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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8 0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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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慕南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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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奇案

千古奇案试读:

编写说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5000年之久,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文献可考的编年史从未间断,至今已近300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始终传承有序,从未中断。

中国人的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善于融合,不偏颇、不怨尤,尚调和、主平衡,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如百川之海,浩淼无垠。《中国文化史》叙述中国从史前到现在的国土开辟、民族形成、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不平凡的历程。

为了全面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用了近1200万字、8卷68分册的洋洋篇幅来记述。

政治卷:分为历代帝王、王朝更替、历代名臣、权臣末路、宫廷政治、后宫政治、政治事件、千古奇案等8分册来阐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军事卷:分为军事统帅、兵书通览、著名战役、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谋略、军事工程、军事间谍等8分册来演绎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残酷。

文学卷:分为神话传说、历代诗歌、历代词赋、历代小说、历代散文、文学名著、文学名家、民间文学等8分册来展现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多彩与辉煌成就。

艺术卷:分为书法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曲艺术、民间艺术、工艺美术、艺坛典故等10分册来描绘古代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

科技卷:分为古代生物与医学、古代数学与物理学、古代天文历法、古代地理与农学、古代化学、古代发明与发现、历代科技、科学名家等8分册来展示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巨大成就。

民俗卷:分为传统节日、婚育习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诞辰与丧葬习俗、民居民俗、游艺文化、中华武术、风水与巫术等10分册来表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社会卷:分为商业贸易、社会经济、农业制度、古代教育、古代民族史、思想文化、千秋教化、典章制度等8分册来解读古代社会生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

历史卷:分为历史典籍、中外关系、历代律令、历代官制、历代宦官、历代状元、历史掌故、历史之谜等8分册来揭示古代历史长河角落中最为隐秘的部分。

为了摒弃传统历史教科书条条框框式的说教,增加直观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丛书分门别类采用辞条的形式,并辅之以大量丰富、精美的插图,以立体的方式再现中国文化的宏伟历史画卷。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悉心指正。本书编委会

一、千古疑案

尧帝实行禅让制之疑

尧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位贤君。姓伊祁氏,名放勋,号“陶唐”。“尧”是后人对他的谥称,习惯上称其为“唐尧”。

在传说中尧是为古老的华夏大地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据说他命羲、和二氏用历数之法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将一岁确定为366天,并以置闰的方法校正四时,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另外,尧还知人善任,推举精通农作物种植的“弃”作为“农师”,推广麻、菽等播种技术。还有,他首创“军事民主制”,凡是遇有对外作战、对内镇压奴隶反抗的大事,统统交给氏族大会讨论。

更重要的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尧不贪恋王位,他认为自己该退休了,想把王位让给别人。便咨询分掌四时和方唐尧像岳的官员“四岳”,“四岳”赶忙推荐了一位名叫舜的人。尧也听说过舜的贤名,知道他曾“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的光荣历史。但仍不放心,接下来对舜又经过三年的严格考核,这才主动让位于舜,命其摄位行政,执掌大权。舜也确实不负所望,他巡行四方,体恤民情,果断地除掉了鲧、共工、骓兜和三苗四人,受到人们的广泛称颂,造就了又一位贤明之君。晚年的大舜也仿效尧的做法,实行选贤传位,经过咨询“四岳”,又把自己的宝座转让给了大禹。大禹继位之后,洪水遍地,民不聊生。大禹劳身焦思,胼手胝足,薄衣食,卑宫室,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导流入海,制服了滔天洪水,使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禹退位时又举荐皋陶为继承人。不料皋陶短命,再把王位转让给伯益,这就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推举领袖制度,史称“禅让”。

有关禅让制度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尚书·尧典》。其中载有“尧舜禅让”之事。《大禹谟》中也有“舜禹禅让”的记载。孔子的《论语·尧曰》同样载有这种开明的制度。可是,这些古籍所记,也只是传说中事。所以早在战国时期对此就已议论纷纷,有的赞成,有的否定,也有的模棱两可,还有的一人持有两种说法。这样,上古时代有没有禅让制度,就成了历代争论不休的问题。

按照《尚书》的说法,尧在位70年,已经86岁,身体实在支持不了,要找王位继承人。经过“四岳”们的热烈讨论,一致推举丁鲧。此人家在有崇,号崇伯,很有把子力气,且有服众才能。尧让他治理危害极大的洪水。鲧用筑堤防水的办法,九年时间也不奏效,被舜怒而杀死在羽山。“伺岳”觉得舜是英雄,遂重新推举舜来继承王位。并特意举出理由说,舜不仅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还是一位难得的孝子。他有瞎眼的父亲和狠心的后母,舜能善待两位老人,同时和常常欺负自己的弟弟也能友好相处。尧让人细细访查,结果舜比“四岳”介绍得还好,于是放心让他继承了王位。舜在位期间,鲧的儿子大禹终于治水成功,舜主动让位给禹。后来禹又准备传位给伯益,然而遭到老百姓的普遍反对,一致要求由禹的儿子启来当接班人,启也就毫不客气地面南而坐,流传了几代的禅让制度终结,从此开始了“家天下”的统治先例。

对于这种禅让制度,《墨子》、《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史记》等都作了明确肯定。此外,在其他一些史料中也介绍或肯定了上古时期这种开明的政治制度。

比如,在佚名的《竹书纪年》中明确讲到,舜在位十有四年,这天乐工们正在兴致勃勃地演奏音乐,突然“……天大雷雨,疾风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钟(石)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聪明的大舜感应上天之意,认为到了该让王位的时候了。于是,“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缘错,其文言:‘当禅禹!’”这种挑选接班人的做法虽然有些迷信,但说明舜是认真实行了禅让制的。

禅让制不仅仅是种传说,而且已经进入了现实政治领域,据《战国策》记载,燕国就进行过一次禅让行动。当时的燕王哙因为健康原因,不想继续担任国君职务,然而又不甘心默默无闻地退位,想要留个美名,于是在一些说客的怂恿下,果断地把王位让给了宠臣子之。这种做法激怒了燕国太子,他一边怨恨父王的糊涂,一边准备造反,于之毫不手软地杀掉了太子。这一来弄得国内大乱,齐国乘机伐燕,哙和子之都被杀掉,燕国差一点灭亡。燕王哙的禅让举动尽管没有成功,但他还是走出了改变世袭制的实际步骤。

关于古代禅让制的记载,在出土的郭店竹简中也可得到证实。这批竹简上的文字,距孔子生活的时代不远,是较为接近孔子的学者的著述,其中的《唐虞之道》对于禅让制有详细论述:“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至致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贪,没而弗利,穷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故唐虞之道,禅也。”

由此可见,尧、舜二帝实行禅让而不传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把利天下看做是第一位的,决不自私自利,这就是最大的仁。禅让而不传子,是圣人的最高思想境界。圣人只有先正自身,然后才可以正世,所以,在政治制度上实行禅让,就是实现圣治的前提和基础。郭店竹简中的这些文字与孔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也可以作为古代禅让制存在的有力证据。

然而对于“禅让”之说,同样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怀疑。

先来看孟子的态度。一个名叫万章的人问他:“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他进一步解释说,“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引见《孟子·万章》)。孟子还说,尧去世之后,舜为了躲避尧的儿子,跑到南河之南,天下诸侯仍然尊崇大舜为王,凡有朝觐、狱讼、讴歌之类的重要事情,都到舜的面前请示汇报,而不理睬尧的儿子。后来舜又仿效尧的做法,荐禹于天,让他坐上了王位。

孟子坚决否定了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的传说,他只承认尧荐舜于天,舜荐禹于天。那么,“天”是什么呢?孟子玩弄了文字游戏,没有明说。考其本意,或在强调舜、禹本身都是贤德之人,受到氏族部落的拥戴而践天子之位,并非受禅而居王位。

如果说孟子对于古代禅让制否定得不够彻底,思想家荀况的态度倒毫不隐讳。他在《荀子·正论》中有段精辟而又切中要害的论述:“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而化顺之。”接着他还论述了“死而擅之”和“老而擅之”的不可能性,荀况的最后结论是:“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诚如这位思想家所言,像尧舜这些人,“道德纯备,智惠甚明”,且又势位至尊,是无敌于天下的强者,他们怎么会把自己的宝贝王位让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外人呢?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是天下第一号傻瓜?

依据孟子和荀况的说法,上古时期没有什么禅让制度,那么大舜、大禹是怎么登上王位的呢?哲学家庄周提出了一种“撂挑子”的假说。他在《庄子》中提出,尧坐烦了天子的宝座,要把这个位置让给许由,不料许由坚辞不受。尧再转让给州支父子,哪想他们也回绝了。他们为何害怕当天子呢?因为这个差使太辛苦了。据韩非说,尧在位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吃的是粗粮糙米,咽的是树叶野菜,冬天裹兽皮,夏天披葛布,而且尧的居住条件也很糟糕,屋顶的茅草很不整齐,房子的椽梁没有雕饰,有时还要忍受漏雨的折磨。就是一个守城门的大头兵,收入也远远超过尧的水平。尧思来想去,不能把这份辛苦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就主动撂挑子不再干了。多亏找着了大老实人舜,他稀里糊涂登上了王位,后来舜也实在吃不消了,就把天下让给特别能吃苦的大禹。

庄周的说法和韩非的解释都有浓重的戏说成分,只当笑话听听足矣。

可是,同样是这个韩非,不仅不承认上古时期有禅让制,进而又说舜和禹能够继承王位,是“臣弑君”的结果。他在《韩非子·说疑》中认为:“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没有描绘这些人抢班夺权的细节,也未说到这四位王者是不是全被杀头,但明确说了继任者用了“逼”、“放”、“伐”的强硬手段,显然这和禅让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情。

韩非是荀况的学生,师徒两人都是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公开否认禅让制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世的不少史学家都附和这些说法。如唐代的刘知几在他的《史通》中引用《汲冢琐语》说:“舜放尧于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后来的大禹又把舜驱赶到苍梧(今湖南南部),硬是把他逼死,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稍后的另一位史学家司马贞也传达了类似说法。他在《史记正义》中引《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看来尧的下台并非因为年龄原因,而是由于“德衰”之故,大舜以为他不配再居王位,就把尧关进了牢狱,同时让他的儿子丹朱也做了囚徒,大舜成功地搞了政变。

对于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说得比较全面的当数史学大家司马迁了。他在《史记》中综合了《尚书》、《论语》、《孟子》诸说而写进了《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他描写时年86岁的尧王发现和任用大舜的过程,与《尚书》的说法是一致的,并且说到尧王为了检验这位接班人的理家能力,还把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娥皇和女英送给了大舜,诚心诚意使他践其王位。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就不同了,舜在执掌了管理大权之后,很快实行起独裁,处心积虑把尧架空,为此实行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举十六相”,即把尧长期排除在领导层之外的“八恺”、“八元”很快同时起用,树立一批忠于自己的亲信。二是“去四凶”,利用果断有力的手段,把尧正在宠信的浑沌、穷奇、杌、饕餮,一下给除掉了,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这样一来,弄得尧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大舜仍不罢休,又把尧软禁起来,不准他同家人、亲友见面,逼迫他赶快让位。可是尧的儿子丹朱难以就范,舜又把他放逐到丹水。经过一步步地精心策划,大舜终于坐上了王位。由此看来,舜之承尧并非“禅让”的结果,而是大舜用阴谋手段篡夺了王位。不过,舜并没有把事情做绝,在尧“让位”以后再也没找他的麻烦,命人好好照料这位老岳父,使其颐养天年,寿至117岁。《史记·五帝记》又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礼记》则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刘知几在解释这段话时认为:“其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文命即禹。这就是说禹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采用了“逼”和“放”的手段,不客气地赶走了大舜。刘知几的分析很有道理。试想,上古时代的苍梧尚是荒蛮之地,人烟极其稀少,既无边关纠纷,又无其他要事,舜到这种地方巡查什么?如果为了打猎,值得跑那么远吗?况且,当时的大舜已是耄耋之年,数千里的路途之苦,他能受得了吗?再说,娥皇、女英既为舜的妻子,为何不归葬苍梧?其中定有难言之隐。所以,舜之所谓南巡,不是为了公务,也不是游山玩水。要么是武装押解,不得不去;要么是被人所逼,惧祸逃亡。谁能导致舜的这种悲惨下场,自然非禹莫属。由此推测,大禹的继位,也非禅让的结果。

既然没有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那么,《尚书》、《竹书纪年》记载的这类事情是怎么来的?有人认为,《尚书》中的《尧典》成于战国时期,如同孔子在《论语》中讲的禅让之事,很可能是道听途说,没有多少可靠根据。而《大禹谟》系晋人伪托,也照《尧典》编造故事,果真这样,那么最早记载禅让制度的《尚书》,就完全靠不住了。

至于《竹书纪年》所讲的舜禹禅让故事,也难让人相信。因为此书是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在盗掘魏襄王墓时发现的,当时多致坏朽脱误,后即散佚,有辑本十多种行世,卷数也不一致,今本系宋以后人伪托,其可信程度,就要打折扣了。

倘若《尚书》、《论语》记载的“尧舜禅让”皆不可信,那么,《墨子》则是最早记载“禅让”制度的书了。在该书《尚贤》篇中这样写道:“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把—个会烧窑、能捕鱼的农民“举以为天子”,明显是“尚贤”的禅让举动。此外,在《墨子·尚同》中也有类似说法。其实,舜本来是黄帝的九世之孙、有虞氏诸侯,墨子把他降低为只会干粗活的农民,以此表明“尚贤”的主张,这正是墨子先生的一大创造。这位思想家出身于下层社会,熟悉老百姓的生活,不满儒家“礼”的说教和等级观念,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否认“天命”和“执有命”这类观点,明确表示了庶民可以参政的强烈愿望,故而编造了“尧舜禅让”的精彩故事。可是,《墨子》一书中并无“舜禹禅让”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儒学大师孟子添加的部分。儒学和墨学虽然观点针锋相对,可是对于“举贤”的认识是一致的。孟子巧妙地利用了墨子的这一创造,续编了“舜禹禅让”的又一个故事。孟子编故事的手法甚至都照抄墨子,把本来是百里诸侯的禹硬说成平头百姓,似乎不做这样的改动,“舜禹禅让”就显得太乏味了。后来,儒学占了上风,墨家一蹶不振,“禅让”之说成为儒家们的专利。这些故事既是有意编造,那么,尧、舜、禹的“禅让”制度也是子虚乌有。

但是,也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尽管古籍中对于禅让制度的说法不同,甚至有严重的互相牴牾,但不能因此彻底否定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禅让之说。因为这种传说不可能凭空虚构,而是历史的真实投影。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考察,禅让制度的产生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必然性。尧舜所处的五帝时代,各个氏族部落普遍筑城建国,且又频繁发生战争,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及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平等式王国联盟,是尧、舜故事发生的社会基础。由于当时的生存环境恶劣,很难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稳定,所以权位不能私相授受,需要以会议讨论或众人推举的方式产生领袖,形成了必然的“禅让”,其实这是一种原始的民主选举制度。不过,氏族联盟也有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会涉及到这些民主选举出的领袖,“禅让”也会发生斗争,这也正是产生“舜囚尧”、“禹逼舜”的根本原因。另从少数民族发展史看,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汉代的乌桓民族,曾经数干部落联为一部,民主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他们一呼百应,具有很大权威,很像大舜、大禹这种角色。其他如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同样有这种选举制度。由此推想,汉民族在上古时期也有这种做法。后来,尧、舜、禹一个个被尊为圣主明君,他们之间由民主选举而完成的正常交接被儒家涂上了理想化的油彩,成为美好无比的“禅让”制度。这一渺茫的历史陈迹很难将其完全抹掉,但也不必把它想象得那么美好。

大禹治水的历史真相

大禹治水,是尽人皆知的一个古老传说。

约在四千多年之前,也就是尧为部落首领时,中国黄河流域频发洪水,浊浪滔天,给人们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灾难;《孟子·滕文公上》对此写道:“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滕文公下》又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大水淹没了庄稼,吞噬了住所,逼迫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迁徙,水患成为当时最大的灾难。

其实,这种巨大灾难,早在尧之前的共工氏族时期就产生了。当时,洪水还没有这样频繁,仍有十分之二的陆地可供选择,人们一边繁衍生息,一边尝试开展对水的斗争,渐渐取得了成功的经验:采取“撤高垫洼”的办法,对付日益增长的洪水,即从山丘高岗处取来土石,加高自己的住所,获得了暂时的安宁。然而,若干年后这种办法宣告失败。一是人们忙碌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洪水进逼的速度;二是加高自己的住所,势必影响别人的安全,为此引发了部落之间的战争,共工氏族竟然被唐氏族毫不客气地灭掉了。

现在轮到尧做首领,洪水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更加肆虐。面对生存的严重威胁,尧请众人商议对策,大家认为鲧能治水,公推他为一线指挥官,率领众人展开声势浩大的抗洪斗争。

这位鲧是什么人呢?《史记·夏本纪》讲过他的家世:“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这就是说鲧是黄帝之曾孙。也有的说鲧是黄帝的孙子(如《山海经·海内经》),还有的说“颛顼五世而生鲧”(如《汉书》)。不论哪种说法,都承认鲧是黄帝的后代,大禹治水像有着高贵的身份和血统。更重要的是鲧在众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信和号召力:一是鲧发明过耒耜等常用农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二是他教会了人们种植五谷,驯服驾驭了耕牛,从此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收成;三是他创建了城郭;改进了住所,并在防洪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经验,显示了出色的才干,选择鲧做治水首领是很合适的。

鲧的治水经验概括起来就是“水来土掩”。即用填堙的办法阻挡洪水。他总结了共工氏的失败教训,把提高整个居住区的高度改为四周筑以围墙,这样不仅大大减少了搬运土石方的工作量,也使居住区更加集中和有序,提高了战胜水患的整体力量。《尚书·洪范》及《国语·鲁语上》等古籍中,留下了“鲧堙洪水”、“鲧障洪水”和“鲧作三仞之城”等记载,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然而由于人手太少,加之生产工具简陋,开采和搬运土石方的数量远远赶不上筑墙的需要。继续上涨的洪水,冲垮了堵截的土墙,淹死了很多人口,治水面临失败。在此危急关头,鲧想借用神的力量。他记起天帝那里有个名叫“息壤”的宝贝,水涨它也增高,用来可保无虞。鲧果断决定“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想不到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惹怒了天帝,“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可怜一位舍己为民的治水英雄,悲壮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山海经·海内经》)。

鲧被杀之后,灵魂不灭,尸体不腐,天帝知道他不甘心死亡,遂命一位神人用“吴刀”把鲧的肚子剖开,彻底打消他复活的念头。不想鲧的肚子刚被剖开,从中跃出一条生有双角的虬龙,这就是鲧的儿子大禹。

关于禹的出生,还有另外说法。据《遁甲开山图》等史料记载,鲧的妻子名叫女嬉,“得石子如珠,受而吞之,受孕,十四月生子,及长,能知泉源,代父鲧理洪水”。禹出生时,其母剖腹而产,其地点在广柔县之石纽乡(今四川理县东北)。淮南人甚至认为六月六日是禹的生日,开展过一些纪念活动,后来则演变成水神的节日。

总之,不管鲧是被天帝杀死还是让上司治罪,都是因为治水不利而丢了性命。

鲧死之后,洪水之害并未减缓,新上任的部落首领舜经过考察了解,遂把继续治水的任务交给了鲧的儿子大禹。为了协助禹做好这项宏大工程,舜还委派商族的氏族契、周族的始祖弃、东夷族首领伯益等前来助阵,据说连共工氏族的后裔四岳也参与此事,可见治水是项很紧迫的工作。

大禹是一位既有领导才干又有实干精神的首领。面对浊浪滔天的洪水和遍地哀鸣的灾民,他感到了肩头责任的重大,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一定消除水患,拯救天下黎民。大禹先是认真总结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并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国语·鲁语》说禹“修鲧之功”,就是这个意思。在此基础上,大禹一步一步地实施自己的治水方略:确定正确方法,搞好全面规划

在大禹看来,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单纯填堵,这种方法虽能奏效一时,但解决不了长远问题,因为人的力量有限,不可能堵住这么大的洪水。于是大禹经过周密思考,确定了堙塞与疏导相结合的方式。后秦王嘉的《拾遗记》说“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这里说的黄龙又叫应龙,生有强劲的翅膀和有力的尾巴,能帮助大禹勘察地形,用尾巴划开地面,引导洪水滚滚向前。玄龟,即当年帮助鲧治水的鸱龟,它能拖尾留痕,鲧曾沿痕筑堤。大禹改为按痕挖沟,形成新的河流。青泥,即鲧从天帝那里偷来的“息壤”,可以筑成一道道堤坝。大禹采取这种堵、引结合的方法,一方面顺应了水的流动规律,一方面灵活处理了水与土的相互关系,无疑是治水工作的正确策略。

治理大面积的洪水不仅要有正确的方法,还应制定全面规划,否则不是顾此失彼,就是抓不住重点,仍是功不补患。为此,大禹实地勘察山川地形,作出重要标示,使治水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据《尸子辑本》载:“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中。”《拾遗记》等古籍还说大禹一心一意治水,感动了一些神仙,人面蛇身的伏羲送给大禹一支一尺二寸长的“玉简”,使他拿来量度大地,平定水土;马首龙身的汶川神帮助大禹推倒两座大山,打开洪水排泄的通道。

以上虽是神话传说,却可以看出大禹一有“观于河”的求实精神,二有“河图”具体规划,三有“玉简”得力工具,四有几位神仙的大力帮助,从而为他的治水工作铺平了成功的道路。抓好重点工程,解决治水难点

要把洪水引向远处,免不了遇到大山高岗的拦截,大禹以无比的勇气和魄力,劈山斩石,导引洪水,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头一项重点工程是治理长江。江水必须通过三峡,而当时的三峡无水路可走。大禹挥起神斧劈山,山体不为所动;又命神牛用角去撬,结果撬弯了牛角,仍然不见寸功。后来,在天帝的提示下,大禹改用神凿开山,很快凿成了三峡。他怕山神生出草木,借以阻碍水路,又命火神燃起大火,烧碎了三峡石壁,至今寸草不生。

再就是疏理黄河。大禹先从青海积石山下动工,一路顺利导水,到了龙门山与吕梁山相接之处,没有了黄河的去路。大禹拿起神斧,把龙门山劈为两半,河水呼啸而出,至今留有龙门。最有名的是大禹开凿三门峡的故事。黄河出龙门之后,行不上几百里,被一座砥柱山再次拦住去路,大禹跃马山上,观看山势走向,然后奋力把山凿成三门,河水分流,包山而过,至今山崖上尚有两个明显的圆坑,颇似马蹄印痕,相传是大禹神马留下的足迹。画像石上的大禹像

大禹治水,不仅开河导流,还要治山造田。经禹治理充填的名山有南山和梁山等,如《诗经·小雅·信南山》载:“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大雅·韩奕》也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在《淮南子·地形篇》中,把大禹改造自然的功绩说得更是突出:“凡鸿水渊薮,自三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九,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大禹以堙塞与疏导相结合的方式,抓住重点,带动全面,在消除巨大水患的同时还改造了自然面貌,这种整、治互补,造福人类的思想,至今值得效仿。忘我奋斗不息,丰功伟绩永存

大禹治水的故事多是神话传说,显然使人难信。之所以编造这些神话,就是要把大禹当神看待。在许多人看来,处于远古时代,要治服那么大的洪水,没有神仙般的力量,简直不可想象。当然,所谓神仙并不存在,大禹能够治好洪水,不知要克服多少困难,付出多么大的牺牲!据《庄子·天下篇》载:“禹亲自操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肱,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尸子》也说大禹由于长年工作在野外,四处奔波,以至“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而且“步不相过”。这就是说,大禹的腿肚子磨光了汗毛,脚指甲也掉了,手累得变了形,且得了半身不遂(偏枯)疾病,走起路来十分困难,以致后脚向前跨不过前脚。他就是迈着这种艰难的“禹步”,走遍了山山水水,踏平了无数艰难险阻,在华夏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至今在各地还有“禹王台”、“禹迹溪”、“禹王庙”、“禹王亭”等地名和古迹名,这也说明大禹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史记·河渠书》还说大禹治水,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对于时间抓得很紧。他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左手拿准绳,右手握规矩,一年到头从无闲暇,甚至帽子歪了顾不上扶,鞋子掉了来不及提,可见大禹是多么辛苦和繁忙了。

为了取得治水的胜利,大禹舍弃了自己的一切,把家庭生活和婚姻大事全都置之度外,直到30岁那年才娶了一位叫女娇的涂山姑娘为妻,草草举行了婚礼,大禹只在家里住了四天,便又匆忙奔向治水工地。《史记·夏本纪》说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看来不是夸张。还有的史料说大禹“昼不暇食,夜不暇寝”,甚至“七年闻乐不听”,可以说连一般人的正常生活也享受不到。对于大禹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给予很高的评价:“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荀子·成相篇》)。孔子在说到大禹的德行时,认为无可挑剔,近乎完人,曾感叹地说: “禹,吾无间然矣!”(《论语·秦伯》)。

经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曾经长期危害人类的滔天洪水终于让大禹给制服了,其战绩非常可观。据《庄子·天下篇》中统计,大禹治理了“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取得了“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的辉煌胜利。对于大禹的丰功伟绩,从古至今赞誉不绝。如《左传》说:“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汉书》也说:“昔禹治水,百姓罢劳;成功既立,万世赖之。”其后称赞大禹的诗词歌赋、传记碑文等,更是车载斗量,不胜枚举。现代文学家鲁迅在他的《故事新编》理水篇中专门塑造了大禹崭新的形象,对于这个“面貌黑瘦,像铁铸的一样”的治水功臣,给了全新意义的评价。总之,大禹治水的故事已经早早地印进了广袤的华夏大地,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心里。

不过,大禹治水毕竟只是神话传说,有人对这种传说产生了怀疑。尽管许多古籍如《尚书》、《史记》等都写得明明白白,然而他们也只是记载了远古的传说,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考证。另外,从所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四五千年以前大规模的治水遗迹迄今尚未发现,怎能让人相信大禹治水之事?具体说,有以下几种疑问:

大禹治水,精神高尚,功绩伟大,其中有关禹的表现更是感人。然而整个治水过程甚至包括禹娶涂山女在内,皆由神话故事组成,这不免过于夸张。这种情况,孔子早就注意到了,虽然他在《论语》中也说大禹的好话,但是对其如何治理黄河、长江等却只字未提。在谈到大禹的贡献时,只说了“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即称赞大禹不贪图宫室却全力兴修农田水利,这与治水的主题显然难以合拍。此其一。

禹的治水方法主要在于疏导,疏导必然开河,近代西方学者夏德在《支那太古史》中认为,仅此一项的工程量就要超过修建长城工程量的四至五倍,大禹无论如何也难以办到。以当时劳动力人数,用原始的生产工具,要完成开挖长江、黄河这样浩大的工程简直不可想象。不要说疏导这样大的河流,就是引一条小河入海也不可能。此其二。

大禹时代尚无文字,通讯手段和信息传递方式及测绘技术等十分落后,很难对华夏大地的泄洪作出统一规划和科学部署,也难指挥大规模开河劈山战役,要想驱除如此浩大的洪水谈何容易?另外,从治洪时间上看也不可能。《史记》说大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治理这样大面积的洪水,完成如此艰巨的土石方工程,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即以神仙之力也难以让人相信。此其三。

既然大禹治水无此可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传说?这个传说又是怎么回事呢?

有人认为,在我国远古时期的确发生过很大的洪水,而且这种洪水灾害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如此巨大的水灾是怎样形成的?对此又有几种说法。一是冰川融解后内陆大量积水。据地质年代表来看,距今最近的第四纪冰川因气候变暖而消融,加上大量雨水或河流上游水源的增加,形成了巨大水灾。二是黄河泛滥,酿成水患。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认为:“洪水者洪河,谓黄河也。当禹之时,河水骤涨,险阻淤塞……实河水之洪流也。”(引见《船山遗书·书经卑疏》卷一)。三是这场洪水源于一股小水。洪水的“洪”原是一个专名,指发源于今河南辉县境内之水。辉县旧名共,水也称为共水,“洪”字的三点水偏旁是后加的,共水流入黄河,黄河发生了水患。洪水为水灾之意是后人改说的。

大禹治水的面积到底有多大?在古籍上有明确记载的如《史记·河渠书》,写明起自今青海积石山,直至导流入渤海,面积为整个黄河流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夸大的说法,大禹治水的面积,充其量只在黄河下游一带。还有人分析其具体位置在今江苏徐州至山东兖州,还包括了河南部分地区。大禹带人疏导了十多条小河流,被称为“决九川,距四海”,此处“九川”也是泛指,言其较多之意。至于所谓“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是后人为突出大禹的英雄形象而有意夸大的说法。另外,从古代民族居住地看,大禹也不可能治理整个黄河流域的洪水。夏族居黄河下游,有大禹治水之说。商族同样居住这个区域,有“冥勤共官而水死”的抗洪故事,而周族居于渭水上游与岐山一带,就没有洪水泛滥的传说。可见,大禹治水主要是在黄河下游,治理的范围也很有限,除去对某些小河道进行局部疏导外,也可能组织群众修筑了一些堤堰防水,或者帮助群众迁移了住所等。以当时生产力水平能够做的工作,大概也就是这些。至于“开三峡”、“凿龙门”、“辟伊阙”,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当然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人与自然的斗争伴随始终,自原始社会起这种斗争就表现得十分普遍和激烈。周谷城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谈到大禹治水的背景:当时在接近河流的平原地区常常发生水患,这些地区因为土质肥沃,地势平坦,适宜农业生产,所以古人便逐渐向近水的平原地区发展,为了求得生活的安全和生产上的方便,与水患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大禹治水的传说。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文字记载,大禹治水的真伪已不可考。但是,大禹治水不论有无其事,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显示了艰苦奋斗、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因而这一传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人们喜爱和珍视的大禹治水传说,必将永远永远地流传下去!

殷纣王的功过是非

说到中国古代前期的暴君,很容易想起殷纣王来。

他是商代最后的国君。名叫受,又称为帝辛,死后被谥为“纣”,其本意是“残义损善”,显然是种贬损的评价。史家们多把他呼为商纣王,但因其居于殷(今河南安阳一带),习惯上则称其为殷纣王。

从司马迁《史记》等史料记载看,殷纣王的确是少有的暴君:他不务修德,奢侈无度,好酒淫乐,宠爱小老婆妲己,惟其言是从;造鹿台,为琼室玉门,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充盈钜桥(仓库名)之粟;大搞楼堂馆所建设,“南据朝歌(今河南淇县),北据邯郸及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皆为离宫别馆”。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通宵达旦滥饮;更重刑辟(法),创造了炮烙之刑,以暴虐百姓为乐;他又自恃才智过人,拒谏饰非,听不得不同意见,逼走哥哥微子,杀死叔殷纣王像父比干和大贵族梅伯,囚禁了另一位叔父箕子,肆意残害良善。同时他又嗜好征伐,连年攻打东夷,俘获“亿兆夷人”,把他们变为奴隶。殷纣王的胡作非为,不仅使小民视其为仇敌,各路诸侯也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周武王一声招呼,率领诸侯齐心伐纣,双方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甲子日,纣王兵败逃向鹿台,在绝望中自焚而死,在位33年,结束了商朝的统治。

除去正史中记载了殷纣王残暴无道,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统剧目也都揭露了殷纣王的种种罪行,其中尤以明代天启年间许仲琳的长篇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又名《封神榜》、《商周列国全传》等)最为瞩目。该书共一百回,作者在前三十回中系统写了殷纣王的种种荒淫暴虐罪行,看后令人发指。例如:纣王所造的鹿台,地基三里见方,高度超过百丈,用了七年时间,装修异常豪华。以玛瑙砌成栏杆,用珠玉妆成梁栋,又把搜刮来的金银珠宝和美女们聚集于台上,狂饮常达七天七夜,以至君臣姬妾全都忘了日月时辰。上大夫梅伯爱提意见,为了钳制他的口舌,纣王发明了炮烙之刑:造了空心铜柱,高约二丈,圆八丈,上中下用三火门,里面用炭火烧红,把梅伯缚于铜柱,将其烙为灰烬。为了以折磨宫人为乐,纣王又修造虿盆,掘了一个大坑,里面放入无数蛇蝎,哪个美女敢于冒犯,将其剥光衣服推进坑内,眼看着她被毒蛇一点点吞食。更残忍的是,为了观察生长中的胎儿模样,纣王命人活活剖开孕妇的肚子,使其鲜血流尽而死。他想知道冬天光脚过河的农夫为什么不怕寒冷,居然当场砍断人家的双脚,砸碎骨头验看骨髓。除此之外,纣王还有一系列的恶行,作者都写得活灵活现,令人不寒而栗。

反映纣王无道的笔记、小说、戏剧还有《豆棚闲话·二则》、《野魂游》、《姜子牙封神》、《比干泪》等,直到近年还出现了舞剧《凤鸣岐山》和有关的电视剧,其中塑造了殷纣王的一个个暴君形象,无不觉得可恨可杀,但仔细看看,又都没有超出《史记》和《封神演义》描写的范围。其实,关于殷纣王的暴君形象,似乎早就有了定评,司马迁的《史记》不必说了,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就不客气地将纣王的人品列为下下。其后对他更是一片骂声,到了明代达到高潮。总之,这个商代亡国之君,是坏得再也没法儿坏了。

殷纣王果真是人人切齿痛恨的暴君吗?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贡就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引见《论语·子张》)。在子贡看来,纣王未必如此不好,只是有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结到他的头上了。因为子贡善于辞令,又好与诸侯分庭抗礼,常作惊人之语,所以没人把他的这番话当一回事,两千年间鲜有附和。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古史学家崔述重又提到这个问题。他在《考信录》中认为,纣王作为亡国之君,不能说没罪,然而其罪至多只有五条,不应该过分夸大,要注重历史事实。光绪年间的学者李慈铭也提出类似看法。他认为纣王最招人骂的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优、拘押周文王等,如果比起后世的暴君来,这些算得了什么?能算得上荒淫暴虐吗?

现当代的一些专家学者继续关注这个问题。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为此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他通过详尽考证明确指出,传说中的纣王罪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后,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比如,淫妇妲己的形象,其原型来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纣王的残暴,主要是《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虚构,与历史上真实的纣王有着很大距离。也有的史学家公开亮出为殷纣王翻案的旗帜,认为他非但不是暴君,而且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有很大贡献的人物。首先,纣王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这一点在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说得很清楚:“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帝王世纪》也说“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他只是“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不过骄傲一些罢了。其次,要正确看待殷纣王的对外战争。所谓“纣克东夷”,这不能算是过错。早在纣王未上台时,东夷各部就时常骚扰商朝,掠走大批百姓,使之成为东夷的奴隶。纣王父亲帝乙曾和东夷大战,但未取得胜利。纣王登基之后,以青铜制造箭镞,改进武器装备,一举打败了东夷,从此使中原地区同淮河流域、长江流域连为一片。并由此加强了对这片地区的开发,对于中原先进文化向东、南两个方向的传播做出了贡献。纣王对于古代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有着不应抹煞的功劳。再次,殷王用人惟才,重视做好俘虏工作。他还致力于提高音乐工艺,发扬光大传统文化。这些进步措施,对于促进上古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统一和凝聚中华民族,起了明显推动作用。

这些观点的提出,在学术界激起了不小的反响,引起了一些争论。其中,商朝何以亡于纣王,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翻案者认为,导致覆亡的局面,纣王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但客观公正地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殷王族的内部早就埋下了分裂的祸根。纣王帝辛在家中排行老二,很受父亲帝乙的赏识,所以帝乙抛开了长子微子启,而把王位传给了老二。朝中为此分成了两派,微子启一派不断以种种阴谋手段向纣王发起进攻,分散了他的许多精力。二是纣王对东夷之战投入的精锐部队过多,犯了瞻前不顾后的兵家大忌,使得后方十分空虚,结果反纣势力乘机勾结在一起,并结成了牢固同盟。纣王虽然很快攻克了东夷,但自己的军队损失惨重,尚未进行休整又遭到意外袭击,从此伤了元气。三是大阴谋家周武王早就觊觎纣王的宝座,乘机发动战争,他的军队训练有素,又有蛊惑人心的目标,很快取得了胜利。四是纣王部队中俘虏兵多,尚未好好转化就仓促上阵,必然引起纷纷倒戈,结果牧野之战大败,致使商朝灭亡。

殷纣王既然不是暴君,那么他的恶名是怎么来的?究其原因概有以下几种:是其政敌作了夸大宣传

不能否认,纣王作为大奴隶主,具有性情残忍、暴虐荒淫、奢侈腐化、镇压异己等恶行,这是历史上不少帝王存有的共性,并非只是纣王才有。而关于殷纣王的罪行材料,绝大部分来自周朝统治者的宣传材料,有些还是内部文告,显然这是敌对方面的恶意诋毁和诽谤。从历史上看,周人的首都由岐地迁到渭南的丰邑(今陕西鄂县),一面整军备战,一面开展对帝辛(纣王)的宣传攻势,说其好大喜功,不恤民命,到周公旦掌权后,开始贬低帝辛为商纣王,并公开宣布他的“十大罪状”,这种恶意宣传至战国时变得有鼻子有眼。其实,有些宣传是不能相信的。比如史书上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孟子就不相信,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战国以至秦汉时期,因为距离纣王较近,对于他的一些恶行传得比较详细,故以纣之恶比附桀者必多,比如“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其奢侈程度都和夏桀一模一样。相反,以桀之恶比附纣者就很少,这种附会也是造成纣王恶行累累的重要原因。是把罪恶之源归于女人

古代盛行“女人亡国”的高论,一个封建王朝的败亡,常常要某个女人去负责任。比如,夏桀的妹喜,殷纣的妲己,周幽的褒姒,甚至连唐朝的“安史之乱”,也归结到杨玉环身上,这显然都是不妥当的。具体到妲己来说,也是背了千古骂名。据正史记载,妲已是纣王在征伐有苏部落(今河南温县)被俘获的。她长得一定很漂亮,但绝对不是狐狸精。纣王得到这位美女时,已坐了40年帝王宝座,是60多岁的老翁,已经很有从政经验,绝不会叫“惟妇人之言是听”。更何况商人颇重迷信,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决定吉凶休咎,这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有确切记载,妲己的影响力实在微乎其微。再说,纣王性情刚猛,不会听个女人摆布,妲己只是他泄欲的工具和玩物,没有必要对她言听计从。退一步说,妲己真的能操纵纣王,必然会给苏氏一族好处,她的这一家子为何没有得势呢?后人大大夸张了妲己的反面作用,正是宣传纣王暴君形象的迫切需要。一方面能把他和夏桀、周幽两个昏君紧紧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又可以为后世的荒淫帝王开脱。此外,在纣王故事里加个妖冶无比的美女,是再好不过的调味品,何乐而不为呢?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尧舜之类的贤王,也有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昏君,而这两类帝王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不可少的。作为一般帝王,难以自比尧舜,但也不承认自己是昏君。无论如何也要有个反面典型,选来选去,认为纣王很够标准。自战国以后,历代史家说到暴君,必言夏桀、殷纣。起初关于纣王的反面材料尚不丰富,魏晋时期增添了离奇情节,如当时伪托西周太公望所作的兵书《六韬》和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纪》,就把纣王描绘成了杀人成癖、惨无人道的恶魔。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释,也不忘记丑化纣王。《今文尚书》失去之后,到南朝梁武帝时出现了孔安国所注《古文尚书》,又为纣王的暴君之说增添了商周时代的所谓文献依据,而事实上真正的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尚书》、《周书》诸篇中,均无纣王无道、荒淫误国的记载,也无滥杀无辜、嗜血成性的事例。对于纣王这些所谓罪行的叠加,人们只恐其少,不厌其多,很少有人能够加以澄清。除去这些正史资料之外,一些笔记小说和传统剧目更是胡编乱造,推波助澜,把纣王宣传得更加可恨。比如,在宋代,就出现了评说纣王的话本,元代出现了《新刊全相评话武王伐纣书》,塞进不少神怪故事。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被引用最多的当数《封神演义》,书中不仅充分展现了明君、暴君的种种行为,连天上的神仙也分为两派,尽管是明显的荒诞无稽,但在封建道德传统中同时并存,敌对双方人物都成了神仙,少了殷纣王这种反面样板行吗?

殷纣王真的不是暴君吗?换句话说,真的能替他翻案吗?

多数人认为,纣王的暴君形象不能轻易否定,尽管他的许多罪恶是后人叠加的,但他一些主要罪行是抹不掉的。

其第一,周武王列举的纣王之头一条罪状是“惟妇言是听”,这并不是对他的诬蔑。从《尚书》记载来看,纣王的奢欲无度和淫乐嗜杀确与妇言大有关系。妲已是个受害者,但她也是害人者,至少她在纣王面前没有起到多少正面作用。有人假设她为巾帼英雄,不仅缺乏根据,也显得荒唐滑稽。

其二,纣王不是“用人惟才”,而是喜用小人,这也是有事实的。他的“剖比干,观其心”、屠梅伯、囚箕子、拘文王等等恶行不必说了,在任用费仲上也看得很清楚。翻案者认为费仲“善于理财”,应予重用,殊不知他更善于受贿和替人说情。比如,费仲特别爱财好色,接受了周人赠送的美女和“九驷”重礼,明知送礼者别有用心,还在纣王面前替他们说话,以至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纣王还被蒙在鼓里。重用费仲这种内奸,怎能说是“用人惟才”呢?

其三,远王族,用罪人,不是进步措施,恰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纣王与其叔父、兄长都成了仇家,以种种措施限制和残害他们,相反却莫名其妙地重用四方罪人,大大激化了领导层的内部矛盾。结果遇到紧要关头,这些家伙一哄而散,而这些多罪逋逃者,大半不是劳动人民。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怎么能算进步措施呢?

其四,纣王酗酒荒于朝政也是事实。商代后期整个社会滥饮成风,奴隶主们尤其好酒,这在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中都可得到证实。纣王作为最高领导者带头酗酒,不理政事,使腐败之风肆意蔓延,进一步加速了商政权的垮台。关于酗酒之罪,武王伐纣之时并未列举,看来这不是要声讨的主要罪行。此事只在周王朝的内部文告上提过,是周公借此教育康叔和成王的,不是故意夸大纣王的罪状,也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还有一些有关纣王暴虐的材料也是来自周朝的内部文告,他们的宣传不会全都无中生有,也不会过分夸大其辞,否则没有办法向天下人交待,不能认为只要是周人的宣传材料,就是对纣王的污蔑,从而一概否定。

如何看待殷纣王的功业,也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比如征伐东夷,首先要弄清这场战争的性质。从古本《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等史料看,东夷各族和中原各民族早就有过交往,既非始于纣王,也非终结于商朝。前面已经讲过,至迟在纣王父亲帝乙时期,就曾多次征伐东夷,纣王只不过扩大了战争规模,取得了所谓辉煌胜利。显然,这是具有侵略、掠夺性质的战争,不是什么光荣的功业。

至于说到纣王对于推动东南地区文化发展而做出了贡献,这也难以自圆其说。一是中国古代文化分布广泛,当时的东夷部落地区(如山东一带、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在纣王之前已有比较先进的文化,如山东史前的龙山文化,水平并不低于中原地区;鄂皖一带的青铜文化,与殷代不相上下,而风格不同于安阳,这些都不是纣王推动出来的。二是目前尚无充足出土文物或其他史料,证明殷民族或其同盟国大规模南迁,他们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推动东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三是纣王对于东夷各部落的战争偏重于掠夺人口,弄得俘虏难以消化,他的军队在这些地区难以长期驻扎,目前难以找到纣王在此地区加强政权建设的史料,更无促进教化之类的记载,怎能说明他对东南地区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那么,纣王是否发扬光大了中原地区传统文化?是否能从“纣好酒淫乐”的记载而做出“纣王对音乐的提倡与创作”的论断?显然这也属于溢美之词,或是牵强附会。再说他为了讨好女人,而建璇宫,筑鹿台,设玉床等,更不是什么功绩,而是大兴土木、追求享乐和劳民伤财的证据,根本不值得肯定。总之,从种种事实来看,殷纣王应该算是暴君,至少他不是一个好的君主,想要彻底为他翻案,从现有史料来看尚有较大困难。要真正弄清殷纣王的本来面目,得出大家一致认可的结论,恐怕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浑身是谜的姜子牙

姜子牙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军事家,是西周开国的第一位大功臣,同时也是齐国的始祖,被后人尊为姜太公。其军事谋略和治国思想对于后世有很大影响。姜子牙在民间的知名度相当高,过去,哪个地方不够平安,或者需要镇凶避邪,只要写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几个字,就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可见这位老人十分了得!

姜子牙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姜姓,名望,字尚父,又字子牙,号飞熊。他是炎帝的后裔,因其先祖伯夷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赐姓姜,后掌管四岳有功,封于吕,古人曾以封地为姓氏,所以后人又把他叫吕尚,还有的称其为吕牙。因其官为太师,所以又称其为师尚父。他在史料中的名字比较多,而民间多以字称之,所以姜子牙的名声很响亮。

由于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多方渲染,姜子牙斩将封神,姜子牙像威力无比,成了仅次于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之类的超人,从始至终充满了传奇色彩,也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比如,姜子牙的家在哪里?年寿多少?经历如何?他的著作是真是假?自古以来众口纷纭,至今也难形成统一认识。

这里,有必要先看看姜子牙的主要经历。综合有关史料,可以大致描绘出他的人生轨迹。

姜子牙青少年时代住在东海,家中条件大概不错,否则他不可能读书识字。后来,他做了商朝的一名小官。不幸的是生不逢时,遇上了殷纣王这样的昏君,纵有满腹经纶,也无用武之地。姜子牙一年又一年地空度岁月,“老却英雄似等闲”,不知不觉到了暮年。他在无聊中愤而辞官,那时没有退休金可拿,便在朝歌城里做起了生意。先是宰牛卖肉,很快蚀本,又开饭店,也挣不到钱。其妻马氏见他没什么出息,悄悄离家出走。

丢掉了家室之累,姜子牙开始周游列国。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好,便想实施伟大的政治抱负,决心寻找一位贤明之君,帮他把纣王搞掉。后来听说周西北侯姬昌胸有大志,且又爱惜人才,遂选定此人作为明君,要好好干一番事业。经过慎重考虑,姜子牙采取“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方式,坐等西伯姬昌前来聘用。他打定主意,在渭水兹源(今陕西宝鸡市)以钓鱼为生,传说这一钓就是九年!据《史记》以及传为姜尚所作的兵家经典《六韬》记载,姬昌一日外出打猎,在渭水之滨遇见姜子牙,因为有梦在先,认定此公就是辅佐自己的能人。通过与其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姬昌高兴地说:“我爷爷生前说过‘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这句话,先生正是兴周的圣人,我的太公盼望先生久矣!”当下尊称姜子牙为“太公望”,礼聘为军师。

姜子牙很快制定好兴周灭商的战略,先是率军打败西北方的西戎、混夷和泾水上游的密须、阮、共等国,随即兵锋东向,灭掉了黎国和崇国。接着,又把都城从岐下迁到丰邑(今陕西长安县境内),经过五六年的西征东讨,西伯实力大增,这时已经“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了。然而姬昌未能实现灭商的宏愿,赍志以终。其子姬发继位,史称周武王。他十分尊崇姜子牙这位老军师,拜其为太师,称之为“尚父”。

周武王九年(前1068),姜子牙指挥大军东进,在黄河孟津渡口召开誓师大会。他左杖黄钺,右持白旄,高呼誓词,号令军队:“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大军很快渡过黄河。各部首领听说这一消息,纷纷前来靠拢,“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壮大了伐纣队伍。但是,过了河的周军很快又返回原处,姜子牙成功地指挥了一次灭商预演,史称这次军事演习为“孟津观兵”。

两年之后,周军准备停当,姜子牙劝周武王伐纣。周武王十一年(前1066,一说十三年)正月初三,武王和姜子牙率军沿渭水循黄河向孟津进发。据史料记载,周军有战车300辆,敢死队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一些友邦和南方8个小国也都派兵参战。次年二月,姜子牙率军抵达牧野,此处距殷都朝歌仅30里地。纣王发兵17万人(一说70万人)仓促应战,姜太公不顾年事已高,亲麾“大卒”从正面进攻,商军纷纷倒戈,纣王自焚而死,商朝宣告灭亡。姜子牙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

周朝建立以后,大功臣姜子牙被尊为太公,被封到齐地营丘(今山东临淄),国号齐,称齐太公。经他苦心经营,齐地一片繁荣兴旺景象。翌年之秋,姜子牙去镐京(今陕西长安西北丰镐村附近)朝拜武王,被留下辅佐朝政。武王去世后,年仅13岁的姬诵继位,是为成王。纣王的儿子武庚趁机联络商朝贵族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姜子牙老将出马,同成王的叔父周公姬旦率军东征,用三年时间平息了叛乱。在这场战争中,姜子牙受了重伤,加之年迈体衰,不久就去世了。

姜子牙的一生极不平凡,他胸怀济世壮志,然而屡屡碰壁,七十多岁方遇良机,八十余岁始为统帅,一百来岁仍然领兵杀敌,为周朝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他以一个钓鱼翁的形象名世,却又足智多谋,擅长用兵,是历代兵家尊崇的鼻祖,被涂上了种种神话色彩,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著名人物。姜子牙大概没有想到,他留下了显赫的业绩,留下了永远不朽的兵书,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个难解之谜。姜子牙的故里之谜

首先提到姜子牙籍贯的是《吕氏春秋·首时》,其中说他是“东夷之士也”。从《后汉书·东夷传》记载看,这些人居住处即今山东乃至相邻沿海地区。姜子牙既为“东夷之士”,那么他的老家也就在这个地区。可是东夷的地理概念比较宽泛,其故里究竟在山东一带什么地方,还是弄不清楚。

司马迁对此做了研究,他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所谓“东海上人”,也就是濒临东海而居。《孟子·离娄》篇里也曾提到这个问题,“(姜)太公避纠居东海之滨”,《尚书·大传》篇里也有类似说法,应该说很有道理。因为那个时代正是暴君肆虐,诸夷内叛的混乱时期,像姜子牙这样有头脑的人物,审时度势,隐居于东海边上,以为韬晦之计,不是没可能的事情。

司马迁的观点符合孟子的说法,然而“东海上人”依然缺乏具体地点。到了晋张华写《博物志》时,才找到了姜子牙的故里:“太公望所出,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唐代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志》时,详细说了姜子牙的故里:“海曲故址在莒县东百六十里”,“海曲古城有东吕乡,太公望所出”。后来元代的于钦写了《齐乘》一书,对此也作了考察,他再次认为:“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水名),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

以上三家皆云“东吕乡”是姜子牙的故里,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名,西汉时即在琅邪郡的海曲县设有“东吕乡”,海曲县在东汉时改为西海县,其治所在今山东日照市西。姜子牙的故里“东吕乡”,即今日照市东港区(原日照县)秦楼、石臼一带,这不仅符合姜子牙为“东夷之士”的说法,也同孟子、司马迁“东海上人”的观点完全一致。另从《日照县志》、《莒州志》及清代日照名士丁恺的《望奎楼遗稿·西海征》等方志史料来看,明代万历年间东吕乡尚有遗迹可考:秦楼街道的冯家沟村即“太公望所出”的故里,张家台筑有规模可观的姜公祠,因为年代久远,塌圮失修,这些遗迹已经找不见了。

姜子牙的故里真是东海边的东吕乡吗?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理由是早在汉代就有人认为姜子牙是中原地区的“汲县人”(今河南省汲县)。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在汲城东门北侧有姜太公庙,庙前碑刻上说汉代会稽太守杜宣、汲县县令崔瑗一致认为太公故里在汲县,并说他的旧居还保存着。

除此以外,在《汲冢书》上也明确写着太公为“魏之汲邑人”。《汲冢书》是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在盗掘魏王墓时得到的一部竹简书,以漆书蝌蚪文记载了自黄帝到魏襄王2200年的历史,它比司马迁的《史记》早200多年,当然距离姜子牙生活的时期更近些,因而此说也更可信些。《汲冢书》出土第九年,也即太康十年(289),汲县令卢无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太公乃汲县人”的文字。汲县古来就有太公庙宇和祠堂,还有太公阁和太公故里吕村。此外,《太公庙碑》、《齐太公吕望表》碑、《重修太公庙碑》等古代碑刻也都记述了汲县是姜子牙的故里。后代很多学者赞同此说,认为姜子牙的故里非汲县莫属。

对此,元朝文学家王恽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汲县令卢无忌的说法未必可靠,后来者也是人云亦云。司马迁是很严肃的历史学家,对于姜子牙的祖居地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况且不是孤证,要否定姜子牙是山东人的观点证据不足,不必为此节外生枝。此外,《博物志·注》也明确说姜子牙出生在“海曲县东吕乡东吕里”,清代学者阎若璩同样认为“太公望出生地在山东东吕乡”。看来从春秋战国时期直至清代,认为姜子牙是山东人者居多,对此似不必再费口舌。

可是许多学者认为问题不这么简单,对此应作具体分析:《孟子·离娄》和《尚书·大传》说得很清楚,姜子牙是为防止纣王的迫害才迁居于东海边的。当初,要干番事业的姜子牙曾想效命于纣王,未受重用,后来他又因为提意见而触怒纣王,结果遭其追杀,这才卷起铺盖走人。中原汲县距离山东不是太远,姜子牙逃到东海边上定居完全符合情理。而“海曲县”之说,迟至唐朝时才首次提出,其根据从何而来?显然也是证据不足。还有的学者从姬、姜两姓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姜子牙无论如何不会是东海海滨人氏。

为什么姜子牙的故里有山东与河南之说?有人认为这不奇怪,总的来看先贤们的说法都没有错,错就错在把姜子牙的故里和他的迁居地弄混淆了。《战国策·秦策五》说姜子牙原先是商朝战败部落的首领,家居棘津(即河南汲县),因为得不到纣王的任用,一气之下跑到外地做了宰牛的屠夫。他当然不会满足于这种混饭吃的行业,后来听说西岐的西伯是个明君,又跑到渭水垂钓,被文王聘用,干出了一番伟业。由此看来河南汲县是他的老家,山东海滨算作游寓,尽管他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但不能视为其故里。是耶?非耶?至今还在争论这个问题。姜子牙的年纪之谜

有人认为,姜子牙之所以被尊称为“太公”,除去他功勋卓著以外,就是因其高寿。而高寿正是人们的梦想,所以后世把这位长寿而又建立了伟业的老人看成能够祛病消灾、造福于民众的神仙。可是,姜子牙的年龄究竟多大?说法却不一致。

前面已经说过,姜子牙率军平定管蔡之乱以后与世长辞,史料中没有对他的死亡作详细记载,说明姜子牙去世时比较平静,可称无疾而终。他在辞世之后,其子顺利即位,是为齐丁公,这也说明姜子牙是正常死亡。《史记·齐太公世家》在说到姜子牙的寿限时只有一句话:“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这就是说他活了一百多岁。

司马迁说的对吗?不妨看看其他史料对于这个问题的记载。《荀子·君道》说到周文王聘用姜子牙时这样说道:“夫人行年七十有二,厔然而齿堕矣。”周文王在位50年,算他在位40年时聘用这位军师,到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时,姜子牙该是90多岁的老人了。根据“太公吕望碑”引《竹书纪年》记载,姜子牙卒于周康王六年(前1021)。康王之前是成王,他在位37年。而成王之前的武王卒于牧野之战后二年,这样累算起来,姜子牙活了140岁左右。而屈原《楚辞·九辩》则说“太公九十而显荣兮”,意思是姜子牙遇到周文王时已经90岁了。照屈原之说推算,姜子牙至少活了160多岁,这对生活水平不高,卫生保健条件很差的周代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奇迹!

顾颉刚先生撰写《太公望年寿》一文,他认为这位军事家根本没有这么长寿,史料中记载的姜子牙年寿之数,都是战国时期齐国游士们的妄谈。所谓“太公”,原意为“老太爷”,只是一种尊称,可是后人误以为“太公”乃长寿之意。这种情况如同古代长寿者彭祖和老子,他们的名字中有“祖”有“老”,而且都活了八百多岁,由此希望这位太公活上一百多岁,也不算什么稀奇。

另外,从《诗经·大明》篇描写的牧野之战来看,姜子牙也不像老年人。诗中写道:“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骡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迅如奔马,疾如苍鹰,90多岁的老人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因此顾先生推测,姜子牙在牧野之战时年约30岁,死时80多岁,“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位著名军事家也算高寿了。

这样推断未尝不可,然而照此来看,屈原、荀子、司马迁等人的一些记述就不可信了。姜子牙究竟活了多大年纪,至今难有定论。姜子牙的兵书之谜

历代皆知姜子牙为兵家之祖,说明他不仅仅有实战经验,在军事理论方面也一定有所建树。传说他有几部兵书传世,计有:《六韬》六卷、《阴谋》三卷(一说三十六卷)、《太公兵法》一卷、《金匮》二卷、《阴符钤录》一卷。在这些标明为姜子牙所著的兵书中,只有《六韬》的水平最高,名气最大,因而素为世人所重,其余不是失传就是假冒。如《太公兵法》,言辞鄙陋,议论浅薄,居然还有蹩脚的七言诗,显系后人伪托。

剩下来的就是《六韬》了。这是姜子牙的著作吗?最先提到这个名称的是《庄子·徐无鬼》,其中有“金版六韬”的记载。《经典释文》注说:“司马彪、崔撰云,《金版六韬》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由此看来至迟在战国初年,已有《六韬》这部兵书了。奇怪的是,司马迁撰《史记》和班固写《汉书》都未提及这部很有名的兵书,是当时已经失传?还是他们没有听说过此书?直到三国时期,《六韬》才突然冒了出来。《三国志·先主传》注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志意。”但《六韬》的具体内容仍然不得而知。直到唐代初年,长孙无忌撰《隋书·经籍志》,这才选收《太公六韬》五卷,并注曰:“周文王师姜望撰”,这就是后人看到的《六韬》。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如果真的如此,姜子牙著《六韬》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换言之,《六韬》也很可能是冒牌货了。

有人认为,不能因为《史记》、《汉书》不载《六韬》,就怀疑姜子牙未写此书,似此情况历史上也出现过。比如《孙膑兵法》,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记载,但至隋代就失传了,直到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重又发现其残简,能说孙膑没有写过这部兵书吗?《六韬》在唐代传开以后,很受人们重视。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皇帝命令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订整理《六韬》、《孙子》、《尉缭子》等有名的7部兵书,结集为《武经七书》,从此《六韬》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谁知姜子牙的这部兵书时乖运蹇,到了清代竟被打入另册。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认为《六韬》是后人伪托之书。在《总目提要》中编者讲了四条理由:第一,该书“词意浅近,不类古书”。第二,书中说到命将出征时,有“君避正殿”之语,这种礼仪周初没有,到战国时才有。第三,书中所载“将军”之称始自《左传》,周初尚无此名。第四,书中对“阴符”的理解不对,姜子牙怎会犯这种常识性错误?问题不仅仅这些,后来又有人在书中发现了比比皆是的道家之语,如:“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为而自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等,这不像当时人的语言,更不是姜子牙的思想。由此断定,《六韬》一书并非姜子牙的作品,作者是谁难以察知。

这些分析确有道理,然而不能算作定论。现代一些专家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唐初刊出的《六韬》不是姜子牙的原作,但该书的框架结构和其中的观点很可能来自于姜子牙。其理由是: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也发现了《六韬》残简,说明秦汉时期即有此书,不可能是汉朝以后人的伪托。此其一。《六韬》很可能成书于战国时期,那时战争频繁,兵书盛行,《六韬》成为畅销书之一,至秦汉之际仍然受到重视,当时人们并不以为是伪书,否则不会随主人陪葬。此其二。《四库全书》收录兵家类著作共19部,其中自秦汉至宋代之前只有两部,足见这一阶段兵学著作很是衰微,谁有兴趣和精力去替姜子牙作伪?此其三。

由此可以作出这样推断:姜子牙确实留下过兵书,而且受到后人的珍视。然而由于当时尚无印刷条件,需要手抄传看,抄录的数量不多,很有可能在流传过程中给散失了。可是人们觉得此书太重要了,而且当时的战乱形势很需要《六韬》,于是看过这部书的人们凭着记忆,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写成了现在见到的《六韬》。就算是伪托,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否则历代兵家不会将具奉为经典,至今也不会流传两千多年。可见,这位事军家的思想和理论影响深远。

除以上这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外,在姜子牙身上还有一些难解之谜。比如:他是如何到两伯管辖区的?哪里是他的真正墓地?这些都需要人们进一步去探讨。

赵高为何能指鹿为马

鹿和马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动物,这一点连小孩子也不会弄错。可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人在朝堂上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公然指鹿为马,奇怪的是大家还都跟着附和。皇帝觉得邪门儿,怀疑自己生病眼花,或是发生了神经错乱,遂让宫中执掌占卜的官员太卜前来占卦,万没想到太卜算了半天,也说此鹿是马。这种有意颠倒黑白、混淆事非的怪事发生在秦二世胡亥时期,导演这幕丑剧的是丞相赵高,从此历史上留下了“指鹿为马”的荒唐故事。同时,在这个故事的背后也留下了一个个难解的历史之谜:赵高如此胆大妄为,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赵高死后46天秦朝即土崩瓦解,这和专权乱政的赵高究竟有没有直接关系?

说到这些问题,应该先认识一下赵高,看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从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和《史记索隐》记载看,赵高家是赵之宗属的远支,可是他的出身却很卑微,父亲因为触犯了秦国的刑律被处以“宫刑”,成为宫中的奴隶。母亲因受株连,没入官府当了奴婢。因为耐不住寂寞与人私通,接连生下了赵高兄弟几个。按照当时的法律,奴隶的后代仍然为奴,他们兄弟几个也被阉割,送入秦宫成了内宫厮役。

赵高生性狡黠,记忆力过人,对儒、法、阴阳之学皆有涉猎,尤精法家学说,并且写得一手好字。他决不满足当厮役的差使,悄悄做着出人头地的准备。他通过细心观察,认准了秦始皇执行的是“以法为教”的国策,“事尤无小皆决于法”。于是,赵高以吏为师,很快精通了繁琐的“狱律令法”,凡五刑细目若干条款无不烂熟于胸。后来他得到了靠近秦始皇的机会,只要一见秦始皇披阅案牍,就趋前侍候,凡遇疑义,赵高便大胆在旁参决,无一不合律令,这让秦始皇龙颜大悦。又见其生得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遂提拔他任中车府令。这个职位品级不高,然而掌管着皇帝的乘舆、玺印和墨书等,是皇帝信得过的宦官头儿。这使他有了接触国家机密、易获皇帝宠幸的绝好机会。果然,秦始皇越来越赏识赵高,特意命第十八子胡亥认赵高为师,随他学习法律,“师徒”二人由此结下亲密关系。秦始皇目游万仞,精鹜八极,然而他不知道伏寇在侧,就因为这个疏忽,给大秦帝国埋下了祸根。

赵高很有政治眼光,他知道秦始皇的身体不好,必须考虑自己的下一步依归问题。经认真分析秦始皇二十多个儿子的情况,觉得最受宠爱、最易操纵的是其小儿子胡亥,于是赵高把心思都用在胡亥身上,为今后攫取更大权力做着精心准备。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七月,秦始皇在东巡途中行至沙丘宫(今河北平乡东北)病危,遂令赵高作书通知远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至咸阳会丧并嗣位,可是诏书尚未发出秦始皇就咽气了。赵高立即对丞相李斯威胁利诱,两人一起篡改了始皇帝遗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赐长公子扶苏自裁。接着,赵高又花言巧语劝说胡亥“尽除去先帝之故臣”,为了使秦二世放下心来做皇帝,连秦宗室的许多人也惨遭杀害。

从此以后,赵高开始毫无顾忌地抓权,“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引见《史记·李斯列传》)。由一名阉人而位至丞相,在秦以前的历史上十分罕见,文武百官是否服帖,赵高心中并无把握。为了试验自己的权威究竟如何,他亲自策划和导演了“指鹿为马”的丑剧,从此秦朝的中央大权被赵高紧紧攥在手里。不久,他又逼杀了二世皇帝,立秦王子婴为王。子婴为了防止重蹈秦二世的覆辙,命卫士用乱刀砍杀了赵高。在赵高死后第46天刘邦率军进至咸阳城郊的灞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捧着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短命的秦王朝遂告灭亡。

庞大的秦帝国迅速土崩瓦解,这是秦始皇没有想到的。他曾乐观地打算把皇帝位子传至万世,其结果二世而亡。后来许多人分析了秦朝覆灭的原因,认为最主要的是赵高乱政。持这种看法的人几乎历代皆有,其中不乏名士大儒。较有代表性的有:西汉著名作家桓宽,他在著名的《盐铁论》中说“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意思是秦王朝的翻车,是因为错误地使赵高执掌了驭马的嚼子和缰绳。西汉政论家、文学家贾谊的《新书》、政论家陆贾的《新语》也持这种观点。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明代思想家李贽也认为秦朝的“二世而亡”是因为“胡亥任赵高”。到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继续探究这个问题,他在《读通鉴论》中明确认为,秦亡实在是因为“托国于赵高之手”。

这些人都把赵高看做是导致秦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是秦代头号大奸臣。这种观点代代流传,颇有市场,几乎成了看待和评价赵高的定论。因为就其所作所为来看,比如篡改遗诏、逼杀太子、铲除功臣、指鹿为马、欲图帝位等,随便抽出哪一条,都是祸国乱政的罪行。那么,赵高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作为秦朝的丞相,已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若有意引导秦朝灭亡,难道真想取而代之,过一过做皇帝的瘾吗?

这一点不能否认,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赵高本是个阉人,没有儿子,不一定想把皇位传之万世,但是做皇帝的念头他还是有的。赵高在“指鹿为马”之后,名为丞相,实为皇帝,可是他不满足于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在距皇位只有一步之遥时,要篡位的欲望最强,但是也最危险。赵高决定铤而走险。他让弟弟赵成为郎中令,掌宫廷警卫;女婿阎乐为咸阳令,乘秦二世祀斋望夷宫的机会,假传诏令调集卫士,发动了宫廷兵变。秦二世被迫自杀,赵高企图自立为帝,出出进进皆“引玺而佩之”,可是他没有想到“左右百官莫从”。赵高明白“天弗与,群臣弗许”(引见《史记·李斯列传》),不得已才立秦王子婴为帝。经过赵高这番折腾,大秦王朝摇摇欲坠,很快就被刘邦取而代之。

对于赵高乱政是要自立为帝的说法自古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赵高乱政,其目的是为赵国复仇,不是什么篡位自立,因而不能说赵高是奸臣,应该把他看做是“反秦义士”。这样,赵高乱政也就乱得有了道理。比如泷川在《考证》中转引唐代史学家司马贞的话说:“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乃自宫以进……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明代学者赵时春在《史论》中认为赵高本是赵国公子,“为秦擒乃宫”,他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遂“欲亡秦而报赵矣”。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馀丛考》中也说:“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与报仇,乃自宫以进,卒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清代剧作家吕星垣《下邳谒留侯庙》则云:“读《史记索隐笺言》,知留侯博浪之逃,赵高匿之也。”他进而叹道:“《索隐笺言》颇辨冤,鹿马计胜长平战。”

这些言论均不同于传统说法,其观点则有同有异。相同的是都认为赵高是赵国公子,痛恨其国为秦所灭,决心亡秦而为赵国报仇。不同的是,有的认为赵高是被秦人抓住后,迫其受了宫刑,从而产生雪耻报仇之心;有的则说赵高是“自宫乃进”,制造打入秦中枢的条件,实施自己的报仇计划;赵高藏匿了刺杀秦始皇的张良,效法卧薪尝胆的勾践,要像张良那样,誓死为故国报仇。

以上说法尽管有些出入,但总起来看,也有各自的道理。因为从《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等史料看,确实可以找到有关证据,而这些证据足以说明,赵高是在有目标、有步骤地实施他的乱政计划,终于达到了亡秦的目的:

第一步,乱言诱骗二世,使其不理朝政。赵高为了抓取最高权力,必须把皇帝支开,他哄骗秦二世说:“天子之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对于这位帝师之言,二世毫不怀疑,从此不坐朝堂,只居禁中享乐,大事小事都由赵高说了算。第二步,怂恿皇帝享乐,推进严刑峻法。二世本是纨绔公子,无心治理国家,只图个人安乐,赵高紧紧抓住秦二世的特点,将其引入歧途。比如二世燕居之时,把这位老师找来,询问长久享乐妙计。赵高想也没想就说:“严法而苛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致收族……陛下皆肆志宠乐矣,计算出此。”二世当年随赵高学的就是法律,觉得这话在理,遂进一步修改秦律,弄得百姓个个不安,官员也是人人自危。同时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尤其是歹毒的连坐法,使许多无辜者丧命,令人不寒而栗。“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乃作战”,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第三步大力排斥异己,剪除股肱重臣。要想篡权乱政,必须扫清障碍。其中赵高最痛恨的是蒙恬、蒙毅兄弟,不仅因为他俩是手握重兵的实力派人物,而且蒙氏兄弟还曾给赵高带来屈辱。“(赵)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教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引见《史记·蒙恬列传》)。赵高差一点成为蒙毅的刀下鬼,爱记仇的赵高岂肯饶了蒙氏兄弟?再就是丞相李斯,他本是赵高导演沙丘谋变的同谋者,也是最危险的知情人。现在李斯失去了利用的价值,除掉他,就等于搬走了一块最大的绊脚石。于是赵高给李斯罗织了其子李由谋反、本人因未加爵不满和想要篡权自立三大罪状,使其被腰斩于市,并灭其三族。赵高对于敢于进谏的右丞相方去疾、将军冯劫等人也不放过,逼迫他们一个个自杀而死。第四步,翦灭秦室宗亲,杀害世族勋戚。赵高不仅滥杀大臣,对于嬴政的后人也不放过。他在二世面前进谗言说:“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二世听信这番鬼话,让赵高放手惩治,结果二世诸兄弟中有6人被戮死于杜地(今西安市东南),有12人被斩于咸阳,公主中有10人被害于杜县(今陕西长安县西)。秦二世的另一位兄长公子高,自知难免一死,为免灭族,只好上书甘愿为父王殉葬。另一些为秦始皇统一天下而做出重要贡献的勋戚也被赵高逼杀殆尽,财物统统没官,连坐者不可胜数。第五步,隐瞒军情不报,自毁秦军主力。刘邦、项羽反秦军起,形势万分危急。秦二世三年(前207),秦将章邯率20万大军抵御项羽,驻军棘原(今河北巨鹿西南),二世多次派人指责章邯进军不利。章邯恐惧,速派长史司马欣去咸阳陈述军情,赵高避而不见,也不让他参见二世皇帝。司马欣惧祸逃走,赵高立即派人追捕,章邯觉得胜利无望,干脆投降了项羽,全军一齐倒戈,成为反秦的精锐。

到了这个地步,大秦帝国已经成了空壳,中央政府也仅是个摆设,赵高通过“指鹿为马”,确信无人敢和自己作对,而刘邦大军正向咸阳步步进逼,他感到推翻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毫不迟疑地逼杀了秦二世。赵高决定让二世的侄子子婴即位,但不准再称“皇帝”。其理由是:秦原来也是一个小国,到秦始皇才统一六国而自称为帝。现在六国又一个个复立,秦帝国名存实亡,其君主不可再称皇帝,只能降格为王。子婴被迫接受这种羞辱,却与儿子密谋:“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赵高精明一世,却在这时疏于防范,亲自去斋宫看望子婴,遭到乱刀砍杀,也被夷灭三族。

子婴杀了赵高,已经与事无补,当刘邦大军攻来时,文武百官没有一个再肯效命,子婴只好以组(印绶的带子)系颈,在轵道(秦驷亭名)旁迎降,威震天下的大秦帝国迅速灭亡。赵高虽然没有看到子婴请降的狼狈样子,但是他乱政亡秦目的已经达到,为赵国也为自己报了不共戴天之仇。仔细看看赵高的乱政过程,可谓计深虑远、绞尽脑汁,让人扼腕的是,他的这一整套亡秦计划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居然一步一步地全实现了。尤为可惜的是,治国能手李斯,无敌大将军蒙恬、蒙毅,还有英勇善战的章邯等人,不是被赵高诬陷杀害,就是被他逼得投敌。这些叱咤风云的人杰竟然败于阉竖之手,令人匪夷所思!

至于司马贞所说赵高乱政是“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仇之举”,还有吕星垣说的赵高藏匿张良之事,颇具传奇色彩,但找不出什么依据,只好存疑不论。但是,当刘邦大军进逼咸阳时,赵高派人与刘邦联络,提出灭秦“欲约分王关中”的事情是确实有的。对此,《史记·秦始皇本纪》及《高祖本纪》均有记载。如《秦始皇本纪》:“(二世三年)八月,……沛公(刘邦)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赵)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己身,乃谢病不朝。”《高祖本纪》也载:“(沛公)遣魏人宁昌使秦,使者未来。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于赵矣。”“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刘邦先派使者联络赵高,可是“(秦)使者未来”,这说明没有结果。“及赵高已杀二世”,赵高才派人与刘邦联系,明确提出了“欲约分王关中”的条件,因为杀了秦二世,有了见面礼,也有资格提这种条件。这一点,在《秦始皇本纪》中也可得到印证:“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这里的“王关中”显然是指赵高为王。如此看来,身为丞相的赵高与推翻秦朝的刘邦勾勾搭搭,并且做出了逼杀秦二世的实际行动,这就不能仅仅用乱政来看待赵高的行为,而是他与刘邦结为同盟军,或用里应外合的方式,共同灭亡秦帝国了。

后人认真分析了司马贞、赵翼和吕星垣等人的说法,认为他们所说的赵高欲为其故国报仇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在《史记》三家注中“索隐”部分,找不出他们说的这些内容,如果他们根据的是什么“孤本秘籍”,那也让人难以相信。毕竟这种说法和《史记》的有关原文相差太大了。不错,唐代司马贞和清代赵翼都是很有名的史学家,然而《史记索隐》和《陔馀丛考》,其史料价值与《史记》不可同日而语,况且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序》中明确宣称“探求异闻”,这就有些猎奇的味道,其史料价值应打折扣。《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为“诸赵疏远属也”,不能想当然认为其是“赵诸公子”,此处“诸赵”一语,犹如《史记》、《汉书》中常用的“诸吕”、“诸窦”。这里的“赵”是姓氏,而不是原先的赵国。而“诸赵”是指秦国王室,因为秦王室虽姓嬴,却又以赵为氏,这是古代的姓氏习俗。这一点在《史记》中也说得很明白:“秦之先为嬴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更明确说:嬴政“及生,名为政,姓赵氏”。这样看来,“诸赵疏远属也”即说赵高是秦王室的远支,并不是说他是赵国的什么公子,没有复国报仇的任务,因而所谓“赵高乃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与报仇”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至于赵高是“为秦擒乃宫”,还是“自宫以进”,这一点已很清楚。既然赵高不是赵国的公子,这两种可能都不存在。他之所以成为“宫人”,完全是受刑犯父亲的连累,这也就成为他仇恨秦朝政权,杀尽嬴政子孙,进而推翻这个大帝国的主要原因。

或许有人要问,赵高既然被阉,他怎么会有女儿、女婿?前面说到的那位咸阳令阎乐就是他的爱婿,在逼迫秦二世自杀中起了重要作用。还有京剧传统剧目《宇宙锋》中,有个赵高逼女嫁给二世皇帝为妃的情节,这个女儿是哪里来的?有人以为此女可能是赵高的义女,或是他在受宫刑之前生的孩子,此属细枝末节,不必细究这类问题。

总起来看,赵高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祸国乱政也非一两个方面的原因。史家常论,秦朝之亡在于暴政,而这个赵高就是制造暴政的老手。赵高一生的所作所为悖理太过,无论怎样看他,都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

萧何何处追韩信

汉高帝五年(前202)五月的一天,刚做皇帝三个月的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与文武大臣宴饮。酒酣饭足之时,刘邦让大家直言汉所以得天下的原因。高起、王陵各抒己见,但没有讲到刘邦心里,他随即纠正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引见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总结出的得天下之原因,堪为肺腑之言。他所提到的子房(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个人物,确实为人中之杰,他们在帮助刘邦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南征北讨,东荡西除,各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一代军事奇才韩信,系由一个乞食无赖的混混,几换门庭,终为刘邦所用。他指挥的暗渡陈仓,平定三秦;背水一战,平复赵地;下燕取齐,连战连胜;十面埋伏,萧何像大败项羽等著名战役,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典范。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差一点从刘邦的麾下偷偷跑掉,如果不是萧何慧眼识才,并果断将其追回,不仅韩信的个人历史将会重写,楚汉相争的局面也会改观,刘邦能否很快登上皇帝宝座,也就很难说了。民间传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戏剧舞台上也有这一传统剧目,这件事情已经成了爱才、惜才和不拘一格用才的代名词。其中有些情节虽然经过加工渲染,但基本框架没有大的改变,《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明确记载。其情节大体是:

韩信起初仗剑投奔楚将项梁,不久项梁战死,又改投其侄子项羽,任执戟郎中。他多次谏言献策,未被项羽采用。汉王刘邦入蜀时,韩信离楚投汉,当了一名连敖小官。后因触犯法律,论罪当斩,幸被滕公夏侯婴撞见,见其出语奇特,相貌不凡,免其死刑并推荐给了刘邦,被任为治粟都尉,管理粮草钱财。韩信与萧何交谈,说了天下大势,萧何方知他有非凡之才,遂再荐于刘邦,刘邦却仍然没有重用韩信。汉王部下多东方人士,思念故乡,跑掉了十几位军官。韩信知道刘邦不重视自己,便乘月夜也逃跑了。萧何得知这个消息,不及禀报就去追赶,两天之后才返回驻地。刘邦气得责骂萧何:“逃亡的将领以数十计,你不去追赶,为何独独去追韩信?”萧何道:“跑掉的诸将皆容易得到,而韩信却是举国无双的人才。如果你想长久做汉王,可以不用韩信;若想称王天下,非用韩信不可!”

经过萧何耐心说服,刘邦终于同意以隆重礼节拜韩信为统兵大将。选了良辰吉日,斋戒设坛,恭恭敬敬让韩信执掌了帅印。韩信与汉王认真分析了项羽的优势和劣势,献上平定“三秦”之策,议定各路将军进兵攻击的目标。从此韩信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汉家基业立下了盖世奇勋。

以上就是正史中“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的由来。在其他一些史料和野史笔记中还讲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另一些情节:韩信负气出走时,给萧何留下一首诗,感谢萧相国的知遇之恩。萧何知道韩信出走的消息已是第二天中午了,他迅速赶到城东门,问了守城官才知道昨天下午确实有位将军身背宝剑,骑一匹青鬃马,由官道向东而去。这时夏侯婴也赶来了。萧何二话没说,拉过他的马就追出城去,走到一个三岔路口,问了一位樵夫,才得知韩信刚过去一个时辰,大约跑出去50多里路。此时月亮已经升起,大地一片银辉,萧何沿着小路急迫,终于追上正在徘徊寻路的韩信。然而不管怎样劝说,韩信执意不回。情急之下,萧何竟然跪在韩信面前说,汉王如果再不予以重用,就和韩信一起逃走。韩信为萧何真情打动,当即拨转马头,随其一同返回汉营。“萧何月下追韩信”的这段佳话,千百年来被无数人所津津乐道,然而对于萧何在哪个地方追上韩信,人们的说法却很不一致。“截贤岭”说《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得很清楚:“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当发生在蜀地。汉王刘邦元年二月,项羽分封刘邦为汉王,管辖巴、蜀、汉中三郡,王都设于南郑(今陕西南郑县)。韩信正是在这里逃离刘邦,古米仓道上的“截贤岭”,即萧何追上韩信之地。

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韩信像宋祝穆《方舆胜揽》和《陕西通志》、《南郑县志》等记载,秦汉时期由陕西汉中到四川巴中,其必经之地为米仓道(属今南江县境),此路坎坷难行,常有野兽出没。米仓道上最高的是“孤云”、“两角”二山,东西对峙,其势险峻。谚云:“孤云两角,天去一握。”要想从蜀地东归,插翅也难越过这里。在这两山之间,有座不起眼的“截贤岭”,韩信至此下马步行,想不到被萧何拦截在这里。民间传说此处原名“仙台山”,因为萧何、韩信的故事才改了名字。后来人们在此建了“淮阴侯祠”,许多韩姓人来这里祭祀。唐代杨雄在集州(今四川南江县)当刺史时,专程到“截贤岭”凭吊,立下了“汉相国萧何追韩信至此山”石碑。此碑在北宋末年移入南江县学,后来在战乱中被毁。“褒斜道”说

自秦汉以来,“褒斜道”即为秦岭南北交通要道。这条路比较好走,一路上不断人烟,韩信如从安全角度考虑,很可能要选择这条路走。在汉中褒城以南18里处立有汉时“萧何追韩信”的石碑,有人认为这是萧何追上韩信的证据。其实古代的褒城之路并不好走,此处凿石架空,飞梁阁道,筑有阁栈2892间,有“石门天险”之称。《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了这个地方:“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由此可以看出褒斜道位置的重要,同时也看出这段道路的狭窄。韩信若由蜀地经汉中北行,此处也是必经之地。萧何熟悉这一交通要道,判定韩信非走此路不可,因而能在这里追上韩信。不过,“萧何追韩信”的石碑并非汉代所立,此碑换了几块,如何认定这里就是萧何追上韩信的地点,尚待进一步考实。“马道街”说

马道街在今陕西省留坝县。据清代嘉庆年间修撰的《汉中府志》记载,马道街附近有条马道河,古代称“寒溪”。韩信从汉中出走行至这里,恰逢溪水暴涨,夜间无船不能渡过。正在焦急徘徊时,被急急赶来的萧何追上。韩信眼看过溪无望,又被萧何的诚意打动,只好答应回去看看再说。想不到回去真被拜了大将,韩信施展军事奇才,成就了刘邦的宏伟帝业。有人写诗叹道:“不得寒溪一夜涨,哪有汉家四百年。”说的就是萧何在此追上韩信的事。清嘉庆十年(1805)和咸丰五年(1855),有人在马道河边立了石碑,称此地为“萧何追韩信”处,并记载了其中的一些情节,说得如见如闻,不由得人不信。“西流河”说

汉中市西南约500里处,为古代宁羌州境(今为陕西省宁强县)。这里有条西流河,又名“韩溪”或“寒溪”。据清代道光年间修撰的《宁羌州志》载:萧相国夜追淮阴侯至此,故西流河称为“韩溪”。其情节与“马道街”有些相似。在县城西旧时有“韩王庙”,县城内有“韩王祠”、“归汉桥”等,都出于“萧何月下追韩信”之说。在这里还流传有这类民间故事,如说韩信去意已决,萧何怎么也说不转他。就在韩信继续前行之时,其青鬃马不小心陷进了土坑,一下折了马腿,韩信再不能走了,他仰天长叹:“汉王当兴,天留我也!”这才无奈跟了萧何回去。韩信的陷马坑至唐朝尚有,唐末一场大水给淤平了。据说当时的乡绅曾在此处立碑纪念,可惜这碑也弄没了。

以上四种说法各不相同,然而又各有道理。不过,这些说法大都出于方志,而且这些方志又多修撰于清代,如何能说准汉代的事情,不免使人生疑。况且旧时乡贤遗老撰写方志,只要有利于本地的人物事件,大都兼收并蓄,甚至捕风捉影,牵强附会者也不鲜见。这就使得许多材料真假莫辨,难以为据。如同萧何追韩信之事,究竟哪个地方真实可信,不能单凭一两条材料即来认定,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作具体分析。

韩信出身于贫困家庭,少小无行,曾寄食于漂母,受过胯下之辱,然而他却是个不甘雌伏之人。秦末群雄逐鹿的动乱局面,为韩信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他仗剑从军,几换门庭,就是想找一个能够理解他、器重他、任用他的贤主明君,而决不是只求个普通人的栖息之所。在未遇到值得效命的人之前,他是不会甘心屈就而坐失良机的。既然决定要逃走,首先必须确定要逃的方向。当时刘邦暂在汉中就国,但他不会就此罢休,对此项羽也很清楚。为了防范刘邦,项羽牢牢地控制着“三秦”大地,这个局面韩信了如指掌。一般来说他不会过马道,越秦岭,向北再投项羽。说不定项羽正暴跳如雷地抓逃兵,这样岂不是自投罗网?

向北是危途,那么向西走宁强,过嘉陵江,或者由宁强向南入川行不行呢?韩信恐怕也不会在这两个方向上动心思。因为向西或入川北,则为羌、氐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韩信不可能在这里打“游击战”,也拉不起大队伍来,他到这里做什么?而且向西或向南,要越过“铁锁关”、“阳平关”,这里仍然属于刘邦的势力范围,一旦遭遇认真盘查,露了马脚可怎么办?

剩下的方向是向东走了。其实这条道路也不好走,却有可能是韩信的惟一选择。从《读史方舆》记载看,“自南郑县而南,循山岭达于四川保宁府之巴州,为米仓道。……米仓南临中巴,北瞰兴元(今陕西汉中),实为孔道”。前面说过,要走米仓道,必经孤云山和两角山之间的“截贤岭”。这条道路虽然险峻,却是当时的交通要道,行人较多,食宿方便。由兴元到巴州不过500里地,如乘快马,要不了多长时间。重要的是,韩信还想投靠新的主人,当时新封的常山王孙耳、河南王申阳、九江王英布、临江王共敖、衡阳王吴芮等都在招兵买马,意欲一展宏图。韩信投靠他们,有可能获得重用,从长远来看,这是正确打算。韩信颇有战略头脑,不会不考虑这点。所以由南郑东向汉中,走米仓道,经南江,东归荆楚,或向河南,或至鄂西,或入川东,有着广阔的选择余地。由此看来,韩信悄悄离开刘邦极有可能策马向东,萧何若是随后紧迫,当在“截贤岭”追上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载:“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从时间和路程上推算,都合情理。因而北宋诗人孙仲远发感慨道:“小桥上有寒溪字,人道萧何追信时。英雄只从东向去,区区西走欲何为?”明代陕西戏剧作家康海也赞成韩信东走的观点,写了“将军东行喜皓月,怎知贤相在后追”的诗句。由此可见,韩信西过“小桥”和北渡“寒溪”皆是传说,而英雄东向才比较符合实际。

另外,从汉中、南郑的历史上看,“英雄东向”并非韩信一人,其他一些名人也多做这种明智的选择。比如: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七月,曹操领兵进击汉中,天师道起义领袖张鲁为保存实力,率部经米仓道过“截贤岭”至巴中;三国时魏将张邻进犯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被蜀将张飞打败,张邰也是经此处向东逃遁的;晋咸康二年(336,成玉恒二年),成李寿击败晋汉中司马勋,这位大将军也是东向而走的;南宋开禧三年(1207),汉中军阀吴曦向金称臣,四川宣抚使程松由汉中潜往阆州(今四川阆中市),走的也是这条道路。可是自从南宋以后,这条繁华了千余年的米仓道由于不利于车马,以致行人越来越少,渐渐废弃不用,也很少有人提到它了。然而不久,米仓道又被派上用场。元宪宗蒙哥西征时,命总把官李进开辟道路。李进由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渭水北岸)人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度米仓关,伐木开道700余里,由此大兵入川,又热闹了一阵。然而这条道路毕竟山高林密,异常险峻,元军用过之后,还是被废弃了。后来,从汉中入川又开辟了马道街、宁强这条路线,许多人以为汉丞相萧何追韩信的故事应该发生在这条路上,并勒石立碑,说得煞有其事,还附会出一些人造古迹,实际上经不住推敲。可是人们还是以讹传讹,居然传出了四种说法,究竟孰真孰假,该是不辩自明了。

王莽称帝的是是非非

相传秦朝末年,刘邦押解刑徒前往骊山为秦始皇修陵。行至半路,遇一白蟒挡路,刘邦挥剑欲斩白蟒,那白蟒却忽作人语:“你现在杀我,将来如何回报?”刘邦说:“高山斩蟒平地(帝)还。”后来还真应验了此事,汉王朝自刘邦开基,传至汉平帝,竟被外戚王莽篡夺了皇位,公然改汉为新。

刘邦斩蛇、王莽篡汉都有史书为证,但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王莽夺取汉家江山绝不是偶然,更不是什么“冤冤相报”的宿命论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王莽(前45—23),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侄儿。早年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其伯父、叔父举荐下,被汉成帝提拔任用,封为新都侯。哀帝即位后,受排挤,被遣回封国。哀帝病卒,王莽与其姑母王政君拥立平帝登基,因功赐号“安汉公”。元始三年(3),又嫁其女为平帝皇后。自此,王莽官高位显,权倾朝野。平帝驾崩后,又立年仅2岁的刘婴即位。始建国元年(9),王莽彻底废去汉帝,改朝换代,改国号为“新”,实现了其一步步篡夺汉室江山的巨大阴王莽像谋。

历来人们对王莽的登基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是典型的乱臣贼子,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段夺取了刘氏的皇帝宝座。他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大阴谋家、巨奸、逆臣,理应受到世人的唾弃与咒骂。而王莽的篡位,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王莽生来并非野心家。年少时,勤于读书,拜名师学习《礼经》,行为举止谦恭得体,穿戴形如儒生。伯父王凤患病时,他亲自服侍,以至蓬首垢面,连月不解衣带,受到伯父赞赏。王凤卒时,将王莽托付给太后王政君及汉成帝。成帝任命他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后来又封其为新都侯。初入仕途的王莽意气风发,不畏权贵,不顾亲情,向皇帝揭发了表兄淳于长的罪行,在朝中赢得了忠直敢谏的美名,皇帝将其破格提拔为大司马。

哀帝即位后,王政君劝王莽不要陷入与哀帝外戚争权的斗争中,要他辞官回乡,然而没有获得皇帝批准。一日未央宫中举行宴会,王莽见哀帝祖母傅太后的座位与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座位并列,认为不合礼仪,命内侍撤去,另设他座,引得傅太后大怒,不肯赴宴。王莽因此而得罪太后,被遣回封国。

王莽在封国内杜门自守,勤于政事。他的二儿子因误杀了一名奴仆,被王莽逼令自杀。百姓为他的不徇私情所感动,纷纷联名上书朝廷为其申冤。元寿元年(前2),天空出现日食,朝中一些贤良趁机称颂王莽功德。迫于舆论压力,汉哀帝召回了王莽。

公元前1年,汉哀帝驾崩,王政君与王莽迎立汉平帝即位。皇帝年幼,由王莽摄政。这时,塞外的少数民族向汉廷进献白雉,群臣们认为这是王莽的功德感动了上苍,才出此祥瑞之兆,要求给王莽赐号“安汉公”。对于朝廷的嘉赏,王莽固辞不受,最后由太后王政君亲自下诏,封王莽三世为三公,食邑二万八千户,他才勉强接受了太傅的官职及“安汉公”的封号。

王莽自被封为“安汉公”后,权倾朝野。汉平帝选后时,王莽自觉其女与众女并列一起恐有不利,便坚拒说自己的女儿无才无德,不适合参选,太后王政君也下诏书替王莽谦让。群臣被这种谦让精神所感动,上书请求皇帝立王氏女为后。经过卜筮,得出吉相,汉廷决定聘王女为后。

为了防止平帝生母卫姬及其亲属干涉朝政,王莽在王政君默许下,将卫姬封为中山孝王后,帝舅卫宝、卫玄也赐爵关内侯,让他们永久居住中山国,不得返京。王莽的儿子王宇害怕隔离卫氏,将来皇帝长大后会怪罪下来,就与老师吴章谋划,利用王莽喜好鬼神的弱点,让内兄吕宽趁夜色把污血洒在王莽门前,迫使其改变主意。不想事情败露,王莽不仅毒死儿子,也寻个借口,将卫氏一族尽数诛灭。对朝中对此有异议者,王莽也逼其自尽。他的“大义灭亲”引得群臣一片赞颂之声,称其“为帝室故不敢顾私”。

元始四年(4),王莽之女被正式立为汉平帝皇后,大赦天下。朝臣上书说,王莽辅佐皇帝,功比伊尹、周公,应当封为宰衡,位列上公,他的两个儿子也该封侯。太后王政君亲临前殿,赏赐王莽,王莽坚辞不受。大臣认为,谦虚辞让是他的一贯作风,应当拒绝其请求。后来,王莽只要求御史为其刻了“宰衡太傅大司马印”,算是接受了朝廷的封赏,而将所得财物悉数散于众人。王莽又奏请皇帝修建明堂、辟雍、灵台,为学子筑舍万间。又征天下精通一技之长的博学之士,汇集一起,辩论学问,订正古书谬误。这些政绩,为王莽赢得了巨大声誉。朝中先后有多人上奏皇帝,恳求赐王莽“九命之锡”(古代帝王赐给功臣或权臣的九种物品,以示恩宠)。

此时,朝野上下,尽是对王莽的溢美之词。他又派使者持金币诱使塞外的少数民族臣服于汉朝,从而形成天下一统、四方臣服的可观局面。元始五年(5),汉平帝病逝,王莽假借卜筮之术,欲选立年仅2岁的刘婴为帝。适逢大臣上书,言浚井时发现白石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众人认为是“符命”之兆。在征得王政君同意和群臣的劝谏下,王莽摄行皇帝之事,车服出入警跸(天子出行时的戒备状态),皆如天子之制。居摄元年(6),立刘婴为皇太子,称孺子。长沙王刘崇认为王莽专制朝政,威胁刘氏江山,举兵谋反,因势单力薄而遭失败。群臣趁机上书说,因为王莽权位过轻,才导致刘崇谋反,应该赋其尊位以威震天下。王政君下诏,命王莽以后朝见时称“假皇帝”。至此,王莽称帝已是胜券在握,废除皇帝前的“假”字只是时间问题。

居摄二年(7),东郡太守翟义拥立刘信为天子,扬言王莽毒死平帝,意欲代汉自立,号召天下人共同讨伐他,一时间聚集了10余万人。王莽惶恐不安,一方面遣兵镇压,另一方面颁文天下,表明自己将来必定还政于刘婴的决心。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叛乱。次年,齐郡、巴郡、扶风等地出现了一些“符瑞之象”。梓潼人哀章也进献铜匮,内有“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书言王莽为真天子,要求汉禅位于莽。王莽见时机成熟,于公元9年废汉自立,建立新朝。完成了其篡汉的计划,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

王莽的即位,为其背上了过多的骂名。人们认为他伪善、凶狠、残忍,阴险而诡计多端,为了政治前途,不惜杀死自己两个儿子;为击败政敌,又多次动用与太后王政君的亲属关系。他的所谓谦虚辞让,只不过是故作姿态,为自己在朝中树立威望;他的一些善举,也不过是在收买人心,为能够快速高升而获取政治资本。他专擅朝政,排除异己,滥杀无辜。为了混淆视听,还利用“符瑞”愚弄百姓。他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篡汉自立。

然而,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王莽杀子,是严于治家,铁面无私,而不是凶暴成性的恶人。他虽贵为外戚,但从不以权势压人,而是审时度势,把事情处理得公平合理。他的谦虚谨慎,是其行事作风,并非沽名钓誉。他的种种善举,是体恤百姓,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他的所谓排除异己,滥杀无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矛盾升级,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帝室的利益。他利用“符瑞”,不过是巧借“天意”,而实施符合自己意愿的政治措施。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倘若每一位政治家都花费如此代价来弄虚作假,那么整个社会必定清明多了。应该看到,王莽的登基,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结果。那时,腐朽的西汉王朝已很难维持他们的统治,天下也流传着刘氏将终的传言,封建国家的正常运转需要鲜活的血液,更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王莽的称帝符合时代的潮流,合乎天意,顺乎民心,而东汉宫修的《汉书·王莽传》对其多有揶揄、贬抑,这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我们应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登基后的王莽,面临着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经济濒临崩溃的严峻局面。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上他敦睦宗族,定姚、妫、陈、田、王五姓为同一宗族,严禁族人互相婚配。他受儒家“必也,正名乎”的影响,大改官职器物名称,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又更为“纳言”。为宣扬自己是“君权神授”,命大臣颁《符名》四十二篇于天下,以稳定人心。封边疆诸少数民族国王为“侯”,去“玺”曰“章”,大大跌了名份。降汉诸侯王为“公”,以合古制。经济上,更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多田者,剩余部分给予宗族或邻里人耕种。又以“割”字由“卯、金、刀”组成之故,禁用先前所铸刀币,另造“小钱”,与“大钱五十”并行于市,后又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共6名28品。据《周礼》、《乐语》,开赊贷,在长安及洛阳、邯郸、成都等重要城市设五均官,使“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保证价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始建国二年(10),推行“六等之令”,对酒类、盐、铁、铸钱及采之于名山大川的诸多物品征收赋税,将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日用品进行集中管理,避免少数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纵观王莽的改革措施,多以儒家经典为指导思想,意在创造一个天下大同、人民安康的富裕社会。然而,盲目的“复古改制”不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过于急功近利,引起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了失败。王莽也被冠以迂腐、食古不化的恶名。首先,他厘定宗族,人为地制造等级差别,使人生来就有贵贱之分。他更改官名、物名,造成职官制度混乱,割断前后历史联系。他改封少数民族国王为“侯”,致使边疆动荡不安。而降汉诸侯王为“公”,也使其失去朝中贵族支持。其次,他将土地收归国有,本意是抑制土地兼并,可是全国的耕地面积远远不够分配,广大的农民仍无田可耕,“王田”政策损害了豪强地主和农民的双方利益。再次,他改革币制,却由于货币重量不足、品种繁多、不易换算,扰乱了市场秩序,遭到百姓拒绝,仍暗地里以汉“五铢钱”进行交易。他推行“五均”、“六蔆”,导致官、商结合,恶意盘剥百姓,弄得怨声载道。所有的这些政令措施,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速激化了阶级矛盾,人民反抗起义的斗争此伏彼起,王莽心力交瘁,疲于应付。地皇四年(23)十月,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历时14年的新朝宣告灭亡。

对于王莽的改革,一些人认为他不全是“复古”,其中还包含有“革新”的内容。如他根据国家的财政收入发放官吏薪俸,灾年时则缩减官俸,以减轻百姓负担。他的“王田”政策是在承认一夫一妇占有百亩之田的基础上,才不允许自由买卖,完全不同于西周的井田制,而是一种土地私有与国有并存的新政策。自古以来,人们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王莽的改革失败使其背上了千古骂名。客观地说,以西汉末年的形势来衡量王莽改革,它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至少其薄赋轻徭比之刘汉的重税苛役要深得民心,不然,新莽政权也不会坚持14年之久。因此,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王莽是与王安石一样的伟大改革家。他的失败在于触动了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遭到他们反对,而改革中的用人不当,损害了农民利益,失去众人支持,再加上王莽后期的妥协退让及连年战争巨大经费的开支,引起经济崩溃,致使改革前功尽弃。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政策更是亘古未有第一人,胡适在1928年就评价他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只是因过早地在历史上出现,才成为千古悲剧英雄。

谚云: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在王莽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的登基与改革遭到历代统治者的恶意诅咒与嘲讽,但外戚篡位在中国历史上绝非他独有,隋文帝杨坚以北周外戚登上皇位,却无人说其是篡贼。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班固《汉书》中的王莽,他不是无能、狡诈、伪善和妄自尊大的愚人,而是一名极具魄力,富有卓越见识的政治家、改革家。即使从消极方面讲,他也不过是一个过于依赖儒家经典而不知变通的“迂腐”皇帝,比之秦二世、隋炀帝等暴君要好得多了。

曹操为何不当皇帝

曹操,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除去这些很普通的名字外,他还有个不普通的名字——魏武帝,或者叫做“武皇帝”。其实,曹操终其一生,鞍不离马,甲不解身,东荡西除,南征北伐,挟天子以令诸侯,费了很大气力统一中国北部,虽有皇帝之实,却无皇帝之名。汉延康元年(220)正月,曹操病死洛阳,葬于高陵(今河北临漳西南),终年66岁。当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废汉自立,在洛阳即皇帝位,改元黄初,国号曰“魏”。十一月,曹丕追尊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至此,曹操才算有了皇帝正式名称,他的这个伟大遗愿在曹丕手里完成,是名副其实的儿子创造老子。

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评价其为“抑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做皇帝,是其高明之处,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众所周知,曹操在镇压黄巾军起义中起家,建立了以“青州兵”为精锐的曹家队伍,他在占据兖州(今山东兖州市)期间,汉献帝被李傕劫持,长安城被抢掠一空。一些大臣拥献帝逃至洛阳,这里的宫室也已化为废墟,百官依壁而居,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就在汉献帝和大臣们走投无路之际,曹操做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决定,建安元年(196)九月,将献帝接到许昌,自为大将军,封武平(今河南鹿邑西北)侯。自此政归曹氏,皇帝仅守位而已。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任丞相;建安十八年五月自为魏公,加九锡;建安二十一年四月晋号为魏王,其位置在诸王之上。曹操儿子曹丕为王太子,女儿称公主,王都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设有相国、御史大夫、尚书令、侍中之类的官职,在形式上和皇帝没有太大区别。魏王在名义上仍比汉献帝要低一等,而实际上皇帝只是曹操手中的傀儡,谁也不拿他当回事了。

曹操大权在握,皇帝之位伸手可及,然而曹操操纵汉献帝24年(建安元年至延康元年),玩弄其于股掌之上,直到临死之前,也没有把小他26岁的汉献帝废掉。尽管曹操已全面完成了曹魏王朝的准备工作,可是他还是没有当上皇帝。许多人对此迷惑不解,甚至将其归为曹操的最大“奸谋”,其实这正是他的精明过人之处。因为曹操权衡利弊,他还不能当这个皇帝。为了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曹操像

曹操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很善于从全局、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出现了一批不可小瞧的实力派人物,如袁绍、袁术、吕布、张绣、孙权、刘备等,个个不甘雌伏,总想以求一逞。而自己所拥有的实力尚不足以荡平群雄,除尽异己。特别是在讨伐董卓的战斗中,曹操感到汉室还有一定号召力,像孙坚等人,“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在后来同刘备的接触中,知道此人表面上高喊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而实际上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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