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托玛斯·爱尔森(Thomas Allsen),(英)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英)艾丽斯·麦克法兰(Iris Macfarlane)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小事”里的世界史(套装2册 甲骨文系列 欧亚皇家狩猎史+绿色黄金)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欧亚皇家狩猎史
● 绿色黄金:茶叶帝国目录
CONTENTS●第一章 狩猎史
●第二章 田野与河流
● 第三章 狩猎场● 第四章 狩猎搭档● 第五章 狩猎管理● 第六章 环境保护● 第七章 人的标尺● 第八章 政治动物● 第九章 正统性● 第十章 出巡● 第十一章 威胁● 第十二章 国际化● 第十三章 结语● 致谢● 缩略语与原始出处●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返回总目录第一章 狩猎史世界历史与动物世界
关于世界、生命与人类文化的起源,几乎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解释,其表述大多以神话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在这些早期的宏大叙事中,文化层面的起点或新的出发点通常被认为源于诸神的干预或文化英雄的创造。这些叙事作为从祖先一代继承而来的智慧,很少受到来自本文化内部的质疑,往往可以作为相关的故事而长时间流传。
然而,相较于这些遗馈的神话故事,还出现了另一类“进化型”叙事。尤其是在西方知识传统中,涌现了一系列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1]划分为三个连续阶段的理论。其中最为耳熟能详的,也是最早基于对物理遗迹的系统考察的理论,是“三时代说(three-age system)”,即把人类历史依次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最早提出这一模式的,是18世纪晚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博物学家。这一学说促进了一种新型宏大叙事的兴起,开始将文化进[2]化(cultural evolution)与人类使用非生命体材料的能力联系起来。但这一学说并非当时在欧洲流传的唯一一种三时代说,另外一种更加久远的观点可以至少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的瓦尔罗(Varro)身上。后者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三个明显的时段,即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和农耕阶段。现在我们认为属于生存系统的这三个阶段,曾被认为是顺序存在且具有普遍性的。长久以来,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直至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爱德华·哈恩(Eduard Hahn)才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动物最初由定居农民所驯化,因此作为田园主义多种表现[3]形式之一的“游牧时代”始自并且晚于农耕时代。
暂且不论这种文化发展的观点是否有时间性错误,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早期农业时代中,人们认为历史的发展取决于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关系;诚然,这与早期工业时代的三时代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名如其实——将历史变化与非生命物体、工具以及材料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尽管这种最早的三时代说已不再是文化历史中的一种可行性叙事,但人与动物的关系作为这一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在其发展变化并不适用于简单的单系进化准则的情况下,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出于书写狩猎史的需要,我们在此借用一下大卫·哈里斯(David Harris)关于动物剥削的精辟分类,以便更好地理解人类—动物互动的复杂关系网。在这一框架内,人类—动物的生态关系可以被分为三类:捕食、保护与驯化。捕食,顾名思义,包括了觅食、捕鱼和狩猎。保护则涉及利用环境来吸引或使某些动物受益,或是野生物种的自由放养,以及将动物幼体作为宠物或助手的部分驯化行为。与之相对,驯化指的是在与物种的野生祖先基因隔绝的情况下,长时间养殖和培育后代的行为。这里关键的一点是,随着人类群落从捕食到保护再到驯化的移动过程,人类逐渐不再依靠野生动物来摄取蛋白质和进[4]行生产,而是转而更多地依赖于被驯化的物种。
针对哈里斯就这些转变过程所作出的精妙阐释,我在此只增补一点作为推论:随着人类成功驯化了动植物,狩猎行为的经济意义持续减弱,政治意义则持续增强,而本书的核心主题之一便是探讨狩猎行为的政治学意味。然而,为了合理地对这一主题进行论述,首先我将把整个研究置于各种可能的狩猎史框架之内,其中有的已经实现,有的则还没有。
追寻蛋白质
鉴于狩猎—收集(hunting-gathering)模式是人类历史上主流的资源采集模式,在针对原始人类漫长的生物进化及文化进化过程的研[5]究中,考古学家和人种学家已对这一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文化与行为的生态基础的讨论以及在历史重建过程中使用类比方法的争议一直经久不衰,而狩猎—收集型社会便是许多此类辩论的核心问题。最近,狩猎—收集者们(hunter-gatherers)[6]还卷入了关于群体选择与个体选择的重要理论争论之中。
诚然,关于狩猎-收集者的扩展历史大多引起过激烈的辩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近百年来这类社会的形象变化。从听天由命的原始野蛮人起,这类社会被重新定性为最早的“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即具有多得惊人的闲暇时间、良好饮食、健康身体和社会公平。辩驳者认为,其中的很多内容都随着文明的崛起而消失殆尽。从这一角度看,农业不再被视为是一种进步,也并未改善人类的处境。[7]
人们关于人类狩猎史这一最初阶段的讨论可谓纷繁复杂,原因在于证据少且难于阅读。即使是关于早期原始人饮食中肉类和植物性物质的相对作用与重量的基本问题,依旧会引起学者们的争论。这个问题会导致争论的原因在于,暂且不论摄取肉类的营养学意义,这种能量来源的获取既可以通过主动的狩猎行为,也可以依靠机会性的觅食行为,或是凭借二者的共同配合来完成。也正因如此,肉类的摄取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复杂的社会类型倾向于认为从近期的杀戮中觅食肉类是一种不合适的行为,但在觅食型社会(foraging societies)[8]中事情倒并非如此。现在有些专家认为,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口增长应与“饮食广度(dietary breadth)”有关。人类饮食的拓展和多样化,即所谓的“广谱革命假说(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hypothesis)”加剧了人类对小型动物的利用以及在现有资源紧缺的[9]条件下觅食行为的发生。
尽管各家各派众说纷纭,人们至少仍在关键的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即狩猎—收集模式具有多种变体。在某些社会中,捕食行为可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尤其是在收集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温带地区;而在另一些社会中,捕食行为已经高度专业化了,譬如在以驯鹿和海洋哺乳动物等物种为生的北纬地区。许多学者认为,这种资源汲取方式的高度弹性解释了为何人类能够占据并成功开发利用从北极地区到[10]热带雨林的多种生态系统。
然而,狩猎方式的弹性还体现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随着人们对动植物的驯化,即所谓新石器革命的到来,狩猎行为并未被取代或甚至被转移——这与进化模式所暗示或认为的不同。后者认为,新的生产方式优于并摧毁了旧的生产方式。一百年来,狩猎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在许多地区一直与新的资源汲取方式“平行运作”,因此也使[11]关于狩猎、畜牧与农业的历史变得更加复杂。这种适应性的表征之一便是,即使拥有相近的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其狩猎方式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在使用通古斯语的东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北部地[12]区(northen Manchuria),有的群体将捕猎驯鹿作为主要职业,有的将真正的田园游牧生活与狩猎行为相结合,有的将农业与狩猎相结合,有的在夏季捕鱼,在冬季则设伏抓捕皮毛动物。更有甚者,有[13]的通古斯人只选择骑马捕猎,而有的则只徒步捕猎。
这些差异受到了来自环境条件、历史偶然性与文化选择的影响,彰显人类狩猎行为中蕴含的极大弹性:狩猎行为发生了变化,并与其他生产方式便宜结合,成为一种辅助的职业,对“新型”经济提供了重要的补充。
在拥有独特的“游牧—狩猎生产方式”的亚欧草原的田园游牧[14]民族身上,后一种适应性变化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游牧民族进行狩猎是有许多原因的,如保护牧群不被捕食,但获取食物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动机。在古代和中世纪文本中,有许多关于猎物在饮食[15]中的重要性记载。此外,从不断积累的考古发现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譬如,在哈扎尔(Khazar)帝国时期的公元7~10世纪,顿河(Don River)沿岸许多遗址的出土物品中野生动物的骨头便占据了20%~25%。其中出现的用于捕猎的武器更进一步证实了狩[16]猎与经济之间的关联。
面对这些数据,我们不能将游牧社会中的狩猎行为仅仅看作是短缺时期人们获取“生存食物”的一种手段。实际上,猎物是游牧民族饮食的一部分,甚至是定期在帝国宫廷中享用的高级菜肴。11世纪时,来自于中国的宋代(公元960~1279)和契丹人建立的辽代(公元907~1125)的使者,便多次被款待食用腌制雉鸡和麝鹿肉等精致[17]菜品。
在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时期,也出现了同样的饮食结构和喜好。马可·波罗曾经讲述了宫廷菜肴中鸟肉的盛行,而我们从中国的资料中获知,这些猎获的鸟类由隶属于宣徽院的特殊猎户所提供。[18]不仅如此,普通平民的生活也依赖于狩猎。在1240年代的蒙古,[19]卡尔皮尼(Carpini)便已经充分意识到捕猎对饮食的重要意义。[20]十年之后,卢布鲁克(Rubruck)也明确宣称,蒙古人的“食物中[21]有一大部分是依靠狩猎获得的”。关于蒙古人的饮食为何如此依赖[22]捕猎,1230年代出使到蒙古的宋朝使者徐霆曾有清晰的解释。他报告称,“在[冬季的]整个狩猎季节中,蒙古人通常食用狩猎中捕[23]获的猎物,以此减少屠宰羊群的数量”。因此,狩猎不仅能够提供额外的卡路里,同时还可以保护为游牧民族饮食提供重要奶制品的牧
[24]群。在欧亚草原上,出于明智的经济因素考虑,游牧民族始终是一群技术高超的活跃的捕猎者。
或许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整个前现代时期,定居农业者也依靠狩猎支撑其食物供给。在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笔下的6世纪北欧,干旱和瘟疫不仅导致家畜大量死亡,而且也波及猎物。[25]这些损失在中世纪的资料中加倍出现,因为对食用大量猎物的人类而言,这两类动物都具有经济价值。因此,人们在衡量东北欧地区的土地时,不仅要考虑其粮食和家畜的潜在产量,也会顾及当地鱼类[26]和猎物的丰收情况。乔治·杜比(George Duby)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在中世纪早期的许多欧洲地区,农业生产尚不足以供给全部人口,因此狩猎和收集仍在贵族和农民的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
[27]位。当然,这也意味着,关于狩猎—收集的技能在这些社会中始终不曾消失,尽管人们表面上处于“农业模式”之中,却依然继续沿用着这些更早的、久经考验的生产实践模式,用以丰富生活甚至保障生存。
鉴于中世纪欧洲早期属于欧亚地区中较为不发达的农业型社会,其对狩猎的依赖或许会被归结为特殊情况和一种例外。那么,在古代农业的摇篮,情况又是如何呢?那些地区是否摆脱和超越了这些古老的资源汲取手段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定居生活的早期中心的饮食中,狩猎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古代近东地区,在亚述帝国的亚述拿西拔二世(AshurnasirpalⅡ,公元前884~前860年在位)的晚宴餐桌上出现了牡鹿和羚羊,而《圣经》中也有所罗门王在[28]全盛时期食用鹿肉的相关记载。在前阿拉伯帝国时期的伊朗,包括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s,公元前534~前330)、帕提亚王朝(Pathians,公元前247~前227)和萨珊王朝(Sasanids,公元[29]226~651),宫廷和平民都经常食用捕猎的战利品。在中世纪和[30]古代,同样的消费方式在邻近的外高加索地区也有记载。在近代,据欧洲旅行者所言,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宫廷也大量食用猎物,而当地猎人所猎杀的羚羊、野兔、孔雀和鹿会迅速“以合适的价格”供[31]应于印度的沿海城市。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模式在中国——这个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在现代科学耕种兴起之前具有世界上最成熟和高效的农业经济的国家——也大行其道。在整个帝国时代,自公元前221~公元1911年,野兔和野鹿一直是农村人口饮食的重要补充部分,在杭州——宋朝的[32]主要城市之一——等城市中心也有许多猎物贩售。在18~19世纪,北京等北方城市中也是同样的情况,尤其在肉类易于运输的冬季,大量的鹿肉、野猪和野禽从中国东北(Manchuria)运往北京等城市。[33]
显然,狩猎为人类饮食提供了重要的营养成分,而这一点并未因农业——即便是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的兴起而停滞。除此之外,前文的简单综述还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直至最近,世界上仍存在着大量未经开发的荒野地区,其中有些十分接近大型城市中心和农业地区。这意味着,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将是非常常见的,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些往往极不愉快的相遇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
追逐利润
在人类开始驯养动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为获取食物而进行的狩猎行为在持续发生,而且农业型社会本身也促进了新型狩猎方式的出现,其中有一种方式属于高度商业化。这种专门的狩猎方式便是捕获当时用于长途贸易的各种动物产品。有时,这些猎手来自于如古埃及这样的社会,其在经济和意识形态层面都非常重视农业。[34]在古代中国,这些猎手的存在也十分明显,如在中国的律条中便[35]有相关内容针对职业猎人的管理与税收。
然而,更发人深思的是,甚至连真正的狩猎—收集者也融入了长途商业的网络之中。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例子便是关于天堂鸟羽毛的贸易。这种多彩的羽毛产于新几内亚,两千年来被运往中国、印度、[36]西亚和太平洋地区。另一个人们更为熟悉的例子是北方皮草贸易,易货贸易和纳贡关系将狩猎—收集者与大型国际贸易系统联系起来。例如,在9~12世纪,伏尔加—乌拉尔河流域与西西伯利亚地区的居民便向伏尔加河中部地区的保加利亚人供应高档皮货——如黑貂、白貂和黑狐——后者则将这些皮草制品卖给商人,由商人将[37]这些货物运往中东的皮草市场以高价出售。
仅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许多经过长途运输的动物制品都是来自遥远而闻名之地的名贵货物。从数量和价值上看,皮草或许是最重要的货物,但象牙和鹿角等也同样经过了长途运输。从史前时代起,象牙便因其品质、色泽、凉感、质地、持久度及所象征的权力[38]而拥有大量的需求。或许更令人惊讶的是海象牙与独角鲸尖角的运输所涉及的广泛范围:这两类角质产品原产于北冰洋和北太平洋,[39]中世纪时被运往了从中国到阿拉伯世界的众多市场。
我们也需要讨论一下活动物的运输,这一点之后将会再次论及。在此,一个简单的例证便可以清楚地说明其商业潜力。1680年代,有人目睹了暹罗国王设陷阱捕猎大象,再出口印度。据称,每年出口[40]的这三四百头大象是王室国库的重要收入来源。
尽管稀有度和新奇度主宰了动物与动物制品的长途运输,并因此促进了大部分商业型狩猎的发展,但是文献中也记载了许多其他的普[41]通商品。7~8世纪,暹罗国还向日本出口了大量的鹿皮。那时,在大多数前现代社会中都有着商业猎手的顾客;王室对狩猎活动的持续兴趣显示,这始终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并且直至今日仍是一个[42]活跃的领域,而这一点应当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追逐权力
正如前述,人类历史有一大部分是在狩猎—收集阶段展开的,这种资源汲取方式也一直是研究的重点。然而,在人类驯化动植物之后,狩猎失去了其作为一种公认的生产模式中关键部分的优势地位。因此,除了对中世纪与近代早期北方皮草贸易的研究之外,学者们关[43]于狩猎行为在后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可谓兴趣骤减。这种关注的欠缺缘于数种误解:首先,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狩猎作为一种营养来源和贸易商品,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功能;其次,狩猎——尤其是精英阶级的狩猎——在大多数农业型社会和田园型社会中发挥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功能。
这一方面的内容大多被忽视了,或者说,至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问题之一在于,狩猎行为本身太为常见,以至于人们虽然知道这种行为,却往往会选择忽视。此外,即使人们在讨论
狩猎史
时,其讨论的范围也太过狭窄。对于很多人而言,狩猎仅仅是中世纪欧洲精英[44]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近代狩猎史的学术著作延续了这一方向,主要关注西方社会及其旧日的殖民地中狩猎的娱乐功能,并与对当代环境问题的讨论结合在一起。诚然,猎手身兼环境保护主义者、博物学家和猎物管理者的争[45]议性身份,是现代环境史中合理而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些问题本身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是与皇家狩猎活动有着紧密联系的。若要完全揭示这些联系,我们需要织起一张更大的由主题、地理与时间构成的网络。最早从事这一方向研究的是中世纪蒙古国的一群学生,他们意识到本国人与草原上其他民族的狩猎行为实[46]际上承载了多种功能。然而,在我看来,我们还需要着眼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内,比较欧亚各文化圈与生态区域内的政治狩猎的异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厘清皇家狩猎活动的多重功能。
本研究的研究范围集中于精英群体和皇室/王室成员,即主要将狩猎看作一种政治活动。此外,尽管这是一部自上而下书写的历史,但普通大众以及同样重要的动物群体都会得到相应的关注。同样,研究也会涉及皇家狩猎活动的环境维度与文化维度。笔者认为,在欧亚历史上,政治权威的运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以及文化的融合是彼此紧密联系的。
鉴于笔者的关注点主要在于政治型狩猎,我有必要将之与经济型狩猎加以区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数量的问题——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言,数量是很重要的。为生计而进行的狩猎既可以由个体实施,也可以是数量可变但总数有限的集体行为。然而,在农业型与田园型社会中,狩猎或驱逐畜群一般会涉及远远更多数量的人,有时甚至是整个亲族或族群,而在这一基础之上,仪式与政治活动便有了明显的增加。人们会准备精致的盛宴,狩猎活动的组织者受到人们的尊敬,也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名望与影响力。[47]由成千上万人参与的大规模的皇室狩猎是定例而非例外,其重要性也赋予这种狩猎形式以政治含义。诚然,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大型的组织活动,如建筑项目或仪式、庆典与娱乐活动的筹划等。在这些情况中,筹划手段与活动本身一样重要。在皇家狩猎活动中,狩猎会展现统治者的领导和部署劳力、军队与个体(包括人类与动物)的特殊能力。此外,由于狩猎行为的本质,这些统治能力在全国范围内的展示也发挥了教化民众的作用。在狩猎这一方面的突出表现也暗含了在其他领域同样出色的能力,如征收税款或镇压土匪等。因此,皇家狩猎活动也是衡量统治者管理大型机构——统治一个国家——的能[48]力的有效确认标准。
政治型狩猎与经济型狩猎之间的另一大区别同样是——至少原则上是——可以定量分析的。为了维持基本生存而进行的狩猎主要是一种获取能量的手段,因此必须具有效率;也就是说,长期来看返回的能量值应当超过所投入的能量。从这层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认为生存型狩猎与商业型狩猎主要是一种经济活动。与之相对,皇家狩猎活动几乎很少能够得到返回的能量值。皇家狩猎活动的参与和旁观者人数众多,再加上携带的行李与捕获的各种无法食用的猎物——如豺狼和老虎等——其最终的能量净值通常为负。实际上,这些狩猎活动可以说是一种铺张的消耗能量的行为,而这种能量消耗主要是一[49]种政治行为。
继续论述之前,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并非认为存在有两种“纯粹的”狩猎方式,即一种是完全出于经济目的的狩猎,一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狩猎。正相反,人类狩猎行为的动机与目标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有许多渐变和意料之外的混合之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经济目的的狩猎行为。在出于经济目的的狩猎行为中,对蛋白质的追寻是极为重要的,也是生存中至关重要的一点。然而,即使在极端状态下,也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经济型狩猎方式。的确,在进行狩猎和收集的群落中,政治——包括外在政治与内在政治两类——都被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规避、离开和自我隔离是政治过程的主要运作机制。然而,如果认为为维持生计而进行捕猎的猎手完全与政治无关的话,那也是错误的。群落社会(band societies)中的确存在着政治活动,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其中,包括了针对许多需集体回应的事务——既有要事也有琐事——的操作与管理,例如个体成员之间社会矛盾的解决,与群落外人员的关系问题,以及关于迁往新驻扎地或狩猎区的决策等。因此,群落社会中的政治活动并不正式,其所涉及的讨论通常可以达成一致,而且主要在私下讨论与公共辩论中施行领导权。个人权力并非以高压统治为基础,而是依靠个人的知识储备、经验、说服力以及人格魅力。借用乔治·斯维保尔(George Silverbauer)的精辟论述,在这种社会类型中,“领导权是权威性的(authoritative),而非独裁性的[50](authoritarian)”。
在这种连续变化的过程中间,出现了一种经济动机与政治动机基本平衡的混合现象。中国的东北部地区(Manchuria)可以作为一个例证。从新石器时代至19世纪,其始终保持着小农经济、长期畜牧业、手工艺生产、渔业与狩猎相结合的生活方式,其中狩猎主要为了获取蛋白质、赚取利润和培养政治力量。这种混合的生活方式在关于女真人——其建立了在1115~1234年间统治北部中国的金朝——的[51]文献中记载得尤为详细。在这种连续变化过程的另一端,即主要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目的而进行的狩猎行为,狩猎的其他功能也从未完全消失。契丹族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型猎手,同样也会出于娱乐或摄取蛋白质等普通原因而进行狩猎,这种狩猎行为是不含有任何政治意[52]味的。更明显的例子是,在莫卧儿帝国时期(1526~1858),虽然皇家狩猎活动是统治领域的核心要素,但在胡马雍(Humāyūn)统治期间(1526~1530年和1555~1556年在位),在其政治力量衰弱后,他立刻将皇家狩猎活动变更为觅食型狩猎,以保证生存所急需[53]的食物。因此,虽然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狩猎类型,但有必要对这些功能进行区分,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进一步记述和阐释这一点。狩猎史
在本书研究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狩猎史与更大范围内的人类—动物关系研究无法分离,这一点也是现在许多学科——从生物学到考古学再到哲学研究——的研究热点。这些研究的范畴从人类如何影响特定动物数量的具体调研,延伸至关于人性与动物性概念的基本问题,即关于自然与文化的定义,以及可能会区分这些领域的界[54]限问题等。
若要理解皇家狩猎活动,我们必须考虑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在人类文化历史中诸多方面的关系:毕竟,动物既是人类的敌人,也是人类的朋友;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符号。人类将动物看作驱邪避祟的保护神、艺术品、地位的象征、商品和展品、娱乐手段、衣服、食物、药物,甚至是人类智慧与行为模式的来源。人类狩猎行为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尤其是政治意义,只有置于人类—动物关系的大背景内方能显现出来。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一位成功猎手所具有的特殊能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其所征服的动物的特殊能力与属性。也就是说,只有技术出众的猎手才能捕杀珍禽猛兽。这也意味着,我们应当关注精英阶级与大众阶层对动物与自然所持有的态度。
在阐述了研究主题之后,我还有必要至少初步叙述一下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与地理范围。最初,我认为研究可以从第一个具有普遍意义[55]的帝国即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始”,之后依次按时间顺序推进。然而,我很快便发现,早在古代波斯人之前,皇家狩猎活动便已经在早期的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以及中国等地作为一项既定的制度而存在。因此,鉴于此前我并没有涉足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经验和学术训练背景,可以说我是相当不安地投入了研究之中,并开始搜寻前人的研究成果与类似的相关研究。
从另一方面而言,我们可以将皇家狩猎活动的历史延伸至20世纪中期。1940年,《时代》(Time)封面刊登了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的照片,并在随刊的文章中指出,这位“纳粹的二号人物是德国的狩猎大师”。戈林居住在一个占地10万英亩的禁猎[56]区,他从冰岛进口猎鹰,并邀请宾客与他的宠物幼狮恺撒玩耍。从各个方面而言,包括戈林本人的狩猎场在战争末期的戏剧性覆灭,这位帝国元帅和狩猎大师都遵循了欧亚政治精英广为共享的悠久传
[57]统。或许,更确切的,皇家狩猎活动的最终落幕应当追溯至19世纪前半叶。那时,受火器与国际新趋向的影响,传统的贵族狩猎模式在其最后的阵地如中东和印度都陷入了“相对废止”的状态——尽管在伊朗的卡扎尔王朝(Qājār,公元1779~1924),皇家狩猎活动[58]一直延续至朝代的末期。
我认为,从地理角度而言,皇家狩猎情结的许多普通与突出的特征是在一个明显的核心区域内发展而成的。关于这一核心区域的概念,我将在第二章中更加详细地予以论述,在此只简要地将这一区域定义为伊朗、北印度地区和突厥斯坦(Turkestan)。当然,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会发现,皇家狩猎情结的很多方面也出现在一些更加遥远的地区,有些甚至可以延伸至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
我之所以选择涵盖如此之大的一个时空跨度,其意并不仅仅在于探寻背景或角度,也超越了对森林——不仅仅是树木——生长情况的理解。这些虽然也是我着重讨论的重要问题,但主要原因在于,本研究的两个具体目标要求研究所涉及的历史跨度具有一定的宽度与广度。第一个目标是,需要解释为何皇家狩猎活动在整个欧亚大陆范围内如此类似,为何这一情结中的某些要素可以传播至很远的区域,为何一些彼此知之甚少的政权与文化却具有相似的狩猎方式。简而言之,我们应当如何解释在前现代通信(communication)条件下所出现的这种“国际化”的标准与方式?第二个目标是,探寻为何这一体制可以持续如此之久——接近四千年——的时间。在探寻中,研究自然[59]地转向了对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期(la longue durée)”的思考。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这两个问题都会得到详尽的论述。
考虑到本研究的主要论题,似乎有必要提出以下否认声明:我并非要提出关于狩猎活动在人类社会文化演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另一宏大理论。作这样的声明的原因在于,狩猎活动常常被认为是推动原始人类历史发展的引擎。其中最极端的情况是“狩猎假说(hunting hypothesis)”,其宣称大型狩猎活动可以诠释早期原始人类的生物学、行为学以及文化发展的基本构成,认为狩猎活动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因素。这一理论在提出后遭到了多个角度的合理批评。其中主要的批评线索是,早期的原始人类社群并不仅仅由猎手组成,也包括觅食者与拾荒者,三者共同承担了获取多种自然资源的任务。因此,狩猎活动并不是占支配地位的因素和变化的来源,而是更大框架内的技术、社会与生态调节的一部分。其次,这一理论的批评者认为,尽管觅食与拾荒并不像狩猎行为那样英勇,但也需要群体的团结、合作以及对自然的了解,这一切都促进了社会与通信手段的进一步发
[60]展。
狩猎在史前时期所占据的中心地位,更加适用于有史以来的阶段。我认为,历史记载进一步确认了,捕猎行为从未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或发挥了引擎的作用。然而,历史记载也显示了,在前现代时期的欧亚许多民族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狩猎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皇家狩猎活动为我们审视过去提供了一扇有效的窗户,可以进一步探索自然、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多层复杂关系,并且同时展现旧大陆(Old World)各民族之间广泛的历史联系。
皇家狩猎活动能够具有这样的意义,是缘于其本身的多面性和多种功能,即与其他类型的狩猎行为一样,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笔者的研究试图证明,狩猎是跨国关系、军事筹备、内政管理、通信网络以及探寻政治合理性的组成要素。然而,皇家狩猎活动的重要性并未止步于此。皇家狩猎活动还与一件在所有社会中都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事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对自然资源的接触和保护。贵族狩猎在环境史中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其作为一个媒介,自然的形象经其形成和表征,真实的自然的各个组成部分也经其散播,有时远远超过了原有的范围。
现阶段,我的研究仅仅是初步考察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议题。关于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的皇家狩猎活动,都应当有相应的独立著作进行研究。遗憾的是,目前将贵族狩猎置于适合的自然与文化背景中进行讨论的研究还较为稀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解释了本书涵盖范围的不均分布。我痛心地意识到,朝鲜半岛、日本、中欧以及奥斯曼帝国等重要区域所应得到的关注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因此,如果出现了新的详细的案例研究,这些研究无疑会对我的发现和叙述发起挑战、进行修正和改进。然而,如果我的研究并非完全错误,那么本书所提供的数据与分析或许可以唤起一些有效的修正,带来一些新知识、新见解与新的改进了的狩猎史。或许,有朝一日我们甚至可以从真正的全球视角进行审视,将世界范围内的长期发展纳入研究之中,并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大洋洲以及欧亚大陆的狩猎史中人们对蛋白质的追寻与对权力的追逐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作为本书所研究的这种特别的狩猎史的出发点,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一些关于贵族狩猎的非常基本的问题。是谁进行狩猎?在哪里进行狩猎?多久狩猎一次?狩猎的方法和手段是怎样的?之后,我们才能回答其中核心的问题:这些人为何要进行狩猎?
[1] 其他可参见Gellner,Ernest 1988 Plough,Sword,and Book:The Structure of Human Histo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0。附有具体日期的引用见“参考文献”;未注明日期的引用见“缩略语与原始出处”。
[2] Daniel,Glyn 1967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Archaeology. New York:Cromwell,79-98.
[3] Kramer,Fritz L. 1967 “Edward Hahn and the End of the‘Three stages of Man’.” Geographical Review 57:73-89.
[4] Harris,David R. 1996 “Domesticatory Relationships of People,Plants and Animals.” In Roy Ellen and Katsuyoshi Fukui,eds.,Redefining Nature:Ecology,Culture and Domestication. Oxford:Berg,pp,447-51.
[5] 相关文献可参见Bird-David,Nurit 1992 “Beyond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Current Anthropology 33:25-47.
[6] Wilson,David Sloan 1998 “Hunting,Sharing and Multilevel Selection:The Tolerated Theft Model Revisited.” Current Anthropology 39:73-97.,附评论。
[7] Cohen,Mark Nathan 1989 Health and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 Colley,Linda,2-6.
[8] 参见Hill,Kim 1982 “Hunting and Human Evolution.”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1,521-44及Potts,Richard 1984 “Hominid Hunters?Problems of Identifying the Earliest Hunter/Gatherers.” In Robert Foley,ed.,Hominid Evolution and Community Ecology:Prehistoric Human Adaptation in Biological Perspective. London:Academic Press,pp,129-66。
[9] Stiner,Mary D.,Natalee D. Munro,and Todd A. Surovell 2000 “The Tortoise and the Hare:Small Game Use,the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and Paleolithic Demography.” Current Anthropology 41,39-73,附评论。
[10] Linton,Ralph 1955 The Tree of Culture. New York:Knopf.,150;Coon,Carleton S. 1971 The Hunting Peoples. Boston:Little,Brown. 1971,71-73;Legge,A. J. 1972 “Prehistoric Exploitation of Gazelle in Palestine.” In Higgs 1972,pp. 119-24.,119-24;Fagan,Brian 1987 The Great Journey:The Peopling of Ancient America. London:Thames and Hudson.,74;and Simmons,I. G. 1989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Culture,Environment,History. Oxford:Blackwell.,43-47.
[11] 请参见Legge,A. J. and P. A. Rowley-Conwy 1987 “Gazelle Killing in Stone Age Syria.” Scientific American 257,2,88-95 以及Balter,Michael 1998 “Why Settle Down?The Mystery of Communities.” Science 282,1444-45。
[12] 本书作者多处使用“Manchuria”一词,泛指中国东北三省全境、内蒙古东北部地区以及旧热河省全部范围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广袤地域。(文中页下注为译者所加,原书注文请参见“注释”部分,后不复注。)
[13] Vasilevich,T. M. 1968 “Rol okhoty v istorii tungusoiazychnykh narodov,” In Jagd 1968,pp.129-41.
[14] Wittfogel,Karl A. and Feng Chia-sheng 1949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 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26;LS,ch. 68,1037;and,97. 关于狩猎活动在古代草原地带所占据的地位可参见Novgorodova 1974,70-73。
[15] Pliny,VI.161;,100;and Pachymérès,II,446.更多评论与其他参考文献请参见Sinor,Denis 1968 “Some Remarks on the Economic Role of Hunting in Central Eurasia.” In Jagd 1968,pp.119-21。
[16] Noonan,Thomas S. 1995 “The Khazar Economy.”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9:270-71.
[17] AR Wright,David Curtis,trans. The Ambassador’s Records:Eleventh Century Reports of Sung Embassies to the Liao. Papers on Inner Asia 29.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1998.30-31,44,60,75,and 85.
[18] Pelliot,Paul 1959-61 Notes on Marco Polo. 2 vols. Paris:Librairie Adrien-Massoneuve.,184-85 and 220;and YS,ch. 5,89 and 98,and ch. 87,2004-5.
[19] 卡尔皮尼(John of Plano Carpini,约1185~1252),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46年,他奉教宗英诺森四世派遣前往蒙古帝国,是第一个抵达蒙古宫廷的欧洲人。
[20] 卢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约1220~1293),法国人,圣方济各会士,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亲信。1253年,他奉路易九世之命,往蒙古人处传教,并再次争取蒙古参加东征。
[21] MM Dawson,Christopher,ed. The Mongol Mission: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ththChina in the 13 and 14 Centuries. New York:Sheed and Ward,1955.17 and 100,and Rubruck,85.
[22] 徐霆(生卒年未详),字长孺,永嘉人。公元1235~1236年作为南宋使节随员前往蒙古大汗居留的草原。后为彭大雅的书稿作疏,合著《黑鞑事略》。书中详细介绍了蒙古国的地理气候与游牧围猎等内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23] Peng and Xu Peng Daya and Xu Ting. Heida shilue. In MGSL.,475 and 478.
[24] Shakanova,Nurila Z. 1989 “The System of Nourishment among the Eurasian Nomads:The Kazakh Example.” In Seaman 1989,pp.113-14.
[25] Gregory of Tours. 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 Trans. Lewis Tours Thorpe. London:Penguin,1974.592-93.
[26] Einhard,52,and Helmold,277. 关于鱼类和猎物在西欧与东欧地区的平民饮食中的重要性,请参见Almond,Richard 2003 Medieval Hunting. Phoenix Mill:Sutton Publishing.90-114,and Kovalev,Roman 1999 “Zvenyhorod in Galica:An Archaeological Survey,Eleventh-Mid-Thir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24,2:21-22。
[27] Duby,Georges 1974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7,20,23,and 44.
[28] ANE Pritchard,James B.,ed.,The Ancient Near East:An Anthology of Texts and Pictur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2 vols.
[29] Herodotus,I.73;Justin,XLI.3;and Zosimus. Historia Nova. Trans. James T.Buchanan and Harold T.Davis. San Antonio:Trinity University Press,1967.III.27.
[30],164;,66;and TTP,36.相关的考古学证据请参见Braund,David 1994 Georgia in Antiquity:A History of Colchis and Transcausian Iberia 550 BC-AD 562.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
[31] 引用请参见Varthema,Ludovico di. The Travels of Ludovico di Varthema in Egypt,Syria,Arabia Deserta and Arabia Felix,in Persia,India,and Ethiopia,A.D.1503-1508. Trans. John Jones. London:Hakluyt Society,1863.175;Hamilton,James Russell 1955 Les Ouï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ès les documents chinois.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I,209;Forbes,III,83;and Ovington,160。
[32] HS Ban Gu. Hanshu. Beijing:Zhonghua shuju,1990.,ch. 96B,3914;HS/H Hulsewé,A.F.P.,trans. China in Central Asia,the Early Stage: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61 and 96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Leiden:E.J.Brill,1979.173;Wang 1982,58;Ebrey,Patricia 1986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In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The Ch’in and Ha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620;Pelliot,Paul 1959-61 Notes on Marco Polo. 2 vols. Paris:Librairie Adrien-Massoneuve.328;and Gernet,Jacques 1962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37.
[33] Ripa,61-62 and Huc and Gabet,I,19-20.
[34] Clagett,Marshall 1992 Ancient Egyptian Science. Vol.1. 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Clark,Grahame 251.
[35] HS Ban Gu. Hanshu. Beijing:Zhonghua shuju,1990.ch. 24B,1180-81;HS/D,III,495-96;and QC,282.关于中国国内的皮草、河狸毛皮和水獭皮的活跃市场,请参见Song Yingxing,80 and PRDK Demidova,N.F. and V.S.Miasnikov,eds. Pervye russkie diplomaty v Kitae:“Rospis” I.Petlina i stateiny spisok F.J.Baikova. Moscow:Nauka,1966.133。
[36] Swadling,Pamela 1996 Plumes from Paradise:Trade Cycles in Outer Southeast Asia and Their Impact on New Guinea and Nearby Islands Until 1920. National Capital District:Papua New Guinea National Museum.49-70.
[37] Martin,Janet 1980 “Trade on the Volga:The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Bulghar with Central Asia and Iran in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1,2:85-97.
[38] Clark,Stuart 1986 “The Annales Historians.” In Quentin Skinner,ed.,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3-20.关于地中海地区象牙的早期贸易与获得途径,请参见Hayward,Lorna 1990 “The Origin of Raw Elephant Ivory in Late Bronze Age Greece.” Antiquity 64:103-9;and ARE,II,235。
[39] Laufer,Bertold 1913 “Arabic and Chinese Trade in Walrus and Narwhal Ivory.” T’oung-pao 14:315-64.
[40] SOS O’Kane,John,trans. The Ship of Sulaima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150-51.可参见评论Rudra Deva. Śyainika Śātram:The Art of Hunting in Ancient India. Trans. M.M.Haraprasad Shastri. Delhi:Eastern Book Linkers,1982.86 (no.44)。
[41] Hamilton,James Russell 1955 Les Ouï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ès les documents chinois.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II,102 and SOS,152.
[42] 关于亚洲当代的野生动物交易与商业狩猎活动,请参见系列文章Knight,John 1999 “Wildlife Trade in Asi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 20,(November):8-14。
[43] 有关综合对比皮草诱捕与贸易史的可能性,请参见Tracy,James 2001 “Iasak in Siberia vs. Competition Among Colonizers in Canada:A Note on Comparisons Between Fur Trades.” 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28,1-4:403-09。
[44] Thompson,James Westfall and Edgar Nathaniel Johnson 1965 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Europe,300-1500. New York:Norton.315-16.
[45] Altherr,Thomas and John F.Reiger 1995 “Academic Historians and Hunting:A Call for More and Better Scholarship.”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