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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7 11: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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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安德鲁卡内基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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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本质: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自传

成功的本质: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自传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成功的本质: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自传作者:【美】安德鲁卡内基排版:梦工厂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09-01ISBN:9787539947907本书由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上篇前半生赚钱:从一无所有到钢铁大王第一章阳光的性格比财富更重要

有智者断言:如果能真实地描述某人的一生,那一定很有趣的。那些坚信了解我的亲戚和好友,可能不会对这本书感到失望吧。让我聊以自慰的是,我确信这样一本书至少能引起那些了解我的人的兴趣。而正是这样,让我有动力继续写下去。

我的朋友,匹兹堡的梅隆法官多年前曾写过一本自传。该书给了我相当多的乐趣,使我愈发同意我在上面提到的智者的观点。显然,他的自传是带给他的朋友们无限乐趣的源泉,而且也会继续鼓舞他的后代,要活出精彩的人生。不仅如此,一些他朋友圈子之外的人,也把他列为他们最爱的作家之一。这本书的关键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人。该书的写作意图不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而只是为了献给他的家庭。同样,我也想要这样来讲讲我的故事:不是在公众面前装模作样,而是讲给我的家人和朋友听,他们既可靠又真实。和他们一起,我可以畅所欲言,即使说的是些琐碎的小事,他们也不会完全失去兴趣。

那么就从头开始说吧。

1835年11月25日,我出生于丹弗姆林穆迪街和普莱欧利路的转角处的一座小平房的阁楼上。正如谚语所说,我“拥有贫穷却诚实的父母、友好的亲戚和朋友”。一直以来,丹弗姆林都被看做是苏格兰锦缎贸易中心。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是一个织布工人,他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儿子,我的名字就是以我祖父的名字命名的。

我的祖父卡内基机智幽默,和蔼可亲,情绪饱满,在本地区相当出名。他是当时那些活跃分子的首领,还是他们欢乐俱乐部“帕提尔姆学院”的主席,远近闻名。当我14年后回到丹弗姆林时,我记得有位老人主动与我攀谈,因为有人告诉他我的爷爷就是“教授”——那是我祖父好友们对他的称呼。这位老人正像别人形容的:“他的下巴和鼻子透出龙钟老态。”

他踉跄着穿过整个房间走向我,颤抖的手摸着我的头说:“你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天哪,我可曾和你祖父一起训斥过那些一时失去判断力的聪明人。”

其他丹弗姆林的老人也告诉我一些我祖父的故事,其中一则故事如下:

某个苏格兰除夕夜,一个在村里特立独行的老妇人,被窗边突然冒出的一张乔装过的脸吓了一大跳。她迟疑地看了一会后,大喊道:“哦,这是疯癫的年轻人安德鲁·卡内基啊!”没错,我祖父75岁了,居然还装成爱玩的年轻人去吓唬他的老朋友。

我想,我乐观的天性,排除烦恼和快乐生活的能力,正如我朋友说的能“把丑小鸭看成天鹅”的心态,就是从我这爱乔装打扮的老祖父身上继承而来。我为拥有他的名字而骄傲。阳光的性格比财富更重要。年轻人应该明白,阳光的性格是可以培养的。人的身体可以从阴影走进阳光,心灵又何尝不能。就让我们走进阳光吧,面对困难请一笑了之。而通常来说,只要你有一点哲学家的头脑就能做到这点,只要这种自责不是源于你自己所做的错事。因为这些错事会一直留着,这些污点不可能被洗去。你无法欺骗坐在内心深处的最高法庭的法官。因此,彭斯[1]给出了人生的重要法则:“值得畏惧的是你的自责。”

这是我年轻时就恪守的格言,比我听过的其他所有格言都重要。我听过的格言可不少,尽管长大以后我会对自己的老朋友贝利·沃克承认它们都大同小异。

在我母亲的那边,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斯就更值得一提了。外祖父是威廉·科贝特的朋友,为他的《纪事报》(Register)作过贡献,并一直与他保持通信。就在现在,在丹弗姆林,认识我外祖父莫里斯的老人们都说他是最好的演说家之一,也是他们认识的最有能力的人。他是《先驱者》(The Precursor)的发行人,这可以看做是科贝特的《纪事报》的缩小版本,而且被认为是苏格兰第一份激进派报纸。我读过他写的一些文章,考虑到了现在职业技术的重要性。在他写的东西中,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本他七十多年前发行的叫做《知识与技术》的小册子。它强调了后者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如今对于技术教育的支持。这本小册子的结尾写道:“感谢上帝,我年轻时学过怎么做鞋和修鞋。”1833年,科贝特将它发表在《纪事报》上,并以编辑身份评论道:“本期的这一文章是发表在《纪事报》上关于该主题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来自苏格兰的可敬的朋友和通讯记者托马斯·莫里斯。”因此,看起来我爱涂涂写写的习性是遗传自父母双方,因为卡内基家族也热爱阅读并且善于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里斯是一个天生的雄辩者,一个机敏的政治家,还是地区激进政党高级领袖——这个职位后来由他的儿子,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斯所继承。不止一个在美国的苏格兰名人拜访过我,为的是和“托马斯·莫里斯的孙子”握手。克里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总裁法默先生曾对我说过:“我所有的知识和文化都是受到你外祖父的影响。”而《丹弗姆林重大事件史》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曾说过,他生命中的进步,主要得益于他有幸在少年时期接受过我外祖父的帮助。

生活至今,我也收到过一些恭维,但是没有什么比《格拉斯哥报》的某位记者写的一篇文章中对我的称赞更能取悦我。在听完我在圣安德鲁礼堂作的一个关于美国的地方自治的演讲后,该记者提到苏格兰流传着很多关于我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斯的故事,接着他写道:“当我发现演讲台上是托马斯·莫里斯的外孙,他从举止、姿态和外貌都是老托马斯·莫里斯的完美再现,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的惊讶啊。”

尽管我不记得曾经见过我的外祖父,但我和他长得惊人地相似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记得很清楚,27岁时,当我第一次回到丹弗姆林时,我和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斯一起坐在沙发上,他大大的黑色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径直冲出了房间。过了一会他回来了,向我解释说,我身上的某些东西有时让他猛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这种感觉若隐若现,有时是我的一些神态,但是他无法精确地描述。我的母亲一直都注意到我身上有一些我祖父的特点,每时每刻,遗传学说都得到了印证。这是如此的微妙,连神态都可以遗传,这已经超越了生理。我被深深地打动了。

我的外祖父莫里斯娶了爱丁堡的霍奇小姐,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举止优雅并有一定地位的淑女,可她在孩子们小时候就去世了。当时,我的外祖父生活条件还不错。他是一个皮革商人,在丹弗姆林从事着制革业。但和很多人一样,滑铁卢战役后的和平毁了他的生意。只有他最大的儿子,我的舅舅贝利可以说是在奢侈的条件下被抚养长大,他居然还有一匹小马驹。而家里其他年轻的成员则遭遇了另外那些困难得多的日子。

外祖父的二女儿玛格利特就是我的母亲。关于她,我不太相信自己能详细地讲述。她继承了她母亲的高贵、优雅和淑女的气质。也许某天我会告诉世界关于她的一些事,但我未必能完整勾画出她的形象。她是如此的神圣,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她——只有我可以。在我父亲早逝后,她是我的全部。我第一本书的致辞提到了这点:“致我最爱的女英雄——我的母亲。”

我很幸运出身在这样的家庭,一个人的出生地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会让孩子产生不同的潜在倾向。评论家罗斯金的观察发现: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孩子都会受到城堡的影响。丹弗姆林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受到了高贵的大教堂的影响,这座教堂相当于是苏格兰的威斯敏斯特,由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坎莫尔(Malcolm Canmore)和他的皇后,苏格兰的守护神玛格利特(Queen Margaret)于11世纪(1070)建造。大教堂和国王们出生的宫殿的遗迹依然耸立着,皮坦克里夫峡谷环绕着玛格利特皇后的圣地和马尔科姆国王塔的遗址。有一首古老的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男爵》如此唱道:“国王坐在丹弗姆林塔上,喝着红色的血酒。”

布鲁斯国王[2]的墓位于大教堂的中心,圣玛格利特的墓就在附近,还有许多皇室成员长眠于周围。那些出生于这个浪漫的小镇的孩子真的很幸运。这个小镇位于苏格兰福斯桥北面三英里的高地,俯瞰着大海,往南可以眺望爱丁堡,往北可以看清奥希尔山的顶峰。所有这些都使人回想起辉煌的过去,那时丹弗姆林是苏格兰的首都和宗教中心。

有幸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的孩子一边呼吸着空气中的诗意和浪漫,一边接受历史和传统的润泽。在童年时期,这些就是他的现实世界——这个理想的世界永远是真实的。其实真正的现实世界还未来临,在日后,他会进入充满严酷现实的生活。即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早期的童年印象还依然存在。有时候这些印象会因为逼迫和压抑而偶尔消失,但它们总是会回到前线来发挥作用,鼓舞他,为他的生活增添色彩。没有一个丹弗姆林的聪明孩子能逃脱大教堂、宫殿和峡谷的影响。这些触动他的心灵,点燃他心中埋藏的火花,使他与众不同,超越他贫贱的出身。我的父母也是在这个鼓舞人心的环境下出生的。因此,我毫不怀疑他们俩身上弥漫着浪漫和诗意。

随着我父亲在纺织行业的成功,我们从穆迪街搬到了里德公园一所更为宽敞的房子。楼下放着我父亲的四五台织布机,我们住在楼上,需要从人行道上外接的楼梯上楼。这是常见的旧式苏格兰房屋的特色。我最早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奇怪的是,最初的记忆把我带回了我第一次看见美国地图的那天。地图摊在滚轴上,大约两平方英尺。我的父亲、母亲、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正在寻找匹兹堡、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后,我的姨父姨妈就乘船前往了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此刻回忆起来,我的表哥乔治·劳德(家里人都称呼他“多德”)和我,对当时潜在的巨大危险都印象深刻,因为阁楼上藏着一面违法的旗子。这面旗是专门制作的,我父亲,我的姨父或是家庭其他激进分子在反谷物法[3]运动中使用过。镇上曾发生一些骚乱,一队骑兵也驻扎进了市政厅。我父母双方的亲戚和我父亲在各种集会上发言,整个家庭圈子都动荡不安。

我还记得一件事,就像昨天才发生过。一天晚上,我被一阵敲窗声吵醒,那时有人来通知我的父母:因为组织非法集会,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斯被抓进了监狱。治安官在一些士兵的帮助下,在小镇几英里外的集会地逮捕了他,并连夜把他带回了小镇,后面还跟着一大群的群众。

后来我们得知,群众们威胁要救我舅舅,镇长害怕会闹出大麻烦,便劝说他走到窗前,俯瞰大街的情况并请他劝群众离开。他同意了,说:“如果各位朋友今晚是出于善意而来,请抱起双臂。”群众都这么做了。然后,他停顿了一会后说,“现在请安静地离开!”就像我所有的家人一样,我舅舅是个有道德的人,并极力支持服从法律,但又十分激进,一直非常向往美国的共和政体。

大家可以想象,当所有一切发生在公众视线时,私下里流传的话语有多么的令人不快。这些对君主制、贵族政府和各种形式的特权的谴责,庄严的共和政体,美国的优越性,一个自由人民的家园,在那里没有特权,所有人民都享有公民权——我就在这些令人激动的话题中成长的。作为一个孩子,我觉得自己本来有权杀死国王、公爵,或贵族,并将他们的死看做是为国家服务,是一种英雄之举。

这就是我在孩提时代最早的联想给我带来的影响,当时我远不能够谦恭地去谈论那些特权阶级或者享有特权者,他们并非通过某种高尚的方式赢得被公众所尊重的权利,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统。那些纯粹靠出身的人会受到嘲讽——“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做,只是偶然,一个靠借来的羽毛支撑的骗子,他最值得称道的成就就是意外地来到人世,他家人最有价值的产品和土豆一样,都还埋在地下呢。”我想知道,如果那些生来就有特权的人出生在其他地方,他们会如何生存?我永远也不会厌倦引用那些可供我合理发泄愤慨的句子:“布鲁图情愿让魔鬼统治罗马共和国,也不愿让一个国王来统治。”

但在那时,国王就是国王,不仅仅是影子,当然这些都是继承得来的。我只是在复述我在家听到的东西。

一直以来,丹弗姆林都以或许是本国最激进的小镇而闻名,尽管这里的佩斯利涡旋纹花呢也很出名。造成激进主义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丹弗姆林的人口中大部分都是小手工业者,人人都拥有一台或几台织布机。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都是计件劳动。他们从大的制造商那里拿到原料,然后在家完成编织。

充满强烈政治激情的这个时期,经常可以看到,在吃完午饭后,整个小镇上有一小群一小群围着围裙的男人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人人嘴边都挂着休姆(Hume)、科布登(Cobden)、布赖特(Bright)[4]的名字。

尽管还小,我常会被这样的小圈子吸引,认真地倾听这些谈话,但这仅仅是听听而已。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有所改变。市民们成立了俱乐部,还订阅了伦敦的报纸。每天晚上都会有人把主要的社论读给大家听。奇怪的是,地点是在镇上教堂的小讲坛。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斯常常负责读社论,在读完后,他和其他人会对此进行评论,场面十分热闹。

这些政治集会相当频繁。可以预期,我和其他家人一样,对此相当感兴趣,也参加了多次集会。我的一位姨父和我的父亲常常发言。我记得有一晚我的父亲在广场作了一个大型的户外演讲。我从听众的脚下挤了进去,在一次比以往都要热烈的欢呼声后,我再也无法抑制我的热情。我正挤在某人的双腿间,我抬起头,告诉那人是我的父亲在演讲,他把我举了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我父亲还带我去听过约翰·布赖特的演讲,他支持的是斯特灵区的自由党候选人J.B.史密斯(J.B.Smith)。

我回家后批评布赖特先生的发音不正确,他想说“maan”时说了“men”。他没有像苏格兰人那样习惯性地发/a:/这个音。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也难怪我会成为一个暴力的小共和党人。我的格言是“特权去死”。当时我并不知道特权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的父亲知道。

我的姨父劳德最精彩的一个故事也涉及J.B.史密斯——他是约翰·布赖特的朋友,正在竞选丹弗姆林议员。姨父是他的委员会成员,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史密斯被宣布是个“独神论”者。整个地区贴满了标语:“你愿意为一个‘独神论’者投票吗?”这需要慎重的考虑。凯尼·希尔村的史密斯委员会主席是个铁匠,他就明确表示他绝不会投票。我姨父开着车去抗议。他们在村上的酒馆碰上。“老兄,我可不能为一个‘独神论’者投票。”主席说道。“但是”,我姨父说,“梅特兰(竞争对手)信仰的是三位一体学说。”“该死,这可是战争。”他回应道。

接着这位铁匠投出了正确的一票,史密斯以小幅优势获胜了。

对我们一家来说,手工织布机到蒸汽织布机的转变是一场灾难。我的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变革,继续在传统的方法下挣扎。他的织布机大幅贬值,关键时刻,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没有失败过的——我的母亲挺身而出,想办法挽救家庭的损失。她在穆迪街开了家小店贴补家用。尽管钱不是很多,但在当时足以让我们维持舒适和体面的生活。

不久后,我就开始体会到贫穷的含义。可怕的日子来临了,我父亲带着最后的布料去见大制造商,我看见我的母亲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想知道是否能拿到新的原料,否则只能忍受一段时间的失业。我当时心急如焚,就如彭斯所说,尽管我父亲“既不卑贱低劣,也不无耻”,但还是“祈求上天给他条生路”。

就是这个时期使我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改变这一切。然而,我们并不像我们的邻居一样沦落到贫困。我不知道母亲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贫困生活,她还是想尽办法让我们两个男孩戴白色的领结,穿得体面整洁。

我的父母曾不经意地承诺过,除非我要求,否则他们不会送我去上学。后来我得知,这个承诺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困扰。因为当我逐渐长大后,我没有显示出任何要求上学的倾向,于是他们托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校长关注我。一天,他带着我和一些已经上学的同伴去短途旅行,回来不久后,我就要求父母让我去马丁先生的学校学习,这让他们松了口气。不必说这个要求当然是被批准了。我八岁入学,日后的经历告诉我,对任何孩子来说,八岁开始上学已经够早了。

对我来说,学校生活相当愉快,要是有什么事阻碍了我去上学,我会很不开心。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我早上需要去穆迪街头的井边打水。而水的供给很少,还不规律。有时候,早上要等到很晚才能打水。有一群老妇人坐在周围,她们在前一天晚上就用水桶排成一排,占好了位置。可以预料,这种情况导致了很多争执。我是不会对这些因为年长而受到尊敬的老妇人客气的。因而我得到了一个“可怕的年轻人”的名声。可能就是这样,我锻炼出辩论和好斗的禀性,一直没有改变。

因为要干活,我经常迟到。但校长知道原因后,就原谅了我。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放学后,我还经常去帮商店跑跑腿。每当我回想我十岁的那段日子,能帮助父母,我感到十分满意。不久,许多商店交易的老主顾都被托付给我接待,这样我在童年就对商业稍微有所了解。

但在上学期间也有痛苦的事。男孩子们给我起了个绰号:“马丁的宠物”,当我经过大街时,他们会大声地喊出这个可恶的绰号。我不了解这个绰号的全部含义,但是对我来说,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同时,也阻止了我自由地回报一位优秀的教师,我唯一的校长。我亏欠他许多感激,一直后悔没有抓住机会在他生前感谢他。

我还要提到一个对我影响极大的人——我的姨父劳德,他是乔治·劳德的父亲。我父亲必须不停地在织布厂工作,没有什么时间照顾我。我姨父是商业街上的一个店主,比较自由。注意下这家店铺的地址,因为这属于店主中的贵族了,在丹弗姆林,甚至连店主也有不同的高低等级之分。我刚开始学业不久,阿姨西顿就去世了,我的姨父深受打击。只有当他和他唯一的儿子乔治以及我在一起时,他才有所慰藉。他拥有和孩子们打交道的天分,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我还记得,他教我们英国历史时,要我们想象每一个君主在房间墙上的某个特定位置表演他标志性的动作。因此,至今我还记得,约翰国王坐在壁炉台上方签着大宪章,伊丽莎白女王在门背后,膝盖上坐着她的小孩。

当然,很多年后,我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会议厅发现这里的君主名单比我们的更完整。威斯敏斯特小礼堂的一块厚板上写着: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曾躺在这里。

在从我姨父那里学习到的这一系列的君主中,提到了这位伟大的共和党君主曾写信给罗马教皇,通知他:“如果你不停止迫害新教徒,梵蒂冈将听到大不列颠的隆隆炮声。”不用说,我们对克伦威尔的评价比其他所有君主要高得多。

正是从我的姨父那儿,我学到了一些早期的苏格兰历史——关于华莱士(Wallace)、布鲁斯(Bruce)、彭斯(Burns)、盲作家哈里(Blind Harry)、司各特(Scott)、拉姆齐(Ramsay)、坦纳希尔(Tannahill)、霍格(Hogg)和弗格森(Fergusson)[5]。用彭斯的话来说,那时起我骨子里就形成了一种苏格兰偏见(或者说是爱国主义),至死不渝。华莱士当然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他的身上集中了英雄的一切。

一天,学校里一个淘气的大男孩告诉我英格兰比苏格兰大得多,这让我伤心不已,于是我去姨父那里寻求安慰。“当然不是这样,奈格,如果把苏格兰像英格兰那样展开,当然是苏格兰大,但是你能把高地展开吗?”

哦,绝不!这对受伤的小爱国者来说是一剂良药。不久后,我听说了英格兰的人口比苏格兰多,我又去找姨父了。“没错,奈格,七比一,但在班诺克本战役中比例更悬殊。”我的心中又一次充满喜悦,英国人越多,我们就越光荣。

有一句评论这样说道:战争孕育战争,每一场战役都为将来更多的战役埋下种子,因此两国就此世代为敌。美国人和苏格兰人一样,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读着华盛顿以及福吉谷,黑森雇佣兵杀死美国人的故事长大,因而痛恨英国人。后来我的侄子在美国受过的教育就是如此。苏格兰很好,但是攻打苏格兰的英格兰则是邪恶的对手。直到孩子们成年后,才消除了这种偏见。而即使这样,或许这种思维还会逗留。

劳德姨父告诉我,当时他经常带些客人到家里,并向他们保证他可以让“多德”(乔治·劳德)和我或哭或笑,或是针锋相对。简而言之,通过诗歌和歌曲来控制我们的情绪。华莱士被叛徒出卖的故事是他的王牌,每次都能让我们两个孩子开始啜泣,到最后完全崩溃。尽管已经听过很多次这个故事,我们的兴趣还是不减。毫无疑问,姨父会不时地润色这个故事。英雄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多么大啊!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姨父和“多德”一起住在商业街,因而和多德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兄弟情谊。家里人总是叫我们“多德”和“奈格”。我不会叫他“乔治”,他也不会叫我“卡内基”,我们总是互相称呼昵称“多德”和“奈格”。没有别的名字比这两个更亲昵。

从商业街的我姨父家回到镇尾穆迪街的我家有两条路,一条是沿着没有灯的可怕的教堂的墓地,还有一条是有灯的五月门路。当我必须回家时,姨父总会坏坏地问我走哪条路。想起华莱士,我总会回答我要走教堂那条路。我很自豪自己一次也没有向灯光妥协,每次到五月门路的交叉处时,我从来没有转向那条有灯光的路,总是担惊受怕地穿过墓地和黑暗的教堂拱门。我一边吹着口哨壮胆,一边在黑暗中艰难地走着,想退缩时,就想象如果华莱士遇到了敌人、怪事或怪物时会怎么办。

在我表哥和我的童年中,罗伯特·布鲁斯国王从没得到我们公正的评价。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个国王,而华莱士是人民的英雄。约翰·格雷厄姆爵士(Sir John Graham)在我们心中排第二位。正如我一样,苏格兰男孩的强烈爱国热情一直会持续到他生命的尽头。如果研究我勇气的主要来源,我肯定最终结论是苏格兰英雄华莱士。英雄对于孩子来说是最可信赖的。

当我到达美国,发现还有别的国家宣扬自己值得骄傲的东西时,我感到可悲。没有华莱士、布鲁斯和彭斯的国家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我发现没有到过其他地方的苏格兰人至今还有这种想法。但随着逐渐成熟,知识面逐渐宽广,我们明白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传奇、传统和成就。而真正的苏格兰人不会因此而降低他对自己国家的评价,贬低苏格兰在世界各国间的地位。他会找出充足的理由提高对其他国家的评价,因为那些国家都有值得骄傲之处——足以激励他们的子孙行动起来,不要给养育自己的土地蒙羞。

很多年后,我觉得这块新大陆只是一个暂时住所,我的心只在苏格兰。就像彼得森校长的小儿子一样,他在加拿大时回答过一个问题,说他喜欢加拿大,“这里非常适合旅游,但是我无法住得离布鲁斯和华莱士太远。”[1]彭斯,Burns,18世纪苏格兰诗人。他复活并丰富了苏格兰民歌,被苏格兰人民看做是苏格兰的文化象征,在英国文学史上也有特殊重要的地位。[2]布鲁斯国王,The Bruce,1274~1329,苏格兰国王,曾领导苏格兰人民进行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并赢得了著名的班诺克本战役。[3]谷物法,Corn Laws,指英国1672年制定的限制谷物进口的法律。1815年通过的新谷物法提高了对农业的保护力度。这一新法实施的后果是谷物价格暴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1846年,该法被废除。[4]都是当时活跃的政治领袖的名字。[5]以上都是苏格兰民族英雄或诗人。第二章雇佣小伙伴们为我服务

我的好姨父劳德在教育方面强调背诵的重要性,因此多德和我受益匪浅。我俩经常在同学或是大人面前,穿着礼服或衬衫,卷起袖子,带着纸制头盔,脸上涂得黑黑的,拿着木条充当剑,扮演成戏剧中的人物,背诵诺沃尔和格雷纳温[1],罗德里克·度和詹姆斯·菲茨-詹姆斯[2]的台词。

我清楚地记得在诺沃尔和格雷纳温著名的对话中,我们对于一个重复出现的词——“该死的虚伪”充满了顾虑。一开始,我们说到这个不雅的词时,就微微地咳嗽一声,这常常会逗乐观众。一天,我姨父劝服我们,说“该死”这个词不是骂人。这是个伟大的日子,之后我们就练习了很多次说这个词。我总是扮演格雷纳温的角色,会说到这个词很多次,对我来说,这个禁忌的词语充满了魅力。我可以充分理解玛乔丽·弗莱明[3]的故事。一天早晨,她正在生气,瓦尔特·司各特遇到了她,问她怎么样,她回答说:“我今天早上非常生气,司各特先生。我就想说‘该死’,但是我不能。”

从此以后,一个脏词的表达有了转折。牧师可以在布道时说“该死”而不承担罪恶,我们也是,可以在表演中自由地使用“该死”这个词。还有一段文字让我印象深刻,在诺沃尔和格雷纳温的斗争中,诺沃尔说“我们再次交锋时,我们的伤害都是致命的”。1897年,我在写给《北美评论》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这个表达,我的姨父刚巧读到。之后他立刻坐下从丹弗姆林写信给我,说他知道这个表达的出处。他是所有在世人中唯一会这么做的。

因为我姨父的教育模式,我的记忆力大大地提高了。我认为应该鼓励年轻人记忆并反复背诵自己喜爱的文章,没有比这更有益的方法了。我能快速地记住任何能取悦我的东西,我的一部分朋友对此感到惊讶。我可以记住任何我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但如果不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几小时后我就会忘记。

我在丹弗姆林上学时,有一项测试是要求每天背诵两首赞美诗。我的策略是直到去上学时才开始看赞美诗。路上只有五六分钟的时间,但我能在这段时间里迅速记住。因为第一节课就是讲赞美诗,我能胸有成竹地通过这个考验。要是让我三十分钟后再重复一次,恐怕结局会一塌糊涂。

我人生中从家人以外得到的第一枚便士是来自我的老师——马丁先生。因为我在全校面前背诵了彭斯的诗歌《使人类哀痛》。写到这里,我想起来在许多年后,当我在伦敦和约翰·莫立一起共进晚餐时,我们聊到了华兹华斯的生平,莫立说起他曾搜索过彭斯的诗歌《年长》,他一直很欣赏这首诗,却总是找不到标题后的内容。我有幸为他背诵了一部分,他立刻给了我人生中第二枚便士。啊,尽管莫立很伟大,但他不是我的老师马丁先生。马丁先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伟大”的人,对我来说,他是真正的伟大。而正直的约翰·莫立则是一个英雄。

在宗教问题上,我们没有太多的束缚。当其他在校的男孩女孩被迫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时,出于某种我一直没有弄清细节的协议,多德和我则可以免修。毫无疑问,我家所有的亲戚,莫里斯一家和劳德一家,对神学的观点和他们的政治观点一样激进。我们家族没有正统的长老派[4]成员。我的父亲,艾特肯姨父和姨妈,劳德姨父,还有卡内基叔叔,都不信仰加尔文教义。不久,他们大部分都在史威登堡学说中找到了精神寄托。我母亲总是不愿对宗教话题发表意见。她从未对我提起过宗教,也不去做礼拜。因为那时我家没有仆人,她包揽了所有家务,包括在周日做饭。作为一个爱好阅读的人,独神论教派信徒钱宁(Channing the Unitarian)的作品是她当时的兴趣所在。她真是个令人惊讶的人!

我的童年时期,笼罩着不安和骚乱的宗教和政治氛围。在政治世界引起争议的最先进的思想有:废除特权,公民平等,共和主义。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宗教话题的争论,受到的影响程度之大,长辈们完全意想不到。我清楚地记得,严苛的加尔文教义如同噩梦。但多亏我上文提到过的影响,这种状态很快就消失了。我心中一直珍藏着一份记忆。一天,当牧师在布道时宣扬婴儿诅咒理论时,我的父亲起身离开了长老教会。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刚参加长老教会后不久。父亲无法接受这种理论,他说:“如果这是你们的宗教和你们的神,我情愿寻找一个更好的宗教和一个更高尚的神。”他离开了长老教会,再也没有回来。但他没有停止参加各种其他教会。

每天早上我都能看到他走进祷告室祷告,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名真正的圣徒,总是保持虔诚的心态。所有宗教对他来说都是行善的途径。他发现,宗教理论有许多,但是宗教信仰只有一个。我很自豪我的父亲比牧师懂得还多。牧师描绘的不是天父,而是旧约中残酷的复仇者——正如安德鲁·D·怀特在自传中所称呼的一个“永恒的拷打者”。幸运的是,这种无知的理论已经过时了。

我童年最大的乐趣之一是养鸽子和兔子。每当想起父亲不嫌麻烦地为这些宠物建造合适的住所,我都心存感激,我们家成了小伙伴们的总部。母亲总是认为家庭影响是保证她两个孩子走上正道的最好方式。她过去常说,要做到这点,首先要让家里充满愉快。为了能让我们和围着我们转的邻居家的孩子们开心,她和父亲什么都愿意做。

我的第一场商业冒险是雇佣我的小伙伴们为我服务一个季度,报酬是生了小兔子后,能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般来说,我们利用周末为小兔子收集食物。今天回想起这一段,我有些良心不安。我迫使我的玩伴和我定下了条件苛刻的交易,他们都心甘情愿地和我一起收集了三个月蒲公英和三叶草,然后得到了这个特殊的回报——少得可怜的回报。唉!我还给了他们什么呢?一分钱都没有。

我很珍惜这次经历,这是证明我组织能力最早的证据。组织能力的发展和我日后在物质上的成功联系紧密。成功不一定是要我知道什么或者做了什么,而是拥有这样的才能:能发现并选择比我做得更好的人。这点是任何人都该掌握的宝贵知识。我不理解蒸汽机,但我试着理解比它更复杂的东西——人。1898年,我们坐车旅行之时,停留在一家苏格兰小旅馆,一位绅士走过来作自我介绍。他是麦金托什先生,苏格兰一位大的家具制造商。之后我发现他是一位很不错的人物。

他说他冒昧的自我介绍是因为他是为小兔子找食物的男孩之一,而且也有一只兔子以他的名字命名。可以想象我能遇见他是多么开心——唯一一位在后来遇到的一起养小兔子的男孩。我希望和他的友谊能一直维持下去,能够常常见面。(今天是1913年12月1日,当我正在读这份手稿时,我收到了他的一封珍贵的短笺,回忆了我们一起度过的童年时光。他现在应该收到我的回信了,相信能温暖他的心,正如他的短笺也温暖了我的心一样。)

随着蒸汽机的使用和改良,丹弗姆林小制造商的生意每况愈下。于是,我们给我妈妈在匹兹堡的两个姐妹写了封信,表达了在深思熟虑后,我们想要去投靠她们的想法。我记得曾听父母说过,这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两个孩子。她们的回信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父母决定拍卖掉织布机和家具。父亲常常对着母亲、弟弟和我唱一首悦耳的歌:

向西,向西,奔向自由之地,

那里有广阔的密西西比河奔流入海,

那里的人们即使辛苦却有做人的权利,

穷人也可以收获大地赋予的果实。

拍卖的过程非常令人失望,织布机几乎没卖几个钱,而我们一家去美国的路费还差20英镑。这里我要介绍我母亲的终身好友——亨德森夫人的仗义之举。我母亲总能结交忠实的朋友,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亨德森夫人本来的名字是埃拉·弗格森,我们家都这么叫她。她冒险借给我们所需的20英镑,我姨父劳德和舅舅莫里斯为我们做了担保人。姨父劳德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和建议,为我们打理了所有细节问题。在1848年5月17日,我们离开了丹弗姆林。当时,我父亲43岁,我母亲33岁。我13岁,我的弟弟汤姆5岁。他是个漂亮的受人宠爱的男孩,有着一双晶莹乌黑的眼睛。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众人的焦点。

我就此永远离开了学校,除了曾在美国时上过为期一个冬季的夜校,以及后来跟着一位法语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好玩的是,这位老师是个演说家,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演说。我能读能写能算,并开始学习代数和拉丁语。在航行中,我给我姨父写过一封信,后来被退了回来。但这封信表明我那时的书法比现在好。我努力学习英语语法,也大致达到了孩子应该掌握的程度。除了华莱士、布鲁斯、彭斯,我很少读其他读物,但我能背诵很多篇诗歌。儿时我也读过童话,尤其是《一千零一夜》,它把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故事时,我像进入了一个梦境。

那天早晨,我们离开了心爱的丹弗姆林,坐着汽车沿着运煤铁路向查尔斯顿驶去。我无法忘记自己站在窗边,眼泪汪汪地看着窗外,直到丹弗姆林消失在视线内,最后消失的景象是古老又神圣的大教堂。离开丹弗姆林的14年里,我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去?”很少有日子我不曾想起大教堂塔上写的有魔力的大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我童年所有的回忆,我熟悉的乐园,都集中在古老的大教堂和晚钟周围。每天晚上八点,钟声响起,这是要我在钟声停下前上床的信号。在我的《美国的四驾马车在英国》一书中,写到大教堂时曾提到这口钟,现在我最好来引用一下:

当我们驶下通道时,我和沃尔斯牧师正站在马车的前排,当听到大教堂的钟声为我和我母亲敲响的第一声时,我的膝盖一软,不知不觉地泪流满面。我转过身去告诉牧师,我必须放弃。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快要昏倒了。幸亏我看见前方没有人群,我还有时间来恢复情绪,我把嘴唇都咬出血来了,我对自己低声说:“无论如何,保持冷静,你必须继续。”世界上再也没有一种声音像钟声一样,如此悦耳、优美,让人陶醉,深深地植入我的灵魂。

曾经,伴着晚钟,我被抱进小小的睡椅,进入无邪的梦乡。每晚,父亲或者母亲会弯下腰,深情地看着我,告诉我钟声的含义。经过他们的翻译,我听到了许多美妙的语言。这是从天堂和圣父那里传来的声音,在我入睡前,这声音会慈祥地告诉我,白天做了哪些错事。钟声平和,我知道敲响它的神灵看到了一切,但是并不生气,从来不会生气,只会感到遗憾——非常非常遗憾。今天,当我听到钟声,它仍然并不只是一种声音而已,它依然有它的含义,听上去就像在欢迎被流放的母亲和儿子再次回到它珍贵的庇护下。老天不会赋予我们任何东西,只有晚钟在敲响时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和荣耀。我的弟弟汤姆本应该也在这里,这是我那时的想法。在我们向新大陆出发时,他也开始领悟钟声的奇妙之处。

卢梭希望伴着悦耳的音乐死去。如果我能选择,我希望在我弥留之际,耳边伴着大教堂的钟声,告诉我人生的赛跑已经结束,就如同哄着备受宠爱的孩子最后一次入眠。

我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提起书中的这一段描述,一些人甚至告诉我,他们在阅读这段时流下了眼泪。这种感情来自内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心灵共鸣的原因。

我们坐着小船来到了苏格兰福斯桥,坐上了爱丁堡轮船。正当我要被从小船抱到轮船的那一刻,我冲向了劳德姨父,抱紧他的脖子,哭喊着:“我不能离开你!我不能离开你!”一个好心的水手把我从他身上拉下来,举到了轮船的甲板上。当我回访丹弗姆林时,我亲爱的老朋友来见我,告诉我这是他目睹的最悲伤的一刻。

我们乘坐八百吨的帆船“威斯卡塞特”号,从格拉斯哥的布鲁美乐港口起航。在七周的航行中,我和水手混得很熟,知道了各种绳索的名字,还能指导乘客如何应对水手长的命令。因为这艘船的人手不足,迫切地需要乘客们的帮助。因此,每到周日,我都被水手们邀请享受他们的佳肴——葡萄干布丁。离开轮船时,我真是恋恋不舍。

刚到纽约时,我很困惑。我曾被带去爱丁堡拜见女皇陛下,这是我移民前去过最远的地方了。长途航行前,我们也没有时间参观格拉斯哥。纽约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繁忙的工业区,我得和那里的人打交道,这种忙碌和兴奋使我应接不暇。

停留在纽约期间,一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当我在穿过城堡公园的草地保龄球场时,威斯卡塞特号上的一名水手抓住了我的手臂。他是罗伯特·巴里曼,穿着常见的制服,蓝色的夹克,白色的裤子,当时我觉得他是我见过的最帅的男人。

他带我去了一个饮料摊,点了一杯沙士请我喝。我觉得它就仿佛是神酿的花蜜一样美味。至今都没有任何场景比得上我记忆中的画面,装饰精巧的黄铜容器流出了充满泡沫的佳酿。我路过那个地方时,常常看见那个老妇人的沙士饮料摊。于是我就会想:那个亲爱的老水手现在过得怎么样了?我曾经尝试着去寻找他,希望发现他可能正在享受晚年生活,而我能出一份力,使他在迟暮之年多几分乐趣。但是却一无所获。他是我心中的汤姆·鲍林[5]的完美形象,当唱起这首感人的老歌时,唱到“男性美的化身”时,眼前就会浮现我的老朋友巴里曼。唉!只是他早已步入天堂。他在航程中的友善之举,使一个小男孩成为他忠实的朋友和仰慕者。

在纽约,我们只认识斯隆夫妇,他们是大名鼎鼎的约翰、威利、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娅·道格拉斯)是我母亲在丹弗姆林儿时的玩伴。斯隆先生和我的父亲曾是纺织业的同事。我们拜访了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值得高兴的是,1900年威利从我那买了一块地,就在我们纽约房子的对面。他把地送给了两个结婚的女儿,这样我们的第三代子孙又可以成为玩伴,就像当年我们的母亲在苏格兰时一样。

纽约的移民代理人劝说我的父亲取道伊利运河,经由布法罗和伊利湖到达克利夫兰,然后再沿着运河到达比弗县。这段行程在当时花了三周时间,而现在只需要坐十小时的火车。

当时匹兹堡没有通火车,西部其他城市也都没有。伊利铁路当时还在修建中,我们在旅途中看到成群的工人正在施工。年轻人从不挑剔。当我回顾这三周运河之旅时,只有纯粹的快乐。所有不愉快的经历早就从我的回忆中淡忘,除了有一个晚上,在比弗县,我们被迫留在趸船上,等待将送我们去匹兹堡的蒸汽船。这是我们第一次领略到蚊子的凶猛。我的母亲被叮咬得相当严重,以至于第二天早上几乎无法看清事物。我们看上去都很可怕,但那个晚上,即使是被叮咬的痛苦也没有打扰到我的熟睡。我一向能睡得着,从来不知道:“可怕的夜晚,地狱里的孩子。”

我们在匹兹堡的朋友一直在焦急地等待我们的消息,他们热情亲切的问候让我们忘记了所有烦恼。我们和他们一起,在阿勒格尼(Allegheny)住下。霍根姨父的一个兄弟在丽贝卡街尾开了家小织布店,有二层楼,楼上有两个房间,我们就在那里住下了(不需要付房租,房子是艾特肯姨妈的)。我的姨父放弃了织布业,我的父亲代替了他,开始制作桌布。他不仅织桌布,之后还像商人一样,走街串巷去推销。因为没有商人愿意大批地进货,他被迫自己挨家挨户地推销,收入相当的微薄。

像往常一样,我母亲又挺身而出,没有什么可以打倒她。年轻时,为了赚零花钱,她曾跟她父亲学过给鞋子镶边。而这项技能如今得为家庭增加收入。菲普斯先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亨利·菲普斯的父亲,和我的外祖父一样,也是一位鞋店老板。他是我们在阿勒格尼的邻居。我母亲从他那里接到了工作,此外她还要做家务——我们当然没有佣人。这个伟大的女人一周能赚4美元。她常常工作到半夜。白天和晚上如果有空,没有什么家务时,她会让我弟弟坐到她膝盖上,让他帮忙穿针、蜡线。她会给他背诵苏格兰歌谣的精华,或是给他讲一些寓言故事,就像她以前给我讲的那样。

比起那些富有家庭的孩子,这是正直的穷人家的孩子最珍贵的优势之处。我的母亲是护士、厨师、管家、老师;我的父亲则是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我弟弟就是这样被抚养长大的。与这样的遗产相比,那些富家子弟或贵族子弟又能得到什么,能与其相提并论?

我的母亲一直很忙碌,但这没有阻碍她成为邻居心目中智慧和善良的化身。他们要是有了麻烦,总能得到我母亲的建议和帮助。许多人曾告诉我很多我的母亲为他们做过的事情。所以后来,不管我们居住在哪,富人和穷人都会来找她,询求合理的建议。我的母亲总能在邻居中脱颖而出。[1]Norval and Glenalvon,苏格兰诗人约翰·霍姆的戏剧中的人物。[2]Roderick Dhu and James Fitz-James,苏格兰诗人司各特的长诗《湖上夫人》中的人物。[3]Marjorie Fleming(1803~1811),苏格兰神童女作家,诗人。[4]长老派是英国清教徒运动中的一派。苏格兰曾于1560年进行宗教改革,废除罗马天主教,主要采纳下文提到的加尔文教义,是苏格兰国教,故作者会这样说。而史威登堡的宗教学说则更为激进。[5]当时流行歌曲里的一个水手形象。第三章当起小信差,一周赚2.5美元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能找到什么工作。我刚刚满13岁,十分渴望能找到工作,以帮助我们家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这种对前景的展望成为了一个可怕的噩梦。当时我一直这样想,我们每年一定要赚满300美元,就是每月25美元。这是经过我计算,能够保证我们生活所需,不需要依靠他人的数目。当时的生活必需品还是相当便宜。

霍根姨父的兄弟常常问我父母准备让我做什么。有一天,我目睹了一件有生以来最恐怖的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件事。他满怀好意地对我母亲说,我是一个有希望的小男孩,善于学习,他相信只要我拿着个小篮子,摆点小玩意,在码头沿街叫卖,一定能赚不少钱。我到那时才知道女人被激怒后的反应,我母亲那时正在缝纫,听到后立刻跳了起来,伸出双手在他面前摇晃。“什么!叫我儿子去做小贩,和这些码头上的粗人混在一起!我宁愿把他扔进阿勒格尼河。你走!”她指着门口大喊道。霍根先生走了。

她站在那里,像一个悲情的女皇。这一刻她崩溃了,但是她只是流了一点眼泪,抽泣了一小会,就把我和弟弟搂进怀里,告诉我们不要介意她的失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只有我们始终做正确的事情,那就可以成为有价值的、受人尊重和敬仰的人。”这段话出自海伦·麦格雷戈给奥斯巴尔迪斯通[1]的回信。她在信中威胁要把她的俘虏“剁成尽可能多的肉块,就像格子绒上的格子那么多。”

但是导致我母亲生气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因为小贩这个职业太简单——母亲教导我们懒惰才是可耻的,而是她觉得这个职业或多或少有无业游民的特征,无法得到别人的尊重,这样还不如去死。没错,我母亲情愿一手搂着一个孩子,和他们一起死,也不愿意让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就与低俗为伍。

当我回顾早期的奋斗时,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没有比我们家更值得骄傲的了。这个家充满强烈的荣誉感,独立性,自尊心。瓦尔特·司各特曾说,在他见过的人中,彭斯有着最特别的眼睛。我的母亲也是这样。就像彭斯所描述的:“即使她的眼睛看的是空地,也会闪耀着荣誉的光芒。”

英雄伟岸的灵魂远离了任何低下、卑贱、欺诈、诡诈、粗俗、欺瞒和流言。我的父亲也是天性高尚,受到大家的爱戴,是一个圣人。有这样的父母,汤姆和我毫无疑问地被培养出高尚的人格。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我父亲发现必须得放弃手工纺织,进入布莱克斯托克先生的棉纺厂工作。布莱克斯托克先生是一位苏格兰老人,就住在我们住的阿勒格尼市。我父亲也在这个厂里给我找到了份工作,线轴工。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那里——周薪是1.2美元。这是一段艰难的生活。在冬天,父亲和我不得不摸黑早起吃早饭,到工厂时天都还没亮,而在短暂的午休时间后,一直要工作到天黑。这样的作息时间使我压力很大,而这份工作本身也没什么乐趣。但是就如乌云边总是有银光,我觉得从事这份工作是在为我的全部——即我的家庭分忧。后来我赚过数百万,但这些钱无法带来我第一周赚到钱时的快乐。此时,我是家庭的好帮手,能够赚钱,不再仅仅是父母的负担了。我常常听见父亲在唱那首好听的《小船一排排》,我很渴望能实现最后几行歌词:

阿莱卡,乔克,吉纳特

早早起床去上学,

他们将划着小船,

我们想要看日出。

我准备划起自己的小木筏。请注意,阿莱卡、乔克和吉纳特是最早接受教育的孩子。苏格兰是第一个要求所有父母,不论贫富,都要送孩子们上学的国家。苏格兰也是最早建立教区公立学校的国家。

不久后,阿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线轴制造商——约翰·海先生需要一个男孩,问我是否愿意去为他工作。我去了,每周能赚2美元。但最初,这份工作甚至比工厂的工作更令人厌恶。我得在线轴厂的地下室操作一台蒸汽机来烧锅炉。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每夜都坐在床边摆弄蒸汽压力表,有时担心蒸汽压力太低,楼上的工人们会抱怨没有足够的动力,有时又会担心蒸汽压力太高,锅炉会爆炸。

但是出于自尊,我没有告诉父母这些。他们有自己的麻烦。我必须像个男子汉一样忍受自己的痛苦。我的希望很高,每天都在盼望会发生一些改变。我不知道会改变什么,但是我觉得,只要我坚持,一定会有转机。此外,在这些日子,我不会忘记问自己,华莱士会怎么做,苏格兰人应该怎么做。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永远不该放弃。

一天,机会来了。海先生要开一些账单。他没有文员,自己也不擅长书写。他问我会写什么字体,然后给了我一些活。结果令他很满意,他发觉以后找我帮他做账很方便。我也很擅长数字。不久后他就觉得让我离开蒸汽机,做点别的事对他更有利。另外,我相信他也是出于好意,要把我从蒸汽机那解放出来,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而且也是苏格兰人。这份新工作没那么讨厌,除了有一小点。

我现在的职责是把新生产的线轴放进油桶中。幸运的是,这个工作有单独的车间,而且我是单独一人。但是,不管我下多大的决心,对自己的弱点多么愤怒,都不能使我的胃不再翻江倒海地难受。我想努力克服油的气味所引起的恶心,但始终做不到。即使是想起华莱士和布鲁斯也无济于事。但如果我不吃早餐或午餐,晚餐时我的胃口会好一点,而且那时被分配的任务也做完了。一个真正的华莱士或布鲁斯信徒是宁死也不愿放弃的。

比起棉纺厂,我为海先生工作是显著的进步,我也结识了一个对我很友好的雇主。海先生使用的是单式记账法,这点我可以帮他做好。但是我听说所有大公司都是使用复式记账法。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商议了此事,约翰·菲普斯、托马斯·N.米勒和威廉·考利,我们都决定参加冬季的夜校,学习这个更复杂的系统。于是我们四个去了匹兹堡的威廉斯先生那里学习复式记账法。

在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当我下班回家,得知电报公司的经理戴维·布鲁克斯问我的姨父霍根,是否知道在哪可以找个可靠的男孩当信差。布鲁克斯先生和我姨父都是国际跳棋爱好者。他们就是在玩跳棋时谈到这个重要的问题。这样的小事能产生意义最重大的结果。一个词,一个眼神,一个重音可能不仅影响个人的命运,甚至还可能影响整个国家。他是一个把所有事都当成小事的有胆识之人。他常说,如果有谁建议他忽略小事,那么有没有人能告诉他,什么才算是小事?年轻人应该记住,小事是上帝给予的最好的礼物。

我的姨父提到了我的名字,还说他会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份工作。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召开了家庭会议。当然,我欣喜若狂,我比任何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更渴望自由。母亲同意了,但父亲有点犹豫,他说,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我年纪太小,长得也很瘦小。一周2.5美元的报酬显然是想找一个大男孩。我也许得在晚上去村里送信,可能会遇到危险。总的说来,我父亲还是希望我能待在我原来的地方。不久后,他又撤回了他的反对意见,愿意给我个尝试的机会。我相信他是去咨询过海先生的意见了。海先生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个机遇,虽然正如他所说,我的离去对他是一种损失。但他仍然建议我去尝试一下,如果我失败了,他还好心地说,他愿意帮我保留原来的职位。

决定之后,我要去河对面的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我的父亲想要和我一起去,最后定的方案是,他陪我到电报公司,地址是第四大街和伍德大街的交叉处。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预示着好兆头。父亲和我从阿勒格尼走到了匹兹堡,离我们家将近要两英里。到达门口后,我让父亲在门外等我。我坚持要独自上二楼去见这位重要人物,接受我的命运。我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在那时,我已经开始有点把自己看成是美国人了。一开始,其他孩子会喊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而我会回答:“没错,我是苏格兰人,我很自豪。”但是在言谈中,我大部分的苏格兰口音已经改掉,只剩下一点。我觉得如果我能和布鲁克斯先生独处,则可以表现得更加聪明。要是我的苏格兰父亲在场的话,可能会笑话我装腔作势。

我穿着一件白色的亚麻布衬衫,通常只在神圣的安息日才穿的。外面穿着蓝色的紧身短上衣和周日才穿的行头。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我加入电报公司后的几个礼拜,我只有一套夏天穿的亚麻衣服。每个星期六晚上,无论那晚是不是我值班,是不是接近半夜才回家,我的母亲总会帮我把衣服洗干净,然后熨干,而我能在安息日的早上穿上干净的衣服。为了我们能在这个西方世界获得自由活动之地,我母亲这个女英雄什么都能做。父亲长时间在工厂工作,十分辛苦。但他也像英雄一样继续坚持,还总是鼓励我。

那次面试很成功。我小心翼翼地解释我对匹兹堡了解不多,也许我不该做这份工作,也许我不够强壮,但是我想要尝试一下。他问我什么时候能来工作,我回答说现在就可以。回顾起这件事,我认为这个回答值得年轻人深思。如果没有抓住机会,将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岗位,但可能会发生些其他的事,可能其他男孩也会来应征。为了能顺利进入公司,我提议如果可以,我想留下来。布鲁克斯先生很友善地叫来另一个男孩——让他带我四处看看并跟着他学习业务。不久,我就找机会跑回街角,告诉我父亲一切顺利,然后跑回家告诉母亲,我得到了那份工作。

这是在1850年,我开始了真正的人生。曾经我在地窖操作蒸汽机,每周赚两美元,身上沾满煤灰,生活完全没有一丝改善的迹象。现在我进入了天堂,没错,天堂。这里有报纸、钢笔、铅笔、阳光包围着我。几乎每一分钟我都能学到新东西,或是发现有太多东西要学,而我又知道得太少。我感到我的脚下就是梯子,一定要往上爬。

我只担心一点,就是我学得不够快,不能记住需要送电报的不同商家的地址。因此我开始沿着街道的一边走过去,记忆这些房子的招牌,再沿着街道的另一边走回来。晚上,我会训练自己的记忆,按顺序念出不同的公司名称。不久,我能够闭上眼睛,从商业街的起点开始,沿着街道的一边,按照顺序念出公司的名称,一直到街道的终点。然后再沿着街道的另一边,从终点念着商铺的名字回到起点。

下一步是多认识人。因为如果认识公司的成员或雇员,对于信差来说是个很大的优势,可以少走很多路程。他可能遇到一个人,直接让他带信回办公室。在送信的孩子中,能在街上送出信被看做是巨大的成功。而如果在这种方式下遇到了重要人物(对信差来说大部分人都是重要人物),基本上都会认出送信的男孩,称赞他一番,这样送信的孩子也会感到额外的成就感。

1850年的匹兹堡和现在差别很大。当时的匹兹堡还没有从1845年4月10日那场大火中恢复过来,那场大火烧毁了城市的整个商业区。那时房子主要是木制的,很少有砖块建造的,而且没有一处建筑是防火的。整个匹兹堡及周边的人口不足四万。当时的商业中心还没有延伸到第五大道。因此那时是一条非常安静的街道,只是因为有一座剧院而出名。阿勒格尼的联邦街上有零星的商铺,之间有大片的空地。我记得曾经在现在第五区中心的池塘上溜冰。我们的联邦钢铁厂的地址在当时是一片卷心菜地,许多年后又恢复成了卷心菜地。

我曾经给罗宾逊将军送过很多次电报,他是俄亥俄河西部第一个出生的白人孩子。我见证了从东部架设到市里的第一根电报线路。后来,我还见证了第一个火车头,这是为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铁路准备的。它是通过运河从费城运来的,在阿勒格尼从一艘敞舱驳船上被卸下。那时还没有开通与东部联系的直达铁路,乘客们需要在阿勒格尼山脚下通过运河,到达离铁路30英里的霍利迪斯堡,之后又需要通过运河到达哥伦比亚,然后再坐81英里的火车去费城——这一趟旅程要花三天时间。

因为建立了日常交往,匹兹堡一天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来往辛辛那提的邮轮的到达和离开。由于这里是内陆河到运河之间的枢纽,本市主要的商业活动是促进东西部的商品流通。一家轧钢厂开始冶炼钢铁,但是却连一吨生铁都没炼出,之后很多年也没有炼出过一吨钢铁。主要是缺乏适当的燃料,这家生铁冶炼厂一开始就彻底失败了。尽管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炼焦煤矿就在几英里之外的地下,但没人想到用焦炭提炼铁矿,就像储藏在地下的天然气一直没人去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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