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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6 04: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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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抚顺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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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民国往事

抚顺民国往事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抚顺民国往事作者:抚顺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排版:KingStar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12ISBN:9787205081638本书由辽宁无限穿越新媒体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张敏

当看到这部30多万字、综合了抚顺历史专家学者著述的文稿《抚顺民国往事》摆在我的案头,着实为这部存史鉴今的力作感到欣喜。《抚顺民国往事》荟萃了抚顺近代历史研究的精华,发布了史料挖掘的最新成果,展现了民国时期抚顺生动壮阔、饱含岁月沧桑的历史画卷。

民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虽然时间短暂,但留给我们的伤痛是巨大的,留给人们的记忆是深刻的。回望抚顺几千年岁月长河,新乐人拾珀为饰,太子丹西望燕都,玄菟郡长烟落日,高句丽构筑新城,薛礼征东战马嘶鸣,抚顺城拔地而起,努尔哈赤横空出世。进入民国时期,抚顺又因煤而名闻四方。由县变成市,人口由几万迅速集聚到30多万,从经济落后的小县城发展成为闻名东北亚的煤都和制造业中心。可是,在这辉煌的背后,我们看到了日本殖民侵略者的狰狞嘴脸和丑恶罪行,看到了中国劳工的斑斑血泪和累累白骨。在抗击侵略、争取民族自由与解放的斗争中,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抚顺特支,组织进步工人与日寇斗争屡经磨难,矢志不移,东北抗联、抗日义勇军、血盟救国军、抗日自卫军举起刀枪,杨靖宇、李红光、孙铭武、林仲丹、李春润……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出生入死。摆脱殖民,抗击侵略,收我失地,还我河山,他们挺起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民国抚顺的魂,就蕴藏在产业工人力拔山兮的骨子里,凝固在英雄烈士的鲜血中,与高尔山青松翠柏为伴,与浑河水粼粼波光相随。是否可以这样说,民国抚顺历史是抚顺由农业经济过渡到工业经济的发展史,是煤矿产业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血泪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团结一致、反抗日本殖民侵略、实现民族解放的斗争史。

民国离我们很近,但又似乎离我们很远。近,是因为新中国于65年前才取代民国步入新的时代,当下还能时常听到父辈们讲起那战乱的年代、苦难的生活。远,是因为今天祖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大家都在描绘美丽蓝图,憧憬幸福明天,且因为当时抚顺是日本帝国占领区,历史档案和历史记载支离破碎,人们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抚顺民国往事》一书能让大家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抚顺民国往事》以鲜明的政治主题、直观的叙事体例、可读的纪实语言、真实的历史档案资料再现了抚顺社会变迁、近代工业发展、抗日英勇斗争、历史名人事迹、社会民生百态。政权更迭引发的社会动荡,因煤而兴促就的经济转型,敌寇侵略激起的民族救亡,通过千金寨、欢乐园、永安台、平顶山、兴京城、三块石等地点,通过1912年民国建立、1931年“九一八”事变、1945年日本投降、1948年抚顺解放等时间节点,演绎时空几经转移,世事几度变迁,演示出了民国抚顺的离乱、哀愁、血腥、悲壮。这本书吸纳了史学界公认的党史资料、文史资料,市档案馆近年来最新挖掘整理出来的民国档案史料,采用了大量珍贵的档案馆藏的历史照片,图文并茂,直观生动。可以说,这种以纪事体裁原汁原味地反映民国抚顺历史,在抚顺历史学界具有开创性意义,填补了史学界存史研史的空白。在此,我对本书的作者和编辑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历史如镜,鉴往知来。落后就要挨打,国强才能立于世界之林。正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才给我们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诸多依据,历史是我们进步发展前进道路上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社会、经济文化等都有长足的发展。当前,我市的经济发展步入新的转型期,随着新一轮老工业基地振兴下达“动员令”,抚顺又将迎来新的重大历史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了解历史,珍惜现在,开创未来。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不仅走在经济前沿的同志们要肩负使命、勇于进取,我市的历史学者也要树立强烈的担当意识,强化责任感和紧迫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为我市转型振兴,为建设幸福美丽抚顺做出新的贡献。

岁月荏苒,万物境迁,民国抚顺的悠悠往事,就像那浑河之水,时而静静流淌,时而汹涌澎湃,时而冰封百里,时而清流直下。历史学是一种智慧。虽然《抚顺民国往事》是以板块形式写就的,但是也能折射出历史全貌的影子。只要我们以求实的眼光回顾历史,以温暖的情怀烛照未来,残酷而又现实的历史,就变成了先贤先烈们遗落的钥匙,可以带我们开启一道道的困惑之门,走进更新的时代。(作者系抚顺市政协主席)概述:民国抚顺岁月沧桑

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1912年1月1日(民国元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9月30日,是为中华民国时期。一

1912年1月1日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为民国抚顺的第一阶段,即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奉系军阀及东北易帜时期。这一时期的抚顺,主要特征是日俄战争后,日据抚顺,在半殖民地的状态下,抚顺民族工业昙花一现,畸形发展,曾给抚顺带来过一时声誉;而被日本殖民者占据的抚顺炭矿在抚顺的大规模资本扩张、掠夺性经营,这不仅给日本带来庞大的经济利益,而且日益刺激和增强了日本吞并抚顺,乃至整个中国的侵略野心。抚顺市街地图(1937年)

民国之初的抚顺仍是县的建制,是一个半殖民地化的社会。辛亥革命后的抚顺县公署下设统计科、行政科、会计科、警务长公所、劝学所、税捐分局、自治收捐事务所。直至1915年,司法事务仍归县知事兼理,县设司法一科,1923年8月设司法公署,仍附属县署。凡审判部分归监督审判官主持,检察部分仍由县知事兼理,1924年7月司法始脱离行政而独立。清王朝的抚顺县最后一任知县程廷恒担任民国抚顺县知县至1913年12月,其后改知县为知事,至1929年5月,先后有裘炳熙、张殿奎、谢祖元、郭进修、金维懋、富恩霖、陶鹤章、黄绍玉、黄世芳、李济东、白恒兴、张克湘等12位抚顺县知事。1929年5月,改知事为县长,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克湘、夏宜是这一时期抚顺县的前后两任县长。这期间,一些地方官员在当时日益严重的中日冲突中,曾经与日本殖民者作过充满民族气节的抗争,而最后一任县长夏宜则成为“九一八”之后的第一任伪抚顺县县长。

在此期间,抚顺的民族资本在矿业开采上,曾经有过不畏艰难的突围,但终于不敌日本殖民者处于垄断地位的强大压迫,又不能得到本国政府的有力襄助,日渐势微,乃至销声匿迹。据不完全统计,至20世纪20年代末,民族资本先后组成了12个规模较大的煤矿公司,开采抚顺境内的煤炭资源,合计资本约达百万元,占地面积近万亩。但这些矿商终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逃脱被兼并、强占的命运。

与矿业开采同期而起的,是以抚顺邵氏家族为代表的民族商业资本取得了一定的发展。1912年,抚顺籍民族资本家、31岁的邵让之通过多方游说、集资,在千金寨开办了抚顺第一商场。由于商场构思别致,租赁者争先恐后,竞相求租一席之地。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邵氏资本益加雄厚,成为抚顺地区商界富庶之首。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初,抚顺地区的商饮服务网点总数一度高达2218个,平均每一网点服务301人。抚顺,特别是千金寨,成为东北地区的商业重镇。此外,抚顺城、搭连嘴子、营盘、兴京县的新宾堡、永陵街和清原县城的前身八家镇,都形成了较大的商业集镇。在“日人街”繁华的同时,民族资本能取得如此成绩,虽然是因时因势而起,也是令人瞩目的。

民国伊始,通过日俄战争(1904—1905年)攫取了沙俄在南满权益的日本侵略者,已经在抚顺侵占盘踞、苦心经营了6年之久。由日本政府控制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不仅在抚顺经营铁路,开采煤矿,投资建厂,还通过“铁路附属地”的行政管辖权,将抚顺炭矿及“铁路附属地”变成了一个独立于中国行政和法律系统之外的“国中之国”,这里有日本警务署,有关东军的抚顺宪兵分遣队和抚顺守备队。

日本侵略者霸占抚顺煤矿之后,为推行其“产业扩张计划”,除开采原有矿井外,又在千金寨、杨柏堡开凿了“东乡坑”和“大山坑”两大竖井。古城子第一露天矿、第二露天矿、杨柏堡露天矿等陆续建成。日本殖民者强征土地,扩大采区,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采取极其野蛮的手段,疯狂掠夺抚顺的煤炭资源。至“九一八”之前的1930年,抚顺煤矿职工总数3万余人,煤产量达到811.5万吨,是1912年的6倍多,抚顺煤矿被称为“(日本)帝国的一大宝库”、“会社的财源”。

日本侵略者侵占之下的抚顺煤矿,给抚顺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富饶的矿山变成了人间地狱,矿工们劳动艰苦而工资低微,工作环境极其险恶。瓦斯爆炸、自然火灾、片帮冒顶、跑水塌方等事故屡屡发生,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在日本侵略者“人肉开采”的政策下,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含恨而死。

煤矿的大规模开采,使抚顺发生了巨大变化,抚顺由以农业为主体的封建城镇,变为以工业为主体的殖民地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末,抚顺人口猛增至20多万人,城市规模由4平方公里,增至91平方公里。千金寨原来是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一跃而变为繁华的街市,并且有了邮电、交通、供水、供电等城市基础设施。1915年,抚顺县治由抚顺城迁至千金寨,千金寨成了抚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畸形发育的千金寨成为剥削者的乐园、劳动者的地狱。“来到千金寨,就把行李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这首广泛流传的民谣,就是当时抚顺矿工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抚顺大山坑采炭所

抚顺是一座富有革命传统的城市。1927年,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之初,就将抚顺列为党的重点工作区域之一,派人到抚顺开展工作。1928年8月,中共抚顺特别支部建立。1929年夏,著名共产党人杨靖宇担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到抚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秋成立的中共抚顺县委,党员达30余人,赤色工会会员200余人,著名共产党人林仲丹曾来抚顺指导工作。由于当时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强大,中共抚顺地下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极其困难,斗争十分艰苦,曾多次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破坏。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至1945年“八一五”光复,为民国抚顺的第二阶段,此间整个东北脱离了民国政府的控制,这一时期东北全面沦陷,抚顺人民饱受苦难。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日本侵略者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经济上进行疯狂掠夺,文化上大搞以摧残民族意识为宗旨的奴化教育以及殖民地文化,抚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自发的以义勇军为主的抗日斗争,逐渐走上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加坚定和自觉的武装抗日斗争,成千上万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英勇奋战,乃至牺牲。矿工居住的臭油房20世纪30年代抚顺站前广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抚顺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抚顺煤炭,除开凿大山斜井、老万斜井、龙凤竖井外,还强迫千金寨居民搬迁,将古城子、杨柏堡两个露天矿连成一体,建成东西长6.2公里,南北宽1公里的大露天矿。繁华近30年的千金寨市街,从此化为乌有。按照日伪政府制定的“都邑计划”,将原住千金寨的日本人迁入永安台等地的住宅区,将中国人迁往浑河南岸滩地(今新抚顺地区)和抚顺城、东西大院等地。一边是别墅式的高级楼群,一边是低矮简陋、阴暗潮湿的棚户区,两种地区形成鲜明对比。

千金寨的搬迁,大露天矿的建成,使煤炭产量剧增。围绕煤炭生产,“满铁”还建立了发电、制油、制铝、制钢、机械制造和修配等一批附属工厂,将抚顺丰富的资源完全纳入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轨道,抚顺成了日本主要的燃料基地。这种重工业,是日本军国主义统治当局不择手段、垄断资源、滥用民力、搞起来为战争服务的。

日本侵略者残酷地统治抚顺人民。他们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政策,在抚顺地区多次制造惨案,血腥屠杀我国同胞,1934年9月16日,震惊中外的抚顺平顶山惨案就是一例。而对抚顺劳工的残酷奴役、盘剥压榨,更是造成了大批工人的非正常死亡。在龙凤矿前、南山、夜海沟南山、老虎台矿青草沟、西露天矿和胜利矿的刘山邱楼子、盘山小学等地,都有弃埋大批劳工尸骨的“万人坑”。

日本侵略者还实行“集家并屯”,制造“无人区”,强化其法西斯统治,实行了一整套的战时特别法,以“思想犯”、“经济犯”等罪名随意逮捕、杀害居民,敌伪的警察署、宪兵队、“矫正辅导院”成了阎王殿,整个抚顺陷于白色恐怖之中。

伴随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日本侵略者还强行推行奴化教育,泯灭抚顺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服从于日本侵略、殖民统治的顺民,企图使抚顺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这种奴化教育,就连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不能幸免,他企图到抚顺“祭祖”,被日本关东军以“满洲国皇帝不是清朝皇帝”的借口所阻止,只好派出恭亲王溥伟,于1934年3月到永陵代祭。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从“九一八”事变之始,以孙铭武率领的血盟救国军为代表的数十支民众抗日武装就在抚顺各地揭竿而起,打击日本侵略者。他们谱写的著名的《义勇军军歌》唱响了中国大地。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军曾两次粉碎敌人对新宾县城的大规模进攻,队伍发展到两万余人,第十一路军曾一度攻入抚顺市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在抗日英雄杨靖宇、李红光领导下,进入清原、新宾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与中共抚顺地下党组织密切配合,频繁出击,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从1941年起,日本侵略者先后将大批战俘和其他被捕人员,分批从关内押送到抚顺煤矿,强迫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称为“特殊工人”的被俘人员中,有许多是坚强的共产党人,他们坚持民族气节,不畏强暴,不怕流血牺牲,一直坚持同日伪做斗争。他们建立临时党支部、党小组,多次发动和组织领导“特殊工人”举行罢工、怠工和暴动,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在抚顺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三

1945年“八一五”之后至1949年9月30日为民国抚顺的第三阶段,即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此间抚顺沧桑巨变,由黑暗走向光明。光复之后的国民党民国政府“劫收”腐化,疯狂内战,失去人心,致使抚顺工厂停工,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共产党人在与国民党进行的斗争中,团结、发动和组织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建立了根据地,以艰苦的斗争,终于迎来了解放,并从战争转向建设,从农村转向城市,开始了城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翻开了历史新的篇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7日,苏联红军进驻抚顺,实行军事管制。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东北局派李涛等到抚顺工作,组建了中共抚顺市临时委员会、抚顺市政府和抚顺保安司令部,继而又成立中共抚顺市委、中共辽宁省第三地方委员会(又称抚顺地委)、辽宁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抚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辽宁第三军分区(又称抚顺军分区)。1946年2月,召开了抚顺市第一届参议会会议,选举产生了议长和市长。抚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恢复了生产。1946年1月,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3月21日,抚顺党政军机关根据上级部署撤出市区,将工作重点向农村转移。

1946年3月22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抚顺,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们不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民生,反而千方百计地通过盗卖和掠夺,大发横财。

不仅如此,国民党接收大员还对抚顺煤矿进行了破坏性开采,即哪里有煤就向哪里挖,甚至连支撑井口的保险煤柱也挖掉,不管矿山的寿命和矿工的生命。大部分厂矿奄奄一息,生产停滞,经济恐慌,通货恶性膨胀,工人大量失业,市民群众再度陷入饥寒交迫之中。在农村,国民党军队盘踞在新宾、清原县城和有数的几个交通要道的据点,利用地主武装欺压农民,反攻倒算,掠夺乡村。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几近人心丧尽,进入了它最丑陋也是最后的时期。

抚顺党政军机关撤到农村之后,1946年4月,中共辽东第三地委、第三专员公署成立,领导抚顺、新宾、清原和本溪县人民进行反奸清算斗争,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开始土地改革,建立敌后根据地,领导地方武装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

1947年5月,国民党军队以5万重兵对抚顺解放区进行“五月扫荡”,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开始,6月3日解放清原、新宾,将抚顺以东的解放区连成一片。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10月31日,东北军区第一兵团独立第十师解放抚顺市。从此,饱经忧患的抚顺人民告别了命运多舛、灾难深重的民国,迎来了崭新的时代。四

民国时期的抚顺,历经了37年,这一时期的抚顺,有三大历史性的变化,由此造就了今日的抚顺。

第一,从地区经济结构看,初步完成了从封建落后的农业经济,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这种转化有4个特点:(1)转化时间短。从1912年的抚顺县到1937年日伪“设市”为标志,用了2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经济发展的一个异数。(2)城市经济以矿产带动多产。以煤为始,石油炼制、电力、制钢、制铝,陆续形成综合性重工业体系。(3)造就了本地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以煤矿工人为主体的工人阶级队伍,在20世纪20年代,就达4万多人,为全国煤矿工人的五分之一左右。(4)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脆弱的地方民族工商业。

第二,从城市形态看,完成了一个封建封闭的县城向开放的近代化城市的转变。(1)千金寨的出现宣布抚顺封建县城的结束。抚顺城与千金寨虽然只有一河之隔,却分别象征着抚顺的两个时代。(2)城市布局、城市功能分区以便利殖民者为主旨,基本完备。(3)为殖民者服务的城市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如有轨电车和矿井瓦斯生活利用,均为当时领先水平。

第三,从文化内涵看,出现了从封闭落后的封建文化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和工业文化的转变。(1)大批劳工的到来,游商、游医、艺人的出现,带来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和东北文化的交流、融合。(2)大量工业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使人目不暇接,开阔了视野。(3)重工业门类的建设,出自抚顺人民血汗的工业化,为抚顺积累了一定的技工和管理人才资源。(4)殖民文化的强势侵入,使抚顺地区的宗教信仰、民族习俗,甚至生活用语都发生了变化,如榻榻米、四宝町、跑马场等外来语的普及与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说的这三大转变,从1912至1945年间,是以不断牺牲主权、牺牲人权,乃至彻底丧失主权,伤亡数十万抚顺人为代价,而被动实现的城市现代化,不仅令人痛心,而且永为抚顺人民引为耻辱,我们不以这种殖民地条件下的现代化为自豪,原因很简单:城市的发展和工业化,并不是可以不论主权和代价的。

抚顺民国这37年,是主权丧失的37年,是苦难斗争的37年,是沧桑巨变的37年,也是抚顺人追求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37年。在外敌入侵与奴役面前,抚顺人民从来没有屈服,从自发的抗争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中,不屈不挠,英勇无畏,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这37年间,抚顺人民共同书写了这部悲壮恢宏的历史大书,同时也在创造和保护着这颗他们曾经洒下血与汗、用锹和镐创出的东方明珠——抚顺。(王平鲁)第一篇社会经纬抚顺地区的区划建制

清朝末年,抚顺地区分属于奉天省的抚顺县、兴京府、开原县管辖。抚顺县始设于1908年6月(光绪三十四年),是将原属奉天府的兴仁县移治于抚顺城,设置抚顺县,仍隶属奉天府,辖地为今日抚顺西部地区。兴京府设于1909年4月(宣统元年),是将原来的兴京厅升为兴京府,与原来的凤凰厅一起,受奉天省兴凤道管辖。兴京府辖地不仅包括今日新宾地区,还领有当时通化、怀仁、辑安、临江4县。而清原地区尚未设县,属1664年(康熙三年)设置的奉天省开原县管辖。抚顺城中街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及东北易帜时期

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武昌起义爆发,各省响应;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统治被推翻。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在南京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式的政权——中华民国。1912年2月18日(农历春节之日)起,全东北地区改用公元纪年,取下清朝龙旗,换上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抚顺县、兴京府(辖临江、辑安、怀仁、通化4个县)仍袭旧制。

1912年3月14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政府定都北京。北京政府时期,中央政权相继为北洋军阀各派系所操纵,故俗称北洋政府、北洋军阀政府。1913年2月,北京政府划奉天省为中路道、东路道、西路道、南路道、北路道5道。遂将兴京府改为兴京县,设兴京县公署,归东路观察使所辖,原府所辖4县与兴京县再无隶属关系。9月,中路、西路裁撤,并调整各路辖境。1914年5月,改南路为辽沈道,东路为东边道,北路为洮昌道。抚顺县、兴京县均隶属东边道。5月23日,民国北京政府宣布,全国实行省官制、道官制、县官制。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行政公署改称巡按使公署。改观察使为道尹,施行省、道、县三级管理。道尹衙门称道尹公署,县衙门称县公署。6月1日,公布《各省所属道区域表》,将东北划为3个省,下设10个道,改制后的抚顺县仍隶属奉天省东边道,县长改称县知事。1915年,抚顺县将治所由抚顺城迁移到千金寨后市街路北。

1922年12月27日,裁撤永陵总管衙门及永陵掌关防衙门,其事务归兴京县公署接管。1923年,裁撤兴京协领衙门,其事务由兴京县公署接理。1925年4月,裁撤兴京副都统衙门,永陵祭祀为县公署办理。抚顺县公署大楼

1925年9月18日,经中华民国奉天省长公署批准,析开原、海龙、柳河、兴京及铁岭5县各一部分,在开元在开原镇八家镇地方添设县治,定名为清源县,归奉天省东边道管辖,设治委员公署建在八家镇(今清原镇)。1928年4月2日,奉天省长公署发布训令,因清源之名与山西省清源县同名,故将辽宁省清源县改为清原县,设治委员公署改称县公署。

1927年4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1928年(民国十七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北京,北洋政府统治宣告结束。12月29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以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替换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

1929年1月25日,奉天省政府下令:“所有本省辽沈、东边、洮昌各道缺,应自奉令之日起,遵即一律裁撤,停止职权,结束交代,应领经费,裁至本月月底。”东边道被裁撤。1月28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以省名“奉天”二字含有浓厚的君主色彩为由,将奉天省改名辽宁省,取“辽水流域永久安宁”之意。2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省、道、县三级制改为省、县二级制。1929年7月29日,经行政院批准,改兴京县公署为新宾县公署,同年又改为新宾县政府。

抚顺县、新宾县、清原县随之改为隶属辽宁省,为辽宁省下面的乙级县。

在这一时期,抚顺地区还有一块不能行使主权的土地,特殊的“国中之国”,这就是抚顺的日本南满洲铁道附属地。1905年3月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侵略者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抚顺,强占了抚顺煤矿公司和抚顺华兴利公司。从1908年5月起,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购买采矿用地的名义,在抚顺大量购买炭矿附属事业和市街用地。1909年9月,日本侵略者又利用《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这一不平等条约,不断扩大矿界,强占了西起古城子河,东至龙凤坎的大片土地,至1936年,通过强占、收买、欺骗等各种手段,“满铁”在抚顺附属地的总面积已达68.40平方公里。至1931年“九一八”之前,日本在抚顺“满铁附属地”设有关东军抚顺宪兵分遣队、抚顺警察署、地方法院、地方检察厅、税务局办事处等一整套严密的法西斯统治机构,对“满铁附属地”实行了全方位的殖民统治。伪满洲国时期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19日占领抚顺全县,10月占领清原。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伪满洲国国务院将省政府改称省公署。改辽宁省为奉天省,抚顺县政府改为抚顺县公署,隶属奉天省公署。1932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新宾,并成立伪新宾县公署。1933年10月,由伪县公署呈请获准,新宾恢复兴京旧称,改“新宾县公署”为“兴京县公署”。1934年(伪满康德元年)12月1日,将奉天省分割为奉天省、安东省、锦州省三省,抚顺县仍归奉天省管辖。

1935年(伪满康德二年)5月,日伪决定,将抚顺县公署所在地千金寨的居民、机关、学校、商户等一律迁出,到1937年(伪满康德四年)方迁移完毕,伪抚顺县公署由千金寨迁到新抚顺(今抚顺市第三中学校址)。

1937年(伪满康德四年)11月5日,日本与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签订了所谓的《日本国满洲国间关于撤销在满洲国的治外法权和转让南满铁路附属地行政权条约》,废除了日本在东北的治外法权,并转让了除教育行政、兵事行政、神社行政之外的“满铁附属地”行政权。

12月1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发布403号敕令,抚顺建市,成立伪抚顺市公署,此为抚顺首次出现市级建制。抚顺市与抚顺县并存,互不领属,同归伪奉天省公署管辖。抚顺市的辖区,为“满铁附属地”和从抚顺县划入的1个街、4个主村、19个副村。即抚顺街,望花村(含望花台、大瓢屯、古城子、小南沟、小瓢屯5个副村),万金村(含万达屋、榆林堡、新安堡3个副村),五老村(西窑地、五老屯、后汪良屯、蛇窝、大演武沟、小演武沟、五道沟7个副村),搭连村(搭连嘴子、龙凤坎、新屯、夜海沟4个副村)。千金大街

这1街、4村及“满铁附属地”合并后,分为伪抚顺市公署下辖的27区,即一、二、三、中央、五、六、七、八、安仁、居仁、乐仁、同仁、工业、古城、五老、千金、大山、杨柏、东乡、永安、榆林、老虎、万达、新屯、龙凤、搭连、望花区。

抚顺市的四至为:东至东洲村,南至千台山,北至浑河,均与抚顺县接壤;西至望花村,与沈阳接壤。全市总面积为91.23平方公里。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

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部队进驻抚顺地区。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抚顺市政府成立。1945年10月至12月抚顺市政府下辖抚顺县民主联合政府、清原县政府、新宾县政府,龙凤、老万、杨柏、大城、永安、解放、李石寨7个区政府和望花村公所。12月17日,为适应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需要,辽宁省政府发布训令,成立辽宁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辽宁三专署),隶属辽宁省政府,抚顺市政府隶属辽宁三专署,并与辽宁三专署合署办公。训令称:“为了工作、领导上的便利,决定设立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命李涛为专员,将清原、新宾、抚顺市、抚顺县四个行政单位,由该专区直接领导。”1946年3月21日,由于国民党军队占领抚顺,市辖各区政府(区公所)随即取消。

3月22日,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设立抚顺市和抚顺县政府,均隶属辽宁省政府。全市辖中心、南宁、西安、永林、新抚、复兴、古城、杨柏、大官、望花、老万、新屯、龙凤、搭连14个区(镇)。1947年3月10日,这14个区(镇)合并为7个区,即:中心、新抚、大官、东安、万新、杨柏、望花区。

1947年3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以“抚顺市系敌伪窃取东北时期所设置,兹以该市财政收支不敷甚钜,市政府经费既无法维持,各项建设自无由展开”等借口,撤销抚顺市的建制,将抚顺市并入抚顺县,并从21日起正式实行。抚顺市所辖行政区划并入抚顺县,行政区划调整为8个镇,14个乡,下属492个保,4617个甲。

与此同时,1946年4月,转移到农村的中共辽东第三地方委员会(简称中共辽东三地委)和辽东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同时成立,辽东三专署成立后隶属辽东省政府领导,5月隶属辽宁省政府领导,11月划归安东省政府领导,机构改称安东三专署,下辖抚顺县、沈阳县(后合并为沈抚县)、沈铁抚联合县(后划出)、本溪县、清原县和新宾县政府。

1946年4月12日,中共辽西一地委在李千户村召开会议,传达中共辽宁省委决定,成立沈铁抚联合县,沈铁抚联合县管辖14个区,即沈阳蒲河总区的6个分区,铁岭东部的5个区和抚顺北部的3个区,全县总面积3334平方公里,270多个村,人口39万。7月,沈阳、抚顺二县合并成立沈抚县政府,隶属辽东三专署。20世纪30年代抚顺站前广场

1946年10月至1947年5月,国民党进占新宾,成立国民党新宾县政府。1947年6月2日,新宾县获得第二次解放,同月,组成新的县人民政府。辽宁省政府迁到梅河口,新宾划归安东省第三专署管辖。

1946年10月8日,清原县党政军机关实行战略转移,国民党占据清原。国民党设清原县政府,隶属于辽宁省,后归安东省,直到1947年5月底国民党军队溃退为止。

1946年12月,根据中共辽宁省委决定,组成清(原)海(龙)柳(河)联合县政府。活动于国民党统治的清原东部、南部、西部和北部地区,仍归辽宁省第二专员公署管辖。

1947年随着我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的胜利,辽东大片地区先后获得解放。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扩大农村根据地,中共辽宁省委决定,6月1日,将清原县七区(北三家子)、八区(南口前)铁路以北的18个村成立联合区,划归沈铁抚联合县。1948年3月,清原县改归辽宁省直辖。1948年8月,改归辽北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

1948年10月31日,抚顺获得解放。11月2日,沈抚县和沈铁抚联合县撤销,抚顺市政府和抚顺县政府成立,抚顺市、县分治,均隶属安东省政府。(王平鲁)城市的形成

20世纪初,随着煤炭的扩大开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抚顺城市发生如下变化:城市性质由封建城市变成殖民地城市;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大;城市经济由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变成以重工业为主体;城市的建设和基础设施出现某些现代化因素;城市的中心由浑河北岸移至浑河南岸。

这些变化首先表现在千金寨新市街的形成。原千金寨地区(今西露天矿大坑范围内),煤的储量丰富。到了20世纪初,清王朝的厄运步步加深,已经顾不了祖宗“龙脉”,正式批准采掘。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首先由职商王承尧开办华兴利公司,开采千金寨地区煤炭。与此同时,杨柏堡、老古台(老虎台)等地也由翁寿、颜之乐集股开采,但资金不足,采掘方法陈旧,规模较小。第二年沙俄势力渗入抚顺,王承尧与沙俄银行合股,组成华兴利公司,翁寿与纪凤台钱庄合股,组成抚顺矿务公司,扩大了开采规模。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侵略者替代沙俄掠夺抚顺煤炭资源,着手在西露天一带扩大开采,于是这里由一个普通村庄顿时变成繁华的新街市。

千金寨街市的发展,是与人口高度集中相联系的。据20世纪30年代中叶统计,抚顺地区(含今市郊区)人口为27万人,这还不包括“满铁抚顺煤炭矿”从山东、河北、辽西等地招骗来的矿工(当时这批矿工约有3万多人)。随着人口的集中,商业、服务业迅速发展起来。千金寨的商业先是兴起于市街南部的邵家坟一带。主要店铺是饮食、成衣、估衣、糕点等行业。民国初年,邵家便在千金寨东大街建起几幢楼房,开办各种买卖,这样东大街开始兴盛起来。1915年,抚顺县公署由抚顺城移至千金寨,这里成为抚顺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户、手工业户进一步向千金寨集中。在前市街、后市街、商场、菜市场、东西平康里、铁道南等地,都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商业区。据1930年统计,抚顺地区共有商户983家,其中千金寨就有885家,占90%还多,共有工户(小工业)351家,其中千金寨就有297家,占85%。商、工户的资本总额为555285,其中千金寨就有498000元,占89.6%。由此可见,抚顺地区的工商业,基本上集中在千金寨。伪满时期的中央大街东四条通商业街

20世纪30年代初,千金寨不仅在抚顺地区闻名,而且已成为东北地区著名的市镇。然而市街建设却呈现出严重的畸形,日人街整齐划一,林荫街静,而华人街则杂乱无章,臭气熏人。房舍是插空杂建,毫无规划,样式各异,间距不等,零乱密集,把街路挤得弯弯曲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决定对煤矿进一步扩大开采,千金寨陆续搬迁。此时“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开始制定抚顺的“都邑计划”,将发电厂北侧浑河滩地填高铺平,作为中、小工商业区和劳工、平民居住区。同时在今南站一带开辟大型工商区和日人、“高等华人”居住区,这里划定为城市的中心。将永安台(今南北台)开辟为日本人专用而禁止华人迁入的居住区。后来又开辟了新屯、龙凤、望花、东洲等新区,至此基本上形成了抚顺城市初期的总体布局。抚顺城市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一些基本状况是:日人街城市道路网的布局

日据抚顺时期,城市道路的主体在日本侵略者机关驻地和日本人居住区范围内。早期的日本人居住区在“新市街”,后来分别搬迁到永安台、榆林堡。也有少部分人居住在东洲和望花地区。日本人住宅区不仅地理位置好、景观条件好,而且用地布局、竖向规划等方面都比较讲究。如日本官员的高级住宅区南北台,以山顶平坦圆形广场为中心,形成八卦式放射形路网。东公园、新屯公园、龙凤、望花等地日本人住宅区,街路路网采用矩形方格式,间距一般为60米左右,达到延长街面长度为目的,采用别墅式庭院建筑。站前以火车站为中心,与22米红线的民主路和解放路相对称,形成放射式矩形道路网。有平行于中央大街18米红线的南北道路6条,与中央大街呈十字交叉的东西向红线为11米至22米道路10条,以及36米红线的南大街道路与中央大街相连。道路横断面是一块板,车行道两侧边石采用L形水泥砼边石兼作街路雨水排放明沟,与人行步道分开。路面铺装为6~8厘米厚沥青贯入式路面。人行步道铺装25乘25厘米水泥砼方砖。边石与步道之间栽植街道树,并配置明线照明路灯。

然而,中国人住宅区的东大院、西大院、古城子、下洼子、老虎台、万达屋、龙凤及搭连等地都是自然形成的狭窄土路。新抚顺虽然形成方格式道路网,但标准很低,路面狭窄无铺装。

20世纪30年代,市区面积为69.54平方公里,道路用地面积177万平方米,人均路用面积为6.36平方米。机动车170辆,非机动车3788辆,车行道面积89万平方米,干道密度平均为1.27平方公里。占市区面积75%以上的中国人住宅区仅有土石路33.5万平方米,占车行道面积37.74%,人均占用道路面积不到1.2平方米,仅占全市人均路用面积的19%左右。

城市桥梁情况:市区横跨浑河桥梁仅有5座。永安桥,始建于1912年,原结构为砼墩台,木桥面。1931年10月9日,日本侵略者利用中东铁路拆下来的旧钢架,改造修建成钢筋砼墩台。全桥9孔,总长304.25米。桥面净宽4.8米,荷载标准为汽-10级。由于桥面过窄,只能单向行驶车辆。桥头两端设交通指挥岗楼,用手摇电话机通话联系,手旗指挥交通,通行能力极低。桥北头引道长250米,纵坡为7.5%。冬季路滑,车辆行驶困难,交通肇事频繁。新抚桥,位于永安桥下游3. 5公里处,1936年动工,1937年9月竣工,荷载为汽-10级,桥长为33孔719.2米,净宽7.5米,无人行道,栏杆只有0.8米。新抚桥结构下部为钢筋砼双柱式墩。上部结构有两种,一为钢筋砼双悬臂梁式,长385.2米;一为钢板梁式,长为334米。新生桥,原名叫松岗桥,块石墩台,钢梁砼桥面,全长为261.53米,车行道宽6.2米,人行道两侧各为1.4米,桥高为3.5米,标准荷载为汽-10级,两端与华山和鞍山两路相接,原为石油三厂、钢厂、铝厂生产运输专用桥。还有一座与和平路相接的排架式木桥,已于1956年拆除。搭连桥,位于市区东部,与煤都路、城乡路相接,建于1937年11月。全桥11孔,长159.8米,桥高6米,为砼墩台。上部结构原为木桥面,于1959年改建为钢筋砼结构,桥宽11.5米,车行道宽9.03米,人行步道2.04米,荷载标准为汽-13级。1932年在永安木桥基础上修建的永安铁桥城市的公共交通

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抚顺煤炭,于1919年敷设了电气化铁路,围绕矿山运行。抚顺电铁到解放前共建标准轨206公里,轨行大部分是38公斤/米以下的,有35台机车,47l辆货车,12列客车,机车全部是购买外国的,吨位小,型号杂。

抚顺电铁承担全市沿线工矿企业货物和职工的运输任务,解放前年均货物运输量为320万吨,日均0.88万吨;年客运量为1459万人次,日均4万人次。

城市公共交通,最早出现在1925年。这年成立“巴斯”株式会社,有公共汽车4台,小轿车5台。市内运输线路是从抚顺火车站(南站)作起点,通经抚顺城、十一道街、栗子沟和北窑地,共4条线路,每条线路有1台车。到了1936年,客车发展到10台。三轮车304台,客马车103台,自行车3154台。

光复后,国民党盘踞抚顺,街面上军用车横行,行人稀少。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只有少量的人力三轮车、四轮马车,分布在火车站前一带马路上。城市的供热

城市供热始于1907年,开始由抚顺炭矿工事事务所管理,设水道、修缮、暖房三个系。暖房系具体负责供热事宜,当时的供热区域为:南北台,东公园以及东一路北侧,铁路小学以东,河堤路以南一带地区,此外还有新屯公园地区,东洲部分地区。在城市建筑风格上搬用东亚建筑形式。商业区在城市平面图上处于突出地位。大烟馆、妓院之类遍布各角落。城市中既出现了新型的住宅,也出现贫民窟。城市的通讯

1906年9月,设“关东都督府邮便电信局千金寨支局”。次年改称“千金寨邮局”。此时,中华邮政与日本客邮在抚顺同时并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邮政全部撤至关内,伪满洲国组建邮政机构。

有线电报通讯始于1909年4月,电报东达兴京(新宾)、通化、临江、辑安,西达沈阳。对公众开辟了长途电报电话业务,受东三省官邮局领导。

1908年9月,千金寨邮便局装磁石电话机,开始经营办理市内通话。民营地方电话业务也于1919年开通,当时有磁石交换机200门,设局于千金寨,受民国抚顺县领导。1929年,改装市内自动电话2800门。1933年,满洲电话电信株式会社成立。这时民国抚顺县电报电话局被迫将业务移交“会社”经营。同年,原民营电话业务也交给“会社”。到1936年,全市安装电话2263台。(赵广庆)千金寨的变迁“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一条破麻袋,能铺不能盖,盖上前胸脯,露出两膝盖。北风冒烟雪,无米又无柴,天冷肚子饿,小鬼来逼债。没钱鬼不饶,去把儿女卖,卖掉儿和女,还不清阎王债。冻死路边倒,阎王脚下踩,一把尸骨扔关外,悔不该来到千金寨。”《来到千金寨》这首民谣,久居抚顺矿区的老年人,一定还能记忆犹新。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3月起,千金寨矿区从一个寂寥的小村庄,由于煤矿的开采,人口日渐增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中日两国人杂居的繁华市街。居住在千金寨的中国人有5万左右,而日本居留民却逐渐增加到了71311人(《满铁经营沿革史》1928年户口调查统计表)。截至1928年,居住在千金寨的日本人,包括炭矿职员和商户居民,全部搬向小官屯一带新建的“日人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勒令千金寨的中国居民向“满人街预定地”(新抚顺)转移,截至1937年基本搬迁完毕。这个曾经繁华30年的街市——千金寨便从《抚顺市街地图》上永远消失了。千金寨的起源与发展

千金寨位于古城子千台山北麓。亿万年来,它的地下珍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面积从东到西15公里,头高脚低,西起千金寨,东至杨柏堡、老鼓台(今老虎台),脚朝东,头朝西,储量近10亿立方米。远在五六千年前,就曾被古人发现,并挖掘利用。1901年10月29日,清政府奉天将军增祺奉旨向王承尧、翁寿签发了准予开采煤矿的采掘许可书。

1901年12月,王承尧、荣纶、英凯等人筹募商股资,本金10万两,正式组建华兴利公司,总公司设于千金寨,分公司设于奉天城内。王承尧自任总办,张宝瀛任执事,全公司共有职员70余人,无任何一个外国人参加。王承尧所办的千金寨华兴利公司,下属5个矿坑,均已开始正常生产。采煤工人少时有200人,多时有700人,日产煤量最低5吨,最高可达400吨左右。

1904年(光绪三十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沙俄政府公然武装占领千金寨煤矿。俄人戈里特拉斯托夫率俄军400余人,将王承尧开办的千金寨华兴利公司所属的5个矿坑,强行霸占了3个。王承尧对沙俄此种野蛮无耻的强盗行径,忍无可忍,被迫向奉天将军增祺详禀事件发生经过,要求依法保护。增祺害怕洋人,一时未作处置。同年4月,沙皇俄国为运输千金寨所产的煤炭,擅自使用华兴利公司境内铺设李石寨至苏家屯的奉抚铁路。王承尧深感事态重大,核查属实,亲去奉天再次禀报奉天增祺将军。清政府软弱无能,无力对外交涉,增祺也只能摇首叹息,束手无策。同年12月,日俄战争闹剧愈演愈烈,千金寨华兴利公司所经营的各煤矿,终因战争影响,被迫停止开采。

1911年(宣统三年)4月,清朝政府对抚顺县令程廷恒所提迁移秉承,予以批复,同意将抚顺县治移往千金寨。千金寨里的两重天

日本帝国抢占千金寨煤矿之后,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几年的经营之下,一方面疯狂掠夺煤炭,另一方面在千金寨村大肆勒购民田,开辟街道,营建楼房,开始大规模建设“日本人市街”(简称日人街)。自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的5年时间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其从千金寨掠夺煤炭363万吨,年平均掠夺煤炭72.6万吨。千金寨市街,也随日帝掠夺抚顺煤炭资源规模的扩大而人烟稠密起来。

展开《抚顺市街图》(即千金寨市街图),举目即可看出同是一个千金寨,却是天堂地狱两重天。千金寨市街的西南角,所谓“满铁附属地”的一大片市街,是日本人居住的地方。据1911年(宣统三年)《抚顺县村屯户口表》记载,日本居留民涌至千金寨的“炭矿执事员”计807户,为2702人,加上从事铁路、农业、工业、商业各业的日本居留民则为1172户,3956人。另据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著的《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史》记载: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来到千金寨的日本居留民已达825户,男女人员总和为5669人。时过9年之后,即1916年(民国五年)来到千金寨的日本居留民,猛增至4488户,男女人口总和为24046人。千金寨日本人新建市街,占地面积达991710平方米。日本人市街的东半部,有满铁抚顺炭矿住宅、学校、寺庙、医院等各军政文化教育等机关。“抚顺神社”、“满铁医院”、“邮便局”、“消费组合支部”、“男、女中学校”、“警务署”、“修武馆”、“公学堂”、“抚顺矿中央事务所”、“日本守备队”等,均设立此处。千金寨旧市街千金寨新市街二条通

千金寨西半部为日本市街的商业区,这是按日本标准规划设计建成的新型市街。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4月开始生活供水,1909年9月供应煤气,1908年11月,千金寨大山坑发电所发电,开始供电照明。当日本人市街居民区已开始使用电灯照明的时候,千金寨的中国居民区,家家户户还在点“洋油”(美孚牌煤油)灯。

千金寨日本人所住的市街,是以千金寨火车站的北向为中心,火车站背面称为本町。南北朝向修建了七条马路,从一条通至七条通。从东侧开始,有富士町、朝日町、敷岛町、大和町、高砂町、明石町、弥生町、春日町、吉野町、寿町。日本人市街的夜景,灯火辉煌,狂歌乱舞。满铁社员工作余暇,可到大和町的“公会堂”进行娱乐活动,休假日还能全家团聚,漫步于大和公园。

千金寨中国人市街占地面积仅有500亩,到1914年,抚顺县知事将邻接满铁附属地北侧的350亩可耕土地,改为千金寨新市街用地,使市区所占土地面积达到850亩,约505772平方米,仅占日本人市街面积的50.9%。房屋建筑参差不齐,多是小黑瓦屋面,大青砖墙面的砖木结构,几乎都是低矮平房,居民住房大多数都吊纸棚,很少抹灰面天棚,一年四季火灾时有发生。街面虽有车道及人行道,但缺乏统一规划,没有一条柏油马路,全都是黄土道。千金寨比较繁华的地区要属东大街、第一商场南门外、前后新市街、北市场(老菜市儿)、东西平康里和南市场等地。比较大的百货商店有三盛东、公益合、恒兴茂、恒兴成、福远东、新发东等。大鲜果店有泰和长、稻香春、老稻香春、江南春、德盛魁。中西药店有广生堂、济生堂、崇盛泰、鸿升堂、信仁堂、即愈大药房。餐馆饭店有福合楼、独一处、什锦斋、天津馆。上述商家均设于千金寨铁道南北的繁华街面上。中等学校有县立初级中学、简易师范,小学有县立第九高等小学。市街内驻有县公署所属各单位等。另有各类小商店、摊床、小杂货铺等不下3000余家。

千金寨的中国人街,以千金寨大山坑电车站的铁道线分界,划成不规则的南北两大块。南侧称铁道南,北侧称铁道北。大山坑电车站下边的桥洞子(涵洞),是连接铁道南北的交通要道。桥洞路北,坐北朝南有日本警务署设立的黑暗子衙门(警察分驻所),那便是日本当局用法西斯武装暴力镇压中国人的分支机构。通往铁道南北的桥洞子外侧铁道西边,有摆地摊“缝破穷”的劳动妇女,风里吹,日里晒,一针一线的为过路人缝补破衣服,缝上一天活,只能赚八角钱,略以糊口。桥洞子下边,便是千金寨有名的“工夫市”,没有固定工作的穷苦人,每天到这里卖子(日出为卯时,半夜为子时)工,等待雇佣。这成群结伙找活干的工人,多数都住在大山坑坡下门口挂罗圈幌子的一长排便宜小客店。

从“工夫市”往南走几十步,便是千金寨驰名的“穷饭市”,卖玉米面大饼子的摊床有一大长排,还有多家有门市的小饭铺,卖经济小吃一家挨一家。

千金寨的“欢乐繁华”所在,即为“高等华人”专设的大烟馆、大酒楼、高等妓院。大烟(鸦片)馆不仅公开贩毒,还专设花枝招展的女招待,扫榻接客。

东西平康里、第一商场周围、铁道南艳春院、四十八间房、大同楼北胡同,都是妓女麇集之所。千金寨妓女之多,曾达五六千人。

千金寨铁道南的臭水河沟沿,臭味熏天,疾病流行,死亡率惊人之高。当年住在千金寨的中国人,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几岁。就在这臭水河南沿,受日本宪警支持的朝鲜浪人开设的吗啡馆、白面(海洛因)馆,排列成行,毒害中国人。这里的乞丐成群,“路倒”遍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千金寨历史的真实写照。千金寨“日人街”的兴衰

日本侵略者取得日俄战争胜利之后,派遣小山田淑助来千金寨任军政长官,并和加藤喜助卫门、大八木乔朵等一起,“招募游民,任其包做”,将千金寨王承尧开办的华兴利公司所存煤炭4000吨强行运走,洗劫一空。1905年5月,千金寨煤矿开始隶属于日本陆军大本营。他们设立“抚顺采炭所”,仍旧利用千金寨华兴利公司旧坑,强督矿工采煤,专供军用,日产量约300吨左右。

1905年9月“抚顺采炭所”改属于日本野战军铁道提理部管辖,并组成了“第一采煤班”,大搞“人海战术”,雇佣廉价“中国苦力”,开始推行“残柱式采煤法”,狂挖滥采,产煤量激增。最高日产量已达1400吨,使千金寨地下宝藏遭到严重破坏。

1907年4月,日本帝国政府决定将千金寨煤矿划归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于是满铁会社便从日本国内抽调大批采煤专业技术人员,陆续来到千金寨。随着煤矿不断地发展,工人逐渐增多,市场消费大幅度增加,千金寨市街也随之而繁荣起来。无论中国人、日本人都在迅速猛增。根据千金寨煤矿不断扩大的实际需要,满铁抚顺炭矿便在千金寨之西南角,强行勒购中国人的民房民地,拟定了修建“日人街”的长远规划。

新建的千金寨“日人街”,柏油马路宽敞齐整,最宽处为36米,其余也有21.6米、14.4米、10.8米,宽窄不等。建筑结构钢筋混凝土者甚多,砖木结构者亦有之。外墙面都抹了装饰灰,显得壮观秀丽,与千金寨中国人市街相比,确有天堂地狱之别。

1907年至1909年,短短的三年时间,日本人在千金寨“日人街”将取暖、供电、煤气全部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

因为千金寨整个市街地层之下,埋藏着丰富的沥青焰优质煤炭,于是日本“满铁”当局委托美国采煤工程师,负责技术设计,以便提出“大露天堀开采计划”。这一计划如付诸实施,则千金寨这座刚刚建设不到二十年的繁华街市,必将毁于一旦。千金寨火车站“日人街”居民区的搬迁问题,至1924年2月16日终于全部达成协议,一度繁华的千金寨“日人街”此后迅速走向消亡。

抚顺炭矿选择了千金寨以北,大官屯东邻的小官屯一带作为新建“日人街”的地区。此地原是历史上中国地界的一座富饶的村落。根据1911年(宣统三年)抚顺县村屯户口调查表所载:“小官屯仅有28户人家,男丁104人,女口106人,人口总数210人。”日本侵略者先是野蛮威胁,继而用金钱收买,把西以杨柏河为界,北至浑河南岸,东至永安桥以东的大片中国土地,抢掠归己,从此这里也沦为满铁抚顺炭矿的附属地。1922年6月,抚顺炭矿长井上匡四郎,决策制订了新市街建设总体规划,由其继任矿长福田政纪付诸实行。截至1924年,两年半时间,一座代替千金寨“日人街”的新兴街市,即已粗具规模。

这座新街市,以抚顺南站(日本人称抚顺驿,中国人称新站)的铁路沿线为界,划分成南北两大块。南部地区为抚顺市街,面积约112.4万平方米。北部地区设粮栈街(今仍称粮栈街),面积为19.2万平方米,这里设有粮谷组合(加工厂)、粮栈、油坊、日本酒厂、酱油厂、烧锅,等等。沿铁道线南北走向敷设两条11~12米宽的柏油路,铁道线南侧为新市街商业区,以抚顺南站为中心,向外放射成矩形棋盘格式街道。南站前的南北向柏油大马路,日本人称为中央通(今中央路)和东西走向路宽27米的柏油路,火车站东侧为东一条通,西侧为西一条通。以中央通为基点,切割成东、西两大片市街,从南站广场左右前方放射出两斜马路,宽22米。一条路名为永安大街(今民主路),即从南站通往永安台,另一条路名为千金大街(今解放路),即从南站通往“欢乐园”。

与中央路平行南北走向设柏油路六条,路宽为18米。中央路东的三条柏油路,由西往东排列是东一番町(今东一街)到东三番町(今东三街),中央路以西排列的三条柏油路,从东往西是西一番町,到西三番町。

从抚顺火车站站前广场向南,东西走向建成宽11米至22米的并列十条柏油马路。由站前广场往南排列,中央路东侧从东一条通(东一路)到东十条通(今东十路),中央路西侧从西一条通(今西一路)到西十条通(今西十路)。中央通与十条通最南端,设有宽度36公尺的南大街。南大街对面,中央通东侧,设永安台运动场,其中有篮球场、野球场。运动场东面,是日本守备队屠杀中国人的杀人场。南大街路北是抚顺炭矿南寮宿舍。因日本人采取边建边迁办法,将原千金寨“日人街”商业区,逐渐迁来此处。中央通与东西七条通的十字路口,东南角是电报电话局,东北角是邮政局,西南角是抚顺警务署,西北角是地方事务所(1937年是伪满抚顺市公署)。

永安台圆形中央广场,是永安台高地的中心点,从此向四处放射,成四方倾斜状,为略微圆形的放射线网,中国居民称为八卦阵,占地面积115.7万平方米。以中央广场圆心为切线,把永安台切成南北两大块,南侧为南台町(今南台街),北侧为北台町(今北台街)。南北两个台町,各自一町目至五町目,皆为抚顺炭矿建成的住宅楼群。按住宅规模,内部设施,居住面积,把住宅分成甲、乙、丙、丁、戊、己、庚七个等级。另按住房者的职务高低,分配几级房屋。从东乡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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