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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6 16: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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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拉里莎·麦克法夸尔,王燕秋(译)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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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

陌生人溺水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陌生人溺水作者:【美】拉里莎·麦克法夸尔,王燕秋(译)排版:skip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7-01ISBN:9787556117048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一个年轻学生和他的哲学教授在新泽西一家泰国餐厅里共进午餐。

年轻人:我不确定,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想问题,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在大学里我们做过一个思想实验:当三个人同时落水,而你必须在救自己的妈妈和救另外两个陌生人之间做出选择,你该怎么办?我想我应该救那两个陌生人,但我很可能没有勇气那么做,因为我爱我妈妈。可能更爱自己的妈妈是一件好事。我不知道,如果每个人都救陌生人而不是自己妈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我阅读佛教方面的书,发现僧侣们也在谈论类似的问题,他们并不认为选择他人就是不在乎自己的妈妈,而只意味着更关心陌生人。在这种意义上,如果你同等关心陌生人和自己的妈妈,那就只是一个数字游戏了。但这不是冷冰冰的计算问题,这涉及把同情的对象扩展到他人。

年轻人脸上几乎毫无表情。就第一印象看来,他内心十分挣扎——他的情感正处于利他主义、理性和哲学式精确这些概念的层层重压之下。如果有人问他对受难怎么看,这个词会令他回想起在某些书里看到过的事实:几百年前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或者荒野中被捕食的猎物所承受的可怕之事。这一遥远信息的可怕程度会令他忍不住哭出来。起初他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但此刻他显然正极力控制那毫无预警即将汹涌而出的情感。

年长者: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想要同等关心每一个人,你就会少关心自己的妈妈。当你关心自己孩子的时候,你也做不到同样关心其他人。

教授面容清瘦,留有胡须;他有孩子。

年轻人:这取决于你所谓的“关心”是什么意思。

年长者:这确实取决于“关心”的意思,但要使你的观点显得合理,必须将“关心”与“感受”区分开来,“关心”必须是一种行为倾向,或者类似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想象一下你以关心自己孩子的方式去关心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你会知道,一直都有人在悲惨痛苦地死去,如果你总是像面对自己孩子悲惨痛苦地死去时那样情绪震荡,你会因此完全崩溃,无法继续活下去。

年轻人:我并不认为这显而易见。假设你的一个孩子已经离世,另一个孩子也即将离世,你并不会因此而崩溃——你会尽最大努力去救你的另一个孩子。

年长者:是的。但是我知道此刻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正悲惨地死去,如果我以关心自己孩子的方式关心他们中的每一个,生命将不可忍受。佛教徒或许是错的。我认为,除非你已经身为父母,否则很难理解人类关怀的这种极端状况。第一章行善者永远在战斗与梦中的爱相比,行为中的爱是既粗鄙又可怕的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这本书关乎会引起矛盾情感的一类人:行善者。我不是指那种常见的兼职行善者——他们拥有一份有价值的工作,或者在一个慈善机构做志愿者,黄昏的时候会回归日常的家庭生活。我是指那种打算尽可能按照伦理规则去生活的人,那种为道德本身所吸引、自发走向道德极端的人。他们把自己整个奉献出去,超出了看起来合理的限度。这种行善者让人感到不舒服。

这类人有非常强的责任感,强烈到为了去做他相信是正确的事情,能够抑制住绝大部分的基本冲动。这是一场战争,但是这样的人总是能赢。他们很少允许自己放下工作去休假,很少为自己花钱,以便可以捐赠更多。他们也有自己的快乐与幸福,但必须是恰当的——它们必须得到允许。正因如此,他们的生活方式显得有些刻板和狭隘,使得日常存在看起来既松弛又危险。他们关怀陌生人,为了照顾那些陌生人而在一定程度上疏远家人,对低级的快乐无动于衷。他们所坚持的标准和所培育的情感看起来崇高得没有人情味,这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一个热心的行善者的生活有某种令人崇敬之处——我的意思是,虽然其中包含着一种确切的美,但“美”这个字并不能准确描绘它所激起的矛盾和复杂的感觉。一个美丽的事物,比如一朵花或者一条小溪,通常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取悦人,会激发出一种类似爱的感觉。一个崇高的事物,譬如一座高山或者一片汹涌的大海,在激起敬畏的同时也激起恐惧。在面对它时,你会看到它令人敬畏的高贵,同时你也会不舒服地感觉到,你无法长久地与之相处。我想适合行善者的正是这种崇高的感觉:面对这样一个生命,你会感到一种混合着不适的敬畏,你不可能也不想与之共处太久。

行善者既比他人拥有更多的自由,也比他人拥有更少的自由。在这个词通常的意义上,他拥有更少的自由,因为他相信他有责任以某种方式行动,他不得不那样做。但是在更原始的意义上,他拥有更多的自由,因为他能够控制自己,其意图不会被他希望自己没有的软弱所挫败。他很清楚,一旦做出某个承诺,就必须遵守,如果某件事是对的,就得去履行,不会因为看起来很难就放弃。因此,他的生活会是他想要的样子。

行善通常的方式是帮助你身边的人:一个人成长于某个特定的地方,认为那里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于是着手对其进行修正。或者说,这个人的工作突然要求一种英雄主义,而他做到了——他可能是在战争中将教堂变成避难所的牧师,或者是瘟疫来临时在医院工作的护士。不管用哪种方式,他都是在照顾自己人,并尽力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他理解他们,因为他和他们的生活经历是相似的。他可能并不认识他正在帮助的那些人,但是他和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他的人。他和自己的工作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机联系。

这世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人,他们的动机是更抽象的东西——对普遍存在的不公正的厌恶,以及对善本身的渴望。他们想要过一种公正的生活,觉得有责任去纠正错误或者减轻痛苦,但是并不知道怎样做才正确,因而索性去亲身实践。他们并不觉得行善必须先在与他们亲近的人中间践行:驱动他们行为的并不是归属感,而是一种想尽可能把事情做好的迫切心态。他和自己的工作之间并不存在某种有机而必要的联系——是他选择了工作,而非工作选择了他。我所谈论的行善者正是这第二种人。他们并不比第一种人好或者坏,但是他们更罕见,也更难被人理解。按照道德观念而非为了自己人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似乎有违本性,但是对于行善者而言却不是这样,这对他们来说很正常。

与行善者不同,第一种人并不会引起人们的不适感。他们常常被称为英雄,“英雄”是比“行善者”更确切的一个词(我是在现代的通俗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不是在谈论阿喀琉斯)。这类英雄通常是偶然碰到一个麻烦,决定施以援手,他是被所见的外在事物打动。他无须行善时,就会回归日常生活。正因如此,他的高贵行为不会让人觉得是在责备他人:你没有做他所做的事情,这只是因为你当时不在场,你不是他世界中的一部分。你依然可以想象,要是你当时在场,应该也会做他做的那些伟大的事情——说到底,英雄其实是像你一样平凡的人。

另一方面,行善者知道危机无时无处不在,会有意追寻它们。他们并非无意识地行善,而是有意计划自己的行为。他们可能充满怜悯之心,但怜悯并不是行善的原因,在看到需要帮助的那个人之前,他们就已经做好了帮助的准备。他们没有日常生活,行善就是他们的生活。这让他们成为好人,但也让他们看起来行为有违常情——他们是那种患难中才会出现的朋友,当你遇到重大困难时会主动提供帮助的道德高尚之人。这就是为什么行善者暗示着一种责备:因为你和行善者一样,都知道在某个地方总是有人需要帮助。

当然,“行善者”这个词常常含有贬义。它可能意味着一种病态或入侵式的人格,这样的人总是好心办坏事。它也可能意味着过度热心、一本正经、自以为是,热衷于评判他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放弃了对道德完美的追求,他意识到:硬要表现得极端友善可能是道德上的一种愚蠢行为,让人显得荒唐可笑;过于完美的性格可能会招致妒忌或仇恨;一个仁慈的人应该允许自己有少量缺点以保持与朋友的关系。

当“行善者”仅仅指一个做善事的人时,这个词仍然会引起某种怀疑,甚至是对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内疚:没有人喜欢被人提醒自己的自私,哪怕只是暗示。另一个理由则是愤怒:没有人喜欢被告知他应该过怎样的生活,或者有人指责他的生活方式。没有人喜欢成为慈善行为的接受者。但这还不是全部。那些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行善者常遭到质疑,因为援助金常常被浪费,而且有时援助金还会伤害到那些本来需要它的人。但这也还不是全部。

对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不确定的看法同样会挑起我们对行善者的矛盾情绪。尽可能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圣徒般的生活,真的好吗?这样的生活是否丢失了某些人类特有的品质?以牺牲自己人为代价关心陌生人真的对吗?将自己置于限制天性与自由的道德约束中真的好吗?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奉行严苛的处事态度却并不需要成为生性严苛的人?当一个人相信他可以改善世界或所做的事情举足轻重时,他是否太过自大或亵渎了神明,因为他不过是广袤宇宙中的一粒尘埃?道德应该是人类价值体系中超越一切的最高法庭吗?

哲学家苏珊·沃尔夫说,一个道德上完美的人是毫无吸引力的外星生物,驱动他的不是平常人的爱与喜悦,而是对责任有违天性的献身。只将自己奉献给责任的人生很难为艺术与享乐留下空间。“道德自身,”她写道,“似乎并不是激情的适当对象。”(这是测量行善者看起来有多古怪的一种方式:一个道德哲学家发现,对道德充满激情是不自然的——沃尔夫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哲学家。对道德的激情是一种对善的激情,有点像对上帝的激情的世俗版本,这在过去看来并不那么奇怪。)沃尔夫认为,如果成为高尚的行善者的理想并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比如我们感到,这些人由于自身的冷淡和克制而缺乏某些关键的人类特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相信道德的理想状态并非人的理想状态,那么我们就应该修正我们对道德在生活中的地位的认识。道德不应该是人类价值体系中超越一切的最高法庭。

所以,在人们对行善者的复杂情感中包含着一种狭隘的抵触——对被责备以及因此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的怨气。可能还有一种狭隘的气愤——恼怒于行善者的较真、自以为是或者一本正经。但是,还有些与上述完全无关的强大力量在推动着行善者,而它们一点也不狭隘。这些力量中有些源自人类生活中最基本、最生死攸关也最值得尊敬的冲动。

以家庭和陌生人为例。行善者和别人一样拥有家庭,即便没有孩子,也有父母。但由于他遵从非常严厉且刻板的道德承诺,总有一天,这些承诺会与他照料自己家庭的责任相冲突。这个时候他必须做出选择。

大多数人显然会选择对家人而不是对陌生人负更多责任,这正是家庭这个观念的部分含义——意味着你对其成员负有更多责任。照料你的家庭似乎本身就是道德的要义:慈善始于家庭。在某些情形下,优先考虑自己的家庭被称为搞裙带关系,是不好的。在另一些情形下,优先考虑自己的家庭被称为乱伦,简直糟糕透了。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在绝大多数时候,家庭与陌生人之间的选择根本不是选择:像关心自己孩子一样关心陌生人的孩子,不仅违背天性,更是荒谬至极。但行善者并不认为他自己的家庭比别人的家庭更应被优先对待。他爱他的家庭,但他知道其他人也同样爱他们的家庭。对于行善者而言,照顾自己的家庭可能类似于一种道德上的托词——看似无私,其实是只关心自己的一种延伸。

对于开展政治运动和维护宗教秩序来说,与家庭责任保持一定距离,有时甚至要求独身或抛弃家庭,是献身于更大目标的必要之举。亚伯拉罕准备牺牲自己的儿子,阿伽门农准备牺牲自己的女儿,佛陀抛下自己的家庭,圣弗朗西斯对自己的父母很残忍,甘地对自己的妻子很残忍。耶稣在《路加福音》中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有时,对现实家庭责任的排斥不会演变成现实家庭彻底被精神家庭吞噬:所有人成为兄弟,上帝成为丈夫。

一个行善者或许不会走到仇恨或者抛弃家庭那样极端的地步,但事实上,当他问自己应该为家庭做多少和为陌生人做多少时,把两者放在同一天平上权衡,似乎已经走得挺远了。但并不是所有宗教都允许人们为了陌生人而忽略家庭。按照传统,一个犹太人有义务将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十赠给穷人,但绝不能多于百分之二十,以免他自己的家庭变穷,成为公众的负担。在《密西拿》中有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资产都给了陌生人而不考虑自己的孩子,他的安排虽合法有效,但圣灵却并不会因他高兴。”

甘地相信,善的追寻者不得不发誓抛弃亲密的友谊和排他性的爱,因为对爱与友情的忠诚会引诱他做错事,妨碍他不偏不倚地爱全人类。乔治·奥威尔阅读甘地的回忆录时,对这个主张颇为反感。他写道:

人类这种存在的本质在于,人并不会寻求完美,有时愿意为了忠诚而犯罪;不会把禁欲主义推到极致,以至于要禁绝合乎情理伦常的性爱;人会做好最终被生活打败击碎的准备,这是坚持爱其他人类个体不可避免的代价……很容易设想……一个平凡的人拒绝至善仅仅是因为这太难了,换句话说,常人是一个失败了的圣人。然而这个设想是否真实却是可疑的。很多人真诚地不希望自己成为圣人,而那些成为或者希望自己成为圣人的,可能也从来不想成为一个普通人。

同时,奥威尔对甘地深为敬佩。如果没有甘地,这个世界可能会更加糟糕;而如果没有成为奥威尔难以认同的那类行善者,甘地很可能没法完成他那些壮举。

在一种情况下,行善者的极端行为会被视为正常行为,那就是战争时期。在战时,或者地震、飓风等和战争具有同等毁灭力量的危机中,责任的界限远远超出和平时期。在战时,为了使命离开家庭,被看作是尽职而非有违天性。在战时,家庭与陌生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因为对自己家庭的责任扩展至同一阵营的所有人。人们认为行善者如此罕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只关心自己是人的本性。当然,这说出了部分真理。但很多人只关心自己也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人性使然。当预期发生了变化,就像他们在战时所做的那样,人们的行为也会随之变化。

在战争中,那些平时被看作过度热心的行为变得令人期待。在平时,让一个人为陌生人牺牲生命显得极为粗暴无耻,但是在战时却司空见惯。那些在正常道德体系下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坏行为或好行为,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战时,不管是极端的恶意还是美德,都可以得到理解。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新的道德体系:有些人承受着极致道德要求下的巨大压力,渴望着平常生活的宽容与松弛;另一些人则感到,这正是他们最生机勃勃的时代,相比之下其他时候的生活显得灰暗和缺乏目标。

在和平时期,无私看起来很温和——只是意味着太多同情、太少自尊而已。但在战时,无私看起来像是勇气。在和平时期,一个忽略自己的全部责任、不受教化、只做让自己高兴的事的人,比如一个为了艺术而抛弃家庭的艺术家,甚至是一个罪犯,可能看起来是迷人的,因为他们是非道德的、自由的。但是在战时,责任夺走了本属于自由的魅力,因为责任变得比日常的自由更激动人心,因为战争对某些在和平时期不存在的自由开了绿灯,比如杀人的自由。

这是行善者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异:对于行善者而言,总是处于战争时期。他们总感到需要对陌生人负责,总把陌生人当成自己人,就像战争中的同胞一样。他们知道总是存在着像战争受害者一样急需帮助的人,这让行善者感受到责任的召唤。

那么,努力过一种尽可能道德的生活是件好事吗?或者,是不是存在某种朝向非凡的善的内驱力让行善者如此偏离普通的人性?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抽象地回答。在抽象的意义上,关于圣人和完善的概念的确存在,但只有现实生活才能完整而真切地传达这种道德性存在的美与代价。

因此,本书的很大篇幅是由行善者的生活故事组成:讲述他们赖以生活的道德原则是如何形成的,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选择。有些选择十分琐碎,只有在行善者严格的审视下才被看作与道德相关,比如是否将一只虫子从路上移开,是否要买一个苹果。有些选择则十分重大。比如,一个行善者决定在一场政治抗议中付出生命,但她也知道,选择死亡就意味着抛弃儿子;一对夫妇在野外为麻风病患者建了一个避难所,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可能会因此得病,或者被野兽吃掉。所有这些行善者做出的决定都是对的吗?我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怀疑和质问自己正体现了他们的认真程度。

行善者相互之间也是非常不同的。有的人信仰宗教,有的人不信仰。有的人没有孩子,有的人生了很多孩子。有的人非常关心动物,有的人完全不关心。有的人认为痛苦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希望痛苦被消灭;有的人则相信痛苦令同情成为可能,因此认为痛苦位于人类状况的核心。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和世界各地,唯一的相同点在于,他们将帮助他人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这是他们呈现道德的方式,他们对纯洁或者禁欲主义不感兴趣。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被载入世界历史的人物——他们不是甘地或者特蕾莎修女。绝大多数著名的行善者引起公众的注意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与善行不相关的天赋:他们是建立制度的政治领袖或者改变大众命运的企业家,通过自己的成功进入公众舆论。但是我想将道德欲望与其他推动力区分开来,尽可能只探讨道德欲望本身。

行善者是古怪的人,但是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自身。一方面,大家会感到行善者太过古怪,离普通人很遥远,同时也会感到,行善可能正是导致他们同普通人疏远的原因。一方面,大家感到极端的道德与人性相冲突,另一方面,也会害怕,依据道德准则行事可能会让自己远离人群。行善者的矛盾情感会使“尽量有道德地生活”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也没那么必要。你可能会好奇,行善者是否明白我们所爱的正是有缺陷、软弱而又普通的人?以及,如果行善者总是在想这个世界有多么不公正,有多么需要被改变,如果他们想用另一个更好的世界来取代我们这个世界,那么他们是否爱这个我们认识的、本就如此的世界?第二章陌生人的身体有的人尽力在某个时刻帮助某个人,而有的人则努力改变整个世界。第一种行为中存在着一种诱人的亲密关系,但这种关系可能是混乱的、不可预期的。即使帮助成功了,成果也很微小,并没有真的改变什么。第二种行为则更有野心,也更清晰,更宏观,但要获得成功则遥遥无期。

在背叛发生一年后,多萝西·格拉纳达搬到了马塔加尔帕。此前她一个人生活在首都,思考未来的规划。那是二〇一〇年,她当时已经快八十岁了,但还不想停止工作。正逢卫生部请她到这里来为坎波的接生人员做培训,于是这便成了她接下来的工作。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她本不期待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马塔加尔帕是一个山上的小城市,面朝大西洋海岸,离首都约一百三十公里。她租了一栋位于城市南边的山间小屋,和在合作社认识的一个家庭一起搬了进去——那家的丈夫以前是游击队员,妻子之前在警察局工作。要是在以前,她可以照顾自己,但是现在她老了,行动迟缓,身体虚弱,最好还是有人帮助。她的房子是水泥建造的,位于一条土路边,有着落满树叶的门廊和足够她和这对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居住的卧室。房子后面有一处可以用来做饭和晾衣服的空地,远处还有几片林子。下面的城市很吵,总是有吵闹的音乐、汽车喇叭声和摩托车引擎声,有人坐在卡车里用扩音器大声地喊着政治口号。如果站在街道上抬头看,你能看到山,但在正午时分,它们看起来并没有让城市显得更加高大,而是压迫着它,把它困在一个满是噪声的碗中。而这栋位于小山上的房子却是安静的。房子后面那条土路逐渐变窄,最终成为一条布满泥泞、坑坑洼洼的小路,为了走过去,人们只能将木板搭在路面上。路两边生长着杂乱无章的树木和灌木丛。多萝西会在那里遛她的狗。

房子的起居室里放着她的书和旧杂志,还有两张舒服的椅子,她总是坐在那里阅读、喝晚间红酒。她常读犯罪推理小说,她所知道的多数和平活动家都爱读犯罪推理小说。不然还能怎样释放他们的攻击性呢?她想,他们不能杀人,所以就只能读些类似的东西。还有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桌子、一个档案柜和一台电脑,还摆着一张她和克里斯托弗的照片,那是她第一次结婚后生的儿子,照片里他们的头靠在一起。

将要接受培训的接生员们住在远离医疗设施的偏远山区。她们已经从自己的母亲那里接受了教导:如果孕妇在任何一个这样的居住区遭遇难产,她会因此丧命。但难产不会像惊喜一样突然降临,所以培训的要点在于教接生员识别危险信号,并将孕妇送到卫生站。为了防止血压过高,她们必须时刻监控血压状况,还得对孕妇的腹部进行触诊来判断婴儿头部的位置。这些居民点甚至称不上是村庄,而仅仅是相隔很远的一二十户棚屋。她的学员,也就是这些接生员,可能不得不朝着一个方向走上一个小时到一户人家,再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上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另一户人家。有些房子只能靠步行到达,而且土路在雨季会变得尤其危险。

在雨季高峰时节,河水暴涨时,人们几乎不可能离开屋子,所以也有必要训练接生员独自应对情况危急的分娩。这时事情就不仅关乎分娩本身了,因为孕妇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死亡。比如,如果一个家庭存在家庭暴力,那么妻子怀孕时家暴的情况会更加严重,所以接生员要关注的不只是高血压和糖尿病,还要留意伤痕与抑郁倾向。起初,多萝西计划将接生员限定为那些读写能力足以做笔记的人,但只有很少人能满足这个标准,所以她不得不降低要求,临时制定了新的计划:若是接生员不会写字,那就需要找到一个会写字的孩子做帮手。多萝西筹钱购置了基础设备——血压计、球形注射器、双肩背包、雨鞋、少量雨衣。重新开始工作的那一刻,她感觉好多了。这是她热爱的事,她擅长的事。

有的人尽力在某个时刻帮助某个人,而有的人则努力改变整个世界。第一种行为中存在着一种诱人的亲密关系,但这种关系可能是混乱的、不可预期的。人们可能会后悔曾如此亲密地帮助他人,因为如果做得不好,错误将由自己承担。即使帮助成功了,成果也很微小,并没有真的改变什么。第二种行为则更有野心,也更清晰,更宏观。但要获得成功却遥遥无期,概率很小,所以,保持对高贵的失败与少数愤怒者的友爱的欣赏是有益的。

多萝西从第一种行为开始:她是一名护士。但人到中年时,她感到当护士是不够的,她应该做得更多,所以她转向了第二种,成为一名抗议贫穷和核武器的活动家。她为这项事业贡献了很多年,最终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努力改变整个世界的人。“我做过公民抗议这类事,”她说,“全都是牺牲。为了事业,个人的幸福变得毫无意义。我们面对各种强权和地方势力,随时会进监狱。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们太认真了——所有我们这些和平正义的人。这种人不能有什么爱好,必须一直在火线上拼搏。”在过去很多年里她都是这样的人,肩负着责任的重担——这个世界处于核毁灭的边缘,但只有她和少数人足够理解和在乎这件事并为之奋起反抗。“那些人做了很多杰出的工作,但是他们并不是好相处的人。”她意识到,“你会发现你并不想和这些人待在一起。他们非常尖锐,对待任何事都像是生死大事:我们必须要这样做,这个世界就全靠它了。”

她想:什么能让我幸福?成为一个护士让我幸福。只要我还在为这世上的善而努力工作,为什么不去做让自己幸福的事?上帝不希望你看上去苦大仇深,他只是希望你做点好事。事实上,她认为,由于做了更好的工作而感到开心是再幸福不过的事。

她经历过很多种生活,因此,抛下一种生活开始另一种对她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可能是一场冒险,但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况且据她的经验,任何一种新生活都很可能比之前的生活要好。她有一半墨西哥血统,一半菲律宾血统,在洛杉矶的贫民区长大。以往的生活都没有好到让她后悔离开的程度。

人到中年时,她厌倦了和平运动,也厌倦了在北美做一个棕色人种。于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她和丈夫查理·格林搬到了尼加拉瓜,和像她一样的拉美人一起工作。她想,那个早晨三点就起床碾玉米的女人,她有十三个孩子,其中一半都死于疾病或战争,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哪怕五分钟的时间去思考她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她总是在做饭、怀孩子或者埋葬她的孩子——我愿意和这样的女人一起工作。

她希望能在为女人服务的诊所工作,但并不想自己创建一个——她不想成为带着行善计划而来的外国女人,而是想找到一个现成的在物色护士的妇女团体。寻找这样的团体花了她一些时间,在此期间,她和丈夫住进了一个棚户区——那些从乡村逃难出来的人为躲避战争而聚居的营地——她在那里开办了一个培训卫生工作者的诊所。当时,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抗军与苏联支持的桑地诺之间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桑地诺得了势,而反抗军试图推翻他们。在到达尼加拉瓜之前,她并不怎么了解桑地诺,但她很快就投靠了他们。她听说在一九七九年叛乱发生的第一天,他们就成立了文化部,还废除了死刑,于是她想,她会喜欢这个组织。桑地诺不断开办卫生所,甚至开在乡村里。那里设有婴儿看护中心以及学校午餐项目,还会有志愿者带着铁铲来帮忙清理垃圾。但导致她投靠桑地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艺术。在桑地诺组织中到处都能看到壁画,每个人似乎都在写诗并大声地朗读。文化中心开始涌现,教授人们绘画、跳舞、读书写字。对她而言这里就是天堂。“你能打败一场基于这些活动的革命吗?”她说,“哦,八十年代,节日般的日子!我们从世界各地涌向桑地诺,简直像庆典一般!多了不起啊!”

几年后,她听说在一个叫穆卢库库的小镇上有妇女合作社正在为诊所招募护士。他们苦于找不到愿意搬到那里的人,因为当时那里仍然很危险。虽然官方来看战争已经结束,但到处都有肆意妄为的退伍军人,他们身上没有钱,手里有枪,任意绑架勒索。那里是没有警察的灰色地带。

穆卢库库这个新兴小镇是偏远边境上的居民点,位于首都马那瓜东北方向二百四十多公里远的地方。人们在战争期间开始出现在那里,当时那儿还没有小镇,只在图马河附近有一个军事训练学校以及三三两两的酒吧和妓院。当乡村的战况越来越糟糕时,难民开始聚集到穆卢库库,希望士兵们能够保护他们。脏兮兮的街道两边搭起了一些茅草棚,下面支起了小摊点,马拴在外面,猪就在四周游荡。到达这里的人中有很多是战争寡妇,所以常常是女人来搭建房屋。她们清理土地,挖茅坑,搭建简易塑料棚,用旧木板与金属薄板建房子。之后她们创办了一个日间护理中心,并启动了制作煤渣砖的工厂以便修建真正的房子。在战争期间,很多人死于穿透木墙射进来的子弹,所以人们想要砖块。

房子刚一修好,妇女们就成立了合作社,由一个叫格蕾特·蒙托亚的女人领导。格蕾特的丈夫诺埃尔以前是马那瓜的一名工程师,他当时继承了穆卢库库周围的大片森林土地。农民因为战争逃走了,粮食稀缺,政府号召每一个有田产者耕种自己的土地,所以诺埃尔辞掉了工作,清理了土地,在上面种上庄稼。这时,大约有一千人生活在穆卢库库。很多女人死于分娩或者不安全的堕胎,而另外一些女人生的孩子比她们想要的多。合作社意识到小镇需要一个女人的卫生诊所。

多萝西决定就在这个地方生活。她丈夫查理·格雷以前是做木工活的,用葡萄藤绑着竹子在小镇边缘的山间建造了一座房子。由于要拉足够多的洗澡水上山实在太难了,他们就在山脚下的小溪里洗澡。蚊子很毒,但他们晚上有蚊帐。合作社的女人希望能有一家木工店,查理·格雷就去教她们怎么做房屋、窗户和家具的木质框架。

他们一步步建起了诊所。起初她在学校的空地上为病人看病,但当他们终于积累了足够多的捐款后,他们便建造了这个由煤渣砖砌成的新诊所。这里有四间诊察室、一间候诊室和一间为待产或逃避家暴的妇女准备的宿舍。诊所提供节育服务,开展产前检查和子宫颈抹片检查。有时候,诊所开门后会有上百人在门外等候。有的女人因为住得太远不能来诊所,就需要外派医护前去,路上来回就要花好几个小时。没有大路可走的话,就得步行、骑马或者坐船去。

如果有病人需要动手术,多萝西会乘坐各种交通工具赶到能够帮上忙的最近的医院。这里与马塔加尔帕相距一百四十五公里,但是路况非常糟糕;与马那瓜相距二百四十公里,早前需要花整整一天才能到达。在雨季,道路被洪水淹没,几乎无法通过。有时,她只能祈祷道路畅通,却最终困在几尺深的泥泞中,不得不等待牵引车将她拖上来。有时,部分道路被淹没,他们只能从车里出来,用担架抬着病人往前走,直到他们在路的另一头找到其他交通工具。

多萝西会对那些在几年内生育很多小孩的妇女说,等到这次生产后你需要好好休养一阵子。很多女人都不想要更多孩子,她们负担不起,筋疲力尽,并且因过多生育而患有严重的子宫脱垂。但她们很少节育,因为她们的丈夫和教堂都反对这样做。一个女人的丈夫发现她口服避孕药,去教堂告发她,教堂的人大声斥责她是个婊子,不准她再去教堂。那个女人告诉多萝西,要是再经历这些的话她就不会来了。她几乎死于最后一次分娩,她知道如果自己再怀孕可能会死掉,但是死亡总好过被驱逐。

在穆卢库库有一个严重超重的女人,她患有糖尿病和毒血症,已经生了六个孩子。她怀上第七个孩子的时候,多萝西去她家里告诉她这很危险,她必须得做产前检查,并且去医院里生孩子。她之前生孩子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因此不能理解为何要这样大惊小怪,最后拒绝了这个提议。多萝西恳求她,再次去她家里说服她,但她仍然不为所动。过了一阵,这个即将分娩的女人来到了诊所,但那时已经太晚了,孩子已经胎死腹中。他们没有做剖腹产的设备,只得将孩子从她身体里拖出来。这是个硕大的婴儿,足有十一斤重,要好几个人才能将他从母体中拖出来,糟糕的是,他们没有麻醉剂给这个母亲缓解疼痛。这太可怕了!那幅场景困扰了多萝西很多年。她想知道自己原本可以做些什么:她该绑架这个女人吗,还是该把她带到警察局?

在那些日子里,她看到了很多这样可怕的事情:在她面前死去的婴儿,因生产而丧命的母亲,被丈夫毒打甚至被杀的女人。她尽量不在病人面前流泪,而是在夜里独自哭泣。合作社将女人们组织到一起,如果有人正被丈夫施暴,其他人就会敲打家里的锅和盆子来向周围发出警报,把那男人吓跑。如果有谁的丈夫进了监狱,她们会帮她贷款开展一项生意。穆卢库库是一个新兴城镇,每个居民都来自别处,那里的人是没有根的,邻居之间互不了解。很多对妻子施暴的男人都是战争结束时被遣散的士兵,他们为了土地而来,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取任何报酬,只有装备和食物,所以,即使找到了土地也没钱开垦,没钱买种子、肥料、篱笆和犁。多萝西想,他们无法维持生计,生活失去了目标,所以他们才会开始喝酒和打自己的妻子,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重新感觉自己像个男人。

在早期,合作社里的很多女人认为诊所应该只医治支持桑地诺的家庭,但是多萝西告诉她们,如果真这样做她就只能离开。她没能马上说服她们,但她们需要她,所以也不再坚持。对她来说,这并不关乎政治策略上的公平。她认为,卫生保健可以成为和解的手段之一。如果能够好好医治反抗军,在其生病的时候治愈他们,他们可能会不再憎恨你,也许还会停止憎恨其他桑地诺成员。善意可以改变人。是的,被她治疗的反抗军的确有可能在痊愈后杀害更多桑地诺支持者,但那是她必须承担的风险。

她想她很可能干过这样的事。有一次,她乘坐的巴士被六七个扛着AK-47步枪的人截停了,所有人被要求下车并排队站好。乘客中有两三个人想要逃跑,士兵向他们开枪,并射中了其中一个人的脚踝。她取下头巾缠在那人腿上帮他止血。士兵是桑地诺成员,而受伤的是一个反抗军,他们打算杀了他。她对其他乘客说,我们必须阻止他们。让我们躺在他身上,形成一堵肉墙。乘客们望着她,当她是疯子,而桑地诺士兵们开始拽着这个受伤的反抗军走向灌木丛后面。她跟着他们,大声喊道:“不要伤害他!我能看见你们在干什么!我是目击证人!”然后,其中一个桑地诺士兵说,好吧,我们就把他交给你。她把他拖回到巴士上,带他到里奥布兰科的一家卫生院。之后她发现他是一个强盗,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好,腿上的伤一痊愈,就恢复了抢劫的生活。他杀过人吗?她不知道,也许杀过吧。但是她仍然感到,这是她所能做的唯一选择。

有一天下午,她正在诊所里给人看病,因为天太热了,所有的门都开着,她可以看到女人和孩子们在外面的走廊上等着进来。突然之间,所有人都消失了。她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下一个病人进来,她才明白。这个男人有张令人害怕的脸。她曾在危地马拉的杀人小队中见过这种可怕的脸,如果你折磨过或者杀过人,脸上就会留下一些痕迹。这张脸看起来冷酷而空洞,好像已经被耗尽了。随后她得知,这个人是一队反抗军的头领,在穆卢库库周边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他屠杀幼童,将婴儿扔向树干。当时他因为慢性头疼来到诊所——一颗桑地诺的子弹嵌在他头颅中。她说可以给他一些药物来缓解头疼,但是他必须去马塔加尔帕找神经科的医生看一看,她能帮他预约。他说他不能去马塔加尔帕,因为在那里他会被杀掉,但她说她会亲自带他去。

在这之后,这个男人带自己的妻子来诊所看病,而这个妻子又带自己的兄弟姐妹和孩子们来看病。最后,他把自己的母亲也带来了,多萝西那时知道他们已经获胜了。一段时间过后,这个男人听说山上的反抗军正在计划攻击诊所——因为和桑地诺联合,诊所受到很多死亡威胁。他跑去找山上的反抗军,告诉他们不要杀害诊所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正在照顾反抗军的家属,最终这个反抗军小组放弃了攻击计划。

有一阵子,诊所是安全的,但也只限于诊所。一九九五年左右,有一段时间,多萝西独自一人生活在镇子边缘的竹屋里——在一场她拿着刀子威胁查理的戏剧性争吵后,他们分手了,查理回了俄勒冈。合作社听说有一队反抗军正在来杀他们的路上,他们有一份名单,而多萝西也在那份名单上。合作社为此召开了一个会议来讨论该怎么应对。多萝西说,她认为没有哪家人有能力对付一队拿着机关枪的反抗军,得救的唯一希望是让攻击者自己改变想法。所以,合作社的成员应该好好款待他们,而不是以暴制暴。女人们决定,如果反抗军出现,她们就每天晚上都为他们准备一些食物。格莱特说她会一直备着玉米粽子。多萝西不知道怎么做粽子,但是她知道尼加拉瓜人总是没日没夜地喝咖啡,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趁着最后一点火煮一壶新咖啡。

一天夜里,反抗军来了。他们到她房前,叫她“多娜·多萝西”,并推开了她的门。一共来了两个人,都扛着步枪。他们控告她在山里为桑地诺运送枪支,并声称要抢走她的钱。他们认为这个外国女人肯定有钱,因此,等搜遍了房间都没发现任何东西时,他们火冒三丈。为什么她没有钱呢?她告诉他们,她把钱都给了镇里的医药代理商,用以支付将病人转送到医院的费用。他们继续拿步枪顶着她,控告她运送枪支。她告诉他们,她害怕枪,因而从来没有靠近过枪。

然后,他们准备强奸她。她已经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杀掉,但没想到会被强奸。不过最终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离开了。就在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了咖啡;她害怕到把这都忘了。她跑出去叫住他们:“等等,我忘了一件事!你们想喝一杯咖啡吗?”反抗军拒绝喝她的咖啡,因为怕她会在咖啡里下毒。她保证自己绝不会毒害他们,她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绝不允许自己那样做。他们看着她,像在看一个疯子,之后他们便离开了。那之后,她再没有在竹屋里待过一个晚上。她搬到了镇上,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里起码会有人听见她的呼救声。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在一九九六年的选举中,右翼自由主义联盟的头儿,被叫作“大胖子”的阿诺尔多·阿莱曼战胜了桑地诺的领袖丹尼尔·奥尔特加。她想,阿莱曼一定认为NGO组织是与桑地诺阵线联合的,似乎正打算将它们关闭。二〇〇〇年,他控诉多萝西治疗左翼反叛者以及组织非法堕胎,命令将她驱逐出境。她只好躲在一个又一个朋友家中,坐着小车四处漂泊,戴着头巾和深色眼镜,就像在拍电影。诊所停业了——她是当时唯一的护士。

人权组织对多萝西遭到的迫害提出抗议,美国国会的某个组织寄来了一封信,请求当地政府改变主张。这件事被大量媒体报道,多萝西很快就闻名全国——报纸上提到的只是她的名,多萝蒂,就像丹尼尔·奥尔特加总被叫作丹尼尔一样。几个月以后,法院暂停了驱逐令,她才不再躲藏。她返回穆卢库库,受到热烈欢迎,用报纸上的话来说,她是“女神,殉道者,上天的信使,母亲的保护者,一颗星星,照亮千千万万生命的太阳”。六年后,奥尔特加又一次当选总统,授予她鲁本·达里奥奖章,这是尼加拉瓜政府授予的最高荣誉。

在诊所里的某个时刻,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信仰上帝。这确实太难了,因为她被痛苦与战争包围着。同时,不再信仰上帝之后,她开始信仰人类自己。她见过人们做过很多可怕的事,也见过人们做过很多英勇的事,至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目睹了一场革命是什么样。

在目睹人们的英勇行为之前,她的预期一直都很低,尤其是对男人,所以尼加拉瓜的革命热情与公共精神的短暂涌动对她而言简直就像一个奇迹。她之前一直是一名护士,一直想要照顾他人,但直到中年才设法从阴郁的童年和婚姻生活中解脱出来,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多事情。成为一名护士,做一些如果她不做也会有其他人代替她做的工作对她而言是不够的。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做一些重要的但因为太困难或太危险而没有人愿意去做的工作。

她在洛杉矶市中心的贫民窟被培养成天主教徒。她妈妈是墨西哥人,他们一家住在一个墨西哥社区的边上,后来那里变成了韩国城。由于她爸爸是菲律宾人,和她妈妈后来所有男朋友一样,他们家在那里不被接受。多萝西的妈妈出生在美国,她的外祖父曾经在洛杉矶东面的奇诺拥有一片农场,但是在大萧条时期失去了它,在那之后不久,他和妻子就相继去世了,只留下多萝西的妈妈和三个更小的兄弟。为了养活三个兄弟,还是青少年的多萝西的妈妈搬进城里找工作。她在大街上卖苹果和报纸,一九三〇年,十六岁的她怀孕并生下了多萝西。多萝西的妈妈肤色很白,爸爸肤色很深,在这点上,多萝西继承了爸爸。

多萝西的爸爸是来自菲律宾南部的移民。她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很多菲律宾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来到加州从事农业或者修建铁路等方面的工作,他可能是其中之一。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他抛弃了她的妈妈,在那之后只是时不时露个面而已。他是个很暴力的男人,过去总是打她妈妈。对于他,多萝西唯一清晰的记忆是他想要杀掉她们的场景。当时她大概三岁,全家开车去山上的什么地方,车子经过好莱坞时,他大声咆哮着,说要开车冲下悬崖。她妈妈一直在哭泣,她坐在父母中间,试图扳手刹让车停下来。后来,她从一个发小那里听说,她爸爸已经在监狱里被判了死刑,在圣昆汀被同狱的一个犯人杀死了。

她妈妈一直在搬家,以便找工作和更便宜的公寓——她在工厂里工作,非常自傲,不屑于打扫房间——所以多萝西也一直在换学校。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她还几乎不能读写。她妈妈一个接一个地换男朋友,房间里永远充斥着混乱和暴力——那些男人会打她和她妈妈。十岁的时候她开始从家里逃跑,有时会去某个亲戚家,有时在被遗弃的建筑里过夜。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曾被一个亲戚性虐待,多萝西肯定那个人也和她妈妈上过床。青少年时期的她曾好几次企图自杀。

她常常逃课去图书馆或博物馆。她本来和一些日本小孩是好朋友,但她十一岁时,白人洗劫了那些日本人的家,并将他们监禁在圣阿尼塔赛马场的马厩里,随后又转移到了更远的集中营。她知道她想成为一名护士,她想要照顾别人。她知道,如果不能中学毕业,就当不了护士,于是她答应和继父一起去菲律宾完成学业。继父让她进了一所非常严格的多米尼加修道院学校,在那里,她通过在浴室里抽烟来释放对修女们的怨恨,但还是尽了最大努力拿到毕业证。

她开始仇恨天主教。她小时候听说的都是疼痛、牺牲和流血的耶稣。生活是一个眼泪之谷,对于她身边的天主教徒而言,每一天都是耶稣受难日。她在青少年时期进了一所圣公会教堂,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空十字架:没有流血的尸体钉在上面,只是一个空的十字架。当然,她想,耶稣已经复活了。圣公会教堂变成了她的庇护所,它让人感到安全,并且给了她的愤怒一个出口。但是随后主教牧师诱奸了她,那时她还在上学,性侵持续了好几年。那时她不知道这是性侵——她以为自己获得了拯救,而这是为拯救付出的代价。

从那里搬走以后,她在波多黎各生活了三年,在一家医院当护士长,同时管理着一个护理学校。遇见她的第一任丈夫时,她正在海德堡的美国陆军医院工作。罗伯特·卡特勒比她小几岁,当时正在曼海姆服役,是一名陆军医生,由于出血性溃疡成了她的病人。他出身新英格兰名门,在康涅狄格州长大,夏天通常会去位于缅因州的别墅打网球、玩帆船;他的父亲是一家航运公司的头儿。她被迷晕了,他们对于彼此而言都相当有异域情调。他们回国结了婚,定居在芝加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克里斯托弗。罗伯特·卡特勒是大学医院的住院医师,多萝西则是医疗护理主管,他们住在海德公园附近。她穿着佩克牌衬衣式连衣裙和紧身褡,努力做一个完美的妻子,但事与愿违,罗伯特·卡特勒开始只为了吃饭而回家,接着就回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到深夜。最终,在十一年的婚姻生活后,他们离婚了。

她竭力振作起来并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在波多黎各生活时她就已经意识到,只有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她才能找到家的感觉。她决定告别中产阶级的生活,告别特权,不再在白人中间扮演有异域情调的棕色人种。她辞掉了在大学医院的工作,来到一个墨西哥人聚居的社区中心做免费诊所的护士。出现在社区中心的人大多数是在铁路上工作的墨西哥移民,有的则属于“褐色贝雷帽”,这是一个来自洛杉矶东部的好战的奇卡诺人团体。起初她很喜欢这个组织,他们也喜欢她,因为她改善了诊所。但后来他们发现她仍然住在海德公园附近,那里是白人社区,他们问她为什么不住在贫民区。她告诉他们,她就是从贫民区出来的,不会再回去了。“棕色贝雷帽”因此把她当作敌人赶出了社区。

她想,如果不能继续在社区工作,那就搬到能让克里斯托弗划独木舟和爬山的地方去生活。她搬到了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找了一份在乡村卫生服务部门做护士长的工作。一九七八年一个周日的早晨,她在教堂里突然听到,耶稣启示的核心就在于抵抗暴力并和穷人站在一起。她吃惊地想:这太简单了。对她而言,站在穷人一边意味着成为其中一员。她已经和医生离了婚,并离开了芝加哥,但是她仍然有一份全职的工作,一年可以挣三万三千美元。她有一辆车,有一栋只住他们母子两人的有八间卧室的大房子。现在她要摆脱这一切。通常来说,她一旦做了什么决定就会马上执行,但是她不想这一切发生在克里斯托弗身上:他成长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医生家庭,她不想把他拽进贫困的生活中。她决定再等几年,等到克里斯托弗上大学之后,她就可以摆脱这一切了。

但她已经开始参与抵抗暴力的行动了。她开始思考暴力,她能想到最暴力的东西是核弹。俄勒冈倒是没有核弹,但有一个核电站——普雷斯科特的特洛伊核电站,位于波特兰以北六十多公里的哥伦比亚河边。她认为核电站和核弹是同一个系统中的东西。她加入了唯爱社,一个由基督徒于一九一四年在欧洲创立的和平组织。它支持过因良心受到谴责而拒绝服兵役的人、劳工运动、自由乘车运动者和民权活动人士,它反对战争、死刑和核能源。这正是她所寻找的。

她第一次被捕时在监狱里待了四天,和另外十个一起被捕的活动家关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没有床,他们只好躺在地板上。有人很害怕,但是她不怕。她很振奋。她对他们说:“你知道还有谁和我们一起进了监狱吗?恺撒·查韦斯!多萝西·戴!”她告诉他们,待在这里是一种特权。她觉得她所在的地方圣人们也曾经待过,这让她有一种家的归属感。

一九八〇年夏天,她被牵涉进了非法闯入特洛伊核电站的行动中。她太矮小,无法翻过围墙,是一个名叫查理·格雷的又高又瘦的白人把她举过去的,在那之前已经很久没有男人碰过她了。

从此,多萝西开始了她人生的中期,这段时期她都是和这个有着古怪道德渴望的复杂的男人一起度过的。一开始,他的行为还算正常,比如加入抵抗活动和参与捐款。但是他渴望越来越多的牺牲,最终差点儿让他们两人都丢了性命。在遇到多萝西的前几年,他就开始过一种他认为是正义所要求的极端的生活方式,既极端激进又毫无意义。除了多萝西他没能说服任何人加入,而她当时正决定去干一些类似的事情。不过,这么多年来,有很多人从他堂吉诃德式的实践中看出,一个人可以比自己想象中更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查理·格雷当时正因害怕核战争而抗议特洛伊核电站。他已经担心了很多年,在古巴导弹危机后,他带着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搬去了新泽西,他觉得那里不太可能受到攻击。那时他还是一个大学教授,但在搬回俄勒冈后,他与一些政治上很极端的贵格会教徒扯上了关系,辞别学界成了一名反核与反贫穷的全职活动家。他在这些事上有一种天分,总能想到会引起反响的宣传方式,他也很快在当地出了名。他将原子博士世界著名的药品巡展与图书馆结合在一起,组合成了一个流动的反核产品,和其他人一起用自行车和公交车载着它在整个俄勒冈转悠。

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但他的妻子继承了一些钱,现在他们打算为了政治捐出这些钱。他们捐掉了一半的财产,并把他们的房子改造成了一个公社,但他还想做更多。捐掉这么多钱以后,他体验到一种解脱的兴奋,想再次体验这种感觉。有钱总是让他感到内疚,而现在他看到摆脱这种负疚感是多么容易。他接着想到,他们这么有钱,而其他许多人却一无所有,这是多么不正确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即世界财富应当公平分配——他称之为世界公平预算,或者WEB。起初他关注这个仅仅是要按照人数来划分世界总收入,但随后他想到后代的问题,由于世界人口是增长的,因此需要周期性地降低预算来维持局面。最终,他算出每年可以使用的金额大约为一千两百美元。他的妻子拒绝了这个计划,她认为捐掉自己一半的钱已经足够了。她告诉他,他必须在世界公平预算和她之间做出选择。即使他依然爱她,而且他们已经结婚三十年,有了两个孩子,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预算,和妻子离了婚。

除了少数衣服和家居用品,他捐献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为了与那些素未谋面的穷人保持一致而放弃自己的婚姻,这种做法古怪而可怕。人们认为他在表演纯粹和自以为是的正义,并以此为标准评判他人做得太少。他们告诉他,他所做的一切并不能帮到任何穷人,这个计划作为一项社会运动没有任何潜力,没人会在意,他只是白白地挨饿罢了,穷人所需要的是制度上的改变,而非个人的见证。但对他而言,这些言论听起来就像是继续过富人生活的借口。他知道他并不是在开启一项运动,虽然他确实写了一条标语(“立刻变穷,远离欲望”),并发布了一篇像书一样长的宣言《走向非暴力经济学》。但他觉得,既然谈论的是平等与贫困,那就不该停留在滔滔不绝的演说上。他当然知道选择贫穷非常不同于被迫贫穷,他所受的教育让他与那些最贫困的人不同,但他至少不再觉得自己是造成他人不幸的共犯。在多年的内疚和矛盾之后,他终于感到了平静。

一九八〇年年末,多萝西从波特兰搬到了尤金。她已经爱上了查理·格雷,并接受了他的世界公平预算计划。他有趣、英俊、聪明,深深地投入到她自己也醉心的事业中。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之前,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来整理自己的财务状况和做心理准备,但是多萝西却立刻就全情投入。她一直在等待这种生活。她辞掉工作,卖掉房子,捐掉所有财产,只保留了两箱书和一辆自行车。她不再需要钱——克里斯托弗的父亲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斯坦福会为克里斯托弗支付大学学费。她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并对拥有这种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充满感恩。

多萝西喜欢按照WEB的原则生活,这是一种挑战和冒险。在那个阶段,查理靠每个月六十二美元生活,再做木工挣一点小钱;多萝西则在一家养老院兼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激进主义中。查理教她怎样在垃圾中找食物,最好的垃圾箱在哪里,而她立刻就成了新教义的皈依者。他一开始会觉得不好意思,而她完全没有。她对新发现的事情感到吃惊。俄勒冈大学宿舍外的垃圾堆每年都有一段时间会变成宝库,因为离校的学生会扔掉他们全部的东西,包括家具。她尽量不去光顾西夫韦商店的垃圾箱,因为她不喜欢西夫韦,他们售卖的商品被喷过杀虫剂,并由受到虐待的农场工人收割。她意识到这是一个荒诞的立场——就好像西夫韦会在意她不怎么跑来捡垃圾一样——但她无论如何也要坚持。

她意识到她一次只能穿一套衣服,使用一个房间,吃一定量的事物,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花费甚至比自己设定得还要少。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其中一个病了,他们就不得不打破预算,或者面对一般穷人此时通常会面临的情况:死亡。所幸这并没有发生,他们也就不必为此担心。有一次,查理进了医院,被划为穷人,所以不用付费,但是一般而言他们都尽量避免福利项目,即使他们意识到,其实他们从各方面都受益于美国的财富,比如使用停车场、图书馆、公路与城市用水。

在早期,他们还住在合租房的其中一个房间里,查理告诉多萝西,他认为他们应该住在街上。他们花钱租房子,但其实他们可以把钱给那些更需要的人,住在室内对他而言似乎渐渐变得过于奢侈了,而这种奢侈让他不舒服。多萝西告诉他,她不愿意住在大街上,她不认为那样就更加纯洁,也不认为任何人应该住在大街上。他尽可这样去做,但她不会陪着他。

对她而言,节省的原则并不关乎朴素与纯洁,她并不崇尚这些,而是关乎正义。她喜欢美好的事物,好食物、好酒、漂亮衣服,以及金钱带来的安全感,她只是因为觉得它们参与构建了一个不公正的世界而不那么爱它们。她相信上帝想要她站在穷人这一边,而那就是她想要做的。为此,她不得不也变得贫穷。对于查理而言,WEB是不能被违背的绝对道德:超出预算对他而言是一个灾难。但对于她来说,WEB则是一种理念,一个指导纲领,假如超出了预算,“好吧,这就是生活”。“我告诉查理·格雷:‘好吧,我爱你,我爱这个项目,我愿意加入世界公平预算的计划,但是我必须在晚饭前喝一杯酒和咖啡,没有这个可不行。’我们过去常常吵架——他计较每一分钱,并为此做了一个记账本。有一次,他告诉我,我超支了三毛八。我说:‘你能把你刚说的再说一遍吗?’然后我告诉他我们本该如何对待他的世界公平预算。”

查理需要把自己推向极致,轻松感从不存在,他感到自己是被选中的,而他的任务非常紧迫。但她从未感到自己或自己的生活特别重要,她只是这地球上芸芸众生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他是一个纯粹主义者和清教徒,”她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和清教徒搅和在一起的。我是个拉美人,我很放松,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嫁给他。这是一场探险。不过,他在床上表现很好,因为他有很多实践。”

人们说,在尤金,如果有一个女人超过五分钟站着不动,查理就会去勾引她。查理的第一任妻子能够忍受他关于性自由的观点,但是多萝西却非常保守和嫉妒。她对自由性爱没什么兴趣,也从未思考过睡自己想睡的任何人也许正是人性解放的重要部分,或者通向新世界的路径、与自己的感受保持联系的方式等。查理没有轻易放弃。他把她带到尤金的一所房子里,那里面有八个或十个男人和女人住在一起,每天夜里按照日历来决定谁和谁一起睡觉。(他们必须有规律地轮换,否则大家就会发展出偏好来。)一个男人带她参观了屋子,并解释了他们的制度。耐心地听完之后,她对查理说,这些人是疯子。如果你想要和我在一起,就必须是一夫一妻。我已经老了,像这样的尝试我承受不起。

他们于一九八一年在威拉米特河岸边举行了一场不完全合法的结婚仪式。一个圣公会牧师主持了弥撒,并完成了祈祷书中的婚礼仪式——他们无法全心融入这个国家,所以并没有拿结婚证书。她穿了一身长长的白棉布裙子,他则身着白衬衫与白短裤,有朋友为他们临时制作了花环。有人弹奏吉他,大家一起唱歌。

一直以来,查理都被核战争威胁所困扰,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感到害怕。当这个星球随时都可能被焚毁,人们怎么还能够若无其事地生活?这太疯狂了。目前为止他参与过的抗议主要是翻进核电站,但明显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他总觉得甘地绝食的效果很了不起,于是,最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他认为情况已经万分紧急,不得不用他所能做到的最强烈的方式来表达抗争:无限期的绝食,可能直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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