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F.S.菲茨杰拉德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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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文集)试读：
“爵代”风华——《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书记
[1]马修·J·布鲁科里一、“最为不幸的年头”
一九二四年四月菲茨杰拉德在账本上记下：“摆脱困境。另：着手小说。”那个月他致信帕金斯，盘点了为创作《
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下的决心：下面的话跟我们下午的谈话更为相关。尽管我定下了周全的计划，一心想在六月完成小说，但你知道这东西要见天日通常得花多少工夫。如果我没能写出能力所及的最好的东西，或者，就像我有时感到的那种神来之笔，哪怕我花了十倍的时间，我也是不会让其发表的。我去年夏天写的不少东西也算不错，但大都断断续续，很是零散。如今换个角度读来，我不得不舍弃了其中的许多——有一篇一删就是一万八千字（其中的一部分会作为一部短篇发表在《水星》上）。最近四个月我才明白打我写完《美与孽》后，这三年的光景我几乎是日渐堕落。这三个月我确实是在做事，但在之前的两年——不止两年里，我仅仅完成了一部剧本，六篇短篇，还有三四篇文章——平均下来，一天就码了大约一百个字。如果我把时间花在读书、游历，或者随便做点什么——哪怕是健身上，情况也会大不相同，但我却让光阴虚度，不学习，不思考，整天吃喝，到处起哄。假如当初我写《美与孽》的时候每天只写一百字，那这书我得写上四年，所以你可以想见这巨大的差异是如何折磨我的良心的。
说这些我只是想请你对此书保持耐心，请相信，到头来，至少这些年来这是头一遭，我着实是在勉力为之。我也正努力改变我的许多恶习：
1.懒惰
2.事必征询泽尔达的意见——坏习惯，事情完成之前不该去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3.过于注重用词——自我怀疑
等等等等。
我觉得自己体内充斥着一股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超过了我以往任何时候拥有的，但这股力量反复无常，令人犹疑丛生，因为很久以来我不缄其口，精神生活贫瘠，在需要依靠自己的时候便难敷其用。我也不知道还有谁像我这样在二十七岁便耗尽了那么多个人经历。[2]《大卫·科波菲尔》和《潘登尼斯》都是作者年过四旬才完成的，而我的《人间天堂》是三卷头作品，《美与孽》也有两卷。所以在这部新小说里我要投入到纯粹创造性的工作中去——这不同于我那些短篇里微不足道的想象，而是一种持久的想象，这种想象源自一个真切却夺目的世界。我举步为缓，审慎而行，甚至每每陷于苦恼。这是一部有自觉美学追求的作品，它所仰赖的与我先前的创作全然不同。
今后要是我又有了闲暇，我定然不会像先前那样白白浪费。请相信，如今的我，着实是在勉力为之。
小说最初的标题是“灰堆与百万富翁”（“Among Ash Heaps and Millionaires”）——这表明菲茨杰拉德已然确立小说的一大中心象征——不过珀金斯认为这标题不够有力。四月，珀金斯表示他“一直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一标题充满暗示性，叫人过眼不忘”。说明这标题也是早期的选择之一。
据账本记载：“十五日（四月）决定前往欧洲。”这么做并非出于菲茨杰拉德对欧洲的钟爱，抑或文化上的需要；主要是为经济所迫。由于他在“大颈”无法安心写小说，于是他便携泽尔达前往里维埃拉，那里的生活简单、实惠。（当时法郎与美元的汇率是十九比一，一顿含酒水的饭只要三法郎。）之前他写了五个月短篇，净赚七千美金，现在他希望能暂搁短篇的写作，一心扑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上。
五月初，菲茨杰拉德夫妇乘坐明内沃斯卡号出发，带着十七件行李，一百英尺铜纱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他打算通读一遍。《我们的小说家》（The Men Who Make Our Novels）的作者查尔斯·克里腾顿·鲍德温（Charles Crittenton Baldwin）询问小说进展，出航前两天菲茨杰拉德回应道：“我的第三部小说（尚未付梓）已经完稿，它与我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在形式上这是一番尝试，我也竭力避免那种试图‘惟妙惟肖再现一切’的做法。”作家总有夸大写作进展之嫌；但从这封信来看，这本书在“大颈”完成的分量，要比外界推测的多。如果菲氏之言可信，那么他在里维埃拉要做的就是要把草稿中的第三人称叙述，改写成定稿中尼克的第一人称叙述。他们在巴黎待了九天——期间他们与毕肖普重聚，还给斯科蒂面试了几位保姆——之后在里维埃拉入住了耶尔的格林公园酒店。“夏日的里维埃拉”，一如人们称呼的那样，是个老派的去处，那酒店里住满了年老体弱的英国人。菲氏夫妇在瓦勒斯库租下了雅致的“玛利亚别墅”，别墅地处圣拉斐尔以北，相距七公里，每个月的租金为七十九美元，他们又另花了七百五十美元购置了一辆雷诺汽车。英国保姆莉莲·马多克每月的佣金为二十六美元；厨师每月十六美元，女仆每月十三美元。尽管这些开销并不大，里维埃拉的生活还是不像菲氏夫妇预期的那样实惠，因为下人和当地的买卖人常占他俩的便宜。一如既往，相当一部分钱花在了饭馆跟咖啡馆里。
菲茨杰拉德稳步创作小说，期间就为《邮报》写了篇有关里维埃拉生活的记叙《一年全无收入，你要如何过活》（How to Live on Practically Nothing a Year）。尽管他乐观的进展通报有所夸张——比方说，他在七月中旬向奥博宣称“小说几近完稿”——他在修改初稿上确实进展迅速。最初，泽尔达似乎对他们平静的生活心满意足；但七月里她开始跟一个法国飞行员牵扯不清，此人名叫爱德华·乔赞（Edouard Jozan），是常与菲氏夫妇在海滩上，在晚间聚会的那群小伙中的一个。在泽尔达跟前，那些法国小伙相互争宠，对她来说，这仿佛是回到了一九一八年的蒙特格梅罗。就像当年在赛叶公馆上空甩花活的那些美国飞行员，乔赞也驾驶飞机对着“玛利亚别墅”嗡嗡作响。或许没人知道，他献起浪漫的殷勤来能甩出多少花样。乔赞后来坚持说那只是调情。这些事被菲茨杰拉德夫妇双双化入了小说，各自有各自的版本：他写进了《夜色温柔》，而她写进了《留我一曲华尔兹》（Save Me the Waltz）。在泽尔达的小说里，风流韵事并没有结成正果；那飞行员要的只是个情人，并不要她离开她丈夫。
菲茨杰拉德的账本记录：“巨大的危机——七月十三日。”他后来说听到泽尔达要跟他离婚，他便要跟乔赞来一场决斗，但乔赞避开[3]了。菲茨杰拉德逼着泽尔达跟乔赞断绝一切来往，而八月他在账本上写下：“与泽尔达亲密相伴。”之后他在笔记本上写道：“一九二四年的那个九月，我知道有些事发生了便再也无以弥补。”
菲氏夫妇需要戏剧场景，于是泽尔达与乔赞的韵事就成了他俩在朋友那里的保留节目，有时是独角戏，有时是唱双簧。海明威谈到他对菲茨杰拉德那些描述的最初反应时，说：“他告诉我泽尔达和一个法国海军飞行员相爱了，第一次的版本实在是个凄婉的故事，我也相信确有其事。后来故事的说法一变再变，他像是在试着把它写进小说去，可这些版本没一个像头一个那么伤感，尽管每一个都可能是真的，可我一直只相信第一个。一遍说得比一遍好；可再没一次像头一次那样叫你伤心。”海明威在记述菲氏夫妇时并不时时可靠，可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利（Hadley）肯定了他的说法：“这是他们妇唱夫随的一幕。我记得泽尔达漂亮的脸蛋变得非常，非常庄重，她会说他爱她爱得如何深，这爱情又是如何无望，之后他又是如何自寻短见。期间司各特就站在她身旁，脸色苍白而苦恼，每一分钟都沉浸其中。”乔赞并没有自杀；十月他被调去了印度支那，之后在一九五二年擢升至海军中将。[4]
在八月给卢德洛·福勒的信里，菲茨杰拉德承认：“这个夏天，我也觉得自己老了——自打去年我的剧本失败了，我就有了这种感觉。那是这部小说承担的重负——幻觉消失了，它们为这个世界增色添彩，你对其真假全不在意，只要他们带有魔幻的光华。”在渗透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那些消失的幻觉中，菲茨杰拉德对泽尔达的爱的确信不疑便是其中之一。
小说为菲茨杰拉德提供了舞台，他可以尽情表现那些与他对泽尔达的爱意相关的刺激经历：一九一八年的大献殷勤，一九一九年的分道扬镳，一九二〇年的重归于好（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益），还有一九二四年她的背叛。没人知道在一九二四年婚姻危机前，小说完成了多少。打字稿直到是年十月才被送去斯科里伯纳出版社，所以菲茨杰拉德少说也有三个半月时间来把他对泽尔达的幻灭写进小说里去。
与菲茨杰拉德一样，杰伊·盖茨比在战争中爱上了一个女孩，可她却无法对他的付出作出相当的回应。黛西嫁给了富人汤姆·布坎南，盖茨比说服自己失去黛西只是因为自己是个穷光蛋。他用神秘而非法的手段发了财，随后自我塑造，在长岛靠近黛西家的地方大开筵席，穷尽奢华。那些聚会是为吸引黛西而设，他预料某天黛西会出现在席间，而他的万贯家财能把黛西赢回身边。计划失败了，于是盖茨比又通过叙述者尼克·卡罗维见到了黛西。为盖茨比的诚心所感，黛西答应离开她那拈花惹草的丈夫。在酒店的冲突中，布坎南揭露了盖茨比牵涉犯罪活动，击碎了黛西的决心。在返回长岛的路上，黛西撞死了布坎南的情妇默特尔，随后逃逸。盖茨比背下了黑锅，布坎南又唆使默特尔那一心报仇的丈夫将矛头指向盖茨比。杰伊·盖茨比，了不起的信徒，死的时候唯有幻灭。
虽然婚姻起了波澜，菲茨杰拉德并没有中断小说的进程。但他并[5]非时时都在写作——尽管他向博伊德宣称整个夏天都要与世隔绝——他和泽尔达都受不了无聊与孤独。他们去了蒙特卡罗、昂蒂布和戛纳。
菲茨杰拉德第一次提到杰拉德和萨拉·墨菲是在账本上一九二四年八月的一项条目里，尽管也许早在五月他们就在巴黎见过面了。介绍人或许是杰拉德的姐姐埃丝特，她是菲氏夫妇在美国结识的，或许[6]是唐纳德·奥格登·斯图亚特，1923年他与墨菲一家在巴黎相识。八月，批评家吉尔伯托·塞尔德斯带着他的新娘在里维埃拉旅行，途中拜访了菲茨杰拉德一家与墨菲一家，当时他们住在圣拉斐尔以东三十英里的卡普德昂蒂布。墨菲一家成为了菲茨杰拉德夫妇在法国最亲密的朋友。
杰拉德和萨拉·墨菲是一对美国夫妇，温饱无虞，一心想把生活变成艺术，他们的座右铭是一句西班牙格言：活得愉快是最好的报复。杰拉德的父亲经营着马克·克罗斯皮具店；萨拉是辛辛那提名媛——维博格姐妹中的一个，家里是富有的墨水制造商。杰拉德于1912年毕业于耶鲁——在那他被选入“颅与骨”高年级社团——之后进入家族企业工作，他对此十分厌恶。萨拉在幼年期间常常与母亲一起游历欧洲，更在1914年被引见进英国皇宫。等到杰拉德退伍（他受训为飞行员，但从未执行过海外任务），墨菲夫妇决意与美国商业化的生活，与家庭压力一刀两断。他去哈佛学习园林建筑，一九二一年他们定居法国，带着三个孩子，为的是活得愉快。
杰拉德比菲茨杰拉德年长八岁，他英俊、机智、魅力四射。萨拉的头脑不在他之下，说话不爱绕弯子。尽管墨菲一家生活奢靡，独具一格，而且品位无可挑剔，他们其实不算特别富有。他们在巴黎和卡普德昂蒂布的住宅装修豪华，管事的仆人都训练有素。夫妇俩都对艺[7]术颇为倾心。他们与娜塔莉·冈察洛娃一同学画，积极支持在巴黎[8]的俄国与瑞典芭蕾剧团。帕布罗·毕加索、菲利普·巴里、科尔·波特[9][10][11]、约翰·多斯·帕索斯、阿奇巴尔德·麦克利什和费尔南德·莱热都是他们的好友。在1922与1930年之间，杰拉德·墨菲完成了十幅画，将立体派技巧结合进作品的细节之中。菲茨杰拉德钦佩杰拉德与人交际时的手腕，认为共同的爱尔兰身世会在他俩之间结成一种纽带。在《夜色温柔》中，菲茨杰拉德将墨菲那种“唤起痴迷而盲目的爱意的能力”转移给了狄克·戴弗。
一九二四年夏天，菲茨杰拉德对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全书在一九二六年才被译成英文，菲茨杰拉德不可能在这之前便读到完整版，但当年的杂志上关于斯宾格勒的文章不乏名家手笔。斯宾格勒对于历史、政治与文化的演绎并不可能直接影响到《了不起的盖茨比》。因为那些关于文明的运动的庞大观念让菲茨杰拉德非常兴奋，而他也对自己所受的教育甚感不安，所以他将《西方的衰弱》视为智性历史的总结。《西方的衰弱》对西方历史作了一个有机的概述，主张文化运动有其一定模式，发展毁灭，周而复始——而二十世纪的西方正处在衰变期。
那年夏天，菲茨杰拉德给塞尔德斯、斯图瓦特、多斯·帕索斯、[12]马克斯维尔·施特鲁瑟斯·伯特，还有“一起的其他才俊”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也可能是其中的片段。九月一个普林斯顿的学友，弗里德里克·耶瑟在圣拉斐尔逗留了一周。他没看出菲氏夫妇婚姻的裂缝，但他目睹了他俩关于宗教与文学的激烈争辩——争辩过后他们就互不理睬。菲茨杰拉德与耶瑟就普林斯顿的社交体制作了几番长谈。虽然关于文学的谈话几乎没有，菲茨杰拉德还是鼓励他去读《尤利西斯》、《奥托·布劳恩日记》（The Dairy of Otto Braun）和W·N·P·[13]巴贝里恩的《失意客游记》（The Journal of a Disappointed Man）。布劳恩是个德国青年知识分子，死于战争；菲茨杰拉德视他为文化英雄，为其早逝而动容。
菲茨杰拉德的账本里对其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有过一番评价：“自我十九岁以来最为不幸的年头，满是可怕的挫折，刺人的灾难。工作繁重，在下半年会有回报，努力做得更好。”
二、帕金斯来信
那段时间泽尔达在读亨利·詹姆斯的《罗德里克·哈德孙》，于是决定要和斯科特在罗马度过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尽管在一九二一年意大利曾给他们留下过很不好的印象。夫妇俩在里维埃拉过得大手大脚，他们选中意大利也是因为那里的兑换汇率要比法国更讨巧。小说的手稿在十月二十七日被送到了帕金斯那儿，然后菲茨杰拉德便驱车前往罗马。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公寓，他们就在西班牙广场的王子酒店落了脚，每月租金五百二十五美元。事后证明这步走错了。菲茨杰拉德讨厌意大利人，他觉得他们傲慢、不老实。他肆意酗酒，还挨了警察的揍——他把这视作有生以来的奇耻大辱，还写进了《夜色温柔》。奥博提议要他写篇关于罗马的文章，作为《一年全无收入，你要如何过活》的姊妹篇，对此菲茨杰拉德回应道：“我恨透了那些意大利佬，根本没法给《星期六晚邮报》写有关他们的东西——除非他们想看到《教皇西弗利斯六世与他麾下的蠢蛋们》之类的文章。”最后他写了篇《通心粉的高昂价格》，叫奥博难以处置。菲茨杰拉德夫妇在罗马吵了几架，双双得了病。泽尔达动了手术，治疗不孕症，但却害了慢性感染。乔赞造成的伤害暂时痊愈了；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给毕肖普的信里，菲茨杰拉德写道：“酒会过后，我和泽尔达有时要一连吵上四天，不过我们依然热烈地爱着彼此，除了我俩，我还不知道有哪对已婚夫妇能享受真正的快活。”当时一个美国剧组正在罗马拍摄《宾虚传》，菲氏夫妇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跟演员卡梅·迈尔斯交上了朋友。
菲茨杰拉德写着新小说，但无法决定要用什么标题。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灰堆与百万富翁”、“特里马尔乔”、“西卵的特里马尔乔”、“往西卵的路上”、“戴金帽的盖茨比”、“高蹈情郎”和“盖[14]茨比”中犹豫不决。其中的两个标题出自本书的卷首诗。
泽尔达与帕金斯都中意“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只好在十二月敲定了这个书名。他本来要选“特里马尔乔”或“西卵的特里马尔乔”——佩特罗尼乌斯传奇小说《萨蒂里孔》中的人物，经常[15]铺张地大宴宾客——不过拉德纳他们说提及特里马尔乔会把读者弄糊涂，因为这个单词读者连读也不会读，菲茨杰拉德终于被说服了[16]。
还没到罗马，他们已经把带到法国的七千美金花了个精光，于是菲茨杰拉德只好在润色小说的间歇去写点短篇。尽管《夜中情》（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刊的《邮报》）无足轻重，但这毕竟是他第一篇以里维埃拉作背景的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个美国女富婆与一个被十月革命褫夺了家产的俄国贵族间的爱情，重现了当年在里维埃拉过冬的俄国族群，这后来被移植进了《夜色温柔》。之后又有《调节者》（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刊的《红书》），写于罗马——在一部分作品里，菲茨杰拉德像是在对着泽尔达演讲，这便是其中一篇。因为丈夫神经失常，一个厌倦而自私的少妇被迫承担起责任，神秘人月亮博士这样教导她：“‘我们同意孩子可以坐在观众席上，不来参与这场戏，’他说，‘但待到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如果他们继续当观众的话，那么有些人就必须工作双倍的时间，这样观众们才可以欣赏这世界的灿烂与闪光。’”
十一月二十日，帕金斯给菲茨杰拉德寄了一封长信，恭喜他写出了好小说，并就如何处理盖茨比这一人物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让他的过往更模糊些，二是要暗示出他钱财的来源，三是要把他那段冗长的自述打散开来写：
我想你有任何理由为这本书感到骄傲。这书不比寻常，包含了各种思想，各种心绪。故事你讲得真是巧妙，叙述者是参与其间的演员，可更是超然于外的观众：由此读者可以高高在上地观察人物，距离给了他们一番远景。唯有如此，你的讽刺方能那样深刻，那样强烈，而读者方能切肤地体会到这巨大、不闻不问的宇宙中人类处境的陌生。在艾克尔伯格博士看来，读者不同，则意会不同；但他们的在场，对整件事有巨大的影响：他们面无表情，眼睛眨也不眨，低头看着人类的一幕幕。壮哉！
我可以接着说这本书的好话，思索其中的种种元素与含义，但现在几句批评来得更重要。你认为六、七两章稍有点乏味，确实如此，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救。不过相信你总是有办法的，我只是想说这部分缺了点保鲜剂，既与整体节奏相称，也能顺利过渡。我只有两点真正的批评：
第一，书里的人物都个性明显，活灵活现——在街上我一眼就能认出汤姆·布坎南，然后躲着他——但盖茨比在其中有些模糊。读者没法聚焦在他身上，他的轮廓有些黯淡。与盖茨比相关的一切都多少有点神秘，也就是说多少有点看不真切，也许你出于艺术的考虑，但别人并不能领会。你能不能像描述其他人那样把他也从物理上描绘得线条分明呢？你能不能让他在那句口头禅“老兄”之外，再增添几个体貌上的特征呢？有些东西总让读者——斯克里伯纳先生与路易斯就是明证——觉得盖茨比的岁数要比实际上大，尽管作者说了，盖茨比跟他一般年纪。要是他乍一登场就能像黛西与汤姆一样鲜活，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我想这么写也不会危害你的全盘设想。
第二点也是关于盖茨比的：他的营生自然要保持神秘。但在结尾部分你点明了他能发财靠的是与沃尔夫山姆的关系。其实你早就隐约透露过这点。所有读者都会对盖茨比能有这么多钱感到困惑，也觉得应该有所解释。明明白白地道出原委，当然荒谬透顶。以我之见，你或许可以不时地插入一些话，也可能是几桩事，各种各样，几笔带过，来暗示他的忙，忙得神秘，忙得不为人知。他接到过几通电话，但我们看不到他在宴会上同某些神秘的大人物商谈的场景，这些大人物或是来自政界，或是来自赌场，或是来自烟花之地，哪里都行。我说得不太清楚，下面的事实也许有助于你明白我的意思。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里全然没有一番解释，这在我看来是个不足——或者说缺的不是解释，而是对真相大白的暗示。但愿你现在在我面前，那样我就能让你明白我的意思。盖茨比究竟是干什么的，这点永远不该说得太明，哪怕可以说明。但如果在他的生意上勾出淡淡的轮廓，那就会给这部分故事提供发展的可能。
还有一点：你有意要讲述盖茨比的历史，你让他自己告诉叙述者，与此同时你却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既定的叙述方式，因为在常规的行进中，其它内容都几乎被交代了，而且交代得很出色——状况接连不断，兼有节外生枝。但你不能彻底不提他的历史。我之前以为你会有办法在叙述过程中叫他那些“上过牛津”啊，“参过军”啊之类的话一点一点原形毕现。我还没拿出证据，先提出这点供你参考。
整体而言，这部小说是卓越之作，我甚至羞于提出这些批评。你给一行句子注入的含义，你笔下的段落所具备的深度与强度，都非同寻常。手稿中有些表达让一个场景释放出生命的光华。如果有人喜欢让飞驰的火车载着旅行，我愿将你妙笔下生动、繁多的画面，比作那沿途展开的活生生的图景。书读起来似乎要比实际上来得短，但它带着你的头脑经历的一切，是需要一本三倍长度的小说才能容下的。
就我所知，你对汤姆、他的地位、黛西以及乔丹的呈现，对人物性格的揭示，可以说无人能及。那落满火山灰的山谷毗邻着可爱的乡村，默特尔公寓里人们的言谈举止，那份壮观的宾客名单——有些东西是能叫人出名的。所有这些，这动人的一整出戏，你已给它在时间与空间里找到了位置，因了T·J·艾克尔伯格的相助，因了不经意间你向天，向海，向这个城市投去的一瞥，你已传递了某种永恒之感。你曾说过你不是个天生的作家——天哪！你把技巧掌握得毫不含糊；但要写出这等作品，光有技巧可远远不足！
帕金斯建议“叫他那些‘上过牛津’啊，‘参过军’啊之类的话一点一点原形毕现”，要求发展已存在的叙述计划。小说出版后，菲茨杰拉德不吝赞美之辞，盛赞帕金斯的润色之功：“马克斯，听到人们夸赞此书的结构，真把我给逗乐了——因为定下结构的是你，不是我。”珀金斯并没有重新设定结构。菲茨杰拉德遵从了他的笼统建议，活都是自己干的。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菲茨杰拉德一边等着校样——分成两批，分别在二十二日、三十日从纽约送达罗马——一边致信珀金斯，说他知道如何改进小说了，他要对初稿来一次大修：
赖你襄助，我能让“盖茨比”成为完美之作。第七章（酒店那一幕）总是达不到要求——我已经操够了心，我不太知道该让黛西怎么反应才好。不过我能稍加改进。缺少的不是想象的活力——问题是我下意识地没法再理一遍头绪，问题是我非得把所有角色带去纽约，好叫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大难临头，我差不多非得这样不可。不拘的构想偶能带来创意，但这章是不可能有这种创意的。
信里还提到：“我要写一部新小说——题目内容都想好了，差不多要花上一年。”可这一计划中的作品却再没了音讯。
一面修改着样稿，菲茨杰拉德一面同奥博磋商连载的事宜。他的心理价位在一万五千到两万美元，而出版前的连载也能激发读者对小[17]说的兴趣。根据一九二三年的期权契约，赫斯特集团可以优先购买连载的专有权，但编辑雷·郎在十二月谢绝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他们认为小说的材料太猛，而那些杂志面向的多数是女性读者。菲茨杰拉德以为约翰·维勒会接受，发在《自由》上，当时这份周刊正在花钱造势；可维勒告知奥博：“这书对于我们有点太‘熟’啦。现在我们杂志只能刊发一个连载，这故事上不了，里面装了太多个媚娘，太多篇韵事了。”一月，《学院幽默》开出一万美元的条件，但菲茨杰拉德拒绝了，因为一旦连载，小说就要推迟五个月出版，他不想耽搁这么久。他还担心这样会让小说跌价：“大部分人看到《学院幽默》登出广告，还以为盖茨比准是个厉害的橄榄球前卫，这么一来书就没法出版了。”
二月，处理完修订过的初稿，为了避开罗马潮湿的冬季，菲氏夫妇搬去了卡普里的提比里奥酒店。在卡普里，泽尔达卧床不起，她的病一会被确诊为结肠炎，一会被归为卵巢出了问题，挨下来的两年她都为此病所累。司各特酗酒，泽尔达学画——这是她第一次正式的[18]艺术研修。菲茨杰拉德与早年偶像康普顿·麦肯齐会了一面，可大失所望，他批评麦肯齐放弃了严肃小说的创作。在卡普里，菲茨杰拉德写了一篇小故事《指南上没有》（发表在《妇女家庭要览》上），而小说《阔少爷》也在此地动笔。
三月七日，菲茨杰拉德给帕金斯发去电报，询问要改书名是否为时太晚，因为他还是想要“戴金帽的盖茨比”或“特里马尔乔”。九日珀金斯答复：“改名会造成不利的延宕与混乱。”菲茨杰拉德在十九日又发去电报：着迷书名红白蓝下克服延误。可一切为时已晚。
三、了不起的“盖茨比”
菲氏夫妇在卡普里逗留了两个月，四月里，他们前往巴黎。出版日期日益临近，菲茨杰拉德愈发焦躁。四月十一日是书出版的第二天，斯科特给帕金斯发去电报，急着要听那边的消息。而帕金斯能做的只是在二十日复电：“销售情况尚不明了，已获佳评。”小说有二百十八页，帕金斯怀疑书太薄，从而损害了它的销量。《了不起的盖茨比》有五万词，出版时被刻意延展了页数。对此菲茨杰拉德有两个解释：
1.书名中不溜，不甚高明。
2.最重要的——书里缺少重要女性角色，而女性是现今小说市场的主导力量。我倒不认为悲惨的结尾有什么大关系。
这个月斯科特给帕金斯写了下面这封信，在结尾部分他作了一番自我评价，意气消沉：“不管怎样到秋天我可以出版一册上好的小说集。如今我得写点便宜货攒点钱，直到足够供我写下一部小说。完事后我打算相机行事。如果有销路，让我不至于再去写那些垃圾，那我就继续当个小说家。如若不然，我就不干了，卷铺盖回家，跑去好莱坞学电影。我没法降低生活标准，我也受不了经济上的不稳定。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没法全心投入，那还是别当什么艺术家了。一九二〇年，我本有机会在生活的起步阶段适当节制，但既然我错过了，如今也只好接受惩罚。也许四十岁时我能够重新开始写作，一身轻松，不再时时受扰。”《了不起的盖茨比》初版每册定价两百美元，首印二万零八百七十册。这一次的书依然题献给泽尔达。八月里小说二印，印数三千册；菲茨杰拉德过世时，斯科里伯纳出版社尚有这一版的库存。依靠着百分之十五的版税，小说初印为司各特收益六千二百六十一美元，抵掉了他欠斯科里伯纳的六千美元。
帕金斯确信《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讽刺作品，而大多数读者对其都存在着误解：“事实上司各特处于一个有些矛盾的境地：他原本是立于鸡群的仙鹤，但丰沛的才华却让他成了个‘通俗小说家’。”
尽管也偶有评论家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不过哗众取宠，但书评基本是站在菲茨杰拉德这边的，可以说他之前的作品从未受过如此好的待遇。直到八月，吉尔伯托·塞尔德斯措辞有力的评论才在《日晷》上姗姗露面：“菲茨杰拉德着实成熟了；他驾驭着天赋，凌空展翅翱翔，将早期作品中的暧昧不清与故作聪明统统甩在身后，而被甩得更远的，则是他的同辈乃至前辈诸家。”之后海明威指摘这篇评论造成了菲茨杰拉德的创作瓶颈，他尤其不满的是塞尔德斯赞赏菲氏的“冷嘲与怜悯”，在《太阳照常升起》中，这两个词沦为笑料。其他值[19]得一题的还有威廉·罗斯·贝内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文章，劳[20][21]伦斯·斯塔林斯在《纽约世界报》上的文章，赫伯特·S·高尔曼在《纽约太阳报》上的评论以及哈里·汉森在《芝加哥日报》上的评论。最大快其意的还得是来自维拉·凯瑟、伊迪丝·华顿与T·S·艾略特的贺信，这几位皆是菲茨杰拉德相当尊敬的作家。艾略特宣称：“以我之见，实际上这是亨利·詹姆斯之后美国小说跨出的第一步。”（菲茨杰拉德给艾略特送去了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题词“狂热信徒致美国最伟大的在世诗人”。）H·L·门肯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就这部小说发表长文，冠之以“言过其实的轶事”，但也赞扬了“行文的魅力与优美”以及菲氏描写社交场景的精准。对此菲茨杰拉德回应道：“我想是这流畅、连贯的风格让你有这种感觉…我写这部小说，是为[22]了一反我之前两部小说的松散芜杂，也是为了反刘易斯与多斯·帕索斯之道而行之。”
菲茨杰拉德相信《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不足正是他放弃的那段插曲，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同帕金斯谈起过这一部分。他向埃德蒙·威尔逊坦言：“书里最糟的缺陷，我想是个很大的缺陷：从盖茨比与黛西重逢，到大祸临头，我始终没有就他俩的情感关系作出详尽解释（对这种关系我全无感觉，浑然不知）。然而这一缺陷却为对盖茨比过往的回溯，以及绝妙的行文所狡猾地掩盖，以致无人察觉——尽管人人都感到了这一缺陷，然后给它起上错误的名号。”《了不起的盖茨比》标志着菲茨杰拉德对其旧作的全面超越。如果他在写出《人间天堂》之后的五年里进步能够如此迅速，如果他在三十岁之前便能如此妙笔生花，那他真是前途无量。不同于他在《美与虐》中那样面对读者娓娓而谈，此番菲茨杰拉德取巧于风格，借此传达《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种种含义。细节的处理带来诗化的效果，而故事的价值在意象的运用中得到提升。对布坎南家的描述正揭示了菲茨杰拉德笔下的意象如何刺激感官：“草坪从海滩起步，直奔大门，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所有这些人那年夏天都到盖茨比的别墅来过砖径和火红的花园——最后跑到房子跟前，仿佛借助于奔跑的势头，爽性变成绿油油的常春藤，沿着墙往上爬。”其行文最丰沛处，往往能给人运动之感；这里的草坪在奔跑，在跳跃，在漂移。一次又一次，他用一个词让好几句句子变得过目难忘——通常是某个表示色彩的词，比如“此刻乐队正在演奏黄色鸡尾酒会音乐”。
书中多用舞台效果与象征手法。其中不少场景与描绘堪作美国散文的试金石：比如黛西与乔丹的初次登场、盖茨比的舞会、默特尔的公寓、盖茨比的衬衫大展示、宾客名单和尼克对中西部的追忆等。在描绘这些场景时，菲茨杰拉德赋予了细节以十足的联想意义，使之获得了一种象征力量，从而扩展了故事的内涵。盖茨比的座驾“是瑰丽的奶油色的，镀镍的地方闪光耀眼，车身长得出奇，四处鼓出帽子盒、大饭盒和工具盒，琳琅满目，还有层层叠叠的挡风玻璃反映出十来个太阳的光辉”。车子浮夸的外形点明了盖茨比的爱慕繁华与恶俗。盖茨比所拥有的一切都带着夸大的色彩，对他意欲效仿富人生活方式的幼稚的骗局，黛西也看得清清楚楚。而他那辆被汤姆·布坎南叫作“马戏团车”的座驾，最终也成了他的“灵车”。
吉米·盖茨（杰伊·盖茨比）错将真爱的价值与金钱的购买力混为一谈。他相信金钱万能——甚至可以重现过去。尽管他对金钱满怀信心，但盖茨比却并不明白钱财到底在社会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无从理解那些世代为富之人的傲慢。作为一个风俗作家，菲茨杰拉德从一个享有特权的局外人的角度痴迷地观察阶级分野，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细节的安排既提供了文献资料，又形成了特定内涵，手法的经济实现了艺术对现实的关照。那份包含五百九十五个词的舞会宾客名单引出了一长串二流人物，这群人的数目日益增加，他们把盖茨比的别墅当成游乐场，屈尊来光临。
我记得，克拉伦斯·恩狄是从东卵来的。他只来过一次，穿着一条白灯笼裤，还在花园里跟一个姓艾蒂的二流子干了一架。从岛上更远的地方来的有齐德勒夫妇、O·R·P·斯雷德夫妇、乔治亚州的斯通瓦尔·杰克逊·亚伯拉姆夫妇，还有菲希加德夫妇和里普利·斯奈尔夫妇。斯奈尔在他去坐牢的前三天还来过，喝得烂醉躺在石子车道上，结果尤里西斯·斯威特太太的汽车从他的右手上开了过去。丹赛夫妇也来，还有年近七十的S·B·怀特贝特、莫理斯·A·弗林克、汉姆海德夫妇、烟草进口商贝路加以及贝路加的几个姑娘。
在这份名单的最后是尼克不动声色的结语：“所有这些人那年夏天都到盖茨比的别墅来过。”
菲茨杰拉德惯于罗列，这份著名的名单正是他这一习性的最佳证明。他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出一个个姑娘、球员、歌曲，甚至自己遭受的冷眼。作为一个社会记录者，他有一种能力堪当立身之本，他能够通过细节重现与特定时间、地点相关的情绪、感觉与节律。菲茨杰拉德提到《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纠缠不清”。不断纠缠他的正是逝去的时间与暂借的时间。
小说的主题可以说是盖茨比与时间的缠斗：从开篇（“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到结尾（“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整个故事里至少有四百五十个表示时间的词。不算人物的名字，出现第二频繁的名词便是“时间”，整整有八十七次（“房子”出现了九十五次）。“时刻”有七十三次；“天”七十次；“分”四十九次；“小时”四十七次。小说第一个突出的意象是布坎南家的草坪，所谓“一路跨过日晷”；尼克把盖茨比的宴客名单写在一张时刻表上；与黛西重逢的一幕，盖茨比差点撞倒壁炉上失灵的时钟。在菲茨杰拉德最好的那[23]些作品里，“时间”总是受到特别关照。用马尔科姆·考利的话来说，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仿佛是在一间满是钟表与日历的房间里写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之所以能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美国梦”的探讨研究，在这点上，菲茨杰拉德扩展了霍雷肖·阿尔杰[24]的作品，将故事导向对“现代神话”的沉思。他看到美国历史的清白与慷慨，为之深深触动——他称之为“心悦诚服”。盖茨比成为了一个原型人物，他辜负了美国的承诺，同时也被这一承诺所背弃。盖茨比寓言依旧在回响。
较之菲氏先前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最大的进步在于其结构。菲茨杰拉德出色地把控着叙述，让围绕盖茨比的一桩桩事实随着小说的进程徐徐展开，使这位神秘的——几乎是乖戾的——杰伊·盖茨比显得煞有其人。或许是从约瑟夫·康拉德小说里学到的办法，菲茨杰拉德安排尼克·卡罗维充当一个“部分参与其间”的叙述者，经常不得不作出价值判断。小说中的每个事件都在尼克那过滤了一遍，于是也都被置于第一人称的即时性与作者视角的双重作用之下。正如卡罗维所言：“我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对人生的千变万化既感到陶醉，同时又感到厌恶。”视角的排布成为了菲茨杰拉德那些佳作的一个显著特质。
对《了不起的盖茨比》所取得的成就，菲茨杰拉德有准确估计，他也决定在这之上继续添砖加瓦：“《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诸多不足，但总的说来，像书里那样的散文在美国文学史上还是头一次出现。由此我大受鼓舞。我大受鼓舞，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将《人间天堂》的激情、《美与虐》的协调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抒情特质与健全美感结合到一部作品里，叫那一小部分人由衷钦佩——”顾真译
[1] Matthew Joseph Bruccoli（1931—2008），美国散学评论家、菲茨杰拉德专家，本文节选自他所著的评传《菲茨杰拉德光彩照人的一生》。
[2] 英国作家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的讽刺小说。
[3] 原注：在之后的岁月里，菲氏夫妇不断渲染这次感情危机的细节。泽尔达说菲茨杰拉德把她软禁在别墅长达一个月。去世前不久菲茨杰拉德向谢拉·格雷厄姆（Sheilah Graham）承认，他与乔赞决斗一事纯属捏造，而他把这次决斗写进了《夜色温柔》。
[4] Ludlow Fowler，菲茨杰拉德在普林斯顿的同窗好友。
[5] Thomas Alexander Boyd（1898—1935），美国小说家、书商，他的书肆也是当时文人的聚会场所。
[6] Donald Ogden Stewart（1894—1980），美国作家，创作过不少电影剧本。
[7] Natalia Goncharova（1881—1962），俄国“立体未来主义”先锋派艺术家，多才多艺。其舅婆为普希金之妻娜塔莉·普希金娜（Natalia Pushkina）。
[8] Philip Barry（1896—1949），美国剧作家，作品有喜剧《假日》、《动物王国》等。
[9] Cole Porter（1892—1964），美国作曲家、抒情诗人。
[10] Archibald MacLeish（1892—1982），美国诗人，曾任国会图书馆馆长、助理国务卿。
[11] Fernand Léger（1881—1955），法国画家，作品多以抽象几何形体和广告式色块表现城市生活与工业题材。
[12] Maxwel Struthers Burt（1882—1954），美国小说家、诗人。
[13] Wilhelm Nero Pilate Barbellion（1889—1919），英国人，日记作者。
[14] 原诗四行，诗的作者被假托为托马斯·帕克·德因维利亚斯（Thomas Parke D'Invilliers），这是《人间天堂》中以毕肖普为原型创造的人物。
[15] Ringgold Wilmer Lardner（1885—1933），美国作家，长期从事报业工作，是菲茨杰拉德的好友。
[16] 原注：菲茨杰拉德的一个朋友，T·R·史密斯（T.R.Smith）在1922年编辑出版了一个《萨蒂里孔》的译本，结果“纽约风化协会”指责此书淫乱下流。
[17] William Randolph Hearst所创，赫斯特为美国报业巨头，拥有多种日报和杂志，以轰动性新闻、醒目的版面和低廉的售价竞争取胜，为电影《公民凯恩》主角的原型。
[18] Sir Compton Mackenzie（1883—1972），英国小说家、诗人。
[19] William Rose Benét（1886—1950），美国诗人和编辑，1942年普利策诗歌奖得主，Stephen Vincent Benét之兄。
[20] Laurence Tucker Stallings（1894—1968），美国剧作家、文学评论家、摄影师。
[21] Herbert Sherman Gorman（1893—1954），美国记者、编辑。
[22] 指辛克莱·刘易斯，当时他的小说正当红。
[23] Malcom Cowley（1898—1989），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游记作者。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人构成的巴黎文学群体中的一员。
[24] Horatio Alger（1832—1899），美国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为《衣衫褴褛的狄克》（1868）。
那就戴顶金帽子，如果能打动她的心肠；
如果你能跳得高，就为她也跳一跳，
跳到她高呼“情郎，戴金帽、跳得高的情郎，
我一定得把你要！”[1]托马斯·帕克·丹维里埃
[1] 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中的一个人物。
/第一章/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那些优越条件。”
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话虽不多，却一向是非常通气的，因此我明白他的意思远远不止那一句话。久而久之，我就惯于对所有的人都保留判断，这个习惯既使得许多怪僻的人肯跟我讲心里话，也使我成为不少爱唠叨的惹人厌烦的人的受害者。这个特点在正常的人身上出现的时候，心理不正常的人很快就会察觉并且抓住不放。由于这个缘故，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小政客，因为我与闻一些放荡的、不知名的人的秘密的伤心事。绝大多数的隐私都不是我打听来的——每逢我根据某种明白无误的迹象看出又有一次倾诉衷情在地平线上喷薄欲出的时候，我往往假装睡觉，假装心不在焉，或者假装出不怀好意的轻佻态度；因为青年人倾诉的衷情，或者至少他们表达这些衷情所用的语言，往往是剽窃性的，而且多有明显的隐瞒。保留判断是表示怀有无限的希望。我现在仍然唯恐错过什么东西，如果我忘记（如同我父亲带着优越感所暗示过的，我现在又带着优越感重复的）基本的道德观念是在人出世的时候就分配不均的。
在这样夸耀我的宽容之后，我得承认宽容也有个限度。人的行为可能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面，也可能建立在潮湿的沼泽之中，但是一过某种程度，我就不管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并且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姿势；我不再要参与放浪形骸的游乐，也不再要偶尔窥见人内心深处的荣幸了。唯有盖茨比——就是把名字赋予本书的那个人——除外，不属于我这种反应的范围——盖茨比，他代表我所真心鄙夷的一切。假使人的品格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成功的姿态，那么这个人身上就有一种瑰丽的异彩，他对于人生的希望具有一种高度的敏感，类似一台能够记录万里以外的地震的错综复杂的仪器。这种敏感和通常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的那种软绵绵的感受性毫不相干——它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永葆希望的天赋，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捷，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也是我今后不大可能会再发现的。不——盖茨比本人到头来倒是无可厚非的；使我对人们短暂的悲哀和片刻的欢欣暂时丧失兴趣的，却是那些吞噬盖茨比心灵的东西，是在他的幻梦消逝后跟踪而来的恶浊的灰尘。
我家三代以来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家道殷实的头面人物。姓卡罗[1]威的也可算是个世家，据家里传说我们是布克娄奇公爵的后裔，但是我们家系的实际创始人却是我祖父的哥哥。他在一八五一年来到这里，买了个替身去参加南北战争，开始做起五金批发生意，也就是我父亲今天还在经营的买卖。
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但是据说我长得像他，特别有挂在父亲[2]办公室里的那幅铁板面孔的画像为证。我在一九一五年从纽黑文毕业，刚好比我父亲晚四分之一个世纪，不久以后我就参加了那个称之为世界大战的延迟的条顿民族大迁徙。我在反攻中感到其乐无穷，回来以后就觉得百无聊赖了。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而倒像是宇宙的荒凉的边缘——于是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债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个个都是做债券生意的，因此我认为它多养活一个单身汉总不成问题。我的叔伯姑姨们商量了一番，俨然是在为我挑选一家预备学校[3]，最后才说：“呃……那就……这样吧。”面容都很严肃而犹疑。父亲答应为我提供一年的费用，然后又几经耽搁我才在一九二二年春天到东部去，自以为是一去不返的了。
切合实际的办法是在城里找一套房间寄宿，但那时已是温暖季节，而我又是刚刚离开了一个有宽阔的草坪和宜人的树木的地方，因此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提议我们俩到近郊合租一所房子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个很妙的主意。他找到了房子，那是一座风雨剥蚀的木板平房，月租八十美元，可是在最后一分钟公司把他调到华盛顿去，我也就只好一个人搬到郊外去住了。我有一条狗、——至少在它跑掉以前我养了它几天——一辆旧道吉汽车和一个芬兰女用人，她替我收拾床铺，烧早饭，在电炉上一面做饭，一面嘴里咕哝着芬兰的格言。
头几天我感到孤单，直到一天早上有个人，比我更是新来乍到的，在路上拦住了我。“到西卵村去怎么走啊？”他无可奈何地问我。
我告诉了他。我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不再感到孤单了。我成了领路人、开拓者、一个原始的移民。他无意之中授予了我这一带地方的荣誉市民权。
眼看阳光明媚，树木忽然间长满了叶子，就像电影里东西长得那么快，我就又产生了那个熟悉的信念，觉得生命随着夏天的来临又重新开始了。
有那么多书要读，这是一点，同时从清新宜人的空气中也有那么多营养要汲取。我买了十来本有关银行业、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籍，一本本红皮烫金立在书架上，好像造币厂新铸的钱币一样，准备揭示[4][5][6]迈达斯、摩根和米赛纳斯的秘诀。除此之外，我还有雄心要读许多别的书。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喜欢舞文弄墨的，——有一年我给《耶鲁新闻》写过一连串一本正经而又平淡无奇的社论——现在我准备把诸如此类的东西重新纳入我的生活，重新成为“通才”，也就是那种最浅薄的专家。这并不只是一个俏皮的警句——光从一个窗口去观察人生究竟要成功得多。
纯粹出于偶然，我租的这所房子在北美最离奇的一个村镇。这个村镇位于纽约市正东那个细长的奇形怪状的小岛上——那里除了其他天然奇观以外，还有两个地方形状异乎寻常。离城二十英里路，有一对其大无比的鸡蛋般的半岛，外形一模一样，中间隔着一条小湾，一直伸进西半球那片最恬静的咸水，长岛海峡那个巨大的潮湿的场院。它们并不是正椭圆形，——而是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一样，在碰过的那头都是压碎了的——但是它们外貌的相似一定是使从头上飞过的海鸥惊异不已的源泉。对于没有翅膀的人类来说，一个更加饶有趣味的现象，却是这两个地方除了形状大小之外，在每一个方面都截然不同。
我住在西卵，这是两个地方中比较不那么时髦的一个，不过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标签，不足以表示二者之间那种离奇古怪而又很不吉祥的对比。我的房子紧靠在鸡蛋的顶端，离海湾只有五十码，挤在两座每季租金要一万二到一万五的大别墅中间。我右边的那一幢，不管[7]按什么标准来说，都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是诺曼底某市政厅的翻版，一边有一座簇新的塔楼，上面疏疏落落地覆盖着一层常春藤，还有一座大理石游泳池，以及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是盖茨比的公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位姓盖茨比的阔人所住的公馆，因为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我自己的房子实在难看，幸而很小，没有被人注意，因此我才有缘欣赏一片海景，欣赏我邻居草坪的一部分，并且能以与百万富翁为邻而引以自慰——所有这一切每月只需出八十美元。
小湾对岸，东卵豪华住宅区的洁白的宫殿式的大厦沿着水边光彩夺目，那个夏天的故事是从我开车去那边到汤姆·布坎农夫妇家吃饭的那个晚上才真正开始的。黛西是我远房表妹，汤姆是我在大学里就认识的。大战刚结束之后，我在芝加哥还在他们家住过两天。
她的丈夫，除了擅长其他各种运动之外，曾经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也可说是个全国闻名的人物，这种人二十一岁就在有限范围内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免有走下坡路的味道了。他家里非常有钱，——还在大学时他那样任意花钱已经遭人非议，但现在他离开了芝加哥搬到东部来，搬家的[8]那个排场可真要使人惊讶不置。比方说，他从森林湖运来整整一群打马球用的马匹。在我这一辈子中竟然还有人阔到能够干这种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为什么到东部来，我并不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在法国待了一年，后来又不安定地东飘西荡，所去的地方都有人打马球，而且大家都有钱。这次是定居了，黛西在电话里说。可是我并不相信——我看不透黛西的心思，不过我觉得汤姆会为追寻某场无法重演的球赛的戏剧性的激奋，就这样略有点怅惘地永远飘荡下去。
于是，在一个温暖有风的晚上，我开车到东卵去看望两个我几乎完全不了解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比我料想的还要豪华，一座鲜明悦目，红白二色的乔治王殖民时代式的大厦，面临着海湾。草坪从海滩起步，直奔大门，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一路跨过日晷、砖径和火红的花园——最后跑到房子跟前，仿佛借助于奔跑的势头，索性变成绿油油的常春藤，沿着墙往上爬。房子正面有一溜法国式的落地长窗，此刻在夕照中金光闪闪，迎着午后的暖风敞开着。汤姆·布坎农身穿骑装，两腿叉开，站在前门阳台上。
从纽黑文时代以来，他样子已经变了。现在他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健壮，头发稻草色，嘴边略带狠相，举止高傲。两只炯炯有神的傲慢的眼睛已经在他脸上占了支配地位，给人一种永远盛气凌人的印象。即使他那套像女人穿的优雅的骑装也掩藏不住那个身躯的巨大的体力——他仿佛填满了那双雪亮的皮靴，把上面的带子绷得紧紧的；他的肩膀转动时，你可以看到一大块肌肉在他薄薄的上衣下面移动。这是一个力大无比的身躯，一个残忍的身躯。
他说话的声音，又粗又大的男高音，增添了他给人的性情暴戾的印象。他说起话来还带着一种长辈教训人的口吻，即使对他喜欢的人也一样。因此在纽黑文的时候对他恨之入骨的大有人在。“我说，你可别认为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是说了算的，”他仿佛在说，“仅仅因为我力气比你大，比你更有男子汉气概。”我们俩属于同一个高年级学生联谊会；虽然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我总觉得他很看重我，而且带着他那特有的粗野、蛮横的怅惘神气，希望我也喜欢他。
我们在阳光和煦的阳台上谈了几分钟。“我这地方很不错，”他说，他的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
他抓住我的一只胳臂把我转过身来，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指点眼前的景色，在一挥手之中包括了一座意大利式的凹型花园，半英亩地深色的、浓郁的玫瑰花，以及一艘在岸边随着浪潮起伏的狮子鼻的汽艇。“这地方原来属于石油大王德梅因。”他又把我推转过身来，客客气气但是不容分说，“我们到里面去吧。”
我们穿过一条高高的走廊，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玫瑰色的屋子。两头都是落地长窗，把这间屋子轻巧地嵌在这座房子当中。这些长窗都半开着，在外面嫩绿的草地的映衬下，显得晶莹耀眼，那片草仿佛要长到室内来似的。一阵轻风吹过屋里，把窗帘从一头吹进来，又从另一头吹出去，好像一面面白旗，吹向天花板上糖花结婚蛋糕似的装饰，然后轻轻拂过绛色地毯，留下一阵阴影有如风吹海面。
屋子里唯一完全静止的东西是一张庞大的长沙发椅，上面有两个年轻的女人，活像浮在一个停泊在地面的大气球上。她们俩都身穿白衣，衣裙在风中飘荡，好像她们乘气球绕着房子飞了一圈刚被风吹回来似的。我准是站了好一会，倾听窗帘刮动的劈啪声和墙上一幅挂像嘎吱嘎吱的响声。忽然砰然一声，汤姆·布坎农关上了后面的落地窗，室内的余风才渐渐平息，窗帘、地毯和两位少妇也都慢慢地降落地面。
两个之中比较年轻的那个，我不认识。她平躺在长沙发的一头，身子一动也不动，下巴稍微向上仰起，仿佛她在上面平衡着一件什么东西，生怕它掉下来似的。如果她从眼角中看到了我，她可毫无表示——其实我倒吃了一惊，差一点要张口向她道歉，因为我进来惊动了她。
另外那个少妇，黛西，想要站起身来，——她身子微微向前倾，一脸诚心诚意的表情——接着她噗嗤一笑，又滑稽又可爱地轻轻一笑，我也跟着笑了，接着就走上前去进了屋子。“我高兴得瘫……瘫掉了。”
她又笑了一次，好像她说了一句非常俏皮的话，接着就拉住我的手，仰起脸看着我，表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她更高兴见到的了。那是她特有的一种表情。她低声告诉我那个在搞平衡动作的姑娘姓贝克（我听人说过，黛西的喃喃低语只是为了让人家把身子向她靠近，这是不相干的闲话，丝毫无损于这种表情的魅力）。
不管怎样，贝克小姐的嘴唇微微一动，她几乎看不出来地向我点了点头，接着赶忙把头又仰回去——她在保持平衡的那件东西显然歪了一下，让她吃了一惊。道歉的话又一次冒到了我的嘴边。这种几乎是完全我行我素的神情总是使我感到目瞪口呆，满心赞佩。
我掉过头去看我的表妹，她开始用她那低低的、令人激动的声音向我提问题。这是那种叫人侧耳倾听的声音，仿佛每句话都是永远不会重新演奏的一组音符。她的脸庞忧郁而美丽，脸上有明媚的神采，有两只明媚的眼睛，有一张明媚而热情的嘴，但是她声音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特质，那是为她倾倒过的男人都觉得难以忘怀的：一种抑扬动听的魅力，一声喃喃的“听着”，一种暗示，说她片刻以前刚刚干完一些赏心乐事，而且下一个小时里还有赏心乐事。
我告诉了她我到东部来的途中曾在芝加哥停留一天，有十来个朋友都托我向她问好。“他们想念我吗？”她大喜若狂似的喊道。“全城都凄凄惨惨。所有的汽车都把左后轮漆上了黑漆当花圈，[9]沿着城北的湖边整夜哀声不绝于耳。”“太美了！汤姆，咱们回去吧。明天！”随即她又毫不相干地说，“你应当看看宝宝。”“我很想看。”“她睡着了。她三岁。你从没见过她吗？”“从来没有。”“那么你应当看看她。她是……”
汤姆·布坎农本来坐立不安地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现在停了下来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你在干什么买卖，尼克？”“我在做债券生意。”“在哪家公司？”
我告诉了他。“从来没听说过，”他断然地说。
这使我感到不痛快。“你会听到的，”我简慢地答道，“你在东部待久了就会听到的。”“噢，我一定会在东部待下来的，你放心吧。”他先望望黛西又望望我，仿佛他在提防还有别的什么名堂。“我要是个天大的傻瓜才会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住。”
这时贝克小姐说：“绝对如此！”来得那么突然，使我吃了一惊——这是我进了屋子之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显然她的话也使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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