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毅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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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国际比较的视角与国家案例试读：
序言
今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目标宏伟、任务艰巨。在目前的后危机时期，作为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与经济转型课题，使得历史的视野和国际比较的研究成为破解难题的重要环节。这正是《经济转型：国际比较的视角与国家案例》一书形成的背景和由来。一 对经济转型概念的理解与研究的出发点
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它可以是经济体制的更新、支柱产业的更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资源配置形式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提升等各项不同的内容，因而是一个包含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转型在内的复杂而深刻的演进过程。而且，就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实践来看，经济体制的转型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往往存在发展上的内在联系和时间上的前后接续关系。
当前，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就处于一个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之中。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推动和改革红利的释放，中国的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反映经济总量增长的各项指标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供求能力的提高、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处地位的上升，都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因此，继经济体制转型之后，经济结构的转型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课题。于是，在“九五”计划时期，我们就提出了经济发展转型的主要任务，并在一些资源枯竭城市积极展开实践。但是，作为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结构不平衡性因素，以及内部积累的各种复杂的结构性问题，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萎缩，全球经济恢复乏力，贸易战、汇率战接连不断，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又极大地压缩了中国发展与转型的空间。因此，审时度势，以自身的发展为基础，在对经济转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借助新的科技革命可能到来的时机，有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内外部因素与发展条件，切实推进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发展，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严峻历史任务，亦是本书撰写与问题研究的出发点。二 本书的主要内容及研究特点
围绕广义的经济转型这一主题，本书在产业、贸易、金融、投资等各领域展开了深入的探索与研究。主要内容与研究特点大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中国为重点，在世界经济领域内对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转型进行比较研究。经济转型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现象，伴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以及它的阶段性目标的实现，经济转型是一个或迟或早必然到来的过程。在今天的世界范围内，不仅中国和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面临着重要的经济转型课题，而且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同样面临着在后危机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转型课题。只不过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经济转型课题而已。因此，本书对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是按照不同的经济类型划分专题，在整个世界经济的领域内进行的。即涵盖了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转型问题研究，例如，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转型路径与进展的研究，对德国社会平衡和去中心化模式的研究，以及对日本经济发展过程转型的研究。对俄罗斯、东亚等新兴经济体在转型中所遇到问题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则是其中的重点，为此专门开设了中国经济转型专题。我们期望通过对不同类型经济体经济转型的比较研究，能够从事物整体的发展上去观察和认识问题，探索经济转型可能存在的规律性现象，以便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实践进行有机的结合。因此本书的结构采取了多个专题、两条战线的布局方式。
第二，对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是在历史的深度和各经济体在不同时期所遇到的转型问题的广泛层面上同时进行的。由于经济转型是经济体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它与各国经济在不同时期的阶段性发展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经济体经济演进过程的研究。只是这里研究的侧重点是与经济转型紧密联系的那些技术、经济与社会变迁的背景条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经济体是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的。所以，本书的研究更多地把握了一种历史的视角，试图深层次地揭示一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必然性和转型途径。这一特点，在对日本经济转型与中国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上表现得比较突出。例如，关于日本的经济转型研究，从近代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现代的战后经济运行，到当代的“安倍经济学”的历史考察，形成了一个研究上的历史系列。而后者对中国的研究，既有近代的晋商票号源流与变迁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两个30年增长模式的比较研究，也有当今经济新常态下提升开放水平的路径研究，充分反映了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转型与发展相伴而生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从产业、投资、贸易、金融到社会保障，对经济转型的研究涵盖了经济生活的主要方面。由于经济转型不是经济发展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的变化，而是贯穿一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历史过程的多个方面，因此本书对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涉及当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主要方面，谋求从中认识转型问题的深刻性，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广泛性，以及各领域结构性问题解决的相互关联性。例如，在本书的研究中，有对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和产业链重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对企业投资运行机制和在经济转型条件下全球并购市场的分析，有对近现代对外贸易发展与转型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历史思考，也有对财政危机的详尽研究，以及对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历史进程和未来发展的预测，还有对东欧社会保障体系转型的探索与研究。力求对这些经济生活的重要领域，在经济转型时期所遇到的问题的深入观察与思考，探求经济体在经济转型即经济发展的这些关键时点上，采取何种战略布局和组织，尤其是实际的产业运作，从而有效地推动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
第四，由于经济转型是一国或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到来时期所做的发展选择和实际应对，因此对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是以国家（包括地区）案例的形式进行的。经济转型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它在各经济体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嵌入性，决定了它是国家层面的经济运行活动。经济发展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面临的转型任务不同，即使是经济发展处于相同阶段的国家比如发达经济体中的美国和日本，新兴经济体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等，由于国情、发展历史和政策环境的不同，在转型中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也不同，采取的转型推进路径自然是存在差异的。采用国家案例形式进行的研究，不仅可以使转型问题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观察到的转型案例更加丰富和生动，而且更加便于我们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视角，清楚地认识经济转型成功与否带给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尤其可以重点提示我们，经济转型的成功推进不可能是对别国经验的简单移植或复制，而一定是建立在本国经济实际的基点之上的。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比较与借鉴，绝不是“拿来主义”的照抄照搬，而是在对外部事物本质认识的基础上，基于国情的有效应对。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国情的客观认识与深刻理解是成功推进经济转型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三 本书研究和撰写欲达到的主要目的与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
本书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包容性增长与结构转型：新兴经济体的政策选择”专题性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经济史与国际比较视角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研究”的探索性思考。力图通过国际比较视角的案例分析，来拓展经济转型问题研究的广阔视野和历史深度。作为对经济转型问题认识的探索性研究，本书还只是一个初步的研究成果。我们期望在世界经济领域内对经济转型问题给予一个全景式的揭示和历史纵深的考察，本书只是一个初步的揭示与考察。由于这项研究广泛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各主要发展领域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在内容的组织、撰写和统合上有一定的难度，不仅在已有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上需要进一步深入，在案例的剖析方面也应进一步紧扣经济转型的主题，提出更加鲜明的有助于推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理论认识与有效的政策建议。这是本书存在的不足，亦是今后扩展性研究的努力方向。
本书的作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南开大学等高校的外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领域的学者。在个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团队召开过多次专题性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用以深化对经济转型问题的认识。我们期望通过这项成果，能够使外经史研究助力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助力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同时，作为项目负责人，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同仁，尤其是经管分社社长恽薇女士、总编辑陈凤玲女士。她们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创新性思维一直在关注这项研究，陈凤玲还与作者一起构思书稿的框架结构和研究内容，并且对本书的撰写安排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可以说，本书是作者与出版社双方密切合作的成果。最后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对本书给予的出版资助。研究和撰写更多高质量的外经史学术研究成果是我们的努力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李毅2016年2月16日
第一编 美欧经济转型
第一章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转型路径与进展情况
所谓“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是指通过政府的帮助，实现传统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新兴工业的发展与壮大，产业结构朝着具有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以技术创新为主的产业结构转换的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战略及过程。“再工业化”不是简单地实现实业回归，而是要创建一个以先进技术为特征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第一节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重点与措施“再工业化”战略是针对最近十多年美国经济“去工业化”带来的虚拟经济过度、实体经济衰落、国内产业结构空洞化现象而提出的。它要实现的目标是：第一，重振实体经济，推动美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第二，通过技术、商业模式、管理的创新以及发挥互联网优势，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第三，提高传统制造业的劳动效率，增强国内企业竞争力，增加就业机会；第四，保持美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上的高端位置和全球控制者地位。“再工业化”的重点发展领域为先进制造业、材料工业、清洁能源技术与产业、医疗卫生、环境与气候变化、信息通信领域等。其具体实施措施如下。一 立法重振制造业
由政府协调各部门进行总体规划，并通过立法来加以推进。“再工业化”的核心为重振制造业。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使美国反思其产业结构失衡和对外贸易严重逆差的现状。美国人认为，国内不少传统产业，如纺织业、钢铁业、汽车业随着工资上涨，在与国外同类进口商品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但是这些行业的核心技术依然存在，“再工业化”的目标就是要提升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能力，改变进口消费的增长模式，推动美国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变。
该战略规划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文件中：《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A Framework for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2009）、《先进制造伙伴计划》（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2011）、《在美国制造计划》（Make It in America，2011）、《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A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2012）、《制造创新国家网络计划》（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2012）、《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Revitalize America Manufacturing and Innovation Act of 2014）。在重振制造业投资环境塑造方面提出：创建国家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投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保证商品、人员、能源、信息的低成本和有效转移；加大研发税收抵免力度，支持国家与地区公私部门之间、政府-业界-学界之间的伙伴关系，加快先进制造技术的投资、研究和开发；投资创造新技术和商业惯例领域，帮助新兴技术规模化，促进商业惯例的扩展，增强国内制造商的国际竞争力；改革货币，建立稳定而高效的资本市场，提供良好的企业投资环境；帮助危机中受到影响的工人和工业社区，维持老工业区工人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以过渡到经济复苏时期；加强监管，改善商业环境，特别是制造业环境，通过法律和税收政策监督制造企业的生产，维护空气和水的清洁，以及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等。二 改革企业税法，鼓励私人企业投资
政府投入初始资金，广泛动员社会资本与科研力量，通过建立制造技术研究中心，研制尖端技术，形成全国创新技术网络，并吸引海外美国制造业企业回归本土投资。2012年3月，奥巴马总统宣布联邦政府与工业部门将共同斥资10亿美元，遴选出制造领域具有前沿性、前瞻性的15项制造技术，以及相应的15个制造创新中心，形成一个包括全球竞争力产品和采用尖端制造技术的产品的全国性网络。美国首先遴选出来的制造技术是增材制造技术（即3D打印技术），并相应建立起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NAMII）。三 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制
由政府牵头，联合企业与高校结成合作伙伴，推动技术创新。2011年，奥巴马总统提出，国家应联合企业、大学与联邦政府一起努力，投资新兴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帮助美国制造商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加快产品开发，增强全球竞争力。政府将投资500万美元来推动这方面的努力，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关键性的国家安全工业，以提升国内制造能力。四 改革教育与培训体制
注重学生技能教育与技术培训，使教育和培训系统对技能需求更加敏感；增加先进制造部门所需技术工人的数量，加强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为了吸引更多技术人才来美工作，2013年奥巴马总统开始推动全面移民改革。五 加强知识产权与贸易保护，确保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的环境
通过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手段来阻止国外不公平竞争行为，保护国内市场；通过谈判打开国外市场，促进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严格执行贸易协定，防止外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不公平竞争。
美国认为，制造业是国家经济的心脏，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提供高薪就业岗位，尽管面临不少挑战，但在今天的世界里，其技术仍居第一，如生物技术、风力发电技术、纳米技术、航空技术、新一代汽车技术等；只要有正确的政策，美国就可培育起成功的行业。
1988～2000年，尽管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起伏不定，但一直处于盈余状况。而自2001年以来高技术产品贸易则进入赤字状况，且规模逐年扩大，2010年赤字达到810亿美元，2011年又扩大到近千亿美元。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尤其是发展先进制造业，对于增加出口、缩小巨额贸易逆差、改善收支状况意义重大。
美国对重振制造业充满信心。2012年美国GDP为15.6848万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达1.8667万亿美元，占比为11.9%（此数字为美国制造研究所的统计结果），虽然比重不高，但规模庞大，超过世界众多经济体（如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韩国等）的GDP，美国称其制造业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第二节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难点
从2009年以来美国出台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及采取的各种发展制造业措施来看，“再工业化”不是步回传统的工业化时代，而是开展对制造业材料、工艺、技术、动力能源、管理、服务形式、生产模式的一场创新活动，是对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它预示着一场由美国主导的新的产业革命的开始。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规划宏伟，但在具体实施中面临着一定的难度，具体如下。（1）高经费投入。美国政府鼓励技术创新，并要通过建立15个创新技术中心来加以推进，而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以及自动减赤机制的启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金投入的规模。为此，政府鼓励私人资本投入，政府则予以资金配套。（2）结构性成本。2003年以来美国生产力与创新制造商联盟（MAPI）和制造研究所一直追踪且比较研究国内制造业与美国九大贸易伙伴同类行业的成本优势状况，发现结构性成本的额外负担——所得税负债、员工福利、侵权诉讼、法规遵从（Regulatory Compliance）及能源——是贯穿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制造业的劣势。2008年美国制造业结构性成本比主要贸易伙伴高17.6%，2011年则高20%。与国内其他部门相比，美国制造业工资和福利也较高。2012年第四季度，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工资和福利为33.54美元，而所有产业工人每小时工资和福利平均为30.84美元。此外，制造业也是私营部门雇主为工人提供健康福利较多的行业（见图1-1）。2012年83%的制造业部门员工参加了“雇主资助计划”，制造业雇主提供的健康福利在一年内增长了4.3%，快于过去7年每小时工资和薪金的增长（2.6%）。所有拥有5000名及以上员工的大型制造企业，都为员工提供保险保障。此外，医疗保险不仅提供给工人，而且提供给家庭。1999年制造业家庭保险平均溢价（Average Premium for Family Coverage）为5788美元，2012年已提高到14765美元，年均增长7.5%。2012年制造商为单个员工投入的保险为4098美元，为家庭投入保险10926美元，平均每家公司一年为千名员工家庭支付保费1000万美元。图1-1 各行业提供健康福利企业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Manufacturing Institute，Facts About Manufacturing，Figure 19：Manufacturing Is a Leader in Offering Healthcare Benefits，January 2013数据制图。
此外，制造业研发所需投资也大大超过非制造业。2009年美国全部产业的国内研发在国内净销售额中占比为3.8%，而制造业占比为4.5%，远高于非制造业2.8%的平均水平。其中航空航天研发投资占国内净销售额的10.4%。
总之，高昂的工资和医疗保健成本，以及在研发上所需的巨额资金，增加了制造业产出的成本与投入，这对“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来说，的确是一大挑战。（3）就业难度。高技术与高税率影响就业的增长。“再工业化”战略将制造业的发展目标锁定在“高、新、尖”技术产业，而这类产业具有知识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特征，其对本行业劳动就业机会的创造较少。而传统产业则随着成本上升，其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就业人数在减少。从图1-2可见，1996～2012年美国六个地区（从左至右），即东北部、大湖区、平原区、东南部、西南部、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在不断减少，无一区域幸免。
此外，企业所得税过高也阻碍了资本投资和就业岗位的创造。2012年4月，日本企业所得税税率削减后，美国企业所得税率处于主要贸易伙伴及经合组织成员中最高的位置，达到了40%（见表1-1）。根据MAPI（美国生产力与创新能力制造商联盟）2011年的研究，倘若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到24%，可新增GDP 500亿美元，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图1-2 1996～2012年美国各地区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化
资料来源：Manufacturing Institute，Facts About Manufacturing，Figure 56-No Region Has Been Immune to the Decline i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May 2013。表1-1 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企业所得税税率比较（4）地区发展不平衡。美国的工业化开始于东北部，其后扩展到中西部。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制造业的地理分布已发生变化，虽然分布更广泛，但传统工业衰落，新兴工业兴起，使得各州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差异很大。2006～2011年各州制造业生产总值增长11%，其中27个州制造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显著下降。（5）就业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工程师的不足。美国60岁及以上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16.8%上升到2010年的18.4%，按人口学家预测，到2025年将达到25%。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年龄比之全部非农行业劳动力更紧跟老龄化趋势，且两者差距还在不断扩大。2000年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年龄为40.5岁，高于全部非农行业劳动力1.1岁；2011年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到44.6岁，高于全部非农行业2.5岁。2012年制造业工人中拥有本科或更高学历的比重为29%，低于经济部门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而在美国工程师中，大学第一学历就是工程师专业的人数也远低于其主要贸易伙伴。显然，制造业部门不仅急需年轻劳动力进入，而且还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为此，在重视专业技术学校的开办之外，说服大学毕业生和年轻人进入制造业，需要政府配套政策的支持。第三节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初步进展
尽管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面临诸多问题与困难，但从2009年战略提出到2015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表现如下。一 制造机构网络规划已启动且逐步推进
2013年1月奥巴马总统提出《国家制造创新网络：初步设计》（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Preliminary Design），计划建立45家创新研究中心。美国政府通过行政措施，推进21世纪“工业公地”建设，鼓励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已建立起国家制造创新网络中的7家制造研究中心。它们是：（1）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The National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也被称为美国制造（America Makes），2012年8月在俄亥俄州杨斯顿建立，专注增材制造和3D打印技术。（2）数字制造与设计创新机构（Digital Manufacturing and Design Innovation Institute），2014年2月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建成，从事数字化设计制造集成研究。（3）美国轻质材料制造创新机构（Lightweight Innovations For Tomorrow），2014年2月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建成，专门研究轻金属制造技术。（4）下一代电力电子制造创新机构（The Next Generation Power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被称为电力美国（Power America），2014年12月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建立，研究基于半导体带隙宽度的电子器材。（5）先进复合材料制造创新机构（Institute for Advanced Composited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2015年6月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建成，研究先进纤维增强聚合物基复合材料。（6）美国集成光子制造创新机构（American Institute for Manufacturing Integrated Photonics），2015年7月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建成，从事光子集成电路制造研究。（7）柔性混合电子制造创新机构（America’s Flexible Hybrid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Institute），2015年8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建成，研究半导体与柔性电子器件的制造和集成。
不久，另两个中心也将建成，它们是革命性的纤维和纺织品创新中心（Re-volutionary Fibers and Textiles Institute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与清洁能源智能制造创新中心（Clean Energy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 on Smart Manufacturing）。其他中心的建设也在酝酿与确定之中。二 制造业吸引私人投资，尤其是在设备和知识产权产品上的投资增加
2009年，美国在设备和知识产权产品上的投资为8241亿美元，其后逐年增加，到2014年已经达到1.2239万亿美元，比重也从2009年的40.68%上升到43.98%（见图1-3）。2012年制造业在设备和软件驱动器上的投资需求在GDP中的占比为8.4%（见图1-4）。图1-3 2007～2014年美国私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额、设备和知识产权投资额及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National Data，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s，Table 5.2.5，August 06，2015数据制图。图1-4 2000～2012年美国制造业在设备和软件驱动器上的投资需求在GDP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Manufacturing Institute，Facts About Manufacturing，Figure 10，May 2012。三 制造业增加值连续提高
2009年制造业增加值为1.73万亿美元，2010～2014年逐年提高，分别为1.83万亿美元、1.91万亿美元、1.98万亿美元、2.02万亿美元、2.09万亿美元（此数据为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结果）；在GDP中的比重由11.98%提高到12.09%（见图1-5）。图1-5 2008～2014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及在GDP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Industry Data，Value Added by Industry，Interactive Access to Industry Economic Accounts Data：GDP by Industry，November 5，2015数据计算制图。四 制造业和耐用品工业就业人数有所增加
图1-6和图1-7显示的是2007～2014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和耐用品工业就业在总就业量中的状况。从中可见，2007～201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360.9万下降到1123.1万，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国内产业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从10.53%下降到9.31%；2012年就业人数增加了22万，占比也上升到9.38%；此后虽然比重仍有所下降，但就业人数继续增加，到2014年就业人数达到1192.8万，占比9.1%。
制造业中耐用品工业的就业人数和比重也在增加，2010年就业人数跌至谷底，为690.8万，此后逐年增加，到2014年上升到753.4万，四年增加就业人数62.6万。耐用品在制造业就业中的比重也从2010年的61.51%上升到2014年的63.16%。五 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增加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2000～2011年，尽管美国每小时劳动报酬（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加0.9%，但由于制造业生产率增长超过工资增长，因此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年均下降1.6%。从图1-8可见，美国单位劳动成本下降幅度虽不及中国台湾、日本、捷克、新加坡，但比经合组织大部分成员要低，后者大部分成员处于成本上升状态。图1-6 2007～2014年美国制造业就业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United State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National Data，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s，Table 6.5D. Full-Time Equivalent Employees by Industry，August 06，2015数据计算制图。图1-7 2007～2014年美国制造业中耐用品工业就业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United State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National Data，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s，Table 6.5D. Full-Time Equivalent Employees by Industry，August 06，2015数据计算制图。图1-8 2000～2011年19个经济体单位劳动成本年均增长率状况
资料来源：Manufacturing Institute，Facts About Manufacturing，Figure 12，January 2013。六 公司利润上升
从图1-9可见，2010年后美国国内各产业税收利润总体上升，其中制造业税后利润从2009年的816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3030亿美元，制造业中的耐用消费品行业的公司税后利润从69亿美元增加到1649亿美元，分别增加2.7倍和22.9倍。图1-9 2007～2014年美国各产业税后利润
资料来源：根据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National Date，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s，Table 6 19D，Corporate Profits After Tax by Industry，August 06，2015数据制图。第四节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他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进给美国制造业带来活力，随着各领域前沿技术的研发，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正在给或将给他国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带来多方面影响。一 美国在新一轮产业全球分工体系中依然为控制者“再工业化”将“创新”置于首位，其战略目标瞄准的是高新尖端技术，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将进一步提升美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使其处于高端位置和全球控制地位。以苹果公司为例，2005年该公司第五代iPod（新型）30GB的机型产品利润分配情况是：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苹果公司将主要的生产流程外包到他国，其靠设计、营销获得58.5%的利润；而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组装流程只获得利润的1.8%。该模式折射出高端技术的高价值地位。在“再工业化”战略下，美国通过建立创新中心，将在增材制造等方面获得突破，从而使美国企业继续处于价值链高端。二 美国的技术创新将削弱他国尤其是新兴工业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优势
美国的“再工业化”试图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以此抑制工资上涨、福利增加带来的不利因素，这将给中国制造业带来巨大冲击，加工贸易可能因此而衰落。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随着中国劳动成本大幅度的上升，中国出口产品中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已逐渐丧失。而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差距仍很大。根据报道，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4.38%，德国的5.56%，日本的4.37%。图1-10显示的是2000～2008年部分国家每个就业者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从中可见美国不仅远高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将进一步扩大这一差距。为此，中国必须转变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动高科技行业的发展，提升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图1-10 2000～2008年部分国家每个就业者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较
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使用1990年美元不变价格。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1》，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World Bank WDI Database。三 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在美国进一步抬头
从2011年美国国会民主党提出《在美国制造》计划到2013年4月止，国会已有10项《在美国制造》法案获总统签署而成为法律。如果说以往美国对外贸易争端主要来自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那么现在更多则来自政府“再工业化”战略目标的驱使。为了保护国内市场，2012年美国修订了《1930年关税法》，使其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合法化，由此美国与他国之间发生的贸易冲突更加频繁。2010年以来美国不仅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而且还对中国企业频繁发起“337调查”。2010～2012年美国“337调查”中涉及中国企业的达49起，涉案产品以电子信息技术产品为多（见图1-11）。图1-11 1995～2012年美国对华发起“337调查”及占美国对全球调查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下列来源的数据计算制图：1995～2012年美国对全球发起“337调查”的数据来自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Section 337 Statistical Information，http：//www.usitc.gov/press_room/337-stats.htm；美国对中国发起“337调查”的1995～2002年数据来自余乐芬《美国“337调查”历史及中国遭遇知识产权壁垒原因分析》，《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7期；2003年数据来自商务部贸易救济信息网“美国337调查数据库”，http：//www.cacs.gov.cn/CaseBase/intro/USA337.htm；2004～2012年数据来自商务部2005～2013年发布的“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的“美国”部分。
不管怎么说，在“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进下，美国制造业衰落状况正在出现改观。美国利用国内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低廉优势，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制造业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这将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与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成本竞争优势将被削弱。为此，中国必须重视这场由美国主导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动向，借鉴美国政、企、学相结合的研发或投资模式，通过建立研发中心、制造创新中心，以及政策引导，推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中国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改变产品处于世界市场价值链低端的状况，实现产业结构的高新化。
参考文献
［1］芮明杰：《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启示》，《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12年第1期。
［2］张茉楠：《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仅相当于美国的4.38%》，美国华裔教授专家网，http：//scholarsupdate.zhongwenlink.com/news.asp？NewsID=9840，2012年12月20日。
［3］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National Date，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s，Table 6，19D，Corporate Profits After Tax by Industry，August 06，2015.
［4］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dustry Data，Value Added by Industry，Interactive Access to Industry Economic Accounts Data：GDP by Industry，November 5，2015.
［5］Greg Linden，Kenneth L. Kraemer，Jason Dedrick，Who Captures Value in a Global Innovation System？The Case of Apple’s iPod. Table 1，June 2007：6，http：//escholarship.org/uc/itm/1770046n#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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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NNMI），Advanced Manufacturing Portal，http：//manufacturing.gov/nnm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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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Section 337 Statistical Information，http：//www.usitc.gov/press_room/337_Stats.htm.
［11］U.S.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A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February 2012，http：//www.whitehouse.gov.
［12］U.S. 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President Obama Launche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June 24，2011，http：//www.whitehouse.gov.
［13］U.S.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A Framework for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December 2009，http：//www.whitehouse.gov.
［14］刘亚威编译《美国制造业真正举国战略是这个——“国家制造创新网络NNMI”》，http：//mp.weixin.qq.com/s？_biz=MzA3NzIzNzcxMw==&mid=403 514630&idx=1&sn=222ae4a0cba63f2b64e38724ed1d12a7&scene=6#rd，2016年2月29日。（本章由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林珏教授执笔）
第二章 德国发展模式：经济增长与社会均衡
一般认为，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上区分，美、英属于自由市场经济，法国是计划调节市场经济，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裘元伦指出，德国模式的核心理念主要体现在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对经济、市场和社[1]会三者的同时并举上。德国模式是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和自由市场波动定位的结果，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追求社会平衡的理念惯性，在该理念的导向下，德国的城镇化呈现一种不同区域及城乡间同质化发展的均衡效果。确切地说，德国模式的初衷并非是扭曲市场的“公平”，而是试图通过制度设计达到一种社会均衡或平衡的哈耶克理想状态。这种理念发端于民族特性和文化等制度基因以及德国特殊的历史经验。它不仅体现在经济制度模式上，而且从民族理念到经济社会行为，渗透在其各种政策及其形成和实施的整个过程中。纵观资本主义数百年发展史，在市场经济中如此重视社会平衡，应当说[2]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
德国模式优劣参半，考察德国经济的发展，可以发现一个平稳但缓慢的过程，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几度出现缓慢增长甚至停滞的状态。尽管如此，《经济学人》对德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评定依然乐观，最终将德国定位为世界上少数正在经历强劲经济复苏的富裕国家和少数不存在巨额赤字危机的富裕经济体之一，这正是源于德国模式的内在张力。迪克·赫尔曼在《好年景：德国为何前途光明》一书中预测，到2030年，在人均收入方面，德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大
[3]国。该判断不是空穴来风：2012年在欧洲国家普遍陷入财政危机和经济衰退之际，德国GDP涨幅达0.7%，德国联邦和各州政府的财政赤字分别为122亿欧元和68亿欧元，较上一年减少一半，同时，地方[4]乡镇政府和社会保险的收支却连续两年获得大量盈余。
近年来德国面临一系列危机，如统一货币的挑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欧盟经济整体下滑的拖累，以及欧洲难民潮的冲击（2015～2016年尤为显著）等问题，然而其制度底蕴未被各种危机所销毁。德国在内部平稳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一体化，由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由经济领域到政治外交等国际事务领域，实现着自己的“欧洲领导梦”，继续彰显德国模式的力量。由此，重新审视德国模式，再度回溯德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发展，从其发展历程到核心理念及制度基因，探讨其特征及其优劣势，对于我国进程中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第一节 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一般将“二战”作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开始，然而，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德国其实已经有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理念和相关制度的萌芽。可以直观地判断，社会市场经济德国模式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大致经历了下述六个阶段。
工业革命阶段是社会市场经济的萌芽阶段，最重要的制度铺垫则是建立维护社会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体系。其中最基本的就是1896年颁布，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Bürgerliches Gesetzbuch）；1897年制定，1900年生效的《德国商法典》（Handelsgesetzbuch）。《德国民法典》就有调整劳动关系的规定（第611条至第630条）。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逐步完善，德国劳动法逐渐从民法中分离出来，至今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德国从最初1869年颁布《工业法典》承认工会合法开始，到颁布民法典及之后的劳动法，在保护雇员即劳动者权益方面的力度在增加，为缓和劳资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1945～1965年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雏形阶段，此时，自由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面对“二战”后德国经济全面瘫痪的情况，时任经济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力推以货币改革为突破口，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取消管制、配给制和物价冻结，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在1957年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力图在无限制的自由放任主义和极端的国家统制经济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建立一种由政府调控但更偏向自由的制度体系。
1965～1973年，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处于微调阶段，是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妥协的结果。当时德国发生第一次全面性生产过剩危机，经济发展缓慢，政府被迫以“看得见的手”加强调控，实现稳定增长。其颁布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法》标志着社会市场经济的重点从强调竞争转到强调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形成“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
1973～1983年是重调阶段，当时全面性生产过剩危机再次席卷德国，联邦德国政府开始由“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体”转向实行“全面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将“市场经济”、“政府全面调控”和“社会福利”紧密结合，实现从“有限调节”到“全面调控”[5]的关键转变。
1983～2005年是完善阶段。20世纪80年代，西欧福利制度与财政赤字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劳动力市场僵化使得效率降低，成本增加。科尔执政时期新自由主义思潮杀了一个回马枪，德国模式又进入减少干预和放松管制的阶段，按照“供应学派”的理论制定经济政策：通过减少税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提高资本形成率和劳动生产率；缩减社会福利开支和政府财政赤字，减少政府负债；让个人和企业有更大的经济自由活动空间，使市场经济更多地发挥作用；抑制工会的影响力，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度和灵活性等。施罗德政府于2000年启动“新社会市场经济倡议”，2003年提出“2010改革计划”，对现行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及相关的配套改革，从而使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相协调。其总体思路是在政府调控和自由市场之间建立一种浮动调节机制——市场经济能自行调节则交由市场，反之加强国家干预，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相互渗透。
2005年开始了模式巩固和输出阶段，在这一阶段，德国模式以更开放的姿态发展，在提升自己在欧洲一体化中地位的同时，面向全球化，展示“德国模式”的独特精神：一个建立在庞大和革新性制造业基础上的出口型经济，一个面向世界经济的、由中小型（通常是家族式）企业组成的庞大网络，一种对环境负责任的态度，以及对英美[6]式全球化和企业资本主义的怀疑态度。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历程及特点见表2-1。表2-1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历程及特点第二节 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核心理念
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历程，从萌芽阶段到艾哈德的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妥协，再到科尔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占主要地位和施罗德最终确立第三条道路，并在默克尔时期进一步欧洲化和全球化，德国模式在成功和失败的尝试中得以提升，其核心理念就是“市场效率”和“社会公正”并重。它力图在无限制的自由放任主义和极端的[7]国家统制经济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这一模式就像以社会市场经济与社会福利制度为双轴，五大治理结构为轮子的一架大型马车，任何一个关键部件的障碍都可能导致其停止或瘫痪，反之，配合默契则带来乐观的增长率和高社会福利的有效运转。其中社会福利涵盖了福利住房、养老、教育和贫困者的社会救济。五大治理结构包括：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体制导向问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经济监管问题）、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权益分配问题）、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社会安保）以及企业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资本积累）。其核心是资本、劳动和政府三者的力量对比、所起作用及如何协作运行。重视市场经济，[8]但不听任市场社会，包括五个核心要素：金融系统和公司治理、劳资关系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企业间关系、教育和培训体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这五个核心要素共同构成一套复杂而又互补的经济制度，以及以高质量、高效率为特色，拥有熟练劳动力、高生产率和高工资[9]的竞争模式。
总之，社会市场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中央集中管制的统制经济，而是一种有社会秩序的、实现了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克服了漫无限制的自由放任和严酷无情的政府管制，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主义之间的一种“第三条道路”。“社会市场经济”一词源于德国经济学家A.缪勒·阿尔马克，但艾哈德则是德国现行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奠基者（由他主持的1948年货币改革是奠基石）和长期执行人（1948～1966年他担任德国经济部长和总[10]理）。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兼具多元性、实用性、开放性、连贯性和系统性的特点。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以私有制为主体，鼓励和发展市场经济，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竞争，同时主张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消除市场缺陷，实行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证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公平、效率、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也包括以下政策途径。[11]（1）通过行政机构和法律规范维护制度条件，突出私有制和自由竞争等理念。（2）通过由国家参与投资建设和维持各种为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正常运行所必需的经济基础设施及社会基础设施，从而创造发展的基础条件，突出政府适度干预原则。（3）建立平衡原则的社会秩序，校正经济过程的日常运转条件，主要通过各项行情政策、增长政策、稳定政策和结构政策等，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和结构失调。如运用经济杠杆扶持中小企业，鼓励竞争。德国政府特别制定了旨在提高中小企业效率的措施，主要是采用财政手段来支持与鼓励中小企业适应结构转变，通过技术革新和提高效率来改善自身地位，使广大中小企业能与大型企业进行有效的竞争。（4）促进社会平衡和公平正义，主要着力方向是尽量处理好雇员与雇主和弱者与强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实现相对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为经济稳定发展创造必需的社会和平条件。第三节 德国模式的案例：城市发展的去中心化
在德国，除了柏林、汉堡等少数城市稍显拥挤外，绝大多数是环境比较幽静的中小型城市。德国商店、工厂、住宅区分布合理，共有主要城市36座，其中人口在百万以上的仅4座（柏林、汉堡、慕尼黑和科隆），各城市人口分布均衡，没有形成由边缘向中心城市蜂拥的局面。这种去中心化的均衡发展模式曾经使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城镇化有效地避免了至今仍令很多国家感到棘手的城市病，并仍然对社会平衡和正义发挥着正面的作用。一 城市发展的去中心化
德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去中心化”、避免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在这一理念下，德国“去中心化”的特征和优势非常显著：城市化率达90%的德国，其最大城市柏林的人口约340万，港口城市汉堡以180万人位居第二，第三大城市慕尼黑约有130万人。相比之下，100年来，巴黎的人口从360万增至1200万，伦敦人口由620万增至1400多万，而柏林的人口仍然与1910年的规模相当。德国城市发展的去中心化总体特征是：单个城市规模小、数量多、分布均衡，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全国，形成平衡发展的城市圈。德国的11个大都市圈聚集着德国一半的人口，包括莱茵-鲁尔区、柏林/勃兰登堡、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区、斯图加特、慕尼黑、汉堡，以及莱茵-内卡河区等。如杜塞尔多夫（德国第九大城市，位于莱茵河畔），市区人口仅约57万，在以其为中心的方圆500公里范围内是拥有1150万人口的[12]莱茵-鲁尔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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