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青少年的名著导读·中国古代名著导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17 13: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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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枫,竭宝峰,李慧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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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青少年的名著导读·中国古代名著导读

适合青少年的名著导读·中国古代名著导读试读:

前言

我们中小学生必须要加强阅读量,以便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和写作能力,以便广开视野和见识,促进身心素质不断地健康成长。

但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读物卷帙浩繁,而广大中小学生时间又十分有限,因此,找到适合自己阅读的读物,才能够轻松快速地达到阅读的效果。

为此,我们根据中小学生新课标的要求和教学大纲的规定,以及中小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采取套餐的方式推出了这套《校园文学必读丛书》,主要包括哲理美文、励志故事、微型小说、短篇小说和名著导读五大类。

哲理美文所选文章打破了纯文学界限,不仅精选了中外著名作家的有关名篇,也精选了哲学家、成功家、思想家、政治家以及科学家等著名人士的哲理美文,这些文章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人生体验,那闪光的语言,精辟睿智,鞭辟入里,简直是句句经典,字字珠玑,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和精神的力量,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和启迪性。

本辑包括《人生感悟》、《生活品味》、《青春思绪》、《情感旋律》、《心灵独白》、《往事追忆》六册。

励志故事短小精悍,意蕴隽永,充满了睿智的哲理,使广大中小学生最容易阅读,也最能打动心灵。文章没有冗长的说教,而是用富于启发性的小故事传达智慧和哲理的力量,以便产生共鸣和启迪,以便中小学生用做话题作文的素材,是广大中小学生难得的阅读材料和写作辅导。本辑包括《成功有约》、《励志强音》、《财富大道》、《幸福之门》、《奋斗起点》、《智慧明灯》六册。

微型小说和短篇小说所选文章都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体现了经典的构思、丰富的想像和创作的魅力,显得温馨生动,真挚感人,非常适合阅读。微型小说包括《人生剪影》、《生活素描》、《青春彩照》、《情感写真》、《校园聚焦》、《时代回音》六册。短篇小说包括《人物经典》、《命运描绘》、《家庭实录》、《爱情精选》、《青春风云》、《真情始末》六册。

名著导读主要根据语文新课标指定的中小学生阅读书目,在参考和借鉴许多译本优点的基础上,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作者简介、背景介绍、内容概述和欣赏与评析等全面性指导阅读,可谓是高度浓缩,既保持了原著的梗概和精华,又便于我们全面而轻松地阅读把握。本辑包括《中国古代名著导读》、《中国现代名著导读》、《世界古代名著导读》、《亚非现代名著导读》、《美洲现代名著导读》、《俄苏现代名著导读》、《西欧现代名著导读》、《东欧现代名著导读》八册。

本套读物把阅读文学与掌握知识结合起来,扩大了中小学生的阅读深度和范围,这正是配套设计此套校园读物的最大特色。因此,本套校园读物有着极强的广泛性、知识性、阅读性和趣味性,是广大中小学生阅读和收藏的最佳版本,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

《山海经》

□大禹 伯益《山海经》,大禹、伯益所著,但经后人多次增补之后,已看不出大禹、伯益所著的迹象。书中又多次出现夏后、周文王等夏禹时代之后的人名地名,因此,夏禹、伯益《山海经》之说难以置信。据《四库全书总提要》记载,《山海经》是周秦间人记的。后世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品,它是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又经秦汉学者的最终修补而成的一部著作。

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科学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的景象。文化思想方面,出现了老子、孔子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百家争鸣又推动了各家思想的完善。在这个时期,我国还出现了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和屈原所作的千古不朽的抒情长诗《离骚》。总之在这一时期,文化、思想、文字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文化、思想、文字的发展也推动了科学的进步,为人们记录对自然的认识提供了条件和基础,促进了科学著作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这个时代还出现了《甘石显经》这样一部记录了800多个恒星名字的天文著作。我国人民在这个时期已经把一年中的24个节气,运用在农业生产之中,这些都标志着当时我国人民对自然界的认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根据《山海经》所记载的内容和文字的风格以及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等各方面推断,它极有可能是产生在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的,以地理山川为线索,以神话传说为内容的著名的文化典籍。《山海经》是我国现存古籍中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一部奇书。该书分《山经》、《海经》两个部分。现存《山海经》共收18篇,分《山经》5卷,《海经》13卷,3.1万多字。其中《山经》又称《五藏山经》,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5部分;《海经》包括《海内经》4篇、《海外经》4篇、《大荒经》4篇、《海内经》1篇。书中记载了许多国家和民族离奇的故事,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及思想状况。全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天文、地理、气象、历法、医学、动物、植物、矿产、水利、民俗、宗教、神话,等等。千百年来,它以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海内外的读者。《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期间,秦汉时代又有人对它进行了增补,《汉书·解志》中收录有16篇。晋代的时候,郭璞为此书作了注释,明代的杨慎对其作了补注。清代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为最好的注本。《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描述山川、物产、风俗、民情的大型地理著作,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神话传说的大汇编。它以描述各地山川为纲,记述了许多当地的神话传说。其中《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黄帝擒蚩尤》等神话传说,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因而早已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山海经》被大多数人认为“荒诞不经”。连敢于打破《尚书》束缚,将中国上古史推至炎黄二帝的史学家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馀不敢言之也”。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似乎与《山海经》由图到文字的成书过程有关。例如《海外东经》记载“工虫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的“虹”字,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当时的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见熊国英著《图示古汉字》)。而后来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而著者并不见得一定是文字学家,这时彩虹的虹字已经成为“工虫”的样子,因此将彩虹描述为工虫,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所以就连司马迁也说“馀不敢言之也”。

也正因为《山海经》的所谓荒诞不经,几千年来该书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因而也很少被后人改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书的风貌和许多珍贵的远古资料和信息。

《诗经》

□佚名

诗经并非一人所作,它原是商周时期的民间歌曲,后由人采集和编选而成。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选问题,过去有所谓“王官采诗”和“孔子删诗”的传说。前者就是对大量诗歌最初被采集的解释,后者就是对这些诗歌删编成书的解释。目前流行的说法是:《诗经》是周王朝经诸侯各国协助采集,最后命史官和乐师整理编选而成。孔子对它进行过整理研究。《诗经》是中国商周时期诗歌创作的代表作品,产生的地域涉及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等省。作者中有贵族、农夫、牧人,也有士兵和奴隶。先秦时代,统称《诗经》为“诗”或“诗三百”,到了汉代,儒家将它奉为经典,才称为“经”。现存的《诗经》,是由西汉时期鲁国人毛亨和赵国人毛苌所传,自东汉末年大行于世,因此也被称为《毛诗》。《诗经》中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它是我们的祖先在两千余年前的黄河两岸用质朴的声音吟唱着的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这中间有追求爱情时的欢乐,如:《国风·关睢》、《郑风·出其东门》等;有失恋的痛苦,如《卫风·氓》等;有劳动的愉悦,如《秦风·蒹葭》;有生活的磨难,如《豳风·七月》、《伐檀》、《硕鼠》等。人们将他们在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直诉出来,使我们今天仿佛还能闻到田野中的清香,听到春风拂动的树叶声,看到蓝天绿水之间一派悠闲的农作场面。

有关恋爱和婚姻的诗在《诗经》中数量很多。这些情诗产生于不同时代、地域,但大致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男女恋爱生活是比较自由的。这些诗大多数是当事者率真大胆的表白,感情真挚、强烈、质朴、健康。虽然同属爱情题材,内容却很少重复,凡属恋爱生活里所有的忧喜得失、离合变化都有所表现。《诗经》中的情诗大多反映了劳动人民热爱健康的感情和严肃认真的态度。

除爱情诗外,《诗经》对统治者的压迫与战争徭役所带来的苦难都有所揭露。除直斥统治者的丑恶外,人们还表达了劳动生活中的快乐,表现了热爱和平与坚决抵抗外辱的爱国主义情怀。《诗经》在赞美爱情,歌颂生活,嘲讽黑暗,揭露暴政的同时,大量巧妙地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寄物喻人,咏诗言志,其白描、写实的艺术风格,令人赞不绝口,许多名句千古传唱,今天的少年儿童大多耳熟能详。《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具有开创性的价值,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它的内容、手法和形式都为后世之人取用和效法。《诗经》句法多为四言,有规矩,但又灵活多变。它最早运用了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法,成就巨大,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它的很多优秀作品妇孺皆知,耳熟能详,不但描写生动,语言优美,而且富有韵律,思想健康,虽经历千载,仍不可替代。《诗经》最大的成就是在诗歌创作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面向生活,反映现实,显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其所采用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后代文学影响较大;在形式上,《诗经》多是四言一句的四言体诗,多采用复沓方法,创造出浓郁的诗意。

《老子》

□李耳《老子》又名《道德经》是先秦道家典籍,相传为老子所著。但多数学者认为,此书思想自成体系,文风亦很统一,当成于战国时期,《论语》出现之后,为老子后学所编定。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为守藏室之吏,与孔子同时,孔子曾向他问礼。但又有人认为老子即老莱子,或云即周太史儋。

此书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作。在哲学上,作者推崇先天地而生,微妙玄通,自然无为的“道”,但又提出了一些包含着对立统一思想的朴素辩证观点。在政治上,作者主张绝圣弃智,无为而治,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他对现实中的统治者进行了猛烈抨击,并提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七十二章),认为暴力镇压不能消灭人民的反抗。故鲁迅称此书“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汉文学史纲要》)。

全书共5000多字,81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称为《道经》,下篇称作《德经》。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则《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此书为语录体。书中全是简短的语言片断,每章围绕一个中收观点,加以正面说明,但未采用对话形式,也未出现人物。其语言简洁凝练,常从具体的生活现象出发,引出深刻哲理,类似格言警句。句式或长或短,大体整齐,但又富于变化。文中多用韵语,读起来节奏鲜明,铿锵悦耳。如第二十一章形容道的特点:“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辞简而要,其旨深而远。飞龙成卦,未足比其精微;获麟笔削,不能方其显晦(薛道衡《老子庙碑》),认为微言深旨,超过了《易经》和

《春秋》

注本有魏王弼《老子注》、清魏源《老子本义》、近人马叙伦《老子校诂》等。《道德经》一书是一个唯物主义体系,并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它宣扬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和无神论,其唯物主义体系的核心是“道”。老子反对天道有知,提出了天道无为的思想以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道德经》九九八十一章,仅以简洁优美的五千文字,洋洋洒洒、深邃博大地构造出了一个朴素、自然、豁达、飘逸的宇宙观、人生观、方法论的宏大框架。影响所及,不但融汇于儒、释铸成三位一体的华夏文明的基本肌骨,且正走向世界,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所推崇。《春秋》□孔子《春秋》古代编年体史书。原为先秦各国史书的通称,又是鲁国史书的专称。今传《春秋》相传为孔子在鲁国史书基础上修订而成,但唐宋以后的学者对此提出了怀疑。此书是大事记式的编年史,书中以鲁国的12位国君序,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大史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至鲁哀公14年(前481),凡242年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祭曲、灾异等事,均有所记载,其内容证实可信。

此书记事极为简略,但体例严谨,文字省净,被后人推崇为“简而有法”的典范。甚至有人认为它在遣词造句中都寓有褒贬,并大力宣扬这种所谓“春秋笔法”,对后人的写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此书被儒家奉为经典,今与之有关的作品有《春秋左氏传》,本名为《左氏春秋》,起初独立行世,以叙事为主,内容与《春秋》相表里,汉代以后常被用来解释《春秋》,四晋后遂与之合为一处,又有《公羊传》和《谷梁传》是儒家解经之作,侧重阐发“微方大义”。上述三书合称“《春秋》三传”。《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使史官的口述有了可信价值,这是史学发展的巨大进步。而

《左传》

的丰富史实内容又弥补了《春秋》的不足。

不过,在政治方面《春秋》有着与《左传》不同的意义。汉朝之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写的圣书,在政治及学术上有着至尊地位。历代儒生对其解释发挥,使之在经学和史学领域,甚至政治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语》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儒家学派创始人。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他列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孔子出生在春秋时期鲁国(今山东曲阜),早年丧父,家境衰落,生活艰苦。但他天资聪颖,“十五志于学”,“好学不厌”,精通礼、乐、御、射、书、数,到30岁左右,他的“博学”已名闻遐迩。

孔子青年时代作过管理仓库和牛羊的小吏。三十四岁时,他在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授徒讲学,据说弟子有三千,著名者七十二人。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时代是最动荡也最具特色的一个时期。当时周王朝在各路诸侯眼中已形同虚设,道德政治失去往日的效力,新兴政治势力纷纷崛起,群雄竞出,大国争霸,国体、人性、伦理道德等都急待一种更新的思想体系来解决。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鲁国内乱,孔子离开鲁国去齐国,他希望在齐国实践他的政治理想而未果。孔子在齐不得志,返回鲁国,又开始收徒授业;同时,结合春秋后期的社会现实,系统地总结前人的文化思想遗产,深入地研究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等重大问题,并形成自己的见解与主张,为后人留下许多精辟的论说。《论语》即是他的语录集。《论语》全书一共有20篇,约11000余字,每一篇都包含有记述一件事或数句话的若干个小章。每篇都以正文第一句取两三字为篇名,如《学而》、《泰伯》、《卫灵公》。《论语》的主要内容由以下几部分所组成:

政治思想。孔子的政治理想是纳仁入礼,他讲“礼”,以“仁”为思想基础,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他讲“仁”,以“礼”为政治原则,所以说:“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提倡“德治”,反对滥用刑罚,反对过分剥削。他主张“仁者爱人”,并对百姓进行“教化”。这些在历史上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教育思想。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并留下了许多到今天依然十分具有启发性的宝贵思想。

孔子提倡在“多见而识”的基础上学思并重,理性自觉,他要求人们做到言行一致,“其身正,不令而行”,主张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还主张学习的态度要求实、要学思结合。学知、求实、慎思、明辨,是孔子对为学的基本要求。

文艺思想。孔子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善和美的统一,即高尚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的统一,而又把善放在首位。在他心目中,文学艺术首先应在内容上符合崇高的政治伦理要求,不然形式再好也有欠缺。

孔子对诗歌的社会作用的精辟概括,则在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他认为诗歌具有能使读者精神振奋的强大艺术感染力。一是能帮助人们认识生活,观察政治得失和社会风尚;二是可以发现诗人的创作意图和思想倾向。孔子的这些精僻见解,对后世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论语》虽然是语录体,但是其中的某些描写是具有一定情节和波澜的小故事,具有相当的艺术构思成分。《论语》是在孔子死后,由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而成的,是集中体现孔子思想的儒家经典,也是世界上完整辑录哲人言行最古老的文献之一。是孔子思想的载体,它从东汉起被列入儒家经典之列,到南宋经理学大师朱熹集注后又被列入《四书》之列,是2000余年来中华读书人必读的典籍,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论语》虽然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但同时却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这首先表现在语言艺术方面。《论语》以当时通俗平易、明白晓畅的口头语言为主,又吸收古代书面语言精粹洗练、雍容和顺、迂徐含蓄、典雅严谨的长处,形成了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朴素无华、隽永有味、朗朗上口的独特风格。《论语》词汇丰富、新鲜、生动、活泼,虚词特别是语气词大量出现。句式灵活多变,舒展自如,长短不拘,有很强的表现力。尤其善于把深邃的哲理凝聚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使抽象的说理文字具有某种诗意。《论语》中经常采用“比物连类”的含蓄手法,造成特殊的意蕴和审美效果。如《子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师生双方皆用隐语,设喻问答,心照不宣,委婉而富有风趣。又如《阳货》:“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瓠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连用三件具体实物,一层进一层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把微妙的心理寄寓在浅近的形象之中,再辅以重叠反诘的句式,更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衷,耐人寻味。《论语》的许多篇章有很强的现场感,寥寥数语,人物情态,场景气氛活灵活现。《左传》□左丘明

左丘明所著。左丘明,春秋时期文学家、史学家。有人称他与孔子同时,孔子十分尊敬他;有人称他比孔子稍晚,是孔子的弟子。相传他家世代为左史,故以左为姓,名丘明。《左传》,原名《左氏春秋》,西汉以后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左传》,记述了始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27年(前468年),共255年的历史。它周密而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史实,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的活动及言论,生动地描写了奴隶社会处于崩溃时期的历史进程,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一部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

公元前770年,周王室日益衰败,平王东迁洛邑以后,王室统辖的土地及人口剧烈减少,各诸侯王不再听命于天子,反而天子要依附于强大的诸侯,我国的奴隶社会进入了瓦解时期,封建势力已开始步入历史舞台,社会进入了重大的变革时期。到了春秋初期,竟出现了100多个诸侯国。它们为了争夺人口、土地,开始了相互兼并的战争,先后起来争霸的较为强大的诸侯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史称“春秋五霸”。争霸兼并的战争虽然带来了许多灾难,但它加速了奴隶制的灭亡,使诸侯国逐渐减少,加快了统一的步伐,在华夏族与其他各族的频繁接触中增强了了解,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左传》就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春秋五霸”争夺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真实而生动的描写,展示了一幅延续255年战火的特殊时期的历史画卷。《左传》由于其行文辞令之优美,而历来被人津津乐道。《左传》是我国古代社会颇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它对叙事散文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那“不隐恶”的叙事态度,对后世史学家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左传》的文学成就也是很高的,它以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许多的人物形象,绘声绘色地再现了当时纷繁的战争场面,并对战争胜败的原因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分析。《左传》还体现了“民为邦本”的进步思想观点,主张重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要保障人民的生活。

正由于上述的种种成就,《左传》无可厚非地成为我国古代散文典范之一,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学名著之一。

《孟子》

□孟子《孟子》是记载孟子言行的一部儒家经典,由孟子及其门人万章等人撰著(《孟子》七篇)。孟子,名轲,字子舆,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是古代著名思想家,战国时期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最有影响的儒家的代表人物。曾历游齐、宋、滕、魏等国,一度为齐宣王的客卿。当时各诸侯的君主都认为他的政治主张不合时宜,而不予采用。晚年从事著述和讲学。宋元以后,儒家学派备受尊重、崇拜,被人誉为“亚圣”,享受祭祀,地位仅次于孔子。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自春秋以来,奴隶主把奴隶们开垦的土地全部据为己有,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

由于奴隶不断的反抗逃亡,使奴隶主的农业生产得不到稳定的发展,这就迫使奴隶主改变了他们原有的剥削方式。他们把土地采取出租的方式交给奴隶,以收取大部分的土地收获作为地租,这样,原来的奴隶主就变成了封建地主,而为奴隶主耕种土地的奴隶变成了租用土地的农民,于是产生了地主和农民这样两个新兴的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兴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性。

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以及和农民阶级之间产生的新的关系和矛盾,打破了西周时期奴隶制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在这种历史条件之下,新兴地主阶级在农业经济的不断增长中逐渐壮大,加速了奴隶社会的瓦解,于是新旧势力在这个时期展开了最后的殊死搏斗。当时的这种斗争,在社会意识形态上表现得最激烈。各阶级、阶层思想的代表纷纷亮相,站出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

这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着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篇目有:(一)《梁惠王》上、下;(二)《公孙丑》上、下;(三)《滕文公》上、下;(四)《离娄》上、下;(五)《万章》上、下;(六)《告子》上、下;(七)《尽心》上、下。《史记,孟荀列传》:“孟轲所如不合,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谓《孟子》七篇由孟轲自作,赵岐《孟子题辞》曰:“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又曰:“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着书七篇。”此亦主孟子自撰。

清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亦以孟子自作,且曰:“《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孟子》主要注本有《孟子注疏》,《四部备要》本14卷;《孟子集注》,《四部备要》本7卷;《孟子正义》,《四部备要》本30卷。另有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本)。《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孟子师承孔伋(孔子之孙一般来说是师承自孔伋的学生),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

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庄子》

□庄子《庄子》是我国古代道家学派的重要著作,由庄子所著。庄子,名周,战国时期著名的散文家、哲学家,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庄子是宋国蒙城(今河南商丘)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与齐宣王、梁惠王同时代。他一生贫困,但厌恶高官厚禄,曾拒绝楚威王的重金聘请。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家思想,主张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保持人们原有的、淳朴的原始本性,以“无所作为”而回归远古。他的这些思想主张,在他的一些如《逍遥游》、《养生主》、《胠箧》等散文名篇中,有较为突出的体现。《庄子》中的很多文章都是由寓言和神话故事构成,通过这些故事及故事中人物的对话,表现了作者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庄子》的文章词汇丰富多彩,语言幽默生动。其文章构思奇特精巧,于诙谐之中阐明深刻的哲理,常以拟人的手法描写自然界中的一些事物。文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对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庄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战国时期,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和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最后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因其符合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条件,适应高度发展的规律,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性而不断发展壮大。相反,奴隶阶级由于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进步的要求不相适应,所以逐步地走向没落和衰亡。

在这种情况下,备挫锋芒的奴隶主阶级的内部,表现出了无可奈何的逃避现实的消极情绪。这种情绪是社会历史大变革的过程中,没落的贵族即将彻底灭亡的前兆。《庄子》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代表了没落阶级思想倾向的一种学说。《庄子》与《论语》、《孟子》虽然都处在同一历史时期,又都站在没落阶级的立场上,但所表现出来的主张、观点及倾向,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论语》、《孟子》出现的时候是封建地主阶级正在形成的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是新兴地主阶级和顽固的没落的奴隶贵族之间的斗争最为尖锐激烈的时候,而作为儒家学派形象代言人的孔子和孟子是极力维护奴隶贵族的统治的,他们都尽其所能宣扬理想的西周初期的奴隶社会,对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庄子》面世的时候,社会矛盾虽然还十分尖锐,斗争还十分激烈,但封建地主阶级已在这种矛盾的斗争中得到了壮大和发展,其统治地位已基本确定。反之,奴隶贵族阶级在这种矛盾和斗争中,势力被严重地削弱了,已经显示出它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结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庄子》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强烈的不满,同时在恢复西周奴隶主统治又失望的情况下,所以采取回避矛盾、逃避现实的消极态度。

《楚辞》

□刘向《楚辞》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诗歌集,是由西汉末年著名文学家、目录学家刘向编纂而成的。

它的主要作者是屈原和宋玉。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7年)名平,字原,战国时楚国秭县(今湖北省秭县)人,是楚国的同姓贵族,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后因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转任三闾大夫,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后来,楚国因接连遭到秦、齐、韩、魏的围攻而陷入困境。屈原眼看曾经兴旺的国家已经衰败腐朽,悲愤交加,怀抱石头自沉于汨罗江,传说那一天正是农历的五月初五。

屈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外交方针上,屈原主张联合齐国与强秦对抗,很有远见;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

同时,屈原还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有

《离骚》

《九歌》

、《天问》、

《九章》

等。

楚文化的兴起比中原文化迟,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可以说是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有许多地方甚至远远超过中原文化。在楚国,艺术,无论娱神的还是娱人的,都是在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展示的是人的活跃的情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楚地的歌谣演变出了楚辞。“楚辞”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它受《诗经》的某些影响如《九章》中的《橘颂》全诗都用四言句,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看作是《诗经》体式的渗透。但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是南方土生土长的歌谣。以前楚地歌谣仅一鳞半爪地存于历史记载中,只是到了战国中期,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现在楚国文坛之后,“楚辞”才成为一种文学样式。

汉代起,“楚辞”成为屈原等人作品的总集名。《楚辞》是以先秦楚国诗人屈原作品为主体的诗歌总集。收入屈原所作《离骚》、《九歌》(共11篇)、《天问》、《九章》(共9篇)、《远游》、《卜居》、《渔父》,宋玉所作《九辩》、《招魂》,旧题景差所作的《大招》,旧题贾谊所作的《惜誓》,淮南小山所作的《招隐士》,东方朔所作《七谏》,严忌所作《哀时命》,王褒所作《九怀》,刘向所作《九叹》,共16部作品。

下面我们着重介绍一部分重要篇章的内容梗概:《离骚》《离骚》是《楚辞》中最重要的作品,经常被用作《楚辞》的代名词。它集中反映了屈原两个意义上的斗争与挣扎,一则与楚国群小党人激烈的冲突,二则在困境中与自己犹豫一面的冲突,两种冲突激起的感情强烈燃烧,以至于使他的苦闷、哀伤不可遏止的更番迸发,从而形成他诗歌形式上的回旋复沓。长诗的最后一部分记述屈原驱使龙凤,挥斥云霓,遨游于广阔无垠的幻境之中,他的精神超脱了现实的羁绊,离开了人间苦痛的深渊。

他那知识分子的独善情怀、高洁品格,政治家的用世激情,爱国者的依依乡恋与残酷、无奈、失意的现状交织在一起,化作悲剧性诗的火焰,在屈原心中灼烧,诗人快要自焚了,这时的屈原已近乎癫狂状态了,他以峨冠博带、与日月争光的形象自许,但行吟在汨罗江畔的他却是形容枯槁、颜色憔悴了,披头散发落魄已极了,他要以诗人的方式全美自己,他也只能以诗人的方式全美自己!伟大而孤独的诗人在重重困境中以命中注定的悲剧的方式坚守了自己的心灵与理想,汨罗江的浪花永远吟唱着屈大夫最雄伟壮丽的诗篇——《离骚》。《湘君》、《湘夫人》

此二篇出自《九歌》,是主祭湘水男、女二神的。《湘君》是一篇凄婉的悲歌。湘夫人在江边徘徊,若有所待。她看到湘君的身影,便乘着桂舟去迎接,吹着凤箫相召唤。湘君终于驾着飞龙降临了,他向北走,涉洞庭之波,绝大江之口,见湘夫人在为想恋他而叹息,他则欲言而未言。全篇写湘夫人对湘君的追求和渴望,而湘君的态度则较冷淡。《湘夫人》同样是一曲悲歌。湘君在洞庭兴波、木叶凋零的季节迎候湘夫人,但可望而不可即。湘夫人终于降临了,她虽有思念湘君之心,却不敢明言。湘君以水中宫殿等待湘夫人,但湘夫人旋来即返。全篇也都写湘君对湘夫人的追求与爱慕,但结果只能忍恨终生。《山鬼》《山鬼》是《九歌》中最美的一篇。

在朦胧的深山幽曲处,美丽的山鬼闪现了一下,她身披萝带荔、乘豹从狸、含情带笑,以山中女神特有的风韵神采出场了,匆匆赴约的路上她没忘记折一枝香花给自己的情人,还自我埋怨别误了幽会。带着最热切的期待和渴望来到相约的地方,她登山眺望,急切找寻与等待情人,忽然间浓云昼晦、东风飘雨袭来,痴情的山鬼仍苦苦等待。夜雨滂沱,猿猴哀鸣,风声飒飒,木叶萧萧,山鬼一片痴情却未得到应有回报,她陷入了深深的思恋与惆怅中。多么美丽,多么痴情,多么幽怨的山神啊!《橘颂》

这是一篇借咏物以抒情之作,名义是颂橘,实际上是以橘自喻,通过颂橘来述志。橘的纯洁品德,高尚情操恰恰是诗人“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不凡心志的写照。

楚辞原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种诗歌形式,到西汉前期,已成为屈原、宋玉等人作品的总称。《楚辞》是自《诗经》问世后最优秀的诗作,它标志着作家文学的出现。《诗经》、《楚辞》并称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但是它们又有着质的区别,我们在《楚辞》中可以看到《诗经》中所没有的浪漫主义的特质。

深婉细腻的情致和无处不在的“我”。《诗经》的情大多典雅平和,可到了《楚辞》中,感情则变得炽烈、激越、昂扬或缠绵、细腻、深沉了;同时诗中有了“我”,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有了个性,诗的生命也就充满了内质与魅力,直指向我们的心灵深处,给我们带来感动、眼泪、欢喜、惆怅。屈原的笔有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他将充满原始意味的神巫故事、寓言神话引来了,他将楚人的俗词鄙语、淫祀巫风引来了,它们化作神秘的气氛、浪漫的情调、优雅的韵致、绮丽的色彩、迷狂的激情点染着《楚辞》;他又引来天地万物驱遣比兴,他用兰花香草、荷衣蓉裳来象征自己品格之纯洁高尚,他将群小党人比作萧艾臭草、恶禽秽物。这一切的特色,专家们往往称之为浪漫主义。《离骚》□屈原

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40年,约卒于前278年,战国时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离骚》,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浪漫主义杰作,是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诗人在自己被再次放逐、深感救国无路、爱国理想彻底破灭的情况下,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写就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篇。全诗373句,2490字。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是诗人对以往历史的回溯,后部分是描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

全诗通过诗人烈火般的热情、雄伟瑰丽的想象、神采飞扬的语言以及一生不懈的斗争和身殉理想的坚贞行动,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他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光辉峻洁的人格。同时通过诗人战斗的历程和悲剧的结局,反映了楚国政治舞台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腐朽和反动势力的嚣张跋扈。

全诗在叙述事实的基础上,运用大胆的夸张和美丽的象征及比兴手法,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驱使山川自然与历史传说等构成了一幅雄奇壮丽的艺术画面,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诗篇结构雄伟,形式多变,感情真挚强烈,气势奔腾雄伟,语言绚烂多彩、优美精练,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强烈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

诗歌发展了我国人民口头创作的神话浪漫主义,成为了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2000多年来,它教育和感奋了无数读者,对后世文人和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专著《离骚传》,第一次给《离骚》和诗人以很高的评价,说它兼有《国风》和《小雅》之长,而屈原之“志”则可“与日月争光”。现代伟大文学家鲁迅说:《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后世将它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它与《国风》共同开创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道路,2000多年来一直为我国优秀作家所继承和发扬。《离骚》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它不仅是中国文学,而且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块晶莹的瑰宝。《九歌》□屈原《九歌》,是《楚辞》中的一篇名,作者屈原。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40年,约卒于前278年。

今人多取朱熹《楚辞集注》中说法,认为是屈原对南楚祭歌修改加工而成。王逸认为是屈原放逐后的作品,“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寄托了作者政治失意的冤怨。近世学者多认为作于放逐之前,专用于祭祀。“九歌”是传说中古乐曲名,以此名篇属新歌袭旧名,与篇数关系不大。《九歌》是由11篇组成的组诗,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前10篇分别祭祀3个类型的10位神灵,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地祗: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人鬼:国殇。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曲。

组诗再现了整个祭扫过程。以唱和形式出现,由男巫或女巫装扮成神或作为迎神者进行演唱,故有些学者认为,《九歌》是古歌舞剧的雏形。《东皇太一》把最高的天神即天帝,写得庄严肃穆,虔诚敬畏。没有描写他的形象特征,主要渲染祭祀陈设和歌舞场面。《国殇》歌颂为国捐躯的战士,再现战斗场面,写得慷慨壮烈,富有爱国激情。《礼魂》是全诗尾声,写祭神完毕后的歌舞。其他各篇尽力铺染神的形态,将神塑造为感情丰富、个性独特的鲜明艺术形象:云中君潇洒飘逸,东君英雄勇武,河伯悠闲多情,湘君湘夫人缠绵相恋、光彩照人,大司命威严肃穆、不好接近,少司命年青美貌、温柔缠绵,山鬼明眸善睐、含情脉脉。并着力描绘神的爱情,让他们和人间男女一样相思相恋,充满倾慕、猜忌、怀疑、欢快和悲哀。这种以男女感情媚神悦神,以委婉颂神的方式,在祭歌中别具一格。实质上,这些诗是神的人化、世俗化、生活化,充分表现了作者乃至整个楚民族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

在艺术上,构思巧妙奇特,画面瑰丽鲜艳,语言活泼多变,形象性强,韵律和谐,风格壮丽优雅,千古以来,深受读者喜爱。《九章》□屈原《九章》,是《楚辞》中的一篇名,作者屈原。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40年,约卒于前278年。《九章》由《情惜》、《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9篇作品组成。从作品内容看,各篇写作时间地点不一,今人从朱熹说,认为是后人辑录而成,“章”是“篇”的意思。有人疑《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非屈原所作,然无确证。《惜诵》是“发愤以抒情之作”。其内容是写一心为国,忠言直谏,反遭谗被疏,蒙受打击迫害,陈志无门,进退两难的心境,极力表明自己的忠贞品格。其构思与《离骚》前半篇有相似之处。风格精练朴素。《涉江》记叙放逐到沅湘一带的行迹,抒写被迫害的悲愤和忠君爱国、始终不渝的意志。抒情纪行写景天然融合,是中国山水诗开山之作。《哀郢》一般认为写于作者晚年,秦将白起破楚郢都之后。抒写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悲哀,情景交融,凄婉感人。《抽思》标题大意是将内心愁绪抽取出来。回顾往事,表露被放逐的幽怨和对鄂都的思念、深沉缠绵,细腻真切。《怀沙》写于诗人自沉前不久,“怀沙”为怀抱沙石自沉之意,也有人认为“沙”指长沙一带,是怀念故地之诗。诗中回顾自己的一生,为自己虽感委屈压抑,终未改初衷而自豪,宣告将以死殉理想,保节操。句式短促有力,风格简洁朴素。《思美人》言忠贞之志,坚持理想,不改初衷,并引历史教训,希望楚王翻然改悟,发愤图强。以男女喻君臣,与《离骚》有相似处。《惜往日》有人认为是屈原绝命词。概述平生遭遇,痛惜政治理想未能实现,决心以死唤醒君王。文辞浅易通达。《橘颂》被认为是屈原早期作品。咏叶橘树深固难徙的志向,秉德无私的品质,独立不迂的操行,是作者人格精神的象征。通篇用比兴手法写成,是咏物诗之祖。《悲回风》写秋冬季节,回风摇蕙,联想到不幸身世,虽决意一死,而心犹挂念国之安危。情感忧郁愁苦,婉转低徊。《九章》各篇风格各有千秋,成就各有所异,一般认为《哀郢》、《涉江》、《怀沙》、《橘颂》是艺术上的上乘之作。

《荀子》

□荀子《荀子》是一部记录荀子言行和思想的著作,由荀子所著。荀子,约生于公元前313,卒于公元前238年,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是先秦后期儒派学说的代表。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吸取了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长处,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儒学体系,把古代的唯物主义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战国末期,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在与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基本上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个时期的统治阶级要求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统治方式形成一致,各种学说必须和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互相适应,各种思想和主张要能为统治者利用,否则就不但没有市场,而且还可能会遭受打击。荀子的新儒派学说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是一种代表了统治者利益的新学说。《荀子》是古代一部唯物主义著作,它驳斥了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认为天是作为物的客观存在,批判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观点,树立了“人定胜天”的进步思想。《荀子》在批判过去的儒家不合理成分的同时,还继承了儒家一些传统的思想观点。如《王制》篇中提出“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这又表现出它受儒家传统局限性严重的影响,并产生了偏见。谈到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时,它夸大了“心”的作用,显示出带有浓烈的唯心主义色彩的观点。《荀子》在文学思想上反对华而不实,讲究实用。这种观点和主张在《非十二子》篇、《正论》篇以及《儒效》篇中都有充分的表现。《荀子》在文学创作中“厚道、成圣、宗经”的理论,体现了儒家的传统观点,它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及创作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荀子》善于运用比喻和对偶,语言丰富多彩,形成了质朴而醇厚的独特风格。《荀子》吸收了诸子百家的长处,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对后世的议论性散文有很大的借鉴。现存的《荀子》共计2篇,大部分为荀况自己所著,后6篇可能出自其门人之手。

《墨子》

□墨子《墨子》是墨子一生的思想言论的集中体现,“墨学”的主要典籍,由墨子所著。墨子,名翟,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是手工匠人出身,由于他天赋聪颖,刻苦好学,逐渐成长为当时一大知识分子。他本人也脱离了直接的生产劳动,专门从事教育和政治活动,由于他的学说切合现实的需要,很快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一度压倒了孔子儒家学说。

墨子的学问是从学习儒家学说开始的,但是,在学习中,他逐渐发现了儒家思想不符合现实需要的地方,于是由学儒转而非儒。但是,和孔子一样,墨子也尊崇三代圣人,并以施行仁义和天下国家的治理,人民的幸福为毕生追求的目标。

墨子根据自己对“先王之道”和“圣人言辞”的理解以及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分析,提出了“兼爱”、“非攻”等著名的“十大主张”。

墨子反对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和厚葬,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和愿望,曾遭到儒家学派的代表孟子强烈的反对。墨子在当时还组织了带有宗教性色彩的政治团体。《淮南子》说:墨子有180名门徒,个个都能吃苦耐劳,人人都可赴汤蹈火。可见墨子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墨子》以小生产者的立场和观点,与儒家思想及道家学派在“争鸣”之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墨子》不仅以朴实无华,极具说服力的逻辑思维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且还对科学和逻辑进行了研究、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科学文化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墨子》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产物,是战国时期小私有者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理论武器。

《吕氏春秋》

□吕不韦《吕氏春秋》,先秦杂家的代表著作,由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

吕不韦是战国末年秦相。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吕不韦在赵都邯郸见入质于赵的秦王孙异人(后改为嬴楚),认为“奇货可居”,遂予重金资助,并游说秦太子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嫡嗣。后子楚与吕不韦逃归秦国。安国君继立为孝文王,子楚遂为太子。次年,子楚即位(即庄襄王),任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10万户。庄襄王卒,年幼的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门下有食客3000人,家僮万人。命食客编著《吕氏春秋》,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余万言,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后因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国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恐诛,乃饮鸩而死。《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古代类百科全书似的传世巨著,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

吕不韦是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秦国。吕不韦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秦王孙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后来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丞相。

在那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把不如他们当成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文章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遴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为了慎重起见,成书后,吕不韦又让门人修改了几遍,直到确实感到满意为止。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他自己认为这部号称《吕氏春秋》的书是杰作,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对十二世纪的论述也可见一斑:“凡十二世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为了精益求精,也是为扩大影响,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咸阳的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威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吕氏春秋》全书26卷,由12纪、8览、6论3部分组成,共160篇,20余万言内容。以儒家、道家思想为主,兼采墨、法、名、农、阴阳、兵各家学说。《吕氏春秋》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在内容上虽然杂,但在组织上并非没有系统,编著上并非没有理论,内容上也并非没有体系。正如该书《用众》篇所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显然也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的。因为“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没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氏春秋·序意》)《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5篇,共60篇。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现在63篇,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杂论各家学说。《吕氏春秋》涉及范围很广,有政治、军事、教育、文艺、礼制、术数、养生、农桑、天文、历法各方面问题。其中著名的篇章有《走私》与《察今》等。这些文章往往以议论发端,然后摆事实,设比喻,回复呼应,首尾一贯,条理分明。寓言故事《刻舟求剑》流传至今。《吕氏春秋》深得人们的好评。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提并论。东汉高诱在给它作注时说它“大出诸子之右”。客观地说,《吕氏春秋》不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它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但更主要的是资料价值。它的一些寓言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富有教育意义。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

《晏子春秋》

□淳于越《晏子春秋》,记载春秋时齐国晏婴言行轶事的著作,是战国时人搜集有关晏婴言行编辑而成。70年代之间,国学大师吴则虞先生曾写过《晏子春秋集释》,认为《晏子春秋》的作者是淳于越。《晏子春秋》中的每章由一则小故事构成,以晏子为中心人物。晏子名婴,字平仲,春秋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时的卿相,执政50余年,以有政治远见、外交才能、节俭力行、谦恭下士著称于世。《晏子春秋》由于其思想非儒非道,所以,自古以来不太为人重视。但是,深入其中,细心阅读,就会有不少收获。此书因不是秦人所作,在秦始皇看来当然是离经叛道之作,所以也在禁毁之列。《晏子春秋》共8卷,包括内篇6卷(谏上下、向上下、杂上下)不完全真实,外篇2卷,计215章,全部由短篇故事组成。全书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塑造了主人公晏婴和众多陪衬者的形象。这些故事虽不能完全作信史看待,但多数是有一定根据的,可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书相互印证,作为反映春秋后期齐国社会历史风貌的史料。

晏婴(?~前500年),字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为春秋时期齐国正卿。历仕灵、庄、景三朝,执政五十余年。以节俭力行、谦恭下士著称于时。注意政治改革,关心民事,反对祈福禳灾等迷信。这部书多侧面地记叙了晏婴的言行和政治活动,突出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品格。

历史上《晏子春秋》的版本有如“四部丛刊”印本、铁剑铜琴楼藏本等。

晏子春秋记叙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婴言行的一部书,中国最古老的传说故事集,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期,是后人假托晏婴的名义所作。这部书详细地记述了齐国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贤相晏婴的生平轶事及各种传说、趣闻,215个小故事相互关联和补充,构成了栩栩如生的完整的晏子形象。这部书的语言明快、简捷、幽默和风趣,人物对话富于性格特征,特别是洋溢于人物语言中的幽默感,不但使故事意趣盎然,而且增加了语言的辛辣和机锋。作者还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一些寓以生活哲理的比喻,后来成为独立的语汇或成语《晏子春秋》的记述带有较多文学色彩,在晏子实事基础上进行夸张和虚构,增强了文章的故事性和戏剧性。文中常用衬托、对比的手法,善于从人物行动、对话和环境气氛中烘托人物性格,使晏子这一形象更鲜明而生动,极富趣情。

《韩非子》

□韩非《韩非子》,先秦法家学派的代表作,韩非子所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韩非子,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2年,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

他出身于韩国贵族,是荀子的学生,战国后期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他眼看着韩国越来越弱,曾多次建议韩王变法图强,均遭到了韩王的拒绝,于是发愤著书。他的书传到秦国,秦王嬴政看到之后,非常赏识他,于是派兵攻打韩国,向韩国索要韩非。韩王没办法,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此后韩非就留在了秦国。由于秦始皇身边佞臣的阻碍,韩非并没有得到重用,最后被嫉贤妒能的李斯、姚贾陷害,死在秦国的狱中。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变革促进了农业及科学文化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势力迅速壮大,它们表现出夺取统治地位的强烈愿望,旧的奴隶贵族自然不甘心轻易失败,于是新旧两个统治阶级在统治地位的争取上展开了持久而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也表现在了意识形态之中。各阶级的代言人纷纷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大辩论。《韩非子》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者利益,极具论辩性的法家代表的著作。它以严谨的逻辑性、犀利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喻参与了“百家争鸣”的大辩论。《韩非子》的文章绝大部分属于论辩文,重在演绎、归纳、分析、综合,文章说理周密,讲究逻辑,词锋犀利,富有文采。书中间以生动、深刻的寓言小故事,作为论证材料,极富启发意义,又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如“郑人买履”、“守株待兔”、“滥竽充数”、“买椟还珠”等。《韩非子》全书共55篇,约10万字。通行的注本有清朝末期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和今人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等。《韩非子》综合了战国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等人的学说,又吸取了诸子百家之所长,建立起了自己的一个理论体系,有“法家学说大全”之称。其思想主张符合新兴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反映了新兴的统治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要求,是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的、具有进步思想性的散文集。其中重要的有《孤愤》、《解老》、《喻老》、《势难》、《说难》、《定法》、《五蠢》、《显学》等篇,提出以法为中心,法、术、势三者结合的理论体系。

《史记》

□司马迁

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其父司马谈精通百家,有志于论著“天下之史文”,未能如愿。司马迁少年时,随父并师从董仲舒、孔安国学习经史。二十岁时,司马迁开始漫游全国名山大川,探访古迹,考察民俗风情,采集民间传说,不久被擢升为郎中,并常随武帝巡视各地。父亡后继任太史,为完成父亲遗志,广泛搜集资料,于公元前104年开始撰写《史记》。公元前99年,司马迁受李陵案牵连下狱,被施以宫刑,精神上受到强烈打击,但他忍受巨大的痛苦,将全部心血投入到《史记》的著述中。到公元前91年,司马迁终以非凡的毅力、才华完成这部历史上的伟大著作。《史记》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中国散文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巨著,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前后约三千年的历史,包罗万象,融会贯通,脉络清晰,叙事完整,其中对战国、秦、汉的记述尤为详尽。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取材广泛,忠于史实,许多对古史的记载已为出土文物史料所证实。它语言生动、文笔简洁、饱含情感,在文学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史学思想方面,《史记》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目标。《史记》还综合以往的史学成果,创造了一种比较完备的史学表述形式——纪传体,成为后来历代正史的楷模,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自班固的

《汉书》

开始近两千年来的史学基本都沿袭《史记》的体例。

司马迁以自己厚重、睿智而又深情的笔触开拓了一个更广大的天地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最光彩夺目的是一批充满豪气的悲剧英雄。他们是英雄,但往往带有悲怆、苍凉、壮烈、激昂的悲剧色彩,当然正是这种悲剧命运使英雄们更加可歌可泣,令人景仰。

项羽24岁起事,在7年的时间里睥睨天下,纵横万里,以狂飙巨澜的气魄号令诸侯推翻强秦,自封西楚霸王,真正旷古未有,但就在第八年却演出了一幕垓下悲歌乌江自刎的人生结局;同为将相,伍子胥辅佐两代吴王称雄东南,最后竟死于吴王赐剑之下;信陵君为战国四君子中最贤者,当时公子无忌威震天下,秦兵不敢出攻魏国,但最终因他人谗毁魏王疑忌,忧郁而死;屈原正道直行,滋兰树蕙,追求美政,致力改革以振兴楚国,但同列的贵族诋毁他,两代楚王疏远他,踽踽独行的屈原只能怀沙自沉汩罗;韩信一生破敌立功无数,为汉高祖打下江山,但天下大定后见疑于刘邦,被杀于吕后之手;李广将军一生与匈奴七十余战,最终自刎而死,……他们的成功,荣耀与悲惨结局成为永恒的对照。

有的悲剧英雄为了坚守节操或某种信念而从容赴死,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采野菜充饥终于饿死;为了对于赵氏孤儿的郑重承诺,程婴自杀了。有的悲剧英雄见义勇为打抱不平,为解救国家和朋友的危难而奋不顾身,荆轲感燕太子丹知遇之恩,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写下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永远的悲歌;为了魏信陵夺军救赵的成功,侯赢北向而自刭;也有一生困顿壮志难酬的孔子、孟轲,也有推动历史终遭不测的商鞅、晁错,这一系列的悲剧英雄在《史记》中相遇、交织、碰撞,散射出最眩目最撼人的锋芒。《史记》上起传说中的轩辕氏,下至汉武帝,纵贯三皇五帝至秦皇汉武的历史全程,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叙事完整,作者写这部书的目的是要“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伦理、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天文、医学等都被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作为纪传体,《史记》又不同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编年体或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是史学体例上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此后,从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清史稿》近两千年来所修正史,基本上都沿袭《史记》体例。《史记》规模宏大,全书共130篇。按编排顺序,包括“本纪”(历代帝王的传)12篇,“表”(用表格的方式,将历代帝王、诸侯之间的大事简明扼要地排记)10篇,“书”(典籍、文献)8篇,“世家”(诸侯、贵戚及有重大贡献的将相名臣的历史,《孔子世家》与《陈涉世家》是例外)30篇,“列传”(各个时代各个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民族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其中包括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70篇。《史记》的文学价值也很高。它成功地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它笔下的人物,几乎包括了各阶级、各阶层、各集团、各行业的,大都写得栩栩如生,主要是通过人物的重要活动、事迹,予以表现。《项羽本纪》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郑板桥说:“《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为最。”作者正是抓住这三件事,人物活动的三个场面,以同情的笔触,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这个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在八年之间骤起骤灭的悲剧性人物,突出了他的主要性格特征。《史记》以其卓越的成就,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文学上,司马迁把我国的历史散文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唐宋古文家无不标举《史记》为典范,明清古文家无不熟读《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对《史记》的巨大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所给予的高度评价和精辟概括。《汉书》□班固《汉书》,又称《前汉书》,东汉班固所著。班固,生于公元32年,卒于公元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人,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

班固自幼聪慧,九岁便能诵诗赋,写文章。他25岁开始继父亲班彪续写《史记》后传,而被以私改国史罪下狱,他的弟弟班超向汉明帝上书为其兄辩解,才得获释,应汉明帝所命注述史书,即《汉书》。前后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于公元82年完成了《汉书》的12帝纪,9志70传,此后他的妹妹班昭和马续又补入“表”和《天文志》,至此,《汉书》全部完成。公元89年,班固奉汉和帝之命随大将窦宪征讨匈奴,封为中护军,后因窦宪获罪而受到牵连,被投入狱中至死,时年61岁。班固除《汉书》外还有《班孟宅集》传世。他的辞赋在汉代享有盛名,其代表作是《西都赋》。他还有《咏史诗》,虽然文学成就不高,但都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人之一。《汉书》详尽记叙了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年)到新朝王莽地皇4年(公元23年)一共230年的历史事例。在体例方面,《汉书》大体沿袭了《史记》的格式,在某些地方略作了变动,如把《史记》中的“世家”改成“传”,“书”改成“志”等。

我国西汉时期,在经过了汉初几代人的努力,到汉武帝的时候,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为了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制,汉武帝接受了东汉时著名的学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确立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努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兴办了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太学。太学里把《诗》、《书》、《礼》、《易》、《春秋》作为教学内容,第一次把此五家的著作合成为“五经”。孔子的学说在这个时候被确定为正统的封建统治思想。汉武帝还下令在各郡建立学校,初步建立了有统一教育内容的地方教育体系。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西汉王朝在政治、经济等科学、文化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

至西汉末年,社会开始了动乱。西汉由昌盛走向了衰亡,公元8年,王莽乘机夺取了政权,改国号为新。王莽登上王位以后,为了缓解社会尖锐的矛盾,进行了经济的革命,历史上称王莽的这种改革为“王莽改制”。但是王莽的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不仅没能解决社会问题,而且还导致了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公元25年,西汉皇族刘秀登上了帝位,定都洛阳,历史上称之为东汉。

东汉初期,光武帝曾多次下令释放奴隶,惩处贪官污吏,以便解决尖锐的社会矛盾。由于光武帝坚决地惩治了贪官污吏,鼓励严格执法的官员,于是出现了一大批敢于严格执法的清正廉明的官吏,有一次,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家里的一个家奴依仗湖阳公主的势力,杀了人,洛阳县令董宣亲自带人闯进了湖阳公主府里,把人犯抓到之后当即处死,并当众指责湖阳公主不应庇护家奴,包庇人犯。湖阳公主因丢了面子哭着去找光武帝诉苦,光武帝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令董宣给公主叩个头,挽回公主的面子以了此事。但董宣不畏强权,宁死不叩头。光武帝非但没有难为董宣,而且对他非常赏识,在重赏了他之后,还称他为“强项令”,表示对他的鼓励。东汉在光武帝的统治之下,逐渐地使社会得到了安定,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光武中兴”。到汉明帝继承东汉帝位的时候,东汉王朝的统治依然稳固,他很注重史书的著述工作,他释放了因“私改国史”获罪的班固,并命他继续史书的著述工作。《汉书》全书由12章纪、8表、10志、70传等4个部分组成,共100篇,后人又增补子卷为120卷,容量相当大。《汉书》既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自汉高祖元年开始至王莽时期终结的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历史进程,又带有明显的统治者的倾向性。

班固在《汉书》书中,对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所发表的观点不像《史记》那么激进、高亢,它趋于保守、客观、冷静。然而,《汉书》对某一事件记述得十分详细、完备,因而有人称之为“良史”。《汉书》作为我国首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在封建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策》

□刘向《战国策》,国别体史书,西汉刘向著。刘向,约生于公元前77年,卒于公元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代皇室宗亲,楚元王刘交是其太祖。刘向历仕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宣帝时,初为谏大夫,后迁给事中。元帝时任散骑宗正给事中,与太傅萧望之等4人忠心治政。曾多次上书弹劾外戚、宦官专权,被免官。成帝时,朝廷对其重新启用,迁光禄大夫。

刘向的著作包括:目录学之祖《别录》,古代逸闻趣事小说集《说苑》、《新序》,赋《九叹》、《请雨华山赋》等,古代妇女故事集《列女传》等等。《战国策》全书分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策,共33篇,记载了自战国初期至秦统一六国240年间的史事。

春秋以来,各诸侯国的生产力都得到了发展,封建地主阶级为确立其统治地位,发展经济,实行变法。秦国经过商鞅较为彻底的变法之后,逐步成为战国后勤最强的国家。强盛起来的秦国,首先表现出兼并其他6国统一华夏的愿望,从而加剧了自春秋已来就没有停止过的兼并与反兼并战。各国之间以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展开了攻势,这个时期最为突出的是外交的策略。因为东方各国的力量比较弱小,都难以单独与秦国对抗,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抵抗秦国的兼并,于是魏国公孙衍、洛阳人苏秦游说六国联合抗秦。秦国为了打破弱国之间的合纵联盟格局,派谋士张仪到各国去游说,推行“连横”政策。《战国策》就是对当时的兼并与反兼并战争,以及为这种战争做准备的外交攻势的细节及过程所做的描述。特别是对士大夫这一阶层的人物所从事的政治、外交活动,以及产生的作用做了非常生动的描写。《战国策》突出地描写了谋臣策士们的谋略和雄辩以及狡猾和奸诈。这些谋臣策士,有的忧国忧民、直言上谏,有的为人排忧解难、消除战祸,更有不畏强暴奋力反抗之人,如“邹忌谏齐威王”“触詟说赵太后”等早已深入人心。当然也有很多追求名利、富贵的利己之人。他们奸险狡诈,朝秦暮楚,卖国求荣,猎取高官厚禄。如苏秦、张仪之流,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纵横捭阖,挑拨离间,挑动战争使人民受难。《战国策》对这些人物的描写,虽然带有较强的赞赏色彩,但客观上还是给读者留下了卑劣的一面。《战国策》的论辩文是适应“百家争鸣”的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作家把人们在长期斗争中创造的推理、证明、反驳等逻辑科学成果成功运用到自己的论辩中来,从而使自己的论辩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具有高度的形象性,从而使它在文学、逻辑学等方面较之《尚书》、《论语》、《国语》都跨越了一大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认为《战国策》在古代论辩文方面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有一定道理的。《战国策》在论事方面写得非常精彩,无论个人的陈述还是双方的辩论,都作了充分的夸张和渲染,对于人物的刻画也精妙入微,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语言尖刻而幽默,极具讽刺力,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史书。《战国策》对后代文学有着深远而又巨大的影响,司马迁先生的《史记》中某些史料就直接取于《战国策》。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作品“敷张扬厉”的风格也直接传承于《战国策》。

宋代鲍彪曾对《战国策》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并作了序,元代的吴师道在鲍彪的基础上对该书作了进一步的校注。

《论衡》

□王充《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年)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现存文章共30卷,现存85篇。

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

正因为《论衡》一书“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之为“异书”。汉儒思想体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应”说,由此生发出对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义的解释和看法。“天人感应”的要旨就是“天帝”有意识的创造了人,并为人生了“五谷万物”;有意识地生下帝王来统治万民,并立下统治的“秩序”。《论衡》书从宇宙观上反对这种见解,针锋相对的提出:

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气”有“阴气”和“阳气”,有有形和无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元气,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由“气”这个物质性的元素出发,《论衡》指出:“天乃玉石之类”的无知的东西,万物的生长是“自然之化”。天地、万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的充塞于宇宙中的气形成,而且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形成,所以,“外若有为,内实自然”。而人与天地、万物不同的是“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之,取而令之;见丝麻可衣,取而食之”。所以,人和五谷不是上天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气”的“自然之化”。《论衡》书首先从宇宙观上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天”,还世界的物质性面貌。不过,《论衡》书中所描述的宇宙观,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天地合气,物偶自生也”,“及其成与不熟,偶自然也”(《论衡·物势》篇)。所以,这种宇宙观只能是人能利用自然,辅助“自然之化”,但终究不得不听命于自然力的支配。这是古代唯物主义的最大缺陷。“天人感应”的“天”既造出了人,那么第二点就要降下帝王来统治人,因此就要把君权神化。他们提出了一种“符瑞”说,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龙、麒麟、凤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称之谓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种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汉高帝刘邦是其母在野地里和龙交合而生,东汉光武帝刘秀是生而室内有光等等。《论衡》书针对这种荒唐之言指出:“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龙与人也不是同类,“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何则?异类殊性,情欲不相得也”(《论衡·奇怪》篇)。所以,要同类的东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谓“圣人更禀气于天”,乃是“虚妄之言”,不足相信。既然天、人、物三者不是同类,不能相合,那么与“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论衡》书中关于物种交合和生产的说法虽然谈不上是科学的知识,只是一种直观的自然描述,但这种直观的观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这种见解需要极大的理论胆识,因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这是“非圣无法”、“诽谤圣朝”之罪,是要遭杀身灭门之祸的。所以,王充及其《论衡》书的伟大之处也在这里。

汉儒的“天人感应”说在社会历史观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统”观。如果统治者取得了这个“道统”,即奉天受命,并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太平。如果统治者没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变乱,新的统治者就取而代之,并把这个“道统”重新延续下去。这样,“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观和“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独特地结合到了一起。这种社会历史观的实质就在于“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没有万世一系的帝王,但统治阶级的对万民的统治却是万古不变的。《论衡》书对这种社会历史观持批判的态度。它认为社会治乱的原因是寓于其本身之中,而不在于“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贤不肖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的。“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篇)。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乱”同样是自然的现象,不是取决于“上天”或人的意志。《论衡》书是从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来论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从其承认客观物质的力量来说明社会历史是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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