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当前时代 (全2册)【一本思考当下时代诸多危机与不确定性的“工具书”】(索恩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17 06:10:17

点击下载

作者:(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吴宁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西方通史:当前时代 (全2册)【一本思考当下时代诸多危机与不确定性的“工具书”】(索恩系列)

西方通史:当前时代 (全2册)【一本思考当下时代诸多危机与不确定性的“工具书”】(索恩系列)试读:

前言

于2014年秋出版的我的《西方通史》第三卷讲述的是冷战时期的西方史,亦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苏联解体的四十六年。第四卷,也就是最后一卷,从第三卷结束的地方——1991年开始。本卷叙述的是从这一年起已经成为往事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亦即最新的可称为当代史的断代史。

犹如绘画中的透视技法一样,当代史是所有时间维度的消失点中最短暂的那个。本卷叙述的当代史一直讲到2014年。2014年,许多国家都在举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D-Day)70周年以及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纪念活动。但是,世界在2014年也历经了一场新的东西方对峙。暂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1989年和1991年之后,所有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会按照共同价值观逐步“西方化”的人都犯了误判形势的错误。

作为转折之年,2014年或许也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而载入史册。当前,一个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势力扩张已经造成了中近东地区冲突战线戏剧般的变化。在抗击逊尼派极端主义的前提下,两个当年的“宿敌”——什叶派的伊朗和美国之间,出现了策略上携手合作的迹象:此举不啻这个世界瞩目地区国家间关系的一场革命。同时,恐怖主义的逐步全球化也给2001年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带来了新的视角:这起事件似乎愈发显得是一个普遍不安全时代的开始,甚至是21世纪的真正起点。对美国来说,具有全球意义的太平洋地区未来可能比欧洲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凡涉及这些冲突、危机和历史过程的内容,也同样适用于本卷所谈到的其他问题:许多事态还在继续发展变化之中,其结局不可预见,距离现在时间过于短暂。就最新成为过去的历史而言,重要的资料来源还未对外开放,有关这个时代狭义上的史学论文数量少之又少。有鉴于此,与更为久远的历史阶段相比,关于当代史的所有结论都更多地带有暂时和主观的特点。

尽管如此,对最新成为过去的历史避而不谈,不是摆脱这一困境令人信服的办法。“如果没有最终结合实际的研究决心,就不会有国家学方面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和实质性的答案。”在希特勒时代被迫流亡、1933年英年早逝的德国法学家赫曼·黑勒(Hermann Heller),曾在其身后出版的著作《德国国家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为当前时代的历史定位做出一份贡献,在我看来是历史学“最终结合实际的研究决心”之一,尤其是当历史学以当代史作为研究对象之时。

这部《西方通史》的出发点、主导动机和文明规范的透视焦点,是关于我将之称为西方文明规范工程的问题,亦可谓之关于价值观和行为标准的问题。这些价值观和行为标准不仅经历了在欧洲部分地区——深受西方教会影响的“拉丁语系”古老大陆,以及在独特历史条件下绵延数百年的发展过程,而且在18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人权宣言》中找到了它们经典的表达方式。从此以后,大西洋两岸的西方便有了一个不得不为之苦心励志、努力奋斗的主题。

1789~1989年这两百年的西方历史不仅仅,而且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获得或拒绝获得构成1776年和1789年两次大西洋革命遗产的人权思想的历史。这是我在阐述过程中以之为出发点的三个观点中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不仅把西方的历史看作违反其自身价值观的历史;第三个观点,而且,我也把它看成不断自我修正或富有成效的自我批评的历史。

1989年“和平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民主化动力,使围绕获得和拒绝1776年和1789年思想的斗争在西方内部取得了某种(虽然不是彻底和最终的)结果。然而,世界范围内围绕不可剥夺人权的普世有效性的争论还在继续。这场争论很可能会成为21世纪的重大主题之一,甚至可能成为它统领一切的主题。

近年来,历史和社会科学中对文明规范问题的兴趣有增无减,已经达到了一种可以说是“标准规范转折”的程度。当然,这种研究兴趣并非新鲜事物。仅以历史主义鼎盛时期为例,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在他于19世纪50年代撰写的《史学》(Historik)一书中,就已经强调了一种“以道德力量和思想为依据”的历史阐释法的重要性,并在此语境中创造了一个表达某一民族和某一时代“伦理水准”的新词。

尽管内部矛盾对立重重,西方民主国家依然具有这样一种共同水准,而且,它们自己也认为,应当努力将它们的价值观水准变成一个世界性的水准。但是,它们距离这个目标的实现——标准规范的全球化还相差很远。西方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承担这个结果的责任:其政治实践常常带有否定自己文明规范工程的倾向。此前,这部《西方通史》已经一再谈到这个话题,在最后一卷中还将不止一次对之加以论述。

在最后一卷也完稿封笔之际,我要再次表达我的谢意。感谢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基金会、格尔达·汉高(Gerda Hendel)基金会、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波伦和哈尔巴赫(Alfried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基金会、汉斯·林吉尔(Hans Ringier)基金会、埃贝林和格尔德·布塞留斯-时代周刊基金会(die ZEIT-Stiftung Ebelin und Gerd Bucerius),感谢它们使本人可以借重自己多年的工作人员莫妮卡·罗斯托伊彻(Monika Roßteuscher)以及莎拉·比安琪(Sarah Bianchi)、达里奥·普拉蒂(Dario Prati)、基兰·海纳曼(Kieran Heinemann)和安吉洛·达本多(Angelo D’Abundo)非常专业的帮助。莫妮卡·罗斯托伊彻、安格拉·阿布迈尔(Angela Abmeier)、格蕾琴·泽豪森(Gretchen Seehausen)、基兰·海纳曼和安吉洛·达本多把我的手稿转换成了可打印的电子版本。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于1991~2007年执教的柏林洪堡大学历史系为我提供了一间设备齐全的办公室,对此,我谨代表其他各位向我的同事米夏埃尔·博格尔特(Michael Borgolte)、亚历山大·尼岑阿德尔(Alexander Nützenadel)和彼得·布尔舍尔(Peter Burschel)以及负责行政事务的吉塞拉·格拉波(Gisela Grabo)表示感谢。

C.H.贝克出版社的总编辑德特勒夫·费尔肯(Detlef Felken)一如既往,以始终如一的热情关注力通读了本卷。亚历山大·戈勒(Alexander Goller)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提示并编纂了书后的附录。雅娜·勒施(Janna Rösch)女士、西蒙娜·贡蒂(Simone Gundi)女士和贝蒂娜·布劳恩(Bettina Braun)女士是校读时不可或缺的助手。对此,我一并致以谢意。[1]

最后,我想对一个“必要条件”表示感谢:没有我的夫人,我根本无法开始并完成过去十二年中一直耗费我精力的这项计划。《西方通史》在成书过程中哪些内容应当归功于她所提的问题、她的思考建议和批评意见,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因此,这里的最后一卷也同样题献给她。柏林 2014年11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1] 原文为拉丁文“sine qua non”。(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导论

苏联在1989~1991年的解体无疑是世界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但是,历史的转折从来就不意味着连续性的戛然而止。反之,1989~1991年的时代转折之后,长期以来被压制的各种古老传统的惯性力量很快浮出了水面。比如在俄罗斯,其表现形式为东正教会和一种源自沙皇帝国时代大国思维的咄咄逼人的反西方路线;在巴尔干半岛,其表现形式为形形色色具有破坏性的民族主义(铁托时代南斯拉夫多民族国家曾经只依靠专制手段仅仅从表面上消除了这些民族主义)重新抬头。1989~1991年的时代转折意义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在20世纪90年代被认为具有颠覆性的新生事物在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出现。毋庸置疑,东西方冲突的结束带来了巨大的全球化的推动力。但是,这股推动力仅仅是延续了伴随生产和分工的国际化(因第三世界,如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加速工业化而起)而一同出现的那些事物。这一现象也同样适用于80年代初开始的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全面放松管理。当1989年的“和平革命”使战后时代行将闭幕时,欧洲所发生的历史剧变对这个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过程起了加速推动的作用。

同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家,不断膨胀的公共债务早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特别是罗纳德·里根当政时期的巨额军费开支让美国的预算赤字逐年飙升。比尔·克林顿当政期间的巩固预算措施只是昙花一现。如同数十年前林登·B.约翰逊总统当政时的越南战争一样,乔治·W.布什总统为回击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所发动的“反恐战争”,也同样依靠的是贷款政策的支撑。此外,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的,是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的、通过只是表面上优惠的“次级贷款”给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提供大量资金支持的鼓励政策。这种次级贷款使私人家庭的负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而,这项政策对2008年秋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当此之时,东欧集团解体后所形成的世界单极局面已成为过去。中国、印度和巴西迅速崛起,成了“全球玩家”;与此同时,中国还成了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亦即变成了美国的最大债权人;俄罗斯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统治下重新巩固了它的世界大国地位,并且越来越多地以这种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美国因在2003年以模棱两可的理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从而不仅在国际上损害了它的道德信誉,而且还招致了重要的欧洲盟友的不满和抵制。除此之外,“反恐战争”还带来它的另外一个影响:出于所谓的安全利益,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不仅在友好国家有系统地搜集情报,而且还对本国人民进行窃听活动。

在1989年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柏林墙倒塌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跨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初看起来,似乎处处充满着紧张、矛盾和不和谐的主调。许多美国人将欧洲人看成既脱离实际又自私自利的美国反恐斗争的受益者。反之,欧洲人则普遍认为,美国出于一种近乎疯狂的安全需要,将它的自由理想抛到了九霄云外。双方的相互指责并非完全没有来由。

然而,欧洲并没有成为一种联合西方内部与始终还是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相制衡的力量。全球金融和债务危机暴露出欧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的共同货币的结构性缺陷:缺少一个协调一致的预算、财政和经济政策。货币联盟非但未能促进欧洲人民团结协作,反而导致欧元区“国势强大”和“国势弱小”的成员国之间妒恨情绪的死灰复燃。在重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欧盟离它的这个目标似乎还十分遥远。

如今在非西方国家面前,西方的表现经常给人以一种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印象。在世界人口中,西方所代表的这部分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减少;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如其政治影响一样日渐式微。但是,有一种力量依然将西方从根本上凝聚在一起,并形成其前所未有的全球吸引力,这就是1776年美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文明规范工程。发生在欧洲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争执,大都围绕着如何解释这些共同价值观。相比最初制订人权宣言的那些深陷于大男子主义和种族主义偏见的作者来说,18世纪末两次大西洋革命的使命更加理性睿智。不唯如此,它还一如既往地是西方社会实践的一个修正坐标,所有被部分剥夺或完全剥夺人权的人皆可以以之为参照和源泉。

联合国全体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所包含的承诺,由于缺乏对新成立的世界组织成员国的国际法约束,因而无法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尽管如此,这项决议并非始终形同虚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其作为同社会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后者在抨击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和美国的种族歧视时,把1948年宣言中的道德内容作为挞伐的依据。《世界人权宣言》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民主义解放运动和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提供了同剥削和压迫做斗争的合法性。自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签署《赫尔辛基协议》以来,东欧国家集团的持不同政见者可以针锋相对地让其政府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协议上的签字,至少在纸上再次承认了重要的基本自由。

1776年和1789年思想无比巨大的力量还远未枯竭凋敝,它迫使西方民主国家不断对其政治实践进行修正,并最终将文明规范工程转化成文明规范进程。第一章 从高歌猛进到走向悲剧:1991~2001年从马斯特里赫特到申根:彷徨于深化和扩张之间的欧盟

1991年12月9~10日,欧洲共同体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参加他们所经历的无数次重要会议中最难忘的一次会议。会议讨论的结果产生了西欧一体化历史上一次质的飞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使欧洲共同体在通往经济和货币联盟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在通往政治联盟的道路上却只移动了很小的一步。

早在1991年11月6日,德国总理科尔在联邦议会发言时就已宣布,不仅在德国,而且在现代历史中一条经验教训就是,“那种认为经济和货币联盟可以没有政治联盟而能够绵延持久的想法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在科尔眼里,政治联盟不外乎是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目标的前奏,正如他多次形容的那样,这种联盟是一个欧洲的联邦制的国家,或者是欧洲版的“美利坚合众国”。但是,随着两个单独的政府首脑会议——一个是关于经济和货币联盟问题,另一个是关于政治联盟问题——定于1990年12月召开,朝着一个方向前进之路被确定下来。一年后,若想改变这一发展方向,即使花费很大的政治气力也徒劳无益了。

德国总理科尔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于1990年12月在一封写给当时的理事会主席、意大利总理安德烈奥蒂(Andreotti)的联名信中,表明了对“一个强大的和团结的政治联盟的态度”,该联盟“贴近人民大众,坚定地走符合自己联邦制使命的道路”。然而,这封联名信终究是一纸单纯的意向声明罢了。在关于政治联盟的具体内容上,德法双方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而且,欧共体的两个成员国英国和丹麦对所谓“联邦制使命”不屑一顾。有鉴于此,两个政府首脑会议所取得的结果不尽相同:目标相对明确的是大多数成员国所希望建立的货币联盟,而在政治联盟问题上则缺乏具有约束性的共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使欧洲共同体变成了欧洲联盟。从此以后,欧盟就是一个统一的框架,或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的共同的总体架构:欧洲共同体、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GASP)以及司法和内政方面的合作。超越国家范围的合作只是其中第一个支柱所具有的特征,除了有关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新协议,它还包括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的协议在内。第二个和第三个支柱所涉及的是政府间合作领域。

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第一阶段已于1990年1月1日启动,其重点是开放资本流通市场,以及各成员国之间经济政策的调整适应。第二阶段的启动时间定于1994年1月1日,其间要设立一家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第三阶段的启动时间定于1999年1月1日。这个阶段要做的工作是建立一种欧洲的共同货币,以及把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职权移交给共同体。将1999年1月1日定为第三阶段的启动时间是德国总理科尔做出的一个政治让步,他不顾德国联邦银行副行长汉斯·蒂特迈尔(Hans Tietmeyer)的顾虑和担忧,使货币联盟成了一个板上钉钉不可逆转的事实。

作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核心组成部分的《欧洲联盟条约》,以1957年《罗马条约》的前言为依据,认同“更加紧密的联盟”(ever closer union)的目标和职权辅助原则。根据该原则,更高一级机构只有在下一级机构的办事能力不足以履行相关职能时,才可以将有关工作归属到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在各国公民本身的国籍之外,增加了欧盟公民的身份,并且根据居住地原则使其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一个新设立的地方委员会为地方和地区政府机构能够声张自己的利益诉求提供了可能性。在针对一系列问题进行“共同决策程序”方面,欧洲议会被赋予了针对欧洲理事会所提建议按程序行使的否决权。此外,欧盟委员会的人事任命必须经过欧洲议会的批准。

英国通过谈判,不仅争取到了不参加第三阶段货币联盟的权利,而且还在条约的社会政策章节上获得了又一个“选择性退出”的权利。缘此,该章节的内容被写进了一份由其余11个成员国联合签署的有关社会政策的专项协议中。英国首相约翰·梅杰是“联邦”概念[1]和不受欢迎的“F一词”的坚决反对者和民族国家主权的坚定拥护者。在外交和安全以及司法和内政领域的合作问题上,他决定性地参与了以严格的政府间合作模式为方向的制定工作。倘若在上述政治领域中,在更大程度上采取超国家的合作模式,并且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方式取代理事会的一致通过原则,以及比之欧盟条约中的规定,赋予欧洲议会对欧盟委员会更广泛的监督职权,也同样符合德国关于政治联盟的设想。

在共同货币体系的构建问题上,联邦德国的意见占据了上风。欧洲中央银行(以下简称“欧洲央行”)(EZB)获得了如同德国联邦银行那样的独立地位;在其最高决策机构——欧洲央行理事会中,成员国的央行行长都是握有一票表决权的代表。成员国负有避免赤字过大的义务,并且需遵守“马斯特里赫特标准”:计划和实际的财政预算赤字通常不允许超过3%,公共债务状况不能超过以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60%。1979年生效的欧洲货币体系中关于政府支出、通胀率、利息和政府赤字的趋同标准继续有效。只有在所有成员国于上述领域都取得进一步成效的情况下,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才能于1999年如期启动。这之后,“公共债务”原则开始执行。根据此原则,每个成员国必须自己承担支付资金短缺的风险;缘此,支付资金短缺取代了通货膨胀和汇率的风险。从主权债务原则中衍生出了“不救助原则”:完全排除对货币联盟其他成员国的债务责任。

然而,所有这些保证措施都还不足以打消专家和政治家们的疑虑。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在1992年指出的那样,欧洲货币联盟是一个极其异质的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中,经济强大的、传统上有很高预算自律性的国家,与那些经济实力较弱、比他国更习惯于通货膨胀和举债度日的国家,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欧洲共同货币的启用意味着利息的降低,而利息的降低又增加了对国家和非国家的经济主体更进一步借款举债的诱惑。同时,一个价格稳定的欧洲货币联盟必定会增加竞争的压力,并且会加重企业决策错误的后果。为了有效遏制这些危险,严格的银行监管制度、真正的财政联盟以及行之有效的政治联盟不可或缺。这个政治联盟必要时可以采用自动制裁的方式迫使成员国实现其预算和经济政策的趋同。但是,这种政治和经济的结合体并不存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了东、西德统一大计,不想让德法两国的关系出现裂痕,在这种情况下,它于1989年和1990年实际上同意了货币联盟优先于政治联盟的计划。于是,这个政经合一的联合体便功亏一篑。

在德国,出于不愿意轻易放弃本国的欧洲最坚挺货币的原因,人们对欧洲共同货币的顾虑尤为强烈。这些顾虑不仅表现在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家身上,而且在一系列自民党人士,甚至是绿党人士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在多个针对1992年2月7日签署、1992年12月2日由联邦议院以压倒多数批准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宪法申诉案中,申诉人强调,由于把主权权益移交给超国家的欧洲联盟,德国联邦议院的权利遭到剥夺,民主的原则被架空。此外,某些权限的外移违反了德国的《基本法》,原因在于,在与《基本法》有关的重大事务上,如今由欧洲而不是由德国做出决策。因此,新修订的将欧盟条约合法化的《基本法》第23条违背了《基本法》的精神,理由是:根据第79条第3款的“永恒条款”,新修订的这一条违反了根本的不可变更的宪法原则。

联邦宪法法院在于1993年10月12日做出的《马斯特里赫特判决书》中驳回了上述申诉,理由是,由《基本法》保证的基本权利标准也适用于欧盟的共同体法。民主原则并不妨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一个有超国家组织机构的共同体中。但是,加入这个组织的前提在于,在“国家联合体”(这是联邦宪法法院创造的一个新词)中,要使来自人民的合法化流程和影响程序同样得到应有的保障。这个合法化流程的实现方式是将欧盟机关的行为向各成员国议会进行反馈,同时还包括获得欧洲议会的支持。倘若所有成员国都根据统一的代表制选举法来选举欧洲议会,而且议会对共同体的政治和立法的影响不断增大,那么,欧洲议会的支持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将管辖权移交给欧盟,必须始终限制在特定的领域之内,并且必须经过德国立法机构的明确授权;不允许超出欧盟条约文本以外单方面增加共同体的管辖权。“最重要的是,扩大联盟的民主基础要与欧盟一体化同步进行,并且在一体化进程中,继续将成员国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保持下去。”没有欧盟民主合法化程序的同时加强,没有成员国对民主制度的维护,就没有欧盟进一步的一体化,——这就是联邦宪法法院《马斯特里赫特判决书》的简要精髓。

其他成员国也同样遇到了条约批准的困难。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在经历了一场包括与他的前任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内的保守派反对者的艰苦较量之后,为了确保得到下院的多数支持,不得不把于1993年7月23日进行的最后一次表决同信任案问题捆绑在一起。出于提高个人威望的目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在1992年9月20日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让法国人民投票决定条约的命运。公投结果是51.1%的微弱多数表示赞同:此结果与其说是反映了法国人民对条约内容的反感,不如说是对密特朗个人和其政策的不满。

作为第一个批准条约的国家,丹麦也进行了一次全民公投。1992年6月2日,公投结果是50.7%的多数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当1993年5月共同体在爱丁堡峰会上就极富争议的问题——欧盟公民身份、不参加第三阶段货币联盟的权利、保留丹麦克朗、自主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给予丹麦以“选择性退出”形式的特殊权利时,丹麦公民于1993年5月18日被再次请到了投票箱面前。这次,他们以56.8%的多数同意了经过修改的条约。但是,丹麦民众最初对条约说“不”给人们带来的震惊依然余波未平:反对的态度不仅凸显了为主权而自豪的丹麦人与欧盟之间由来已久的隔阂,同时也说明,各国政府在过久的时间内将欧洲的统一看成了一件政府职能范围之内的事务,并且没有给予主权人——成员国人民的合法化权利特别的重视。当《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于1993年11月1日,即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做出判决两周半之后生效时,各国政府和欧盟应当从这样的现实情况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仍然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墨迹未干,条约中规定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就经受了首次考验。1992年4月2日,由译利科·拉日纳托维奇(Željko Ražnatović)(绰号“阿尔坎”)指挥的一支被称作“老虎军团”的塞族人自由军向边境附近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下简称波斯尼亚),村庄比耶利纳(Bijeljina)发起进攻,由此翻开了南斯拉夫国体继承战争史上新的一页。4月6日,美国和欧共体承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为独立国家。几天过后,“波黑塞族共和国”宣告成立。紧接着,总共拥有25万人并由拉特科·姆拉迪(Ratko Mladić)指挥的“塞族共和国”部队在南斯拉夫人民军的支援下,侵入东波斯尼亚地区,并立刻开始驱逐当地的非塞族居民。自4月8日起,在经过迫击炮和重炮对小城福查(Foća)的轰击后,塞族部队占领了福查。之后,塞族军队把小城的男人同女人分开,将前者驱赶到苏捷斯卡河(Sutjeska)的桥上,并全部枪杀,尸体统统被抛入河中。波斯尼亚的塞族部队还在东波斯尼亚的其他地区犯下了同样的罪行。直到1992年7月,姆拉迪奇的部队已将波黑的三分之二领土置于其控制之下。

其间,萨拉热窝已陷入波斯尼亚的塞族军队的围困之中。各种火炮几乎昼夜不停地从四周山头向这座波黑的首府城市进行攻击,狙击手肆无忌惮地开枪射杀出现在他们枪口下的平民百姓。1992年8月25~26日,波斯尼亚多民族文化的象征——国家图书馆遭到破坏,大约200万册图书以及大量珍贵的手抄本和古籍化为灰烬。

然而,西方此时的反应却十分冷淡。华盛顿方面认为,波斯尼亚的事务必须由欧洲人牵头解决:国务卿贝克(Baker)受布什总统的委托于1992年6月底在电话中向忧心忡忡的德国总理科尔表达了这一态度。但是,欧共体这时却深陷各行其是、意见相左的状态中:法国和英国不想卷入一场与塞尔维亚的冲突;在德国,首先是自民党人士认为,《基本法》排除了联邦国防军以任何形式在德国领土之外介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当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 Dietrich Genscher)外长于1992年5月17日卸任,外交部长一职由同党战友克劳斯·金克尔(Klaus Kinkel)接任之后,这一立场始终未有改变。在这种形势下,欧共体在前南斯拉夫的调解人卡灵顿勋爵(Lord Carrington)的种种努力均未能取得任何实际效果。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联合国身上。1991年9月,联合国对当时已经名存实亡的南斯拉夫实行武器禁运。1992年5月30日,也就是塞尔维亚狙击手在萨拉热窝集市射杀16名在面包店前排队的无辜居民三天之后,安理会做出了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4月底由塞尔维亚和黑山合并而成)的经济和武器禁运的决定。由于此前实行的武器禁运继续有效,并且从联合国的角度来说也同样适用于波黑,况且塞尔维亚拥有比波黑更好的军事装备,所以,5月30日的决议只是对贝尔格莱德表示的一种不满罢了。彼时,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仅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国家得到了同情和支持。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Alija Izetbegović)政府从这些国家中获得了用以非法购买武器的数百万美元的援助。除此之外,还有大约1500名穆斯林“圣战勇士”志愿前往波斯尼亚,帮助那些受到威胁的穆斯林教友跟基督徒进行战斗。

1992年8月初,英国(第四)电视四台(Channel 4)的一则来自奥马尔斯卡(Omarska)的报道让世界大为震惊。奥马尔斯卡是波斯尼亚塞族人设立的一个集中营,在“种族清洗”期间,波斯尼亚人和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被从他们的居住地驱赶到这里。被囚禁的人数远远超过5000人,700多人在遭到杀害后被丢入万人坑,许多妇女被强奸,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比比皆是。那些出现在镜头面前骨瘦嶙峋的囚徒,使人不禁想起1945年被盟军解放的德国集中营里的惨状。

时任欧共体理事会主席的英国首相约翰·梅杰于8月底立即在伦敦召开商讨波斯尼亚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不仅确认了波黑共和国捍卫领土完整和进行自卫的权利,而且认为重武器应当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以及应当采取一切方式为实施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保证。联合国提出的理由是,唯有如此,才能控制波斯尼亚难民涌入中欧和西欧特别是涌入德国的大潮。除此之外,还设立了一个调查战争罪行的专门委员会。美国前任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和英国前外交大臣欧文爵士(Lord Owen)受命以伦敦决议为依据,在日内瓦开始与冲突各方进行谈判,以期达成和平解决波黑问题的方案。

在经过七个月的商讨之后,斡旋代表万斯和欧文于1993年1月拿出了一份把波黑划分为十个省的计划,这十个省虽然不是清一色的民族,但都有一个占人口多数的族群。尽管存有重大疑虑,伊泽特贝戈维奇政府还是同意了这一建议。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起初也对这一建议表示同意,但是,波斯尼亚的塞族议会于5月中旬在帕莱(Pale)决定,要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同意这份计划。最后投票的结果是大多数人反对斡旋代表所提出的建议。

克罗地亚人对万斯和欧文的计划也表示不满。早在1991年3月底,克罗地亚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就曾在卡拉多热窝(Karadjordjevo)与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会晤,以损害穆斯林波斯尼亚人的利益为代价,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分割波黑的可能性进行磋商。1992年7月,以马特·博班(Mate Boban)为首的克罗地亚人的民族主义派别在波黑领土上宣布成立一个自己的国家——波黑克族共和国;该共和国从1993年1月起得到了图季曼的大力支持。1993年5月,博班和卡拉季奇在奥地利的格拉茨(Graz)会晤,商讨对波黑进行分割事宜。这之后,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之间便爆发了一场公开的战争。1993年11月9日,曾经是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共同和平生活象征的莫斯塔尔城(Mostar)中,修建于16世纪、横跨内雷特瓦河的古桥遭到克罗地亚国防委员会武装组织的破坏。这一破坏行为成了克罗地亚-波斯尼亚战争备受世界瞩目的一个高潮事件。

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交战的同时,塞尔维亚人在波黑东部的“种族清洗”仍在继续。肆无忌惮地枪杀波斯尼亚男人和强奸波斯尼亚妇女的罪恶行径每天都在发生。由联合国秘书长、埃及人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于1993年10月设立的调查委员会在一份临时报告中指出,某些地区的强奸行为是一种有计划推行的“政策”。在该委员会设立前一年的1992年10月9日,为了防止塞尔维亚的空袭轰炸,联合国安理会就已经宣布波黑上空为禁飞区。但是,这项决定的实施却久拖未行:直到1993年4月7日,北约才开始对波斯尼亚空域进行监视。德国国防军的空中预警机也参与了监视行动。

德国政府于4月2日做出的决议并非未遭到反对。联合执政的自民党想通过紧急提案的方式让联邦宪法法院来澄清与此相关的宪法问题;社民党在其紧急提案中也表示了政治上的关切。4月8日,设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宪法法院拒绝发布反对联邦政府决议的限制令,理由是,这种法律行为将会给联邦德国的盟友带来不可挽回的信任损失。针对“境外”军事行动的最终判决于1994年7月12日正式做出。据此,鉴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隶属于一个集体安全体系,联邦国防军可以在同盟的疆域以外执行人道主义和军事行动。但是,联邦政府通常必须事先(紧急情况下可以事后)获得联邦议院简单多数的“决定性”的批准。这样,社民党和自民党的提案便被驳回。1994年7月22日,根舍外长的继任者克劳斯·金克尔在联邦议院会议上表示,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军事问题上还将继续保持“经过考验的克制文化”。在经过后续辩论之后,联邦议院以绝对多数批准了联邦国防军的军事行动,目标是阻止塞尔维亚对波黑的空袭。

对塞尔维亚人进攻的任何阻止行动,都不是因为欧洲人的主动行动,而是因为美国人的运作和努力。这不仅涉及安理会1992年5月底实行的经济制裁,而且也涉及安理会1992年10月在波黑设立禁飞区的决定。但是,布什政府根本不准备派遣美国地面部队进入前南斯拉夫地区。布什的继任者、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和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自1993年3月以来一直敦促欧洲盟友组织一支5万人的干预部队,在当事各方都接受万斯和欧文的计划之后,执行在波黑维护停战状态的任务,但是,这一想法遭到了法国的坚决反对。如同他的前任布什一样,克林顿对美国更多的军事介入也同样心存戒虑,望而却步。

自从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无数次违反波黑上空的禁飞令,直至在对萨拉热窝最严重的一次攻击——1994年2月5日的“集市屠杀”中,有68人在迫击炮的攻击中丧生,这一系列的战争行径终于引发了对侵略者的第一次军事打击。4月28日,四架闯入“禁飞区”的塞尔维亚战斗机被击落。联合国的一项最后通牒致使塞尔维亚人停止了对波斯尼亚首都的炮击,并从萨拉热窝周围的山上撤走自己的部队,波斯尼亚首都机场得以恢复使用。然而,在波斯尼亚的其他地区,塞族人对穆斯林平民百姓的暴行仍在继续。安理会第824号决议,即在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图兹拉(Tuzla)、泽帕(Žepa)、戈拉日德(Goražde)、比哈奇(Bihać)和萨拉热窝设立“安全区”,不过是漠视事实真相和蒙蔽自己眼睛的一纸空文:除了萨拉热窝外,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在其他地方既无法保证老百姓的安全,也无法阻止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推进的势头。反之,美国在1994年3月成功地结束了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居民之间的战争,并且为克罗地亚和波黑之间的进一步相互合作创造了条件。

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正式改称为“欧盟”的欧共体在1993~1994年西方世界在波斯尼亚所取得的微不足道的进展中几乎毫无建树。当美国敦促不再让波黑受自1991年9月起对整个南斯拉夫实行的武器禁运的限制时,英国首相约翰·梅杰表示反对,其理由是,安理会的这项决议可能会导致他的政府垮台。法国总统密特朗则想要使塞尔维亚尽可能免受国际上的严厉制裁。在德国,即便是在法律上已解决了关于是否允许在“境外”参与军事行动的争议,对联邦国防军在联合国牵头下在巴尔干半岛参加任何多国部队作战行动的抵制依然十分强烈。

至此,在这场波黑战争面前,西方的民主国家不攻自破败下阵来,且欧洲比美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当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于1994年8月初正式宣布结束对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提供支持之时,结束战争仍然遥遥无期。这时,波黑塞族共和国已非常强大,足以依靠自己的军队以及来自塞尔维亚的志愿人员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种族清洗”。《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欧洲共同体走向深化的一个步骤。1989~1991年的时代转折之后,欧共体12国必须面对的另一个挑战,即这个国家联合体的扩展问题。当“冷战”尚未结束,只有“西方”的国家才能加入欧共体,乃不言而喻之事。除了一个成员国,共同体其余的国家均为北约组织的成员。鉴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与英国密切的经济关系,人们认为,可以把1973年加入欧共体的中立国家爱尔兰当作一个例外。在加入欧共体的四年前,西班牙于1982年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16个成员国。

东欧集团解体后,中立国的标准便不再适合作为拒之门外的条件,或是不成为不申请加入的理由。于是,瑞典、芬兰、奥地利和瑞士(若它表示愿意)的加盟就成了不难想象之事。倘若芬兰和瑞典谋求加入欧盟,那么挪威重新申请加入共同体也同样是可能之事。而且,中欧和东南欧前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只要满足必要的条件,并且希望加入欧共体以及自1993年后希望加入欧盟的话,它们也是可以想象的候选国。早在1989年12月,欧洲理事会就提出了一个促进波兰和匈牙利经济结构调整的全面援助计划——《波兰和匈牙利:经济结构调整援助计划》(Poland and Hungary:Aid for Restructuring of the Economies),简称PHARE。该计划后来进一步扩展到中欧和东南欧绝大多数国家中。但是,这些国家要成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当时似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欧共体12国中,德国总理科尔是共同体向北和向东扩展的坚定支持者。由于奥地利、瑞典和芬兰都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的成员国,所以在经济和政治文化上都不存在影响加盟的较大障碍。波罗的海三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后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倘若要成为成员国,则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在科尔看来,20世纪90年代初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还不是欧共体未来的成员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更无从谈起。有鉴于对势力日渐强大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危险的担忧,科尔始终将1952年已是北约成员国、1964年加入欧洲共同市场(EWG)的土耳其成为正式成员国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导致科尔否定态度的另一个动机是人口问题。科尔认为,由于人口的增长,土耳其将会在数十年内超过共同体的头号强国德国的人口数量,并取而代之。

科尔所寻求的欧盟扩张与他关于联邦制的深化统一过程的设想相抵触,这点不仅有目共睹,同时也说明不希望进一步深化的英国和丹麦为何要支持他在扩张问题上的立场。反之,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对任何扩张的计划都持谨慎小心的态度。它们担心,就中欧和东南欧国家而言,接纳新国家首先会给本国的农业带来不利,因为新国家将长时间、大范围地从农业和结构基金中享受共同体的扶持资金,从而对现有的受益国造成不利影响。其中,法国还有其他层面的忧虑:一方面,接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将会加强欧盟内部拥护自由贸易派阵线的力量;另一方面,波恩方面敦促向北欧和东欧扩张,似乎可以解释为德国力图增强自己在中欧和东南欧的影响力。

奥地利于1989年7月就已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1991年,地中海的两个岛国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以及瑞典、芬兰和挪威也相继提出加入。瑞士的申请半途夭折,原因是在1992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瑞士人中50.3%的微弱多数反对加入欧洲经济区,亦即反对当年5月建立的欧共体和欧洲自贸区的“大厦架构”。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因本国弱小的经济实力而面临重大问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加盟谈判过程。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初深陷于一场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之中,其通货膨胀率在1990年时为10.35%。芬兰在1990年也同样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将近两位数,原因是苏联的解体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东部市场的消失。尽管如此,这两个国家皆为欧洲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并且是欧盟潜在的纯缴费国。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挪威及奥地利同样如此。

1993年春,芬兰、瑞典、挪威和奥地利开始入盟谈判。奥地利谈成了为期十年的对过境车辆的数量限制,并争取到了限制外国人在本国境内修建度假别墅和向山区农民发放补贴的权利。挪威在经过与法国和西班牙的艰苦磋商之后,在捕鱼权问题上达成了妥协,挪威满意而归。至1994年年底,所有的入盟协议签署完毕。但是,四个国家中只有三个国家的民众在入盟问题上与其政府及执政党保持一致:1994年6月奥地利的支持率是66.6%,芬兰10月的投票结果是57%,瑞典11月的结果是52.2%。然而,如同1972年一样,挪威多数民众反对加入欧盟:1994年11月公投时,52.7%的民众投票说“不”。也正如同1972年一样,二十二年后,在挪威北部较贫困的农村地区持反对意见的人占多数,而在奥斯陆东南部周边的富裕地区支持者占多数。

1995年1月1日,芬兰、瑞典和奥地利被隆重地接纳为欧盟成员国。挪威事实上成了欧盟的部分成员国。由于它的特殊身份,挪威享受到欧洲经济区内成员国的利益,时常参与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决策,但没资格参与布鲁塞尔的决策过程,是共同体的一个纯缴费国。

相比1995年的三个新成员国,中欧和东南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入盟问题上不得不等待更长的时间。1991年12月,共同体与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联合及临时协议;1994年12月,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关于起草联合协议的谈判开始进行;1995年6月,协议开始生效。欧盟内部反对很快接纳这些国家入盟的种种顾虑,有显而易见的原因:与绝大多数“老成员国”相比,这些当初的经互会成员国一穷二白;鉴于西方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人数,一想到来自中欧和南欧的劳工移民浪潮,那些担心欧盟扩张会造成物质损失的人们就会忧心忡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帮助前东欧集团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体系,避免在共同体的“家门口”出现新的战争地区,在政治上是功德无量之事。国家衰亡将会带来怎样的危险,当年南斯拉夫的例子足以说明问题。从长远看,只有欧盟才能够起到稳定局面的作用。欧盟不允许再重蹈此前波黑问题的覆辙。

与此同时,欧盟有责任向候选国阐明,为达此目标,必须满足哪些前提条件。1993年6月,12国在丹麦首都举行的峰会上,批准了申请国今后可以遵照执行的哥本哈根入盟标准。这项会议决定规定,“一俟某候选国能够履行与成员国资格相关的各种义务,并且满足所要求的经济和政治条件”,那么它即可被接纳为成员国。

作为首要的先决条件,欧洲理事会要求,申请国“已实现了作为民主和法制秩序、维护人权以及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之保障的制度稳定性”。其次,成员国资格还要求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以及能够承受欧盟内部竞争和市场压力的能力”。除此之外,成员国资格还要求各候选国,“承担成员国身份所产生的各项义务,并且能够把政治联盟以及经济和货币联盟也当作自己的目标”。

为了防止对入盟谈判速度寄予过高的期望,欧盟强调,“欧盟接纳新成员的能力,以及同时保持欧洲一体化推动力的能力”,不仅应当受到它自己,而且也应当受到候选国的尊重。欧洲理事会将始终密切关注,“候选国在满足入盟条件方面取得了哪些进步”,并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入盟候选资格是否能变成成员身份,首先取决于但不仅仅取决于相关申请国的情况。欧盟明确表示,它将坚持继续深化的目标,尤其是坚持政治联盟的目标,无论各成员国对此目标做怎样的具体理解。

若是有人认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会给欧盟大家庭中各国的经济带来稳定,那么不久就会大失所望。1992年7月16日,德国联邦银行出人意料地将贴现率从8%提高到8.75%,这是1935年以来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此举是对通胀率上涨至4.3%、货币数量的加速增长和迅速增加的政府债务做出的回应。正如物价的走高和流通货币的迅速增加一样,政府债务的快速增长也是广泛依靠贷款来完成德国统一所造成的后果:1985~1995年,政府债务从不到4000亿马克上升到超过1万亿马克,数量翻了一番多。提高贴现率使德国政府陷入困局:一周前,在慕尼黑召开的第18次世界经济峰会上,所有与会代表皆认为,应该降息以振兴世界经济。

未过多久,德国提高贴现率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后果便接踵而至。与之前相比,德国此时吸引了更多外国资本进入本国,从而对其他工业国家的货币造成了不利影响。美元汇率下跌1.5芬尼,降至1.47马克;9月8日,芬兰马克被迫贬值;意大利货币承受巨大压力,从而迫使德国联邦银行宣布不再买进里拉(根据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条约有义务购买)。紧接着英镑下跌,首相梅杰不得不于“黑色星期三”——1992年9月16日宣布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几天后,英镑货币贬值:汇率下跌9芬尼,降至2.69马克。

法国也险些步英国后尘,但得以幸免,原因在于,三天后关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全国公投迫在眉睫。1992年9月20日涉险免遭公投滑铁卢之后,法国总统密特朗请求德国总理科尔敦促联邦银行发表一份约束性的声明:无论出现何种情况,都将保住法郎。科尔从其所请,并最终达到了使持不同意见的联邦银行行长赫尔穆特·施莱辛格(Helmut Schlesinger)满足法国总统愿望的目的。倘若他不这样做,或许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之前,货币联盟就已名存实亡。德国政府和德国联邦银行之所以没有拂法国的面子,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德国不想通过充分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使欧洲统一面临危险。但是,由于在货币政策上帮了法国人的忙,这就意味着德国在无意中间接承认,由于通过贷款方式完成了德国统一,欧洲的主导货币——德国马克被削弱;并且,由于试图扭转这一局面,又使得仰仗德国联邦银行货币政策的国家在金融和经济上陷入了受制于人的境地。

但是,不论货币政策如何风云变幻、摇摆不定,1993年1月1日,亦即在由1987年《单一欧洲法案》所规定的日期,欧洲单一市场启动生效。然而,单一市场并没有带来所希望的经济腾飞。欧盟的平均失业率攀升到了11%;在出现新一轮对法郎的投机浪潮之后,欧洲货币体系的震荡波幅飙升到了±15%。1994年1月1日,欧洲货币联盟第二阶段如期开始,由此,在法兰克福设立欧洲货币研究所也随之启动。该机构的任务是,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做组建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欧洲经济区条约也即行生效。

半年后,即1994年7月,在希腊科孚岛(Korfu)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要就1995年1月任期届满、迄今为止政绩最大的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的继任者事宜做出决定。在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后,首脑们同意了对卢森堡总理雅克·桑特(Jacques Santer)的任命。与科尔总理所看好的比利时首相让-吕克·德阿纳(Jean-Luc Dehaene)不同,桑特比较可以确定的一个特点是,他不会像其前任那样积极推进欧洲的一体化。这点正是英国首相梅杰不同意比利时总理而选择卢森堡总理的一个根本原因。

尽管在90年代中期的欧盟,尤其是在德国,老百姓对货币联盟以及对欧洲的总体项目普遍持怀疑态度,但是,一些领域所取得的进步依然有目共睹。共同体于1992年取消了把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持与农民的收入直接挂钩的做法,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降低(牛肉下降约为15%,粮食甚至下降了29%左右)。农民收入的损失通过直接付款方式得到了部分补偿,此外,还增加了按照农村企业经营土地面积的大小发放新补贴的项目,以及对奶牛和肉牛饲养、环境保护、植树造林、退耕还田和休耕的奖励。这些改革措施不仅降低了农产品的生产过剩(表现为不折不扣的“牛奶成河”和“黄油成山”现象),而且减少了整个农业政策的财政支出。共同体财政资金结构调整的受益者是结构基金或地方基金,以及1991年末在马斯特里赫特新设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