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劼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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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人文思想研究试读：
总序
栾栋克服“单面人”生产和突破“块垒式”教学，探索宽基础、大口径、深层次培养通识通才的途径，是世界所有高校的重大难题，也是广东省建设文教大省不可回避的关隘之一。从2003年12月起，我们以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为依托，进行了集约性融通的尝试，一系列成果聚焦于“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2008年底，我们以此为题，获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立项，一个融通人文学科的核心实践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拉开序幕。2012年底，该工程经省发改委、教育厅、财政厅组织专家审核，顺利通过验收，这一项“从无到有的创制”首战告捷。
何谓人文学？从学科脉络上讲，她是研究文史哲互根的学问；从学术本质上看，她是求索中西学融会的艺术；从学理辐射而论，她是探讨教科文贯通的方略；从学丛变数展望，她是文科大类场域趋通的津渡。我们将之作为文学化感通变的“核心加速器”，从“比较文化视野”多向度运作，以推动中外语言文学的通化性研究。这是我们创新团队数十年的精心设计，是我校长期师资建设和学术积累的集成绽放，是我校的比较文学在本科、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配套后的新拓展，尤其是我校作为省属涉外型重点大学对“明德尚行，学贯中西”校训的认真践履。“人文学中心”是广东省文科基地（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建设的一个工作站。本中心面向海内外招聘学术带头人和教研骨干，大力推动国内外同行间的多向交流，旨在打破近代以来人文领域分科治学人为分界的局限，同时坚守合理的规则，以具有长远规划、长期积累和趋向性影响的重大项目实施，带动人文主干学科的多面建设。
从省文科基地已经完成的“人文学研究”成果和全校人文力量的整合情况来看，以“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为题，全面推进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效率日益加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人文人为学校、全省和全国高教界践履这一历史使命作出了突出的成绩。这个工程已经如期结项，然而其积极的成果还在源源不断地涌现，科研成果的实践性转化也在与时俱进地展开。
本团队积极进行中外语言文学的教研改革，力求在人文学探索上有较大的突破，把中心建成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的综合平台，努力实现省内领先、国内出色的目标，扩大在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度。增强实力，协调运作，承担对本学科发展具有中长期导向作用的重大课题，使本中心成为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文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文史哲通化研究的资料中心。“人文学丛书”是“人文学中心”建设的一个信息窗口，她将本项目的水平标高展现给社会。“人文学丛书”也是“文学通化研究”的一个交流平台，她把本团队融贯文史哲和勾兑中西学的成败利钝呈现出来，与学界同仁品鉴。这套丛书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人文学原理与方法探要，其二是中外文史通义问题求索，其三是中外文学通化现象研究。毋庸讳言，这样一套丛书的编著，连同上述“人文学中心”建设的重大任务，都属于既“吃螃蟹”又“尝蜘蛛”的艰险行动。但是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迫使我们斗胆进取，面对国际教科文演变的一道难题，中国的人文学者总得交出自己的答卷。“人文学丛书”第一辑的10部著作已于2011年问世，第二辑10部著作在2012年出版发行。第三辑即本系列15部著作整装待发。本辑的第一本是张进教授的《历史诗学通论》。“历史诗学”问题是一个跨越学科语际和时代国别界限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关系到当前文艺发展的命脉和全局，但目前尚没有一部打通如上界限的“通论”性质的专题著述。《历史诗学通论》旨在打通学科界限、时代界限和国别界限，对古今中外的“历史诗学”思想资源进行综合比较和通化研究。在文学与史学相贯通的基础上，打通人学与史学、文本学和审美学之间的学科壁垒，对论题展开科际整合研究；在综合古今相关思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历史诗学形态的历史比较研究，揭示其历史演替和范式转换的过程；在跨越国别语际界限的意义上，对中国、英美和俄苏的历史诗学作宏观统照，通过对相关思想的文化比较研究，阐发历史诗学的思想内涵和多重取向，进而实现对历史诗学问题向心式挖掘与横向性贯通相统一的研究目标。在综合比较基础上的通论研究和通化研究是本书的基本特色。
第二本是张进教授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通论》。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崛起于英美等国的一种跨学科、超国界、多流派的文艺文化批评运动。80年代末，这一“外生”批评运动与中国文艺文化领域“内生原发”的历史文学书写活动策应互动，渐次演变成一种声势浩大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至今仍方兴未艾。它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历史哲学观念和历史理性精神的价值取向，关乎文艺文化发展的命脉和全局。本书在当代世界文论和国内文艺的实践背景上，通过对历史文学、历史转向和新历史主义及其间复杂关系的具体研究，以及历史哲学、批评流派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对勘互证，全方位、立体式地考察这一思潮的精神风貌、思想谱系、文学观念、创作实践、批评探索和价值效应等问题，探索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诗性智慧与历史逻辑的深层对话和整合会通的可能途径，规范和引导历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推动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文化传承创新过程中发挥出更大的正能量。全方位的会通研究是本书在内容和方法上的主要特色。
第三本是冯晓莉老师的《人文通识教育新论》。人文通识早先被理解为对一般人文知识的撷取。20世纪末叶，人文精神的讨论将之推进到人文思想的层面，近十多年渐次成为国内外高校教育改革和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书以“人文学”研究为主脉，以当前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为切入点，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人文通识教育的关键问题，包括人文通识教育的人文学内涵、中西方人文通识教育的历史渊源、外语类大学人文通识教育的实践经验、全球化背景下加强人文通识教育的现实意义等方面。本书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共十二章。三大板块分别聚焦于人文通识教育的历史演变、人文通识教育的案例分析、人文通识教育的多向突围。其中关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文学建设的跟踪研究，可谓人文学前沿的实录和通识教育创新的亮点。
第四本是李安博士的《乔叟文学思想研究》。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是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转变时期的文学翘楚，是英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英语文学中的历史地位，一如但丁之于意大利文学。面对法、意文化的碰撞和思想新潮的冲击，乔叟可谓第一个自觉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英国作家。乔叟在西方世界很受关注，相关研究颇为活跃。国内的兴趣点主要集中于《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两部作品。再早一点的作品几乎被学界忽略。本书作者力求全面观照乔叟的文学思想，将其早期诗歌和后来的作品作整体理解，不仅深入释读《公爵夫人之书》、《声誉之宫》、《百鸟议会》，而且细致剖析作家同期短诗和法语文本《玫瑰传奇》的翻译活动。从意气风发的王室家臣到沉郁顿挫的海关税收官，乔叟经历了始而高举理想、继则怀疑迷惘、最终重立信念的过程。《乔叟文学思想研究》生动地再现了诗人在基督教传统和人文主义过渡中的矛盾性格，扼要地勾勒出了他在贵族阶层理想与历史批判眼光之间的取舍过程。乔叟的诗作曾借女神立言：“因此我——自然女神——宣判，我不会撒谎；/我不会对任何阶层有所偏袒。”李安博士赞赏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对新世界的憧憬，其知人论世的严谨治学和以意逆志的诗学情采，都为本书增色不少。
第五本是陈穗湘教授的《莫里哀戏剧话轮研究》。作者从莫里哀戏剧的对话话语层面，尤其是话轮交替层面突显实现人际意义的语言手段，揭示语言手段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层面的人际意义。本书的核心是人物的社会身份决定人物采用的语言手段以及非语言手段，譬如：手势语、肢体语言（非语言手段由剧作家对演员的演出指示。反之，语言手段的选择反映人物身份以及社会地位，换言之，人物语言特征取决于人物的社会地位）。本书着重分析了权势者和弱势者人物的语言特征，聚焦于两组人物的对话：主人与仆人、父亲与孩子。莫氏戏剧中的主人和父亲代表权势者，而仆人和孩子象征弱势群体。主仆呈对立关系，主人主宰仆人，仆人唯有服从主人。观察这两组人物采用的语言策略，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可见一斑。
第六本是袁兆文博士的研究成果——《〈恶之花〉 及其现代性研究》。自《恶之花》问世以来，层出不穷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诗学角度，本书作者重点关注“诗”与“思”融通视域下的思想文化特征。循《恶之花》由诗向思的推进，本研究揭示了波德莱尔精神世界的纠结，揭示了诗人所展现的悖谬的现代性样态，揭示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冲突。作者给我们勾勒出了波德莱尔症结的历史看点，即现代社会深层的现代性焦虑。正如栾栋所言：“波氏诗作和波氏焦虑是互为表里的同一个文化现象，其中隐含着现代性张力，昭显出现代性历史阵痛在‘这一个’作者身上的种种表现。美与丑交织，美与恶同源，美与资本勾结，美与进步错位。《恶之花》的发表象征了审丑的崛起，同时提出了审恶的话题。这本书是思想文化演变的重要节点。而且，《恶之花》引出的审丑论为矫治审美贵族化倾向作出了深一层的解说；《恶之花》体现的应和论为万物相似性作出了神秘性的诠释。”概言之，《恶之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葩，在意识上是审丑文艺的生发和扬厉，在创作上是象征方法的凝练和凸显，在思想上是现代主义的溃疡和痼疾，在文化上是自由情感的红杏出墙，在心理上是欲念根底的沉渣泛起，在人性上是精神提升的反面推力。袁兆文的《恶之花》在这些方面有明显的突破，其深度和创新程度值得学界关注。
第七本是杨劼博士的《白璧德人文思想研究》。这本著作借鉴栾栋先生人文学思想中的“隐木栝理论”，从“文史哲互根”和多元文化涵养通和的思路，深入地论述了白璧德学说的核心思想。白璧德非常关注现代社会分裂人格的问题，提倡内在超越的生命哲学，主张以“人之法则”克制“物之法则”的僭越，并且殚精竭虑地推进二者的调和。他借鉴东方体验、省思的方法，洞察内在超越的生命根源。其“更高意志”是“知性直觉”所感悟到的始源事实，也是一种超越庸常的“道德想象”。在美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下，白璧德的人文构设有引领美国和世界文化的理论诉求，其思想有着和平的人文旨归。万物相隐木栝，宇宙本超然。作者把工具理性纳入人文理性之中观照，对白璧德学说的研究，多了几分多元文化生态的意味，增加了许多现实性的考量。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五四”学人和“五四”文化，对当今中国梦的构建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八本是雷晓敏博士的《苦闷文学反思——以厨川白村与鲁迅为枢纽》。厨川白村与鲁迅都是各自民族的脊梁，也都是人类文学文化的翘楚。他们在文学本质及其功能问题上有着惊人的吻合。本书从两位思想家的内在联系和时代背景等方面爬梳剔抉，深层次地解读了中日文化交流中这一奇特的“共鸣”现象。作者从《苦闷的象征》中挖掘出了厨川白村隐性的思想源头，即他对马克思主义部分元素的吸收。将苦闷问题与命运问题、人文精神问题统合圆观，特别是把这些问题与厨川白村和鲁迅的多舛人生以及艰难的奋斗经历交叉互证，新见迭出，妙趣横生。值得称道的还有文学理论方面的多元探索。从模仿说、实证说、象征说一直到隐木栝思想，作者对文艺理论的钻研可谓锲而不舍，如剥笋，似观澜，又像登山，给读者展现的是丰富多彩的学术进路。读者或可从中领悟到这样的看点：“文学是‘为人生’活动的写照，文学也是‘非人生’事物的提炼，在出生入死和钩深致远的意义上，文学是多面神，是九头怪，是星云曲。人类不可无文学，因为她是想象的摇篮；文学不能弃人类，因为人类是文学的真正的载体。”（栾栋语）本书或可为一记佐证。
第九本是张平功教授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身份认同》。国内外学术界对全球化与身份的研究方兴未艾。本书旨在介绍全球化与文化身份的基本理论，呈现该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接受和发展趋势，内容包括全球化的形成及其后果，针对全球化与文化传播﹑多元文化主义﹑大众文化研究﹑海外流散文学﹑文化形象建构﹑中国影视﹑传统医学﹑休闲方式以及“迪斯尼化”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细致分析。与此同时，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现有分割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对全球化与文化身份认同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综合探讨。本书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全球化与身份研究的超领域和跨学科性质。一方面可以适应专业课及通识课的教学参考之需，另一方面也希望为那些对全球化和身份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具有一定纵深性和广延性的著作，为全球化多角度的文化释读提供新的可能。
第十本是裴云博士的《波德里亚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波德里亚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说在欧美广为传播，进入21世纪之后，其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思想引起了更多领域的关注，诸如文化的符号特征、爆裂方式、虚拟生成、替代关系等方面的见解，在国际学术界内外都有所反响。波德里亚理论在20世纪末叶逐渐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对他的思想有研究，但是深度和广度都有待发展。作者认为，我国正处于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起步阶段，波德里亚对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拟像与拟真学说、象征性交换理论，对我国发展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该书系统地梳理了波德里亚理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和本土化情况，对其思想内涵和学术特点有深入的发掘，为学界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点。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研究波德里亚可为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寻找更多的参考点。就思想文化的互动性而言，本书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个案研究，读者或可从中披阅出20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特点。
第十一本是张向荣博士的《跨越空间的对话——波伏娃与张爱玲文学的女性意识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对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和中国作家张爱玲进行比较研究。波伏娃与张爱玲作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典范，让人看到“作家即文化演变的产儿”这一历史真言。阐释二者独特的文学思想是本书的思想进路。作者对波伏娃和张爱玲文学中的女性意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揭示了波伏娃概念化的、超越性的女性意识，比对了张爱玲作品作为女性命运的“苍凉”注脚的意蕴。在整个文明发展史上，女性是弱性，波伏娃称之为“第二性”。社会实际往往把女性当异类，对于这一点，波伏娃的理论解析颇为深刻，其小说创作则比较概念化。张爱玲与之相反，她的理论思考很少，但是文学作品却入骨三分，对女性的不幸遭遇有许多穿透历史谎言的真切描述。张氏作品不啻女性悲惨命运史和女性被歪曲历史的矫正史。可以再补一句，张爱玲一生的经历和结局，本身就是女性特别是中国女性命运的一个缩影。张向荣博士对波伏娃和张爱玲均有深切的理解，对女性的生存和尊严有多方面的探讨，对当今世界的拜物倾向和精神空虚问题有认真的思考，这些研究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文学观照。
第十二本是马利红的译著《副文学导论》。这本书的法文作者是达尼埃尔·库埃尼亚斯（Daniel Couégnas）。作者以质疑副文学既定的身份属性为出发点，分别从副文学作品中的重复形式、参照错觉、意义解读、主导性叙述和人物分类五大方面对副文学作品进行了详细的诗学分析，通过“副文学模式”和“副文学标准”的建构，深层探讨了副文学性和副文学话语存在的逻辑前提，论证了副文学品种及其样态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就其学术特色而言，《副文学导论》是第一部从诗学的角度观照副文学现象及其作品的法文著作。这部著作首次提出了诸如“副文学模式”和“副文学标准”等比较新颖的原创性文学批评观点。该书的翻译旨在向广大的汉语读者提供完整的译本，推动国内学界对法国副文学理论的研究。翻译者马利红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培养的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她目前是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在“人文学丛书”第一辑出版有专著《法国副文学学派研究》。这本《副文学导论》译著和马利红研究法国副文学思想的专著，是目前国内外国文学思潮研究的一个新动态，即栾栋所说的“文学他化于烈为今”, “文学非文学于今为烈”。马利红的译介和研究印证了这一文学变数。这些成果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广义的文学批评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十三、十四两本书是马歌东教授编选、校点的《日本诗话二十种》（上、下卷）。日本大正九至十一年（1920—1922）相继出版了日本唯一的诗话总集“日本诗话丛书”全十卷，共收载日本诗话59种，其中和文诗话29种，汉文诗话30种，本书从其汉文诗话中精选出20种，加以校点，以飨读者。日本诗话伴随着日本汉诗千余年发展史，其作者为日本古代著名汉诗人、汉学者。日本诗话奉中国诗话为圭臬，其内容既品评我国古代诗歌，亦品评日本汉诗，并探究二者的渊源关系。本书的出版对于我国古代诗歌与诗话域外繁衍史研究、国际汉学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等多项基础研究及理论研究，都将提供珍贵的文本资料。而诗话这种形式本来就因富于知识性、趣味性与可读性在我国拥有永久的读者，本书所选日本诗话置我国古代诗话中几可乱真，熟悉的格调语言，新颖的内容趣味，加之首次被引入国内，一新耳目，故其读者几可涵盖我国古代诗话读者群。
第十五本是张宪生教授主编的《东亚近世历史与思想的地平线——差异·冲突·融合诸相》。这是中日两国学者合力完成的学术成果。中方主要撰写者还有日本文史专家韦立新教授及赵晓亮、姚奇志等中青年学者。日本作者是立命馆大学桂岛宣弘教授、神户女学院滨下昌宏教授。韩国作者有东西大学李元范教授。这三位日韩专家均为日本历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中桂岛宣弘曾任日本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他们都有丰硕的学术成果，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桂岛宣弘教授与滨下昌宏教授均对近代以来日本国家的路线持质疑态度与批判立场，在研究近世历史与思想时，也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进入17世纪，日本民间知识界习儒风气日益浓厚，与此同时，日本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也在觉醒。国学派等日本本土思想与作为外来思想的儒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冲突，这个变化构成了日本近世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并影响了日本历史的走向。作者选取了其中一些重要事例作为切入点，既注意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又重视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以日本为聚焦点，描绘出一幅近世东亚思想空间中多种观点冲突交错与融合的复杂图景。本书选题新颖，资料翔实，论证深刻，许多章节都有所创见。作为国际合作的学术著作，本书的出版为我国日本文史研究领域贡献了一项重要成果，展示出中、日、韩学术界同行交流的最新动向，为国内外读者提供了了解日本近世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前沿成果。
上述十五种论著从不同角度阐发了人文学的一些大的方面。表面上看，这些著作云行雨施，各有所专，与建设“人文学中心”的主旨若即若离，实际上都很切近人文学思想的大主题，每部书都从治学理路上体现“文史哲互根”的命题，从学术格局上注重“中西学融会”的方略，在学科交叉上追求“教科文通化”的目标。细心的读者可以从每本书的字里行间看到文史与哲理的磨合，看到思想与逻辑的链接，看到学问与学科的切磋。人文学在茁壮成长。
这套丛书的主编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栾栋教授。他是广东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的首席学者。该丛书的总策划是暨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史小军教授。“人文学丛书”的出版渐入佳境。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焕然一新。仅从这套丛书的出版情况即可看出，不仅人文学研究循序渐进，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的三大主攻方向也有新的成色。国别研究又有收获，比较研究进入熔铸研究的阶段；人文学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原理研究与专题研究均有突破；跨文化语言研究有了新的拓展，从戏剧到诗话，由文学而文化，东亚协奏，中西共鸣。在本辑的15部著作付梓之时，另一个系列著作的撰写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诸如栾栋教授的《人文学举要》、《文学通化论》等书稿业已竣工。此外，人文学研究“走出去”的思路也在酝酿中。
我们不难看出，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为人文学研究奠定了在全球化大潮中拼搏的平台，人文学研究为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带来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人文学的创制，从学术凝练、学科变革和学人培植等方面为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开创了走向未来的新格局。对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人文学者而言，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是他们实现良性全球化的工作站，人文学中心建设是打造这个工作站的核心工程。它们是合二为一的学术擘画，也是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这套丛书的研发是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凸显了省文科基地的一个里程碑路段。人文学研究未有穷期。2013年5月27日于广州白云山麓
绪论
第一节比较的时代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及之后的环球航行以来，欧洲开始把全球纳入自己的视域。西方国家经历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之后，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发展，并在世界各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张。至19世纪，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试图把世界各国都纳入到他们所主导的政治格局和秩序之中。但是，随着“二战”之后殖民体系的瓦解，纷纷独立的民族国家力图突破西方的普遍性话语，开始表达自身的文化诉求，“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中必然要强化主权意识，强调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政治过程的独立性和文化形态的特殊性，从而导致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和文化形态的多样化”。随着20世纪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世界“时空的压缩”，人类将面临一个共同“地球村”的文明状况。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文明时代，地球村里“时空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它把一些人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某些社区生成的意义延伸到疆界以外——而同时它剥夺了继续限制另外一些人的领土的意义和赋予同一性的能力。对某些人来说，这预示着史无前例的自由……对其余的人而言，这预示着他们再也不可能享用和安于这块探明没有机会弃之而去的土地”。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全球化”，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避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
对此，马克思早在19世纪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预见了“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的局面，并认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在这种局面里，“正像它（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的“从属”判断具有很强的物质文明改造世界的决定性作用。不管这里是否存在东方与西方的二元思维框架，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格局都将难以存在，那种孤立于地球村的某个角落而抱残守缺的“部落意识”和“部落行为”，无疑是自欺欺人的。西方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是没有回流或旋涡，但它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不断地对自身进行反思性批判，从而更好地进行文化调适和文化认同。当一种文化的发展陷于困境时，它若能突破自身的局限性，积极地吸纳“他者”的异质文化因素来丰富自己，弥补自身的不足，以增强自身文化肌体的免疫力，那么这样的文化往往具有生命力。古希腊文明有着古埃及的文明因子，中世纪的犹太—基督教文化也是东西方文化合璧的产物，而近现代西方自由民主的文明，除了在世界各地进行强势地传播之外，同时也在不断地吸纳异质文明的养分，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中华文明的活力也在于诸多要素的多元互补和不断的自我调适。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化交往没有任何冲突和矛盾，而是说，文明发展本身就包含着冲突和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吸纳异质文化要素。实际上，正是异于自身的“他在”为丰富自身提供了条件。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这种文化冲突既有时间维度上“新”与“旧”的冲突，如近代中国人所讲的“古今之变”；也有空间维度上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如近代中国人所讲的“中西之争”。诚如尼采论述的那样：
人们受传统的约束越小，他们的种种内心动机也就越发蠢蠢欲动，因此他们外在的骚动不安、他们相互间的交往和融合以及他们种种努力的多重交响也就日益加强。现在谁还会对一个地方恋恋不舍，以至于把自己和后代困在这一个地方呢？谁还会对任何事物有任何难舍难分的感情呢？正如所有的艺术风格都被一个接一个地模仿，道德、风俗、文化的所有阶段和种类也都被模仿——这个时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其意义的：各种世界观、各种风俗文化在这个时代可以被人一个一个地加以比较，被人一个一个地经验到；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以前一切文化都只有地域性的支配地位，所有艺术都束缚于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现在，各种形式都把自己摆在人们面前以供比较，而一种强化了的审美感受力将在这种种形式中做决定性的取舍：其中的大部分，即所有被这种审美感受力所排斥的东西，人们将会任其湮灭。同样，在今天，一种较高的道德形式和伦理也在选择，这种选择的目的不是别的，正是要剪除那些较低的道德。这是比较的时代。
正如张旭东所说，这段话虽短，内涵却挺丰富，譬如传统的瓦解，时空的压缩，人性动机的骚动以及种种跨历史、跨地域实践所带来的形式和经验的多样性等。在这些形式和经验的多样性背后，尼采洞察了时代道德的颓废，并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种种内心瘫痪状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否符合“一种更高的人性”、“一种更高的道德”？在这个比较的时代，人们所面临的是道德的选择和对自身人性的追问。若说“由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性而产生的混乱状态，不过是一种更高秩序出现前的序幕，那么‘比较’就必须臣服于一种坚定的道德哲学和无情的政治哲学，而不能满足于种种风格、形式、经验的玩赏、兼得、嫁接、斡旋”。尼采给出的方略是，把“一个颓废的、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式的‘比较’概念转化为一个受权力意志支配的、战斗的‘比较的时代’”。
尽管我们未必认同尼采有关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性方略，但若把其论述放到全球化过程中来审视，也不乏诸多启示。其一，在这些所谓的“比较”之后或之下，我们看到的不是现代单一学科范围的问题，不是狭义的比较文学或文学批评方面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的问题，而是“文化—政治体系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和相互交往、竞争的问题。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方法论问题，而这里所说的方法论不是一种技术手段、一套批评论述的工序，而是指向一个价值领域、一个生活世界的方法论；更准确地说，方法指向不同的价值领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竞争的关系”。其二，当今，世界各国交往日益频繁，走一条封闭的、孤立的、纵向的发展道路已经不可能，那么人类族群和民族应该如何进行交往和互动？若是以尼采超人的权力意志的哲学思路来看，人类就无法摆脱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战争的状态，无法摆脱康德所说的人类自然状态。这种状态实质上处于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当今，全球经济越来越体现出一体化的趋势，世界各地的文化和价值观也处于相互影响之中，民粹主义和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都不可能有好的出路。当然，全球化的趋势打破了中西二元对立的参照，使我们能够以全球为文化坐标来审视自身的文化建设，西方思想家的思考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系。
当今时代，人类已经可以在太空中倒挂金钟式地俯视地球，可以在同一时间把信息传送到世界各地，能够在敲击键盘的瞬间转移国际金融资本……在此情形下，民族、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地位和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解和削弱。杜维明认为：“以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为核心而形成的生命共同体将取代国家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国家’将使世界展现不同于今天的新的景观。”不管文化国家的前景如何，杜维明引述并强调了美国普特南所说的“社会资本”和法国布赫迪所说的“文化资本”的重要性。若没有复杂的社会资本，不管是个人、社群还是一个国家，都不能很好地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并不是当前全球化的特定现象。其实，这种文化资本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只不过在当前形势下，其重要性更加凸显而已。因此，“全球化事实上是一个机会，划时代的机会，尤其对于有大传统的民族，它让你有机会来调动你的资源参与全球建设，同时发展你自己”。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既不能沉迷在虚拟的对抗中，也不能不注意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既要看到时代的大趋势，又要注意到时代的当下性和特定性。
对于如何“调动你的资源”这个问题，人们可能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仅要顾及自身库房的文化资源，同时也需要以这个地球村为参照系广采博收，以丰富自身文化。这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我们选择美国人文主义大师欧文·白璧德作为一个观察的案例，研究他是如何吸纳东西方文明成果，以解决他心目中的西方文明问题，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他怎样解决有关美国当时所面临的现代转型问题，以丰富美国文明的“文化资本”。之所以选择白璧德，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与中国社会的相关性。20世纪上半叶，白璧德的思想通过他的中国弟子们传播到中国，其思想也间接地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建设过程。历史轨迹好像在这里转了一个圈，白璧德吸纳东方丰富的文化，特别是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而其中国弟子又把其思想传播到中国。这里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探究。这个专题的成果，将会对当下的中国文化建设具有借鉴作用。第二节白璧德研究学术史回顾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是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新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思想奠基者。虽然人文主义运动为时不长，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璧德作为人文主义思想的奠基者和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其思想在学术界一直颇有争议。近年来，国内外对其研究呈现上升趋势。
白璧德一生的著述主要有：《文学与美国的大学》（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1908）、《新拉奥孔》（New Laokoon, 1910）、《法国现代批评大师》（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 1912）、《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1919）、《民主与领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1924）、《论创造》（On Being Creative and Other Essays, 1932）、《西班牙人的性格及其他》（Spanish Character and Other Essays, 1940）以及他从巴利文所翻译的《法句经》（The Dhammapada, 1936）。白璧德的著作虽然不多，但几乎都涉及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其人文思想体现在哲学、文学、教育、宗教等诸多方面。目前，白璧德已经成为众多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下面简述国内外关于白璧德研究的状况。
白璧德自1897年发表《古典学的合理研究》以来，其思想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在20世纪初开始为人所知，至二三十年代，其影响逐渐扩大并为世人所重视，他和保罗·艾尔默·穆尔（Paul Elmer More）所发起的这场文化思想活动，被一些人称为“新人文主义运动”。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始终颇受争议，20世纪20年代后期，人文主义者在通俗杂志和文学刊物上进行了一场“书籍之战”。论战双方都编纂并出版了文集，白璧德的学生诺曼·佛斯特（Norman Foerster）主编的《人文主义与美国：现代文明观论文集》和对方阵营编辑的《人文主义批判》都在1930年出版。批判白璧德阵营的主导性观点是自然主义，而这也正是白璧德所批判的。不管这场人文主义之争的双方阵营是否切中问题的肯綮，论争本身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人文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影响。随着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蔓延，“不断加深的经济萧条使得关于道德、古代智慧的争论以及‘内省’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重要了”，新人文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影响逐渐隐退下去，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些知识分子经历了20世纪文化的“令人痛苦的道德真空”，由此，白璧德的思想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域。正如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所言：“据说大萧条已经毁掉了新人文主义，但是新人文主义从来就不是一场以攫取国家权力为意图的政治运动：它是一次复兴人们思想和良知的努力。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政治和社会事件说明了：白璧德及其同事们的思想观念与当前美国思想和美国性格的相关性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在20世纪60年代，白璧德的声望跌入低谷，白璧德的“内聚力的哲学”可谓处于归潜阶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当时的“百事可乐一代”发出的另外一种微弱的声音。
20世纪80年代，白璧德对美国保守主义的政治领域的影响日益明显。20世纪90年代，设立在美国天主教大学的“美国人文研究所”重要项目之一就是白璧德研究，其主办的《人文》（Humanitas）杂志不时刊载研究白璧德的论文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成为研究白璧德的一个有效平台。此外，美国的《现代》（Modern Age）杂志也常登载一些有关白璧德思想的文章。这两份杂志对白璧德的研究起着有益的推动作用。1983年，在美国天主教大学召开了纪念白璧德逝世50周年的学术会议，与会学者从各个侧面论述了白璧德的思想，或以白璧德思想作为理论资源分析当下的各种文学、政治、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这次会议的一些代表作被收录在由乔治·帕尼科斯（George A. Panichas）和克莱斯·G．瑞恩（Claes G. Ryn）合编的论文集《欧文·白璧德在我们的时代》（Irving Babbitt in Our Time， 1986）中。在东西方的学术语境中，白璧德不像查尔斯·山德尔斯·皮尔斯、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等实用主义思想家影响那么大，但并不表示其思想就次他们一等。其实，对白璧德思想的深入理解能够推进美国的实用主义研究。西方研究者几乎涉猎了白璧德思想的各个方面，集中于白璧德的人物传记评论以及美国的政治、文学、哲学、宗教、教育等方面，并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
就有关白璧德的人物传记或概述性的著作而言，这方面的研究一般比较全面，但往往不够深入。史蒂芬·布伦南（Stephen C. Brennan）和史蒂芬·亚伯勒（Stephen R. Yarbrough）的著作《欧文·白璧德》对白璧德的一生及其思想作了一次全面评述，尤其对白璧德的成长历程进行了较详细的评述；该著作认为白璧德“可能仍然是20世纪被忽视和误解的最重要的美国思想家”，并说他的论著“若不能恢复白璧德的影响，但至少是恢复白璧德的思想观点，使白璧德的不同寻常的地位得到更加公正的评价”。从总体上说，这部著作对白璧德思想的各个方面都有论述，诸如哲学、政治、教育、文学批评以及宗教思想等，但缺少中西比较向度和异域视野的洞察，也没有从会通视阈去整合白璧德思想，对白璧德思想的一致性缺乏深入探讨。乔治·帕尼科斯把白璧德视为一位批评家和一位人师，以此来定位其批评思想，剖析白璧德的人格魅力、使命感、宗教思想等，并且联系美国其他批评家来阐发白璧德的学术影响及其贡献。托马斯·莱文（Thomas Nevin）从美国超验主义文化传统方面来论述白璧德的思想，认为白璧德承继了美国超验主义传统，并且是其中的最后一位；同时，他认为白璧德的笔调及其思想受法国文化影响较大。其实，这种判断还是比较狭窄的，没有突破西方的文化圈。虽然作者对白璧德的整体面貌都有所论述，但对其核心思想缺乏整合性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小豪维勒（J. David Hoeveler Jr. ）详细地梳理了西方人文主义者群体，在人性基础上论述人文主义的教育、政治和宗教思想，同时还提及东方佛教的影响。但是，作者主要从人文主义者群体来定位白璧德，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白璧德思想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此外，作者还把这些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定性为“文化保守主义”，认为白璧德与P. E．穆尔都远离了美国生活的文化方向。这些论断都显示出作者并没有把握白璧德思想的现实性和未来的人文指向。
而要理解白璧德的思想，其哲学和宗教思想是绕不过去的门槛。可以说，若不能理解他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也就很难从整体上把握白璧德思想的其他侧面，因为其思想是一个连贯的综合的整体，而哲学和宗教思想是其核心。在西方学术界，对白璧德的哲学和宗教思想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梅西耶（Louis J. A. Mercier）、莱恩德（Folke Leander）、格罗塞林（Dom Oliver Grosselin）和莱恩德的学生以及美国传统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克莱斯·G．瑞恩（Claes G. Ryn）等人。虽然这些研究者研究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且涉及的范围和领域也都较广泛，但这些研究的重心一般都落实在白璧德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上。梅西耶是白璧德在哈佛大学法语系的同事，在白璧德在世期间，他就把美国人文主义运动介绍到了法国。此外，他还著有《人文主义之挑战》以及《人文主义与新时代》等代表作。前者主要论述白璧德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从比较的视角和基督教传统阐发了白璧德的二元论哲学观以及宗教观。尽管梅西耶对白璧德的宗教思想把握得不够准确，特别是把白璧德的“更高意志”等同于“上帝的恩典”（就此，格罗塞林、莱恩德以及瑞恩等人都有所指出），但他对白璧德所针对的时代弊端的阐述，无疑是有价值的。同时，他把白璧德与其他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这有助于读者进一步领会白璧德思想。梅西耶的后一部著作虽然涉及了白璧德的东方文化因素，但也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浮在表面。瑞典学者莱恩德的著作《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论述了白璧德的意志哲学，对白璧德的“更高意志”的理解有所偏差，后来他在论文《白璧德与审美学家》和《白璧德与克罗齐》中对此都有所纠正。
格罗塞林的著作《欧文·白璧德的直觉意志论：反超验主义、反理智主义的哲学》对白璧德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基于新托马斯主义的思想学说，他把白璧德的学术视为“反超自然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并把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归类为白璧德所批判的“自然主义”，认为白璧德人文主义不具备超越性蕴含。显然，他的天主教立场遮蔽了白璧德的现代性问题及其思想的内在实质。尽管作者以天主教的宗教立场来论述白璧德，但值得称道的是，他能够深入白璧德文本，特别是对白璧德的直觉观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就此，他认为白璧德的想象与意志几乎是同一个意思，并指出白璧德的意志观具有认识论的价值（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莱恩德和瑞恩不仅有所借鉴，而且有所发挥）。此外，作者还注意到白璧德对东方的“道路”思想的借用，并把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基本上定位于“现代的、后—康德的、反理智主义意志哲学之一”。虽然很难说白璧德的学说是反理智主义的，但把它定位为后—康德的现代哲学思想，这种判断还是颇有见地的。由于作者不是从白璧德所针对的现代性问题着笔，他对白璧德思想的着力点的把握未能够到位，譬如他认为白璧德与自然主义的分歧不在于“情感的直接性”方面，而在于白璧德不赞成自然主义者抛弃了理性。理性固然重要，但白璧德所关注的是“超理性区域”的存在。
克莱斯·G．瑞恩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美国当代传统保守主义代表，也是在“白璧德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撰写了有关白璧德的专门论著，而且把他所理解的白璧德思想运用到自己的政治哲学论述中，如他所说，他的诸多著作都具有白璧德因素。下面不妨引用他在白璧德研究和运用方面的自述：《意志、想象与理性：欧文·白璧德与实在问题》的中心议题是对白璧德哲学思想的阐释和运用。而为《卢梭与浪漫主义》和《性格与文化》撰写的占较大篇幅的前言部分，不仅可作为对白璧德的阐释，也可当作关于白璧德的一般信息资料来源。这些对你的研究都会有所帮助。当然，在我许多已出版的著作中，它们虽然没有以白璧德为标题，但也论述了白璧德思想或显示了他的影响。《意志、想象与理性》这本著作不仅清楚地表明了我是如何把白璧德诸多思想融进我的思想之中，而且表明了我扩展并补充了他的思想。《共同的人性基础》（密苏里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也是如此，这是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的修订版，是以2000年在北大的系列演讲为基础修订而成。《民主与伦理生活》主要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但也具有鲜明的白璧德因素；此外，该著作还涉及了政治研究之外的诸多领域。
可以说，上述话语是瑞恩本人对白璧德研究的概述和自评。瑞恩的著作《意志、想象与理性：欧文·白璧德与实在问题》，不仅阐述了白璧德的哲学思想，而且有所扩展和补充。就哲学方面而言，瑞恩主要从知识论的角度探讨白璧德的实在思想，在此，他承继了格罗塞林有关白璧德学说中的“意志”思想和莱恩德的“哲学理性”思想。关于哲学理性的问题，瑞恩与迈克尔·温斯坦（Michael A. Weinstein）进行了一次学术对话，前者为哲学理性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后者则主要从后现代的视角探究了白璧德的想象观。他们之间的切磋有助于从后现代语境探究白璧德的当下学术意义。此外，瑞恩还以白璧德思想为理论资源阐发他对美国政治的看法，使白璧德思想在美国政治哲学中得到了延伸。在某种程度上，瑞恩的白璧德研究使白璧德思想渗透到当下美国的文化生活中，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哲学中。这充分体现了白璧德思想与当前文化的相关性。
白璧德政治文化方面的思想对美国保守主义思想一脉影响较大，代表人物除了瑞恩之外，还有拉塞尔·柯克、彼得·菲瑞克（Peter Viereck）等人。白璧德对拉塞尔·柯克的影响就如柯克本人所言：“白璧德以非常具有逻辑和力量的方式所表达的信念，是我的家庭数代人所持的信念……他对我的影响巨大，超过任何20世纪其他作家。正是通过白璧德，我逐渐地认识了埃德蒙·伯克，白璧德激发了我撰写《保守主义心智：从伯克到艾略特》这本著作，他影响我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伯克。”可以看出，白璧德的人文思想激发了柯克的思想灵感且激发了他研究白璧德的兴趣。就其著作《保守主义心智：从伯克到艾略特》而言，柯克主要联系英国的保守主义政治，论述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流变。其中，他把白璧德纳入了美国东部新英格兰清教思想传统之中，论述范围基本上是在西方，尤其是在英美的范围里，而没有注意到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多方面来源，更没有论述白璧德的会通视阈。另外，彼得·菲瑞克所撰写的《不适应的人》以及《再探保守主义：抗议意识形态》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白璧德的思想。当然，也有学者对白璧德的民主观点持批判态度，譬如大卫·斯比策（David Spitz）在其著作《反民主思想的模式》中就视白璧德政治思想为“反民主”的。以上各类论述白璧德的哲学和宗教思想的文章都比较重视白璧德思想中的道德和伦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都彰显了白璧德的相互渗透的学科思想，譬如，瑞恩和拉塞尔·柯克都注意到这些方面并运用到自己的政治话语中，只是他们都对白璧德的东方文化背景缺乏关注。
上述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白璧德的宗教思想，并且意见不一。对此，人文主义阵营内外都有不同意见。譬如：劳伦斯·海德（Lawrence Hyde）对白璧德所主张的“内在控制”思想就不以为然，他认为“有比对较低本能冲动的克制更为根本的东西，生活的道路不是‘抑制’，而是‘转变’”，而转变之道不是拘囿于人“自身之内”，而是“与某物同质为一”，否则我们将不能达到人文主义者的“平衡”状态，而只会“停留在半途”；人们处在这种“枯竭的中立状态下”, “尽管世界可以被超越，但是人不能再生，即死亡不能被再生加冕”。之所以如此，海德认为白璧德很大程度上被他的“理智主义”所限制，人们仍然“在法则之下生活”。大卫·斯比策在论述白璧德的政治思想时说到，白璧德的政治思想本质仍然是“非神学的清教”，他发现佛教严厉的禁欲主义和严厉的清教传统精神彼此相投契，认为超自然是人的内在洞识和控制，而西方教条的启示宗教则被视为外在于人，并且“特别厌恶那些被视为超人机构的教会”；白璧德所关注的“不是光荣的未来前景，而是过去的传统”。他们的看法都不乏见识，但是其视野往往局限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藩篱。这正是白璧德与他们的不同之处，也是这些研究者的局限所在。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即使西方思想家或研究者对东方文化具有一定的认识，也不一定会赞同白璧德的宗教主张。这也是人文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所在。“新人文主义”运动的另一位领军人物P. E．穆尔和白璧德的高徒T. S．艾略特都持不同的意见。他们与白璧德的分歧最终都体现在宗教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他们都对东方的印度文化有深入了解。在反映西方现代精神的杰作《荒原》中，艾略特明显地借鉴了印度文化；穆尔不仅研究古希腊哲学，而且研究梵文，钻研吠檀多（Vedanta）哲学，并且编写了《一个世纪的印度警句》，向西方介绍印度文化，白璧德还就此撰写了一篇书评。就穆尔与白璧德在宗教方面的分歧而言，一些研究者认为白璧德“始终处在基督教教会之外，是佛陀而非基督的信徒”，而穆尔却最终在基督的信仰中找到了归属。梅西耶认为穆尔曲解了白璧德的思想，他之所以与白璧德产生分歧，是因为穆尔早期着迷于柏拉图和印度哲学，这使他疏离于基督教，正由于受到柏拉图主义和印度吠檀多哲学的影响，反而使得穆尔最终认同基督教启示。其实，梅西耶本人对白璧德的宗教观点的解读也是很成问题的，他把白璧德的“更高意志”解读为人内心体验到的“恩典”,这同样违背了白璧德的思想。对此观点，乔治·埃利奥特（George R. Elliott）有所肯定，认为他以“精妙的天主教观点”对白璧德的宗教思想进行了解读。而T. S．艾略特则提出“未能在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中发现任何宗教的有效性”。对此，瑞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宗教事务上，那些持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t）倾向的人会觉得“他们遵从的只能是上帝，永远不会是人，他们甚至不能遵从白璧德所说的‘更高意志’，这种反应都显示了对白璧德的误解，或者说未能对白璧德的思想本身进行应有的审视”。瑞恩这里的评述不仅适合艾略特、穆尔以及梅西耶等人，甚至也适合他本人。因为白璧德的宗教思想借鉴的东方文化要素较多，而西方人对东方宗教体验的理解的确具有一定的难度。对人文主义内部的宗教之争，小豪维勒对此有详细的分析，并且论述了白璧德与穆尔不同的宗教思想对美国文化的后续影响。国内学者张源和段俊晖对人文主义阵营内部的宗教分歧也有所分析，可资参考。笔者将在后文对艾略特和穆尔与白璧德的分歧进行详细论述。
相对于他的文学批评，白璧德在政治哲学方面产生的影响更大，这本身就透露出其思想所具有的政治性和宗教性，也说明了他的宗教思想与政治哲学的相关性。在其他领域，各路学者对白璧德的研究也都作出了程度不等的贡献，只不过他们的影响没有在政治领域那么大而已。
在文学批评领域，代表性的人物有白璧德的弟子诺曼·佛斯特（Norman Foerster）、莱文（Harry Levin）和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等，其他比较有影响的批评家还有帕尼科斯、弥尔顿·亨德斯（Milton Hindus）、瓦尔特·贝特（Walter Jackson Bate）、奥尔德里奇（A. Owen Aldridge）、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等。就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被运用于文学批评著作方面而言，佛斯特的论著《通向标准：当今美国文学界批评运动研究》和《美国批评：从爱伦·坡到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对白璧德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两本论著主要体现了人文主义美学思想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对理解白璧德思想是有帮助的。前者侧重于文艺思潮的批评，后者侧重于单个美国批评家的研究。莱文作为首位哈佛大学“白璧德比较文学讲座教授”的文学批评家，他就职演讲的标题就是“欧文·白璧德与文学教学”,讲述了白璧德的人文生涯及其贡献。沃伦在其《新英格兰圣人》中把白璧德列入了新英格兰的圣徒当中，凸显了白璧德的精神力量给后人的影响。另外，弥尔顿·亨德斯的著作阐述了白璧德的文学与教育、政治等相关的文化意义。贝特则把白璧德人文主义批评列入西方人文主义批评传统之中。而奥尔德里奇侧重于白璧德的比较文学研究，论述语域涉及白璧德的美学思想、文学文化批评以及对北美比较文学的影响等。论文《从“内在控制”到“银行支票”》论述了美国哈佛大学白璧德比较文学讲座教授的席位变迁以及美国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变化，说明了颓废的社会文化状况。此外，作者还专文论述了白璧德在中国的影响。尽管勒内·韦勒克谈的是白璧德的文学批评，但论域并不止于文学，还涉及历史、宗教等，他还对白璧德思想的复杂性有一定的认识。譬如：他反对那些视白璧德为新古典主义者的所谓公认的看法，认为白璧德“绝非新古典主义传统的崇拜者”，而是“对艺术、诗歌和想象力抱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观点”。尽管我们不能说白璧德的思想是浪漫主义，但这种看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至少看到了白璧德与浪漫主义并非水火不容，而是有着一定的关联性，但他又批判白璧德沉浸于对现代世界和现代文学的全面谴责，并认为白璧德在这方面缺乏识见。在韦勒克看来，“白璧德与其说是文学批评家，还不如说是一位史学家，善于通过依傍史料的佐证对文明的弊端作出诊断”。同时，作者指出了白璧德的文学批判的哲学和宗教背景：一方面，白璧德深受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与爱默生的关系并非只是尊重，更多的是一种延续，甚至是“有意识的薪传”；另一方面，人们并不能简单地用美国超验主义者的一个传人来形容白璧德，而应该把白璧德称为一位佛教徒。这些看法虽有一点道理，但把白璧德视为佛教徒终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这种看法遮蔽了白璧德借鉴东方文化的现实用意。当然，作者指出白璧德与P. E．穆尔二人的著述毕竟不同，“他们提出的是不同的问题，给出的是不同的答案”，应该分别论述他们才好，并认为白璧德所标举的是一种“直觉的唯意志论”。显然，韦勒克注意到了白璧德的“意志”思想以及意志与直觉的关系。韦勒克的这些分析虽然不够准确，但对理解白璧德思想的独特性还是有帮助的。希顿（James Seaton）从当前的文化批评角度论述了白璧德文学批评的价值以及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关联，批驳把白璧德学说视为“纯粹的反动教条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白璧德对浪漫主义批判不依赖于任何先验的古典文学标准，甚至也不依赖于传统道德，而是基于对现代运动自身诺言失败的批判，浪漫主义者所宣称的人性善所带来的结果并不是幸福，而是绝望。麦凯恩（Keith F. McKean）在其著作《文学的道德尺度》中论述了白璧德文学思想的道德内涵，认为“不能把作为社会批评家的白璧德与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白璧德分割开来，因为白璧德从来没有把社会问题与文学问题分割开来”。这种认识是非常有见地的。可惜的是，作者并没有从文史哲贯通的角度展开分析，而只是拈出“二元论”、“经验的层面”和“以适度法则引导的意志力量”等几个关键词来阐释其文学思想。这种解读方式客观上割断了白璧德思想的有机联系，也导致了作者的教条式判断，比如，他认为白璧德的“更高意志”“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实体”，并评判白璧德为“一位偏激论者，一位道德家和绝对论者”。因此，麦凯恩的论述基本上偏离了白璧德的本意。
一般来说，论述白璧德的政治、宗教和人文传统的研究者都会涉及白璧德的教育思想。就笔者所搜集的资料来看，以白璧德的教育思想作为专题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而要论述他的教育思想则不能离开其哲学思想，可以说，白璧德的政治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教育哲学，很难把它们剥离开来。这里仅以教育为题的学术成果稍作介绍。迈克尔·R．哈里斯（Michael R. Harris）认为白璧德的教育思想反潮流，即与时代主流相背离。詹姆斯·迪龙（James J. Dillon）从人文心理学角度阐发了白璧德的人文思想对人格发展的正面作用。戴维斯（Glenn A. Davis）从“道德想象”方面论述白璧德的人文教育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区别，批判美国教育过于重视教育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指出需要重视白璧德教育思想中的伦理因素。他的观点恰恰与戈特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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