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致功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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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史思明评传试读：
引言
安禄山、史思明是唐中叶进行叛乱的罪魁祸首。安禄山从范阳举兵造反，好像晴天霹雳，粉碎了唐玄宗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美梦，使久己不知战端、不习兵事的广大地区和人民，又陷人了战争的灾难之中。
安禄山能够举兵叛乱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唐玄宗骄奢淫逸，走上了醉生梦死之路。由于他怠于政事，闭日塞听，故而权臣狐假虎威，为所欲为，使贤臣有为之士遭到排斥，善于投其所好者受宠于朝廷。这样一米，政治腐败，为安禄山叛乱提供了机遇。其次，安禄山善于察言观色，投机钻营，他瞅准了玄宗的致命要害，极力对其阿谈奉迎，进而取得玄宗信任，致使其很快成为手握重兵的镇边大吏，有了进行叛乱的资本。再者，贞观以后，虽然宫廷政变接连不断，但大规模的战争很少发生，在统治阶层中逐步形成了太平观念，从朝廷到地方，都缺少应付战争的准备，这就给安禄山长驱南下，直捣两京，提供了有利条件。由此看来，安禄山叛乱既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也是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野心家，利用有利于自己的机遇实行改朝换代的一次表演。这次叛乱，导致了唐朝由盛到衰的转变。可见，安禄山叛乱是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罪魁祸首也是重要的历史人物。通过这次事件来认识这样的历史人物，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认识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有什么重要历史意义呢？
其一，玄宗居安忘危，导致了自己身败名裂，国破家散，被逐出京。居安思危，这是中国的传统观念，早在，虽系安禄山的直接侍者，更是挨打受气，无所适从。于是，众叛亲离，安禄山在其统治集团中也彻底孤立了。显而易见，安禄山做了皇帝，自以为大功告成，忘乎所以，他继承了专制皇帝享乐腐化，独断专行的衣钵，不考虑失国者的惨痛教训，所以，他也不可能摆脱失败的命运。
史思明做了皇帝，“猜忍好杀，群下小不如意，动至族诛，人不自保”俨然也是一个专制皇帝。他也像安禄山样，根本不注意玄宗败逃的下场，不考虑争取民心，治理国家。所以，安禄山、史思明政权是比玄宗政权更腐败，更不得人心的政权。这就决定，安禄山虽然可以暂时胜利，建元称帝，但他不能像李渊建唐代隋那样改朝换代，而只能是比玄宗失败的更为可悲。由此看来，逆历史潮流而动者是不可能最后成功的。
其三，贞观以来长期的社会安定，孕育了统治集团太平无事的麻痹观念。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都毫无应付战争的心理准备，从面使广大人民也毫无警惕，只知道生产、生活，缺少应变举措，这就为安禄山叛乱形成了有利的氛围。
安禄山叛乱开始，“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粹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广安禄山“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广正因为许多地方官员有的投降，有的逃匿，所以，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开始叛乱，十二月就打到洛阳，并继续西进，威胁嵩关。玄宗命封常清在洛阳临时募集起来的军队，不堪一击，一触即馈。由此可见，唐朝廷在河北、中原广大地区，根本没有能够作战的军队。这样一来，安禄山当然像如人无人之境，可以横冲直撞了。这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玄宗在太平盛世时根本没有预料到国内会发生战争，所以，当他闻知安禄山叛乱时，惊慌失措，无所适从，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出长安。安禄山根本没有想到玄宗仓碎出走，所以，叛军在取得憧关后卜天才进人长安。由此看来，安禄山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玄宗的麻痹思想导致了朝廷没有应付战争能力的结果。实际上这是居安忘危的另一种表现。如果说政治上的居安忘危可以导致腐败，使最高统治者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甚至醉生梦死的话，那么，军事上的居安忘危必然丧失抗御强敌，保卫自己的能力。这正是安禄山、史思明能够逞强一时的重要原因。
我写这本小书的用意，就是希望通过这本小书使读者思考古代的有关问题，以便有助于人们认识学习历史的重要意义一个史学工作者，如果能够促使人们提高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也算做了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一、太平盛世中孕育危机
北宋专治唐史的专家范祖禹说：“是双天下之涡，常基于太平之时，至于乱已成，而人主犹不怕也，岂非好大多欲任失其人之咎驮！”唐玄宗时，由“开元之治”的太平盛世转向安史之乱，正是这一论断的佐证。唐玄宗从积极进取。促使国家富强，到骄奢淫逸，不理政事，正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内在因素。
频繁的宫廷动乱
唐自武则天执政以后，宫廷政变接二连三。皇帝频繁的更替，宰相、大臣的地位也常朝夕不一。宫廷内部的动乱，严重影响着政局的稳定。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故，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高宗初即位，颇有太宗治理国家的精神，例如，他非常重视解决君民关系问题。他曾召朝集使道：“联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尹从此，还‘旧引刺史十人人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于他勤政不怠，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显庆五年以后，由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理政；野心勃勃，也颇有政治才能的武则天乘机插手政事，开始参与国家大事。第一步，她促使高宗废王皇后，立自己为皇后。第二步，她排斥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同时，又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进一步掌权做准备。下一步就是自称皇帝了。
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去世，中宗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实际上是武则天掌握政权，中宗只不过是个傀儡。这个20岁的年轻皇帝，不甘心对武则天惟命是从，故而自作主张，把皇后的父亲韦玄贞从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为侍中。对此，武则天怒火升起，立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睿宗。
中宗稍违母意即刻被废的教训，睿宗当然念念不忘，所以，当武则天欲做皇帝的野心暴露无遗的时候，他不得不顺水推舟，表示拥护改唐为周，由武则天为皇帝，自请赐姓武氏，由皇帝降为皇嗣。
武则天虽然做了皇帝，但当时人们还视她为武氏之女，李氏之妇。她不能像男皇帝那样，把夫族李氏当做外戚，按照武氏世系传授帝位。这种女皇帝本身的弱点，再加上李氏家族与其他敌对势力的反对，决定武周政权不能长期存在。
神龙元年正月，宰相张柬之、崔玄昨等人，发动政变，他们经过密谋策划，拥兵人宫，杀死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迫使武则天退位，中宗又一次做了皇帝，恢复国号为“唐”。
中宗虽然恢复了帝位，但他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他的皇后韦氏想效法武则夭，妄图自掌政权。武则天虽然退位，但武氏势力还相当强大。武则天侄武三思与韦后由私通发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还有，韦后女安乐公主是武三思子武崇训之妻，他们狼狈为奸，结成武韦集团，利用一切机会想左右政局。由于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韦后、安乐公主、武三思等，常视其为“奴”，不断对其进行凌辱。安乐公主竟肆无忌惮地要求废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李重俊当然不会逆来顺受。
景龙元年七月，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柞等，发动兵变，杀死武三思、武崇训及其同党十余人。由于准备不足，兵力不强，很快失败，李多柞被杀，李重俊逃往终南山，最后为左右所杀。
李重俊发动兵变失败，韦后与安乐公主更为骄横不可一世。武崇训被杀，安乐公主又嫁武承思子武延秀。他们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卖官寮爵，贿赂公行，宰相以下，多出其门安乐公主要把昆明池据为己有，中宗没有同意，她又另夺民田作定昆池，周围49里。更为甚者，安乐公主还自为制救，掩其文要中宗签字。显然这是要代皇帝发号施令，但中宗也笑而从之。尽管如此，韦后要临朝执政，安乐公主要做皇太女的欲望还不能得到满足。于是，景云元年六月，韦后与安乐公主密谋策划，毒死了中宗。这又是一次政变。
韦后与安乐公主虽然用心良苦，但仍然没有达到目的。武则天女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暗中起草中宗遗诏，立温王重茂为太子，不久，即皇帝位，尊韦后为皇太后。当然，武韦集团不会甘心失败，中书令宋楚客、太常卿武丁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及诸韦等，共劝韦后像武则天那样亲自执政。他们认为，保卫宫廷与政府的南军与北军，皆由韦氏掌握，可以谋害疡帝，取唐而代之。不过，他们也有顾虑，主要是担心太平公主与相王从中阻挠。于是，他们想除去相王与太平公主。
其实，真正对武韦集团构成威胁的是相工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当时是临淄王，他有胆有识，颇有作为，在宫廷内部接＿连三的变乱中，他利用各种机会，聚集才勇之士，在羽林军中发展势力。中宗被害后，武韦集团声名狼藉，他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韦后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把疡帝拉下皇帝的宝座，使睿宗再次为帝，李隆基取得了太子的地位。
玄宗结束宫廷动乱，稳定政局
在消灭武韦集团时，太平公主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重视兄妹情谊，对她异常尊重。故而太平公主肆无忌惮，擅权弄法。她认为李隆基才能出众，英武果断，不易对付，欲另立阁弱者为太子，以利其长期随心所欲。于是，她与益州刺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打算谋害李隆基。
太平公主欲加害李隆基的打算，睿宗非常清楚。当太平公主欲争取待中、中书令韦安石加人自己的朋党时，睿宗也很快密召韦安石道：“闻朝廷倾心东宫，卿何不察也尸韦安石对日：“陛下何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计。太子有大功于社稠，仁明孝友，天下所称，愿陛下无信谗言以致惑也”睿宗惊惶地说：“联知之矣，卿勿言也。”两人的对话均被太平公主窃听而去。这样，势必加剧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矛盾。此事对睿宗来说，当然是左右为难。
在千钧一发之际，睿宗表现出了大智若愚的姿态。他主动要让位于太子，太平公主及其党徒极力劝阻，睿宗毫不犹豫，于先天元年八月传位于太于。李隆基才能超人，又掌握实权，无疑如虎添翼，使太平公主感到岌岌可危，故而太平公主一再劝阻睿宗让位。让位后，她又劝睿宗不要放弃大权但是，由于睿宗态度坚决，太平公主的阴谋都破产了。这一切说明，睿宗让位实际上是支持李隆基消灭太平公主势力。否则，太平公主为什么持反对态度呢！
李隆基即位，是为玄宗。玄宗对太平公主“擅权用事”，为所欲为，甚至“宰相七人，五出其门”，的情况，当然不能坐视。于是，在开元元年六月，玄宗与岐王范、薛王业、宰相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宦官高力士等，突然采取暴力行动，杀死太平公主党羽常元楷、李慈、萧至忠、岑羲、贾膺福等，对太平公主赐死于家。玄宗的敌对势力彻底被消灭了。
从嗣圣元年中宗被废为庐陵王起，到开元元年玄宗消灭太平公主势力止，在不足30年的时间里，由中宗、睿宗、武则天、中宗、荡帝、睿宗到玄宗，先后六次更换皇帝，中间还有太子李重俊反对韦后的兵变，还有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消灭武韦集团以及玄宗消灭太平公主势力的暴力事件。在宫廷内部，时局变化莫测，皇帝的地位朝不保夕，各种政治力量也不断有所沉浮。统治集团都为争权夺利而耗费精力，当然役有余力为治理国家、发展经济而有所贡献。由此看来，玄宗结束长期以来的宫廷动乱，必然为历史的前进开辟道路。有了稳定的政治局面，才有可能形成被后人称道的“开元之治气。
玄宗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玄宗即位时，年仅28岁，是个颇有作为的年轻皇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寻找借鉴，他非常注意阅读史书。他说：“肤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由于史书“事关理道”，也就是读史与治理国家有关，故而他常常读史而且还十分认真。但因为有些内容也不易读懂，特以又设置了侍读。马怀素、褚无量就是他最早选中的侍读。
马怀素是一位“手不释卷，谦恭谨慎”，“博览经史”的学者。玄宗尊重他的学间，对他有许多优待，每从旁边小门进宫，可乘肩舆〔人力抬扛的代步工具），还可在宫中乘马，有时玄宗“亲自送迎，以申师资之礼。”
褚无量是一位“励志好学”，精通《三礼》及《史记》的学者，他多次上书陈述“时政得失，多见纳用厂玄宗还亲自起草诏书，对其进行赞扬和奖励。
玄宗重视读史，尊重有知识的人，说明他认识到历史文化知识对他迫切需要。这正反映了玄宗积极进取，奋发向卜的精神风貌。那种庸庸碌碌，怠于政事的统治者，是决不会求知如饥，访贤似渴的。
更能体现玄宗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者，莫过于他纠正奢靡之风。开元一年七月，他下诏说：‘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必须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厂对于百官的佩带、酒器、马橙等，都有严格规定，不许超越标准。同时，还规定从此天下不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另外，还撤销了专供官僚贵族衣着亨用的织锦坊。司马光认为，这是玄宗“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的措施。大了治理国家，至高无上的皇帝能从皇帝做起，对本身的享受有一定的约束显然和那种骄奢淫逸的堕落之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积极进取者，才能具备这种精神状态。
政治革新
玄宗为了励精图治，特别重用贤才。姚崇、宋璟，就是他十分器重的宰相。后人常把姚、宋人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相提并论，都视为贤相。事实也确实如此，玄宗初即位时，“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十崇”。有的宰相，平庸无能，遇事缺乏主见，只是唯唯诺诺，不办实事，而姚崇则“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果断地处理各种事务，从不延误。宋璟，对许多重大问题敢于“极言得失”，使玄宗颇感有益，于是他轰手下诏曰：“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人观省，以诫终身。”由于姚崇、宋璟为玄宗理政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被后人列为“汉、唐名相”。司马光更全面评论说：“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这里既说明了姚、宋的才干，又说明了他们辅政的效果，还涉及了玄宗对他们的尊重不言而喻，玄宗重用这样的人才，是他政治革新的主要环节。玄宗还非常重视地方官的任用。开元四年五月，有人反映当年选拔官吏太滥，县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县令于宣政殿庭以“理人策”进行考试，结果只有鄄城令韦济成绩甚好，被调任为长安附近的醋泉县令。大量不合格者都回家继续学习，有些免强合格者可仍留任。吏部侍郎卢从愿、李朝隐受到降职处分。因为他们选拔县令没有严格掌握标准。这样按实际本领选拔官吏，必然使那些滥竿充数者不能得逞。
玄宗的量才授官还表现在不拘私情方而。开元二年闰二月，玄宗的二哥申王成义要求以其申王府的录事阎楚硅升为参军，录事是从九品的流外官，参军是正七品。玄宗同意后，姚崇、卢怀慎表示反对说：“先尝得旨，云王公、咐马有所奏请，非墨放皆勿行。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犷玄宗认为这个意见正确，遂改变了主意。从此以后，再没有人以私情要求任用官吏了。
另外玄宗弟薛王业之舅王仙童，因侵暴百姓而被御史弹奏，本应治罪，薛王业为其求情，姚崇等人上书道：王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符合事实，决不可宽容。玄宗同意姚崇的意见。于是，贵戚们的行为也不敢过于放纵了。
在任用官吏方面，唐初以来逐步形成了重视京官、轻视地方官的不良习气。中宗时已相当严重。宰相韦嗣立曾经指出：近年以来，地方上的刺史、县令多有选择不当者，往往把京官中有错误或卢望不高者派到州、县去；吏部选人时，常把一些衰老无用的人派去做刺史、县令。针对这些弊端，他建议道：今后任用中央的“诸曹侍郎，两省、两台及五品以上清望官，先于刺史、县令中选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万姓欣欣然，岂非太平乐事哉！”可惜这样重要的建议未能得到中宗的认可。一直到玄宗即位以后，这种习气仍然存在。往往把中央的冗员派到地方去做重要的官吏，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左迁”。反之，由地方到京师去做官，则被认为是极大的光荣。
开元四年，扬州采访使班景倩人京为大理少卿，路过汁州时，汁州刺史倪若水为其举办送别宴会，热情话别。当班景倩登舟西去时，倪若水望其背影说：班公此行，和登仙有什么不同呢！为其随从，也甘心情愿。倪若水深思良久，才转回府去。这件事说明，当时的地方官是非常向往京官的。
地方官不受重视，地方官的质量势必受到影响。针对这一弊端，玄宗于开元二年正月下诏说：选京官有才识者到地方去做都督、刺史，地方的都督、刺史有政绩者命为京官，使官吏出人合理，成为制度。当然，要根本改变这种局面，特别是要从观念上消除这种影响，是很困难的，但从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必然提高官员的素质和政权机构的办事效率。
开元八年五月，侍中源乾暇又针对这一问题上疏道：我看到权势之家多在京城任职，俊又之士多是外官，这很不合理。接着又说：他的三个儿子都是京官，愿意出其中两个为外官。玄宗对源乾暇大加赞扬，同时，命文武百官中凡父子兄弟三人都任京官者，都要以源乾暇为榜样，自行协商有人出任外宫。于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一百余人。看来，开元二年玄宗的诏令并没有立即执行，直到开元八年源乾暇带头执行，方显示了效果。但是，玄宗的倾向性十分明确，源乾耀的行动是在他的支持下才有所效果的。
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开元三年，山东发生蝗虫灾害，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很多农民不敢捕杀，只是在田旁焚香膜拜设祭求神而已，还有人认为蝗虫太多，根本不能除尽，不如听其自然为害。姚崇极力反对这种消极的悲观情绪，他认为，山东、河南、河北人们深受其害，到处流亡，决不能坐视不救；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之为害要好。玄宗支持姚崇的意见，积极动员群众浦杀蝗虫。第二年，蝗虫再起，姚崇又命捕杀，诈州刺史倪若水反对道：“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以修德以镶之”姚崇驳斥他道：若修德才能灭蝗，难道今日圣主无德吗？不忍心灭蝗，难道就忍心使广大民众挨冻受俄吗？这一次，玄宗又支持了姚崇，并派人到各地检查州县灭蝗的情况。由于大力灭蝗，大大减轻了灾情。
开元年间，玄宗还多次兴修水利，直接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元二年，在文水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还有千亩渠，可灌溉田数千顷。都是引文谷水而成。开元中，彭山开通济大堰1处，小堰10处，引邛江水120里，灌溉田地1600顷。开儿二十七年，武陵修北塔堰，灌溉土地1000余顷。另外，开元四年三河有渠河塘、孤山破，可灌溉土地3000顷。这些水利工程是否为当年所修，暂时还不能肯定，但对当时农业生产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
抑制佛教的泛滥，也是为了促使经济的发展。高祖时，傅奕就要求制止佛教的泛滥，因为僧人不事生产又逃避租赋。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大肆兴佛，致使寺院占有大量的水碾庄园，很多逃丁避罪者也削发为僧。这样，既减少了社会劳动力和供给国家的租赋者，同时，为修建寺院也耗费了大量资财。中宗时，宰相韦嗣立指出：据我所知，营造寺观，耗费巨大，“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务农”，使人们怨声载道。还有人说：“今天下之寺盖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佛教之如此泛滥，与王公贵族的大力兴佛密切相关。这些人为了从中取利，“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
针对这一间题，玄宗根据姚崇的建议，于开元二年正月命整顿僧尼，伪妄僧尼还俗者有12000余人，同时，还不准再建佛寺。这样，势必削减为逃避赋役而为僧人的人数，提高朝廷控制经济的权力。
玄宗为了从经济上加强皇权，又不得不采取一些削弱贵族势力的措施。改变食封制度就是这方面的措施。唐朝初年，凡受封的王公贵族，都对封户直接征收租调。但当时受封者仅有二三十家，封户不过千余户，影响不大。中宗以后，受封者日益增多，所封户数也远远超过唐初。中宗时受封者多至140多家，封户遍布54州，安乐公主食封4000户，长宁公主3500户。更是甚者，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食封飞万户。受封者不仅征收租调，还对封户任意勒索，增加封户额外负担。当然，更影响朝廷收人。于是，玄宗改变这种办法，封户的租调归政府统一征收，食封者只能定量领取。这样，既能增加政府收人，也减少了封户的额外负担。有利于发挥生产者的积极作用。
发展学术文化
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同时，玄宗又非常重视发展学术文化。玄宗在理政的实践中迫切感到读书的必要，故而特以设置帮助他读书的侍读。读书愈多，愈加明确书史有取之不尽的治国之道。于是他说：“联于百事考之，无如文籍。先王要道，尽在于斯。”既然先王的治国之道在文籍之中，所以，为了全面了解经史的内容，以便在听政之暇细心阅读，故而他要楮无量等人整理所存古书。开元六年，整理完毕，部分上架。玄宗命文武百官于东都乾元殿参观，提倡读书。开元九年，殷践欲、韦述等人，又修成《群书四部录》200卷，由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奏上，共收书目48169卷。玄宗还很重视著述，开元十年，中书舍人陆坚奉命修撰六典，玄宗亲手写了六条类目，即理寒、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这就是《唐六典》名称的由来。开元二十七年完成后，一直流传至今。这是当代学者研究唐史特别是研究唐代官制不可缺少的著作。
开元十一年五月，玄宗置丽正书院，聚集文学之士，如徐坚、贺知章、赵冬曦等，或修书，或讲论文史，以宰相张说为修书使总负其责。由于供给优厚，中书舍人陆坚就认为这是浪费而且无益于国，要求罢除。张说持反对意见说：自古以来，帝王在国家无事时就修建宫室，追求声色，而今天子则崇儒重德，亲自讲论经史，整理古书，重视学者；所费不多，收益很大。玄宗支持了张说。
由于玄宗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所以，当时人们认为升为学士比升官更为重要。开元十三年，贺知章由太常少卿晋升为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当时源乾暇与张说同为宰相。源乾暇问张说道：贺公同时有两种任命，是学者的极大光荣，但学士与侍郎，哪一种最美呢？张说答道：侍郎固然很不容易得到，但学士更令人羡慕，所以“二美之中，此为最矣”人们羡慕有学问的人，自然与当时的政策有关，更与玄宗重视知识与知识分子有关。给事中裴士淹，由于精通历史，很受玄宗喜爱，常常为玄宗随员外出，以备顾间在科学技术方而，玄宗重用精通天文历法的张遂，支持他研制成功了黄道游仪，又研制了浑天铜仪，对天文历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济文化的繁荣
开元年间，由于政治稳定，玄宗重视发展经济，倡导发展学术文化，故而逐步形成了唐代经济文化繁荣的高峰。所谓“开元之治”，正是后人对这一时代赞颂的美称。
由于积极发展生产的措施发挥作用，垦田的数量不断有所增加。根据汪先生研究，唐天宝时的垦田数多于西汉平帝时的垦田数。汉平帝的垦田为827万顷，相当于唐736万余顷。唐天宝时实有耕地而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户不足300万，到永徽三年，户增至380万。神龙元年，有户615万，口3140万。开元十四年，有户769万，口4141万。开元二＋八年，有户84万，口4814万。从唐初到开元末，户口增加一倍还多，说明政府的赋役来源面扩大了，社会秩序安定了。这正是统治者能够维持其统治地位，人民能够较好地生活下去的时代。
开元十三年，玄宗去泰山封禅，一斗米仅值十三文，青州、齐州粮价更低，一斗米五文。长安、洛阳两京，物价稍高，一斗米不过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州、汁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沿途店肆林立，饮食丰富，来往客人非常方便。南到荆州、襄州，北至太原、范阳，也都是交通便利，行路安全。远走数千里，不必携带防身的武器。《通典》中的这些记载，应当可信。因为《通典》的作者杜佑生干开元二十二年。玄宗晚年，他已是青年人，开元年闻的事，他既有亲身体会，也有耳闻目睹，故而其书所载应当符合事实。
杜佑在《通典》中所写的范围，大体上相当干现在的山东到陕西，湖北到北京。那么，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呢？
唐昭宗时的宰相郑萦说：开元初年，玄宗励精图治，大力革新，不过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人河煌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捻，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这里首先谈到长安以西至西域的情况，继又谈到全国的民情。这些内容，无不说明开元时期确是一片太平盛世的佳境。
文化事业的发展，也非常显著。例如，对图书的分类，最早是六艺，西汉时发展为七略，唐代又为经、史、子、集。这种发展，正是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的标志。唐朝建立后，唐高祖、唐太宗都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和整理，故而图书的数量日益增多。但国家藏书最多的时候还是玄宗时代。有人说：“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鸣呼，可谓盛矣！”唐代人们自己的著作就有28000多卷，可见唐代知识分子的著述成就甚为惊人。玄宗非常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当时知识分子的著述也必然是很多的。
总而言之，在玄宗积极进取精神的影响下，政权机构发挥了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有效作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因此，在物质财富大量增加的同时，精神财富也大大丰富起来。这种太平盛世的氛围，不仅使玄宗得意忘形、踌躇满志，而且也为后人赞不绝目。长期以来，人们把‘开元之治”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玄宗的转变
古代的帝王，往往在初即位时能够看到社会的弊端，从而锐意改革，力求改变一切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障碍。但在取得一定成就以后，又往往迷信自己的权威和能力，心满意足，刚惶自用，逐步怠惰起来。唐玄宗就是这种人物的典型代表。《新唐书》的作者在评论玄宗时说：“人之立事，无不锐始而工于初，至其半则稍怠，卒而漫擅不振也。”玄宗在开元时，“励精求治”，故而对姚崇、宋憬等贤臣能够“言听计行，，事半功倍。在社会太平以后，他“志满意骄”，张九龄等重臣的正确建议，他根本听不进去。这样，引起安史之乱，就不是“天运”而是“人事”了。这种评论，恰中要害。
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丰富的氛围中，玄宗陶醉了，积极进取的锐气逐渐消失，骄奢淫逸之风日益滋长。玄宗不可能是一个善始善终的皇帝了。
玄宗初即位时，非常注意节俭，后来逐渐变了。天宝四年十月，玄宗以户部郎中王拱为户口色役使。这个工拱，对玄宗的任意挥霍是投其所好。唐初，对戍边者免其租庸，六年更换一次，后来，边将腐败，为了掩饰其失败，对作战牺牲的士卒皆不申报。王拱为了聚敛财富，诬称这些栖牲者是逃避租赋，遂在六年以外强征其租庸，最多有并征二卜年者。对这些情况，玄宗不闻不问，反而重用王铁。因为能够满足他挥霍无度的欲望，后宫用度日益增加，随心所欲的赏赐也见不鲜，任意从左、右库支取，已是司空见惯。为了满足玄宗的需要，王拱每年上贡额外钱百亿万，存厂内库专供玄宗享用，并对玄宗说：这都是租庸调以外的经费。言外之意，当然是可以任意使用了。玄宗认为王拱有“能富国”的本领，故而对其更加重用。这个专门“割剥以求媚，中外磋怨”的人物，很快又被任命为御史中水、京蔑采访使。
天宝八载，玄宗又率领群臣参观国库。他看到国库充满粟帛，忘乎所以，故而“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极限。”
在生活上，他穷奢极欲，纵情声色，所有宫女4万人，见于史书的后妃、美人、才人就有19人，他有30个儿子，29个公主。腐化的程度，可想而知。
贵戚们为了在玄宗而前争宠，都竞相对其进食。玄宗专门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每次进食常常是水陆珍品数千盘，每盘费用相当于十个中等人家的资产。非常明显，这时的玄宗已经不是他初即位时，那种节欲戒奢，严禁奢侈豪华的作风。早已烟消云散了。
政治腐败
执政者在生活上的奢华淫逸，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腐败。因为纵情声色，必然好逸恶劳，不能勤政；自己怠惰，必然依赖别尤偏听偏信，不能正确处理国事。玄宗正是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政治腐败的突出表现是玄宗重用阳奉阴违，投其所好的人物。
开元初年，玄宗重用姚崇、宋瑞等善于治理国家的贤臣。一直到开元二十一年，他头脑还比较清醒，曾用韩休为相。韩休类似唐初的魏了，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自己稍有一点过失，就立即问左右道：韩休知道吗？为此有人建议道：韩休为相，使陛下过于操劳，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休的宰相职务！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不同的意见，我却能安心睡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看来，这时玄宗还能分辨是非，识别忠奸。但是，到了天宝年间，就大不相同了，他重用的是李林甫、杨国忠等媚上欺下的狐群狗党。
李林甫，是“日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开元十四年，他为吏部侍郎时，负责选拔官吏。宁王给他十个人的名字，要他照顾。他为了表示自己公而忘私，特以公开舍弃一人，暗中照顾九人，以掩饰其拘私舞弊。他为了求宠于玄宗，晴中勾结宦官，深通妃殡，玄宗的任何动静，他都能及时知道。这样，更有利十他投其所好，取悦于玄宗。当时，玄宗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子寿王帽也与其他皇子地位不同，甚至太子的地位也受到影响。李林甫通过宦官使武惠妃知道，他将尽力支持寿王；武惠妃也很快有所反应，使李林甫升为黄门侍郎，不久又为宰相。
李林甫为相，是通过阴谋手段取得的。当玄宗命中书令萧篙选相时，萧嵩推荐韩休，玄宗同意。在未公布之前，李林甫通过宦官高力士知道了这一决定，于是，他立即公开请求任命韩休为相。因为韩休不知道萧嵩推荐他为相的内情，故而对李林甫感恩戴德。韩休为相后，又极力推荐李林甫为相，更加武惠妃的暗中支持，李林甫很快就为宰相了。
做了宰相，他更肆无忌惮地媚上欺下，凡是才能功业超过他而又为玄宗所重视者，他就千方百计将其除掉或使其失势。对一些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天宝元年三月，玄宗发现兵部待郎卢绚气质非凡，印象很好。李林甫怕卢绚影响自己的地位，遂迫使卢绚去做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刺史，并对外宣称卢绚有病，不理州事，只好使他去东都为太子詹事。
玄宗打算广求人才，命精通一种学问者都到京师应试。李林甫担心应试者在对策中揭发他的罪过，遂建议玄宗不必和应试者直接对话，以免草野之十，不懂礼仪而对圣上不敬。他要郡县长官精选超人之才，报尚书省，再由尚书省复试，上报结果。结果，应试者无一人合格。李林甫遂上表祝贺当时没有遗而不用的人才。这当然是李林甫美化自己的阴谋手段。
唐初以来，边州皆用忠厚名臣，任期短，不遥领，不兼统，功名显著者经常人朝为相。开元中期以后，情况有所改变，边将任期有长达十余年者，也有宰相或皇子遥领边将者，还有兼统数镇者。李林甫担心边将人相会影响他的地位，遂向玄宗建议道：胡人勇敢善战，又不易结党，必然忠于朝廷，应以胡人为边将。玄宗采纳了这个意见，故使安禄山能兼统，镇，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勿庸置疑，安禄山叛乱与这种举措密切相关。
杨国忠本名钊，是杨贵妃之从祖兄由于这种关系，他又善于投机钻营，很快就飞黄腾达起来。
最初，杨国忠看到李林甫权大势众，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必须先取信于李林甫；李林甫也看到杨国忠的特殊地位，可以利用，故而二人互相勾结，想动摇太子的地位，还陷害与太子有关者数百家。
本来，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为宰相者，选官的事都由侍郎负责，经过三次反复，最后经门下省审核，由春至夏，需数月时间。杨国忠为吏部尚书兼宰相，他为了显示自己精明能干，事先私定人选，然后集中左相、给事中、诸司长官干尚书省都堂，把各种手续一天办完，其中虽然有很多差错，但没有人敢表示不同意见。
杨国忠初人京时曾投靠于李林甫，后来，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又与李林甫发生矛盾。李林甫于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死去，杨国忠于天宝十二载正月就指使安禄山诬告李林甫与突厥阿布思勾结谋反。当时，李林甫尚未安葬，玄宗命剖李林甫棺，取其含珠，夺去金紫，换小棺按庶人礼葬之；同时，削去官爵，了孙有官者除名，流放岭南及黔中，近亲及党与被贬者50余人。
大宝十二载十月，杨国忠子杨暄应试明经科，因其学业荒陋，未考及格。札部侍郎达奚殉害怕杨国忠权威，故使其子昭应尉达奚抚先向杨国忠透露消息。当时，杨国忠随玄宗在昭应，当杨国忠看到达奚抚时，以为其子必然中选，达奚抚是来报告喜讯。出其所料，是其子落选的消息。杨国忠勃然大怒道：我子还怕不能富贵吗？你等鼠辈何必来此卖好！达奚殉不敢得罪杨国忠，杨暄被置于土第。在杨暄为户部侍郎时，达奚殉由礼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和杨暄的地位相同。即使如此，杨暄还嫌自己升官太慢了。
杨国忠为相后，安禄山对他甚为歧视，杨国忠当然也不示弱，两人之间常常互相低毁。玄宗欲用安禄山为相，杨国忠认为他目不识丁，不可为相。反之，安禄山推荐御史中7吉侃为武部侍郎，杨国忠就对吉温非常反感。双方针锋相对的斗争，都是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后来，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举兵叛唐，这种矛盾起了导火线的作用。
当玄宗勤于政事，极力使国家富强的时候，他重用姚崇、宋璟；当他怠于政事，尽力纵情声色的时候，李林甫、杨国忠乘机得势。这说明玄宗的态度是关键问题。史家认为：“开元任姚崇、宋憬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这完全符合事实。
危机四伏
在玄宗陶醉于莺歌燕舞的氛围之中时，实际上他已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了。
当时最大的危机是玄宗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李林甫、杨国忠先后执政。使一些正直而善于理政的贤臣不能施展其才能。他们专横跋扈，堵塞言路，使下情不能上达，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他们欺上压下，蒙蔽玄宗，使正气不能发扬，邪气日益上升，政治腐败的程度更加深化。面对这些问题，玄宗仍然醉生梦死，毫不醒悟。
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李林甫为了自专大权，蒙蔽玄宗，严厉制止向玄宗反映情况。他公开训斥诸谏官道“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跟，乌用多言！’他还用辱骂的口气说：你们没有看见正殿侧宫门外的马吗？坏用时立刻就可使他离去。这种威吓的日气，当然是要谏官不要直接向玄宗说长道短。谏官们慑于他的权威，不敢再有谏言了。李林甫为了使玄宗相信自己，不重视别人的谏言，他还故意捉弄一些进谏者。
兵部尚书李适之性格直爽，李林甫抓住他这一特点，骗他说：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圣上尚不知道。李适之立即上奏玄宗。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答曰：臣早知道。但华山是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宜开凿，故而我未上奏。玄宗认为李林甫考虑周到，是爱护自己，遂告诫李适之说：今后奏事要与李林甫商量，不要轻率从事。李林甫蒙蔽健宗，玄宗更加信任李林甫，实际上这是李林甫正在把玄宗推向万丈深渊。
杨国忠欺骗蒙蔽玄宗，更是司空见惯。天宝十二载，由于头一年水灾早灾接连发生，关中饥荒严重。由于京兆尹李舰对他不甚顺从，他就把“关中大饥”之灾难归罪于李规，贬李舰去做长沙太守。玄宗因秋雨连绵而优伤庄稼，杨国忠遂取最好的禾苗献给玄宗说：雨虽多，不影响庄稼的生长。玄宗异常高兴。扶风太守房馆反映当地灾情，杨国忠就兴师问罪。从此，再无人敢谈灾情的问题。玄宗曾对身边的宦官高力士说：淫雨不停，你可对我讲实话。高力士对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玄宗沉默不语。这说明玄宗并不十分相信高力士。
天宝十二载六月，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李必是剑南留后，实际掌握兵权。李必在对南诏作战中全军覆没，自己被俘。杨国忠不仅隐瞒其失败，而且还以胜利上报。接着又继续调动内地军队对南诏作战，结果又遭失败，牺牲近20万人。此事无人敢向玄宗反映。玄宗也认为天下尤事，可以高枕无优。他对高力士说：“联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优！”高力士对日：“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玄宗表示，要慢慢考虑高力士的意见由此看来，高力士不是没有提醒玄宗。下情不能上达，玄宗根本不知民意；丧师20余万，众人怨声载道，玄宗根本不知有边事发生。显然，玄宗已经陷人任人摆布的困境，但他仍然没有任何感觉，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危险的呢！
其次，另一种严重危机就是稳定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这里所谓的“社会秩序”，是指法律、规章制度、道德等规范人们言行，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固然，这种手段不能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广大人民触犯法律必然受到制裁，而统治集团中少数人为所欲为也可逍遥法外。但可以这样说，在统治集团能够比较冷静地处理问题时，他们也可以遵守这种秩序，使社会能够稳定的向前发展。反之，如果这种秩序遭到破坏，必然出现贪官污吏，结党营私，致使各种社会关系失去平衡。由此看来，秩序是均衡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效手段，离开必要的秩序，社会就不能正常的发展了。由此看来，破坏社会秩序与社会动荡不安是有因果关系的。
唐代的法律是完备的，律、令、格、式各管一面，对唐初社会的稳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李林甫执政时，他把法律置之度外，完全按照自己的好恶处理问题。凡是对他不顺从者，他就千方百计将其除去。吉温、罗希都是惨毒暴虐的狱吏，李林甫重用他们，他们完全根据李林甫的喜怒办事，很多人被他们无辜致死，当时人称之谓“罗钳吉网”李林甫不仅抛开法律，而且对各种制度也不遵守。祟玄馆大学士陈希烈，因讲《老子》、《庄子》受到玄宗赏识。李林甫看此人软弱容易控制，遂推荐他为宰相。按照制度，宰相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才能下班，李林甫认为，天下太平，无事可办，巳时即可回家，实际上是军国大事都由他个人在私宅决定，陈希烈只是在公文上署名而巳。
杨国忠为吏部尚书，选拔官吏不问才能如何，品德怎样，只问资历的深浅。这样一来，不少长期因才德平庸不能做官的人都取得了定地位，而一些年轻有真才实学的人反被拒之门外了。
法律、规章制度遭到践踏，必然激化各种社会矛盾。首先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结帮组派，尔虞我诈的问题急剧发展。这些问题涉及各个方而，致使各种关系失去平衡。隋场帝就是迷信自己的权威，随心所欲，目无法规，倒行逆施，致使统治集团内部众叛亲离，又引起农民起义的爆发，最后落到身首异处的下场。
还有一种危机，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日益激化。当时，能够在玄宗面前争宠的有三种力量。这就是宰相、宦官、边将。这三种力量之间既有互相利用的一面，也有互相排斥的一面；既有互相依赖的一面，也有互相斗争的一面。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发展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导致了安禄山的叛乱。
当时，宰相、宦官、边将都是不可缺少的。在玄宗初即位时，由于他勤于政事，亲自处理军国大事，所以，宰相、宦官、边将都听他的指挥。后来，玄宗日益怠惰，不愿亲理政事。于是。身边的宦官乘机染指朝政，但由于宦官的特殊身份，他们不能公开执政，宰相就成了他们利用、勾结的对象；反之，宰相由于接近皇帝不易，又必须利用、勾结宦官。边将既要听命于宰相，又想通过宦官取宠于玄宗。正是这些原因，三者之间往往有利益一致的时候，也有互相冲突的时候。
在政治上影响最大的宦官是高力士。玄宗曾说：高力士值班，我才能睡好。四方进奏文表，都先送呈高力士，然后才到玄宗处，小事高力士可自作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宰相自然要看高力士的脸色行事，甚至当时身为太子的肃宗也呼其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其“阿翁”，驳马辈呼其为“爷”。权势之大，可想而知。在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为相，他们专横跋启，不可一世的时候，高力士又向玄宗建议，不可使相权太大，以免大权旁落。虽然这是要抑制宰相的权力。李林甫建议以胡人为边将，当然为安禄山等人所欢迎。但在安禄山势力壮大、威胁到宰相地位的时候，杨国忠与安禄山又互相指责，矛盾日益激化。总之，宰相、宦官、边将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像细菌一样腐蚀着玄宗政权。但是，由于玄宗执迷不悟，一直陶醉于太平盛世的氛围之中，所以，最后像一声巨雷一样，爆发了安禄山叛乱，虽然惊醒了玄宗，但已为时过迟了。
二、从营州杂胡到镇边大吏
安禄山出身于营州杂胡，他作战勇敢，为人狡猾，善于指侧人意，故受幽州节度使张守佳赏识。后来，又对脚史中嵩张利贞百殷滔媚，尽力防略，逐步取得玄宗信任。他利用玄宗息于政事之机，表面对玄宗奴颇牌膝，实际上发展个人野心，最后成为拥有重兵，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强藕重臣。
安禄山的家世
安禄山，是营州柳城杂胡。所谓“杂胡”或“杂种胡”，是一种泛称，是指混合血统的胡族。根据荣新江先生的研究，安禄山及其军事集团的主要将领都出身于昭武九姓的粟特人。昭武九姓最初居住在西域，他们除了经营农业、畜牧业以外，还善于经商。其中的“粟特人本是个商业民族，他们足迹遍布古代欧亚大陆的商道上。从魏晋到隋唐，大量粟特人东来兴贩，他们穿梭往来于粟特本土、西域城邦绿洲诸国、草原游牧汗国和中原王朝之间。，这些原因，再加上开元初年玄宗在营州一带“招辑商胡，为立店肆”的政策以及“数年间，营州仓凛颇实，居人渐殷”的后果，就足以说明营州一带为什么在天宝年间有许多粟特人居住了。
安禄山的父亲是谁，史书没有明文记载：唐人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中，只记载他的母亲是阿史德氏，阿史德氏无子，析祷于轧荤山，神应而生安禄山。《新唐书》的《安禄山传》也记载其母“祷子于轧犖山……既而妊”。这就是说，安禄山很可能是其母与别人私通所生。其母为了掩盖这种不光彩的私通后果，故而“以神所命，遂字轧荤山”。既然安禄山的父亲身份不明，那么，“少孤”的记载也就难以令人相信了。既然不知安禄山的父亲是何人，那么，《旧唐书安禄山传》又记载他“本无姓氏”，《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他“本姓康”，也就难以找到根据了。
轧犖山是什么意思？两《唐书安禄山传》和《安禄山事迹》都记载，突厥人称斗战神为轧晕山。荣新江先生经过深人研究，认为轧荤山神就是光明之神。不管是斗战神还是光明之神，都是受人祟拜的意思。看来，这个名字是安禄山的母亲用神来掩饰其与人私通的用意所在。然而，这种用意是当时很多人难以理解的，所以，后来安禄山叛乱受到大量胡人的支持，是与他这种神的化身的感召作用密切相关的。
后来，安禄山的母亲又嫁给胡将安延僵。开元初年，安延堰所在部落破散，于是，安延堰与将军安道买共同降唐。既然降唐了，就得有一个像汉人一样的名字，所以，安禄山就以安为姓，禄山为名，从此，安禄山就取代轧荤山了。
安禄山出身于粟特族，粟特人善于经营商业，经营商业必然和各族人多有交往，所以，安禄山通多种蕃语。由于具备语言的条件，再加上他足智多谋，善于揣摩人情，最初就做了诸蕃互市牙郎。后来，又被范阳节度使张守挂用为捉生将。
安禄山因为熟悉地理形势，山川井泉他都了如指掌。所以，往往以三五骑出去，俘虏数十契丹人回来。每次获胜，都得到张守挂的称赞。张守挂视其勇敢、有智计，遂以其为偏将，又收为养子，还以军功加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又为平卢将军。这年三月，安禄山奉命与奚和契丹作战，因其恃勇轻进，为敌所败。张守挂怒而问罪，要将其斩首。临刑时安禄山大呼道：大夫不是要消灭奚和契丹吗？为什么要杀禄山呢！张守硅惜其9勇，改变了主意，将其执送京师。
关于怎样处理安禄山的问题，朝廷意见不一。宰相张九龄力主杀安禄山。张九龄表示，军纪不能动摇。他举例说，春秋时，齐景公使司马穗直为将，司马穗直要求齐景公以其宠臣为监军，齐景公派庄贾前往。庄贾平素骄贵，不把司马穗直放在眼里，故而违约迟到军门，司马穗直因其违军令将其斩首。又举例说，春秋时，吴王阖庐欲了解孙武的兵法，出宫中美女180人，要孙武指挥演习。孙武将其分为二队，以昊王的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开始演习前和演习中，孙武三令五申军纪，但两位队长均视其为儿戏，毫无临战的状态。于是，孙武将吴王的两个宠姬斩首，另换队长，演习成功了。张九龄用这两个例子说明，张守挂不应对安禄山惜其晓勇而不执行军令。安禄山不可免死。但玄宗因惜其才，仅免其官职，以其为白衣将领。张九龄又据理力争说：“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同时还增加理由说：“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尽管如此，玄宗还是赦免了安禄山的罪状，而且还批评了张九龄的固执态度。就这样，安禄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同时，也使玄宗对其初步有所好感。
阳奉阴违，诈取高官
玄宗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安禄山愈来愈清楚了。为了使玄宗对自己更有好感，他千方百计，从各方面对玄宗施加影响。凡是玄宗有使者到平卢去的，他都厚加贿赂。尽量使其在玄宗而前有所美言。这种手段，颇见成效，由于一些使者的反映，玄宗心目中的安禄山是忠臣贤才。
开元二十九年七月，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到了平卢。安禄山对其察言观色，揣摸来者心意，对其随员也尽力使其满意，从物质上进行贿赂，更是不言而喻。张利贞还京，自然对安禄山大加称赞。安禄山费尽心机，很快有所收效。八月，安禄山被任命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还兼任两蕃、勃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几个月后，即天宝元年正月，安禄山又为平卢节度使天宝三载，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又兼任范阳节度使。原范阳节度使裴宽调任户部尚书。这时，札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了黜陟使，安禄山对他自然也极尽阿谈奉迎之能事，所以，他上表称赞安禄山“公直、无私、严正、奉法”李林甫、裴宽等人也顺水推舟，对安禄山再加吹捧，于是，安禄山受宠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安禄山得到了进京人朝的机会以后，更是喜出望外，百般投其所好。他对玄宗上表道：去年营州发生虫灾，虫食禾苗，为害严重。为此，臣曾焚香告天曰：臣若不行正道，对君不忠，愿虫食臣心；臣若竭诚事君、不违正道，愿虫能自行消灭。接着，就有赤头青色的群鸟飞来，将虫吃尽。安禄山要求将这些情况送交史馆，以便载人史册，玄宗同意了。无庸置疑，这是要向玄宗表示忠心。
安禄山这次进京，抓紧一切机会讨好干玄宗。当时的吏部侍郎宋遥、苗晋卿，负责选官事宜。在一次选拔中，参加选拔的上万人，合格的有64人。由于御史中承张倚受宠于玄宗，宋遥、苗晋卿欲结交于张倚，遂使张倚子张爽名列第一。此事引起朝野大哗。前蓟县县令苏孝钮将此事暗告安禄山。安禄山认为这又是一个向玄宗讨好的良机，遂直接向玄宗反映此事。玄宗立即召集所有的合格者进行面试。张爽手持试纸终日写不出一个字来，当时人们称之谓“曳白”。此事真相大白以后，宋遥被贬为武当太守，苗晋卿被贬为安康太守．张倚被贬为淮阳太守，同考判官礼部郎中裴等都被贬为岭南官。有关者受到处分，安禄山无疑又立了一功，进一步取信于玄宗了。
本来，官场上的询私舞弊是应受到谴责的，不管谁揭发此事都有利于政治稳定。然而，安禄山把这做为发展个人野心的手段，为了迷惑玄宗，进而达到升官夺权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把可称道的事变成社会的消极因素了。这正像行路人又饥又渴的时候碰上了骗子，骗子把所带的食物和水送给行路人吃喝。其实，水中有麻醉药，当药力发挥作用，行路人睡倒的时候，骗子把行路人的财物席卷而去。行路人醒来后，虽然已知上当受骗，但却于事无补了。
天宝四载九月，安禄山为了以战功向玄宗取宠，在和奚与契丹接界的地方多次制造事端，挑起战争。奚和契丹杀了唐为和亲而嫁过去的公主，公开叛唐。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击败奚和契丹，上报战功。
十月，安禄山又上奏玄宗道：臣进讨契丹，行军至北平郡，梦见先朝名将李勋、李靖向臣求食。臣令为其立庙，并进行祭奠。在祭奠之日，庙梁上出现灵芝草，这是祥瑞的吉兆，望将这些情况转知史馆，以便载人史籍。安禄山屡次用这种虚妄之事蒙蔽玄宗，既使安禄山的政治野心暴露无遗，同时，也反映了玄宗确实已经昏庸怠政，不辨真伪了。
安禄山表面上装做憨厚、痴杲之人，内心却十分好诈、狡猾。他为了更有利于取宠于玄宗，特派其部将刘骆谷留驻京师，专门为其刺探有关玄宗的情况，并为其转送上表。同时，他每年都向朝廷送献俘虏、杂畜、奇禽、异兽、珍玩之物。由于次数很多，不绝于路，所以，沿途郡县颇感转运之苦。
安禄山在玄宗面前，挖空心思，投其所好，常以诙谐的口气使玄宗高兴异常。安禄山是个非常肥胖的人，他腹垂过膝，曾自称腹重三百斤。因此，有一次玄宗手指其腹问道：你这胡人的肚子中是什么东西，如此之大！虽然这是一种戏弄的语气，但安禄山还是很幽默地回答道：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一颗红心。玄宗听了，从内心感到高兴。
又一次，玄宗命他见太子，他视面不拜。左右劝他拜，他拱手面立曰：臣是胡人，不憧得朝仪，不知道太子是什么了？玄宗说：他是储君，联千秋万岁后，他要代我为君。安禄山故装无知说：臣太愚蠢，过去只知道有陛下一人，不知道还有储君。遂拜太了。玄宗视其有蝎诚奉君之心，更加宠爱了。当玄宗于勤政楼宴请百官时，百官皆列坐楼下，惟对安禄山特别优待，在御座东间设金鸡障，为其特设专座，以示荣宠。
安禄山取宠于玄宗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个人野心。他借门防御敌人，在蓟州北筑雄武城，大量积存兵器。显然这是阴谋发展势力。
玄宗日益宠信安禄山，朝中其他要员也对安禄山刮目相看了。天宝六载，玄宗又加安禄山为御史大夫，并封其两个妻子康氏、段氏为国夫人。这时，身为御史中水的杨国忠，虽然也是显要人物，但他对安禄山却毕恭毕敬，每逢安禄山上下殿台阶，他都要亲自搀扶。宰相李林甫，虽然威权无二，但见安禄山于政事堂，总是热情与其交谈；若在冬天，就脱下自己的袍披在安禄山身上。不难看出，安禄山已是身价百倍的边将了。
得寸进尺，身兼三镇节度使
安禄山阳奉阴违，对玄宗投其所好，固然是他飞黄腾达的重要手段，但朝廷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争也为他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天宝六载，李林甫为了杜绝边将人朝为相的道路，特建议以胡人为边将。李林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唐朝建立以后，常以忠厚名臣出任边帅，这些边帅都不久任，也不能兼统数镇。边帅有功者往往人朝为相。李林甫为了独揽大权，防止边帅人朝为相，影响他的地位，故而向玄宗建议道：陛下雄才大略，国家富强，但边防问题仍未解决，其原因是常以文人为边帅，他们打仗怯懦，不如武将。陛下如果要彻底打败四夷，使境内平安，不如重用武臣，武臣莫如蕃将。他们生来强悍，善于骑射，天性如此。陛下如果抚而用之，他们必然誓死效忠陛下。玄宗听了这个建议，喜悦异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的阴谋诡计才能发挥作用的。欲过河而船来，自然使欲过河者可顺利到达彼岸。蕃将没有文化，不懂礼仪，不熟悉朝廷情况，自然难以人朝为相。李林甫自认为达到了目的，却不料自己为安禄山步步登高修筑了阶梯。
当然，李林甫也不愿安禄山在他面前作威作福，所以，他也常常故意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御史大夫王拱，对李林甫非常敬畏，每和李林甫接触，都是谨慎小心，不敢稍有疏忽。但是，安禄山却自恃有宠于玄宗，每见李林甫，常怠而不恭。李林甫为了向安禄山显示威风，当他正和安禄山说话时，故意安排王进来。安禄山看到王铁对李林甫毕嵩毕敬的姿态，始感到自己对李林甫失礼了。从此以后，安禄山对李林甫不敢怠慢。这件事，促使李林甫与安禄山进一步互相勾结，互相利用。
由丁安禄山的地位日益显要，朝野无不对他另眼相看。他每次进京，沿途释站都要尽力满足他的需要。因为他身材肥胖，体重超人，一般的马都驮不起他，释站要为他专备力气很大的马。骤站为他买马时，先备五石土袋，如果能驮起五石土袋的马，释站才敢买下，以备安禄山路过时骑用。就这样力大无比的马，在两个释站之间还要替换一次，换马的地方专修有换马台，为其提供方便。
安禄山为了进一步取信于玄宗，不惜采用欺骗手段，制造战功，蒙蔽玄宗。他多次诱骗奚和契丹人聚会，在会上他给奚和契丹人饮以百若酒，很快醉倒。然后将其坑杀，达数千人之多，同时，取其酋长之首，送到长安报功。
蒙在鼓里的玄宗愈来愈重视安禄山。因为玄宗常到华清宫去，为了见安禄山方便，特以在华清宫所在地昭应县为安禄山修建了住宅。在长安，安禄山本来在道政坊已有住宅，但玄宗却认为此宅简陋隘小，另于亲仁坊选择宽广宜住之地为其修建新宅。所用经费全由御库支出，玄宗特以下诏，修建要“穷极华丽，不限财物，堂隆院宇，重复瘫，匿币话曲，窗偏绮疏，高台曲池，宛若天造，炜帐慢幕，充切其中。至于厨厩之内，亦金银饰其器，虽宫中服御殆不及也飞其中配备的用具也十分豪华特殊，例如植香木床就有两张，都是一丈长、六尺宽，很适合安禄山使用。不仅如此，每对安禄山赐物，也尽量与众不同。就这样，玄宗还怕安禄山笑他不够排场，故而他对向安禄山赐物的宦官说：“胡眼大，勿令笑我。”
安禄山移人新宅，要大肆庆贺，要求玄宗亲命宰相参加宴会，玄宗照办。玄宗每吃一种美味，或在后苑校猎获得一种鲜禽，都要遣宦官立即赐给安禄山。为此事来往的宦官络绎不绝。
更为百官所不及者，是安禄山还“常与妃子同食，无所不至”。玄宗“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赐金牌子，系于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肤，禄山即以牌示之”，表示他奉帝命而不饮酒。
安禄山的特殊地位愈来愈突出了。天宝七载六月，玄宗赐其铁券。天宝九载五月，玄宗又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唐朝将帅封王者前所未有，安禄山开创了先例。八月，安禄山又奉命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天宝十载正月，安禄山要求兼任河东节度使。有求必应，玄宗于二月就以河东节度使韩休为左羽林将军，以安禄山取代其职务。这时，安禄山就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了。党营私，发展自己的势力。户部郎中吉温看到安禄山地位日益显要，他遂趋炎附势，与安禄山约为兄弟。另外，又鼓动安禄山说：你虽尊重李林甫，但他决不会推荐你为宰相，我受他遣使，也难高升。如果你能向他推荐我，我即上奏你堪当大任我们共同对付李林甫，必然可以为相。安禄山接受吉的建议，多次向玄宗称赞占温。本来，天宝四载五月，因吉温是因酷吏而闻名，玄宗曾说过：吉“是不良人，联不用也。”这时他也忘得干二净，堵然同意安禄山的请求，以吉温为河东节度副使、知留后，又以大理司直张通儒为留后判官。河东的一切事务，都委托他们处理。
总而言之，天宝十载的安禄山，已是有广大的地盘，相当多的军队，一批狐群狗党，而且又取信于玄宗的镇边大吏了。
三、安禄山与杨贵妃
安禄山是镇边蕃将，杨贵妃是玄宗宠妃，两者本无任何关系。由于杨贵妃得宠于玄宗，安禄山欲通过取信于玄宗而发展个人野心，故而他组借助于杨贵妃的特殊地位，曲线求宠于玄宗。安禄山叛乱，是玄宗骄奢淫逸，大权旁落，致使政治腐败的结果，与杨贵妃无关。杨贵妃因安禄山乱起而被杀，并非因她罪不容诛，而是形势所迫，她不得不扮演替罪羊的角色。绝代佳人的悲剧，为专制皇帝所编导，杨贵妃只能唯命是从，不能有其他选择。
杨贵妃其人
杨贵妃，名玉环，祖籍弘农华阴，后迁居蒲州永乐。他的父亲杨玄戏曾为蜀州司户，故而她生在四川。因为杨玄琐早逝，杨玉环被其叔父河南府上曹杨玄挂收养。她长相出众，如花似玉，又能歌善舞，也很聪明，所以，很得一些官僚贵族的喜爱。开元二十二年，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唱纳杨玉环为妃，于是，她从河南府来到长安皇宫。
李嵩是玄宗最宠爱的武惠妃所生。武惠妃姿色超群，又生了儿子。所以，她的地位很快超过了未生儿子的王皇后。不久，王皇后被废为庶人，武惠妃更神气了，她成了不是皇后的皇后。李19因其母亲的地位优越而与众不同，自己有杨玉环这样的美女为妻，当然心满意足，是令人羡慕的人物。但是，好景不长，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死了，玄宗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影响，后宫虽然还有宫女数千人，但投有称心如意者。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人为了讨好皇帝，专门窥探方向，投其所好。这些人向玄宗透露，寿王妃杨氏是绝代佳人。玄宗知道后，睛暗高兴，于是就阴谋策划了一场公公夺取儿媳的丑剧。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在温泉宫召见杨玉环。这时的李增，因母亲去世其地位已远非昔口，当然不敢违背皇帝老子的旨意。玄宗为了掩人耳目，先度杨玉环为女道上，号太真，不久就暗纳人宫，实为其爱妃。另外，又给李指纳韦昭训女为妃，以缓和父子矛盾。
天宝四年八月，玄宗正式册封杨玉环为贵妃。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杨贵妃的称号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时玄宗61岁，杨贵妃才27岁。正是这种年龄上的悬殊，一个青年女性成为年逾花甲的专制君主之宠物了。
杨贵妃得宠，杨氏家族鸡犬升天。他死去的父亲玄戏被迫封为太尉、齐国公，其叔父玄硅被封为光禄卿。其从祖兄杨钊更为玄宗所赏识，身兼多种要职，曾专权一时。他的三个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耽国夫人、秦国夫人。三人皆甚有姿色，也为玄宗所爱，常常出人宫掖，势倾天下。玄宗妹玉真公主见她们也退避三舍，其他官员对她们更是毕恭毕敬，对她们的任何要求，像对待制敕一样。十宅诸王百孙院有婚嫁之事，都要以钱千络贿赂韩国夫人和嵩国夫人。杨家兄妹竞相建造住宅”。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踰千万；既成，见他人有胜己者，辄毁而改为”。虢国夫人更为放肆，有一天，她率工徒闯人巾宗时曾任宰相的韦嗣立宅中这时，韦铜立虽然已死，但其后代仍在，嵩国夫人遂任意“撤去旧屋，自为新第，但授韦氏以隙地十亩而已”。
杨贵妃与这些皇亲国戚，奢侈腐化，挥金如土，大大增加了国库的开支。宫中供杨贵妃织锦刺绣之工有700多人。杨贵妃喜吃岭南的新鲜荔枝，玄宗就下令使人口夜兼程，运荔枝到长安。她的三位姐姐每年用的脂粉费高达1000贯钱。
以上各种情况，都是玄宗宠爱杨贵妃的结果。在这种氛围中，安禄山不能不认识到讨好杨贵妃就是求宠于玄宗的另一条途径。
安禄山视杨贵妃为母
杨贵妃受宠，无与伦比。安禄山虽然也取信于玄宗，但他不可能有杨贵妃那样的特殊身份，所以，他决不敢视杨贵妃为政敌，只能把她和玄宗同样看待。从另一方面说，具有倾国姿色的杨贵妃，既为玄宗无限宠爱，政治野心家安禄山焉能没有贪色之欲呢？否则，为什么当他初次看到玄宗与杨贵妃时，“禄山心动”。后来又听说杨贵妃于马被杀时，又“数日叹惋”呢！但是，安禄山又不敢虎口夺食，只能是通过为人助乐以缓解自己的私欲。总而言之，安禄山认为，屈膝于杨贵妃是曲线求宠于玄宗的关键。同时，也可以通过与杨贵妃接触而达到私人取乐的目的。
天宝六载，玄宗已年逾花甲，63岁了。一来他的精力也远非昔可比，二来生活腐化，意志消沉，早已失去进取精神。这种情况，正适合安禄山发展个人野心。他利用参加宴会的机会向玄宗奏道：“臣蕃戎贱臣，受宠荣过甚，臣无异材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玄宗认为安禄山是竭诚奉君，对其颇为怜悯。
本来，玄宗为了表示他既宠爱杨贵妃，又信任安禄山，就命杨贵妃及其兄杨括、杨铸，还有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与安禄山兄弟姊妹相称。但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与杨贵妃，也为了出人禁中方便，故而要求为杨贵妃养儿。这时，杨贵妃29岁，安禄山45岁。这种子大于母的咄咄怪事，表面看来难以理解，但如果深入剖析安禄山的内心世界，再结合玄宗沉醉于太平盛世的外部环境，也就不言面喻了。否则，就无法理解玄宗为什么顺利答应此事了。
每当玄宗与杨贵妃共坐，安禄山进行拜见的时候，他总是先拜杨贵妃，后拜玄宗。玄宗问其何故如此，他对日：“胡人先母而后父。”玄宗非常高兴。玄宗的高兴．说明他在醉生梦死之中根本看不到安禄山假像背后准备叛乱的真实意图；安禄山的奴颜婶膝换取了玄宗的信赖，说明他的阴谋诡计已经如愿以偿。双方的满意，促使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的是了解、掌握玄宗的动态，以利于发展个人野心；决不会为了一时情欲而身首异处，断送发展个人野心的机会。
既然绊闻不可能是真实的，那么，杨贵妃为什么在安禄山生日时欢天喜地，又常与安禄山“对食”，表现非常亲热呢！就安禄山来说，凡是能讨好于玄宗的机会，他都不会放过。就杨贵妃来说，她已过而立之年，尚未生育。玄宗已60多岁，丧失了生育能力。宫中妃殡无子，必然感到遗憾。所以，杨贵妃以假当真，通过戏弄安禄山来弥补自己的遗憾心情，也是－种无可奈何的自我满足。因此，如果说杨贵妃与安禄山有互相利用的阴谋勾当，倒是合情合理的。
安禄山叛乱与杨贵妃无关
杨贵妃得宠，是玄宗意志消沉，专以声色自娱的反映；安禄山备受信赖，是玄宗怠干政事，遭受安禄山蒙蔽、欺骗的结果。两者的根源在于玄宗骄奢淫逸。安禄山取信于玄宗，才得以发展势力，最后叛乱。不难看出，杨贵妃与安禄山叛乱没有关系。
但是，杨贵妃是在安禄山叛军攻进漳关以后，随玄宗逃亡途中被杀的。当哗变的军人杀了杨国忠以后，仍然不肯罢休。玄宗不解其意，遣高力士问其缘故，始知不杀杨贵妃就是“贼本尚在”或“祸本尚在”。由此看来，当时有人把杨贵妃视为安禄山叛乱的根本了。当时的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安禄山是以诛杨国忠为名开始叛乱的，杨国忠是因与杨贵妃有兄妹关系而飞黄腾达的。按照这种逻辑，杨贵妃自然是安禄山叛乱的根源了。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
安禄山为什么要高喊诛杨国忠呢，因为杨国忠专横跋馗．他看到安禄山日益受宠，并且手握重兵，顾虑其难以控制，故而他屡次向玄宗反映安禄山有叛乱的意图。同时，还使其门客骞昂、何盈等人从多方面搜集有关安禄山的动态，力图证明安禄山必然叛乱。安禄山也针锋相对，使其亲信兵部侍郎吉温等认真观察朝廷动静及杨国忠的举措。最后，杨国忠派人包围安禄山在京的住宅，捕杀安禄山的党羽，激起安禄山叛乱，故面安禄山必然要以诛杨国忠为名，以便师出有名。
迫根溯源，杨国忠专横跋嵩，是玄宗不理政事，轻信权臣，大权旁落的结果。固然，杨国忠的飞黄腾达与杨贵妃有关。但是，如果玄宗像开元初年那样，生活上注意节俭、求实，政治上积极进取，力求革新，就不可能以声色自娱，轻信权臣。也可以说，杨国忠专权是玄宗在政治上腐败的表现，杨贵妃受宠是玄宗在生活上腐化的反映。二者殊途同归，关键还是玄宗远非即位之初了。
然而，当时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谁敢去冒犯他的尊严呢！在大家都不敢指责玄宗政治腐败、生活腐化的时候，杨贵妃就不能不被当作替罪羊了。两《唐书》的作者把杨贵妃视为安禄山叛乱的本嵩，其原因就在这里。牺牲了青春的杨贵妃，千方百计地迎合玄宗的需要。当人们投鼠忌器，不敢把安禄山叛乱归罪于皇帝时，她又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还曾遭人们唾骂，实在有失公允。
四、安禄山与杨国忠争斗，叛国阴谋日益得逞
安禄山从营州杂胡到身兼三镇节度使的镇边大吏，他并不清足。他的政治野心是推翻唐朝．取而代之。当他认为唐朝政治腐败，有机可乘的时候，就按捺不住自已的谋心情，瑰伺皇帝的宝座。他‘’每过朝堂龙尾道，南北眸貌”。停留很久才离去。可见他是希望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因此，他乘玄宗骄奢淫逸，闭目塞听之机，跻身朝廷；为实现自己的阴裸而发展党翻，排斥异己。同时，又厉兵林马，紧锣密鼓地暗中策划，为叛乱做好了各种准备。
杨国忠其人
杨国忠本名钊，蒲州永乐人，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的甥儿。富民鲜于仲通有所交往，常得鲜于仲通的资助。鲜于仲通是当时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采访支使。正当章仇兼琼闻知杨贵妃受宠，自己想投靠杨贵妃，在京师扩大自己的影响时，鲜于仲通向他推荐杨钊是杨贵妃从祖兄，是可利用之人。杨钊领受进京的任务，喜出望外。他带着章仇兼琼准备的价值万婿的精美礼物，昼夜兼程，到了长安。
杨钊遍访杨氏诸妹，分别赠送章仇兼琼的礼物。受贿者当然多有美言。不断向玄宗反映章仇兼琼的德政，而且还赞扬杨钊善于搏蒲，使其面见玄宗，并且取得了随供奉官出入禁中的权利。由于杨钊善于擂蒲，玄宗认为他精明能干，称赞他是“好度支郎”，也就是拿握财政收支好官员。杨氏姊妹也多在这方面为他发挥促进作用。
在杨钊和杨氏姊妹的作用下，天宝五载五月，章仇兼琼从益州到了长安，由剑南节度使而为户部尚书了。
杨钊为了在政治上寻找发展的机会，他上蹿下跳，纵横裨阖，在官僚集团的政治漩涡中施展自己的阴谋勾当。
李林甫执政时，他看到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慎矜为玄宗所赏识，他担心杨慎矜会位居他上，故而产生危害杨慎矜之意。杨钊认为有机可乘，遂向善于政洽投机的户部郎中王钱提供了杨慎矜与术士史敬忠有交往的情况，王棋是李林甫的亲信。李林甫遂使王铁诬告杨慎矜是隋场帝玄孙，阴谋造反，欲复祖业。玄宗知道此事，怒不可遏。命侍御史杨钊等人审理此案，结果杨慎矜被赐自尽。
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地位，多次制造冤狱，还特别在长安设置了推事院，以便排斥异己，打击政敌。杨钊看到李林甫权倾一时，投靠有望，也主动向其接近。李林甫也看到杨钊和杨贵妃有关，可以利用，遂使其为御史。杨钊知道李林甫曾反对忠王为太子，忠王为太子后，对李林甫的专横跋危不满，所以，李林甫时刻对和太子有关的人进行监视，乘机进行打击。妄图削弱太子的力量。因此，杨钊极力在这方面为李林甫出力卖命。杨钊参与迫害的与太子有关者有数百家。幸而太子谨慎小心，还曾要求和自己受迫害的韦妃离婚，幸有宦官高力士的保护，才于最后做了皇帝。
在玄宗日益腐化、挥金如土的情况下，杨钊更从这方面极力对玄宗投其所好。由于他聚敛有功，所有的官衔愈来愈多，到天宝七载六月，他所兼任的职务有给事中，兼御史中嵩，专判度支事等十五余使。由此可见，杨钊已是玄宗心目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了。正是这种原因，有人认为杨钊是“广言利以邀恩”的奸臣，他“刻下民以厚敛，张虚数以献状；上心荡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祸；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无其事，受厚禄面虚其用”。故而“聚敛之臣”为害国家更甚于“盗臣。
杨钊为了显示自己聚敛的才能，针对当时各地州县仓库储存丰富的实际情况，特向玄宗建议，要各地州县把仓库所存的粮食等难以运输的重物变卖，换成布帛等容易运输的轻货，送到长安。这样一来，京师的仓库极其充实。玄宗率领群臣前往参观，喜悦异常，对杨钊倍加赞扬。既然玄宗感到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故而更助长了他视金帛如粪土的挥霍气焰。对贵宠之家的赏赐，毫无限制。
天宝九载十月，杨钊请求为其舅父张易之、张昌宗昭雪。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都是武则天的男宠。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等人为迫使武则天让位，发动兵变，以谋反罪杀了张易之、张昌宗。这时，玄宗竟听从杨钊的建议，为其昭雪，并赐其一子为官。接着，杨钊又以其名是金和刀组成，按图镌有不吉利之意，请求更名，玄宗遂赐其名曰国忠。杨国忠之名从此开始。这些事实，都说明杨国忠己有左右玄宗的可能了。
杨国忠为了扩大私人势力，他于天宝九载卜二月推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曾向原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推荐过杨国忠，使其能以进京，身居高位。这时，杨国忠又回头来推荐鲜于仲通，使其成为外援力量。
户部侍郎、御史大夫、京兆尹王拱，也是玄宗的宠臣，和李林甫关系甚为紧密。王拱弟王锌颇有野心，妄想称王。杨国忠发现此事，向玄宗反映王拱必然与其弟同谋。玄宗本不欲问罪于王铁，想使王拱自己请罪以便宽容。杨国忠也暗示了玄宗的意思，但王铁毫无表示，更加另一宰相陈希烈极力攻击王铁结果王铁被赐自尽。杨国忠因告发、审理此事有功，王拱原有的京兆尹等一切职务全都归杨国忠所有了。
杨国忠日渐羽毛丰满，他的欲望也愈来愈高，他想进一步取李林甫而代之了。
最初，李林甫认为杨国忠无才，不可能凌驾于自已之上。由于杨国忠与杨贵妃有关，可以利用，故而与其友好。但是，杨国忠则是另一种想法，他想以李林甫为梯，步步高升，最后取而代之。所以，他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利机会。王掑被赐自尽以后，杨国忠又勾结另一宰相陈希烈，诬称李林甫与王铁有关，致使玄宗逐步对李林甫有所疏远。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李林甫病死。一杨国忠做了宰相兼文部尚书，其他职务没有变动。这时，他狂妄的以天为己任，公卿百官无不看他的脸色行事，所兼职务，共四十余使。他取李林甫而代之，甚至超过李林甫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李林甫虽然在朝廷专权，还投有遥领节度使。杨国忠于天宝十载十一月开始，遥领剑南节度使。在这方面，杨国忠当然是超过李林甫了。
杨国忠做了宰相，安禄山是身兼三镇的节度使，他们之间必然要产生各种关系。杨国忠为了落井下石，彻底清除李林甫的影响，进一步抬高自己的威望，遂于天宝十二载正月使人与安禄山联系，要安禄山诬陷李林甫曾与阿布思谋反。
为什么要安禄山充当这个角色呢？阿布思是突厥的一个首领，于天宝元年八月降唐，玄宗对其赏赐甚厚，井赐姓名李献忠。李献忠自认为安禄山才略不如自己，故而对安禄山有蔑视之意，安禄山对其恨之人骨。安禄山为了乘机加害李献忠，遂于天宝十一载三月奏请玄宗，要李献忠与其共同进击契丹。李献忠担心为安禄山所害，遂率部叛唐而去。因此，安禄山出来告发阿布思叛唐与李林甫同谋，自然容易使人相信。
安禄山看到李林甫已死，没有任何顾虑，阿布思是自己的政敌，正好借此报复；杨国忠青云直上，权大位尊，正可利用。于是，他使阿布思部落降唐者诬告李林甫与阿布思约为父子，互相勾结。杨国忠的这一阴谋果然得逞，玄宗相信了安禄山的诡计。同时，时任谏议大夫的李林甫婿杨齐宣怕受牵连，违心的向杨国忠讨好，伪证李林甫与阿布思勾结属实。这样一来，李林甫当然是罪大恶极了。
这时，李林甫死后尚未安葬，玄宗命削去李林甫的一切官爵，其子孙有官者皆除名，流放到岭南及黔中，仅给随身衣粮，其余财产全部没官，近亲及其党羽坐贬者50余人。另外，还剖李林甫棺，取出口中的含珠，更换一个小棺，像庶民百姓一样安葬。玄宗认为，杨国忠为此事有功，对其赐爵魏国公。一样安葬。玄宗认为，杨国忠为此事有功，对其赐爵魏国公。
杨国忠在对敌斗争中屡获胜利，使其积缣3000万匹。不过。尽管他一时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但他自知并非自己才能所致，所以，他只九目前情况而高兴的说：我出身寒家。因贵妃的关系能有今日，很难知道将来的归宿如何，大概不会有好的名声，不如当前快乐一时。正因为他有这种情绪，所以，在生活上他也是奢侈腐化，日甚一日，甚至和他的本家妹妹虢国夫人，也有不正当的往来，无复期度，或并辔走马人朝，不施障幕，道路为之掩目。”更有甚者：“虢国又与国忠乱焉。”由此看来，杨国忠明知前途难有佳境，故而只有今日有酒今日醉了。
安禄山与杨国忠的明争暗斗
安禄山身为边将，必然和宰相有所联系。李林甫执政时，他认为李林甫比自己更为狡猾，难以对付，所以，他对李林甫是畏而敬之。杨国忠做了宰相，他认为杨国忠才能低下，不可与他相提并论，故而常表现出蔑视的态度。于是，二人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杨国忠多次向玄宗反映，安禄山有阴谋造反的意思，但玄宗却充耳不闻。
杨国忠为了加强与安禄山对抗的力量，有意拉拢哥舒翰哥舒翰是陇右节度使，素与安禄山不和，玄宗常想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天宝十一载冬，他们共同入朝，玄宗命高力士于城东宴请他们。在宴会上，安禄山对哥舒翰道：“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犷哥舒翰道：“古入云，狐向窟啤不祥，为其忘本故也。兄苟见亲，翰敢不尽心甩”安禄山对哥舒翰的答话大为不满，他以为哥舒翰是以狐比喻他是胡人，故而他大发雷霆，怒骂哥舒翰道突厥人，你敢如此放肆。哥舒翰当然不肯示弱，幸有高力上立即制止，双方暂时罢休。但安禄山与哥舒翰的私怨进一步加深了。
因为安禄山与哥舒翰的关系紧张，所以，杨国忠厚结哥舒翰，共同对付安禄山，他特以奏请玄宗，以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并赐爵西平郡王。
天宝十三载正月，杨国忠又一次向玄宗反映，安禄山必然阴谋造反；并且还说，陛下可以试召他，他必然不来。果然，玄宗使人召安禄山。出乎杨国忠所料，安禄山闻命即至，到华清官拜见玄宗。为了反击杨国忠，他向玄宗哭诉道：“臣本胡人，陛下不次耀用，累居节制，恩出常入。杨国忠妒嫉，欲谋害臣，臣死无嵩矣。”杨国忠的判断错误，安禄山的哭诉，使玄宗更加相信安禄山了。
玄宗先对安禄山赏赐巨万，又欲使安禄山为宰相。当玄宗已命翰林院供奉张怕起草诏书时，杨国忠出来反对道：“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玄宗虽然因此而未使安禄山为相，但又加安禄山为左仆射，赐其一子为三品官，一子为四品官。玄宗又根据安禄山的要求，又加他为闲底、苑内、营田、五方、陇右群牧都使，又兼知总监事。安禄山又要求以吉温为武部垂。玄宗第一次见到他，对其印象不佳，不愿使用。后来，他又走高力士的门路，逐步有所发展。李林甫专权时，为了对付政敌，引用吉温负责刑狱，他用严刑酷法，压服很多异己者。他常说：“若遇知己，南山白额兽不足缚也。”他所谓的“知己”，当然就是像李林甫那样重用他的人。
在安禄山日益受宠以后，他又极力对安禄山阿谈奉迎。他明确向安禄山表示，李林甫执政，决不会使安禄山为相。如果安禄山推荐吉温为相，吉温必然推荐安禄山肩负重任。二人共同努力，把李林甫挤出朝廷。安禄山当然高兴。于是，当安禄山为河东节度使时，他就推荐吉温为河东节度副使，并兼管节度营田及管内采访监察留后事。
杨国忠做了宰相，也想利用吉温。他征时任魏郡太守的占温为御史中垂，充京歌、关内采访等使。吉温到范阳去向安禄山辞别，安禄山命其子安庆绪送其出境，并为其勒马出驿站数十步。吉温到了长安，脚踏两家船，一面讨好于杨国忠，一面又将朝廷的一切动静密报安禄山，使安禄山对杨国忠的一切活动了如指掌。很明显，安禄山在实际上得到了吉温的支持。因此，当安禄山奏请吉温为武部侍郎，充闲底副使时，实际上使杨国忠发现了吉温是安禄山的亲信。这样一来，杨国忠自然要厌恶吉温了。
安禄山离开长安回范阳时，玄宗解御衣赐之，安禄山受宠惊喜。高力十又奉命子长乐坡为其饯行。事后玄宗问高力士道：安禄山高兴吗？高力十答曰：看他不服气，不满意的样子，“必知欲命为相而中止故也，”杨国忠认为这是起草诏书的张泊泄漏了机密，结果张怕被贬为卢溪司马。
安禄山离开长安，担心杨国忠再有什么阴谋，遂急剧出了潼关，乘船沿河东下，昼夜兼行，一日数百里，过州县不下船。由于玄宗信任安禄山，自此以后，无人再反映安禄山会叛乱了。
天宝十三载十一月，因为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韦陟文雅面有盛名，杨国忠担心他可能人朝为宰相，影响自己的地位，故而使人诬告韦陟贪赃枉法，要御史追究审问。韦陟贿赂御史中承吉温，要求吉温求救于安禄山。此事又为杨国忠发现，杨国忠遂贬韦陈为桂岭县尉，贬吉温为澄阳长史。接着，安禄山又上奏玄宗，反对杨国忠陷害吉温。玄宗对此置之不理。
在这时候，不管是杨国忠，还是安禄山，要想假玄宗之手打倒对方都不可能了。因为玄宗已经完全沉醉于声色犬马之中，政要靠相，军要靠将，自己要名副其实坐享其成了。所以，他曾对高力士说：“肤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优！”不难看出，玄宗是要一手拉相，一手拉将，使他们都为其所用。但事与愿违，这正为安禄山叛乱伏设了导火线。
厉兵秣马，准备叛唐
安禄山叛唐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个野心家，奸诈、狡猾，他千方百计地对玄宗投其所好，正是他叛唐的必要准备。可以肯定，他是经过长期养锐蓄威，逐步羽毛丰满，抓住了与杨国忠剑拔弩张的导火线，才公开行动的。
安禄山在逐步取得玄宗信任以后．其母、祖母皆被赐为国夫人，其11个儿子庆宗、庆绪、庆思、庆和、庆余、庆则、庆光、庆嵩、庆拓、庆长、庆口，都由玄宗踢名。其中庆绪为鸿少卿兼广阳郡守，庆宗加秘书少监，又娶荣义郡主，改太仆卿。这些情况，都使安禄山日益骄横。但他顾虑玄宗年事已高，如果一旦太子即位，可能难以保持他的地位，故而“遂包藏祸心，将生逆节，”除了以御寇之名修筑雄武城，贮存兵器以外，又养同罗、奚、契丹降者8000余人为其假子，称谓曳落河。另外，还有家憧百余人。这些人都晓勇善战，待遇优厚，都是安禄山的亲信部队。他还畜养战马数万匹，牛羊5万余头，充实自己的力量。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还分遣商胡到诸道进行贸易，每年可得异方珍货数百万。
再者，他还网罗了一批文武人才，作为其骨干力量。其中以高尚、严庄、张通儒及将军孙孝哲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价、向润容、李庭望、崔乾枯、尹子奇、何千年、武令殉、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为爪牙。高尚、严庄、张通儒等是不得志的文人，他们被安禄山引置幕府，处理有关文书方面的事务。其他多是武人，主要是统兵打仗。
更值得注意注意的、是他私自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啡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物。按照唐代的制度，文武官员毛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缚，五品服浅绊，并金带。鱼袋也是庸代反映官员品级的标志，三品以上官员带金鱼袋，五品以上宫员带银鱼了。勿庸置疑，他大量制造排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物，正是为了他取唐而代之，另建朝廷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认为他“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在，既然认为他在八九年前已开始叛唐的准备，正符合玄宗逐步转化的实际情况。开元天宝之际，玄宗由积极进取，力求国家富强，逐步向骄奢淫逸，怠于政事方面转化。这正给安禄山发展个人野心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安禄山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正是他利用这个机会发展个人野心所取得的成果。
天宝卜三载正月，安禄山应召到长安，二月，他向玄宗奏请道：“臣所部将上讨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勋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资加赏，仍好写告身付臣军授之。”要求对他的有功将士不拘常格的超资加赏，而且还要把写好的委任书发给他。这正是要玄宗明确允许他扩充人马，发展势力。同时，这也是安禄山收拢众心，使其部众为其效忠的手段。被蒙蔽的玄宗慨然应允，被任命为将军者，旧余人，被任命为中郎将者2000余人。有官就得有众。500余将军必然应有更多的兵众，这就为安禄山扩充势力提供了方便。
在安禄山为其所部请功加赏的影响下，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也为其部将请功求赏。三月，在哥舒翰的要求下，玄宗命陇右十将、特进、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归仁为嵩骑大将军，另以河源军使王思礼加特进，临挑太守成如了、讨击副使鲁灵、皋兰都督浑惟明并加云摩将军，陇右讨击副使郭英义为左羽林将军。哥舒翰还奏请严武为节度判官，吕湮为支度判官，高适为掌书记，曲环为别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边镇日益强大，皇权受到威协，终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天宝十四载二月，安禄山使其副将何千年人奏，请求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玄宗立即命中书省起草诏书，报他批准，并发给委任状。宰相韦见素对杨国忠说：安禄山早有异图，现在又有这种要求，是明显的要造反了。明日我要极力劝阻皇上，不能答应他的请求。并且要求杨国忠，如果玄宗不听从他的建议，杨国忠应继续进谏。第二天，韦见素、杨国忠面见玄宗。玄宗劈头就问：你们有惑疑安禄山的意思吗？韦见素极力陈述安禄山有叛乱的迹象，要求玄宗不要同意安禄山的意见，玄宗颇为不悦。杨国忠犹豫不敢发言，玄宗批准了安禄山的请求。
又过数日，杨国忠、韦见素又晋见玄宗。他们再向玄宗建议道：臣有办法可以消除安禄山的阴谋。就是任命安禄山为宰相，召他到朝廷来，同时，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翔为河东节度使，分散他的势力，自然他就难以叛乱了。玄宗接受了这个建议。也起草了诏书，但他暂不下发。他又抱着惑疑的态度，派遣宦官辅谬琳亲赴范阳，以赐珍果为名，去观察安禄山的实际动态。安禄山为了进一步欺骗、蒙蔽玄宗，他对辅琳厚加贿赂。辅琳回到长安，尽力称赞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于是，玄宗对杨国忠等人说：“禄山，联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藉其镇遏。联自保之，卿等勿忧也！”就这样，安禄山的阴谋又一次被掩盖起来了。
安禄山得寸进尺，为其所部请功加赏，满意面归，又请求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也取得玄宗的允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为其进行叛乱做好了准备。杨国忠等人欲以召其为相的手段骗其进京，无疑是痴心妄想。安禄山叛乱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
五、范阳举兵，进陷东都
安禄山的阴堪日益得逞，他乘玄宗闭目塞听、偏听偏信之机，积极发展势力，从各方面进行准备，企图叛唐。杨国忠与安禄山的明争暗斗，加剧了安禄山叛乱的迸程。场国忠欲惜玄宗之手消除安禄山叛乱的隐患，打倒自己的政敌，但安禄山也不甘坐以特隽他是层层设防。严加戒备。实际上是皿攻为守，屡挫杨国忠的阴谋暗算。但在杨国忠步步进逼的形势下，安禄山正像欲过河而来船一样，找到丁惜口。于是，他肠下了伪装的面具。举起了讨伐杨国忠的旗帜，公开讲行叛乱了。
杨国忠为安禄山叛乱提供了口实
安禄山回到范阳，一方面继续迷惑玄宗，他多次向玄宗诈称打败奚、契丹，取得了很大胜利，获得了不可胜计的驰、马、牛等战利品。一方面又十分警惕朝廷觉察他的动向，对长安来的使者避而不见，严加防备。
天宝十四载三月，玄宗命给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裴士淹到达范阳后20多天，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才由武士引导见到了安禄山。在裴士淹看来，安禄山已经对玄宗完全失去了巨事君之礼了。十是，他谨慎小心，只是宣读了玄宗的诏书，不敢多说什么，立即退出来了。回到长安，他考虑到玄宗对安禄山坚信不疑，根本听不进安禄山欲叛唐的言论，故而他不敢以实情上报。
七月，安禄山为了欲在京师制造混乱，他请求献马3001匹，每匹马有牵马夫2人，再有车300乘，每乘有车夫3人。仅此两项，就需要进京6900人，另外还有22名蕃将统领。安禄山要派将近7000人进京，显然这不是一般的进献，而是别有用心。所以，《新唐书安禄山传》中说，这是“欲袭京师”，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针对此事，河南尹达奚殉惑疑安禄山企图制造事端，遂向玄宗进谏道：请通知安禄山，进献车马，应到冬季，并且不必烦劳安禄山亲派马夫、车夫；由官府派人转送即可。达奚殉的建议，提醒了玄宗，玄宗开始对安禄山有所惑疑了。
本来，此事并不是孤立的。在此之前，六月的时候，安禄山子安庆宗在长安尚宗室女荣义郡主，玄宗因安庆宗成婚，亲手下诏要安禄山赴京观礼，安禄山怕遭暗算，称病未往。在不长的时间内，安禄山先是奉召不进京，后又要拥众进京。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正说明他用欺骗的手段迷惑玄宗的阴谋已不能继续下去了。
同时，从玄宗方面说，先是认为安禄山是竭诚奉君的忠臣，后来逐渐对其产生惑疑，遣人对其进行试探。这种转变，正说明在玄宗的心目中，安禄山已经是不可继续相信的人了。双方态度的变化，说明安禄山与朝廷之间的关系不能继续平静。互相猜疑，互不信任，必然加剧矛盾的发展，这种矛盾的继续发展，终于促成了安禄山叛乱的爆发。
玄宗接受了达奚殉的建议，派遣宦官冯承咸到范阳召安禄山进京。玄宗于诏书中说：“联新为卿作一汤．于华清宫待卿”华清宫在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开元二十一年所建，天宝六载改名华清宫。因为这里有温泉，而且风景秀丽，所以，许多王公贵族都在这里建有住宅，杨国忠、安禄山在这里也有住宅，华清宫就是专为玄宗修建的行宫。安禄山本来在这里就有住宅，现在玄宗又说为他新作一汤，当然是引诱安禄山进京的意思。玄宗以此来诱使安禄山进京是有其原因的。因为华清宫是休闲玩乐的好地方，玄宗与杨贵妃常常住在这里。在这里召见安禄山，意味着要共同享受优美的自然风光与温泉浴，有轻松欢愉的舒适，不像在太极宫、大明宫等施政之处那样，有一种令人紧张的政治氛围。
另外，玄宗为了扩建他的汤池，使其制作宏丽，安禄山也曾对其有过许多贡献。例如，安禄山在范阳用白玉石制成鱼、龙、鬼、雁等动物的形状，还做了石梁与石莲花，雕镌的技术非常精巧，好像是真物并非人工所造。把这些东西献给玄宗，玄宗十分高兴的命将其陈列于浴池中，石梁横亘于池上，莲花刚露出水而，颇为引人人胜。玄宗到了华清宫，刚欲解衣入池，看到鱼、龙、尧、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这种现象，居然使玄宗受惊，遂命将其撤去，惟留莲花仍在池中。这所莲花汤，据考古学家的发掘，它“略呈圆角长方形，青石砌成，…设计合理，结构紧密，并具有浓厚写实色彩”，这是“国内目前发现惟一最大的皇帝专用池气。被古今人们都视为是实用华丽的浴池，既然有安禄山的贡献，玄宗在这里召见他，无疑会使安禄山感到玄宗未曾忘掉他的所谓忠心诚意。这就是说，玄宗欲以在华清宫召见安禄山的手段诱使安禄山进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不过，这时的安禄山己自感阴谋暴露，祸出不测，只有挺而走险了。所以，他对朝廷使者傲脱一世，毫无臣礼。当冯承威对他宣读诏书时，他只是在座位上稍动了一下，既不起立，也不下拜，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声“圣人安稳”然后又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说罢，即派左右把冯承威送到馆舍，再不理睬。数日以后，冯承威被遣返长安。冯承威见了玄宗，哭哭啼啼道：我几乎不能回来再见到陛下了。正当这时，原来辅谬琳出使范阳受安禄山重贿，回京又人肆赞扬安禄山的事实被人揭发了。于是，玄宗杀了辅理琳，更加相信安禄山真的要造反了。
玄宗态度的转变，安禄山剑拔弩张，蠢蠢欲动；杨国忠则暗中高兴，他认为自己早已看穿了安禄山的野心，现在玄宗的态度已经转变，正是他打击安禄山的良好时机。于是。他加紧搜集安禄山准备叛乱的事实。他命其门客昂、何盈专门搜集有关安禄山的情况，在掌握一定的情况后，命京兆尹李魄包围安禄山在京的住宅，逮捕安禄山的亲信李起、安岱、李方来等人，令侍御史郑昂之暗中审问，并将其秘密缆杀于御史台。另外，又将安禄山在长安的亲信吉温贬为遭阳长史。玄宗为了表示他要坚决清除吉温的影响，特命高力士于朝堂宣读他的诏书：“吉温闪忍之人也，自伯父已来，世为酷吏，联任人不明，比刑滥，悉温所为。今为卿等除酷吏，卿其悦乎尹由于吉温的酷吏行为触犯众怒，故而“群臣皆蹈舞拜谢。”后来，吉温又因犯贪赃罪及逼士人女为妾被贬为高要县尉，最后死于狱中。
以上情况，在京的安庆宗自然不会置若周闻，很快向安禄山报告。安禄山知道此事，怒火骤起，即令严庄上表为自己辩解，并且列举杨国忠20余条罪状，要求玄宗严办。玄宗为了避免扩大事态，遂把捕杀安禄山在京亲信事归罪于京兆尹李规，把李现贬为零陵太守。这当然不能平息安禄山的叛乱意图。同时，杨国忠为了向玄宗表示自己的忠心，正在千方百计地以各种借口制造事端，欲刺激安禄山速反，以显示自己早有预见。这样一来，表而上是安禄山与杨国忠的矛盾迅速激化，实际上是杨国忠为安禄山叛乱提供了口实。杨国忠欲以刺激安禄山速反的手段并未达到他更为取信于玄宗的目的，而是使自己很快葬人了安禄山叛乱的火海之中。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借口讨伐杨国忠，举兵南下
杨国忠迫不及待的促使安禄山速反，安禄山也感到时机已经成熟，遂积极谋划，准备起兵。自天宝十四载八月以后，安禄山就屡次慰问并告诉士卒，要他们磨砺戈矛，准备粮草，有人感到奇怪。十月，他又和一些主要亲信严庄、高尚、阿史那承庆、安庆绪等，经过密谋策划，商定了举兵的步骤。这时，恰好奏事官胡逸从长安回到范阳，安禄山就借此机会，伪造诏书，向诸将宣布道：胡逸回来，带“有密旨，令禄山将兵人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大家虽感到十分突然，不知真相，但也无人敢有不同意见。
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共15万人，号称20万，于范阳举兵，公开叛唐。他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产守大同。其他各部均于夜间开始行动，向南进军。次日早晨，安禄山出蓟城南，检阅部众，公开发布文告，他要率众讨伐杨国忠，有人敢有异议，煽动军人不从者，杀其三族。安禄山乘坐铁车，所统步兵、骑兵，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长期没有战争，百姓都安居乐业，早已形成太平观念，忽然看到安禄山兴师动众，大举南下，声言还要进京讨伐杨国忠，自然使人们大为震动，颇有将要大难临头之感。
蓟城有一老年人向安禄山谏道：师出无名是要失败的。安禄山为了收拢人心，特使严庄回答他：“苟利国家，专之可也。利土宁邦，正在今日，何惮之乎？”当然，老百姓不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所以，大家议论纷纷说：百岁老人还未见过范阳兵马向南去者。不言而喻，人民群众根本不相信安禄山的谎由于安禄山身兼河北道采访使。所以，河北都是他的势力范围。安禄山所统大军经过之处，都望风瓦解，郡守县令，有的开城出迎，有的弃城逃匿，还有的被擒杀，没有敢公开抗拒者。
安禄山的先遣将军何千年、高追率领奚人骑兵20人，声言要献俘虏，奔赴太原，太原尹杨光嵩出面迎接，突然被劫之而去。这个消息传到长安，还有东受降城也上奏安禄山已反，玄宗还不相信，他还认为这是故意和安禄山为敌的人伪造的消息。
十一月十五日，亥宗获得安禄山造反的确切消息，遂召宰相等人商谋对策。杨国忠扬扬得意，神气十足地说：“今反者独禄山耳！三军左右皆不欲也，旬日必斩之来降，不如此，陛下发兵讨之，仗大义诛暴逆，可不血刃而定矣。”玄宗同意杨国忠的看法，但其他大臣都相顾失色，不知所措。
玄宗对安禄山叛乱虽然并未十分重视，但还是开始布置防务。他派遣特进毕思深赴东京，又派遣金吾将军程千里赴河东，在当地募集军队，并组织当地的团练兵，准备迎敌。
十月十六日，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人朝，玄宗就安禄山叛乱事征求他的意见，封常清毫不在意地说：因为太平日久，人们听说有贼作乱，都很害怕。但事有正反两面，形势也会突然变化，我愿前往东京，打开府库，募集了勇之士，从容地渡过黄河，很快即可取安禄山之首献给陛下。玄宗听了，喜悦异常。于七日，玄宗即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即口起程，奔赴东京，仅用10天，就募兵6万人；遂断河阳桥。
十月十九日，安禄山到达博陵南，其部将何千年将从太原劫持的杨光拥押解来见，安禄山怒斥杨光拥依附杨国忠，将其斩首示众。接着，安禄山就使其假子安忠志率精兵驻于土门。土门是从太原东越太行山进人华北平原的关口，安禄山于此驻军，当然是要防止河东道唐军东进。另外，又以其将张献诚代理博陵太守。博陵既是土门的后方，又是向南进军的通道，安禄山在这里进行一定的军事部署是非常必要的。
安禄山到达嵩城，常山太守颜杲卿自感力不从心，难以拒敌，遂与长史袁履谦出城迎接叛军。安禄山赐给颜杲卿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带的紫色衣服和金玉带，命其仍守常山，但要以其子弟为质。颜杲卿看到安禄山所赐衣服，心中极不痛快，在回府途中，他对袁履谦说：我们为什么要穿带这些东西呢？袁履谦领会了颜杲卿井不真心降安禄山的心意，遂暗中与颜杲卿密谋策划，准备讨伐安禄山。
长驱直入，攻陷东都
十一月三十一口，玄宗从华清宫回到京城。这时，他才如梦初醒，对安禄山恨之人骨。他先杀了安禄山在京的儿子太仆卿安庆宗，又赐荣义郡主自尽。这位倒霉的郡主，奉命做了安禄山的儿媳，又奉命而自尽，至死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为别人做牺牲品。昏庸的玄宗，毫不自责个人的过失，反而拿一个弱女子出气，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敢于对皇帝兴师问罪的决不是一般顺民或绵羊似的任人摆布者，而只能是安禄山那样的野心家。这就是弱肉强食的有力证明。
面对安禄山叛军大举南下，玄宗不得不也进行全面的军事部署。他把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调任户部尚书，另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灵武太守、朔方节度使，又以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还以卫尉卿张介然为陈留太守、河南节度采访使，再以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长史。同时，还在叛军有可能到达之处设置防御使，由州郡长官兼任，准备迎敌。根据这个部署，从现在的宁夏、山西、河南一带，都开始了与叛军作战的准备。另外，还以京兆牧、荣王李碗为元帅，以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于京师募集兵士10万余人，号称天武军，准备东征。
十二月初一，高仙芝统率飞骑〔宫城的守卫军）、犷骑及部分新募兵，还有边兵在京者共5万人，出师东征。玄宗到勤政楼为其送行。玄宗为了监督高仙芝的行动，特派监门将军宦官边令诚为监军使，随军前往，进至陕郡。
二月初二，安禄山从灵昌渡过黄河。当时，天气寒冷，安禄山命军士用粗绳把许多破船联结起来，形成一座浮桥，一夜之间，船中水就冻结成冰，人可通过。安禄山大军就是这样渡过黄河的。叛军过河后，首先攻取灵昌，接着就直逼陈留。新上任的陈留太守、河南节度采访使张介然才到陈留数日，防务尚不就绪，叛军逼近，他仓皇失措，临时督军迎敌。但军队久不习战，又无充分的准备，故而在面临强敌时，恐惧心理严重，战斗力很差。十二月初五，原陈留太守郭纳投降，安禄山人城，闻知其子安庆宗被杀，怒不可遏，又很伤心，他痛哭道：我有什么罪，杀了我的儿子！为了发泄私愤，他把陈留投降的将士近万人全部杀死，并将张介然斩于军门。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必然激起强烈的民愤。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安禄山破坏了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广大民众陷人战争的灾难之中，同时，又直接大肆屠杀无辜人民，这正是他最后失败的必然原因。
安禄山取得陈留，以其部将李庭望为节度使，驻守陈留所统大军又开始西向，朝着荣阳进发了。安禄山大军逼近荣阳，荣阳太守崔无该督军守城。由于安禄山叛军很快攻下陈留，又大肆屠杀降者，对荣阳震动很大守城士兵闻戈矛鼓角之声，无不惊恐万状。很多人不知所措，从城上自动坠下。这种毫无斗志的军队，当然难以御敌。十二月初八，安禄山攻破荣阳，杀了太守崔无坡，另以其部将武令殉守荣阳。
安禄山又以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继续向西进军。这时，封常清率军于虎牢关阻击安禄山军。因为封常清所率唐军都是临时招募而来，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战斗力很差，所以，和叛军交战，一触即溃，虎牢关很快失守。唐军西退，叛军跟踪迫击，直至东都。葵园一战，唐军又败。叛军攻击人城，在上东门内一战，唐军再次失败。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破陷东都，叛军从四面鼓噪人城，杀人抢掠，混乱不堪。封常清虽然接连失败，但还是步步为营，边战边退。叛军入了外郭城，他还在城内极力抵抗。在都亭酥又进行一次激战，再遭失败。最后，又退到东城的宣仁门进行抵抗。由于力不从心，不能取胜，只得向西退去。
面对安禄山的强大攻势以及唐军的节节败退，在东都的唐朝官员也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态度。他们有人害怕“猛虎磨牙而争其肉”，“欲保命而全妻子”，或者狼狈逃窜，或者“不耻苟活”，投降叛军。另一种入则是宁死不屈，忠于唐朝。河南尹达奚殉就是前一种人，他投降了安禄山。东京留守李怪与御史中嵩卢奕是后一种入。本来，在安禄山公开叛唐后，他们二入与达奚殉等，共同整顿军备，完缮城郭，准备抗拒叛军。但在危难之际，达奚殉投降，他们仍然不改原意，李伶对卢奕道：“吾曹荷国重寄，誓无避死，虽力不敌，其若官守何！’这就是说，李橙感到，他们肩负朝廷的寄托，不可怕死，虽力不从心，也要忠于职守。卢奕完全同意这种意见，他们各自坚守岗位。在安禄山人城，杀掠数千人，箭已射到宫的时候，他们仍然镇静自若，毫无惧色。安禄山不能制服他们，遂将其杀害。卢奕临死还大骂安禄山，斥责其叛唐的罪状。同时．还面对安禄山党徒大呼日：“凡为人当知逆顺。我死不失节，夫复何恨！”以此来表示他忠于唐朝廷，不屈服于暴力的英雄气概。李橙、卢奕，在两《唐书》中均被视为“忠义”之人，这是根据他们对待唐玄宗的态度所作的评价。今天，我们固然不必沿用这个标准来论断他们的是非，但在安禄山叛乱、破坏安定的社会秩序、陷广大人民于战乱的灾难之中时，他们敢于怒斥安禄山罪大恶极，显然也反映了广大人民希望过安定的社会生活，反对战乱的愿望。就这一点说，他们不畏强暴、反对叛乱、视死如归的精神，也是应当受到称赞的。反之，像达奚嵩那样，贪生怕死，为了保持自己的高官厚标，不惜助封为虐，为安禄山叛乱效力，无疑是应当受到批判的。
六、安禄山叛军所到之处，屡屡军民痛击
安禄山举兵南下，虽然可以很快渡过黄河，攻陷东都，但在河北、中原广大地区，仍有相当一部分唐朝的地方官员率领当地军民英勇抗击叛军。颐杲娜、颐真娜、许远、张巡等地方官员，坚守城池，皿击叛军，牵翻了安禄山军不能继续前进。他幻有力地打击了安禄山的县张气焰。安禄山不能最后灭亡唐朝，实行改朝换代。与这些人对其强有力的牵翻密切相关。颜果卿以身殉职。
颜杲卿，琅邪临沂人，是北齐黄门侍郎、修文馆学士颜之推五代孙，北齐灭亡后，迁居关中，遂为长安人。曾伯祖颜师古，是贞观年间秘书监。曾祖颜勤礼，是唐初祟文馆学士。祖颜甫，是曹王侍读。父颜元孙，是武则天垂拱年间的进十，曾任长安尉、太子舍人、毫州刺史。颜杲卿以父荫为官，安禄山干天宝十四年叛乱时，他为常山太守。如前所述，他因力不从心，曾经迎接叛军，但他又感到受安禄山所赐紫衣与金玉带为耻，故而他决心组织力量，打击安禄山叛军。
安禄山攻取东都，自然有继续西进，夺取京师的企图。颜杲卿也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为了牵制安禄山，使其不能西向人关，遂暗中串通长史袁履谦、参军冯虔、前真定令贾深、冀城尉崔安石、郡人翟万德、内丘张通幽等，密谋策划，积极发展反安禄山的力量。同时，又通知新到任的太原尹王承业，要求互相策应。正在这时，颜杲卿的从弟平原太守颜真卿遣人与其联络，约定共同起兵，互相支援，牵制叛军，以减轻京师的压力。
颜杲卿为了打开通往河东道的途径，必须首先夺取土门。土门这时为安禄山部将蒋钦澳、高遨所驻守，有守军5000人。颜杲卿既然表面上投降了安禄山，又奉安禄山命仍守常山，土门也属于常山郡的管辖范围，当然，蒋钦澳、高道就应听命于颜杲卿。颜杲卿利用这种关系，乘高邀赴幽州之机，派人召蒋钦揍到常山议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夜，蒋钦澳到达常山。当夜，颜杲卿派袁履谦、冯虔等人，先使蒋钦揍饮酒至醉，然后将其斩首。第二天，颜杲卿又获知高道即将到达箕城，遂命城尉崔安石与冯虔、翟万德等人，杀了高邀的随从，逮捕了高邀。就在这一天，安禄山一将何千年从东都到达常山。颜杲卿命冯虔、翟万德伏兵酸泉释，将其抓捕。然后，颜杲卿命其子颜泉明与贾深、张通幽、翟万德等，将蒋钦澳之首与活捉的何千年、高邀二人送往长安。颜泉明等途经太原，张通幽勾结太原尹王承业扣留颜泉明、贾深等人，压下颜杲卿的上表，然后自己上表献俘，企图求得到玄宗的赞赏。玄宗不了解真实情况，遂拜王承业为大将军，其亲信受赏者也有上百人。不久，玄宗知道了真实情况，乃加颜杲卿为卫尉卿兼御史大夫，又以袁履谦为常山太守，贾深为司马。可惜为时过晚，颜杲卿已经被俘了。
颜杲卿能通过太原向朝廷献俘，首先是他智斩蒋钦嵩，生俘高邀，取得上门，打通了常山郡与河东道之间的道路。其次是王承业发挥了传递信息的作用，尽管王承业欲夺颜杲卿之功，但玄宗终于通过他的献俘了解到颜杲卿打击安禄山的行动。通过玄宗对颜杲卿等人的鼓励，进一步鼓舞了河北军民抗击安禄山叛军的士气。颜杲卿举起反抗安禄山旗帜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何千年被颜杲卿活捉时，为了取得颜杲卿的好感，曾向颜杲卿提过一个很好的建议。颜杲卿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颜杲卿所部是临时召募而来的军队，缺乏严格训练，所以，颜杲卿根据何千年的建议，深沟高垒，严加防守，不主动出击。同时，声言荣王、哥舒翰率唐军三十万人将出井隆关，很快就会平定河北诸郡，先响应者有赏，仍随叛军者必诛。这样一来，河北诸郡纷纷脱离安禄山的统治，先后有17郡归附朝廷，共有兵众20余万；仍归禄山统治者只有范阳、卢龙、密云、渔阳、饭、邺等6郡。另外，安禄山的博陵郡太守张献诚正在率军围攻饶阳，在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张献诚也惊慌失措，撤围而去。非常明显，颜杲卿的反抗安禄山举措，有力的震动了安禄山的后方。
接着，颜杲卿又命马燧暗入范阳，去劝说为安禄山驻守范阳的贾循。马嵩劝贾循道：“禄山负恩首乱，虽陷洛城，必当夷灭。公益建不代之功，诛其逆将向润客、牛廷价，拔其根抵，禄山西不能人关，则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显而易见，颜杲卿要使贾循反正，动摇安禄山的起家之地，以其后顾之忧牵制其不能西向长安。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从战略上看必然减轻安禄山对朝廷的压力。由此看来，颜杲卿不仅是敢于反对叛乱的英雄，而且也是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
但是，事与愿违，马嵩的范阳之行没有成功。因为贾循既认为马嵩的意见有理，但又不敢轻举妄动。正在犹豫不决时，安禄山从其亲信牛润容口知道此事，遂立即派其亲信韩朝阳赶赴范阳。韩朝阳嵩杀了贾循，以别将牛廷阶负责范阳军事。安禄山又命史思明、李立节率蕃、汉兵上万人，进攻博陵、常山。马嵩机智勇敢，他看到事难成功，遂逃往范阳以西山中颜某卿举兵反抗安禄山后，仅仅8天，防务尚不完备，准备也不够充分，史思明、蔡希德所率叛军即到城下。颜杲卿向太原王承业告急，请求援助。因王承业己窃夺颜杲卿的功劳不愿再看到颜杲卿继续立功，超过自己，故而坐视不救。颜杲卿昼夜苦战，但由于粮尽矢竭，外无援兵，终于在至德元载正月初八城陷被俘，城中被杀者1万余人。
颜杲卿被押送洛阳，安禄山怒斥颜杲卿不该背叛自己，颜杲卿反人骂安禄山不该背叛朝廷。最后，颜杲卿、袁履谦等，在骂不绝声中被杀，同时，颜氏家族被杀者30余人。
颜杲卿失败后，史思明、李立节、蔡希德各部叛军又继续进击响应颜杲卿的诸郡，在叛军的压力下，邺、广平、钜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又都先后为安禄山所有。
本来，安禄山在取得洛阳后是要西进关中的，但当他西进至新安时，闻知颜杲卿在河北举兵，于是，他立即返回洛阳，派大军对付颜杲卿。盛极一时的反安禄山火焰又被扑灭，正说明安禄山重视河北地区的巩固更甚于西进关中。
颜真卿屡挫叛军
颜真卿是颜杲卿的从父弟，少年勤于学业，特别重视书法，是自成一家的书法家。开元年间，他中甲科进士，曾先后为监察御史，河西陇右军试覆屯交兵使。当时，五原发生冤案，很长时间不能解决，颜真卿到了那里，很快就分清是非了。后来，他又曾任侍御史、武部员外郎。因其为人正直、廉洁，不愿对杨国忠投其所好，故而被杨国忠排斥出去，到平原去做太守。
在安禄山欲叛乱的迹象较为明显的时候，他就借口为防止雨灾，大肆修城筑池，暗中考虑能作战的丁壮，储存粮食，准备迎战，但表面上则常会文士，泛舟外池，饮酒赋诗，好像若无其事一样。有人把颜真卿的情况向安禄山反映，安禄山也派人暗中侦查，但他又认为颜真卿不过是一书生，不足为虑。
不久，安禄山公开叛唐，河北大部地区为安禄山所有，只有颜真卿坚守平原。颜真卿派司兵参军李平赴京上奏情况，玄宗非常高兴。最初，当玄宗闻报面对安禄山的叛乱河北郡县望风披靡时，他悲观地叹道：“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这时，见到李平，喜出望外，遂顾左右道：‘书联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可见，玄宗对颜真卿的所作所为非常赏识。
颜真卿一面上报朝廷，一面召募勇士，10天内，就募集上万人，他命录事参军李择交负责组织训练。最初，安禄山还想利用颜真卿，命颜真卿以平原、博平两郡兵7004人，沿黄河布防，但当他发现颜真卿与他为敌时，就采用了恐吓、威胁的手段，企图迫使颜真卿就范。
安禄山在洛阳杀了东都留守李橙、御史中嵩卢奕、判官蒋清。他使其党徒段子光持这三人首级到河北诸郡示众。到达平原后，颜真卿考虑此事可能动摇军心，遂诈谓诸将道：我认识这三个人，三个人头根本不是他们三人的。于是，腰斩段子光示众。另外，又将三个人头续以假体，隆重安葬。这些举措，稳定了军心，又是颜真卿向众人表示了他与安禄山不共戴天的决心。
接着，安禄山以海运使刘道玄代理景城太守，清池尉贾载，盐山尉穆宁，共谋杀了刘道玄，并将其首级送至平原。颜真卿召贾载、穆宁、清河尉张澹到平原，共同商讨怎样对付安禄山。另外，饶阳太守卢全诚、河间司法李奥等，都各有数千或上万人，大家共推颜真卿为盟主，军事上统一由颜真卿指挥。
至德元载正月十五日，颜真卿被命为户部侍郎平原防御使。三月二十九日，颜真卿又被命为河北采访使。颜真卿首次打击安禄山，是联合清河兵大败叛军，攻取魏郡。
至德元载三月，清河县派李萼到平原向颜真卿借兵。李萼向颜真卿说明，清河是平原的西邻，国家在这里储存有大量从江、淮、河南一带运来的钱帛，被视为“天下北库”。论财产相当于三个平原之富，论兵力倍于平原之强，如果以平原、清河为腹心，其他各地就是四肢，四肢必然服从腹心。颜真卿虽然认为李萼所说甚为有理，但又感到力不从心。他对李粤解释道：平原兵是新募集而来，尚未经过严格训练，在自身难保的时候，就无力顾及邻者了。李萼进一步激励颜真卿道：我奉命而来，并非清河力量不足而来借兵试探敌人，而是来看看你这位受尊敬的人态度如何。既然你没有坚定的决心，我就不便说出我的意图了。颜真卿认为李萼是个有才华的人，欲借兵给他，但其部下都认为李萼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轻视敌人，分兵与他，难以成功。
李萼难以说服颜真卿，到馆舍中又致书颜真卿道：清河背离安禄山来顺从你，奉送栗帛器械资助你，反遭你的惑疑。我回去后，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依托，如果成为平原西面的强敌，你不后悔吗？颜真卿对这种分析大吃一惊，遂立即表示借6000兵给他。颜真卿在送别李尊时问道：既答应了你的要求，可以说明你的意图吗？李萼胸有成竹地说：听说朝廷派程千里率精兵10万出峥口讨贼，但由于贼军拒险坚守，官军不能前进。今应引兵先攻魏郡，活捉安禄山魏郡太守袁知泰，恢复原魏郡太守司马垂的职务，再分兵打开哼口，使程千里所率官军进人河北，先讨平汲〔即卫州，治所在今河南卫辉）、邺，再进取范阳。清河、平原联军，南守河防，防止贼军北窜。这样，河南的官军和义军共同打击贼军，贼军不能北渡黄河，必然溃败。
颜真卿接受了李萼的建议，他调动平原、清河、博平等地军队，由录事参军李择交和平原令范冬馥率领，进驻堂邑，直接威胁魏郡。袁知泰派遣其将白嗣恭等率2万余人迎战，经过激战，安禄山叛军大败，袁知泰逃往汲郡。颜真卿取得魏郡，杀敌万余人，俘敌1000多人，得战马千匹，还有大量军资。这一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颜真卿的声威。
颜真卿虽然大败叛军，攻取魏郡，但他并不以功自据，而且还让功于人。当时，颜真卿为了壮大力量，曾以书召北海郡太守贺兰进明，贺兰进明率军5000人北渡黄河，响应颜真卿。颜真卿对贺兰进明非常谦恭，遇事常与其商议，贺兰进明乘机暗中窃取军权，但颜真卿毫不在意。在战争取得胜利后，颜真卿又让功于贺兰进明。贺兰进明又根据自己的想法上奏战况，结果，贺兰进明被任命为河北招讨使，而直接参加作战的李择交、范冬馥只是稍有提升，其他有功者都不为人知。由于赏罚不公，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士气，所以，贺兰进明又进攻信都郡时，久攻不下，只得接受录事参军第五琦的建议，厚以金帛奖励勇士，才取得胜利。
至德元载七月十二日，肃宗在灵武即位，奉逃往成都的玄宗为太皇。颜真卿为表示自己忠于朝廷的决心，遂将自己的上表用蜡丸封好，派人送往灵武。肃宗为了鼓励颜真卿继续打击安禄山，遂以颜真卿为二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还仍然保留原来的河北招讨使、采访使、处置使。颜真卿将肃宗即位的消息传播到河北诸郡，还宣传到河南、江、淮一带。这样一来，就使各地不了解朝廷情况的官员稳定下来，更加坚定了他们抗击安禄山叛军的决心。
十月，叛军尹子奇部围攻河问，40多天不能攻下，叛军史思明部又来增援，颜真卿派其将和琳率12000人援救河间，结果失败，叛军攻下河间。接着，景城也陷人叛军之手，乐安郡不战而降。叛军继攻平原，颜真卿自感力难胜敌，遂弃城渡河南走。第二年四月，经过荆、襄，到达凤翔，肃宗任命他刑部尚书。
颜真卿从平原举兵，与常由的颜杲卿东西呼应．动摇了安禄山的后方。颜真卿宣扬了肃宗即位于灵武与其平定叛乱的决心，使许多与朝廷失去联系的地方宫员看到希望，同时，也使肃宗统治集团感到在安禄山后方还有很多人支持他们平定叛乱。正因为如此，安禄山不允许颜真卿长期存在，他用大兵压境，迫使颜真卿南走荆、襄，除去他的心腹之患。
张巡、许远苦战睢阳
张巡，邓州南阳人，博通群书，通晓战阵之法。开元末年，进士及第，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为清河县令。他政绩卓著，颇重友情，友人有困难者，他都热情帮助。他任职期满回京后，因对杨国忠专权不满，又离京为真源县令。
安禄山南渡黄河后，他命其将张通晤为唯阳太守，要他与陈留长史杨朝宗共同向东发展势力，很多地方官吏投降或者弃城逃走敢于和叛军公开对抗者，有东平太守吴王李袱、济南太守李随。还有些郡县，也打着吴王李袱的旗号反对安禄山叛乱。其中单父尉贾责就是率领军民，自称吴王兵，进攻唯阳取得胜利的。贾责杀了张通晤，在周围地区震动很大，安禄山另一部将李庭望，本来也想向东扩张势力，闻知张通晤兵败被杀，也只得望而却步了。
至德元年正月，李随为河南节度使。这是唐朝最早设置的河南节度使，治所在汁州，管辖陈留、唯阳、灵昌、淮阳、汝阴、憔、济阴、液阳、淄川、琅邪彭城、临淮、东海等13郡。同时，前高要尉许远被任命为唯阳太守兼防御使。这些都是坚决反对安禄山叛乱的唐朝官员。
二月，正当张巡为真源县令时，礁郡太守杨万石投降安禄山，因真源属于礁郡范围，故而杨万石迫使张巡为其所用。但张巡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率领吏民到玄元皇帝庙去哭祭老了因为老子姓李，唐朝皇帝就奉老子为自己的先祖。乾封兀年，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在杨万石要背叛朝廷的时候。张巡来哭祭老子，正说明他是要永远忠于唐朝的。事实正是如此，他带领吏民数千人公开反对安禄山。他为了避开杨万石的压迫，带领吏民离开真源，到雍丘与从单父来的贾责会合，共同反对安禄山。
张巡与贾责为什么能够在雍丘会合呢？因为雍丘县令令狐潮较早的投降安禄山，安禄山遂以令狐潮为将，使其东击淮阳郡，兵于襄邑。结果令狐潮得胜，俘淮阳唐军百余人，拘于雍丘。这些被俘的唐军，乘机杀了看守者，迎接贾责。令狐潮侥幸逃走，给张巡与贾责会合提供了机会。
令狐潮不甘心失败，又引叛军进攻雍丘，贾责英勇抗击叛军，结果战败被杀。张巡虽然失去了同盟者，但他仍然坚持力战，最后打退了叛军。从此，张巡把贾贵所部与本部人马合并一起，自称吴王先锋使，统一组织领导与叛军作战。
三月，令狐潮再引安禄山部将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等4万余人进攻雍丘。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很大，很多人担心张巡的安危。张巡信心百倍地说：敌人是精锐之师，他们知道我们力量不强，故而轻视我们。我们要利用他们这种麻痹思想。出其不意地打败他们。于是，他安排1000人守城；另外，自己亲率1000人，分为数队，开了城门，突然出击，张巡身先上卒，猛冲敌阵。叛军碎不及防，慌乱后退尸。
第二天，叛军又一次攻城，用百门炮环城轰击，城上楼堞皆被损毁；但张巡毫不畏惧，他指挥军民于城上立木栅以阻敌。叛军像蚂蚁一样全面登城，张巡用束草灌油脂，焚烧投下，迫使叛军不能登城。然后利用敌人休整的间隙，奇袭叛军，或者夜袭敌营，都取得了胜利。这样坚持了60余日，大小300余战，军士们带甲而食，受伤不离战场，终于迫使叛军再次败退。张巡乘胜追击，俘胡兵2000人。这次胜利，振奋人心，大大提高了张巡的声望。
五月，令孤潮又引叛军进攻雍丘。本来，令狐潮与张巡早有交情。这时，令狐潮利用已有的关系劝说张巡道：唐朝天子大势已去，你还为谁坚守危城呢，张巡反之质问道：你平生以忠义自许，今天这种表现，忠义何在！令狐潮自感惭愧而退。
令狐潮诱降不成，张巡坚决与叛军对抗，就这样，双方相持40余日，直到七月，朝廷音讯不通。令狐潮闻知玄宗已经逃亡成都，遂又一次以书劝张巡投降。这时，张巡内部也有人发生动摇，其中有6位大将。这6位大将向张巡表示，雍丘兵势弱于敌人，玄宗生死存亡尚难知道，不如投降为好。张巡假意赞成他们的意见。第二天，张巡于堂上设玄宗画像，率领将士隆重朝拜，使众人很受感动。然后当众斥责6位大将背叛朝廷，立即将其斩首。这一举措，使将士们更加坚定信心，决心与叛军战斗到底。
由于相持日久，雍丘城内箭已用完。张巡为了继续抗敌，遂用草人借箭的办法解决了缺箭的同题。张巡制做了草人1000多个，于夜间将草人披以黑衣缝于城下，令狐潮所部误以为是城内兵下城，竞相放箭射之。当令狐潮发现是草人时，张巡已将数十万箭弄到手了。
兵不厌诈。张巡不仪用以假充真手段取得了大量的箭，而且又用以真似假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由于张巡用草人借箭的办法欺骗了敌人．故而叛军在夜问再发现有人从城上下来就不再提防了。于是，张巡就利用叛军这种心理状态，于夜间将500名敢死队继于城下，令狐潮以为又是草人，笑而不备。敢死队乘机猛冲敌营，叛军措手不及，溃不成军。敢死队乘胜追击十余里，杀伤叛军甚多。令狐潮接连失败，一再上当，他既感羞愧万分，又十分恼怒，他对张巡恨之人骨。于是，他进一步把雍丘包围起来。
有一天，张巡使郎将雷万春在城上与令孤潮通话，叛军对城上的雷万春放箭，雷万春而中6箭而岿然不动，令狐潮惑疑是木头人，经过了解，确系雷万春，他才大吃一惊。他遥对张巡道：看见雷将军，才知道你治军有方，但这能改变天道吗！言外之意，当然是指唐朝的命运不可挽回了。张巡反唇相讥道：你连人伦都不懂，怎么能知天道！无疑这是指责令狐潮不懂得君臣关系，背叛了朝廷。不久，张巡主动出战，俘敌将14人，斩首百余级，迫使叛军逃人陈留，不敢出战。
接着，张巡又在白沙涡、桃陵等地大破叛军。由于张巡的不断胜利，叛军那种在中原横行无阻的势头得到遏制，荣阳、陈留等地胁从于敌者，也都纷纷散去，10日内，脱离叛军归附张巡者有1万多户。
令孤潮不甘心一再败北，顽固地要与张巡为敌。于月初四，他又一次与王福德率军1万人进攻雍庄。经过激战，张巡又杀其数千人。
令狐潮因屡攻雍丘不下，于是，他改变作战方式，不再强攻，于十二月在雍丘城北另筑一城，名为祀州。他驻军于祀州，断绝雍丘的粮援。这时，叛军有数万之众，张巡才1000多人。叛军杨朝宗部有2万人，欲袭取宁陵，断绝张巡与唯阳许远的联系。如果宁陵有失，则雍丘北有令狐潮，东南有杨朝宗，雍丘就是南北夹击中的孤城。张巡为了避免陷人绝境，遂放弃雍丘，移守宁陵。宁陵属于维阳郡，从此，张巡与许远开始合作杨朝宗兵至宁陵西北，张巡、许远合力与其交战，昼夜人战数｝合，叛军被杀1万余人，作河中堆满了尸体，堵塞了流水。
至德二载正月，取代了安禄山地位的安庆绪，任命尹子奇为汁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军13万进攻唯阳，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带领所部前往维阳，许远、张巡两军联合起来共有6800人。张巡督励将士，昼夜苦战，有书战至20余合。先后16天，俘叛军将领60余人，杀叛军士卒2万余人。唯阳军民，士气高昂，随时准备再挫叛军。
由干张巡指挥作战功绩卓著，许远自感军事才能不及张巡，遂很诚恳而谦虚他对张巡说：许远是一书生，不懂得战阵之法，你智勇兼备，谋略超人，今后你负责指挥作战，我负责粮草供应，战具维修，分工合作，必然胜敌。根据后来的事实，许远是真心诚意的。正因为有了许远的真诚态度，才使张巡放心大胆，全力以赴地力战强敌。在战争中，将领们能够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取长补短，互相配合，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张巡、许远的合作，就是这种良好的先例。
三月，尹子奇再引大军进攻唯阳。张巡激励将士道：我是朝廷任命的官员，为国尽忠，理所应当；你们捐躯送命，血洒草野，也得不到应有的赏赐，我很痛心。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张巡这种赤心报国的精神，有力地激发了将士们奋勇杀敌的决心。正当众人激昂慷慨，决心与敌不共戴天的时候，张巡杀牛招待将士，准备与敌决战。张巡率军出城，叛军视其人少不足为虑，遂笑而不备。张巡执旗率众猛冲叛军，叛军溃乱不堪收拾，张巡杀敌将30余人，杀敌士卒3000余人，逼使叛军后退数10里。但是，叛军人多势重，第二天又将唯阳围困起来。张巡虽又屡挫敌众，但终不能解唯阳之围。
五月，尹子奇加紧围攻唯阳，张巡为了迷惑敌人，于夜间鸣鼓整肃队伍，好像要出击的架势。叛军整夜戒备，不敢懈怠，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到了白天，张巡又堰旗息鼓，好像若无其事一样。尹子奇专门制造了可从高空侦察城内情况的战具，侦察后发现城内没有动静，遂解甲休息。这时，张巡认为正是打击敌人的好机会，遂与将军南雾云、郎将雷万春等十余将各率50骑，打开城门，突然出击，猛冲敌营，直到尹子奇将旗之下。叛军惊慌失措，溃乱异常。张巡所部猛冲猛杀，斩敌将50余名，杀其士卒5000余人。张巡很想射杀尹子奇，但不识其人，遂削篙为箭。叛军士卒发现后，以为张巡箭已用完，立即去向尹子奇报告。张巡根据这个线索发现尹子奇后，立即命南云放箭，南霏云箭中尹子奇左目，尹子奇落荒而逃，几乎被俘。
七月，尹子奇又征兵数万，再攻唯阳。这次作战，又充分显示了张巡的智慧和才能。
由于唯阳长期被围，粮食没有外援，许远最初收存的粮食也已用完，但张巡、许远仍然坚持守城，毫不松懈。他们采用定量分配的办法，每个将士每日供米一合，再掺杂一些茶纸、树皮，以补粮之不足。再者，人员的伤亡也不易补充。因作战牺牲或饥俄而死者日益增多，最后仅存1606人，也都是饥病交加，难以冲锋陷阵。针对这种情况，张巡加紧修造守城用具，以守备为主。
因为张巡严加防守，尹子奇屡攻不胜，于是，他也改变强攻的办法，专门制造了像半个彩虹一样悬空的云梯，于云梯上置201精兵，把云梯推城边，欲使云梯上的200精兵从上面跳入城内。不料，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张巡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他命军士在城上凿了三个穴，在云梯将到时，从一穴申出一大木，大木上置铁钩，钩住云梯不能后退；第二穴中又出一木，这一木撑住云梯不能前进；第三穴中又出一木，木上置三铁笼，笼中盛火焚烧云梯。这种办法，使云梯前进不能，后退不动，云梯上200名精兵全被烧死。尹子奇又一次失败了一计不成，再来二计。张巡为了掌握敌人的动态，特上架木栩，伸出城墙之外，以便对敌人进行望。尹子奇就制造钩车，专钩城上的木枷，使张巡遭到一定损失。不久，张巡又想出奇招，在城上立大木、木端置连锁，连锁上置大环，在发现敌人钩车时，用大环推开其钩头，使其钩头与钩车脱离，不能发挥作用。
接着，尹子奇又耍花招，又制造木驴攻城。所谓木驴，就是用木做成的形似驴的攻城器具。驴有六脚，背脊长一丈，下宽上尖，高七尺，其中可容六人，用湿牛皮蒙住，不怕箭射，可直抵城下，即使城上放下木石，也难将其击坏。如果这样用很多木驴把大量士兵运至城下，敌人就有可能焚毁城门或用梯子登城，无疑对张巡是极大的威胁。于是，张巡又采取新的措施。他把金属用火加热熔化成汁，用这种金属熔汁浇灌木驴，木驴都被烧毁。尹子奇的阴谋又被挫败。
尹子奇接连失败，更为恼羞成怒，他又命士卒用盛土的袋子装满柴草，堆成一条登城的道路，准备登城。张巡认清了敌人的阴谋，准备了充分的千草，暗中散布于敌人的登城之道然后，乘敌人毫无防备之时，突然出军大战，又使人顺风放火，焚烧敌人的登城之道，大火燃烧20多天，才告息灭。张巡随机应变，果断行动，屡次取得胜利，使尹子奇深服其智力超人，不敢发动进攻。于是，他在城外挖三重壕，并沿壕立木栅，防备张巡突然出击。同时，张巡也感力不从心，于城内挖壕，防备叛军的进攻，基本上以守为主。
经过长期苦战，唯阳守军最后只有600人了。张巡、许远分别负责一个方面，张巡守东、北两面，许远守西、南两面。他两与士卒同甘共苦，从不下城。这种艰苦卓绝、坚持忠义的精神，不仅激励着所属士卒的英勇杀敌，而且也使误人叛军的吏民深受感动。每逢叛军攻城，张巡总以怎样为人之道劝说敌人要深明大义。接受张巡的劝说，先后从敌营来归者200余人。不难看出，张巡的智勇兼备，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他的不畏强暴，为坚待自己的信念面不怕牺牲的精神，又削弱了敌人的士气，瓦解了敌人。
在唯阳守军极其困难的时候，张巡命南算云率30骑突围出城，去向驻守在临淮的贺兰进明求援。贺兰进明认为，唯阳危在旦夕，存亡难知，前往救援没有什么益处。南弄云又向贺兰进明说明雏阳与临淮关系密切，如果雏阳陷人敌手，叛军沿作水南下，必然危及临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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