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菊隐
出版社：群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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狷介与风流：蒋百里传试读：
自序
我写过几部民国人物传。第一部是吴佩孚的传记，写作时正当中日战争刚开始，我特写这个毁誉参半的过时军人，意在借重他不勾引外援之一点，警惕当世野心家莫做吴三桂的一流人物，随后写得兴起，又写民国初期的“六君子”。实在这几部书都不是个人或数人的传记，各有其时代背景，不过提出这一时代的一个或数个特殊人物为中心，把民国初期的政治和军事史连系起来。
我写个人的传，还是自这部蒋百里先生的传记始。但还是有时代背景，因个人和时代是不可分的。
百里先生以一介书生，受中东、日俄两役的刺激，才决心弃文习武。他一生以国防为其中心思想，以建军工作及军人之精神教育为其不二职志，绝无个人权位之私，不愧关心国家安危的民族先觉。民国初期他培育过不少的军事优秀人才，抗战时期他又发表过不少的不朽的言论，但终身未见大用，不能完成他建军和巩固国防的伟大理想，论者比之于贾谊、屈原一流人物。
国家需要这么一位志行忠洁和学识优长的军事人才，历来的当局也都很敬重他，但都不能用他，偶然用他时又只当作政治饰品，有其名而无其实。他的才名洋溢中外，门生故吏满全国，生前备至推崇，逝后予以追思。但从反面看起来，政府当局善善而不能用，绛帐中人对外作战虽有功而勇于内争的却也不少，个人之名成而国家之名毁，我想他死后必不瞑目。
学成不能问世，有志不克竟成，这责任一半应由他自己负，因为他的书生习气太重；一半应由历来的当局负，他们要狗才而不要人才。
今天距先生之死将及十年，距先生的求学时代忽忽五十余年。今天我们的国防，比甲午时代如何？纵然说有进步，但我们只进了一尺一寸，别人已迈进数丈之外。今天面临着立体战争和原子时代，我们能与人争一日之短长吗？
中国在内战时期演习战争达二十余年，最后因人成事才打倒了蹂躏国土的敌人。敌人刚退出去，内战又打起来，今天越打越勤，看看倒下来的敌人快要翻身起来又充远东舞台上的“要角”。二次世界大战方了，三次大战之谣又起，我国忝为世界五大强之一，莫说国防空虚如故，连军人自知其本位的也还不多。中国兵额居世界之冠，占国家岁出百分之七十五，而战后的今天，我们不但对世界和平不能有所贡献，且自身尚为和平的一道暗礁，仍如战前一样，扮演着国际舞台的一个悲角。国人口口声声自力更生，事实上无日不在进行着自掘坟墓的工作！
所以我们认为建立国防和军人之精神教育，其重要性不但不比战前减低，且更有急起直追之必要。因此我们联想到先知先觉海宁蒋百里先生，希望有人继承他的遗志，实现他的理想，把一个支离破碎的中国，造成一个足以维系世界和平和举足轻重的富强国家。民国三十七年元旦写
蒋百里（1882~1938）
名方震，号澹宁。浙江海宁人。
1882年生。
1900年入求是书院。
1901年赴日本，先后入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
1906年去德国实习军事。
1911年任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
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1913年任袁世凯总统府军事处一等参议，次年著《孙子新释》。
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出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出师计划股主任。
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著《军事常识》。
1918年底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1920年回国。
1925年至汉口任吴佩孚总参谋长，1926年辞职。
1930年1月，因其学生唐生智反蒋介石而被牵连入狱，九一八事变后获释。
1933年赴日考察，鉴于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就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当局备战。
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次年春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倡议发展空军，建设现代国防。
1937年夏，出版了代表作《国防论》，认为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拖垮。9月以蒋介石特使身份访问意、德，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的基本观念》，进一步阐明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1月卒于广西宜山。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第一章少年得意
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夺锦标本是他的惯技，可是日本人看起来却是件了不得的事。士官榜首例由天皇赐刀，日本人引为殊荣，这荣典为中国人所得，日本学生便又引为奇耻大辱了。日本人是气量最小的民族，无论什么事不让中国人占先，后来山东出了个围棋圣童吴清源，日本名手一个个败在他的手里，日本人便硬逼着吴改入他们的国籍，这是多么浅薄可笑的事！浙江求是书院
前清末年，杭州出了个一门三翰林的佳话：名翰林陈豪的长子汉第字仲恕，次子敬第字叔通，先后都点了翰林。后来仲恕主持杭州有名的求是书院，蒋百里便是该院的高材生，该院即现今浙江大学的前身。
二十七年(1938年)百里奉命代理陆大校长，由长衡道出桂林的时候，忽然想到老师陈先生以高龄避难上海，靠着画竹子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近况当然很清苦，便由中国银行汇了五百元接济陈先生。陈领到汇款的第三天，早起翻开报来看，看见他的得意门人病逝宜山的噩耗，就像暴雷从他的顶门劈下来的一样，他为国家培植人才，培植了这样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军事家和文学家，而后进人才从百里手中培植出来的更不知有多少，国家正在危急关头，而百里撒手以去，无论公谊或私情，陈老先生心里的难过都是不言而喻的。
我访问陈先生是三十六年(194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佳日。他年已七十四岁，精神兀自那样的饱满，在战后激流浊浪之中得见这样热情充沛的长者，我不禁引为愉快。他对百里的早期史说得很详明，从他的记忆和谈述之中脸部常泛着无限的伤感。
随后我遇见百里的老窗友钱均夫先生，他和百里同年生，也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但一点不显得苍老，有循循儒者的风度。他和百里订交于己酉岁
，那时彼此都只有十八岁，以文字互契而成莫逆。百里东渡求学的那年，托钱先生每逢假期到硖石代省他的老母，他俩的交情从小到老是不同恒泛的。
根据这两老给我的材料，我便能摸清百里童年时代的轮廓。我写百里先生的传记，不想刻画他成一个旧式的传记人物，用“生而歧嶷”、“具有宿慧”等等字眼来烘托他的天才。当然，人类的天才有丰有啬，而幼年生活也各自不同，不过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时代的背景和家庭的环境，凡个性之养成、思想之孕育及未来事业之发展，与其说受着天才的支配，毋宁说时代和家庭的影响力更大。
百里出生于浙江硖石镇唯一的大族。他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生下来就丁着内忧和外患的几个大关头。他的祖父光煦有很多的儿女，不幸他最爱的小儿子得病早殇，他痛心不舍，殓时在亡儿的胳膊上做了一个暗记，祝他“下世再来”。果然不久又得了个晚年子，就是百里的父亲学烺。学烺生下来后，不但相貌像亡儿，连声音、动作无一样不像，这是血统上当然有的事，但是光煦却认为明月再投怀抱，比普通人爱怜少子之情有过而无不及。
人类没有永恒的爱憎心。学烺从小患有软骨病，右臂不能舒卷自如，父亲的爱便由沸点降到零度。学烺在一家人的歧视之下，一度忿而出走，想到庙里当和尚，走到半路上被一位父执劝了回来。那位先生以行医为业，就把学烺带回家授以岐黄之术，后来把女儿嫁给了他。从此学烺往返于海宁、海盐之间，靠着行医维持小家庭的生计。
学烺染疫谢世时，百里才只十三岁。他的母亲是个知书识字的女人。根据科举时代的一般心理，都以读书做官为扬名显亲的阶梯，所以一灯荧荧之下，机杼声与书声相应和，是百里童年生活的写照图。本来有天才的人不一定就是好学的人，百里是大家庭中的不幸者，童年的一部辛酸史却养成了他坚忍耐劳和好学不倦的终身习惯，却未尝不是不幸中之大幸。
儿童没有一个不爱听故事的，百里自非例外。太夫人课余向他讲述《封神榜》、《西游记》，他感到浓厚的兴趣，他的记忆力和模仿性都很强，得闲溜到镇上小茶馆里，出人不意地站在饮茶的方桌子上，滔滔不绝地向茶客们讲述姜子牙登台点将、孙行者大闹天宫的故事。他俨然一个“脸上都有戏”的大名伶，讲到情节紧张处，倏地小圆眼儿一瞪，小辫子一抖，把茶客们都逗得笑了起来。他后来长于演说未尝不是小时候训练成功的。
召集里弄中儿童，编为两队人马，演习行军和战斗，是他的课余游戏之一。他俨然是个发号施令的大将。常常因战斗行为撞伤了某家儿童，那家儿童的家长跑出来问罪，全军便哗然溃散，而“大将”亦悄然不知去向。
十八岁的那年，他考中了秀才。做秀才就有坐蒙馆的资格，他无力继续应考，便在距镇五里的伊桥镇孙家做了塾师。他有一个族人在桐乡也做着面壁称尊的猢狲王。他因事往访，刚巧那家办丧事，族人忙得不能抽身，他在书房里候得实在太无聊，信手翻看案头的书消遣，无意中翻得一纸桐乡县令的观风卷。原来清朝习惯，新官到任后出题目考试当地的士人藉以物色人才，名曰“观风卷”。那位桐乡新县令方雨亭便是后来的民党健将方声涛的父亲。百里把题目抄下来，带回伊桥镇，写好文章如期缴卷。
这篇文章引起了方县令大大的称赏，考取超等第一名。方要面见这位才气纵横的神童，派员调查了他的地址，请他到桐城相见。在那官权极重的时代，一个县令的地位，老百姓看起来竟像一尊活佛一样，这件事马上轰动了硖石和伊桥两镇，引为无上光荣。
方和百里一接谈，才知道他做教书匠的动机是为贫。方的头脑很新，不主张循着科举的途径取功名，而以“天才不可埋没，应求实学以成国器”勉励百里，这样的话当然是百里所愿接受的。方正准备进省接洽公务，就把百里带了去，介绍他进求是书院，一切费用由他负担。
说起来很奇怪，浙江为人文荟萃之区，而清朝末年，浙江文化之启迪与民族意识之发展，却是几个福建人推动的，这几个都是当时极著政声的好官，如杭州知府林迪臣、海宁知州林孝恂（林宗孟之父）、桐乡县令方雨亭等。求是创立于丁酉年（光绪二十三年），创办人就是提倡新学的林太守。林在杭州一共办了三个新学堂：（一）求是相当于大学或高中程度；（二）养正书塾等于初中或高小；（三）蚕桑职业学堂，聘有日人为教师。这三个学堂的优秀分子，由林选拔出来，资送日本留学。
凡是这三校的学生，人人必读《求己录》一书，这部书是林自己编撰的，书中搜集中国自古以来的恕道精神故事，劝学生明于责己，修身而及于家国。方与林为同乡好友。方的政绩最为人津津称道的，就是审案不须跪。他的县衙门里用了个不识字的裁缝做号房，他以为不识字的人是不会舞弊的。
谁都知道，甲午战败是中国人心转向的一大关键。此后人人都知道变法图强为不可缓，连巽懦无能的光绪帝，虽格于母后的淫威，也居然春霆乍震，破格登用新政人才了，这是维新派炙手可热的一个时期。但由于光绪求治的心太切，新人物的政治经验不足，刹那间便有戊戌政变的惨剧发生，这一幕给中国人民的刺激更深，种下了清室覆亡的远因。从表面看起来，维新运动是被西太后压下了，可是它的潜势力自朝而野，自海内而海外，其活动范围比前更为广大，造成了烈火燎原的新局势。
求是书院承新学之余绪，林、方诸人也就是戊戌新政的孤臣孽子。今天看起来也许对新政运动无好评，但时代的巨轮是向前推进着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背景，那个时代他们自不失为忧时伤国的有心人。政变后清廷视新学为洪水猛兽，办新学的人都是他们心目中的乱臣贼子，所以求是存书院之名，而不敢公然称学堂。
百里入院在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秋天，是个二十岁不足血气方刚的少年。当丧权辱国的苦闷时代，统治层不但不知有所警惕，反而贿赂公行，秕政百出，只求个人的逸乐，罔顾国家的安危，驯至开倒车励行复古运动，遂如止沸扬汤，激发了澎湃一时的民族潮。此后人心厌谈改革，认为非以大刀阔斧的手段铲除那个腐恶机构，中国不会有起死回生的转机。换言之，人民已由憧憬新政而趋向革命，清廷的种种措施，不啻自掘坟墓，为千古统治层没落的一个公例。
求是的监院一职就等于现在校长的地位。前任监院陆懋勋字勉斋，戊戌年点了翰林，该职由陈仲恕补充，这人就是百里早年的恩师陈老先生。庚子年陆又回到杭州来，仍然想主持求是的事，而翰林公照例不能由知府派委，林太守乃在监院之上特设聘任总理一席安插他，这也是中国人因人设事的老作风。此后监院担任教务、文书、斋务等项，像现在各校的教务长兼秘书一样。
求是分内外两院，中英文俱佳者录入内院，共有学生三十余人。百里曾习法文，对英文为门外汉，被收入外院，外院共有学生一百余人。入院后第一试题为“殷书顽民颂”，百里仿离骚体行文，第二试题“汉晋士风不同说”，两试皆列冠军。此后百里文名大噪，有“硖石才子”之称。
求是每月收学费二元，膳费二元四角。方县令一共保送了好几名学生，一切费用都由他捐廉供给，百里是他最得意的一名。他不久由桐乡调任丽水，每次进省必到求是来，带书籍和钱供给百里。他一再游扬百里之名于林太守，所以林也知道求是有这样一个头角峥嵘的好人才。
人才和奴才所走的路线不同：奴才忠于个姓而不知人间有羞愧事，其对象为富贵利达；人才则具有崇高的人格和正义感，忠于国家及民族，所以统治层往往视之为思想不良分子，防范他惟恐不力。那时求是学生有不少偷阅禁书《东华录》及维新派刊物《新民丛报》的，他们对维新与革命两大阵线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只觉得抨击时政的文字最合他们的胃口，他们暗中组织励志社，秘密开会演说，而百里就是危险分子之一人。
一天陈召见百里于私室，低声告诫他：“你对政治的不平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不可落痕迹，最忌形诸笔墨。”
那时候杭州有崇文、敷文、紫阳、东城四座书院。百里课余应考东城，阅卷者为仁和、钱塘两县知县（今合并为杭县），陪阅者有杭州府幕高啸桐（高梦旦之兄）、林琴南诸名士。（政变后恢复八股文，而高、林都是痛恨八股的。）百里五试皆列第一，六桥三笠之间，无人不知道有硖石才子蒋方震这个人了。
求是总理陆勉斋点了翰林，而翰林公是最考究书法的。他命学生习楷书，每月至少交卷一次，由他亲自评定甲乙。百里最反对命学生做写字匠，他抄了一份求是章程，特意把“是”字都错写作“字”字，用以刺讽学校当局不求“是”而求“字”，这两字东南人读起来，音同而字不同。同学们看了都哗然大笑起来。陆总理格于众议，不得已停止习字一课，但他把这个侵犯他尊严的顽皮学生恨入骨髓。
庚子年(1900年)冬天，也就是百里入求是的几个月以后，汉口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血案。先烈唐才常运动革命，不幸事机败露，为张之洞所杀。那次运动牵涉范围颇广，很多留日学生回国来秘密参加，求是学生中亦有与之通声气的，天天伫望革命成功的好消息，不料霹雳一声，唐就义的凶耗传出来，学生中有不少为之饮泣的。百里做了一首悼唐的诗，被总理陆先生发觉。陆本来就是个不同情革命的顽固分子，况与百里有宿嫌，便想借题除他的名。监院陈先生与之力争：“依本院章程，成绩最劣的才受除名处分，而这个学生的成绩是最优的。此诗为课外感时之作，算不了一回大事，不必小题大做。”
陆陈本有郎舅之亲，为着这问题几乎闹翻了脸。陈毕竟拗不过，而且拗得过也怕将来另起风波，更于百里不利，便把这件事暗中报告林太守：“这学生在求是不能再住下去了，不如派他到日本去吧。”
后来有若干论者论百里终身不遇，我以为是不对的。不错，他一生充满着热力和活力，前者为感情之母，后者则为智慧之源，而两者都出于自发性。但一个有天才的人如果一辈子不碰见掘发他的人，也许会湮没无闻。世间热情的掘发家很少，而百里早年的求学时期就一连碰见了三个：一为爱才如命的方县令；二为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林太守；三为爱护人才无所不至的陈监院。百里学成问世后，一辈子未揽过大权，未做过什么督军、省长或什么部长、主席，这或者又是人们悲其不遇的原因。我以为一个人的遇合当视其学业之成就及其影响以为衡，百里虽未做大官，却以此躲过了人事、应酬、造孽、扮鬼脸的种种动作，得以潜心研讨学问、培植人才，迄今为世所重，怎能说他不遇呢？
以上所述是百里童年生活及求是学生时代的一个阶段。我会过陈、钱两先生后，又承百里的侄儿慰堂先生寄给我一纸年表如下文：
光绪八年（壬午）九月初二日寅时公生。公祖光煦字生沐，博学富收藏，刻有《别下斋丛书》，名重海内。父学烺字泽久，候选国子监典籍，著有《泄怀集》二卷。世居海宁硖石镇。洪杨之役，庐毁书亡。生沐公谢世，诸父分就故基焚余老屋拮据自立，泽久公独出门从师习医以自活，转徙平湖、海盐间，岁或一返里，省视兄弟姊妹。光绪七年杨太夫人来归，逾年生公。光绪九年（癸未）公二岁。父行医海盐城，赁屋天宁寺旁，公随焉。公生而歧嶷，貌白皙，目炯炯有神。四岁（十一年乙酉）太夫人授以方字。翌年（十二年丙戌五岁）授唐诗及四子书，琅琅成诵，越宿不忘，颖悟迥异常儿。十三年（丁亥）六岁。太夫人喜阅稗官野史，暇辄为之讲解，公喜，辄以书中人自命，嬉戏模仿之。十五年（己丑）八岁。公家贫，硖石人张冷生延师课其子，公伴之读。是年世谊查芸孙先生过盐见访，惊为神童，许以次女妻之。公九岁（十六年庚寅）已毕四子书，开始读经，能作三四字对句。十七年（辛卯）十岁，毕诗经、尚书，能作应制诗及制艺之起讲。十八年（壬辰）十一岁。父命返里就读于同族家塾，塾师倪勤叔深喜之。十九年（癸巳）十二岁。读左传、礼记、周易，所作应制诗文渐臻完璧，随倪师习灵飞经，婉秀有致。二十年（甲午）十三岁。闻中日之战，刺激甚深，其一生国防思想及弃文习武之动机肇于是。岁暮父病没海盐寓次，公先期归侍汤药，衔哀扶榇归籍。时家贫甚，家难国忧椎心泣血，公奉母归居故里，仍就倪师读而刻苦有加焉。二十一年（乙未）十四岁。母病，数延医投药罔效，慕古人割股疗亲事，阴刲左臂肉煎汤进，母病良已。公裹创不慎，日就溃腐，犹隐忍侍疾，兼役汲水量米，母疑焉，逼使前，强把臂启视，则脓血渍败絮几透，始惊痛，抱公而哭，公亦哭。急为延医乃愈。二十二年（丙申）十五岁。公耻于甲午之役，于读书外留心国事，阅《普天忠愤》集，常中夜呜呜，矢为国自效。二十三年（丁酉）十六岁。读五经毕，文采斐然，里中耆宿多重之。二十四年（戊戌）十七岁。春应童子试，历州府院八考，名均列前茅，夏补郡学生员。闻康、梁法自强之说，心焉向往，乃搜求新出书报，昼夜观摩，废寝忘食。秋赴沪人新创之经济学堂，研究法文、算术及中外史地等书。不三月北京政变，学堂奉令停办，公废然返，是为公所受之第二次打击，其民族意识孕育于是时。二十五年（己亥）十八岁，春赴伊桥镇应聘为孙氏塾师。其家有经世文编，因于课余泛览之，并应附邻各县镇书院月课。清明扫墓，便道访同族塾师，见案头有新任桐乡县知县方雨亭观风题一纸，计列三十，文体虽仍为制艺、诗赋、策问、论说等项，而题意革新，均关实学，非博通载籍洞悉时事者不能措一词，限期一月缴卷。公录之返塾，如期脱稿，总计数十万言，托友寄缴。及冬揭晓，取超等第一。再托友将卷领出，见全卷圈点甚密，朱墨淋漓，上有眉批数十条，卷尾总批百余字，其结论则曰：“此真我中国之宝也！”按书院校士恒例，计分三等：超等十名，特等二十名，余为一等，其奖金及膏火制钱定额最高为三千文，最低为三百文。此次方令破例特定超等只公一名，给奖金及膏火银币三十元，并派员访公，促其赴桐乡相见，盖不惟重其文，且尤重其才，忧国伤时，旨趣相合也。此为公生平所得之第二次机会。二十六年十九岁（庚子）。春棹小舟赴桐乡，衣冠投刺，阍人传语去衣冠，以便衣入，方令降阶相近，笑貌温存，坚留午膳。席间纵谈天下事，公指陈得失，方大器重之，即谕以辞塾师，速入杭州知府林迪臣所办求是书院读书。课余再应林公所创之东城书院月试，比揭晓，又列冠军，凡五试不易。公名洋溢杭城，推为不世之才，志士争与结契。入秋，林方更分廉俸促公东渡求学，公遂别母行。
百里出求是后，求是还闹了一次大风潮，几乎引起了严重的文字狱。原来作文有“自拟题”的一种，一次学生拟“罪辫文”一题，文中有关“国朝”、“皇清”之处一律改用“贼清”，被旗籍学生举发，杭州驻防旗营以兵围院，将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后由陈监院奔走呼号，才决定增收旗籍学生十名藉以监视全体学生，才把兵撤退了。这就是陈告诫百里“救国不可托空谈而召实祸”的用意，老成人的用意是很深远的。
陈在求是的下落也值得一提：求是更名浙江大学时，抚台聘桐乡劳乃宣为总理，陈为监督。陈以学生仅有高中程度，反对改大学，与劳的意见不合，乃出任杭州中学校长，就是林太守所办的养正书塾所改的。
百里出洋的时候，国人负笈海外的风气尚未大开，以一个穷书生，家中仅有老母，投身到举目无亲的异乡，在族人看起来是不应该的，所以非议之声四起。幸亏太夫人勉其行，才遂了他乘风破浪的远志。士官第一
在重文轻武的旧观念之下，士为四民之首，当兵的是市井无赖的下场头。自甲午战败继之以戊戌维新失败，顽固的西太后不但不想迎头赶上列强，反而开倒车想利用妖匪击退洋军，以此召庚子联军入京之祸，帝后狼狈出奔，留下了中国外祸痛史之一页。百里于辛丑年（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东渡，就是庚子的第二年。在时代浪花之下，他的心理和若干热血之士是一样的，三寸毛锥不能救国，投笔从戎此其时矣！
日本的武学堂，其初级有成城学校，后因中国留学生弃文习武之风大盛，又增设振武学校为军事预备学校。预备学校毕业后，入联队（团）试习名曰“入伍生”，日本人叫作“士官候补生”。试习期自半年至一年，为下等兵至下士的试习；期满后以下士资格入士官校，经一年或一年以上毕业后，仍返联队为士以上的试习，自三月至六月，期满后以少尉任用。百里入成城学校时，脑子里闪动着的不是个人的功名富贵，而是国家整军经武，转弱为强的远景。
那时候日本是中国两派政治斗争的大舞台，一方有中和的以康、梁为领导的维新派，一方为激进的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双方各有刊物，前者有《清议报》鼓吹君主立宪，后者有《民报》宣传民族革命。两派都是不满现状的，而中国人素重中庸之道，易于同情温和派的政见，所以康、梁一派声势不弱。还有浮动分子一会儿被宪政的狂潮卷到东，一会儿又被民族的巨浪打到西。百里未参加任何派，常以化名向《民报》投论文。
在此时期浙江留日生只有三十五人。百里提议先组织同乡会，然后出刊物名曰“浙江潮”，草拟社章及编著方针，均由他一气呵成，且自任第一届主编，执笔之士有汪熙（字叔明，百里入士官后，继任《浙江潮》主编）、邵章、孙江东等。有一段节外生枝的故事：后来有人荐孙于袁世凯，袁预先打听了孙的来历，手持《浙江潮》一卷向孙说：“你的文章我早已看过了。”这是独裁者察察为明的旧作风，欲使人畏其威而不敢怀二心，这类作风一直维持了很久的时期。
百里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提倡民族主义的洋洋巨著，从18世纪的西方革命潮说到中国近代史，连载数期才载完。当时民间舆论多有痛恨西后而惋惜光绪的，这种与革命党共鸣的作品还少见，而他配合中外引古说今的笔调也是少有的。《浙江潮》一出，各省留学生纷纷仿效，湖北人所办有《汉声》，江苏人即以“江苏”命名，湖南人有《游学汇编》，而爱国刊物之蓬勃一时，实以《浙江潮》为其嚆矢。
清朝派送留学生出洋本来具有一种尴尬的心理：即一方把他们造就出来，致国家于富强之境，而这富强是建筑在一姓尊荣之下的；一方又怕他们受革命党的“煽惑”，因而危及皇朝的安全。他们对武学生限制更严，非督抚保荐不得出国，非官费不得入士官学校。日本学校根据清廷的请求，非由中国公使签发证件不许新生入校。这许多的繁文缛节，就能够保证学生不反清排满了吗？事实上大谬不然，莫说当时的各省督抚甘为一姓家奴的就很少，同情新政存有兔死狐悲之感想的就很多，就是父兄有一颗顽固死硬的心，也不能强把它塞在子弟的心膛里，潮流是逆转不来的，防范或管制也是徒劳的。
百里在东京结识了一个中国革命史上有力的雄狮，就是湖南人蔡锷（字松坡）。他俩的岁数同，都是苦学生出身，都中过秀才，而且弃文习武的动机也相同。蔡在长沙时务学堂得名师梁启超的提携，正像百里在杭州求是书院受林、方、陈三位的爱护是一样的。蔡说“要革命笔杆不如枪杆”，与百里“终身不二”的国防思想正是一件东西。后来蔡受知于云贵总督李经羲，与百里受知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都成为新军干部人才，也几乎无一不相同。
这样一对志同道合的青年，很快变成了形影不离的密友。百里因蔡的介绍得识“笔端常带魅力”的梁任公。梁与百里保持师友间的关系，而百里则终身敬之如师。百里卒业成城后，当时若无奥援，就很难跨进士官的门，而这道难关还是亏清廷视为大逆不道的梁费了很大的气力才代他打通了的。梁虽亡命海外，仍与各省大吏通，其潜势力仍不可侮。百里的思想接近革命党，情感接近梁，后来局外人有目之为研究系的，实则他并未加入研究系，且主张不尽相合。他也未加入国民党，终其身是个无党者。
百里一面求学一面不忘写作，常投稿《译书荟编》，以稿费为购书之资。这刊物也是留学界创办的，以介绍欧西学说及思想为其目的，卢骚《民约论》的第一次译文刊载于此。
留日学生一年有一度全体大会。壬寅年(1902年)终举行大会时，干事曹汝霖、章宗祥报告一年会务经过，座中有人质问：“卖国公使蔡和甫（名钧）驱逐吴敬恒（稚晖）回国，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接下去有人大呼：“曹汝霖是留学界的奸细！”曹在台上面不改色自作辩护，他的口才颇佳，很多人已相信他不是蔡公使的“第五纵队”了，但是改选干事时，有一人力阻会员投曹、章的票，他那硖石的土音后来一直到老都是改变不了的。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日俄互争中国主权，竟在中国领土上交起战来，清廷不仅无力阻止，且靦然宣布中立，连抗议都不敢提，又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这年日本士官生提前入伍，因而该校停办一年。中国留学界迭开大会，百里与汪（精卫）、胡（汉民）以干事为大会的主持人。会议结果，推汤尔和钮永建为回国代表，向袁世凯请愿勿以东北为外国人的战场。这是维护国权的第一炮，亦即学生爱国运动的嚆矢。
说起来很可笑，清廷一闻留学生之名，便把他们当作红眉绿眼的革命党，把请愿当作闹风潮，正像后来把工人学生当作共产党的一样。而坐在北洋大臣位子上的袁呢，以出卖戊戌六君子之功，俨然是慈禧身边的一位红人。他掌握练兵大权，所谓“小站练兵”就在这个时期。他练兵是用以达个人之目的的，哪里肯浪费在国家的上头！他对清廷逢迎之不暇，哪里敢进半句逆耳的话！留学生明知袁是要不得的，当事机危迫之秋，还望他做一两件对得起国家的事，但结果毫无，空劳往返，逼得中国人心从此更浮动起来，不想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下了参加革命的决心，却未尝不是无结果中之结果。
士官校早期的中国留学生多由士兵中挑选而来，其比较知名的，第一期有哈汉章，第二期有蒋雁行、王廷祯等。直到第三期才有大批的文学生投入，其著名之士除百里与蔡外，尚有李烈钧、张澜、许崇智、蒋尊簋等。同期的日本学生也出了几个后来叱咤风云的人物，如荒木桢夫、小矶国昭等。百里入学之年实际是甲辰年，即光绪三十年、西历1904年、士官校于日俄战事结束后重开之年。
蔡与百里及张孝准在士官校有“中国三杰”之称。那两杰都是三湘子弟，后来一个建立了再造共和的大功，虽不幸以三十六岁殒命，已成为历史上不朽人物了；另一个则用非所长，曾一度出长湘省榷政，中年死于脑溢血症，而其名不彰。百里与伯器（蒋尊簋字）同为浙江人，一习步兵一习骑兵，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人以为难兄难弟，却是同姓不宗。
百里的老友钱均夫，壬寅年(1902年)就到了日本，他是来学教育的，两人往来很密。百里入士官后，一天钱来访，远远望见一个体貌清癯的汉子在操场中铁杠子上翻筋斗，走近前一看，才知道就是以前弱不禁风的老友，正在练习器械兵操呢。百里很自负地向他说：“我每晨锻炼体格，你看我不是比以前的身体结实多了吗？”
这个步兵科学生对骑术也颇有研究，在全校有“喜骑者”之名。他对骑术有几句精论：“要做到马上无人，胯下无马，人与马浑然一体，才可以与言骑。”他向钱解释步兵与骑兵的苦乐不同：“我们步兵以行军时为最苦，除攀山越岭之外，身上还系着粮袋、水瓶和弹药，但到了站头，我们就苦尽甘来了。反之骑兵行军时最乐，到站后还得伺候马，替它擦汗，喂它草料，是他们最苦的时候。”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夺锦标本是他的惯技，可是在日本人看起来却是件了不得的事。士官榜首例由天皇赐刀，日本人引为殊荣，这荣典为中国人所得，日本学生便又引为奇耻大辱了。日本人是气量最小的民族，无论什么事不让中国人占先，后来山东出了个围棋圣童吴清源，日本名手一个个败在他的手里，日本人便硬逼着吴改入他们的国籍，这是多么浅薄可笑的事！士官自第四期起，若干课程中日学生分开来授课，就是预防中国学生再夺锦标的动机。
百里毕业的那天，其师陈仲恕也在东京参加了这个典礼。他比百里长八岁，办学堂十年，那次到日本是做老学生，在法政大学做了一年多的学生。百里毕业后以少尉资格回联队服务。后来曾入经理学校（犹之现在的后方勤务）实习，与宁调元、张孝准同居。
士官自第四期起，中国弃文习武的学生更踊跃，单是百里的求是老同学来考士官的就有十人之多。过去百里受着别人的提携，现在他也想提携别人，为中国建军干部人才开路，乃与投考生商量，办一所临时的士官预备班，在士官对过老妪小田园（人名）之家租屋一间，其条件每逢星期日借用半天，茶水由房东供给，租费由听众公摊，教师仅有百里一人，他如时必至，讲解入学须知及日本军事，他所讲日军编制、动员法、军人精神教育、排连营团长怎样做法及怎样的升迁，都是由课本及体验中得来的。
他的口才在童年上茶馆讲述平西、征东时早已训练得很好，遇有枯涩的题材，他能够说得兴趣盎然，抓住听众的心灵，这工夫到老年还是一样的。听众中有一位学教育的文学生，就是他的老友钱先生。钱的目的不是学军事，是为欣赏百里的口才而来的。德国见习军官——参加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外交秘密
在建军御侮的大前提下，各省督抚保送了若干优秀青年赴日学习军事，学成归国后即以之为练兵及新军干部人才。清廷的始意，原想这批武学生出其所学保卫中国的大好河山，从而维持一姓的万世尊荣，却不想他们注射了新血液，吸收了新思想，迎上了新潮流，深知忠于个姓与忠于国家是截然两件事，后来纷纷参加革命，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百里于丙午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回国，前后在日凡六年。他回国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回硖石省母。这时士官生到处有倒屐争迎的趋势，蔡锷被云贵总督李经羲罗致去了，张孝准、宁调元入盛京将军（后改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彀中。百里以第一名的荣誉，早已轰动了全国公卿，浙江抚台张曾扬听见他回到故乡来，马上劝他以本省人练本省的兵，想派他做第二标标统，他荐蒋伯器自代。后来伯器凭着标统的地位，做了民国第二任的浙江都督。
百里因有成约在先，不能在本省任职，他的老师陈仲恕归国后做了赵尔巽的幕府，推荐百里于赵，赵破格用人，畀以督练公所的总参议。督练公所就是训练新军的机关，督办由将军自兼，总参议就是今天参谋长的地位。百里以二十五六岁新进少年，骤然居高位，负重任，当时推为异数。
奉天的建军工作刚待开始，而旧军的气焰咄咄逼人，如行伍出身的张勋、绿林就抚的张作霖（时为四品顶戴的都司）都是与新军不并立的，他们以为一旦新军成立，旧者必归淘汰，乃以仇视新军的心理迁怒及主持其事的百里，咸欲得之而甘心。百里任事三月，陈先生看见势头不对，便暗中规劝着他：“奉天军队庞杂，新旧水火，你留在这里是无益的。你年事还轻，不如到德国求深造，将来的前程更远大。”
百里接受老师的忠告，便直接向赵表示：“我在日本学的是初级军事。中国国防应当取法乎上，研究世界军事。世界陆军以德国为最强，我希望能有赴德实习的机会。”
赵说：“很好，我派你同宁调元、张孝准到德国实习军事。不过你先得到彰德观操，观毕动身不迟。”
彰德秋操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一件大事，南北新军在此举行大演习，清廷派铁良、袁世凯为阅兵大臣，王士珍为中央审判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各省所派观操大员一律被派为审判官。会操军队北军为第三镇统制（师长）段祺瑞部，南军为第八镇统制张彪部，会操期一星期完毕。
两个阅兵大臣，一个是满族亲贵兵部大臣铁良，一个是西太后的忠实奴才练兵大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铁良的背后有良弼，是新进的皇族军事人才，也就是与百里同学的二期士官生。袁虽获得西后的信任，他究竟还是血液不同的奴才。那时满汉两族兵权之争，满人都说汉人不可靠，如果兵权抓在他们的手里，将来必有反噬倒戈之一日。所以秋操后袁看见风势不对，怕有不测之祸，马上把兵权自动地交了出来，让渡于满人凤山之手，可见当奴才的还得沾亲带故，说起来真够令人寒心。
四川总督锡良所派的观操员李华英字小川，云南人，四川武备学堂毕业，那时虽只有十八岁，才名已洋溢于庙堂。先是良弼回国后物色新军人才，早已看中了李，派他到日本考察军事，且嘱他就教于百里。李到东京的时候，到处找百里不到，原来百里已先期回国去了。不久李回四川又被派到河南来观操，良弼委为四随员之一。同时良弼会见了百里，把这番经过向他说了一遍。
一晚，李和另外三个随员同睡在一条大炕上，觉得暗中有人用手摸到他，问他是否云南人李小川。李刚刚答应一声是，那人便叫他披衣起来去看夜间演习。李如言跟了出来，叩问那人的姓名，不想就是他渴慕已久的百里。百里早年所遇的方、陈诸先生都是求贤若渴、爱才如命的前辈，他受了这批人精神之感召，凡人有一技之长，无不孜孜地想把他发掘出来扶植起来，终其生如此。他从良弼的口中得知有这样的一个出类拔萃的少年，所以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他，和他谈得很投契。
李和百里分手后回到四川，不久便接到百里的一封信：
小川吾兄阁下：河梁一握手，北走南驰，正不知此日行旌行将何指，而此书之能入公目触公手者，又复不知何日。仆之作此书，则九月十四日离芜湖十里许长江轮舟中也。仆预定十五至申，二十东渡。出汉口，乃知申甫兄（四川武备学堂教官徐孝刚之字，百里同期同学，川军界前辈，四川军人多出其门）已向宜昌。本有言欲由申甫转达，今无及矣。阁下以明敏之姿，又复富于研究，务望扩其眼界而坚其志向，则此后功业，要非仆所能识也。仆之于君，交仅一面，遽愒颜作此等语，人或笑之；但区区之忱，固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也。到东后公如有志再往东留学，尽以书来，一切事当为君设法任之。临风怀想，不尽依依。
这封信谦和热烈兼而有之，李至今背诵起来还不遗一字，可见当年印象之深。百里视李如友，李则终其身事之如师。李现在也是皤然一老了，言念及此，还忍不住泪承于睫呢。彰德观操的时候，李才十七八岁，百里也不过长他七八岁的青年，其留心国事关心人才的精神，不但受其知的人为之感泣，我想看这段故事的人也当为之感泣吧。李当年颇有人才之称，初则受知于良弼，后来见重于蔡松坡（曾任四川军署副官长），再后未见大用，他的性子很刚直，不会做奴才，而真人才大概都是不屑做奴才的，现在奴才当运，不肯做奴才的人必为世所遗，世之百里无几人，这不是李的过失，或者可说是时代的过失吧。
李的个性从他和良弼的一段关系上可以看得出来：阅操时良弼写了一张指导计划给李看，李照录一份，良弼责他不守秘密，李盛气与之争：“我写下来是给另三位随员看的。对会操的南北两军守秘密则可，对随员无守秘密之必要。”这样顶撞上司的话，无怪良弼后来也不肯重用他了。
百里从日本转到德国，在德国第七军充任实习连长，统帅就是举世闻名的兴登堡元帅，其直接军长马金生上将，驻防伊堡司瓦德(E-berswalde)，是柏林附近的森林地区，这个德国字译起来就是柏树林的意思。德国留学界相传一段佳话，话说有一天，兴帅召见这个东方籍的连长，拍着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伟大的将才，这或者就应在你的身上吧！”这话传出后，百里在国内的声誉更见噪起了。
百里在德国的逸话很多，惜乎同去的张（孝准）、宁（调元）两位均已作古，同时在德国的石陶钧、顾孟余两位各处一方，使我无踵门求教的机会。他和顾有一段“两雄夺艳”的笑剧，那时候柏林与慕尼黑刚通长途电话，一个中国女学生从慕尼黑打电话来，百里与顾抢着话机向她说话，柏林留学界传为笑谈。
百里的德文老师是阿司特夫人，后来拜她做了干娘。三十年后百里带着两位女儿重游柏林时，那位白发如银的老妇人仍然健在，他的女儿叫她“阿妈”（德文Omar即祖母之意），从阿妈口中道出百里当年在德生活之一斑：“你们的父亲年轻时是顶漂亮的，会跳舞，参加跳舞竞赛会，以华尔兹舞得第一名奖。德国名媛都很注意这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军官。“柏树林最多的是橡树(Oak)。秋深了，叶子飘落下来平铺在地面上，黄澄澄地像天工织成的地毯。淡淡的阳光从繁密的桠杈里透出来，恍如一幅灿美的画图。树林两旁直挺挺地躺着两条人行道，谡谡的松风下，有人席地而坐朗诵歌德的诗，依稀如神仙中人，这就是你们当年的父亲了。“不过你们父亲的德国话……”阿妈待要说下去，百里便急忙用话岔开来说：“我的德国话一辈子说不好，因为发音不准。我们硖石人不但外国话说不好，说国语也是怪腔怪调似的，所以我的女儿让北平老妈子教她们说国语，我早点把她们带出洋，让她们舌头软时学话就容易多了。”“但是你读外国诗却铿锵有致呀！”阿妈带笑地褒奖着他。
从国内汇来的钱（赵尔巽汇来的），百里用以购书，他所购文学方面的书比军事方面的更多，有歌德集、德文本莎士比亚全集、席勒集(Schileer)、但丁《神曲》等。他在德国遍游各地名胜，一度到意大利在佛罗楞斯（即佛罗伦萨）浏览雕刻及古画，对文艺复兴时代不禁悠然神往。（后来写《文艺复兴史》、《自我的醒觉》诸书，极似梁任公的笔调。）在罗马首先要访的是圣彼得教堂——梵蒂冈的中心，为教皇所在地，“世界任何一条路都是引到罗马来的”，而到罗马必游这座教堂，到教堂必爬上金色圆顶，把头碰碰它，说声“上帝保佑我们”。百里虽不是宗教徒，却也参观过天主教的礼拜大典，看见教徒们向教皇跪拜时诚惶诚恐不敢仰视的神情，未尝不感宗教入人之深。他徘徊蒂伯河畔(Tibar)，瞻念恺撒遗风，他到拿卜勒斯（即那不勒斯）参观过被维苏司火山埋葬过七次而每埋一次便又建筑一次的小城，他赞美人力与大自然的斗争，真是宇宙间的奇迹。
一天他在罗马一家酒店吃蛤蛎，这酒店设在地窖子里，四壁摆满了酒瓶架子，瓶子里都盛满了酒，像到了涤虑忘忧的酒国。灯光那样的暗淡，照见人的脸像幽灵的影子一样。一个人，一瓶酒，一盘海味，醉眼模糊看歌德著的《意大利游记》，此时此景如在梦中。倏地一阵散达露西亚（Santa Lucia是意大利的名曲）的歌声飘送到耳边，一个意大利卖唱的手提着凡亚林(Violin)从一桌踱到一桌来讨钱，你投他几个里拉，便又顾而之他了。
百里在德国的时候，有一段国际秘密刚巧落在他的手里。那时候国际舞台上有几个雄才大略的国家元首，最著名的德国有野心勃勃的威廉二世，美国有处事机密的老罗斯福总统。这两个时有文电往来。罗斯福就是日俄战争的调人，他和各国办理秘密外交，无论写信或打电报从不假手于人，是有名机密的外交家。那时候英日同盟刚成立，德皇威廉很想插足远东舞台，对中国感觉强烈的兴趣。
一天，威廉召见清朝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密谈：“欧洲最强国为德国，亚洲最大国为中国，如果再加上美洲最富国美国成立三角同盟，对世界和平必有伟大的贡献。”德皇的意思是想进行中美德三国同盟压倒英日两国同盟。
孙是庆亲王的儿女亲家，庆王又是清廷军机大臣的班首，威廉有了这条好线索，想假手孙进行他的秘密外交。这样大的问题孙怎敢怠慢，马上打密电报告庆王。庆王也不敢怠慢，马上密奏西太后。但是西太后冷冷地说：“这样大的问题，怎好不加入英国呢？”
原来自鸦片一役吃了英国人的大亏，清廷只知道英国是世界最强的国家，德皇联甲排乙的外交战略，莫说怀着苟安心理的西太后睡在鼓里，昏暗的庆王莫测高深，就是折冲樽俎的孙也是漫不经意的。庆王根据西后的意见电复孙，孙又老老实实地通知了德皇。德皇想了一想，心里虽冷笑中国办外交太幼稚，表面却不露声色地说：“加入英国未为不可，但事前宜缜密，让我们三国接洽好再说。”德皇用的是缓兵计，不以真情告中国，免得中国趑趄不前。
英国派海军少将到日本作亲善访问，威廉也决定派太子到中国观光以示更隆重之意。就在这时候，孙调任回国，他的后任荫昌是百里的拜门老师。这当中还有一支插曲：清廷派载涛去德国考察陆军，却是外交上的烟幕弹，叫他来协助荫昌办理这段交涉的。
涛贝勒到了柏林，和德皇及荫昌三人在无愁宫整整谈了三刻钟。当晚荫昌告知百里：“今天谈得颇入港，主题为预商德国太子到中国的步骤。德皇建议由中国派特使到美国进行这件事。”随后载涛先行回国请训，嘱百里随荫昌回国，并指定为招待德国太子之一员。
宣统二年(1910年)，百里随荫昌由西伯利亚铁道返国，他在德国前后凡三年。欧亚列车经过莫斯科车站时，清朝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登车随行。陆在车中谈到日俄之战的一段秘密：那时候中俄订有攻守同盟的军事密约，俄国要求中国践约参战，俄国财政大臣韦特每天跑到中国使馆来，他的手段比讨债人还厉害，吓得陆称病挡驾。韦特很诧异地说：“中国人真会害病呀！”一天他不待通报跨进了内室，陆躲避不及，韦特指着陆的鼻子说道：“你们中国人真是坏来西，但是你们还不够坏，我教给你一个方法，俄日两国在你们领土上作战，你们宣告中立还不够，应该附带声明中国倘因战争而受任何损失，应向两个交战国索取赔偿呢！”他悻悻然走出使馆门的时候，口中还在咕噜着：“我这个好法子，可惜行之已晚了！”“坏来西”这三个字，是陆的苏州语译韦特之意而云然的。
涛贝勒回国后，清廷果然按照德皇的锦囊妙计派唐绍仪为访美特使。德国皇太子定于宣统二年(1910年)冬或三年(1911年)春间来华，清廷指定文武各一员专司招待事宜，文为施肇基，武的就是百里，并筹备以新建的摄政王邸（现在的北平市政府所在地）为太子行馆，又修葺杭州行宫（毁于太平天国时代，现在又改建为西湖公园）以备太子游览西湖时之用。那时候百里真够忙，行宫的电灯电话和一切设备都是他亲自来料理的。
哪里知道过了一天又一天，始终看不见德太子的半个影子。宣统三年(1911年)德国忽宣布太子之行作罢，改派亨利亲王来。太子换亲王，意义大不相同，正像戏台上狸猫换太子的一样，由一件外交上极隆重极热烈的举动化作了敷衍搪塞的仪式，这是日本外交阴谋的一大胜利，中国官场阘茸的一大笑柄。
先是西太后于洞悉德皇的用心之后，曾告诫左右说：“这事莫让那桐知道。”那桐这个角儿，曾充庚子后赴日谢罪专使，日本人看见这个不辨菽黍的纨袴子弟，反用和善的礼貌，迷人的声色笼络他，引诱他做日本的一道内线。由此他做了亲贵中的一个亲日派。西后吩咐近侍把三国联欢的内幕瞒住了他，那些奴才都是些尸位伴食之徒，对国家既无责任感，对政治又缺少机密性，只求说得嘴响，早已原原本本地告知了那桐。
那桐这个坏蛋，一来想讨好日本人，二来恨朝廷把他见外，他又原原本本地告知了日本方面的关系人。唐特使未出国门一步，日本早已朝野皆知。日本向来是模仿德国而且敬畏德国的，深以中国联德成功为虑。她却一声不响采取沉着应战的方针。那时美国加州排斥东方移民，日本曾提极强硬的抗议，为日美邦交的一道阴影。日政府急忙收蓬，对美表示重大的让步，藉以消弭裂痕。
唐特使取道日本转往美国。当星轺莅止的那天，日政府吹吹打打用极隆重的礼节迎接着他，从此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用极优渥的方法招待着他。羁留他达三月之久，才让他买棹成行。等唐到了华盛顿会见了美总统的时候，白宫主人已由罗斯福换了塔夫脱的名字了。一梦醒来，时势已不知推移了十万八千里，日美暗潮已成过去，日本人用柔术稳住了唐，拖过了美国总统新旧交替的关头。
塔夫脱告诉唐：“这件事我不是不知道，而且也不是不能续谈，不过今非其时。我有一句极重要的话奉告，贵国办理外交，今后应该注意它的机密性。”玩其言外之音，问题是可以谈的，可是谈的对手方不对就不如不谈。
这一年中国东北发生鼠疫，日本人得了这个好题目，不惜重大代价在全世界报纸和刊物上尽量宣传：“中国人家家都有老鼠，随时随地都有传染此疫之可能。中国人之不洁，与之接触的人容易染肺病或其他的传染病。”威廉二世看了这许多雷同的报告，为日本人的宣传攻势所蒙蔽，从此遂轻视中国，死了结欢中国的一条心，德太子自然也不敢来了。
今天虽时过境迁，知道这秘幕的人还是很少。假使德皇的秘密外交能够办得成功，世界大势必为之改观，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发生后谁站在哪一面，阵线如何摆布，今天研究起来倒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呢。禁卫军管带——东三省的军事总参议
在民族革命的过程中，良弼是阻挠革命的一个顽敌，但就爱新觉罗氏的皇统言，他却不失为亲贵中的优秀分子，锐意吸收人才。光末宣初，满族对汉人的疑忌已深，中央军权由袁世凯转移于亲贵之手，还把袁撵出了政治舞台，随着成立了军咨府，以载涛长陆军，载洵长海军，良弼为禁卫军训练大臣兼该军第一协协统（旅长）。该军先成立二协，第二协协统一席，在百里归国前已由王廷祯担任。
良弼的家住在光明殿胡同。一出飞龙舞凤的外交戏，被颟顸的清室和狡猾的日本人无心贻误或有意捣乱，竟然烟消火灭，良弼便邀百里住在他的家，再三请他俯就禁卫军的标统。百里说：“这一职对我不是屈就而是高攀，我在日本当过排长阶级的尉官，在德国升任连长，今后宜为管带（营长）。我任事的目的还是在求学，要一级一级地练习上去，若躐等以求，对于某一级的职位无实际经验，反失我求全之心。”
百里说的是老实话，他求学的心理比求仕的心理迫切得多，而良弼听起来，一个辞尊居卑的人就是有气节有作为的人，在茫茫人海中是很难物色到的，乃如言畀以管带一职，因而益重其为人。照现在的眼光看起来，伦敦的月亮比中国的大，一个喝过海水镀过金的人，回国来就可以傲视侪辈，取功名如拾芥，则百里当年的见解未免失之迂拙。
清廷预定计划，全国训练新军三十六镇（师），禁卫军就是新军的模范，像后来袁世凯的模范团、段祺瑞的参战军、现在的整编师一样。涛贝勒不过出面人而已，其实际主持人就是才气纵横的良弼。百里虽为管带，良弼对他事无巨细必以咨询，如果说良弼是载涛的参谋长，百里便是参谋长的参谋长了。
这时候锡良做云贵总督，李小川是他夹袋中的军事人才，被任为云南讲武堂的总教官。百里言于良弼，召他进京派在军学司服务，命他筹备永平秋操。
有人怪百里不该助良弼训练禁卫军。事实上他痛心国力之不竞、强邻之环伺，建立国防是他一生的中心思想，直到垂死之年还是一样的。他以为无论内除虏廷，外御暴敌，都不是赤手空拳的书生所能任的，千言万语以建军为先决问题，他怎肯失去这个良机呢！
宣统三年(1911年)，百里的老上司赵尔巽于转任两湖、四川总督之后，又调回奉天复任东三省总督。百里的恩师陈仲恕始终做着他的幕府。赵奏调百里仍回督练公所总参议的原任，这在程序上便发生了一个问题：百里以中下级军官调为督抚的幕僚长，犹之现在的中校阶级军官跃升上中将的一样，官场中断然说不过去，而且今天的铨叙机关更不会答应的，所以奏折上不用管带官衔而称陆军留学生蒋方震，“上谕”派往奉天以二品顶戴任用，当时又称为异数。
良弼听了这消息，不啻挖却心头之肉。但是那时候东北是日俄两国的斗鸡场，中国国防的第一线，又是满人的发祥之地，比任何地点都看得重要。百里是赵派送出洋求深造的人，情理上良弼不能与之争。当百里辞管带的时候，所辖全营官兵包围着他不放他走，他无论带兵或教学生都能够得人心，后来学生攀留他也像该营官兵一样，还是良弼替他解围，用梯子从后楼把他偷接了下来，当天就离开了北京。（良弼后来被志士彭家珍炸死，是袁世凯的离间计弄成的。）
百里到东北的第一课，就是建立东北第一线国防，这是他生平最快意的工作，也是他最拿手的工作。东北国防有两个假想敌就是俄国和日本。日本军事及其对中国的野心，百里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只缺少对俄的认识。他介绍李小川为东省军事参议，派往俄国以留学为名考察俄国国情，从而厘定以俄国为对象的国防计划。赵对他自然是言听计从。
百里对练军一事，注重学力与现代经验，漫无纪律的旧军和招抚改编的绿林队伍，皆不在其眼下。招抚队伍中有两个巡防营统领，就是张作霖和冯德麟，彼此争功火并，百里看起来，此等一丘之貉，都应在淘汰之列的，而张、冯虽不睦，却同视百里如眼中钉。百里所与游的是蓝天蔚、吴禄贞一流人物，这些人都是他的士官同学，都做到东省新军的统制地位（师长）了。由此一看，东省军事实在是乱如棼丝之局，新旧门户之见很深，而旧军争功对立，亦无团结一致的可能。大抵新军将领同情革命的较多，旧军则无不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甘为一姓的臣仆而不辞。清朝兼收并蓄，却未尝不具有任其互相牵制的作用。
永平秋操未毕，蓦然有八月十九（西历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壮举。百里私下向李说：“革命早晚必成，你出国已成泡影，也毋庸再出关了，我看你南下参加革命为上策。”李如言南下入同盟会，在黄克强的陆军部服务。
百里回东后与吴景濂等策动东省响应独立。这时候清廷已将东省新军的大部分调往关内，关外遂成为旧军驰马试剑之场。张作霖久有不利百里之心，这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赵对旧军不能不采取绥靖政策，百里遂无用武之地。一天赵密告百里：“现在应该是你走的时候了！迟则我无能为力。”百里遂登京奉车南行。
张作霖亲带卫士追上车，欲得百里而甘心，在车厢前后绕了几个圈子，却找不到百里的半个人影儿。张问车中侍者：“蒋总参议在哪儿？我要替他送行，还有话向他说呢。”那个侍者答以“未上车”，张始咄咄称奇而去。事实上百里是早已上了车的，一时忽欲如厕，而路局照例车未开行厕门不得擅启，侍者不敢违“总参议”的命，破例为之一开，开后便把门锁起来，是防止另有旅客跟踪而进的用意。而另一侍者呢，初未知那个找蒋总参议的张统领暗藏着杀机，只以火车开行在即，用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把他支开了去，不料却以此保全了百里的生命。
百里由北京转车南下。这时候有妨功忌才的人散布一种流言，举百里曾佐良弼的事为证，想以此堵塞百里的出路，黄克强特电沪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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