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谦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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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的革命(1937～1949)：华北及陕甘宁根据地社会史论试读：
文前辅文
本书研究与出版得到以下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基金（编号12AZS010）
山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基金（编号晋教字〔2012〕8号）
山西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第一编政权建设的逻辑机理张初元模式：政权重构下的乡村领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晋西北近现代史上剧烈变化的时期，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日本入侵引起的该地区权力格局重组以及中共对该地区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的整合中，更表现在该地区由一个过去几乎不为人所知的“边缘地区”变成了“开放”的“革命实验场”以及逐步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在这些变化中，乡村权威的易变则是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中共进入晋西北后，在农村底层所发动的社会革命对原有乡村权威与政治秩序进行了根本性改造，将离散的乡村社会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了民国历代政府不断努力却无法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目标。而贫农张初元的个人发展史就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共政权建设努力的最佳路径。张在1942年之前还不过是宁武县的一名雇工，到1944年竟然一跃成为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乡村领袖，其名字在整个晋绥边区几乎家喻户晓，甚至像贺龙、林枫、牛荫冠那样的中共高级领导人都成为其朋友。张的个人经历打破了传统精英进入地方社会的路向，足可使研究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揭示中共最终取得乡村控制权的某些内在关联。一 从煤工到村领袖
张初元生于宁武县旧堡村。该村坐落于管涔山脚下，是一个拥有60多户人家的中等村庄，距县城30公里，方圆一公里内散布着新堡、芦草沟、红土沟等几个村庄，其中新堡是最大的村子，有人家百余户。旧堡与新堡很近，两村直线距离300米左右。村子由多姓氏家族组成，吕姓和周姓是最大的家族，王姓数户，张姓和李姓仅1户。吕、周两个家族占有土地最多，村中所有地主和富农都出自这两个家族。张家先祖属外来户，原居兴县康宁镇，清末先迁新堡村，后因在旧堡村买地而定居旧堡村。张家在村里是最贫困的家庭，除最多能打[1]两石莜麦的土地外仅有3间小屋。1913年7月，张初元出生。1921年，其父病故，8岁的张初元为生活所迫先与两个哥哥一起放羊，旋又成为织毛口袋学徒，不久则单独到五寨和岢岚县“放牲口”。1934年后[2]做煤工。自此，张初元每年冬天到本村煤窑掏煤，这虽是一件“受上牲口罪”的苦事却又是一个农闲时增加收入的好机会。同时，亦正是“煤工”生活为其日后政治地位的崛起提供了无限机遇。（一）初涉村政权
1940年2月，中共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创立。同月，中共宁武县政府在距旧堡村5公里的芦草沟村成立。县政府建立后，中共着手对各村政权机构进行重建。由于宁武身处游击区，县政府对村政权重建并没有像中共控制区那样彻底，一方面继续保留村长、闾长、邻长制的旧模式，让原公职人员担任职务；另一方面则增设了诸如自卫队、武委会、锄奸委员会、农救会、妇女会之类的适应战时需要的新组织。与此同时，为更好地组织该地区广大工人参加斗争，晋西总工会提出了《晋西总工会八项抗日斗争纲领》，号召“发动工人参加抗日武装[3]斗争”、“救济失业工人，领导工人进行必要的改善生活的斗争”。
同年初春，中共宁武二区工会一位姓吴的同志来到旧堡村煤窑向工人宣讲“打日本人的道理”和“改善雇工生活的法令”并提出建立煤矿工会的要求，得到工人响应，大家一致推举张初元担任工会主任。任职不久，张就准备带领工人向村里的窑主“算账”，窑主们非常紧张，请求他“不要引上一群人闹是非”，许诺事后以一定的粮食作为回报，但遭到张的拒绝。两天后，张在吴同志帮助下带领工人找到全[4]部窑主，强迫他们答应了工人的各种要求。争取矿工权益的胜利使张在当地工人和村民中的声望迅速提升，中共宁武县委开始注意这个贫农出身的工会主任。
3月，宁武日军首次“扫荡”新堡村，张初元家中所有房子和粮[5]食焚毁殆尽，其母亲在大火中被烧死，岳父被日军刺死。浩劫过后几天，县委中共干部马文花找到张，希望提拔他担任村自卫队小队长。张起初对这一职务非常恐惧，担心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1）被[6]日本人抓住后可能被杀；（2）容易被地主迫害；（3）耽误农活。为推掉这个职务，他找了很多借口，如家里生活困难、春耕太忙、自己没有文化等。然而，马对他很感兴趣，允诺先给5斗粮食解决目前生活困难。尽管他答应了这个职务，可内心仍不乐意。两个月后，张主动找马提出换人请求。这一请求没有获得同意。马为打消其顾虑向他宣讲了革命的道理，使之最终接受了这个职务。6月，张被选为行政村分队长。次年2月又当上新堡行政村民兵中队长，3个月后再次被[7]任命为新堡村锄奸会主任。
张初元成为锄奸会主任后与中共方面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政治道路上的发展亦越来越快。1941年前，新堡村只有赵世雄、周保善两个党员，而且他们的党员身份不为村中所知，甚至连已进入乡村权力领域的张初元都不知道。是年7月的一天，负责区青年工作的中共干部翟文彪来到新堡村并找张谈话，希望他加入中共党组织。谈话内容如下：
翟：现在工作好不好？
张：工作就是这样，反正误些“营生”。
翟：新政权站住站不住？
张：现在总站住，我在新政权时有好处，地主吃不开。
又过了十天，翟再找张进行第二次谈话：
翟：你想不想入党？
张：一阵想入，一阵不想入，入不入是一样的受苦。
翟：不一样。
张：入了要看做什么事情，否则就不入。
经过两次谈话，张答应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入党介绍人，翟宣布了两个入党条件，即保守秘密和不能调动。成为正式党员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张对党支部从不召开党员会议的做法非常不满，情绪很低落。当区政府向他布置发展新党员任务时，张以“不识一个字”以及[8]发展党员会暴露自己为由拒绝。尽管在发展党员事上积极性不高，但他在村中的工作没有停止。中共宁武县政府距旧堡村很近，以前县区干部经常直接到村下达上级任务，然后由村长召集闾邻长解决。自[9]张入党后，县区委干部就开始绕过村长直接找其下达任务。（二）党小组内的权力之争
随着中共在晋西北地区的发展，新堡行政村党员数量增加。1942年6月，该村党员又增加吕根厚、郭福（斧）、周三子、周三炳4人，全村党员达到6人。由于党员人数增多，村党小组一分为二，张初元和周保善分任小组长，郭福、周三子由张领导，吕根厚、周三炳由周领导。两个小组统归王家沟党支部负责，党支部书记为石霸沟村[10]人吕根财。同月，日军突然攻占新堡村东北8公里处的石家庄寨，并在那里建立据点。外部环境的骤然变化让王家沟党支部所有党员措手不及，亦使该支部遇到组建以来第一次严峻挑战。
7月，宁武县各区开始精简干部，赵世雄调回新堡村并任王家沟党支部书记，吕根财担任组织干事。面对日军的连续“扫荡”和大肆烧杀抢掠，各村群众极为恐慌，王家沟党支部的党员开始发生分化。郭福、周三子因怕被敌人抓到，既不参加党小组会又不敢发动群众，几乎断绝了与党支部的一切联系。10月，新堡村村长周保善因“吃[11]不上公粮，工作艰苦，（怕被）敌人抓住就杀”而逃跑。11月13日，日伪对旧堡及周边村庄进行“扫荡”，张初元率领民兵配合八路军进[12]行阻击，打死日伪军20多人。这次战斗尽管取得了胜利，但招致了日军次日对旧堡更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扫荡”过后，该村许多房屋被烧，粮食被抢光。这时，中共宁武县委组织部部长赵安乾、二区区委书记葛曼曾来到旧堡村指导工作，他们告诉张初元一定要广泛发动群众、壮大民兵队伍并在战争中学会打仗。张按照上级安排组[13]织了十几个民兵开始短期训练。
日军“扫荡”对一些党员的思想造成很大冲击。出于个人对日军的恐惧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支部书记赵世雄在1942年腊月召开党支部会议，讨论是否同意日军“维持”政策的问题。会上，支部成员意见明显分为三派：赵世雄认为全体村民都不愿同日军对抗，主张采取“维持”策略并希望所有党员赞成；周三子对日军骚扰“怕成一团，维持不维持他不管”；张初元则明确反对“维持”。张的主张得到吕根厚、郭福等人的支持，党支部最终在反对“维持”问题上达成一致。[14]
1943年1月28日，支书赵世雄、吕根厚及3个村民被日军抓走，吕装成普通村民没有透露任何秘密，赵却在敌人鞭打后透露了宁武二区中共干部名单并被日军放回村里。为避开持反对意见的张初元，赵决定暗地里集合村民实行“维持”政策。村民大会上，赵的主张没有得到全体村民通过，很多人看到张没有出席会议而拒绝表态。一个月[15]后，赵试图再次对张进行劝说，又被拒。
如前所述，由于新堡村村长逃跑，担任王家沟党支部书记和行政村农会秘书的赵世雄成为村里的最高权威，行政村事务基本都由他处理。然而，赵的地位并不牢固，新堡村的权力一分为二，张初元完全负责村中军事事务。1942年，张初元当选村武委会主任兼锄奸委员会主任，其在村里公派任务中拥有了支差、征兵、抓汉奸、警戒和保护村庄等多项执行权，他的自卫队拥有了红缨枪、土火枪一类的简单[16]武器。张的权威身份在新的行政职务和一支武装力量的支持下得到了更多下层农民的认同，甚至包括头号地主吕梁（前村长）在内的所有地主富农亦逐渐明白张与中共的“秘密关系”，不敢与之公开对抗。赵则在村中仅有地主富农支持，没有足够能力单独决定村中事务，重要事务都须与张亲自协商。在张看来，他目前的职务和手中的武装完全赖于中共直接扶持，现有威信亦是中共间接影响的产物。尽管赵亦得到了中共支持，但他现有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党的利益，与中共扶植他的初衷背道而驰。张虽是一名不识字的贫农，却在这个问题上看得相当清楚。
为彻底消除赵对村庄的影响，张找到中共区组织揭发赵泄密和搞“维持”的事实。不久，二区中共干部在村里召开“反维持”群众大会，将赵投敌之事公之于众，并当场罢免其所有职务且安排他到另外的村庄居住。会后，张被选为农会秘书，区里还为他的自卫队配发了[17]1支冲锋枪、5发子弹和9个手榴弹。赵的离开和自卫队力量的加强使张拥有了村里的最终权力，而地主富农则失去了自己的同盟者，任何敢于反抗这种权力的人都不得不考虑张的武装及其身后所存在的中共力量。二 政治崛起与“张初元模式”
赵世雄叛变事件之后，张初元着手对手下民兵进行短期整顿和训练。1943年春节刚过，张接到日军骚扰报告，带领民兵埋伏在蚂蚁岩伏击敌军，这是民兵在没有主力部队支援下打的第一场战斗。战斗中，民兵打退了日军进攻，并击毙两名日兵，缴获1支三八式步枪。县委为表彰他们再次奖励1支冲锋枪、1支小口径步枪、9枚手榴弹和20发子弹。此后一年内，旧堡村民兵同日伪军进行过17次小规模接[18]触，打击了日军对周边村庄的抢掠。由于一系列的胜利，这支民兵队伍在县里和村中的地位成功树立起来，张的个人能力又一次得到证明。为有效地防范敌人，民兵队以两人为一小组定期到山上侦察放哨。不过，民兵放哨和警戒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民兵的土地怎么办？张及村干部们于是决定成立变工互助组。（一）影响力的扩大：变工互助组的成功实验和乡村政治运动的开展
变工互助在华北地区由来已久，但大都只是局限于血缘关系圈中的临时性协作。1940年，由于日军对晋西北连续进行了4次大规模“扫荡”，根据地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劳动力比战前减少1/3，牛减少3/5，骡驴减少十分之八九，耕地面积仅及战前84.5%，土地产量特别[19]是山地产量降低1/3以上，棉花产量只有战前的3%。为弥补劳动力损失、充分动员农村各种劳动力，并增加农业产量和蓄积抗战力量，中共晋西北行署要求各县组织互助运动，并于1942年春耕之际号召各县以“双方自愿、劳动力等价交换、适合于农民的生活习惯”为原则广泛成立互助组织。
旧堡村变工互助组由农会秘书张初元负责，每半个月由农会召集变工小组、农会组开会并检查工作。每个小组至少由一名村干部任组长，每组人数在8～10人。组员通过居住远近、亲疏情况、家庭状况[20]自由结合，如某一组有民兵，该组编制就相应大些。该村变工组与宁武县其他变工互助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民兵分散在各小组内，平时除执勤、放哨民兵外，其他民兵均参加生产；战争和警戒状态时，全体民兵负责参加战斗和转移老百姓，土地则由其他村民耕种。
张初元变工组是为响应中共关于互助组实行“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号召成立的，这种互助组的特点有二：将生产单位——村庄变为生产和军事合二为一的新型集体；民兵和村民之间形成一个互利的利益群体，村民可借助民兵警戒及时转移粮食，民兵生产和生活亦因村民互助受益。从目前发现的资料看，劳力和武力组合的方式在战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旧堡村不仅农业生产没有耽误，而且民兵的警戒工作保证了村民在敌人到来之前将粮食和财产及时转移或隐藏。由于旧堡村变工互助组成绩非常突出，这个村级组织在半年后竟成为整个晋西北的新闻焦点，张初元亦因此成为晋西北众多乡村领导人效仿的榜样，其成长历程更成为中共培养村级干部的范本。
1943年初，新堡村党支部因党员人数增加正式成立，张初元由王家沟支部调到新堡支部。这个支部共有党员48名，支部书记吕有子负责“全盘”，周应海负责武装事务，周增洋负责行政，张初元负责生产，张满厚负责宣传，各支部干事分工领导各自然村工作。这个新支部的特点是干部力量强，支书吕有子曾是宁武二区组织干事，周[21]应海是区大队长，1942年因精简回村工作。吕对工作很重视，半月检查一次，党员积极性被迅速调动起来，各自然村反贪污斗争、减[22]租减息等工作在这一年开展起来。
作为农会秘书的张初元首先发动农会对本村旧闾长、绰号“周大头”的周金奎展开反贪污斗争。经过斗争，周金奎承认当村干部时贪污的事实，并在张强令下交出贪污的5500元农币和320斤莜面。1943年秋后，宁武县各区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及反恶霸运动，张初元在县领导的号召下发动了全村减租运动，周汝甲、王具义等4个地主迫于斗争压力将全村地租由31石6斗减为6石7斗，群众更换新约100余张，[23]减租后的贫农纷纷开始买地买牲口。到年底，旧堡63户人家阶级[24]成分发生很大改变，地主仅剩1户。
1942～1943年张初元先后领导了反维持斗争、变工互助运动、反贪污斗争、减租运动，并通过调剂粮种和帮助村民贷款、组织优抗代耕、发动互借等多项措施使10户雇工和贫农“翻身”。10户贫雇农两年买地73垧、赎地19垧和房14间、买驴1头、买牛9头，张本人亦[25]在变工后买地13垧。张初元所做出的成绩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旧堡村变工互助工作逐渐引起晋绥边区政府关注。（二）更上一层楼：参加全区劳模大会并当选特等劳动英雄
1943年9月28日，《抗战日报》发表名为《宁武民兵布置武装保卫秋收》的通讯报道，该报道称：“各村组织联防战斗网，进行猛烈的近距离作战……现于劳力和武力结合问题在夏季中曾发现一种形式，一种是以一二个民兵和四五个群众组成的一个劳动互助组，进行长期合作，平时劳作互助，战时民兵进行战斗，群众负责帮助民兵空室清野及家人转移。其余一种为农会与自卫队负责互助，其中以第一种形式最好，秋收工作中将普遍实行。”这篇报道所介绍的第一种互助形式就是旧堡村互助组，中共宁武县委决心树立张初元这个模范典型并以此带动全县变工互助运动的开展。
评选劳动英雄和民兵英雄是中共在建立晋西北政权后的重大政治举措。1941年春，晋西北行署仿效陕甘宁边区做法，公布劳动英雄条件并选拔出农民、工人、妇女、儿童及机关生产劳动英雄等100余名模范参加了1942年1月举办的晋绥边区第一届“生产品展览及劳动英雄检阅大会”。12月，第二届“生产品展览及劳动英雄检阅大会”召开，到会者有10县51名农民英雄，他们被评定出特、甲、乙、丙4个等级。这些模范大多从兴县、临县、保德3县选出，其他县由于对选举工作不重视，模范代表只在附近地区临时找来，模范选举工作几[26]乎没有开展起来，群众对一些假模范意见很大。为规范英雄模范选举工作，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于1943年3月20日颁布《民国三十二年劳动英雄条件》，这个规定最初以个人劳动产量为评选依据，将英雄[27]模范分为3种，即农民劳动英雄、工人劳动英雄、妇女劳动英雄。随着抗日斗争的全面开展，晋绥边区在武装斗争、减租减息、互助合作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民兵英雄和互助典型的作用被边区政府重视，各地在边区指示下开始有意树立优秀农民党员，民兵英雄、合作社模范因之进入评审序列。
对于宁武县政府来说，尽管张初元没有在劳动产量上取得大的成绩，但其变工互助组却响应了政府“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号召并发挥了积极作用，再加上他是一位出身于贫农的农民党员，这两个最重要的条件成为县里有意栽培他的原因。1943年12月21日，张初元当选宁武县劳动模范。次年1月7日，张参加了在陕西王家庄召开的晋绥边区第三届群英大会，会议主题是“发展劳动英雄互助”，共有[28]700多名从全区推举出来的英雄模范参加。张在大会上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与宁武邢四娃、忻县宫新维、五寨路玉小、交城段新玉并称晋绥边区抗战的五面旗帜。
1月18日，全体劳动英雄在中共晋绥分局代书记林枫主持的宴会上观看了七月剧社表演的节目——《拉洋片》。表演者一边拉，一边唱着张初元反“扫荡”的内容。大会期间，林枫发起“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学习敌后英雄吴满有 运动的模范劳动英雄张初元同志”的号召，张初元的民兵斗争和变工经验一下子成为《抗战日报》的头条新闻。贺龙评价说：“有了劳武结合的这个好榜样，我们抗日根据地的棋子就活了。棋子一活，我们的抗日战争必然胜利。”[29]由于晋绥边区大力号召，张初元很快成为劳力和武力结合的典范。到本月下旬，张初元的声望迅速上升，各地劳动模范和民兵英雄纷纷通过拜访或通信的方式向张学习经验，还有一些劳动模范向张提出劳动挑战。这一年，宁武二区开始被称为“张初元区”，新堡村则被中共官方资料称为“张初元领袖村”。
从群英大会返回旧堡村后，一些贫农纷纷找到张初元，希望借助其威望买地。为此，担任村农会秘书的张初元先在行政村召开干部会议，要求干部认真执行保护地权法令，维护农民利益。又在旧堡村召开地佃会议，着手解决本村贫农缺地问题。作为“劳武结合”的特等模范，张首要的工作是领导整个新堡村开展变工互助。
1944年前，新堡行政村的生产和战斗工作是分开的，生产工作由农会负责，行政村生产大队部和自然村生产队部是其执行部门；民兵工作由武委会、农会和村代表大会共同负责；行政村战时指挥部和自然村战时指导小组负责警戒和战斗任务。张初元通过多次召开村干部和群众会议后，决定建立“战斗生产指挥部”。该指挥部指导委员由村长、农会秘书、中队长组成，村长兼任指挥部指导主任。另外，各自然村建立类似组织，村主任、农会干事、小队长组成下一级指挥部。从表层看，战斗生产指挥部只是一个按照旧堡村变工互助组形式将生产和战斗任务合二为一的村级综合职能部门。但这种组织的功能并非那么简单，实际已将新堡村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
从中共晋西北政权建立开始，当地140多个行政村的政权组织结构模式均以晋西北行署1940年颁布的《村政权组织条例》为准。该条例规定：“村公所设行政委员会，由村长、副村长、自卫队中队长、书记、各村主任组织之。秉承上级政府之命令、指示、村代表会之决议，决定集体执行办法，会期每月一次。村公所设下列各项人员：（一）村长、副村长各一人，由村国民大会主席、副主席兼之。村长为全村负责人，综理全村政务，副村长负责协助之责，并于村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代行村长职权。（二）自卫队中队长管理民兵自卫队及抗战动员事宜。（三）书记一人，由村长提出，可经村行政委员会通过聘任之，协助村长、副村长办理本村会计事宜。以上四人组成村[30]务会议，办理日常政务事宜。”然而，新堡村战斗生产指挥部却将村长权力一分为三，农会秘书取代副村长和书记地位，村长“综理全村政务”的权力受到农会秘书挑战。
张初元因变工组的成功而成为边区人人皆知的模范，但领导整个行政村的变工工作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容易。新成立的变工队在日常生产中仅由农会秘书和农会干事负责，而村长、村主任与民兵队长只在形式上对农业生产进行检查和分工领导若干自然村的生产。有些兼任变工小组长的行政干部借口行政工作忙脱离生产领导，有些民兵借口外出活动不参加生产，甚至有的村主任认为生产工作做好了是农会干事的“光荣”，不仅不协助生产还有意拆散变工组织。一些不是农会会员的二流子及地主富农常不服从农会干部领导，变工互助在初期遇到许多阻碍。不仅如此，张在村夏季总结大会上提出的变工爆炸运动[31]建议亦遭到了很多人反对。此时，张初元的信任危机既有来自内部干部的无所作为和敷衍，又有来自外部顽固势力的抵抗和恶意破坏。但中共晋绥边区既然树立了张初元就不会轻易让他“倒下”，新堡村的一切动态都在宁武县委掌握之中，县委针对该村情况派出干部直接对张进行帮助，并继续通过大量宣传报道来进一步提升张的威信。在1944年一年内，仅《抗战日报》介绍张初元的报道就达30篇以上，远超过对其他劳动英雄的报道。整个晋绥边区都在学习新堡村变工队经验，晋西北剧团还根据张初元故事编排了晋剧《新屯堡》在全边区巡回演出，离石县劳动英雄张智升还以民间小调形式写了《唱[32]张初元》。
从1944年2月～1945年3月《抗战日报》报道情况来看，张初元不仅全年生产、战斗、交公粮、发展手工业等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且还带领村民创办了煤窑、榨油坊、榨油小组、运输队、纺织小组等多个合作社。张因此在1944年12月再次成为第四届群英会劳动模范。然而，张在村中的实际表现与这些报道似乎存在一定差距，新堡村民对张愈加不信任并给他起了“外鬼”的绰号（意思是假报功劳的人），认为张的工作成绩没有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出色，有些群众则在暗地里称他为“烙饼英雄”。换言之，张在新堡村的威信正在降低，村民甚至因这种“欺骗”不再相信其是英雄。通过中共1946年和1948年两次对张的调查材料看，新堡人对其不满集中发生在第三届群英大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群众对他个人的意见多达近20条，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1）忽视小自然村利益，偏袒新堡村和旧堡村；（2）有了一定成绩后对生产懈怠，带着民兵打狼和野猪；（3）自己逃避负担，采用临时分土地办法少出公粮；（4）包庇亲戚[33]罪责；（5）立场不稳，包庇富农；（6）假报生产和战斗成绩。对于这些意见的真伪目前无法下结论，但毕竟只有本村村民才能近距离地了解他，这些反映材料让我们了解到了英雄张初元背后的故事。中共方面的宣传可能同张初元的实际工作成绩有些差距，但受到中共支持的他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反而更加受到宁武县委的支持和重视。（三）赢得最高权威：新堡村的村选斗争
1945年初，新堡村作为宁武县实验村首先开始村选工作。作为行政村村长的候选人，参选者不仅有农会秘书张初元，还有旧堡村主任周润厚。另外，张满厚、周明元等村干部和新堡支部的党员亦参加了选举。尽管新堡村由于张初元的缘故成为晋绥边区的“明星村”，但这次村级干部选举并非风平浪静，大中型自然村同小自然村之间的激烈对峙、地主富农同中共贫农干部之间的权力角逐、乡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等都在村选中有真实演绎。
村选时，新堡村除两三户的小村不计外，10户以上的自然村就有11个。其中，新堡自然村140户，旧堡村63户，红土沟30户，芦草沟40户，石具沟村、接官亭村、杄木沟村等小自然村仅10余户。这三类村庄各具特点，有的居于小沟内，有的居于大道，因此在生活、政治觉悟上均不同。像新堡之类的大自然村群众在选举村干部问题上仅依靠上级或村干部而不主动参加选举；以旧堡村为代表的中等规模的村子则因村内部比较团结、候选人明确，矛盾相对较小；小型村的村民自知人数少、力量弱而放弃对村长的选举，只对本村村主任一职选举表示某种程度的关注。从整体上看，新堡村村民对这次村选没有显示出特别兴趣，他们认为来年收成如何才是最值得关心的，村选只是干部和农会的事，“反正地主、老财肯定选不上”，而“所有的村干部早已被中共物色下了”，他们没必要费脑筋，更没必要参选。甚至有些担任现职的村干部也认为，选上的干部“就是单跑腿要粮（的）差事”，选谁都一样，他们“不敢领导、出主意，怕包办，不敢大胆提出候选人”。与一些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冷漠态度相比，地主富农阶层却极为热心，他们在村选中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以争取各级村干部职务，企图建立“自己人”的政权。他们在村选中的表现可归纳为如下四点：（1）自己直接参加村选；（2）在群众中散布谣言，打击现职干部的威信；（3）鼓吹“（当干部）啥时也落不下好，几面受气”，削弱干部参选的积极性；（4）向群众推举自己的亲信参加选举。尽管当时乡村政权实行“三三制”，但新堡村“上层分子”的这种举动让前来调查的中共人员感到不安。他们认为：“自然村群众会没有区级干部帮助，尚未贯彻扩大会议精神，而村干部只做了自我批评，反省错误缺点，基本群众参加会的人也不了解自我批评为什（么）。干部批评尚未与群众之检查结合起来，表扬模范与纠正错误也未结合起来，形成单纯干部承认错，这样给上层分子一个机会跟踪[34]追击，争取觉悟低的群众打击干部。”针对“上层分子”在村选上的强烈回应，从县里来的中共干部一方面对所有现职村干部进行教育，另一方面利用召开农会、纺织小组会、妇救会的机会公开揭露上层地主在村选中的企图。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由于中共对新堡村村选工作的直接干预，地主阶层失去了参加村选的可能性，任何会影响村选结果的举动都遭到了禁止。
在新堡村选举过程中，中共行为不仅破坏了地主阶层的计划，还直接影响了其他参选人员的选举。村选前，中共曾对新堡村各主要候选人进行详细调查，一些村干部的表现被记录下来：普遍受旧堡村村民拥护的村主任周润厚在工作中迁就群众，怕群众说自己不好；党员张满厚在选举中拉拢地主，对工作不认真；芦草沟闾长周明元、红土[35]沟闾长马扫栓“在工作上应付”……对于这些干部的表现，中共明确表明态度，拒绝一切可能造成“不利选举”的因素，提出候选人须具备三个条件：积极负责、大公无私、为老百姓办事。这三条标准与其说是对候选人的一种资格限制，倒不如说是政策的倾向。因为宁武县委此时已经有了明确的人选，张初元是材料中唯一受到表扬的村干部，调查材料高度赞赏他的工作能力和威信。
选举结束后，普遍受到争议的张初元最终被选为新堡行政村新村长。尽管现有资料不足以充分论证张初元的胜利是中共直接参与的结果，但至少可以确定村选结果与中共期望完全一致。若说新堡村只是个例的话，那么整个宁武县村选情况则可证明上述结论。1945年初，宁武县有5个区31个行政村参加村选，当选村干部中英雄、模范[36]以及翻身后的中农占了绝大部分，地主仅占5%。实际上，这种现象是晋西北根据地的一种普遍现象。如1940年兴县村选中，票选者不是按得票多少决定而是由区公所最后决定，像孙家沟4名候选人分别得到180票、160票、17票、7票，结果7票者被委任为村长，理由是“为了保证选举的胜利，防止坏分子混入村政权”，甚至有的地方[37]发生国民大会幕后开票现象。由此可见，中共对基层权力主角的重塑，不仅是对旧政权的彻底改造，更主要的是通过村选使符合中共要求的“群众代表”成为新的乡村领袖。选举期间，虽有选民投票率低、选举方式不科学、选举舞弊、当选人代表合法性等问题存在，但中共舆论仍认为村选中落选的多半是不负责者、违抗工作者及老好人，[38]选进的则是一大批“英雄模范”和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三 “张初元模式”的特点及构造机理（一）“张初元模式”的特点
抗战期间，张初元从一名非常贫苦的贫农快速攀升为一名乡村领袖的过程实际上是山西各根据地底层社会成员在政治上“翻身”的一个缩影。通过对现有馆藏档案和众多乡村干部个人档案材料的发掘发现，像张初元这样成长起来的乡村领袖在所有根据地非常普遍。不仅如此，这些新崛起的地方领袖无论在家庭背景还是曾担任公职的经历上都与张初元有着惊人的相似。基于此，笔者将这种贫农政治“翻身”的方式称为“张初元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以下特点：1.贫农化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指出：“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39]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黄宗智（Philip C.C.Huang）亦认为：“贫农比中农更有可能响应消除租佃和雇佣关系的革命运动。作为与宗族和村庄结合体关系较疏松的人，贫农也可能比中农更容易组织动员。他们之中完全脱离了家庭农作而常年出外佣工的人，可能是[40]革命过程中的引火料。”抗战期间，中共各根据地有越来越多的贫农成为各类村组织的负责人，乡村政权逐渐趋于“贫农化”。这种趋势一方面是由中共领导人主观意识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抗战的大背景使然。由于抗战需要，村干部不得不经常应付“公差”。在许多村民看来，村政权就是个“动员机关”，干部只是“征粮支差”，个人并不会因此受益。所以，各阶层为躲避这些“麻烦事”尽可能地拒绝担任公职。但部分贫农因土地极少且有充裕的时间处理村务反而开始进入村政权。更重要的一点是，像张初元这样的贫农在担任村职后将不再为生活发愁，他们可以领到一份相对固定的公粮和薪酬。在这样的情况下，晋西北村政权在减租减息运动开展不久就已呈现出“贫农化”趋势。如临南县武家沟、郭家坬等11个村村长有9人是贫农，2[41]人是中农；村支书、武委会主任等职亦基本以贫农为主。《三晋劳模》一书中介绍了抗战时期山西各根据地88名劳动英雄、战斗英[42]雄和纺织英雄，其中85名出身贫农。这些贫农出身的村干部虽然个人能力相对较弱，但工作却非常积极。他们对中共的任务总是尽力完成，其中不少人在抗战后期成为当地社会的最高权威，正如韩丁（Willam Hintom）对贫农所评价的那样：“建立在千百年传统之上，并且由风俗、宗教、儒家伦理和雇佣军的赤裸裸暴力支持者的地主阶级的独裁统治，被一批过去无地或者少地的年轻农民暂时取代。他们苦大仇深，积极热情，勇于创造，向往美好的新世界……如果他们没[43]有这样的见识和能力，那么谁有呢？”2.英雄化“张初元模式”是中共宣传和塑造的结果，其另一特点就是英雄化。各级政府的劳动英雄大会是中共对乡村社会优秀典型进行英雄化塑造的重要舞台，生产能手、优秀民兵、拥军模范所做出的成绩不仅会受到表彰和奖励，而且还会被各大报纸所宣传并成为根据地人人学习的榜样。
中共对乡村社会优秀典型进行英雄化宣传的目的主要有三：第一，表明政府在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和方向。比如对张初元“劳武结合”这个典型的树立其实就体现了晋绥边区希望整个乡村社会能够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发展和保卫生产的要求；对兴县劳动能手温象栓的表彰反映了政府对开荒和农业生产工作的重视；对女英雄张秋林的表彰则是对政府提出“纺花织布”号召的回应。第二，“凭借这些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不断的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44]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分子”。第三，提拔优秀人才，通过宣传增强他们在农民中的威望，使其成为农村运动的领袖。典型人物英雄化是中共的一项重要“政治仪式”，“张初元模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的。3.中共扶持
从1940年初村煤矿工会主任到1941年5月行政村锄奸会主任，张初元的职务在一年多时间里完成了五次转化，这些变化使其掌控的权力范围迅速扩大。尽管张同窑主斗争一事可以让我们初步看出这位年轻工会主任确有一定能力，但这并不足以让张的政治角色发生如此快的变化。通过张初元进入乡村政治舞台的经历，我们发现其“升迁之路”其实是中共领导层直接扶持的结果。中共对张的扶持最早可追溯至工会干部吴同志对他的提拔，正是这件事才使张引起中共宁武县委的注意。其后，张在担任旧堡村小队长和入党事上再一次得到中共提携。1942年赵世雄叛变后，宁武县委当场任命张为村农会秘书。1944年初，中共对张的“劳武结合”极力宣传，使他成为整个晋绥边区学习的榜样。1945年村选中，中共调查员对张的工作高度赞赏并最终协助他取得村长和村支书职务。而山西离石王存宝、忻县侯有根、朔县尹氏三雄（尹茂元、尹茂官、尹茂仁）、宁武邢四娃、兴县温象栓等众多乡村领袖的成长方式都同“张初元模式”类似，他们在掌握乡村控制权的过程中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中共对他们政治升迁都有着直接的帮助。因此，晋西北的“张初元模式”与其说是贫农英雄自身能力和个人威信的体现，倒不如说是中共为巩固乡村社会而进行主动扶持的结果。（二）“张初元模式”与中共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抗战期间，中共对晋西北乡村社会的控制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呈现出先弱后强、先军事后政治的特点。晋西北抗日政权成立之初，中[45]共曾在当地实行“四大动员”、公粮征收、抗勤负担、村摊款等多项战时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对于中共军事实力的增加发生了重大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村干部负担。许多村干部因此耽误了农活，他们公开声称自己仅是个“支差”的、当上村干部“拈上灾”，“高低要辞职”。繁重的公务负担让更多的人惧怕担任公职，有些人辞去[46]职务，有些则干脆什么也不干。
由于乡村政权开始出现真空，一些品质恶劣的地主、富农及二流子在1941年秋的村选中混入村政权，他们有的大肆贪污，有的在工作中偏袒地主富农，故意“刁难”普通农民。特别在1941年减租减息过程中，部分地主凭借村干部支持不仅不减租，甚至公开提高租率。农民对于这种“明减暗不减”的情况敢怒不敢言，戏称“双香火烫”。这段时间里，中共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基本依靠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指示，村级政权只是敷衍政府法令，“区村政权还把持在地主富农手里，不少地方的政权表面上虽不是地主富农，但背后还是地主富农在操纵左右，甚至在1941年实行村选以后，这种情形还在不少的村里面存[47]在”。1943年春，晋绥边区做出《加强群众观念，深入普遍的发动群众运动》的指示。此后，晋绥边区政府开始在减租减息、互助合作运动中发动群众，培养群众领袖，村级政权中的地主富农基本被肃清，建立起以中农和贫农为主的乡村政权。
晋西北乡村政权变化的经历说明，中共政权建立之初，由于新兴乡村干部不具备以往地方精英对乡村社会的保护功能和调节功能，众多“支差”任务不仅让他们身心疲惫，而且因群众不满降低了威信。此时对于乡村社会来说，中共尚属一名外来者，它的命令尽管会被服从，但村民却能感受到其所带来的巨大改变。这种改变太快亦太直接，是对传统乡村一切规则的巨大颠覆，原地方精英在传统社会中的权力被剥夺，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的。也就是说，中共同地主富农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在所难免。
传统地方精英是乡村社会的领袖，中共对他们控制困难的原因在于他们对乡村内部拥有相当多的权力资源，能够比中共更直接地控制地方经济和政治生活。要改变这样的局面，须打破他们与乡村社会的联系。“张初元模式”则是中共试图再造乡村政治的重要一步，减租减息、反贪污和互助合作运动都必须通过这一模式来顺利完成。因为，“张初元模式”下的乡村干部本是乡村社会的一员，他们了解村庄一切事务，能充分利用乡村社会各种资源，只是缺少政府支持和帮助而已。所以，中共为了能在地方社会建立起自己的势力网络，便让这些贫农干部掌握足够的权力并以及时赋予帮助的做法来打破原地方精英同乡村权力的联系。也就是说，“张初元模式”并不与传统社会相悖，它产生于与以往相同的社会空间，只不过是在以共同意识为基础的架构之中实现变革的一种手段。中共的这种方法非常巧妙且卓有成效，村民们逐渐减少了与中共的冲突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种历史性的转化。（三）“张初元模式”下的权力资源
权力是“张初元模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拥有了比传统地方精英更多权力资源的贫农干部才能改变混乱的乡村政治。美国学者指出：“权力的两个必备条件就是动机和资源。二者是相互联系的。缺少动机，资源的力量就会减少；缺少资源，动机就会成为空谈。二者缺少任何一个，权力就会崩溃。因为资源和动机都是必需的，要是[48]两者都缺少，权力就会变成虚无缥缈和受到限制的东西。”控制并重建晋西北乡村社会是中共建立“张初元模式”的动机，而实现这种动机的资源来自两方面，一方面要靠中共赋予，另一方面则需要从传统地方精英手中“夺取”。在张初元事例中，中共对他的多次提拔使之对新堡村行政事务的处理权力范围越来越大，但职务升迁只是中共给予张初元权力资源的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共在乡村所设立的各种组织资源，如农会、武委会、锄奸会等。正是这些资源才让“张初元模式”下的乡村干部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通过对中共政策的实施逐渐树立了个人威信并掌握了乡村政权。
村干部从中共那里获取权力资源相对容易一些，而要想直接从传统地方精英手中夺取权力资源就显得不很现实。权力资源在某个地区的特定历史时期内是一个常量，村干部不可能增减它的内容。因此，从传统精英那里取得权力资源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力。减租减息和反贪污等政策或运动是“张初元模式”影响传统精英经济实力的最有效手段，斗争后的地主富农阶层人数急剧减少，乡村中农化趋势明显，他们失去了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手段，对村的影响力逐渐降低，甚至一些在县级政府担任议员的开明士绅亦同样受到了冷落。四 结语
正如罗兹曼（Gilbert Rozman）等人认为的那样，“共产党在社会整合的领域里，建立了一支庞大而忠心耿耿的积极分子队伍，能深入到差不多所有社区当中去，这同样应该被视为是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通过内战时期和日本人入侵时期的根据地，通过挨村动员土改，共产党的领导人建立起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党员和拥护者的网络，能执行各种政策，开展各类活动。废除科举制度以来，只有共产党才有这样一大批遍布于中国各地的仁人志士，他们深受一种思想的熏陶，以天下为己任，由乡村到地方行政中心直至北京按等级组织起来，靠资历和得到晋升的希望为党服务。党票代替了科举功名而成为打进这个义务和报偿之网的手段。当然，共产党强调某种程度的纪律服从，使之变革而不是尊重王朝时期鲜为人知的地方传统。虽然党的积极分子不像有科举功名的人那样，自诩熟知历史教训，通晓社会人情，并垄断教育成果，但他们是代表中央领导的一支强大的[49]动员力量”。可见，“张初元模式”下的村干部在得到决定乡村政治事务的权力后，还须像传统地方精英一样通过自身努力树立在村中的威信。然而，这种模式下的个人威信既非来自功名和宗族力量，又非来自个人对村庄事务的处理能力，而更多地来自战争威胁。在日军入侵的影响下，发展生产和保卫生产是晋西北村庄的共同任务，村民对权威的标准因战争而改变。民兵英雄、纺织英雄、劳动英雄、合作社英雄普遍受到爱戴和尊敬，他们在村中有了追随者，树立了威信，成了村庄新权威。这些新崛起的乡村干部、英雄模范一方面发挥着地方精英的传统功能，维护着村庄利益；另一方面最终成为中共政策的执行者和代言人。概言之，中共在乡村社会进行的巨大变革是对传统乡村权威认同的重要否定，而“张初元形象”与“张初元模式”则是中共成功重构晋西北乡村政权的示范标本或选择路径。【与张基辉合作成果，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题名《中共重构下的晋西北乡村领袖——以“张初元模式”为个案研究》，有较大修改】
[1] 2006年7月3日访问张初元长子张海令所得。
[2] 张初元：《历史自传》，宁武县档案馆藏；马烽：《张初元的故事》，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编《晋绥根据地文艺作品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79页。
[3]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等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373页。
[4] 马烽：《张初元的故事》，见《晋绥根据地文艺作品选》，第83～84页。
[5] 2006年7月3日对张初元长子张海令访问所得。
[6] 张初元：《历史自传》。
[7] 《宁武边区参议员》，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A138-1-27-6。以下凡引该项档案者只标注档案号。
[8] 《张初元同志谈支部工作》，A138-1-29-4。
[9] 2006年7月3日对张初元长子张海令访问所得。
[10] 《宁武县新堡村支部工作情况——张初元同志的谈话材料》，A138-1-29-3。
[11] 《宁武县新堡村支部工作情况——张初元同志的谈话材料》，A138-1-29-3；《张初元同志谈支部工作》，A138-1-29-4。
[12] 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等编《三晋劳模》，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第557页；马烽：《张初元的故事》，见《晋绥根据地文艺作品选》，第87页。
[13] 宁武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宁武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437页。
[14] 张初元：《历史自传》；《张初元同志谈支部工作》，A138-1-29-4。
[15] 张初元：《历史自传》；《张初元同志谈支部工作》，A138-1-29-4；马烽：《张初元的故事》，见《晋绥根据地文艺作品选》，第85页。
[16] 《县级以上干部登记表》，宁武县档案馆藏；《宁武县志》，第605页。
[17] 马烽：《张初元的故事》，见《晋绥根据地文艺作品选》，第87页。
[18] 中共忻州市党史办公室编《党史人物》第一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196页。
[19]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671～675页。
[20] 《宁武民兵布置武装保卫秋收》，《抗战日报》1943年9月28日。
[21] 《宁武县新堡村支部工作情况——张初元同志的谈话材料》，A138-1-29-3。
[22] 《张初元同志谈支部工作》，A138-1-29-4。
[23] 马烽：《张初元的故事》，见《晋绥根据地文艺作品选》，第96页。
[24] 《张初元——劳力武力结合起来的光辉榜样》，《抗战日报》1944年1月13日。
[25]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744～745页。
[26]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698页。
[27] 《民国三十二年劳动英雄条件》，《抗战日报》1943年3月20日。
[28] 穆欣：《晋绥解放区鸟瞰》，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1946，第34页。
[29] 《宁武县志》，第427页。
[30] 《村政权组织条例》，A88-2-2。
[31] 张承武、富闻：《张初元同志怎样发展了劳武结合》，《抗战日报》1945年1月19日。
[32] 张智升：《唱张初元》，《抗战日报》1944年12月23日。
[33] 《新堡群众对张初元的意见》，宁武县档案馆藏。
[34] 《宁武县新堡村总结》，A138-1-27-1。
[35] 《宁武县新堡村总结》，A138-1-27-1。
[36] 《宁武县当选人成分比较表》，A174-3-2-2。
[37] 晋西区党委编《政权建设材料汇集——村选》，1941年12月。
[38] 沈越：《兴县六个行政村试选的总结》，《抗战日报》1945年5月17日。
[3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1页。
[40] 〔美〕黄宗智（Philip C.C.Huang）：《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4，第316页。
[41] 《临南县村级干部什务员调查表》，A147-1-19-3。
[42] 《三晋劳模》，第242页。
[43] 〔美〕韩丁（Willam Hintom）：《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第232页。
[4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8页。
[45] 指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所发动的“献粮”、“献金”、“扩军”和“做军鞋”4项动员工作。
[46] 《临县健全区政权问题》，A147-1-10-5。
[47] 《晋绥边区减租减息运动材料》，A21-3-5-2。
[48] 〔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领袖论》，刘李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12～13页。
[49]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318页。组织与运行：晋西北基层干部体系
一个政权是否具有健康的肌体和发展的活力，关键要素是这个政权内部的干部队伍及与之相应的制度体系。换言之，干部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中共要达成自己的政权建设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忠诚且有效的干部支持体系。毫无疑问，中共在根据地时期的政权建设努力取得了成效，这亦正是其最终赢得胜利的根本原因。进一步说，这样的支持体系的确立既是中共政权建设努力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共政权建设成功的基本保障。下面就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例，来具体考察中共基层干部的社会组织结构、选拔机制以及其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角色、地位与作用。一 组织结构
1940年2月中共晋西北抗日政权成立后，即对根据地基层政权进行根本改造，这是政权建设的题中之义。中共试图以“民选”方式和平合法地重建基层政权，进而达到控制乡村社会、汲取社会资源和服务抗战的目的。通过改选和任命，更换了基层行政人员，形成以中、贫农为主体结构的权力格局。据1941年兴县9个自然村108名村选代表成分统计，地主占5.6%，富农占15.7%，中农占48.1%，贫农占[1]30.6%。又据1941年村选后兴县、朔县、河曲、保德、方山、临县、临南、岚县及第八专署9个单位统计，在211名代表及主任代表中地主占3.6%，富农占16.8%，中农占41%，贫农占21%，雇农占[2]4.6%，工人、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占2.5%，其他约占10.5%。从阶级成分看，中农占绝对优势，贫农位居其次，这种结果基本符合中共整合和重建乡村政权的目标。随着中共对晋西北地区控制力的增强以及地主富农政治经济实力的削弱，乡村政权中中、贫农特别是贫农干部比例不断扩大，如1944年兴县6个区51位村长中中农占58.8%、贫农[3]占33.4%、富农占7.8%。1945年8月，兴县、宁武、偏关、崞县、五寨、岚县6县89个行政村3649名村干部中地主占0.6%、富农占6.4%、中农占47.6%、贫农占42.5%、雇农占0.4%、工人占0.7%、商人占[4]1.5%，其余为其他阶层。
不仅最基层的村政权如此，根据地县区干部构成亦大致如此。据1941年12月中共晋西区党委各级干部成分调查统计，县长中地主占4.3%、富农占26.1%、中农占39.2%、贫农占13%、其他约占17.1%，县科长干事中地主占8.1%、富农占28.6%、中农占31.9%、贫农占26.2%、其他约占5.2%，区长中地主占4.4%、富农占23.6%、[5]中农占42.7%、贫农占25%、其他占4.3%。可见，中、贫农在县区两级干部中同样居于绝对优势，特别是区长一级达到了67.7%。而且，到抗战结束后这种发展趋势得到进一步强化。如1946年保德县全体科长科员中有中农7人，占41.2%，贫农8人，占47%，两者合计达88.2%；区长助理员中仅中农就有10人，比例高达83.3%。县区两级29位在职干部，中农17人，占58.6%，贫农9人，占31%，合计89.6%。[6]以上数据表明，根据地从村到县级政权基本掌握在中、贫农手中，但具体考察中、贫农在政权中的地位和职能则贫农显然不是政权的主导者。如前面关于1941年兴县9个自然村的统计，33名主任代表、村长及附属各委员会会长中地主占6.05%、富农占21.2%、中农占66.7%、贫农占6.05%。也就是说，中农才是村政权的主要执掌者，正如中共调查人员所言：“这一政权还没有掌握在最基本的群众贫农[7]手里。”当然，中农在政权中处于优势是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中共实行的减租减息、“四大动员”等政策改变了晋西北乡村原有的经济与阶级结构，农村呈现出“中农化”态势，中农成为农村最大的阶层，而干部构成亦自然如此。
就各级干部来源而言，主要来自军、政、民三方面，其中民运干部在各级政权中所占比重较大，县区两级甚至达到半数以上，还有一部分从旧政权过渡而来，再则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干部。据1941年12月晋西区党委统计，县长来自军队、行政、民运、文教方面的人数分别为6人、3人、11人、2人，分别占总人数的27.3%、13.6%、50%、9.1%；县秘书科长、科员干事来自军队、民运、旧政权及文教方面的人数为20人、79人、67人、71人，分别占总人数的8.6%、31.5%、27%、28.5%；区长来自军队、民运、旧政权及文教方面的人数为10人、45人、13人、12人，分别占总人数的12%、54.2%、[8]15.7%、14.5%。又据笔者对1944年登记在册的兴县区长、助理员、村长的统计，同样发现21个区长、助理员中有民运团体工作背景的6人，占28.6%；具备文教工作经验的5人，占23.8%；51个村长[9]中民运干部24人，占47.1%。另据1946年保德县实有干部统计，县[10]级干部中有民运干部6人，占统计14人中的42.9%。与县区相比，村干部则大多来自民运干部。中共在根据地建立前通过“牺盟会”、“突击团”开展工作，成立各种救国会组织，在此过程中培养锻炼了一批民运团体干部。新政权建立后，鉴于中共党组织、群众团体、政权之间“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群众团体的组织构成、行动方向都带有“国家政权参与的印迹”，相当数量的民运干部因此进入政权系
[11]统。仅1940年农会各级干部调往临县、岢岚、太原、静乐四区的[12]县、区、村三级政权工作者就达261人。民运团体干部进入政权系统及旧政权干部的保留意味着新选出的群众出身的干部较少，1941年对7县81个行政村代表的统计显示过去的干部占64.4%，新选出的[13]群众仅占35.4%。
知识水平是干部素质的重要体现，而干部素质又直接关系政权建设的效果。据1941年12月中共晋西区党委对各级政权干部学历统计，县长中具有大学学历者22.7%，具有中学学历者63.7%，具有小学学历者13.6%；县级秘书科长（含科员干事）中具有大学学历者4.8%，具有中学学历者40.6%，具有小学学历者54.6%；区长中具有[14]中学学历者24.1%，具有小学学历者73.3%，文盲2.6%。又据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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