街上冷冷清清，交通灯只闪着黄灯。我们手牵着手走，来到她车子的旁边，她示意我吻她，我欣然从命。

那个夏天很偷快，但我始终无法独占戈蕾琴的芳心。她喜欢我，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她终于透露，两年前她曾是我的“守护天使”——在曲棍球比赛前把饼干和鼓励字条放在我的储物柜内的那个神秘人。

可是克鲁克斯顿的男孩都知道没有人能抓得住戈蕾琴的心。那个暑假她热情地回吻我，下一个暑假也如此，但对她来说，我只是她从童年迈向成年过程中一个插曲，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在前面等着她。

因此戈蕾琴和我很少谈到一般生活以外的事。她从不谈未来，也从未提过有什么忧虑或伤心事。她一直没告诉我她读小学六年级那年曾滑雪出事，摔断了双腿，之后好几个月去哪里都要父亲抱着去。后来戈蕾琴重学走路。多年后，她的家人认为，她待人热情而性格独立，都源自那一次意外。

我对她当然着迷，而且习惯向她坦率表白。这个习惯显然不怎么好，因为每次我示爱之后，她总是会暂时疏远我。我们都还在念大学，还不宜疯狂相爱、山盟海誓。1978年一天晚上，戈蕾琴和我一起，突然说出了一句在我这种处境中的男孩最怕听到的话。“蒂姆，”她说，“我想我们只做朋友算了。”

我告诉她，我已厌倦她玩的把戏，而且我不是她想象中那么傻。说完我就怒气冲冲地跑掉。第二天早上我气消了，于是给她送了些玫瑰并附了张便条向她道歉，表示希望继续和她做朋友。

大约一个月后，我和戈蕾琴再开始约会。我学乖了，不再痴情迷恋，并且装作矜持冷淡。

这种策略我巧妙地用了几个星期，戈雷琴终于忍不住，问道：“你出了什么毛病？”“你说什么，我有毛病？”“你在演戏，”她说，“你最近一直在演戏。”“你说的对，”我说，然后告诉她我的用意，说我装作冷冷淡淡是为了不想失去她。她生气了；在我记忆中她就只发过这次脾气。然后她建议跟我来个君子协定。

她说：“你不演戏，我就不离开你，至少这个暑假结束前不会。”

我立刻接受建议，而她也遵守了诺言。戈蕾琴回史丹福大学前，和妹妹在湖边举行大型舞会。我心想，戈蕾琴身为主人，要忙于招待宾客，大概没有时间陪我了。

热闹的舞会过了一半，她示意要我跟着她走。她跑到码头尽扑通一声跳到清凉的水中，游向远处的浮台，古铜色的双臂划强而有力，姿势优美。我游到浮台时已经筋疲力尽，她伸手把我拉了上去。

我们在浮台上逗留了很久，二人用脚尖踢水，看岸上的人群。我心想，这真是向众人表明我们友情深厚的好办法。

那几个星期太美妙趣横生，简直就像活在梦中。有天晚上我们道别时，我终于撤除最后一点伪装，告诉她说我爱她，她只是露出笑容。

9月初我回到大福克斯上学。戈蕾琴和朋友茱莉·珍纳琪从克鲁克斯顿开车来看我，二人在我的宿舍房间出现时，我惊喜不已。她们拉我出去跳舞。

9月中旬戈蕾琴要回史丹福大学了，我为她送行。她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心神恍惚地在她家的撞球桌上打球。她收拾完毕，我们到她家牧马的草地最后一次散步。天气已经转凉，我想到人生如戏，我们俩即将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不禁有些伤感。不过一想到过去两个暑假共度的美好欢乐时光，我很感激上天对我眷顾。

戈蕾琴计划明年暑假留在加州找工作。在她看来，生命中严肃的阶段即将来临。我也明白什么事将要发生。

回到她家门口，我向她道别：“珍重。”“不要说珍重，说再见，”她说。

我回到学校，由于有了和戈蕾琴来往的经验，我胆子大了，不久便开始和新闻系一个同学约会。戈蕾琴则爱上了史丹福大学足球队一名健硕英俊的中锋。

1982年10月9日晚上，我打电话到加州祝她21岁生日快乐。她谢谢我打电话给她，但似乎有点心不在焉。我听得出她那里正在举行舞会，人声嘈杂，于是匆匆挂断电话。10月13日，黄叶即将落尽，蓝天上万里无云，空气清爽凉快。我那一天的课已经上完。人难得同时既感快乐又感满足，但是那天早上我的确同时有那两种感受。

我刚回到宿舍房间，电话铃就响了。我听出是茱莉的声音，心里很高兴。她下个月就要结婚，现在大概是要告诉我戈蕾琴已决定回克鲁克斯顿参加婚礼。

茱莉硬咽着告诉我，戈蕾琴去世了。

茱莉说，戈蕾琴在前一天下午接受了一个同学送的生日礼物：乘坐小型飞机。飞机升空不久就失去控制，坠进沼泽，戈蕾琴和她的同学当场丧生。“戈蕾琴的父母问你是否愿意帮忙扶柩？”茱莉问。“我很乐意，”我回答。

这句话一出口我就觉得很别扭。“乐意？”你真的乐意去帮忙埋葬一位朋友，一位聪慧开朗、前途一片光明的美女吗？我离开宿舍，漫无目的地到处乱走。后来有人告诉我，我当时找了学校的神父，但是18年后我完全记不起曾有那么回事。

那天下午我回到克鲁克斯顿去，找我中学母校的曲棍球教练。他开车带我去兜风。我对他说，戈蕾琴去世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还有心情去买菜、去加油站，做诸如此类的琐碎事情。“人伤心是怎样的呢？”我心想，奇怪自己怎么没有眼泪。

星期六晚，我开车去艾克贺夫家，路上经过戈蕾琴和我曾经散步的那片牧马草地。那家人悲痛之余，把我看作他们家的一分子。戈蕾琴的母亲特地去找来她女儿和我几星期前合拍的一张片。照片中我眯着眼，手臂轻轻搂着戈蕾琴的肩膀；戈蕾琴则笑容灿烂，皓齿在杏仁色皮肤衬托下显得格外洁白。“蒂姆，戈蕾琴非常喜欢你，”她母亲说。

丧礼后那个晚上，来追悼的亲友约好在一家用餐厅聚会，我在餐厅外和乔尔·鲁德坐在他的车子里。我们念中学时是校队队友，也是要好的朋友，经常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开车到郊外去兜风，大谈体育、学校、爱情和末来的抱负。这时和他重聚，我的悲痛终于爆发，但是也感到安慰。

乔尔谈到戈蕾琴时，有一阵子突然喉咙梗塞，说不出话来。我看见老朋友哽咽，理智与哀伤之间的障碍立时粉碎，泪如泉涌。

第二天早上，乔尔和我参加出殡行列，从湖边艾克贺夫家的避暑别墅前往附近的树林。戈蕾琴的姊妹轮流捧着骨灰罐。天气清凉，阳光照耀，落叶在脚下噼啪作响。

我们来到一棵孤单的白烨前；四周全是棕色的枫树，这白烨的白色树皮特别显得突出。戈蕾琴和父亲、妹妹多年前发现这棵树时，曾把名字和日期刻在树身上。

有个人读了祷词，戈蕾琴的父亲把骨灰罐放在白桦下的穴中。在我们上方，清风掠过刚掉光叶子的秃枝，发出沙沙声响。我几乎是最后离开的。那天我从树林里出来，就迈进了另一个世界——成年人的世界。在这新世界里，初恋的记忆永不磨灭，夏日却总会结束。

父母快要庆祝结婚50周年。母亲难掩兴奋之情，大声喊道：“他送了我一打白玫瑰！”听来就像获邀参加舞会的少女。

这次金像纪念让我见到我对父母从来不知道的一面。比方说，原来他们俩的婚戒各自刻了一行诗句：“我送你乳白玫瑰花苞。”这是有一天父亲在厨房告诉我的。母亲说“哎呀”，像是要阻止他。父亲说：“没关系啦。”

父母向来如此，不会公开表露情意。我们小孩从来不会看到什么恩爱缠绵的场面。我们看到的是伙伴关系，夫妻搭档。“你还记得那首诗吗？”那天我在厨房时问父亲。他看着我，吸口气便背诵起来。那是爱尔兰裔美国诗人约翰·奥里利写的“一朵白玫瑰”。

他开始背诵：“红玫瑰呢喃着热情，白玫瑰呼吸着爱韵。”

母亲说：“哎呀！”“啊，红攻瑰似鹰逞艳，白玫魂如鸽温馨”。“哎哟，你呀！”母亲说，然后走出厨房。“但我送你乳白攻瑰花苞，花瓣尖上抹红晕。”

他在洗涤槽旁站着，继续背诵：“最纯洁甜蜜的爱，唇上印有欲望之吻。”

父亲停下来。“很美，是不是？”他说，微笑着。我们去找母亲。她在书房里，双手捧着头。“那首诗真美！”我跟她说。“太难为情了，”她说。

母亲年轻时所见尽是不快乐的婚姻，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要结婚。

她预想自己的未来就是埋首研究，做其学者了。念大学时她也跟男孩子来往，但不大起劲，直至后来遇上我父亲。

他是她所见过最正直笃实的人。是这个人，而非婚姻制度吸引了她。她对我们说，步上红地毯，那感觉就像纵身跃下悬崖。婚后第一年，父亲上战场去。那时母亲怀了5个月身孕，惶恐万分。孩子生下来，她一直在等，常吃冰淇淋排遣愁怀。

父亲回来了，跟7个月大的儿子说声好，不久便跟母亲买下新房子。然后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再一个女儿，接着便是我。

即使在小时候，我已知道自己父母与众不同。父亲喜欢跟母亲在一起，宁可不跟朋友去打保龄球；他不在身旁的时候，她也绝不会像其他妻子般翻白眼揶揄丈夫，她会说：“你知道的啦，他从不叫我失望。”

为了庆祝结婚50年，父母在教堂重立誓盟。约有75位亲友在场见证。父亲重复誓词时激动得接不上话来，母亲则以我从未曾见过的热情念她的誓词。两人四目交投，母亲宣告：“……我此生的每一天。”

仪式过后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父亲给母亲一吻，说：“直到永远。”

母亲除了向大家宣告“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很少说话。可是这句话她说了许多遍，然后又说：“今天比结婚那天还要好！因为我现在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活得那么美满了。”

波兰首都华沙两年前的一个夜晚，西西莉亚。吉礼在柔和的灯光照耀下安静地睡着。她心跳稳定，偶尔也微微动一下。不过她左半边身体是麻木的，因中风所致。

坐在床边的史塔希·普罗辛斯基端详西西莉亚的脸。她88岁了，但脸上没什么皱纹。“我们已一起经历过不少甘苦，”史塔希心想，忆起几十年前命运如何把他们俩连在一起，“如今命运之轮已整整转了一圈。”随后他踮着脚尖走出房间，回到他妻子身边。

史塔希从来没碰到过像西西莉亚这样的女性。她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行政人员，精神抖擞、说话干脆。她风度优雅而有教养，不论和国家元首、艺术家或哲学家在一起，都从容自在。海牙的波兰大使馆一向气氛严肃，但只要她一到那里，大家就有说有笑。史塔希的父亲克萨韦里·普罗辛斯基是波兰驻荷兰大使、战时英雄，曾因抵抗纳粹而负伤。不过在1948年他跟波兰政府势如冰炭，因为那时苏联强行扶植的政权正在排挤像他那样的非共产党员。

西西莉亚的海牙之行暂时消弭了大使的忧虑。她是大使二战期间在伦敦的老朋友，带给他消息、传闻，而且为人毫不矫揉造作，十分难得。她刚到达，就若无其事地说要带大使到安特卫普去；那里正在上演由美丽动人的瑞典女星英格丽·褒曼主演的是影片《圣女贞德》。

当时西西莉亚已经40多岁，仍腾出时间跟史塔希谈政治、社会、文学。随后她每次到海牙，总带许多书给他读。史塔希每一本都读了，对她敬畏有加。1950年史塔希的父亲死于车祸之后，全家回到华沙。此后几年一家人生活艰苦，心情沮丧。他母亲既没有养老金，又没有工作，生活大成问题，史塔希有一段时期不得不进入公立孤儿院。

此时他的所见所闻，与西西莉亚所讲过的以及她给他的书里所描述的毫无相似之处。史塔希念完中学，决心逃走。1955年8月，史塔希有了机会。他碰到一群英国来的剑桥大学学生，是到华沙参加国际青年节的代表团之一。史塔希在外国学过英语，很快就知道他们跟政治没关系，其实是为了度便宜假来的。“你怎不跟我们一块儿出去？”一名女生布丽吉·海恩斯问。其他人立即赞同，想出了把这位新朋友偷运出境送往自由世界的计策。史塔希听了大为惊异，也很感动。

各代表团回国的日子来到，史塔希混在剑桥那一批人里到了华沙车站，他的金发虽已染黑，却染得不怎么好、这是他唯一的伪装。他溜上了列车，没人察觉。

史塔希爬到头顶的行李架上，钻入外衣和行李袋堆里。布丽吉靠外边躺在衣堆上，假装生病。

火车驶过波兰、捷克，走了至少48小时。每逢边境检查，布丽吉便不断呻吟地递出护照。同学跟警察解释这女孩病了，只有行李架可供她躺下。

到了西德，史塔希就向当局自首，请求政治庇护。当局把他暂时安置在难民招待所里。史塔希向他的英国朋友告别，也希望他们能替他找到西西莉亚。

那个月还没过完，他便收到一封信，得知西西莉亚嫁给了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达西·吉礼，住在巴黎。信上说：“我相信能帮你弄到英国签证。我们乐于资助你求学。”

他们这样慷慨，史塔希十分感激，但是又于心不安。“可以接受人家的好意吗？”他心里喃咕。过了好几个星期，他还在考虑该怎样答复。

第二封信来了，写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失礼。别人提议帮忙，有教养的人理应至少说一声信收到了。”

史塔希受了呵责，脸都红了。他随即回信求恕，并表示愿意接受他们夫妇的援助。

西西莉亚那时在巴黎主持一个非常热闹的文艺沙龙，又常常在宽敞的公寓家里举行宴会，有法国最著名的艺术家、电影明星、政界要人参加。史塔希除了在图书馆之外，从来没见过这么丰富的藏书。

史塔希抵达时，西西莉亚已经盘算好他的教育计划。他不能去念剑桥大学，因为没学过拉丁文。她叫他放心，几个月后把他送到苏恪兰。“爱丁堡大学一样好。”

吉礼夫妇一连5年给史塔希买衣服，又给他零用钱。学校放假史塔希就去巴黎，西西莉亚督促他读莎士比亚、海明威、沙冈。达西教他念历史和考古学。3个人在法国乡下野餐，同时参观哥德式和罗马式的建筑名胜。

史塔希知道，吉礼夫妇无子嗣，他等于是他们的儿子。可是他仍然觉得受恩太深却无以回报，心中难安。随后他发现西西莉亚不会游泳。终于有件事是他可以教她的了。

所以有一天，在游泳池畔玩腻了的人群看到一个少见的景象：一名金发青年和一名中年妇人站在游冰池浅水区做各种稀奇古怪的练习，互相用英语喊叫，又迸出阵阵大笑声。“西西莉亚，喝水的钱你已经付了，”史塔希调侃她，“尽管喝吧，要喝多少就喝多少！”“你真是坏心眼！”

不过后来西西莉亚居然能满怀信心地在深水区游来游去了。这真是她个人的一大成就，她从小就有的恐水病消失了。对塔希来说，这是报答恩人深情的开端。

史塔希毕业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找到一份报馆工作，还是常常远渡大西洋去探视吉礼夫妇。随后史塔希结了婚，离开新闻界，开了家餐馆。

他事业兴旺，在蒙特利尔成了名人。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

西西莉亚和达西给无情的岁月催老，年轻一代赶了上来，成为巴黎生活的中心。参加吉礼夫妇宅邸宴会的人少了，来邀赴宴请贴也不像以前多。他们终于离开巴黎，迁到法国南部米拉波的农舍里。1972年，达西去世，留下西西莉亚茕然独处。

史塔希后来卖掉餐馆，搬回巴黎去。他这时已离婚，另创旅馆事业，时常出门，一有空就去探视西西莉亚。1987年春他接到电话：西西莉亚中风了。史塔希放下一切，赶去米拉波。

西西莉亚躺在医院加护病房里，满头白发，说不出话，呼吸困难。史塔希震愕之余，心想这怎么可能是她？他紧紧握住西西莉亚的手。

医生警告：“她会有某种程度的瘫痪，也可能根本活不了。”那怎么可以！史塔希说：“你会好的，西西莉亚，你一定会好的。”

史塔希一直在她身边，为她换了三所医院和一所疗养院。到他终于带她回米拉波的时候，她已能说话，不过左臂左腿永远瘫痪了。

西西莉亚显然已无法照顾自己的生活。史塔希雇了厨子和清洁女工，自己也搬了来住。

离开巴黎几个月使史塔希的生意无法继续经营。他想：“不要紧，我又成了吉礼家的失业单身汉了。”

此后两年，西西莉亚习惯了轮椅生涯，史塔希则开了家地产公司。他遇到在法国短期工作的波兰籍年轻建筑师亚丽珊德拉，两人在1990年结婚。

传统体制崩溃后，夫妻俩重返华沙。史塔希开了家餐馆，然后又开了第二家。他离开米拉波之前，安排了几个女看护一天24小时照料西西莉亚。他也和她通电话通信，保持联络。

1994年秋天他去看西西莉亚，发现她的住处一塌糊涂。这时她已87岁，比以往更衰弱，而且头脑不清，情绪低落。“西西莉亚，”史塔希跪在她轮椅旁边，态度坚定地说，“我们要接你到波兰，跟我们住在一起。”“好，”西西莉亚答道。

移民签证要费好多时日才能办好，不过史塔希知道，无法言语的老太太以“游客”身份用担架抬进波兰并不犯法。所以他在法国航空公司飞机前舱包了四个座位，越过边境管制，把西西利亚偷运进波兰，就像当年他偷偷出境一样。

西西莉亚成了史塔希家里的人。有她在，史塔希随时都记得自己的历程。不久他就明白，还有一段恩情必须偿报。

当初将他偷运出波兰的剑桥大学学生有25个仍在人间。除了3人之外，其余的他都找到。他邀请他们来庆祝他的自由新生。见面时间：从他逃亡那刻算起40年整。地点，华沙火车总站他大冒险的起点。请帖上写着：“请在下午6时9分光临。”

应邀前来的有两位外交官，好几位新闻工作者，还有作家、律师、教师、哲学家。最重要的一位是当年在行李堆上充当最后防线掩护着他的布丽吉·海恩斯。虽然大多数的人多年没见，见面之后都互相拥抱，有如挚友。他把他们从火车站接到他的餐馆去，以盛筵招待。“这是幸福连环，”史塔希起身向老朋友敬酒的时候说，“我真觉得，如果人人在世都做好事，就能共同创出幸福的气氛和一连串的美善。”

并且又语重心长地说：“有人也说这就是爱。”

稍后，庆祝完毕，史塔希赶着回家。他有很多话要告诉西西亚。不过西西莉亚已经安然入睡。“晚安，西西莉亚，”史塔希说，一面把毯子拂平整，亲一亲她，“明天见。”

西西莉亚于2000年4月20日安详去世。

为什么精神高尚者适合献身艺术

亚利·谢富尔提供了一个精神高尚的现代人献身于艺术的最好典范。他生在多崛斯特，父亲是一个德国艺术家，他很早就表现出了对于绘画和油画的特殊兴趣，并得到了父母亲的鼓励。他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虽然收人微薄，但还是决定迁居巴黎，为的是让儿子得到最好的指导。在那里，年幼的谢富尔跟随画家戈林学习。但是，他母亲的收入实在太有限，她不可能让谢富尔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她把自己仅存的几件珠宝卖掉了，也不让自己有任何特别的嗜好，以此来供给其他几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在这种境况下，亚利自然要帮助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他18岁的时候，他开始创作一些主题简单的油画，以适当价格出售以补贴家用。与此同时，他也练习肖像画，一方面是得到锻炼，另一方面是诚实赚钱。渐渐地，他在素描、着色和创作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洗礼》标志着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以此为起点他继续前进。而他的作品《浮士德》、《弗兰西斯科·达·雷米尼》、《基督安慰者》、《神圣女人》、《圣·莫妮卡和圣·奥古斯汀》和其他许多高贵的作品，则使他的声誉如日中天，达到了艺术的顶峰。

格罗特夫人指出：“谢富尔在创作《弗兰西斯科》时，所融入的劳动、思想和注意力必定是十分巨大的。事实上，他技术方面的教育并没有完成，他不得不凭藉自己的毅力去攀登艺术的顶峰，因此，他的手在工作的时候，他的精神还在冥思苦想。他不得不在操作过程中进行各种尝试，积累调色的经验；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地从事单调枯燥的工作，画完之后再重新去画。但是，造化也赋予了他从事一种职业的同样多的缺陷。他本人的高尚的品格和高度的敏感性，使他能够借助手中的铅笔把别人的感情惟妙惟肖地揭示出来”。

谢富尔最崇拜的艺术家之一是费拉克斯曼，他曾经对一个朋友说：“在我设计《弗兰西斯科》时，如果说我无意识地从谁那里借鉴一下什么的话，那肯定是我从费拉克斯曼的绘画中吸收过某些东西。”约翰·费拉克斯曼是一个在考文特花园的新街里销售石膏模型的商人的儿子。他年幼的时候体质很差，总是用枕头支撑着坐在父亲店铺的柜台上，以绘画和阅读而自娱。有一天，一位仁慈的牧师，马修斯先生，路过店铺，他看见这个小孩正在看一本书，经过询问知道这是一本科尼利厄斯·奈坡斯的书。这本书是他父亲从书摊上以几个便士买来的。和这个小孩交谈了一会之后，这位绅士说这样的书是不适合他阅读的，他会为他带一本好书来。第二天，这位大师带来了荷马的一些译作和《唐吉诃德》，这个小孩便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他的心灵被荷马作品中的英雄埃加克斯和阿基里斯所占据，他在柜台边徘徊，发誓要把诗中那些威武的英雄设计和表现出来。

和所有少年一样，他的第一次设计是十分粗糙的。有一天，他父亲自豪地把他的一些设计展示给雕刻家鲁毕利克，这位雕刻家十分轻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不过，这个小孩具有良好的素质，他十分勤奋而且富有耐心，他仍然坚持不懈地看书和绘画。然后，他在巴黎用石膏、蜡和泥土制作人物模型。有一些早期作品仍然被保留下来，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很优秀，只不过是因为它们作为一个有耐心的天才的早期的创作，稀奇古怪也是很正常的。过了很长时间，这个孩子才能行走，不过还得借助拐杖跛行。一直到他身体强壮以后，他才丢掉拐杖。

这位善良的马修斯先生邀请费拉克斯曼到自己家里做客，让妻子给他耐心讲解荷马和密尔顿。这对夫妇还帮助他自学，给他上希腊文和拉丁语课程，然后让他回家自学。凭藉着耐心和毅力，他的绘画水平大为提高。一位女士委托他绘制六幅荷马作品的插图。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委托，这对一个艺术家的生涯来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啊！一个外科医生的第一笔出诊费、一个律师的第一次预聘、一个立法者的第一次演说、一个歌唱家在聚光灯下的第一次出场、一个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并不是都能和一个艺术家的第一次受托相提并论的。这个孩子立即着手工作，最终他既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又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15岁的时候，费拉克斯曼进入皇家美术学院学习。虽然他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但是，他在学生中还是知名度很高，并且老师对他也寄予厚望。他也没有让人失望，15岁那年他得了银奖，第二年他成为金奖候选人。每个人都断言他会捧走金奖，因为没有谁在能力和勤奋方面超过他。然而他失败了，金奖被授予了一个后来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对部分青少年来说，这种失败是大有神益的，因为失败并不会让一个意志坚定的人长期意气沮丧，而只会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潜力。费拉克斯曼对父亲说：“给我时间，我会创造出让学院感到自豪并得到认可的作品。”他加倍努力，不辞劳苦，坚持不懈地设计和制作模型，取得了即使不是迅速的但也是稳定的进步。但是，就在此时，他父亲面临着破产的危险；石膏模型生意清淡。年轻的费拉克斯曼毅然地实行自我克制，缩短了自己的练习时间，在各方面帮助父亲做生意。他暂时地把荷马抛在了一边，拿起石膏泥刀。为了使家庭度过难关，他愿意做石膏模型这一行业最低贱的活计。这样，家庭勉强摆脱了困境。在他的艺术生涯中，他当了长时间的学徒，都是做一些单调枯燥的工作，但是，这给他带来了很大好处，使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培养了他的忍耐精神。这种训练是极为艰苦的，但它是有益身心健康的。

幸运的是，年轻的费拉克斯曼的设计技巧为乔希亚·韦奇伍德所欣赏。韦奇伍德选中了费拉克斯曼，请他设计一些质量上乘的陶瓷图案。让费拉克斯曼设计陶瓷图案似乎有点儿大材小用，其实不然。真正的艺术家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不管他是设计普通的茶壶图案还是水罐图案。人们一日三餐使用的日常用品，完全可用作教育载体，这些日用品对提高人们的艺术修养也有重要作用。最有抱负的艺术家往往是那些给大众带来实惠的艺术家，而非那些专为卖个好价钱而精雕细刻的艺术家，他们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往往被那些富翁动辄以数千英镑的高价买走，然后束之高阁，公众是无缘得以一见的。在韦奇伍德以前的时代，瓷器和粗陶图案的设计和制作质量相当低劣，丑陋不堪。韦奇伍德先生决心改变这种状况。费拉克斯曼则尽最大的努力贯彻韦奇伍德先生的这一意图。他不时地制作一些样品，设计一些陶瓷图案，其主题大都来自一些古诗和历史事件。他所设计的样品和图案大都还在，其中一些设计图案和他以后为大理石雕刻设计图案一样漂亮而又朴素。他所设计的驰名的伊特拉斯坎花瓶是他所设计样品形式中最好的一种，其中的一些样品陈列在一些公共博物馆中，一些收藏家也有收藏。那些花瓶，经过他的精心设计，更是魅力四射。斯图亚特当时出版的《雅典》为费拉克斯曼提供了最纯粹希腊器皿的样品形式，他选择了其中最好的一种，把它们设计成雅致、漂亮的器皿。费拉克斯曼明白，他努力从事的工作绝不亚于提高大众教育水平；在以后的岁月中，他曾骄做地间接提到他早年的辛勤工作，他说，通过他的辛勤工作，他荣幸地把他对艺术的热爱传播。扩散到人们身上，而且，他的辛勤工作既使他自己赚了不少钱，也给他的朋友和他事业的支持者带来了不少好处。

1872年，费拉克斯曼从家中搬了出来，自己在索沃城的沃德街租了一小间房，（这间房是一物两用，既是他的住房，又是他的工作室），那一年，他刚27岁，也就在那一年，他结婚了。妻子安·登曼是一个乐观开朗、品格高尚的姑娘。费拉克斯曼确信，和安·登曼的结合只会促使他更加全身心投入他的艺术事业；因为，妻子登曼也和他一样，极其酷爱诗歌和艺术；而且她极其钦佩丈夫的天才。但是，当乔舒亚·雷诺兹先生（他自己是一个单身汉）在费拉克斯曼新婚不久后碰到他时，这位单身汉对他说：“是真的吧，费拉克斯曼，听说你结婚了；如果真是这样，我得告诉你，你毁了你的艺术家梦。”听完他的话后，费拉克斯曼径直回家，坐在妻子身旁，握着妻子的手说：“安，我的艺术家梦破灭了。”“你怎么这样说，约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谁破灭了你的艺术家梦？”妻子不解地看着他。丈夫回答说：“发生在教堂，是安破灭了我的艺术家梦。”然后，他告诉妻子乔舒亚说过的那一番话——乔舒亚的评论很著名，经常为人们所引用，乔舒亚的意思无非是说，“如果一个人想在艺术上有所作为，那他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事业中去，从他们呀呀学步一直到他们走进坟墓，都必须全身心地投入；也就是说，只有潜心苦苦钻研透拉斐尔、迈克尔·安杰洛和罗马以及佛罗伦萨的一些其他大师的经典著作，才能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费拉克斯曼坚定地说，同时挺了挺他那瘦小的身体。“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妻子真诚地说，“去考察考察罗马，如果这对你成为一名伟大艺术家很有必要的话。”“我怎么去？”费拉克斯曼说，“工作上和经济上……”，通情达理的妻子回答：“我决不愿意别人说是安·登曼破坏了约翰·费拉克斯曼的艺术家梦。”就这样，这对夫妇决定条件许可时，就去罗马。费拉克斯曼说：“我决定去罗马，并将向，雷诺兹先生表明，婚姻不会拖一个男人的后凶，相反，婚姻更有助于一个男人的事业，你，亲爱的安，你也陪我一道去罗马。”

这对恩爱夫妻在他们租住在沃德街简陋的小房里辛勤工作了五年。虽然，罗马之行还是那么遥遥无期，但他们一刻也役忘记过对自己的承诺，他们尽量节俭下每一分钱以凑足去罗马的盘缠。他们从没有向人谈起过他们的计划，也没恳求过任何人的帮助，他们充分相信，经过他们自己的不懈努力以及有他们对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他们完全能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完全能实现他们的理想。在这一段时间，费拉克斯曼很少制作艺术品。因为他买不起大理石去实验他独创、新颖的设计；但是，通过设计纪念碑图案，他经常能得到一些酬金，聊以为生。他还受雇于韦奇伍德先生，韦奇伍德先生付工钱很爽快，从不拖拖拉拉，总之，他还算幸福、顺利、充满希望。他在当地的口碑极好，人们交口称赞他，给予他许多荣誉，同时也请他从事当地的一些工作；因此，纳税人请他为圣安妮教区收自来水费，那时，人们经常看见他在扣眼上挂着一只墨水瓶，四处收自来水钱。

最后，费拉克斯曼妇夫积聚了充足的一笔钱，然后夫妇俩动身前往罗马。到罗马后，费拉克斯曼学习非常勤奋，他也像其他清贫的艺术家一样同，通过仿制古器，聊以为生。英国游客总是不厌其烦地找到他的工作室，购买他仿制的古玩，付给他酬金。就是在那时，他为《荷马》、《埃斯基卢斯》和《但丁》设计了几幅漂亮的图案。他为图案定的价钱相当公道，每幅图案设计仅仅15先令；因为费拉克斯曼不仅为钱而工作，更重要的则是为艺术而工作；他那美丽的图案设计为他带来了朋友招来了顾客。他为慷慨大方的托马斯·霍普制作了《丘比特和曙光女神》，为希里斯托尔怕爵制作了《阿达马斯复仇女神》。然后，他准备返回英格兰，在罗马的努力学习大大提高了他的艺术品味；在他离开意大利之前，了解其艺术才智的佛罗伦萨和卡拉那协会推选他为该学会的会员。

他的名气在伦敦也很大，回伦敦后不久，他就发现，那儿的工作机会很多。还是在罗马的时候，伦敦人就请他设计一块纪念曼斯斐尔德勋爵的纪念碑，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在他回到伦敦后不久，这块纪念碑就竖立在威斯瓦夫斯特大教堂北部的交叉通道上。纪念碑庄严、雄伟地矗立在那儿，这也是对费拉克斯曼自己（他是一位平和、纯朴、严肃的艺术家）天才的纪念。难怪，在费拉克斯曼名声鼎盛时期，那些赌场主，雕刻家一看到这座纪念碑就说：“那个小个子使我们显得多么矮小。”

皇家学会的会员们一听说费拉克斯曼回来后，特别是当他们有幸见识费拉克斯曼这位曼斯斐尔德勋爵的化身时，他们都非常渴望他加入皇家学会。费拉克斯曼同意作为学会候选人，并立即就被选为正式会员。不久以后，费拉克斯曼就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那位曾经在考文特花园新街站柜台出售石膏模型之后才开始其艺术生涯的小伙子，如今却成了一名艺术造诣颇深的艺术家，而且，他还以皇家学会雕刻教授的身份指导学生。没有任何人比他更适合那个职位；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指导学生，因为，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会对付和克服各种困难的〈他的成长经历本身就是一本活教材〉。

度过了比较长的一段平静、幸福生活之后，费拉克斯曼发现自己已经老了。丧偶之痛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在妻子死后几年，他终于从悲痛中挺过来了。他又创作出了著名作品《阿基里斯的庇护者》，以及他的杰作《迈克尔天使征服撒旦》——这两部作品也许是他最优秀的作品。

为什么礼貌为行为增添光彩

使人类生活绚丽多姿的道德和礼貌，比作为它们的表现形式的法律要重要得多。法律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对我们进行约束，但是，礼貌却无处不在，它充盈着社会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我们所说的有礼貌和行为规矩是同等重要的，有礼貌是由亲切和友善构成的。仁慈是人们之间各种相互友好和快乐交往的最重要因素。蒙太古夫人指出：“友善不需要你付出任何代价，但是你可以凭藉它得到一切。”世界上最廉价的东西就是友善，把它付诸实施不会给你增添任何麻烦，也用不着你作出任何自我牺牲。伯雷对伊丽沙白女工说：“赢得别人的心和财富。”如果我们任凭天性去友好地行动，远离一切矫揉造作和阴谋诡计，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到处是欢声笑语，人人幸福快乐。如果我们让生活作一点点改变，每个人都表现出一点内在的价值，变得礼貌殷勤一些，那么，这一点点的礼貌殷勤就会因为重复出现和不断积累获得十分重大的意义。这就像空闲的几分钟，或一天的极少部分，但在一年或一生中把这每天的几分钟积累起来数量就极为可观了。

礼貌为行为增添光彩。说一句友善的话或做一件友善的事所采用的方式，使它们本身的价值大大增加。极不情愿地做下的某件事，或者是从高高在上的恩赐态度完成的举动，是很少被人当作恩惠来接受的。然而，有人却为自己的生硬态度洋洋自得。虽然他们有德行并且有能力，但是，他们的态度却使得他们的德行和能力让人难以接受。虽然一个人不牵着你的鼻子，侮辱你，但是，他经常伤害你的自尊心，说些让你不愉快的话并以此得意，如果让你去喜欢一个这样的人，这恐怕是难于登天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他们抱着可怕的优越感施惠于人，决不放过哪怕是一个极小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伟大。当阿伯尼沙为竟选圣·巴塞罗缪医院外科办公室主任拉选票时，他顺便去看望这样一个人，个人是一个有钱的杂货商，也是个政府官员。这个人坐在柜台后面，当他看到阿伯尼沙走进来的时候，便立即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准备让这位外科医生来恳求自己的选票。“我想你是希望得到我的选票，先生。这对你的生活可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啊！”阿伯尼沙最讨厌吹牛的人，他被这个商人的腔调激怒了，他回答说：“不，我不需要你的选票。我需要一便士的无花果。动作快一点，把它包起来。我还有急事。”

礼貌方面的修养对一个在商务中偶尔和别人谈判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当然，繁文褥节大多未免带有纨绔子弟的浮华之气，而且也是愚蠢的。平易近人和良好的甚至被认为是在每一个岗位取得成功的人所必不可少的品质，它能使人扩大生活的圈子。因为我们常常发现，缺少礼貌的人的勤劳、正直和诚实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化为乌有。毫无疑问，有些人是有极强的包容心，他们可以容忍别人的缺点和毕露的锋芒，而更多地看到别人的真正可贵的品质。但是，绝大部分人并没有如此宽容，他们形成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和印象主要是根据别人的外部行为。

真正的有礼貌还表现在充分考虑别人的意见。独断论者往往是傲慢至极，狂妄逞能。这种品质的最坏形式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固执已见、自以为是和傲慢无礼。人们应该听听不同的意见观点，当我们遇到相反意见时，我们应该忍耐忍耐再忍耐。当自己的意见不被别人接受时，我们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保留各自意见，而用不着大吵大闹，态度生硬，甚至伤害别人。在有些情况下，言语的伤害是极大的，而这种创伤比肉体的创伤更难于医治。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我们引用一则很有教育意义的小寓言，这则寓言是一个在沃尔什边界传教的福音派信徒联盟的巡回教士讲出来的。他说：“在一个大雾迷漫的早晨，当我走向一座大山的时候，我看见山边上有一个什么东西在缓缓移动，它样子非常奇怪，我想它一定是只猴子。可当我走近一点的时候，看出来了他是个人。当我接近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竟是我的弟弟。”

那种发韧于正直的心灵和友善的情感同与生俱来的礼貌一样，与一个人的地位和职业是毫不抵触的。和牧师或贵族一样，制造板凳的机械工人同样可以拥有礼貌，礼貌与工作环境是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在任何情况下，人都不应该是粗鲁或鄙俗的。在许多大陆国家中，把各个阶层的人区分开来的礼貌和品质，或许可以为我们所具备，而且用不着我们牺牲自己作为人的优秀品质。当然，随着文化的提高和社会交往的扩大，这些大陆国家的礼貌和品质也正在慢慢为我们所拥有。从最高贵的到最低贱的，从最富有的到最贫穷的，到在生活中没有地位或没有任何条件的，造物主都不可能不给予他们最高的恩赐——伟大的灵魂。然而，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天生的绅士，他们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灵魂的主人，伟大的灵魂不仅仅存在于穿着镶花边的大衣的贵族身上，而且也同样可以在穿着灰色手织粗布衣的农民身上展现出来。罗伯特·彭斯有一次被一个爱丁堡血统的年轻人带到了大街上，要他去辨认一个诚实正直的家场主。彭斯大声说：“你会对这个外表看来象蠢汉的人极感兴趣，我说的不是大衣、无国圆帽、紧身裤和便鞋，但我说的这个人穿戴就是这样。先生，这个人的实际价值，有一天会超过你我，甚至十倍于你我。”对于那些不能看到人的灵魂的人来说，一个具有伟大灵魂的人也只是其貌不扬的普通人。但是，在那些心地正直的人看来，性格往往有着自己醒目的标志，使一个人鹤立鸡群，与众不同。

威廉和查尔斯·格兰特是英维是斯郡的一个农民的儿子。一场突发的洪水毁灭了他们的家园，也淹没了他们所有的耕地。这位农民和他们的儿子们面对茫茫世界，不得不作出何去何从的选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一路南下，到了兰开郡的伯里，想去找一份工作。站在沃姆斯利附近的山巅，可以俯瞰一片辽阔的疆域，可以看见艾威尔河蜿蜒曲折流经山谷。他们在这里完全人生地不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他们拿起一根木棍抛向空中，决定按照木棍落下的方向前进。根据木棍指示的道路，他们来到了并不遥远的拉姆斯波林村庄，然后在一家印刷厂找到了工作。在这里，威廉当了一名学徒。他们以自己的勤奋、节俭和特别的正直赢得了老板的信任和赏识。他们对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提拔。最后，威廉兄弟俩自己开办了工厂，当上了老板。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艰苦创作和乐施好善，他们发财致富了，并且声誉卓著，受到每一个认识他们的人的尊敬和爱戴。他们的棉花厂和印恻厂为许多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他们的勤勉为艾威尔河流域的人们作出了表率，到处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欢乐，到处是一派繁荣富裕景象。他们把自己的巨大的财富慷慨地用于一切有价值的事业，他们建立教堂，兴办学校，采取各种办法提高工人阶级的福利待遇。后来，为了纪念他们早年决定生活去向的事情，他们在沃姆斯利附近的山顶上建起了一座巍峨的高塔。格兰特兄弟因为他们的仁慈和善行而闻名遐迩。据说狄更斯先生对他们的事迹极为关注，并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描写查雷伯兄弟的性格时就是以格兰特兄弟为原型的。

我们可以从许多相类似的奇闻逸事中援引一则，来说明我们对格兰特兄弟俩的品格决没有半点浮夸。曼彻斯特有一个批发商出版一本非常低级下流的小册子，意在诋毁格兰特兄弟的公司。他给威廉取了一个极为不雅的绰号“比利钮扣”。当有人告诉威廉有这么一本小册子时，威廉说这个人将来会为此后悔的。当有人把信息反馈这位诽谤者时，他说：“哦，威廉认为有一天我会落到他手中，成为他的债务人，我得格外小心。”然而，商人往往预想不到谁会成为自己的债权人。事情却恰恰发生了，格兰特兄弟的诽谤者破产了。如果他得不到格兰格兄弟签名的执照，他就不能把生意再做下去了。到格兰特的公司里去请他们兄弟帮忙似乎是希望渺茫，但是，家庭的紧急情况迫使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走一遭。因此，他出现在被他称之为“比利钮扣”的这个人面前，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并拿出自己的申请。格兰特先生说：“你曾经写过一本诽谤我们的小册？”这个恳求者以为他的申请书会被扔进火里，格兰特会拒绝给他的执照签名。但是，格兰特把执照递给他，对他说：“我们有这样一条规矩，从不拒签一个诚实商人的执照。而我们还没听说你干过什么坏事，”这位诽谤者眼里充满了泪水。格兰特先生继续说：“嗯，我曾经说过你会为写这本小册子后悔的。我这并不是威胁你，我只是说有一天你会对我们多一份了解，你会为试图伤害我们而后悔。”“是的，事实上，我确实后悔了。我不该这样做。”“好了，好了。现在你对我们多了一点了解。不过，你的生意怎么样，我是说你准备怎么做？”这个可怜的人回答说，拿到执照后，他的朋友会帮助他。“但是你怎么履行合约呢？”这人回答说，他现在已身无分文，全部给了债权人。现在对必需的日常用品也不得不严格限制，以便能够支付办理执照所需的费用。“朋友，这可不行，你的妻子和家人可不能这样遭罪。把这张十英镑的支票带给你妻子吧。拿着，拿着。不要哭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振作起来，努力去工作，你会成为我们之中最优秀的商人。”这位被深深感动了的商人声音哽塞想说一句话表达内心的感激，但他说不出来。他手捂着脸，象一个小孩一样抽泣着走出了房子。

为什么真正的绅士有极强的荣誉感

真正的绅士是一个被塑造出来作为最高典型的人。绅士是一个伟大而又古老的称号，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代，它都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绅士总是绅士，”一位法国老将军在罗绥伦对苏格兰贵族集团说，“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和危机关头，他都会挺身而出。”拥有这种品格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它会赢得每一个慷慨的心灵本能的尊敬。那些不屈服于高官厚爵的人，也会对绅士表示发自内心的敬意。绅士的品质不取决于他的生活方式或他的举止，而取决于他的道德价值；不取决于他个人财产的多少，而取决于他的个人品质的好坏。赞美诗作者对绅士和简短描述：“他走路目不斜视，工作诚实正直，说话诚心诚意，坦荡磊落。”

绅士的显著特征正于他有极强的自尊。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品格，并不仅仅是因为别人看重自己的品格，而是因为自己看重它，自己监视着自己。而且，正是因为自己尊重自己，根据同样的法则，他也尊重别人。在他眼中，人性是神圣的，因此，人与人之间必须有礼貌和宽容，有友爱和仁慈。据说爱德华·弗兹劳德爵士在加拿大观光旅游时，他和印第安人一起漫步，当他看到一位印第安人的妻子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裹在她丈夫身后吃力行进，而她丈夫却毫无负担时，他非常震惊。爱德华爵士立即过去把背包放在自己肩上，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与生俱来的礼貌。

真正的绅士有着极强的荣誉感他小心谨慎，决不做出卑鄙龌龊的行动。无论是在言语方面，还是在行动方面，他都表现得极为诚实正直。他不会支支吾吾或搪塞敷衍，不会寻找托词或逃避责任，而是诚实、正直和毫无掩饰。他的原则就是诚实正直，按章办事。当他说“是”的时候，这就是一条法律；在适当的情况下，他也会勇敢地说“不”。即使有人用重金笼络收买，他也决不会出卖自己，接物受贿络。只有那些心灵肮脏、毫无原则性的人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在正直的琼纳斯·霍华德担任海军粮食储备委员会特派专员期间，他拒绝了一个缔约人各种形式的礼物，拒绝是他在担任公职期间的一个经常性的行为。惠灵顿公爵也具有与此相同的优秀品质。阿塞亚战斗结束不久的一天早上，海得拉巴朝廷的首相等待惠灵顿的接见，他想弄清在马拉他的王子与尼萨签订的和平条约中，为他的主子保留了哪些地盘和哪些特权。为了获得这些情报，这位首相给惠灵顿将军提供了大量钱财，大约有十万英镑。惠灵顿默不作声地打量了这位首相一会，然后他说：“那么，你能保守秘密吗？”“当然”。这位官员说，“那么，我也能保守秘密。”这位英国将军满脸笑容，然后很客气地把这位首相送了出去。虽然在印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惠灵顿可以得到巨大的财富，但是他一文不取，仍然是两袖清风地回到了英国。这是惠灵顿的至高无上的荣耀。

惠灵顿的亲戚，韦尔斯利侯爵，也具有同样敏锐和精神高尚的品格。在征服米索这后，东印度公司的领导们送给他十万英镑的金钱，被他严正拒绝。韦尔斯利说：“我不必去说我独立的个性，也不必去说我职务的尊严。除了这些重要的考虑外，还有其他原因使我拒绝了这些馈赠，这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我只为我的军队打算，再别无他求。如果我克扣军饷，我会对自己更感到沮丧和失望。韦尔斯利拒绝送礼的决心是丝毫不可动摇的。”

查尔斯·纳皮尔勋爵在印度的公职生涯中同样展示了他自我克制的高品质。他拒绝了巴巴拉克王室送给他的所有珍贵礼物。他说：“自从来到印度以后，如果我贪赃枉法，我或许已得到了三万英镑的财富。但是，我是清白的。我们敬爱的父亲的宝剑，我已两度佩戴上战场（米尼战斗和海得拉巴战斗），但丝毫没有被玷污。”

金银珠宝和高官厚爵与真正的绅士的品格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一贫如洗的人可能在精神上、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真正的绅士。他可能是诚实、磊落、正直、礼貌、节制、勇敢、自尊和自助的，也就是说，他是个真正的绅士。一个在精神上富有的穷人无论如何比一个在精神上贫乏的富人要占有绝对的优势。借用圣·保罗的话说，前者是“一无所有，但无所不有”而后者却是虽然无所不有，但其实一无所有。前者是凡事充满希望，无所畏惧；后者是无所希望，凡事畏惧。只有在精神上贫穷的人才是真正的贫穷。一个失去了一切的人，只要他还保留有勇气、快乐、希望、美德和自尊，他就仍然富有。因为这样的人仍然受到世人的信任，他的精神成了赚钱的资本，他仍然能直立行走，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

勇敢和绅士的品格偶尔也会在最低贱职业的人身上体现出来，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但极有教育意义的事例。很久以前，埃加河突发大水，河水漫过了两岸，维罗纳大桥也被冲垮，桥中心的拱顶上有一幢房子。房子里的居民从窗户里向外呼救，眼看房基要被冲垮了。站在河岸上的斯坡尔维尼伯爵对周围的人说：“谁愿意冒险去救那些可怜的人，我将给他一百个法国金路易。”一个青年农民从人群里走出来，把一只船推入急流。他把船靠住桥墩，把这一家人接入船中，然后奋力向河岸划去把这一家人安全地送上了岸。“勇敢的年轻人，这是你的钱。”伯爵说。“不”，年轻人回答说：“我不会出卖我的性命。你把钱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吧，他们确实需要钱。”虽然这个年轻人只是个农民，但他说出来的正是绅士的真正精神。

不久以前，在多佛尔海峡船舶停靠处发生的一部分小木船船员营救一艘煤船船员的事迹，也是十分感人的。一场突然从东北来的风暴把几艘轮船的锚扯脱了，并且掉入了水中。巨大的海把其中一艘煤船推向了离海岸很远的地方。面对如此狂风巨浪，那艘煤船想靠近海岸似乎是已毫无希望。没有丝毫的诱惑力可以使岸上的船员甘冒生命危险去救人，因为在那艘船上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可以找到。但是，在此紧要关头。勇敢正直的木船上的船员们根本没有想到钱。那艘煤船的搁浅，西蒙·普利策德，属于汇集在岸边的许多人中间的一个，就走上自己的船并且大声说：“谁愿和我一起去救人？”“我去”，“我也去”。立即就有20人走上前来，但是，只需要七个人就行。他们在岸上人们的欢叫声中，划着一只方头平底船在浪尖上跳跃前进。这样一只船怎么能在翻腾的海水中行驶这似乎真是个奇迹。不过，在几分钟里，在这些勇敢的船员粗壮有力的胳膊的撑划中，这只木船箭一般靠近了那艘搁浅了的船。“到浪尖打来的时候使力。”这只木船离开船岸不到一刻钟，煤船上的六个船员就把船安全地开进了沃尔默海滨。在这一事例中，木船上的船员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是无与伦比的，虽然他们素来就以勇敢著称。在这里，能把它记载下来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特恩巴尔先生在他的著作《奥地利》中，讲述了一件奥皇弗兰西斯的轶事，说明了一个来自于政府的习俗，因为它向人们展示了皇帝的个人品质。有一次，霍乱在维也纳地区流行，皇帝带了一名随从武官在城市和郊区视察。忽然他看见一具尸体放在担架上被拖向坟地，后面竟然没有一个哀悼者。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询问他获悉这个可怜的人死于霍乱。因为给他送葬很可能就会感染霍乱，所以亲戚们都不敢冒险送他去墓地。弗兰西斯说：“那么，让我们送他去那个地方吧。我的臣民们不能在没有得到最后的尊敬的情况下，就葬入墓地。”他紧随着尸体到了遥远的墓地，摘下帽子，毕恭毕敬地站立着，参加了葬礼的仪式。

或许这是一个揭示绅士的品质的极好的例子，我们可以把它和另一个同样好的事例联系起来，这件事是几年前登载在一份晨报上的，讲述的是在巴黎的两个铁路工人。“一天，一辆灵车载着一副白杨木棺材拖着一具冰凉的尸体开往蒙特马特墓地，后面没有一个人为之送葬，甚至连一条狗也没有，如果这个死者有狗的话。那天下着大雨并且天气很阴暗。和往常一样，看到灵车来了，过路者都举起自己的帽子，事情就是这样。最后，灵车经过两个英国铁路工人面前，他们俩刚从西班牙来到巴黎，这两个穿着粗布衣服的人心中涌起一种异样的感情。‘可怜的人啊！’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没有一个人为他送葬，我们两人去吧！’于是，两人都摘下帽子，光着头跟在这位陌生的死者的后面，走向蒙特马特公墓。”

为什么真诚是人类的灵魂

绅士最重要的是真诚。因为真诚是“人类的顶峰，”是人类活动中正直的灵魂。彻斯特菲尔德勋爵认为真诚使一个人成为绅士。关于囚犯宣誓释放的问题，当惠灵顿公爵受到凯勒门的强烈反对时，这位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将军写信给凯勒门，他说对于一个英国官员来说，除了勇气以外，如果还有什么可值得他引以为骄傲的话，那就是他的真诚。惠灵顿写道：“当一个英国官员发誓不逃跑的时候，他们肯定不会违背自己的誓言。相信我，也相信他们的话，一个英国官员的话比哨兵的看守更有保障。”

真正的勇敢和豪爽侠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勇敢的人往往是慷慨大方而又宽厚仁慈的，而决不会是个睚眦必报和冷酷残忍的人。约翰·富兰克林爵士的朋友巴利在评价他时指出：“他这个人从来不会逃避危险，但是，温柔的时候，连一只蚊子也不赶走。”在西班牙的艾尔博登发生的骑兵格斗中，贝阿德，这位法国军官，展现了他良好的性格特征——真正的宽厚和崇高的精神。贝阿德举起剑准备袭击菲尔顿·哈维勋爵，但是，他发现自己的敌人只有一只手，他立马却住了。他把剑丢在菲尔顿勋爵面前，然后象往常一样带着深深的敬意拍拍走了。同样是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尼莱的高贵品质和宽厚仁慈也可见一斑。在克罗纳地区，查尔斯·纳皮尔身负重创，不幸被俘。他的朋友们也不知他是死是活。英军派出一个特别使节带着一艘护卫舰去查明他的下落。使节巴伦·克罗特到达敌营，向尼莱说明来意。“让这位俘虏会会他的朋友”，尼莱说，“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很好，在这里受到了特别的礼遇。”克罗特在那里踌躇徘徊，尼莱看见了，微笑一下，问道：“他还需要什么吗？”“有一位年事已高的母亲，还有一位双目失明的妻子”。“是这样吗？那么，让他自己回去告诉他妻子他还活着。”在当时，两国之间相互交换俘虏是被禁止的，尼莱知道自己放走这位年轻的英国军官是可能会惹怒拿破仑皇帝的，但是，拿破仑却对尼莱的宽厚行为大加赞赏。

尽管我市们时时听到人们对骑士风范一去不复返的哀叹，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还是经常可以看到勇敢的和宽厚仁慈的事情，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克制的英雄气概和豪爽侠义的仁慈，在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最近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表明我们的国民并没有堕落退化。在荒凉的西巴斯托普高原，在危险的战壕里顶住12个月围攻，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无愧于自己祖先遗传他们的高贵品格。不过，在印度经受的这场伟大考验中，国民的品质放射出了最璀璨的光辉。在考恩坡，尼尔的急行军，在罗克卢，哈维洛克的急行军，军官和士兵都急于营救妇女儿童，这些事件是历史上的骑士们所不可同日而语的。奥拉姆对哈维洛克的行为，虽然哈维洛克是他的部下，但他还是把领导攻打罗克卢的荣耀给哈维洛克，仅仅奥拉姆的这一行为就足以表明他是无愧于“印度的贝阿德”这一称号的。具有勇敢和宽厚精神的亨利·劳伦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我留下任何混乱，让我的精神连同我的肉体一起被埋葬。”科林·坎贝尔勋爵急于营救被包围在罗克卢的部队，他晚上带着大队的妇女儿童从罗克卢到考恩坡，结果在敌人的强烈攻击下完成了任务。一路之上，他带领他们穿过危险万分的大桥，没有片刻停止告诫他们要注意的事项，直到把他们安全地送到阿拉哈巴德大道。然后他又带领小分队闪电般出现在加利尔。这样的事情都让我们为我们的国民感到自豪，也使我们确信那种与日月同辉的骑士工没有死去，相反地，它充满生机地活在我们之中。

即使普通士兵也可以在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中证明自己是一个绅士。在阿高拉遭遇战中，许多可怜的战士被烧伤和被打伤，他们被抬回要塞地，得到了妇女们的精心护理，这些粗鲁、勇敢的人表现得和任何小孩一样温驯。在妇女们照看他们的几周中，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战士说出过一个让这些女士们震惊的词句。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即当受了致命之伤的人死去，幸存的伤残者能够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的时候，他们邀请那些精心护理自己的人和阿高拉的领导到美丽的泰姬陵公园聚会。在鲜花和音乐声中，这些粗壮的勇士，现在都已是伤痕累累和肢体残缺，他们起身感谢那些曾经为他们穿衣、给他们喂饭和在他们极度沮丧时安慰他们的温柔的女同胞。在斯沟通塔利医院，也有许多伤病员为那些照料他们的善良的英国女性祝福。没有什么比这些可怜的受难者的思想更美好的了。由于疼痛难忍，在辗转反侧的夜里，他们祈褥佛洛伦萨夜莺的幽灵能够降临在他们的枕上。

1852年2月27日，远离非洲海岸的伯克哈德号船只的失事，再一次展示了19世纪普通人所表现出来的骑士精神，这也是一切时代的人都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壮举。这艘船载着427个男人、166个女人和儿童，在非洲海岸中疾速行驶。这些男人属于当时在好望角服役的几个军团的官兵，主要是由服役时间很短的新兵组成。在早晨二点，当人们都还在酣睡的时候，伯克哈德号猛烈地撞上了一块暗礁，刺穿了船底。船很快就会沉入海底。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使得甲板上层的战士拿起了武器，他们迅速集合就像剧终时演员的出场谢幕。大家一致决定要保住妇女和儿童的生命安全。这群孤立无助的人们来不及穿衣，急急忙忙到了下层的甲板上。妇女儿童默默地进入了几只备用小木船。当这几只小木船都划离了伯克哈德号轮船时，船长有欠考虑地说：“所有会游泳的人跳入水中，游向小木船。”但是，第91个苏格兰高地上校赖特立即反对，他说：“不行。如果这样做，那些载着妇女的小木船都会沉没。”那些勇敢的士兵也都纹丝不动地站立着。再也没有备用的小木船了，因而也没有任何化险为夷的希望了。但是没有人感到沮丧和恐慌。面临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没有人逃脱畏缩。“他们没有发一句牢骚和怨言，更没有人嚎陶大哭，”幸存者赖特上校说，“一直到船最终沉入海底。”船沉入了大海，这一群英雄也随之魂归大海。就在他们没有波涛的一瞬间，大海为他们鸣起讴歌生命的礼炮。他们得到了高尚和勇敢的荣耀。他们这样的榜样永远不会消失，就像他们的英名将留芳百世，永垂青史。

一个绅士或许是因为成功地经受了无数考验而闻名，但他必须能够经受这样一种考验，即他怎样对那些低于自己的人行使权力？包括他怎样对待妇女和儿童？作为一个行政长官他怎样对待下级？作为一个老板他怎样对待职员？作为一名教师他怎样对待学生？在任何职业中他怎样对待比自己弱小的人？在这些情况下慎重、宽容和友善往往被视为是对绅士性格的最严峻的考验。有一天，当拉·莫特穿过一群拥挤的人群时，他不小心踩上了一个年轻人的脚，这个年轻人立刻不由分说地打了他一个耳光。“哎，先生，”拉莫说，“如果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看不见的盲人，你确实会为你所做的一切后悔不迭的。”欺侮毫无还手之力的人的人或许是一个附庸风雅之徒，但决不是个绅士。对那些弱者和无依无靠的人横行霸道的人，或许是一个懦夫，但决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暴虐专横的人，正如人们所说，只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奴隶。在一个正直的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的良知，赋予他的个性以高贵，但是，怎样动用这种力量他会特别地小心谨慎，因此，“拥有巨兽一般的力量是妙不可言的，但是，像巨兽一般动用力量是暴虐的。”

温文尔雅确实是绅士风度的最好的考验。在他的全部行为举止中，一个真正的绅士都会将心比心，考虑别人的感情，他会平等对待自己的晚辈和被赡养者，尊重他们的尊严。他宁愿自己遭受一点小小的伤害，也不愿意因为自己对别人的不厚道而引起别人犯更大的错误。对那些在人生中没有和自己一样的优势的人的缺点、失败和错误，他都采取一种极为宽容的态度。他甚至对禽兽都充满了仁慈。他不会去炫耀自己的财富、权力和才华。他不会因成功而踌躇满志，洋洋得意，也不会因失败而丧失斗志，一蹶不振。他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会畅所欲言，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不会以一种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姿态去给人以帮助。瓦尔特·斯科特在谈到洛林爵士时，他说：“他是个乐于助人的人，在这个时代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查塔姆爵士曾经指出，绅士的性格特征就在于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他勇于自我牺牲，在利益面前先人后己。为了说明这种高贵的个性中体贴他人的主导性精神，我们在这里引证关于拉尔夫·阿伯克龙比勋爵的一则轶事。据说，在阿伯克战争中，勇敢的拉尔夫受了致命之伤，他被人用担架抬往急救中心。为了减轻他的痛苦，他们把一个战士的毛毯枕在他的头下，这种办法确实十分有效。拉尔夫问头下给他放的是什么。大家告诉是：“是一块毛毯。”“这是谁的毛毯”他问道，身子几乎坐了起来。“是一个战士的。”“我想知道这块毛毯的主人是谁。”是邓肯·罗伊的，第42号，拉尔夫先生。那好，今天晚上一定要将毯子送还给邓肯·罗伊。即使是为了减轻临死前的痛苦，这位将军也不肯让一个战士一个晚上没有毛毯。无独有偶，和此事同样感人的是，在祖德芬战场上，悉尼临死的时候把他的水壶递给了一个战士。

在描绘十分可敬的弗兰西斯·德雷克勋爵的行为举止时，高雅而又年迈的富勒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一个真正的绅士的性格特征：“生活朴实，买卖公平，言语真诚，对不如己者仁慈，平生最恨懒惰。在关键问题上，不管别人是多么的可信和多么地技术娴熟，他从不依赖于别人的关心。他藐视一切危险，希望通过自己的勇气、技能或功劳去战胜一切困难。在关键时刻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

为什么大自然的用途为人类提供了宽广天地

对于一种有关自然与人的真实理论而言，根本的一条是它必须含有某种进步性质，大自然的用途已被耗尽、或可能被耗尽，以及这种说法所包含的事实，对于这个美好的世界（人类在其中生活，并不断以适当的方式磨炼自己的技能）来说，可能并不那么正确。而大自然的用途也容许我们将它们归并为统一的用途，就是为人类活动提供了无限宽广的天地。在所有自然王国中，包括那些极为偏僻边远的物质领域，大自然的统一用途总是默默地忠于它在其中得以发源的事业，永远诉说着上帝的功业。它不停地暗示神的绝对旨意。这是一种永恒的效应，它就像一片巨大的阴影，总是在提醒我们注意背后的太阳。

大自然的外貌是虔诚恭敬的。她就像耶稣的形象，低头肃立，又手环抱胸前。如果某人从她那里学到了崇拜之理，那么他将成为最幸福的人。

一个人，假如他苦苦思考过不可名状的世界本质问题——我们称其为“天意”，那么他对此就会三缄其口。我们能够从物质的粗糙外表及其貌似疏远的现象中预见上帝的存在；然而每当我们企图要把握并描绘他的形象时，我们的语言和思想都不再有效，我们于是变得像傻瓜和野蛮人一样孤立无助，一筹莫展。世界的本质是无法用概念定理加以记述的。可是一旦人类从思想上对它加以崇拜，大自然的崇高机制就会像上帝的幻影一样赫然显现。宇宙精神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向人展示它自己的奥秘，并竭力引导人类去回溯它的本源。

当我们考虑“天意造化”问题时，我们发现，上述观点并未包括人的环境因素。因此必须补充一些有关的思考。

大自然向人的心灵提出了3个问题：物质是什么？它们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变化？唯心理论只能答复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它说：物质乃现象，并非本质。这种理论使我们认识到：即我们自身存在的证据根本不等同于世界存在的证据。前者是真实完美的，而后者毫无可信的把握；心灵是事物本质的一部分；而世界仅仅是一场神奇的梦幻——我们可能很快地从中清醒过来，看到光天化日下庄严而真实的景象。唯心主义是一种虚拟假设的理论，它援引不同于木工技术与化学一类的原理去解说自然。可是，如果它仅仅否认物质的存在，它仍然无法满足精神的需求。它使上帝离开我的身心。它让我独自荡漾在自我感知的华丽迷宫里，上下求索，永无止境。然而人的本能却抵制唯心主义。因为它否认男女本质的东西，以至于万物都染有人性的某种色彩，每一种细小物质莫不如此。但是这种理论又使得大自然变得与我陌生起来，它也说明不了我们认同那种与大自然的血缘关系。

那么就让唯心主义停留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准上，仅仅作为一种有用的引导性臆说，来帮助我们理解心灵与外部世界的永恒差别吧。

然而，当我们尾随思想的无形步伐时，我们就会提出疑问：物质从何而来？它又将变成什么？许许多多的真理从我们意识的深处涌现出来。我们已经知道，最高真理呈现在人的心灵面前，而那令人敬畏的宇宙本质——它既非智慧、爱、美，亦非权力，而是它们全体的集合，一无遗漏——正是所有事物为之生存的东西，也是它们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我们还得知，精神具有创造力；它存在于大自然的背后，贯穿于其中；它作为单独而非合成的因素，并非凭空（即摆脱时空限制）对我们施加影响，而是经由精神上的传感作用，或通过我们自身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说，精神——即上帝之存在，并不曾在我们周围特意建造出自然，相反，它是通过我们推出了世上万物——就好像大树的生命力经由古老树皮上的气孔催发出新生的枝叶一样。如同一棵树有赖大地生长，人也同样栖息在上帝的胸脯之上。他从旺盛的山泉中吸取养分，依照自己的需要而获得无穷的力量。谁能够给人类发展的可能性设下局限呢？一旦吸进圣洁的空气，被允许观看正义与真理的绝对本质，我们立即就会认识到，人拥有进入上帝智慧殿堂的渠道，他本身正是一个有限意义上的造物主。这一观点指点我发现智慧与力量的源泉，它还指出美德的功用“这把金钥匙，它能开启永恒之宫的大门，”

在它的表面铭刻着真理的至高无上的证明，因为它激励我通过心灵的净化，去创造我自己的世界。

人的肉体出自精神，物质世界也起源于同一种精神。这精神是上帝较间接、较低层次的一种体现，它作为上帝意志的投射渗入了潜意识。但是它与肉体有着重要的差别。它不像肉体那样屈从于人的意志的支配。它那宁静的秩序是我们无法干扰的。因此，对我们来说，它正是造物主旨意的现成解释者。它作为一个固定的基点，可供我们衡量自己偏离的距离。当我们堕落下去，追求奢华时，我们与自己家庭的差别会变得更明显。我们成了自然界里的陌生人，而在上帝面前，我们也同样变得疏远和离异。我们不再能听懂小鸟的鸣叫声。狐狸和野鹿也会从我们身边张惶逃逸；熊和老虎会撕裂我们。除去玉米和苹果、土豆与葡萄之外，我们不再知道其它植物的用途。瞧那庄严的大地，它的每一霎那变化都令人赞叹——难道它不就是上帝生动的面孔吗？可这也向我们表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因为当农夫们艰辛万状地在田里劳作时，你是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欣赏美丽风景的。诗人只有在四周无人的情况下才能兴致勃勃，否则高兴之余总会发现自己有些可笑。

为什么思想奠定世界的基础

在我们居住的这片国土上，没有什么爱好能比得上对理性和思想之日进行适当的纪念更宝贵，假若它自知它的贫乏之处。在没有幻想的地方，人民便毁灭。学者是思想的传播者，而这思想奠定了世界的基础。不管他们的具体工作或职业是什么，他们都代表着世界上的精神爱好。假如他们在像美国这样物质爱好高于一切的国家里忽视了他们的职责，那将是所有人的灾难。我们所听到的消息中，有关贸易、贸易与实用技艺的成果较多。这是个经验不足而又多变的民族。贪婪、犹豫和随从别人是我们的痼疾。数以千百计的人在我们社会里通过贸易或通过不断扩大我们的人口和艺术应用规模而成为暴发户。这一事实使其余的人陶醉。一个人的好运便是万千个人的希望。贿赂行为如同一个金矿的四邻，它使农庄、学校、教堂、住宅和人本身变得赤贫。

我不希望以乘戾的态度对待从事工业制造的村庄，或是贸易中心。我爱听水车发出的美妙音乐。我敬重铁路。我感觉得到看到一条船时心里涌起的自豪。我把贸易和每一种机械技术也都视为教育。但让我辩别这其中的可贵之处。在这里的每一件作品中，都有创造之举，都是迈出了智慧的一步，或是连续的几步。创造之举和智慧的步伐都属于精神行为。其余的都不过是这同一行为的千遍重复。我不会上当受骗，去更多地羡慕手工艺和机械的日常操作，不管其结果会是多么辉煌，我对它的羡慕程度不会超过对教师、教士和牧师们日常工作的羡慕。头脑简单的人的劳动产生辉煌产品的事实不是他们本人的意愿，而是高于其意愿的规律所致，因而日常工作是不应该为这个原因而受赞扬。我不愿意为这种结果而让劳动者作出牺牲。我不愿意为我的方便和自尊而牺牲劳动者，更不愿意为我这种人所组成的高尚阶层的自尊而令劳动阶级作出牺牲。让棉花差一些吧，人却应该更好一些。纺织工人凌驾于工作之上的优越感不应被剥夺。他该知道，产品或技术除了体现他的精神特权之外，其本身毫无价值。如果我在一件产品中看不到值得称赞的东西，我还要称赞一百万件吗？人们敬畏城市，却不敬重任何一个市民。人们一直在数字令人眼花缭乱的效果面前臣服，却从不会单独为任何一个人的榜样而折腰。

当众人相互贬损，使世风沦为令人沮丧的教条时，学者必须是希望的使者，必须加强人类抵御自我的能力。我有时相信，我们的文学年会不久将具有更伟大的重要性，因为人们对自己的能力不再闭目塞听。在这里，一套新的区别标准，一系列新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里，我们限制对财富的崇拜，限制对法律和教堂权力的崇拜。盲从者今天必须停止盲从。权力无法进入我们这个不轻易接受外人的小圈子。现在制度最坚定的保卫者也感觉到了这里一触即发的气氛。这里的空气凝聚了每一个角落的热量，使它能把历史悠久的结构还原为原始状态。这里的任何固体都不固定，任何东西都会倾斜和摇动。甚至学者也不能高枕无忧，他也要被审视并加以修正。他的学识已经报废无用了吗？他是不是仅仅生活在他的记忆中？心灵的力量并非是自我抑制，而是生活。但是，来吧，你这好奇的孩子！到这里来，你充满爱心，满怀希望的诗人！到这里来，你这柔弱而疑惑的、尚未在这世界的市场上找到适合地方的心灵。任何你能买或卖的东西——你的爱和野心如此之大——这一时刻是你的，而不是他们的。舒展你的愁眉，继续希望，继续爱，因为仁慈的上苍会给你公平，整个世界都会感到你是正确的。

我们应该以充满男子气的快乐情绪来庆祝这一时刻。感激和祈祷似乎都不足以表示我们与苍穹交流的最崇高、最真实的心情——但是愉快和协作的接受——这接受反过来又变成给予，因为接受者只是给予一切的上帝的一部分及其初始阶段。我不能——任何人都不能——把如此崇高的事说得精确无误，但对我来说，人的智慧、人的力量、人的仁慈、人的癖性、人的技艺都是神的仁慈和存在的表现。它不容人解释。当一切都说完做完时，狂喜的圣贤便成了唯一的逻辑学家了。劝诫和辩论于我们都不适宜，只有欢乐和赞美的凯歌才适于我们，但不是阿谀和谄媚。在我们心灵深处，我们与我们所敬仰的相距太近。正是我们心中的上帝以更伟大的思想检验着我们祈祷的语言。在心底里，有个声音在说，“我存在着，而且正是由于我，噢，孩子，你的美丽的身躯和世界才得以存在和成长。我存在着，一切都是我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知识的节日，以及向知识源头的回归，已经很好地说明了那个永远使人感兴趣的人与自然的话题。我们被郑重地提醒去记住长久以来的缺憾。人类从未诞生过，从未存在过。知识分子们仍在祈求人的新生。生活的火焰在人的心胸中微弱地摇曳。我们向人要求一种我们没有找到的富足和普遍性。伟人并没有使我们满足，是他们的孤独，而不是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引人注目。他们贫穷乏味。他们可怜兮兮地恪守着一种思想。假如他们是先知，那他们便是自大者。假如他们彬彬有礼，具有多面性，那他们是肤浅。人们取得任何结果竟有多慢！思想的水晶球和地球的地质结构是同心的。正像我们的土壤和岩石分布于各个层面，即同心的层面，所有人的思想都是横向而不是呈纵向发展的。现在来了一位伟大的调查者、他手持尖锥、钻头和铅垂线。他要在我们传统和理论上凿下深井，一直通向万物的核心。但当他一触到地壳，看着钻子和铅垂线，哲学家就会朝横向钻探，尽管阻力重重，好像有股强烈的风要把一切都卷离地面。假如你月复一月地来看我们的改革者取得了什么进展——一寸也没钻进——你会看到他仍然满口新词，原地不动，在原来的岩脉或地壳的新表层上游荡。新的书籍表示：“我要给你打开自然的钥匙。”我们想要像霹雳一样直轰中心。但雷电是一个表面现象，它只留下浅浅的刻迹。哲人也一样。木楔结果成了火箭。这样，人仅仅生存了一瞬间，因为他对一事的狂热在几个月里会变得难以忍受地枯燥乏味。每本书和每个人都一样，但是——但是——我们不能拿到一本新书，或结识一位新朋友而无所期待，无动于衷。这种指望出现一位更适当的阐释者的难以克服的期待无疑就是他终于到来的预告。

在没有人时，我们转向自然，它就在身旁。在神的序列中，智力是首要的；自然第二。它是人类心灵的记忆。那曾在人的智力中以纯粹法规存在过的东西，现在已经化为自然。它在心灵里已经溶解。现在它已沉淀，而那明亮的沉淀物就是世界。我们在自然中永远不会是陌生者或低劣者。那肉是我们的血肉，那骨是我们的筋骨。但我们不再拥有它。我们已失去了我们奇迹般的力量。我们的手臂不再像冰霜那般有力。我们的意志也不能与地心引力和电磁力相媲美。但我们可以把自然作为方便的标准来利用，作为我们升降的标尺。它有作见证的优越条件，它不会堕落。当人诅咒时，自然依然为真理和爱作证。因此，我们可以安然而实际地研究自然中的心灵，因为我们不能在心里久久注视它。正如我们转而审视池水中太阳的容颜一样，因为我们的眼睛不能直视它的辉煌光芒。

所以，在我看来，那该是一首合适的赞歌，假如我们要以探求自然法则来虔诚地庆祝这一时刻。让我们尽力看清那一点，并进行尝试，看它能有多少可以移入文学生活。我们投向周围自然认真的每一瞥，都是为了学习。它出自虔诚的冲动，是真正的赞美之歌。不管它是以劝诫，或是以热情的感叹，或是以科学报告的形式，它又能改变什么呢？这些只不过是形式而已。通过它们，我们最终能表述那样一个事实：上帝做了这个，那个。

探讨这么大的一个题目，我们必须诉诸直觉，而且其中我们所要暗示的远远超过了要描述的。我知道，要以探讨小一些的题目所能获得的那种准确性来讨论这个大题目是不容易的。我不希望在描绘人的尝试中，去描写一个呼吸空气、却又冷漠而又令人嫌恶的鬼魂。我的眼睛和耳朵会由于任何对于生理事实、对于人的局限的忽视而引起反感。但一个看清自然之真正秩序，并看到从无形中显现的有形之物的人，却无法在下列情况下表达他的思想：即表面上看来，这对那些研究物理定律的人不公平。在这种人的器官里，有一个内在的缺陷。语言总是过分的夸张。无限的表述在有限的人类看来总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亵渎神灵的。恩贝多克利斯无疑说出了一个思想的真理，他说“我是上帝。”但在他说出口的那一刹那，它听上去是谎言。这世界以那个关于他的皮鞋的精彩故事，向他表面的傲慢进行报复。在试图表明精神事实的努力中，我又怎能期待比这更好的运气呢？可是，让我们希望，只要我们接受真理，我们就会让每一个真正的人感到是说出了公平正义。

自然之规则，谁能分析它？那奔流的溪水不会停下来让人观察，我们永远不能突袭自然，使其窘迫，永远找不到那条线的尾端，永远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筑第一块石头。鸟儿急匆匆地下蛋，蛋很快又变成鸟。我们羡慕的世界秩序之完整无缺是无限分类的结果。它的平滑是瀑布倾泻的平滑。它的永恒是一种永久的开始。每一自然事实都是一种派生，而从每一个派生里都会产生一种新的派生体。假如任何东西停滞不前，它将被它抵御的洪流所摧毁、消灭。若是心灵停滞，它将疯狂。因为失去理智的人是那些紧抓住一种思想不放，而不跟随自然步伐的人。不是原因，而是一种永远新奇的效果，自然永远自天而降。它是完全的服从。这些可爱事物的美是从一个抽象而永恒的源泉中得到的。在一切动物和植物的形式中，生理学家承认化学和力学都不能解释这些事实。但必须假设一种神秘的生命原则，它不仅寓于这个器官，而且创造这个器官。

空间是多么宁静，多么宽敞，然而却没有地方可以塞进一个分子，——以优美的顺序，以同样的完满，以平衡的美，时间的舞蹈依然向前行进。像一缕香味，像一串音符，像一次睡眠，它不准确又无边无垠。它不会被割裂，不会被阐明，不会被展示。让凡俗的哲学家走开去吧！你去自然中寻找原因？这个原因指向那一个，那个原因指向下一个，下一个指的是第三个，每一样都有所指。你必须以另一种姿态去询问，你必须感觉它，爱它，你必须以它赖以生存的伟大精神来观察它，而后，你才能知道那法规。被人了解，这在它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会被人愉快地加以热爱和享用。

这种普遍而共有的生活，它平等地对待无数目标而不强调或偏爱任何一个，为了全体的成功而有规律地贬降每一个体，这一切都使我们的理解力毫无用武之地。自然只能被看作是为了共同的、而不是个别的目的而存在，为目标的整体，而不是为其中某一个——一件令人入迷的作品，将由一个环形运动来代表，正如目的会由一条长度已定的直线来表示一样。每一效果都加强另一个效果。在重视公共福祉的共和国里没有反叛，没有个人的脱离。这样就产生了天主教的品性，它使每片树叶都成为这个世界的代表。当我们以诗的情怀欣赏这片景色时，我们并不考虑个别之物。自然不知有棕榈树，也不知有橡树，它只知道有植物生命，它生长成为森林，以百草千藤组成的花环装扮地球。

没有单一的目的可挑选。自然的这一状况似乎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看出：假如人本身被看作是目的，并假设世界的最终事业是创造虔诚、明智而美好的人；可据我们所见，它至今尚未成功。你可以轮番阅读自然史和文明史，比如说，把一篇天文学论文同一卷法文的《宴会菜单回忆录》交替阅读。当我们为计算这种奢侈款待而惊诧不已时，那仁慈的大自然却从无边的新苍穹转向了它宽广的公地，如同珊瑚虫变成礁岩那样迅速——太阳和行星对人类是宽宏而殷勤的——然后让我们把视线收回，来观察这个路易十四的宫廷，并且看看那里的游戏——公爵和元帅，神父与淑女——都聚在同一张赌台上，每人都在为别人设置陷阱，结果是让这个佩戴假发和勋章的正人君子，即国王本人用谎言或诡计来战胜你的对手，并且毁了他。此时人们禁不住要问，这个星球是不是内容非常丰富的天文学的一个美好的标本。如果是的话，实验是否没有失败，是否值得再去进行更多的实验，并在这清白的空间塞入一件如此污浊不堪的东西。

我们不太会有别的感受，假如我们不只盯住愚蠢的民族，而是去寻觅那些伟大而英明的人，那些杰出的人，去仔细审视他们的生平。他们中间没有人曾经看见过自己——如果把他的行为与他的允诺或思想相比较，便能证明人们耗费精力去获得那个巨大的装置是值得的，而有污点缺陷的人正是靠了这个巨型装置才被说服的。

对于这类问题，大自然回答：“我会成长。”一切都是新生的，婴儿期的，当我们被博学者苦苦计算大自然的直线和长度、弧线的回归度之类数学问题搞得头晕眼花时，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大量的事件正在进行着。一切都似刚刚开始。遥远的目的正在积极的实现中。我们道不出任何地方有任何完成了的东西。但这种趋势到处可见：星球，星系，星座，整个大自然都像七月的一块玉米地在迅速成长，在长成什么别的东西，在急剧的嬗变之中。胚胎并不急于变成人，正像那个我们称之为星云的光团不急于变成光环，变成彗星，变成星球，变成新星的母星一样。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凡尔塞宫的先生们不能够昂首阔步，继续为种种宫廷琐事而尽心策划，无事生非，同时又不影响他们以后从事更好差事的能力呢？

然而大自然好像进一步回答说，“我尚未在任何单独的生物身上冒过那么大的险，去一赌我成功的运气。我还没有实现任何一项目标。园丁的目的是生产一种好的桃子或梨，而我的目的则是保持整棵树的健康，——包括它的根、茎、叶、花和种子——我绝不会因为偏爱超厚的果皮而忽视了其它的功能。”

总而言之，大自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精神和特别之处是它不为任何一个或任何数目的具体目的而存在，而是为无数和永恒的利益而存在；那里没有私人的意志，没有谋反的传单或活跃分子，然而那整体却被一种涵盖一切的趋势所压倒。它依从那种生活中的累赘或多余之物。而在有意识的生物身上出现的这种多余之物，我们把它称之为狂喜。

带着这种有关天才或自然法则的观念，让我们回头看看人的情况。确实，他假装着对自己描述他自己。可是最终，除去他那条既不能说明、又无法理解的现存生命之外，他还有什么事实可以述说呢？关于他的本质，他在“原本如此”之后又有什么可以奉告呢？上天造化，或神的恩惠，看来是对我们芸芸众生万变不离其宗的唯一解释。世上要么有美德、天才与成功，要么没有。上帝要么向我们俯身示爱，要么黯然离去——对此我们都能加以肯定，可我们既说不出这变化过程，也说不清为什么。于是，在行为层次上，我们受教规约束看到的只是自我责备、悔恨交加、有关自我否定的道德说教、以及教徒与原罪的斗争。而在智识的水准上，除了赞美与惊奇之外，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每一个时代的产生都是某一种信仰的胜利

世界史上每一个伟大而关键时代的产生，都是因为某一种信仰的热情获得了胜利。穆罕默德之后的阿拉伯人就是一个例证。他们在短短几年中，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建起了一个比古罗马更大的帝国。他们甚至不知道是怎样成功的。裸身的勇士德拉，骑在马上为信仰而战，他的神勇令一队罗马骑兵也感到难以招架。他们的妇女像男子一样善战，击败了罗马士兵。而他们的装备简陋已极，给养严重匮乏。他们是克己戒酒的军队，根本谈不上用白兰地酒和肉食犒赏军队。他们靠大麦果脯，却接连征服了亚洲、非洲和西班牙。峨玛王的手杖在许多人看来比剑更为可怕。这位王爷却只吃大麦面包，用盐调味，而且经常因为斋连盐也不吃。他的饮料是清水，他的宫殿是泥土小屋。在他离开麦迪那去收服耶路撒冷时，他的坐骑是一匹红骆驼，鞍上悬一只木碗，外加一瓶水和两只口袋，一只装大麦，另一只装着风干的果脯。

但是在我们的政治上，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不久将会出现一种博爱精神，它比阿拉伯人的信仰更为高尚。这是补救弊病的唯一良药，大自然的万用仙丹。我们必须爱他人，爱能使不可能的事立刻变为可能。我们的时代和历史，几千年来并不是仁爱的历史，而是自私的历史。我们相互不信任的代价非常高昂。我们花费在法庭与监狱上的钱很不值得。我们因为不信任别人，从而造就了窃贼、强盗和纵火犯，而我们的法庭与监狱使他们变成了终身的罪犯。假如所有基督教国家都接受了这种博爱的精神，那么不消几个月，就能把那些罪犯和无赖吸引过来，流着泪为我们贡献他们的能力。看看这个由劳动男女组成的广阔社会吧。我们任由劳动者侍奉我们，却不同他们居住在一起，甚至在街上遇见连招呼也不打。即使他们有才能，我们也不予理会。我们对他们的成功不表示喜悦，不鼓励他们的希望，也不支持他们为切身利益所投的选票。这样，我们在社会的基础上扮演起自私自利的贵族与国王角色。看吧，这棵树永远只会结出同一种果实。在每个家庭里，都是因为仆人的恶意、狡诈、懒惰与争吵而破坏了主人的和平。只要两个主妇相遇，你会发现她们的谈话很快滑入这一话题，即佣人引起的麻烦。在一群劳工中间，富人总觉得气氛不够友善——而在投票处，他发现穷人结成团伙，与他作对。我们总是抱怨，说群众的政治受人操纵，以至他们违背公理与公共福利，甚至背离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不愿选举愚蠢而卑劣的人做他们的代表，或者统治他们。他们选这些人，仅仅因为这些人花言巧语地恳求他们。人民不会长期投他们的票，而会拥戴那些聪敏正直的人。借用一个埃及的比喻，人民不愿意总是“抬高野兽的利爪，压下圣鸟的头颈”。如果我们敞开胸襟，让仁爱涌向我们的同伴，就能在一天之内引发最伟大的革命。在改造旧体制的过程中，阳光的感召要比冷风劲吹来得更好。国家应当照顾穷人，尽一切努力为他们说话。每个孩子在诞生时就必须获得生活的平等机会。我们改善有关财产的法律，必须是以富人的让步为基础，而不是去剥夺穷人。让我们养成经常馈赠和施予的习惯。我们应该明确，公正的法则是：任何人不得索求超出他份额的福利，并且永远如此。我感到有必要做一个热爱他人的人。我将会看到，世界因为我的爱心而变得美好，那将是我的报偿。爱心会给这疲倦的旧世界换上一副新面孔。在这世界上，我们像异教徒和仇敌一样生活得太久了。政治家的手腕，陆军与海军，以及各种防线，都将被废置，并由爱心——这手无寸铁的儿童——来代替。想到这些变化，难道我们能不怦然心动吗？仁爱能够潜入一切，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完成大业。它是自己的杠杆、支柱与力量——而暴力无法做到这些。你是否看见过，在那深秋的树林里，一只可怜的真菌或蘼茹——这种植物完全没有韧性，看上去像一团面糊或果冻——它竟靠着不断的、柔弱得难以想象的挤压，开出一条路来，穿透结霜的硬土，在头上顶起一块硬壳。这正是爱的力量的象征。这条原理可以运用到人类社会的重大利益关系中，可现在它的效用却被忘记了。历史上曾有过一、两次著名的实验，在其中爱的力量大获成功。我们这个庞大、过分扩张而名存实亡的基督教世界，至少仍在纪念耶稣的名字。而耶稣是个热爱人类的人。总会有一天，人们将相亲相爱，所有的灾难将消溶在普照万物的阳光之下。

你是否愿意让我在人和改革者的画像上再添一笔？一个人若要使他的精神世界吻合于现实世界，必须有一种伟大的远见。有位阿拉伯诗人这样描写他的英雄：

在冬季里

他是阳光，

而在仲夏

他是荫凉。

如果一个人要帮助自己和别人，他就不应当忽冷忽热，全凭一时兴起去行善。他应该做一个克己自制、善始善终、坚定不移的人。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不多，所幸历史上确有几位。这些人天性里有种实在的品质，它类似磨坊里的飞轮，把运动平均地传输给每个转轴，阻止异常的压力产生突然的破坏。同样，快乐也应当像力量一样均匀地平分给每一天，而不要集中一处变成危险的狂喜与恶性反应。有一种人类最宝贵的审慎见解，它相信一个远大的未来——比现在所看到的要远大的多——将永远使得整个生命比现在的时刻更重要，禀赋比才能更重要，人格比特定的结果更重要。正如商人乐于拿出收入的一部分进行投资那样，伟人也愿意放弃他个别的能力与才干，从而提高自己的生命价值。一旦开放了心灵的感受力，人们将愿意作更大的牺牲，放弃特殊才能以及助其成功的工具和技巧，还有他们的权力与声誉——将这一切置于脑后。因为他们渴望与神灵沟通，永不满足。这会造成一种更纯洁的声誉，一种更伟大的能力，作为他们牺牲的补偿。我们的收获于是又变成了种子。正如农民把最好的谷穗播进土地，我们也将要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换成工具和能力。那时，我们情愿把太阳和月亮也当作种子播入土地。

为什么改革产生于某种理想的正义感

根据人们所阅读和翻译的书籍，就能判定哪些书将要出版。有一大批古老的深刻思想——我们几乎将它们遗忘了——正在以摘录和幻想的方式重新出现。它们在20年中将会全部得到重印。请看这个时代人们的阅读、思考和实验是多么大胆，但愿能从中产生某些聚拢分散知识的奇才！通常这样一位奇才总能代表时代的思想。神秘主义一直以其种类繁多和内容丰富著称。尽管它的具体部分现在令人生厌，它却构成了某些“完美主义者”或“脱世者”的唯一信仰。当某个深邃博学的思想家利用这些神秘理论时，它们就会变成他长袍上美丽相称的装饰物。

这些改革与我们同时生长，它们与我们溶为一体，是我们的启示与希望，又是我们的良知。它们仅仅说明了我们与那些需要加以改革的邪恶机构之间的关系。它们是有关人陷身这些事务的最简洁的声明，答案清楚，黑白分明。我一无选择，只有赞同并支持改革。它们的动机和理论都是好的。实践部分差了一些。改革者肯定了精神生活，但他们并不相信它，却宁愿运用外在的粗俗方式。他们不依靠那种吸引我参与改革的精神力量，即爱心和原则——而是依赖芸芸众生，依赖环境条件、金钱和政党；就是说，他们是依靠人的恐惧、愤恨和骄傲心理。那种将人们的境界加以提高的仁爱精神才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真实特征，它能鼓励人们相信原则、而不是相信物质力量。我认为这正是改革的灵魂；而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感情用事，不是蓄奴制度，不是战争，不是监禁，甚至不是政府管理——与此相反，我们应当依赖人的情感；你越是相信它，它越能发挥作用。我们不要依赖数字，而应该采取一种怀疑数字的态度，并用确信：只有当人处于孤独无助时，他才是最有力量的。那些近年来不断以其革新方案骚扰社会的青年人看来犯下了这一错误——他们全都夸大某种特殊方案的作用，却都未能看到，那众多改革背后的改革，是无需任何方法来加以完成的。

改革虽然产生于一种理想的正义感之中，但它们却不可能保留一种思想的纯洁性。它们被以某种低下而不适当的方式迅速组织起来，并且毫无诗意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几乎与它们批判的旧传统一样粗俗。它们把道德情感的火焰与个人和党派的狂热汇聚在一起，加上无限制的夸张，以及一种不顾公正与真理、一心偏爱某种特殊方法的盲目性。这些人以极大的热情宣扬所谓人类最大的利益，但他们其实是心地狭隘、喜欢自娱而又自满的人，往往令我们觉得是在与疯子为伍。他们咬了我们，我们也会发疯。我认为改革者的工作和他周围其它的工作一样无可挑剔。然而当我靠近它观察时，我却不甚喜欢它。人们完成它的方式是同样的，是一种亵渎的方式，而非虔诚的方式——是靠着管理、策略和大造舆论完成的。这是一种患了耳鸣的感觉，非常令人不快。由于他们的牺牲精神向我展示出人格的严重局限性，我对此种牺牲竟不感到任何喜悦。我们需要的不是行动，而是人；不是一滴水，而是倾盆大雨；我们所需要的是那种能够降下无数的、无尽的行动的精神暴雨。你在某一场合曾经扮演过勇敢的角色，硬起心肠、绷着脸与社会对抗，认定是它错了，因此针锋相对，毫不退让。这好极了。现在你是否能够大度地忘记此事。把你所有的行动都视为区区小事呢？当地球在宇宙间运转时，它不曾留下任何痕迹；而人类最伟大的行动也不会在思想的海洋里留有记号。对于那种自感菲薄、又对自己贫困的生活充满懊悔的年轻人来说，投身于公众运动的引诱力总是巨大难挡的——因为加入之后，他便可以完成他一个人所不敢企望完成的事业。然而他必须抵制那种使人变成手段的堕落。我必须按照真理行动，尽管我不能——如你所称——有效地投入行动。我必须赞同那种静止无止的态度。忍耐是了不起的，它是一种勇敢而冷峻的漠视，静止的状态受到审慎支配。因而忍耐是靠一种深邃而崇高的虔诚来维持的。这种甘愿孤独静止的生活态度，原本出自一种不愿意违背人性的念头。只要你坚持下去，就能产生奇异的思想宝石。我一面渴望着表达我对于改革的灿烂前景的敬意与喜悦——这前景已在我们四周显现出雏形。一面又以更大的急迫感提醒人们注意自助自信的重要意义。我找不到有足够力量的语言来转达我有关个人独立精神之神圣的看法。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以及国家、教会、亲密朋友等，都不过是心灵圣殿之外的幻影而已。让我们怀着敬畏之心，来向它致意吧！

大多数人由于无法在事情的结果大白之前来判断一个原则的好坏，他们便不能意识到身边的邪恶——直到他们目睹其具体形态，比方说看到了一群酒鬼无赖，奴隶贩子，士兵，或是贪污舞弊之徒，才清醒过来。这时他们大受震撼，便夸大错误的性质。假如错误得到纠正，他们就皆大欢喜，以为一切都会变好，进而大张旗鼓，要在各处清除弊病。这样就产生了传教士和其它宗教努力。但是，假如每个岛屿、每座房子里都有一本圣经，每个儿童都被送进主日学校，世界的创伤就会治愈、人类从此就会变得正直无邪吗？

然而，那些丝毫不考虑环境影响的思想家，却仅仅凭借他的兴趣来判断国家的情况。他说，如果我本人是自私的，那么就能推断出奴隶制存在的必然性。无论我走到那里，都会发现企图建立这种制度的努力。但是假如我是公正的，奴隶制便不会存在，让法律去决定此事好了。道理很简单：如果我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上帝一样对待，那么奴隶何来之有呢？可是你同环境的斗争是多么琐碎无益啊。请看那个振振有声谴责奴隶制的慈善人士，他所有的言辞和表情都流露出奴隶主的本色。他能让我放心释然吗？他能让我开心高兴吗？他就是乔治亚或阿拉巴马州的化身，怀揣着蓄奴州血腥的法律，正在我们东北沿海各州昂首阔步。我们万分庆幸，因为他没有更多的政治权力——而我们自己又是热爱自由的。我担心我们的美德具有地理上的局限性。我并不惧怕我们的罪恶，这罪恶就是冷酷的固执——它粉饰事实、蒙混过关，并且诅咒谩骂。我能够看到它的完蛋。然而就我自身而言，我们的良心令我羞愧不安。我们的美德既酸腐又狭隘，既浅薄又盲目，几乎与邪恶不分你我。细想下去，废奴主义者的那些抗议活动又显得多么无聊浅薄，因为他的目标仅仅是针对奴隶的生活条件。只要让奴隶享有最少的宗教感情，他就不再是个奴隶了，而你却就成了奴隶——因为他不但从他的卑下中体会出他的优越，感觉到他悲惨的境遇即将变成一桩忘却的小事，而且他让你也感受到这一点。他于是成了主人。我们的年轻人喜欢夸大过失的含意，这一习惯已成为他们的特征。只要是他们认为严重的事，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这对于庞贝元帅也是大事。

因而我们说，改革运动的出发点是高尚的，可它在管理细节上却是胆小而粗鄙的。这些好心人希望改善人的环境，以此来提高他的精神境界；他们又依靠没有生命的东西，企图创造出活的事物。毫无用处。只有依靠增强他原有的那种精神，他才会获得新生和力量。那位悲哀的佩斯塔罗奇先生，他曾经在法国革命爆发之前，像所有狂热分子一样寄期望于欧洲的明天。可是当他目睹了革命之后，他这样记下了他的看法：“外部环境的改善将会产生成效，但是这决不可能造成心智与道德上的改进。”结束有关行动者的讨论之后，让我们来看一看它与另一种人的关系，这就是学者型的改革者。

为什么青春及其能力是珍贵的礼物

对于那些青年来说，真正的答复是：生命以及他们自身的能力看来都是珍贵的礼物，若要把它们浪费在你所建议他们去做的事情上去，未免非常可惜。而你所说到的那些根本性制度，你的所谓伟大神圣事业，在年轻人看来莫非是些荒唐错误。仔细看一看，也不过是些卑微不足道的小事。每一桩“崇高事业”——比方说废奴运动、戒酒运动、卡尔文教派或统一教派活动，都已迅速地变成了一个个小商店。在其中，人们把文章包裹成易携带的方便糕饼——尽管一开始这些文章可不柔软轻飘——并且以小批量向顾客零售的方法招徕生意。买卖中你随意使用“伟大”和“神圣”等字眼，但是几乎从中看不出什么伟大或神圣的痕迹。那种能以自己优秀品质去感召别人的人是很少的。慈善与布施团体倒是颇有一些江湖郎中的吹牛本事。至于生活的普遍方式与人们的日常劳作，他们却难得从中看到什么美德善行，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一邪恶圈子的组成部分。另外，由于人们没有远大的目标，他们平庸的生活艺术中也就缺少任何高尚的性质，丝毫没有。他们进行了一次实验，发现所有的地方，从典雅的文艺专业到最粗鄙的体力劳动，从高等学府的礼仪到舞厅与社交拜访，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卑怯的妥协与虚浮精神，由此暗示出人们惊惶的怀疑态度，他们缺少爱的生活，及其没有目标的行为。

我不愿意采取行动，除非这行动是必须的，而且是适度的。我不愿意去做一件事，除非它一次奏效。我不喜欢繁文褥节。一旦你把握了原则，那么对你来说，为它申请四次或申请四万次都差不多地容易。一位伟人会满足于以最不起眼的方式表明他对时代主导思想的看法，而把无数的例证留给那些喜欢他的说法的人。当伟人击中靶心之后，其余的人自会粉碎整个靶子。一切都在训示我们：生命是多么无谓地漫长。英雄的每一时刻则令我们兴奋激动，因为他的12个月光景相当于一个世纪。孔武英勇的山克图斯凯旋回家。他带回的只是一个记忆。那是在猛攻萨莫斯城的时候，“正当激战未见分晓，珀里克利斯向我回首一笑，这笑容传给了另一支部队。”在这里，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时间的质量，而不是事件与人物所占据的日了长短。

我们绝不高兴，但是必须承认，我们面对的条件是崭新的：假如你需要我们劳动的帮助，我们本身却处于更需要劳动的境地。我们由于行动困难而感到悲惨。我们闲得要死，懒得生锈。但是我们依然不喜欢你们的工作。“那么，”世俗社会说道，“让我们看看你的工作吧。”“我们没有任何工作。”“那你们打算干些什么？”俗人们大叫。“我们将要等待。”“等多久？”“直到全世界的人都站起来召唤我们去工作的时候。”“可是这样等下去，你会变得衰老无用。”“衰老便衰老。我可以坐在角落里悄然死去（如你曾经说过的那样）。但是在我接到最高的命令之前，我绝不想动一动。既便那召唤数十年没来，几百年没来，我也明白世界的缺憾正是我以禁欲苦行来维持信仰的证明。你那所谓善举与德政，并不能让我开心。如果我无法工作的话，至少我不需要撒谎。说出今天到期该付的帐，这本身并不是撒谎。在其它地方，有另外一些人已经经历了严厉的审判，他们表现得不错。死难烈士被肢解处死，或者被活活地悬吊在卖肉的钩子上。难道我们就不能集取勇气，把它凝合成耐心与真理，毫不抱怨地、甚至是怀着乐观幽默心情，去等候最高决策人下令行动的转机吗？”

然而，当我们抵近观察这些人的秘密时，我们必须说，尽管在他们看来十分容易回答世俗者的反对意见，但是要打消他们本身的疑虑与抵触却不甚容易。他们的性格习惯于不断质疑发问，这种个性使他们得以遭遇各种逆境，以至经受最勇敢的英雄所面临的审判。当我询问起有关他们的私人经验时，他们的答复倒不失机敏：“无可否认，我的信仰与其它信仰之间有着某些深刻差异。而我的信仰是一种短暂经验，它突然在公路或市场上降临，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时刻出现在我的心头——天知道它来自体内或体外——使我恍然大悟，明白自己一直是在同傻子们进行傻子游戏。可是游戏的规则既是为我、也是为所有人准备的。我怀抱着信赖，孩子般的信赖与服从，以及思想的崇拜。我再也不要做傻子了。可是，大约在半小时的间隔中，我又从这种认识的高度跌落下来，回到往常的惯伎当中，变成这个贪婪社会中的一个自私的成员。我的生命是虚浮的，它并没有在世界深处扎下根来。我问道，我何时才会死去，并被免除欣赏这与我无关的世界的责任？我希望能够把这种闪电般的信仰换成绵延不绝的白昼，把这股狂热情绪化为一种温和的气候。”

上述的两种思想倾向无时不在发生分歧，并且造成显著的对比。对那种习惯于以大彻大悟的眼光看待生活的人来说，他似乎是个躲闪畏缩的人，在世上扮演一种卑贱、无能而又低下的角色。这是一桩缺少技艺、不得不做的工作，又是一桩无话可说、应由别人来表述的工作。他只好躺在一旁，做些杂事当作消遣，直到又轮到他上台去滥竽充数一番。我们读的许多书，以及所做的许多工作，看来仅仅是等待而已。这可不是我们活着的目的。任何其他人都能代替我们做这些事情，甚至做得更好。这些工作所需要的技艺微乎其微，几乎与高尚的精神生活全无瓜葛。以致于无论我们做什么，推磨也好，骑马也好，或是奔跑、赚钱、治理国家，全都没有多少象征意义。如此双重意识最糟糕的特征是，在理解与心灵这两种我们都拥有的精神生活之间，确实看不出有多少相互的联系，它们也决难相互吻合或衡量对方。一种倾向占了上风，便听见吵吵嚷嚷，热闹非凡。然后另一种倾向卷土重来，又闹得山摇地动，日月变色。随着生活的进展，这两种倾向并没有找到更好的调和方法。可是我的信仰呢？我究竟是什么人？假如我什么都不顾，只需要一种沉静和独立的思想，只想在蓝色天空深处拥有一席栖身之地呢？云层很快就会重新封闭，而我们依然相信，我们编织的这只小小的网络最终将被弹入高空，与蔚蓝天空交织在一起而那一时刻会被历史铭记。这样说来，我们只能坐等良机，难道不是吗？忍耐，更多的忍耐。当我们进入某种新的无限空间时——我们不久就要进入了——并且摆脱了消极否定的冰冻世界，我们将会高兴地回顾道：虽然我们缺少美德和种种籍慰，我们确实不喜欢贫困，并且也从未试图以虚伪或任何假装的热情来掩饰补充这种贫困。

然而，若是忘了说明这些人都是美的热爱者和崇拜者的话，我们仍然未能充分地描绘出他们的特征。在由真、善、美这相互补足的三位一体之中，他们倾向于把美当作最重的象征。在当代所有的道德说教运动、以及各种宗教慈善事业中，也出现了某种与之相近的趣味表现。它们有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甚至是唯美的精神。在传统宗教人士听来，他们有关运动美的说法无疑有些空洞可笑。政治方面，当他们处理关于公正问题时，只要守住个人利益的界线，它也往往足够应付了。如果他们答应赔偿，这是出于审慎。但是他们如今为黑人、乞丐和酒鬼们呼吁正义，则是为了美的缘故——不是为了这些受难者，而是出于呼吁者的一种精神需要。我是说，这只是一种倾向，它还没有成为现实。我们的美德摆着学步。四处游逛，它走得还不够稳重。它的代表者面容严峻，时而说教，时而谴责。他们在主持公正时没有足够的优雅风度。他们仍旧带有滑稽喜剧的色彩，而这种色彩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经常是狂热分子特有的。真正的圣人应当像眼中的瞳仁那样可亲可近。而我们却被人逗得发笑，急于从工作中逃走，去与沉思的改革者作伴，以便躲避那种轻微的喜剧性讽刺。想想这些充满讽刺与批评的时光吧！我们把美奉作至上之物，是因为它看起来是一种中庸之道，便于避免善的无用，以及真的空洞——他们还是些热爱大自然的人，有幸在不可改变的世界秩序中找到了一种弥补人性缺陷的办法。

毫无疑问，针对这群人的所说所为，存在大量的有根据的反对意见。我们已经挑出他们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肯定也容易受到批评和讥笑。他们的这些笑话，将会像其他人的笑话一样流传开来。将会出现一些时髦口号与虚伪姿态。也会出现精细温柔的景象。这些人具有非凡的力量，但是并非都会发达起来。他们埋怨说，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应该予以否定。假如他们力量菲薄，这种否认的工作就会耗去他们所有的力气，谈不上能够开始过他们所希望的生活。那些阴沉肃穆的老年人坚持要对制度与传统方法表示尊敬，他们不放弃对于陈旧历史、某些职业、大学、古老礼仪、受恩惠者、慈善事业以及定期拜访习惯的信念——他们抵制变化，似乎它们与己无关。然而却导致许多不眠之夜，引出背弃与怀疑的感觉——他们在此问题上千愁百感——这些老朽的卫道士们却绝不会改变观念。他们对此只有一个念头，即认为安东尼的脾气乘张——他本来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权利，拒而不做那些他认为是愚蠢的事情，并且控制自己的脾气。可是他过于紧张兴奋，自以为是。这里的问题不是自由、才华横溢，或者是由于说俏皮话、天生喜欢玩闹。他若是能够避免扯谎、不义行为和自杀，就不会出事。没有时间供人去欢闹、去讲究优雅风度。可他却把力气和精神浪费到排斥和拒绝上去。然而，那些坚强有力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征服他们周围的芸芸众生。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像潮水一般涌来，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免遭那些刻薄批评家的注意。他们开心地服从上天的指引，仅仅是含蓄地拒绝或否认时下的喧闹议论。严峻的老者向聋子说话——教会与古书嘟囔着向一个十分忙碌、无暇顾及别人的激进人物宣讲它们的陈规陋习，因此它们有幸在缓慢的节奏上赢得了时间，而且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正确的方法。

我针对这些人说了许多，可是仍不充分。他们是些新近皈依的信徒。他们不过是指出了人们在具备了更健康、更勇敢的心灵时所应该走的道路。让他们去体会自己责任的重大意义，并且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吧。他们的心脏是保存着火种的挪亚方舟，这火种将要释放出大而蔓延的火焰。让他们在天才最狂热的冲动时去服从他的旨意吧，在他率先走向那荒无人烟的思想与生活的沙漠时追随他吧，因为只有英雄跋涉的途径才是有益于人类健康和利益的坦途。人类本性的特权和尊严是什么呢？难道这不就是它通过自身力量把自己同永恒事物联结在一起的那种坚韧不拔精神吗？

社会对于这一群人也负有责任，而且应当以慈悲为怀，关注他们的疾苦。国家也有可能从他们那里获得某些好处。在我们这个机械师共济会里，不仅应该制造桥梁、犁铧、木工刨床与烤箱，还应该能生产一些更为精巧的仪器，比如晴雨表、温度计、显微镜等等。社会上除了该有农夫、水手和纺织工人之外，也应该专门保留一些作为人性测量仪表的诚实纯真之士，他们具有优异的察辩直觉，在充当旁观者时，难免会流露出一星半点的幽默和情感。另外也可能为那些墨守成规与喜欢训诫的人留下一席之地，并且让收集天火的人们得以向众人传播电流。或者可以说，当一艘在风浪中挣扎的小船向巡洋舰或定期邮船发出信号，询问航道情况时，它并非一无优势可言——这优势就是：我们应当时常接触一些罕见而又有才能的人，以便对照比较我们在精神罗盘上的差异，参照高精度的经纬仪来纠正自己的位置。

处在这种世风日下、人心凋敝的状态之中，时值人人都在呼吁新的改革或变更法令，要求新的订货、改进服饰、改善牙医、建造新舍或开办大企业、为政党拉票或是分割地产——此时此刻你是否能容忍一、两个直言不讳的人，在这片国土上为那些既不值钱、又不会消失的思想原则侃侃而谈、独诉其衷呢？经济进步与机械上的改良早晚都会被其它东西所取代。现有的生活方式也将会被人遗忘。这些个城市会衰败、或者被战火、新发明、新的贸易中心或地理变化所毁坏。一切终将过去，正如今天在海滩上建立起白色殖民地的那些散乱贝壳一样，它们不断更新，以便不断被毁灭贻尽。可这几位隐士默默阐发的和公开宣讲的那些思想——这些思想不单体现在他们以往的行动上，也反映在他们发誓要做的事情上——将仍然保持它们的美与力量，并且在大自然中重新组合，在比我们更聪明、更幸福的一代新人身上重新萌发，与其周围的环境愈加和谐一致。

为什么人类受到一种崇高而友善的命运指引

值得提起的是，我国人民从一个国度继承了思想文化，却从另一个国家那里接受了自己的义务。这种虚假混乱的事态近来已经发展到了需要纠正的地步了。我们的民族开始向她的子女申诉自己的权利，唤醒他们情感与想象力方面的自尊。而欧洲也正在以同样的程度往后退却。这样，他们对于教育的反应便使得国内的改革与政治生活具有新的重要意义。看看旅行和货物运输行业吧，谁能够对它眼下不断增建的服务设施熟视无睹、不感到兴奋呢？

目前这股修筑道路的狂热浪潮对于祖国非常有益，因为幅员辽阔是我们内政及贸易方面的一个极大的问题；为此，当初国家的缔造者才立下庄严的政治誓言，要尽力维持领土的完整牢固——而领土的寿命似乎注定要因交通不便而遭受危害：至少很难把委员、法官和政府官员运送到山水相隔的远方去。现在我们不但消灭了遥远的距离，而且一旦到了能乘坐如梭的火车和汽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每天往返不绝的上千条线路，把各民族与各行业的人们联结成一张结实的网络，使得同化工作迅速推进，并且再也不用担心区域特征和敌对情绪会继续下去了。

然而，我急于谈谈如何利用这些改进势头，以便塑造一种人文精神。筑造铁路所引起的一个未曾料到的后果是，它使得人民越来越熟悉他们所拥有的辽阔丰富的领土资源。假如这一发明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近，并把祖国版图缩少到原来的13，那么它却把时间的长度大大缩短：它提前50年在这里完成了土地的耕种、水利设施的兴建、矿山的开发，以及其它自然资源的利用。铁路的轨道是一根魔杖，以其神威唤醒陆地与河流沉睡的能量。

可是铁路仅仅是我们箭筒里的一枝箭，尽管它具有衡量仪器和测量尺一般的价值。这片慷慨而富饶的大陆属于我们所有，一个州挨着一个州，一片领土紧接着另一片领土，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波浪之中：“我们的乐园是无边无垠的大地，天堂里蓝色的石柱正是美狄亚的府邸。”

在这片宽广的土地上进行测量、耕种与建设的任务，需要一种与之相配的教育与情感。有关这一事实的清楚认识，目前正在取代那种纯粹的商业精神及其教育——前者是在早年移民集居东海岸的时候形成的。甚至是在东海岸殖民时期，有识之士即已开始认识到，所有的人都应当学会正确地看待土地的价值。人们研究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而且越来越关注农业科学这门专业。矿产资源也得到了发掘，石灰、煤炭、石板及铁矿石被开采了，出产木材的森林地带也大大提高了身价。

当年哥伦布为了他的西行探险编造一条理由，说是大自然的和谐规律注定了在西半球会存在一大块陆地，以便能同东半球已知的陆地面积取得平衡。现在我们似乎有必要估量这片新大陆的原始价值，以便调整我们自身判断的平衡，同时感谢这个我们有幸称作祖国的国度向全人类展开的美好远景。对于我们文化中的虚妄与空想因素来说，这片土地是治愈毛病的对症良药。我们居住的大陆为我们的思想和身体提供药品与食粮。由于它那具有镇定和治疗效果的影响，这块土地将会弥补学究气的传统教育的缺陷，并且引导我们更公正地处理人世间的各种关系。

生活在这些自然财富的诱惑之下，人们不可能养成懒惰的习惯。由于勤勉好动，再加上近年来不断质问每一种体制、方法和法律的道德情绪，已经促使活跃的年轻人很自然地改变了他们的愿望与人生目标，即从城市里移居农村，去开垦自己的土地。这种动向已经在最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出现，它涉及那些被认为是一心经商、以及与人文学术有关的人们。另外，由于商业部门人满为患，而农业部门远非如此，所以那些不为人们所求的农夫尚能养家糊口，而那些以企业和贸易为生的人却日子不好过了——这看来似乎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去当农夫这件事除了有它的道德益处，它还向人许诺征服大片土地的愉快。不仅如此，它更能以各种便利与装饰美化这个国家——这是一个人为了建造家园，不惜投入劳动、智慧与爱心的自然结果。

与此同时，由于土地的价格低廉，由于人口沿太平洋海岸广泛布局，这就使得农耕、菜园和房屋建筑等方面的技术大为紧俏，供不应求。欧亚大陆上有些巨大宏伟的庄园，可与之规模相当的公园我们还没有见过。美国人谈起旧大陆的特征时，没有一件事能像欧洲的花园那样让他们惊叹不已了，例如弗洛伦萨的包勃里花园，罗马的波吉斯山庄，梯弗利的东方别墅，慕尼黑的公园，以及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这些都可以加以仿造，通过它们能够促使人民觉得自己的国家可亲，并且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我们余下的工作是美术，这是由于雕塑、绘画以及宗教或民用建筑业已衰败腐朽，并且进入了第二轮萌发生长阶段。我们在选择建筑地点时拥有20个纬度的范围，而且由于新的交通方式，选择的机会也增大了——在易于开发遥远边疆的同时，我们仍可以与商业中心和人口密集的地区保持紧密的联系。而所有艺术的力量将有助于大片土地与民用住房的装饰点缀。一座花园就有如此好处，它能使你随遇而安，不觉生僻。装点美丽的花园会使最不起眼的国家变得光彩照人。无论这花园是高是低，也不管它是华丽还是俭朴，只要有了它，你便拥有了一个合乎人意的温暖之家。如果田园风景不错，花园自会体现出来——要是风景单调，花园可以排除这一点。小丛灌木，那种农夫们随处可见、并能移栽到房前的植物，可以在短短几年里蔓延成满山遍野、大刹风景的杂树丛。而农夫却满足于他的林中小径、树林、果园与小河。相比之下，尼亚拉瓜瀑布、白山狭谷和南塔斯基特沙滩反而变成了华而不实的游览地。然而，经过挑选的住宅地皮自然要比漫不经心的人随意拣来的地段更好，这就像把工作交付给行家里手一样。在此情况下，多年的熏陶也难以把一个刻苦的学徒变为他的对手。花园曾经给挤住在小屋或高塔上的人提供一块消遣之地，今后这种好处不会再有了。我们迄今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东西。城市吸走了农村人口中最好的部分：年轻男女中最优秀的成员都进入了城市，而农村的开发则留给素质很差的人去做。出门旅行一整天，你看见的土地都很贫瘠，房屋也显得呆板破旧。而在拥有贵族社会结构的欧洲，到处都是强健漂亮的优秀人物；贵族领地上令人兴奋和骄傲的文化活动通常要在一年里持续半年，城堡里奢华无度，美景满目。当然，这些领地可以作为模范庄园与模范建筑物的代表，对于它们附近的人民起到持久的教育作用。无论举行何种活动，只能使人们更加厌恶大城市，增加他们对于乡村生活的热爱。而这些乡间的娱乐将会使整个大陆改变容颜，并且为各行各业人们的生活添加诗意，用艺术去显现本地风光中潜藏着的优雅。

同时，我也把这种改进工作看成是一种直接促使居民亲近自己土地的方法。所有与土地的联系，耕作土地的习惯，在地下采矿的习惯，甚至那种在原野上狩猎的习惯，都有助于产生爱国主义。而那些在地面开商店、或仅仅利用地面来支撑办公桌与墓基石、或开办工厂的人，却不那么看重土地的价值。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是依靠土地生活的，他们的举止言谈和思想观念中也带有土地的性质。我们这些人，在地理条件支配下习惯于经商贸易，并且，如我所说，比经较容易吸收欧洲的文化。我们有幸看到，由于蒸汔机已经把大西洋缩短为一条海峡，那躁动不安、布满岩石的西部正向民族意识中注入一种新的、为大陆所特有的因素，而我们缺少的正是一种本土的天才。等到全国都变成一座花园，人民在天堂般的环境里栖息生长，那该多么美好啊。用不着注意那些推动变化的各种社会影响，只需要看看我们周围不可遏止的势头，我们就应当把土地看作是一种日益增强的主导性力量，它的作用遍及于全体国民，是促使他们中国化的健康影响，而且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给民族带来崭新的品格。

第二个方面，具有反封建意义的商业新势力的兴起与发达，是当前最为重要的政治现实。

在考虑这个国家的自由，以及与之相关的青年问题时，我们不可能完全漠视一个问题，即我们行将建立的法律和制度，必须要与国土的壮美辽阔相互适合匹配。对于那些在两个大洋之间、在雪线与赤道之间管理国家的人们来说，似乎万有引力也将会影响他们的法典规则。从世界各地开来的船只上满载着血统混杂的移民，驶入北美的门户：波士顿、纽约和新奥尔良。随后他们又向内陆的大草原和群山峻岭挺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向公众舆论贡献了自己的意见，还向国库交纳了税金，为选举投了自己的一票。不容置疑，这个国家的司法程序应当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包容广泛而又开通很容易激发和表述一种扩张性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为一个新生、自由、健康而又强壮的民族，作为劳动人民、民主派、慈善家、信徒与圣人的国度，她也应当为全人类说话。这是个面向未来的国家。从俗语中所说的“遥远的都城”开始，横越各个城镇、州府和边疆地区，你会看到这是个百业待兴、到处是工程计划、设想与远大抱负的国家。

人类正受到一种崇高而友善的命运指引——它保证人种不会灭绝，个人免遭遗弃。而这将对民众产生世世代代的影响。人难免是狭隘自私的。可命运的主宰并不狭隘，相反，它乐善好施。这一点在命运有意安排的活动中倒没有体现，仅仅是从有意或无意发生的事情中，人们偶有所悟。唯有不可避免的事才值得我们注意，而它表明了爱与善是事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成分。命运把它自己溶进了大自然。它标明自己的方法是多提供一点善良，并在野蛮事实中增添一点有利于理性的平衡。大自然各个领域的事实都要由人制成统一图表，其结果将导致人们把握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这些细微复杂的事实几乎难以辨认，但是它们确实存在。地球在两极是平坦的，而在赤道附近鼓涨如球。这是流动状态下必定造成的一种形式。可是数学家对我们说，这种形式的出现是为了防止大陆的凸起，甚至是为了阻止由地震引起的较小的山峰隆起，以免它们不断扭曲地球的轴线部分。我们建立了人口普查制度，以便确保人口中两性比例平衡，而男性在数量上略微占有优势，这似乎是有意去抵销男人在战争、航海和其它事故中不可避免的伤亡率。看看整个自然界不断改善物种的努力吧，这种大自然的优化本身就使得人种优化获得认可。世界上的现存人口是受到条件限制的人口。他们不是最优秀的人种，而是些最能适应包括土壤、气体、动物、道德在内的现有生存条件的人，即能够活下来的人。上帝保佑，我们将会拥有一个更好的人种。这个命运的主宰对人行使最严厉的约束管理，虽然有谣言说它暗地里是慈悲为怀的。我们可以把它形容成一种“残忍的慈悲”，它无微不至地伺候旁人，直至他的毁灭；它又是一个可怕的集体主义者，将所有的利润都留给团体，却不让个人分沾好处。它的法则是：你作为成员将拥有一切东西，但是没有一件属于你自己。大自然本是个心地高尚的工程师，可是它也非常注意节约和俭省，时常把今天浪费的材料又用于明天的创造——尽管她在公众事业方面开销巨大，足以炫耀，她连一粒沙子也不浪费。正是因为大自然是如此地细打细算，为全局着想，我们这些可怜的个人才变得这般残破不全，生活艰难。她把我们扔进了她的丰饶万物之中，但是我们却不能脱落一根头发或一只指甲。否则她会立即把碎片抢夺到手，把它归入总储备当中。我们的情况就像是一群倒霉的狼，假如一只狼受了伤，或是行走略为不便，其余的狼就会贪得无厌地吃掉它。

大自然那沉静肃穆的威力阻止了我们性格中的反复无常与多管闲事。她的善行仁政与我们无关。她的代理人之一便是我们的意志，可当她在我们的意志中表现出来时，她要比我们的意志更坚强。我们非常愿意去帮助她，可她却无法加快速度了。她抑制我们那些胡乱应付的慈善设施。我们发明了禁止奢侈法和救济法案，然而人口的增长却不断导致工资下降到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我们制订了法规严厉制止囤集与垄断；我们希望能建立一座专为穷人赈济的粮仓，可是那种促使人们去囤集玉米以图暴利的自私心理恰恰正是阻止饥荒发生的原因，而有关自我保存的自然法则无疑要比任何立法更为有益。我们拼凑起慈善制度和救济机构，结果表明我们的善心加剧了穷人的乞讨为生现象。我们使自己的纸币贬了值，又以无限制的赊账来修补商业亏损，现在却受到了无限制破产的威胁。

很容易看出，目前这一代人正在借助慈善事业达成一桩密谋计划。慈善机构在为下一代人谋福利时恰巧牺牲了当代人的利益，它又使动极其自私的人冲昏头脑，为了公众福利而放弃私利。我们建造铁路，但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了谁，或为了什么目的。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我们参与了修建工程的人都能领取一小份利润。利润是会增加的，它们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东西。可这一点我们体会不到，除非我们是些乡下人。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采取同一种态度：“人的心灵就是未来的万能君主，凭着它神秘而又不可侵犯的思想源泉。”

我们种植树木，我们建造石头房屋，我们挽回浪费，我们制订有关将来的法律，我们设立大学与医院，为了遥远的后代将能享用它们。当我们得知，我们偶而有机会亲手获得的利润是它们所能给予的极限时，我们会感到非常耻辱。

商业的历史原本就是一部有关这种慈善倾向的记录。家族长老型政治迟早会变成专制君主制度，而这种专制是人人在家里都可以见识的。父亲们盼望能够主宰他们子女的心灵，一旦发现子女中间产生新的个性和思想方式，他们便坐立不安。尽管父亲们对子女充满爱心并引以为傲，他们的这种主宰意愿终将会发展成为强制和压迫性的暴政。这是部落酋长与帝国元首们用以处置臣民歧见的一贯手法。政治歧见是国王们绝不能宽恕的一种罪行。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澎涨的自我意识。法国的路易国王说，“朕即国家。”当一个法国大使向俄国的保罗皇帝提起，圣彼得堡有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令他在某些方面感到有趣时，沙皇打断了他的话，说——“在这个帝国里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除非是我目前正在与之谈话的这位。只要我不停止与他的谈话，他就肯定具有某种影响。”当今俄国的统治者尼古拉沙皇，曾经对他的大臣说道：“我们的时代遭受着新观念的困挠。相信我，先生们，我将以铁的意志来反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流行。”

不难看出，这种长老政治或家族式管理对所有的人都制造麻烦，只有对“老爹”是个例外。在这里，过去的王笏变成了撬棍。而这种令人不快的自我中心主义正是封建主义所反对，并且最终予以摧毁的东西。国王被迫召唤他的兄弟子侄及各种远亲前来相助，以便使他这个庞大过份的家庭恢复秩序。这群贵族绅士总是到了最后才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团结一致对抗君主，并且引进人民的援助。每一位首领都利用伪善举止、提供给养和礼品来增加自己的部众。只要战争继续下去，这些亲身当兵参战的贵族就能统治得很好。可是当和平降临时，这些贵族却成了脾气古怪、令人生厌的主人。他们异想天开的玩闹往往让平民百姓感到气愤和恶心。封建主义在此时变成了土匪强盗。

与此同时，商业开始出现：它就像一棵植物，无论在何处，只要有和平相伴，商业便会发展起来。贵族阶级奢侈的习惯及需求培养了它。随着大批移民乘船驾车到达陌生的地域，一种新的生活秩序很快建立起来：有了新的指挥基地，也有了新的奴仆与新的主子。他们的信息、财富与相互交往使得他们变成了与故乡那些人完全不同的角色。他们现在是贵族了，虽然没有国王的诰封。封建主义一度发挥过好的作用，它粉碎了国王的权力，有自身的一些好处。可是它后来变得胡作非为，终于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如果人们说起死去的人一样，封建主义衰亡时也暴露出它所有的毛病。商业就是打垮封建主义的那个强者，它以自己新的未知力量取代了前者。它是世界上一个新出现的代理人，具有巨大的潜能，并且形成强大的知识力量。这种力量排除了体力劳动，它把计算、综合、信息与科学设施装配在一间屋子里。无论在过去的朝代里沉睡着何种能量，它都能任意唤醒并予以利用。商业目前正值它的发展高峰期。封建主义却仍然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参与有封建因素的活动。商业却使政府变得无足轻重，它的本领是把每个人身上任何一种职能挖掘出来，让它为人服务，即“出售”。它没能帮助建立起庞大的陆军与海军，以及行政部门，相反，它把政府改变成为一个情报中心，在此处每个人都能找到他要购买的东西，或推出他想出售的货物，不仅是出卖产品，而且推销艺术、技术、思想和道德价值观。这便是商业的好处，也是它的坏处。它会把一切都投入市场——才能、美貌、美德、以及人本身。

依靠这一手段，商业却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自身是有缺点的，而且它像其它事物一样，迟早会走向衰亡。哲学家与人道主义者对于商业有不少贬薄之辞。然而历史学家却认为商业是自由的一个重要原则。商业培植了今天的美国，摧毁了封建主义。它创造了和平环境，并且维持了这种和平。它还要废除蓄奴制度。我们埋怨商业对穷苦人的压榨，指责它在被它摧毁了的封建主义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可是这个商业特权阶级缺乏延续性，它没有限定的继承权，仅仅是通过若干和依靠才能获得了财富，或者是某种美德造成的结果。而在与之相同的致富要求面前，它将不断地衰落下去，正如大海中前仆后继的波浪。商业本是与它相亲近的权力手中的一件工具，而这种权力又在我们无法控制的状况下为我们工作。我们依照如此这般的方式去设计商业，可它总是以不同的面貌、更好的结果出现。这种带有慈善性质的倾向，无所不能而又摈弃暴力的善举，将会存在下去并发挥作用。历史的每一桩事实都令我们相信，我们不至于犯下很大的错误，因为事情本身具有自动改善功能。这便是我们学到的最根本的教义，它保证了人们的希望——这一改革之母的存在。很明显，我们的职责不是要横躺在铁轨之上，阻止改革的发展，像块石头般一动不动；我们应当去欣赏每一个新的黎明的降临，并且与新时代的创新之举步调一致，齐心合力。政府早已变得僵化呆板，它应该焕发生机，获得新的改进。我认为立法机构的责任本该是表述人民的愿望，而不是去压制它。新思想带来新的事物。在这方面，商业是一件工具，可它仅仅是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的工具，而且必须让位给某种更宽广、更美好的东西——这种新事物的征兆已经出现在天际了。

为什么英雄主义的特征就是锲而不舍

我们已经看见或听到许多卓越不凡的青年，他们从来都不成熟，或者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并不是卓越非凡的。当我们看见他们的风度仪态，当我们听到他们议论社会、评论书籍、议论宗教时，我们对他们的高明敬仰不已，他们似乎对我们全部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状况都嗤之以鼻；他们的语气是一个被派来发动革命的青年巨人的语气。然而他们却开始从事一种活跃的职业，于是，那正在成形的巨人便缩成常人的个头。他们过去使用的魔法是一些理想的倾向，这些倾向总使实际倾向显得荒唐可笑，然而他们一把他们太阳似的骏马驾到犁沟里犁地，那粗鲁的世界就过行报复了。他们找不到榜样，找不到同伴，便心怯了。那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在最初的渴望中提出的教训还是真实的；一种更大的勇气和更纯的真理总有一天会构成他们的信仰。否则为什么一个妇女要把自己比作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妇女，并且认为：因为萨福、塞维尼夫人、史达尔夫人、或富于天才和教养的隐居的灵魂们，都没有满足那喜好幻想、性情宁静的正义女神忒弥斯，那就没有人能满足了——当然她也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她有一种新的未经尝试的问题需要解决，也许是开过花的最快乐的天性所具有的问题。让那带着高昂的灵魂的少女宁静地走她的路，接受每一个新的经历的暗示，轮流求索引她注目一切事物，这样她就可以了解她的新生存在的魅力，那就等于在空间的幽深地带燃起了一线新的曙光。那姣美的女郎果断、高傲地选择影响，从而排除了干扰，她对讨好置之不理，双任性又高尚，用她自己的高尚品质激励每一个看见她的人。默默无言的心在鼓舞着她；朋友啊，千万不要见了恐惧就降帆！乘风破浪进港吧，要不就跟上帝一起扬帆航海。这样，你就不会白活一场，因为每一个人匆匆一瞥这种景象就会为之欣喜，顿时变得高雅起来。

英雄主义的特征就是锲而不舍。人人都会心血来潮，慷慨一阵子。然而当你选好了你的角色，那就承担它的后果，不要打算当个软骨头与世无争。英雄不会是平庸之辈，平庸之辈当不了英雄。然而我们在一些行为中有期望人们同情的弱点，这些行为的优点就是它们超越了同情，求助于一种迟缓的正义。如果你愿意替你的兄弟效劳，因为你适合为他效劳，那么，当你发现谨慎的人不赞扬你时，不要收回你的承诺。坚持你的行动，如果你干了什么奇怪、越轨的事情，打破了一个循规蹈矩的时代的单调，要表示庆幸。我曾经听到有人对一个年轻人做过这样一句高明的规劝：“永远做你害怕做的事。”一个单纯、刚毅的性格永远不需要道歉，而应当以福西翁那样的冷静对待他过去的行动，福西翁承认战事是快乐的，然而并不后悔他劝阻过战斗。

在思想中没有我们无法安慰的弱点或揭露——这是我的性格的一部分，是我跟我的同类的关系和职责的一部分。难道自然跟我立约：我应当永远一帆风顺，永远不出洋相？让我们不仅对我们的金钱慷慨，对我们的尊严也要慷慨。伟大永远乐于接受意见。我们讲我们的慈善，不是因为我想为此而受到赞扬，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具有伟大的功绩，而是为了证明我们的行为正当。如果另外一个人宣扬他的慈善，你就发现，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老实说，甚至相当严肃地说，过一种严格有节制的生活，或者极端慷慨的生活，似乎是一种普通的和善性情要派给那些安逸富足之辈的苦行主义，以表示他感到跟千千万万的受苦受难者有一种兄弟之情。我们不仅需要承担禁欲、债务、孤独、不受欢迎等造成的不良后果，从而活动、锻炼灵魂，而且聪明人也应当以大胆的目光窥探有时侵害人们的更罕见的危险，也应当使自己熟悉形形色色讨厌的不安，熟悉咒骂的声音和横死的景象。

英雄主义的时代一般是恐怖的时代，然而这种要素可以不起作用的日子永远也不会出现。我们说，人的处境此时此地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使英雄有用武之地。文化方面有了更多的自由。现在越出舆论的常轨一步，并不会有刀斧之祸。然而英雄志士在初试锋芒时总会发现危机重重。人类的美德需要她的斗士和殉道者，迫害的磨炼总是在继续进行。勇敢的洛夫乔伊为了言论自由的权利以胸膛低挡暴徒的子弹，在最好不要活下去的时候死去，这仅仅是不久以前的事。

我认为一个人能走的康庄大道莫不是受他心声的指引。让他放弃过多的联系，让他经常回家，在他所赞同的进程中站稳脚跟。在默默无闻的职责中不断保持单纯、高尚的情操，这样做正在把性格锻炼成这样一种气质：如有必要，它愿意在骚乱中或绞架上光荣地工作。人们遭受过的暴行也许会再次降临到一个人头上；而且，如果出现任何宗教堕落的迹象，在一个共和国也非常容易。肆意诽谤、火刑、私刑、绞刑，青年人很容易心领神会，而且怀着何等甜蜜的心情，他还可以随便询问：每当把他的见解宣布为煽动性的就可以取悦以后的报纸和足够数量的邻人时，他多快就可以确立他的责任感，勇敢地面对那一类惩罚。

看到一种受约束的天性多快地面对怨恨的最大的打击就可以平息最敏感的心里对灾难的忧虑。我们很快靠近一个敌人不能追击我们的河边。“让他们乱语胡言：你悄悄地在坟墓里安眠。”

在我们对未来蒙昧无知的黑暗中，在我们对更高昂的声音听而不闻的时刻里，谁不羡慕那些看见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已经大功告成的人呢？华盛顿早已被裹在尸布里，永远平安了；他被舒舒服服地安置在坟墓里，在他身上，人类的希望尚未被征服，凡是看见我们的政治卑鄙的人谁不暗自替华盛顿庆幸呢？那些善良勇敢的人将不再遭受自然界骚动之苦，而是怡然自得地等待着尽快能亲自与无垠的大自然交流，对这样的人有时候谁不表示羡慕呢？然而宁肯被消灭也不愿做叛逆的爱已经使死亡成为不可能，并且证明自己长生不朽，而且是绝对、不灭的存在的深处的一个土著。

为什么气质将一切神威打翻在地

气质也充分进入了错觉体系，把我们关进一座我们看不见的玻璃监狱里。对于我们遇见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种错视。实际上，他们都是具有特定气质的生物，这种气质将在一种特定的性格中表现出来，人们永远也越不过它的界限；但当我们注视着他们时，他们似乎又是活生生的；于是我们推测在他们体内还有一种搏动。此刻它似乎是搏动，但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人的一生中，它原来却只是百音合的转筒所演奏的一种一成不变的调子。性情胜过时间、地点、条件所造就的一切，宗教的烈火也烧不毁它，这种结论人们在早晨还加以抵制，日暮时却又接受了它。虽然道德感情助长了某种改变，但个性却起着决定作用，它如果不是使道德判断具有倾向性，也就是规定了活动和娱乐的范围。

这种法则在日常生活的讲台上就是这样被宣读的，我就把它原原本本地表述了出来，不过不能不注意到最基本的例外，因为气质是一种能力，除了本人，谁都不愿意听到别人赞美它。在医学的讲台上，我们无法抗拒所谓的科学的越来越狭窄的影响。气质将一切神威都打翻在地。我了解医生的思想倾向，我听见了骨相学家暗自发笑。理论上的绑架者和奴隶监管者将每一个人都看作是另一个人的牺牲品，因为那一个人了解这个人的为人法则，因此可以随意拨弄他，并且通过胡子的颜色，枕骨的斜度之类的毫无意义的迹象，就能对他的命运和性格了如指掌。最愚昧的无知也没有厚颜无耻的冒充博学那么令人生厌。医生们声称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们就是：——精神已被他们削弱得气若游丝——那么纤细！——然而精神的定义就应该是身为自己证据的东西。他们对于爱、对于宗教怀有什么样的看法啊！人们是不愿意将这些话讲出来让人听到的，因为这等于给他们提供机会来对它们进行亵渎。我曾目睹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居然将话题对准了与之交谈的那位男子的头形！我曾设想生命的价值寓于它的各种谜一样的可能性之中，寓于这样一种的事实之中，即当我与一个新的个人讲话时，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将来会遇到什么事情。我将自己城堡的钥匙都攥在手心里，随时准备将它们扔在我的领主的脚下，不管他什么时候，以怎样的伪装出现。我知道他就在这一带，混在一群流浪者中间。难道我要在一张高凳上就座，然后虔诚地将我的话题也转向各种的头形，从而葬送掉我的未来吗？当我真到了这一步时，医生们就会花上一分钱将我买下，——“先生，病史；向本院的报告；可靠的事实！”——我根本就怀疑这些事实和这些推断。气质是性格中的相对否决权或限制力量，用来遏制性格中的一种对立的过火行为，非常正确，然而当作给原始公道设置的障碍，却十分荒谬。当美德在场的时候，所有从属的力量便进入梦乡。根据它本身的水准，或者考虑到天性，气质是决定性的。如果一个人一旦坠入所谓科学的罗网，我看此人就休想从这一系列必然的锁链中脱身。既然有了那样的胚胎，随之而来的就是那样的历史。在这样的讲台上如果一个人耽于声色，他很快就会自取灭亡，但创造力又绝不可能把自己排除在外。有一扇永不关闭的门通往每一种智慧，造物主就打那门里经过。理智，即绝对真理的追求者，或者感情，即至善的热爱者，插进来当了我们的救助者，我们挣扎着要摆脱这种梦魇，但徒劳无益，而这些崇高力量的一声低唤就把我们惊醒，我们将那梦魇投进它自己的地狱，再不能把我们自己局限在如此低劣的一种境地。

之所以有虚幻之感，是因为缺乏一连串的心境或目标。我们正想抛锚，但停泊处却是流沙。大自然这种变本加厉的恶作剧简直让我们难以忍受。Pero si muove。夜里当我凝视着月亮和星星的时候，我似乎是静止的，而它们却好像来去匆匆。我们热爱现实，这就促使我们去寻求一种永恒，但身体的健康却在于运动，思维的健全在于变异或联想的敏捷。我们需要变换目标，为一种思想献身很快就会令人厌恶。如果我们与精神病人同住，就必须迁就他们；这样交谈就不复存在了。曾经一度我是这样喜爱蒙田，甚至认为我再也不需要任何别的书籍了，然而就在此之前，我喜爱的是莎士比亚，然后是普鲁塔克，然后是普罗提诺，然后一度又是培根；在此之后，又是歌德；甚至是贝蒂尼。但现在我却是那样无精打采地翻着他们的书页，不过我仍旧珍爱他们的天才。不仅对书籍，对绘画也是这样；每一幅画都会受一次重视，虽然我们很乐意将这样的欣赏再继续下去，然而它终究长久不了。当你把一幅画看够了，你就得离开它，并且你再也不会看它一眼，这样的体验对我来说再深刻不过了。有些画我看了以后无动于衷，或不置一词，但我还是从中汲取了有益的教训。对于一本新书或一桩新事的看法，即使是智者所发表的，也必须打一定的折扣，他们的这种看法把一些有关他们心境的信息，把对这一新的事实的某种模糊的猜疑透露给我，然而决不能相信这种看法就是智者同那件事之间的永久关系。孩子问：“妈妈，昨天你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非常喜欢它，为什么今天就不那么喜欢了？”唉！孩子，即使最老的知识天使也是这样！但是能这样回答你吗：因为你是诞生给整体的，而这个故事却是一个细节？这一发现引起了我们的痛苦，（就艺术和智能的作品而言我们发现晚了），其原因就在于不幸低声发出的关于人，关于友谊和爱的哀怨。

我们发现艺术具有顽固性，缺乏灵活性，我们发现艺术家也是如此，这使我们更加痛心。人的身上还没有发展的力量。我们的朋友早就以某种思想的代表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种思想他们从来不曾超越。他们站在思想和力量之洋的边沿，却从不肯向前挪动一步将自己带到那儿去。一个人就像一块晶石，你把它拿在手里转来转去，它没有任何光泽，直到你转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它就显示出又深又美的颜色来。人不能随遇而安，也无法随机应变，但每一个人都具有他独特的才干。一个成功的人，他的优势就在于他能灵敏地把握自己在何时、何地最频繁地进行那种转动。我们做我们非做不可的事，还给它起了一个我们所能想到最好的名字，并且很乐意接受这样的赞美：我们已经设计出随后产生的结果了。我想不起有哪一种人有时候还不显得多余。然而这不是很可怜吗？拿着性命当儿戏可不值得。

毫无疑问，需要整个社会提供我们所追求的那种对称。倘若斑驳的车轮想呈现出白色，它就得飞快地转动。我们与如此多的愚蠢和缺陷打交道，也学会了一点东西，总而言之，无论谁输，我们总是赢家，神性也掩藏在我们的失败和愚行的后面。孩童的游戏虽纯属胡闹，然而却是有教育意义的胡闹。最宏伟最庄重的事物也是这样，商业、政府、教会、婚姻等莫不如此，甚至每一个人面包的来历以及他获得面包的手段也是这样。就像一只鸟从不肯在一处多歇会儿脚，总是不停地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力量也从不会在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身上久留，它总是时而从这个人身上露露脸，时而又从那个人身上吐吐口。

但是这些华而不实或者迂腐不堪的东西有什么帮助呢？思想又能给什么帮助？生活不是辩证法。我想，最近以来的那些批评一无是处，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已经足够了。我们的青年对劳动和改革，做了大量的思索和论述，但尽管他们连篇累牍地论述，却没有使世界、也没有使自己前进一步。从智性上品味生活并不能取代体力活动。如果一个人只是考虑把一片面包送下喉咙的美味，他就会饿死。在教育农场里，最高尚的生活理论压制了最高尚的青年男女的形象，因而显得死气沉沉，软弱无力。那种理论不会耙也不会叉一吨干草；它也不会将马梳洗得光滑发亮；它只会使男女青年脸色发白，饥肠辘辘。一位政治演说家讲得很风趣，他把我们政党的许诺比作西部的公路，开头雄伟壮丽，绿树夹道，吸引游人，然而很快就变得越来越狭窄，最后成了羊肠小道，盘上了一棵树，我们的文化也是这样。最后只会引起我们的头疼。有些人几个月前还被时代的承诺所发出的光彩搞得眼花缭乱，现在却感到生活是难以形容的悲哀和乏味。“现在伊朗人再也没有正确的行动方向，也再没有自我牺牲精神了”。我们已经尝够了反对和批评。每一种生活和行动的道路遇到障碍。由于阻力无处不在，常识便由此推知它们无关紧要。事物的整套结构都在鼓吹无关紧要的意识。再不要让思想把你自己搞得神魂颠倒；到什么地方忙你自己的事情去吧。生活不是智性的，也不是批判性的，它只是坚强的。对那些能欣赏自己发现的各色人等来说，生活的主要优点是毋庸置疑的。自然憎恨窥探，而我们的母亲们一句话就表达了她们的感受，“孩子，吃你们的东西，不要多说话。”把时光填满，——这就是幸福；把时光填满，不为懊悔或赞同留一丝空隙。我们生活在表面，真正的生活艺术就是在上面熟练地滑来滑去。一个具有天赋力量的人，在陈规陋习之下也能获得他在最新世界里所取得的成功，只不过借助的是处事技巧。他在任何地方都能站住脚。生活本身是一种力量和形式的混合物，不过若是其中哪一方稍有超重，它都承受不了。充分利用时机，在旅途中每走一步都能发现旅行的目的，享受最多的美好时光，这就是才智。如果你愿意这样说：考虑到人生的短促，就不值得计较在这样短促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是在艰难地爬行，还是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说这话的不应当是普通人，而只应当是狂热分子或者数学家。既然我们的职责与分分秒秒都有关联，那就让我们分秒必争吧。现在的五分钟对我来说，跟下一个千禧年里的五分钟一样有价值。让我们现在沉着冷静，保持睿智和我行我素。让我们去善待那些男人和女人，就好像他们都是真正的人，或许他们就是这样。人生活在幻想当中，就好像双手虚弱而颤抖不止的醉汉，不能成功地做一件事。那是一场幻想的暴风雨，我知道的唯一能使它平静下来的办法就是关注此时此刻。在各种令人头晕目眩的炫耀和政治活动中，我丝毫不怀疑，我更加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我们不应该拖延，不应该推委，也不应该期待，我们只需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充分享受，不论我们与谁交往，接受我们现实的同伴和环境，不管他们是怎样的卑微和丑恶，把他们看成神秘的使者，宇宙把它的一切快乐都托付给他们，好给我们传达。如果这些人自私而邪恶，那么他们作为正义的最后胜利的满足就和心灵产生共鸣，它比诗人的声音和可敬人士的随意的同情更令人满意。我想，即使一个有思想的人如何遭受他的同伴的缺陷和荒唐的折磨，他也不可能毫不留情地否认任何一伙男人和女人对于超凡优点的感受能力。如果粗人和轻薄的人没有同情心，他们却有一种优越的本能，于是他们就怀着诚挚的敬意用他们盲目、任性的方式来为之增光添彩。

为什么追求伟人是青年的梦想，成年的事业

相信伟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我们孩提时的朋友竟然成了英雄，他们的景况俨然像个帝王，那也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一切神话都以半神半人开始，事件高尚而富有诗意；也就是说，他们的天才是至高无上的。在乔答摩的传说中，最初的人们吃的是土，而且发现它非常好吃。

大自然似乎专门为优秀人物而存在。世界是由好人的诚实所维持的，他们使大地变得有益。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发现生活快乐而富有滋养。只有我们相信那样的社会时，生活才显得甜蜜、可以忍受。在实际上，在理想中，我们都设法和优越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们给孩子和地方起名字就用的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被用作语言中的动词，我们家家户户都有他们的作品和肖像，当代的每一件事情都回想起他们的一件轶事。

追求伟人是青年的梦想，是成年最严肃的事业。我们不远万里到外国去找伟人的作品——如有可能，还想一睹他的威仪。然而，我们却被命运敷衍过去了。你们说，英国人讲求实际；德国人殷勤好客，西班牙的巴伦西亚气候宜人；美国的萨克拉门托山里有金子可采。不错，然而我不愿千里迢迢找舒适、富有、好客的人，明朗的天或价值连城的金锭。然而如果有什么磁铁能指出那些内在富有、强大的人所在的地区和住宅，我宁肯倾家荡产把它买来，而且今天就上路。

由于他们的信誉，人类才得以发展，知道在该城里有一个人发明了铁路，这就提高了全体市民的声誉。然而人口太多，如果他们都是些乞丐，那就令人讨厌，就象流动的奶酪，象一堆堆的蚂蚁或跳蚤——人越多，事情越糟。

我们的宗教就是对这些恩主的爱戴。寓言故事中的神灵就是伟人们最光彩的时刻。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器皿都投进一个模子。我们的犹太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庞大神学就是人的心灵的必要的、建设性的活动。学历史的学生就象一个走进一座货栈买布料和地毯的人。他以为他有了一种新货色。如果他走进了工厂，他一定会发现他的新货色仍然重复着底比斯金字塔内墙上的漩涡饰和圆花饰。我们的一神论就是人的心灵产净化。除了人，人什么也不会画，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会想。他相信伟大的物质成分来自他的思想。而我们的哲学发现了一个集中或分散的本质。

如果现在我们开始探察我们从他人那里得到了些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必须当心现代研究的危险，尽量从低处开始。我们切不可与爱作对。也不可否认他人的实际存在。我不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有社会的力量。我们对他人的爱创造出一种优势或价值，那是什么也提供不出来的。我可以借助于另一个人做我一个人不能做的事。我可以给你说我起初无法对自己说的话。他人就是一些透镜，我们通过它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心灵。每个人都在追求跟他自己的品质不同的人，和另外一种好处；也就是说，他追求他人和最不相同的东西。天性越强，它就越容易反应。让我们谈纯粹的品质。一点点天才我们先别管。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他们是否关照自己的事务。人就是那种高贵的内生植物，象棕榈一样，从内向外生长。他自己的事务，虽然别人不可能办到，他却能够干得敏捷、轻松。对糖来说，甜是容易的，而对硝石来说，咸是容易的。我们煞费苦心地拦劫、诱捕自动落入我们手中的东西。谁生活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们就把谁看作伟人，因为别人升入这种境界真是难于登天；他只不过眼睛一睁，就把事物看得非常真切，了解到它们广泛的关系，而别人必须辛辛苦苦地更正，谨防失误。他对我们的帮助就属于类似的情况。一个美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她的形象描绘在我们的眼帘上；然而那种恩惠多么光彩照人！一个聪明的灵魂把他的品质传达给他人也同样不费功夫。每个人都能把他的最拿手的事干得最容易。“Peu de moyens beaucoup d'effet。”谁来自自然，从来没有使我们想到他人，谁就是伟人。

然而他必须跟我们发生关系，我们的生活必须从他那儿得到某种解释的许诺。我说不上我会知道些什么；但是我已经观察到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用他们的性格和行动回答了我没有能力提出的问题。一个人回答了他的同时代人提不出的某个问题，他就被孤立起来了。过去和现行的宗教和哲学回答了另外的某个问题。有些人使我们觉得前程无限，然而对于他们自己，对他们的时代却毫无帮助——也许是某种在空中发号施令的本能的游戏——他们不能迎合我们的需要。然而伟大的人物却近在眼前；我们一看见，就认识他们。他们满足了期望，而且正中下怀。好的东西总是有效的，有生殖能力的；能为自己准备空间、食物和伙伴。一只健全的苹果产生种子——一个杂种却产生不了。如果人能各得其所，他就是建设性的、有繁殖力的、有吸引力的、湮没一切的大军，有目的，也能实现。河造就了自己的岸，每一种合法的观念造成了自己的渠道和人们对它的欢迎——提供食物的收获，进行表达的体制，作战的武器，解释它的信徒。真正的艺术家有行星为他做基石；冒险家，经过了许多的奋斗，占有的东西还没有自己的鞋子宽大。

我们普通的议论重视高级人物的两种作用和帮助。直接的给予符合人们的早期信仰，直接给予物质或形而上学的援助，如给予健康、青春永驻、敏锐的感官、医术、魔力和预言。孩子们相信有一位老师可以把智慧卖给他们。教会相信推让来的功绩。然而，严格地讲，我们并不太了解直接的帮助。人是内生的，教育就是他的展现。我们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帮助，同我们身上的自然发现相比，是呆板的。这样学到的东西在行动中是令人愉快的，效果是显著的。正确的伦理道德是中心，从灵魂向外发展。天赋跟宇宙法则背道而驰。帮助他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们必须私下里开脱自己。“关照你自己的事情，”精神说：“花花公子，你要搅和天空还是搅和他人？”间接的帮助则被遗弃了。人们具有一种图画仿的或代表性的品质，并且用智能帮助我们。伯麦和维登堡看到事物是代表性的。人也是代表性的；首先代表事物，其次代表观念。

就象植物把无机物转化成动物的食料一样，每个人都把自然界里的某种原料加以转变，供人使用。火、电、磁性、铁、铅、玻璃、亚麻布、丝绸、棉花等的发明者，工具的制造者，十进记数法的发明者，几何学家，工程师，音乐家——分别给大家在未知和不可能的混乱中闯开了一条康庄大道。每个人都通过秘密的近似与自然的某一领域发生关联，他就是这一领域的代理人和解说人，如林耐是植物的，休伯是蜜蜂的，弗里斯是地衣的，范·蒙斯是梨的，道尔顿是原子形态的，欧几里得是线段的，牛顿是流数的。

对于大自然来说，一个人就是一个中心，他把关系的线贯穿到每一件事物当中去，液体的和固体的，物质的和元素的。地球在旋转；每一块泥土和岩石都来到了子午圈，同样，每一个器官、功能、酸、水晶、尘埃，都跟大脑有关。要长期等待，但总会轮到它的。每一种植物都有它的寄生物，每一种创造出来的事物都有它的爱好者和诗人。已经对蒸气、铁、木头、煤、磁石、碘、粮食、棉花做出了公平的对待，然而我们的技艺所利用的物质还是多么少啊！大量的生物和物质仍然隐藏着，期待着，就象童话中着了魔的公主一样，仿佛每一种都在等待一个注定的解救人。每一种必须解除魔力，具有人的模样，有个出头之日。在发现史上，成熟的、潜伏的真理似乎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头脑。一块磁石在一般的心灵能够接受它的力量之前，必须按某个吉尔伯特、斯维登堡，或奥斯特的样子创造成人。

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最初的利益上，那么一种庄重的恩惠就依附着矿物和植物界，它在鼎盛时刻，是作为自然界的魅力出现的，——晶石的闪光，亲和力的肯定，角的精确。光明与黑暗，热与冷，饥饿与食物，甜与酸，固体、液体和气体，就以一种欢乐的花环围绕着我们，并且用它们令人愉快的争吵，消磨了人生的时光。眼睛每天都在重复着对事物的最初颂歌——“他看见它们都很好。”我们知道到哪儿去找到它们；这些表演者小小地经历了一番假装的竞赛后，更加被人喜爱了。我们也有资格享受更高的利益。科学缺乏某种东西，直到它被赋予人性为止。对数表是一回事，而它在植物学、音乐、光学、建筑当中的重要作用又是另一回事。数字、解剖学、建筑、天文学上的有些进步，起初很少察觉，后来与智慧和意志联为一体，就上升到生活中来，并且在会话、性格、政治中再现出来。

可能的解释就是观察者与被观察的事物具有同一性。每一种物质的东西都有它神圣的一面；都可以通过人类转化到精神和必然的领域，在那里它就跟别的东西一样发挥一种颠扑不破的作用。万物不断升华，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些目标。气体聚集成固体的天空；一块化学物质到了植物那里，就会生长；到了动物那里，就会走路；到了人那里，就会思考。然而选区居民也决定了代表的选票。他不仅是代表，而且是参加者。同类只有同类知。他之所以了解他们，是因为他属于他们；他刚刚从自然脱胎出来，或者，刚刚不再是那一种事物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生命的氯气了解氯气，化为人身的锌了解锌。它们的特性造就了他的事业；他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表露它们的功效，因为他就是由它们构成的。人是世界的泥土构成的，他并没有忘记他的出身；一切没有生命的东西总有一天要说话，要思考。未曾表露的自然将会让它的全部秘密讲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那座石英山会研成无数的维尔纳、冯布赫和博蒙；大气的实验室溶解了我不知道的所有的柏济力阿斯们和戴卫们？

这样，我们坐在炉火旁，却把握着地球的两极，这种类似的无处不在弥补了我们处境的愚蠢。在那神圣的日子里，有那么一天，天地相连，互相装点，这样的一天我们只能过一次，似乎真是一种缺憾。我们真希望有一千个头，一千个身体，这样我们才可以用很多方式，在很多地方歌颂它那无限的美。这是想入非非吗？不，我们的代表的确把我们大大地增多了。我们多么容易地采用了他们的劳动！来到美洲的每一艘船用的航海图都是从哥伦布那儿得到的。每一部小说都受惠于荷马。每一个用刨子刨东西的木匠都借来了一个被遗忘了的发明家的天才。生活的四周都被科学的黄道圈包围着，这就是已经作古的人们的贡献，他们把他们的光点加给我们的天空。工程师，经纪人，法理学家，物理学家，道德家，神学家，每一个人，因为他有一点科学知识，所以就是我们状况的经纬的确定者和地图绘制者。这些铺路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丰富了我们。我们必须扩大生活的范围，增多我们的关系。我们在古老的地球上发现一笔新财富的收获跟获得一个新的星求一样多。

为什么伟人是一种洗眼剂

怎样来说明观念的特殊裨益，即那些把道德真理引进到一般心灵中的人所做的贡献呢？我在一生中不断受到价目表的困扰。如果我在自己的花园里干活，修剪一棵苹果树，我感到怡然自得，所以能够把这一类的工作永远继续下去。然而我突然想到一天过去了，我把这种可贵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干完了。我到波士顿或纽约去，奔走自己的事务，这些事物要加紧干，一天的时光也很紧迫。我一想到为一种小小的好处所付出的这种代价就苦恼。我记得那张“驴皮”，谁坐在上面都应当有自己的欲望，然而为了一种愿望，就要失去一块皮。我去参加一个慈善家的会议。我尽力而为，眼睛还是离不开那只钟。然而，如果在这一群人中出现某个温文尔雅的人，他不大了解人或集会，不大了解卡罗莱纳或古巴，可是他宣布了一条处理这些具体事务的法则，因此给我证明了一种公道：哪个比赛的人作弊它就击败他，哪个人追求私利它就使他破产，并且通知我：无论在任何国家、时间或人类团体的条件下，我都享有独立，那个人就算解放了我；我才忘了那只时钟。我摆脱了痛苦的人际关系。我的创作算是治好了。我理解我拥有了败坏不了的物品，因而我也变得不朽了。这里有一种贫富之间的激烈竞争。我们生活在一个市场上，那里只有那么多的小麦、羊毛、土地，如果我多得一些，别人势必少得一些。我似乎不破坏规矩就得不到任何好处。没有人对别人的高兴感到高兴，我们的制度就是一种斗争的制度，就是一种有害的优势制度；撒克逊民族的每一个人从小受教育要争第一。那就是我们的制度；一个人用他的竞争对手的懊悔、妒忌、仇恨来衡量他的伟大。然而在这些新的领域里却留有余地，这里没有唯我独尊，不会排除异己。

我仰慕形形色色的伟大人物，既仰慕崇尚事实的人，又仰慕崇尚思想的人。我喜欢粗糙，又喜欢光滑，喜欢“上帝的鞭笞”，也喜欢“人类的宠儿”。我喜欢凯撒一世，西班牙的查理五世，瑞典的查理十二世，英国金雀花王朝的理查，法国的波拿巴。我赞赏一个干练的人，一个称职的官员，船长，部长，议员；我喜欢一位稳如磐石大师，出身高贵，富有，英俊，能言善辩，一身都是优点，魅力无穷，能把所有的人吸引过来，成为他的势力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刀剑与权杖，武力或文治，在开民世界的事业。然而如果一个人引进了这种理性的成分，不顾人的情况；把这种敏锐的力量，不可抗拒的向上的势力，引进我们的思想，摧毁了人主义，引进这种如此伟大的力量使当权者一钱不值，从而能够消灭自己，消灭一切英雄，我就发现他更加伟大。于是，他成了一位君主，把宪法交给了他的百姓；成了一位教皇，却宣扬灵魂的平等，不要他的仆人搞粗野的效忠；成了一位皇帝，却能够宽容他的帝国。

大自然从来没有出让鸦片或忘忧药；然而凡是她在哪里用畸形或缺陷损害了她的造物，他就在伤痕上敷上大量的罂粟，受难者就高高兴兴地耗尽了生命，却不知道祸从何来，也无法看见它，尽管全世界每天都在对它指手画脚。那些卑劣的、令人讨厌的社会成员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公害，他们反而认为自己是世间备受虐待的人，永远也克服不了他们对同时代人的忘恩负义和自私自利表现出的吃惊。我们的星球不仅在英雄和天使身上，而且在流言蜚语的传播者和保姆身上都发现了它隐藏的善。把适当的惰性，那种保存、抵抗的能力，对觉醒或变化的愤怒，存入每一个造物，这难道不是一种稀罕的设计吗？自以为是完全与一个人的智力无关。就连衰弱透顶的老奶奶和一个做鬼脸的白痴也不会不利用仅剩的一星知觉和官能，还要因别人的荒唐而自鸣得间。跟我的区别就是衡量荒唐的尺度。没有一个人担心错了。使事物与这种最牢固的粘合剂沥青结合起来难道不是一种聪明的思想吗？然而在这种自我庆幸的笑声中，某一个身影从旁经过，就是忒耳西忒斯也要深表爱慕之情。这就是应当给我们领路的那个人。他的帮助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柏拉图，我们几科不再相信可能有一本讲理性的书。我们似乎只需要一本书，不过我们的确需要一本。我们喜爱结交英雄人物，因为我们的接受能力是无限的；而且同伟大人物在一起，我们的思想和作风也容易变伟大。我们大家都见识非凡，不过干劲不足。一群人中只不过需要一个聪明人，大家就都聪明起来了，传染是非常迅速的。

所以，伟大的人物是一种洗眼剂，可以根除我们目空一切的毛病，使我们能够看见别人和别人的成绩。但是还有全人类和古往今来都避免不了的邪恶和愚蠢。人们和他们的祖先相似，但跟同时代人更为相似。据观察：老夫老妻，或者在同一所房里住了多年的人，都长得有些近似；如果他们生活得很久很久，我们就把他们区别不开了。大自然憎恶这样的一些殷勤：他们威胁着要把世界溶成一块，并急于瓦解那些感伤的粘结。同样的相似性也存在于一个城镇、一个教派、一个政党的人们之间；时代的观念弥漫在大气里，所有呼吸空气的人都受到感染。从任何一个高处俯瞰，这里的纽约市，那边的伦敦市，西方文明，就她象是一团疯狂。我们互相勉励，通过竞赛加剧了时代的狂乱。防备良心谴责的盾牌就是普遍的习俗，或者我们的同时代人。另外，跟你的同伴一样聪明善良倒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并不费力气，几乎通过毛孔就从我们的同时代人那里了解到他们所知道的东西。我们是通过交感力捕捉到的，或者就象一个妻子达到了她丈夫的智力和道德高度一样。然而，我们停留在他们所停留的地方。我们很难再前进一步。伟大的人物，或者掌握自然、超越时尚的人，依赖他们对普遍观念的忠实，把我们从这些联合的错误中拯救出来，保护我们免受同时代人的伤害。在千人一面的地方，他们就是我们需要的例外。一种外来的伟大是神秘教义的解毒剂。

这样，我们受到天才的滋养，我们跟同伴们谈话过多，现在恢复过来，为他指引我们的那个方向上的深刻天性而欢喜雀跃。一个伟人对于芸芸众生是一种多大的补偿啊！每一位母亲都希望有一个儿子是天才，其余的都应当是平庸之辈。然而伟大的影响过大却造成了一种新的危险。他的吸引力使我们偏离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已经变成了附庸，并且在智能上自取灭亡。啊！远处的地平线上有一个我们的助手——另外的一些伟大人物，新的品质、新的平衡力和对彼此的制约。我们吃腻了每一种伟大的蜜。每一位英雄最终都变成了一个讨厌鬼。也许伏尔泰心肠并不坏，可是他竟然这样说到善良的耶稣，“我求求你，别让我再听到那个人的名字。”他们对乔治·华盛顿的功德推崇备至——“该死的乔治·华盛顿！”却是那可怜的雅各宾党人的全部的讲话和批驳。然而那是人性必不可少的防卫。向心力扩大了离心力。我们使一个人跟他的对手保持均势，状态的健全就取于那种跷跷板。

然而，对英雄人物的利用却有一种迅速的限制。每一位天才受到保护，不能让大量不能利用的东西接近。他们非常吸引人，远远望去好像是我们自己的英雄，可是我们在四面八方都受到阻碍，无法接近。我们越受到吸引，反而越遭到排斥。在为我们所做的好事中有某种不坚固的东西。发现者为自己做出了最好的发现。这种发现对于他的伙伴来说，却具有某种不实在的东西，除非他也使它实体化了。好像上帝给他打发现自然界的每一个灵魂都穿上了无法转让给别人的美德和力量的衣服，如果打发它在存在的圆里再转一圈，他就在灵魂的这些衣服上写上：“不可转让，仅限此行”。心灵的交流有某种骗人的色彩。边界是看不见的，可是却永不相交。给予的愿望是那样好，接受的愿望也是那样好，以致双方都有变成对方的危险；然而个性的法则集中了它的秘密力量，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仍然是我们。

因为大自然希望每一件事物永远维持原状；而每一个个体却竭力要发展、排他，排他，发展，达到宇宙的极限，把自身的法则强加于他物，大自然坚定不移地目标却是保护每一个个体免受其他任何一个个体的伤害。每一个都有自卫能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个体用来防卫个体的力量更为显著的了，在这个世界上，恩主很容易变成恶棍，一旦他把自己的手伸进不适当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儿童似乎完全受他们愚蠢的父母的摆布，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成人都太富有社会性，太富有干涉性。我们谈到儿童们的守护神，很有道理。他们防止恶人混入，防止庸俗作风和思前想后，这是多么优越啊！他们把自己丰富的美洒到他们所见到的物体上。因此他们就不受我们成人这样蹩脚的教育者的摆布。如果我们吓唬、责骂他们，他们很快就置于脑后，并且得到了一种自助能力；如果我们纵容他们去干愚事，他们就知道了别的地方的限制。

我们不必害怕过火的影响。倒是允许有一种更加豁达的信任。为伟人们服务，别顾虑丢脸。要不遗余力。做他们身体的四肢，做他们口里的气息。放弃你的唯我独尊。只要你有所扩大，有所提高，谁还在乎这些呢？别在乎对包斯威尔主义的奚落，忠心耿耿很容易比只防范自己衣裙的可怜的自尊伟大。做另外一个人：不做你自己，而做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不做一个灵魂，而做一名基督徒；不做一名博物学家，而做一名笛卡儿主义者；不做诗人，而做一名莎士比亚崇拜者。趋势的车轮不会停止，惰性、恐惧、或自爱的一切力量不会把你固定在那里。向前，永远向前！显微镜在水中循环的纤毛虫中观察到一种单细胞生物，或车轮虫。不久，那动物身上出现了一个圆点，它立即扩大成一个袭缝，并变成了两个完善的动物。那种继续不断的分裂在一切思想中、在社会上也决不少见。孩子们认为没有父母他们就生活不下去。可是他们远还没有意识到，那个黑点已经出现了，分裂已经发生了。现在任何一件小事将会给他们揭示他们的独立。

然而伟人——这里两个字是谤言。有没有等级？有没有命运？对德性的许诺情况如何？有思想的青年悲叹大自然的重孕。他说，“你的英雄豪侠英俊；可是看看那边可怜的爱尔兰人，他的国家就是他的手推车；看看他的整个爱尔兰民族。”为什么广大群众有史以来就是充当炮灰，任人宰割？观念使少数领袖有了威严，他们也有感情，有见解，有爱，有献身精神；他们使战争和死亡成为神圣的事业。可是他们所雇佣、杀死的可怜虫们为了什么呢？人的贬值就是日常的悲剧。别人的低贱和我们的低贱一样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损失；因为我们一定要有社会。

如果说社会是一个裴斯泰洛齐式的学校：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轮换当，这是不是对这些建议的回答呢？我们接受和给予同样都在为我们服务。知道同样一些事物的人并不能彼此长期做最好的伙伴。给每一个人带来一个具有不同经历的聪明人，那就好像你挖了一个坑，从一个湖里把水放出去一样。那好像是一种机械的好处，对每一个谈话人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恩惠，因为他现在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向自己描绘出来。我们的个人心情变化莫测，从自尊很快就变为依赖。如果什么人好像从来没有坐过椅子，总是站着伺候，那是因为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看不到同伴要求来个职务大轮换的缘故。至于我们所说的群众和普通人——实际上没有普通人。所有的人最后都是一种情况；只有相信每一种才能在某个地方会被奉若神明，真正的艺术才有可能。公正的比赛，公开的场地，把最新颖的桂冠戴给赢得它们的人！然而，上天为每一个造物保留了一种平等的机会。每一个人直到把自己个人的光辉射向那凹面的天体，看见他的才能也达到崇高的绝顶，他才会安心。

一时的英雄只是相对地伟大，成长也比较快；或者说，他们是这样一种人：在成功的时刻，当是所需要的一种品质是成熟的。其他的日子将会要求其他的品质。某些光辉逃过了一般观察者的眼睛，要求一只非常适应的慧眼。问问伟大人物是不是再没有更加伟大的人了。他的伙伴们就是；不是稍逊伟大，而是更加伟大，只是社会看不见他们而已。大自然每给这个星球上打发来一个伟人，就一定把秘密吐露给另外一个灵魂。

从这些研究中出现了一个令人愉快的事实——我们的爱真地在上升。十九世纪的荣耀有一天会被引用来证明它的野蛮。人类的天才是真正的题材，他的传记写进了我们的编年史。我们必须做很多推断，并且填补记载中的许多空白。宇宙的历史是征兆性的，而生活则是记忆性的。在古往今来的一连串名人中，没有一个人是理性，是说明，或者是我们寻求的那种本质；不过在某个方面倒是种种新的可能性的一种展示。但原我们有一天能完成这些至为明显的点所构成的巨图！对许多个人的研究使我们进入一个基本领域，在那里个人被湮没了，或者在那里群峰并峙。思想和感情，在那里迸发出来，任何个性的樊篱都关不住。这是最伟大的人物的能力的关键——他们的精神会自行扩散。心灵的一种新品质从它的起源开始，在一个个同心圆里日夜旅行，以种种未知的方法表露自己，所有心灵的联合显得非常亲密，获准进入一个心灵的东西，无法拒之于别的心灵门外，在任何方面那怕获得一丁点真理或能力，也对灵魂的联邦有莫大的好处。如果才能和地位的差异消失了，当个人就在必须完成每个个人前程的那一段时间内被看到时，貌似的不公正甚至消失得更快，那时候我们便上升到所有个人的中心同一，并且知道他们是由有注定和创造作用的物质构成的。

人类的天才就是历史的正确观点。品质常存；表现出这些品质的人时而占有得多，时而占有得少，然后就消失了；而那些品质仍然留在另一个人的额头上。再没有更加熟悉的经验了。一旦你看见了凤凰，它们就不见了；世界并不因此被解除了魔力。你在上面看到神圣符号的器皿原来是普通的陶器；然而那些图画的意义却是神圣的，你仍然可以看到转移到世界的墙壁上的那些图画。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老师亲自为我们服务，就象前进的计量器或里程碑一样。一旦他们成了知识天使，他们的身材就顶天立地。我们一走近，就看见了他们的手段、文化和范围，于是他们把他们的位置让给别的天才们。幸运的是如果少数几个名字仍然高高在上，这样我们走近了反而无法看见，时代和比较没有抹去它们的一丝光辉。然而，最后，我们将要停下来在人们身上寻求完善，将会对他们的社会和代表品质感到满意。尊敬个人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未来的，就象个人本身一样，他正在超越自己的局限，进入一种普遍的存在。我们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天才真正的最好的利益，只要我们相信他是一个原动力。一旦他停止作为一种起因帮助我们，他就开始作为一个结果更多地帮助我们。到那时，他就作为一个更加博大的心灵和意志的讲解者出现。那不透明的自我，有了“初始起因”的光，就变成透明的了。

然而，在人类教育和代理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说，伟人之所以存在，就为了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有机的大自然的命运是改进，谁能说清它的范围呢？人应当制服混沌；在每一个方面，只要他活着，就要播撒科学和诗歌的种子，这样，气候、谷物、动物、人，就可以温和一点，爱和利益的胚芽就可以大量增殖。

为什么伟人具有巨大的亲和力

在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只有柏拉图够得上奥马尔给予《古兰经》的奇崛赞语，他说：“把图书馆统统烧掉；因为它们的价值就在这一本书里。”柏拉图的名句包含了世界各国文化；它们是各个学派的基石，是各种文学的源泉。它是逻辑、算术、审美、对称、诗歌语言、修辞、本体论、道德或者实用知识方面的一种戒律。从来没有那样的一种思辩范围。现在思想家们仍然大书特书、争论不休的一切事物，都来自柏拉图。他在我们的创造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我们已经到了那座山前，这一切碎石砾都是从那儿来的。他的著作2200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的《圣经》，对每一代的无心人循循善诱的、活跃的年轻人——波伊提乌、拉伯雷、伊拉斯谟、布鲁诺、洛克、卢梭、阿尔菲爱里、哥勒律治——多少都读过柏拉图，同时又十分机智地把他的精华译成了本国语言。甚至更加伟大的人物也由于追赶这位使人筋疲力尽的概括家造成了不幸，（我可以不可以这种说呢？）因而对他们的伟大不得不打一定的折扣。圣奥古斯丁、哥白尼、牛顿、伯麦、斯维登堡、歌德，同样都受惠于他，也必须跟着他说话。因为相信这位最广阔的概括家占有从他的论点中可推知的一切细节是完全合理的。

柏拉图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柏拉图——既是人类的光荣，又是人类的耻辱，因为撒克逊人或罗马人都无法对他的范畴增加任何概念。他没有老婆，没有孩子，所有文明国家的思想家就是他的子孙后代，都带有他的思想色彩。大自然不停地从黑夜里送出多少伟大人物当他的追随着——柏拉图主义者！亚历山大时代，群星蔡萃；伊丽莎白时代，毫不逊色；托马斯·莫尔爵士、亨利·莫尔、约翰·黑尔斯、约翰·史密斯、培根勋爵、杰里米·泰勒、拉尔夫·库德沃斯、西德纳姆、托马斯·泰勒、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和皮克斯·米兰多拉。加尔文主义就在他的《斐多篇》里，基督教也在其中。穆罕默德教从柏拉图那里吸取了它的全部哲学，写进了它的《圣训集》。神秘主义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找到了它的一切经籍书文。这位希腊市民不是村夫，也不是爱国者。一个英国人读了说道，“英国味多浓呀！”一个德国人读了说道——“条顿特色多强呀！”一个意大利人读了说，“罗马希腊风多足呀！”据说，阿耳戈斯的海伦具有那种普遍的美，人人都觉得与她有关系，同样的道理，柏拉图对一名新英格兰读者来说，是一位美国天才。他的广阔的人性超越了一切地域界限。

柏拉图的这种范围启发我们怎样考虑关于他有争议的作品这样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什么是真作，什么是伪作。说也奇怪，只要我们发现一个人比他的同时代人高出一头，肯定就要对他的真作产生怀疑。荷马、柏拉图、拉斐尔、莎士比亚，都遇到这种情况。因为这些人使他们的同时代人如醉如迷，所以他们的同事就会替他们做为自己从来做不到的事；伟大的人物就这样生活在几个肉体里，通过许多手来写作、绘画、工作，过了一个时期，就不容易说清哪些是大师的真作，哪些仅仅是他的门人的作品了。

柏拉图也像每一个伟人一样吞噬了他自己的时代。一个伟人具有巨大的亲和力，他把一切艺术、科学，一切知识，当作食物一古脑儿吞进肚里，除此而外，伟人还会是什么呢？什么东西他都饶不掉；任何东西他都能处理。对德性无益的东西，对知识却有用。因此他的同时代人指责他剽窃。然而发明家知道怎样去借鉴；而社会却乐意忘记给这位建筑师助过一臂之力的无数劳工，只是对他一个人感恩戴德。当我们赞扬柏拉图时，仿佛我们在赞扬引自梭伦、索费伦和菲罗洛的语句。就算是这样吧。每一本书都是一部引文；每一座房屋都是从所有的森林、矿山、石场摘引来的；每一个人都是从他所有的祖先那儿摘引来的。而这位攫取一切的发明家强迫所有的国家都来进贡。

柏拉图吸收了他那个时代的学问——斐罗洛、蒂迈欧、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还有别的；随后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而且发现他自己还有一种更大的综合能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到意大利旅行，摄取了毕达哥拉斯的观点；然后又到了埃及，也许还向东走，到过更远的地方，把欧洲所缺乏的其他成分输入欧洲人的脑海。这种广度使他傲然屹立，成为哲学的代表。他在《理想国》里说，“象哲学家那样的一种天才必然、也习惯于使它的各个部分聚集于一个，事实上却难得如此；然而它各别的部分一般出现在各别的人身上。”每个人要把任何事情做好，必须站得更高一些。一个哲学家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柏拉图具有诗人的能力，站在诗人的最高峰，但是（尽管我看他未必缺乏抒情表现的明确天赋）主要并不是诗人，因为他喜欢运用这种诗歌天赋达到一种秘而不宣的目的。

伟大的天才的传记最短。关于这些人，他们的同行们给你讲不出任何东西来。他们活在他作品中，因此他们的户内户外的生活便无足轻重，平淡无奇。如果你想知道他们的爱好和长相，最仰慕他们的读者就跟他们最象。柏拉图尤其没有外传。即便他有过恋人、妻子和孩子，我们却一无所闻。他把他们的都研成了颜料。一座好的壁炉把烟都会烧掉，同样，一位哲学家能把他的全部财产的价值都转化为他的智力活动。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30年，大约与伯里克利的逝世同时；他的家庭是当时该城的名门贵族；据说他早年就喜欢打仗；但在二十岁时，遇见了苏格拉底，受了他的劝阻便轻易地放弃了幼年的爱好，从此受教十年，直到苏格拉低逝世。然后，他去麦加拉，接受了狄翁和狄奥尼修的邀请，到了西西里宫廷；他曾三次到过那里，虽然受到了变幻无常的待遇。他访问过意大利；然后又到过埃及，在那儿他呆了很长时间，有人说三年，有人说十三年，据说他还去过更远的地方，到过巴比伦，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回到雅典后，他在学园里讲学，学生都是慕名投奔而来的；现在我们一般认为他是在写作时去世的，终年八十一岁。

然而，柏拉图的传记是一部内传。我们应当说明其人在人类思想史上至高无上的崇高——人们越有文化，越愿意当他的门徒，这是怎么回事情；犹太人的《圣经》在欧美各民族里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同样，柏拉图的作品已经迷住了每一个学派，每一个热爱思想的人，每一个教会，每一个诗人——在某种水平上，不通过他，就不可能思考，这又是怎么回事，他伫立在真理与每个人的心灵之间，几乎对语言和思想的基本形态都打上了他的印记。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他那现代特色极强的文体和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这就是我们了如指掌的欧洲在它漫长的艺术和武装史方面的萌芽。欧洲的一切特征在柏拉图的心灵里已清晰可辩——但在他之前的任何人的思想上都看不出来。柏拉图的思想深入千百种历史中，但并未增加任何新的历素。这种永久的现代特色是衡量每一件艺术品价值的标准；因为它的创造者没有被任何短命的或狭隘的东西引入歧途，而是坚持着真正、永久的特色。柏拉图怎么就这样变成了欧洲和哲学，还几乎变成了文学，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没有一个稳健、诚挚、气度恢宏的人能够同时尊重理想或心灵的法则，尊重命运或自然秩序，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一个民族的最初阶段，就象一个个人的最初阶段一样，是力量不自觉的阶段。孩子们生气了，就又是哭，又是叫，又是跺脚，无法表达他们的愿望。一旦他们会说话，能讲清他们的需要和需要的理由，他们就变文雅了。长大成人以后，感知还处于愚钝阶段时，男男女女仍然大放厥词，胡说吵闹，他们的举止不顾一切；他们的言谈就是赌咒发誓。一旦有了文化，事情就清楚一点儿，他们看见他们不再是一团一伙，而是准确地分散开来，他们停止了那种软弱的激烈作法，便详详细细地解释他们的用意。如果还没有形成语言来表明意思，人就仍然是森林里的一头野兽。在更高层次上，同样的软弱和缺欠每天都出现在热烈的青年男女的教育中。“啊！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理解我的人，”于是他们又是叹息，又是哭泣，写诗作文，独来独往——这是表达他们确切意思的能力上的过失。过了一两个月，通过他们良知的帮助，他们遇到了一个人，关系如此密切，以致能帮助那火山般的状况；良好的交流一旦建立起来，他们从此以后就成了优秀公民。从来都是这个样子。进步就是从盲目的力量向准确、娴熟、真实发展。

为什么天才的杰作是万众一心劳动取得

世界上天才的杰作或壮举，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在万众一心的情况下通过广泛的社会劳动取得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英语圣经》神奇地代表了英语的表现力和音乐性。然而它不是一人完成的，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过数百年许多教会的努力才日臻完善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翻译。以雄浑和悲怆受人推崇的《祈祷文》是一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虔敬文选，是天主教教会的祷告和仪式的一本翻译——这些也是长期从全世界的每一位圣徒和宗教作家的祈祷文和冥想录里搜集起来的。格劳秀斯关于《主祷文》做过类似的评语；构成《主祷文》的每一条，在基督时代、在犹太拉比训言中都已经使用了。这可算是一语破的。《习惯法》的遒劲语言，我们法庭的隆重仪式，法律区别的精确和真理，都是所有生活在这些法律所通行的国家里的目光敏锐、见解独到的人的贡献。普鲁塔克的翻译由于一再转译才渐入佳境。没有一个时代没有翻译的。所有真正的合乎习惯和民族特点的用法保存下来了，别的一切被陆陆续续剔除去抛了。类似于这一进程的作法早就在处理这些书的原本。世人在随意纂改世界名著。《吠陀》、《伊索寓言》、《比德培寓言》、《天方夜谭》、《熙德》、《伊利昂纪》、《罗宾汉》、《苏格兰吟游诗人歌集》等都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在写作那样的作品时，时代在思考，市场在思考，石匠、木匠、商人、农民、花花公子都在替我们思考。每一本书都给它的时代提供了一句好话；提供了每一种国内法，每一种行业，每一种当代的愚蠢行为，而普遍的天才不也不害怕也不羞于把他的独创归功于所有的人的独创，到了下一个时代，那就成了他自己的独创的记录和体现了。

我们不得不感谢文物专家所做的大量研究，不得不感谢莎士比亚协会，他们探寻出了英国戏剧的足迹，从教堂里由教士表演的宗教剧开始，到最后脱离教会，世俗剧的完成，从《费雷克斯与波雷克斯》、《加默·格顿的针》一直到以莎士比亚改编、重写、最后变为他自己的那些篇什占领舞台。由于成功而洋洋自得，又受到对这一问题日益增长的兴趣的刺激，他们搜遍了每一个书摊，打开了阁楼上的每一个橱柜，翻遍了发霉和虫蛀的每一本纸色发黄的陈年老帐本，他们满怀希望要发现莎士比亚小时候偷猎过没有，在剧院门口牵过马没有，办过学校没有，他为什么在遗嘱中只把第二张最好的床留给他的妻子哈撒维。

有点引人伤感的是，现代疯狂地错选了这么一个烛光普照、众目睽睽的目标；小心地记录了涉及伊丽莎白女王、詹姆斯国王，埃塞克斯家族、莱塞斯特家族、伯利家族、白金汉家族的每一件琐事，却放过了另一个王朝的创建者，没有留下一点儿有价值的记载，而这个王朝会使都铎王朝被人永志不忘的，因为此人用哺育他的灵感把撒克逊民族带在他身上，世界的精英多少代都要用的他的思想哺育，多少代的心灵都要接受这种灵感，而不是另外的偏见。一个惹人喜爱的演员——谁也没有想到他就是人类的诗人；这个密保得十分严，既瞒过了诗人和知识分子，也瞒过了朝臣和浮浪之辈。培根为他的时代详细记录了人的认识，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我们虽然把本·琼生的几句颂词作了牵强附会的解释，他并没有想到他正在开始牵动的那富有延展性的声名。毫无疑问，他认为他给与他的赞词是慷慨的，毋庸置疑，在这两位诗人中，他认为自己更胜一筹。

如果像俗话说的那样，需要智慧认识智慧，那么，莎士比亚的时代就应当有能力认出智慧了。亨利·沃顿爵士比莎士比亚迟生4年，晚死23年；我发现和他通信、交往的有下列人士：西奥多·贝扎、艾萨克·卡索邦、菲利普·锡德尼爵士、埃塞克斯伯爵、培根勋爵、沃尔特·罗利爵士、约翰·弥尔顿、亨利·韦因爵士、艾萨克·沃尔顿、堂恩博士、阿伯拉罕·考利、贝拉明、查尔斯·科顿、约翰·皮姆、约翰·黑尔斯、开普勒、维耶塔、阿伯里卡斯·真蒂利斯、保罗·萨尔皮、阿尔米纽斯；存在着他跟上述所有人士联系的证据，却没有列举他毫无疑问见过的别的许多人——莎士比亚、斯宾塞、琼生、波蒙、马辛杰、两位赫伯特、马洛、查普曼等等。自从伯里克利时代希腊伟人荟萃以来，从来没有那样的一种社团——他们的天才无法使他们在宇宙里找到最优秀的头领。我们的诗人的面具是穿不透的。你是看不清眼前的大山的。花一百年的功夫才能使人疑心它的存在；他去世两百年以后，才开始出现我们认为精当的批评。直到现在还不可能写出莎士比亚的历史来；因为他是德国文学之父，正是莱辛把莎士比亚介绍给德国人，他的作品被维兰德和施莱格尔翻译出来来之后，德国文学的迅速进发才有了最密切的联系。一直到了十九世纪——它的思辩的天才就是活着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悲剧才能够找到那样惊异的读者。现在，文学、哲学、思想都莎士比亚化了。他的心灵还是我们目前望不过去的天边。他的节奏训练我们的耳朵有欣赏音乐的能力。柯勒律治和歌德是把我们的信念准确无误地表现出来的绝无仅有的批评家；然而，他的卓绝的力量和美，像基督教一样，限定了那个时代，一切有教养的心灵在默默地欣赏着它。

莎士比亚协会已经在各个方面都做了调查，征集逸事，悬赏征求有证据作用的任何信息；而结果如何呢？除了英国戏剧史的一些重要例证外——我已经谈及此事——他们也搜集了有关诗人的财产及其处理的几件事实。好像他在黑衣僧剧院的股份逐年增加，该院的戏装保藏室和其他的设备都是他的；好像他在故乡买了一块地产，用的就是他当作家和股东赚来的钱；她像他住的是斯特拉福镇最好的住宅；他的邻居都托他在伦敦替他们办事，如借钱等等；好像他是个十足的农民。大约在他写《麦克白斯》的时候，他在斯特拉福镇法院控告菲利普·罗杰斯要求赔偿25先令10便士，并要求分期交会他谷物；从各个方面来讲，他好像是一名好丈夫，没有人说他性格怪癖，行为过火。他是个脾气和善的人，是个演员又是戏剧院里的一名股东，跟别的演员和经理没有显著区别。我承认这种信息的重要性。花这么大的力气获得它也非常值得。

然而，不管这些研究抢救到了有关他的情况的什么信息，它们并没有把那无穷的创作能力解释明白，这正是吸引我们的一块隐蔽的磁铁。我们写历史非常笨拙。我们讲出身、出生、籍贯、学历、同学、收入、婚姻、著作、名声、死亡的历史；一旦我们把这些无聊的东西讲完，它和这位贵人就没有丝毫的关系了。如果我们随便涉猎一下《现代普鲁塔克》，在那里乱读一下别人的传记，那也会适合那些诗歌的。像神奇的虹女一样，从灵界跳开，废除过去，拒绝一切历史，正是诗歌的本质。马隆、沃伯顿、戴斯、科学尔等学者已经浪费了他们的精力。“科文特园”、“朱里巷”、“公园”、“特雷门”这些著名的剧院抵制也是枉然。贝特顿、加里克、肯布尔、基思、麦克里迪这些名演员都献身于这位天才；他们对他做最后一次圆满的润饰，解释他，服从他，表现他。这位天才却不知道他们。朗诵开始了，一句金玉良言跳出了这种华而不实的卖弄，变得不朽，它邀请我们到它那进不去的家里去，给我们一场空喜欢。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看一位名演员演哈姆雷特，他是英国舞台的骄傲；当时我听到的、现在我还记得的关于这个悲剧演员的一切就是这个悲剧演员不起作用；仅仅是哈姆雷特对鬼魂提出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你这副死尸才重新全副披挂，重新来光顾时隐时现的月色？”

那种把他进行写作的陋室扩大到世界范围的想象给陋室里挤满了程序井然的代理人，就像很快地把巨大的实在化为时隐时现的月色一样。他的这些魔术为我们损坏了对剧场后台的幻想。什么传记能说明《仲夏夜之梦》让我进去的那些地点呢？难道莎士比亚能向斯特拉福镇的什么公证人或教区启示员、教堂司事或地方推事吐露那种神妙创造的起源？亚登森林、斯考恩城堡灵活的气氛、鲍西娅别墅的月色、奥瑟罗被俘的“大极的洞窟、全无人烟的沙漠。”——那保存这些超绝的秘密的一个字的三表弟、侄孙、司法官的档案或私人信件又在保处呢？总而言之，在这些戏剧里，如同在一切伟大的艺术品中一样——在埃及和印度的硕大无朋的建筑里；在菲迪亚斯的雕刻中；在哥特式教堂中；在意大利的绘画中；在西班牙和苏格兰民谣中——当创造性的时代上天以后，天才就把梯子抽走了，让位于一些新人，他们看见了这些作品，便枉费心机地要救得到一种历史。

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唯一的一个传记作者；即便他也说不出什么，除非对我们中间的那个莎士比亚说话；也就是说，除非对我们最善于领会、最和谐的时刻说话。他无法离开他的三脚凳，把他的灵感的轶事交给我们。读一读勤奋的戴斯、科利尔所分辩出来的、经过分析、比较的那些古代文献；现在再读一读那些天空似的句子——陨石——它们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不是你的经历、而是内心的人把它们当作命运之言接受下来的；告诉我那些文献和这些句子是否相称；是否前者以某种方式说明了后者；或者告诉我哪一个对莎士比亚其人做了最有历史意义的洞察。

所以，虽然我们的外部历史是如此贫乏，然而，如果把莎士比亚看成传记作者，而不是奥布里和罗，我们就真有重要的信息了。那是描述性格和命运的材料，如果我们打算见到此人并跟他打交道的话，我们就知道它关系至为重大。有些问题在扣击着每一个心扉，在找寻答案，我们有他关于这些问题的确凿不移的信念——关于生死，关于爱情，关于贫富，关于人生的目的，以及我们达到它们的手段；关于人的性格，关于影响人们命运的隐秘的和公开的势力；关于那些蔑视我们的科学神秘的和恶魔般的力量，那些力量又把它们的恶意和才华在我们最光辉的时刻交织在一起。谁读了那本《十四行诗集》而不发现诗人在有识之士看来并不是什么面具的面具下揭示友谊和爱情的知识；揭示在最敏感的人同时又是最智慧的人身上的感情迷惘？他把自己隐秘的心灵的什么特征隐藏在他的戏剧中呢？在他的绅士和国王的大量画面里，人们可以察他满意什么样的形式和人性；他喜欢朋友如云，他热情好客，乐善好施。让泰门、让瓦威克、让商人安东尼奥替他那颗伟大的心回答吧。莎士比亚远远不是鲜为人知的，他在整个近代史上是唯一的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物。道德问题，风俗问题，经济问题，哲学问题，宗教问题，趣味问题，生活方式问题，有哪一个他没有解决呢？有什么秘密他不知道呢？什么职责，什么功能，或人的什么工作领域他不记得呢？哪一个国王他没有像塔尔玛教拿破仑那样教治国之方呢？哪一位少女没有发现他比自己更娇嫩？他受得不比哪一个情人深？他看得不比哪一个圣人远？哪一位绅士没有受到他的粗鲁行为的引导？

为什么时势造英雄

在19世纪的杰出人物中，波拿巴的名气和权力都远远超过他人，他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他能准确无误地表现了思想和信仰的基调，即广大活跃而又有教养的人们的目标。斯维登堡的理论是；每一种器官都是由同类的粒子构成的；或者像有时候所说的那样，每一个整体都是由相似的部分构成的，也就是说，肺是由无限的小肺构成的；肝是由无限的小肝构成的；肾是由无限的肾构成的，等等。依此类推，如果发现什么人具有广大群众的力量和感情，如果拿破仑就是法国，如果拿破仑就是欧洲，那是因为他所摆布的人们都是一个个小拿破仑。

在我们的社会里，保守阶层和民主阶层之间，已经发财致富的人和一定要发财致富的青年和穷人之间，死劳动（即很早以前就进入坟墓的人的劳动，这种劳动现在已经被埋葬在游手好闲的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土地、和房屋里）的利益和活劳动（它设法自己拥有地产、房产和股票）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永久的对抗。第一个阶层胆怯、自私、气量狭小、憎恨革新，死亡在不断减少它的人数。第二个阶层也自私自利，但咄咄逼人、但大妄为、自力更生，它总是人多势众，胜过对方，出生在每时每刻增加它的人数。它想敞开一切竞争的渠道，并且想增加渠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全欧洲的商人阶层和工业技术阶层就是这一类人。拿破仑就是它的代表。每个地方的积极、勇敢、能干的人们和整个中产阶级的本能已经把拿破仑指定为民主人士的化身。他有他们的善，也有他们的恶；至为重要的是，他具有他们的精神或目标。那种倾向是物质性的，旨在取得声色口腹方面的成功，而且利用最丰富多样的手段去达到那一目的；精通机械能，智力高超，学识渊博，技艺精湛，然而把一切智力和精神力量看作手段，服从一种物质上的成功。当有钱人就是目的。《古兰经》说，“真主给每一个民族一个用本民族语讲话的先知。”巴黎、伦敦、纽约，商业精神、金钱精神、物质力量，也要有他们的先知；而波拿巴有资格，就被派来了。

千千万万阅读拿破仑的轶事、回忆录和传记的读者都喜欢这些文字，因为他们在其中研究自己的历史。拿破仑是个地地道道的现代人，在他大运亨通的时候，他正具有报纸的精神。他决不是圣徒——用他的话来说，“决不是卡普奏修士”，他也不是高尚意义上的英雄。普通人在他身上找到了别的普通人的品质和力量。普通人发现拿破仑像他一样，出身就是一个平民，但借助一些非常明白的优点，所以达到了那种统治地位，这样，他就可以放纵普通人所具有的一切情趣，但又不得不掩饰和否认。上流社会、优秀书籍、快速旅行、礼服、盛宴、无数的仆人、个人的权力、自己观念的实施，以一个恩主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情趣高雅，能欣赏绘画、雕像、音乐、宫殿、传统荣誉——凡此种种，正投19世纪每个人之所好——这一切这个强有力的人物都具备了。

的确，拿破仑真的适应他周围的群众的心态，这样的一个人不仅仅成了一个代表，而且实际上成了其他心灵的垄断者和篡夺者。米拉波就这样剽窃了在法国说出来的每一种好思想，每一句好话，迪蒙说他坐在国民议会的楼座上听米拉波演说。迪蒙突然觉得他可以加上一段结束语，他就立即用铅笔写下来，并且让坐在他身旁的埃尔勋爵看。埃尔金勋爵表示同意，晚上迪蒙又把它让米拉波看。米拉波读了以后，拍案叫绝。宣称他要把它并入他明天在国民议会做的长篇演说。“那不行，”迪蒙说，“因为十分不幸，我已经让埃尔金勋爵看过了。”“如果你已经埃尔金勋爵看了，让旁边的50个人看了，明天我还是要讲，”他真的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讲了，并且效果很好。因为米拉波个性极强，他觉得他的到场所激发起的这些东西就跟他自己的一样，就像他自己说的，他采用了，反而增加了它们的分量。在法国，米拉波声望的那个继承者，比他突出得多的那个人就更加专制、更加集中了。的确，像拿破仑这样的一个人几乎就不再有一种个人的言论和见解了。他是那样广采博收，又处于那样一种地位，因此他就成了贮存那个时代、那个国家所有的智慧和力量的橱柜。他打胜仗；他制定法典；他制定度量衡制度；他削平阿尔卑斯山；他修筑公路。所有杰出的工程师、学者、统计学家都向他报告，同样，各种各样的有识之士都要向他汇报；他采取了最好的步骤，一一盖上他的印记。不仅在这些方面，而且在每一个巧妙难忘的语句上都打上了他的印记。拿破仑说的每一句话，拿破仑写的每一行字都值得一读，因为它是法国的意识。

波拿巴是普通人的偶像，因为他具有普通人的品质和能力，其程度是不可企及的。深入政治的底层还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我们摒除了弄虚作假。波拿巴跟他所代表的那个庞大的阶层一样致力于权力和财富——不过波拿巴尤其不择手段。困扰人们追求这些目标的种种感情，他一概置之不顾。那都是妇孺之情。1804年丰塔内代表参议院向拿破仑致词时表达了拿破仑自己的感受：“陛下，渴望完善是折磨人的心灵的灵的最坏的疾病。自由、进步的倡导者是思想家”，——这是一个他老挂在口头的贬义词——“内克是一个思想家。”拉斐德是一个思想家。

有一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谚语：“要成功就不可太善良。”在某种范围内，抛弃虔诚、感激、慨慷这样一些感情的支配倒是一种好处；因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对别人更加如此的东西却变成了达到我们目的的有利武器；恰如本来是一种可怕的障碍的河流，冬天把它变成了最平滑的大道一样。

拿破仑坚决反对感情用事，宁愿依赖双手和大脑。对他来说，没有奇迹，没有魔法。他是个工人，跟铜、铁、木、土、道路、建筑、金钱和军队打效道，而且是一个锲而不舍的、聪明的老师傅。他决不软弱，没有一点文人习气，而是脚踏实地、象自然力那样一丝不苟地行动。他没有丧失他土生土长的意识和对事物的同情。人们在那样的一个人面前让步，就像在自然事件面前让步一样。当然，埋头于事物的人有的是，如农民、铁匠、水手和机械工人一般都是这样；我们知道，那样一些人在学者和语法学家面前是多么实在、可靠，然而一般来说，这些人缺乏安排能力，就像没有头脑的双手一样。可是波拿巴这种矿物和动物力量上增加了洞察和概括，所以，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自然力和智力的结合，仿佛海洋和陆地有了血肉，开始计算一样。因而陆地海洋似乎预测到了他。他主动来了，它们才接待了他。这个计算工人知道他用什么工作，产品又是什么。他知道金与铁属性，车轮和船舶的属性，军队和外交家的属性，并要求各尽其能。

战争的艺术就是他演算术的游戏。按照他的观点，那就是无论在攻击敌人或者敌人攻击的地方，兵力总要压倒敌人，不断的调动和演变调动了他的全部才能，总是向敌人侧翼发动进攻，并且各个击破。显而易见，一支很小的部队调动巧妙而神速，以便在交战中永远处于二对一的优势，如果人数很多，这就是一场众寡悬殊的战斗了。

时代，他的性格和他早年的环境结合起来造就了这个典型的民主人物。他具有他那个阶层的德性以及他们活动的条件。那种常识，与其说它尊敬什么目的，不如说它发现了达到目的的手段；那种运用手段的乐趣，选择、简化、结合手段的乐趣；他的工作的直接和彻底；那种洞察万事万物的谨慎以及完成一切任务的力量，使他成为我简单直可以按其范围称之为现代党的那种东西的天然喉舌和头脑。

大自然一定在每一次成功中占有最大最大的份量，在他的成功里是这样。需要那样一个人，那样一个人就出生了，那是一个钢骨铁筋之人，能够一连在马背上坐十六七个小时，能够一连好几天不休息，不吃饭，饿了随便咬几口充充饥，行动起来迅猛如虎；他是一个肆无忌惮的人；结实、急迫、自私、谨慎，具有一种知觉，不容别人的任何虚假、任何迷信、或者他自己风风火火的作风妨害、贻误。他说，“我的铁手不是长在我的胳膊上，而是直接与我的头脑相连。”他尊敬自然和命运的力量，并把他的卓越归功于它，却不像低劣的人们那样刚愎自用，与自然对抗。他的最喜爱的话都在暗射他的命星；他自命为“天之骄子”时不仅使人民满意，也使自己满意。他说，“他们指控我犯了滔天大罪，像我这样的人是不犯罪的。没有比我的崇高更为简单的事了，把它归咎于阴谋和罪恶纯属徒劳，它应归功于是代特征，归功于我跟我国的敌人英雄战斗的声名。我总是与广大群众的意见一起前进，和事件一切前进。罪恶对我有何用呢？”他在谈到他的儿子的时候，又说，“我的儿子不能替代我；我不能替代我自己。我是时势的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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